馬斯洛是俺喜歡的一個心理學家，雖然他始終和俺同樣喜歡的弗洛伊德較勁。有一次，我剛剛開始接觸聖經，讀到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時候，我有點頓悟，覺得耶穌的話是我們自我實現的唯一道路。這個見解雖然不符合正統基督教神學，但當時我還是感到一陣興奮。碰巧，一個人在海淀教堂問我耶穌的事情，我就迫不及待地用馬斯洛的自我實現理論來解釋對耶穌的信仰，雖然我當時也是一知半解，初生牛犢不怕虎呀。
那人一聽我提到馬斯洛，眼睛一亮，問我是怎樣知道馬斯洛的。俺就告訴他，我讀了一本老馬寫的叫作“動機與人格”的書。他興奮地說：“那書是我翻譯的”。他就是許金聲，中國社科院某個研究所的研究員，馬斯洛心理學專家。我立馬覺得自己想找個地縫鑽進去，班門弄斧呀。俺今天又要班門弄斧一次，面對馬斯洛心理學專家，也面對凱恩斯經濟學理論專家。
這個帖子的緣起是俺寫了一篇“炸出一個世界第一富國”的帖子。有網友直接說是爛帖，也有比較專業，說根據凱恩斯經濟理論，炸掉一個大樓確實可以增加內需，連奧巴馬都是利用凱恩斯理論來拯救金融危機中的美國經濟的。
我不太懂凱恩斯經濟理論，知道的一點皮毛也是從八十年代“走向未來叢書”中的一本獲得的，有一點印象就是：在經濟危機中，私人商業活動蕭條了，失業增加了。為了增加就業，刺激經濟，政府就應該變成一個投資者，增加對公共工程的投入，人為增加商業活動。據說希特勒和羅斯福都應用了凱恩斯理論分別來解決德國和美國的大蕭條（http://blog.creaders.net/shengleiwu/）。希特勒式的廢除貨幣和強迫勞動，俺實在不敢認同。人活着不是為了工作，工作是為了活着。強迫勞動式的全民就業比失業還可怕。）
雖然俺不是經濟學專家，但一貫本着尊重常識的精神不迷信專家。俺就問一個問題：經濟活動的目的是什麼？
是為了GDP那個數字嗎？要是如此，俺有個最極端的例子來說明如何增加GDP。政府組織人口中的一半，去挖一個巨大的坑，每天都給他們發工資。這個工程肯定需要計算GDP。同時，叫另一半人口去填這個大坑，也發工資，也計算GDP。如果這個坑的工程定價是10萬億美元，一挖一填就是20萬億美元。但一挖一添之後，一切歸於白干，經濟增長了嗎？毛澤東大躍進大煉鋼鐵就是這樣增加GDP的，結果大家都是知道的了。很多人相信毛澤東時代的GDP在全世界占第七位，就是相信這種質量的ＧＤＰ。
現代人類進行經濟活動的目的是很純樸的，和原始人其實是沒有本質區別的，不是為了實現ＧＤＰ世界第一的強國夢想，而是為了滿足“勞動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浸泡在馬克思主義中多年，中國領導人竟然比我還快地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經濟發展和人類需要是直接掛鈎的，這就連接了馬斯洛心理學和凱恩斯經濟學。
馬斯洛說，人的需要是分層次的，從基本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到社交需要和受到尊重的需要，直到最高的自我實現的需要。不可否認，人需要首先“棲居”在基本的生理和安全需要，但人的需要不是“日益增長”的嗎？如果你吃飽穿暖之後，就滿足了，那不是和豬差不多了嗎？連孟子亞聖都說了，飽暖思淫慾，顯然淫慾是比飽暖更高層次的需要，是人更高的夢想。當然，最高的夢想就是自我實現，就是“成為你自己”了，嘿嘿。那些認為“人權就是生存權”的人，是把自己等同於豬了，卻天天喊着說這才叫以人為本，這錯得就太遠了，我就不多說了。
既然發展經濟的目的是滿足人們的需要，而且真正的經濟發展必然伴隨着需要層次的提升。如果我把你穿得好好的衣服扒掉，給你買一件類似的，那叫不叫經濟發展了？顯然沒有嘛，你還是停留在滿足穿這個層次上嘛，你的高層次的需要沒有得到滿足嘛。
同樣的，大洪水沖毀了許多房子，經濟學家非說這是拉動了內需，增加了建築工程、水泥、道路、電力的訂單。本來，我明明有房子住，正想將生活提高到看看電影，讀讀小說這個層次的時候，突然洪水來了，房子沒有了。我不得不花錢重建房子。我可憐不可憐？我還得等房子建好，才能恢復到我原先的水平，更別說我希望的看電影讀書了，我的錢都花在建房上面了！那些經濟學家卻喜氣洋洋地說“保八”有望了。我呸，什麼狗屁經濟學家！
這樣的經濟學家連經濟活動的目的都給忘掉了，還配做經濟學家嗎？經濟不是靠剝奪人們的需要，然後滿足人們的需要來增長的。真正的經濟發展是“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無論是高中還是大學，我的政治成績常常在不及格的邊沿掙扎，那是因為我沒有忘記常識！中國的某些學者，不僅喪失了良心，也失去了常識。
那麼是凱恩斯理論有問題嗎？我認為不是，雖然我認為凱恩斯理論只是權宜之計，不是社會的常態。一般情況下，政府的責任是公共事務的管理，主要是為了維護社會公正，而不是經濟活動中的投資者。現在，中國政府似乎把凱恩斯理論當成一個正常社會的常態，發展經濟成而不是維護公正成了政府的首要任務。把ＧＤＰ當成經濟發展的主要指標，與毛澤東把鋼鐵數量當成趕英超美的重要參數，有“異曲同工之妙”。這樣下去，中國的災難不遠了。
人家凱恩斯理論有一個基本的假設：無論個人還是政府作為經濟活動的主體，都是理性的，不會幹我假想的“挖坑填坑”這樣不滿足任何人需要的不理性經濟活動。因此，凱恩斯一定不會想到中國人會認為“炸掉一個僅１３年曾被評為優秀建築的２２層四星酒店，為了建一個２５層的五星酒店”是一種理性行為。
那麼，中國人是不理性的嗎？當然不是。為什麼不能重新裝修一下成為一個五星級酒店？這裡面牽涉成本計算的問題，一定是炸掉比裝修更合算。那些炸掉四星級酒店的人一定是理性的，經過嚴密計算他們的收益的。通過炸樓他們一定得到比他們付出的更多！雖然，俺不知道他們是怎樣獲利的，但俺相信他們是理性的投資者。能夠把一個明顯不符合常識的行為變得“合理”的制度是可怕的。
那麼怎麼解釋這局部的理性帶來的總體的不理性？似乎，俺今天是說不完了，這個題目是越來越複雜了，嘿嘿。在一個社會中不合理的事情，在另一個社會可能成為合理的事情。波士頓的房子可以用上百年，中國的酒店十幾年就炸掉了，社會制度不同使然。
如果ＧＤＰ成了官員實現“自我實現”（升官）的手段，那麼即使ＧＤＰ妨礙了老百姓的基本需要（住），那麼理性的、自私的官員也會毫不猶豫地拆掉百姓的房子。為了保住自己的房子，百姓只好“理性”地做出自焚這樣看上去不理性的舉動，因為他們沒有更好的籌碼來維護自己的利益。
我再次向大家推薦吳思寫的“潛規則”和“血酬定律”，那裡描述了官員和民眾之間利益（需要）的博弈。民主是為了什麼？不是為了國家的強大，更不是為了國家領導人講話可以大聲一點，而是為了讓不同利益的團體可以和平博弈，討價還價，達到妥協共存。和你的敵人共處的藝術，叫做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