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哪个方面来看，刘鹤都称得上经济学家。由于大器晚成，经过知青，当兵，做工人的漫长经历，他只能算是半路出家的理论家。但是，矮子里面充高子，勤学苦练，中国没有几个理论家可以和他对酒当歌。但是，半路出家的刘鹤同志任重道远，能帮助中国度过难关吗？

路透社透露中国将任命曾在哈佛进修过的经济学家刘鹤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经济和金融业。刘鹤可能被分配管理中国整体的经济政策和金融问题，接替马凯成为国务院副总理之一。此前，刘鹤在1月16日出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时，座位已从主席台下换到主席台上，坐在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右手边。更有甚者推测刘鹤将要全面掌管中国的经济政策和金融。”刘鹤“全面掌管”后可能与现任总理李克强发生冲突，也许李另有重任或者是保留总理、挂个虚职而已。

要说为什么刘老师高升？原因是最近中国派出刘鹤出席本届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以往通常是总理李克强出席。66岁的刘鹤深得习近平的信任，据说他们青梅竹马，曾经在北京101中学念书是同学。所以，他在去年10月中共十九大上被提拔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九大跃起的重要能人。

有人把近年中国经济放慢归罪于习，其实在胡锦涛执政后期就明显放缓，进入发展的拐点。原因是中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已接近饱和。习近平接任觉得事态不对，另辟蹊径，让中国经济进入转型模式。尽管差强人意，仍保持了6%以上的增速。如果和美国的2.6%相比，中国经济还是相对不错的。

中国经济关键是解决中国的债务积压问题是基础，权力稳固后将会有更多空间将去槓杆化（减少负债）提上议程。去槓杆化对地方政府来说将会是一个挑战，因为国人已经习惯于利用易得的信贷来为地方项目提供资金。此外，国有企业也同样会对这一政策感到紧张。

而一旦信贷收紧，就可能拖慢经济增长。经济学人指出，预计明年中共高层还会进一步收紧信贷。针对这一举措，当局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等方面可能会出现调整。金融政策将是未来几年的重点。遏制金融机构出现风险将会是习当局的优先工作。但政策制定者需要平衡好，防止过度收紧带来的风险。理财产品和影子银行的活动是令人关注的两大领域。

在过去5年里，李克强的国企改革和经济自由贸易区的政策让人失望。一方面是他也是一个本本主义者，一个理论家。另一方面，他实际获得的权利有限，施展不了才华。即使刘鹤接任主管经济建设。李仍可能继续主导〝中国制造2025倡议〞，该倡议旨在升级中国的工业价值链，毕竟外国公司希望李克强保持一些影响力。

刘鹤是习近平经济幕僚，出国总是同行。他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双重职务。刘鹤还是《人民日报》 援引的那位就债务风险发出警告的〝权威人士〞。刘鹤拥有自由经济的倾向，预计党代会之后，其影响力会增加。

现年66岁的刘鹤是河北昌黎人，生于北京。他在1969年文革中以知识青年身份在吉林省洮南县插队，并于1970年入伍服役直至3年后退役。1979年，刘鹤开始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二分校工业经济系，后留校任教并取得工业经济硕士学位。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刘鹤远涉重洋，到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攻读公共管理硕士学位，主修国际金融和贸易专业。刘鹤在毕业后返回中国国家计委长期规划和产业政策司继续任职。所以刘鹤是个喝过洋墨水的经济才子，是一个科班出身的政治家和经济学者。

自1987年以来，刘鹤开始从事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领域：第一，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化；第二，宏观经济理论的研究；第三，公司治理结构和产权制度的研究；第四，新经济理论和信息产业的研究；近十五年来，刘鹤发表了200篇论文，其中获得国家一等学术奖的有三篇，其中有一篇获得国务院领导的表扬。共发表专著四部，包括中国产业政策的理念和实践、中国经济高速度的增长、企业管理和质量管理、发展经济理论的大势研究。

因此，刘鹤是经济界著名的经济学家，在宏观经济、中长期发展、新经济研究和公司治理结构研究，多次代表国家政府参加国际会议，并且获得好评。

刘鹤有什么绝招可以解决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他是一个理论家还是一个实践派？

刘鹤教授大器晚成，一边学习，一边实践。应该说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出谋献策，作出了相对很大的贡献。尽管主要是理论上的，但是他的理论和实践结合紧密，加上哈佛大学的学位，似乎不是水货。也许他也有时代和个人角度的局限性，但是他积极的思考很有用处，对于通货膨胀的料理，经济危机的处理和经济停滞的办法，总是恰到好处。

我们不妨查阅刘鹤30多年来140多篇署名文章，寻找他的思想轨迹，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当前经济政策来路和去处。下面引用部分刘鹤30年学术发展轨迹的文章(内容来自于网络-ZT鸣谢)。文章篇幅较长，请大家耐心阅读。也可一目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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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货币主义在中国没有基础：

就如现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学界讨论的高频词。在上世纪80年代末，“跨越低水平陷阱”是当时经济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

1988年，36岁的刘鹤和他的同事一起发表了《我国产业政策研究的回顾和深化》，他是第二作者，这是在中国知网可以查到他最早的文章。因为上山下乡(仅仅一年)、参军(38军)和在无线电厂当工人耽搁了十年，他再次参加工作年龄已经很大了(我也差不多)。

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行了十年，农村实行承包制，城市向工厂放权搞活，财政实行包干制，这些放权让利的改革使中国经济一下活跃起来。但是，计划向市场转轨时期的深层次问题并没有解决，而宏观调控体系几乎是一片空白，再加上政策的摇摆，经济的波动性很大。

当年3月，价格闯关启动，物价开始飞涨，CPI从年初的9.4%涨到了年末的27.9%，中国经济面临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通货膨胀？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当时，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刚刚被引入国内，“一切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这句话成为当时一部分学习西方的中国经济学家的信条。

按照这样的逻辑，控制货币就可以了。后来的治理整顿期间也确实采取了这样的措施，控制信贷，猛踩刹车。但刘鹤不赞成这么简单的做法，他的认识更深刻一些。在1989年的一篇文章中，他直接指出，“货币主义的幻象在中国不存在微观基础。”

他认为，通货膨胀的表象虽然是“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产品”，但实质上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倾斜引起的结构矛盾。在不触动分配格局和经济机制的情况下，单纯地从总量入手“管住货币、砍下投资”，只能紧了供给、松了消费、紧了重点、松了一般、 紧了基础、松了加工，最终出现经济滞胀的结果。

改革开放初期，居民的收入增长很快，每年上升占GDP的3个百分点。刘鹤认为，通货膨胀除了成本推动，更多的是需求推动，也就是居民收入过快导致对各类商品的需求大增，进而导致物价上涨。

但是，旺盛的消费需求并没有带动对上游基础工业投资的增加。相反，对基础产业的投资不断下滑。1987年，基础产业的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却由1978年的42%下跌到了26.8%，电力紧缺，铁路运输能力也严重不足。

他说“近几年来，有关综合管理部门花了很多时间，仍然难以准确地统计出我国究竟引进了多少条汽车、彩电、冰箱、卷烟等高消费类生产线，为此花费了多少外汇节余。”

1991年，刘鹤在《管理世界》（双月刊）发表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化与出路——需求、生产、就业和贸易的关联分析》一文，他指出，“由于体制约束和技术约束等因素，供给体系的调整明显滞后。”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对“供给体系滞后”的分析和2014年和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十分相像。传统产业饱和，但新兴消费却供给不足，中国的供给体系滞后于需求的变化，这导致了居民旺盛的海外购物需求。一度，在海外买马桶盖成为热门话题。因此，改革要从供给体系动手，去产能，补短板，转型升级，改造中国的供给体系。

1988年末，面对通货膨胀，如果仅仅简单地实行信贷收缩，那么直接受伤的可能就是本已十分脆弱的基础产业，因为对这方面的投资会进一步收缩，基础产业的供给体系短缺会更严重。所以，刘鹤并不同意单纯地靠货币政策来解决当时的通货膨胀问题。那么，该怎么办？刘鹤提出，不是要收缩投资，而是要加大对基础产业的投资。

可是，国家没有钱，谁来投？刘鹤提出了一个方法：在人民银行相对独立的同时，将现有其他金融机构一分为二，一块转变为政策金融机构，实施国家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承担发展基础产业的职能，另一块则加快向商业银行的转化。这来源于对日本经验的学习。

在1991年刘鹤再次呼吁成立政策性银行：在目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国家财力有限，不可能完全承担发展基础产业的全部费用。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建立政策性金融机构，引导社会资金流入基础产业，并相应完善对粮、棉、油、煤炭、石油和交通运输的补贴、贴息。

这项改革建议得到落实，1994年，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大政策性银行相继成立。不过，后来国开行发展壮大，不断进入商业银行业务领域，引起其他银行的不满，并燃起了对政策性银行定位的争论，这是后话。

到了1991年刘鹤的结构性分析方法已雏形初现。他在一篇文章中总结道，“我国人均收入提高后引起的产业结构的转换现象， 从局部出发是无法理解甚至解释这些现象的，唯有结构性的分析方法能使我们从光怪陆离的现象中解脱出来，抓住主要的发展线索。”

2。 结构性政策由来：

经过1980年下半期经济学界对产业政策的研究和讨论，到1989年，共识基本形成。当年3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这是中国第一份关于产业政策的文件。

方向很清晰，就是要大力发展基础产业，跨越低水平陷阱。这份文件指出，“集中力量，首先把粮食、棉花、煤炭、电力、交通，特别是铁路运输以及市场紧俏的轻纺产品的生产建设搞上去。”

这时候，比刘鹤小四岁的杨伟民也调到了计委产业司，杨伟民也下乡插过队。到产业司之前，他是煤炭管理干部学院的一名教师。那些年，他们一起署名发表了多篇文章，研究产业政策的各种问题，推广产业政策的调控思路。现在，这样的组合搬到了中财办，因此由产业政策发展起来的“结构性政策”得到重视不稀奇。

经济史有时像是一个轮回。当时提出的口号叫“五年电八年钢，以电钢为突破口全面振兴基础产业”。电力和钢铁成为最受重视的产业，现在的“去产能”政策之下，这两个产业仍然是最受政策关注的，但方向却完全相反。

电力要发展，首先是火电，这就需要对煤、运输、发电设备、采煤设备、电力布局和资金、人力、物资进行统一规划。除火电外，水电超大型项目也在推进。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

不可否认，当时的产业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大大强化了中国的基础产业，为后来中国的制造业成长提供了基础。1988年，中国的发电量只有5451亿千瓦时，但是到了1996年就到了10794亿千瓦时，接近翻倍。钢铁项目也实现了大干快上，1990年中国的粗钢产量只有6600万吨，十年之后就接近翻番。

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年最需要重点扶持发展的产业，一直高速狂飙了二十多年。2016年，中国发电量突破6万亿千瓦时，是1988年11倍，粗钢产量8.8亿吨，是1990年的13倍。但是，在“四万亿”政策之后，本已过剩的基础行业产能过剩进一步加剧，首当其冲的是煤、钢和电。

可是，当初谁会想到现如今的局面？当产能过剩越来越严重时，2015年底，“去产能”从发改委层面上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层面，成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时隔将近三十年，针对基础产业的供给侧调节再次启动，当时是增产能，现在是去产能。

对产能过剩的现实，业界有基本的共识，但对于去产能的手法，却产生的激烈的争论。

2016年5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开局首季问大势——权威人士谈当前中国经济》一文毫不回避这一问题。提问直入主题——有舆论质疑“去产能”是“一刀切”“搞摊派”“计划经济老一套”。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行政手段是否必要？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当怎么摆？

权威人士的回答以反问句式答道，“比如，减少对“僵尸企业”的补贴，不靠行政命令、单靠市场行吗？”权威人士指出，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更多地减少行政干预，让市场机制更多地发挥好决定性作用。但是靠什么手段能做到这一点？“解铃还须系铃人”，减少行政干预离不开政府自我革命。

2016年底，张维迎炮轰产业政策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可他是否知晓，中国的产业政策这段发展历史？

在1989年颁布上述文件后，中国的产业政策也在不断调整。当时为了支持基础产业发展，采取了不少扭曲市场公平竞争的做法，如产业间实行差别利率、差别税率、行政性的价格调整等等。

刘鹤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反思了当时的产业政策，“这部产业政策的颁布，对紧缩阶段的产业结构调整起到一定导向作用，也确定了国家产业政策在计划机制中的核心地位。但是，这部产业政策也存在明显的缺陷：缺乏预见性和层次性，忽视区域差别，对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不够。”

1999年，刘鹤在一篇文章中指出， “从总体上看，产业政策要为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建立正常的市场秩序，鼓励研究开发，支持国际企业化从整体上增强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而服务。”

2000年，他在《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的四个方面》一文中进一步总结了自己对中国宏观政策的看法，“回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20年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事实，经济增长的动源总是起源于结构性的失衡状态，而增长的实现或消失又总是取决于结构性矛盾的缓解或加剧扭曲。因此，结构性政策可以视为中国经济增长核心的政策。”

不过，此时他的职位发生了变动，从1998年开始，他开始担任国家信息中心的副主任，这使得他对刚刚兴起的互联网经济有新的认识。他到信息中心仅三个月，ibm 、NEC、富士通、道•琼斯、路透社等多家大公司都来和信息中心洽谈合作。这使他意识到美国的信息产业十分火热，当时美国的互联网科技泡沫正在兴起。

那些年他发表文章对信息产业摇旗呐喊。2000年，他就提出了，“网络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基础结构，就像水、空气、高速公路一样与大家共存。”他大力鼓吹“新经济”，认为“目前发生的网络经济现象，是一次新的产业革命， 它不仅仅是一个产业部门的发展现象，其影响是全局性、全方位、战略性和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

但是，当时很多人并不知道互联网经济到底是什么。他批评一些人的麻木不仁，“最危险的是对新事物麻木不仁和熟视无睹的态度。令人担忧的是，尽管新的网络经济席卷而至，我们内部相当多的官员及政治、经济、科技精英却置若罔闻，陷入传统的线性发展阶段论，认为一个人均80美元的国家只能重视劳动密集产业，只能先工业化后信息化，不具备参与新经济竞争的基础和实力 。”但是，这样的状况很多年都没有改变。随着美国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以及他工作岗位的变动，他关于信息产业的文章也逐渐减少。

3。风云际会：

有意思的是：每十年中国的宏观经济就会面临新的问题。1980年代末的主要问题是通货膨胀。但到了1990年代末期，主要问题已经由通货膨胀变成了通货紧缩。94年，中国的物价上涨水平曾经高达24.1%，到96年下降到了8.3%，97年只有0.8%，1998年和1999年连续出现了负增长。经济增速和物价水平一路下行，如何走出通缩成为当时最迫切的问题。

1998年是经济形势异常诡异。刘鹤在1999年的一篇文章中反思道，最初中央并没有意识到亚洲金融危机对经济影响有那么严重，1998年初，国务院发布了一个新的产业政策，凡是符合产业导向目录的产品、技术都可以享受进口减免关税的待遇。这时候中央仍在鼓励进口，并没有担心出口问题。

但是，让他们意外的是，“十几天后基本没人到国家计委跑项目，或者说当时政策的判断和市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市场的感觉是经济不景气，但是政策设计者感觉经济还是呈现高速增长的势头。所以，第一个政策判断并不准确。”

对经济形势有了清晰认识之后，继续放松货币政策应是不二选项。但是对于是否应继续降息，经济学家有分歧。一派认为实际利率过高，应该降。一派认为，在1996至1997年已三次降息之后，中国实际上已经出现流动性陷阱，降息没用。前一派占了上风。

1998年，央行分别在3月、7月和12月再度三次降息。但市场的反映却并不那么热烈，三次降息的当天，上证综指三次均下跌。1997年全年，上证综指下跌了94.65点。

经济学界意识到，货币政策的效应似乎没那么明显，市场的回应也不积极。朱熔基老板提出的目标是保住8%的增速。货币政策不足，财政政策加码。1998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了预算调整方案，决定增发1000亿元国债，同时配套增加1000亿银行贷款，全部用于基础设施专项建设资金。通过一系列的积极政策，1998年度过了难关，虽然没有保住8%，但达到了7.8%。

除了短期问题，当年对于中国长期增长前景，经济学界出现了较大的分歧。刘鹤坚持中国经济会有光明的前景，他批评了中国难以突破“20年高速增长的物理极限”的悲观论调，认为中国在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三个方面存在潜力，将会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提供机会。

正是这些争论和讨论，使他意识到，经济学者之间对经济形势应进行严肃的讨论和交流。于是，他做了一件对中国经济学界至今仍有巨大影响的事，成立了中国经济50人论坛。他曾经讲述过成立的过程：1998年6月，我和樊纲在木樨地一家小快餐店讨论了这个想法，我们之间有强烈的共鸣，决定发起50人论坛的组织工作。这个平台聚集了几乎所有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至今仍对中国经济决策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1998年那场围绕中国经济长期走势的争论中，刘鹤的判断是对的。在加入WTO之后，中国逐渐走出了通缩，开启了新的高速增长期。2003年，他进入中财办工作后，除了在公开论坛的讲话，他发表的学术文章大幅减少，更多的文章是解读中央政策。

但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他再度活跃起来。在网络上，刘鹤流传最广的一篇文章是《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这篇文章实际上是2010年他带领团队做的一个课题，2012年发表在《比较》杂志，2014年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

2007年中国经济欣欣向荣，乐观情绪膨胀。刘鹤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2007年10月之前，中国经济繁荣，股市和楼市兴旺， 经济实力迅速增强，有人乐观地估计，这个势头至少将持续20年之长。但是，全球的结构性失衡和矛盾已经积累多年，如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国内消费占比过低等问题越来越突出。

2008年的宏观形势与1998年何其相似，年初和年末的政策几乎都是相反的。2008年初，CPI从7.1%迅速攀升到8.7%，年初的政策还在试图控制经济过热，但到了9月份美国雷曼兄弟破产，中国开始真正感受到危机的冲击，中国政府迅速调整政策。“立刻将宏观调控的基调由2008年初的防止经济过热和防止通货膨胀、年中的保增长和控物价调整为全力保增长，并且着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9年初，刘鹤在一次高层发展论坛上对前一年的政策转向进行了这样的分析。

应对巨大的外部危机，中国政府推出了4万亿的刺激计划，这一计划带来的正负面影响至今仍让中国的经济学界争论不休。作为中财办的副主任，他在四万亿政策的推出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至今仍难以了解。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在金融危机即将横扫世界的2008年，刘鹤在美国和哈佛大学的一组专家会面，商讨应对之策。这被解读为他向中国高层介绍金融危机的深度。此后，“4万亿”刺激计划出台。

2012年初，他再次谈到了中国应对危机的做法，“在应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当全球 经济处于自由落体状态的时候，我们中央政府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直接干预，取得了很大成绩，也确实还有一些问题。”2014年初，中央提出了对经济形势处于“三期叠加”的判断，其中包括“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4。刘鹤的时代来临：

2011年，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上，刘鹤提交了论坛委托研究的课题报告《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和扩大国内市场》，报告的第三部分为：改革的总体规划、顶层设计和重点内容。距离十八大还有一年多的时间，“顶层设计”成为了当时的热词。他的时代即将到来。

2012年末，十八大结束后，重要人物的首次地方考察选在深圳，刘鹤是考察团中的一员。2013年3月，他正式接任中财办主任一职，从副职到扶正，经历整整十年。2013年5月，中国国家领导人对来访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多尼隆说，“这是刘鹤，他对我非常重要。”这让刘鹤名声大振。在十八大以前，经济学界就呼吁重启改革议程。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承担了新一轮改革再出发的历史重任，市场对此热烈期盼。

当年会议召开前夕，媒体广泛报道了一份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领衔的其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交改革方案总报告全文，“三位一体改革思路、八个重点改革领域、三个关联性改革组合”，这被称为“383”方案，该课题由李伟和刘鹤担纲。

经济很快进入了四万亿刺激政策之后的低潮期，企业效益也不断下滑。到15年，形势越来越严峻。此时此刻，刘鹤开始在沿海多个省份考察，唱响中国经济前景光明论，并寻找药方。2015年，刘鹤分别到上海、广东和浙江调研。除了大力呼吁保护产权、激发企业家精神、大力推进市场取向改革之外，在广东调研期间，他还提出了“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产能过剩”。当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宏观政策的核心。

从2015年年中开始，由刘鹤操刀的权威人士曾三次在官方媒体发表谈话，表达对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看法，引导市场预期，指出改革方向。最后一次的权威人士发言出现在2016年5月，提出了“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的判断，并且指出“高杠杆必然带来高风险，控制不好就会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

除了顶层设计之外，作为发改委副主任刘鹤也亲自部署国企混改。2016年9月，刘鹤主持召开专题会，研究部署国企混改革试点。后来联通发布混改方案，引起市场震惊。

1978年，当26岁的刘鹤参加高考时，中国刚刚启动改革开放。2008年，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30年前我们以惊喜的心情迈进大学，赶上了时代的末班车。那时，他赶上的这趟末班车，而今他成了影响列车行进方向的人。

时代正在发生激烈的变化。在2008年的那次讲话中，他说，“我们正处在实践变化快于理论形成的大变革阶段，出乎意料和不知所措的局面不断出现，这使得很多理论无法经受住历史检验。”他指出，“有三件事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回避的责任”：

—强化社会共识和推动改革开放。未来推进改革需要新的社会共识，既有来自左和右两个方面的挑战，也出现了自满的“天国”情绪，最多的电视剧是古老帝国的繁荣，但推动改革和这些自满浮躁情绪格格不入，需要建立真实的危机感和自我批判精神，进入思想解放的精神状态，推动形成新的改革共识。

—总结历史经验和推动理论创新。再认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应该扮演的角色和重新定义公共产品，再认识价格机制的重要作用，再认识在全球化条件下战略性产业政策的功能，再认识外部环境变化和内部发展模式调整之间的互动关系，再认识保护产权、完善激励机制等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因素的重要作用。

—思考深化改革的导航图。顺利实现转型的核心问题是，调整储蓄和消费的失衡状况以及人力资本和知识的有效积累。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从而加快转变发展方式，需要有一张明确的改革导航图。

刘鹤与习近平的渊源可以追述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刘鹤，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发改委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邀研究员。1952年1月25日生，北京市人。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美国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研究生毕业。长期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业综合局、政策研究室、长期规划室工作，参与历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的制定工作，主持制定若干国家产业政策。1998年任国家信息中心主任。2001年任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分管电子政务和国际合作工作。2003年3月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分管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工作。参与总书记在每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起草工作。

国家计委长期工作期间，刘鹤同志主持制定了11部国家产业政策，其中5部由国务院正式对外颁布。 参与了“八五”计划、“九五”计划和“十五”计划，曾经是国家计委“十五”计划领导小组成员，国家信息化专项规划领导小组成员。曾任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信息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理事长，是国家信息行业的老兵，老兵自有老兵的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