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10-29
從唐詩到宋詞，從昭陵六駿到清明上河圖，都是中國傳統文化所能達到的高峰；而這些成就背後，也有秦漢以來帝國制度長期積累的影響。
唐太宗曾將平生征伐所乘六馬，即颯露紫、拳毛騧、白蹄烏、特勒驃、青騅、什伐赤，刻石置於昭陵北闕，以旌武功
先說唐朝，騎兵在唐初為唐朝平定天下起到了不可小覷的作用。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於此。唐太宗時期，唐廷逐步發展官營牧馬制度。貞觀十五年（641年），張萬歲任太僕少卿，主管群牧，此後長期負責馬政，推動了唐代監牧制度的發展。唐代馬政逐漸形成以太僕寺為核心、牧監負責具體管理的體系，隴右則成為重要的官營牧馬區域。唐王朝又對養馬給予許多優惠條件。到了開元初期，官馬一度恢復到二十四萬匹，開元十三年增至四十三萬匹。這些軍馬為唐王朝的軍事擴張提供了重要支撐，也奠定了唐代馬政的基本格局。開元天寶年間，即便唐朝處在國富兵強，萬國來朝的盛世之中，對外用兵也從沒有停止，尤其是在西域及漠北地區與吐蕃、大食和第二突厥汗國之間頻繁爭鬥，戰馬仍供不應求。於是，唐廷與邊疆地區發展絹馬貿易。例如在安史之亂期間，唐右武衛郎將楊預從黠戛斯徵調了大批戰馬作為軍用物資，為平定安史之亂貢獻頗多，故而受到唐肅宗的嘉獎。另外，
以至於到了唐懿宗咸通年間，政府特意規定進士不許乘馬，只許騎驢，時有詩曰：
今年詔下盡騎驢，紫軸緋氈滿九衢。 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
然而，儘管唐代進士一度被規定只能騎驢，成為一件雅事。但在唐代墓葬中，三彩馬俑卻遠比驢俑常見。所以國博這件藍釉陶驢，才成為頗為難得的一件，登堂入室，物以稀為貴，成為國之重器了。
藍釉陶驢
唐（公元618年-907年）
高23.5厘米，長26.5厘米
1956年陝西西安小土門出土
到了北宋，最適宜馬匹生長的天然牧場西北和北方的草原地區都不在疆域之內，政府只能依靠和遼、西夏的貿易以及西南藩族的進貢來獲取良馬。可是皇帝們談起養馬之道，似乎比誰都頭頭是道：朝廷官牧不如從邊關買馬，而從邊關買馬又不如百姓自己養馬。問題是，這幾條路，宋朝都嘗試過。
《群書會元》中的《馬政》備述北宋馬政之不堪
太平興國四年（979年），宋太宗取得汾、晉、燕、薊之馬四萬二千餘匹，分置諸州牧養，又設置牧龍坊，以便繁育。後來，宋廷一方面從邊境購買蕃馬，另一方面經營官營牧監，還曾推行民戶養馬、由官府收購的辦法。到了熙寧年間，隨着官營牧監的廢置與民間養馬政策的調整，宋朝的馬政又進入了新的階段。然而，制度可以反覆調整，優良戰馬卻不是一道詔書就能變出來的。再加上遼國等北方政權對部分邊境羊馬貿易的戒備，宋朝獲取北方優良馬匹的渠道時常受到制約。這倒有幾分像今天某些國家限制對華出口高端芯片等戰略物資：貿易不僅是生意，也是政治與軍事博弈的一部分，宋朝的先天不足，始終面臨良馬難求的困境。
《遼史·卷六十·志第二十九·食貨志下》 禁朔州路羊馬入宋 以及遼國與金國戰敗的歷史教訓
《金史》志第三十一《食貨五》：
北宋馬少，對馬的需求卻非常大。國家騎兵要用馬，官員富戶同樣愛騎馬。本來有錢人家買馬養馬是尋常事，但在北宋卻成了天大的事情。因為害怕私人買馬出價太高導致政府買不到足夠數量的戰馬，宋太宗鄭重下詔：嚴禁富人和官員私自買馬。可是，中國的經濟，歷來就是一管就死，一放就活。往往就是在死活之間，已經太晚，無濟於事了。宋太宗也很快發現，禁止私人買馬，並不等於國家就能買到更多的馬。原來的禁令，反而使邊境賣馬者獲利減少，民間買馬者不敢交易，連馬匹在運輸途中死亡的情況都增加了。太平興國八年，朝廷不得不調整政策，允許民間購買官府淘汰的劣馬。這倒是一個頗有意思的制度困境：國家越是擔心民間買馬影響官府採購，就越想控制馬匹的交易；而管制越嚴，邊境貿易和民間養馬的積極性反而可能越低。宋朝缺少優良戰馬固然有地理與外交方面的原因，但皇權專制的馬政本身，也未必沒有值得檢討之處。
宋代的馬匹供應問題，與文人日常出行之間究竟有多大關係，並不能一概而論。不過，在當時的詩文與繪畫中，騎驢確實是文人生活中頗為醒目的一個意象。從曹丕等人為王粲送葬時學驢鳴的典故，到詩聖杜甫在長安騎驢，文人雅士喜驢愛驢，也算是傳承有序，一脈相承。王辟之的《澠水燕談錄》第七卷《歌詠書畫》，就記錄了一件文人趣事：
在古代，騎驢常與文人、詩人形象相關聯，有將軍騎馬，詩人騎驢之說，驢比馬價格低廉，符合文人消費層級，其緩慢、低調的特性也與文人悠閒、落拓或苦吟的境遇相契合。北宋歷代帝王在文化藝術上的深厚造詣，為那個時代注入了濃郁的文人氣度。但這種文人趣味投射到現實生活里，往往伴隨着某種妥協的黑色幽默。在《清明上河圖》中，街市上圉圉前行的多是驢子和騾子，盛唐壁畫中那些豐腴矯健的駿馬卻難覓蹤影。這並非因為宋人對毛驢有什麼文化崇拜，而是由於丟失了北方天然馬場，優質馬匹成了極為緊缺的軍用物資。在這種現實困境下，性價比極高的毛驢成為了民間運輸和代步的無奈之選。正是這種戰略層面的缺馬之痛，反而陰差陽錯地在漫長的歲月里，被皇室與士大夫階層薰陶、內化成了宋代獨有的、略帶自嘲與清高的騎驢文化基因。就連退休在金陵養老的宰相王安石，也只能騎驢見客了。蘇東坡曾在詩中寫道：
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 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
因此，唐宋之間騎馬與騎驢的差異，恐怕不能簡單歸結為宋太祖的杯酒釋兵權。北方牧馬地的得失、邊境貿易的限制、朝廷對馬匹資源的管控，以及唐宋之間社會風尚與藝術表現的變化，都值得考慮。尤其有意思的是，宋太宗擔心民間買馬影響官府採購，禁止百姓私買馬匹，後來卻不得不調整政策。宋朝究竟是養不起馬，還是管得太多，反而影響了馬匹的供應？從昭陵六駿到《清明上河圖》，唐人騎馬，宋人騎驢，背後的歷史原因和王朝興衰，尤其值得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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