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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石正麗在爆發疫情初期時，曾經擔心出自她的實驗室。不過，很快就排除了這種懷疑。十多年一萬五千多隻蝙蝠身上取得的上千個冠狀病毒樣本比對檢測。病人樣本中沒有一個與她們團隊從蝙蝠洞取樣的病毒基因序列相匹配。目前為止與 SARS-Cov-2 最接近的親戚是RaTG13 的病毒(取名於分離日期2013蝙蝠)。食蟻獸穿山甲可以感染類似的病毒人類細胞無法培養。儘管與新冠病毒相同部分達到96%，但是有一千多個位子不一樣，別說石正麗目前人類不可能設計這種獨特的變化，也沒有技術實力去做。武漢所的石正莉實際上不是遺傳學家，不會做分子克隆，BARIC五年前的文章她就提供了質粒。她基本任務就是穿山越嶺，收集蝙蝠標本，剩下的就是測序。

問題在於，如果不讓美國人來查，他們永遠也不會相信中國。其實掩蓋子在美國也屢見不鮮，NIH現在只有福奇可以發言，其他人不僅不能隨便說話，也不能自由的做新冠的研究。

我再介紹一個著名的流行病和遺傳病毒專家，杜蘭大學的羅伯特加里博士，他和其他病毒學家一年來一直證明 SARS-CoV-2 自然起源於動物，不太可能在實驗室中設計。他還說：“關於實驗室泄漏是冠狀病毒大流行的來源的理論聽起來像是漫畫書中的東西”。該病毒帶有自然界所有雜亂無章的特徵，並且沒有實驗室操作會留下的指紋。還有一個非常討厭泄漏論的病毒學大卡，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文森特·拉卡內羅(Vincent Racaniello)，和他過去的學生薩斯喀徹溫大學的病毒學家安吉拉·拉斯穆森（Angela Rasmussen）一起在上個星期病毒每周討論中把陰謀論摔了一頓。不過，拉斯穆森在鬥爭中損失慘重，被神經科學家罵街為胖子。可惜曲高和寡，在席捲全世界的謠言中反擊，真正的科學在群體輿論面前是螳臂擋車，勢單力薄。不過他們立場更加堅定，決心和陰謀派夾在一起的傻瓜政客決一死戰。

加里嘲笑道：“反對實驗室泄漏的證據很多”。“這個故事的福克斯新聞版本是有人把 RaTG13 和穿山甲病毒混合在一起，然後在實驗室里混合在一起，不知何故實現了四到五年的進化”。“這是一種非常神奇的思維場景。這可能會發生在漫威漫畫書中，但不會發生在現實生活中。” “這就是電影或某種驚悚片或漫畫書的方式，”加里去年參與撰寫了3月在NAT MED發表的一封信，該研究表明病毒自然產生。

即使人造病毒有可能，要讓那麼多的人一起來撒謊，必須膽大包天，罪大惡極，沒有人敢幹，幾乎就是天方夜譚，不可想象。

下面咱們再抄陳飯，利用一些網絡謠言評判是否有什麼乾貨，以至於老拜登要重啟溯源調查。

上周前美國CDC主任羅伯特·雷德菲爾德博士贊同病毒最有可能是從中國實驗室泄漏—也許是偶然的。不過，雷德菲爾德沒有提供任何證據來支持他的斷言，雖然他加入了美國參議員湯姆·科頓和前國務卿邁克·蓬佩奧等非專家的行列，去年他和前同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福奇博士和其他一些專家一樣不同意傳染病起源於實驗室。

WHO三月份發布報告稱，實驗室泄漏理論是其調查人員考慮的四種情況中可能性最小的一種。最有可能的是：病毒從其自然宿主（可能是蝙蝠）傳播到另一種動物，然後再傳播到人。但美國政府批評該報告不完整，進一步支持了雷德菲爾德的理論。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也坦承，實驗室評估不夠廣泛。譚德塞說：“儘管該團隊已經得出結論，實驗室泄漏是最不可能的假設，但這需要進一步調查，可能需要額外的專家參與，我已準備好部署這些任務。”

我們生活在紊亂的世界裡，政客可以決定科學，解釋科學。政客科學家也是御用科學家，可以隨風轉舵，包括NIH的福奇最近也為了保護自己而改口必須調查起源。只要百分之一，百分之0。0001的機率存在，陰謀論決不會止息。

雷德菲爾德說：“實驗室中的大多數人培養病毒時，試圖幫助它生長得越來越好，這樣我們就可以進行實驗並弄清楚它。那就是我把它放在一起的方式”。

不過，主流認識仍然不會改變，但是他們聲音現在危如累卵，微弱不堪。

加州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傳染病研究員克里斯蒂安安德森與加里和其他專家一起說：“SARS-CoV-2 不太可能是通過實驗室操縱相關的 SARS-CoV 樣冠狀病毒”。冠狀病毒刺突蛋白的受體結合域——這是將病毒附着在人類細胞上的結構——“並不理想”。如果人為設計，它本來可以設計得更好。他們寫道：“這是強有力的證據，表明 SARS-CoV-2 不是有意操縱的產物。”

他們還尋找證據表明一種稱為反向遺傳學的過程已被用於改變現有病毒，使其看起來更像Covid-19 的病毒。但他們“無可辯駁地”發現這並沒有完成成功，他們的病毒不自然，也不太毒辣。“有很多病毒特徵看起來非常自然，”加里說。 “它只是凌亂得看起來很自然。”

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喬爾·韋特海姆 (Joel Wertheim) 說：“這種病毒的基因組沒有任何東西不會在自然界中產生，沒有人表現出與實驗室傳代或自然界中不可能找到的遺傳物質相互作用一致的選擇性模式。” 韋特海姆最近研究表明，該病毒在導致 2019 年 12 月武漢流行病之前，不可能傳播超過一兩個月。他們的研究發現該病毒並不是特別適合引起大流行，儘管它已經進化成更容易在人類中傳播的變種。“從那時起，我們已經看到幾乎全世界都出現了過多的適應性突變，”韋特海姆說。

專家和世衛組織的調查都發現，現實生活中可能發生的事情是 2002 年至 2004 年發生的第一次 SARS——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為食用而被屠宰的野生動物攜帶了一種病毒，這種病毒的進化方式也可以感染人類。“你有動物被帶到這些市場，”加里說。“或者它可能是一個人把它帶到市場上。這就是 SARS 1 的發生方式，毫無疑問，SARS 2有可能是如何發生的，不過現在我們並不知道更多。”

喬治城大學全球健康科學與安全中心的安吉拉·拉斯穆森對此表示贊同。許多實驗室泄漏理論來自於對所謂的功能獲得性研究有一點了解的人——正如雷德菲爾德所說，對病毒所做的工作使它們生長得更好——或者使它們更具傳染性或更多有毒。拉斯穆森 1 月份在《自然醫學》雜誌上文章裡面寫道：“功能獲得性研究也受到嚴格審查和政府監督，正是因為安全地進行它所涉及的高風險；因此，對難以獲得的冠狀病毒進行功能獲得性研究的可能性極小（例如蝙蝠 SARS 樣冠狀病毒），因為現在的管理十分嚴格呀。”

此外，流感、SARS、引起普通感冒的冠狀病毒和中東呼吸綜合徵或 MERS 等病毒的出現，均表明大自然的天斧神工的厲害，這些病毒似乎是從蝙蝠病毒進化來感染果子狸，但是可以偶爾(通過巧合事件)傳染到人。

“不幸的是，這並沒有平息那些經常相互矛盾、有時甚至是徹頭徹尾荒謬的陰謀論，這些陰謀論傳播速度比病毒本身還快：SARS-CoV-2 是實驗室事故的結果，或者是故意設計的，這被隱藏起來以隱藏驚人的無能或者涉及比爾.蓋茨、中國共產黨和 5G 無線網絡基礎設施的複雜國際陰謀，其最終目標是開創一個有利於某個獨裁政權的新世界秩序，”拉斯穆森寫道。

謠言到現在沒有真正證據，“為證實這些理論而提出的證據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精心挑選的證據，從撤回的預印本到關於模糊實驗室安全信息的秘密外交電報，再到過度解讀的衛星和手機數據，所有這些都完全不能證明 SARS-CoV-2 的起源.”

FDA前局長的話也是自相矛盾：病毒源自實驗室十分常見 溯源已沒大意義。

再說，武漢地區有好幾個生物實驗室。例如，武漢市疾控中心就有一個病原生物檢驗所的P2實驗室，離華南海鮮市場只有1華里。武漢市疾控中心田俊華的80後醫生抓獲過一萬多隻蝙蝠做樣本。一次操作時被潑到蝙蝠尿液和糞便。

2003年薩斯疫情爆發，專家們只用了5個月就找到了直接傳染源果子狸。而這次新冠疫情過去一年半了，卻還未找到直接傳染源的動物，必須是實驗室泄漏的。再加上中國政府拒絕外國專家深入調查，銷毀數據，是欲蓋彌彰。因為相對比SARS1慢了許多，尋找中間宿主上仍然一無所獲。既然人類感染病毒越來越不像是經由中間宿主的動物傳染的，那麼就只剩下實驗室泄漏這種方式了。

儘管最近美國的《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分別發表長文，再次讓陰謀論登上歷史舞台，這些報道不負責任，因為他們並沒有披露任何證據。

人們再一次淪為謠言的傳播者，謠言的犧牲品，可惜現在這個社會。不怕政客扭曲科學，因為政客不一定能讓人相信。讓人相信謠言的必須是科學家，即使是不學無術，不懂裝懂的外行科學家，亦可迷惑人。

謠言不一定可怕，還有報紙不可信，人們也不一定信。但是在“科學”主流雜誌登載文章，普通人就會相信。如果在紐約的大街小巷都貼上大標語，人們就更容易相信。我真的不懂，床鋪那麼反共，那麼不惜一切造謠，都沒有讓人主流媒體在新冠問題如此下三爛，讓心懷叵測的科學家發表邪惡的建議，儘管假惺惺中並沒一棍子打死，說肯定是實驗室泄漏。但是他們說只要有可能，就必須查個水落石出。

於是就產生了最新的一輪陰謀論，泄漏學說，似乎證據確鑿，鐵板丁丁。但是細看以後仍然是謊言一片，因為沒有實錘證據，言之無物，言之無信，不能使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