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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石正丽在爆发疫情初期时，曾经担心出自她的实验室。不过，很快就排除了这种怀疑。十多年一万五千多只蝙蝠身上取得的上千个冠状病毒样本比对检测。病人样本中没有一个与她们团队从蝙蝠洞取样的病毒基因序列相匹配。目前为止与 SARS-Cov-2 最接近的亲戚是RaTG13 的病毒(取名于分离日期2013蝙蝠)。食蚁兽穿山甲可以感染类似的病毒人类细胞无法培养。尽管与新冠病毒相同部分达到96%，但是有一千多个位子不一样，别说石正丽目前人类不可能设计这种独特的变化，也没有技术实力去做。武汉所的石正莉实际上不是遗传学家，不会做分子克隆，BARIC五年前的文章她就提供了质粒。她基本任务就是穿山越岭，收集蝙蝠标本，剩下的就是测序。 问题在于，如果不让美国人来查，他们永远也不会相信中国。其实掩盖子在美国也屡见不鲜，NIH现在只有福奇可以发言，其他人不仅不能随便说话，也不能自由的做新冠的研究。 我再介绍一个著名的流行病和遗传病毒专家，杜兰大学的罗伯特加里博士，他和其他病毒学家一年来一直证明 SARS-CoV-2 自然起源于动物，不太可能在实验室中设计。他还说：“关于实验室泄漏是冠状病毒大流行的来源的理论听起来像是漫画书中的东西”。该病毒带有自然界所有杂乱无章的特征，并且没有实验室操作会留下的指纹。还有一个非常讨厌泄漏论的病毒学大卡，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文森特·拉卡内罗(Vincent Racaniello)，和他过去的学生萨斯喀彻温大学的病毒学家安吉拉·拉斯穆森（Angela Rasmussen）一起在上个星期病毒每周讨论中把阴谋论摔了一顿。不过，拉斯穆森在斗争中损失惨重，被神经科学家骂街为胖子。可惜曲高和寡，在席卷全世界的谣言中反击，真正的科学在群体舆论面前是螳臂挡车，势单力薄。不过他们立场更加坚定，决心和阴谋派夹在一起的傻瓜政客决一死战。 加里嘲笑道：“反对实验室泄漏的证据很多”。“这个故事的福克斯新闻版本是有人把 RaTG13 和穿山甲病毒混合在一起，然后在实验室里混合在一起，不知何故实现了四到五年的进化”。“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思维场景。这可能会发生在漫威漫画书中，但不会发生在现实生活中。” “这就是电影或某种惊悚片或漫画书的方式，”加里去年参与撰写了3月在NAT MED发表的一封信，该研究表明病毒自然产生。 即使人造病毒有可能，要让那么多的人一起来撒谎，必须胆大包天，罪大恶极，没有人敢干，几乎就是天方夜谭，不可想象。 下面咱们再抄陈饭，利用一些网络谣言评判是否有什么干货，以至于老拜登要重启溯源调查。 上周前美国CDC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博士赞同病毒最有可能是从中国实验室泄漏—也许是偶然的。不过，雷德菲尔德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支持他的断言，虽然他加入了美国参议员汤姆·科顿和前国务卿迈克·蓬佩奥等非专家的行列，去年他和前同事、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博士和其他一些专家一样不同意传染病起源于实验室。 WHO三月份发布报告称，实验室泄漏理论是其调查人员考虑的四种情况中可能性最小的一种。最有可能的是：病毒从其自然宿主（可能是蝙蝠）传播到另一种动物，然后再传播到人。但美国政府批评该报告不完整，进一步支持了雷德菲尔德的理论。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也坦承，实验室评估不够广泛。谭德塞说：“尽管该团队已经得出结论，实验室泄漏是最不可能的假设，但这需要进一步调查，可能需要额外的专家参与，我已准备好部署这些任务。” 我们生活在紊乱的世界里，政客可以决定科学，解释科学。政客科学家也是御用科学家，可以随风转舵，包括NIH的福奇最近也为了保护自己而改口必须调查起源。只要百分之一，百分之0。0001的机率存在，阴谋论决不会止息。 雷德菲尔德说：“实验室中的大多数人培养病毒时，试图帮助它生长得越来越好，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行实验并弄清楚它。那就是我把它放在一起的方式”。 不过，主流认识仍然不会改变，但是他们声音现在危如累卵，微弱不堪。 加州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传染病研究员克里斯蒂安安德森与加里和其他专家一起说：“SARS-CoV-2 不太可能是通过实验室操纵相关的 SARS-CoV 样冠状病毒”。冠状病毒刺突蛋白的受体结合域——这是将病毒附着在人类细胞上的结构——“并不理想”。如果人为设计，它本来可以设计得更好。他们写道：“这是强有力的证据，表明 SARS-CoV-2 不是有意操纵的产物。” 他们还寻找证据表明一种称为反向遗传学的过程已被用于改变现有病毒，使其看起来更像Covid-19 的病毒。但他们“无可辩驳地”发现这并没有完成成功，他们的病毒不自然，也不太毒辣。“有很多病毒特征看起来非常自然，”加里说。 “它只是凌乱得看起来很自然。”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乔尔·韦特海姆 (Joel Wertheim) 说：“这种病毒的基因组没有任何东西不会在自然界中产生，没有人表现出与实验室传代或自然界中不可能找到的遗传物质相互作用一致的选择性模式。” 韦特海姆最近研究表明，该病毒在导致 2019 年 12 月武汉流行病之前，不可能传播超过一两个月。他们的研究发现该病毒并不是特别适合引起大流行，尽管它已经进化成更容易在人类中传播的变种。“从那时起，我们已经看到几乎全世界都出现了过多的适应性突变，”韦特海姆说。 专家和世卫组织的调查都发现，现实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情是 2002 年至 2004 年发生的第一次 SARS——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为食用而被屠宰的野生动物携带了一种病毒，这种病毒的进化方式也可以感染人类。“你有动物被带到这些市场，”加里说。“或者它可能是一个人把它带到市场上。这就是 SARS 1 的发生方式，毫无疑问，SARS 2有可能是如何发生的，不过现在我们并不知道更多。” 乔治城大学全球健康科学与安全中心的安吉拉·拉斯穆森对此表示赞同。许多实验室泄漏理论来自于对所谓的功能获得性研究有一点了解的人——正如雷德菲尔德所说，对病毒所做的工作使它们生长得更好——或者使它们更具传染性或更多有毒。拉斯穆森 1 月份在《自然医学》杂志上文章里面写道：“功能获得性研究也受到严格审查和政府监督，正是因为安全地进行它所涉及的高风险；因此，对难以获得的冠状病毒进行功能获得性研究的可能性极小（例如蝙蝠 SARS 样冠状病毒），因为现在的管理十分严格呀。” 此外，流感、SARS、引起普通感冒的冠状病毒和中东呼吸综合征或 MERS 等病毒的出现，均表明大自然的天斧神工的厉害，这些病毒似乎是从蝙蝠病毒进化来感染果子狸，但是可以偶尔(通过巧合事件)传染到人。 “不幸的是，这并没有平息那些经常相互矛盾、有时甚至是彻头彻尾荒谬的阴谋论，这些阴谋论传播速度比病毒本身还快：SARS-CoV-2 是实验室事故的结果，或者是故意设计的，这被隐藏起来以隐藏惊人的无能或者涉及比尔.盖茨、中国共产党和 5G 无线网络基础设施的复杂国际阴谋，其最终目标是开创一个有利于某个独裁政权的新世界秩序，”拉斯穆森写道。 谣言到现在没有真正证据，“为证实这些理论而提出的证据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精心挑选的证据，从撤回的预印本到关于模糊实验室安全信息的秘密外交电报，再到过度解读的卫星和手机数据，所有这些都完全不能证明 SARS-CoV-2 的起源.” FDA前局长的话也是自相矛盾：病毒源自实验室十分常见 溯源已没大意义。 再说，武汉地区有好几个生物实验室。例如，武汉市疾控中心就有一个病原生物检验所的P2实验室，离华南海鲜市场只有1华里。武汉市疾控中心田俊华的80后医生抓获过一万多只蝙蝠做样本。一次操作时被泼到蝙蝠尿液和粪便。 2003年萨斯疫情爆发，专家们只用了5个月就找到了直接传染源果子狸。而这次新冠疫情过去一年半了，却还未找到直接传染源的动物，必须是实验室泄漏的。再加上中国政府拒绝外国专家深入调查，销毁数据，是欲盖弥彰。因为相对比SARS1慢了许多，寻找中间宿主上仍然一无所获。既然人类感染病毒越来越不像是经由中间宿主的动物传染的，那么就只剩下实验室泄漏这种方式了。 尽管最近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分别发表长文，再次让阴谋论登上历史舞台，这些报道不负责任，因为他们并没有披露任何证据。 人们再一次沦为谣言的传播者，谣言的牺牲品，可惜现在这个社会。不怕政客扭曲科学，因为政客不一定能让人相信。让人相信谣言的必须是科学家，即使是不学无术，不懂装懂的外行科学家，亦可迷惑人。 谣言不一定可怕，还有报纸不可信，人们也不一定信。但是在“科学”主流杂志登载文章，普通人就会相信。如果在纽约的大街小巷都贴上大标语，人们就更容易相信。我真的不懂，床铺那么反共，那么不惜一切造谣，都没有让人主流媒体在新冠问题如此下三烂，让心怀叵测的科学家发表邪恶的建议，尽管假惺惺中并没一棍子打死，说肯定是实验室泄漏。但是他们说只要有可能，就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于是就产生了最新的一轮阴谋论，泄漏学说，似乎证据确凿，铁板丁丁。但是细看以后仍然是谎言一片，因为没有实锤证据，言之无物，言之无信，不能使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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