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7月15日 第12期 總第五十三期 2008年9月13日 創刊
匯聚研究成果 提供學術資訊 建立交流平台 推動文革研究 —————————————————————————————————— 本期目錄 文革遺產研究 顧 土 罪名與文革——文革思想遺產斷想之六 史林一葉 楊大慶 張平化的9.24報告與抓“黑鬼”運動 憶舊思親 黃光祖 為了不忘卻的紀念——憶難友朱時賢 管 寧 哭繼光——對一個老實人的懷念 驀然回首 王廣宇 從編《思想界動態》到參加“四清”複查 王煉利 我們為什麼會助紂為虐——我的自白和反思 風雲人物 沙 林 一個河南人眼中的萬里 文革文物 陳曉文 重慶北碚東陽鎮815公墓遺址調察 簡訊 韋 陀 《毛澤東最後的革命》研討會在京召開 編讀往來 1．北京六中老三屆讀者來信 2．戴為偉來信 3．陳靜來信並推薦劉東博文 —————————————————————————————————— 【文革遺產研究】 罪名與文革 ——文革思想遺產斷想之六 顧 土 中國曆次政治運動，其實都是依靠五花八門的罪名發動起來，又通過大大小小的罪名不斷延續的。在中國政治運動史中，罪名之多、罪名之繁、罪名之奇、羅織手段之豐富，可謂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文革中的罪名，數量、花樣、創新、奇特、嚴酷諸方面，更是登峰造極，空前絕後。中國的罪名可以編一部大詞典，其中，百多年來創造的罪名占據多一半，而在這多一半里，文革中的罪名數量、花樣與使用頻率又最高。 一場政治運動的發動，其原因就是懷疑、預設或是蓄意渲染一種威脅的存在，威脅的主體即所謂的敵人。認定這部分人為敵人，當然必須先要設定罪名，有了罪名就可將敵人打倒批臭，直至肉體消滅。 罪名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對現象，即行為和言論的劃歸，比如資本主義復辟、修正主義、機會主義、反黨；另一種是對具體人的認定，如三反分子、走資派、叛徒、特務。事實上，這兩種罪名在整個文革中往往混合使用，難分彼此，對某個人，既可以安上“主義”之罪，也通常要具體定為某種“分子”。後一類，當運動發展到極為殘酷的時刻，就顯得特別盛行，達到了泛濫的程度，因為此時最需要用具體罪名將“運動對象”置於死地。 因為有了一堆的罪名，才得以發動文革，而文革又創造了更多的罪名，可謂罪名成就了文革，文革又孕育了罪名。罪名是文革的合理依據，文革也是罪名的合理載體，相輔相成，互為推進。當文革發動者和既得利益者自己也因文革而被扣上各種罪名時，文革即壽終正寢了。研究文革史，可以專門寫一部罪名史，從罪名的設立到演變，可以基本看清文革的大致輪廓。 一、歷史的延續 文革中的多數罪名在中共歷史中已存在很多年，經歷了各類運動的不斷運用，在整肅異己的實踐中，屢試不爽。左傾機會主義、右傾機會主義、唯心主義、投降主義、分裂主義、反共分子、反革命分子、變節分子、剝削階級、資產階級、反動派、托派、特務、叛徒、工賊、內奸、地主、富農等等，儘管這些罪名不是文革的新發明，甚至有些還不是中共的發明，但在文革中依舊是使用最頻繁也是命中率最高的罪名，一旦歸入這些罪名之下，就失去了做人的任何權利。由於常年的批判和鬥爭，這些罪名早已臭不可聞，在人們的心目中，只要與此沾邊，無須考慮，就形成了一種“該人應該打倒，他人應該劃清界限”的思維定勢。 文革前的17年，各種政治運動持續不斷，每個運動至少都有一至數項罪名盛行，這些罪名，來源不一，各有起因，有些被文革繼承發揚。 1950年，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始，一個反革命的罪名足以囊括當時的所有敵人，判決最重，死刑也最多。這一罪名既來自歷史，又不斷延伸，文革時達到頂峰，無所不在，有歷史反革命，也有現行反革命，還可以在其他各類罪名前面冠以反革命，如反革命修正主義、反革命經濟主義、反革命陰謀集團、反革命兩面派，甚至在“一打三反”中還出現了反革命殺人犯、反革命強姦犯等罪名。 在1952年的三反運動和1953年的新三反運動中，貪污、浪費、官僚主義、命令主義與違法亂紀，是當時的罪名，有人被處以極刑。由於這些罪名缺乏意識形態的濃重色彩，在階級鬥爭日益殘酷的歲月里，逐漸顯得無足輕重。尤其是官僚主義，雖然是文革前多次政治運動的打擊對象，但在文革中卻從來不算是一項罪名，最多只是批評別人時的一種說辭。至於五反鬥爭中所設定的那些罪名，“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盜竊經濟情報”，與階級鬥爭相比，更不值一提了。 1954年，全國興起了批判胡適的運動，唯心主義是一大罪名，這一罪名一直發展到文革，成為文革中一頂滿天飛的帽子。 1954年中共七屆四中全會召開，釀成了所謂高饒反黨聯盟一案。反黨聯盟這一罪名後來被反黨集團所取代，或許因為集團比聯盟更具貶低意義，所以聯盟這一說法在文革中未曾出現。 1955年，胡風等人被定性為反革命集團，於是，“胡風分子”與反革命劃了等號，但“胡風分子”的指向過於明確，文革中反倒很少利用。 1957年的資產階級右派和1959年的右傾機會主義是當時的重大罪名，其中右派的影響尤為深遠，與地富反壞並列，文革中仍然沿用，另外還加上了一個“漏網右派”，也是文革中的罪名之一。 “四清”運動之前，各類政治運動構置的罪名相對比較單一，反右運動反的就是右派分子，反右傾鬥爭反的就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即使三反和五反，罪名也不外那幾項。而自“四清”運動始，政治運動的罪名變得蕪雜起來，並且還不時變化，前後不一，而這也正是文革的罪名特徵。1963年2月，中央工作會議確定，在農村普遍進行一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城市開展五反，設定的罪名是貪污、投機倒把、鋪張浪費、分散主義、官僚主義，基本沒有脫離五十年代的運動框架，但隨着9月“階級鬥爭為綱”成為指導方針後，罪名就不斷升級、演變。1964年底，“官僚主義者階級”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這兩大新罪名出台，官僚主義因此上升為“吸工人血”的反動階級，很快，資產階級、修正主義、大毒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等等罪名，鋪天蓋地，終於與1966年之後的罪名相銜接，融為一體。四清運動，僅從罪名看，也足以視為文革的前奏。 文革中對領導幹部最慣用的罪名，也是最重的罪名，就是反黨集團，這一罪名文革前已經盛行，不但中共中央有彭德懷一類的反黨集團，而且在各系統、各部委、各省市也有大大小小的反黨集團被鍛煉成獄。文革最初是彭真、羅瑞卿、陸定一和楊尚昆的“陰謀反黨集團”，之後最大的就是林彪、陳伯達反黨集團。但值得注意的是，劉少奇從未被說成是反黨集團，而林彪等人與“四人幫”在1976年以後又都被稱為反革命集團。 修正主義最初指的是國外，包括南斯拉夫、蘇聯、東歐各國的執政黨和領袖，還有法共、意共、日共等等，蘇聯在很長時間被稱為蘇修，與美帝一樣，成了鐵定敵人。在毛澤東的話語裡，修正主義是個十分嚴重的罪名。1957年2月，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他將修正主義與右傾機會主義視為一體，說成為“一種資產階級思潮，比教條主義有更大的危險性”。從1962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起，修正主義的罪名開始轉向國內。在全會上，毛澤東認為，在中國，人民群眾也有同修正主義的矛盾。“中國的右傾機會主義，看來改個名字好，叫做中國修正主義。”1963年，中國的修正主義罪名日益具體化，毛澤東說在城市搞五反，在農村搞“四清”，就是挖修正主義的根子。到了文革前夕，由於毛澤東反修防修思想的迅速傳播，在全國造成了修正主義的嚴重危機感，而“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的一再提醒，也使修正主義變為最現實的危險，經反覆宣傳，修正主義終於成了最為嚴重的罪名，而且實際指向越來越明確。中共歷史上的所謂兩條路線鬥爭，其反面的路線也已經由過去的左右傾機會主義逐漸改稱為修正主義。 修正主義的罪名，在文革時期，基本是泛用，“三家村”的鄧拓、吳晗、廖沫沙，“四家店”的彭羅陸楊，都被稱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當“五一六通知”出來後，修正主義成了文革的主要目標，文革所要打倒的一切敵人也都成了修正主義分子，所要批判的路線，也都成了修正主義路線。劉少奇是“中國的赫魯曉夫”，自然就是中國修正主義的頭子，他代表的也就是修正主義路線。1971年，毛澤東說：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修正主義的罪名開始指向林彪等人。1975年和1976年，在“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和“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中，修正主義的罪名又成了鄧小平的專屬。 二、現實的需要 文革中還獨創了很多罪名。十年文革，每年都有新的罪名產生，而組成文革的各類大中小運動也都各自發明了不少罪名。還有一些罪名，儘管不起源於文革，但在文革中又賦予了新的含義，擴充了新的內容。 1966年3月，毛澤東指責北京市委和中宣部，稱北京市委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中宣部是“閻王殿”，吳晗、翦伯贊是學閥，彭真是“大黨閥”，不久，《三家村札記》受到批判。從此，獨立王國、閻王殿、學閥、黨閥、三家村黑店成為一種罪名，泛濫一時。 1966年5月7日 ，毛澤東發出著名的“五七指示”，其中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一舊有罪名因而再次盛行於全國的學校和研究機構。 5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一年後公開發表，“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反動學術權威”、“資產階級反動思想”、“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赫魯曉夫式的人物”等等一批罪名風行全國。 5月25日 ，北京大學的聶元梓等7人貼出受到毛澤東熱捧而轟動全國的大字報；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陳伯達親筆修改的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6月2日 ，《人民日報》全文刊載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並配發評論員文章；6月16日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放手發動群眾，徹底打倒反革命黑幫》；隨即，黑幫、黑線、牛鬼蛇神、資本主義復辟等成為普及全國的罪名，各地相繼揪出了大量的“牛鬼蛇神”，還產生了專門關押“牛鬼蛇神”的“牛棚”。 8月1日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毛澤東在會議期間寫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推出了資產階級司令部、形“左”實右等重大罪名。8月8日，全會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其中規定，“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後簡稱走資派，成為貫穿文革始終的標誌性罪名。 紅衛兵運動興起後，勢若燎原，當時最常用的保皇派、封資修、黑五類、黑爪牙、三反分子、狗崽子、黑幫子弟、地富子女、封建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等罪名風靡全國。紅衛兵發起破“四舊”，即“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在這一罪名的濫用下，抄家、破壞之風颳遍各地。 1966年10月2日 出版的《紅旗》雜誌13期社論中又出現了一項新罪名，即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簡稱“資反路線”；10月6日，北京工人體育場舉行10萬人參加的“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誓師大會”，凡是想要打倒的人，或想批判的言論、觀點，在這一時期都被劃入了資反路線，有的叫執行，有的則稱堅持或推行。 1966年底至1967年初，在短時期內還出現過一個新罪名：聯動。聯動的全稱是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其組織者是北大附中、清華附中、八一學校等十幾所中學紅衛兵的負責人，這些十六七歲的中共高級幹部的子弟在1966年底發布聯動成立宣言，很快就聯合了北京上百所中學的紅衛兵，也包括外地的學生，他們成群結隊，騎着自行車走街串巷，高呼口號，張貼標語，散發傳單，因內容牴觸中央文革，曾被鎮壓，有130多人遭拘捕。“聯動分子”一時間也成為反革命的代名詞。 1967年2月中旬，在中南海懷仁堂發生了關於文革問題的激烈爭論，事後被定為“二月逆流”，多次舉行批判會、誓師大會和示威遊行，反擊“二月逆流”。儘管這次爭論後來被過分誇大，水分不少，但確實釀成了一批罪名，除“二月逆流”外，還有“保護一小撮走資派”、“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劉鄧黑司令部的復辟鳴鑼開道”、“為王明、張國燾翻案”、“黑幹將”等。 叛徒，不是中共的發明，但作為罪名在中共歷史上長盛不衰，在文革中更是達到極致，從中央到地方，從機關、學校到廠礦、軍隊，大量“叛徒”相繼被揪了出來，或是投進監獄，或是被監督改造。株連親友必不可免。1967年初，中共中央印發《關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人的自首叛變問題的初步調查》，由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開始，全國掀起了抓叛徒的風潮，各類叛徒集團層出不窮，連周恩來都因歷史上的“伍豪啟事”而險些被打成叛徒。1967年，中央文革發出《關於徵詢召開“九大”的意見的通報》，其中說，要“把隱藏在黨內的叛徒、特務、自首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統統清除出去”，最終，在1968年10月的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上，劉少奇被安上了叛徒的罪名，成了中共歷史上最大的“叛徒”。劉少奇的罪名同時還有“內奸、工賊”，因劉案而受殃及的人高達2萬8千多。 文革前期的5年，曾進行了一系列的運動，或者不是運動勝似運動，有“斗、批、改”、“清理階級隊伍”、“整黨建黨”、“教育革命”等等，一浪接着一浪，其中使用比較多的罪名有唯生產力論、物質刺激、白專道路、封資修大毒草、洋奴哲學、崇洋媚外、復辟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反軍亂軍、裡通外國、人性論、地主、富農、資本家、叛徒、特務、托派、階級敵人、反革命分子、階級異己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國民黨殘渣餘孽、死不悔改的走資派等等。1970年初，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等文件，在全國展開了“一打三反”運動，短短10個月就挖出了“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近200萬人，而其中被殺的大量政治犯的罪名是“惡攻”。對於平民來說，這是最重的罪名，即“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包括攻擊“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彪副主席”及其他“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人）。儘管罪名的具體事實往往並不“惡毒”，只不過表示了一點不滿，或是用錯一個詞或無意間損壞了領袖像罷了。 在1968年前，也就是在“全國山河一片紅”、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前，因為造反組織派系林立，政治舞台上的當紅人物如走馬燈一般，什麼都是變幻莫測，起伏不定，所以，各類罪名繁多，五花八門，來源複雜，有上面欽定的，但也有很多是民間自創的，各地方當局創新的，某個組織發明的，歷史遺留的。但在1969年，尤其是中共九大以後，罪名的設置權基本歸一，無不根據自上而下的指示。 中共九大前後，在全國進行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運動，所以，“五一六分子”在5年內成為遍布中國的一項罪名。凡是在這5年內想要打倒、清除的人物，無論上下，都被劃歸在“五一六”的罪名之下。“五一六”原本代表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是文革綱領的象徵，卻詭異地被定為反對文革的罪名。1967年9月8日 人民日報發表姚文元的文章《評陶鑄的兩本書》，毛澤東在其中加了一段話，稱“五一六”的組織者和操縱者，是一個用貌似極左而實質極右的口號，颳起懷疑一切的妖風，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搞陰謀的反革命集團。從此，“五一六”變為一種類似現行反革命的重罪，每個時段的內涵、標準和對象均不相同，極其隨便。1968年，中共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專案領導小組，陳伯達任組長，吳法憲等人是成員，訂立的標準是矛頭“三指向”，即把攻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新生紅色政權革命委員會”。這一時期的“五一六分子”，或是各個派系互相指責的工具，或是單位當權人物打壓異己的武器。1970年以後，“五一六”在各地基本上成為造反派特別是較激進的造反派的代名詞。“五一六”的後台或操縱者也隨着運動的發展而不斷發生變化。中共中央《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中將蕭華、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人統統說成是“五一六”的操縱者。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之後，“五一六”操縱者又改為身為清查“五一六”專案領導小組組長的陳伯達；而林彪身亡後，操縱者的罪名又落在了他和吳法憲等人的身上。 1970年8月，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陳伯達等人成為批判對象，在隨後的批陳整風中，唯心論的先驗論、假馬克思主義、劉少奇一類政治騙子、野心家、陰謀家、唯生產力論是罪名。1971年9月，林彪、葉群等人身亡，一大批人因而身陷囹圄。隨後，中國大地掀起了批林整風、批林批孔等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其間還夾雜着評法批儒、批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反潮流、抓大事等各類運動以及從不間斷的大批判狂潮。篡黨奪權、搶班奪權、反革命武裝政變、小艦隊、形而上學、復辟資本主義、反黨集團、極左思潮、形左實右、無政府主義、修正主義、經驗主義、封建奴隸制、孔孟之道、賣國主義、崇洋媚外、右傾回潮、反攻倒算、復辟、招魂，是這些大小運動和批判浪潮中出現頻率最高的罪名。 1975年到1976年，即“四人幫”被捕之前，只有大型運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包括“四五”事件時的罪名非常明確，有：正在走的走資派、右傾翻案風的急先鋒、修正主義路線錯誤、黨內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資產階級民主派、右傾翻案風的總後台、中國的納吉、反革命暴亂、反黨、反馬克思主義的大毒草等。其他一些罪名，因權力核心的矛盾尚未公開，所以言辭似有所指，卻不明說，只有明眼人心中有數。例如讓全世界莫名其妙、令全國不知其所以然的“評《水滸》”運動，罪名就叫“投降派”。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逮捕，此後展開的“揭批‘四人幫’”運動，直至“四人幫”和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被審判，所使用的罪名基本延續了文革，先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篡黨奪權、路線鬥爭、階級敵人、唯心主義、反軍亂軍、修正主義、幫派體系，最終又將他們定為“反革命集團”。繼以前的“五類分子”、“九種人”之後，又增加了一個新的罪名“三種人”。由此也可以說，這一運動儘管其目的是想結束文革，但其思維方式、操作手段和話語，依然沒有脫離文革和階級鬥爭的歷史窠臼，幾乎一脈相承。在文革後的許多年裡，文革和階級鬥爭的思維方式一直延續。華國鋒時代，還有反革命分子的罪名，以至一些不滿華國鋒的人因而入獄，甚至還有人因“惡攻”罪被殺害。以後的歲月，儘管罪名日益減少，但仍舊有各種所謂“分子”作為監視、審查直至逮捕的對象。 說文革的罪名，不能不提對外。對外所使用的罪名基本承繼了文革前，只是顯得更為激烈，更加嚴重。常用的有帝修反，帝主要指美國，修主要指蘇聯，其中的反，全稱是各國反動派，美國和蘇聯以外那些被批判的國家都屬於此列。當時對外的罪名還有“反共反華”、“反華大合唱”、“反華小丑”、“走狗”等。 三、罪名的特徵 在法治的社會，沒有思想罪，也不可能因言獲罪，任何罪名都有法律的詳盡規定，無法逾越；在沒有法治而有法制的社會，有思想罪，也有言論罪，但罪名設有具體的規範，只是在法制之上還另有人的威權，這種威權可以左右法制。在既無法治也無法制的歲月，思想可以有罪、言論更可以獲罪，所有的罪名都沒有任何依據和規定，一切以威權為準。文革是一個法治法制皆無的時代，各類罪名無規無矩，思想罪、言論罪暢行天下，同時，又是威權至上。 籠統、空洞、模稜兩可、概念不確切、外延極廣、描繪藝術化，是文革罪名的基本特徵，幾乎沒有一項罪名具有確切的表述和界定，而且越是誇張，越是醜化，就越叫座。 反黨（反對一個政黨）本來不應成為罪名，但卻是文革的重要罪名，承繼了歷史，又有所發展。黨，當然特指共產黨（沒聽說過反對某民主黨派會被稱為反黨的），但這黨的具體含義是指中共領袖個人，還是指黨的決議，或是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從來沒有一種確定的說法。如果說黨指的是全黨，那反黨更無從反起。文革前的高、饒和彭德懷的所謂反黨，無論心裡是否同意，但多數中央委員跟着一起批判卻是事實，起碼從表面上還可以表明他們的“反黨”是與中央委員會不一致。可是文革初多數中共八大中央委員都被劃入了反黨之列，以致八屆十二中全會的與會者里中央委員不足半數，這樣的反黨已經無法說明所反的黨究竟是什麼了。 反革命是一個老罪名，甚至後來被鐵定為反革命的國民黨也曾以反革命當作一種罪名對付異己。自從中國有了革命與反革命這樣的詞語，從來都沒有任何確定的含義，文革也不例外，歷史反革命和現行反革命兩大罪名同時盛行，可是發展到最後，革命就是自我標榜的口號，反革命則成了打倒對方的武器。尤其是“四人幫”也成為“反革命集團”更令人不可思議。稱他們是極端革命還能說通，而說他們反革命則難以解釋。反革命這一罪名含混的關鍵在於革命是否就是一種必須肯定的行動。固有的難道都不好，新立的是否都對？或者新的就一定能夠超越舊的？或許還不如舊的？當革命對社會帶來的破壞造成災難時，革命是不是也應該被否定？依據當代詞典的釋義，革命是“被壓迫階級用暴力奪取政權，摧毀舊的腐朽的社會制度，建立新的進步的生產關係，解放生產力，推動社會的發展”。可是，如此解釋更無法說明“四人幫”和林彪、陳伯達等人是反革命。反動也是個老罪名，與反革命相似，根據詞典的說法，反動就是反對革命、反對進步，但什麼是革命、進步，卻是言人人殊。文革時，文革被稱為革命和進步，而文革結束，擁護文革、靠文革起家的卻又成了反革命、反動。 反社會主義、反馬克思主義、機會主義、修正主義、篡黨奪權、裡通外國、走資派等罪名，同樣都是含混不清，為什麼劉少奇、林彪、陳伯達等人會反社會主義、反馬克思主義，這個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究竟是什麼，誰也說不明白。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更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主義，吹捧一個人時，就說他是“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 “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靈活運用”，批判一個人時則可以說他是歪曲、篡改、修正了馬克思主義，但“發展”與“修正”之間的區別誰也分不清楚。中共的大多數幹部根本不知資本主義為何物，稱他們走封建主義、專制主義、小農經濟的道路還能自圓其說，可說他們想復辟資本主義，就根本講不通了。 隨意性極強，是文革罪名的一大特徵。逃跑主義、分散主義、經濟主義，好像是個事情就可以安個主義，一安主義便能置對方於死地。今天說這個是修正主義，明天說那個是唯心主義；今天說攻擊林彪的是反革命，明天跟隨林彪的又成了反革命；今天稱讚一個人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明天這個人則變為一貫反共的假馬克思主義騙子；今天此人最紅最革命，明天他又是陰謀奪權。所有的罪名都是隨便一說，為什麼使用這樣的罪名，既無原因，也無理由。這種隨意性還體現在藝術式的誇張形容上，因為文革的當權人物大多是些文藝家和文藝愛好者，藝術誇張不能不成為他們的嗜好，如大毒草、黑五類、政治扒手、游魚、小爬蟲、變色龍、陰謀家、兩面派、開歷史倒車、還鄉團等。這些毫無規範的語言，作為罪名，尤其是決定人的命運的罪名，在文革中大行其道，泛濫全國。而裡通外國這一罪名，已經隨便到足以讓所有與外國沾邊的人全部獲罪，因為留過學的、出過國的、在外國有親友的、和外國人通婚的、與外國人有交往的，都算裡通外國。 罪名構置的登峰造極，從任何方面，都讓文革罪名成為歷史之最。莫須有、腹誹心謗、文字獄、大不敬、寧可錯殺一千決不放過一個，這些中國罪名史上體現濫殺和專制的語詞和行為，在文革中都達到了破記錄的程度。嫌疑，是文革罪名最常用的說法，誰都可能落在被懷疑之列，與莫須有異曲同工。為陸定一定罪時以中央名義下發的文件就有“重大內奸嫌疑”的罪名，“特嫌”這一罪名更是遍布全國各地，因嫌疑獲罪直至入獄的人遠遠超過歷史上的任何時期。“私心一閃念”、“動機不純”、“心懷不滿”，是腹誹心謗的文革表述；盛行於文革中的“惡攻”罪名，則是大不敬的時代翻版。文字獄早在文革前就已經暢行全國，各種政治運動都是文字獄的經典之作，到了文革，更是文字獄的集大成。從吳晗的《海瑞罷官》到《三家村札記》，再到《三上桃峰》、《園丁之歌》，都是全國性的大文字獄，而各地各單位的中小文字獄則不計其數。整個文革，所有大小運動採用的方式，基本也是寧可錯整一萬絕不漏過一個，導致冤假錯案遍及各個角落，打破了中國歷史的最高記錄，超過了歷朝歷代的總和。 文革期間，罪名羅織達到了極致，可謂集古今手段於一身，“欲加其罪何患無辭”得到了最為充分的體現。最革命的王力、關鋒、戚本禹、“四人幫”、因造反而出名的群眾組織領袖，都難逃一劫，更別說其他人了。一個人，即使不是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還有一個“階級異己分子”在兜底；即使你屬於無產階級，而且歷史清白得不能再清白，一個“壞分子”或“新生資產階級分子”的罪名照樣可以安在你頭上，任誰都有可能被如此寬泛無邊的罪名所罩住。“複雜”、“問題”在文革中也成為一種候補“罪名”，實在查不出來，就說是“歷史複雜”、“社會關係複雜”，至少也是“有問題”，至於是什麼問題，過後再說。1974年底開始的“批‘黑畫’”，其捏造罪名的手法，冠絕古今。畫個貓頭鷹，就是對社會主義現實不滿的“睜一眼閉一眼”；畫三個老虎就是“企圖為林彪翻案”；畫了三個柿子、一棵白菜，就是“自稱三世清白，為反動家庭翻案”；畫了伏在石頭上的雞，就是“攻擊社會主義危機四伏”；畫了一座五孔橋和七個人，就是“污衊五七幹校”。 文革中的罪名，不僅具有歷史性和現實性，還帶有天然性。有人因歷史獲罪，有人因現在的行為獲罪，還有很多人天生就有罪。“出身不好”讓無數家庭淪為賤民階層，處處受到歧視，見人矮三分，入伍、入黨、入團、升遷、工作、上學，幾乎人生的每一個關鍵時刻都低人一等，在鄉村還可能被管制起來，接受監督改造。“海外關係”曾經是籠罩全國的罪名，只要有親屬在海外，無論遠近親疏多寡，一概視為污點，影響終身。這種天然有罪的觀念在文革中深入人心，人和家庭分三六九等的不平等觀念事實上無所不在，其意識甚至遠遠超過了奴隸制、封建制、種姓制、法西斯制的社會。在人生各種場合填寫的各類表格，出身、成分、政治面貌、有無海外關係、參加過何種反動黨團等等欄目，正是一個時代處心積慮羅織罪名的證明。“講出身，但不唯出身，重在個人表現”，這一文革期間組織考驗成員的著名話語，恰恰是血統論、賤民論的坦白。 不是罪名的罪名，在文革中也發揮到頂點。摘帽右派、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給出路，這些稱呼和說法看似不是罪名，貌似寬宏大度，實際仍是一種罪名，依舊左右人生，並且在實際操作中有時顯得更為陰險。 文革里的罪名，看似無規無矩，毫無界定，肆意安裝，其實，所有罪名都有一個最終標準、最後界定，這就是最高威權。林彪事件之後，開始是批極左，一個最高指示，馬上就改做批“極右實質”，連“四人幫”之名，實際都源自最高威權。他說誰是修正主義誰自然就是修正主義，他定誰是反馬克思主義誰當然就是反馬克思主義，他指責誰是唯心主義誰必定就是唯心主義。凡是反對他的人在文革中又都被安上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罪名，可見，他就是黨、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化身。最高威權，正是文革中所有罪名的源頭和準繩。 一場文革下來，除了最高威權外，只要有點權力、有點文化、有點思想、有點作為的人，只要家庭有點財產、有點背景、有點歷史積累的人，甚至什麼都沒有的人，或早或晚，或多或少，包括周恩來在內，都曾背負過罪名，人人被籠罩在罪名的陰影之下，滿懷着原罪意識，動輒獲咎，概莫能外。這樣的恐懼感使文革的任何舉動都失去了阻力與制衡，鬥爭的板斧得以肆意斫殺，而最高威權，也因此享受了最終的勝利果實。 —————————————————————————————————— 【史林一葉】 張平化的9.24報告與抓“黑鬼”運動 楊大慶 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1966年9月24日 在地、州、市及省直各部門負責人會議上的報告（史稱9.24報告），是湖南文革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直接掀起了湖南全省的抓“黑鬼”運動，進而導致了湖南激進的造反派組織湘江風雷的誕生。現就其來龍去脈簡述如下。 1966年6月中下旬，湖南省委韶山會議後，張平化調中宣部任常務副部長，所遺第一書記職務由書記處書記王延春代理。此時的湖南和全國一樣，正沿着劉、鄧“50多天”的軌道“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反動學術權威”、大小“五界”（指“五一六通知”里提到的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人人自危，不知災難何時降臨到自己頭上；而省委則和歷次政治運動一樣，自信滿滿地掌控着主動權和領導權。然而，天有不測風雲，毛澤東從“西方那個山洞”回到北京後，局勢陡變，老革命遇到新問題。湖南原本看似平靜的局面也風波突起：長沙一中謝若冰、黃杏英等七位高中生因受省市委工作隊的打壓秘密趕赴北京告狀，暴風雨前的烏雲開始在一中聚集，學生圍繞着對工作隊的態度形成擁護與反對兩派，情緒日益對立，事態並向其他各中學擴散；8月13日 ，擁護工作組一派中的一中、五中由高乾子弟為首組成“紅色政權保衛軍”，而其對立面則組成了“造反有理隊”；8月14日，十二中的胡宜民等五人在市中心貼出《打倒‘三相信’》（“三相信”指當時湖南流行的口號“相信省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組”）的大字報，將校園內的紛爭傳播至市民群眾之中。在北京不斷傳來消息的刺激下，省會長沙的大中院校醞釀着更大的騷動與不安。8月17日 ，以一中王虹霞（省委代理第一書記王延春之女）、五中李政（省軍區副司令員李洪茂之子）為首，長沙地區第一個全市性紅衛兵組織——保衛省市委、擁護工作組的紅色政權保衛軍成立；8月18日，在毛澤東首次接見紅衛兵的大會上，謝若冰代表外地赴京學生發言並獲毛的簽名。消息傳到長沙後，準備效仿北京紅衛兵殺向社會的學生亢奮異常，急欲一試身手。 8月19日 ，湖南大學土木系部分學生到長沙市委機關大院張貼標語（有論者說是為工作組事找市委麻煩，恐不確；因湖大工作組系湖南省委所派，湖大作為部屬高校是長沙市委的平級單位，運動不歸其領導），如臨大敵的市委急調大批工人赤衛隊（與日後以汽車電器廠學毛著標兵劉孝安為司令的保守派赤衛隊不同，此赤衛隊成員為各基層黨支部圈定的黨團員、根正苗紅者、靠攏組織的積極分子，由保衛部門具體領導，負責廠內的安全保衛工作和監視本單位的地、富、反、壞、右言行，在隨之而來的抄家高潮中表現突出。）到機關維持秩序，市委書記孔安民則身着解放軍服（依例市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出面講話，意在彈壓；由此引起衝突，推搡中有學生輕傷。怒不可遏的大學生衝上街頭遊行問罪，各中學造反有理隊群起聲援。 是日，湖大過湘江造反的並非大鬧市委的一支人馬。下午4時許，市委大院鏖戰方酣之時，湖大一輛應邀前往八中宣傳造反而遭圍攻的宣傳車，在該校同觀點學生的護送下啟程返回，行至不遠處的湘春路小學門前，被聞訊趕來的工人赤衛隊和紅色政權保衛軍攔住，雙方展開辯論，各不相讓，交通為之阻絕。此時，一位紅色政權保衛軍成員高聲通報了湖大學生衝擊市委的消息，在場的赤衛隊、紅色政權保衛軍情緒激憤，有人動手撕下宣傳車上的橫幅和扯下喇叭電線，造成宣傳車啞聲。但湖大學生毫不退讓，亦有市民為其端茶送水，表示支持。雙方的對恃一直持續到次日凌晨2時，一位赤衛隊員爬上路邊一電線杆掛上大喇叭，從中傳出了隱匿於現場某處的市委書記的聲音：“我是孔安民……”在孔的勸說下，赤衛隊、紅色政權保衛軍和圍觀市民方才散去，湖大宣傳車得以脫身。 形勢驟變之下，為傳達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精神召開的湖南省委二屆十三次全會於次日草草收場，省委委員、地市縣委書記們懷揣着迷惑與不安離開了長沙。 但若說省委就此亂了方寸倒也未必。也許是高估了自己的威信與掌控局面的能力和群眾的“覺悟”，也許是為了按1957年的經驗引蛇出洞，也許是為了按自己的意圖“澄清”事實以引導輿論、爭得主動，省委當晚即決定在8月20日 於河（湘江）東的省體育場、河西的湖南大學同設會場，由“8.19事件”的當事雙方各抒己見、展開辯論。 是日辯論中表現突出的有兩位，一是湖大政治部主任王曉，一是紅色政權保衛軍主要負責人、一中學生王虹霞。前者身為領導幹部居然採取與省委相反的立場、袒護學生，當時出乎不少人的意料；後者作為共產黨員、延春書記的女兒，高調維護省市委、指責湖大學生、攻擊與8.19事件並無直接關係的謝若冰、黃杏英等，以致聲嘶力竭。 辯論會以平局收場，省委的意圖顯然未能實現。會後的長沙亂成一鍋粥，工廠、機關都如學校一般分成了兩派。擁護省委者固然不乏其人，支持湖大、前往聲援或學習取經者亦如過江之鯽（湖大則好茶好飯招待，熱情異常）。闖下大禍的長沙市委更是不得片刻安寧，驚恐萬狀的孔安民只好在市委副書記兼長沙縣委書記趙陽城的陪同下跑到農村（春華山）去避難。支持造反的市水利機電局局長王俊傑聞訊後卻帶領一批造反派尾隨而至，要請孔書記回長沙參加運動、接受教育。事後隨同孔出逃的市委警衛處幹部梁俊傑向王俊傑等講述了事件經過，水利機電局向治銓、省水電勘探設計院王建武、省文化幹部學校鄧守宇據此共同寫出文筆生動傳神的《奔命記》，對開鉛印，四處張貼，令長沙市委顏面盡失。 8月21日 ，北京歸來的謝若冰等高調亮相，在省體育館召開大會，向全市中學造反派介紹首都文革的大好形勢，鼓動造反；各校造反有理隊開始靠攏，並於8月29日成立以謝若冰、胡宜民、黃杏英為首的“毛澤東主義紅衛兵長沙造反有理軍”（後改稱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長沙造反有理軍）。 8月23日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工農兵要支持革命學生》，長沙被作為挑動工人斗學生的反面典型點名。社論於當日早上6∶30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新聞與報紙摘要節目中播出後，長沙城一片沸騰，造反派認為自己的鬥爭取得了勝利，歡呼雀躍奔走相告；保守派則十分沮喪，不理解為什麼“右派翻天”會得到中央的肯定。無奈之下湖南省委只得撤銷孔安民等人的職務，改組長沙市委，調常德地委書記孫雲英任長沙市委書記。消息傳出，造反派連日上街遊行，慶祝歡呼。 8月26日 晚，遊行群眾在湖南賓館內纏住省委書記處候補書記、副省長章伯森，隨即又沖入相鄰的省委大院，省委多數負責人狼狽萬端地逃離省委機關。 眼見湖南省委已無法控制局勢，中央決定張平化重回湖南任省委第一書記，並責成省委認真接受批評，加強對文化大革命及其他工作的領導。張平化於8月30日 飛回長沙，次日即往湖大演講並小住數日。聲稱一是請罪認錯，二是造反，並稱“湖大空氣與眾不同”。 可是，張平化回湘後的姿態和對造反學生的讓步措施並未平息事態，反而使造反派堅信自己的“大方向正確”，從而激起更高漲的造反熱情。 9月6日 ，以市曲藝團劉定安為首的“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東方紅總部”成立，不少造反工人隨即加入，成為全國最早的跨行業群眾組織之一；9月9日 、11日，長沙市造反派兩次在省體育場召開“炮打司令部”大會，市委書記孫雲英出席，著名的“炮打九級司令部”的口號也於此時發出，學生和部分機關幹部、工人繼續上街遊行，而且規模越來越大。 顯然，在中宣部擔任了兩個多月常務副部長，剛從毛主席身邊、從文化大革命中心回來、被部分幹部群眾視為體現了無產階級司令部意圖的張平化，其實並不懂得這場文化大革命究竟應該如何進行，特別是不知道應該打倒何人又應該依靠何人。但是，湖南的老人都知道，張平化有一看家本領叫“不帶頭”，即每臨大事均先打探左鄰右舍的態度，特別是注意王任重的動向，故湖南省委私下裡被戲稱為湖北省委的“分省委”。此時遇到難處，自然想到已進中央文革、入值軍機的王任重和當時似深得毛澤東信任的老上級陶鑄。9月初，進退失據的張平化派華國鋒進京找陶、王二人，名為匯報、實為摸底。華返湘後誤傳中央有組織反擊的意向（王碧峰《中共湖南簡史（1921—2000），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版》）。張聞之即來了精神，他沿襲過去，特別是反右和社教的經驗，決定對“向党進攻的階級敵人進行反擊”。9月15日 省委發出通知，要求各級領導“必須以黨和人民的事業為重，要堅守崗位，堅持黨的正確領導；要挺起腰杆，挑起擔子，把各項工作做好。”湘潭市委副書記、湘潭電機廠黨委書記程貞茂聞風而動，抓出支持造反的“大黑鬼”、廠黨委宣傳部長蘭雲飛。數日之內，電機廠的做法就上升為“經驗”。9月20日，省直機關舉行幹部大會，由程貞茂介紹湘潭電機廠的情況；張平化、王延春做總結髮言，認為8.19事件由“壞事變成好事”，“牛鬼蛇神暴露出來了”，明確提出要反擊。9月24日 ，湖南省委召開地、州、市委書記和省直各部門負責人會議，張平化就當前運動形勢及今後任務發表講話，認為形勢已經發生變化，應該是進行反擊的時候了，正式部署在全省抓“黑鬼”。 號令一出，烽煙四起。各級官僚隱忍多時，早已對“敵情”瞭如指掌，輕車熟路，“黑鬼”一抓一個準。9.24報告尚餘音繞梁，各地便紛紛告捷。省會長沙更是戰果輝煌，與《奔命記》有關諸人無一漏網：王俊傑、梁俊傑、向治銓失去自由，鄧守宇、王建武分別於9月26日 和27日自殺。後來成為湘江風雷頭頭的李敬林、羅新發（分別為省港航系統工人、幹部），東方紅總部頭頭的熊正吾（木帆船社工人），日後工聯負責人之一的張學晃（紅旗廠內燃機配件工人）、吳國香（建湘瓷廠工人）以及平反後退出運動的王振華（曙光電子管廠廠醫）等均為名噪一時、身陷人民戰爭汪洋大海的大“黑鬼”。 比較難辦的是令省委頗為頭痛的謝若冰，因其是學生，停課鬧革命搞造反乃天經地義，9.24報告對其鞭長莫及。但謝出身幹部家庭，父謝介眉為省政協副秘書長、母謝巧瑜為省婦聯副主席，均符合充任《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所說“這次運動的重點”的條件。在當時環境下，欲搞臭謝若冰，進而打擊造反有理軍、平息造反風潮，對其父母下手是最便捷的辦法，因此禍水被有意識地引進了謝家。二謝解放前長期在白區從事地下工作，“歷史問題”自然不會少；而解放後湖南黨內占主導地位的南下幹部與地下黨關係一直不融洽，二人的“現實問題”也不難找。於是大把辮子被“革命群眾”揪住，而且“問題”迅速升級、升溫，檔案材料也不脛而走，流入社會。加之紅色政權保衛軍火上加油、多次揪斗，兩位冷衙門的副廳級閒官，遂成了盡人皆知的大“黑幫”。當時正值宣揚“血統論”的譚力夫講話走紅全國之時， 背負“黑幫子女”的帽子和“保爹、保媽”、“拒絕與反動家庭劃清界限”罪名的謝若冰，在造反有理軍內外均面臨巨大壓力，遂退出造反有理軍。 可是，面對雪片般飛來的捷報，張平化卻不無惶惑。作為在“50多天”里走馬上任的中宣部常務副部長，他知道劉鄧工作組幹了些什麼；作為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參加者，他清楚工作組的所作所為與《炮打司令部》的關係。眼見因造反而被抓的“黑鬼”與日俱增，他不會想不到毛澤東那些嚴厲措辭：“某些領導同志……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思慮再三，他決定剎車。 9月28日 ，張平化又拋出一個報告，聲稱9.24後心中頗感不安，遮遮掩掩地要求停抓“黑鬼”。然而，如此翻雲覆雨、出爾反爾，自然難以服眾（時至今日，某些市縣史志提及此事仍頗有煩言），9.28報告遂成一紙空文，無人理會。秋後算賬正在興頭上的各級官僚不肯善罷甘休，遭到打擊的造反派也如壓緊的彈簧在蓄積反彈的力量。特別是在各大中學校，由於黨組織的垮台和工作組撤出形成了權力真空，9.24報告既無人傳達，也無人貫徹落實，造反紅衛兵我行我素，勁頭不見稍減。如造反有理軍，雖因謝若冰問題一時小有尷尬，但在當年的國慶遊行時面對士氣高漲的紅色政權保衛軍卻寸步不讓。當紅色政權保衛軍通過主席台接受省委領導檢閱高呼“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保衛省市委！”時，造反有理軍即報之以“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 張平化的擔憂很快便成了現實。9.28報告兩天后，《紅旗》13期社論吹響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進軍號；國慶節剛過，軍委“10.5緊急指示”公開傳達，“黑鬼”紛紛赴京告狀，向中央和首都的造反派控訴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革命造反派的殘酷鎮壓和無情迫害。來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張平化情知不妙，於10月12日 ，以個人名義發表《鄭重聲明》，承認抓“黑鬼”是執行“資反路線”。19日，又散發《中共湖南省委關於加強革命團結和更好地支持革命調查的建議》傳單，呼籲加強團結、集中力量，要繼續揭發批判省委在文革中所犯路線錯誤；要求機關幹部、工農群眾加強和學生的團結，支持他們的革命行動，不要去參加學生中不同意見的爭辯，今後“不再提保衛省市委的任何口號，也不要寫為省委辯解的大字報和傳單；各校師生代表可以有組織、有計劃地到各地各單位進行革命調查，所去地區和單位應予以配合支持。” 不再提保衛省市委云云自是鬼話，紅色政權保衛軍依舊囂張，工人中又成立了他們的同道赤衛隊、八一兵團；更有一位自蘭州串聯來湘的蘭大附中學生王慶長，為保湖南省委在長沙滯留數月，省委對其視為上賓盛情招待自不待言，其傳單《炮打湖大司令部》之類也多為大幅白紙紅色鉛印，異常醒目，直到一月革命後方才銷聲匿跡。 至於去各地各單位搞革命調查的師生，倒無需什麼“配合支持”。因為10月15日 成立的以中南礦冶學院詹先禮、王占宗、佘定成，湖南大學黃紹賢為首的長沙市高等院校紅衛兵司令部（高司）的大學生們半年前甚至文革爆發前才從社教前線回來，對“紮根串聯”、“訪貧問苦”十分在行。他們不但沒有被“配合支持”牽着鼻子走，反而很快就把“黑鬼”們的血淚控訴形諸文字並貼遍長沙的大街小巷，使省委陷入十分被動的局面。 若說面對高司的穩紮穩打、集團推進，湖南省委尚心存僥倖、妄圖虛與委蛇的話；謝若冰不依不饒的絕地反擊則使其感到詞窮理屈、難於應付。10月28日 ，謝氏在來長串聯的北京三中“刺刀見紅”戰鬥隊（以傳單《在靈魂深處刺刀見紅》而名噪一時）朱大年、印東兵的協助下，成立了頗似敢死隊的精幹隊伍湖南井岡山紅衛兵革命造反總司令部，與省委擺開了決一死戰的架勢。 然而，與高司“繡花”式的革命和謝若冰的一味行蠻相比，赴京告狀的“黑鬼”們的動向才更為省委和張平化關注。10月14日 ，在首都三司組織部負責人沈愛蓮、李黨育數日的宣傳、鼓動、策劃下，眾“黑鬼”開始籌備成立組織，市曲藝團羅勇為這個新組織起了一個十分響亮的名字“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湖南湘江風雷挺進縱隊”。“司令”為汽車電器廠工人彭紹雲。由於湘江風雷的領導核心和初期的基本群眾多為（非全部）9.24報告的受害者，也由於受到首都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形勢和三司造反精神的直接感染和薰陶，其暴力傾向和激進色彩都比時在長沙的老造反組織高司、造反有理軍更明顯。 10月24日 晚，湘江風雷在首都三司、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紅衛兵聯隊以及西安軍事電訊工程學院文革籌委會的支持下，於中宣部小禮堂聯合召開《徹底批判揭發張平化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會上，王天保（長沙紡織廠）、蔣學流(郴州)等被打成“黑鬼””、“右派”、“反革命”的湘江風雷成員以自己親身的經歷，憤怒聲討了張平化瘋狂鎮壓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在會議進行中，一批“誓死保衛湖南省委”、“誓死保衛張平化”的紅色政權保衛軍軍企圖衝進會場，破壞大會，但勢單力孤，未能得逞。大會上群情激憤，“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捍衛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徹底清除張平化九二四反動報告的流毒！”“徹底清算張平化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打倒張平化！”等口號此起彼伏，震天動地，首次登台接受批判的張平化昔日威風掃地以盡，十分狼狽。在大量鐵的事實面前，他不得不承認：“我是站在資產階級反動立場上，貫徹執行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10.24批判會殺出了初登戰陣的湘江風雷的軍威，也引起內部的分裂。有人對彭紹雲等當晚的表現不滿，斥其“右傾”。後經一番幕後博弈，改由一中教師葉衛東、銀星電影院畫工張家政等出任主要負責人。自此，湘江風雷的激進化色彩更趨明顯。 張平化在北京被揪斗的消息傳到長沙，造反派士氣大振。10月30日 ，東方紅總部在東風廣場召開大會批判控訴了張平化的罪行。遭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嚴重迫害的“黑鬼”們對張平化十分仇恨，在會上憤怒地喊出“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張平化是鎮壓我省文化大革命的劊子手！”“張平化必須向全省人民低頭認罪！”剛回長沙的張平化被揪到台上示眾。 11月2日 ，湘江風雷自京返長，出火車站即赴省委大院並一路高呼：“打倒張平化!”衝進辦公大樓，當即將張平化揪到省委禮堂開會鬥爭。會議由葉衛東主持，提出了如下要求：
1．湖南省委必須馬上派出專人負責調查10月30日長沙至韶山紅衛兵參觀毛主席故鄉的翻車事件，並全力以赴支持革命大串連。
2．張平化要隨叫隨到，若藉故不到，一切後果由張平化個人負責。
3．回來的湘江風雷戰士，是湖南文化大革命的火種，現在必須全部集中住在一起戰鬥，省委應提供方便。
4．省委應對各派組織經濟上一視同仁，供給文化革命的宣傳器材和經費開支。
顯然，風頭正勁的湘江風雷得理不饒人，而在中宣部大院就吃過苦頭的張平化也知道自己處於何種境地之中，只得積極回應：
1．只要預先約好時間，無特殊事情，一定隨叫隨到。
2．其他具體事項責成官健平（省委統戰部長）、韓江正（省委副秘書長）負責解決。
當晚 ，湘江風雷成員集中住宿於省人委第二招待所，並將其在北京鬥爭張平化的實況錄音通過地處市中心的湖大駐城辦事處的湖大河東戰鬥隊公開播放。是時聽者如堵，造反派揚眉吐氣，“好得很！”“湘江風雷好得很！”的歡呼聲震天動地，而紅色政權保衛軍、赤衛隊則氣急敗壞，儘管不情願服輸，但形勢已日趨明朗，極大的社會影響已經造成，各路“黑鬼”望風歸附湘江風雷，短時間內便成為擁兵百萬之眾，雄踞四水三湘的湖南頭號造反組織。狂飆突進的湖南井岡山則與之互相呼應，推動了湖南文革的激進化。 11月13日 ，由湘江風雷、首都三司駐長聯絡站為主發起，以湖南劇院為中心會場分設四處分會場，召開《徹底批判、控訴以張平化為首的湖南省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到會群眾愈萬。湘江風雷代表李仲昆(湖南製藥廠幹部，湘江風雷宣傳部負責人、後為核心領導小組成員)在大會上以自己的親身經歷憤怒控訴了張平化。當因寫作張貼《奔命記》而受害自殺的王建武的母親流着淚控訴了張平化“9．24”報告逼死她兒子的罪行時，全場怒不可遏，要張平化低頭認罪，有人把一本《毛主席語錄》壓在張平化的後脖頸上，使其不能抬頭。這引起了參會高司成員的不滿，其一百多人的隊伍高呼着“要文斗、不要武鬥”退出會場，埋下了日後與湘江風雷分裂的禍根。 其實，張平化在批判會上的一時抬不起頭已不是什麼大事了。因為“黑鬼”們要求平反特別是要求全面落實“10.5緊急指示”，收繳並銷毀被官僚們整理用於對其進行迫害的黑材料這把火從基層燒起，逐級蔓延，最後終於燒到了省委。平心而論，認為省委藏匿有基層群眾的黑材料純屬誤解。省委直接管理的是地廳級幹部，組織部只有他們的檔案，平頭百姓普通幹部若無滔天大罪，其檔案是不需勞省委書記過目並歸省委組織部管理的。然而在當年的中國，檔案、戶口、糧油關係是國人的三大生存要素，特別是其中的檔案，它能保證或毀滅一個人和其親屬後代的政治前途、正常生活甚至肉體生命，因此牽動着億萬人的神經。既然省委和張平化是黑材料的始作俑者，它們就不可能不吸引“黑鬼”們懷疑的目光、挑起他們反迫害的激情。11月14日 ，數千人衝擊省委機關查黑材料，辦公樓被封十餘日，省委自此難以正常辦公，逐漸失去對局勢的控制。 張平化搬起的9.24報告這塊大石頭終於砸到了自己腳上。 —————————————————————————————————— 【憶舊思親】 為了不忘卻的紀念 ——憶難友朱時賢 黃光祖 我是一九六九年夏天因日記獲罪被判刑送進四川省第二監獄（現重慶市監獄）的。剛過完二十周年國慶節，就從新犯集訓隊送到一中隊正式投入勞動改造。 我和朱時賢在一個中隊，互不認識。我對他的最初印象是他當酸洗工的樣子。他個子不高，肥大的橡膠工作褲像一隻大口袋幾乎把他整個人都裝了進去，只露出一雙手臂和腦袋。別的酸洗工個頭要高大些，就不像這般狼狽。酸洗車間與剝殼（去掉盤條線材表皮鐵鏽）工序連在一起，光線昏暗，灰塵與酸味刺鼻，一個班干下來，總是蓬頭垢面，手臉黢黑，如同井下礦工。我幹過剝殼工，沒幹過酸洗。 下車間勞動三班倒沒多久，幹部見我不能勝任力氣活，就調我去長白班，並逐步叫我搞一點寫算的活計。這對我這個六五級的高中畢業生倒挺適合。大家都驚詫我打得一手嫻熟的算盤，原來干統計工作的犯人即將刑滿出獄，幹部就讓我去接替他。 統計工作使我有了接觸所有犯人的機會，個人活動的時間與範圍都相對自由了一些。有人指着他告訴我：“他叫朱時賢，是由軍事法庭宣判的，原來是部隊衛生員，犯反革命罪，刑期十五年。”朱時賢搞過一段酸洗後被分配搞生產記錄，我與他開始有了接觸，並漸漸多起來。除了談生產，自然也談到別的話題。 監獄中最忌相互“吹談”（即吹牛談天的縮略語），因吹談極易使話題越軌。自己不經意的談話很可能成為告密者的檢舉揭發材料。因而人們都彼此防範。 朱時賢善談。我和他最初的話題是從知青開始的。已記不得那天他來交生產報表還是來看生產任務，無意間我們閒談起來。他說曾在達縣某地見過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常下山挑糧從部隊駐地旁往返經過。“只見一群男男女女衣衫襤縷，披頭散髮，有的背着背簍嘻嘻哈哈，有的挑着籮筐沒精打采，看上去簡直就是一群難民。” 一天晚上，山上知青點突然派人來連隊求助，說有幾人病危。連隊指導員對此反映冷淡。並不是有意見死不救，而是埋怨當地政府主管部門對這些知青太漠不關心。當然還是讓時賢挎上藥箱去了，還讓帶上一名警衛員。到了知青點，只見三個女孩子處於休克之中，觀察症狀是中毒了。問他們的保管員看看少了什麼藥品沒有。他們先矢口否認，隨後又大驚失色地說少了苯巴比妥。隨即立刻施救對症下藥，立馬見效。為慎重起見，時賢決定留下來對病人繼續觀察護理，打發警衛員回去向指導員說明情況。 “當晚病人情況穩定，第二天都甦醒過來。我便同她們談話，問她們為什麼尋短見。她們三人誰都不肯講。經過耐心的勸慰，可能見我是解放軍，她們才道出了原委。原來她們都是從城裡來上山下鄉的知青，本來農村的生活生產條件就很差，成天心裡難受，感到前途渺茫，但更不幸的是竟然又都被當地公社大隊的幾個頭頭姦污了。事後，還受到威脅，說她們‘不好好生產’要進行批鬥，以此封住她們的口。涉世不深的幾個女孩子哪裡經受得住這樣的冤屈，於是感到絕望而服毒。” 聽他講完這件事，我們都沉默不語，心裡甚感壓抑。青年為什麼會落到這步田地？既為別人難過，也為自己嘆息。 這是我第一次聽說苯巴比妥這種藥物。他說學名叫“魯米那爾”(luminal)，鎮靜藥品，限量服用，稍過量即會引起中毒，容易造成死亡。 那時全國上下風行一些身體保健和疾病治療方法，什麼雞血療法、甩手療法、飲水療法，食用小球藻、紅茶菌等五花八門。中醫針灸治病也特別的推崇，尤其推崇針刺麻醉、耳針療法。解放軍中有一名叫趙普羽的更是聞名全國，據宣傳他用小小的銀針扎開了治療聾啞頑症的禁區，讓好些聾啞兒童開口說話。當然，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豐碩成果”，是“對前十七年反革命修正主義衛生路線最有力的批判”等等，不一而足。對此，時賢卻不以為然，說：“一針下去就要扎壞幾十對神經末梢，而且再也恢復不了。” 我們也談到健康，說到身高與體重的關係。他說：“我有這方面的書，拿來給你看。”過了幾天，他果然拿來兩本醫學書，《正常人體解剖學》和《內科學》。特別向我介紹《內科學》的主編應元岳，是我國醫學界的著名權威。 統計保管室的隔壁是幹部車間值班室。值班室里有一大堆舊書報雜誌，估計是破“四舊”時從犯人中收繳的。值班室雖然沒有上鎖，門卻正對着生產車間，誰只要進出準會被人瞧見。但我最終憑藉行動的方便，從書堆中拿走了一本“老三屆”前的高二年級語文課本，那正是我在校時讀過的。我想即使露餡，問題也不是很大。這樣，利用稍稍鬆動的機會，我在統計室里偷偷地讀起課本來。 “故書不厭百回讀”、“溫故而知新”，此時此地此書此文，心中真是別有一番難言的滋味。當我想再一次“入室作案”時，這堆文化印刷品被全部運走，送去化了紙漿。 與時賢自然要談到讀書。入獄時他曾帶有厚厚的兩冊《全唐詩》、《全宋詞》，都被幹部搜走了。我意外帶入監獄的電影小說《羅馬十一點鐘》、商業旅行記《非洲的夢想與現實》也被沒收，統統被稱為是“非常反動的”。他說過去很愛去廢品站翻那些廢紙書刊，從中很找到一些被人扔棄了的好書。而我過去也是很愛上書店尋書買書，我們真是興趣相投呀。 他記性極好，談着談着便能背誦出幾句古典詩詞，或說出某作品、某事件的梗概，使人獲益，讓我佩服。 他沒有念高中，但說自己“曾翻看過一本高中語文書，裡面選編的課文非常好，特別是《原毀》、《原君》幾篇古文很有現實意義，相當精彩。”我知道他所說的，正是我在偷偷閱讀的這冊課本。於是，環顧左右無人，從隱蔽處將課本抽取出來放到他面前。他頓時高興得像小孩似的，好比“絕處逢生遇甘露”，馬上就捧讀起來。 辦完事該離開統計室回監舍了，他執意要將課本帶回監房去再讀，這實在是很危險。我理解他的心情，只好勉強同意。但要他務必謹慎小心，並速速送還。很不幸，後來果然被別人發現報告了隊長。 課本中的古文倒也罷，而那篇季米特洛夫在納粹法庭上的答辯詞《在萊比錫法庭上的最後發言》在獄中最為犯忌。管教幹部傳喚我去，厲聲責問：“你讀這個是什麼意思，是不是想翻案？” 書上交了，我還得向幹部“認錯”。雖覺得可惜但並不怎麼後悔，因為畢竟我已重溫過，還讓喜歡它的時賢也讀過了。只是再要找一本書讀實在是不容易了。 記得是夏季，一次隨隊長採購百貨歸來，忙着清點所有的物品準備分發到各個分隊。正查對登記賬單，看手邊的一袋食鹽是誰托代買的時，突然那盛鹽的紙袋吸引了我的目光，是舊《中國青年》雜誌。不錯，正是它。一篇一九六四年《光明日報》發表的讓許多青年愛不釋手的評論員文章《讓青春放出光輝》。當時就引起過爭論，《中國青年》雜誌予以轉載，但很快被定為“毒草”。文章主要闡述年輕人要把握住青春大好時光，立志成才，有所作為。文中附錄列舉了世界各國的科學家、藝術家、文學家和革命導師青年成名的時間表。在大抓意識形態領域階級鬥爭的歲月，將“成名成家”這樣典型的“資產階級名利思想”大肆鼓吹，這樣的文章不是“毒草”誰是“毒草”！ 我很高興，趕快將紙袋留下來，慢慢攤開，紙的正反兩面正好載着《讓青春放出光輝》的全文。抓緊閱讀幾遍，並轉給時賢，我們又一次在情感上有所交流。 一本課本，一篇文章，這是我與時賢獄中有過的兩次“閱讀與欣賞”，真是苦中作樂。哎！他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我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我們的青春在哪裡？ 每月犯人家屬有一次前來探監的機會。許多犯人盼着家中親人來相見，但見面時又傷心落淚。那些拉家帶口的犯人往往都會面臨家庭解體的具體問題，不少起初忠貞不二的妻子後來都漸漸地向犯人丈夫提出離婚，引起諸多麻煩。於是，我們這些未成家的犯人就都認為“倒是不結婚還要好些”。 “人不結婚就要犯罪！”有一次時賢突然冒出這麼一句話，我只當是他在說笑話。罪犯中時時都要進行認罪服法的教育，其中有一條就是批判“犯罪外因論”。可他的這一說聽起來挺逗，而且玄乎。 “真的，人不結婚就要犯罪！”等其他犯人走開後，他說起了自身的經歷。 他有過無憂無慮的童年，快樂的學生時光。“我醒世醒得晚，過早參加了工作，那時還是該去繼續上學讀書。”他說，“初中畢業後就到食品公司去上班，硬是好多事情都搞不懂。” 在學校讀書時，就常有兩位女同學與他接近，一個比他稍年長，一個比他略年幼。後來大家都參加了工作，又同在一個單位，一有空她倆都來找他耍。“說實在的，我當時並沒有把它當成個什麼事。”後來他因工作需要調到了單位郊外的工作點，她倆還是常從城裡騎着自行車老遠趕來。“平日裡她倆在我面前有說有笑的，但不知道相互間有什麼矛盾，只要我不在她兩人經常吵架。”後來領導告訴他：“你娃娃醒得了，人家兩個女孩子都喜歡你。你覺得到底哪個好？”“從內心說，我覺得還是喜歡年紀小點的那個。”“那就趕快定下一個來辦了吧，不然會影響工作。單位上給你安排一間房子。年齡不到不要緊，反正單位給你出證明！” 可他覺得自己還太小，還不到成家的時候。那時還有一條路，就是去參軍。於是他報名參軍到了部隊。入伍不久，就被指派到成都天回鎮中國人民解放軍某醫院培訓，當上了連隊衛生員。 “人不結婚就要犯罪！”這並不是一句笑談，在他身上得到了印證。 七一年九月，時賢曾被隔離反省，據說是在犯人中進行了不利於改造的吹談， 隨後的一天午飯後，我回監房休息，專門給犯人搞縫紉的裁縫老犯告訴我：“朱醫生都走了，是上午監獄醫院的幹部來帶他走的。”這消息讓我難受了好多天，因為在監獄險惡的環境中能遇上一個可以交談，彼此相信的人是太不容易了。 幾月後，隊長帶我去採購小百貨，順道帶上隊裡犯人醫生去監獄醫院領取藥品。來到醫院正好時賢當天休息，在樓下花園抽煙。我們一見面都很高興，他被調走時我們還不曾話別，他的《內科學》、《正常人體解剖學》還在我那裡。我問他在醫院裡情況可好，他說：“還行！”這讓我感到欣慰。 很快我將那兩本醫學書呈交隊長帶過去，他現在重搞醫務又用得着了。 高中畢業體檢，我才知道自己患有小腸疝氣。因為症狀不嚴重，平時並未覺得有什麼妨礙。但一經查出，反而有了心理負擔。六八年在北京作了一次認真檢查，診斷為“左腹股溝斜疝”。為什麼不趁現在人年輕，監獄裡又有條件更有時間把它治了呢？我有了這想法。與隊裡犯人醫生商量，他支持我去手術，還說：“現在正值秋天，住院手術季節正好。”由他出面向幹部報告後獲准，這才有了我去監獄醫院治療疝氣的難忘經歷。 一九七二年十月，我住進了監獄醫院。 入院當晚沒事，與幾位同一中隊的犯人病員閒聊。醫院的監規紀律要比中隊裡寬鬆多了，人也就感覺自由些。時賢向我打聽隊上的情況。我告訴他，他原來所在的一分隊有位犯人鬧自殺。此人平時人格極差，大家對他都沒什麼好感。他馬上不屑地說，那是什麼自殺，真的自殺絕對不是這樣的。 接下來，他講起了一些自殺、尋死的案例。記得他講過一起某部隊一名戰士因婚姻問題受到連隊干預而不滿所引發的事件。戰士端上半自動步槍在營房中對準指導員扣動板機就是一梭子子彈。當場大家都驚呆了，馬上回過神來抓兇手。這名戰士被眾人追趕到機場中孤零零的一小片玉米地里，因手中有槍，雙方僵持了好幾天，最終才被擒獲。後來被執行死刑時一點不畏懼，“他已經不在乎了。” 他還講了幾個部隊的別的事例，最後談到前不久有一名在押待決犯在此就醫，那人因盜竊現金數額巨大被拘捕，但死不招供，咬破自己的動脈只求一死，由看守所送來監獄醫院後仍拒絕治療。時賢向旁人表示，自己佩服這個待決犯的勇氣，就是不低頭。 我至今不解，為什麼那晚我們會進行這樣一次擺談，是偶然的嗎？莫非自殺這個念頭已經在他的腦子中出現，醞釀，形成？否則他怎麼會談論這樣的話題。 第二天作了一些手術前的常規檢查，主要看體症有無異常，是否患有感冒咳嗽。我告訴醫生在北京作過檢查和診斷結果。醫生姓李，一位上了年紀的胖老頭。據說解放初期，有位負罪的親戚躲藏到他家裡，他本人並不知道內情，因而犯下了包庇罪，刑滿後被留在了監獄醫院工作。由於他醫術較好，便成了醫院的主刀大夫。 手術後的當天晚上，時賢給我注射了一支杜冷丁止痛，讓我度過了十年的鐵窗生涯中睡得最香的一個夜晚。勞改隊裡平時睡覺總做夢，每次從睡夢中醒來發現自己置身於監獄的環境，心情總是特別的難受，總要好一陣才緩過神來。唯獨這一晚，我安然地睡去，沒有思慮，沒有夢境，那樣沉穩，那樣香甜，直到早上從容醒來，感覺到整個身心都得到了一次徹徹底底的休息和放鬆。 一到醫院就有同隊住院的犯人告訴我，“朱時賢最近正在受批鬥。”據說是因在犯人中吹談，被人匯報了，幹部要他寫檢查，事情還沒有了結。從外表看他顯得有些倦意，頭髮、鬍鬚、手指甲都長了，衣服也髒了，總之不夠振作。我想進一步了解他到底怎麼樣了，想親自問問他咋個回事。原來在一中隊就因為吹談出過事，怎麼現在調到醫院還是不注意檢點。 萬萬沒有想到我做的手術被感染，傷口癒合差，一直下不了床。時賢告訴我，聽說手術快結束正縫合時，飛來一隻蚊子，大家按了幾下才把它按住，就這樣可能引起了感染。我想起手術時醫生邊做邊聊天，真是藝高人膽大，這下我就只有在醫院裡多養幾日了。 不能下床走動也就沒更多的時間與時賢接觸，總想不當着眾人的面和他說說心裡話。特別想問問他正受批判的事，更想勸慰勸慰他。人啊，有時候真是需要有所傾訴和得到寬慰的。 受批判的事情不能當着大家談，就談點別的事情吧。我躺在病床上，問他：“你作過的是什麼手術？” 他說自己曾患有陰莖包皮過長，平時都好好的沒事。在軍醫大培訓期間，有次不知怎麼搞的引起了炎症，只好去看門診想用點消炎藥，不巧正好被指導老師碰上了。於是老師說什麼也得拉他去做切割治療，而且親自為他手術。“手術做得很熟練，只是護士是個新手，遞送手術器械遲緩而拖延了時間。在縫合最後幾針時麻藥效力開始減弱，因此要我‘忍着點！’。手術後叫我一定要好好休息，又馬上讓護士送來牛奶和蛋糕。當時真的有點餓了，但喝不慣牛奶，吃下蛋糕將牛奶奉還。第二天就覺得沒事了。出來散步看見其他同學在打乒乓球，馬上去參一個。揮舞幾板正帶勁，被老師走來撞見，大聲喝斥：‘你昨天才做了手術，誰叫你來打乒乓球，趕快回去休息！’我只好扔下球拍，拔腳就跑……哈哈哈哈！” 在他講述過程的時候，我感覺到他除了有說有笑之外還有些激動，似乎沉浸在一段不易被人覺察的興奮回憶之中。但最終欲言又止，沒有進一步深談。也許是因為病房裡還有別的犯人在場，也許是覺得來日方長，今後自會有時間向我慢慢細說。 有天鄰隊放電影，病號們和犯人醫務人員都去了，只有我和少數幾個行動不便者留在病房。時賢覺得沒意思，不是樣板戲就是新聞記錄片，沒有去，也就趁機來到我病床前聊天。 我告訴他：“今天我滿二十六歲了。” “家裡來看過你嗎？”他問。 我說：“父親來過一次，老淚縱橫。我叫家裡人以後不要再來了。” 他聽說我是家裡最小的，“好哇！”很羨慕。說他是老大，還有弟妹，名字依次是“賢、倫、俊、傑”。其實最小也好，老大也罷，在那個偉大時代的非常歲月，一人遭罪，全家人都是要統統受到株連的。 他說他的父親也來過一次，一見面就說：“媽媽叫我來看你……”然後停頓了一下，說道：“叫你不要去看那些書，不要去看那些書，你硬是不聽話……”下面就再也說不下去。當然，當着政府幹部的面得說一點“好好改造”之類的話，但最後說，“今後一定要回家。” 他當初參軍臨別時，父母曾以詩文相贈，並叮囑不論走到天涯海角，哪怕只剩下一片屍骨都把它帶回家，其情切切，其意殷殷。當年參軍送別的囑託和此時探監的叮嚀竟這樣的如出一轍，異曲同工。 他說自己是中江縣人——還特別強調一下：“就是黃繼光那個地方。”說自己出生在兵荒馬亂的年月，那是一個漆黑的夜，母親已是十月懷胎就要產下他。突然有人來報，“不好了，過兵了！”於是全家趕快外出躲避。“母親由阿婆和父親攙扶着，慌慌張張深一腳淺一腳來到一處墓地前。回頭望，鎮子裡火光沖天，幸好出走了。”母親氣喘吁吁大汗淋漓，臨產了。時賢就出生在這荒郊野外。“所以生下來就是一個苦命的孩子。”他不無感慨地說，“那一天是冬月十三。” 他還講過自己的叔叔當年鬧土改，在農戶家中工作至深夜。突然大門被掀開，叔叔趕緊右手掌燈，左手擋住亮光向外打量，只聽得一聲槍響，左手腕正好被匪徒擊中。要不是手腕這一擋，人可就報銷了。 我們都沒有更多地談論自己的家庭和親人的情況。我們相處的時間太短，能講話的時間有限，而我們想要談的太多太多。平日裡有時見面只能會心地點個頭，身邊隨時會有耳目。監規紀律也明文規定“不許交談與改造無關的事情”，犯人之間嚴格互相監督，檢舉揭發，不知那天會飛來一個什麼事情讓你說不清楚。我剛入監時就曾發生過雖然“自我感覺良好”，而仍被別人整出來揪到全中隊犯人面前亮相即示眾的事情。 他說，在部隊醫院培訓期間，是他一生最美好的時光。培訓採取淘汰制，跟不上的就去飼養供實驗用的兔子。我問他學習成績如何，他不正面回答，只是笑笑：“馬馬虎虎，中等。”部隊醫院濃厚的學習風氣，先進的教學設施，戰友間親密無間的情感，特別是教員們嚴謹的治學作風和平易近人、真誠和藹的態度，這些都給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令他永遠無法釋懷。 他還講起在部隊出事後禁閉期間受審。審訊他的人問：“你讀過一本什麼記沒有？”指的是當時認為的違禁讀物《枕中記》（唐代傳奇小說，即黃粱夢故事）。“讀過。”時賢痛快地承認：“我讀過《柳蔭記》。”審訊者馬上筆錄這句供詞。 講到這裡我們都笑了。《柳蔭記》其實是《梁山伯與祝英台》故事的戲名，審訊者的水平着實太低，中國這類笑話又實在是太多。他說《枕中記》這種書其實是“信則有，不信則無”，但有時也可以變成一種輿論，自然要遭到禁止。 時賢讀的東西比較多，在部隊中接觸過一些內部資料，如《我軍不利戰戰史》，這讓他對眾多問題的看法發生了重大變化。 軍隊裡的生活也不光是革命傳統優良作風。他看到農村戰士家庭的貧苦，高乾子女生活的奢華，長官封建家長製作風的盛行，當權者頤指氣使的驕橫。生活原來遠不是想像中那麼和諧的樣子。 說到文革，他怒斥這場政治運動的卑鄙，痛罵那些趨炎附勢、阿諛奉承混跡於上層的無恥文人。他的這番談話，使我感到他眼光的深邃，觀察問題遠比我深刻。 剛調到監獄醫院時，院方要看看他的能力，出題要他配製藥品“冬眠一號”。儘管他已經好幾年沒有搞醫務工作，但憑藉記憶迅速作出反應，提前將藥品配好，讓眾人刮目相看；後來，監獄長為其兒子患病來打聽“再生障礙貧血”，還不相信這是絕症。時賢從生理學的角度準確地作了解釋，讓其明白了這種絕症確實無法起死回生，從而展露了他的學識。我說：“對，讓你的青春在這裡好好地‘放出光輝’！”他只是苦笑。我試着問他受到批判的事，他搖了搖頭馬上將話引開。 夜已深，電影早就結束，病號們也早已入睡。我們的談話被突然到來查房的幹部醫生打斷，時賢馬上被叫到辦公室受了批評。明里說是“影響病號休息”，其實是怕犯人相互間吹談。這是我們談話時間最長，涉及內容最多的一次，但也是最後的一次。 五天后的下午，午睡醒來聽別人說不學習，管教幹事正召集在醫院裡改造的幾個犯人開會。不學習我們也樂得清閒。 大約五點鐘他們才散會。幾個醫務犯人端着小板凳從幹部辦公室出來，只見時賢的臉色鐵青。沒一會兒，聽消息靈通的犯人說：“朱時賢又受了管教幹事的嚴厲批評。”不知道又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很替他擔心和難過。 晚飯還沒有吃完，時賢便端着藥盤急匆匆地來給每人發藥，又急匆匆地離開。“今天不是他值班，怎麼他來發藥？”有個別犯人在發問。 我剛能下床，還只能一點一點地慢慢挪步，緩緩地移動着去接了點熱水把飯碗洗淨。路過醫務室，我與時賢有過最後的一次目光對接。只見他匆忙地收拾着藥品，感到有人從門前經過，抬起頭來看見是我，眼光里沒有任何表情，只一瞬間馬上又低下頭去忙碌了。 在醫院裡面改造的幾名罪犯和由看守所送來治病的未決犯，同住一間靠近幹部辦公室的睡房。因為是犯人身份，所以都只能睡地鋪。晚飯後，各病房的犯人可以出來在過道里活動活動。一名未決犯從房裡出來說：“你們去看看，朱醫生好像病了，看樣子還有點惱火（川語，此處為嚴重之意）。”沒多久又出來說了一次，但沒有引起任何人的反應。最後第三次出來說：“你們快去看看啊！朱醫生好像不大對勁。”醫院醫務犯人組長陸老頭才勉強地跟了進去，但他馬上跑了出來，衝着幹部辦公室大呼：“報告隊長，不好了！朱時賢出事了！” 犯人們燥動起來，“自殺了，朱時賢自殺了！”我有如五雷轟頂。 大家都圍了過去，我行動遲緩，無法靠近。時賢被幾個人半摟半抱地抬了出來，順着走道盡頭的樓梯下到底樓送入手術室，只見鮮血濺灑了一路。 “趕快叫人！”已經下班回家的就業員醫生、護士慌忙趕來了，可是樓上醫務室里所有的藥品都被時賢收揀起來而且鑰匙也被藏匿。只得又叫人去找管樓下庫房的幹部來開門取急救藥品。幾個就業員跑上跑下，抬氧氣瓶、取血漿、搬手術器械。監獄總部的幹部也匆忙趕來了，進進出出，不時吩咐着什麼。 “學習了！”病號犯都被集中坐下來學習，可大家哪裡學得進去，根本不知道從報紙上讀出來的是些什麼內容，只是豎着雙耳搜尋着從樓下傳來的任何一絲聲響，都在猜測手術室里正干着什麼。陸老頭湊過來小聲對我說：“等會兒朱時賢手術完了，就把他的病床就安排在你旁邊。夜裡睡覺你就留心一點，多注意些。”我點點頭，真想搶救時賢的手術快點結束，好讓他送進病房休息，他太需要休息一下了。我想，他出了這次事情大不了批判一通再弄回中隊去勞動，遠離醫院這個是非之地也好…… “出來了，出來了！”大家再也不顧學習紀律，只管伸出腦袋向樓下探視。 一付擔架從手術室里抬出來，上面覆蓋着白床單，沉沉的，穿過樓下過廳，不是抬向病房，而是匆匆抬向水塘對面的太平間……天啦，他死了！怎麼會是這樣的結果？剛才不是說還要送回病房安頓到我的旁邊，要我對他留心點嗎。我甚至還慶幸他以後重返一隊我們又可相處在一起…… 學習結束，犯人們悄悄散去各回病房，聽不見一丁點兒交談，好像都變成了啞巴。參加搶救的就業人員及幹部也相繼離去，樓下漸漸悄無聲息。 那一夜，整個醫院一片寧靜，除了病房裡偶爾有人發出輕輕的嘆息，四周靜得出奇。午夜，遠處農家院落的狗發出陣陣哀嚎，叫得那樣哀婉淒涼，讓人心悸。 整夜都沒能入睡，半夜裡強撐着上了一次廁所。從樓上向外望去，看見一百多米開外的太平間小屋。屋檐下一盞路燈將這間沒有窗戶的小房整個牆面照亮，在濃濃的夜色中格外顯眼。中午我們還一起在走廊上曬太陽，他還在吟詩：“昔日洛陽花下客……”晚飯時他還給我送過藥，現在卻躺進了這小屋裡，就在這堵牆的後面，此刻大概已經全身冰涼了…… 捱過了一夜。第二天還未吃早飯，我隊的監管幹部王幹事就來了。他會攝影，是來現場拍照取證的。隨後，作屍檢的法醫也乘車到來。屍體解剖在太平間外另一側空地上進行，小小的太平間正好擋住我們的視線，誰也看不到屍體解剖的情景，但都始終死盯盯地注視着那個方向。 我非常想留下一件他的物品作為紀念，但他所有的東西：鋼筆、鑰匙鏈、指甲刀早就被別人“近水樓台先得月”瓜分了。所有帶血的衣物統統付之一炬。犯人廚工拿着他被血浸透的軍用帆布皮帶說：“這也只得燒掉了。”皮帶上的皮帶扣卻被他自己留下了。後來我曾試圖設法去搞到它，但沒成功。我曾借閱過的那兩本醫學書也無從打聽，不知去向。 屍檢結束，法醫來到樓下自來水龍頭前洗手，並沖洗解剖刀和手術橡膠手套上的血污。另外幾名犯人還在繼續用拖帕擦洗着樓道和睡房中的血痕，空氣中散布着一股鮮血的腥味。我一下子想起了一部蘇聯影片的片名：《人血不是水》，但時賢的血已經流盡了。 屍檢解剖從他的胃裡發現了整整兩瓶二百片“苯巴比妥”。這就是說，即使將他自殺切開的血管縫合上，止住血，也不能阻止他走向死亡。更何況他還收撿了藥品，藏匿了鑰匙不讓對他進行施救——他是抱定了必死的決心。哦，那次清監時從他口袋裡搜出的“苯巴比妥”難道就是他有意帶着的？ “太晚了！”據說這是時賢在咽氣前說的最後一句話。這是當晚去參加搶救的一名畢業於上海醫科大學的犯人後來告訴我的。他還說，時賢自殺的切口大約有8厘米長，是右內側大腿股動脈，動手之前自己注射了杜冷丁作了麻醉。 啊，雖然我永遠記得他死於10月24日 ，但我卻不敢回憶和想象他悲慘赴死的細節。試想，他訣別人世的那一刻，吞服大量的苯巴比妥，再注射杜冷丁作局部麻醉，最後用手術刀切開大腿股動脈，殷紅的鮮血噴涌而出——啊，這太慘烈，太血腥…… 中午，太陽出來了。但大家的心緒都不好，都被時賢自殺這件事深深地剌激着，也都隱隱流露出對他離去的惋惜。 下午，他再次被抬了出來。他上路了。 犯人正集中學習，不知誰說了一句“抬出來了！”大家早就心猿意馬立刻散開，都奔到病房窗口和走道護欄邊向樓下張望。我也吃力地向着邊上移去。看到了，看到了他的屍體被就業員抬着緩緩走向火葬場開來的汽車。擔架上，他身穿一套全新的囚服，中式陰丹藍的上衣和深藍黑色長褲，光着腳，雙手緊握拳，張着嘴，兩眼圓睜。可以想象出他臨死前痛苦掙扎的慘狀，他死不瞑目！我死死地抓住走道的護欄支撐着身子，這是我與他的最後訣別，目送他被抬上了汽車。“時賢，永別了！”汽車開走了。當時老裁縫不是說“朱醫生都走了”嗎，這次確實是千真萬確的走了！ 晚上的學習，是那位姓侯的管教幹事親自主持批判朱時賢，“不接受改造，抗拒改造搞自殺，死了也要批判。”首先宣讀他的判決書，主要罪狀就是“惡毒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惡毒攻擊”一正一副兩個統帥等等。而“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則是他的代表性的主要反動言論……接下來話題一轉：“朱時賢散布了許多反改造言論，你們罪犯當中有的人還與他劃不清界限……”我知道這是不點名地在敲打我，很明顯已經有人對這幾天我與時賢經常接觸談話作了匯報。 又是一個不眠的夜晚。天亮起床後，我被通知出院。懷着極其沉重的心情，拖着極其疲乏的身軀，被幹部帶回了一隊。 獄中的犯人總是巴望着時間快點過去，最喜歡去揭撕牆上的日曆。因為撕去一頁，就意味着呆在牢裡的日子又少了一天。我住院期間雖有別的犯人暫替我的工作，但辦公室里的日曆從10月24日起 ，好幾天就再也沒有被人撕過，10月24日 這頁日曆仍被牢牢地釘在辦公室牆壁的日曆冊上，讓我一踏進辦公室腦子便被重重地一擊……啊，天地悲慟，日月無光，時間此刻都定格了！ 10月24日 ，農曆九月十八！離他冬月十三的生日（當年為公曆12月18日 ）還有五十五天，他還不滿二十八周歲啊！我不知道他的公曆生日是幾月幾日，卻永遠記得了他的忌日——10月24日 ，農曆九月十八！ 好多天之後，我才小心翼翼地將這一頁日曆完整地揭下來，作為對他唯一的紀念品一直保存了好幾年。後來在一次監舍大搜查中被幹部扔掉了。可心中的這片日曆永遠搜不走，撕不爛，抹不掉！ 不久我第二次住院，明顯地感覺院方對我前次手術失敗表示出的歉意。我患的是斜疝，不是直疝。這次改由醫院何院長親自為我手術，他是位專職醫務工作者，不同於那些政工幹部。犯人們也都感到他對待罪犯要實事求是一些，有別於那些政工幹部“左”的做法。 第二次手術中，我只覺得自己已經非常的麻木，無所謂感覺，聽之任之。又經歷一遍手術的全過程，每一步都讓我回憶起前次的情景，時賢鮮活的形象時時在眼前出現。這一次已經沒有了他陪同和護送我進出手術室，這一次，手術後也就再也沒有杜冷丁止痛了。有的只是時刻提醒和喚起心中永不泯滅的記憶…… 手術後，讓我在醫院多住了一段時間，也算作是給我的調養。這期間，我才聽醫院裡別的犯人和就業員談起時賢的老師及他獲罪的經過。這是時賢生前不經意向個別人提及，而從未向我吐露的。 他的老師是一位出生於資產階級家庭的闊小姐。五零年參加中國人民志願軍赴朝參戰當護士，回國後被送去醫科大學深造，成為一名技藝精湛的戰地外科大夫，能做一手漂亮的皮膚外科手術。六二年參加中印邊界自衛反擊戰戰地救護立功，榮升校級軍銜。後調防到成都市北郊天回鎮陸軍醫院，在那裡正好成了時賢醫療進修培訓的指導老師。於是，一段師生情緣展開了。天回鎮，就是作家李劼人的名著《死水微瀾》所描寫的那個地方…… 當時老師的軍銜、工資級別已經相當高了，加之才貌雙全，秀外慧中，不乏眾多的追求者。但也許是家庭出生本性決定，亦或是多年的革命軍旅生涯的經歷，使她依舊孑然一身。但她卻偏偏相中了時賢。她認為與其去做一位伺候別人的妻子，不如培養一名才華出眾可愛的學生。在培訓時賢這一批學員時，她是那樣體貼入微地關心和照料他，而時賢一直沒有察覺她的良苦用心，當然他是做夢也不會想到的。他只當成是一位愛生敬業的好老師，對自己和戰友們這批學子的精心培育細心呵護。這中間就有前面提到的給時賢做手術的事情。 培訓就要結束了，老師專門找時賢談話，問他結業後打算怎麼辦。他很自然地說：“回連隊。” “你願意留下來嗎？留下來可以進一步學習深造。” “部隊首長都在盼着我們早一天回連隊去。” “你應該再考慮一下，我可以給你想辦法。我很希望你留下。” “我還是想到基層去鍛煉。” 雖幾經挽留，老師最終沒能說服他。 結業了，全體學員乘大卡車去成都站換乘火車，返回各自的部隊。車隊行進在半道上，突然一輛小車追了上來：“停車，停車！叫朱時賢下來！”時賢跳下車，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只見小車裡坐着的原來是老師。“老師，出了什麼事情嗎？”他被叫上了小車。老師並不答話，只吩咐：“開車！” 大車繼續前進，小車卻開到了成都郊外。司機禮貌地下車一旁休息，車內老師這才說了話：“我一再叫你留下來，你卻偏偏要走。你太不了解我對你的一片心…… ”她動情了，流下了熱淚。面對這突如其來的真情表白，時賢毫無準備……整個進修期間老師對他的關照，從極其耐心細緻的學業個別輔導，生活上的問寒問暖，時常給他拿來香煙，晚自習後有時送來夜宵，到親自給他手術，再三挽留他結業後留下……所有這些情景都閃現在腦海。老師向他傾訴了自己的身世和對他愛戀的心願，不容他考慮而要他馬上表態，並立即摘下手錶作為定情物給他戴上。這是一隻進口的“瓦斯針”名表，當時絕對是稀罕之物，太昂貴了。面對這一番真情，時賢答應了，同意兩人確立戀愛關係，但還是要返回部隊。 小車急駛成都火車站，時賢趕上其他戰友搭乘火車，經重慶返回達縣部隊駐地。 回到連隊後，兩人情書不斷，並常附詩文對答。老師頻頻給他來信，沒過多久就催促他準備結婚，後又多次催促。但畢竟兩人地位年齡懸殊，面臨社會世俗的成見，同時時賢感到自己還太年輕，因此幾次婉辭推延，甚至還說“等自己申請入黨後再說”。 “人不結婚就要犯罪！”當年參軍為逃避過早的世俗婚姻，但卻萬萬沒有想到，踏上的是一條不歸之路。如今他又這樣讓命運與姻緣擦肩錯過，而去與死神相毗鄰。 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偉大領袖的親自發動和領導下蓬勃發展，各地“三支兩軍”的解放軍戰士手持“紅寶書”沖入你死我活的武鬥人群中去制止武鬥，用年輕的生命和鮮血去譜寫一曲曲莫明其妙的凱歌。眼看着戰士一批批受傷，一個個倒下，連隊不少受傷的戰友都被護送來由他治療。“這到底是搞什麼名堂！”時賢極度憤怒，他善於言談，敢於表述自己的觀點，這就犯下了大忌。這是“攻擊、污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他被宣布隔離審查，交待問題。 從軟禁開始的那一刻，便發現掛在牆上的手槍被收繳，以防止他過激。他知道這輩子完了，在中國是出不得政治問題的。凡出了政治問題那將是“永世不得翻身”！ 一位戰士要回川西老家探親，時賢將那塊定情手錶托他順道帶去送還老師。再三叮囑那位戰士，去某地將手錶交何人，“不要講任何事情，交了就走！”但老師接到手錶哪裡肯讓走人，非要來人說出原委不可，否則不讓放行。戰士無可奈何，只得實情相告：“朱時賢醫生出事了……” 老師無異於感到晴天霹靂，哭着從成都趕赴達縣部隊駐地探望，見面時不住地流淚。她全然不理會時賢提出分手的表示，而一個勁兒地埋怨他當初學習結業沒有接受她的挽留而返回連隊。一個勁兒地埋怨他沒有抓緊去同她登記結婚。如果那樣，或者也許去度婚假，也許申請照顧關係調離連隊，都會躲過這該死的劫難。她強調說一定等他，一定要等他受完處分回來結婚。說一定要為他生個孩子，家中有老母親可以替他們照料，總之一定要等他回來，今生今世直到永遠……短暫的探視結束了，這是他倆的生離死別。 老師返回成都後便打報告退伍轉業，回了自己的老家，一說是宜賓，一說是哈爾濱。這段故事是斷斷續續聽幾個犯人和就業員講起的，但都說不清楚到底是什麼“賓”，也都不知道這位老師的姓名。 不知道這位老師後來怎麼樣了，現在怎麼樣了。但可以肯定，如果她要是知道了自己心愛的學生、戀人，最後是在獄中用服毒、切破動脈結束自己的生命，她將是怎樣地心碎…… 監獄醫院也是是非之地。醫院裡有政府幹部，有刑滿釋放的就業員醫生、護士，有在押改造的醫務人員。來看門診的主要是政府幹部和家屬，也有就業人員及家屬，住院治療的主要是各隊醫務室不能處理需住院治療和手術的犯人，還有監外看守所羈押的未決患病人犯。政府幹部幾乎沒有住院的，除非是外科手術後需要在醫院護理。時賢上班時間接觸到形形色色的人，下班後倍覺孤獨，倒不如就在中隊勞改，清一色的犯人，心態反而平靜些。所以他被調去監獄醫院實在不是一件好事情。據說當初醫院幹部來一隊調他時，他曾表示“我不去”。但犯人沒有選擇的自由，只能絕對服從。 調去醫院不久，“九一三事件”正式披露，報紙上常常刊載有關批林的文章。每每這時，時賢總會憤激地指着報紙說：“看，這些就是我的罪！”中國的歷史就總是這般翻來覆去。但林彪事件後，許多曾因“攻擊林副統帥”獲罪的人仍然不能赦免。 他在醫院期間，曾向刑滿就業的醫護人員流露過自己的苦悶與煩躁，他想不通，自己到底有什麼罪。有的就業員勸他說，“你的刑期都過了三分之一了，一定要朝寬心的方面想，在獄中就只當是在讀書、上大學。” 四隊有個犯人，曾經是跑江湖賣雜耍的，叫黃君瑞，還有一個待決犯史式，都因病住院治療。聽說時賢與他們有過吹談，話題當然涉及時事政局，時賢又善言，講的可能較多，後被告發，因此獲罪遭到批鬥。管教幹部認為這是他不認罪的表現，時賢則認為自己並無罪錯，於是雙方對峙，愈搞愈僵，直至時賢最終抱恨終天，一死了之。 看着別人慘烈的死，想着自己苟且的活，背地裡我有過多少次淚濕眼眶，有過多少回反省人生與人性，審視社會與人心。時賢用學得的醫術曾為別人解除病痛，而卻用它來結束自己的生命。他曾說過：“已經不在乎了！”以前是講別人，後來輪到了他自己。 恐怕許多犯人入獄後都曾有過自殺的念頭，我自己也不例外。但那都是一時的衝動絕望。而真如他這樣的視死如歸，誰曾見過？ 獄中十年我沒有被減過一次刑，時賢的事使我受到影響。曾有一位老革命的堂兄來探監，憑藉他資深的革命資歷被監獄首長破例帶到中隊隊部來見我（平時家屬探視犯人都是被帶到監獄大門處）。政府幹部專門向他談起時賢自殺這件事，說我不與政府站在一邊而同情這個犯人。但我只覺得，我保持了做人起碼的良知和底線。 一九七九年七月四日 ，我結束了十年的鐵窗生活，回到北碚家中。當晚我就伏在小凳上給時賢親人寫了一封信，希望能與他們取得聯繫。信上我還不敢寫明要將時賢的遇難經過告訴他們。此時時賢罹難已快七年。第二天就將信寄出。由於不知道具體的地址與姓名，就寫上“交中江縣食品公司，朱時倫收”。那是時賢生前工作過的單位和他弟弟的名字。很快有了回信，落款“中江縣糧食局朱時倫”，但並非是我要找的那位“朱時倫”，他答應替我代查。當時的政治空氣依然春寒料峭，需要平反的冤假錯案堆積如山，積重難返。過去“左”的一套政工手段依然主宰着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再加之我自己為徹底落實平反結論，為生計操勞奔波，漸漸將這件事擱置起來。後來，我也曾多次想重新再將此事提起，但又想隨着歲月的流逝，豈不是要重新觸動他的親人們心靈上漸漸平復的創傷……於是，我惶惑了。 這些年我也曾經歷過許多令人悲傷的場面，但我已不再落淚。我似乎已經變得心如鐵石，因為沒有什麼事情能比我所經歷時賢罹難這件事更加悲慘，更為悲壯…… “朱醫生都走了。”事後每每回味老裁縫說的這句話，總叫人百感交集。他走了，走得太年輕。他的父母和親人還在苦苦盼望着他回去，叫他“一定要回家！”他的老師還不知道他這位學生的悲慘結局，終身都會為他懸着一顆苦戀的心…… 上初中一年級時，語文老師在課堂上信口拈來一句：“慷慨捐軀易，從容就義難。”老師鏗鏘有力的山東方言讓我將這句話從此牢記在心。但時賢的死算什麼？——英年早逝，非正常死亡。“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他用死保持了自己的人格獨立，這正是我們民族多年來國民性中所缺少的最可寶貴的性格！ 今天，整整三十年了。當我重新整理這段刻骨銘心的往事才發現，我記得的10月24日 這個日子，是“國際聯合國日”。 文革中類似時賢罹難這樣的事件真是成千成萬，成千成萬！一切尚有良知的人們，都應當將自己的文革經歷作下筆錄。不為發表，不為出版，只為讓事實給歲月作證，只為讓歷史去告訴未來！ 記於 2002.8.31 10:45 作者簡介： 黃光祖，高六五級畢業生，因“家庭出身不好”，大學不予錄取，到民辦小學任教。文革中因日記獲罪，被以“反革命惡攻罪”判處二十年徒刑。服刑十年後平反獲釋，申辦個體攝影服務部成為首批個體勞動者，曾獲“重慶市先進工作者”稱號。1982年徹底落實政策，重返教壇。現退休。(E-mail: cqhgz@163.com) —————————————————————————————————— 【憶舊思親】 哭繼光 ——對一個老實人的懷念 管 寧 他是一個大家公認的好人，一個單純、樸實的老實人。單純得幾乎透明，老實得近於木訥，還經常冒傻氣。 他走了，才49歲。 我們是64年夏天考入初中的。我們班一共47個人。他原本分在六班，因為不願學俄語，後來就調整到我們四班來了，因此他的學號排在最後：47號。我是1號，一頭一尾。47個人里，他是頭一個走的。 他走的那天，在京的同學都去了八寶山送他，我當時在國外，沒能趕上。聽說，他走得很安詳。我默默地為他祈禱：“繼光，走好吧！” 他從小就長得黑黑壯壯的，是家中的長子，也是家裡唯一的男孩兒。同學期間，我常到他家去，伯父伯母都是軍人，很和藹。他還有兩個妹妹：小平，小黎。小平文靜，小黎調皮，小黎現在已經是北京有名的大律師了。 他姓王。身為軍人的父母給他起了個響亮的名字：繼光。繼承革命光榮傳統，寄託着父輩的無限希望。但在他的身上，幾乎看不出那個時代在軍隊大院裡長大的孩子身上通常都有的目空一切的專橫和桀驁不馴的霸氣。他更像一個剛從農村進城不久而且永遠長不大的大男孩，敦厚，隨和。記得剛上初一時，上英語課。他有一支鋼筆，突然不出水了，就用嘴去嘬，結果嘬了一嘴墨水，不敢說話。老師問他“怎麼啦？”一張嘴，流了一身。弄得老師哭笑不得，趕緊讓他捂着嘴去水房漱口，全班笑翻了一片。還有一回上體育課，分成兩撥兒踢足球。他不大會踢，但愣頭愣腦，見球就追，起腳就踢，結果一腳“悶”了一位同學的襠部，那位同學不幹了，“啪”的一個定位球，把他兜了個大跟頭。我當時是體育委員，氣不忿兒，上去就給了那位足球好手一巴掌，當時就打趴地上了：“他又不是故意的，你幹嘛踢他！”因此我還落了個外號：管大巴掌。 1966年6月，初二期末，文革開始了，我和繼光都參加了紅衛兵，“掃四舊”，“大串聯”,下鄉下廠“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口號喊得震天響。但威風了沒多長時間，就被造了反，“老紅衛兵”也臭了。當時我是班裡的團支部書記，繼光就是我介紹入團的。1967年初春，當我從“接受再教育”的工廠回到學校後，發現他居然已經加入了“4.3造反派”，而且還當了小頭頭。我很生氣，宣布與他“割席”斷交。他見我生氣了，找我解釋了好幾回，都讓我給撅回去了。 1967年底，部隊來招兵。我和他都報了名，都合格了，又都被分到了北海艦隊，還在一個團，駐地就在青島北面的城陽鎮。新兵連訓練結束後，他被分到團部當了打字員，我則因為什麼事得罪了連長，被發配到發射站站大崗。發射站距團部有六里多地，不過我每次到團部去公幹，從不去看他。倒是也是四中同來的一班長丘克寧經常去，回來就把他的情況說給我聽。我不置可否。 大約過了三個來月，記得是一個星期天，繼光從團部來發射站找丘克寧，然後兩人一塊兒來到我屋裡，他說： “你還是不願理我？” “你幹嘛要給4.3派當頭頭！” “他們人多，我的家庭條件好，可以幫忙說上話。毛主席不是說要團結大多數嘛！” “那也不能不講立場啊！” 丘克趕忙插嘴道：“行了，行了，現在都解放軍叔叔了，還什麼派不派的，都是革命派！走，走，街上有一家大火燒夾肉，特好吃！”於是一手一個，連拉帶拽，到了鎮上，一人倆，站着吃的，真香！“相逢一笑泯恩仇！”丘克出錢。 回來的路上，繼光連蹦帶跳，高興異常，口裡唱着：“大米飯，炒雞蛋，吃了一碗又一碗，我吃啊，吃啊，吃啊，吃啊，得了盲腸炎！”整個兒一沒心沒肺！ 70年夏天，北大、清華兩校開始從工農兵中招收學員。我們團保送了兩個，一個是我，一個是繼光。他上清華，學工程物理，我到北大，學習日本語。一天，他到北大來找我玩兒，得意地說：“嘿，還是咱們四中底子打得好，我們上英語課，老師說我的發音特准，還叫我做課外輔導員呢！” 轉眼到了73年夏天。一天，我正在宿舍里背課文，突然丘克寧來了，劈頭就說：“王繼光出事了，你知道嗎？”我嚇了一跳，“什麼事？” “穿衣服，去看看他去，路上告訴你。” 在那個是非顛倒、人妖難辨的時代，什麼事兒都可能發生。在從北大到清華園的路上，丘克簡單說了說事情的經過：原來我們當兵走後，四中的大部分同學就都到農村插隊了。我們班有幾位到內蒙古插隊的同學，思想比較活躍，提出“毛澤東思想也應該隨着時代的發展而發展”，並給一些同學寫信，相互探討。我也收到過他們的來信，只是當時我還比較“左”，回信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咱們現在連毛澤東思想還沒學深學透呢，發什麼展！”還說人家是“好高騖遠”，“還是好好改造自己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吧！”總之，話不投機，後來就再沒有接到過信。繼光也接到了他們的信，他覺得他們說的有道理：“毛澤東思想是時代的產物，肯定會隨着時代的發展而發展，隨着社會的進步而進步。”他與他們彼此書信往來不斷，高談闊論，揮斥方遒。 但是，就是這樣一個在今天看來無疑是千真萬確的對“絕對真理”的理論探討，卻給這幫當時才不過二十來歲的年輕人招來了一場飛天橫禍。“事情”被上面的人知道了，發話說是“事件”。於是，調查組下去了，公安部門出動了，抓人，審查，“逼供信”，於是也就“連帶”搜（被交）出了他們之間的往來書信。於是順藤摸瓜追到了王繼光。“聽說在讓他寫檢查呢。”丘克說。 我們是從清華西門進去的。丘克似乎事先已經知道了什麼，領我左拐右拐，來到了一座偏僻寂靜的青灰色三層小樓前。大門敞着，好像有個門衛。反正我和丘克都穿着軍裝，管他呢，大搖大擺，直趨而入，倒也沒人敢來攔阻。上了二樓，左手一間面南的屋子，門開着，從外面就可以看清屋裡的一桌、一椅、一床、一櫃。有一個人，穿着當時海軍特有的灰軍裝，背對門口，正趴在窗前的桌子上，寫着什麼。 “王繼光！”我和丘克一起大叫。 “哎！你們怎麼來了！”繼光扭身站起，幾乎是跳着迎了過來。顯然，他對我們的到來很吃驚，也很高興。 “你們來了太好了，我正想你們呢！他們不讓我見任何人，你們要不是穿着軍裝，也進不來。” “怎麼回事？”我問。 “就是某某某他們的事，說他們和什麼獨立黨有關係，哪有的事呀！我不是給他們寫過信嘛，現在讓我回憶當時的情況，想起什麼就寫出來，然後交給上面審查。遲群親自來跟我說的，沒多大問題，只要說清楚了，就沒我的事了。現在我不能回家，我得努力回憶，都寫了好幾天了。” “寫什麼？”我問。 “就寫我都和誰認識，和誰通過信，以及那些人的情況，像家庭社會關係、和誰認識什麼的。總之，凡是我知道的，什麼都行，寫得越細越好。然後送去審查。他們看了，如果有什麼不清楚的地方，就挑出來，讓我繼續回憶，繼續寫，好幫組織把事情搞清楚。我是黨員，對組織一定要忠誠老實！就是有好些事兒記得不太清了。你們來了正好，幫我回憶回憶！哦，對了，你們吃飯了沒有？我不能出去，要不讓他們把飯打上來？” 我差點兒哭了出來！天下竟有如此的呆子，愚蠢之極！傻呀你！這明明是在套你的口供，引你上鈎兒啊！你寫得越多，事兒就越多，罪過就越大！還幫你回憶呢，回憶個屁！但我不敢說出來，潛意識告訴我，在這間屋子裡，我們的任何談話，都會被人竊聽！我只好“安慰”他：“有錯誤不怕，說清楚就好。我們要相信黨，相信組織。組織也一定會相信我們的。” 我心裡恨不得大罵自己：管寧，你是個混蛋！ 看望繼光回來，寫了一首四言詩，題目是“繼光，吾友！”寄給了他。我想安慰安慰他，也想發泄發泄我自己！ 後來，“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了，鄧小平又下了台。東語系也停了課，批判“白專道路”。我自己也惹上了點兒麻煩，弄得焦頭爛額。後來就稀里糊塗地畢業了，復員了，還得自己找工作，所以也就沒再顧得過問繼光的事。後來聽說，他到底還是丟了黨籍、校籍，部隊還算寬懷大度，給了個復員處理，直接發到首鋼煉焦廠推焦渣去了。他和丘克一塊兒來家裡看過我一次，大家都很沉悶。 再次見到王繼光，“四人幫”已經被粉碎好幾年了。有位同學從寧夏來，搞了一次班級同學聚會。班主任唐老師找到了我，繼光也來了。此時的他已經平反了，黨籍、軍籍也恢復了。核物理是搞不成了，又重上軍校，現在海軍司令部工作。他告訴我：“我受審查時你寫給我的那首詩，我們全家都會背了。後來還被我小妹妹篡改了幾個字，拿了去搞對象，說是她寫的，唬得人家一愣一愣的，哈哈——！” “你現在幹什麼？”我問。 “組織上讓我參加組建第三梯隊的工作。這可是關繫到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大事！要保證四化的實現，黨的幹部是關鍵！我現在天天忙得團團轉。”我看他容光煥發、侃侃而談的樣子，為他高興，但也有一絲淒涼：看來還是沒被“整”明白！ 後來，他去了南方，到一個艦艇學院當政委，我則到了國外教書。離得遠了，聯繫也就更少了。2000年春節，我回國休假，在西四的一個飯館，又是同學聚會，他正好也在北京，趕了來。他還是那副憨憨的樣子，只是更黑了。飯桌上，他談笑風生，顯得非常興奮。不過我總覺得他的臉色有些發暗，就問他：“是不是病了？”他說：“沒有，我身體好着呢。”那晚，他喝了不少酒，後來還是他夫人和女兒來把他接回去的。 春節過後，我繼續回國外作我的教書匠。一天，突然接印紅標從美國來的電話：“王繼光病了！” 我嚇了一跳：“什麼病？” “腸癌。已經手術。伯父母尚不知。你要問，給他小妹妹打電話。” 我急忙撥通了小黎的電話，小黎告訴我：“是。手術效果還好。現在北京家中。” 過了兩個月，我回北京參加一個學術會，打電話給他，他很高興，執意要請我吃飯，小黎夫婦也去了。他吃得很少，只是不停地說：“我很好。我知道我的病。醫院的醫生說已經轉移了，只能活半年，我不信。前些日子有人給我介紹了一位大師，是空軍大院的，他給我發功，說不用吃藥了，他能用功把癌細胞排出去。已經給我治了一陣子了，還真排出來不少。我現在吃喝無礙，也不疼了。但大師要我辟穀，所以我得控制自己，你吃吧！我現在感覺好極了！大師說我很快就能回去工作，連醫生都說是奇蹟！” “那就好，一定會好的。氣功是咱們中國的國粹，信則靈，貴在堅持。” 我知道我在撒謊，我也知道我在欺騙。我不能掃他的興，更不願動搖他的信心，不能剝奪他的“樂觀”！我只願這種信念和樂觀能夠延長他的生命，哪怕是一天。此時此刻，除了撒謊和欺騙，我無能為力。 “對了，還有件事兒沒告訴你呢！”他說。“上次聚會你不是說我臉色不好麼，其實當時真是出了點兒事。我們那兒有個混小子，就是某某司令的那個混蛋兒子，整天出去惹事生非，誰也不敢管，管不了！我不怕，把他叫了來，談話！當時就把那小子給訓哭了，真痛快！” “後來呢？”我問。 “後來我就被停職了。當時我在北京，心裡是有些不痛快。現在好了，又都恢復了。” 那頓飯吃了大約有兩個半鐘頭。在小黎夫婦送我回家的車上，我說：“別說破，讓他信吧，也許他還能多支撐一段時間。” 兩個月後，小黎來電話：“哥，我哥走了。走得很安詳。” 晚上，我睡不着，又給他寫了一首詩： 繼光，我友 繼光我友，大浪顛舟。舍我而去，痛徹心頭。 繼光我友，雲際淹留。聽我慟哭，緬君舊遊。 憶君少年，宅心仁厚。同窗四載，莫逆無垢。 文革變亂，君心我心。秉持中正，多俱與賓。 憶君從戎，共在城陽。意氣風發，鬥志昂揚。 君入清華，鴻圖待展。逢彼魑魅，七載難返。 君其歸來，不改赤心。位列天官，鑄劍鼎新。 與君共飲，歡樂開懷。痛斥賊子，高呼快哉！ 知君染病，已入膏肓。回天無力，恨不同殤。 君心至純，惟德與謙。生不逢時，老淚流干！ 君去匪遠，鶴駕悠悠。奉我醴酒，酹我高丘。 繼光我友，仙都稍候。再為至交，舉杯待漏！ 尚饗！ —————————————————————————————————— 【驀然回首】 從編《思想界動態》到參加“四清”複查 王廣宇 煉鋼鐵·編動態·當民兵 1958年7月，我到新單位中央政治研究室報到。當時中央政治研究室的辦公地址在北京萬壽路十三號，新建的幾棟辦公樓都是低層小樓，單獨的庭院，環境安靜，適於讀書和科研。由於政治研究室一部分工作人員下放到安徽無為縣勞動鍛煉，機關的人員很少，沒有食堂，我們都在對過的中央農村工作部食堂搭夥。 到機關不久，上級就決定中央政治研究室（以下簡稱政研室）遷到城裡沙灘，和剛剛創刊的《紅旗》雜誌合署辦公。據說因為政研室和《紅旗》雜誌領導是互兼的，方便於領導管理，才遷到中宣部大樓和《紅旗》雜誌在一起辦公，實際上《紅旗》雜誌和政研室是兩塊牌子一個單位。我們新調來的三個研究生和在機關的一、二十位工作人員很快就投入搬家的準備工作，在圖書館捆書打包，搬運辦公用具。8月，搬到了沙灘，正趕上全民大煉鋼鐵，中宣部大院也在食堂前面的籃球場搭建起幾個小煉鋼爐，我們工作人員輪流參加煉鋼勞動。政研室思想界動態組，日常業務還堅持正常運作。編輯每半個月一期的《思想界動態》，我們幾個新調來的人都感到工作緊張，吃力，可是當自己編寫的稿件登在刊物上，感到心情愉悅，有成就感。 9月中旬，我被派到首都機關民兵師參加民兵訓練，以迎接國慶節，接受毛主席的檢閱。首都機關民兵師是1958年國慶節前響應毛主席“全民皆兵”的號召成立的，民兵都來自在京的中直機關、中央國家機關和北京市機關三十歲以下的工作人員。中央派國務院秘書長齊燕銘任首都民兵師的政委，民政部長郭××任師長，中央辦公廳的李質忠為副師長，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局長高登榜任參謀長。並在西城區府右街中直管理局設立了首都民兵師師部，師部機關由高登榜籌建和管理。首都民兵師實行集中、封閉式的突擊訓練。我剛剛被編入國務院機關事務團的連隊接受了兩天訓練就被抽調到師部當秘書，參與師部的籌建工作。在高登榜領導下作些文件起草和收發工作，籌辦首都機關民兵師的臨時小報——《首都民兵師報》，師部固定的工作人員只有三、四個人。工作非常緊張，可以說是夜以繼日。我負責小報的編輯工作，其他同志負責出版印刷，發行。小報印刷約百份左右，發至民兵師的師、團、營、連各級領導和基層連隊。小報的內容主要圍繞着首都民兵訓練，傳達有關領導對首都機關民兵訓練的指示，交流民兵訓練的經驗，報道訓練的信息等等。小報是四開鉛印，不定期，9月中旬、下旬共出版了三期，直到1958年國慶節首都民兵師接受毛主席和中央領導人檢閱後才停刊。 國慶節後接受檢閱的首都民兵都各自回到原來的單位工作。本來我也準備回原單位的，高登榜卻要我留下來起草民兵師訓練總結，並處理些遺留問題。我起草的首都民兵師受閱訓練總結初稿，徵求各團代表意見後，將修改稿送齊燕銘審閱，齊燕銘主持民兵師師部的幾位主要領導集體討論後，再次修改，經齊燕銘簽字後印發給派出民兵的中直機關和中央國家機關單位。與此同時。高登榜還告訴我，打算在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搞個常設首都機關民兵的管理機構，配一名秘書以處理日常有關機關民兵的事宜。他知道我剛調到中央政研室才一個多月，就徵求我的意見，要我留下做管理民兵的秘書。我表示只要政研室領導同意，我服從組織調動。高登榜給政研室思想界動態組秘書李洪林打了電話，提出要把我調到國務院管理局工作，李洪林代表政研室組織，沒有同意。於是我把遺留問題處理完畢後就回了政研室。這是1958年10月上旬的事。如果真的把我調離了政研室，到首都民兵常設機構當秘書，我的人生道路可能會是另一個樣子了。 反右傾 1958年秋至1959年春，政研室思想界動態組的業務工作還是有條不紊地開展着，領導抓得也緊，動態組的編輯小組李洪林、丁偉志等理論水平高，編輯業務熟練，組裡的年輕人雖然感到緊張但心情還是愉快的，同志之間的關係也比較和諧、融洽。我個人在這個階段學了很多過去未曾接觸過的業務知識。 1959年春，思想界動態組組長關鋒調到《紅旗》雜誌擔任編委，由下放農村鍛煉回機關的一位同志任組長。這時，《思想界動態》還正常出刊，原編輯小組仍然在業務上發揮主要作用。到1959年秋，廬山會議後，政研室開始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紅旗》雜誌社、中央政治研究室當時的黨組織領導機構是總支委員會，受中宣部黨委領導，實際上是由《紅旗》編委會來領導反右傾運動。當時政研室只有三個組。即《思想界動態》組、邏輯組、歷史組。思想界動態組和邏輯組成立一個支部。反右傾運動由思想界動態組行政領導主持，在很短的時間內就確定了重點批判對象。原中央政治究室辦公室主任汪浩已調到北京市西城區工作，因他在下放安徽無為縣期間帶隊，被認為有反對無為縣委書記姚奎甲的問題，犯有嚴重右傾思想錯誤，運動開始不久，就從北京西城區調回政研室交代問題，接受揭發批判。思想界動態組則把編輯領導小組成員李洪林、丁偉志作為重點批判對象。李洪林、丁偉志是政治研究室的筆桿子，他倆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就經常在學術理論刊物，通俗刊物上發表文章宣傳馬列主義理論，在理論宣傳界有一定的名氣。 這次運動和已往歷次政治運動一樣，採用了逼供信，“抓住一點不及其餘”，無限上綱，上掛下聯，株連家屬的方法。批汪浩的主要問題是在下放無為期間，對縣委書記姚奎甲在大躍進中的急躁冒進、虛誇發表了些不滿言論，批丁偉志在無為下放期間懷疑過姚奎甲，寫文章有修正主義觀點，批李洪林發表的文章中有右傾觀點，還說他和被劃為“右派”的妻子沒劃清界限等等。在揭發的大字報中，把這幾位重點對象的家庭出身、成份、個人歷史一起端了出來，以證明他們的右傾思想的階級根源。有些人為了在運動中表現積極，對被批判對象進行誣陷，無中生有，又不許本人辯解。對丁偉志抓不住多少右傾言論，就強迫他交代內心深處是否有懷疑“三面紅旗”的思想，把這些尚未形成言論的“一閃念”，定為右傾思想，給他戴上了個似是而非的帽子。丁偉志在批判會上暴露思想時宣讀了一首打油詩，傾訴了對批判右傾運動的無奈。他說：“真真假假假假真，孰真孰假勢難分；二十年後辨真假，俯首貼耳拜馬恩。”這首打油詩讀出後，又遭到了一通批判，說他想“秋後算賬”，二十年後要翻案。我在批判會上跟着喊口號，時不時地敲敲邊鼓，幫助分析上綱，但我絕不說瞎話。在批判丁偉志“錯誤”時，因為由我執筆寫的一篇三千字的小書評，被認為是宣揚資產階級人性論，使他受到牽連。這篇書評是《讀書》雜誌邀丁偉志寫的，是評論王鐵的《怎樣發展個性？》的小冊子。丁偉志為了幫助新同志提高寫作能力，把這篇書評交給了徐國喜和我，我和徐國喜翻閱了一些有關心理學方面的書籍和文章，形成了觀點，商量出提綱由我執筆寫成初稿，丁偉志幫助修改，他只作了一些畫龍點睛的修改。批判他時，有人把這篇書評的所謂“錯誤”，栽到他頭上，說是他授意的觀點，以證明他一貫右傾。其實，丁偉志對這篇書評事前並沒有給定調，也沒有詳細看王鐵《怎樣發展個性？》的原書。書評的觀點是徐國喜和我經過反覆研究後才形成的，文章的內容“錯誤”不是丁偉志的意思，我雖在會上不斷檢討，並表示責任主要在我，但有的人卻硬說，丁偉志修改的幾處都是要害，問題最大，以加重他的“錯誤”。這篇文章，是我到政研室後發表的第一篇文章，也是最後一篇文章，從此再也沒寫過文章。 反右傾運動後，在報刊上很少看到丁偉志、李洪林的文章了。“木秀於林風必摧之”的古訓是永恆的箴言。 歷史證明，丁偉志的那首打油詩的預言應驗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為那些在反右傾運動中遭受不白之冤的同志平反昭雪。誰真誰假，整整二十年見分曉了。 這次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紅旗雜誌社和政研室打出了幾個嚴重“右傾思想”的人。《紅旗》雜誌打出了一個劉愛芝，政研室歷史組打出了一個“階級異已分了”王士豪，被開除黨籍，發配新疆，含冤逝世。原政研室辦公室主任汪浩被定為嚴重右傾，給了黨內嚴重警告處分，調到內蒙古自治區工作。思想界動態組把李洪林、丁偉志定成嚴重右傾思想，運動結束後把他們下放到北京房山縣農村勞動鍛煉。在宣布對汪浩和王士豪處分決定的黨員大會上。《紅旗》雜誌的一位領導最後講話說；“請在座的同志注意！汪浩態度一直不老實，不服處分，日後他是要翻案的，到那時在場的同志都要出來證明，他的案是永遠翻不了的。”這段話我印象最深，即使原話不準確，但原意是非常明確，就是使汪浩永世不得翻身。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汪浩獲得平反。 順便說一下，汪浩、丁偉志的主要“錯誤”就是在下放無為期間，對無為縣委書記姚奎甲冒進、浮誇、不顧人民死活，表示了不同看法或腹非。後來查明，大躍進時期姚奎甲任無為縣委書記期間，給無為人民造成了空前災難——大饑荒。據調查；“1957年底無為全縣人口為982979人，1960年底，為662557人，減少人口320422人（據縣公安局統計：1959年全縣餓死82278人；1960年，餓死126524人）1961年餓死人數未統計。據此推算，三年共產風時期，即使扣除正常死亡人數，全縣餓死人數應在300000人以上”。“姚奎甲為完成上級高徵購任務，親自下鄉逼命催糧……用鬥爭、吊打、扒掉衣服、罰凍、打嘴吧等刑罰，威逼催糧……該公社（紅廟公社）13天即餓死7600多人。”“文革”時期，要不是電廠工人用鋼筋焊一個鐵籠子，將姚奎甲保護起來，他定會被向他要兒子、要丈夫的憤怒農民用木棍、石塊活活打死。（以上均引自揚金聲《親歷無為大饑荒》） 上述數字無需作任何解釋，姚奎甲是怎樣一個縣委書記？那些當年在反“右傾”運動中認為姚奎甲是“正確路線”代表，拼命維護他光輝形象的人，那些瞪着眼睛說瞎話的人，那些專以整人為快的整人“專業戶”，該不該有點愧疚呢？ 編資料 1960年後，思想界動態組出版的《思想界動態》已無法定期（半個月）出版了，原來組裡的業務骨幹編輯組的負責人李洪林、丁偉志被定為嚴重“右傾”思想，送到農村勞動改造，在家堅持工作的，我們這些新來不久的大學生由於水平有限，心中無數，抓不住報道中心，使思想界動態常常拖期。在這種情況下，只好改變編輯方針，從原來向中央反映思想理論動態的新情況，變成編輯資料和馬恩列斯語錄。恰在這時，中央正抓批判南斯拉夫修主義和鐵托，後來又批蘇聯修正主義赫魯曉夫。藉此機會，把思想界動態組的工作重心從編動態到編資料。我們這些工作人員日以繼夜地翻馬恩列斯全集，和有關南斯拉夫的資料，把當時政治需要的觀點言論摘錄下來，用來作反對修正主義的炮彈。在出版《思想界動態》時加上“特刊”兩字，就成了資料匯編。這種狀況一直到1961年夏天，政研室內部機構調整、撤銷了思想界動態組為止。 調整後的政研室下屬機構變成了工業組、農業組、編輯組、歷史組。我被分配到工業組，工業組的主要任務是編輯我國有關工業方面的資料，到工礦企業進行調查。1961年至1962年先後到天津、山西、黑龍江、吉林等地作了工廠、礦山、人民公社、農村基層管理體制問題的調查。1962年1月下旬，春節前後，中央召開七千人大會，我被臨時抽調到大會作記錄，搞簡報，分配到廣西組。在會上我見到了原《紅旗》雜誌初建時的編委李友九（當時任廣西自治區黨委書記）和1945年我在遼東軍政幹部學校學習時的第二任指導員龍騰（當時任柳州鋼鐵廠黨委書記）並和他們敘舊。 1963年內部機構再次調整，政研室又分成哲學、經濟學、文藝、經典著作組和歷史組；我被分配到經典著作組。1964年春，我參加了《斯大林反對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鬥爭》一書的編寫工作。 同年夏天，在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基礎上，成立了馬列主義研究院，我被分配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組。 勞動模範變成“階級異己分子” 馬列主義研究院成立不久，1964年秋，發生了一件意外事件。當時，我作為共運組黨支部代表參加了由中直黨委組織的國內形勢報告會，由公安部副部長呂展作關於國內階級鬥爭形勢的報告，呂展在報告中談到農村階級鬥爭和城市階級鬥爭異常複雜尖銳，並說階級敵人鑽到了工人階級隊伍，竊取了領導權，當了勞動模範等情況，其中舉了一個城市工廠的例子，點了我的岳父魏文采的名。呂展說：魏文采家住通縣馬駒橋公社，解放前是那一帶的有名大地主，有土地，騾馬等若干，解放後鑽進了工廠當了工人，偽裝積極，五六十年代年年被評為先進，模範，還當上了車間的治保委員。呂展說的關於我岳父的階級出身情況，我從未聽說。我的岳父就住在北京，在北京第一汽車製造廠總裝車間當工人，他年年被評為先進工作者，得的獎狀掛了半面牆，說他解放後鑽進工人階級隊伍和我了解的不一樣。據我所知岳父的老家家庭成份，解放初土改時定為地主。可岳父從1936年就脫離了農村，自己到北京謀生，後來進工廠當了工人。北平和平解放時，他已經是工廠的老工人了，怎麼能說，解放後鑽進工人隊伍呢？ 呂展的報告內容，我回來後向支部作了匯報，其中談的有關我岳父的情況也如實作了匯報。支部把情況反映給馬列主義研究院的領導。1964年秋，正是農村第二批“四清”開始，黨中央對農村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是有文件的，一種說法是基層政權“有三分之一”不在共產黨手中，另一種說法，“恐怕不止三分之一”，可能三分之二的政權都不在我們手中。就是在這樣對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下開始了第二批“四清”。 關於我岳父當時情況，北京第一汽車製造廠的領導從未同我岳父談過他的階級成份，因為他不是黨員，黨組織也沒同他談過，他仍然擔任車間治保委員，照常工作。怎麼在呂展報告中把一個有近三十年工齡的工人，一夜之間竟變成“階級異已分子”了？後來我了解到，1964年上半年陳伯達曾到北京第一汽車製造廠，在城市工廠找典型，這和他在天津農村基層黨組織中挖出“階級異已分子”——小站西右營村黨支部書記張鳳琴是姊妹篇；他又來北京第一汽車廠挖勞動模範，先進工作者中的“階級異已分子”，他根據通縣農村“四清”的檢舉材料，把我岳父內定為“階級異已分子”。呂展的報告可能就是根據陳伯達的“調查”。對陳伯達在第一汽車製造廠抓“階級異已分子”的做法，當時的北京市委有不同的看法，彭真就指示：對勞動模範、先進工作者的“調查和處理要慎重”。因此第一汽車製造廠的領導，從1964年“四清”到文化大革命前兩年的時間，沒有對我岳父作任何結論，他本人甚至都不知道受到審查，照樣積極工作。直到1966年秋天，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農村“貧下中農”到第一汽車製造廠把我岳父強行帶回農村，進行勞動管制，並給戴上“富農成份”的帽子，在農村勞動十二年。1978年，北京市委、第一汽車製造廠對我岳父的案件進行複查，認定原處理是錯案，給以平反，調回北京原單位，恢復原來的工作和工資待遇，不久退休。 我岳父的案件，對我來說是一個壓力和包袱。馬列主義研究院的個別領導，對我這個社會關係也很重視。有一位領導找我談話暗示我不適於在馬列主義研究院工作，他的試探是組織意見還是個人意見我不得而知。不過就因為給岳父戴上“大地主出身”的帽子，我去通縣“四清”前，“四清”工作組組長關鋒，嚴令我必須改名，生怕通縣“著名大地主”的女婿當“四清”工作隊隊員對工作不便。在通縣翟里“四清”時，我只好改成曾經用過的名字王克。 我頂着政治壓力，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參加了翟里“四清”。 在翟里參加“四清” 通縣宋莊公社翟里大隊的“四清”工作隊是以《紅旗》雜誌社的人員為主，加上馬列主義研究院的少數工作人員組成，馬列主義研究院國際共運組除個別同志外都參加了翟里“四清”。翟里大隊共有六個生產隊，每個生產隊分配一個工作組，進村的時間是1964年國慶節後。“四清”工作隊帶隊的是鄧力群，到翟里後對群眾宣布他叫“老董”，他化名是為了工作方便。工作隊成立了隊委會，由各隊工作組長兼隊委。工作隊長是陳茂儀（兼），支部書記海波，副書記郭沖，一隊工作組長是關鋒，二隊組長蘇星，三隊組長陳茂儀，四隊組長郭沖，五隊組長戚本禹，六隊組長海波。 工作隊進村後，基本上還是按照中央的“雙十條”開展工作的，也是搞紮根串連。各組開始摸底，了解生產隊的階級狀況，分析各戶的階級成份，確定發動群眾所依靠的對象。我們第一生產隊在關鋒的領導下，都緊繃階級鬥爭在農村十分激烈的這根弦，注意依靠貧下中農，團結中農，清查生產隊幹部中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四不清幹部”。進村大約一個月左右，我們第一生產隊經過排查確定了兩個鬥爭對象，一個是翟里大隊副大隊長鄧慶福，他家住第一生產隊，另一個是“漏劃富農”。第一生產隊率先在全大隊揭開了翟里的階級鬥爭的蓋子，召開了全大隊社員大會，批鬥漏劃反動富農鄧慶福。組長關鋒帶頭揭開翟里階級鬥爭蓋子，得到了鄧力群的支持。鄧力群從運動一開始就在第一生產隊蹲點，參加一隊工作組會議和社員大會。關鋒的做法大多都得到鄧力群的讚賞，認為關鋒雷厲風行，適時地把翟里“四清”運動推向了高潮。 在發動群眾，依靠貧下中農，確定鬥爭對象等問題上，在第一隊工作組內部，是存在不同看法的。在對敵鬥爭告一段落，工作組總結前一段工作時，有一兩位工作隊員，對前段工作提出了意見，認為批鬥鄧慶福大會開得太倉促，有些證據材料還沒有落實，在依靠貧下中農問題上，把兩個有犯罪前科的貧下中農吸收為積極分子，不大合適等等。關鋒對這種意見是不能容忍的，他並不認為揭蓋子倉促，他說：證據鐵案如山，如在抄鄧慶福家時，搜出了用煙頭（或香火）燒瞎了雙眼的毛主席像，和鄧慶福在群眾中散布的咒罵共產黨的言論，這些都證明我們的做法是正確的，關鋒發動在工作組內部批評那種“右傾思想”。這時我的心境很複雜，生怕一不小心就跌進了“右傾”的泥坑，但我這個人又左不起來，只能跟着領導走。在小組會上，我主要是檢查自己對群眾運動迅猛發展，有些跟不上，有些問題拿不準，需要努力提高階級鬥爭複雜性的認識，但我沒有正面去批評那兩位持不同意見的同志，對我的表現關鋒大為不滿。會後，關鋒專門找我談話，批評我對錯誤意見“旗幟不鮮明”，“和稀泥”，要害是“政治上不堅定”，並含沙射影地提出我這種思想同我和岳父沒有劃清界限有關。他還透露在鬥爭鄧慶福和用兩個有前科的積極分子時，都得到鄧力群的支持，否則他也下不了決心。關鋒談話給了我很大的政治壓力，我表示接受批評，努力在實踐中改正。從此在工作中，更加小心謹慎，覺得自己的確在階級鬥爭中不夠堅定，要緊跟領導意圖，堅信“四清”中關鋒做法是正確的，是有來頭的。 鄧慶福被戴上反動富農帽子後被逮捕送通縣公安局。工作隊要求按反革命案件處理。通縣“四清”工作總團是北京市委組成的。“四清”工作總團接到翟里工作隊要求法辦鄧慶福的報告後，提審了鄧慶福，鄧慶福否認一切罪行，特別是“反動言論”都是群眾揭發的，沒有物證。“四清”工作總團和通縣公安局要求翟里工作隊重新複查鄧慶福案件。與此同時，翟里工作隊也加緊補充鄧慶福有罪的證據。我們一組工作隊員幾乎大部分人都投入搜集證據的工作。過了一段時間，關鋒和鄧力群研究重新起草關於反動富農鄧慶福罪行報告，關鋒在很短的時間內寫出了十萬字的報告，鄧力群寫了報告結論部分。報告寫成後，鉛印二十份左右，分別報送北京市委、通縣四清工作總團和通縣公安局，以及相關單位。報告發出後，通縣公安局仍沒有起訴鄧慶福的消息，關鋒為此事很焦急。關鋒派我去通縣“四清”工作總團送補充鄧慶福的罪證的材料，並囑我順便了解一下總團政法組、縣公安局對鄧慶福案件處理的態度。在我同縣公安局有關人員談鄧慶福案件時，總團政法組和縣公安局對處理鄧慶福案件態度消極，認為證據仍然不足，甚至說，鄧慶福羈押時間已過，現在的證據材料不能定案，準備把鄧慶福放回生產隊。我回來向關鋒匯報後，他非常緊張。他說，無論如何也不能放回來，哪怕判他幾個月徒刑再放，仍然證明他是有罪的。關鋒說，鄧慶福燒毀毛主席像的眼睛是他對共產黨毛主席的刻骨仇恨，證據是確鑿的（鄧慶福否認毛主席像是他燒的，說可能是他父親燒的，鄧慶福的父親在他被捕後就去世了），這樣罪行放出來不是寬大無邊了嗎？關鋒還說，希望“四清”工作總團派人來複查鄧慶福的案件。 兩次複查鄧慶福案 不久，通縣“四清”工作總團派總團政法組的段德旺來翟里複查鄧慶福案件。段德旺是門頭溝公安分局的幹部。他到翟里後，要求翟里工作隊配合他對鄧慶福案件的複查工作。關鋒派我和滕文生參加複查組，主要是配合、幫助他找證人或調查對象，作記錄。關鋒明確表示複查組以段德旺為主，我和滕文生協助他工作。關鋒還囑咐我們，一定要配合好段德旺的複查，原證據不實或不清楚的要堅決剔出，並向段德旺做好說明和解釋工作，爭取段德旺在複查中持公正態度。 複查組在翟里大約複查了不到一個月。主要是核實證據，找當事人對他的證言真偽進行甄別，不實的證言推翻；發現新的證人，補充一些新證據。在複查工作中，我們非常尊重段德旺，按他的要求進行複查，因此，段德旺對工作組在複查工作中的配合表示滿意。最後我們共同研究，以段德旺名義向總團寫了簡要的複查報告，複查報告肯定了原工作組對鄧慶福的罪行的結論，確認了鄧慶福是漏劃富農，加上他有反動言行，定為“反動富農”是正確的。 段德旺回“四清”工作總團後，通縣公安局沒有釋放鄧慶福，也沒有聽說同意段德旺複查報告。鄧慶福一案一直拖着，既不判，也不放，一直拖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舊北京市委被打倒，通縣公安局才匆忙將鄧慶福案件移送通縣法院，判處了鄧慶福有期徒刑十年。 順便說一下，在翟里“四清”工作隊隊委會中，對鄧慶福案件，對“四清”工作的指導思想和工作方法，也是存在着不同意見的，特別是對關鋒的“左”，明里暗裡都有些議論，但關鋒的這一套做法得到了鄧力群的支持。 1965年6月，結束了翟里的“四清”，工作組大部分撤出，回原單位。但留下了一個“鞏固組”，全大隊共留下七、八名工作隊員，每個生產隊都留下一個“鞏固組”的成員，大隊鞏固組長是《紅旗》雜誌社的蘇思本。 本來，“四清”結束後，我該回馬列主義研究院工作了。可是，剛回研究院沒幾天，關鋒又交給我一個新任務。起因是翟里“四清”結束，工作隊撤出後，北京市委又派了一個複查組進駐翟里，這個複查組是由北京市委政法部組織的，並由他們的主要領導人指揮。複查組由精幹的北京市政法幹部組成，組長是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審判員姚克明，組員有市公安局的劉長春和北京高級法院書記員季學全。經鄧力群、關鋒同北京市政法部協商，原翟里工作隊派一名工作隊員參加北京市複查組工作，關鋒把這個差事交給了我。 很顯然，北京市委派了複查組到翟里大隊複查，意味着他們認為翟里的“四清”工作有問題，雖然名義上是複查鄧慶福案件，實際上是檢查翟里“四清”中的問題。我以一個原工作隊隊員的身份參加複查組，這種角色的尷尬處境是可想而知的。可是在“四清”中我管過一段鄧慶福案件，派我參加複查組也順理成章。我只好硬着頭皮，參加了複查組。複查組組長提出複查方法，即把鄧慶福罪證材料分成若幹部分，分給每個人一部分，各自為戰，各查各的，這樣每個人複查情況和結果，就很難相互了解，分給我的大部分是不能定性的材料，讓我再重新找證人核實，這種複查方法實際上把我排除在外。在複查期間，北京政法部一位副部長，坐小轎車親自來翟里指導複查組工作，不過沒有通知我參加。 北京市委複查組經過一段工作後，許多證人推翻了原證詞，已經定了案的一些“四不清”幹部紛紛翻案。我及時把複查情況向關鋒匯了報。關鋒找鄧力群研究後，決定聽取複查組匯報前一段複查情況。匯報會在《紅旗》雜誌社小會議室召開，由鄧力群主持，北京市政法部的一位副部長參加聽匯報。複查組組長匯報了前一段複查情況，認為鄧慶福一案的疑點很多，有些情況證據不足，需要深入進行複查，他也提到許多原證人推翻了原證詞。我在會上也發了言，主要內容是對北京市委複查組進村後，原來“四不清”幹部紛紛翻案，“四清”後新選出的貧下中農幹部工作遇到了困難。複查組沒有依靠基層幹部，單獨複查，只聽被打擊的“四不清”幹部反映片面情況，很難調查出真實情況。鄧力群總結髮言，除肯定了複查組工作外，着重批評複查的工作方法，不依靠“四清”後的新幹部，拋開貧下中農，只找有問題的當事人，這種秘密工作方法很難公正，不可能得出正確結論。北京市政法部那位副部長在會上表示同意鄧力群的意見，複查組回去後好好總結前一段複查工作，轉變工作方法。會上沒有着重談鄧慶福案件複查進展情況。這次會議後，北京市委複查組又回翟里搞了幾天複查，按照鄧力群、關鋒的指示，我沒有再回翟里繼續參加複查工作。北京市委複查組在翟里三進三出，複查了一個月左右，是否寫出複查報告，我不得而知，但《紅旗》雜誌社原翟里工作隊，沒有收到複查報告。鄧慶福一案擱置下來，鄧慶福沒有被釋放也沒認定有罪。 馬列主義研究院政治組 大約是1965年初秋，我結束了“四清”複查組的工作，回到馬列主義研究院，這時，馬列主義研究院從中央黨校等單位調來些中層幹部，和從共運組分過來的大學生、研究生組成了政治組，全組有二十人左右。新組建的政治組，原來在中央政研究室工作的只有我一個人，其他成員都是剛調入的，政治組由原中央政法幹校調來的劉楓漁任“召集人”兼黨支部書記（馬列主義研究院成立後，各業務組的負責人一直沒有正式任命官銜，通稱“召集人”，直到1969年馬列主義研究院撤銷），謝平仄和我任黨支部委員。 政治組成立後不久，劉楓漁就帶領政治組大部分人到天津市參加城市“四清”，留下謝平仄和我還有一個大學生在家做編寫“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準備工作，主要是搜集有關政治學的書籍、資料，草擬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編寫提綱。從1965年秋，到1966年5月，在約半年多時間裡，我們搞出來一個自已也不太滿意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編寫提綱，《提綱》除送院領導審批外，還發送有關部門徵求意見。 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我就被調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辦公室工作。在中央文革小組工作了一年零兩個月，換來了七年零三個月的牢獄之災。 回顧在政研究室和研究院工作的十年，我永遠懷念已故的張楠、高禹兩位老領導，雖然，我同這二位不在一個組工作，接觸不多，但他們的作風給了我很深的印象。他們善良，正直，廉潔自律，對上不諂不媚，對下平等相待，公道正派，實在是難得的好同志。 —————————————————————————————————— 【驀然回首】 我們為什麼會助紂為虐 ——我的自白和反思 王煉利 2005年，我就讀過的中學校首次舉行校慶活動。我向37年未見面的班長建議，去看看班主任，他80多歲了，已癱瘓在床。班長未置可否。 過些日子，我又向班長建議，班長悄悄對我說；“我不敢去。” “為什麼？” 雖然班主任被當成“特務”批鬥有我們班學生的一份“功勞”——他帶我們春遊時在吳淞口軍事要塞附近給手錶上弦了，他以前是從不帶表的。文革一開始，同學們覺悟了：教物理課的班主任就是國民黨特務機關安在我們身邊的定時炸彈，就把他給“揭”了出來。不過，對班主任大打出手的不是我們，我們也是文革受害者，老師會原諒我們。我這樣想。 “你不知道，那天他被人一腳從樓梯上踢下來，倒在樓梯轉角平台處，我正好從樓下上來，他跪在我面前，叩着頭對我說‘我求求你，你讓他們不要再打我了，我實在受不了了！’我卻沒有理他。想到這些，我不敢去見他。”內疚寫滿班長的臉。 “但是，這事攤在任何一個同學面前，都沒有人會去救他。整個文革期間，我們都做過內疚的事情，誰也跑不了。”我對班長說，也像對我自己說， 當年，凡“牛鬼蛇神”都是有標記的。奧斯維辛的猶太人胸前掛有恥辱的黃標記，“牛鬼蛇神”掛的是恥辱的黑標記。一天中午，我看到一個沒教過我們課的“牛鬼蛇神”老師正要出校門，出校門前悄悄把掛在領襟下的黑標記朝衣服裡面折進去，我發現了，馬上命令讓他把黑標記亮出來！對，就是“命令”，我當時是“紅衛兵小將”，當然有資格命令“牛鬼蛇神”！我覺得自己做得很正義，“牛鬼蛇神”就該接受大家的監督。 有個女教師被她班上的學生剃了光頭，從此她就帶上了一頂天藍色的女工帽，那種效果有點像尼姑。有一天，一群學生把她的帽子給掀了，帽子扔到了我肩上，順着我的肩又滑落到我手上，我感覺到帽子帶着體溫。頓時我像被火焰灼着了手，一下把帽子扔到地上，馬上又有人把帽子拾起來，拋着、扔着……在帶體溫的帽子碰到我手時，我心中最柔軟的地方肯定被觸動了，因為我的心那麼明顯、那麼有記憶地猛顫了一下！可我怕這樣的“顫動”，這證明我還是愛憎不夠分明，證明我還殘存着“小資產階級的溫情”，所以，我趕快把帽子扔掉了。 那一天，一群老師在我們的腳下爬着，看到老師們尊嚴掃地，學生們享受着快感。那個死不肯認罪的女教師終於也跪下了，在她雙膝着地的瞬間，她“嗚”地哭出了聲，學生們為之歡呼起來！在爬行隊伍中還有一個滿頭白髮高高胖胖的男教師，他成為“牛鬼蛇神”的過程是極富時代特色的——學校中的“革命老將”還只是憑感覺認為他“應該是”牛鬼蛇神，就和“小將”一起設計個“陽謀”：召開個嚇唬嚇唬他的會議，看能嚇出點什麼來。會上，小將老將都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你的問題全部被我們掌握了，現在給你五分鐘時間，你不坦白，我們幫你坦白。你是想從寬處理還是從嚴處理，自己選擇吧。”接着便進入了倒計時，一個男聲很有威懾力地拖長着聲調： “還有——四分鐘……還有——三分鐘……還有……” “不不不，我坦白，我坦白！”只見黃豆大的汗珠從白髮蒼蒼老教師的額頭上滾落下來，他等不到引爆就崩潰了，像竹筒倒豆子一樣把什麼都抖落出來了！這當然是“思想”的偉大勝利，也是我們的偉大勝利：只不過嚇唬嚇唬，就嚇唬出一個貨真價實的“歷史反革命”來了（他後來也平反了）！他抖落些什麼，我唯一記得起的是當過“三青團員”，其他全部都忘了。我不會忘記的是，我當時是眾多喊着口號逼他交代問題中的一個。也是參與這“陽謀”、自認為的勝利者中的一個。 我在場，我沒有參與歡呼。但那是沒有功夫歡呼——我自己同自己打架還來不及呢。一個“我”說：“太過分了吧？”另一個“我”反駁：“這是革命需要！群眾運動是天然合理的。”一個“我”辯解：“要文斗不要武鬥，不要羞辱人嘛！”另一個“我”聲音更高：“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終於，後我戰勝前我，鐵定的真理是：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這些“牛鬼蛇神”肯定過去對人民很殘忍，現在就不能同情他們！ 我要向年輕的朋友們、向我們的後代坦白，這就是一個十多歲的少女，在那個瘋狂年代裡眼觀瘋狂參與瘋狂時的內心獨白。最後，是革命的理性戰勝了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革命勝利了！ 不能把我們變得這麼冷血，這麼無情，歸咎於我們接受的教育——當年“小學生守則”、“中學生守則”上第一條就是“要尊師守紀”，教室也是掛着“尊師守紀”的標語，我們曾恭恭敬敬地對老師鞠躬，親親熱熱地喊“老師您好”，這樣的我們怎麼一下子從溫順的“小綿羊”變成了閻王殿的小魔鬼？是的，小魔鬼，在當時被打成 “牛鬼蛇神”的老師眼裡，我們這些“紅衛兵小將”才是真正的“牛鬼蛇神”，真正的小魔鬼。 我們怎麼會變成了這樣？多年以後，我找出的答案是：那時，所有的人都在害怕，所有的人都懷抱着徹骨的恐懼，都擔心厄運會降到自己頭上，所有的人都想“避險”，甚至不擇手段地“避險”。當發現“行惡”能“嫁禍於人”又能使自己“避險”，一些人就選擇了行惡。坐觀惡行無動於衷，還算是那個年代的“善行”呢！ 我們害怕什麼呢？ 1967年7月，為紀念“8.18”接見紅衛兵一周年，上海準備舉辦盛大慶祝遊行。我也被選入紅衛兵方隊參加排練。我很興奮，這在當時，意味着一種比較有規格的“身份承認”！但有一天紅衛兵頭頭找我談話了：“我們已經知道你的家庭有些問題沒有搞清楚，為了紅衛兵隊伍的純潔性，你不能參加這次遊行了。”真是五雷轟頂！我就是從那天起，從15歲半起，知道了心被擊碎的滋味，知道了被擊碎了的心是會痛的，會很痛很痛的！我哭得氣都緩不過來，回家後，是腹部劇烈的疼痛，疼得我在床上翻滾，但我咬緊牙關，不哼一聲，當時心裡已連死的念頭都有，覺得還不如這樣死去！以後我看了一些醫書，猜測到當時的腹痛可能是強烈的精神刺激誘發的腸痙攣。 讓後人無法理解、自己後來也感到過分的是，不就是不讓參加遊行嘛，值得這樣嗎？其實，情感上波動和肉體上劇痛只是表象，表象的後面，是一個未成年的靈魂在顫慄，面臨巨大恐怖和孤苦無依時的靈魂顫慄！ 我害怕的到底是什麼？ 我害怕的是：從此被劃入另類，成為 “黑七類子女”——黑七類指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資本家、修正主義分子（走資派）那樣的另類。1966年夏天，北京的紅衛兵到我們中學“煽風點火”（當時這是個褒義詞）搞串聯，來的全都是十七八歲的“女兵”，一個個腰扎寬皮帶，身穿洗得發白的有四個口袋的軍裝，風紀扣扣得嚴實，水壺和黃軍包在胸前交叉挎着，一手叉腰，一手揮舞着語錄教訓着上海的中學生：“我們北京有個口號，‘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事實就是這樣嘛，我們就要造反動派和他們狗崽子的反！”然後，解下皮帶就抽“牛鬼蛇神”，給我們以“革命行動”的示範。這一幕牢牢印在我的心裡——至今我還記得那幾個紅衛兵的臉和神態。從那時我徹底明白，只要是“牛鬼蛇神”的後代，“重在表現”是不能兌現的了，他們從“共產主義接班人”的隊伍中被拋了出去，他們已沒有前途，他們也沒有朋友——想有個前途的人要躲着他們，同樣沒有前途的同類之間不能來往，來往就是“反革命串聯”。他們只能在鄙夷的眼光下承受不是這個年齡的人能承受的屈辱和孤獨。還有着幾十年活頭的花季少年活到這一步，就生不如死。所以我聽到自己家庭“有問題沒有搞清”，就反應激烈、甚至激烈到“死”都無所謂，這其實很正常，有的人甚至會精神分裂。 潛意識裡根植了這種恐懼，那麼，避險就成為人的一種本能。怎樣“避”呢？不想被“大流”拋棄，就與“大流”註定要拋棄的“一小撮”劃清界限吧。既然連“對政治不感興趣”都影響到過安穩日子，那麼，就參加政治運動吧！ 當行惡變成社會常態、當無語地坐觀惡行也能差強人意當作“善行”，“從眾”和“隨大流”就不想無情也無情了。文革時期，“揭發他人”竟然成了保護自己的一種手段,“相互揭發”，是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平民司空見慣的行為。 你說：“我家三代貧農，搞階級鬥爭搞不到我頭上。”話音剛落，你被“隔離審查”了，就因為你好友的哥哥定性為“五一六”分子，而有人揭發你與你好友的哥哥在一起玩過；你要去參軍，政審都通過了，突然宣布你不能去，有人揭發你遠房嬸嬸她父親剛被專案組調查出是逃亡地主。 你現在正寫着大字報，毛筆頭掉了，你就說了一句：“呀，毛筆頭掉了。”有人就大聲揭發：“啊！你這麼反動，竟敢攻擊偉大領袖！”你一下子百口莫辯，就這樣成了“現行反革命”，被“勒令”“六進六出”（六點“上班”六點“下班”寫交待）；你剛到“牛鬼蛇神”隊伍報到，看到昨天“揭發”你的那個人竟然也在這個隊伍里了，原來他太得意了，想炫耀自己是怎樣發現了身邊的階級敵人：“你知道那傢伙說什麼嗎？他說（一下聲音輕了下來）‘毛頭掉了’！”他這一炫耀就把自己炫耀成了“牛鬼蛇神”，罪名是“擴散反革命言論，別有用心”……那年頭，當 “反革命分子”是防不勝防的。 走在馬路上，都隨時能發現“揭發行動”：前面走的人將弔唁家人的黑袖章與紅袖章套在一起，被揭發了；邊上有人買了張報紙就朝公共廁所跑，有人就跟進去，“等待揭發”——這時十有八九可以抓個“現行反革命”——每一張報紙上每一版都有領袖語錄領袖像，就看他怎麼處理這張報紙吧！ 階級鬥爭既然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肯定有大量的階級敵人待揭發。主流社會鼓勵這種“揭發”行為，揭發他人是政治上要求進步的表現。而能理直氣壯、堂而皇之地揭發他人，既表現了自己的“革命立場”，也能顯示自己在“革命隊伍”中的份量。 在這樣的社會中生活，人人恐懼命運的無常。人人隨時都面臨“你不配為人”的審判。 為什麼有着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說變就變，變得如此野蠻殘忍？ 只因為革命需要野蠻殘忍，不野蠻不殘忍，革命進行不下去。 文革一開始就着力破的，是中國民間的道德信仰“憑良心做人”。 這是以“階級鬥爭”理論為武器破掉的。 “憑良心做人”，本是規範中華民族行為道德的“不成文法”，根植於荒郊僻壤村婦愚夫的心中，比孔教儒學更具普遍性。“憑良心做人”對人的行為約束是“人不能為所欲為”，人必須有所敬畏，有所怕懼；違背良心，不憑良心，則要遭報應，不報應到自身，也要報應到子孫。因為有所敬畏，因為要“憑良心”，鄰里街坊間各行各業間才能相安無事,和睦共處。然而文革恰恰不許平民“相安無事”“和睦共處”，最高領袖要親自指揮全民“斗”，“不要怕亂”，“七億人口，不鬥行嗎？”當然，最高領袖對怎樣斗、斗什麼、重點斗的範圍在哪裡、斗到什麼程度，他心裡就是一盤策劃好的棋，但七億人民原被“憑良心做人”管着，斗天斗地可以，全國範圍斗人，斗的還是抬頭不見低頭見的，甚至包括親朋好友老子娘，這陣勢過去沒有見過，現在已經被嚇着。於是，最高領袖走到台前，向民間召喚千百萬無所畏懼者、為所欲為者。從此，“憑良心做人”這一民間的做人道理在最高領袖的膽魄和無所畏懼者的行為前潰塌，這個世界只有一個道理：“造反有理”。 當惡行與神聖的“革命”結盟，惡行就能施遍全中國。 人們在忐忑不安中漸漸看懂了如何適應這個無法無天的社會：只要能“緊跟”，就不在乎你幹了多少惡事。“看懂”了，就學乖了。既然“革命”勢不可擋，大家就順勢而為，被“革命”裹挾，被裹挾着“革命”。 整個社會變態了，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就是一座專演荒誕戲的大劇院。人人都在荒誕戲中跑龍套。 我年紀雖然小，也是積極跑龍套的主兒。那年剛帶上紅衛兵袖章的我挺想炫耀一下，剛好看到我家弄堂口的文具店裡牆上貼有“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標語，我鼓了下勇氣，進門亮開嗓門：“最高指示：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就像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然後滿臉嚴肅：“同志，你們牆上的標語是劉少奇‘階級鬥爭熄滅論’的反映，應該取下來。”櫃檯里的人趕緊回話：“謝謝革命小將，已經有小將指出過了，我們馬上取下來。”那一瞬間我比將軍還神氣！我只有十四歲，大人們都聽我指揮！ 這是一個“比傻”的社會。傻了，說不定還可以指使別人，支配別人。表現越傻，在別人看來你還越革命。 這時的中國，除了人體進食和排泄的部位沒有顛倒，一切都顛倒了。在這塊土地上活着的人們只能迅速適應顛倒——不適應顛倒，是要被打倒的。一把革命的大掃帚在頭頂上揮舞，人，就是一堆隨時會被掃進“歷史垃圾堆”的垃圾。 文革結束第四年，中國終於開展了聲勢浩大的針對成年人的幼兒園教育活動——1980年，由中華全國總工會、團中央、全國婦聯、中國愛衛會、全國倫理學會等9個單位聯合發出《關於開展文明禮貌活動的倡議》，號召大家“講文明、講禮貌、講衛生、講秩序、講道德”。1983年，這場幼兒園教育運動改由中央書記處書記親自掛帥，目的是讓“社會風氣儘快好轉”！ 堂堂中華，公然以不講道德為榮、以不講文明為榮、以不講禮貌為榮，並作為一種時代提倡的行為，其惡果一直延續到現在——現在的中國還是“禮儀之邦”嗎？那屬上輩子人和祖上的榮耀，從我們這一代開始，已經不好意思沾光！ 現在，造假作假、人騙人、人虐待人的奇聞不絕於耳，造假作假、人騙人、人虐待人已經到了喪盡天良的地步。當喪盡天良的作為也能“普及神州大地”時，作為中國人正該想一想，如果沒有1966年開始的那場腰斬了中國傳統道德文明的“革命”，如果不是有兩代年輕人從小生活在將無知無恥當有趣的社會裡，中華民族會遭這樣的報應嗎？沒有一點文明根基的蠻荒社會才會這樣喪盡天良！1966年的那場革命，是讓中華民族重返洪荒！ 四十多年前司空見慣的是無法無天，四十多年後司空見慣的是喪盡天良，是宿命？是報應？反正，報應是遠沒有到頭。 —————————————————————————————————— 【風雲人物】 一個河南人眼中的萬里 沙 林 一 中原河南那個地方很有意思，世界已經進入21世紀了，人們的最大樂趣還是談黑老包（包公）和花木蘭，人們庸常的生活中瀰漫着那在全國很著名、帶有拐彎的口音，空氣在這裡似乎都既純厚又滯塞。 三十多年前的文革更是這樣，這裡的人們模模糊糊知道北京亂了，全國亂了，當然河南也是令人緊張得不一樣了。當時一些捧着大碗在街頭巷尾蹲喝的普通百姓恐怕就知道中央的四五個人，毛主席、林彪（樣子有點像奸臣）、劉少奇、還有陳毅——大忠臣吶！ 河南的文革總有一些新的東西，河南是傳統中的傳統，河南緊跟“朝廷”走是有傳統的，河南是執行上面政策最積極、最忠誠、最有創意的一塊地方。比如我在全國任何地方都沒聽說，有單位或者百姓在街頭巷尾自發地塑建一種動物泥塑，臉是極度醜化的劉鄧陶（陶鑄）的臉，身子全塑成老鱉、兔子，暗合了“鱉孫”、“兔孫”這一當地最厲害的罵人話。 那時候街道上都沒什麼人，老遠就看見一個個人臉鱉身的泥塑趴在路邊。 其實，河南人表面上有許多花活，內里還是挺厚道的（一個河南人要是真心待見你，那你就情等着享福吧，享那傳統式的、絕不是現代都市冷冰冰、假惺惺的福）。因而他們絕不會跟着江青。他們很有指向、很“陽謀陰謀”地衝來打去，他們感念忠臣，忠臣文化在河南最盛行了。他們醜化“劉鄧陶”就是以為他們不是忠臣了。 因而對他們有恩的他們不忘。有一個人是大忠臣，萬里，他們不忘。 萬里在河南是大將軍、大儒臣的混合形象。他的出現很有背景。 背景是河南很亂了。當時我還是一個小孩子，自然也不知道更深的東西，滿目所見都是混亂愚蠻的景象：遊街、非理性的人、電影新聞簡報里江青的嘶喊、農民兄弟動轍扛着鋤頭上城裡來革命、隔三叉五就開公審大會槍斃人——在新鄉市這個小城市裡，槍斃人照例是要在市體育場進行公審宣判的，單位、學校都要去人，幾萬人看着前面幾個或十幾個掛着大牌子的“倒霉蛋”在那“等死”，有說不出的感覺。審判會開完，看眾們照例跟着故弄玄虛的刑車一會兒跑到共產主義大河邊，一會兒跑到鐵路西，五六里路下來終於跟到了刑場。這時，紅領章紅帽徽的軍人們照例持着長長的五九式步槍對着已經癱軟的犯人的後腦，槍響人倒，腦蓋掀崩。人們既興奮又習以為常地看着這些“寫反標”者、通姦殺人者喋血曠野——似乎人們需要這種冷血的刺激。 這裡跟上層政治是隔膜的，但像以往朝代或民國任何一個時代一樣，外省州府、普通百姓中也常出些豪強，他們不像大城市的造反派那樣還包着一層薄薄的政治外衣，所表現出的幾乎全是亂七八糟的私慾（當然比起現在大陸犯罪的大罪大惡又不算什麼），比如給自己親友家屬謀個好差事，跟哥們兒一起吃喝，占點什麼公家的便宜……京廣鐵路正好經過這裡，這條國家最重要的大幹線在這裡可吃了苦頭，這裡的造反派不像大城市一些學校和文化研究單位的紅衛兵，滔滔不絕講些什麼理論，或頂多掄個銅頭皮帶打個人，這裡的豪強不尚言談重行動，砸鐵路、劫列車，隨便找一個什麼藉口就叫國家大動脈癱瘓，貨物堆積如山，風吹雨打，沒人在乎——有很多是援越戰略物資，那邊正跟美國打呢，毛澤東一揮大手，就要把中國的大米和武器送過去。話又說回來了，幸好河南的造反派阻礙了一下，要不然，1979年那邊更狂了。 這些土造反派中的一個領頭人物叫邢介江，鐵路工人出身，機警狡猾，會籠絡人心，在文革初期揭竿而起，打倒了舊黨委，搖身成了新鄉鐵路分局革委會副主任，在鄭州局和河南省委一些領導的支持下，養着一幫打手和保鏢，公然拒不執行鐵道部的調度，甚至敢扣下煤運貨列車，賣給當地，坐享贓錢。 這個邢某基本不怎麼把那些“坐機關”的鐵道部官員放在眼裡。中央對這些豪強沒少動腦筋，曾有鐵道部頭頭來過好幾位，但一頓酒肉招待，再上來幾個樊噲式的人物敬酒，那些文員們自對這些又土又野的傢伙心生怵意，兀自沒着了。這樣，這個邢某愈發厲害，和徐州鐵路局、蘭州鐵路局等一些北方的鐵路造反派聯起手來，把整個京廣鐵路和隴海鐵路弄得七斷八折，全國遭殃。 1975年，鄧小平開始搞整頓，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頓鐵路。鐵路的危局最礙眼，那時鐵路比現在重要得多，那時沒航運，基本沒汽運，全國工農業和百姓生活全靠鐵路。造反派在鐵路鬧事，等於卡了中國經濟的血脈，毛澤東雖然最怕否定文革，但在這事上也是沒話說。於是小平想一舉拿下鐵路。但他老人家左右為難，沒有得力人選可以擔當大任啊！想來想去，終於找到了萬里。 這不容易啊！小平在自己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的第七天夜裡，就召見了萬里。鄧小平在打仗的年代裡就與萬里關係特殊。抗戰時，萬里在冀魯豫邊區的運西，也就是現在靠近河南新鄉的那塊地方任地委書記，在日本人眼皮底下打出了一個“小延安”。中共北方局代理書記鄧小平被軍隊護送這裡考察工作，對萬里的工作十分滿意，這是兩人的第一次接觸，從此開始了他們長達五十多年的友誼。 在解放戰爭中，小平直接領導萬里工作，他很賞識萬里，認為他是有知識有頭腦的斯文人，同時又是有氣魄有膽量武將，這在當時黨的高層中並不多見。 劉鄧大軍解放西南各省後，鄧小平被任命為西南局第一書記，萬里則被任命為西南軍政委員會工業部長。在重慶，兩家同住一個院子，朝夕相處，關係更加密切。 相傳文革中，萬里被打倒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他與鄧小平的關係密切。其實萬里與其他中共領導人的關係也不錯，五十年代他主管北京城市建設，搞十大建築，得到了周總理的欣賞。十幾年後鄧小平點萬里的將，自然也得到了周恩來的極力支持。 毛澤東對萬里也有好感。1959年國慶前夕，萬里陪同他視察新落成的人民大會堂，他誇獎說：“萬里，真是日行萬里啊！”這是使萬里在文革中少受好多苦的一句話，也是使他日後能順利成為鐵道部長的關鍵一句話——中共高級領導雖說是信唯物主義，但具體行事中又藏着許多中國老祖宗神秘主義的那些東西，萬里，一個好名字，毛澤東當然喜歡了。 在1975年那個危難關頭，鄧小平選擇了萬里做他全面整頓的急先鋒，在萬里剛當上鐵道部長的20天裡，兩次召見。長時密談。在全國上下到處是空談和陰謀的環境中，兩個人拯救中國的大事業開始了。 二 萬里當部長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解決河南的鐵路問題，扳倒那個姓邢的草莽豪強。這個邢某，不過是一個小小的科級幹部，竟也“名滿京師”，讓中央頭疼。小平和萬里都知道，河南中原，一子不活，全局皆僵。 去河南那個是非之地，人們不由為萬里捏一把汗，勸他多帶點人。地方勢力扣押中央要員之事在文革中多次發生，比如據說是大將陳再道做後盾的武漢“百萬雄師”圍攻“中央代表”謝富治、綁架王力，以致毛澤東和周恩來在那些天都沒敢在武漢停留；比如蘭州鐵路局造反派扣押鐵道部副部長兩個月之久……種種險情預兆面前，萬里竟舉重若輕，輕車簡從就來到京廣線上的小城新鄉。他可能這樣表達過：當年打游擊就在這一塊，什麼搗蛋的人物沒見過？ 果然鬥爭十分激烈，各方勢力交織。萬里遇到了重重阻力。萬里的意思是罷免邢某，但河南地方勢力拼命保護他。在新鄉開的會僵持了一天一夜，當時的河南省委以及鄭州鐵路局的頭頭們，從中百般作梗，最後，萬里不耐煩了，行使最後的權力，一位部長的權力。撇開那些作梗的各級官員，直接召開萬人大會。 這個大會在新鄉的體育場舉行。這個破爛簡陋的體育場曾是新鄉政治文化活動的中心，迎接毛主席最新指示在這，開公審大會槍斃人在這，省足球隊偶爾露一面也在這，巨人穆鐵柱也是在這發跡的…… 當時天降大雨，萬名群眾渾身濕透，目不轉睛地看着台上的萬里與造反派鬥法。萬里歷數邢介江的罪狀，台底下邢的同夥嘶嚎搗亂……最後，萬里顧不得擦臉上滴下的雨水，用盡力氣宣布：撤銷邢××黨內外一切職務，停職反省……頓時全場沸騰，老百姓七八年來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種勢不可擋的正面的東西，非常激動，雷鳴般的掌聲經久不息。 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為邢某已經坐大，老百姓平常大氣不敢出。他們突然一下子什麼都不顧了。中國百姓中隱藏着一種天然的正氣，這是什麼虛假的宣傳也覆蓋和污染不了的。像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門廣場，全國人民的詩和淚，一下子就把當權者十幾年精心搭建的謊言帝國衝垮了。 從此以後，萬里的名字在新鄉，在河南，甚至在全國，家喻戶曉，邢某的名字也遠揚，都知道他與萬里鬥法，最後敗落下來。 中原的百姓提起這位行事不一般的萬里，口氣有種抑止不住的欽敬：“萬里，中！萬里可不得了！” 我就是那個時候知道萬里的，當時，“四人幫”對鄧小平的整頓恨之入骨，但一時又無可奈何，那種鏗鏘作響的空氣，連我們小孩子都能感受到，覺得有什麼事情肯定要發生。 三 邢某有一個很硬的後台唐歧山，人稱“唐師傅”，這個人物當時在河南也是家喻戶曉，甚至北京的老百姓都知道。我在那個破爛的小學裡就聽過他的許多傳奇故事。他原是一名貨車司機，造反起家，是河南乃至全國有名的造反派頭頭。後來當上了中央委員、河南省委書記、鄭州鐵路局黨委書記，曾與毛主席握過手……這人職務雖高，還沒去掉草莽氣息。一次，國家計委調運給湖北青山電廠、武鋼和武漢市的七列車共三百多車皮急用煤，全被他扣下留用，險些造成武鋼和青山電廠停產。他與邢某是好哥們，吃喝不分，氣味相投。 就這種奸雄，這種草莽，在鐵道部門，在全國各地，星星點點，你想萬里的處境有多難？你想中國經濟能不到了崩潰的邊緣？果然，這個唐師傅竟敢當面頂撞萬里，他對撤掉邢某懷恨在心，指着萬里的鼻子罵道：“你鐵道部搞資本主義復辟……”有一次他到北京告狀，與萬里相遇，兩人激烈爭吵，最後還是華國鋒、李先念等中央領導出來調解。 萬里在河南時，這夥人陽奉陰違，表面講好話，背後做動作，對萬里的鐵路整頓按兵不動，能拖就拖。 還有一個曾在解放戰爭與萬里共過事的老幹部。身為鄭州鐵路局黨委書記，又是萬里的老搭檔，竟也公開與萬里叫陣。萬里好言相勸：“我們是老夥計了……”那位書記竟氣勢洶洶回敬：“路線鬥爭，什麼老夥計不老夥計的……” 萬里在鄧小平的支持下，決定從組織上採取措施，重演新鄉分局那一幕。他召開鄭州鐵路局全體幹部會議，當場宣布免去他那位老戰友的一切職務，調離鄭州鐵路局，由河南省委和中央組織部另行安排工作。 唐師傅等人不服，串聯多人，又數次進京告狀。1975年7月，李先念、華國鋒、吳德等人在京西賓館召集雙方開會，會上，唐師傅出語激烈，說萬里對無產階級有感情問題，對邢某等人的處理是錯誤的，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最後李先念、華國鋒出面肯定了萬里的做法，唐等人悻悻而去。 四 中國的改革，一般說來是從中共十一屆三種全會開始，但近來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實際上1975年鄧小平復出之後進行的全面整頓是中國改革的先河，而鐵路整頓又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環。因而可以說萬里是中國改革最早上陣的大將。或者說是“中國改革第一將”。 鐵路整頓的核心就是“批派性”，當時各個路局的大權都被所謂造反派掌握，這些人手眼通天，背靠大樹，目無法紀，為非作歹，對中央的決策命令置若罔聞，各級政府和過去的鐵道部領導或者對這些“鐵老大”懼怕三分，或者與他們沆瀣一氣，於是這些人漸漸坐大，狂妄至極。其中徐州、蘭州、鄭州這三大鐵路樞紐地區鬧得最凶。 萬里上任後，冒着極大風險，決心搬掉各路豪強，他上任伊始，兩個月走了上萬公里，明查暗訪，摸清各路山頭的底數。 實際萬里最早是在徐州鐵路局下的手。 徐州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現在又是鐵路的一個大樞紐，必然爭鬥激烈。據當時資料，因造反派猖獗，市委大樓被武裝占領，徐州市委被迫轉入地下。文革都快結束的1976年2月，“踢派”人眾氣勢洶洶闖進全體市委成員秘密開會的會場，市委書記汪冰石一看不妙，扔下話筒，乘亂外逃，潛身遠郊煤礦藏匿。造反派抓不到第一書記，就捕捉二把手，果然幾天之後抓到了市委副書記王鐵民…… 就這個地方，萬里竟然只帶兩三隨從，深入虎穴。他首先召開萬人動員大會，傳達鄧小平的指示精神，接着馬不停蹄出入各種場合，苦口婆心做工作。這時人心向背漸漸明顯，最後他宣布逮捕煽動派性、搞打砸搶的造反派頭頭顧炳華，然後建立規章制度……一個月後徐州鐵路局就提前完成任務，這是多少年沒有過的。令許多了解情況的人稱奇不已。 萬里一個路局一個路局跑，哪裡堵塞他就去哪裡，解決完一個再去下一個。先是徐州，後是南昌、昆明、長沙……當時有句老百姓的話在全國流傳很廣：“萬里不到，火車不跑”。 萬里辦法多，根據各個路局不同的情況，採取不同的手法，比如南昌鐵路局也是個老大難單位，他們的主要問題是當地部隊負責人介入，最頭疼是這個軍隊頭是毛主席過去的警衛員。1975年4月，萬里去南昌捅那個馬蜂窩，途經南京時得知，鄧小平陪同金日成在江蘇訪問，於是決定“拉大旗做虎皮”。據知情人回憶：萬里和彭沖連夜來到鄧小平下榻處，這時已經是夜裡十點多鐘了，鄧小平已經吃了安眠藥睡下，當得知萬里來了，立即從床上起身會見。小平聽了萬里匯報後立即指示不管是誰，只要支持派性都不行，該調的調。現在想想，小平真是果敢，動毛的親信，要有大勇氣，那幫人正愁找不着茬呢！小平當晚決定，把曾任毛主席警衛員的江西省軍區司令員調出南昌。小平自圓其說：“這樣做不僅對解決派性有利，對他本人也好，換個環境比較超脫，不降低職務，照樣做官，照樣幹革命嘛！” 全國鐵路的問題解決了，清爽了，只剩下一個鄭州鐵路局。隴海和京廣這兩條中國最重要的鐵路在這交匯，因而鄭州鐵路局的地位在全國差不多是最重要的，但問題也最多，萬里等全國鐵路都清爽了，最後才動手解決，想集中優勢兵力最後全殲。於是有了上面的故事。 萬里到鐵道部大刀闊斧整頓，才短短三個月，全國所有路局的堵塞問題就基本解決，這成了鄧小平整頓的最重要成績之一。但幾個月後，風雲突變，形勢逆轉，萬里同鄧小平一起再遭批判。他們下台後，全國人民的心一下黯然了，那種心理變化我極清楚感受到了，就好像皮球一下漏氣了。不到一個月，鐵路又開始全線癱瘓，以致當時有句順口溜：萬里一倒，火車不跑。 人說萬里是福將，再次被打倒後，他躲過了三次可能要遭受大苦頭的批判。一次會場已布置好了，第二天要召開萬人批判大會，結果當晚唐山大地震，會沒開成。幾個月後，又要召開巨型批判大會，當天早上，毛澤東去世。事不過三，造反派們不好好體會天意，又決定10月7日召開“批萬”大會，結果當晚“四人幫”倒台…… 萬里再次出山，被任命為安徽省委書記。 他對民生疾苦天然易感，對百姓具有真正人的那種同情，這使他又幹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事實上解散了人民公社。隨後爆發了全國從未見過的大豐收，以致後來胡耀邦說：“要吃米，找萬里。”1992年春，鄧小平在深圳珠海視察時也講到：“中國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農村改革是從安徽開始的。萬里是立了功的。” 中國改革最早春聲，正式改革的第一炮，都與萬里有關。 —————————————————————————————————— 【文革文物】 重慶北碚東陽鎮815公墓遺址調查 陳曉文 2010年4月10日，退休後居住在重慶北碚的黃順義（文革時期的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負責人）和幾位北碚的退休老人，領着筆者和四川美術學院李一凡、盧軍，到北碚東陽鎮石子山調查文革中八一五派的“烈士墓”（武鬥死難者公墓）。雖然得知公墓已被拆除、毀棄，我們還是決定親臨現場一探究竟。事先通過黃順義、蒲在國，聯繫好當地嚮導諸君。幾位退休老人中，蒲在國、李光榮、張澤明均為原八一五派北碚捍紅總部成員，蔣蒲勛是原西南師範學院附中學生。“捍紅總部”的來歷是：1967年5月下旬，因中央關於重慶問題的意見即“紅五條”未承認重慶八一五派“一月奪權”時在支左部隊支持下建立的臨時權力機構革聯會，面對反對派“砸爛革聯會”的衝擊，已失去存在合法性的重慶各區縣革聯會改名為“誓死捍衛紅色政權總指揮部”，簡稱捍紅總部或捍紅指揮部，在兩派衝突中實際成為八一五派的武鬥指揮機構。在八一五派控制的北碚區，它因得到支左部隊及武裝部的支持,又帶有權力機構色彩。這一處墓地，就是當時由北碚捍紅總部主持修建的北碚八一五派武鬥死難者公墓。 從市中心往北偏西，距離41.7公里，車程約52分鐘，就到了北碚東陽鎮石子山四川儀表十五廠。Google Earth（谷歌地球）給出的地理坐標為北緯29°42′07.40″，東經106°30′16.60″。 現場踏勘 由川儀十五廠廠門進去，經一緩坡上行四五分鐘，在路左大金工車間和路右成品庫房相鄰的地方，一個山坡上就是原八一五派公墓所在地。原公墓的中軸線和起坡梯地，被橫亙的成品庫房占去，硬生生嵌進了第一級台地。我們只能從墓地左側靠路邊的小路拾級而上。昔日的墓地早就被挖得坑窪不平，長滿灌木雜草。在早春二月陰霾欲雨的微風清寒里，荒草簌簌顫慄。隱約看得見一處焚燒紙錢祭奠的痕跡。 與當年留下來的有關照片比對，我們還是能從眼前景象中依稀捕捉到當年墓地的模樣。墓地前三級台地，起坡處原有一左一右石刻“彈穿胸膛志不移，刀砍頭顱豪氣在”的對聯，早已蕩然無存。第四級台地上中軸線處，有一略顯寬闊的平台，那裡曾經矗立高可10米的紀念碑，連基座也不見了。昔日墓碑墓裙正面是吳國武（時為北碚捍紅總部後勤部長，銀行職員）撰寫的祭文，兩側是死難者名錄。 第五級台地中軸線兩側各有10個墓塋（據蔣蒲勛回憶，墓塋右側從左到右依次為：胡明富、潘萬森、龔安模、陳世剛、曾道華、逯明淵、謝淑萍、唐明清、孫成明、鄧樹榮）；向後延伸共有七級台地（第七級墓位不滿員）。當年負責後勤工作的張澤明說，這裡共埋有125位死難者，一人一墓（這是該墓群與沙坪公園墓群最大的不同），共有125座墳墓。經步測，墓塋區左右寬約40步，前後長30步，大致呈26×34米、884平方米的矩形。加上與墓地面積基本相當的墓前空地，整個墓區占地1768平方米 ，再把高低落差形成的斜面積考慮進去，實際應該合3.5畝左右。 李一凡用他的攝影機記錄了踏勘調查過程。 ; 發現殘碑 走在向上的小路上，發現了有的鋪路條石是原公墓殘碑。在前後10米的不同路段上時有所見。由於年久風化，泥土遮掩，難以辨認。黃順義用樹枝刮去殘碑表面蘚苔、泥土，用抹布沾水清洗，終於現出它的本來面目。 這些條石，有的是當年單座墓塋的石碑，記錄了死者所屬單位、組織，死者姓名，立碑單位、時間；有的集中記錄了某單位某組織死者的姓名（只有姓名而無生平介紹）；有原主碑的大字碑文殘片，有選錄毛澤東詩詞作為聯語的石刻。抄寫、記錄後按序編排，計有16塊殘碑—— 1號殘碑：何培根同志之墓 2號殘碑：捍紅總部一九六八年三月立 3號殘碑：東陽中學32111衝殺隊王全忠同志之墓 4號殘碑：朝陽民中無產者/夏惠榮同志之墓 5號殘碑：黃錫坤; 龍泉興/俞春寶; 冷忠和/楊興伯; 祝光（先？）覺/唐榮; 顧興度/王榮傑; 許秋林/唐聯芳; 吳明華 6號殘碑：宗明福/范名友/萬維華/黃（夏、費？）懷利; 唐天倫/郭良全; 唐諾天/黃忠發; 曹邦友/周光潤; 何培根/鄧忠孝; 彭軍偉/馮志國; 夏惠雲/曹洪發; 陳文軍/榮廷環; 周尚陵 7號殘碑：陳明隆同志之墓 8號殘碑：（敢教日）月換新（天） 9號殘碑：（為有犧牲）多壯（志） 10號殘碑：董朝福同志之墓/捍紅總部一九六八年三月立 11號殘碑：西南師範學院春雷造反兵團/曹邦友同志之墓 12號殘碑：左開文同志之墓 13號殘碑：北碚林場重慶園林八一五兵團/劉成貴同志之墓 14號殘碑：□□友同志之墓 15號殘碑：□□（八）一五派/烈士（“士”字不全） 16號殘碑：朽 ; 建墓記憶 據老人們回憶，該墓建於1967年12月—1968年3月。 選擇此地建墓是因為它坐北朝南、背山面水，視野開闊，當年在北碚城裡就能看到墓地。傳統的說法就是風水好。 墓地的總體布局、紀念碑、墓群排列和樣式，是西師美術系教師李××設計、交北碚建築公司實施的。因此它比沙坪公園文革墓群規整、統一、對稱。單人墓碑文格式統一，都是：××××（某單位某群眾組織名稱）/×××同志之墓/捍紅總部一九六八年三月立。 造墓經費由北碚捍紅總部籌集支用，沒有讓每個單位支付。 墓地堡坎使用的鵝卵石是組織附近居民淘選運送義務提供的。 一些死者安葬時，身着流行軍裝，左胸前別有毛澤東像章。西師美術系學生林勇為沒有遺照的死者現場寫生畫像，提供給追悼會瞻仰使用。 這裡掩埋的死者最早死於1967年7月1日，最晚1968年7、8月。最小的年僅13歲，是西師附中初二學生謝淑萍。此外，訪談採集到的其他死者名單還有：八一五工總部紡織兵團重紡五廠戰鬥團周芳英、鄧壽華、陳玉厚、曹倫清，朝陽高中高67級王雷（一班）、李明生（二班）等。 在這些死者中，影響較大的，一是武鬥初起時最早死難的重紡五廠工人鄧樹榮、周芳英（死於7月1日該廠武鬥）等，因當時作為最早的武鬥死難者，曾在大字報、小報、傳單上大造輿論，進行控訴和悼念；一是西南師範學院附中學生、附中“無產者”的勤務員（即負責人）胡明富，1967年8月死於攻打北碚蔡家場845廠的武鬥，時年18歲左右；還有就是唐天倫，時為北碚紅岩公社公安特派員、八一五派北碚公安“壓不倒”勤務員，在1967年8月2日北碚澄江鎮武鬥中被反到底派北碚猛虎團俘虜，8月13日 被猛虎團抓到“烈士追悼會”上槍斃“祭靈”（猛虎團團長邱開全後來為此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 在北碚的軍事院校總字424部隊（通信兵技術學校）、302部隊（機要學校）的八一五派死者沒有埋到此地。據說424部隊死者埋在後屬北碚區五七幹校的曬壩處。 ; 廢歿經過 1974年，有死者親友上墳時發現，墓碑姓名、組織名稱被泥灰塗抹遮蓋。 1976年10月，北碚區文化館對面牆上貼出大字報形式《公告》：因建設需要，東陽鎮群眾公墓遷移。 1977年3月份左右召開了死者家屬會，告知遷移事宜。遭到家屬一致反對。 同年4、5月，《重慶日報》刊登啟事，稱，經北碚區人代會討論決定，因建設需要，東陽鎮群眾公墓遷移。唐明清、鄧樹榮等60人的遺屬循例遷出了親人遺骨。 同年夏，無主未遷的65具遺骨被取出，裝在蛇皮口袋裡，送北碚火葬場火化。一具一具遞次焚燒，整整燒了三天三夜。由遷出廠繳納了三年骨灰管理費。 北碚東陽鎮石子山八一五派公墓建設時，周邊環境還是沃土良田、山清水秀。1970年代中後期建起了四川儀表十五廠。主要生產溫度控制儀。後由於經營不善破產，被私營企業收購。互聯網上能搜索到它的信息很少。 實際上，當時工廠建設基本沒有損傷到墓地。所以它的拆除、毀棄，還是圍繞大力清除派性影響的政治需要來進行的。 因四川儀表十五廠建設期間和建成後，工廠保衛始終不讓親友祭奠者進入。關於墓地的消息就一直處於隔絕狀態。部分死者遺屬多年以後才輾轉得知公墓已廢歿、遺骨被處理的消息。 —————————————————————————————————— 【簡訊】 《毛澤東最後的革命》研討會在京召開 韋 陀 羅德里克·麥克法考爾（美國）和沈邁克（瑞典）合著的《毛澤東最後的革命》一書，2006年在哈佛大學出版後，受到了歐美中國史學界的高度評價。2009年4月，香港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了此書的中文簡體版，同年6月，台灣左岸文化出版社推出了此書的中文繁體版。此兩版皆由大陸翻譯家關心翻譯，清華大學教授、文革史專家唐少傑 先生審定。 此書的中譯本出版後，在國內文革史和國史研究領域引起了較大反響。鑒此，2010年6月26日 ，《記憶》與《往事》共同聯手，邀請國內黨史、國史專家在北京舉辦了該書的研討會。該書作者之一沈邁克教授在會上介紹了此書的寫作情況和域外的評價，審校者唐少傑介紹了此書的翻譯和出版情況。會議分別由清華大學 教授唐少傑和北京大學教授印紅標主持。與會者有卜偉華、丁東、范世濤、李宇鋒、唐少傑、印紅標、蕭冬連、徐海亮、王海光、王東成、閻長貴、吳迪、鄭仲兵等人。丁東、范世濤、唐少傑、王東成、閻長貴、吳迪等人提交了論文。與會者認為，此書是自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一書之後，最具權威性和可讀性的文革通史，且在部分史實的考訂方面超過了王著。同時，與會者也從不同方面指出了此書的缺點和不足。 史雲、何蜀雖因故未能與會，但會前將所著論文提交會議主辦方，並由主辦者在會上宣讀。法國高級社會科學院教授，《失落的一代》的作者潘鳴嘯先生本擬參加此會，亦因故未克踐行，潘 教授深以為憾。 與會者為研討會提交的論文將在《記憶》上陸續發表，《記憶》擬俟作者授權後，將這些論文結集出版。 —————————————————————————————————— 【編讀往來】 1.北京六中老三屆讀者來信 我是北京六中的老三屆。文革初期，我們學校打人最凶。我校的老工友被拖到男廁所的小便池內，讓他喝尿。他不喝就用腳踹他的頭。我當時正在解手，紅衛兵命令我一定要尿到他的頭上。我本來就害怕，一緊張，更尿不出來。他們就罵我是膽小鬼。這個老工友當天就死在那裡了。從那以後，我再也不敢到那個廁所去了。王祖鍔是我深為敬重的人，他在文革中成立四三派，為出身不好的說話，這需要正義感和極大的勇氣。但是，他提到的六中的情況，只是九牛之一毛。希望六中的老三屆像四中那樣，記下歷史，留給後人。 2．戴為偉來信 《記憶》五十二期刊登了兩篇高中學生寫的文章，十六七歲的中學生能寫出這樣的文章，讓人驚訝，也令人高興。希望《記憶》能夠團結更多的年輕人，讓他們關心文革，關心中國近現代史。他們是祖國的未來。 3．陳靜談感想並推薦劉東的博文 我是女六中的老三屆，我是從“女附中文革專輯”才知道《記憶》的。作為同齡女性，我很敬佩馮敬蘭、劉進、葉維麗、鮑國芳這些姐妹們。她們沒有被平庸的生活淹沒。我向同學推薦她們的文章，希望女六中的校友也拿出這種責任感來。寫一寫女六中的文革。 我們學校跟四中只隔一條街，上學的時候，我不喜歡四中學生。覺得他們狂，看不起人。看了四中文革專輯，我很感動，也受到啟發。尤其是劉東和王祖鍔的文章，讓我想起了四十年前的歲月。我在網上還發現了劉東的博客。他的勇氣和文筆都令我欽佩。我把劉東的博文給你們發過去。希望讓更多的人看到。 讓記憶服務未來 ----寫在《我親歷的四中文革》登載之後的話 劉 東 網絡雜誌《記憶》如期登載了我寫的《我親歷的四中文革》一文。這原是我個人為了避免淡忘而把關於文革十年的經歷寫下來留作回顧歷史用的。現在公開發表出來，可以使更多的人增加對那段不幸歷史的了解。而我這些純屬私人的回憶文字也有了更深的意義。我不知道，看過這篇“記憶”的共同親歷者是否認可，也不知道沒有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看過之後作何感想，我想自己只要做到忠於歷史，實是求是，就問心無愧。 十年文革，距離今天已有近半個世紀的歷史。如今還把這些令人痛心的歷史重新翻騰出來，有無必要？我的想法是，那十年的歷史不僅屬於我們這些親歷者，更屬於我們國家，屬於中華民族，甚至可以說屬於世界。當這段歷史正在逐漸遠離我們的時候，保存在我們這代人頭腦中的記憶不再是我們個人羞於面世的隱私，也不再僅僅是個人的歷史足跡。我們有責任，更有義務把它奉獻出來，使這段歷史的記錄更加完整，更加豐滿。記憶，可以私有，也可以共有，重要的是記憶保留的價值。對我們這些親歷者而言，至少文革的經歷是不應該隨意遺忘的，不僅不能忘，還要各盡所知，各盡所能讓它們不至於丟失。這樣做的目有很明確，十年文革運動既然號稱是史無前例的，那麼，我們就有責任讓它後無來者，讓這樣的歷史大悲劇僅演一次，讓類似的歷史不再重演。而這樣的擔憂早已被證明不是杞人憂天。至於我們個人在那場浩劫中曾扮演過何種角色，對歷時十年的民族大災難而言，實在是微不足道的。值得我們做的是在公開這些記憶的同時，也不忘進行自我反思和自我救贖。 讓文革的記憶為更美好的未來提出警示，我想，這就是我們這代人義不容辭的歷史責任。 2010年7月6日 星期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