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7月15日 第12期 总第五十三期 2008年9月13日 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 —————————————————————————————————— 本期目录 文革遗产研究 顾 土 罪名与文革——文革思想遗产断想之六 史林一叶 杨大庆 张平化的9.24报告与抓“黑鬼”运动 忆旧思亲 黄光祖 为了不忘却的纪念——忆难友朱时贤 管 宁 哭继光——对一个老实人的怀念 蓦然回首 王广宇 从编《思想界动态》到参加“四清”复查 王炼利 我们为什么会助纣为虐——我的自白和反思 风云人物 沙 林 一个河南人眼中的万里 文革文物 陈晓文 重庆北碚东阳镇815公墓遗址调察 简讯 韦 陀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研讨会在京召开 编读往来 1．北京六中老三届读者来信 2．戴为伟来信 3．陈静来信并推荐刘东博文 —————————————————————————————————— 【文革遗产研究】 罪名与文革 ——文革思想遗产断想之六 顾 土 中国历次政治运动，其实都是依靠五花八门的罪名发动起来，又通过大大小小的罪名不断延续的。在中国政治运动史中，罪名之多、罪名之繁、罪名之奇、罗织手段之丰富，可谓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文革中的罪名，数量、花样、创新、奇特、严酷诸方面，更是登峰造极，空前绝后。中国的罪名可以编一部大词典，其中，百多年来创造的罪名占据多一半，而在这多一半里，文革中的罪名数量、花样与使用频率又最高。 一场政治运动的发动，其原因就是怀疑、预设或是蓄意渲染一种威胁的存在，威胁的主体即所谓的敌人。认定这部分人为敌人，当然必须先要设定罪名，有了罪名就可将敌人打倒批臭，直至肉体消灭。 罪名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对现象，即行为和言论的划归，比如资本主义复辟、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反党；另一种是对具体人的认定，如三反分子、走资派、叛徒、特务。事实上，这两种罪名在整个文革中往往混合使用，难分彼此，对某个人，既可以安上“主义”之罪，也通常要具体定为某种“分子”。后一类，当运动发展到极为残酷的时刻，就显得特别盛行，达到了泛滥的程度，因为此时最需要用具体罪名将“运动对象”置于死地。 因为有了一堆的罪名，才得以发动文革，而文革又创造了更多的罪名，可谓罪名成就了文革，文革又孕育了罪名。罪名是文革的合理依据，文革也是罪名的合理载体，相辅相成，互为推进。当文革发动者和既得利益者自己也因文革而被扣上各种罪名时，文革即寿终正寝了。研究文革史，可以专门写一部罪名史，从罪名的设立到演变，可以基本看清文革的大致轮廓。 一、历史的延续 文革中的多数罪名在中共历史中已存在很多年，经历了各类运动的不断运用，在整肃异己的实践中，屡试不爽。左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唯心主义、投降主义、分裂主义、反共分子、反革命分子、变节分子、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反动派、托派、特务、叛徒、工贼、内奸、地主、富农等等，尽管这些罪名不是文革的新发明，甚至有些还不是中共的发明，但在文革中依旧是使用最频繁也是命中率最高的罪名，一旦归入这些罪名之下，就失去了做人的任何权利。由于常年的批判和斗争，这些罪名早已臭不可闻，在人们的心目中，只要与此沾边，无须考虑，就形成了一种“该人应该打倒，他人应该划清界限”的思维定势。 文革前的17年，各种政治运动持续不断，每个运动至少都有一至数项罪名盛行，这些罪名，来源不一，各有起因，有些被文革继承发扬。 1950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一个反革命的罪名足以囊括当时的所有敌人，判决最重，死刑也最多。这一罪名既来自历史，又不断延伸，文革时达到顶峰，无所不在，有历史反革命，也有现行反革命，还可以在其他各类罪名前面冠以反革命，如反革命修正主义、反革命经济主义、反革命阴谋集团、反革命两面派，甚至在“一打三反”中还出现了反革命杀人犯、反革命强奸犯等罪名。 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和1953年的新三反运动中，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与违法乱纪，是当时的罪名，有人被处以极刑。由于这些罪名缺乏意识形态的浓重色彩，在阶级斗争日益残酷的岁月里，逐渐显得无足轻重。尤其是官僚主义，虽然是文革前多次政治运动的打击对象，但在文革中却从来不算是一项罪名，最多只是批评别人时的一种说辞。至于五反斗争中所设定的那些罪名，“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与阶级斗争相比，更不值一提了。 1954年，全国兴起了批判胡适的运动，唯心主义是一大罪名，这一罪名一直发展到文革，成为文革中一顶满天飞的帽子。 1954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召开，酿成了所谓高饶反党联盟一案。反党联盟这一罪名后来被反党集团所取代，或许因为集团比联盟更具贬低意义，所以联盟这一说法在文革中未曾出现。 1955年，胡风等人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于是，“胡风分子”与反革命划了等号，但“胡风分子”的指向过于明确，文革中反倒很少利用。 1957年的资产阶级右派和1959年的右倾机会主义是当时的重大罪名，其中右派的影响尤为深远，与地富反坏并列，文革中仍然沿用，另外还加上了一个“漏网右派”，也是文革中的罪名之一。 “四清”运动之前，各类政治运动构置的罪名相对比较单一，反右运动反的就是右派分子，反右倾斗争反的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即使三反和五反，罪名也不外那几项。而自“四清”运动始，政治运动的罪名变得芜杂起来，并且还不时变化，前后不一，而这也正是文革的罪名特征。1963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确定，在农村普遍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设定的罪名是贪污、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分散主义、官僚主义，基本没有脱离五十年代的运动框架，但随着9月“阶级斗争为纲”成为指导方针后，罪名就不断升级、演变。1964年底，“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这两大新罪名出台，官僚主义因此上升为“吸工人血”的反动阶级，很快，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大毒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等等罪名，铺天盖地，终于与1966年之后的罪名相衔接，融为一体。四清运动，仅从罪名看，也足以视为文革的前奏。 文革中对领导干部最惯用的罪名，也是最重的罪名，就是反党集团，这一罪名文革前已经盛行，不但中共中央有彭德怀一类的反党集团，而且在各系统、各部委、各省市也有大大小小的反党集团被锻炼成狱。文革最初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的“阴谋反党集团”，之后最大的就是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但值得注意的是，刘少奇从未被说成是反党集团，而林彪等人与“四人帮”在1976年以后又都被称为反革命集团。 修正主义最初指的是国外，包括南斯拉夫、苏联、东欧各国的执政党和领袖，还有法共、意共、日共等等，苏联在很长时间被称为苏修，与美帝一样，成了铁定敌人。在毛泽东的话语里，修正主义是个十分严重的罪名。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他将修正主义与右倾机会主义视为一体，说成为“一种资产阶级思潮，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从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起，修正主义的罪名开始转向国内。在全会上，毛泽东认为，在中国，人民群众也有同修正主义的矛盾。“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修正主义。”1963年，中国的修正主义罪名日益具体化，毛泽东说在城市搞五反，在农村搞“四清”，就是挖修正主义的根子。到了文革前夕，由于毛泽东反修防修思想的迅速传播，在全国造成了修正主义的严重危机感，而“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的一再提醒，也使修正主义变为最现实的危险，经反复宣传，修正主义终于成了最为严重的罪名，而且实际指向越来越明确。中共历史上的所谓两条路线斗争，其反面的路线也已经由过去的左右倾机会主义逐渐改称为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的罪名，在文革时期，基本是泛用，“三家村”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四家店”的彭罗陆杨，都被称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当“五一六通知”出来后，修正主义成了文革的主要目标，文革所要打倒的一切敌人也都成了修正主义分子，所要批判的路线，也都成了修正主义路线。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自然就是中国修正主义的头子，他代表的也就是修正主义路线。1971年，毛泽东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罪名开始指向林彪等人。1975年和1976年，在“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修正主义的罪名又成了邓小平的专属。 二、现实的需要 文革中还独创了很多罪名。十年文革，每年都有新的罪名产生，而组成文革的各类大中小运动也都各自发明了不少罪名。还有一些罪名，尽管不起源于文革，但在文革中又赋予了新的含义，扩充了新的内容。 1966年3月，毛泽东指责北京市委和中宣部，称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中宣部是“阎王殿”，吴晗、翦伯赞是学阀，彭真是“大党阀”，不久，《三家村札记》受到批判。从此，独立王国、阎王殿、学阀、党阀、三家村黑店成为一种罪名，泛滥一时。 1966年5月7日 ，毛泽东发出著名的“五七指示”，其中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一旧有罪名因而再次盛行于全国的学校和研究机构。 5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一年后公开发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等等一批罪名风行全国。 5月25日 ，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7人贴出受到毛泽东热捧而轰动全国的大字报；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陈伯达亲笔修改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6月2日 ，《人民日报》全文刊载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配发评论员文章；6月1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随即，黑帮、黑线、牛鬼蛇神、资本主义复辟等成为普及全国的罪名，各地相继揪出了大量的“牛鬼蛇神”，还产生了专门关押“牛鬼蛇神”的“牛棚”。 8月1日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推出了资产阶级司令部、形“左”实右等重大罪名。8月8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其中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简称走资派，成为贯穿文革始终的标志性罪名。 红卫兵运动兴起后，势若燎原，当时最常用的保皇派、封资修、黑五类、黑爪牙、三反分子、狗崽子、黑帮子弟、地富子女、封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等罪名风靡全国。红卫兵发起破“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这一罪名的滥用下，抄家、破坏之风刮遍各地。 1966年10月2日 出版的《红旗》杂志13期社论中又出现了一项新罪名，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简称“资反路线”；10月6日，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10万人参加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凡是想要打倒的人，或想批判的言论、观点，在这一时期都被划入了资反路线，有的叫执行，有的则称坚持或推行。 1966年底至1967年初，在短时期内还出现过一个新罪名：联动。联动的全称是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其组织者是北大附中、清华附中、八一学校等十几所中学红卫兵的负责人，这些十六七岁的中共高级干部的子弟在1966年底发布联动成立宣言，很快就联合了北京上百所中学的红卫兵，也包括外地的学生，他们成群结队，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高呼口号，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因内容抵触中央文革，曾被镇压，有130多人遭拘捕。“联动分子”一时间也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 1967年2月中旬，在中南海怀仁堂发生了关于文革问题的激烈争论，事后被定为“二月逆流”，多次举行批判会、誓师大会和示威游行，反击“二月逆流”。尽管这次争论后来被过分夸大，水分不少，但确实酿成了一批罪名，除“二月逆流”外，还有“保护一小撮走资派”、“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刘邓黑司令部的复辟鸣锣开道”、“为王明、张国焘翻案”、“黑干将”等。 叛徒，不是中共的发明，但作为罪名在中共历史上长盛不衰，在文革中更是达到极致，从中央到地方，从机关、学校到厂矿、军队，大量“叛徒”相继被揪了出来，或是投进监狱，或是被监督改造。株连亲友必不可免。1967年初，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的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由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开始，全国掀起了抓叛徒的风潮，各类叛徒集团层出不穷，连周恩来都因历史上的“伍豪启事”而险些被打成叛徒。1967年，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其中说，要“把隐藏在党内的叛徒、特务、自首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统统清除出去”，最终，在1968年10月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安上了叛徒的罪名，成了中共历史上最大的“叛徒”。刘少奇的罪名同时还有“内奸、工贼”，因刘案而受殃及的人高达2万8千多。 文革前期的5年，曾进行了一系列的运动，或者不是运动胜似运动，有“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教育革命”等等，一浪接着一浪，其中使用比较多的罪名有唯生产力论、物质刺激、白专道路、封资修大毒草、洋奴哲学、崇洋媚外、复辟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反军乱军、里通外国、人性论、地主、富农、资本家、叛徒、特务、托派、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等等。1970年初，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等文件，在全国展开了“一打三反”运动，短短10个月就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近200万人，而其中被杀的大量政治犯的罪名是“恶攻”。对于平民来说，这是最重的罪名，即“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包括攻击“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及其他“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人）。尽管罪名的具体事实往往并不“恶毒”，只不过表示了一点不满，或是用错一个词或无意间损坏了领袖像罢了。 在1968年前，也就是在“全国山河一片红”、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因为造反组织派系林立，政治舞台上的当红人物如走马灯一般，什么都是变幻莫测，起伏不定，所以，各类罪名繁多，五花八门，来源复杂，有上面钦定的，但也有很多是民间自创的，各地方当局创新的，某个组织发明的，历史遗留的。但在1969年，尤其是中共九大以后，罪名的设置权基本归一，无不根据自上而下的指示。 中共九大前后，在全国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运动，所以，“五一六分子”在5年内成为遍布中国的一项罪名。凡是在这5年内想要打倒、清除的人物，无论上下，都被划归在“五一六”的罪名之下。“五一六”原本代表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是文革纲领的象征，却诡异地被定为反对文革的罪名。1967年9月8日 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毛泽东在其中加了一段话，称“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从此，“五一六”变为一种类似现行反革命的重罪，每个时段的内涵、标准和对象均不相同，极其随便。1968年，中共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吴法宪等人是成员，订立的标准是矛头“三指向”，即把攻击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这一时期的“五一六分子”，或是各个派系互相指责的工具，或是单位当权人物打压异己的武器。1970年以后，“五一六”在各地基本上成为造反派特别是较激进的造反派的代名词。“五一六”的后台或操纵者也随着运动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中共中央《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中将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统统说成是“五一六”的操纵者。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之后，“五一六”操纵者又改为身为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组长的陈伯达；而林彪身亡后，操纵者的罪名又落在了他和吴法宪等人的身上。 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陈伯达等人成为批判对象，在随后的批陈整风中，唯心论的先验论、假马克思主义、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野心家、阴谋家、唯生产力论是罪名。1971年9月，林彪、叶群等人身亡，一大批人因而身陷囹圄。随后，中国大地掀起了批林整风、批林批孔等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其间还夹杂着评法批儒、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反潮流、抓大事等各类运动以及从不间断的大批判狂潮。篡党夺权、抢班夺权、反革命武装政变、小舰队、形而上学、复辟资本主义、反党集团、极左思潮、形左实右、无政府主义、修正主义、经验主义、封建奴隶制、孔孟之道、卖国主义、崇洋媚外、右倾回潮、反攻倒算、复辟、招魂，是这些大小运动和批判浪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罪名。 1975年到1976年，即“四人帮”被捕之前，只有大型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包括“四五”事件时的罪名非常明确，有：正在走的走资派、右倾翻案风的急先锋、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资产阶级民主派、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中国的纳吉、反革命暴乱、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等。其他一些罪名，因权力核心的矛盾尚未公开，所以言辞似有所指，却不明说，只有明眼人心中有数。例如让全世界莫名其妙、令全国不知其所以然的“评《水浒》”运动，罪名就叫“投降派”。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逮捕，此后展开的“揭批‘四人帮’”运动，直至“四人帮”和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被审判，所使用的罪名基本延续了文革，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篡党夺权、路线斗争、阶级敌人、唯心主义、反军乱军、修正主义、帮派体系，最终又将他们定为“反革命集团”。继以前的“五类分子”、“九种人”之后，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罪名“三种人”。由此也可以说，这一运动尽管其目的是想结束文革，但其思维方式、操作手段和话语，依然没有脱离文革和阶级斗争的历史窠臼，几乎一脉相承。在文革后的许多年里，文革和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一直延续。华国锋时代，还有反革命分子的罪名，以至一些不满华国锋的人因而入狱，甚至还有人因“恶攻”罪被杀害。以后的岁月，尽管罪名日益减少，但仍旧有各种所谓“分子”作为监视、审查直至逮捕的对象。 说文革的罪名，不能不提对外。对外所使用的罪名基本承继了文革前，只是显得更为激烈，更加严重。常用的有帝修反，帝主要指美国，修主要指苏联，其中的反，全称是各国反动派，美国和苏联以外那些被批判的国家都属于此列。当时对外的罪名还有“反共反华”、“反华大合唱”、“反华小丑”、“走狗”等。 三、罪名的特征 在法治的社会，没有思想罪，也不可能因言获罪，任何罪名都有法律的详尽规定，无法逾越；在没有法治而有法制的社会，有思想罪，也有言论罪，但罪名设有具体的规范，只是在法制之上还另有人的威权，这种威权可以左右法制。在既无法治也无法制的岁月，思想可以有罪、言论更可以获罪，所有的罪名都没有任何依据和规定，一切以威权为准。文革是一个法治法制皆无的时代，各类罪名无规无矩，思想罪、言论罪畅行天下，同时，又是威权至上。 笼统、空洞、模棱两可、概念不确切、外延极广、描绘艺术化，是文革罪名的基本特征，几乎没有一项罪名具有确切的表述和界定，而且越是夸张，越是丑化，就越叫座。 反党（反对一个政党）本来不应成为罪名，但却是文革的重要罪名，承继了历史，又有所发展。党，当然特指共产党（没听说过反对某民主党派会被称为反党的），但这党的具体含义是指中共领袖个人，还是指党的决议，或是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从来没有一种确定的说法。如果说党指的是全党，那反党更无从反起。文革前的高、饶和彭德怀的所谓反党，无论心里是否同意，但多数中央委员跟着一起批判却是事实，起码从表面上还可以表明他们的“反党”是与中央委员会不一致。可是文革初多数中共八大中央委员都被划入了反党之列，以致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与会者里中央委员不足半数，这样的反党已经无法说明所反的党究竟是什么了。 反革命是一个老罪名，甚至后来被铁定为反革命的国民党也曾以反革命当作一种罪名对付异己。自从中国有了革命与反革命这样的词语，从来都没有任何确定的含义，文革也不例外，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两大罪名同时盛行，可是发展到最后，革命就是自我标榜的口号，反革命则成了打倒对方的武器。尤其是“四人帮”也成为“反革命集团”更令人不可思议。称他们是极端革命还能说通，而说他们反革命则难以解释。反革命这一罪名含混的关键在于革命是否就是一种必须肯定的行动。固有的难道都不好，新立的是否都对？或者新的就一定能够超越旧的？或许还不如旧的？当革命对社会带来的破坏造成灾难时，革命是不是也应该被否定？依据当代词典的释义，革命是“被压迫阶级用暴力夺取政权，摧毁旧的腐朽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进步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的发展”。可是，如此解释更无法说明“四人帮”和林彪、陈伯达等人是反革命。反动也是个老罪名，与反革命相似，根据词典的说法，反动就是反对革命、反对进步，但什么是革命、进步，却是言人人殊。文革时，文革被称为革命和进步，而文革结束，拥护文革、靠文革起家的却又成了反革命、反动。 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篡党夺权、里通外国、走资派等罪名，同样都是含混不清，为什么刘少奇、林彪、陈伯达等人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这个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谁也说不明白。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主义，吹捧一个人时，就说他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灵活运用”，批判一个人时则可以说他是歪曲、篡改、修正了马克思主义，但“发展”与“修正”之间的区别谁也分不清楚。中共的大多数干部根本不知资本主义为何物，称他们走封建主义、专制主义、小农经济的道路还能自圆其说，可说他们想复辟资本主义，就根本讲不通了。 随意性极强，是文革罪名的一大特征。逃跑主义、分散主义、经济主义，好像是个事情就可以安个主义，一安主义便能置对方于死地。今天说这个是修正主义，明天说那个是唯心主义；今天说攻击林彪的是反革命，明天跟随林彪的又成了反革命；今天称赞一个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明天这个人则变为一贯反共的假马克思主义骗子；今天此人最红最革命，明天他又是阴谋夺权。所有的罪名都是随便一说，为什么使用这样的罪名，既无原因，也无理由。这种随意性还体现在艺术式的夸张形容上，因为文革的当权人物大多是些文艺家和文艺爱好者，艺术夸张不能不成为他们的嗜好，如大毒草、黑五类、政治扒手、游鱼、小爬虫、变色龙、阴谋家、两面派、开历史倒车、还乡团等。这些毫无规范的语言，作为罪名，尤其是决定人的命运的罪名，在文革中大行其道，泛滥全国。而里通外国这一罪名，已经随便到足以让所有与外国沾边的人全部获罪，因为留过学的、出过国的、在外国有亲友的、和外国人通婚的、与外国人有交往的，都算里通外国。 罪名构置的登峰造极，从任何方面，都让文革罪名成为历史之最。莫须有、腹诽心谤、文字狱、大不敬、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这些中国罪名史上体现滥杀和专制的语词和行为，在文革中都达到了破记录的程度。嫌疑，是文革罪名最常用的说法，谁都可能落在被怀疑之列，与莫须有异曲同工。为陆定一定罪时以中央名义下发的文件就有“重大内奸嫌疑”的罪名，“特嫌”这一罪名更是遍布全国各地，因嫌疑获罪直至入狱的人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私心一闪念”、“动机不纯”、“心怀不满”，是腹诽心谤的文革表述；盛行于文革中的“恶攻”罪名，则是大不敬的时代翻版。文字狱早在文革前就已经畅行全国，各种政治运动都是文字狱的经典之作，到了文革，更是文字狱的集大成。从吴晗的《海瑞罢官》到《三家村札记》，再到《三上桃峰》、《园丁之歌》，都是全国性的大文字狱，而各地各单位的中小文字狱则不计其数。整个文革，所有大小运动采用的方式，基本也是宁可错整一万绝不漏过一个，导致冤假错案遍及各个角落，打破了中国历史的最高记录，超过了历朝历代的总和。 文革期间，罪名罗织达到了极致，可谓集古今手段于一身，“欲加其罪何患无辞”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最革命的王力、关锋、戚本禹、“四人帮”、因造反而出名的群众组织领袖，都难逃一劫，更别说其他人了。一个人，即使不是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还有一个“阶级异己分子”在兜底；即使你属于无产阶级，而且历史清白得不能再清白，一个“坏分子”或“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罪名照样可以安在你头上，任谁都有可能被如此宽泛无边的罪名所罩住。“复杂”、“问题”在文革中也成为一种候补“罪名”，实在查不出来，就说是“历史复杂”、“社会关系复杂”，至少也是“有问题”，至于是什么问题，过后再说。1974年底开始的“批‘黑画’”，其捏造罪名的手法，冠绝古今。画个猫头鹰，就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不满的“睁一眼闭一眼”；画三个老虎就是“企图为林彪翻案”；画了三个柿子、一棵白菜，就是“自称三世清白，为反动家庭翻案”；画了伏在石头上的鸡，就是“攻击社会主义危机四伏”；画了一座五孔桥和七个人，就是“污蔑五七干校”。 文革中的罪名，不仅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还带有天然性。有人因历史获罪，有人因现在的行为获罪，还有很多人天生就有罪。“出身不好”让无数家庭沦为贱民阶层，处处受到歧视，见人矮三分，入伍、入党、入团、升迁、工作、上学，几乎人生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低人一等，在乡村还可能被管制起来，接受监督改造。“海外关系”曾经是笼罩全国的罪名，只要有亲属在海外，无论远近亲疏多寡，一概视为污点，影响终身。这种天然有罪的观念在文革中深入人心，人和家庭分三六九等的不平等观念事实上无所不在，其意识甚至远远超过了奴隶制、封建制、种姓制、法西斯制的社会。在人生各种场合填写的各类表格，出身、成分、政治面貌、有无海外关系、参加过何种反动党团等等栏目，正是一个时代处心积虑罗织罪名的证明。“讲出身，但不唯出身，重在个人表现”，这一文革期间组织考验成员的著名话语，恰恰是血统论、贱民论的坦白。 不是罪名的罪名，在文革中也发挥到顶点。摘帽右派、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给出路，这些称呼和说法看似不是罪名，貌似宽宏大度，实际仍是一种罪名，依旧左右人生，并且在实际操作中有时显得更为阴险。 文革里的罪名，看似无规无矩，毫无界定，肆意安装，其实，所有罪名都有一个最终标准、最后界定，这就是最高威权。林彪事件之后，开始是批极左，一个最高指示，马上就改做批“极右实质”，连“四人帮”之名，实际都源自最高威权。他说谁是修正主义谁自然就是修正主义，他定谁是反马克思主义谁当然就是反马克思主义，他指责谁是唯心主义谁必定就是唯心主义。凡是反对他的人在文革中又都被安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罪名，可见，他就是党、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化身。最高威权，正是文革中所有罪名的源头和准绳。 一场文革下来，除了最高威权外，只要有点权力、有点文化、有点思想、有点作为的人，只要家庭有点财产、有点背景、有点历史积累的人，甚至什么都没有的人，或早或晚，或多或少，包括周恩来在内，都曾背负过罪名，人人被笼罩在罪名的阴影之下，满怀着原罪意识，动辄获咎，概莫能外。这样的恐惧感使文革的任何举动都失去了阻力与制衡，斗争的板斧得以肆意斫杀，而最高威权，也因此享受了最终的胜利果实。 —————————————————————————————————— 【史林一叶】 张平化的9.24报告与抓“黑鬼”运动 杨大庆 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1966年9月24日 在地、州、市及省直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上的报告（史称9.24报告），是湖南文革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直接掀起了湖南全省的抓“黑鬼”运动，进而导致了湖南激进的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的诞生。现就其来龙去脉简述如下。 1966年6月中下旬，湖南省委韶山会议后，张平化调中宣部任常务副部长，所遗第一书记职务由书记处书记王延春代理。此时的湖南和全国一样，正沿着刘、邓“50多天”的轨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大小“五界”（指“五一六通知”里提到的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人人自危，不知灾难何时降临到自己头上；而省委则和历次政治运动一样，自信满满地掌控着主动权和领导权。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毛泽东从“西方那个山洞”回到北京后，局势陡变，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湖南原本看似平静的局面也风波突起：长沙一中谢若冰、黄杏英等七位高中生因受省市委工作队的打压秘密赶赴北京告状，暴风雨前的乌云开始在一中聚集，学生围绕着对工作队的态度形成拥护与反对两派，情绪日益对立，事态并向其他各中学扩散；8月13日 ，拥护工作组一派中的一中、五中由高干子弟为首组成“红色政权保卫军”，而其对立面则组成了“造反有理队”；8月14日，十二中的胡宜民等五人在市中心贴出《打倒‘三相信’》（“三相信”指当时湖南流行的口号“相信省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组”）的大字报，将校园内的纷争传播至市民群众之中。在北京不断传来消息的刺激下，省会长沙的大中院校酝酿着更大的骚动与不安。8月17日 ，以一中王虹霞（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之女）、五中李政（省军区副司令员李洪茂之子）为首，长沙地区第一个全市性红卫兵组织——保卫省市委、拥护工作组的红色政权保卫军成立；8月18日，在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上，谢若冰代表外地赴京学生发言并获毛的签名。消息传到长沙后，准备效仿北京红卫兵杀向社会的学生亢奋异常，急欲一试身手。 8月19日 ，湖南大学土木系部分学生到长沙市委机关大院张贴标语（有论者说是为工作组事找市委麻烦，恐不确；因湖大工作组系湖南省委所派，湖大作为部属高校是长沙市委的平级单位，运动不归其领导），如临大敌的市委急调大批工人赤卫队（与日后以汽车电器厂学毛著标兵刘孝安为司令的保守派赤卫队不同，此赤卫队成员为各基层党支部圈定的党团员、根正苗红者、靠拢组织的积极分子，由保卫部门具体领导，负责厂内的安全保卫工作和监视本单位的地、富、反、坏、右言行，在随之而来的抄家高潮中表现突出。）到机关维持秩序，市委书记孔安民则身着解放军服（依例市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出面讲话，意在弹压；由此引起冲突，推搡中有学生轻伤。怒不可遏的大学生冲上街头游行问罪，各中学造反有理队群起声援。 是日，湖大过湘江造反的并非大闹市委的一支人马。下午4时许，市委大院鏖战方酣之时，湖大一辆应邀前往八中宣传造反而遭围攻的宣传车，在该校同观点学生的护送下启程返回，行至不远处的湘春路小学门前，被闻讯赶来的工人赤卫队和红色政权保卫军拦住，双方展开辩论，各不相让，交通为之阻绝。此时，一位红色政权保卫军成员高声通报了湖大学生冲击市委的消息，在场的赤卫队、红色政权保卫军情绪激愤，有人动手撕下宣传车上的横幅和扯下喇叭电线，造成宣传车哑声。但湖大学生毫不退让，亦有市民为其端茶送水，表示支持。双方的对恃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2时，一位赤卫队员爬上路边一电线杆挂上大喇叭，从中传出了隐匿于现场某处的市委书记的声音：“我是孔安民……”在孔的劝说下，赤卫队、红色政权保卫军和围观市民方才散去，湖大宣传车得以脱身。 形势骤变之下，为传达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召开的湖南省委二届十三次全会于次日草草收场，省委委员、地市县委书记们怀揣着迷惑与不安离开了长沙。 但若说省委就此乱了方寸倒也未必。也许是高估了自己的威信与掌控局面的能力和群众的“觉悟”，也许是为了按1957年的经验引蛇出洞，也许是为了按自己的意图“澄清”事实以引导舆论、争得主动，省委当晚即决定在8月20日 于河（湘江）东的省体育场、河西的湖南大学同设会场，由“8.19事件”的当事双方各抒己见、展开辩论。 是日辩论中表现突出的有两位，一是湖大政治部主任王晓，一是红色政权保卫军主要负责人、一中学生王虹霞。前者身为领导干部居然采取与省委相反的立场、袒护学生，当时出乎不少人的意料；后者作为共产党员、延春书记的女儿，高调维护省市委、指责湖大学生、攻击与8.19事件并无直接关系的谢若冰、黄杏英等，以致声嘶力竭。 辩论会以平局收场，省委的意图显然未能实现。会后的长沙乱成一锅粥，工厂、机关都如学校一般分成了两派。拥护省委者固然不乏其人，支持湖大、前往声援或学习取经者亦如过江之鲫（湖大则好茶好饭招待，热情异常）。闯下大祸的长沙市委更是不得片刻安宁，惊恐万状的孔安民只好在市委副书记兼长沙县委书记赵阳城的陪同下跑到农村（春华山）去避难。支持造反的市水利机电局局长王俊杰闻讯后却带领一批造反派尾随而至，要请孔书记回长沙参加运动、接受教育。事后随同孔出逃的市委警卫处干部梁俊杰向王俊杰等讲述了事件经过，水利机电局向治铨、省水电勘探设计院王建武、省文化干部学校邓守宇据此共同写出文笔生动传神的《奔命记》，对开铅印，四处张贴，令长沙市委颜面尽失。 8月21日 ，北京归来的谢若冰等高调亮相，在省体育馆召开大会，向全市中学造反派介绍首都文革的大好形势，鼓动造反；各校造反有理队开始靠拢，并于8月29日成立以谢若冰、胡宜民、黄杏英为首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长沙造反有理军”（后改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沙造反有理军）。 8月23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农兵要支持革命学生》，长沙被作为挑动工人斗学生的反面典型点名。社论于当日早上6∶30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中播出后，长沙城一片沸腾，造反派认为自己的斗争取得了胜利，欢呼雀跃奔走相告；保守派则十分沮丧，不理解为什么“右派翻天”会得到中央的肯定。无奈之下湖南省委只得撤销孔安民等人的职务，改组长沙市委，调常德地委书记孙云英任长沙市委书记。消息传出，造反派连日上街游行，庆祝欢呼。 8月26日 晚，游行群众在湖南宾馆内缠住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副省长章伯森，随即又冲入相邻的省委大院，省委多数负责人狼狈万端地逃离省委机关。 眼见湖南省委已无法控制局势，中央决定张平化重回湖南任省委第一书记，并责成省委认真接受批评，加强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他工作的领导。张平化于8月30日 飞回长沙，次日即往湖大演讲并小住数日。声称一是请罪认错，二是造反，并称“湖大空气与众不同”。 可是，张平化回湘后的姿态和对造反学生的让步措施并未平息事态，反而使造反派坚信自己的“大方向正确”，从而激起更高涨的造反热情。 9月6日 ，以市曲艺团刘定安为首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东方红总部”成立，不少造反工人随即加入，成为全国最早的跨行业群众组织之一；9月9日 、11日，长沙市造反派两次在省体育场召开“炮打司令部”大会，市委书记孙云英出席，著名的“炮打九级司令部”的口号也于此时发出，学生和部分机关干部、工人继续上街游行，而且规模越来越大。 显然，在中宣部担任了两个多月常务副部长，刚从毛主席身边、从文化大革命中心回来、被部分干部群众视为体现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意图的张平化，其实并不懂得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应该如何进行，特别是不知道应该打倒何人又应该依靠何人。但是，湖南的老人都知道，张平化有一看家本领叫“不带头”，即每临大事均先打探左邻右舍的态度，特别是注意王任重的动向，故湖南省委私下里被戏称为湖北省委的“分省委”。此时遇到难处，自然想到已进中央文革、入值军机的王任重和当时似深得毛泽东信任的老上级陶铸。9月初，进退失据的张平化派华国锋进京找陶、王二人，名为汇报、实为摸底。华返湘后误传中央有组织反击的意向（王碧峰《中共湖南简史（1921—2000），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版》）。张闻之即来了精神，他沿袭过去，特别是反右和社教的经验，决定对“向党进攻的阶级敌人进行反击”。9月15日 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领导“必须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要坚守岗位，坚持党的正确领导；要挺起腰杆，挑起担子，把各项工作做好。”湘潭市委副书记、湘潭电机厂党委书记程貞茂闻风而动，抓出支持造反的“大黑鬼”、厂党委宣传部长兰云飞。数日之内，电机厂的做法就上升为“经验”。9月20日，省直机关举行干部大会，由程貞茂介绍湘潭电机厂的情况；张平化、王延春做总结发言，认为8.19事件由“坏事变成好事”，“牛鬼蛇神暴露出来了”，明确提出要反击。9月24日 ，湖南省委召开地、州、市委书记和省直各部门负责人会议，张平化就当前运动形势及今后任务发表讲话，认为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应该是进行反击的时候了，正式部署在全省抓“黑鬼”。 号令一出，烽烟四起。各级官僚隐忍多时，早已对“敌情”了如指掌，轻车熟路，“黑鬼”一抓一个准。9.24报告尚余音绕梁，各地便纷纷告捷。省会长沙更是战果辉煌，与《奔命记》有关诸人无一漏网：王俊杰、梁俊杰、向治铨失去自由，邓守宇、王建武分别于9月26日 和27日自杀。后来成为湘江风雷头头的李敬林、罗新发（分别为省港航系统工人、干部），东方红总部头头的熊正吾（木帆船社工人），日后工联负责人之一的张学晃（红旗厂内燃机配件工人）、吴国香（建湘瓷厂工人）以及平反后退出运动的王振华（曙光电子管厂厂医）等均为名噪一时、身陷人民战争汪洋大海的大“黑鬼”。 比较难办的是令省委颇为头痛的谢若冰，因其是学生，停课闹革命搞造反乃天经地义，9.24报告对其鞭长莫及。但谢出身干部家庭，父谢介眉为省政协副秘书长、母谢巧瑜为省妇联副主席，均符合充任《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所说“这次运动的重点”的条件。在当时环境下，欲搞臭谢若冰，进而打击造反有理军、平息造反风潮，对其父母下手是最便捷的办法，因此祸水被有意识地引进了谢家。二谢解放前长期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历史问题”自然不会少；而解放后湖南党内占主导地位的南下干部与地下党关系一直不融洽，二人的“现实问题”也不难找。于是大把辫子被“革命群众”揪住，而且“问题”迅速升级、升温，档案材料也不胫而走，流入社会。加之红色政权保卫军火上加油、多次揪斗，两位冷衙门的副厅级闲官，遂成了尽人皆知的大“黑帮”。当时正值宣扬“血统论”的谭力夫讲话走红全国之时， 背负“黑帮子女”的帽子和“保爹、保妈”、“拒绝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罪名的谢若冰，在造反有理军内外均面临巨大压力，遂退出造反有理军。 可是，面对雪片般飞来的捷报，张平化却不无惶惑。作为在“50多天”里走马上任的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他知道刘邓工作组干了些什么；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参加者，他清楚工作组的所作所为与《炮打司令部》的关系。眼见因造反而被抓的“黑鬼”与日俱增，他不会想不到毛泽东那些严厉措辞：“某些领导同志……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思虑再三，他决定刹车。 9月28日 ，张平化又抛出一个报告，声称9.24后心中颇感不安，遮遮掩掩地要求停抓“黑鬼”。然而，如此翻云覆雨、出尔反尔，自然难以服众（时至今日，某些市县史志提及此事仍颇有烦言），9.28报告遂成一纸空文，无人理会。秋后算账正在兴头上的各级官僚不肯善罢甘休，遭到打击的造反派也如压紧的弹簧在蓄积反弹的力量。特别是在各大中学校，由于党组织的垮台和工作组撤出形成了权力真空，9.24报告既无人传达，也无人贯彻落实，造反红卫兵我行我素，劲头不见稍减。如造反有理军，虽因谢若冰问题一时小有尴尬，但在当年的国庆游行时面对士气高涨的红色政权保卫军却寸步不让。当红色政权保卫军通过主席台接受省委领导检阅高呼“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省市委！”时，造反有理军即报之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张平化的担忧很快便成了现实。9.28报告两天后，《红旗》13期社论吹响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军号；国庆节刚过，军委“10.5紧急指示”公开传达，“黑鬼”纷纷赴京告状，向中央和首都的造反派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革命造反派的残酷镇压和无情迫害。来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张平化情知不妙，于10月12日 ，以个人名义发表《郑重声明》，承认抓“黑鬼”是执行“资反路线”。19日，又散发《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加强革命团结和更好地支持革命调查的建议》传单，呼吁加强团结、集中力量，要继续揭发批判省委在文革中所犯路线错误；要求机关干部、工农群众加强和学生的团结，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不要去参加学生中不同意见的争辩，今后“不再提保卫省市委的任何口号，也不要写为省委辩解的大字报和传单；各校师生代表可以有组织、有计划地到各地各单位进行革命调查，所去地区和单位应予以配合支持。” 不再提保卫省市委云云自是鬼话，红色政权保卫军依旧嚣张，工人中又成立了他们的同道赤卫队、八一兵团；更有一位自兰州串联来湘的兰大附中学生王庆长，为保湖南省委在长沙滞留数月，省委对其视为上宾盛情招待自不待言，其传单《炮打湖大司令部》之类也多为大幅白纸红色铅印，异常醒目，直到一月革命后方才销声匿迹。 至于去各地各单位搞革命调查的师生，倒无需什么“配合支持”。因为10月15日 成立的以中南矿冶学院詹先礼、王占宗、佘定成，湖南大学黄绍贤为首的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高司）的大学生们半年前甚至文革爆发前才从社教前线回来，对“扎根串联”、“访贫问苦”十分在行。他们不但没有被“配合支持”牵着鼻子走，反而很快就把“黑鬼”们的血泪控诉形诸文字并贴遍长沙的大街小巷，使省委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 若说面对高司的稳扎稳打、集团推进，湖南省委尚心存侥幸、妄图虚与委蛇的话；谢若冰不依不饶的绝地反击则使其感到词穷理屈、难于应付。10月28日 ，谢氏在来长串联的北京三中“刺刀见红”战斗队（以传单《在灵魂深处刺刀见红》而名噪一时）朱大年、印东兵的协助下，成立了颇似敢死队的精干队伍湖南井冈山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与省委摆开了决一死战的架势。 然而，与高司“绣花”式的革命和谢若冰的一味行蛮相比，赴京告状的“黑鬼”们的动向才更为省委和张平化关注。10月14日 ，在首都三司组织部负责人沈爱莲、李党育数日的宣传、鼓动、策划下，众“黑鬼”开始筹备成立组织，市曲艺团罗勇为这个新组织起了一个十分响亮的名字“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湖南湘江风雷挺进纵队”。“司令”为汽车电器厂工人彭绍云。由于湘江风雷的领导核心和初期的基本群众多为（非全部）9.24报告的受害者，也由于受到首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形势和三司造反精神的直接感染和熏陶，其暴力倾向和激进色彩都比时在长沙的老造反组织高司、造反有理军更明显。 10月24日 晚，湘江风雷在首都三司、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红卫兵联队以及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筹委会的支持下，于中宣部小礼堂联合召开《彻底批判揭发张平化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会上，王天保（长沙纺织厂）、蒋学流(郴州)等被打成“黑鬼””、“右派”、“反革命”的湘江风雷成员以自己亲身的经历，愤怒声讨了张平化疯狂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在会议进行中，一批“誓死保卫湖南省委”、“誓死保卫张平化”的红色政权保卫军军企图冲进会场，破坏大会，但势单力孤，未能得逞。大会上群情激愤，“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清除张平化九二四反动报告的流毒！”“彻底清算张平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打倒张平化！”等口号此起彼伏，震天动地，首次登台接受批判的张平化昔日威风扫地以尽，十分狼狈。在大量铁的事实面前，他不得不承认：“我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贯彻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0.24批判会杀出了初登战阵的湘江风雷的军威，也引起内部的分裂。有人对彭绍云等当晚的表现不满，斥其“右倾”。后经一番幕后博弈，改由一中教师叶卫东、银星电影院画工张家政等出任主要负责人。自此，湘江风雷的激进化色彩更趋明显。 张平化在北京被揪斗的消息传到长沙，造反派士气大振。10月30日 ，东方红总部在东风广场召开大会批判控诉了张平化的罪行。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严重迫害的“黑鬼”们对张平化十分仇恨，在会上愤怒地喊出“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张平化是镇压我省文化大革命的刽子手！”“张平化必须向全省人民低头认罪！”刚回长沙的张平化被揪到台上示众。 11月2日 ，湘江风雷自京返长，出火车站即赴省委大院并一路高呼：“打倒张平化!”冲进办公大楼，当即将张平化揪到省委礼堂开会斗争。会议由叶卫东主持，提出了如下要求：
1．湖南省委必须马上派出专人负责调查10月30日长沙至韶山红卫兵参观毛主席故乡的翻车事件，并全力以赴支持革命大串连。
2．张平化要随叫随到，若借故不到，一切后果由张平化个人负责。
3．回来的湘江风雷战士，是湖南文化大革命的火种，现在必须全部集中住在一起战斗，省委应提供方便。
4．省委应对各派组织经济上一视同仁，供给文化革命的宣传器材和经费开支。
显然，风头正劲的湘江风雷得理不饶人，而在中宣部大院就吃过苦头的张平化也知道自己处于何种境地之中，只得积极回应：
1．只要预先约好时间，无特殊事情，一定随叫随到。
2．其他具体事项责成官健平（省委统战部长）、韩江正（省委副秘书长）负责解决。
当晚 ，湘江风雷成员集中住宿于省人委第二招待所，并将其在北京斗争张平化的实况录音通过地处市中心的湖大驻城办事处的湖大河东战斗队公开播放。是时听者如堵，造反派扬眉吐气，“好得很！”“湘江风雷好得很！”的欢呼声震天动地，而红色政权保卫军、赤卫队则气急败坏，尽管不情愿服输，但形势已日趋明朗，极大的社会影响已经造成，各路“黑鬼”望风归附湘江风雷，短时间内便成为拥兵百万之众，雄踞四水三湘的湖南头号造反组织。狂飙突进的湖南井冈山则与之互相呼应，推动了湖南文革的激进化。 11月13日 ，由湘江风雷、首都三司驻长联络站为主发起，以湖南剧院为中心会场分设四处分会场，召开《彻底批判、控诉以张平化为首的湖南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到会群众愈万。湘江风雷代表李仲昆(湖南制药厂干部，湘江风雷宣传部负责人、后为核心领导小组成员)在大会上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愤怒控诉了张平化。当因写作张贴《奔命记》而受害自杀的王建武的母亲流着泪控诉了张平化“9．24”报告逼死她儿子的罪行时，全场怒不可遏，要张平化低头认罪，有人把一本《毛主席语录》压在张平化的后脖颈上，使其不能抬头。这引起了参会高司成员的不满，其一百多人的队伍高呼着“要文斗、不要武斗”退出会场，埋下了日后与湘江风雷分裂的祸根。 其实，张平化在批判会上的一时抬不起头已不是什么大事了。因为“黑鬼”们要求平反特别是要求全面落实“10.5紧急指示”，收缴并销毁被官僚们整理用于对其进行迫害的黑材料这把火从基层烧起，逐级蔓延，最后终于烧到了省委。平心而论，认为省委藏匿有基层群众的黑材料纯属误解。省委直接管理的是地厅级干部，组织部只有他们的档案，平头百姓普通干部若无滔天大罪，其档案是不需劳省委书记过目并归省委组织部管理的。然而在当年的中国，档案、户口、粮油关系是国人的三大生存要素，特别是其中的档案，它能保证或毁灭一个人和其亲属后代的政治前途、正常生活甚至肉体生命，因此牵动着亿万人的神经。既然省委和张平化是黑材料的始作俑者，它们就不可能不吸引“黑鬼”们怀疑的目光、挑起他们反迫害的激情。11月14日 ，数千人冲击省委机关查黑材料，办公楼被封十余日，省委自此难以正常办公，逐渐失去对局势的控制。 张平化搬起的9.24报告这块大石头终于砸到了自己脚上。 —————————————————————————————————— 【忆旧思亲】 为了不忘却的纪念 ——忆难友朱时贤 黄光祖 我是一九六九年夏天因日记获罪被判刑送进四川省第二监狱（现重庆市监狱）的。刚过完二十周年国庆节，就从新犯集训队送到一中队正式投入劳动改造。 我和朱时贤在一个中队，互不认识。我对他的最初印象是他当酸洗工的样子。他个子不高，肥大的橡胶工作裤像一只大口袋几乎把他整个人都装了进去，只露出一双手臂和脑袋。别的酸洗工个头要高大些，就不像这般狼狈。酸洗车间与剥壳（去掉盘条线材表皮铁锈）工序连在一起，光线昏暗，灰尘与酸味刺鼻，一个班干下来，总是蓬头垢面，手脸黢黑，如同井下矿工。我干过剥壳工，没干过酸洗。 下车间劳动三班倒没多久，干部见我不能胜任力气活，就调我去长白班，并逐步叫我搞一点写算的活计。这对我这个六五级的高中毕业生倒挺适合。大家都惊诧我打得一手娴熟的算盘，原来干统计工作的犯人即将刑满出狱，干部就让我去接替他。 统计工作使我有了接触所有犯人的机会，个人活动的时间与范围都相对自由了一些。有人指着他告诉我：“他叫朱时贤，是由军事法庭宣判的，原来是部队卫生员，犯反革命罪，刑期十五年。”朱时贤搞过一段酸洗后被分配搞生产记录，我与他开始有了接触，并渐渐多起来。除了谈生产，自然也谈到别的话题。 监狱中最忌相互“吹谈”（即吹牛谈天的缩略语），因吹谈极易使话题越轨。自己不经意的谈话很可能成为告密者的检举揭发材料。因而人们都彼此防范。 朱时贤善谈。我和他最初的话题是从知青开始的。已记不得那天他来交生产报表还是来看生产任务，无意间我们闲谈起来。他说曾在达县某地见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常下山挑粮从部队驻地旁往返经过。“只见一群男男女女衣衫褴缕，披头散发，有的背着背篓嘻嘻哈哈，有的挑着箩筐没精打采，看上去简直就是一群难民。” 一天晚上，山上知青点突然派人来连队求助，说有几人病危。连队指导员对此反映冷淡。并不是有意见死不救，而是埋怨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对这些知青太漠不关心。当然还是让时贤挎上药箱去了，还让带上一名警卫员。到了知青点，只见三个女孩子处于休克之中，观察症状是中毒了。问他们的保管员看看少了什么药品没有。他们先矢口否认，随后又大惊失色地说少了苯巴比妥。随即立刻施救对症下药，立马见效。为慎重起见，时贤决定留下来对病人继续观察护理，打发警卫员回去向指导员说明情况。 “当晚病人情况稳定，第二天都苏醒过来。我便同她们谈话，问她们为什么寻短见。她们三人谁都不肯讲。经过耐心的劝慰，可能见我是解放军，她们才道出了原委。原来她们都是从城里来上山下乡的知青，本来农村的生活生产条件就很差，成天心里难受，感到前途渺茫，但更不幸的是竟然又都被当地公社大队的几个头头奸污了。事后，还受到威胁，说她们‘不好好生产’要进行批斗，以此封住她们的口。涉世不深的几个女孩子哪里经受得住这样的冤屈，于是感到绝望而服毒。” 听他讲完这件事，我们都沉默不语，心里甚感压抑。青年为什么会落到这步田地？既为别人难过，也为自己叹息。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苯巴比妥这种药物。他说学名叫“鲁米那尔”(luminal)，镇静药品，限量服用，稍过量即会引起中毒，容易造成死亡。 那时全国上下风行一些身体保健和疾病治疗方法，什么鸡血疗法、甩手疗法、饮水疗法，食用小球藻、红茶菌等五花八门。中医针灸治病也特别的推崇，尤其推崇针刺麻醉、耳针疗法。解放军中有一名叫赵普羽的更是闻名全国，据宣传他用小小的银针扎开了治疗聋哑顽症的禁区，让好些聋哑儿童开口说话。当然，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是“对前十七年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最有力的批判”等等，不一而足。对此，时贤却不以为然，说：“一针下去就要扎坏几十对神经末梢，而且再也恢复不了。” 我们也谈到健康，说到身高与体重的关系。他说：“我有这方面的书，拿来给你看。”过了几天，他果然拿来两本医学书，《正常人体解剖学》和《内科学》。特别向我介绍《内科学》的主编应元岳，是我国医学界的著名权威。 统计保管室的隔壁是干部车间值班室。值班室里有一大堆旧书报杂志，估计是破“四旧”时从犯人中收缴的。值班室虽然没有上锁，门却正对着生产车间，谁只要进出准会被人瞧见。但我最终凭借行动的方便，从书堆中拿走了一本“老三届”前的高二年级语文课本，那正是我在校时读过的。我想即使露馅，问题也不是很大。这样，利用稍稍松动的机会，我在统计室里偷偷地读起课本来。 “故书不厌百回读”、“温故而知新”，此时此地此书此文，心中真是别有一番难言的滋味。当我想再一次“入室作案”时，这堆文化印刷品被全部运走，送去化了纸浆。 与时贤自然要谈到读书。入狱时他曾带有厚厚的两册《全唐诗》、《全宋词》，都被干部搜走了。我意外带入监狱的电影小说《罗马十一点钟》、商业旅行记《非洲的梦想与现实》也被没收，统统被称为是“非常反动的”。他说过去很爱去废品站翻那些废纸书刊，从中很找到一些被人扔弃了的好书。而我过去也是很爱上书店寻书买书，我们真是兴趣相投呀。 他记性极好，谈着谈着便能背诵出几句古典诗词，或说出某作品、某事件的梗概，使人获益，让我佩服。 他没有念高中，但说自己“曾翻看过一本高中语文书，里面选编的课文非常好，特别是《原毁》、《原君》几篇古文很有现实意义，相当精彩。”我知道他所说的，正是我在偷偷阅读的这册课本。于是，环顾左右无人，从隐蔽处将课本抽取出来放到他面前。他顿时高兴得像小孩似的，好比“绝处逢生遇甘露”，马上就捧读起来。 办完事该离开统计室回监舍了，他执意要将课本带回监房去再读，这实在是很危险。我理解他的心情，只好勉强同意。但要他务必谨慎小心，并速速送还。很不幸，后来果然被别人发现报告了队长。 课本中的古文倒也罢，而那篇季米特洛夫在纳粹法庭上的答辩词《在莱比锡法庭上的最后发言》在狱中最为犯忌。管教干部传唤我去，厉声责问：“你读这个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想翻案？” 书上交了，我还得向干部“认错”。虽觉得可惜但并不怎么后悔，因为毕竟我已重温过，还让喜欢它的时贤也读过了。只是再要找一本书读实在是不容易了。 记得是夏季，一次随队长采购百货归来，忙着清点所有的物品准备分发到各个分队。正查对登记账单，看手边的一袋食盐是谁托代买的时，突然那盛盐的纸袋吸引了我的目光，是旧《中国青年》杂志。不错，正是它。一篇一九六四年《光明日报》发表的让许多青年爱不释手的评论员文章《让青春放出光辉》。当时就引起过争论，《中国青年》杂志予以转载，但很快被定为“毒草”。文章主要阐述年轻人要把握住青春大好时光，立志成才，有所作为。文中附录列举了世界各国的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和革命导师青年成名的时间表。在大抓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岁月，将“成名成家”这样典型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大肆鼓吹，这样的文章不是“毒草”谁是“毒草”！ 我很高兴，赶快将纸袋留下来，慢慢摊开，纸的正反两面正好载着《让青春放出光辉》的全文。抓紧阅读几遍，并转给时贤，我们又一次在情感上有所交流。 一本课本，一篇文章，这是我与时贤狱中有过的两次“阅读与欣赏”，真是苦中作乐。哎！他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我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我们的青春在哪里？ 每月犯人家属有一次前来探监的机会。许多犯人盼着家中亲人来相见，但见面时又伤心落泪。那些拉家带口的犯人往往都会面临家庭解体的具体问题，不少起初忠贞不二的妻子后来都渐渐地向犯人丈夫提出离婚，引起诸多麻烦。于是，我们这些未成家的犯人就都认为“倒是不结婚还要好些”。 “人不结婚就要犯罪！”有一次时贤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我只当是他在说笑话。罪犯中时时都要进行认罪服法的教育，其中有一条就是批判“犯罪外因论”。可他的这一说听起来挺逗，而且玄乎。 “真的，人不结婚就要犯罪！”等其他犯人走开后，他说起了自身的经历。 他有过无忧无虑的童年，快乐的学生时光。“我醒世醒得晚，过早参加了工作，那时还是该去继续上学读书。”他说，“初中毕业后就到食品公司去上班，硬是好多事情都搞不懂。” 在学校读书时，就常有两位女同学与他接近，一个比他稍年长，一个比他略年幼。后来大家都参加了工作，又同在一个单位，一有空她俩都来找他耍。“说实在的，我当时并没有把它当成个什么事。”后来他因工作需要调到了单位郊外的工作点，她俩还是常从城里骑着自行车老远赶来。“平日里她俩在我面前有说有笑的，但不知道相互间有什么矛盾，只要我不在她两人经常吵架。”后来领导告诉他：“你娃娃醒得了，人家两个女孩子都喜欢你。你觉得到底哪个好？”“从内心说，我觉得还是喜欢年纪小点的那个。”“那就赶快定下一个来办了吧，不然会影响工作。单位上给你安排一间房子。年龄不到不要紧，反正单位给你出证明！” 可他觉得自己还太小，还不到成家的时候。那时还有一条路，就是去参军。于是他报名参军到了部队。入伍不久，就被指派到成都天回镇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医院培训，当上了连队卫生员。 “人不结婚就要犯罪！”这并不是一句笑谈，在他身上得到了印证。 七一年九月，时贤曾被隔离反省，据说是在犯人中进行了不利于改造的吹谈， 随后的一天午饭后，我回监房休息，专门给犯人搞缝纫的裁缝老犯告诉我：“朱医生都走了，是上午监狱医院的干部来带他走的。”这消息让我难受了好多天，因为在监狱险恶的环境中能遇上一个可以交谈，彼此相信的人是太不容易了。 几月后，队长带我去采购小百货，顺道带上队里犯人医生去监狱医院领取药品。来到医院正好时贤当天休息，在楼下花园抽烟。我们一见面都很高兴，他被调走时我们还不曾话别，他的《内科学》、《正常人体解剖学》还在我那里。我问他在医院里情况可好，他说：“还行！”这让我感到欣慰。 很快我将那两本医学书呈交队长带过去，他现在重搞医务又用得着了。 高中毕业体检，我才知道自己患有小肠疝气。因为症状不严重，平时并未觉得有什么妨碍。但一经查出，反而有了心理负担。六八年在北京作了一次认真检查，诊断为“左腹股沟斜疝”。为什么不趁现在人年轻，监狱里又有条件更有时间把它治了呢？我有了这想法。与队里犯人医生商量，他支持我去手术，还说：“现在正值秋天，住院手术季节正好。”由他出面向干部报告后获准，这才有了我去监狱医院治疗疝气的难忘经历。 一九七二年十月，我住进了监狱医院。 入院当晚没事，与几位同一中队的犯人病员闲聊。医院的监规纪律要比中队里宽松多了，人也就感觉自由些。时贤向我打听队上的情况。我告诉他，他原来所在的一分队有位犯人闹自杀。此人平时人格极差，大家对他都没什么好感。他马上不屑地说，那是什么自杀，真的自杀绝对不是这样的。 接下来，他讲起了一些自杀、寻死的案例。记得他讲过一起某部队一名战士因婚姻问题受到连队干预而不满所引发的事件。战士端上半自动步枪在营房中对准指导员扣动板机就是一梭子子弹。当场大家都惊呆了，马上回过神来抓凶手。这名战士被众人追赶到机场中孤零零的一小片玉米地里，因手中有枪，双方僵持了好几天，最终才被擒获。后来被执行死刑时一点不畏惧，“他已经不在乎了。” 他还讲了几个部队的别的事例，最后谈到前不久有一名在押待决犯在此就医，那人因盗窃现金数额巨大被拘捕，但死不招供，咬破自己的动脉只求一死，由看守所送来监狱医院后仍拒绝治疗。时贤向旁人表示，自己佩服这个待决犯的勇气，就是不低头。 我至今不解，为什么那晚我们会进行这样一次摆谈，是偶然的吗？莫非自杀这个念头已经在他的脑子中出现，酝酿，形成？否则他怎么会谈论这样的话题。 第二天作了一些手术前的常规检查，主要看体症有无异常，是否患有感冒咳嗽。我告诉医生在北京作过检查和诊断结果。医生姓李，一位上了年纪的胖老头。据说解放初期，有位负罪的亲戚躲藏到他家里，他本人并不知道内情，因而犯下了包庇罪，刑满后被留在了监狱医院工作。由于他医术较好，便成了医院的主刀大夫。 手术后的当天晚上，时贤给我注射了一支杜冷丁止痛，让我度过了十年的铁窗生涯中睡得最香的一个夜晚。劳改队里平时睡觉总做梦，每次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置身于监狱的环境，心情总是特别的难受，总要好一阵才缓过神来。唯独这一晚，我安然地睡去，没有思虑，没有梦境，那样沉稳，那样香甜，直到早上从容醒来，感觉到整个身心都得到了一次彻彻底底的休息和放松。 一到医院就有同队住院的犯人告诉我，“朱时贤最近正在受批斗。”据说是因在犯人中吹谈，被人汇报了，干部要他写检查，事情还没有了结。从外表看他显得有些倦意，头发、胡须、手指甲都长了，衣服也脏了，总之不够振作。我想进一步了解他到底怎么样了，想亲自问问他咋个回事。原来在一中队就因为吹谈出过事，怎么现在调到医院还是不注意检点。 万万没有想到我做的手术被感染，伤口愈合差，一直下不了床。时贤告诉我，听说手术快结束正缝合时，飞来一只蚊子，大家按了几下才把它按住，就这样可能引起了感染。我想起手术时医生边做边聊天，真是艺高人胆大，这下我就只有在医院里多养几日了。 不能下床走动也就没更多的时间与时贤接触，总想不当着众人的面和他说说心里话。特别想问问他正受批判的事，更想劝慰劝慰他。人啊，有时候真是需要有所倾诉和得到宽慰的。 受批判的事情不能当着大家谈，就谈点别的事情吧。我躺在病床上，问他：“你作过的是什么手术？” 他说自己曾患有阴茎包皮过长，平时都好好的没事。在军医大培训期间，有次不知怎么搞的引起了炎症，只好去看门诊想用点消炎药，不巧正好被指导老师碰上了。于是老师说什么也得拉他去做切割治疗，而且亲自为他手术。“手术做得很熟练，只是护士是个新手，递送手术器械迟缓而拖延了时间。在缝合最后几针时麻药效力开始减弱，因此要我‘忍着点！’。手术后叫我一定要好好休息，又马上让护士送来牛奶和蛋糕。当时真的有点饿了，但喝不惯牛奶，吃下蛋糕将牛奶奉还。第二天就觉得没事了。出来散步看见其他同学在打乒乓球，马上去参一个。挥舞几板正带劲，被老师走来撞见，大声喝斥：‘你昨天才做了手术，谁叫你来打乒乓球，赶快回去休息！’我只好扔下球拍，拔脚就跑……哈哈哈哈！” 在他讲述过程的时候，我感觉到他除了有说有笑之外还有些激动，似乎沉浸在一段不易被人觉察的兴奋回忆之中。但最终欲言又止，没有进一步深谈。也许是因为病房里还有别的犯人在场，也许是觉得来日方长，今后自会有时间向我慢慢细说。 有天邻队放电影，病号们和犯人医务人员都去了，只有我和少数几个行动不便者留在病房。时贤觉得没意思，不是样板戏就是新闻记录片，没有去，也就趁机来到我病床前聊天。 我告诉他：“今天我满二十六岁了。” “家里来看过你吗？”他问。 我说：“父亲来过一次，老泪纵横。我叫家里人以后不要再来了。” 他听说我是家里最小的，“好哇！”很羡慕。说他是老大，还有弟妹，名字依次是“贤、伦、俊、杰”。其实最小也好，老大也罢，在那个伟大时代的非常岁月，一人遭罪，全家人都是要统统受到株连的。 他说他的父亲也来过一次，一见面就说：“妈妈叫我来看你……”然后停顿了一下，说道：“叫你不要去看那些书，不要去看那些书，你硬是不听话……”下面就再也说不下去。当然，当着政府干部的面得说一点“好好改造”之类的话，但最后说，“今后一定要回家。” 他当初参军临别时，父母曾以诗文相赠，并叮嘱不论走到天涯海角，哪怕只剩下一片尸骨都把它带回家，其情切切，其意殷殷。当年参军送别的嘱托和此时探监的叮咛竟这样的如出一辙，异曲同工。 他说自己是中江县人——还特别强调一下：“就是黄继光那个地方。”说自己出生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母亲已是十月怀胎就要产下他。突然有人来报，“不好了，过兵了！”于是全家赶快外出躲避。“母亲由阿婆和父亲搀扶着，慌慌张张深一脚浅一脚来到一处墓地前。回头望，镇子里火光冲天，幸好出走了。”母亲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临产了。时贤就出生在这荒郊野外。“所以生下来就是一个苦命的孩子。”他不无感慨地说，“那一天是冬月十三。” 他还讲过自己的叔叔当年闹土改，在农户家中工作至深夜。突然大门被掀开，叔叔赶紧右手掌灯，左手挡住亮光向外打量，只听得一声枪响，左手腕正好被匪徒击中。要不是手腕这一挡，人可就报销了。 我们都没有更多地谈论自己的家庭和亲人的情况。我们相处的时间太短，能讲话的时间有限，而我们想要谈的太多太多。平日里有时见面只能会心地点个头，身边随时会有耳目。监规纪律也明文规定“不许交谈与改造无关的事情”，犯人之间严格互相监督，检举揭发，不知那天会飞来一个什么事情让你说不清楚。我刚入监时就曾发生过虽然“自我感觉良好”，而仍被别人整出来揪到全中队犯人面前亮相即示众的事情。 他说，在部队医院培训期间，是他一生最美好的时光。培训采取淘汰制，跟不上的就去饲养供实验用的兔子。我问他学习成绩如何，他不正面回答，只是笑笑：“马马虎虎，中等。”部队医院浓厚的学习风气，先进的教学设施，战友间亲密无间的情感，特别是教员们严谨的治学作风和平易近人、真诚和蔼的态度，这些都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令他永远无法释怀。 他还讲起在部队出事后禁闭期间受审。审讯他的人问：“你读过一本什么记没有？”指的是当时认为的违禁读物《枕中记》（唐代传奇小说，即黄粱梦故事）。“读过。”时贤痛快地承认：“我读过《柳荫记》。”审讯者马上笔录这句供词。 讲到这里我们都笑了。《柳荫记》其实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的戏名，审讯者的水平着实太低，中国这类笑话又实在是太多。他说《枕中记》这种书其实是“信则有，不信则无”，但有时也可以变成一种舆论，自然要遭到禁止。 时贤读的东西比较多，在部队中接触过一些内部资料，如《我军不利战战史》，这让他对众多问题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 军队里的生活也不光是革命传统优良作风。他看到农村战士家庭的贫苦，高干子女生活的奢华，长官封建家长制作风的盛行，当权者颐指气使的骄横。生活原来远不是想像中那么和谐的样子。 说到文革，他怒斥这场政治运动的卑鄙，痛骂那些趋炎附势、阿谀奉承混迹于上层的无耻文人。他的这番谈话，使我感到他眼光的深邃，观察问题远比我深刻。 刚调到监狱医院时，院方要看看他的能力，出题要他配制药品“冬眠一号”。尽管他已经好几年没有搞医务工作，但凭借记忆迅速作出反应，提前将药品配好，让众人刮目相看；后来，监狱长为其儿子患病来打听“再生障碍贫血”，还不相信这是绝症。时贤从生理学的角度准确地作了解释，让其明白了这种绝症确实无法起死回生，从而展露了他的学识。我说：“对，让你的青春在这里好好地‘放出光辉’！”他只是苦笑。我试着问他受到批判的事，他摇了摇头马上将话引开。 夜已深，电影早就结束，病号们也早已入睡。我们的谈话被突然到来查房的干部医生打断，时贤马上被叫到办公室受了批评。明里说是“影响病号休息”，其实是怕犯人相互间吹谈。这是我们谈话时间最长，涉及内容最多的一次，但也是最后的一次。 五天后的下午，午睡醒来听别人说不学习，管教干事正召集在医院里改造的几个犯人开会。不学习我们也乐得清闲。 大约五点钟他们才散会。几个医务犯人端着小板凳从干部办公室出来，只见时贤的脸色铁青。没一会儿，听消息灵通的犯人说：“朱时贤又受了管教干事的严厉批评。”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很替他担心和难过。 晚饭还没有吃完，时贤便端着药盘急匆匆地来给每人发药，又急匆匆地离开。“今天不是他值班，怎么他来发药？”有个别犯人在发问。 我刚能下床，还只能一点一点地慢慢挪步，缓缓地移动着去接了点热水把饭碗洗净。路过医务室，我与时贤有过最后的一次目光对接。只见他匆忙地收拾着药品，感到有人从门前经过，抬起头来看见是我，眼光里没有任何表情，只一瞬间马上又低下头去忙碌了。 在医院里面改造的几名罪犯和由看守所送来治病的未决犯，同住一间靠近干部办公室的睡房。因为是犯人身份，所以都只能睡地铺。晚饭后，各病房的犯人可以出来在过道里活动活动。一名未决犯从房里出来说：“你们去看看，朱医生好像病了，看样子还有点恼火（川语，此处为严重之意）。”没多久又出来说了一次，但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反应。最后第三次出来说：“你们快去看看啊！朱医生好像不大对劲。”医院医务犯人组长陆老头才勉强地跟了进去，但他马上跑了出来，冲着干部办公室大呼：“报告队长，不好了！朱时贤出事了！” 犯人们燥动起来，“自杀了，朱时贤自杀了！”我有如五雷轰顶。 大家都围了过去，我行动迟缓，无法靠近。时贤被几个人半搂半抱地抬了出来，顺着走道尽头的楼梯下到底楼送入手术室，只见鲜血溅洒了一路。 “赶快叫人！”已经下班回家的就业员医生、护士慌忙赶来了，可是楼上医务室里所有的药品都被时贤收拣起来而且钥匙也被藏匿。只得又叫人去找管楼下库房的干部来开门取急救药品。几个就业员跑上跑下，抬氧气瓶、取血浆、搬手术器械。监狱总部的干部也匆忙赶来了，进进出出，不时吩咐着什么。 “学习了！”病号犯都被集中坐下来学习，可大家哪里学得进去，根本不知道从报纸上读出来的是些什么内容，只是竖着双耳搜寻着从楼下传来的任何一丝声响，都在猜测手术室里正干着什么。陆老头凑过来小声对我说：“等会儿朱时贤手术完了，就把他的病床就安排在你旁边。夜里睡觉你就留心一点，多注意些。”我点点头，真想抢救时贤的手术快点结束，好让他送进病房休息，他太需要休息一下了。我想，他出了这次事情大不了批判一通再弄回中队去劳动，远离医院这个是非之地也好…… “出来了，出来了！”大家再也不顾学习纪律，只管伸出脑袋向楼下探视。 一付担架从手术室里抬出来，上面覆盖着白床单，沉沉的，穿过楼下过厅，不是抬向病房，而是匆匆抬向水塘对面的太平间……天啦，他死了！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刚才不是说还要送回病房安顿到我的旁边，要我对他留心点吗。我甚至还庆幸他以后重返一队我们又可相处在一起…… 学习结束，犯人们悄悄散去各回病房，听不见一丁点儿交谈，好像都变成了哑巴。参加抢救的就业人员及干部也相继离去，楼下渐渐悄无声息。 那一夜，整个医院一片宁静，除了病房里偶尔有人发出轻轻的叹息，四周静得出奇。午夜，远处农家院落的狗发出阵阵哀嚎，叫得那样哀婉凄凉，让人心悸。 整夜都没能入睡，半夜里强撑着上了一次厕所。从楼上向外望去，看见一百多米开外的太平间小屋。屋檐下一盏路灯将这间没有窗户的小房整个墙面照亮，在浓浓的夜色中格外显眼。中午我们还一起在走廊上晒太阳，他还在吟诗：“昔日洛阳花下客……”晚饭时他还给我送过药，现在却躺进了这小屋里，就在这堵墙的后面，此刻大概已经全身冰凉了…… 捱过了一夜。第二天还未吃早饭，我队的监管干部王干事就来了。他会摄影，是来现场拍照取证的。随后，作尸检的法医也乘车到来。尸体解剖在太平间外另一侧空地上进行，小小的太平间正好挡住我们的视线，谁也看不到尸体解剖的情景，但都始终死盯盯地注视着那个方向。 我非常想留下一件他的物品作为纪念，但他所有的东西：钢笔、钥匙链、指甲刀早就被别人“近水楼台先得月”瓜分了。所有带血的衣物统统付之一炬。犯人厨工拿着他被血浸透的军用帆布皮带说：“这也只得烧掉了。”皮带上的皮带扣却被他自己留下了。后来我曾试图设法去搞到它，但没成功。我曾借阅过的那两本医学书也无从打听，不知去向。 尸检结束，法医来到楼下自来水龙头前洗手，并冲洗解剖刀和手术橡胶手套上的血污。另外几名犯人还在继续用拖帕擦洗着楼道和睡房中的血痕，空气中散布着一股鲜血的腥味。我一下子想起了一部苏联影片的片名：《人血不是水》，但时贤的血已经流尽了。 尸检解剖从他的胃里发现了整整两瓶二百片“苯巴比妥”。这就是说，即使将他自杀切开的血管缝合上，止住血，也不能阻止他走向死亡。更何况他还收捡了药品，藏匿了钥匙不让对他进行施救——他是抱定了必死的决心。哦，那次清监时从他口袋里搜出的“苯巴比妥”难道就是他有意带着的？ “太晚了！”据说这是时贤在咽气前说的最后一句话。这是当晚去参加抢救的一名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的犯人后来告诉我的。他还说，时贤自杀的切口大约有8厘米长，是右内侧大腿股动脉，动手之前自己注射了杜冷丁作了麻醉。 啊，虽然我永远记得他死于10月24日 ，但我却不敢回忆和想象他悲惨赴死的细节。试想，他诀别人世的那一刻，吞服大量的苯巴比妥，再注射杜冷丁作局部麻醉，最后用手术刀切开大腿股动脉，殷红的鲜血喷涌而出——啊，这太惨烈，太血腥…… 中午，太阳出来了。但大家的心绪都不好，都被时贤自杀这件事深深地剌激着，也都隐隐流露出对他离去的惋惜。 下午，他再次被抬了出来。他上路了。 犯人正集中学习，不知谁说了一句“抬出来了！”大家早就心猿意马立刻散开，都奔到病房窗口和走道护栏边向楼下张望。我也吃力地向着边上移去。看到了，看到了他的尸体被就业员抬着缓缓走向火葬场开来的汽车。担架上，他身穿一套全新的囚服，中式阴丹蓝的上衣和深蓝黑色长裤，光着脚，双手紧握拳，张着嘴，两眼圆睁。可以想象出他临死前痛苦挣扎的惨状，他死不瞑目！我死死地抓住走道的护栏支撑着身子，这是我与他的最后诀别，目送他被抬上了汽车。“时贤，永别了！”汽车开走了。当时老裁缝不是说“朱医生都走了”吗，这次确实是千真万确的走了！ 晚上的学习，是那位姓侯的管教干事亲自主持批判朱时贤，“不接受改造，抗拒改造搞自杀，死了也要批判。”首先宣读他的判决书，主要罪状就是“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一正一副两个统帅等等。而“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则是他的代表性的主要反动言论……接下来话题一转：“朱时贤散布了许多反改造言论，你们罪犯当中有的人还与他划不清界限……”我知道这是不点名地在敲打我，很明显已经有人对这几天我与时贤经常接触谈话作了汇报。 又是一个不眠的夜晚。天亮起床后，我被通知出院。怀着极其沉重的心情，拖着极其疲乏的身躯，被干部带回了一队。 狱中的犯人总是巴望着时间快点过去，最喜欢去揭撕墙上的日历。因为撕去一页，就意味着呆在牢里的日子又少了一天。我住院期间虽有别的犯人暂替我的工作，但办公室里的日历从10月24日起 ，好几天就再也没有被人撕过，10月24日 这页日历仍被牢牢地钉在办公室墙壁的日历册上，让我一踏进办公室脑子便被重重地一击……啊，天地悲恸，日月无光，时间此刻都定格了！ 10月24日 ，农历九月十八！离他冬月十三的生日（当年为公历12月18日 ）还有五十五天，他还不满二十八周岁啊！我不知道他的公历生日是几月几日，却永远记得了他的忌日——10月24日 ，农历九月十八！ 好多天之后，我才小心翼翼地将这一页日历完整地揭下来，作为对他唯一的纪念品一直保存了好几年。后来在一次监舍大搜查中被干部扔掉了。可心中的这片日历永远搜不走，撕不烂，抹不掉！ 不久我第二次住院，明显地感觉院方对我前次手术失败表示出的歉意。我患的是斜疝，不是直疝。这次改由医院何院长亲自为我手术，他是位专职医务工作者，不同于那些政工干部。犯人们也都感到他对待罪犯要实事求是一些，有别于那些政工干部“左”的做法。 第二次手术中，我只觉得自己已经非常的麻木，无所谓感觉，听之任之。又经历一遍手术的全过程，每一步都让我回忆起前次的情景，时贤鲜活的形象时时在眼前出现。这一次已经没有了他陪同和护送我进出手术室，这一次，手术后也就再也没有杜冷丁止痛了。有的只是时刻提醒和唤起心中永不泯灭的记忆…… 手术后，让我在医院多住了一段时间，也算作是给我的调养。这期间，我才听医院里别的犯人和就业员谈起时贤的老师及他获罪的经过。这是时贤生前不经意向个别人提及，而从未向我吐露的。 他的老师是一位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的阔小姐。五零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当护士，回国后被送去医科大学深造，成为一名技艺精湛的战地外科大夫，能做一手漂亮的皮肤外科手术。六二年参加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战地救护立功，荣升校级军衔。后调防到成都市北郊天回镇陆军医院，在那里正好成了时贤医疗进修培训的指导老师。于是，一段师生情缘展开了。天回镇，就是作家李劼人的名著《死水微澜》所描写的那个地方…… 当时老师的军衔、工资级别已经相当高了，加之才貌双全，秀外慧中，不乏众多的追求者。但也许是家庭出生本性决定，亦或是多年的革命军旅生涯的经历，使她依旧孑然一身。但她却偏偏相中了时贤。她认为与其去做一位伺候别人的妻子，不如培养一名才华出众可爱的学生。在培训时贤这一批学员时，她是那样体贴入微地关心和照料他，而时贤一直没有察觉她的良苦用心，当然他是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他只当成是一位爱生敬业的好老师，对自己和战友们这批学子的精心培育细心呵护。这中间就有前面提到的给时贤做手术的事情。 培训就要结束了，老师专门找时贤谈话，问他结业后打算怎么办。他很自然地说：“回连队。” “你愿意留下来吗？留下来可以进一步学习深造。” “部队首长都在盼着我们早一天回连队去。” “你应该再考虑一下，我可以给你想办法。我很希望你留下。” “我还是想到基层去锻炼。” 虽几经挽留，老师最终没能说服他。 结业了，全体学员乘大卡车去成都站换乘火车，返回各自的部队。车队行进在半道上，突然一辆小车追了上来：“停车，停车！叫朱时贤下来！”时贤跳下车，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见小车里坐着的原来是老师。“老师，出了什么事情吗？”他被叫上了小车。老师并不答话，只吩咐：“开车！” 大车继续前进，小车却开到了成都郊外。司机礼貌地下车一旁休息，车内老师这才说了话：“我一再叫你留下来，你却偏偏要走。你太不了解我对你的一片心…… ”她动情了，流下了热泪。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真情表白，时贤毫无准备……整个进修期间老师对他的关照，从极其耐心细致的学业个别辅导，生活上的问寒问暖，时常给他拿来香烟，晚自习后有时送来夜宵，到亲自给他手术，再三挽留他结业后留下……所有这些情景都闪现在脑海。老师向他倾诉了自己的身世和对他爱恋的心愿，不容他考虑而要他马上表态，并立即摘下手表作为定情物给他戴上。这是一只进口的“瓦斯针”名表，当时绝对是稀罕之物，太昂贵了。面对这一番真情，时贤答应了，同意两人确立恋爱关系，但还是要返回部队。 小车急驶成都火车站，时贤赶上其他战友搭乘火车，经重庆返回达县部队驻地。 回到连队后，两人情书不断，并常附诗文对答。老师频频给他来信，没过多久就催促他准备结婚，后又多次催促。但毕竟两人地位年龄悬殊，面临社会世俗的成见，同时时贤感到自己还太年轻，因此几次婉辞推延，甚至还说“等自己申请入党后再说”。 “人不结婚就要犯罪！”当年参军为逃避过早的世俗婚姻，但却万万没有想到，踏上的是一条不归之路。如今他又这样让命运与姻缘擦肩错过，而去与死神相毗邻。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伟大领袖的亲自发动和领导下蓬勃发展，各地“三支两军”的解放军战士手持“红宝书”冲入你死我活的武斗人群中去制止武斗，用年轻的生命和鲜血去谱写一曲曲莫明其妙的凯歌。眼看着战士一批批受伤，一个个倒下，连队不少受伤的战友都被护送来由他治疗。“这到底是搞什么名堂！”时贤极度愤怒，他善于言谈，敢于表述自己的观点，这就犯下了大忌。这是“攻击、污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被宣布隔离审查，交待问题。 从软禁开始的那一刻，便发现挂在墙上的手枪被收缴，以防止他过激。他知道这辈子完了，在中国是出不得政治问题的。凡出了政治问题那将是“永世不得翻身”！ 一位战士要回川西老家探亲，时贤将那块定情手表托他顺道带去送还老师。再三叮嘱那位战士，去某地将手表交何人，“不要讲任何事情，交了就走！”但老师接到手表哪里肯让走人，非要来人说出原委不可，否则不让放行。战士无可奈何，只得实情相告：“朱时贤医生出事了……” 老师无异于感到晴天霹雳，哭着从成都赶赴达县部队驻地探望，见面时不住地流泪。她全然不理会时贤提出分手的表示，而一个劲儿地埋怨他当初学习结业没有接受她的挽留而返回连队。一个劲儿地埋怨他没有抓紧去同她登记结婚。如果那样，或者也许去度婚假，也许申请照顾关系调离连队，都会躲过这该死的劫难。她强调说一定等他，一定要等他受完处分回来结婚。说一定要为他生个孩子，家中有老母亲可以替他们照料，总之一定要等他回来，今生今世直到永远……短暂的探视结束了，这是他俩的生离死别。 老师返回成都后便打报告退伍转业，回了自己的老家，一说是宜宾，一说是哈尔滨。这段故事是断断续续听几个犯人和就业员讲起的，但都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宾”，也都不知道这位老师的姓名。 不知道这位老师后来怎么样了，现在怎么样了。但可以肯定，如果她要是知道了自己心爱的学生、恋人，最后是在狱中用服毒、切破动脉结束自己的生命，她将是怎样地心碎…… 监狱医院也是是非之地。医院里有政府干部，有刑满释放的就业员医生、护士，有在押改造的医务人员。来看门诊的主要是政府干部和家属，也有就业人员及家属，住院治疗的主要是各队医务室不能处理需住院治疗和手术的犯人，还有监外看守所羁押的未决患病人犯。政府干部几乎没有住院的，除非是外科手术后需要在医院护理。时贤上班时间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下班后倍觉孤独，倒不如就在中队劳改，清一色的犯人，心态反而平静些。所以他被调去监狱医院实在不是一件好事情。据说当初医院干部来一队调他时，他曾表示“我不去”。但犯人没有选择的自由，只能绝对服从。 调去医院不久，“九一三事件”正式披露，报纸上常常刊载有关批林的文章。每每这时，时贤总会愤激地指着报纸说：“看，这些就是我的罪！”中国的历史就总是这般翻来覆去。但林彪事件后，许多曾因“攻击林副统帅”获罪的人仍然不能赦免。 他在医院期间，曾向刑满就业的医护人员流露过自己的苦闷与烦躁，他想不通，自己到底有什么罪。有的就业员劝他说，“你的刑期都过了三分之一了，一定要朝宽心的方面想，在狱中就只当是在读书、上大学。” 四队有个犯人，曾经是跑江湖卖杂耍的，叫黄君瑞，还有一个待决犯史式，都因病住院治疗。听说时贤与他们有过吹谈，话题当然涉及时事政局，时贤又善言，讲的可能较多，后被告发，因此获罪遭到批斗。管教干部认为这是他不认罪的表现，时贤则认为自己并无罪错，于是双方对峙，愈搞愈僵，直至时贤最终抱恨终天，一死了之。 看着别人惨烈的死，想着自己苟且的活，背地里我有过多少次泪湿眼眶，有过多少回反省人生与人性，审视社会与人心。时贤用学得的医术曾为别人解除病痛，而却用它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曾说过：“已经不在乎了！”以前是讲别人，后来轮到了他自己。 恐怕许多犯人入狱后都曾有过自杀的念头，我自己也不例外。但那都是一时的冲动绝望。而真如他这样的视死如归，谁曾见过？ 狱中十年我没有被减过一次刑，时贤的事使我受到影响。曾有一位老革命的堂兄来探监，凭借他资深的革命资历被监狱首长破例带到中队队部来见我（平时家属探视犯人都是被带到监狱大门处）。政府干部专门向他谈起时贤自杀这件事，说我不与政府站在一边而同情这个犯人。但我只觉得，我保持了做人起码的良知和底线。 一九七九年七月四日 ，我结束了十年的铁窗生活，回到北碚家中。当晚我就伏在小凳上给时贤亲人写了一封信，希望能与他们取得联系。信上我还不敢写明要将时贤的遇难经过告诉他们。此时时贤罹难已快七年。第二天就将信寄出。由于不知道具体的地址与姓名，就写上“交中江县食品公司，朱时伦收”。那是时贤生前工作过的单位和他弟弟的名字。很快有了回信，落款“中江县粮食局朱时伦”，但并非是我要找的那位“朱时伦”，他答应替我代查。当时的政治空气依然春寒料峭，需要平反的冤假错案堆积如山，积重难返。过去“左”的一套政工手段依然主宰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再加之我自己为彻底落实平反结论，为生计操劳奔波，渐渐将这件事搁置起来。后来，我也曾多次想重新再将此事提起，但又想随着岁月的流逝，岂不是要重新触动他的亲人们心灵上渐渐平复的创伤……于是，我惶惑了。 这些年我也曾经历过许多令人悲伤的场面，但我已不再落泪。我似乎已经变得心如铁石，因为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我所经历时贤罹难这件事更加悲惨，更为悲壮…… “朱医生都走了。”事后每每回味老裁缝说的这句话，总叫人百感交集。他走了，走得太年轻。他的父母和亲人还在苦苦盼望着他回去，叫他“一定要回家！”他的老师还不知道他这位学生的悲惨结局，终身都会为他悬着一颗苦恋的心…… 上初中一年级时，语文老师在课堂上信口拈来一句：“慷慨捐躯易，从容就义难。”老师铿锵有力的山东方言让我将这句话从此牢记在心。但时贤的死算什么？——英年早逝，非正常死亡。“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他用死保持了自己的人格独立，这正是我们民族多年来国民性中所缺少的最可宝贵的性格！ 今天，整整三十年了。当我重新整理这段刻骨铭心的往事才发现，我记得的10月24日 这个日子，是“国际联合国日”。 文革中类似时贤罹难这样的事件真是成千成万，成千成万！一切尚有良知的人们，都应当将自己的文革经历作下笔录。不为发表，不为出版，只为让事实给岁月作证，只为让历史去告诉未来！ 记于 2002.8.31 10:45 作者简介： 黄光祖，高六五级毕业生，因“家庭出身不好”，大学不予录取，到民办小学任教。文革中因日记获罪，被以“反革命恶攻罪”判处二十年徒刑。服刑十年后平反获释，申办个体摄影服务部成为首批个体劳动者，曾获“重庆市先进工作者”称号。1982年彻底落实政策，重返教坛。现退休。(E-mail: cqhgz@163.com) —————————————————————————————————— 【忆旧思亲】 哭继光 ——对一个老实人的怀念 管 宁 他是一个大家公认的好人，一个单纯、朴实的老实人。单纯得几乎透明，老实得近于木讷，还经常冒傻气。 他走了，才49岁。 我们是64年夏天考入初中的。我们班一共47个人。他原本分在六班，因为不愿学俄语，后来就调整到我们四班来了，因此他的学号排在最后：47号。我是1号，一头一尾。47个人里，他是头一个走的。 他走的那天，在京的同学都去了八宝山送他，我当时在国外，没能赶上。听说，他走得很安详。我默默地为他祈祷：“继光，走好吧！” 他从小就长得黑黑壮壮的，是家中的长子，也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儿。同学期间，我常到他家去，伯父伯母都是军人，很和蔼。他还有两个妹妹：小平，小黎。小平文静，小黎调皮，小黎现在已经是北京有名的大律师了。 他姓王。身为军人的父母给他起了个响亮的名字：继光。继承革命光荣传统，寄托着父辈的无限希望。但在他的身上，几乎看不出那个时代在军队大院里长大的孩子身上通常都有的目空一切的专横和桀骜不驯的霸气。他更像一个刚从农村进城不久而且永远长不大的大男孩，敦厚，随和。记得刚上初一时，上英语课。他有一支钢笔，突然不出水了，就用嘴去嘬，结果嘬了一嘴墨水，不敢说话。老师问他“怎么啦？”一张嘴，流了一身。弄得老师哭笑不得，赶紧让他捂着嘴去水房漱口，全班笑翻了一片。还有一回上体育课，分成两拨儿踢足球。他不大会踢，但愣头愣脑，见球就追，起脚就踢，结果一脚“闷”了一位同学的裆部，那位同学不干了，“啪”的一个定位球，把他兜了个大跟头。我当时是体育委员，气不忿儿，上去就给了那位足球好手一巴掌，当时就打趴地上了：“他又不是故意的，你干嘛踢他！”因此我还落了个外号：管大巴掌。 1966年6月，初二期末，文革开始了，我和继光都参加了红卫兵，“扫四旧”，“大串联”,下乡下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口号喊得震天响。但威风了没多长时间，就被造了反，“老红卫兵”也臭了。当时我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继光就是我介绍入团的。1967年初春，当我从“接受再教育”的工厂回到学校后，发现他居然已经加入了“4.3造反派”，而且还当了小头头。我很生气，宣布与他“割席”断交。他见我生气了，找我解释了好几回，都让我给撅回去了。 1967年底，部队来招兵。我和他都报了名，都合格了，又都被分到了北海舰队，还在一个团，驻地就在青岛北面的城阳镇。新兵连训练结束后，他被分到团部当了打字员，我则因为什么事得罪了连长，被发配到发射站站大岗。发射站距团部有六里多地，不过我每次到团部去公干，从不去看他。倒是也是四中同来的一班长丘克宁经常去，回来就把他的情况说给我听。我不置可否。 大约过了三个来月，记得是一个星期天，继光从团部来发射站找丘克宁，然后两人一块儿来到我屋里，他说： “你还是不愿理我？” “你干嘛要给4.3派当头头！” “他们人多，我的家庭条件好，可以帮忙说上话。毛主席不是说要团结大多数嘛！” “那也不能不讲立场啊！” 丘克赶忙插嘴道：“行了，行了，现在都解放军叔叔了，还什么派不派的，都是革命派！走，走，街上有一家大火烧夹肉，特好吃！”于是一手一个，连拉带拽，到了镇上，一人俩，站着吃的，真香！“相逢一笑泯恩仇！”丘克出钱。 回来的路上，继光连蹦带跳，高兴异常，口里唱着：“大米饭，炒鸡蛋，吃了一碗又一碗，我吃啊，吃啊，吃啊，吃啊，得了盲肠炎！”整个儿一没心没肺！ 70年夏天，北大、清华两校开始从工农兵中招收学员。我们团保送了两个，一个是我，一个是继光。他上清华，学工程物理，我到北大，学习日本语。一天，他到北大来找我玩儿，得意地说：“嘿，还是咱们四中底子打得好，我们上英语课，老师说我的发音特准，还叫我做课外辅导员呢！” 转眼到了73年夏天。一天，我正在宿舍里背课文，突然丘克宁来了，劈头就说：“王继光出事了，你知道吗？”我吓了一跳，“什么事？” “穿衣服，去看看他去，路上告诉你。” 在那个是非颠倒、人妖难辨的时代，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在从北大到清华园的路上，丘克简单说了说事情的经过：原来我们当兵走后，四中的大部分同学就都到农村插队了。我们班有几位到内蒙古插队的同学，思想比较活跃，提出“毛泽东思想也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并给一些同学写信，相互探讨。我也收到过他们的来信，只是当时我还比较“左”，回信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咱们现在连毛泽东思想还没学深学透呢，发什么展！”还说人家是“好高骛远”，“还是好好改造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吧！”总之，话不投机，后来就再没有接到过信。继光也接到了他们的信，他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毛泽东思想是时代的产物，肯定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进步。”他与他们彼此书信往来不断，高谈阔论，挥斥方遒。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在今天看来无疑是千真万确的对“绝对真理”的理论探讨，却给这帮当时才不过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招来了一场飞天横祸。“事情”被上面的人知道了，发话说是“事件”。于是，调查组下去了，公安部门出动了，抓人，审查，“逼供信”，于是也就“连带”搜（被交）出了他们之间的往来书信。于是顺藤摸瓜追到了王继光。“听说在让他写检查呢。”丘克说。 我们是从清华西门进去的。丘克似乎事先已经知道了什么，领我左拐右拐，来到了一座偏僻寂静的青灰色三层小楼前。大门敞着，好像有个门卫。反正我和丘克都穿着军装，管他呢，大摇大摆，直趋而入，倒也没人敢来拦阻。上了二楼，左手一间面南的屋子，门开着，从外面就可以看清屋里的一桌、一椅、一床、一柜。有一个人，穿着当时海军特有的灰军装，背对门口，正趴在窗前的桌子上，写着什么。 “王继光！”我和丘克一起大叫。 “哎！你们怎么来了！”继光扭身站起，几乎是跳着迎了过来。显然，他对我们的到来很吃惊，也很高兴。 “你们来了太好了，我正想你们呢！他们不让我见任何人，你们要不是穿着军装，也进不来。” “怎么回事？”我问。 “就是某某某他们的事，说他们和什么独立党有关系，哪有的事呀！我不是给他们写过信嘛，现在让我回忆当时的情况，想起什么就写出来，然后交给上面审查。迟群亲自来跟我说的，没多大问题，只要说清楚了，就没我的事了。现在我不能回家，我得努力回忆，都写了好几天了。” “写什么？”我问。 “就写我都和谁认识，和谁通过信，以及那些人的情况，像家庭社会关系、和谁认识什么的。总之，凡是我知道的，什么都行，写得越细越好。然后送去审查。他们看了，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就挑出来，让我继续回忆，继续写，好帮组织把事情搞清楚。我是党员，对组织一定要忠诚老实！就是有好些事儿记得不太清了。你们来了正好，帮我回忆回忆！哦，对了，你们吃饭了没有？我不能出去，要不让他们把饭打上来？” 我差点儿哭了出来！天下竟有如此的呆子，愚蠢之极！傻呀你！这明明是在套你的口供，引你上钩儿啊！你写得越多，事儿就越多，罪过就越大！还帮你回忆呢，回忆个屁！但我不敢说出来，潜意识告诉我，在这间屋子里，我们的任何谈话，都会被人窃听！我只好“安慰”他：“有错误不怕，说清楚就好。我们要相信党，相信组织。组织也一定会相信我们的。” 我心里恨不得大骂自己：管宁，你是个混蛋！ 看望继光回来，写了一首四言诗，题目是“继光，吾友！”寄给了他。我想安慰安慰他，也想发泄发泄我自己！ 后来，“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邓小平又下了台。东语系也停了课，批判“白专道路”。我自己也惹上了点儿麻烦，弄得焦头烂额。后来就稀里糊涂地毕业了，复员了，还得自己找工作，所以也就没再顾得过问继光的事。后来听说，他到底还是丢了党籍、校籍，部队还算宽怀大度，给了个复员处理，直接发到首钢炼焦厂推焦渣去了。他和丘克一块儿来家里看过我一次，大家都很沉闷。 再次见到王继光，“四人帮”已经被粉碎好几年了。有位同学从宁夏来，搞了一次班级同学聚会。班主任唐老师找到了我，继光也来了。此时的他已经平反了，党籍、军籍也恢复了。核物理是搞不成了，又重上军校，现在海军司令部工作。他告诉我：“我受审查时你写给我的那首诗，我们全家都会背了。后来还被我小妹妹篡改了几个字，拿了去搞对象，说是她写的，唬得人家一愣一愣的，哈哈——！” “你现在干什么？”我问。 “组织上让我参加组建第三梯队的工作。这可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要保证四化的实现，党的干部是关键！我现在天天忙得团团转。”我看他容光焕发、侃侃而谈的样子，为他高兴，但也有一丝凄凉：看来还是没被“整”明白！ 后来，他去了南方，到一个舰艇学院当政委，我则到了国外教书。离得远了，联系也就更少了。2000年春节，我回国休假，在西四的一个饭馆，又是同学聚会，他正好也在北京，赶了来。他还是那副憨憨的样子，只是更黑了。饭桌上，他谈笑风生，显得非常兴奋。不过我总觉得他的脸色有些发暗，就问他：“是不是病了？”他说：“没有，我身体好着呢。”那晚，他喝了不少酒，后来还是他夫人和女儿来把他接回去的。 春节过后，我继续回国外作我的教书匠。一天，突然接印红标从美国来的电话：“王继光病了！” 我吓了一跳：“什么病？” “肠癌。已经手术。伯父母尚不知。你要问，给他小妹妹打电话。” 我急忙拨通了小黎的电话，小黎告诉我：“是。手术效果还好。现在北京家中。” 过了两个月，我回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打电话给他，他很高兴，执意要请我吃饭，小黎夫妇也去了。他吃得很少，只是不停地说：“我很好。我知道我的病。医院的医生说已经转移了，只能活半年，我不信。前些日子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位大师，是空军大院的，他给我发功，说不用吃药了，他能用功把癌细胞排出去。已经给我治了一阵子了，还真排出来不少。我现在吃喝无碍，也不疼了。但大师要我辟谷，所以我得控制自己，你吃吧！我现在感觉好极了！大师说我很快就能回去工作，连医生都说是奇迹！” “那就好，一定会好的。气功是咱们中国的国粹，信则灵，贵在坚持。” 我知道我在撒谎，我也知道我在欺骗。我不能扫他的兴，更不愿动摇他的信心，不能剥夺他的“乐观”！我只愿这种信念和乐观能够延长他的生命，哪怕是一天。此时此刻，除了撒谎和欺骗，我无能为力。 “对了，还有件事儿没告诉你呢！”他说。“上次聚会你不是说我脸色不好么，其实当时真是出了点儿事。我们那儿有个混小子，就是某某司令的那个混蛋儿子，整天出去惹事生非，谁也不敢管，管不了！我不怕，把他叫了来，谈话！当时就把那小子给训哭了，真痛快！” “后来呢？”我问。 “后来我就被停职了。当时我在北京，心里是有些不痛快。现在好了，又都恢复了。” 那顿饭吃了大约有两个半钟头。在小黎夫妇送我回家的车上，我说：“别说破，让他信吧，也许他还能多支撑一段时间。” 两个月后，小黎来电话：“哥，我哥走了。走得很安详。” 晚上，我睡不着，又给他写了一首诗： 继光，我友 继光我友，大浪颠舟。舍我而去，痛彻心头。 继光我友，云际淹留。听我恸哭，缅君旧游。 忆君少年，宅心仁厚。同窗四载，莫逆无垢。 文革变乱，君心我心。秉持中正，多俱与宾。 忆君从戎，共在城阳。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君入清华，鸿图待展。逢彼魑魅，七载难返。 君其归来，不改赤心。位列天官，铸剑鼎新。 与君共饮，欢乐开怀。痛斥贼子，高呼快哉！ 知君染病，已入膏肓。回天无力，恨不同殇。 君心至纯，惟德与谦。生不逢时，老泪流干！ 君去匪远，鹤驾悠悠。奉我醴酒，酹我高丘。 继光我友，仙都稍候。再为至交，举杯待漏！ 尚飨！ —————————————————————————————————— 【蓦然回首】 从编《思想界动态》到参加“四清”复查 王广宇 炼钢铁·编动态·当民兵 1958年7月，我到新单位中央政治研究室报到。当时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办公地址在北京万寿路十三号，新建的几栋办公楼都是低层小楼，单独的庭院，环境安静，适于读书和科研。由于政治研究室一部分工作人员下放到安徽无为县劳动锻炼，机关的人员很少，没有食堂，我们都在对过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食堂搭伙。 到机关不久，上级就决定中央政治研究室（以下简称政研室）迁到城里沙滩，和刚刚创刊的《红旗》杂志合署办公。据说因为政研室和《红旗》杂志领导是互兼的，方便于领导管理，才迁到中宣部大楼和《红旗》杂志在一起办公，实际上《红旗》杂志和政研室是两块牌子一个单位。我们新调来的三个研究生和在机关的一、二十位工作人员很快就投入搬家的准备工作，在图书馆捆书打包，搬运办公用具。8月，搬到了沙滩，正赶上全民大炼钢铁，中宣部大院也在食堂前面的篮球场搭建起几个小炼钢炉，我们工作人员轮流参加炼钢劳动。政研室思想界动态组，日常业务还坚持正常运作。编辑每半个月一期的《思想界动态》，我们几个新调来的人都感到工作紧张，吃力，可是当自己编写的稿件登在刊物上，感到心情愉悦，有成就感。 9月中旬，我被派到首都机关民兵师参加民兵训练，以迎接国庆节，接受毛主席的检阅。首都机关民兵师是1958年国庆节前响应毛主席“全民皆兵”的号召成立的，民兵都来自在京的中直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机关三十岁以下的工作人员。中央派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任首都民兵师的政委，民政部长郭××任师长，中央办公厅的李质忠为副师长，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高登榜任参谋长。并在西城区府右街中直管理局设立了首都民兵师师部，师部机关由高登榜筹建和管理。首都民兵师实行集中、封闭式的突击训练。我刚刚被编入国务院机关事务团的连队接受了两天训练就被抽调到师部当秘书，参与师部的筹建工作。在高登榜领导下作些文件起草和收发工作，筹办首都机关民兵师的临时小报——《首都民兵师报》，师部固定的工作人员只有三、四个人。工作非常紧张，可以说是夜以继日。我负责小报的编辑工作，其他同志负责出版印刷，发行。小报印刷约百份左右，发至民兵师的师、团、营、连各级领导和基层连队。小报的内容主要围绕着首都民兵训练，传达有关领导对首都机关民兵训练的指示，交流民兵训练的经验，报道训练的信息等等。小报是四开铅印，不定期，9月中旬、下旬共出版了三期，直到1958年国庆节首都民兵师接受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检阅后才停刊。 国庆节后接受检阅的首都民兵都各自回到原来的单位工作。本来我也准备回原单位的，高登榜却要我留下来起草民兵师训练总结，并处理些遗留问题。我起草的首都民兵师受阅训练总结初稿，征求各团代表意见后，将修改稿送齐燕铭审阅，齐燕铭主持民兵师师部的几位主要领导集体讨论后，再次修改，经齐燕铭签字后印发给派出民兵的中直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单位。与此同时。高登榜还告诉我，打算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搞个常设首都机关民兵的管理机构，配一名秘书以处理日常有关机关民兵的事宜。他知道我刚调到中央政研室才一个多月，就征求我的意见，要我留下做管理民兵的秘书。我表示只要政研室领导同意，我服从组织调动。高登榜给政研室思想界动态组秘书李洪林打了电话，提出要把我调到国务院管理局工作，李洪林代表政研室组织，没有同意。于是我把遗留问题处理完毕后就回了政研室。这是1958年10月上旬的事。如果真的把我调离了政研室，到首都民兵常设机构当秘书，我的人生道路可能会是另一个样子了。 反右倾 1958年秋至1959年春，政研室思想界动态组的业务工作还是有条不紊地开展着，领导抓得也紧，动态组的编辑小组李洪林、丁伟志等理论水平高，编辑业务熟练，组里的年轻人虽然感到紧张但心情还是愉快的，同志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和谐、融洽。我个人在这个阶段学了很多过去未曾接触过的业务知识。 1959年春，思想界动态组组长关锋调到《红旗》杂志担任编委，由下放农村锻炼回机关的一位同志任组长。这时，《思想界动态》还正常出刊，原编辑小组仍然在业务上发挥主要作用。到1959年秋，庐山会议后，政研室开始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红旗》杂志社、中央政治研究室当时的党组织领导机构是总支委员会，受中宣部党委领导，实际上是由《红旗》编委会来领导反右倾运动。当时政研室只有三个组。即《思想界动态》组、逻辑组、历史组。思想界动态组和逻辑组成立一个支部。反右倾运动由思想界动态组行政领导主持，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确定了重点批判对象。原中央政治究室办公室主任汪浩已调到北京市西城区工作，因他在下放安徽无为县期间带队，被认为有反对无为县委书记姚奎甲的问题，犯有严重右倾思想错误，运动开始不久，就从北京西城区调回政研室交代问题，接受揭发批判。思想界动态组则把编辑领导小组成员李洪林、丁伟志作为重点批判对象。李洪林、丁伟志是政治研究室的笔杆子，他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就经常在学术理论刊物，通俗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马列主义理论，在理论宣传界有一定的名气。 这次运动和已往历次政治运动一样，采用了逼供信，“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无限上纲，上挂下联，株连家属的方法。批汪浩的主要问题是在下放无为期间，对县委书记姚奎甲在大跃进中的急躁冒进、虚夸发表了些不满言论，批丁伟志在无为下放期间怀疑过姚奎甲，写文章有修正主义观点，批李洪林发表的文章中有右倾观点，还说他和被划为“右派”的妻子没划清界限等等。在揭发的大字报中，把这几位重点对象的家庭出身、成份、个人历史一起端了出来，以证明他们的右倾思想的阶级根源。有些人为了在运动中表现积极，对被批判对象进行诬陷，无中生有，又不许本人辩解。对丁伟志抓不住多少右倾言论，就强迫他交代内心深处是否有怀疑“三面红旗”的思想，把这些尚未形成言论的“一闪念”，定为右倾思想，给他戴上了个似是而非的帽子。丁伟志在批判会上暴露思想时宣读了一首打油诗，倾诉了对批判右倾运动的无奈。他说：“真真假假假假真，孰真孰假势难分；二十年后辨真假，俯首贴耳拜马恩。”这首打油诗读出后，又遭到了一通批判，说他想“秋后算账”，二十年后要翻案。我在批判会上跟着喊口号，时不时地敲敲边鼓，帮助分析上纲，但我绝不说瞎话。在批判丁伟志“错误”时，因为由我执笔写的一篇三千字的小书评，被认为是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使他受到牵连。这篇书评是《读书》杂志邀丁伟志写的，是评论王铁的《怎样发展个性？》的小册子。丁伟志为了帮助新同志提高写作能力，把这篇书评交给了徐国喜和我，我和徐国喜翻阅了一些有关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和文章，形成了观点，商量出提纲由我执笔写成初稿，丁伟志帮助修改，他只作了一些画龙点睛的修改。批判他时，有人把这篇书评的所谓“错误”，栽到他头上，说是他授意的观点，以证明他一贯右倾。其实，丁伟志对这篇书评事前并没有给定调，也没有详细看王铁《怎样发展个性？》的原书。书评的观点是徐国喜和我经过反复研究后才形成的，文章的内容“错误”不是丁伟志的意思，我虽在会上不断检讨，并表示责任主要在我，但有的人却硬说，丁伟志修改的几处都是要害，问题最大，以加重他的“错误”。这篇文章，是我到政研室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也是最后一篇文章，从此再也没写过文章。 反右倾运动后，在报刊上很少看到丁伟志、李洪林的文章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古训是永恒的箴言。 历史证明，丁伟志的那首打油诗的预言应验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那些在反右倾运动中遭受不白之冤的同志平反昭雪。谁真谁假，整整二十年见分晓了。 这次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红旗杂志社和政研室打出了几个严重“右倾思想”的人。《红旗》杂志打出了一个刘爱芝，政研室历史组打出了一个“阶级异已分了”王士豪，被开除党籍，发配新疆，含冤逝世。原政研室办公室主任汪浩被定为严重右倾，给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调到内蒙古自治区工作。思想界动态组把李洪林、丁伟志定成严重右倾思想，运动结束后把他们下放到北京房山县农村劳动锻炼。在宣布对汪浩和王士豪处分决定的党员大会上。《红旗》杂志的一位领导最后讲话说；“请在座的同志注意！汪浩态度一直不老实，不服处分，日后他是要翻案的，到那时在场的同志都要出来证明，他的案是永远翻不了的。”这段话我印象最深，即使原话不准确，但原意是非常明确，就是使汪浩永世不得翻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汪浩获得平反。 顺便说一下，汪浩、丁伟志的主要“错误”就是在下放无为期间，对无为县委书记姚奎甲冒进、浮夸、不顾人民死活，表示了不同看法或腹非。后来查明，大跃进时期姚奎甲任无为县委书记期间，给无为人民造成了空前灾难——大饥荒。据调查；“1957年底无为全县人口为982979人，1960年底，为662557人，减少人口320422人（据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全县饿死82278人；1960年，饿死126524人）1961年饿死人数未统计。据此推算，三年共产风时期，即使扣除正常死亡人数，全县饿死人数应在300000人以上”。“姚奎甲为完成上级高征购任务，亲自下乡逼命催粮……用斗争、吊打、扒掉衣服、罚冻、打嘴吧等刑罚，威逼催粮……该公社（红庙公社）13天即饿死7600多人。”“文革”时期，要不是电厂工人用钢筋焊一个铁笼子，将姚奎甲保护起来，他定会被向他要儿子、要丈夫的愤怒农民用木棍、石块活活打死。（以上均引自扬金声《亲历无为大饥荒》） 上述数字无需作任何解释，姚奎甲是怎样一个县委书记？那些当年在反“右倾”运动中认为姚奎甲是“正确路线”代表，拼命维护他光辉形象的人，那些瞪着眼睛说瞎话的人，那些专以整人为快的整人“专业户”，该不该有点愧疚呢？ 编资料 1960年后，思想界动态组出版的《思想界动态》已无法定期（半个月）出版了，原来组里的业务骨干编辑组的负责人李洪林、丁伟志被定为严重“右倾”思想，送到农村劳动改造，在家坚持工作的，我们这些新来不久的大学生由于水平有限，心中无数，抓不住报道中心，使思想界动态常常拖期。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改变编辑方针，从原来向中央反映思想理论动态的新情况，变成编辑资料和马恩列斯语录。恰在这时，中央正抓批判南斯拉夫修主义和铁托，后来又批苏联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借此机会，把思想界动态组的工作重心从编动态到编资料。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日以继夜地翻马恩列斯全集，和有关南斯拉夫的资料，把当时政治需要的观点言论摘录下来，用来作反对修正主义的炮弹。在出版《思想界动态》时加上“特刊”两字，就成了资料汇编。这种状况一直到1961年夏天，政研室内部机构调整、撤销了思想界动态组为止。 调整后的政研室下属机构变成了工业组、农业组、编辑组、历史组。我被分配到工业组，工业组的主要任务是编辑我国有关工业方面的资料，到工矿企业进行调查。1961年至1962年先后到天津、山西、黑龙江、吉林等地作了工厂、矿山、人民公社、农村基层管理体制问题的调查。1962年1月下旬，春节前后，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我被临时抽调到大会作记录，搞简报，分配到广西组。在会上我见到了原《红旗》杂志初建时的编委李友九（当时任广西自治区党委书记）和1945年我在辽东军政干部学校学习时的第二任指导员龙腾（当时任柳州钢铁厂党委书记）并和他们叙旧。 1963年内部机构再次调整，政研室又分成哲学、经济学、文艺、经典著作组和历史组；我被分配到经典著作组。1964年春，我参加了《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斗争》一书的编写工作。 同年夏天，在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了马列主义研究院，我被分配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组。 劳动模范变成“阶级异己分子” 马列主义研究院成立不久，1964年秋，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当时，我作为共运组党支部代表参加了由中直党委组织的国内形势报告会，由公安部副部长吕展作关于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报告，吕展在报告中谈到农村阶级斗争和城市阶级斗争异常复杂尖锐，并说阶级敌人钻到了工人阶级队伍，窃取了领导权，当了劳动模范等情况，其中举了一个城市工厂的例子，点了我的岳父魏文采的名。吕展说：魏文采家住通县马驹桥公社，解放前是那一带的有名大地主，有土地，骡马等若干，解放后钻进了工厂当了工人，伪装积极，五六十年代年年被评为先进，模范，还当上了车间的治保委员。吕展说的关于我岳父的阶级出身情况，我从未听说。我的岳父就住在北京，在北京第一汽车制造厂总装车间当工人，他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得的奖状挂了半面墙，说他解放后钻进工人阶级队伍和我了解的不一样。据我所知岳父的老家家庭成份，解放初土改时定为地主。可岳父从1936年就脱离了农村，自己到北京谋生，后来进工厂当了工人。北平和平解放时，他已经是工厂的老工人了，怎么能说，解放后钻进工人队伍呢？ 吕展的报告内容，我回来后向支部作了汇报，其中谈的有关我岳父的情况也如实作了汇报。支部把情况反映给马列主义研究院的领导。1964年秋，正是农村第二批“四清”开始，党中央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是有文件的，一种说法是基层政权“有三分之一”不在共产党手中，另一种说法，“恐怕不止三分之一”，可能三分之二的政权都不在我们手中。就是在这样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下开始了第二批“四清”。 关于我岳父当时情况，北京第一汽车制造厂的领导从未同我岳父谈过他的阶级成份，因为他不是党员，党组织也没同他谈过，他仍然担任车间治保委员，照常工作。怎么在吕展报告中把一个有近三十年工龄的工人，一夜之间竟变成“阶级异已分子”了？后来我了解到，1964年上半年陈伯达曾到北京第一汽车制造厂，在城市工厂找典型，这和他在天津农村基层党组织中挖出“阶级异已分子”——小站西右营村党支部书记张凤琴是姊妹篇；他又来北京第一汽车厂挖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中的“阶级异已分子”，他根据通县农村“四清”的检举材料，把我岳父内定为“阶级异已分子”。吕展的报告可能就是根据陈伯达的“调查”。对陈伯达在第一汽车制造厂抓“阶级异已分子”的做法，当时的北京市委有不同的看法，彭真就指示：对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的“调查和处理要慎重”。因此第一汽车制造厂的领导，从1964年“四清”到文化大革命前两年的时间，没有对我岳父作任何结论，他本人甚至都不知道受到审查，照样积极工作。直到1966年秋天，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农村“贫下中农”到第一汽车制造厂把我岳父强行带回农村，进行劳动管制，并给戴上“富农成份”的帽子，在农村劳动十二年。1978年，北京市委、第一汽车制造厂对我岳父的案件进行复查，认定原处理是错案，给以平反，调回北京原单位，恢复原来的工作和工资待遇，不久退休。 我岳父的案件，对我来说是一个压力和包袱。马列主义研究院的个别领导，对我这个社会关系也很重视。有一位领导找我谈话暗示我不适于在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他的试探是组织意见还是个人意见我不得而知。不过就因为给岳父戴上“大地主出身”的帽子，我去通县“四清”前，“四清”工作组组长关锋，严令我必须改名，生怕通县“著名大地主”的女婿当“四清”工作队队员对工作不便。在通县翟里“四清”时，我只好改成曾经用过的名字王克。 我顶着政治压力，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参加了翟里“四清”。 在翟里参加“四清” 通县宋庄公社翟里大队的“四清”工作队是以《红旗》杂志社的人员为主，加上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少数工作人员组成，马列主义研究院国际共运组除个别同志外都参加了翟里“四清”。翟里大队共有六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分配一个工作组，进村的时间是1964年国庆节后。“四清”工作队带队的是邓力群，到翟里后对群众宣布他叫“老董”，他化名是为了工作方便。工作队成立了队委会，由各队工作组长兼队委。工作队长是陈茂仪（兼），支部书记海波，副书记郭冲，一队工作组长是关锋，二队组长苏星，三队组长陈茂仪，四队组长郭冲，五队组长戚本禹，六队组长海波。 工作队进村后，基本上还是按照中央的“双十条”开展工作的，也是搞扎根串连。各组开始摸底，了解生产队的阶级状况，分析各户的阶级成份，确定发动群众所依靠的对象。我们第一生产队在关锋的领导下，都紧绷阶级斗争在农村十分激烈的这根弦，注意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清查生产队干部中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四不清干部”。进村大约一个月左右，我们第一生产队经过排查确定了两个斗争对象，一个是翟里大队副大队长邓庆福，他家住第一生产队，另一个是“漏划富农”。第一生产队率先在全大队揭开了翟里的阶级斗争的盖子，召开了全大队社员大会，批斗漏划反动富农邓庆福。组长关锋带头揭开翟里阶级斗争盖子，得到了邓力群的支持。邓力群从运动一开始就在第一生产队蹲点，参加一队工作组会议和社员大会。关锋的做法大多都得到邓力群的赞赏，认为关锋雷厉风行，适时地把翟里“四清”运动推向了高潮。 在发动群众，依靠贫下中农，确定斗争对象等问题上，在第一队工作组内部，是存在不同看法的。在对敌斗争告一段落，工作组总结前一段工作时，有一两位工作队员，对前段工作提出了意见，认为批斗邓庆福大会开得太仓促，有些证据材料还没有落实，在依靠贫下中农问题上，把两个有犯罪前科的贫下中农吸收为积极分子，不大合适等等。关锋对这种意见是不能容忍的，他并不认为揭盖子仓促，他说：证据铁案如山，如在抄邓庆福家时，搜出了用烟头（或香火）烧瞎了双眼的毛主席像，和邓庆福在群众中散布的咒骂共产党的言论，这些都证明我们的做法是正确的，关锋发动在工作组内部批评那种“右倾思想”。这时我的心境很复杂，生怕一不小心就跌进了“右倾”的泥坑，但我这个人又左不起来，只能跟着领导走。在小组会上，我主要是检查自己对群众运动迅猛发展，有些跟不上，有些问题拿不准，需要努力提高阶级斗争复杂性的认识，但我没有正面去批评那两位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对我的表现关锋大为不满。会后，关锋专门找我谈话，批评我对错误意见“旗帜不鲜明”，“和稀泥”，要害是“政治上不坚定”，并含沙射影地提出我这种思想同我和岳父没有划清界限有关。他还透露在斗争邓庆福和用两个有前科的积极分子时，都得到邓力群的支持，否则他也下不了决心。关锋谈话给了我很大的政治压力，我表示接受批评，努力在实践中改正。从此在工作中，更加小心谨慎，觉得自己的确在阶级斗争中不够坚定，要紧跟领导意图，坚信“四清”中关锋做法是正确的，是有来头的。 邓庆福被戴上反动富农帽子后被逮捕送通县公安局。工作队要求按反革命案件处理。通县“四清”工作总团是北京市委组成的。“四清”工作总团接到翟里工作队要求法办邓庆福的报告后，提审了邓庆福，邓庆福否认一切罪行，特别是“反动言论”都是群众揭发的，没有物证。“四清”工作总团和通县公安局要求翟里工作队重新复查邓庆福案件。与此同时，翟里工作队也加紧补充邓庆福有罪的证据。我们一组工作队员几乎大部分人都投入搜集证据的工作。过了一段时间，关锋和邓力群研究重新起草关于反动富农邓庆福罪行报告，关锋在很短的时间内写出了十万字的报告，邓力群写了报告结论部分。报告写成后，铅印二十份左右，分别报送北京市委、通县四清工作总团和通县公安局，以及相关单位。报告发出后，通县公安局仍没有起诉邓庆福的消息，关锋为此事很焦急。关锋派我去通县“四清”工作总团送补充邓庆福的罪证的材料，并嘱我顺便了解一下总团政法组、县公安局对邓庆福案件处理的态度。在我同县公安局有关人员谈邓庆福案件时，总团政法组和县公安局对处理邓庆福案件态度消极，认为证据仍然不足，甚至说，邓庆福羁押时间已过，现在的证据材料不能定案，准备把邓庆福放回生产队。我回来向关锋汇报后，他非常紧张。他说，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回来，哪怕判他几个月徒刑再放，仍然证明他是有罪的。关锋说，邓庆福烧毁毛主席像的眼睛是他对共产党毛主席的刻骨仇恨，证据是确凿的（邓庆福否认毛主席像是他烧的，说可能是他父亲烧的，邓庆福的父亲在他被捕后就去世了），这样罪行放出来不是宽大无边了吗？关锋还说，希望“四清”工作总团派人来复查邓庆福的案件。 两次复查邓庆福案 不久，通县“四清”工作总团派总团政法组的段德旺来翟里复查邓庆福案件。段德旺是门头沟公安分局的干部。他到翟里后，要求翟里工作队配合他对邓庆福案件的复查工作。关锋派我和滕文生参加复查组，主要是配合、帮助他找证人或调查对象，作记录。关锋明确表示复查组以段德旺为主，我和滕文生协助他工作。关锋还嘱咐我们，一定要配合好段德旺的复查，原证据不实或不清楚的要坚决剔出，并向段德旺做好说明和解释工作，争取段德旺在复查中持公正态度。 复查组在翟里大约复查了不到一个月。主要是核实证据，找当事人对他的证言真伪进行甄别，不实的证言推翻；发现新的证人，补充一些新证据。在复查工作中，我们非常尊重段德旺，按他的要求进行复查，因此，段德旺对工作组在复查工作中的配合表示满意。最后我们共同研究，以段德旺名义向总团写了简要的复查报告，复查报告肯定了原工作组对邓庆福的罪行的结论，确认了邓庆福是漏划富农，加上他有反动言行，定为“反动富农”是正确的。 段德旺回“四清”工作总团后，通县公安局没有释放邓庆福，也没有听说同意段德旺复查报告。邓庆福一案一直拖着，既不判，也不放，一直拖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旧北京市委被打倒，通县公安局才匆忙将邓庆福案件移送通县法院，判处了邓庆福有期徒刑十年。 顺便说一下，在翟里“四清”工作队队委会中，对邓庆福案件，对“四清”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也是存在着不同意见的，特别是对关锋的“左”，明里暗里都有些议论，但关锋的这一套做法得到了邓力群的支持。 1965年6月，结束了翟里的“四清”，工作组大部分撤出，回原单位。但留下了一个“巩固组”，全大队共留下七、八名工作队员，每个生产队都留下一个“巩固组”的成员，大队巩固组长是《红旗》杂志社的苏思本。 本来，“四清”结束后，我该回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了。可是，刚回研究院没几天，关锋又交给我一个新任务。起因是翟里“四清”结束，工作队撤出后，北京市委又派了一个复查组进驻翟里，这个复查组是由北京市委政法部组织的，并由他们的主要领导人指挥。复查组由精干的北京市政法干部组成，组长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姚克明，组员有市公安局的刘长春和北京高级法院书记员季学全。经邓力群、关锋同北京市政法部协商，原翟里工作队派一名工作队员参加北京市复查组工作，关锋把这个差事交给了我。 很显然，北京市委派了复查组到翟里大队复查，意味着他们认为翟里的“四清”工作有问题，虽然名义上是复查邓庆福案件，实际上是检查翟里“四清”中的问题。我以一个原工作队队员的身份参加复查组，这种角色的尴尬处境是可想而知的。可是在“四清”中我管过一段邓庆福案件，派我参加复查组也顺理成章。我只好硬着头皮，参加了复查组。复查组组长提出复查方法，即把邓庆福罪证材料分成若干部分，分给每个人一部分，各自为战，各查各的，这样每个人复查情况和结果，就很难相互了解，分给我的大部分是不能定性的材料，让我再重新找证人核实，这种复查方法实际上把我排除在外。在复查期间，北京政法部一位副部长，坐小轿车亲自来翟里指导复查组工作，不过没有通知我参加。 北京市委复查组经过一段工作后，许多证人推翻了原证词，已经定了案的一些“四不清”干部纷纷翻案。我及时把复查情况向关锋汇了报。关锋找邓力群研究后，决定听取复查组汇报前一段复查情况。汇报会在《红旗》杂志社小会议室召开，由邓力群主持，北京市政法部的一位副部长参加听汇报。复查组组长汇报了前一段复查情况，认为邓庆福一案的疑点很多，有些情况证据不足，需要深入进行复查，他也提到许多原证人推翻了原证词。我在会上也发了言，主要内容是对北京市委复查组进村后，原来“四不清”干部纷纷翻案，“四清”后新选出的贫下中农干部工作遇到了困难。复查组没有依靠基层干部，单独复查，只听被打击的“四不清”干部反映片面情况，很难调查出真实情况。邓力群总结发言，除肯定了复查组工作外，着重批评复查的工作方法，不依靠“四清”后的新干部，抛开贫下中农，只找有问题的当事人，这种秘密工作方法很难公正，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北京市政法部那位副部长在会上表示同意邓力群的意见，复查组回去后好好总结前一段复查工作，转变工作方法。会上没有着重谈邓庆福案件复查进展情况。这次会议后，北京市委复查组又回翟里搞了几天复查，按照邓力群、关锋的指示，我没有再回翟里继续参加复查工作。北京市委复查组在翟里三进三出，复查了一个月左右，是否写出复查报告，我不得而知，但《红旗》杂志社原翟里工作队，没有收到复查报告。邓庆福一案搁置下来，邓庆福没有被释放也没认定有罪。 马列主义研究院政治组 大约是1965年初秋，我结束了“四清”复查组的工作，回到马列主义研究院，这时，马列主义研究院从中央党校等单位调来些中层干部，和从共运组分过来的大学生、研究生组成了政治组，全组有二十人左右。新组建的政治组，原来在中央政研究室工作的只有我一个人，其他成员都是刚调入的，政治组由原中央政法干校调来的刘枫渔任“召集人”兼党支部书记（马列主义研究院成立后，各业务组的负责人一直没有正式任命官衔，通称“召集人”，直到1969年马列主义研究院撤销），谢平仄和我任党支部委员。 政治组成立后不久，刘枫渔就带领政治组大部分人到天津市参加城市“四清”，留下谢平仄和我还有一个大学生在家做编写“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准备工作，主要是搜集有关政治学的书籍、资料，草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编写提纲。从1965年秋，到1966年5月，在约半年多时间里，我们搞出来一个自已也不太满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编写提纲，《提纲》除送院领导审批外，还发送有关部门征求意见。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就被调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工作。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了一年零两个月，换来了七年零三个月的牢狱之灾。 回顾在政研究室和研究院工作的十年，我永远怀念已故的张楠、高禹两位老领导，虽然，我同这二位不在一个组工作，接触不多，但他们的作风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他们善良，正直，廉洁自律，对上不谄不媚，对下平等相待，公道正派，实在是难得的好同志。 —————————————————————————————————— 【蓦然回首】 我们为什么会助纣为虐 ——我的自白和反思 王炼利 2005年，我就读过的中学校首次举行校庆活动。我向37年未见面的班长建议，去看看班主任，他80多岁了，已瘫痪在床。班长未置可否。 过些日子，我又向班长建议，班长悄悄对我说；“我不敢去。” “为什么？” 虽然班主任被当成“特务”批斗有我们班学生的一份“功劳”——他带我们春游时在吴淞口军事要塞附近给手表上弦了，他以前是从不带表的。文革一开始，同学们觉悟了：教物理课的班主任就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安在我们身边的定时炸弹，就把他给“揭”了出来。不过，对班主任大打出手的不是我们，我们也是文革受害者，老师会原谅我们。我这样想。 “你不知道，那天他被人一脚从楼梯上踢下来，倒在楼梯转角平台处，我正好从楼下上来，他跪在我面前，叩着头对我说‘我求求你，你让他们不要再打我了，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却没有理他。想到这些，我不敢去见他。”内疚写满班长的脸。 “但是，这事摊在任何一个同学面前，都没有人会去救他。整个文革期间，我们都做过内疚的事情，谁也跑不了。”我对班长说，也像对我自己说， 当年，凡“牛鬼蛇神”都是有标记的。奥斯维辛的犹太人胸前挂有耻辱的黄标记，“牛鬼蛇神”挂的是耻辱的黑标记。一天中午，我看到一个没教过我们课的“牛鬼蛇神”老师正要出校门，出校门前悄悄把挂在领襟下的黑标记朝衣服里面折进去，我发现了，马上命令让他把黑标记亮出来！对，就是“命令”，我当时是“红卫兵小将”，当然有资格命令“牛鬼蛇神”！我觉得自己做得很正义，“牛鬼蛇神”就该接受大家的监督。 有个女教师被她班上的学生剃了光头，从此她就带上了一顶天蓝色的女工帽，那种效果有点像尼姑。有一天，一群学生把她的帽子给掀了，帽子扔到了我肩上，顺着我的肩又滑落到我手上，我感觉到帽子带着体温。顿时我像被火焰灼着了手，一下把帽子扔到地上，马上又有人把帽子拾起来，抛着、扔着……在带体温的帽子碰到我手时，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肯定被触动了，因为我的心那么明显、那么有记忆地猛颤了一下！可我怕这样的“颤动”，这证明我还是爱憎不够分明，证明我还残存着“小资产阶级的温情”，所以，我赶快把帽子扔掉了。 那一天，一群老师在我们的脚下爬着，看到老师们尊严扫地，学生们享受着快感。那个死不肯认罪的女教师终于也跪下了，在她双膝着地的瞬间，她“呜”地哭出了声，学生们为之欢呼起来！在爬行队伍中还有一个满头白发高高胖胖的男教师，他成为“牛鬼蛇神”的过程是极富时代特色的——学校中的“革命老将”还只是凭感觉认为他“应该是”牛鬼蛇神，就和“小将”一起设计个“阳谋”：召开个吓唬吓唬他的会议，看能吓出点什么来。会上，小将老将都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你的问题全部被我们掌握了，现在给你五分钟时间，你不坦白，我们帮你坦白。你是想从宽处理还是从严处理，自己选择吧。”接着便进入了倒计时，一个男声很有威慑力地拖长着声调： “还有——四分钟……还有——三分钟……还有……” “不不不，我坦白，我坦白！”只见黄豆大的汗珠从白发苍苍老教师的额头上滚落下来，他等不到引爆就崩溃了，像竹筒倒豆子一样把什么都抖落出来了！这当然是“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我们的伟大胜利：只不过吓唬吓唬，就吓唬出一个货真价实的“历史反革命”来了（他后来也平反了）！他抖落些什么，我唯一记得起的是当过“三青团员”，其他全部都忘了。我不会忘记的是，我当时是众多喊着口号逼他交代问题中的一个。也是参与这“阳谋”、自认为的胜利者中的一个。 我在场，我没有参与欢呼。但那是没有功夫欢呼——我自己同自己打架还来不及呢。一个“我”说：“太过分了吧？”另一个“我”反驳：“这是革命需要！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一个“我”辩解：“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羞辱人嘛！”另一个“我”声音更高：“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终于，后我战胜前我，铁定的真理是：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这些“牛鬼蛇神”肯定过去对人民很残忍，现在就不能同情他们！ 我要向年轻的朋友们、向我们的后代坦白，这就是一个十多岁的少女，在那个疯狂年代里眼观疯狂参与疯狂时的内心独白。最后，是革命的理性战胜了小资产阶级的感情。革命胜利了！ 不能把我们变得这么冷血，这么无情，归咎于我们接受的教育——当年“小学生守则”、“中学生守则”上第一条就是“要尊师守纪”，教室也是挂着“尊师守纪”的标语，我们曾恭恭敬敬地对老师鞠躬，亲亲热热地喊“老师您好”，这样的我们怎么一下子从温顺的“小绵羊”变成了阎王殿的小魔鬼？是的，小魔鬼，在当时被打成 “牛鬼蛇神”的老师眼里，我们这些“红卫兵小将”才是真正的“牛鬼蛇神”，真正的小魔鬼。 我们怎么会变成了这样？多年以后，我找出的答案是：那时，所有的人都在害怕，所有的人都怀抱着彻骨的恐惧，都担心厄运会降到自己头上，所有的人都想“避险”，甚至不择手段地“避险”。当发现“行恶”能“嫁祸于人”又能使自己“避险”，一些人就选择了行恶。坐观恶行无动于衷，还算是那个年代的“善行”呢！ 我们害怕什么呢？ 1967年7月，为纪念“8.18”接见红卫兵一周年，上海准备举办盛大庆祝游行。我也被选入红卫兵方队参加排练。我很兴奋，这在当时，意味着一种比较有规格的“身份承认”！但有一天红卫兵头头找我谈话了：“我们已经知道你的家庭有些问题没有搞清楚，为了红卫兵队伍的纯洁性，你不能参加这次游行了。”真是五雷轰顶！我就是从那天起，从15岁半起，知道了心被击碎的滋味，知道了被击碎了的心是会痛的，会很痛很痛的！我哭得气都缓不过来，回家后，是腹部剧烈的疼痛，疼得我在床上翻滚，但我咬紧牙关，不哼一声，当时心里已连死的念头都有，觉得还不如这样死去！以后我看了一些医书，猜测到当时的腹痛可能是强烈的精神刺激诱发的肠痉挛。 让后人无法理解、自己后来也感到过分的是，不就是不让参加游行嘛，值得这样吗？其实，情感上波动和肉体上剧痛只是表象，表象的后面，是一个未成年的灵魂在颤栗，面临巨大恐怖和孤苦无依时的灵魂颤栗！ 我害怕的到底是什么？ 我害怕的是：从此被划入另类，成为 “黑七类子女”——黑七类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资本家、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那样的另类。1966年夏天，北京的红卫兵到我们中学“煽风点火”（当时这是个褒义词）搞串联，来的全都是十七八岁的“女兵”，一个个腰扎宽皮带，身穿洗得发白的有四个口袋的军装，风纪扣扣得严实，水壶和黄军包在胸前交叉挎着，一手叉腰，一手挥舞着语录教训着上海的中学生：“我们北京有个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事实就是这样嘛，我们就要造反动派和他们狗崽子的反！”然后，解下皮带就抽“牛鬼蛇神”，给我们以“革命行动”的示范。这一幕牢牢印在我的心里——至今我还记得那几个红卫兵的脸和神态。从那时我彻底明白，只要是“牛鬼蛇神”的后代，“重在表现”是不能兑现的了，他们从“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队伍中被抛了出去，他们已没有前途，他们也没有朋友——想有个前途的人要躲着他们，同样没有前途的同类之间不能来往，来往就是“反革命串联”。他们只能在鄙夷的眼光下承受不是这个年龄的人能承受的屈辱和孤独。还有着几十年活头的花季少年活到这一步，就生不如死。所以我听到自己家庭“有问题没有搞清”，就反应激烈、甚至激烈到“死”都无所谓，这其实很正常，有的人甚至会精神分裂。 潜意识里根植了这种恐惧，那么，避险就成为人的一种本能。怎样“避”呢？不想被“大流”抛弃，就与“大流”注定要抛弃的“一小撮”划清界限吧。既然连“对政治不感兴趣”都影响到过安稳日子，那么，就参加政治运动吧！ 当行恶变成社会常态、当无语地坐观恶行也能差强人意当作“善行”，“从众”和“随大流”就不想无情也无情了。文革时期，“揭发他人”竟然成了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相互揭发”，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平民司空见惯的行为。 你说：“我家三代贫农，搞阶级斗争搞不到我头上。”话音刚落，你被“隔离审查”了，就因为你好友的哥哥定性为“五一六”分子，而有人揭发你与你好友的哥哥在一起玩过；你要去参军，政审都通过了，突然宣布你不能去，有人揭发你远房婶婶她父亲刚被专案组调查出是逃亡地主。 你现在正写着大字报，毛笔头掉了，你就说了一句：“呀，毛笔头掉了。”有人就大声揭发：“啊！你这么反动，竟敢攻击伟大领袖！”你一下子百口莫辩，就这样成了“现行反革命”，被“勒令”“六进六出”（六点“上班”六点“下班”写交待）；你刚到“牛鬼蛇神”队伍报到，看到昨天“揭发”你的那个人竟然也在这个队伍里了，原来他太得意了，想炫耀自己是怎样发现了身边的阶级敌人：“你知道那家伙说什么吗？他说（一下声音轻了下来）‘毛头掉了’！”他这一炫耀就把自己炫耀成了“牛鬼蛇神”，罪名是“扩散反革命言论，别有用心”……那年头，当 “反革命分子”是防不胜防的。 走在马路上，都随时能发现“揭发行动”：前面走的人将吊唁家人的黑袖章与红袖章套在一起，被揭发了；边上有人买了张报纸就朝公共厕所跑，有人就跟进去，“等待揭发”——这时十有八九可以抓个“现行反革命”——每一张报纸上每一版都有领袖语录领袖像，就看他怎么处理这张报纸吧！ 阶级斗争既然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肯定有大量的阶级敌人待揭发。主流社会鼓励这种“揭发”行为，揭发他人是政治上要求进步的表现。而能理直气壮、堂而皇之地揭发他人，既表现了自己的“革命立场”，也能显示自己在“革命队伍”中的份量。 在这样的社会中生活，人人恐惧命运的无常。人人随时都面临“你不配为人”的审判。 为什么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说变就变，变得如此野蛮残忍？ 只因为革命需要野蛮残忍，不野蛮不残忍，革命进行不下去。 文革一开始就着力破的，是中国民间的道德信仰“凭良心做人”。 这是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武器破掉的。 “凭良心做人”，本是规范中华民族行为道德的“不成文法”，根植于荒郊僻壤村妇愚夫的心中，比孔教儒学更具普遍性。“凭良心做人”对人的行为约束是“人不能为所欲为”，人必须有所敬畏，有所怕惧；违背良心，不凭良心，则要遭报应，不报应到自身，也要报应到子孙。因为有所敬畏，因为要“凭良心”，邻里街坊间各行各业间才能相安无事,和睦共处。然而文革恰恰不许平民“相安无事”“和睦共处”，最高领袖要亲自指挥全民“斗”，“不要怕乱”，“七亿人口，不斗行吗？”当然，最高领袖对怎样斗、斗什么、重点斗的范围在哪里、斗到什么程度，他心里就是一盘策划好的棋，但七亿人民原被“凭良心做人”管着，斗天斗地可以，全国范围斗人，斗的还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甚至包括亲朋好友老子娘，这阵势过去没有见过，现在已经被吓着。于是，最高领袖走到台前，向民间召唤千百万无所畏惧者、为所欲为者。从此，“凭良心做人”这一民间的做人道理在最高领袖的胆魄和无所畏惧者的行为前溃塌，这个世界只有一个道理：“造反有理”。 当恶行与神圣的“革命”结盟，恶行就能施遍全中国。 人们在忐忑不安中渐渐看懂了如何适应这个无法无天的社会：只要能“紧跟”，就不在乎你干了多少恶事。“看懂”了，就学乖了。既然“革命”势不可挡，大家就顺势而为，被“革命”裹挟，被裹挟着“革命”。 整个社会变态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是一座专演荒诞戏的大剧院。人人都在荒诞戏中跑龙套。 我年纪虽然小，也是积极跑龙套的主儿。那年刚带上红卫兵袖章的我挺想炫耀一下，刚好看到我家弄堂口的文具店里墙上贴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标语，我鼓了下勇气，进门亮开嗓门：“最高指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就像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然后满脸严肃：“同志，你们墙上的标语是刘少奇‘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反映，应该取下来。”柜台里的人赶紧回话：“谢谢革命小将，已经有小将指出过了，我们马上取下来。”那一瞬间我比将军还神气！我只有十四岁，大人们都听我指挥！ 这是一个“比傻”的社会。傻了，说不定还可以指使别人，支配别人。表现越傻，在别人看来你还越革命。 这时的中国，除了人体进食和排泄的部位没有颠倒，一切都颠倒了。在这块土地上活着的人们只能迅速适应颠倒——不适应颠倒，是要被打倒的。一把革命的大扫帚在头顶上挥舞，人，就是一堆随时会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垃圾。 文革结束第四年，中国终于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针对成年人的幼儿园教育活动——1980年，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爱卫会、全国伦理学会等9个单位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号召大家“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1983年，这场幼儿园教育运动改由中央书记处书记亲自挂帅，目的是让“社会风气尽快好转”！ 堂堂中华，公然以不讲道德为荣、以不讲文明为荣、以不讲礼貌为荣，并作为一种时代提倡的行为，其恶果一直延续到现在——现在的中国还是“礼仪之邦”吗？那属上辈子人和祖上的荣耀，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已经不好意思沾光！ 现在，造假作假、人骗人、人虐待人的奇闻不绝于耳，造假作假、人骗人、人虐待人已经到了丧尽天良的地步。当丧尽天良的作为也能“普及神州大地”时，作为中国人正该想一想，如果没有1966年开始的那场腰斩了中国传统道德文明的“革命”，如果不是有两代年轻人从小生活在将无知无耻当有趣的社会里，中华民族会遭这样的报应吗？没有一点文明根基的蛮荒社会才会这样丧尽天良！1966年的那场革命，是让中华民族重返洪荒！ 四十多年前司空见惯的是无法无天，四十多年后司空见惯的是丧尽天良，是宿命？是报应？反正，报应是远没有到头。 —————————————————————————————————— 【风云人物】 一个河南人眼中的万里 沙 林 一 中原河南那个地方很有意思，世界已经进入21世纪了，人们的最大乐趣还是谈黑老包（包公）和花木兰，人们庸常的生活中弥漫着那在全国很著名、带有拐弯的口音，空气在这里似乎都既纯厚又滞塞。 三十多年前的文革更是这样，这里的人们模模糊糊知道北京乱了，全国乱了，当然河南也是令人紧张得不一样了。当时一些捧着大碗在街头巷尾蹲喝的普通百姓恐怕就知道中央的四五个人，毛主席、林彪（样子有点像奸臣）、刘少奇、还有陈毅——大忠臣呐！ 河南的文革总有一些新的东西，河南是传统中的传统，河南紧跟“朝廷”走是有传统的，河南是执行上面政策最积极、最忠诚、最有创意的一块地方。比如我在全国任何地方都没听说，有单位或者百姓在街头巷尾自发地塑建一种动物泥塑，脸是极度丑化的刘邓陶（陶铸）的脸，身子全塑成老鳖、兔子，暗合了“鳖孙”、“兔孙”这一当地最厉害的骂人话。 那时候街道上都没什么人，老远就看见一个个人脸鳖身的泥塑趴在路边。 其实，河南人表面上有许多花活，内里还是挺厚道的（一个河南人要是真心待见你，那你就情等着享福吧，享那传统式的、绝不是现代都市冷冰冰、假惺惺的福）。因而他们绝不会跟着江青。他们很有指向、很“阳谋阴谋”地冲来打去，他们感念忠臣，忠臣文化在河南最盛行了。他们丑化“刘邓陶”就是以为他们不是忠臣了。 因而对他们有恩的他们不忘。有一个人是大忠臣，万里，他们不忘。 万里在河南是大将军、大儒臣的混合形象。他的出现很有背景。 背景是河南很乱了。当时我还是一个小孩子，自然也不知道更深的东西，满目所见都是混乱愚蛮的景象：游街、非理性的人、电影新闻简报里江青的嘶喊、农民兄弟动辙扛着锄头上城里来革命、隔三叉五就开公审大会枪毙人——在新乡市这个小城市里，枪毙人照例是要在市体育场进行公审宣判的，单位、学校都要去人，几万人看着前面几个或十几个挂着大牌子的“倒霉蛋”在那“等死”，有说不出的感觉。审判会开完，看众们照例跟着故弄玄虚的刑车一会儿跑到共产主义大河边，一会儿跑到铁路西，五六里路下来终于跟到了刑场。这时，红领章红帽徽的军人们照例持着长长的五九式步枪对着已经瘫软的犯人的后脑，枪响人倒，脑盖掀崩。人们既兴奋又习以为常地看着这些“写反标”者、通奸杀人者喋血旷野——似乎人们需要这种冷血的刺激。 这里跟上层政治是隔膜的，但像以往朝代或民国任何一个时代一样，外省州府、普通百姓中也常出些豪强，他们不像大城市的造反派那样还包着一层薄薄的政治外衣，所表现出的几乎全是乱七八糟的私欲（当然比起现在大陆犯罪的大罪大恶又不算什么），比如给自己亲友家属谋个好差事，跟哥们儿一起吃喝，占点什么公家的便宜……京广铁路正好经过这里，这条国家最重要的大干线在这里可吃了苦头，这里的造反派不像大城市一些学校和文化研究单位的红卫兵，滔滔不绝讲些什么理论，或顶多抡个铜头皮带打个人，这里的豪强不尚言谈重行动，砸铁路、劫列车，随便找一个什么借口就叫国家大动脉瘫痪，货物堆积如山，风吹雨打，没人在乎——有很多是援越战略物资，那边正跟美国打呢，毛泽东一挥大手，就要把中国的大米和武器送过去。话又说回来了，幸好河南的造反派阻碍了一下，要不然，1979年那边更狂了。 这些土造反派中的一个领头人物叫邢介江，铁路工人出身，机警狡猾，会笼络人心，在文革初期揭竿而起，打倒了旧党委，摇身成了新乡铁路分局革委会副主任，在郑州局和河南省委一些领导的支持下，养着一帮打手和保镖，公然拒不执行铁道部的调度，甚至敢扣下煤运货列车，卖给当地，坐享赃钱。 这个邢某基本不怎么把那些“坐机关”的铁道部官员放在眼里。中央对这些豪强没少动脑筋，曾有铁道部头头来过好几位，但一顿酒肉招待，再上来几个樊哙式的人物敬酒，那些文员们自对这些又土又野的家伙心生怵意，兀自没着了。这样，这个邢某愈发厉害，和徐州铁路局、兰州铁路局等一些北方的铁路造反派联起手来，把整个京广铁路和陇海铁路弄得七断八折，全国遭殃。 1975年，邓小平开始搞整顿，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铁路。铁路的危局最碍眼，那时铁路比现在重要得多，那时没航运，基本没汽运，全国工农业和百姓生活全靠铁路。造反派在铁路闹事，等于卡了中国经济的血脉，毛泽东虽然最怕否定文革，但在这事上也是没话说。于是小平想一举拿下铁路。但他老人家左右为难，没有得力人选可以担当大任啊！想来想去，终于找到了万里。 这不容易啊！小平在自己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的第七天夜里，就召见了万里。邓小平在打仗的年代里就与万里关系特殊。抗战时，万里在冀鲁豫边区的运西，也就是现在靠近河南新乡的那块地方任地委书记，在日本人眼皮底下打出了一个“小延安”。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被军队护送这里考察工作，对万里的工作十分满意，这是两人的第一次接触，从此开始了他们长达五十多年的友谊。 在解放战争中，小平直接领导万里工作，他很赏识万里，认为他是有知识有头脑的斯文人，同时又是有气魄有胆量武将，这在当时党的高层中并不多见。 刘邓大军解放西南各省后，邓小平被任命为西南局第一书记，万里则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长。在重庆，两家同住一个院子，朝夕相处，关系更加密切。 相传文革中，万里被打倒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他与邓小平的关系密切。其实万里与其他中共领导人的关系也不错，五十年代他主管北京城市建设，搞十大建筑，得到了周总理的欣赏。十几年后邓小平点万里的将，自然也得到了周恩来的极力支持。 毛泽东对万里也有好感。1959年国庆前夕，万里陪同他视察新落成的人民大会堂，他夸奖说：“万里，真是日行万里啊！”这是使万里在文革中少受好多苦的一句话，也是使他日后能顺利成为铁道部长的关键一句话——中共高级领导虽说是信唯物主义，但具体行事中又藏着许多中国老祖宗神秘主义的那些东西，万里，一个好名字，毛泽东当然喜欢了。 在1975年那个危难关头，邓小平选择了万里做他全面整顿的急先锋，在万里刚当上铁道部长的20天里，两次召见。长时密谈。在全国上下到处是空谈和阴谋的环境中，两个人拯救中国的大事业开始了。 二 万里当部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解决河南的铁路问题，扳倒那个姓邢的草莽豪强。这个邢某，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科级干部，竟也“名满京师”，让中央头疼。小平和万里都知道，河南中原，一子不活，全局皆僵。 去河南那个是非之地，人们不由为万里捏一把汗，劝他多带点人。地方势力扣押中央要员之事在文革中多次发生，比如据说是大将陈再道做后盾的武汉“百万雄师”围攻“中央代表”谢富治、绑架王力，以致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那些天都没敢在武汉停留；比如兰州铁路局造反派扣押铁道部副部长两个月之久……种种险情预兆面前，万里竟举重若轻，轻车简从就来到京广线上的小城新乡。他可能这样表达过：当年打游击就在这一块，什么捣蛋的人物没见过？ 果然斗争十分激烈，各方势力交织。万里遇到了重重阻力。万里的意思是罢免邢某，但河南地方势力拼命保护他。在新乡开的会僵持了一天一夜，当时的河南省委以及郑州铁路局的头头们，从中百般作梗，最后，万里不耐烦了，行使最后的权力，一位部长的权力。撇开那些作梗的各级官员，直接召开万人大会。 这个大会在新乡的体育场举行。这个破烂简陋的体育场曾是新乡政治文化活动的中心，迎接毛主席最新指示在这，开公审大会枪毙人在这，省足球队偶尔露一面也在这，巨人穆铁柱也是在这发迹的…… 当时天降大雨，万名群众浑身湿透，目不转睛地看着台上的万里与造反派斗法。万里历数邢介江的罪状，台底下邢的同伙嘶嚎捣乱……最后，万里顾不得擦脸上滴下的雨水，用尽力气宣布：撤销邢××党内外一切职务，停职反省……顿时全场沸腾，老百姓七八年来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种势不可挡的正面的东西，非常激动，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邢某已经坐大，老百姓平常大气不敢出。他们突然一下子什么都不顾了。中国百姓中隐藏着一种天然的正气，这是什么虚假的宣传也覆盖和污染不了的。像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广场，全国人民的诗和泪，一下子就把当权者十几年精心搭建的谎言帝国冲垮了。 从此以后，万里的名字在新乡，在河南，甚至在全国，家喻户晓，邢某的名字也远扬，都知道他与万里斗法，最后败落下来。 中原的百姓提起这位行事不一般的万里，口气有种抑止不住的钦敬：“万里，中！万里可不得了！” 我就是那个时候知道万里的，当时，“四人帮”对邓小平的整顿恨之入骨，但一时又无可奈何，那种铿锵作响的空气，连我们小孩子都能感受到，觉得有什么事情肯定要发生。 三 邢某有一个很硬的后台唐歧山，人称“唐师傅”，这个人物当时在河南也是家喻户晓，甚至北京的老百姓都知道。我在那个破烂的小学里就听过他的许多传奇故事。他原是一名货车司机，造反起家，是河南乃至全国有名的造反派头头。后来当上了中央委员、河南省委书记、郑州铁路局党委书记，曾与毛主席握过手……这人职务虽高，还没去掉草莽气息。一次，国家计委调运给湖北青山电厂、武钢和武汉市的七列车共三百多车皮急用煤，全被他扣下留用，险些造成武钢和青山电厂停产。他与邢某是好哥们，吃喝不分，气味相投。 就这种奸雄，这种草莽，在铁道部门，在全国各地，星星点点，你想万里的处境有多难？你想中国经济能不到了崩溃的边缘？果然，这个唐师傅竟敢当面顶撞万里，他对撤掉邢某怀恨在心，指着万里的鼻子骂道：“你铁道部搞资本主义复辟……”有一次他到北京告状，与万里相遇，两人激烈争吵，最后还是华国锋、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出来调解。 万里在河南时，这伙人阳奉阴违，表面讲好话，背后做动作，对万里的铁路整顿按兵不动，能拖就拖。 还有一个曾在解放战争与万里共过事的老干部。身为郑州铁路局党委书记，又是万里的老搭档，竟也公开与万里叫阵。万里好言相劝：“我们是老伙计了……”那位书记竟气势汹汹回敬：“路线斗争，什么老伙计不老伙计的……” 万里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决定从组织上采取措施，重演新乡分局那一幕。他召开郑州铁路局全体干部会议，当场宣布免去他那位老战友的一切职务，调离郑州铁路局，由河南省委和中央组织部另行安排工作。 唐师傅等人不服，串联多人，又数次进京告状。1975年7月，李先念、华国锋、吴德等人在京西宾馆召集双方开会，会上，唐师傅出语激烈，说万里对无产阶级有感情问题，对邢某等人的处理是错误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后李先念、华国锋出面肯定了万里的做法，唐等人悻悻而去。 四 中国的改革，一般说来是从中共十一届三种全会开始，但近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实际上1975年邓小平复出之后进行的全面整顿是中国改革的先河，而铁路整顿又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因而可以说万里是中国改革最早上阵的大将。或者说是“中国改革第一将”。 铁路整顿的核心就是“批派性”，当时各个路局的大权都被所谓造反派掌握，这些人手眼通天，背靠大树，目无法纪，为非作歹，对中央的决策命令置若罔闻，各级政府和过去的铁道部领导或者对这些“铁老大”惧怕三分，或者与他们沆瀣一气，于是这些人渐渐坐大，狂妄至极。其中徐州、兰州、郑州这三大铁路枢纽地区闹得最凶。 万里上任后，冒着极大风险，决心搬掉各路豪强，他上任伊始，两个月走了上万公里，明查暗访，摸清各路山头的底数。 实际万里最早是在徐州铁路局下的手。 徐州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现在又是铁路的一个大枢纽，必然争斗激烈。据当时资料，因造反派猖獗，市委大楼被武装占领，徐州市委被迫转入地下。文革都快结束的1976年2月，“踢派”人众气势汹汹闯进全体市委成员秘密开会的会场，市委书记汪冰石一看不妙，扔下话筒，乘乱外逃，潜身远郊煤矿藏匿。造反派抓不到第一书记，就捕捉二把手，果然几天之后抓到了市委副书记王铁民…… 就这个地方，万里竟然只带两三随从，深入虎穴。他首先召开万人动员大会，传达邓小平的指示精神，接着马不停蹄出入各种场合，苦口婆心做工作。这时人心向背渐渐明显，最后他宣布逮捕煽动派性、搞打砸抢的造反派头头顾炳华，然后建立规章制度……一个月后徐州铁路局就提前完成任务，这是多少年没有过的。令许多了解情况的人称奇不已。 万里一个路局一个路局跑，哪里堵塞他就去哪里，解决完一个再去下一个。先是徐州，后是南昌、昆明、长沙……当时有句老百姓的话在全国流传很广：“万里不到，火车不跑”。 万里办法多，根据各个路局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手法，比如南昌铁路局也是个老大难单位，他们的主要问题是当地部队负责人介入，最头疼是这个军队头是毛主席过去的警卫员。1975年4月，万里去南昌捅那个马蜂窝，途经南京时得知，邓小平陪同金日成在江苏访问，于是决定“拉大旗做虎皮”。据知情人回忆：万里和彭冲连夜来到邓小平下榻处，这时已经是夜里十点多钟了，邓小平已经吃了安眠药睡下，当得知万里来了，立即从床上起身会见。小平听了万里汇报后立即指示不管是谁，只要支持派性都不行，该调的调。现在想想，小平真是果敢，动毛的亲信，要有大勇气，那帮人正愁找不着茬呢！小平当晚决定，把曾任毛主席警卫员的江西省军区司令员调出南昌。小平自圆其说：“这样做不仅对解决派性有利，对他本人也好，换个环境比较超脱，不降低职务，照样做官，照样干革命嘛！” 全国铁路的问题解决了，清爽了，只剩下一个郑州铁路局。陇海和京广这两条中国最重要的铁路在这交汇，因而郑州铁路局的地位在全国差不多是最重要的，但问题也最多，万里等全国铁路都清爽了，最后才动手解决，想集中优势兵力最后全歼。于是有了上面的故事。 万里到铁道部大刀阔斧整顿，才短短三个月，全国所有路局的堵塞问题就基本解决，这成了邓小平整顿的最重要成绩之一。但几个月后，风云突变，形势逆转，万里同邓小平一起再遭批判。他们下台后，全国人民的心一下黯然了，那种心理变化我极清楚感受到了，就好像皮球一下漏气了。不到一个月，铁路又开始全线瘫痪，以致当时有句顺口溜：万里一倒，火车不跑。 人说万里是福将，再次被打倒后，他躲过了三次可能要遭受大苦头的批判。一次会场已布置好了，第二天要召开万人批判大会，结果当晚唐山大地震，会没开成。几个月后，又要召开巨型批判大会，当天早上，毛泽东去世。事不过三，造反派们不好好体会天意，又决定10月7日召开“批万”大会，结果当晚“四人帮”倒台…… 万里再次出山，被任命为安徽省委书记。 他对民生疾苦天然易感，对百姓具有真正人的那种同情，这使他又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事实上解散了人民公社。随后爆发了全国从未见过的大丰收，以致后来胡耀邦说：“要吃米，找万里。”1992年春，邓小平在深圳珠海视察时也讲到：“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万里是立了功的。” 中国改革最早春声，正式改革的第一炮，都与万里有关。 —————————————————————————————————— 【文革文物】 重庆北碚东阳镇815公墓遗址调查 陈晓文 2010年4月10日，退休后居住在重庆北碚的黄顺义（文革时期的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负责人）和几位北碚的退休老人，领着笔者和四川美术学院李一凡、卢军，到北碚东阳镇石子山调查文革中八一五派的“烈士墓”（武斗死难者公墓）。虽然得知公墓已被拆除、毁弃，我们还是决定亲临现场一探究竟。事先通过黄顺义、蒲在国，联系好当地向导诸君。几位退休老人中，蒲在国、李光荣、张泽明均为原八一五派北碚捍红总部成员，蒋蒲勋是原西南师范学院附中学生。“捍红总部”的来历是：1967年5月下旬，因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即“红五条”未承认重庆八一五派“一月夺权”时在支左部队支持下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革联会，面对反对派“砸烂革联会”的冲击，已失去存在合法性的重庆各区县革联会改名为“誓死捍卫红色政权总指挥部”，简称捍红总部或捍红指挥部，在两派冲突中实际成为八一五派的武斗指挥机构。在八一五派控制的北碚区，它因得到支左部队及武装部的支持,又带有权力机构色彩。这一处墓地，就是当时由北碚捍红总部主持修建的北碚八一五派武斗死难者公墓。 从市中心往北偏西，距离41.7公里，车程约52分钟，就到了北碚东阳镇石子山四川仪表十五厂。Google Earth（谷歌地球）给出的地理坐标为北纬29°42′07.40″，东经106°30′16.60″。 现场踏勘 由川仪十五厂厂门进去，经一缓坡上行四五分钟，在路左大金工车间和路右成品库房相邻的地方，一个山坡上就是原八一五派公墓所在地。原公墓的中轴线和起坡梯地，被横亘的成品库房占去，硬生生嵌进了第一级台地。我们只能从墓地左侧靠路边的小路拾级而上。昔日的墓地早就被挖得坑洼不平，长满灌木杂草。在早春二月阴霾欲雨的微风清寒里，荒草簌簌颤栗。隐约看得见一处焚烧纸钱祭奠的痕迹。 与当年留下来的有关照片比对，我们还是能从眼前景象中依稀捕捉到当年墓地的模样。墓地前三级台地，起坡处原有一左一右石刻“弹穿胸膛志不移，刀砍头颅豪气在”的对联，早已荡然无存。第四级台地上中轴线处，有一略显宽阔的平台，那里曾经矗立高可10米的纪念碑，连基座也不见了。昔日墓碑墓裙正面是吴国武（时为北碚捍红总部后勤部长，银行职员）撰写的祭文，两侧是死难者名录。 第五级台地中轴线两侧各有10个墓茔（据蒋蒲勋回忆，墓茔右侧从左到右依次为：胡明富、潘万森、龚安模、陈世刚、曾道华、逯明渊、谢淑萍、唐明清、孙成明、邓树荣）；向后延伸共有七级台地（第七级墓位不满员）。当年负责后勤工作的张泽明说，这里共埋有125位死难者，一人一墓（这是该墓群与沙坪公园墓群最大的不同），共有125座坟墓。经步测，墓茔区左右宽约40步，前后长30步，大致呈26×34米、884平方米的矩形。加上与墓地面积基本相当的墓前空地，整个墓区占地1768平方米 ，再把高低落差形成的斜面积考虑进去，实际应该合3.5亩左右。 李一凡用他的摄影机记录了踏勘调查过程。 ; 发现残碑 走在向上的小路上，发现了有的铺路条石是原公墓残碑。在前后10米的不同路段上时有所见。由于年久风化，泥土遮掩，难以辨认。黄顺义用树枝刮去残碑表面藓苔、泥土，用抹布沾水清洗，终于现出它的本来面目。 这些条石，有的是当年单座墓茔的石碑，记录了死者所属单位、组织，死者姓名，立碑单位、时间；有的集中记录了某单位某组织死者的姓名（只有姓名而无生平介绍）；有原主碑的大字碑文残片，有选录毛泽东诗词作为联语的石刻。抄写、记录后按序编排，计有16块残碑—— 1号残碑：何培根同志之墓 2号残碑：捍红总部一九六八年三月立 3号残碑：东阳中学32111冲杀队王全忠同志之墓 4号残碑：朝阳民中无产者/夏惠荣同志之墓 5号残碑：黄锡坤; 龙泉兴/俞春宝; 冷忠和/杨兴伯; 祝光（先？）觉/唐荣; 顾兴度/王荣杰; 许秋林/唐联芳; 吴明华 6号残碑：宗明福/范名友/万维华/黄（夏、费？）怀利; 唐天伦/郭良全; 唐诺天/黄忠发; 曹邦友/周光润; 何培根/邓忠孝; 彭军伟/冯志国; 夏惠云/曹洪发; 陈文军/荣廷环; 周尚陵 7号残碑：陈明隆同志之墓 8号残碑：（敢教日）月换新（天） 9号残碑：（为有牺牲）多壮（志） 10号残碑：董朝福同志之墓/捍红总部一九六八年三月立 11号残碑：西南师范学院春雷造反兵团/曹邦友同志之墓 12号残碑：左开文同志之墓 13号残碑：北碚林场重庆园林八一五兵团/刘成贵同志之墓 14号残碑：□□友同志之墓 15号残碑：□□（八）一五派/烈士（“士”字不全） 16号残碑：朽 ; 建墓记忆 据老人们回忆，该墓建于1967年12月—1968年3月。 选择此地建墓是因为它坐北朝南、背山面水，视野开阔，当年在北碚城里就能看到墓地。传统的说法就是风水好。 墓地的总体布局、纪念碑、墓群排列和样式，是西师美术系教师李××设计、交北碚建筑公司实施的。因此它比沙坪公园文革墓群规整、统一、对称。单人墓碑文格式统一，都是：××××（某单位某群众组织名称）/×××同志之墓/捍红总部一九六八年三月立。 造墓经费由北碚捍红总部筹集支用，没有让每个单位支付。 墓地堡坎使用的鹅卵石是组织附近居民淘选运送义务提供的。 一些死者安葬时，身着流行军装，左胸前别有毛泽东像章。西师美术系学生林勇为没有遗照的死者现场写生画像，提供给追悼会瞻仰使用。 这里掩埋的死者最早死于1967年7月1日，最晚1968年7、8月。最小的年仅13岁，是西师附中初二学生谢淑萍。此外，访谈采集到的其他死者名单还有：八一五工总部纺织兵团重纺五厂战斗团周芳英、邓寿华、陈玉厚、曹伦清，朝阳高中高67级王雷（一班）、李明生（二班）等。 在这些死者中，影响较大的，一是武斗初起时最早死难的重纺五厂工人邓树荣、周芳英（死于7月1日该厂武斗）等，因当时作为最早的武斗死难者，曾在大字报、小报、传单上大造舆论，进行控诉和悼念；一是西南师范学院附中学生、附中“无产者”的勤务员（即负责人）胡明富，1967年8月死于攻打北碚蔡家场845厂的武斗，时年18岁左右；还有就是唐天伦，时为北碚红岩公社公安特派员、八一五派北碚公安“压不倒”勤务员，在1967年8月2日北碚澄江镇武斗中被反到底派北碚猛虎团俘虏，8月13日 被猛虎团抓到“烈士追悼会”上枪毙“祭灵”（猛虎团团长邱开全后来为此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在北碚的军事院校总字424部队（通信兵技术学校）、302部队（机要学校）的八一五派死者没有埋到此地。据说424部队死者埋在后属北碚区五七干校的晒坝处。 ; 废殁经过 1974年，有死者亲友上坟时发现，墓碑姓名、组织名称被泥灰涂抹遮盖。 1976年10月，北碚区文化馆对面墙上贴出大字报形式《公告》：因建设需要，东阳镇群众公墓迁移。 1977年3月份左右召开了死者家属会，告知迁移事宜。遭到家属一致反对。 同年4、5月，《重庆日报》刊登启事，称，经北碚区人代会讨论决定，因建设需要，东阳镇群众公墓迁移。唐明清、邓树荣等60人的遗属循例迁出了亲人遗骨。 同年夏，无主未迁的65具遗骨被取出，装在蛇皮口袋里，送北碚火葬场火化。一具一具递次焚烧，整整烧了三天三夜。由迁出厂缴纳了三年骨灰管理费。 北碚东阳镇石子山八一五派公墓建设时，周边环境还是沃土良田、山清水秀。1970年代中后期建起了四川仪表十五厂。主要生产温度控制仪。后由于经营不善破产，被私营企业收购。互联网上能搜索到它的信息很少。 实际上，当时工厂建设基本没有损伤到墓地。所以它的拆除、毁弃，还是围绕大力清除派性影响的政治需要来进行的。 因四川仪表十五厂建设期间和建成后，工厂保卫始终不让亲友祭奠者进入。关于墓地的消息就一直处于隔绝状态。部分死者遗属多年以后才辗转得知公墓已废殁、遗骨被处理的消息。 —————————————————————————————————— 【简讯】 《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研讨会在京召开 韦 陀 罗德里克·麦克法考尔（美国）和沈迈克（瑞典）合著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2006年在哈佛大学出版后，受到了欧美中国史学界的高度评价。2009年4月，香港星克尔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了此书的中文简体版，同年6月，台湾左岸文化出版社推出了此书的中文繁体版。此两版皆由大陆翻译家关心翻译，清华大学教授、文革史专家唐少杰 先生审定。 此书的中译本出版后，在国内文革史和国史研究领域引起了较大反响。鉴此，2010年6月26日 ，《记忆》与《往事》共同联手，邀请国内党史、国史专家在北京举办了该书的研讨会。该书作者之一沈迈克教授在会上介绍了此书的写作情况和域外的评价，审校者唐少杰介绍了此书的翻译和出版情况。会议分别由清华大学 教授唐少杰和北京大学教授印红标主持。与会者有卜伟华、丁东、范世涛、李宇锋、唐少杰、印红标、萧冬连、徐海亮、王海光、王东成、阎长贵、吴迪、郑仲兵等人。丁东、范世涛、唐少杰、王东成、阎长贵、吴迪等人提交了论文。与会者认为，此书是自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之后，最具权威性和可读性的文革通史，且在部分史实的考订方面超过了王著。同时，与会者也从不同方面指出了此书的缺点和不足。 史云、何蜀虽因故未能与会，但会前将所著论文提交会议主办方，并由主办者在会上宣读。法国高级社会科学院教授，《失落的一代》的作者潘鸣啸先生本拟参加此会，亦因故未克践行，潘 教授深以为憾。 与会者为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将在《记忆》上陆续发表，《记忆》拟俟作者授权后，将这些论文结集出版。 —————————————————————————————————— 【编读往来】 1.北京六中老三届读者来信 我是北京六中的老三届。文革初期，我们学校打人最凶。我校的老工友被拖到男厕所的小便池内，让他喝尿。他不喝就用脚踹他的头。我当时正在解手，红卫兵命令我一定要尿到他的头上。我本来就害怕，一紧张，更尿不出来。他们就骂我是胆小鬼。这个老工友当天就死在那里了。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到那个厕所去了。王祖锷是我深为敬重的人，他在文革中成立四三派，为出身不好的说话，这需要正义感和极大的勇气。但是，他提到的六中的情况，只是九牛之一毛。希望六中的老三届像四中那样，记下历史，留给后人。 2．戴为伟来信 《记忆》五十二期刊登了两篇高中学生写的文章，十六七岁的中学生能写出这样的文章，让人惊讶，也令人高兴。希望《记忆》能够团结更多的年轻人，让他们关心文革，关心中国近现代史。他们是祖国的未来。 3．陈静谈感想并推荐刘东的博文 我是女六中的老三届，我是从“女附中文革专辑”才知道《记忆》的。作为同龄女性，我很敬佩冯敬兰、刘进、叶维丽、鲍国芳这些姐妹们。她们没有被平庸的生活淹没。我向同学推荐她们的文章，希望女六中的校友也拿出这种责任感来。写一写女六中的文革。 我们学校跟四中只隔一条街，上学的时候，我不喜欢四中学生。觉得他们狂，看不起人。看了四中文革专辑，我很感动，也受到启发。尤其是刘东和王祖锷的文章，让我想起了四十年前的岁月。我在网上还发现了刘东的博客。他的勇气和文笔都令我钦佩。我把刘东的博文给你们发过去。希望让更多的人看到。 让记忆服务未来 ----写在《我亲历的四中文革》登载之后的话 刘 东 网络杂志《记忆》如期登载了我写的《我亲历的四中文革》一文。这原是我个人为了避免淡忘而把关于文革十年的经历写下来留作回顾历史用的。现在公开发表出来，可以使更多的人增加对那段不幸历史的了解。而我这些纯属私人的回忆文字也有了更深的意义。我不知道，看过这篇“记忆”的共同亲历者是否认可，也不知道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看过之后作何感想，我想自己只要做到忠于历史，实是求是，就问心无愧。 十年文革，距离今天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如今还把这些令人痛心的历史重新翻腾出来，有无必要？我的想法是，那十年的历史不仅属于我们这些亲历者，更属于我们国家，属于中华民族，甚至可以说属于世界。当这段历史正在逐渐远离我们的时候，保存在我们这代人头脑中的记忆不再是我们个人羞于面世的隐私，也不再仅仅是个人的历史足迹。我们有责任，更有义务把它奉献出来，使这段历史的记录更加完整，更加丰满。记忆，可以私有，也可以共有，重要的是记忆保留的价值。对我们这些亲历者而言，至少文革的经历是不应该随意遗忘的，不仅不能忘，还要各尽所知，各尽所能让它们不至于丢失。这样做的目有很明确，十年文革运动既然号称是史无前例的，那么，我们就有责任让它后无来者，让这样的历史大悲剧仅演一次，让类似的历史不再重演。而这样的担忧早已被证明不是杞人忧天。至于我们个人在那场浩劫中曾扮演过何种角色，对历时十年的民族大灾难而言，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值得我们做的是在公开这些记忆的同时，也不忘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救赎。 让文革的记忆为更美好的未来提出警示，我想，这就是我们这代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2010年7月6日 星期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