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出差到一个北方海滨城市，下榻旅馆的一层有一个不起眼的叫做“三味书屋”的小书店，竟然售卖许多很学术气味的书籍。傍晚回到旅店前，常常顺手买一本，然后躺在床上有滋有味地读。一次，鬼使神差，我竟然卖了一本关于考古的书，书的名字今天古狗了一下叫做“神祗·坟墓·学者”。里面讲到很多考古先驱的故事，好像有一篇讲述有一个人怎样从小梦想去挖特洛伊城。为了实现梦想，他年轻时去创业，四十岁时卖了很成功的企业，余下的时光，他把钱都花在寻找特洛伊城上。

当时，我就思考一个问题：人类为什么要考古？后来，我给自己一个答案。很多文明曾经很辉煌，但却神秘地消失了。考古就是为了探索这些远逝的文明失败乃至消失的原因。就像没有一个人没有疾病一样，没有任何一个文明是完美的，总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陷。考古，就像医生一样，是为了发现文明的疾病，给现在的人们一个提醒，反思我们现代的文明是否也是有缺陷的。

文明就像一个生命体，有着一定的结构。由外围的松散组织，也有内部的核心架构。怎样研究或者理解文明的结构呢?这几天我想到了高能物理是怎样研究原子结构的。这里做个类比。

高能物理研究需要用加速器把一种粒子束加速到很高的速度，撞击另一种叫做“靶子”的粒子，然后检测撞击后的产生的“碎片”，经过复杂的计算和分析，推测出“靶子”粒子的微观结构。我其实也就知道个皮毛，因为俺也不是高能物理专业的，嘿嘿。要想知道更多，可以自己古狗。（俺很喜欢昭君对google的翻译，比谷歌好多了，呵呵）。

文明的结构也是可以从不同文明碰撞中得到一点启示的。现在就有一个离我们很近、和我们息息相关的“高能文明碰撞”的例子，那就是中国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的碰撞，被李鸿章称为“千年未遇之大变局”。（我多次篡改为“千年未遇之危局”，是我记忆出错，抱歉抱歉）。

西方文明就是那个高速运动的粒子，迎面撞上了我自巍然不动、自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靶子”。把中国称为靶子，那是因为，第一，西方主动撞击中国，而不是相反；第二，中国的文明结构被剧烈改变，而不是西方被强烈影响。说句不好听的话，中国至今对西方的影响力还是很小的，虽然嚷嚷着孔子学院。

碰撞的结果，大家都感受到了。数亿中国人现在在奋发学习洋文，数百万学子散落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至今还在为“海归”还是“海不归”瞻前顾后，斟酌思量，举棋不定，好费脑细胞呀。要是我中华文明没有遇到蛮横的西方文明，我等也不用流落海外，只需要读读四书五经，照咱们的智商不考个状元，也考个进士。再不济，也来个举人，和范进一样总可以吧，嘿嘿。

可惜，历史不讨论“如果”、“假如”、“要是”这些情况的。我们还是清醒一点看看，西方这个粒子碰撞中国这个粒子，折射出怎样的文明结构来。

在和西方的交往中，中国猛然惊醒是因为鸦片战争被打得满地找牙。我就不详述这些史实了，各位可能比我更清楚。中国的有学识的官员认识到西方这个敌人不一般，鬼子船坚炮利，比我大清的弓箭大刀强太多。因此，开始了以慈禧为领导核心的“洋务运动”。这个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手段就是大力发展国营军事工业。

我认为，中西这个最初的碰撞擦出了文明的最外层结构，那就是科学技术。这个阶段的中国人还可以继续作中华精神文明高超，西方物质文明优越之梦。日本人则不这样认为，反正中华文化也不是他们祖先的，他们不需要像我中国人这样珍惜。日本人还认为他们人种都有问题，希望通过和西人通婚来改造人种呢。日本人可是更深入地理解了西方文化。

1894年，等到甲午海战之后，中国举国震惊于被日本打败，有些容易激动的爱国人士发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管用，西方不仅仅船坚炮利，鬼子们实在是狡猾，还有“君主立宪”和“民主制度”这样的法宝。中国政治层面的变革开始了，无论是“君主立宪”还是“走向共和”都是那个时代中国敏感人群的共识。

我认为这第二个阶段的中西“粒子”碰撞，刺痛了文明结构的中层，那就是哲学。俺把政治看成是哲学的一种应用。这个阶段，中国开始变革自己的教育制度，引进西学；废除了名义上的帝王制度，采用了共和体制；经济制度上也走向市场经济，虽然有数十年的朝廷官营国有制复辟。

我们可以从张元济先生创办的商务印书馆，可以看出一点文明结构的端倪。上百年的学术著作翻译，大多都集中在哲学层面上，包括政治学、伦理学、历史学和心理学等等。中国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西方哲学层面的威力，科学救国之论也被放置一边了。目前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数人还是停留在这个文明结构上。很多人认为中国文明的前途就是要实现民主。

五四运动中，陈独秀提出中国要请“德先生”和“赛先生”，其认识就是在科学和哲学两个层次上。中国长久以来，许多革命者或者仁人志士都希望中国在文明的这两个层次结构上和西方能并驾齐驱，达到中华之崛起的目的。

然而，一个文明就只有科学和哲学两个层次吗？西方只有这两个层次需要我们中国学习吗？中国已经引进了西方的大学制度，也有了类似西方的政党政治，也有股票银行债卷，我们还缺什么呢？我在“中国足球打黑见效”一文中，问了一句“为什么一个表面上好的制度引进到中国就变味了呢？”那么，我们还缺什么呢？

现在，大家都感觉的中国社会目前的信仰缺失，道德沦丧。贪污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再出一个毛泽东或者朱元璋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吗？值得欣喜的是，有一些中国学人已经看到了西方文明的最深层的结构，那就是西方的宗教信仰。

在中国北方的那个海滨城市，我读到了另外一本书，刘小枫写的“走向十字架的真”。据说，在香港出版的书名叫“走向十字架的真理”。有个朋友笑着说，在中国大陆就不讲“理”了，嘿嘿。据我所知，刘小枫现在是中山大学的教授，他组织翻译了大量的基督教神学著作，曾一度激发出关于“文化基督徒”的争论。

从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近两百年的碰撞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脉络：中国人首先感觉到西方的科学技术，然后认识到西方的哲学思想，最后才领悟体会到西方的宗教信仰。

文明的碰撞总是从表层到内部，再到核心的深入。那么我们能不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个文明是一个三层结构的生命体，其核心是宗教信仰，外层包裹着哲学思想，最外层就是这个文明的科学技术。这就是我对于文明的三重结构的观点。

我将进一步用这个观点去审视中国文明的结构，看看我们自身文明的核心是什么，这个核心能否有力量阻挡住西方文明的冲击，也就是说我们真的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