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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微痕丛书 .纪实卷. 之四 2010-08-21 01:52:05

 

 

 

拒绝遗忘  正视历史

 

支持改革  促进民主

 

 

 

 

往事微痕丛书

 

 

 

 

主编·黄河清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北京

 

 

 

往事微痕丛书·纪实卷·之四

 

 

 

卷地风来

 

——右派小人物纪事

 

 

 

 

 

峁家升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北京

 

 

 

 

 

 

 

 

 

 

 

主编的话

 

 

2007年7月，北京谢韬动议，卢玉支持，铁流诸右派老人创办了《往事微痕》期刊，每月两期，每期十余万字，迄今已出版了近40期，为1957年遭整肃的右派份子提供了一个内部交流的园地。全国幸存的右派份子十分欢迎和爱护这份刊物，纷纷来稿。这些稿子，有许多是右派老人五十余年间遭际、生活、思想的记录，是自传性的纪实文字，是对1957年“整风运动”与“反右斗争”教训的总结、评述；篇篇真切，字字血泪，使尘封的历史最现。在大量来稿中有不少数十万言的长篇，《往事微痕》期刊难以全部容纳。

2009年11月，铁流决定创办《往事微痕丛书》，将这些数十万言的纪实巨著，整理编辑成丛书形式留之后世，委托我主编。此乃善举，非独于为国家民族历尽艰难困苦、九死一生的右派老人是好事，更是为历史存真备忘。区区学识浅薄，难当大任，然义不容辞，勉为其难，承此重责。拟分为：纪实卷、研讨卷、诗歌卷、小说卷、剧本卷、散文卷、参阅卷七大部分，以纪实卷、研讨卷为主。编辑原则唯以“存真”二字为圭臬，疏漏不当不妥处，谨请指谬，以为匡正。

 

本期《往事微痕丛书·纪实卷·之四》是峁家升专辑：《卷地风来——右派小人物纪事》，23万字。

底层右派，即便在反右运动资料的掘发和研究进入高潮的时刻，仍然是几乎湮没无闻的群体；作者则一直注视、注重着这个群体，为之搜集资料，为之著文，为之不平，为之呐喊。《卷地风来》就是作者努力的结集，副标题“右派小人物纪事”准确地表达了作者的着力处、着眼点；缘其本人就是底层右派，最了解他们。

《卷地风来》目录，别具一格，每一章节用百余字简明扼要地介绍一位右派，未读全文，已大致了解其人其事。

是书曾于2004年在远方出版社出版。本丛书一般将已出版的著作书名、作者、出处收录在“参阅卷”，以备查阅，但这部书稿是写右派小人物少见的篇章、是研究反右运动中底层右派重要的原始资料，而2004年的出版未引起大的反响。今承作者惠赐书稿，并说明、承担与远方出版社不构成版权冲突，故破例予以收录在“纪实卷”。我们不拥有此书的版权。

峁家升，安徽全椒人，1937年生，15岁入读合肥医校，17岁评为一等人民功臣，18岁任职黃山疗养院，19岁曾任沈钧儒保健医生，21岁遭整肃为右派，25岁摘帽；是胡适“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观念的信奉者；从医五十余年，祛病回春、救死扶伤之余，有医学论文和文学作品传世。

 

 

2009年12月14日于马德里

 

 

 

 

 

 

 

 

 

 

目录

 

 

主编的话……………………………………………………………………………………… 3

 

 

邵燕祥序……………………………………………………………………………………… 8

 

前言……………………………………………………………………………………………12

 

 

 

一、一个小右派的传奇人生一一陈炳南其人其事………………………………………  15

 

陈炳南，男，23岁（划右时年龄，下同），地区党校干事，因提了一条

 

历史证明是正确意见而划极右。夫妻罹难，家庭遭几近灭门之灾。新时

 

期比“报春第一燕”温济泽平反更早，人民日报刊登了他的来信，加了

 

编者按，影响巨大，当时收到了三千多封来信。

 

江秋云，女，22岁，地区党校办事员，受丈夫陈炳南问题牵连划极右。

 

 

二、一场运动与一个人及一家人的遭遇……………………………………………………22

 

陈炳南著《赤子吟—— 一个小右派的坎坷人生》读后感

 

这是一部血泪史，29万字大著，记述了一个小右派的坎坷人生。最不忍

 

卒读的是陈夫妇罹难后，所有亲属都受到牵连，五位老人都死无葬身之

 

地，任狗啃狼拖，陈父母饿死时，都才四十几岁。他们可都是老实巴脚

 

的农民啊！

 

 

三、张景影忧郁而终…………………………………………………………………………25

 

张景影，男，21岁，地委办公室打字员，57年以初中二年级学历，报考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以全省第二名高中。报到前破例参加了一次鸣放会，

 

（是那张名校名系的报到证害了他，不然一个打字员，是没资格与会的）

 

会上一句近似玩笑的话，误了一生，学籍取消，划为极右，身心受尽摧残，

 

直至忧郁而终。

 

 

四、软埋………………………………………………………………………………………29

 

陈卫华，男，27岁，某基层供销社送货员，半文盲，不知整风反右为何物，

 

稀里糊涂戴上了一顶什么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大陈人高马大，饭量大力

 

气大，为人厚道，专干重活。最后一条床单换小麦吃完后，被雷打死。死

 

后被软埋的，大半截腿都在芦席外面。

 

 

五、泣…………………………………………………………………………………………32

 

一对患难与共的小夫妻，男J女Z，皆二十挂零。初中文化，农村小学教师。

 

教师暑期学习班答错考题双双罹难。60年大饥馑时， 以尊严与屈辱换活命，

 

相拥而泣，以泪洗面。一双苦人儿，承受的是民族的苦难。

 

 

六、宽容………………………………………………………………………………………34

 

吕公，男，27岁，外科医生，某医院副院长。烈士遗孤，8岁穿军装，抗美援

 

朝功臣。如此红彤彤的老革命，竟也为几句无错的话划右。62年曾甄别，为了

 

得到检举人的证明，已经下跪求情了，检举人居然拂袖而去。未想到的是，廿

 

年后检举人居然求他“宽容”。

 

 

七、箫声咽…………………………………………………………………………………  36

 

丁祖杰，男，24岁，外科医生。勤奋好学. 执着于事业，县医院一把好刀，

 

泽被故里。平日谨言慎行，待人宽厚。因木秀于林，57年划右后妻离子散，

 

文革初期，惨遭迫害，自杀身亡，年仅33岁。是我敬重的学长，盛年早夭，

 

每思之涕下。

 

 

八、湛蓝的天空一一 一个右派之子的自述……………………………………………   39

 

杜某，男，中学教师，25岁（1982年生），说是右派之子，其实生父是响

 

当当的左派，多次政治运动的既得利益者。并非传奇的故事里， 记述了两

 

代人的辛酸。实际上真实比故事更悲惨，只是为了给这本小书， 增加一点

 

暖色，重新设计了一种结局， 也是寄希望于下一代吧。

 

 

九、倏忽之间………………………………………………………………………………  44

 

莫兄，男，25岁，地委党校教员。1958年5、6月间，反右高潮已过，作为

 

地委书记副书记轮流从省委讲师团要回来的人才， 还正红着呢。倏忽之间，

 

铁帽盖顶。灰头土脑忍辱负重二十多年， 一次忍无可忍对一小人抗争之后，

 

又是倏忽之间， 成为百万人口大县的正县长。历史的玩笑开得大了点。

 

 

十、一粒浮尘——反思程秋帆之死……………………………………………………    47

 

程秋帆，男，约30岁，税务员。右派群体中有代表性的小人物，代表了一

 

部分为了自己能苟活下去，不惜叫他人不要活的人；而别人要活命，当然

 

也不能束手待毙。所以所谓难友之间的争斗，有时争斗也是极残酷的，因

 

为都要活命，什么情义人性乃至道德，也顾不上了。

 

 

十一、天谴…………………………………………………………………………………  52

 

一个中等城市医院里的一群小右派，比例已近10%。他们和医院里左派们，

 

其实大都是一起召来的同班学员，同学之间，怎么会有如此仇恨？一整几

 

十年，整得别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依然不松手不松口，新时期大规模改

 

正工作开始了， 居然螳臂挡车拒不执行，终于输得干净，直至子妻皆惨死。

 

奇怪的是许多整人急先锋们，均无好下场，报应乎！天谴乎？！

 

 

十二、一个女右派的抗争…………………………………………………………………  59

 

盛明华，女，25岁，公安机关办事员。右派苦难深，妇女在最低层。这家

 

农场的女右派们，是受苦难最深的一群人。大部分人沦为性奴！不屈服如

 

盛明华江秋云者，差一点埋骨荒山。有意义的是，二十年后公安战士盛明

 

华，上下奔走，终于斗垮企图翻案的那只色狼。

 

 

十三、清凌凌的襄河水一一 忆蒙师……………………………………………………   64

 

盛老师，男，58岁，私塾老师。一生教书育人，只因见过同乡国民党中

 

将军长，多次受审查。57年戴帽，79年80高龄逝世前改正。

 

戴老师，女，30岁，小学教师。本人未划右派， 但作为右派之妻也受尽磨

 

难，连已经11岁的孩子，还不能读小学1年级。但戴老师儒雅娴静，尽职

 

尽责， 深受乡人敬重。她像家乡那条穿城而过的襄河水，滋润了无数幼苗

 

的心田。

 

 

十四、放逐到伊甸园一一 徐校长和刘老师的故事…………………………………… ……67

 

徐校长，男，近40岁。某地级市完中校长，划右派后降职放逐到家乡初级

 

中学任副职。出人意料的是，居然赢得了多年待字闺中，才貌出众，毕业

 

于南京大学某英语教师的芳心，从而演绎出一段该属于另类的故事。生活原

 

来是五彩纷呈的。

 

 

十五、我们经历的肃反运动………………………………………………………………… 69

 

这是我经历的第一次政治运动。我们这一群55届中专毕业生，不到20岁

 

的学生娃，家乡解放时也就十三、四岁吧，能够上啥杠子？却派来了省

 

三康医院秦政委为首的庞大工作组，运动搞的如火如荼，取得了“辉煌”

 

战果，还抓到了一个年不满二十的多国女“特务”。虽说是空塘捉鱼子虚

 

乌有，但他们大多数一年多之后，都成了右派。这次运动也改变了我的一

 

生。

 

 

十六、十七字点名误终身——胡风一案的边缘人物………………………………… … 76

 

程肇钧，男，32岁，银行职员。一辈子未发表过任何文艺作品，也未在文

 

艺单位任过职，只是抗战期间热血一回，而灾难连年， 直至反右时被人民

 

日报点名，成了“钦犯”，悲惨孤独地过了一生。

 

 

十七、乌以风情系天柱山一一兼致余秋雨先生……………………………………………80

 

乌以风，男，56岁，教育家，文史专家，诗人。我未见过乌以风先生，但

 

我到天柱山访问时，了解到乌先生以所谓＂右派″加＂历史反革命″的戴

 

罪之身，筚路蓝缕，独辟蹊径，历经磨难，终于编成了学术性文学性都极

 

高的，我国第一部《天柱山志》。乌先生一生淡泊名利，治学谨严，执著

 

于事业， 不求闻达，和浮浪于尘世的文化明星们，成了鲜明的对照。

 

 

十八、计算机时代的弄潮儿一一访数学药物学家孙瑞元教授……………………………85

 

孙瑞元 男 30岁 药物学家。中国数学药理学执牛耳者， 国家新药开发研

 

究常务专家， 中国药学界重臣，本不属于右派小人物系列。但孙老师划

 

右时还是大学里一名普通教师， 他所取得的重大成果， 完全是他身陷逆

 

境时， 对科学的执迷， 蔑视种种压力， 矢志不渝， 顽强进取取得的。

 

先生的行止是我奉行的楷模。

 

 

十九、五位大学青年教师……………………………………………………………………88

 

我们这家只关基层右派的农场，到了60年，却来了五名大学青年右派教师，

 

全是当年反右补课补出来的倒霉蛋。我们是从58年开始熬起，才熬出一些

 

不可言传的生活本领的：而他们一来就面临大饥馑生死考验， 居然也活下

 

来了，也是难为他们了。五人风貌各异，本质上还皆是善良百姓，个别人

 

某些事是可以理解的。

 

 

二十、文盲“右派”方庆余…………………………………………………………………92

 

方庆余，男，约30岁，文盲，基层粮站工人。一个只有十几个人的基层粮

 

站，也分配到一名右派或反社会分子指标。站长一拖再拖，拖到要自己去顶

 

时，才抓了家里有兄弟三人的方老三，从此老三成了“老五”。这位只认得

 

自己姓的文盲，大饥馑时期给过我许多帮助。

 

 

廿一、浮游在希望和绝望之间——我的右派经历…………………………………………95

 

我是门口塘农场里年龄最小的右派，初来农场也曾虔诚地“改造”过，只是

 

后来面对全场近1500名右派和什么反社会分子，几乎全不是来自知识界，我

 

犯惑了，弄不清一场运动为何要伤及众多无辜百姓。尤其是60年大饥馑时，

 

直面大批农民在一个叫新杭的水库工地上饿死，更弄不清谁是谁非了，唯一

 

的信念是要活下去，并利用我亦医亦农的身分，帮助素昧平生的难友们活下

 

去，后一点我部分做到了，是我行医近五十年仅有的两个亮点之一（另一亮

 

点是当了十年乡村医生，活人多矣）。从此，我虽然一直浮游挣扎在希望和

 

绝望之间，尽管苦难连年，满身疮痍，心力交瘁，依然按自己固有信念活下

 

去，未改初衷。

 

 

廿二、生命几何…………………………………………………………………………… 136

 

是记实也是小说，当我这个摘帽右派，以待罪之身下放农村时，我发现在阶

 

级斗争天天讲的日子里，阶级压迫无处不在，农村的“老四”们，早已非人

 

化了，人命什么都不是。时至今日，有谁了解过他们几十年的心路历程吗？

 

有什么作品反映过他们的现实吗？

 

 

廿三、一个死刑犯的独白——在有“反标”的日子里………………………………   143

 

在我工作的那家医院里，右派抓的多，所谓反标案件发生的也多，社会上也

 

大体是这样的。文革期间为此关、杀了一批批人。这位“斩监候”的死刑犯，

 

侥幸获释后，成了我的“棚友”，从而得知无辜获罪的不仅是我们右派。

 

 

廿四、从小说《风雷》说到“安学江”、“皖敬青”——怀念陈登科先生………… 151

 

本文似与反右无关，但正如一位智者所言，正是反右封了人的口，才有疯狂的

 

大跃进，才有文革的十年浩劫。本文只是提供一个标本而已。但可以由此推想，

 

如果运动不断运动下去，中国、你我会怎样？陈登科可是老新四军，手刃过数

 

名日本鬼子的抗日英雄。

 

 

廿五、曾希圣的功过是非要分清——《曾希圣和包产到户》一文读后……………… 155

 

我们这群小右派，知识浅薄，眼界狭窄，弄不清国家的大事情。只知道我们

 

是曾希圣肆虐安徽的直接受害者，也是曾霸王的残暴， 致使安徽数百万百

 

姓饿死的幸存者。所以当数十年后，有人颠倒黑白，为曾希圣评功摆好时，

 

不得不站出来说几句话，以求澄清历史真相，还百姓一点公道。

 

 

廿六、改造………………………………………………………………………………… 158

 

某农村中学教师，男，25岁，为人刻板,，循规蹈矩，大饥馑时，先浮肿后干

 

瘦，已倒地成饿殍，经抢救及难友援手活下来。后成了“快乐”的养鸭人，

 

常以“死”鸭回报难友。

 

 

后记………………………………………………………………………………………… 160

 

 

 

邵燕祥序

 

 

茆家升兄写的这本书，其特点是写了一些“小”右派的悲惨命运。“右派分子”，一经定性，即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人，每一“分子，都只是划归“右派”群体的五十五万分之一，又何分什么大小呢？这里的“小”，是说他们不属于毛泽东指控的“头面人物”（如所谓“章罗同〔联〕盟”，以及参加政协各党派、团体的重要成员和各界闻人），不属于“党政群”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里具有一定级别的干部，也不属于所谓“知识分子成堆”的高校中的师生，而是在中等文化水平以下，甚至是文盲半文盲的基层群众，他们于高层政治一无所知，也缺少对全国大局的关心，平时自己不订报，也未必认真看单位里订的报刊，最典型的一例，就是有人以为“党天下”的意思，犹如共产党经常教育大家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今日中国是“共产党的天下”，天经地义，毋庸置疑，所以在回答“是非题”的“党天下”边上画了“+”号，不料这就无异肯定了储安平有关“党天下”的右派言论，也就等于在右派判决书上签字画押，铁案难翻了。如果说，划为右派的各类知识分子，好歹还算是明明白白地陷入冤案的话，这样的一群从来无意于干政的人，则是懵懵懂懂地陷入政治案件，真是冤中之冤了。

 

这作为极端的例子，似乎事属偶然，但各种各样懵懵懂懂成为右派的人，不是一个小数，便有必然的因素在。

 

必然因素之一，是他们"没有摆正与党的关系"。什么叫"没有摆正与党的关系"呢？在"章罗"等参与各级政权的"大"右派，是抱怨"有职无权"，意欲"分庭抗礼"，"轮流坐庄"，也就是"篡党夺权"；在例如高校和科技文卫各界中的知识分子右派，是抱怨"外行领导内行"，意欲分享权力，也是与党争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领导权。而像茆家升笔下的这些基层小角色，他们哪里有那般的雄心壮志或狼子野心，他们千不该万不该在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上，以为自己有理，便跟党支部顶撞，不仅不听话，还口出不驯，然而须知，"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领导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通过党组织逐级贯彻的；你不听话，就是跟党支部作对，就是"反对"党支部，反对基层领导，而"反对本单位党的领导就是反党"这一条，在安徽省纳入了划分右派的标准，固然是曾希圣的决定，但这一条的发明权并不在曾，而是行之多年的不成文法，在反右派斗争中又经中共中央文件重申，并且在全国各地全都执行不误的。

 

与基层单位的党组织或其干部（支部书记、支部委员等等）有了矛盾，发生口角，提出些批评或仅仅是不同意见，怎么就是"反对"呢？--谁若是这样提问，只能说他对中国的国情太不了解了。中国两千多年来，政治上皇权专制，社会上等级森严，互相隶属，下对上，民对官，官对皇帝，只能伏首贴耳，服服帖帖，而上对下的要求，无非是"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这句话，是毛泽东1949年建国前夕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宣布的对国内敌对阶级和敌对分子的政策，后来，经过反右派斗争，推而广之施之于"人民内部"了。这就是所谓反右斗争"扩大化"。多年来经常说的"反右扩大化"也罢，"阶级斗争扩大化"也罢，准确地说，应该是"对敌斗争扩大化"，也就是"扩大打击面"；对已在应予打击之列的敌对分子实行专政，"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这按既定的"游戏规则"来说是合法的；然而，在强调斗争、反对右倾的气氛中很难局限于此，被视为不守"规矩"、"乱说乱动"的人，在平常已不顺眼，一有政治运动的机会，便可划为敌人。所以敌人总是越来越多，一个支部书记的私敌，便很容易经过运动的中介，化为整个共产党的"公敌"，又由于共产党是人民的天然代表，他们也就是"人民公敌"了。

 

"右派分子"，以至"地富反坏右"的帽子，跟"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革命"、"反人民"等一样，是一种政治标签，虽然可以写上法律文书，却不是真正规范的现代法律用语。什么叫"反党"，什么叫"反社会主义"，什么叫"反人民"、"反革命"、"反毛泽东思想"？再说，据以做出上述认定的"罪行"标准，什么叫"规规矩矩"，什么叫"乱说乱动"？这种种罪名的伸缩性实在太大，给犯忌的言行加罪的随意性也就更大。"右派分子"大家叫惯了，叫顺嘴了，许多人忘记了而有些人压根儿就不知道它的全称，乃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请大家看看这本书里写到的这些右派小人物，哪一个能跟"资产阶级"挂上钩？当年一些划为所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知识者，曾以脑力劳动者的身份，提过这样的问题；权威的解答是：你们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代表，当资产阶级拥有的经济上的资本被剥夺以后，只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能以他们的知识和技术为资本，来跟共产党较量，而右派分子则是资产阶级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代表，不粉碎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就要亡党亡国了。本书作者在承认这一命题的前提下提出，既然知识界是反右派斗争的主战场，这些小人物与知识分子不搭界，却也被当作右派打了，许多人后来的下场比知识界的右派悲惨得多，又是怎么一回事？这样的质疑完全可以理解。如果说前者算是搞错了的话，后者被划为右派则是错中之错了。

 

事实上，在反右派斗争这场运动中扣下来的政治帽子，不止于上述"右派"和"反党"以及"右派集团"、"反党集团"；如书中所述，就还有"中右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以及"犯错误的"等名目。"中右分子"，本来多是反右过程中领导层内部排队时所定（把群众按政治态度分为左、中、右三档，中间偏右的则称中右），是所谓"推一推就推过去，拉一拉就拉过来"，右派是敌我矛盾，中右在敌我之间；事后说得好听，似乎着眼于"挽救"，其实则是"候补"，全看本单位本系统划右派分子的指标达到没达到，没达到就算上，够数了就网开一面，视为"内（部）控（制）"对象，对本人一般并不宣布；有的在运动高潮中跟铁定的右派一起批斗过，后来没有正式划右派，"内控"吧，但下放时跟"正式"的"分子"一起赶下去了，下面就当"正式"的一样接收，"一视同仁"了，但到二十多年后改正右派结论时，查档案说根本没把他划为右派，这样享受全套右派待遇到头来不得"改正"的不幸者也不少。那幸运的"中右分子"是一直混迹在革命群众当中，到后来档案公开，才知道自己长期被"控制使用"，终于找到这么多年不提职不升级"不得烟儿抽"的真正原因。

 

要说当时没有政策指导，是不对的。按当时的政策，在工人中不搞反右派，在中学生里也不搞反右派。但下面比如说省里有积极性时，不但会层层加码，在数量上超标，而且一旦发挥创造性，就会弄出新花样，再经上面批示推广，原先的政策便从而"发展"了。如后来在工厂也依照抓右派的办法，定了一批"反社会主义分子"，具体数字不详，谁开的头也不详，所谓"反社会主义"的标准是什么也不详，以我们的政治（运动）经验度之，也无非是批评过领导，提过些意见，顶多是发过几句牢骚罢了，至于简称"反社会分子"也不妥，只是证明这样叫的人对何谓社会、何谓社会主义全都闹不清。中学里，一般只抓教师中的右派，但至少在四川，1958年按省委书记李井泉的指示，大抓一批"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学生，批斗之后，取消他们考大学的资格，这些人被简称为"这那生"，如茅盾文学奖获奖长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作者周克芹，就因此只得回老家上了农技校，他英年早逝，不知跟少年时代的坎坷遭遇有没有关系。此后到60年代初在大中学校又流行过抓"反动学生"，不叫右派的右派。其中就有郭沫若的小儿子郭世英，他的同案同学由公安局抓起来"法（？）办"，看在他老子份上，对他从宽，下放河南的农场"劳动锻炼"去了。

 

书中说还有"犯错误的"一类。过来人都知道，"犯错误"好像一个筐，什么都能往里面装。政治气候回暖一点时，右派分子也可以算是"犯错误的"（"犯'右派错误'"嘛），管理者这样说表示怀柔，当事人自己也可以这样检查；气候一变，右派分子如果不自承"犯罪"，而说是"犯了错误"，管理者和帮腔的人就会斥之为避重就轻，企图翻案："你难道仅仅是'犯错误'吗？你是反党，反人民，对党和人民犯罪！"也许只为说了句什么话，做错件什么事，历史上有个什么疑点没弄清，有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亲友的什么问题你没交代，或只是被告密者诬告了一下，甚至有不少人只是坚持了事实，说出了真理，但一来二去，在领导眼里便成了"有问题"的人，进一步变成"犯错误"的人，而混编之后，只有共名，什么政策界限，什么区别对待，都成空话，一锅烩，从此与"正确"无缘，动辄得咎。

 

事后诸葛亮回头看，在当时的各种"分子"当中，各种所谓"犯错误的"人当中，有不少人其实是"犯正确"而非"犯错误"的。

 

无论革命时期或和平时期，最大的错误是什么？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卷首文章，开篇就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把敌人当作朋友的事情，机率极微，而把朋友当作敌人，把人民群众当作敌人的案例，比比皆是，成千上万。打错了个别的人，应属在政治上犯错误--混淆敌我的错误吧，而如毛泽东所说，"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打错了以至杀错了并非个别的人，自然是做了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不错，而这样的令亲者痛而仇者快，岂不是至少跟"贪污和浪费"同样是"极大的犯罪"，甚至尤有过之--这不是对革命的犯罪，对人民的犯罪，对每一受害者及其家人的犯罪吗？谁该为这些罪行"埋单"？

 

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死者已矣，但生者有没有从中汲取足够的教训？

 

不是没有总结，经过十年浩劫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数以亿计的公众反思了文革以至历次政治运动的祸国殃民，连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而饱受折腾的当权派，也身受政治运动之苦，于是朝野上下得出"不能让文革悲剧重演"的共识，中共中央做出"不再搞政治运动"的保证。一时在部分报刊和出版物上也有过一些对政治运动的反思，指出它的先验倾向，"有罪推定"，"一阵风"、"一刀切"的习惯作风，加上以军事斗争的方式进行指导，一开始就"大兵团作战"运动群众，大轰大嗡，继之"向纵深发展"即所谓"深挖"，层层推进，上面打出一个"胡风反革命集团"，就逐级抓"小胡风"、"小（反革命）集团"，上面打出"三家村"，下面就到处抓"小三家村"、"小邓拓"等等；毛泽东估计某些大学里右派占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十，后来文件提出的控制数字是百分之五，如今规定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指标是要控制不要超过，那时下面领会的"右派分子占百分之五"，则是必须打足这个数来，诸如此类，似乎荒谬绝伦，其实司空见惯。

 

但这些导致草菅"政治人命"后果的一套，并不是灾难的根源。不搞运动了，还可发生不叫运动的运动，不搞"隔离反省"即私设公堂，却可借法律程序制造新的冤案，在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在1982年秋"十二大"前要完成对过去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之后，二十年来，新的冤假错案又在不断出现，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看来，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的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在决策和执行的层面上都缺少民主的制度制约。如社会批评家鄢烈山尖锐指出的，"一元化领导"成为"一人化领导"，即毛泽东常常批评的"一言堂"。上面一言九鼎，言出即法，下面唯唯诺诺，不敢说句"二话"；这不只是风气，几乎成为体制病，毛泽东自己也不能免。毛泽东在分析斯大林大开杀戒时，说在英美法那些西方国家这样的事不会发生；正是因为在那里，谁也不可能一人说了算，经由民主程序做出的决定，如发现有错，还可经由民主程序加以撤销和改变。而在我们这里，在1945年"七大"之前，中共中央就做出决定，在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的书记处，刘、任是毛的助手，毛泽东则有"最后决定权"，也就是一切最终是毛说了算，这个党内的"规矩"经过"七大""八大"一直传衍下来，毛泽东又传授了"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口诀式领导艺术，所以这种独断专行的工作方法也就不胫而走。这是从权力运作方面看，而从治党治国方略来说，对"统一思想，统一行动"（这两者是"五个统一"的核心）的强调，视任何不同意见为异己，必然舆论一律，言路不开，自己说一不二，不许别人怀疑，如有怀疑，便是犯罪；绝对正确，自然拒绝批评，文过饰非，诿过于人，绝不会承认错误，1955年春夏毛泽东在为胡风及其友人来往信件加写的按语中，浮想联翩，说这个是反动军人，那个是美蒋特务，警方据此把一大批人逮捕；到了同年秋天，中央公安部经过调查，已经把这些诬指加以澄清，汇报到中央领导肃反的十人小组，议论的结果，小组成员罗瑞卿（公安部长）、陆定一（中宣部长）决定，此事不向毛泽东报告，压了下来；纵然报告也未必会改变已成之局，但不敢上达，表明有一意孤行的领导，也就有百般逢迎的下属，在这样构成的权力核心圈治下，倒霉的只是圈外的一般干部，更不用说底层的普通公民了。

 

"殷鉴不远"，是一句好话，却是不好听的话，当时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意思是殷人灭夏，殷的子孙应以夏的灭亡为鉴戒；曾几何时，殷又为周所灭，殷的败亡又足为后人之鉴了。这个历史的沧桑，使人不由得想到唐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末了说的："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最近人们常常谈到执政能力，从能力这个视角看去，毛泽东不能说不是一代杰出的政治人物，他的思维能力和组织实践能力不可谓不强，且在建国前的武装斗争和党内斗争中都有突出的表现；但1949年后由他主导执政二十八年的结果，竟导致国内党内离心离德，国民经济濒于崩溃，把一个烂摊子留给"第二代"以至更后的后人来收拾，毕竟不能认为是执政成功的范例。毛泽东的错误不仅仅是一人的错误，错误的责任也不能归之于他一人；毛泽东有时把精神的力量尤其是个人的意志夸大到荒唐的程度，而他最后不能不受制于他亲手参与的制度设定。

 

人们叹息毛泽东自己导演了自己的悲剧，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这么说吧。而他这个个人悲剧的沉重后果的承担者，则是十亿中国人，是几代群众和干部，是历次运动的受害者；长远看最大的受害者是无数的底层沦于物质、精神、人格多重弱势的群体。就如这本书中的主人公们，他们仅仅被反右派斗争这场龙卷风的偏锋扫了一下，便已是遍体鳞伤，家破人亡，每个人作为运动中的打击对象，只是"五十五万……"分之一，但作为一个个体所受的打击则是百分之百。惯于军事斗争，把伤亡人数只是当作数字看的常胜将军，是不会体察"俎上肉"的痛感的。一次反右派斗争如此，还有针对广大农民的合作化运动，针对基层干部的"四清"运动，以至颠覆了全国人民正常生活理性的文化大革命呢。作为计划经济和普遍贫困的畸形反弹，新富新贵又同旧的权力者一道，圈地放逐农民，强制拆迁住户，在歌舞升平背后制造成千上万诉告无门的上访者、纠缠不清的新冤案，所有这些，追根溯源，许多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那难以言说的时代的后遗症，历次政治运动的远期效应，更是体制性弊端的衍生现象。

 

毛泽东熟读旧史，他深谙赵匡胤说的，"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之理。赵皇帝要的"天下一家"，是版图的统一，政权的在握，毛泽东则进而要实现思想的统一，精神的规范，这样一来，卧榻之旁，不但不容他人鼾睡，更不能容人清醒了。

 

作者嘱为序，拉杂写来，聊当闲话吧。
2004年7月28日

 

 

 

 

 

 

 

 

 

 

 

 

 

 

 

前言

 

 

1958年5月我戴上右派铁帽，告别风景如画的黄山，来到那荒山野地一个叫门口塘农场的地方监督劳动，那年我21岁。

 

这家农场全称为：芜湖专区门口塘农林牧场，对外称是下放干部劳动锻炼的场所， 有点像文革时的干校。其实主要任务是管制改造右派，虽说也有一些机关裁减下来的冗员， 和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人，包括未戴帽子的所谓中右分子。主要还是定了案的右派分子和一些所谓反社会主义分子，人数最多时有近1500名，以后知道全专区类似这样的农场就有好几处，全省就更多了。

 

和全国右派40%---50%被送去劳教和劳改相比， 这家农场的右派和反社会分子， 都还保留了干部或职工的身分， 还有不低于月薪13元的工资， 还有一定的口粮供应， 比起被送去劳教劳改的右派们， 要幸运一些， 事实也是这家农场饿死人要少一些。宏观反右扩大化带来的恶果， 这里右派们遭的罪，客观点说不算是太深的。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 这里的右派们可能又是最不该被扩大的， 或是说受冤曲最深的一群人。因为一提起右派， 总会使人想那至今也是权威的概括，即＂右派分子都是在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斗出来的″。这句话应该说是有一定事实依据的， 但却又是很不全面的， 起码我们这家农场， 乃至我们这个专区和安徽省许多这样的农场， 就不是这样的。

 

先具体说说我们这家农场吧，全盛时期关了近1500名右派和反社会分子，我算是去的比较早的， 先在生产队劳动了两个多月， 以后被废物利用， 抽调到总场卫生所当右派医生， 以后又说我和右派划不清界限（都是右派划什么呀！），又第二次发配到另一个小作业区半医半农。这样全场三个作业区我全呆过了，又当着半个医生， 所以四年下来， 我对全场的右派和反社会分子们都有了较多的接触，有的成了我终身好友。 和绝大多数难友们心都是通的， 不说都能坦诚相待了， 沟通还是容易的， 所以我可以说对门口塘农场的右派们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而一旦了解了他们被错划了的实情以后， 我内心惊异的程度是难以表述的， 并且这种惊异与迷惑是随着了解人数的增多， 日益加重的。

 

先说说我们的专区， 现在叫地区，那时全地区还没有一所高等学校，没有一家正式的科研机构， 也没有民主党派组织，更没有文联作协等专业文艺团体，所以整风鸣放期间， 地方小报上几乎未见到有什么知名人士参加鸣放的报道， 别说和中央及其他大城市的整风鸣放活动有什么联系， 就是和省会合肥也没有什么关联。所以我们这家农场里的右派， 没有一位大学教授讲师（1960年以后， 才来了五位大学普通的年青教师）， 连一位在校大学生也没有，没有一位科研人员， 没有一位民主党派成员， 也没有一位那怕是不入流的作家和演员， 也没有什么编辑记者，更没有当时一些什么事件的参与者， 也未听说谁和某大右派有什么瓜葛。一句话， 全都不是来自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

 

那么这近1500名右派， 都是些什么人呢？说来真是令人难以相信， 基本上是各基层单位的办事员、小职员， 公司的业务员， 供销社的营业员、保管员、送货员。他们中很多人不知道整风反右是怎么回事。称得上知识分子的， 要算少数中学教师和多数小学教师了， 不过小学教师中除少数正规中师毕业生之外， 多数是简易师范， 即小学毕业读三年的初中水平教师， 还有小学毕业只读半年速成班的教师， 也就小学生程度。 他们大都是当年教师暑期学习班考出来的右派。多数人是这一道题答错了， 即是非题中有一题是：有人说现在是＂党天下″， 你认为对就画＂十″号， 错就画＂一″号。这些乡里娃们， 还有人敢说现在不是共产党天下的吗？都纷纷画了个＂十″号， 这一划就像在卖身契上画押一样， 把自己卖了， 都名正言顺的成了大右派储安平的应声虫， 成了右派的正规军。不像某些基层供销社的工人们， 不够资格戴右派帽子， 只能戴个什么反社会分子杂牌军的帽子。我就在罗家冲作业区， 见到过一个刚刚19岁的小右派， 又瘦又小， 地道的一个孩子， 整天哭， 哭来哭去就一句话， 就像祥林嫂唠叨的那样， 说我不就画错了一个符号吗， 怎么就犯了大罪呢？听了真叫人肝肠寸断！我在赵家岗作业区还见到过一个姓方的＂反社会″分子， 是粮站扛大包的， 是个只认识自己的姓的真正文盲， 半文盲的人就更多了。天晓得反右派怎么会反到这些人头上， 他们和什么两条道路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大决战， 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这些极普通的基层群众， 怎么会和什么所谓关系国家命运大决战扯到一起呢？如果当时真的有什么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大辩论， 或者真如邹诗人那首长诗题目所说的：<<中国在进行一场大辩论>>，那么和这些基层百姓乃至文盲半文盲的人， 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些草芥小民参加到那一方， 对大局究竟会有什么影响呢， 他们之中有人意识到过要参加那一方吗？据我和他们数年的广泛接触， 尚未发现任何一位有这样的＂远大抱负″，为什么要把这些极普通的人， 拉到那样的大角斗里去呢？不是太高抬他们了吗？

 

这些都是空议论， 问题是这些来自基层的普通人， 怎么会戴上只该给真正知识分子才该戴的帽子， 或者说这些远离知识分子群体的普通人， 怎么会搅到只有知识群体才会有的什么思想立场，乃至什么路线道路之争里去呢？， 他们平日所想的可只是柴米油盐老婆孩子之类的琐事。记得当时脑海里一直就存在着这样的疑问， 因为它和报纸上连篇累牍的宣传差异太大。那时就想不通， 想了几十年一直想到现在也未想通， 想不通一个国家为何要和基层百姓过不去， 年年都要打倒一大批本来是拥护这个国家的普通人， 国家又能得到多少好处， 即使有一些暂时的利益， 比如廉价乃至无报酬的劳动力， 和一时表面上思想的高度统一， 可以为所欲为， 而付出的代价却是民心的离散， 远期的后果又会怎样？这些都是我几十年一直在思索的问题， 尽管一直也未思索出什么结果， 就是悟出了一点浅显的道理， 也是毫无用处， 也改变不了现实， 只是我也总还在思索着。

 

问题是农场里这一群的普通人， 为什么会搅进政治运动的漩涡里去， 戴上他们不该戴的帽子？就安徽来说，此事不久就有了答案， 一是中央有部署， 反右运动要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要向纵深发展， 纵在哪里？深在哪里？当然是要深入到基层单位了。二是安徽省一把手曾希圣搞运动历来是宁左勿右， 反右派时他在中央关于划右派的六条标准之外， 又加了两条， 即反对他强制推行的所谓农业＂三改″， 和反对本单位党的领导， 所谓反领导就是反党， 多了这两条， 特别是反领导就是反党这一条， 安徽的右派还不是一抓一大批吗？不大办我们门口塘这样的改造右派大农场， 那么多右派何处去？

 

我们农场这一大批右派， 基本上是1958年春季之后， 才陆续戴上帽子的， 其中一部分和我一样，57年受批判，一拖半年多之后才处理的； 还有一大批是58年运动向纵深发展， 一层层＂深挖″才挖出来的。前一部分人因为挨斗过多次了， 有了些思想准备， 情绪要平静一些；后一批人大体上是突如其来祸从天降的， 都是些基层的普通员工， 犯的几乎都是反单位领导即是反党这一条， 别的什么也不知道， 特别是一些不够划右派的什么反社会分子， 这些人情绪波动极大，说起单位领导都是非常气愤的， 甚至满腔仇恨， 这可以理解。只是我后来了解的多了， 发现这里面情况也很复杂，固然有很多基层领导是老虎屁股摸不得， 乘运动机会排斥异己， 把不顺眼不顺耳的人打倒搞走。有的基层领导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整风反右， 倒觉得是一次精减冗员的机会， 把一些多余的人戴个帽子送走了事， 机关还能少些负担。还有一些基层单位领导， 个人品质不错， 主观愿望上也不想整人，有些小单位就那么几个人十几个人， 天天在一起， 真的没什么大矛盾，真不想看到很亲近的人之间， 突然有谁无辜被打倒， 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那样对家属和亲友， 都无法交待， 会几代人都结下仇。但是当运动一天紧似一天，特别是右派或＂反社会″分子指标己经下达到基层， 再不积极行动， 就要自己去顶时， 就只好狠狠心了。我就听一个基层领导诉过苦， 问我要是我遇上这事该怎么办？他说这事办起来比国民党派壮丁还难， 那时还能和多男丁户协商， 或是拈阄， 或是出钱买个光棍汉抵数， 可是在搞运动时这些办法全用不上。既然抓谁也是冤，那只有运气不好关系不好的人认倒霉了， 你们说我哪里错了？你们要找我算账， 我找谁算去？还怪我那么凶那么狠， 还说我编了他那么多假话怪话反党的话， 他怎不也替我想想， 不编些瞎话， 他能够上杠子吗？不凶不狠怎么叫搞运动？怎么向上级交差？就是演戏也得假戏真做， 而且演长了也就成了真的了， 连被斗的人自己最后不也承认了！谁想到二十多年后还会改正呢？唉！

 

在农场时， 虽然已经感觉到这种状况是很荒唐的， 但总还想这些荒唐事只是某些基层领导， 政策水平不高， 运动精神理解不透， 犯下的局部性错误， 全国那么大， 一场大运动出现一些局部性偏差， 应该是不足为奇的。摊到我们头上只能哀叹自己命苦而已， 哪里敢对运动的正确性有什么怀疑！可是农场解散后， 我们回到了社会上， 接触的人更多了， 了解到类似我们那样的农场， 全专区就有好几处， 全省就更多了。特别是我调到一家地市级医院后， 发现在这种所谓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情况还是差不多。这家医院只有500多名职工， 反右时却抓了近40名右派和中右分子， 都是些什么人呢？依然是和运动不搭界的人， 这才想到这次涉及到亿万群众的大运动， 得到的后果究竟是什么， 应该怎样评述它， 才算不带个人偏见， 才算符合历史真实情况！

 

总之从反右起， 我所接触到的右派和什么反社会分子， 除少数人外， 基本上都是些基层普通群众。普通百姓平日思考的不过只是些日常琐事， 虽说也要关心国家大事， 也不过是读读报， 受点思想教育而己， 一个小职员办事员售货员保管员农村中小学教师， 有谁会想到有关政党政府国家方针路线的事？那不是瞎掰吗？不是脑子有病吗？大城市大机关高等学府科研机关所谓精英们之中的知名右派们想的什么， 做了些什么， 对与否，我不知道也不关心。我接触到的可都是些小人物，没有人想过那些国家大事， 也无从想起。所以从反右起， 特别是接触到无数基层小右派和反社会分子后， 一直在想， 一场主要是思想意识形态的大辩论， 为什么要株连那些普通百姓， 他们又是怎样被株连的？为的是哪些破事遭此灭顶之灾？遭罪后在农场境况如何？摘帽后又在干什么？有多少人熬到了改正这一天， 多少人未熬过去？熬过来的人现在日子过的咋样？我想如果有一天有一本叫做政治运动史这样的书出版， 里面一定少不了反右派这一章， 而写这一章的人， 不要只看到右派群体里那些著名的人物， 千万不要忘了还有无数的小人物， 忽略了他们就是忽略了罹难者的大多数。不要相信什么权威性的结论， 要眼睛向下， 一直下到最贫苦的受难人群中去，那才能反映出一场运动造成什么样后果的真正面目。他们本来就是社会的底层， 再一受难， 就成了一群最弱势的人了。鲁迅先生曾说过一句话， 说地狱里最苦的鬼是无声的。我所接触到的基层右派们， 几乎没有能用笔发言的人， 是一群无声的人。所以从在那家右派农场起， 我就想过有一天我要为这一群无声的人说几句真实的话， 所以才有这本小书。

 

当然， 我只是一个基层的普通科技人员， 既不是专业作家， 也不是新闻从业人员， 不可能对已定性的五十五万多名右派分子， 和不在编的所谓反社会分子等杂牌军， 作一次广泛有深度的调查分析。我只能叙述从那家右派农场起， 我个人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 只能是一鳞一爪， 视野极窄。我期待有更多的人， 写出视野更广更有思想深度的文章来， 让我们能更全面更真实的看清那场运动的全貌。正所谓关心历史， 就是关心我们自己。

 

茆家升

 

2003/5/29于广州

 

 

一、一个小右派的坎坷人生──陈炳南其人其事

 

 

─、谁是报春第一燕

 

错划右派的大规模改正工作，是从1978年9月17日中央55号文件下达之后开始的。在这之前，大约是1978年5、6月间，已经有人经过胡耀邦总书记亲自批准得到了改正。他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温济泽同志。就是那个姓名三个字都有三点水偏旁的人。时称报春第一燕。

 

其实早在1978年4月的《人民日报》上就已经刊登了一个刚刚平反的右派，为自己孩子升大学一事，写给《人民日报》的信。报纸还为此发了短评。而这封信在《安徽日报》的刊登日期为1978年3月29日。比温济泽同志改正时间要早上两个多月。可以说陈炳南的右派平反才真正是报春第一燕。

 

温济泽同志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又在中央机关任要职。他的改正确实在中央机关引起了巨大反响，给很多受冤曲的同志带来了希望。但是，由于他的改正当时未见诸媒体。他又毕竟是大干部，一般人总会认为只有大人物才可能得到总书记的直接批准。普通人是没有这个福分的。

 

而陈炳南同志只是个极普通的基层干部，既没有特殊的革命资历，又不是那一方面的专门人材，也没有传奇事迹。正是这样一位普通人的平反，并能在中央党报上刊登文章。可想而知，带来的震撼是极其巨大的。文章见报后陈炳南收到了全国除台湾、西藏以外数千封读者来信。这些来信，除了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教师、学生、下放知青和机关干部向他表示祝贺，并对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得到恢复和发扬表示赞叹外，绝大部分是关心自己各种冤案如何能平反。比如广西环江县那位反对放十三万水稻卫星而遭难的县委书记王定同志儿子的来信。这几千封来信，在芜湖引起了轰动。当时的地委某负责人赶紧找陈炳南谈话，指示他一封信也不能回，特别不能说是右派问题，免得刮起翻案风。

 

因为陈炳南这封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信有史料价值，有一定的代表性，故全文录此：

 

      党的政策在我身上落实了

 

感谢党，感谢华主席，要不是打倒了“四人帮”

 

     做梦也想不到我的孩子能上大学！

 

编辑同志：在这大雪覆地，寒风凛冽的夜半三更，我披衣伏案给你们写信。我的思绪像波涛一样翻滚，翻来复去怎么也不能入睡。为什么？因为我的大孩子今天接到了高考录取通知书。不，绝不单纯是这层意思。更重要的是因为，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关于认真落实干部政策和一系列指示，在我身上具体落实了。

 

事情得从头说起：

 

我是一九五零年入团，一九五一年十六岁时参加工作，一九五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解放前，祖父、父亲都给人帮工，受尽压迫和剥削。我这个苦孩子，对党对毛主席有诉不尽的恩情。但是因为我一九五八年说了几句“错话”，向上级有关部门写了一封反映情况的信，结果受到了撤职、降级、开除党籍的严重处分。从此，我就成了挨整的对象。

 

我一直抱着“心正不怕邪”的思想，兢兢业业为党为人民工作，接受党的考验。一九六九年，基层党组织根据我的一贯表现，经过反复调查，重新作了全部平反、恢复党籍的结论，上报地委批准。然而七、八年过去了还不见批下来，为此我感到苦恼。

 

   我心想，我这一辈子就算完了，好好把孩子扶养大，看孩子们的吧！但万万没有想到，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我的不幸已影响到孩子们了。

 

    霹雳一声震天响，华主席、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我们全家人的高兴，真是难以用语言表达。华主席、党中央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的特大喜讯传来了。我的大女儿从小学到中学，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原班主任特地写信来要孩子抓紧复习，准备报考；好多朋友争相报信，鼓励孩子准备应试。我的孩子也夜以继日刻苦钻研，准备让祖国挑选。

 

    文化考试结束了，初选录取了，体检合格了，我们全家人该是多么高兴啊！但是，政审开始了，全家都为我的问题没有最后解决捏了一把汗。政审结束了，但没有一点音讯。过了一段时间，听说又来搞我的外调。这时我的心啊，真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我爱人说“完了，又叫你的问题给‘卡‘住了。”我翻阅《人民日报》

 

上一篇篇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文章，把《干部工作者应有的品质和作风》那篇文章，读了一遍又一遍，心潮澎湃，热泪盈眶，暗暗地想：“华主席啊！党报上的句句话，都说到咱们心眼里去了，可是下面会不会这样做呢！”我焦急！我担心。昨天晚上，我们全家度过了一个难以忍受的漫漫长夜。

 

   今天一早，我爱人去市招生办公室查询。招生办公室的负责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的爱人，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孩子文化考试成绩优秀，我们又进行了认真负责的政审，发现你爱人过去犯过错误，后来单位党组织又作了平反结论，但是至今上级党委未批。大学党委和省招生办公室又责成我们重新了解。我们找了你爱人单位党组织，了解了你爱人的全部历史和一贯表现，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致使你爱人的问题长期拖下来，未能解决。后来我们又打长途电话请学校来人详细汇报了情况。经学校录取和省招生办公室批准，你的孩子已被录取进中国科技大学微波技术专业学习。从你孩子的身上可以看出党的政策的正确和华主席的英明。你们得感谢党，感谢华主席。要不是打倒了‘四人帮’，恐怕你们连做梦也想不到吧！”我爱人激动得泪如泉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中午，我拿着盖有红彤彤大印的录取通知书，指着其中的这样一段话：“这是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青年一代的亲切关怀，是党和人民所赋予你的历史使命。希望你坚持又红又专的方向，树雄心，立壮志，不畏艰苦，为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而勇攀科学高峰！”我激动地对孩子说：“小桃呵，你要以实际行动来回答。我们要世世代代铭记华主席，永远不忘党的恩情。”

 

编辑同志，写到这里，你们大概知道了我如此兴奋激动的原因了吧！我激动，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又得到了恢复和发扬；我激动，我们的子孙后代再不会受‘四人帮’的迫害；我激动，不拘一格选人材的英明措施将会加速祖国四个现代化的进程；我激动，我们有了以英明领袖为首的党中央率领全国人民勇往直前，造福万代；我激动……。此时此刻，晨曦初照，彩霞满天，遥望窗外，积雪初晴，一片银装素裹，这是多么光明灿烂的景色啊！

 

安徽省芜湖地区水产公司

 

陈炳南  78．2．14．凌晨

 

 

编者附记 

最近，我们收到中共芜湖地委来函称：

 

   地委已正式批准为陈炳南同志全部平反、恢复党籍。

 

 

 

 

今天50岁以下的人大概读不懂这封信了。或许还会认为太矫情、煽情。甚至感到这里还有些个人崇拜及人治的味道。会怀疑这位家长为啥要这么激动呢？你的孩子学习成绩这么好，本人各方面都那么优秀，被录取入大学是天经地义的事，为什么要有这么多麻烦呢？他说的是事实吗？还有这位家长本人早年参加革命入了党，仅仅提了条意见，说了几句带引号的错话，以后事实又证明他的意见是对的、“错话”一点也未错，怎么会被划成右派呢？右派不都是出了名的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嘛！辩论的不都是些国家大政方针及思想文化科技阵线上的大事吗？与他这样一个基层年轻小干部有什么关系呢？更叫人想不通的是明明各层领导都知道划他右派是确确实实搞错了。而党的政策又一贯是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他们手上都有做出平反结论的权力，为什么要一拖二十多年不解决呢？是基层工作失职吗？是有个别领导与他有私怨吗？陈炳南的冤案是个别问题呢？还是一个普遍现象！人们更关心的是，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在那个敏感时期，为什么要发表这样一位基层人员的来信并加了短评。特别是在附记里表明他已经平反而又不明确提出是右派平反。这意味着什么？只是对陈炳南一家人的关心吗？还是中央有什么重大决策而发出的信号！

 

反右派过去快半个世纪了，右派改正工作结束也已二十多年了。但是一场反右派运动给国家和老百姓带来的伤害远远没有结束。许多有识之士都认为1957年是国家重要的转折点，好好认真总结这场运动的教训，对今后的政治生活正常化和其他工作是有重要借鉴意义的。

 

而总结反右派的教训，只注意一些著名人物是不够的。55万多名右派绝大部分是普通人。而研究这些普通右派经历时、陈炳南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了。所以本文想详细的介绍这只真正的报春第一燕的经历，给反右历史留下一分真实的材料供后人研究总结。

 

 

 

二、 倔强的夫妇苦难的家庭

 

我和陈炳南一家人1958年在那家改造右派的农场相识，尔后40多年都相处得很近。介绍他的情况我是责无旁贷的。其实最理想的还是应该由他本人出来现身说法，他完全有这个能耐，我们是安徽师范大学夜大学中文系同学。他早年即发表过小说、散文，退休前是芜湖市农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他的关于农业政策调查研究的文章上过《农民日报》头条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是安徽省地市农经委系统因敢说真话而出名的三陈之一。他自己也说过，他一家的经历也是九死一生，他正在写关于自己的长篇记事文章。出于本系列文章体例的需要，我只能先简要的写个概况。

 

还是先从那封信谈起吧，看看他究竟提了一条什么样意见？弄得全家受难，半世不得翻身，以致连累子女不能升大学。这条意见祸国殃民了吗？大逆不道吗？反党反社会主义了吗？和大右派们遥相呼应了吗？全都是不沾边的事！他们这一群年轻人、只是不同意学校搬家而己！情况是这样的：当时芜湖地委辖属整个皖南和长江以北的无为、巢县、和县、含山等县。地委行署设在芜湖，地委党校当然也在芜湖。有一天地委某领导只是为了占用巢县空出来的一片空房子，决定把党校从芜湖搬到巢县去、就是说要从地区中心搬到边边上去。那样岂止是劳民伤财，对贯彻党的政策和培养干部都不利，而后者则是党校的基本任务。当然提意见的这群人，也有人有私心，不愿离开城市和家庭分散。这本来很正常，但是当这条意见惹出了祸时、人群马上分化，也包括本来是提意见的人。陈炳南等少数坚信自己有提意见的权利，并表明是出于公心的人，成了斗争的对象，最后右派加冕。而那些反戈一击、造谣中伤、颠倒黑白、乃至蓄意诬陷的人，不仅免于罹难，而且能官升一级。现在人们常说的价值取向，功利主义，以及漂亮言词后面掩饰的极度自私和卑劣，不能说开始于57年，但却是从那时起得到了恶性膨胀，起到的是惩善扬恶的效应。并且以后每经历一次运动，这些恶习都变本加厉地发展着。直到文化大革命好人受难，恶人猖狂，人性泯灭，道德沦丧。国家元气大伤。

 

按说像陈炳南这样出身工人家庭，十六岁参加革命，二十岁即参加共产党，工作中又一贯兢兢业业的年青干部，不问按什么标准，都是建国初期难得的人材。即使有什么差错，也应是关怀教育为主，不能不教而诛。何况他本来就没有错。而当时有个别领导也确曾这么做了。该校李校长当时从中央学习回来，见到满院子陈的大字报，第二天就把陈炳南叫去，恨铁不成钢式的狠狠批评一通，说陈年幼无知。激烈言词的背后，还是一颗呵护关怀的心，在当时的急风暴雨之中是十分难得，应该说也是很正常的。结果怎样呢？一位姓毕的整人急先锋，凭他特有的嗅觉，知道立功的机会到了，趁陈炳南不在家时溜到陈家，向陈的妻子江秋云同志打听李校长和陈炳南说了些什么。江秋云是个直性子的人，就把李校长的话和盘托出，说陈炳南只是年幼无知。这可惹了大祸了。姓毕的马上刷出满墙大字报，其火力之猛烈，用词之凶狠，用心之险恶，必欲致人于死地而后快。谁看了都不寒而栗。大字报还点名说李校长纵容包庇，并强烈要求李校长出面对质。这样就使陈炳南一家陷入绝境、连李校长也惶惶不安、处境艰难。姓毕的这种小人伎俩，给陈炳南刺激太大了。本来像他们这样由党一手培养起来的干部是十分听话的。运动整到自己头上，都在实心实意地检查自己的错误，接受批判，挖自己思想根源。经姓毕的这么恶劣表演，还有其他类似人黄口白牙的栽脏诬陷，倒打一耙，无限上纲等等。二十二岁的陈炳南疑惑了，弄不清这场所谓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斗争究竟是怎么回事了。难道阴谋陷害别人的人、文过饰非的人、心狠手辣的人、出卖别人的人就是左派，就是革命的动力？相反老老实实有啥说啥的人、敢于提不同意见的人、敢于坚持自己意见即使可能提错了或坚持错了的人、或已认识到自己有某些错误并表示愿意改正的人，为什么就是革命的对象，就该被打翻在地？什么是是非曲直？党的实事求是传统哪去了？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哪去了？陈炳南反躬自问：迁校本来就不对，我提了意见有什么错？李校长那样说又有什么错？难道姓毕的这类人的小人伎俩倒是对的！陈炳南从此态度强硬起来，不是自己的错决不承认，不愿违心地低头认罪。结果被划为极右、只发月生活费13元、半世受难。而那位姓毕的却步步高升，一直升到一个县级市的市委书记。为什么说反右扩大化搞乱了干部队伍，改变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影响了党的形象，这也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陈炳南等人因为反对迁校划了右派，发配农场劳动不久，因为种种不便，党校又迁回芜湖了。陈炳南他们咋办呢？帽子照旧戴着，改造继续改造。错误决策者永远有理。这类事已屡见不鲜了。

 

陈炳南一家的苦难刚开始。下一步就是打倒陈的妻子江秋云。她有什么过错呢？也提了什么惊天动地的意见了吗？都没有！没有也莫须有！欲加以罪、何患无词！江秋云也是出身贫苦15周岁就参加革命，20岁就当法官的年轻有为的干部 。刚调进党校不久，一句也未鸣放。凭什么划她右派呢？说来真是天方夜谈！那时陈炳南是党员，江秋云是团员。陈炳南有时带一些文件回来、江秋云随手翻翻，陈炳南马上大声呵斥她！说党的文件你不能碰！陈只是个党校普通干部，又不掌管国家机密。再说江也是党校干部，碰一下有什么大不了的。五十年代的人就这么认真。江秋云对丈夫有意见了，就在会上提意见说个别党员态度不好，盛气凌人。这个别人是谁呢？就是她丈夫陈炳南！这件事现在要当笑话看，怎么闺阁之中的事弄到会上谈。可那时就成了整人的宝贝材料了。陈那时是党员，你江秋云提陈的意见不就是反党吗？那么陈炳南以后划右派了，怎么不说反对右派就是左派呢？运动时有讲理的地方吗？

 

江秋云可是个烈性女子，不是逆来顺受的人。不会看风向、不会看脸色、甚至可以不讲方式不计后果。只认准一条，就是要摆事实讲道理。对那些造谣诬陷，胡说八道的什么大批判，她都当场大声驳斥，兵来将挡决不示弱，更不会什么低头认罪了。后果可想而知，也划了个极右，也只发月生活费13元。江秋云有话说了、说她还有个老母亲，中年单身抚养她长大，现在靠她生活。13块钱怎能养活两个人？经她多次力争，才把生活费提高到17元。

 

就这样一家三口月生活费30元、来农场劳动改造了。不久陈炳南的父母饿死了，一个不足8岁的小妹妹又来依附他们生活。紧接着他们的大女儿小桃出世了，雪上加霜。个人月生活费只有6元了，再怎么刻苦也生活不下去。今天的贪官巨贾们，在夜总会─掷万金、可曾想过一个靠工资生活的家庭，月生活费人均6元是什么概念？

 

为了争取生存权，他们多次写信找领导讲道理，终于给孩子争取到月生活费9元的权利。39元养活一家5口人、好难好难啊！不是亲身经历过的人、不是对他们有贴近了解的人，是很难想象这一家人是怎样熬过那艰难岁月的。夫妻俩头上戴着千斤重的铁帽，白天繁重劳动之后，夜晚还得接受训斥批判。尽管一家人只能吃个糠菜半饱，也得安排好免得饿死。老母亲已年过半百半头白发了，每天见亮即起身、挖草根、拣树叶、洗衣服忙个不停。老人家每天背着外孙女要洗好多好多的衣服，大部分是给别人洗的。给别人洗衣服一个月才收1元。给我们这些很亲近的难友洗衣还是免费的。有时烧一点什么小秋收的食品，还叫上我们去共享。老人家是我们难友的共同江妈。在那炼狱一般的日子里，有一位老人家呵护着我们、就多了一分亲情。至今我们也还在怀念老人家。陈炳南的八岁小妹妹秀兰、也天天跟在江妈后面忙个不停。那朵苦难的小花小桃，嗷嗷待哺，也只能低标准瓜菜代。2岁时即患了一场重病、差点夭折了。一家人就这么在饥饿线上煎熬着，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挣扎着。古人云“贫贱夫妻百事哀”。夫妻右派在那时可算是“贱”到底了。盘石一般的政治和经济压力，随时都会把这苦难的一家人压碎。比如江秋云产后只有29天，就逼她到猪场劳动，她到场人事科讲理，说按规定产假有56天。人事科那个没有人性的干事王福根，连看也不看一眼，只是鼻子里哼一声，不屑一顾撂出一句脏话：“哼，56天那是革命干部，你个吊右派，还想56天假，真是恬不知耻。还不快滚回猪场去好好劳动，难道你要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流氓场长陈殿邦要她每天挑30担水。还派个男劳力监督着，不挑完水不准回家。一担水一百多斤，还未挑三担水、下身就大出血，发生了产后血崩，生命危在旦夕。陈炳南清楚，如果再去找那个干事必定死路一条。就去找作业区主任陶同义，陶主任可真是好人，马上从工地上调回了八个壮劳力，抬起江秋云直奔几十里路外的县医院。陈炳南问陶主任准他几个小时假？陶主任拍着陈的肩膀说：“不要问假了，什么时候你爱人病好了，你们就一起回来。”陶主任这样的好人，在那时非常难得。到了县医院时江秋云已经奄奄一息了，多方抢救才保了命。可是一点奶水没有了，陈炳南身上分文没有，只能给29天的小孩吮指头，小生命饿得直哭不止，陈束手无策，心想这条在错误时间错误地点来到人间的小生命，大概就要饿死了。后来多亏好心的护士给了他们一点葡萄糖水，以后难友陈平又送了一些米糊母子俩才活下来。在那个非常时期，这样的事太多太多了。他们可以说是幸存者。他俩从被人羡慕的革命干部，蒙冤受屈一下子坠落到社会最底层，受尽磨难九死一生，他们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他们想过些什么？他们失望过吗？是怎样经受住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苦？怎样顶住大山一般的压力？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我们等待着陈炳南夫妇自己说出这一切，一对小人物的遭遇也是一个时代的折射点，也是一份历史的见证。也会有许多发人深省的东西。

 

 

三、     漫漫平反路，终有尽头

 

那些年“分子”很多，但注了册的只有五类：地、富、反、坏、右。右派原来都是国家工作人员，那时大学生一入学即有了国家干部编制，即使戴了帽子之后，许多人还有干部身分。为什么原先只说是思想政治阵线上的斗争，以后突然成为阶级敌人？至今我也未搞懂。这一变就掉进了社会底层，这是每一个右派都不能接受的。为了生存、为了讨还公道，每一个基层右派都千方百计，耗尽心血要恢复一个自由之身，做一个不受欺凌与侮辱的普通人。这点基本要求应该是合理的，但却是不能达到的。这里不讨论反右派运动是对是错，就基层小右派而言，可以说是百分百的错案了。还有被错案加身， 面临绝境，不想平反的人吗？可以说一个也没有！因此可以论定，从反右定案那一天起，全国有数十万人都在通过不同渠道，用大致相同的方法，在诉说自己的冤情要求平反。这条路走了漫漫二十余年，有人中途倒下了、有人退缩了、有些人麻木了，但总体来看这支队伍一直在顽强前进着。不达目的决不停止。

 

陈炳南江秋云夫妇可以说是第一个到达终点的人。他们是幸运的，也可以说对这场大规模右派改正工作起了推动作用的人。记述一下他们为争取平反所经历过的艰难曲折，也是记述那些年基层政治生活和各类人员的精神风貌的一个侧影。

 

江秋云的事比较简单。因为安徽省委前第一书记曾希圣是毛主席点名的曾霸王，一贯极左。1958年初他有个重要讲话，说安徽反右对党团员的右派手太软。要坚决打击。有他这句话、一大批年轻的党团员们都右派加冕了。以后大跃进的破坏、60年大饥馑，安徽都是重中之重。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之后他倒台了，安徽在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时，也给少数右派平了反。主要是县以上的党员干部和少数年轻党团员。我们农场那一批人大都做了平反结论。最后批下来的只有少数人，原因是有了最高指示，平反戛然而止了。江秋云就是这少数人之一。她的事也确实太简单，说丈夫态度不好也算右派吗？不过宏观反右斗争史，安徽62年部分平反，只能算个别现象，不影响全局。

 

陈炳南可就没那么幸运了。虽说他的案卷是经来芜湖检查工作的中纪委付书记钱瑛同志看过，并明确指示要平反的。还是挡不住最高指示一句话，和我们许多人一样、做好了的平反结论也没用了。

 

很多人都被这一棍子再次打懵了，认为永无出头之日了。只有像陈炳南这样为数不甚多的人，出于对党和政府无限信任，出于改变极度贫苦生活的迫切愿望，依然在争取平反的道路上顽强地跋涉着。虽然每一次都失败了，但屡败屡战。每经历一次申诉、调查、讨论的过程，都会使更多一些人对反右派这场运动有了深入一层的了解：原来列为阶级敌人的右派们并不是洪水猛兽，也没有什么所谓罪行，只是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有些人是很优秀的，有些人也和普通人一样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批评一下或是给一点处分是可以的。说他们是什么阶级敌人可全都是被冤枉了，应该还他们一个公道。这就为以后大规模右派改正工作打下了一些社会基础。从这一点看陈炳南这二十多年的漫漫平反路就不是没有意义的了。他能第一个到达终点也在情理之中了。

 

在陈炳南的平反过程中，支持的反对的都有，有一些事很感人，有些事叫人沮丧。挑几件说一说也可以了解那时政治生活面貌一二。

 

陈所在的水产局局长李轩，是38式老新四军，为人正直。为陈的平反多方奔走。多次去找地委成书记未见着，有一天下大雪他又去了，书记又不在，保姆对他说书记下乡了晚上会回来。李老局长居然成门立雪，一直在书记家门前站到深夜十一点多。书记回来了，看见门口站着一个雪人吓了一跳，连忙请进屋。向他解释陈的问题主要是上面没精神，没有先例，掌实权的部队干部意见不一致，难是难了点，书记说总会解决的，等待时机吧。

 

说起部队干部陈炳南至今也非常感激军代表靳根源同志。在文化革命极左思潮盛行时，他接到了下面关于要求给陈炳南平反的材料，他经过认真的研究与了解，认定这是一宗冤案、同意平反。他为了陈的问题能顺利解决，会议前曾分别找每一个常委协商，都表示同意。但到开会时没有一个人敢先发言表态。这事能怨谁呢？

 

在陈炳南二十多年要求平反的过程中，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同情与关注。陈炳南都一一表示感谢。他为改变自己的命运也做了多种努力，他能吃千般苦、是个孜孜克克努力进取的人，工作中极端负责任、有很强的工作实力与一定的理论水平，是位干才。在各单位都得到一致好评。这些一是他本人的素质，再也是他争取问题能得到解决的措施。果然每次在讨论陈炳南问题时，这些都成了重要的参数。都说陈是位各方面都不错的人，根据党考察干部不能看一时一事，而是要看干部整个工作的原则，应该给他解决问题。结果他真的在全国五十多万右派之中首先解决了。

 

但是，如果另一个人不是像陈炳南这样各方面都很优秀，只是个普通人，甚至表现很差，还有不少错误，而反右时又确是冤案，又该怎样对待呢？所谓考察全部工作适用于个案的甄别吗？符合法治的原则吗？据我所知许多人就是被这样那样的事卡住的。后来还是以胡耀邦同志为代表的新一代国家领导人，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问题才得到根本解决。这是后话了。

 

在陈争取平反的二十多年中，遇到更多的是推诿、冷漠、阻挠和踢皮球。也看够了别人的冷眼与嘲笑。更不要说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了。一有风吹草动、他都是活靶子死老虎，任何人都可以来欺侮他一番。甚至难友中也不乏其人。陈炳南是个心胸宽广的人，总是从当时特殊历史环境考虑，不计较个人行为。比如那个害了他全家遭难的那个姓毕的，三十年后陈炳南作为芜湖市农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到姓毕的任市委书记的市里去开会。陈已做好思想准备，见面后“相逢一笑泯恩仇”。可是同在一个会议圆桌上开会，同在一个餐厅吃饭，这位姓毕的作为东道主，始终不和陈照面，形同陌路。他是自惭呢？还是对党中央给右派改正的决定抵触呢？从他对别的右派下手也那么凶狠阴险来看，他只能是后者。这样的人也决非姓毕的一个，有一位当时的党校副校长，以后任某县县委书记的人。本来他妻子也是反对党校迁校，并积极拉人署名的。风向一变马上反戈一击成了左派，对这样的人陈并未计较，是运动中常见现象。问题是到陈炳南已经临近平反，有关人员最后一次征求他的意见时，并说现在改变观点还来的及。他居然还坚持不同意平反，并说“悉听尊便”。这两位身居要职的父母官，是多年极左路线形成的思维定势呢？还是要守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从党和国家的前途考虑过吗？为人民利益、为几十年蒙冤受屈的人的处境考虑过吗？改革开放之后各级领导还能依赖这些说轻点是思想僵化的人吗？

 

还是地委那位成书记说的现实些、等待时机吧！等待！等待！好难等啊！时间在等待中一天天、一年年过去了。小伙子等得白了头、中老年人在等待中离开人世。依然前程渺茫，无边无岸。记得我们这些走得很近的难友，一次春节期间小聚、我即席背了两句套改了的陆游诗句：遗民泪尽等待里，北望京都又一年。满座泫然泪下。

 

漫漫长夜终有尽头，终于等到了“四人帮”垮台，极左路线收敛，终于等到了高考制度恢复。我们都得感谢陈炳南大女儿、那朵苦难的小花小桃，是她在一家八口人挤一间半屋、姊妹三挤一张床，全家吃了上顿愁下顿的极度艰难的日子里、矢志不渝、奋发努力，在高考中一举高中。从而引起诸如中国科技大学和招生办的高度重视，再度把陈炳南搁置已久的右派平反问题重新提出讨论；也感谢《安徽日报》，《人民日报》做了正确的舆论导向；也感谢中共芜湖地委敢为人先，率先给陈炳南做出平反结论。从而推动了右派改正工作的顺利进行。这些都该载入反右史册的。

 

2001年元月于广州

 

附记：本文原用题为《一个改正的小右派与中国农业大政策》，在叙述了陈炳南历经艰辛终获平反之后， 在三农问题上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 写出过极有价值的调查报告， 受到省乃至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 文章曾发<<农民日报>>头版头条， 并加了编者按， 当日中央电台新闻联播节目里， 还全文播发了， 可以说对中央农业大政策的制定与推广起了积极作用。可是陈炳南此举则触犯了某些基层领导， 妨碍了他们搞新浮夸风和假大空， 因此又受到许多新的压制和打击， 陈炳南依然和反右以前一样， 不顾个人安危， 为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和他们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又是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为此我也曾写了一节：<<心系三农， 为中央农业大政策献计献策>>。可是因为我对农业完全外行， 虽勉力为之， 仍不得要领， 所以建议他， 为何不亲自动笔直抒胸臆岂不更好。陈兄在经过积极准备之后，勤奋笔耕一年余，终于写成了洋洋二十九万言的长篇记实文章来，<<赤子吟一一一个小右派的坎坷人生>>， 己由中国文学艺术出版社出版。

 

陈兄此书完稿后， 曾邀我作序， 我哪里敢当， 但还是写了一篇读后感：《一场运动与一个人及一家人的遭遇》，那也是我真实的感受，作为此文附件附录于后。

 

2003/4/24又及

 

 

二、一场运动与一个人及一家人的遭遇一一《赤子吟》读后感

 

 

读完了炳南兄二十余万言的大著《赤子吟》，内心久久不能平静，面对这些泪浸过的血煮过的文字，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炳南兄嘱我作序，可不敢当，不问论资历论水平论社会贡献，他都是远远高出于我的，但是，作为四十余年来气息相通艰难与共的难友，特别是在陷入右派陷阱之中那些以沫相濡的日子里，很多时候我们就像一个“人”字的两笔，是相互支撑着才没有扑地而灭的。在我们行将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回首我们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时，我们不能不说说我们的心里话。说这些话时我们再也不必瞻前顾后，也毋须察颜观色，更不会为名利所驱使，也不再有什么顾忌，这是发自心底的声音，所以是真实的声音。正如作者在前言里所说的：“唯有真，才美，才感人，才有历史意义。”作者在人生的旅途刚开始的时候，正是因为说了几句真话才遭到灭顶之灾，以后厄运连年的，直到晚年依然为说真话而不断受到打压。纵观陈炳南一生可以说都是在为说真话而奋斗，他要说的真话可以说句句都是民间疾苦声。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在标榜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奉行“为人民服务”的国度里，为何处处时时都容不得说真话的人呢，要视其为洪水猛兽，必欲彻底铲除之呢？百姓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在他们心中究竟占多少位置？陈炳南几十年也没有想清楚，他只能按自己的理想去说话去做事，他来自社会底层，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和手工业者，这些底层的劳动者，胼手胝足日夜辛劳，养活了这个国家，自己却受尽剥削过着最贫苦的日子，还日夜不得安宁。陈炳南人生的目的说白了也很单纯，就是要改变那不合理的现实，使像祖辈父辈那样老实巴交的穷苦人能过上好一点安宁一点的日子。所以他一听说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时候，就义无返顾地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了，并决心为实现这个崇高目标而奋斗终身。可以说他是一名虔诚的共产主义信徒，说高一点是一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的人在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党的利益劳苦大众的利益他个人的利益从理论上说本来应该是一致的，他应该是能如鱼得水般活的自由自在，并能在这样的社会里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才符合道理。

 

但是，事实偏偏不是这样，尽管陈炳南处处以党的章程为自己行动的准则，对党在各个时期的号令与政策，都一丝不苟一步一趋地坚决奉行，而且成绩卓著，这在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人才匮乏时期，无论用什么标准衡量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理应受到重视关怀和呵护。可是，不知为什么，即使像陈炳南这样对共产党赤胆忠心的人，（遑论其他有这样那样所谓问题的人）一旦他们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说了几句真话，最重要的是表达了一点与顶头上司不同意见时，厄运马上就临头了。那种厄运可是挟了运动之风，借了运动之势，雷霆万钧般的重重一击的，而且从此之后，你就成了这个社会的异类，永远处于被歧视受奴役遭白眼的地位，是社会最底层的贱民，即使现实很快就证明你的意见是正确的，你也依然得不到社会的公正待遇，依然还是这个社会的异类，而且在以后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中，你必然是受打击的重点，任何人都可以作践你欺凌你，人生几何，铁打的汉子在几十年的蒙冤受屈惨遭迫害的境况中，也会意志消沉精神崩溃的。事实上也是有很多人在历次运动中倒下了，或是身心具损被社会淘汰了，或是学“乖”了，学会见风使舵了，学会明哲保身了，甚至学会先发制人乃至昧着良心坑害他人了。即使是这些已经蜕变了的人，也还不能完全责怪他们，人要生存嘛，特别是在那种运动连年的非常环境下，做出了一些不该做的事，只要没有造成重大伤害，还是应该有所谅解与宽宥，他们和那些为了一己私利而蓄意害人的人，毕竟有所区别，当然他们也只能得到原谅而不会再受到敬重。人们敬重的是那些连遭挫折乃至迫害，灾难重重，依然信念坚定，品格高尚，虽九死犹未悔的人。这样的人才是社会的中坚，才是社会的希望所在，只是经过无数次运动的反复淘洗，这样的人已经太少太少了，不过正因为太少了，才尤为可贵。

 

陈炳南应该算是这稀少人群中最为突出的人，一是他受的苦难可以说是最深最重，二是他在这深重的苦难面前，从没有丧失过信念，依然在尽自己的一切力量，为人生的既定目标而努力奋斗，虽遍体鳞伤九死一生也决不后悔，终于在自己岗位上做出了杰出的成绩，得到社会的敬重。这两件事都应该真实记录下来的，它是历史的一面镜子，也可以说是一宗宝贵的社会档案，它在告诫人们，永远不能忘记过去，只有记取既往的教训，才能把握好未来。

 

我写过一组文章，里面有一章是写陈炳南江秋云这一对患难夫妻，双双在反右罹难后悲惨遭遇的，那篇短文我也是含着泪写的，我自诩我们相处四十余年，我对他们是了解的，那篇文章记述他们的种种苦难，已经够怵目惊心的了。但是，当我读完这满纸血泪的真实文字之后，我更震惊了，很多时候被泪水模糊了视线，几至不忍卒读。是的，陈炳南江秋云这一对患难夫妻，所谓的右派一案够冤够冤的了，但是比起那些来自最底层的文盲半文盲所谓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们很多人可是什么话也未说过，甚至不知道整风反右是怎么回事。你陈炳南毕竟还向地委书记这样的大人物提了意见，提意见就是反党就是右派，虽说这话不合党章也不合宪法，但合“反右法”，合“阳谋法”，中阳谋圈套的又不是你一家子，你们一家子的苦难是够深重的了，不过比起那些在运动中身陷囹圄，在劳教劳改农场被摧残半生，乃至抛骨荒郊的人，还算是活了下来。有什么办法呢，既然你是所谓的公家人，端公家碗，就得受公家管，公家最大的头儿决定要搞运动，还玩了个阳谋法，你能躲得掉吗？左想想右想想前想想后想想吧，从那“抢救失足者”一直想到“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你就什么都能想得通了，就算你一时想不通，不是还有个国宝叫“阿Q精神胜利法”嘛，你也阿Q一回吧。

 

我这么说决没有宽恕那些在漂亮言词掩饰下，实际上是造成无数家庭家破人亡，患国殃民的各种政治运动，更不会宽恕那些靠运动起家，发运动财的政治暴发户，他们是漫漫几十年不正常政治生活的渊薮，他们挟运动之威残害他人谋一己之利，几十年过的风风光光就给社会做出了一个个恶榜样，改变了正常理性思维的价值取向和人生奋斗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当前贪污盛行腐败成风的源头之一，为了国家的进步，老百姓能平安过日子，有必要对这些人作持久的揭露，使他们和他们极端损人利己的价值观不再毒害这个社会。不过这样的话题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暂放一边吧。

 

以下重点还是说一说陈炳南江秋云夫妻罹难后，双方家庭遭受到什么样的苦难，这是我读了陈炳南的大著《悲忆录》之后最受震撼之处，因为双方家庭都是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本来他们应该是新社会的最早受惠者，即使生活一时还未得到很多改善，他们也从无怨言，依然胼手胝足日夜辛劳着，他们几十年凭着自己诚实的劳动过着简朴的生活，也为子女做出好榜样，子女们也学着先辈的样子，勤勤恳恳工作，清清白白做人，决不做任何伤害国家伤害集体和伤害他人的事。这样的家庭在中国千千万万，虽说普通却是一个国家稳定的基石，任何一项政策一项政府行为对这样极普通家庭是利是害，应该是该项政策和行为的试金石，什么叫为人民服务，人民在哪里，离开最底层的劳苦大众，所谓服务岂非是骗人的空话。同样的道理，一场运动对他们那样的家庭是福是祸，也是验证运动是非最可靠的标准。

 

那么那场所谓的政治思想上的大革命的反右派，究竟给这两个普通劳动者的家庭带来了什么呢？请读读陈炳南这部用血泪写成的著作《梦醒录》吧！我真的不忍心复述了，那景象太悲惨，感情太沉重，是真正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陈炳南家祖祖辈辈务农，宣城山区山坡地土地贫瘠，加上时局动乱民不聊生，祖父一辈开始学会了补伞制伞手艺，父母边种田边修伞，更劳累了，但生活也多少有了点改善。以后儿子参加了工作，虽说工资不高，对家庭没有多少贴补，但听说儿子工作很出色，全家人都高兴。父亲由于工作认真为人正直，还入了党，当上了监事会主席，比起解放前的日子，要好了很多。全家人从心眼里都感谢共产党，他们自己和所有熟悉他们家的人，都不会相信，一场政治运动的灾难会突然降临到这样善良忠厚人家的头上，而且很快使这个本来对新社会无限热爱的也与世无争的家庭一下子就坠入了无底深渊，五位老人都惨死在60年大饥馑之中，而且都被抛尸荒野，任狗啃狼拖，白骨也无人收！这些善良的农民，究竟犯下了什么滔天大罪，弄得死无葬身之地呢？陈炳南父母惨死时都才四十几岁，他这样描述母亲的死：“我从那家改造右派的农场赶回来见母亲最后一面时，见母亲全身肿的完全变了形，像个水菩萨，头往左偏，整个上身就往左倒，头往右偏，人就往右倒，眼睛肿的不见缝，鼻子肿的不见孔，连声音都变了……这时我就跪在母亲身边，扒在母亲身上，从头摸到脚，连声喊妈妈，别的什么也说不出来，没有悲泣，只有全身颤抖，妈妈那水袋似的巨手，也是从头上摸到我的脚下，妈妈一边摸一边以粗哑的噪子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妈以为今生再也见不到你了……” 。陈炳南明知母亲活不了几天了，但场规不敢违，不得不在作一番尽力安排之后按时回场了，他知道这一别是生离也是死别，果然几天之后，他母亲趁妹妹不在家，坐在大澡盆里，用缝被子的大长针在自己身上戳了几百针，放了半澡盆水，水流尽了，人也轻松了，她也悄悄的离开了人间，年仅48岁。人孰无父母兄弟姐妹，一个人如果一时蒙冤受屈，身处逆境，那已经是一个重大打击了，再要连累到父母及家人，逼得他们悲惨地死去，可以想见陈炳南的悲哀会是怎样的刻骨铭心，所谓大悲无言，他还能说什么呢？但是在尔后漫长的岁月里，他能有一时一刻忘掉父母的惨死吗？！陈炳南江秋云所有亲属都受到株连，大妹妹被逼得精神失常，二妹妹曾被骗嫁给一个大她三十多岁的男人，小妹妹未进过一天学校。人们不竟要问，陈炳南夫妻究竟犯了什么弥天大罪，遭到这几近灭门的大祸呢？我要告诉你他仅仅是提了一条正确的意见，说了几句不是错话的错话，你一定会疑虑重重，那么请你读读这本血和泪的真实纪录吧！当你读完它后，再掩卷深思时，你还会相信反右只是错划了几个知识分子，不是群众性的灾难吗？！

 

陈炳南是条硬汉，天大的苦难压下来，一个人顶着，牙齿打碎了往自己肚里吞，任何时候都按自己固有的信念，迈开坚实的脚步一步一步往前走。是的，即使在他冤案获得改正之后，虚假浮夸之风远没有绝迹，可以说一直在神州大地肆虐，陈炳南想踏踏实实给老百姓办点事，一直步屡维艰，尽管如此，他一天也未妥协过，一直在为社会走向公正化理性化而不懈努力，陈炳南也许是位理想主义者，在弥散着虚假的空气里只能到处碰壁，办不成他认为他应该能办成的事，最后他只能扛着理性的长枪，往浮饰的虚妄处刺上一刺……

 

我再次声明，为此书作序，实不敢当，只是谈了一点读后感，随附宏篇，一起请各方批评指正。

 

2001年11月17日于广州

 

 

 

 

 

 

 

 

 

 

 

 

 

三、张景影忧郁而终

 

 

张景影和我都是一所改造右派农场里最年轻的右派。1958年补划右派时，都刚21岁。21年后，1979年一起获得改正。当时他说：冤枉当了21年右派，不想别的补偿，我只想再活21年，那也可以见见下个世纪是什么样子了。那年他四十岁多一点，这该不是奢求，也不过说说而已，反映一点无可奈何的意绪。

 

可惜他这一点基本愿望也未能实现。1996年他病死了，可以说是忧郁而终。

 

他要是活到现在，也就是个普通的退休干部吧，和千千万万个退休者一样。

 

也许他可以是一个有些建树的人。

 

划张景影右派是一场残酷的儿戏。他生长在徽州农村，那是个学风很盛的地方。他自幼酷爱读书，可惜家境贫寒，初中未读完就辍学了，到地委机关当一名打字员。他平日话不多，一个人住在三平米的小阁楼上，没事很少下楼，机关里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小小的打字员。突然有一天小张在全地委机关出名了。原来这一年（1957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在安徽省招收五名学员，公开报考。这可是名校名系啊，出来就是新华社等中央机关的大记者了，那可是无冕之王呀！机关里很多年轻人围着这张报纸议论不休，都在叹息数字太少，几千万人口的大省才五名！要不然……突然一个人们不能接受也未能想到的事实发生了，二十岁只有初中二年级学历的小小打字员张景影以同等学历身分报名了。这下机关里可热闹了，说啥的都有，无外乎冷嘲热讽，什么不自量力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之类的。见到小张免不了挖苦几句什么大记者下凡有何公干之类的。人们就这个德性，他得不到的东西你也别想得到。张景影对这些都一笑置之，工作之余躲在那蒸笼似的小阁楼上挥汗如雨彻夜苦读。终于天道酬勤，他考取了，而且高居全省第二名。这下子冷嘲的热讽的人一齐哑口了。小张本来就内向，接到通知书尽管内心很激动，表面仍很平静，再说还有一个多月大学就要开学了，要做的事很多，根本顾不上别人的议论了。这时他已经是中共预备党员了，灿烂的前程正在向他招手，二十岁的孩子有点踌躇满志了。

 

谁想到天有不测风云，政治气候更是说变就变。大鸣大放开始了，本来他一个打字员，只能算勤杂人员，完全可以不参加这样的会议。要不是他怀里揣着一张名牌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平常的时候这种关系到所谓国家大事的会议，他是没资格与会的，更没资格发言了，发言了也是人微言轻没人听。现在不同了，即将是名牌大学大学生了，要远走高飞了，还能不发表一番高论，让人们领略一下未来名人的风采。张景影也许是经受不住好事者的窜掇，也许是每个人都可能有的一点表现欲，也可能他感到机关确实存在着许多有待改进的问题，他鸣放了，而且真的要展现一下自己的文学才华：他直接批评地委书记和行署专员们，说我们的书记是舞台书记，我们的专员是剧场专员。那意思是说书记专员们有官僚主义，平日见不到，只有到舞台剧场做报告时才能见到，仅此而已。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平日作个玩笑开一下也没什么嘛。领导不是人民的公仆吗，主人开仆人一句玩笑有什么了不起，不顺耳了，触犯了龙颜了？对！就是犯了龙颜！冒犯了最高领导了吗？不！小民们哪有这个胆量！想也未想过的事。那龙颜是什么？就是顶头上司！在曾希圣的王国里，顶头上司就有不可冒犯之龙威。因为反右时曾希圣在中央关于划右派的六条标准之外，另加了两条：一条是反对所谓农业“三改”，一条就是反对本单位领导。可以想见各单位大大小小头儿有了反单位领导就是右派这柄上方宝剑，机关政治生活会出现什么样的政治局面，还需细说吗。有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说安徽青年右派占全国之冠，不会是空穴来风。

 

书归正传，再说说那个倒霉蛋张景影就因为这屁大的事，把锦绣前程给毁了。划了个极右，只发月生活费13元，下放农场劳动改造。划他右派的地委杨书记，那年已有四十大几了，孩子可能也和小张差不多岁数吧。如果是你的孩子出现这样的事，你能不教而诛，一巴掌把他打死？孔老夫子还说“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哩，一个共产党高级干部的襟怀还不如几千年前的封建时代？到农场后我们才知道，这位杨书记果然是心狠手辣，仅我们那一个农场就关过近1500名非知识群体的右派，皖南地区这样的农场还有多处，都是杨书记的战利品。杨书记政绩斐然，不久就升到省里做官去了。

 

到农场后我们很快就相识了，惺惺相惜嘛。认识小张有点传奇性：一次总场集会，我在一个角落里看到一个小青年手上握着一本旧书，读得正起劲，我上前一看他正读着唐·吉诃德战风车那一段，怪不得这么全神贯注旁若无人哩。凭直觉我上前一拍他的肩膀，说你是张景影！他抬头看看我说，你是右派医生茆家升！就这样我们结识了。从此我们几乎是朝夕相处，直到文革前。

 

在农场时我们共同经历了无休止的批判训斥，繁重的体力劳动，特别是大限临头似的大饥馑。说是少年识尽了愁滋味一点也不过分的。我们都是涸辙之鲋，只能相濡以沫了。那时虽说他在生产队我在卫生所，依然经常在一起。一是想方设法弄吃的，再就是说一些读书的事了。那时我们都只有二十郎当岁，还未到心死的时候，总对未来还有些幻想，也算是相互支撑相互鼓励吧，总比一个人向隅而泣好。在那种非常时期有这种友谊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我们也十分珍惜它。记得他只给我一个人看了他试写的部分小说初稿，看得出他有很好的文学悟性和对事物的观察能力，驾驭文字的功力也很强。最难得的是他心灵深处有一股理想之火，一直在熊熊燃烧，总盼望着有一天……

 

这一天也曾海市唇楼一样出现过，中央七千人大会之后，极左思潮有一点收敛。农场解散了，我和小张等人回到了芜湖。一度我和小张同住一个小阁楼上，真正是耳鬓厮磨了。那是我们陷入反右泥淖，吃尽千辛万苦之后，难得的一段平静时期。那时正忙着两件大事：一是对我们反右案件进行甄别平反，有什么好甄别的呢，不就是那么几句听起来不顺耳的话吗，四年劳役九死一生，还不够吗？所以农场回来的人，几乎都很快的做出了平反结论，只等批复了。第二件大事是时不我待，尽快把荒废了的学业补上来，工作之余小张和我及其他几位摘帽右派，奋发努力，考上了安徽师范大学夜大学中文系，一切从头开始。从此我们又多了一层同学之谊，相互切磋相互砥砺，二十多岁的老童生也像莘莘学子一样孜孜以求。小张又拿起了笔，记得他有一首写采茶姑娘的诗，里面有一句意象很美：“半个笑脸绿中藏”。我们戏称他为绿中藏歌者。记得我曾写过一首小诗赠他：“第一次相见/就成了知己。四年风高浪险/更亲如兄弟。我饥肠辘辘/你搜出最后一粒米。你饿病奄奄/我弄来‘状元红’为你治病疗饥。我们在窒息中呼唤清风/在混沌中等待朝暾升起。……‘黄河若不断/白首常相忆’”。（所谓状元红乃民间对红糖煮黄豆的昵称）

 

政治风云真是瞬息万变。幻景很快成为泡影。最高指示下达了，右派平反戛然而止，我们再一次坠入深渊。

 

文化大革命风暴接踵而来，我们都在滔天巨浪里苦苦挣扎。本来张景影是我们这群难友里年龄最小的一位，因而一直受大家的呵护。这些生死与共的难友，也曾是他生命所依。天大的苦难压下来，只要我们大家还能记住门口塘农场苦难的日子是怎样熬过来的，依然相互支撑，我们还是能活下来的，那怕是苟延残喘。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很小很小自慰和互相慰藉的小天地里，一齐厮守着等待海清河晏这一天。

 

再也未能想到在这样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张景影首先叛离出去了。他伙同另一位姓方的难友，突然对一起患难与共的难友们发起攻击。这在当时几乎是爆炸性事件。那时我们这批农场回来的难友为数很多，分散在地直财贸系统各单位，因为素质好能力强，又想表现一番争取解决历史问题，所以在各单位大都受重用。要不是张方二人跳出来自相戕害，是可以平安过一段日子的。这下子好了，各单位都有活靶子了，正是求之不得的事。张方这么一跳，也正中运动领导者下怀，推波助澜，斗争之火越烧越旺。既保住了自己又取得了辉煌战果。头头们笑了，向地委写了一份总结报告，说了他们是如何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从而把他们—网打尽的。听说地委正准备批转这份报告向各地介绍经验哩，可是运动又有了新部署，斗走资派了，我们这些人又被放到一边去了。那份什么报告也真是无聊透顶，什么叫一网打尽？不是早已尽入彀中，什么地富反坏右，我们不是全坠落到连盗贼都不如的境地了吗，只为了那几句所谓错话，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多少人埋骨荒山了，还不够吗？再扫一遍又能扫出什么新花样？不就是反右时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吗？要说这些人发过牢骚乃至要翻案，可说对了。受了这么大冤曲，还不能背后发发牢骚吗？要翻冤案的人，是对生活依然有信心的人，是对党和政府还是无限信任的人，有什么不好！

 

张方合谋在地直财贸系统演出这场闹剧时，我已经调到地区医院。乍一听说是小张挑起这个事端，而且攻击矛头主要是我时，我心情极其复杂，长时期理不清那繁杂的思绪。这是怎么啦？这就是那个早年受尽迫害的小张？就是那个勤学苦读文学悟性很好的小张？就是那个与我朝夕相处我曾赠诗的小张？就是那个在困境中我们相互支撑依然壮心不已的小张？我茫然了，不知如何面对这严峻的事实。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反复告诫自己，不问压力多大，不问处境如何险恶，决不写任何一位难友一张大字报，包括张方二人的。否则只能互相伤害和被人利用，也决保不了自己。当时急想知道的有两件事，一是我们那一批难友们都咋样了，二是我非常想知道小张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什么背景，受什么人唆使，仅仅因为保全自己吗？因为当时人人自危，早已互不来往。不过不久这两件事都搞清楚了，一是大难当头，除了张方二人，大家都守住了做人的底线，再没人干那种蠢事。至于小张为何出此下策，确也是运动的牺牲品。原来早在他参加四清时，把一位难友的母亲在运动中受到伤害的情况写信告诉了这位难友，可是这位难友却把这封信交给了她所在的单位领导。为此小张挨了批，算是立场问题，他已经害怕了。文革一开始他出差到合肥，看到省里正万炮齐轰省委宣传部长李凡夫，可把他吓坏了。他原想昧着良心孤注一掷保自己过关，未想到弄了个众叛亲离，被难友们遗弃的下场。

 

我得知这一事实之后，曾认真想过，承认运动可以扭曲人的灵魂，大限临头时夫妻反目父子成仇的也大有人在。可我们是已经经过了生与死考验的呀，彼此应该是很了解的，再说我们不是已经落入社会最底层了吗，还要互相践踏，不是自寻绝路吗？小张呀小张，你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你究竟是一时鬼迷心窍，还是本性如此，只有你自己知道了。

 

小张从此再也不是我们这个难友圈子里受呵护的小弟弟了。不过也没人报复他，只是把他忘记了。他大概也觉得活的无趣，文革后期请求调回原籍了。

 

大概是八十年代中期，我收到过他托人带来的一斤黄山新茶，没有信，只在包裹外有两句诗：“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那清香的黄山茶，我只喝出苦涩，别的无话可说。

 

张某1996年死于结核性胸膜炎，一种不该致死的疾病。也有人说他是忧郁而终。临终前他有一封长信给那位方某，方某给我们看了。他在信上说愧对大家，信上列了一长串的名字，第一个是我。我看信后心灵上还是受到重重一击，面对他的伤逝我依然悲痛莫名，这一切究竟是谁之罪，谁残害了他的青春，谁给他百般凌辱，谁摧毁了他本是一颗单纯的心灵？

 

我经常在想，如果没有反右派，张景影早已读完人民大学新闻系，是一位资深的记者了，也许还是个有成就的作家。如果不经过文化大革命心灵摧残这一幕，以他的文学悟性和刻苦追求精神，也许也加入了右派改正后的作家群体，如果……也许……

 

新的世纪已经来到了，这三个21年我算是活满了，回首六十多年漫漫人生路，我想到些什么呢？近日套用辛弃疾的《采桑子》填了一首词，算是挽张景影也是自挽吧：

 

少年识尽愁滋味，七批八斗，忍辱蒙羞，牛棚劳役度春秋。

 

而今何处诉秋心，天荒地老，恩怨皆忘，无诗无梦也无愁

 

 

2001年6月27日二稿

 

 

 

 

 

 

 

 

 

 

 

 

 

 

 

 

 

 

 

 

 

 

 

 

 

 

 

 

 

 

 

 

 

 

 

 

 

 

 

 

 

 

 

 

 

 

 

 

 

 

 

 

 

 

四、软埋

 

 

陈卫华是我在农场里见到的第一个死人， 应该说他不是直接饿死的，他是被雷电殛毙的。那几天连日下雨不出工，难得的清闲。食堂根据＂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的最高指示， 那几天的糊糊汤特别稀， 一个个饿得直叫， 都在想尽办法填肚子。陈卫华卖掉最后一件可卖的床单，换来了几斤小麦，用石片磨磨压压，就成了连麸捣，现在叫皇室麦片了。那晚他吃完最后一块饼，一道强光闪过后，一声炸雷，房屋在大雨中烧着了。他宿舍里8个人，就他一个人死了，我去抢救时，身上一点受伤的痕迹都没有，只是心脏停止了跳动。死相安详，和他平日一样。

 

死后未见家属来，也许未通知，是软埋的。软埋这个词很不好，在我们家乡，只有人人怨恨的泼皮无赖才软埋。就是叫花子死了，也有人捐点钱，给他凑四块板的。所谓软埋，就是用几张芦席裹裹，挖个坑埋掉算了。陈卫华个大，芦席裹不严，两只脚还在外面，大陈是一等壮汉，眨眼的功夫就没了，大家心里都很难过，背后都说不该软埋的。

 

60年代大饥荒时，右派的难友们，靠场里食堂每天几两稀糊是不行的，除了家里有点接济的人外，基本上靠“偷”自己种的山芋得以维生。那个叫杨家冲的作业区主任姓董，是个懂点道理的人，那里的难友日子就好过一点；我们这个赵家岗的作业区主任姓赵，是个十分凶残的人，心肠歹毒不算，手段也凶。他防人偷吃山芋有绝招，就是验大便，他种田出身，内行，知道吃生山芋拉什么样屎，熟山芋、山芋糊又拉什么样屎。他每天到各个队的厕所转悠，看到拉的屎不对，能把全队的人骂个狗血喷头。难友们也有办法，知道自己肚里货不对路时，就跑远一点的地方拉，拉过后用脚踢几脚土盖上，像灵巧的波斯猫一样。不过一定不能被发现了，因为吃家饭屙野屎的罪名更重，好在那时大便不太臭，不易发现。

 

姓赵的坑人最毒的绝招是抗旱，赵家岗全是山丘荒坡，三天不下雨就得抗旱。他备的水桶是特大的，我们称过，两桶水足足有152斤，一担水从岗底水塘挑到岗顶上，常常要换三四个人，肩上换挑子，要体力还要技巧，一不小心不是摔坏了水桶就是闪了腰，两件事都不得了，所以一般只敢舀半担多一点的水，就那也有百八十斤。

 

常常是每天下午四五点钟，难友们最累最饿的时候，姓赵的出场了，他可真是身先士卒，捋起裤脚到水塘里，他来舀水，一对大水桶，他双手一按到底，肩膀一挺，满满荡荡的一担水就起来了，他臂大腰圆，吃的饱睡得足，又只舀不挑，这时接第一担水的人就苦了，要当他的面把一百伍十多斤的水挑起来，踩着滑溜溜的塘泥，一直挑到塘埂上，再不歇肩的传给第二人，这活特重特危险，全作业区只有陈卫华和周策两名壮汉能挑下来。

 

开始时大陈自恃力大，常常挑上塘埂后还多挑一段路，那挑第二肩的人就省力多了。有什么打桩上房这类重活，也大都是他挑头，所以人缘很好。

 

我那时虽然头上也戴着右派帽子，但还在当医生，先在总场卫生所，还是以医生为主，以后说我太关照右派了，就第二次发配到赵家岗来了，医务事不多，要经常参加劳动。如遇到大陈，对我总是很关照。他常说一个人在世上只能干一样事，让你们当医生的种田，不是活受罪吗，我手脚勤一点，你一天的活就有了；还对我说你还年轻，千万不能把身子拖垮了，日子还长着哩。能吃饱的时候，他总是笑呵呵的，觉得和在家干活也差不多。

 

大陈对我说他本是个小学未读完的农民，因为当地供销社要在山里设一个点，点上不通公路，全靠人挑，大陈个大力大，就被选中了。大陈说他这一生吃亏就吃在大肚汉上，定量不够吃，路上饿了，就顺手吃货担里的糕点，为此挨过几次批斗，他也未在意。以后点上通了公路，大陈成了多余的人。本来再下放回家也没事了，偏偏赶上反右派深入开展，每个单位都有了任务，供销社的一位主任说，反正大陈留下来也没用了，给他戴个右派帽子送走算了。大陈是工人，按政策工人是不能划右派的，不过我们安徽省那位姓曾的头儿搞左的一套特有办法，另设了一个叫反社会主义的新帽子，就给大陈戴上了，还对他说这帽子和右派帽子同等待遇。大陈问我右派有什么待遇？我笑着说有，有！批斗、降级、开除、劳改，你要哪样？大陈憨憨地笑了。

 

随着劳动强度的日益加重，尤其是姓赵的为了邀功请赏，谎报产量，队里生产的粮食几乎全调走了。这正是60年底，这个作业区和全国一样正忍受着大饥馑的煎熬，姓赵的又管得特别紧，日子一天天艰难起来，很多难友已患上了饥饿性浮肿。大陈食量大更难熬，他有时到我这间卫生站来，我们只能弄一点菜根菜叶填填肚子。我曾问他，反右派是反知识分子的，你一个农民出身的工人，搞到你头上亏不亏冤不冤？他说什么亏呀冤呀的，他本来就知道干活吃饭，只要有活干有饭吃那怕是半饱也行，说着说着他低声告诉我，你别看这里这么苦和累，比起他们家乡来还要好些，他们家乡无为县农村已经饿死许多人了，像他这样的大肚汉，要是在家乡也许早就饿死了，不过这姓赵的也太狠了，他是种田好把式，他应该知道，今年这么好的收成，怎会吃不饱呢？山芋好藏得很，又不像稻子不能见潮气，多挖几个洞，有多少山芋藏不了？现在才是冬天就没粮食吃了，明年春荒咋办？青黄不接时咋办？人都饿得不能动了，谁给你干活呢？

 

大陈这些话是40多年前对我说的，没有一句空话，没有一句大道理，是最朴实最简单也是最深刻的真理。作为一个农民，他说的是最实际的事，这个简单的道理可是任何人都懂得的常识。但是为什么那么多台上的领导不敢直说呢？难道你们的乌纱帽，真的比千千万万百姓的生命更重要吗？

 

大陈所说的农村情况是实情，60年非正常死亡，安徽是重中之重。据《戴厚英随笔》一书披露的材料，安徽总共饿死了五百万人，其中无为县仅在册的就饿死了二十四万人，宣城县饿死了十七万人。听说是小平同志和董老亲自蹲点才揭开盖子的。值得深思的是，当时两个县的县委书记都被免了职，但过后不久无为县那位姚书记当上了一家大造船厂的头头，宣城的田书记当上了一个地级市的副书记。

 

大陈担心的事，正一步步向我们逼近，姓赵的越管越紧，口粮越来越少，难友们奄奄待毙。大陈开始卖东西换吃的，最后一件可卖的东西卖掉后，他死了。大陈是个朴实的人，本该朴朴实实而去的，未想到死的那么惊天动地，那是我平生见到的最闪亮的一道闪电、听到的最响的一声炸雷，死后又被软埋了，真是天道不公，地道也不公。

 

大陈死后不久，另一位叫周志艮的难友，只因为“偷”吃了地里的自己种的山芋，被姓赵的发现了，连日开全作业区大会批斗，姓赵的对他拳打脚踢，小周当场就被斗死了。人都死了，姓赵的还补上一脚，还说他装死。一个右派的死去，就像死了一只蚂蚁，从作业区到总场，没有谁当一回事。

 

大陈小周先后惨死，姓赵的不但不收敛，而且变本加厉，拼命封锁言论，不准议论。他在大会上恶声恶气地说，闲了你们就会说牢骚怪话，非叫你们一个个天天累得不能动了，看你们谁还敢再说怪话！

 

这时难友们真正的是惶惶不可终日了，多米诺骨牌第一张倒下了，第二张也倒下了，那下一张，下下一张会是谁？未想到那黑色的沉重的死亡多米诺骨牌紧接着就向我猛扑过来：又是一个急风暴雨之夜，又是一声天崩地裂似的炸雷响声之后，我卧室的后墙轰然一声倒了，不是坍塌，而是整方墙向内直扑我的床，后窗的窗框正沿着我的帐门砸下来，一阵灰雾蒙头盖脸而来。当时我还算清醒，掀起帐子另一边，飞快地跑到屋外大雨中去，就在我跑出的那一刹那间，后窗顶上那一排厚厚的干打垒土块，哗啦一声砸下来了，把后窗的玻璃和窗框都砸的粉碎，我若不是跑得快，就正好砸在我的头上身上，非死即残，那我也要被软埋了。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现在想想还十分后怕，人的生命是这么的脆弱，眨眼的功夫就会死的，那年我才23岁啊！

 

惊魂甫定之后，我写过一首小诗，哪里能称得上是诗，只是几句大白话，但却是我真实的心灵写照，诗名就叫《死亡》：

 

死亡

 

 

死亡，就像从这一间房

 

搬到另一间房

 

 

这间房里有太阳光

 

阳光太烈，禾苗枯了

 

150斤重水桶抗旱

 

一等的汉子腿肚也打颤

 

那间房里没有阳光

 

只有永久的冰冷和黑暗

 

我害怕这间房里强烈的阳光

 

也害怕那间房里的冰冷与黑暗

 

 

这间房里有食堂

 

食堂里只有糊糊汤

 

一吸一道沟，一吹三条浪

 

喝一肚子还饿的慌

 

那间房里没有食堂

 

六面是泥土，身下是泥浆

 

我不要这间房里的糊糊汤

 

也不要那间房里的泥浆

 

 

这间房里声音太响

 

叮叮当当吵吵嚷嚷

 

批判会连着批斗会

 

无处躲无处藏

 

那间房里死一样寂静

 

只有蛐蛐儿低声吟唱

 

我厌恶这间房里吵吵嚷嚷

 

也不要那间房里的蛐蛐低唱

 

 

这首小诗写好后从未示人，那时要拿出来，就凭害怕阳光这一句，就要坐牢。四十多年过去了，写诗的激情早已没有了，就任它这样吧。

 

我这一难逃过去了，那么下一张多米诺骨牌又会砸向谁呢？天才的预言家也不会想到，死的第三个人竟会是姓赵的自己，尽管他不是在这个农场死的，猜想死的一定很惨。

 

当时全国形势虽说都很严峻，具体到这个作业区，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如果继续听任姓赵的胡作非为，我们全作业区一百多口人还不知有多少人要遭大陈小周同样下场，不过我们能搬得动他吗？未想到毕竟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姓赵的胡作非为，终于也把自己送上了黄泉路。他不仅盘剥我们难友，大把大把贪污作业区的钱物，居然霸占民女，并迫害民女之夫，最后东窗事发，一付手铐铐走了他的升官发财梦。他和大陈一样个大饭量大，听说到劳改农场不久就饿死了，妻子改嫁了，孩子也送了人。

 

姓赵的被逮走后，来了个姓徐的主任，要开明一些，以后总的形势也好转了，直到农场解散。

 

反右斗争过去四十多年了，大陈小周姓赵的也死去四十多年了，比起55万错划右派和60年大饥馑饿死的人，这几位普通人的死，似乎不值得再谈。但我总觉得这里有些什么值得思考的问题，需要分析探讨一下。

 

大陈和姓赵的本来就是地道的农民，而且都是一等的农业好手，是真正强壮的庄稼汉，都才三十来岁正值盛年，本来应该在农业方面一显身手的，他们怎么会死于反右呢？那本来是与他们不搭界的事嘛 ，是一次偶然现象吗，还有没有什么必然性？比如从本质上看，大陈朴实，姓赵的奸诈；大陈恪守本分，姓赵的想入非非，想升官发财——不过这种差别，人群中也比比皆是，不至于死于非命呀！

 

我看关键的问题是他们都错了位，大陈错在和右派享受同等待遇，不是他的事，他只是反右斗争深入持久必然会有的众多牺牲品之一；姓赵的当然是自作孽不可活，但如果他没有这个机会， 或者有了机会， 他能头脑清醒一点， 或是能受到一些约束， 使他不能任意作恶， 那他总还不至于家破人亡吧！

 

 

2001年/8月/1日二稿于广州

 

 

 

 

 

 

 

 

五、泣

 

 

什么是知识分子？有过各种解释，记得五十年代初有一种说法，说初中毕业就是知识分子了，以后又听说那标准就太低了。权威的解释应该是《辞海》。里面有“知识分子”这一条目，条目很长，关键是前面几句话：“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教师、医生等.”这应该是没有疑义的，就教师而言，学高为师，为人师表嘛，还不是正宗的知识分子！

 

但是，在我们那所改造右派的农场里，我见到了不少初中程度以下的知识分子，是一批被错划右派的农村小学教师。这些人情况复杂，有一部分是正规中级师范毕业的；还有一部分是简师毕业的，所谓简师就是小学毕业读三年，也就初中程度；还有为数不少是简师速成班的，所谓速成班，就是小学毕业读半年就上岗当教师，实际也就小学程度，这批人是为响应当时号召建立百万人民教师而特设的，大概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我接触过一些偏远地区来的速成教师，其文化程度也就刚脱盲而己。

 

这批人是怎样被打成右派的呢？说来令人难以置信。

 

这几种类型的小学教师，57年夏季都参加了教师暑期学习班，学整风反右文件，学习结束时要考试，有一道是非题是：有人说现在是“党天下”，你认为对就划（十）号，不对就划（一）号。大部分人认为，说是共产党天下还能不对吗，就纷纷打了个（十）号，结果白纸黑字都成了储安平爪牙，包括速成班在内的那一批人都速成了右派，而且是右派正规军，不像某些基层人员，不够右派资格，只能戴个什么反社会主义分子杂牌军的帽子.

 

这批人基本上是农家子弟，大都家境贫寒。绝大部分来自安徽无为县，无为县60年又是饿死人最多的县之一，有资料统计在册人员， 非正常死亡人数为24万！所以他们是农场里受苦难最重的一群人.，

 

本文要讲述的一对小夫妻，便是其中的一员。他们都才二十出头，男T，女Z。他们是什么学历，因答错那道题被划右派的，我未打听过，因为这与他俩所受的苦难无关.

 

原先出于对他们的照顾，在一间大单身宿舍里，用芦席隔出一小间不到3平米的小屋，给他俩住。外间还住着十几名男右派，实际上是一个大家，谁也避不开谁，好在那时不是劳动就是开思想批判会，已谈不上什么男女私情。

 

60年大饥馑开始了，大家都在饥饿线上挣扎，各种找吃的办法都想尽了，依然饥饿难忍，就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了。常常是在连日劳累，比如双抢，体力极度消耗后，或是连日阴雨，食堂里的糊糊汤特稀的时候，或是到了月底饭票已经吃完之后，那时人们特别感到饥饿，个个都在想尽一切办法填肚子。这时小屋里那悲惨的故事就又开始了。

 

照例先是他俩关起门谁也不说一句话，要过了很久，还是男的先开口，声音很低，但外间也能听到，叫女的小Z去借饭票。借饭票！这不是天方夜谭吗？谁不知道借饭票不就是借命吗？谁会把饭票借给你！也有人肯借，谁？炊事员！不过男人借不到，非得女人去借，非得年轻一些，最好有点姿色的年轻的女人去借。小Z终日劳累，蓬头垢面，那里还谈得上姿色二字，不过总还是年轻女人。小Z清楚地知道叫她去借饭票意味着什么，一听这话就只是哭，那是一种极悲痛的哭泣，几乎哭不出声，只听到一阵阵痛心的哽咽.这时全大屋的人都屏声敛息，他们决不是要刺探别人的隐私，更不是耻笑他们夫妻。他们大都是来自同一区乡的教师和基层人员，都是患难与共的难友，谁会笑话谁呀，只是物伤其类罢了。常常又是小Z哽咽了一阵之后，只听到“啪啪”地几声轻响，大家知道那是小T在打自己的耳光，这时就会听到小Z低声哽咽地说了声，我去，就再没有声音了。又要过很长时间，那间小屋的门开了，小Z像一个幽灵一样的溜了出去，这时大家会全都背向着她，怕她难堪.又要过很长时间，小Z又像幽灵一样溜了回来，同样没有一个人看着她，更不会有人问她一声。接下来便会听到小屋里有低低的吃东西的声音，这时大家尽管是饥肠辘辘了，但没有人会耻笑他们，也不会妒忌他们，更多的只是同情与悲伤.他们可以想象得出，这是和着泪在下咽啊，一齐咽下的还有尊严人格人性与羞耻。

 

这以后很多天，这一对小夫妻都低着头弯着腰默默做事，不和任何人搭话，全屋的人全队的人也没有一个会冷笑他们羞辱他们。大家只希望这种伤心事不再重演。

 

但是，过不了多久，这种乞求、沉默、哽咽、哭泣、自责、像幽灵一样的溜出溜进的事，又会重演。每演一次，大家跟着一起伤心。时间久了，这悲痛的事就渐渐地传开了。我乍听说这件事，首先是彻骨地悲哀，一个人的尊严，一个女子的贞洁，一个家庭的荣誉，竟只值几两饭票。我忽然想起了元曲里的两句话：“先为天下忧，后为天下羞″。我们能不能认为这对普通小家庭蒙受的羞耻与屈辱，是那个时代的羞耻与屈辱！同时我也对那班以饭票辱人的无耻炊事员无比愤恨。这批家伙我都认识，尤其是那个叫刘麻子的炊事班长，那张麻脸整天喝的醉醺醺的，满嘴脏话。这批人都带有家属，平日短斤少两，盘剥我们难友。当时难友之间流传一句话：“这也怕，那也怕，最怕炊事员斗瓢把.”就是这些丑类，不仅吸我们的血，还摧残我们的人性，侮辱我们的人格。或许天大的苦难和饿死比，都是小事，所谓衣食足，才知荣辱。为了活命，迫使贵为人师的人，走上这耻辱之路。

 

那对小夫妻我只是远远地看过他们几眼，不忍上前和他们对视，怕的是伤害了他们。实际上我是一直等待他们上我们这个小诊所来看病的，因为那时我们诊所里还控制了一点点治病的粮食.当时农场难友大批人得了饥饿性浮肿，有人已经饿死了！地区领导也怕人饿死多了不好交待，问到我们卫生所几位医生，经我们医生的极力争取，上面拨下了一点红糖与黄豆，因为食堂炊事员太坏了，大家一致要求由我们几位都是单身的医生煎煮。然后凭我们的病假证明，每位病人每天从我们手里领取三两这种民间称之为“状元红”的食品。这批“状元红”真是天物，多数浮肿病人都从我们手里领过，也确实挽救了不少频临死亡的难友。我每天都在等这一对小夫妻，可惜直到这批食品发完，也未见他俩来领过。当然这么点点食品，也不能根本解决他们的困难，但起码总可以使他们暂时脱离耻辱之海吧，为什么他们不来呢，是不愿意和难友分争吗？还是有别的隐衷，至今我也未想通，但他们的悲惨经历使我永世难忘，使我的灵魂总也不得安宁！

 

本来我不该重述他们悲惨往事的，怕的是他们受到再一次的伤害。但它毕竟真实存在过，重述它为的是这样的事尔后永远不再发生，不要再使那些无辜的人受到伤害.

 

 

2001年8月4日二稿

 

 

 

 

 

 

 

 

 

 

 

 

 

 

 

六、宽容

 

 

“咚！咚！”有人敲门， 开门一看是章护士长。奇怪的是拎了一篮子鸡蛋。怎么？护士长给我送鸡蛋啦， 肯定不是好事！这位胖大姐我可惹不起， 大姐快人快语， 敢做敢当， 一如乃母。乃母57年错划右派， 受难二十余年， 刚改正就逝世了。可乃女一点也不接受乃母教训， 还是一张利嘴， 又专打抱不平包揽百事。这不， 又为谁当说客了， 我们一个科室呆了几十年， 又多着1957年那层关系， 找我办事还得送鸡蛋吗？再说这送鸡送蛋的事也早过时了， 现在行情可不是这个。我啥也未说， 直盯着那篮鸡蛋发笑。她觉察了， 哈哈一笑道， 你想的美！还未到我给你送东西的时候， 走走， 到老吕家跑一趟， 叫他宽容一点， 抬抬手算了， 一个快成家的孩子， 已经关了好几天了， 还想怎么样， 积点阴德吧！

 

这事全院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 吕公与那位姓傅的，57年结下的冤仇， 不巧分房子又分到一起， 还能有好事。几天前吕公与傅公子在楼梯口顶撞几句， 傅公子不知有意还是无意， 手一推吕公栽倒了。这事说小就小， 未伤筋动骨， 骂他几句就可以了；说大也真有点事， 吕公可是38式老干部了， 烈士遗孤，8岁就穿军装， 抗美援朝又丢了半个肺，57年被错划右派（划右派时怎么不想到这硬梆梆的革命经历，62年拒绝给他平反时， 又怎么不想到这些）， 文革时又被造反派在头上砸了一棍子， 脑挫伤在床上躺了三年， 一身是病， 他要是往病床一躺， 冤家对头老傅一家可有好戏看了。这不， 他一个电话， 傅公子就被治安拘留了， 又听说吕公要起诉了，那迫害老干部的罪名可不轻， 这下子可真的要冤冤相报了。傅家首先想到的是找人疏通， 找谁呢？他未想到他一家在医院里工作几十年， 到需要找人时， 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

 

说来话长， 这家医院别看就四、五百人，57年就抓了近四十名右派， 还不算未戴帽子的所谓中右和受过批判的， 远远的超过了老人家制定5%的指标。医院老人之间不是整人的， 就是挨整的， 相互之间积怨很深。所以医院里有个怪现象， 有很长时间， 他们的子女很少有通婚的， 不仅是整人的和被整的之间， 即使是同类人之间， 也鲜有能推心置腹的， 相互防备太深。你们说姓傅的这时能找谁呢？医院里为这点小事闹得沸沸扬扬， 正是几十年积怨的一次小小暴发。

 

事情的最后转机， 还是在傅公子身上， 这小伙子别看是傅家的， 为人还算仗义， 不像乃父， 人缘不错， 又临近婚期， 所以章护士长为他奔忙。

 

我决定出面周旋， 不为老傅也不为小傅， 我总感到这事太荒唐， 把那场给共和国背上沉重包袱的政治运动庸俗化了， （尽管这场运动起码在基层本来就庸俗化了，成了某些领导干部整人的一次机会与借口。）反右运动已经过去四十年了， 难道上辈的仇恨与怨怼， 还得遗传下去吗？那么冤冤相报， 何时能了呢？我虽然也荣忝右派之末，但不在这里打的， 和谁也没有恩怨，和吕公更是40多年前在一家大医院进修时就相识了， 他几次病危我都在场， 和他家阿洪大姐也很熟， 我不想为一个小孩子的事， 影响吕公一家的形象。

 

＂走！我去试试吧， 老吕怎可能和一个小孩子过不去呢？这不给人看笑话吗？不过这鸡蛋就不要带了吧， 这不小看人吗！″

 

＂带着！带着！″又低声对我说：＂篮子底还有个小红包， 是一点心意， 千万请他宽容宽容， 放小傅一把！″

 

＂就不知道吕公给不给我面子了？″

 

果然， 我一敲门吕公就发话了：“老M就你嘴巴大些会说话，走走走，你们把我老吕看成什么人了。”话虽这么说，门还是开了，是阿洪大姐开的，吕公躲在房里不出来，阿洪大姐和我唠叨：

 

“别听外人瞎说，老吕是那种人吗，老子是老子的事，儿子是儿子的事，老吕都是快散架的人了，经得起他一推吗，给他治安拘留是依法行事，谁说要算旧账的，算旧账！他家能赔偿得起吗！”说到这里阿洪大姐眼红了。

 

“洪大姐别说了，你们家的事大家都清楚，这几十年我们大家都难过，这不，总算熬出头了……″

 

＂大家清楚？清楚什么？老M， 别看我们这么熟， 有一件事我连你也未告诉， 老吕文革那年要是一棍子被打死了， 我打算到死也不开口的。这事说起来伤心不算， 也丢人。再说姓傅的也太狠心了， 还说要我们家宽容， 真是良心给狗吃了！″

 

＂洪大姐，能不说就不说吧， 这几十年， 我们这些难友，谁没有一肚子苦水啊！″

 

“不！不！既然医院里议论纷纷了，有些话我就得说说清楚。一场运动来了，就说反右派吧，我们医院全搞错了，全国也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都搞错了，但怎么给反右下最后的结论，那是党和政府的事。我家老吕革命几十年了，经过了多少运动，怎么可能计较个人恩怨？如果一定要说个人的责任，拿我们医院来说，主要还是姓鲍的姓史的姓许的姓黄的作的孽，他姓傅的不过是个小伙计，而且也未捞到多少油水，但是，老吕和我们全家却都栽在他手里了！

 

“你是知道的，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之后，安徽曾经搞过一阵子给右派甄别平反。老吕有什么事呢，不就那么两句话嘛，一是他说了四害没有国界，这是事实嘛。再就是姓傅的检举的， 说我家老吕说了， 说中央也有派系， 其实这话也没错， 毛主席不也说了党内有党党外有派嘛， 老吕那位烈士父亲的战友， 都是高干， 平日对老吕很好， 常常来看望这位遗孤， 也许闲聊过什么， 老吕也不过是道听途说， 闲聊聊而己， 又未写过什么文章， 也未在会上发过言， 那有什么错呢！开始我们对平反信心十足。我那时正怀小二子， 本来不想要的， 老吕说， 留着吧， 可能这孩子会给我们家庭带来转机。果然不久有消息说， 老吕问题已经通过了， 通知会很快到医院的， 那个高兴劲哟， 真是无法形容， 一家子当了那么多年贱民， 一下子和大家一样了， 能不高兴吗。我真想在毛主席像前烧炷香。老吕说不， 我们共产党人不迷信， 只相信实事求是这句话，真金不怕火来炼的

 

“谁知道晴空一声霹雳，事情搞错了， 获准平反的是另一位同名同姓的吕公（此人也是我们门口塘的难友）， 我家老吕未通过。听说关键就是什么中央也有派系的那句话，只要检举人写个证明材料，那怕是含糊其词也行，事情还有转机。老吕为了自己的政治命运， 为了家庭， 特别是我怀中即将出生的孩子， 他硬着头皮， 趁天黑敲开了老傅家的门，怎么说呢， 其实这时老傅已经知道事情的真相了， 老吕一个革命几十年了的汉子， 一个受到很多病人尊敬的外科医生， 一个领导这家医院艰难前进的副院长， 当着老傅的面，玉山倾倒，卟咚一声跪在老傅面前，同时低下了他本来高贵的头颅……″

 

说到这里阿洪大姐已经是泣不成声了， 我的灵魂也受到了猛烈的一击， 只感到胸口作闷，一时不知道如何安慰阿洪大姐才好，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男儿有泪还不轻弹呢， 岂能屈膝于人， 一个人不是到了绝路， 怎会出此下策！

 

“快别说了， 快别说了！这些事毕竟都过去了， 我们总算熬过来了……”

 

“为什么不让我说？只想听好听的， 不敢面对现实了！我说的可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你猜那姓傅的怎么样了？老吕都跪下了， 他居然不伸手拉一下， 别说说几句客气话了， 竟然头一掉就走了， 证明材料当然未写， 老吕又多戴了17年帽子。我那小二子生下来就送给了人， 一是养不起， 二是不想叫他也当黑五类， 一辈子受人欺侮。老吕那年被造反派一棍子砸瘫了， 许多人都来看过他， 包括那些整过他的人， 我都一个个表示感谢， 可是姓傅的依然和我们作对到底。他还好意思说什么宽容， 什么抬抬手！’’

 

＂…… ……”我无言以对， 一时不知怎么说是好， 一个医院共事几十年的人， 为什么会生出这么大仇恨， 只是名利之争吗， 也不尽然， 两人又不在一个科室， 交往不多， 谈不上什么恩怨。老傅一辈子也只是个普通业务人员， 连个副科长也未当过， 业务水平还可以， 其他个人品质也还说得过去， 那他为何要对老吕赶尽杀绝呢， 真是永远也说不清的事。

 

阿洪大姐见我愣在那里， 脸色平和地对我说：＂这些事说过也就算了， 这种日子应该是一去不复返了吧！老吕这几天很烦， 小傅本来要拘留14天的， 听说他要办婚事了， 刚才打电话到看守所， 叫他们放掉算了。外人也太看轻老吕了， 他会和一个小孩子过不去吗？″说着他看了看地上那篮子鸡蛋， 对我说：＂这些鸡蛋是金子做的我也不能收， 那样别的不说， 我能对得起我那送走的小二子吗？″

 

 

2001年5月3日于广州

 

 

 

 

 

 

七、箫声咽──怀念丁祖杰医生

 

 

1963年夏季的一个早晨，在芜湖长江边，我送走了5年来与我朝夕与共的难友丁祖杰医生。望着渡船远远地离去，我在心里说：江护士长，我总算把你苦命的丈夫给你送回来了，从此你们又可以阖家团聚，开始新的生活了。丁医生又可以拿起他心爱的手术刀，当他名重一方的外科医生了。

 

那一年丁医生28岁、正是一个外科医生的黄金岁月。虽说我们还是待罪之身，毕竟已经摘掉了右派帽子，从事的是医生职业。丁医生又一贯寡言少语，应该说过几年平安日子是没问题的。怎能想到江边挥手一为别，此别茫茫竟成永诀。

 

记得回到人去声杳的宿舍，看到他赠我的那支名贵的玉屏箫还挂在墙上，回忆五年来我们相濡以沫的日子，也是感慨万端。我虽不解宫商，但那支箫音质特好，信口吹来，那舒缓清朗的曲调即在室内回荡。睹物思人，我经常怀念隔江的兄长与难友。

 

分别后只收到过他一封信，是他在一家大医院进修时写来的。他说医学虽然广博，但一个人只要在自己专业里认真读一年书，则可以掌握这个专业的要领了。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说明他这一年是读了很多书的。

 

以后有友人过江来说，丁医生现在名声比反右之前更响了。每天不知有多少病人找他，手术一台接一台，忙的不得了。真是大名鼎鼎，成一方救星了。这是在我意料之中的。县以下医院是认人的，不像大城市主要是认医院。何况无为县又是百万人口大县，又交通闭塞，出个好医生真是一方福音。但是高兴之余、我又忐忑不安。为什么要大名鼎鼎呢？未听说过“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句话吗？57年不就是因为这个遭的难吗？为何要重蹈复辙呢？我知道这也不是你愿意的，只是你诚实工作，成功的事业得来的回报。但这种回报可能就是灾难。是福是祸只能由时代决定了。一个正常的年代，是应该养育呵护奖赏一切有才能人的。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铺天盖地的来了。越是闭塞落后的地方，伤害越重。在一个暴风雨之夜，那支挂在墙上的玉屏箫，突然在狂风中发出呜呜之声，极其哀伤。我立刻猜想到箫的主人丁医生可能出事了。我是当医生的，不迷信。但是患了多年运动恐惧症，遇事总要往坏处想。这次又不幸猜中了。

 

果然，几天后传来噩耗，丁医生文革中首当其难，经历了多次惨无人道的残酷批斗之后，不堪凌辱自杀身亡了。丢下了当时只有30岁，以后抚孤成长，艰苦备尝的伴侣，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

 

我那时虽也惶惶不可终日，不知哪一天，会被拉出去斗个七死八活。还是在一个更深人静的夜晚，取出我俩的合照，下面放着那支玉屏箫，再往地上洒下三杯薄酒，以示悼念。然后拿起那支箫反复吹奏一支哀伤的曲调。箫声呜咽，我心在哭泣，为挚友哭泣，为自己也为其他难友哭泣。

 

痛定之余、我忽然想到，我是不是做了一件蠢事？要是我不反对他和那个女人结合，不催促他复婚，不动员他回到原先的县医院去，他能不能逃过一死？

 

丁医生和我是同学，他高我一届。在校成绩都很好。到农场后未劳动几天就抽调到场卫生所当医生了。从此我们就在一起了。迄今我已经在大大小小的医院当了45年医生，可以说丁祖杰是我见过的最好外科医生之一。我常在想当医生很像写文章，秉赋是第一位的。像丁祖杰这样，有壮实的身体，聪明的头脑，敏捷的反应能力，和对事业的执著的追求，稍一接触就知道是个难得的外科人材。这样的医生在各地都是名重一时的，现在更都是先富起来的一群人。可惜丁祖杰生不逢时，连最基本的生存权也未争取到，刚过30岁就死于非命。

 

我对丁医生的进一步的了解，是从两件事开始的。

 

一次我诊视一个2岁的小女孩，连续多日高烧，全身皮疹，很容易使人想到麻疹的诊断。可是多方医疗，皆未见疗效。丁医生来看了，仔细一查，发现右上臂比左上臂略粗，外观并无明显变化。他马上做出深部脓疡致全身败血症的诊断，并立即切开排脓，小女孩得救了。小儿突发性深部脓疡，是个极少见的疾病，他能立刻做出明确诊断，并立即手术，表明了他基础理论的扎实，和处理病人的敏捷与果断。

 

值得一提的是，小女孩是个苦命的孩子。父母都被冤划右派了，都只发给月生活费13元 ，决没有条件去城市医院就医，再耽误下去，就可能夭折了。小女孩现在是一位学有成就的旅美学者。

 

另一件事是关于我自己的。60年底我们已挨饿多日，某晚我有幸弄到不少山芋，已经吃得很饱了。难友戴兆贵妻子小凤来看他了，蒸了一锅咸鸭子糯米饭，拉我去共享。那时这真是天物，我忍不住又吃了一大碗。那可受了大罪了，肚子胀得像鼓一样，时时有绞痛。坐不是，站不是，睡不是，走也不是，又口渴难忍。我也知道这时再饮水，会胀得更厉害。打止痛针缓解肠蠕动，更是饮鸩止渴。因为这时只有靠胃肠自身的蠕动，把食物排出体外，人才能活下来。话虽这么说，可那胀、痛、渴都难忍受。更重要的是精神的崩溃，我想我真的就这样饫死了吗？心里十分悲伤。我能活下来，直到今天还无限地感激丁医生。他一分钟也未离开我，尽管他也知道那时我很危险，但装着没事一样，和我东扯西拉，分散我的注意力。我最难过时，他总鼓励我，说挺一挺就过去了。我口渴难忍时、他递上清茶，叫我润润口，少喝一点帮助肠蠕动，适时地拿开茶杯，怕我控制不住多喝了误事。我最悲观时，他虽不善言辞，也要找出几个蹩脚的笑话，来逗我开心。使我感到有这么好的人，就在你身边，你没有理由不坚强地活下去。那一夜我不能睡不要说了，丁医生岂只是一夜未合眼，而是费尽心事帮我渡过难关。在这之前除了我父母家人，再没有一个人像丁医生这样对我悉心的关照了。从此我们就成了莫逆之交。所以后来丁医生惨遭迫害，盛年早夭，我怎能不极度悲愤刻骨铭心。

 

丁医生平日少言寡语。一是性格使然，再就是受到了极重的伤害，以至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医疗以外的事从不发言。我们难友之间有个默契，就是相互之间，从不问“案”情。说到“案”一字，至今也令人丧气。我们都是良民百姓，从未触动任何国家法律，也未和公、检、法打过交道，为什么会有“案”在身呢？所以丁医生究竟为什么划右派的，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只听说他是县医院的第一把刀，名声大了，就成了惹祸根苗。

 

他受的伤害很重，我知道一些。父母早亡，妻子离婚了，两个刚会走路的孩子，都归妻子了，一个13岁的弟弟流离失所。他是个坚强的人，从不在人前说自己的事。再说谁没有一肚子苦水呢？越说只会越丧气，先过好眼前日子最要紧。

 

那个女人正是这个时候来到丁医生身边的。这是一个有争议的女人，但她首先是一位难友，一个女右派。身世也很惨，结了一次婚，丈夫不知因为什么死了，身边带着一个女儿，老家还有丈夫前妻留下的一个孩子。拿着极低的生活费，应该说她的日子比其他女右派会更凄惨的。可是由于她的干练，和其会计职业精于计算，以及人们猜测的其他原因，她的日子比其他女右派们好过一些：有自己的单房、炉灶、和比别人多一点的食品。这就成为人们，尤其是女右派们议论的中心了。因为其他女右派们日子过得太苦太苦了。

 

说起农场女右派们受的苦难，真是一言难尽。右派苦难深，她们是最低层。这需要专章叙述的。我先说一件事，说说养猪场女右派们住的宿舍：先是一位姓黄的当场长，他住哪里？他住在女右派大宿舍的中间！他房门外就是无遮无掩的十余位女右派的床铺。女人们想方便一下都避不开他。简直拿女右派们不当人！以后一个叫陈殿邦的流氓当场长，做法更无耻下流！他在一排猪笼前盖一间小房，给一个女右派住，然后每晚一个去凌辱这些女右派。最最无耻的是他下令，猪交配时饲养员们必须在场，他肯定也到场，边看边卑鄙地挑逗侮辱女右派们，然后晚上再去作恶。最后他摸到了一个干部亲属头上，才犯的案。被送到劳改队去了。

 

再来说说那个女人。那时她也在猪场，不过未干多少重活，也未住进集中营式的房子。这点尽管议论不少，也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吃一样苦，毕竟她还带着一个孩子嘛，困难更大些。只是突然听说她和丁医生好上了。开始不相信，以后想想也可能。像丁医生这样实在的人，有人爱他是很正常的。何况两个人都遭受了家庭解体的大苦难，惺惺相惜，也可以说是患难知已。但是作为丁医生挚友，我一直认为不合适。并不因为外界那些议论。只是感到丁医生太本分，而那个女人能量太大了点，对丁医生将来的事业不会有什么帮助。不过我也只是表示一点看法而己，我还能阻止他们吗？

 

但是，情况突变，我的态度也坚决起来了。丁医生摘掉右派帽子的消息刚传到原单位，他前妻马上带两个孩子赶到了农场，要求复婚。事也凑巧，这时猪场那个流氓陈殿邦正好犯案被抓起来了，交待罪行时说了一些有关那个女人的一些事。她当然是受害者，这伤害也包括以后遭到别人的冷眼，还伤害了丁医生。这时我抓紧时机力促他们复婚，全家团聚。这一对患难之交终于忍痛分离了，我知道这对丁医生，尤其是对那个女人，都是又一次重重的伤害。但当时我并不认为我做错了什么，我们另一位挚友熊大瀛医生也是力主复婚的。我们能怎么做呢？让这一家人永远失散，让孩子们失去父亲！再说政治压力像磨盘一样压在一个弱女子身上，被迫离婚，能是江大姐错吗？如果她对丁医生没感情，丁医生一摘帽就赶来复婚吗？大家都没错，都是运动造的孽。一场运动造成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运动的始作俑者，到离开人世之前，有过一点自省与醒悟吗？

 

中央七千人大会之后，农场解散了。我和丁医生及那个女人等一干人，回到了芜湖。江大姐带孩子还在江北，也非长久之计。不如归去。谁想到回家竟也是一条不归路。

 

自从那次悼念丁医生之后，我就把那支玉屏箫重重包裹，置之柜底了。再也没有碰过它，免得睹物伤情。这以后又经历了多次运动，每次运动一来，夜深人静时，我都似乎听到了那支箫发出的咽咽哀声。我知道那是幻觉。这种状况79年改正后才消失。

 

 

 

 

 

 

 

 

 

 

 

 

 

 

 

 

 

 

 

 

 

八、湛蓝的天空── 一个右派之子的自述

 

我的生父并不是右派，而是响当当的左派，至今还住在省城大都市里，官居高位，退休之后也还过着优裕的生活。听人说他认为自己一生最大的憾事，是唯一的儿子就是我不认他，甚至不随他姓。而我心甘情愿地守着我的养父，一个戴着二十多年右派帽子的老教师，如今疾病缠身，需要我日夜伺奉的人。有人说我是在做傻事、是旧道德观念的牺牲品。对此我从不辩白、这完全是我的个人行为。只是你要写右派小人物系列文章采访到我，我也感到我爸爸也就是我养父虽说也是一个右派小人物，一生受尽磨难，事业上没什么成就。但是他在我心目中永远是那样崇高伟岸，是我人生的道德坐标。所以我还是把这一切都真实地说出来，使人们对那一段特殊历史时期各种人物的命运和精神面貌有一点了解，或许也会加深对今天社会现实的认识。

 

事情要从接到高考录取通知书那天说起。本来我是要填报A省大学中文系的，我的想法很现实、就是毕业后接爸爸的班，当一个合格的乡村教师。爸爸不同意。说几十年的荒废首先是基础学科大大滞后了，需要几代人的努力。遵从爸爸的意愿，我改报了物理系被录取了。在乡亲们眼里就是中状元了。马上我就要离开这片热土，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了。

 

这里本来有一条晴通雨阻的公路，但要到县里转车。爸爸和我决定，翻过举山步行到二十里以外的榔桥镇去，从那里乘长途车直达省城。做这个决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举山脚下的密林里，有我母亲的墓穴。妈妈在那儿已经静静地躺了十几年了。如果今日她九泉有知，将要说些什么呢？

 

云淡风轻，秋高气朗。第一线曙光刚刚划破夜空，我和爸爸己经行走在晨光熹微的山道上了。爸爸拎着小书箱喀噔喀噔在前走着；我挑着行李卷紧跟在后。望着爸爸已经佝偻的身影，听着他上坡时粗重的喘息声，我心中有一种难言的惆怅。爸爸真的老了，我这一走，他形单影只，晨风暮雨，暑往寒来，谁和他厮守呢？谁帮他劈柴挑水呢？……那些年如果没有爸爸的照料，没有爸爸的呕心沥血，我会有今天吗？而爸爸如果没有我的拖累，他的境况可能要好一些。本来他是不该有这个累赘的。

 

我们在曲折的山道上默默地走着，山路崎岖，就像我们的身世。转过这个小山嘴，就到妈妈的墓地了。十几年的往事涌上心头，我感到脚下步履的沉重……

 

听别人说我出生在省城，就生在妈妈工作的那个大医院里。可我一点也不记得了。我记事起就在这山区公社小医院里，一间小屋除了一堆书空空荡荡。母子俩相依为命。妈妈因为是省城下来的大医生，技术好、态度好，找他的病人很多。很少有时间带我，我就一个人瞎玩。周围的孩子对我很不好，作弄我、取笑我。大概主要是笑我没有爸爸，以后又听说妈妈是犯了错误才下放到这里的。我那时还不懂什么叫犯错误，只知道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自己要快快长大，保护好妈妈。

 

每天晚上，是我最快活的时候。妈妈搂着我，给我一个接一个地讲故事：《海的女儿》、《卖火柴的女孩》、《丑小鸭》等等。听着听着我就睡着了。我做了好多好多的梦：梦见了海面上的泡沫变成了小人，卖火柴的女孩住进了大房子，丑小鸭飞上了天……

 

可是未想到这年冬天，妈妈就永远离开了我。记得那时我才5岁，妈妈刚刚30岁。

 

妈妈的死对我的刺激太大了。所以临死前的一切点点滴滴我都永远记在心头。先是妈妈连日咳嗽，夜间咳得更厉害。我常常在妈妈咳嗽声中惊醒，就爬起来给妈妈倒杯热开水，问妈妈要吃什么药。结果全没有用。以后妈妈咳得更凶了，而且痰里带了血。妈妈尽量不让我看到，不让我和她一头睡。我还是发现了，心里很怕，嘴上不敢说。再也不出去玩了，每天在家守着妈妈。

 

一天晚上，我看到卫生院护士小叶端个大盘子进来了，要给妈妈挂吊针。打这么大的针，小叶阿姨有这个能耐吗？我马上爬起来，紧紧盯着她们。小叶阿姨是妈妈的学生，妈妈常常拿自己的身体给她试针。平日她待我最好了，就这我也不放心她。小叶阿姨真有两下子，一针就扎进去了。药水一滴滴往妈妈身上流，可是不起作用。妈妈还是咳个不停。小叶阿姨劝妈妈到省城去看看，妈妈直摇头。

 

长大了我才知道妈妈其实害的是肺癌，区医院透视报告是肺结核，误诊了。到地区医院确诊以后已是晚期了。

 

最忘不了的事，是一个隆冬之夜：四九中心腊，大地冰封雪裹，刺骨的寒风一阵阵呼啸而过。小医院在严冬里战栗，窗户上的塑料纸全老化了，裂开一道道缝，冷风直往里灌，病房冻成一块冰。

 

妈妈瘦得皮包骨了，呼吸已很困难。我不敢哭，也不肯跟叶阿姨回家，我怎能在这时候离开妈妈呢。叶阿姨给我做了一个小口罩，在妈妈脚边另铺了一床小被子。妈妈一定很感激，几次望着叶阿姨和我直流泪。

 

有一天晚上，我已经睡了。忽然听到有人在说话：

 

“阿芬、还是到省里去吧，地区的诊断靠不住！”谁在喊妈妈的名字呢？这里的人都是喊妈妈赵医生的。我抬眼一看是公社小学杜老师。听人说他是学校里最有本事的老师，还有人说他和妈妈原来是一家人。我要有这个爸爸该多好。

 

他来干什么呢？他先是劝妈妈到省里去看病，妈妈不去说就让她死在这里。我一听说妈妈会死吓坏了，妈妈还这么年轻，怎么会死呢？妈妈死了我咋办呢？停了一会杜老师说万一那样他就带我走。妈妈急的连声说不行不行！说一个单身男人带个孩子算什么，还说孩子的户口还扣在那个人那里。说到那个人妈妈恨的不得了，又说了孩子户口什么的，我知道那个人是谁了。看妈妈恨的那个样子，我想那个人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这个家究竟是怎么回事，妈妈不说，我也不问，我只认定妈妈说是好人一定是好人，妈妈说是坏人一定是坏人。不过万一妈妈死了，我不是只有到那个人那里去吗？去了日子咋过呢？

 

又过了一会杜老师又轻声说，那个人又换了一任妻子，新妻子又年轻又娇惯，是什么干部子女，要是浩浩去了，怕日子不好过。妈妈一听这话更气了，连声骂那个人是恶棍、害人精，妈妈一贯文静静的，这么恶狠狠地骂一个人，我是第一次听到。那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心里有数了。

 

几天之后妈妈死了。家里来了很多人，七嘴八舌，大都是骂那个人的。说什么五岁的亲骨血成了孤儿，拍几次电报都不来，真是猪狗不如。有人要带我到省城去找那个人，我坚决不去！小叶阿姨要带我回家我也不去。我眼睛四处找，终于看到了杜老师站在一边，就一直朝他走去，走到他面前我说：“爸爸，我跟你回家。”

 

就这样我失去了妈妈，但有了爸爸。

 

太阳升起来了，举山顶上已是一抹金黄。崖畔上几支野菊在悄悄开放，丛林在晨风中摇曳，落叶铺满山径。路边的湿土开始在滋滋地冒着热气，脚下暖烘烘的。

 

妈妈的墓地到了，她在一片密林幽谷之中，环翠挹秀，一条潺潺的小溪，流过她的身旁，汩汩淙淙，像在倾诉妈妈心中的期待。墓穴虽然离家不到十里地，但每年只是清明节，爸爸才带我来一次，来了也不多话，只默默地培上几锹土，献一束山花，并且照例要栽一棵小松树。如今，那次第成长的青松，已是绿荫掩映，那挺拔的树干、茁壮的枝条、蓊郁的翠色，都是一篇篇无声的告诫。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亲爱的妈妈，你虽然不能为我织补征衣了，但你和爸爸的苦心孤诣，我是铭记在心的。今天，我就要离您远去了，我多想跪在你的墓前，亲吻这片热土，倾诉心中的积愫啊！

 

爸爸那日的神态比往日尤为庄重，久久地默立在妈妈墓前，似乎要说什么又深沉不语。爸爸，你不要说了，我只在一日之程的省内，一放假就会回来的。其实即使我到天涯海角，我能忘掉爸爸的辛劳和妈妈的墓穴吗？

 

岁月悠悠转眼十几年过去了。快乐与忧伤，挣扎与追求，抚慰与纷扰，组成我们相依为命的艰难岁月。岁月的长河在弯弯的河道里流淌着，清清的河水唱出一支支难忘的歌。

 

妈妈死后，不知什么原因，爸爸调到公社最边远的星潭大队民办小学去了。这算什么学校呵！全校只有一间教室，一、二、三年级混堂，就爸爸一个老师。每节课都要给三个班轮流都讲到。四、五十人叽叽喳喳。亏得爸爸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耐心。

 

又是些什么样学生呵！带猪草篮子的、带牛屎筐子的、还有背小娃娃的；迟到的、早退的、来三天歇两天的、整天乱哄哄的。爸爸很焦急，但不厌烦，有时还帮娃娃们擦屁股。

 

我坐在一年级那边，也算个学生了。爸爸没有很多时间关照我，他够忙的了。

 

放学之后，爸爸依然没有多少时间陪我。学生旷课和中途不读的人很多，爸爸要一家一家地跑，动员他们回来读书。有时去的地方很远，天黑了还未回来。我一个人在屋里孤零零的，我把大门关起来，端一张小凳子放在窗子下面，我站在凳子上，望着通向村口的小路，望着望着爸爸还未回来，我又冷又饿，心里怕极了……第二天爸爸还是去家访了，不过把我交给了隔壁李奶奶。李奶奶的孙子小豆豆和我一样大。

 

经过爸爸的日夜操劳，学校的秩序渐渐好起来。不带小娃娃了，

 

不随地大小便了，许多停学在家的孩子都陆续回校上课了。

 

爸爸人好书教得更好。可是家务事却是外行。他自己的衣服破了，就用伤湿止痛膏里外贴贴；我的衣服破了，他总要竭力补的齐齐整整的。有时一块补钉，补了又拆、拆了又补。一双大手管不住一根小针，左不是右不是。我看在眼里心里酸酸的，心想要是妈妈活着多好。

 

一天李奶奶来我家，一边帮助收拾，一边对爸爸说：“看你这又当爹又当妈的，为了浩浩，你也应该成个家。”说着还抹了一把眼泪。爸爸感激地点点头，只是说真亏得浩浩来了，他学会了很多本领，烧烧煮煮、缝缝补补也挺有意思的。

 

来这里读书的，大都是贫苦社员的孩子。条件好一点的，都去公社公办小学了。这里校舍简陋、设施残缺。但天地是宽广的、空气是洁净的、心灵是纯真的，充满了友爱与野趣。我有一大批好朋友，几个班级的同学都呵护着我。我天天玩得很开心，爸爸也高兴。

 

冬天雨雪泥泞，我经常玩得一身泥水。可是第二天一早，泥湿的衣服又变成乾爽爽暖和和的了。有时我夜里醒来，还看到爸爸在翻烘我的湿衣服，我心想明天一定不能再弄脏了。可第二天还是老样子。唉！这些年我给爸爸带来多少麻烦呵！

 

经过爸爸的一再努力，小学扩大了，聘了一位民办教师，两间教室，分了班，像个学校样子了。村里人对爸爸很尊敬，也都喜欢我。我就在这恬静质朴的山村中长大，我是深山中的一棵小草，长得碧绿鲜嫩。

 

忘不了的是一年端午节，全班四十多个同学，都带来了粽子和鸡蛋。爸爸知道乡亲们很困难，当然不能都收下，可一份也不收就对不住乡亲们的盛情了。收谁的呢？后来还是爸爸想出来用数学比赛的方式，收下了前面几位。以后爸爸又以游戏的方式送给了每人一块花手绢。

 

谁知道，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运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无孔不入。小学校里有了外面造反派送来的大字报，说爸爸过去戴过什么帽子，现在又怎么怎么。爸爸很冷静，依然认真地给学生上课。只是家访不去了，一放学就呆在家里，不是伏在台子上写些什么，就是缝缝补补，每夜都睡得很迟，满地都是烟蒂。

 

有一天刚下课，学校里就来了两个戴笆斗帽、拿水火棍的造反派，把爸爸押走了。乡下的孩子还没有被什么阶级斗争、划清界限污染，先是陪着我一起号啕大哭，然后根本不听那两个人的呵斥，和我一起送爸爸送到远远的举山顶上。实在是爸爸不准我们往前走了，我们才在一棵大枫树下停住脚。大枫树的叶子完全被霜雪冻落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

 

爸爸走远了，再拐一个弯就见不着了。这时他蓦然地回过头来，忽然看见那棵快要枯死的枫树复活了，不仅有满树红叶，而且还开出了艳丽的花朵。原来是我们全班二十多个学生，一个也不少的，一齐爬到大枫树上，又一齐抖开了爸爸送给我们的花手绢。这一团团的火焰把天地都烧红了，在冰雪严寒要冻杀一切生机时，它显示了生命的活力，让人们看到生的希望。以后我读到美国作家彼得·哈米尔的小说《回家》，曾经为那个老囚犯回家时见到妻子为他挂的满树黄手绢激动不已。这黄手绢又怎能和我们满树鲜艳的花朵相比。

 

记得爸爸在那儿伫立了很久，连那两个凶狠的造反派，也不敢催促爸爸了。以后听说爸爸被关进民兵指挥部后曾遭到了毒打，他所以能熬过来了，一定有满树烈火给他的力量。

 

爸爸被押走后，没有再来教师，民师也辞退了。好端端一个学校就这么散了，很多孩子又失学了。

 

爸爸走后第二天，小叶阿姨来到我家。她是收到爸爸的信后来的，很熟悉地从爸爸床头拎出一个大包。打开一看，里面有够我穿几年的单棉衣鞋袜，虽然很破旧，但都补裰得很整齐，还有一点钱和粮票。小叶阿姨伏在包袱上低声啜泣。我竭力噙住泪水，我长大了。

 

几年之后，四人帮垮了台，爸爸回来了。这些年爸爸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学校和学生、失去了我，又受到了残酷的虐待，明显地老了。这时我已在叶阿姨的照料下进了中学。叶阿姨送我回来时，和爸爸谈了很久，以后是流着眼泪走的。她至今还是一个人，为什么她不能做我的妈妈呢？大人间的事真复杂。

 

爸爸不在的时候，我整理他的衣物，发现爸爸五十年代就发表过许多文艺作品。许多文章现在看来，仍然很有意义。比如那篇受批判最重的小说《明镜亦非台》吧，能说是反党吗？不幸的是被言中了，从而酿成种种失误……如今历史已开始了新的一页，许多和爸爸同时受错误处理的作家，现在正重新崛起驰骋在当今文坛上。爸爸的文学功底好，思想敏锐，经历阅历都非常丰富，本来亦应大显身手的，但他却再也未动笔了。平反改正后唯一的变化，是调到乡中学教数学了。听叶阿姨说，他大学读的就是数学系。那他为何那时要迷上写小说呢？是和某些青年人害文学病一样偶尔客串一下，或确是有感而发呢？如果爸爸一直在教数学，会不会逃过这一劫？现在教学就是他人生的支点，他在默默地燃烧自己。

 

告别了妈妈的墓地，我们向举山顶上登攀，太阳升到天顶的时候，我们登上了山颠，蓝天湛湛，一片澄澈。山下不远的地方，就是车站榔桥镇，那里已经是平畴沃野。

 

我们终于又到了那棵大枫树下了，这棵拔地撑天的七角枫，经过多次的雷殛火烧，半边枝干都枯焦了。现在另一半又透出了新的枝叶，一片勃勃生机。它给我们的感慨太深了，以致我们都不敢轻易谈论那段往事，唯恐触动心灵深处那一点点神圣的东西。我们坐下了，一时相对无言，我有点局促不安。

 

爸爸习惯地点燃一支烟，但一口未吸，听任那青白色的烟雾在眼前缭绕。停了好一会他平静地说：“浩浩：你一个人走吧！学校十点钟还有个会……”爸爸不注意我的反应，接着又说：“你省城的父亲、母亲、妹妹今天都要到车站接你……这件事本来应该和你细说的，听小叶说你都知道了……过去的事都过去了，时间是个雕塑家，人也不会一成不变的。上一代的重负，不应该由你们承袭下去。你们的肩上只应该挑着报效祖国振兴中华的重担。”说完这些话，未等我反应过来，爸爸转身就下山了。步履匆匆，一次也未回过头来。

 

过去的事都过去了？……过去爸爸妈妈曾是受人羡慕也被人嫉妒的一对，是那个“黑良心”的拆散了他们。那个人那时还是个小办事员，在运动中心狠手辣整人立了功升了官。先整倒爸爸，以后又利用妈妈一时的软弱霸占了妈妈，妈妈生下我之后，他又攀上了一个大干部女儿，遗弃了妈妈。我本是一颗罪恶的种子，只是在爸爸博大的胸怀里成长，我才没有让那罪恶的DNA主宰我的一切。今天，历史的车轮恶作剧式的，又将把我带到我的出生之地。有人又已撒出贪婪之网了，等待新的捕获。妈妈已经死了，爸爸也已病残了，能继续被他占有和榨取的只有我了，我仿佛已经看到那个人的血盆大口与滴滴馋液了……可是，你别忘了，我已经是大人了，我也经历过了许多人世间的酸甜苦辣，是是非非我心中自有一杆称。我能忘了爸爸的含辛茹苦，忘了妈妈的含愤忍辱而死？我能把一个给我们全家制造灾难的人视为父亲，而让亲爱的爸爸老境惨然吗？是的，上一代的不幸、怨怼、伤痕不能遗传，但是上一代的教训能忘记吗？是非善恶能不分清吗？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把话说清楚了，要说我做出这个决定付出了什么代价，这个问题有点荒唐，在亲情、在爱与恨之间，不存在什么价值取向的。要说思想认识上有什么变化，感情上受到什么冲击那是有的。我毕竟走出了山窝窝，来到了大城市，80年代初期大学校园里是个思想非常活跃的地方，由于我的特殊身世，我对各种思潮都比较敏感，尤其是关系到右派方面的。当然我毕竟是新时期的大学生了，思想不再那么狭隘，不能把那一场悲剧的责任都记在那一个人的头上，那是个制造悲剧的时代。尤其是我遵照爸爸的嘱咐，不得不走进那个人的家时，思想上曾受到过很大的冲击。首先是我发现这个人虽说是身居高位，生活优裕，但从思想上到心理上都是颓唐的衰落的，不像一个得志小人那样炫耀自己，更比不上爸爸那样宁静坦荡和一股的浩然正气。这最多只能说明他良心还没有完全泯灭，特别是面对我这个活生生人时，他不能不想到我早逝的母亲和为我耗尽心血的爸爸。他当然想完完全全地得到我，首先是得到我的宽恕，不仅因为我已经是一个品貌端庄成绩优秀思想活跃的新一代大学生，也不仅因为他也即将步入老年，爱子之心是人之常情，更重要的他要修补他那段缺陷或是罪过的人生。他当然知道我爸爸在我心中的位置，他先是淡淡地说，省教委办的《中学数学》杂志需要一位资深的编审，杜老师是位合适的人选，如果杜老师同意他可以向有关人员打个招呼，他能调来了你们互相也有个照应。还说我将来毕业了留在省城或留校都不成问题。我乍一听说那好呀，还说回去就写信问爸爸。可是回到学校一想不对头，爸爸固然已经老了，教学已不适应了，能到省城办刊物也是件好事。但是这件所谓好事并不是他凭自己的力量得到的，而是沾了别人的便宜，尤其是那样一个关系到他和妈妈终身命运的人的所谓引荐，那算怎么一回事呢？这和爸爸一生恪守的信念和做人的道德标准相吻合吗？这和他要我去见那个人完全是两码事。我要写这样的信是不是对爸爸也是对妈妈的一种侮辱。记得以后我和爸爸说起这件事时，爸爸只是微笑着淡淡地说，他当然是不会去的，还亲切地摸着我的脑袋说我人小鬼大。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到那个人家里去了。我想的确实很多，如果我继续到那里去，我想到我将会在一个个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面前和所谓亲情的氛围中迷失自己，而且都有官冕堂皇的理由。我会渐渐地淡忘了过去，宽恕了那个人人生一段中的缺陷和罪过。最后淡忘了举山丛林里妈妈的墓穴和老境惨然的爸爸。那样我到老了的时候会怎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呢？

 

这个决定一旦做出之后，我心境也就平静下来了。当然也有不平静的时候，就是我那异母的妹妹曾经多次到校园里来找过我。她一口一声哥哥叫得我心酸。我自幼孤单，对亲情看得很重。可是在我失去妈妈和爸爸被押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孤儿时，这些亲人们那时你们都在哪里？当然这些都与这个小女孩无关。所以我和她啥也未说，只说学校功课忙，不忍心伤害她。至今我们也偶尔见见面，她也终于知道了一切，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九、倏忽之间

 

 

基层单位反右派闹得轰轰烈烈时，曾经流传过这样一句话：积极分子和右派分子中间只差一张纸。这句话现在看起来很荒唐，觉得不可理喻。一般人想像之中一定认为，所谓反击右派者必左派也。正如那时报纸上所宣传的，是两个阶级两种立场两种人生观乃至两个阵营之差。是所谓思想政治阵线上你死我活的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大决战。如果我要告诉你基层单位的所谓反右派只是一场大闹剧开场，大悲剧结局。所谓的左右派之分原来只是倏忽之间，今天的积极分子就可能成为明天的右派分子，一个科室同事之间， 工作能力理论水平政治表现基本相同的两个人，也可以在倏忽之间两个人的命运出现霄壤之差，一个人可以平步青云，另一个人则可能一下子坠入社会最底层。你可能说我是信口雌黄，或是说只是个别现象不足为凭。但是如果我再说那时的右派分子和积极分子，都是一些活跃分子，都是当时积极响应运动的号召，积极发表意见的人，大概会得到绝大多数亲身经历者的认同。直到今天一提到右派，人们首先的印象还不是祸从口出吗？大人物的事，中央机关的事，大知识分子之间的事我们不了解，不好评论。基层的事则简单多了，大体上是这种模式：整风运动一开始，领导号召大家提意见，于是积极分子们带头发言表态了；以后风向一转，这些积极发言的人群马上分化，一部分知情者、投机者、告密者、心怀叵测者迅速靠拢巴结领导，充当整人急先锋，并妄图从运动中捞一票子，而且确实有很多人捞到了实惠，这群人就是那时的左派；剩下来也曾积极过的一些人，尤其是基层领导不顺眼不顺耳的人咋办呢？对不起只好请你们当当右派喽。有左就有右嘛，不然运动不就是瞎忙乎了？怎能体现运动的辉煌战果呢？如果有人不同意我这样简单的概括，希望他们能举出一些实例来，看看全国有多少基层单位当时是在辩论两条道路两种立场，以及所谓涉及国家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的，看看有几个基层小右派是提出过反对共产党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逆不道的人。我敢肯定一个也没有，因为基层小右派百分百都改正了。

 

但是在很大一批基层右派的档案里，却确确实实都记载着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这是咋回事呢？让我们举个例子看看这场波及全国的大闹剧是怎样闹起来的。

 

一九五八年五、六月间，反右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们这些定了性的右派已经在农场里劳动几个月了。这时本文传主莫先生还在地委党校校园里踌躇满志地踱着方步哩。他是运动中的左派捞到了什么好处了吗？还是妄自尊大在那里自我陶醉呢？都不是！原来他是作为稀有人材被保护在这里。这事说来话长：莫同志虽然学历不高，革命资历不长，但由于他锲而不舍的刻苦钻营精神，和良好的悟性，在解放初期人材匮乏时，就脱颖而出了，二十郎当岁就当上了地委宣传部学习室主任，也算个县处级吧。这还不算，最难得的是他在分管理论教育这一方面做出了突出成绩，本人的课也讲得很好。尤其是《政治经济学》这本书的导言部分讲得特别好，好到偌大的芜湖地委没有第二个人能讲，好到地委领导即中心组那些老革命和地直单位中级组大大小小头头们都来听他这个小青年讲的课。莫同志那高高的个条，挺直的腰板，白白的面孔，儒雅的风度和他那一口地道的合肥话，确实令很多人仰慕。至于他讲课的内容有什么独特的见解，理论上有什么建树，就说不清了。《政治经济学》这个名词现在也听不到人说了，有人说那是从苏联搬过来的四不像的东西，既非钱端升他们研究的政治学，也非马寅初孙冶方他们研究的经济学，也非社会学。怪不得前言部分难学难懂，好像中国至今也未听说过谁是所谓政治经济学家。现在我这么说决没有任何贬低莫同志的意思，相反的至今我也十分佩服我这位难友老友，就是这样一分教材，他也能融会贯通，讲得那么有声有色，首先得到地区各级领导和从事理论工作者的认可，可见他个人主观上做出过多大的努力。今天我重提此事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想说明像莫同志这样生活工作在地委领导机关，又经常和领导直接交流的人，领导们对他应该有很深的了解，他小小的年纪能这么备受敬重，除了他个人的努力，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给他带来的机遇。他感激还来不及呢，怎么会倏忽之间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呢？这不是闹剧又是什么？说他备受敬重不是一句空话，有一次莫去省委党校学习，不知怎么被省委宣传部看上了，直接留下来进了讲师团。这可急坏了地委领导，地委书记副书记亲自轮番到省里要人，总算把莫同志这个宝贝疙瘩要回来了。放哪里呢？还放在地委迟早一天还要被省里调走，最后决定放在地委党校吧。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副主任。就这样他到党校来了。

 

1958年6、7月间，党校急风暴雨般的反右斗争高潮已过，许多定了性的右派都送出去劳动改造了。忽然上级又有新精神，说反右派还要补课，不能让一个右派漏网了。这时党校里有了莫某的大字报，主要是他原工作单位地委宣传部送来的。这不奇怪，那时运动中号召的就是要互相揭发、互相批判，或者叫横扫。何况他原来和一位部长关系不好，趁补课时整他一下完全有可能的。他未想到的是党校里一位姓毕的这时也贴出了大字报，说莫某是鼓吹大右派葛佩琦反党言论的急先锋。莫某想不通了，为什么去年反右高潮时，这姓毕的不贴大字报，现在倒贴出来了。大概这就是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了。

 

莫某经过认真的回忆，终于想起了去年他和姓毕的一次闲谈。是姓毕的先向莫某请教：“有人说，在阶级社会里一个政党当它刚诞生时，往往是进步的、先进的，一旦掌握政权以后，它就走向没落、走向反动，直到最后消亡。你说这话对吗？”莫说：“这话对了一半，不包括现今的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执政的最终目的，是要消灭政党，实现共产主义，世界大同。”毕问：“你知道这话是谁说的吗？”莫说：“是马克思说的。”毕说：“不对！是葛佩琦说的！前几天报纸上都登出来了。”莫说：“我未看到。”莫某搞的就是理论教育，对这些基本概念已经烂熟于心，根本就未把姓毕的无知胡扯放在心里 。不过他还是把有关反击葛佩琦的报纸找来看了，虽然那时他还看不出报纸是对葛的发言断章取义无限上纲，但和他谈的有关共产主义革命的最终目的完全是不搭界的两码事。心想这个姓毕的怎么这么无知这么愚蠢又这么恶毒，好在那时他还是响当当的左派，姓毕的审时度势还不敢轻易发动进攻，害怕他不是这位地委大红人的对手，所以这件事当时就不了了之了。五八年风向一转，他看到比莫更高的官员反莫了，认为时机到了，可以稳操胜券了，就迫不急待地跳出来了。果然莫某就成了鼓吹葛佩琦反党言论的急先锋，成了划右派的主要罪状之一。所以有人说那时的积极分子是什么朴素的阶级感情，是什么出于公心，我是运动亲历者，这样的人我一个也未见到，倒是像姓毕的这样心存歹毒蓄意害人的人见的太多了。就拿这件事说吧，如果出于阶级感情，是革命者就该无私无畏，为什么和莫谈话当时不站出来，要趁莫某失势时加上一锤，这个人是什么品质，是什么样用心还要多说吗？还有，许多基层右派定案材料里都莫名其妙地有反党这一条，除了绝大多数把对本单位领导提意见列为反党之外，就是类似莫某人这样荒唐的事了。我至今也想不通：一种信念、一个政党、一个政权任何时候总是相信的人越多拥护的人越多越好，那怕一个普通老百姓，多一个人信仰总是多一份力量；反对派多了有什么好处？把拥护自己的人打成反对派又能达到什么目的？前几十年我们不都是在这些问题上兜圈子吗？兜出了什么样结果呢？

 

我见到莫某人时他已经是地道的农业劳动者了。时间长了接触也多了些，但还不能说有了很深的了解，他虽然比我们大不了几岁，戴帽子之前也不算什么大干部，大家相处时他也总是低调，从未见他发脾气，很少听到他对当时不合理现实有过什么批评表态。对那些实在看不顺眼的事，最多就说一句很重的合肥话：“哄东西呀！”他性格内向，头脑冷静，他比那些看起来很坚强，实际上缺乏韧性的人更能抗得住那时恶劣的处境，他的理想信念一直还在心灵深处燃烧，可以想见一旦去掉他头上身上的无形枷锁，他是能够迅速成为一位佼佼者的。

 

可惜这样的人才在最年富力强时，许多光阴都白白流失了。先是四年的繁重劳动摧残了他的身体，摘帽之后十几年困在基层供销单位当办事员，搞什么购销调存等因奉此。这些年我们也偶尔相聚，他一直都是那么冷静淡泊。不像我们有些人那么急躁焦虑，尽管他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几十年都在作不懈的努力。

 

文革前夕芜湖巢湖分家，他全家都到巢湖去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文革时的处境大家差不多，没什么好说的。倒是文革后期突然听到有关他的一个意外消息，使我们这些长期与他艰苦与共的难友们先为他担忧后又为他振奋不已。说的是他在巢湖地区一家土产公司长期当他的灰头土脑的办事员，一直勤勤恳恳也与世无争，更说不上锋芒毕露了。可是他的顶头上司一位小科长，老是和他过不去，认为一个摘帽右派就像一只软柿子，想怎么捏就怎么捏。其实此人劣迹多多，是个品质很差的人。莫某平日并不和这类小人计较，只是有一天他更肆无忌惮地欺侮到莫某头上，莫某忍无可忍，当众回了他一句：“你少放肆一点！我屁股比你脸都干净！”这下麻烦可大了，这位恶劣的小科长，被一个摘帽右派当众羞辱了，岂肯善罢干休，虽说那时四人帮已经垮台了，但文革时极左思潮还未得到纠正。小科长于是四处告状，说什么右派翻天了要坚决镇压，首先要莫某停职检查。莫某呢敢做敢当，任凭风浪起，依然和往日一样，不急不徐地过他的日子。心想大不了再去劳动几年。他在静静地等着厄运的来临。可是等呀等呀啥也未等到，倒等到了满机关的窃窃私语：“看不出吧，这姓莫的二十来岁就是县处级呵！”“这家伙一肚子理论、还是地委书记和专员们的老师哩！”“当时省里要留他，是地委书记叮着要才把他要回来的！”“怪不得他写的一笔好字，办事说话都水平那么高！”“这个二五科长和姓莫的比，连一个小指头也比不上！”事后听说这件事当时的确闹得沸沸扬扬，一直闹到地委领导那里，头儿们心想那有摘帽右派敢这么猖狂的，把他档案调出来看看他是什么货色！谁知一看档案他们自己先惊奇了，这位摘帽右派原来屁股确确实实是干干净净的，不仅年轻时才华横溢，而且思想成熟，个人品质也极好，是个不可多得的干才。至于档案里那些栽脏诬陷无限上纲的东西，他们看了也只是一笑。因为他们自己很多都是“解放”不久的干部，这类材料都是一箩筐一箩筐的，就那么回事。四人帮垮台了，百废待兴，正需要一批经过长期考验的好干部，未想到人才就在眼前。恰好中央关于右派改正的55号文件下达了，地委领导迅速给莫儒棠就是莫某人做出改正决定，并且很快通过正常手续，当选百万人口大县无为县正县长。从一个任人欺侮的摘帽右派到大县的县长，也可以说是在倏忽之间。和他青年时代从一个众人仰慕的响当当的革命派，倏忽之间就成了右派。其过程何其相似乃尔。中国有句古话叫“少年得志大不幸也。”还有句古话叫“大器晚成。”未想到莫某一个人都占了。历史这个玩笑开得也太大了。

 

无为这个大县是值得说一说的。这个县紧靠长江，长江无为大堤绵绵百里，境内水网纵横一片沃土，是安徽产粮大县。有句民谣说：“家住无为州，锅粑盖墙头”。老百姓生活一直是较富裕的。五十年代中后期，一个叫姚什么甲的人当书记。此人紧跟曾希圣推行极左路线，结果一是打的右派最多，我们那个改造右派的农场，绝大多数人都是无为县的。还有像方庆余那样的文盲右派。一是无为饿死人最多，60年在那一片沃土上哀鸿遍野饿殍遍地，在册的就有二十多万。在这样一个受左倾路线荼毒最深的县里，选出了一个也是受左倾路线迫害二十多年的人当一县之长，也算是知人善任了。听说莫县长在治理无为期间政绩斐然，迅速完成了家庭联产责任制，农民们都开始了新生活。当然莫县长也是一位清官。以后他在地委付秘书长的位子上退休颐养天年。但愿他也健康长寿。

 

 

2001年2月3日于广州

 

 

 

 

十、一粒浮尘──反思程秋帆之死

 

 

我当了四十多年临床医生，二十一岁即被错划右派，在一家改造右派的农场度过了大饥馑的最困难时期，可以说见过无数次死亡。所有死亡无外乎两种：该死的和不该死的。就医院而言，大多数应属于不可避免的死亡，也有少部分被医疗上的失误枉死的。而大饥馑时的死亡，都应算是非正常死亡了。不过就是这些非正常死亡者之间，情况也是有别的：除了挨饿受迫害致死之外，也还有一些自取其咎自我毁灭的死亡（不包括在种种压力下的自杀）。面对各种死亡我悲伤过、愤恨过、难以忘怀过、也无可奈何过、无动于衷过、甚至也庆幸过，如听说一个恶人的弃世。但也有时面对个别人的死亡，说不准自己是怎样的心情。

 

比如普通右派程秋帆之死，几十年过去了我依然说不准我该如何面对他的这样的非正常死亡。程秋帆只是五十多万右派里的一粒浮尘，受尽磨难，早已随风飘逝。有多少比他更有才华更富青春活力的人，都在那个非常年代过早地离我们而去了，人们在对他们惋惜之后也渐渐地忘记了，为何还要重提这么一个小右派之死呢？熟悉他的人都还记得，他的死有一定因素是自取其咎的，但他毕竟是受迫害在先，即使以后有什么过错，人早已经死了，难道四十多年后还要翻老帐追究他不成吗？不！不！不是这个用意，作为门口塘农场同时受难的难友，我对每一位难友的伤逝，都无限哀伤无比悲痛，所谓物伤其类吧。我怎会做出伤害难友们的事呢。但是为了正视历史，还历史一个本来面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还是要把这件事真实地记录下来。

 

 

五九年底六零年初，大饥馑像一只无所不在的大恶魔，正向全国人首先是我们这批受难者凶猛地扑来。当时大家最关心的是如何能多弄到一些能果腹的东西，免得饿死。仅仅在几个月前，即国庆十周年前一段时期，风闻十年大庆时要大赦，许多人还梦想到那时可以去掉处分回原机关工作。未想到所谓大赦农场里也就摘掉几个右派的帽子，摘帽后还是以摘帽右派身份留场继续劳动。而且场里生产的粮食正一大批一大批往外调，口粮标准越来越少，大跃进号角越吹越响，劳动负荷越来越重。所有难友们在政治上完全失望之后，体力上也正一天天衰弱下去，有的难友已经饿死了，四周农民每天都有一批批人在饥饿中死去。这时难友们还能有什么值得思考的？不问你戴帽子之前是什么身分，有什么样成就与贡献，曾经是那一方面的人才，现在都成了只顾活命的低等生物，每天所想的所做的就一件事，怎样想尽办法弄吃的不致饿死，挨饿是非常非常难受的，没有挨过饿的人，是决体会不到的。饥饿可以摧垮人的一切。为了不挨饿或少挨一点饿也可以不顾一切。很多潜意识里自私贪婪的本性就会暴露出来，甚至恶性膨胀，做出正常情况下做不出的事，在另一种意义上把自己毁了。

 

程秋帆之死可以说是个典型。

 

程秋帆本是徽州某县税务系统一位普通干部，对他反右之前的情况知之甚少，也只知道他是和本单位某领导关系不好，就被按比例划入另类，发配到这家农场来了。按说大家来自不同单位，本来并不相识，又都是受了冤曲的，本该相互同情，相互关怀，共同渡过难关才是。可是程秋帆这个人总是和难友们格格不入，在这个作业区里已经换过几个生产队了，都不是别的难友为难他，而是他到处树敌混不下去主动要求转队的。本来他转到五队之后情况理应有个根本性变化的，因为这个队里许多难友诸如陈兄夏兄赵兄许兄彭兄都是我终身好友，他们都是品质优秀心地善良的好心人，而且在那种大限临头似的最困难时期，是真正相濡以沫的。更难得的是这个队的队长也还算个好人。程秋帆如果脑子清楚一点或是坏秉性收敛一点，他是可以和难友们一起渡过难关的。怎能想到他本性难移，依然打着自以为聪明的小算盘，继续和全体难友作对要把大家往绝路上推，为了自己能生存下去，或是境况好一点，不惜伤害他人，甚至干出诬谄别人打小报告的蠢事。结果是众怒难犯毁了自己。

 

我们那家农场虽说主要任务是收容改造右派的，但对外还是打着干部劳动锻炼的牌子。送到这儿来的右派也还有干部身分。除右派外还有一些基层干部，这些人情况也很复杂：有机关精简下来的冗员，有犯了其他错误送来改造的，也有未戴帽子的所谓中右分子。这批人稂莠不齐，好人不多。大部分人在农场有点小职务，差一些的也能混个生产队长当当。我们这些难友的处境与这些人关系很大，所谓县官不如现管。比如这个五队队长就不算坏人。不然的话，队里的难友们遭的罪还要深些。

 

那个生产队长和许多机关精简下来的冗员的情况差不多，是一无所长级别很低又生活困难的基层勤杂人员，是拖儿带女全家到农场来的。平日只为一家人生计发愁，只要那些改造的右派，活干得还能说的过去，是很少找他们麻烦的。那时我们这些来改造的右派都正年轻，还抱有种种幻想，真的想通过劳动来改造自己所谓非无产阶级意识，大家劳动都还认真，所以和生产队长之间基本上相安无事。只是面临大饥荒，幻想破灭了，才不得不想方设法度命。比如在自己劳动的土地里捡一些碎山芋小萝卜头青菜叶子，或是避免体力消耗太多多休息一会等等，都是一个人要生存下去的本能，是无可指责的。其实早在这之前，那些非右派的队长们早在捞了，都是为了活命，彼此心照不宣。

 

倏忽之间，大家发现队长变了，看管得严了一些，平日收工时都是队长先走的，这就给大家留下了一点‘办事’空间，现在不了，队长总是走在最后，再四下里看一看，不过还不算太顶真，就这大家也心惶惶的。队长有时还找难友们个别谈话，谈的几乎都是他刚刚干过的事，好在也未深究。最叫大家担心的是场里开大会时，场领导公开点名批评这个队里的事，而且不仅是吃了地里一点山芋的小事，还有所谓上纲上线的大问题。这是怎么啦？凭他们刚挨过整的特有敏感，判定他们之中出了告密者，说得难听些是出了‘叛徒’。

 

他会是谁呢？一时人人都在猜测警惕别人也被别人猜测和防范之中。那局面是很尴尬的：平日一些似乎是声息相通患难与共的人，忽然间相互戒备起来，人人肚里都有一股火，又找不到发泄的地方；无根据地去怀疑一个你曾经很信赖的人，是很难受的；同样道理被一个甚至一群曾经信任过、尊敬同情过你的人们怀疑是更痛苦的。现在的年轻人是不会理解我们那时的感情了，别说交友就是找对象也可以像换衣服一样朝三暮四。我们年轻时莫名其妙地头上戴个大铁帽离开机关丢了工作离开亲人，到这荒山野洼来劳动改造，又赶上大限临头似的大饥荒，身心交瘁，对来自外界的压力乃至摧残可以漠然了，但对来自难友之间的理解同情直至相互关怀相互支撑看的是很重的，有时曾是生命所依。忽然间你发现或是别人发现你原来只是个口是心非的小人，为了自己的命运能好一点，不惜出卖患难与共的难友，可以想见那会是怎样的感受。当时大家曾不约而同地想到过是程秋帆，因为他有劣迹在前，但是这种关系到一个人的品质荣誉的大事，没有事实是不能轻易下论断的。

 

好在这样的尴尬局面并没有持续太久，这件事的主角不久就浮出了水面。说来也是一次偶然的发现。难友之中有位姓汪的，就是附近一个银行营业所主任，本来是作为下放干部全家来农场落户的，未想到来农场后又被原机关一纸加封，戴上了右派帽子，工资一降再降，家庭生活日益艰难，前主任夫人只得降尊纡贵当洗衣妇勉强度日。一天她在给程秋帆洗衣时发现了程的衣袋里有张小纸条，她一看吓坏了，原来上面详详细细地写着：某某那一天‘偷’了几个山芋放在什么地方，某某某某‘偷’了什么什么放在哪里哪里；某某趁队长不在时磨洋工；某某和某某一起说怪话发牢骚：说粮食定量太少劳动又这么累没法过了；某某说自己划右派是受了冤枉，是对伟大的反右派运动不满思想反动！程秋帆可真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了，看不出这个平日也和大家说说笑笑，也发点小牢骚，也从地里捞一点能吃的，和大家没什么两样的‘难友’，背后竟能干出这种勾当？大家愤慨痛恨之余，明知放着这种告密小人在身边，危害极大不说，心里都十分厌恶，可是你又能拿他怎样呢？他干的事虽丑，可放到台面上也还官冕堂皇：可以美其名曰向组织靠拢，是在和坏人坏事作斗争，是劳动改造的成绩。这些都是农场头儿求之不得的，你能把程秋帆怎样？以牙还牙也去回报程秋帆吧，那你还不是一样的告密小人！就这样听之任之？当然也不行！怎么办？办法总会有的，在生死存亡关头，不想方设法去获得基本生存权，就只能坐以待毙。

 

境况大致相同的人群里，一个人和群体作对是不会有好结果的。相反的群体要报复一个人是很容易的。可是这个队的难友并没有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大家还念着他说到底总还是个蒙冤的难友。一位德高望重的徐兄曾苦口婆心地和他谈过，要他不要再干这种缺德事。这么干对自己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处，和大家这么对立你自己日子又咋过呢？

 

可惜程秋帆连这样的良言也听不进去，依然一意孤行，大概他认为他向生产队长作业区主任乃至场领导揭发了“坏人坏事”，一定会得到领导赏识会有好处的。这么一来，程秋帆就彻底的孤立了，当然是他自己先从这个人群中孤立出去才被大家孤立的。可以想见难友们对就在身边这个蓄意要伤害自己的人是如何的厌恶。他应该想到做这种事的后果。后果可能有两种：一是告密的目的达到了，被告密的人受到了严惩，甚至被劳教劳改。自己因告密有功得到了好处，就算能提前摘掉了帽子，那又怎样呢？你不还是个摘帽右派吗？而因为你的告密，农场可能管理防范得更严，那就断了大家的生路，就可能有更多的人饿死，真的出现那种情况，你会心安理得吗？好在这种情况并未出现。出现的是另一种，即生产队长接到告密信，并未看成什么大事，此也不是全因为队长是个好心人，而是这种情况到处一样，队长们还捞的更多些，他要声张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即使是总场领导，也不能只听程秋帆一面之词，对一个抗日的老干部怎么样，也不过大会上批评几句就不了了之。程秋帆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没有告倒大伙儿，你以后的日子又怎么过呢？

 

事情真相暴露后，程秋帆过的也真是非人的日子。被孤立了不说，所看见的都是冷漠的、防范的、警惕的眼光。更现实的问题是饥饿难熬，众人防一人容易，一人防众人就难了，程秋帆再也没有可能从地里捞一点吃的东西了。一天实在是饿极了，他居然偷一个农村来卖桃子小贩的几个小毛桃，被同队的人当场抓住。又有一天他偷山芋又被当场抓住，这下子可有好戏看了，大家狠狠地斗了他一顿，还把他手脚捆住吊起来。这一次他可能是真的后悔了，老李老王一个个叫着名子请求宽恕他。大家虽然再次饶恕了他，但再也没人搭理他了。在这之前，他虽蒙冤发配到此，成了二等公民，但起码和难友们身分还是平等的。现在由于自己的过失遭到了难友们的唾弃，他这才是坠落到社会最底层了。从此程秋帆彳亍独行孤立无助，身体精神都在一天天垮下去，一天他稀里糊涂在农场边上一个小镇上，把别人自行车骑走了，被当场抓住，定了个盗窃罪新老账一齐算，被送去劳教。不久就听说在那里因为偷吃别的劳教人员的食物，被人活活打死了。从此程秋帆这一粒浮尘永远消失了，而且生的卑污死的屈辱。

 

 

四十多年后我和当时与程秋帆同一生产队的难友谈起此事，心情依然十分复杂，还说不清该如何面对它。这当然是一起冤假错案，他也一定早改正了，劳教身分也该早平反了。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是的，程秋帆是个小人物，是真正的一粒浮尘，他的死有一些是自取其咎，似乎不值一谈。但是，他毕竟是冤死在那个非常时期。他为什么有这个悲惨结局呢？完全是那场运动的后果吗？与他本人的品格和所受的教育和道德的熏陶有没有关系？可惜他反右前的情况我们知道得不多，只知道他反右时只是个普通税务干部，未听说他有过什么劣迹。那他后来为什么会那样呢？只因为在运动中被扭曲了灵魂吗？恐怕问题没那么简单，这里是否牵涉到性本善抑或性本恶的讨论，也关系到西方一些思想家对人本质的探讨。余学也浅，不妨就程秋帆之死一事略说一二：

 

还是从人性与环境问题谈起吧：十九世纪沙俄时代俄国作家契诃夫曾到萨哈林（库页）岛上调查那里的劳改营的生活状况。他在报告里写道：“囚犯们的邪恶产生于他们的不自由状态、奴役、恐惧和经常的饥饿。这些邪恶是：爱说谎、狡黠、胆小、怯懦、背后说坏话、偷窃。经验告诉苦役犯人，在生存竞争中欺骗是最可靠的手段。”

 

契诃夫这段精辟的言论多次被人引用。俄罗斯当代作家索尔仁尼琴在引用这段话后，紧接着写道：“进劳改营之前未受过任何道德观念和精神教育的熏陶的人们在营里必定败坏”。并说：“在劳改营里败坏的是那些在外面已经败坏或已经为败坏准备了条件的人”。

 

两位大作家的论断乍看起来似乎看法并不一致：契诃夫像是看重环境对人的影响；而索尔仁尼琴更看重一个人的本质。其实从我切身经历和接触到的人分析，两人的论点都很精辟，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比如我所在的那家改造右派的农场，因为我还在当医生，因此和场里的右派有了较多的接触，我发现：一是原来受过良好教育从事受社会尊敬职业的人，到农场后尽管处境有了重大改变，绝大部分人都还能恪守做人的基本道德品质，违法乱纪干出什么不可告人勾当的极少；反之原先品格上有缺陷的人，到农场后常常又会有恶性的发展。其二：那一个部门环境更恶劣些，那里出的问题也多些，许多人们灵魂深处丑恶的东西暴露的也更明显些。

 

联系到现实中程秋帆之死一事，给了我们什么样教训呢？尽管我们对程秋帆反右之前的情况知之不多，也不妨碍我们作两种推测：一是他虽然税务工作本身没有什么大失误，但在为人方面按索尔仁尼琴所说的未受过道德观念和精神教育的熏陶，所以到农场后败坏了；一是他本来各方面都是很不错的人，只是他以后到了如契诃夫所描述的不自由、奴役、恐惧和经常挨饿的恶劣环境，才产生了种种邪恶。这两种情况都值得我们反思，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为一个人的一生什么情况都可能遇到，有顺境也可有逆境，特殊情况下栽到契诃夫所描述的恶劣环境里，也并非没有可能。当然如果你是以身试法，受到法律的惩治，那另当别论。我指的是万一你是陷入冤情之中，或是罪不当罚吧，你在那种本来不该由你进入的恶劣环境中，怎样还能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守住做人的底线，才是最重要的，弄得不好像程秋帆那样把自己毁了，是大有可能的。

 

其实契诃夫和索尔仁尼琴的论述不一定对身处逆境中有警戒意义，对身处“顺境”的人同样也有警示作用。试看今日之社会那些贪官和腐败的丑事，那一件不是人在“顺境”中发生的！境太‘顺’了、没有约束了、可以胡作非为了、老子天下第一了，犯罪机会远远大于身处逆境时。不是有人说嘛，“富贵不能淫”比“贫贱不能移”更难。这个“淫”字是广义的，有骄奢淫逸之义。

 

由此我想到中国古代的什么性本善与性本恶之争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还是奥地利医生弗洛依德关于人性的本质分为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比较容易接受。本我是人生存的本能，本质是贪婪的，但人作为社会的人也就是成了自我时，他要作为一个正常人，必须接受社会各种约束，那属于本能的贪婪本性只能退缩到潜意识中。而本我的贪婪一旦由潜意识成为显意识乃至成为行动时，那他就可能成为逆境中的败坏者和“顺境”中的贪污腐败分子。至于超我那是指少数为事业为革命而献身的人，也非平常人，不在此讨论。

 

闲话说的太多了，就此打住。

 

最后还想就程秋帆之死说一点难友之间互相伤害的事。只是这话题太沉重，不易把握，再说程秋帆之事还不算典型，他毕竟是自作孽在前。我还亲身经历过一个作业区的难友狠狠批斗一个偷山芋的周性难友的事，甚至拳脚交加，当然作恶最凶残的是作业区那个没人性的赵主任，人都被斗死了还说是装死。但那次批斗会包括我在内没有一个难友为他说一句话，尽管我未打他骂他，但多少年来一想到此事，想到那时我客观上还是帮凶之一，总是怵惕不安。再想想历次运动中尤其是大揭发大批判或是相互横扫的时候，我们这些被扫倒的难友，有几个当时能站稳脚跟，不为当时声势浩大的运动威力所动，不为保全自己，不做伤害别人的事呢？大多数难友还不都是在大混战中落水的！我这么说一点也没有宽恕造成这种种悲剧的祸首──“运动”的用意。不是无休无止的运动弄得人人自危，怎么可能同事之间同学之间甚至家庭之间没来由的斗个你死我活。所以胡耀邦同志当政期间宣布永远不再搞运动了，才是中国人的最大福音。今天重提四十多年前往事，也并非要求人们万一遇到新的运动或不称作运动的运动，人人都能站稳脚跟，不为形势所动，不做伤害他人的事，那只能是美好的愿望。真要有那一天，很多人还是会随大流的。如果那一天还有人能记住几十年前的教训，脑子还能冷静一点，还能前前后后想的多一些，那历次运动被伤害的人就算没有白伤害了。但愿我这些空议论只是杞人忧天。

 

 

2001年6月15日广州二稿

 

 

 

 

 

 

 

 

 

 

 

 

 

 

 

 

 

 

 

 

 

 

 

 

 

 

 

 

 

 

 

 

 

十一、天谴

 

 

这家医院住院部环境很漂亮，几幢大楼之间是个大花圃，花圃之中是个大喷水池，水池中央是三位护士小姐的玉女塑像。泉水喷发时滚珠溅玉，玉女们晶莹剔透，煞是美丽壮观。不过要来了贵宾或是节日期间才喷一次，平日是静静的，傍晚时刻水池边三三两两坐着各科伤病员休息闲聊，是个休身养性的好所在。

 

有一段时间，每天傍晚你都可以见到在水池边枯坐着一个老人，老人并不很老，但头发全白了，面容枯瘦面色灰暗，目光呆滞像散了神，看不出他是在思考是忧伤是凄凉是还是愤愤不平，只是决不会有忏悔。很多天来老人都是一个人在那儿枯坐着，没有看见亲属前来探望，甚至也不和病友交谈。医院各科工作人员从他面前走过，也没人和他搭讪，甚至看也不看他一眼。不熟悉他的人肯定以为他一定是个远道来就诊的病人，又不善言词，所以才显得这么孤独。

 

但是，如果我要告诉你这个人曾经是这家医院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和很多人有很深的瓜葛，而且他就从这家医院一路攀升，一直升到主管这家医院的卫生局负责人之一，你一定不会相信这样一个和医院关系这么深的人，晚年会受到如此的冷遇。医院可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而知识分子可是很重感情的呀，不能这么冷酷无情吧！再说他老婆孩子呢？怎么也不来看看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说来可真是话长：一晃四十年过去了，真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拣一些重要的事说一说吧。解放初期这里是一家军区后勤部门所属的医院，规模不大，以后招来了不少经短期医训班护训班培训的学员，后来为接收志愿军伤病员又招收了一批男女学员。根据这些人的文化程度大体上分成业务和行政两批人。都还是同学战友，都穿军装嘛，应该说都是一批很单纯的年轻人，相互之间亲一点疏一点乃至谁进步一点谁落后一点都是正常的，因为没有根本利害冲突，所以谈不上什么大矛盾，更和阶级仇恨什么的扯不上边。谁能相信就是这么一批相互知根知底的革命战友，到了反右派时一批人会对另一批人往死里整，而且一整几十年，整到别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还不松手不松口，终于有一天把自己也整到天怒人怨众叛亲离乃至也家破人亡的地步。所谓天理昭彰恶有恶报！

 

我到这家医院工作时已是六十年代中期，反右斗争时大字报铺天盖地，斗争会夜以继日，斗人者摇唇鼓舌声嘶力竭，被斗者惊恐战栗认罪求饶；一边不断在庆贺战果辉煌，一边在经历着妻离子散。这些热闹壮观的场面都见不到了。虽说基层反右这场闹剧各地的版本模式都有些大同小异，但像这家医院打击面这么宽，受害者如此惨烈，整人者个个春风得意官运亨通，在这座中等城市是罕见的。比如同一座城市的另一家弋矶山医院情况就大不一样，那是一家有着百年历史的原教会医院，知识分子更集中，人员的历史背景也要复杂得多，按当时运动部署它应该是运动的重点。可是由于那家医院院长夏云同志是位老红军，老院长有一颗仁者之心，爱护下属就像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任凭风吹雨打，他一直撑着这把硬硬的大红伞，他资历级别声望都比地市委的头儿们高，头儿们也奈何他不得。所以运动定案阶段，尽管压力很大，夏院长只报了屈指可数的几个历史定过案的人就草草收兵，医院的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都平安过关，即使运动中也受过冲击的，结案时夏院长都千方百计为他们开脱，一再对上级说某某检查深刻已经达到教育目的了，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嘛，都没事了。所以这家医院一直医疗秩序井然，技术力量雄厚，多少年来都是皖南地区医疗系统的领头羊。夏院长早已魂归道山，愿他在天之灵安息。

 

回过头来再说说我们这家医院，由于主要整人骨干都升官走了，受处理的人劳教的劳教，开除的开除，下放的下放。留下的一些所谓就地消化的右派，一个个都是灰头土脑夹着尾巴做人，所以表面上看起来还算平静。但是当我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发现这里人与人之间有着很深很深的矛盾，几乎人人相处都是一种戒备状态，对往事对某些人不问是升官的还是被打倒的都讳莫如深，决不轻易置评。只有处得时间久了，尤其是人们发现你是在真诚对待他们时，他们才会把心里话告诉你。护士是医院里最大的群体，我是临床医生，和护士们接触的时间最多，我逐渐发现这一大批平日不轻易表态的最普通群众，其实人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她们对那些受冤枉的人都表示同情，对那些靠整人起家飞扬拔扈的人都很厌恶，只是敢怒不敢言而已。

 

在医院几经科室调动，接触的人也更多了，尤其是人们知道我也是个无辜受害者，对我就少了些提防，渐渐地对这里受反右斗争肆虐的真相有了多一些的了解。现摘几个人几件事说一说：

 

一位姓陈的外科医生划右派后，经过处分已经下放到和县去了。就这也未放过他，文革风云初起，医院就派人追到和县逼他交待什么，他一定是彻底绝望了，被追问第二天就自杀身亡。

 

某护士长丈夫划右后送去劳动教养，释放后留原地劳动。护士长带着三岁小女儿改嫁前夫一位同学，他俩都是好人，我知道他们待这个女孩是很好的，可是小女孩得知生父是蒙冤划右后，一直精神怪癖，和这一家人格格不入，先跟外婆小姨一起生活，小姨出嫁时她不能接受，外婆病逝后，她几乎精神崩溃，十几岁就患上肺结核长期住院。护士长一家尽管生活很困难，依然竭力为她治疗，多方关照她。可是这个女孩一直精神忧郁，治疗效果很差。右派大规模改正后，女孩一度很兴奋，坚持要去江北某地去看望生父，护士长夫妇竭力满足了她的要求，再也未想到她回来之后精神全垮了，终日不发一言，吃的更少，病情每况愈下，不久就郁郁离开人世，刚26岁。临终前她对护士长夫妇和三位弟妹泣不成声地说请他们原谅她，并第一次喊了继父一声：“爸爸”。事后很久才知道为什么女孩的寻父之行会有这样凄惨的结局。原来女孩小时曾听说过生父划右派前是位精明能干能说会道的年轻有为的干部，还是医院里一枝笔。父亲究竟是什么模样？她想像不出。父亲被送走那年她才三岁，一点印象也没有了。越是想像不出越是思念愈深，这是一种血缘的思念，也是关乎自已身世与命运的思念。特别是听到说父亲和所有基层右派一样全改正了，这种思念更迫切了，恨不得一步就到父亲身边，向父亲诉说思念之苦，更想听听父亲说说这么多年是怎样想念她的。她也十分想知道父亲目前是什么样呢？她有时想入非非，想到父亲过去曾是一枝笔，经过这么多年的磨难，生活经历更丰富了，说不定会写出什么有影响的文章。她爱好文学，读过一本名曰《重放的鲜花》的文学书，写书的人五十年代都是风云人物，这些人反右时和父亲一样被打倒了，现在改正了，又活跃在文坛上了，而且名声更大。父亲会不会也成为他们这样的人呢？她想像不出了。还有重要的一点她想不通，医院许多受错误处理的人都回来了，父亲为什么没有回来，而且连信也没一封，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她一定要亲自去问个明白。

 

她万万没有想到她所日夜思念的父亲会是她见到时那个样子。父亲那时虽说已经改正了，但根据原则上不回城就地安排的精神，成了基层供销社一名职工，恢复到反右时的行政级别，每月就几十元工资，却要养活一大家子。还住在农村草屋里。有一个儿子要结婚，把正屋让出来了，老夫妻俩挤在一间黑洞洞的厦屋里，白天也要开灯，三支光阴森森的，别说看书连人脸也分不清，家里除了供销社发的材料连张报纸也没有。父亲佝偻着身子一边不停地咳嗽一边还不停地吸着劣质卷烟，见她去了那木讷呆滞的眼神里似乎有点兴奋，背着她和老伴叽咕半天，老伴才递给他一点钱，他说要到镇上去买点菜就走了。父亲一出门老太婆就向她又表功又诉苦，说老头子当年劳教出来又留场劳动，一次开山砸伤了腰，农场不要他了，是老太婆收留了他。还说他这个＂分子″要经常挨斗，亏得老太婆成分好才没有把他斗垮，这些年要不是她护着他早下土了。说着说着老太婆又扯到儿子结婚事情上来了，说老头子一点用也没有全靠她张罗，说欠了很多债，还问女孩在哪上班拿多少钱一个月，希望能帮他们一把……这个女孩在活生生的事实面前，在和她想像之中的巨大反差面前瞠目结舌了，她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一直愣愣地在那傻站着。父亲回来了买了一些菜，她一口也吃不下。勉强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就回来了，父亲弓着伤病的腰，一直送她到车站，路上对她说，他和她妈妈还有她继父都是同学，三人处的都很好，和她妈妈离婚及要改嫁继父都是他的主张，主要还是为了你。并一再说继父是位好人，更不要责怪妈妈，都不是他们的错。还说他对当前处境已经说不上是满足还是抱怨，只是比当分子的时候好了一些，他说他这样一个快下土的人了还能希望什么呢？最后他只有一点遗憾，就是未看到那些害人的人应得到的报应……在父亲这些真情实话和痛苦经历以及依然十分艰难的处境面前，她还是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感情，只把身上带来的钱除了路费全留给父亲了。女孩本来重病在身又一路颠跛劳累，更主要是精神上的巨大失落，她不知道自已该爱谁恨谁，也弄不清谁该对这一切负责，她完全失去生活的意义了，不如归去！果然她匆匆走了。现在这家医院除了她家人，还有谁记得曾有过这么一个女孩在世上匆匆走过一遭呢？

 

下面我要说说我敬重的窦氏姐妹的故事：医院里习惯地称她俩大窦小窦，那时还有人说她们是什么右派之家。其实大窦不是右派，不过也是连襟夫妇四人中唯一幸免的。有人说如果大窦不离开这家医院调到弋矶山医院去，也肯定在劫难逃，但也有人说如果大窦未走，这家医院反右灾难也许不会这么重。因为大窦不仅文化层次高技术好，办事公正成熟冷静也干练，待人也最坦诚，个人品质也极优秀是位贤者。她要是未调走，那些整人的急先锋在她面前或许会有些收敛。当然也可能她首先被打倒。还有人说弋矶山医院反右灾害最轻，除了有夏院长这把大红伞护着，有大窦这样的院部总干事八方周旋，在夏院长面前为大家说好话有一定的关系，这话虽然大窦在我面前从未说过，但我相信是可能的。因为早在反右前的56年我们就曾是同科临床医生，我对她的了解是很深的也是十分敬重的。

 

大窦虽然未划右派也受尽了反右之苦，先是丈夫德才兼备的俞医生被划极右送去劳教，俞医生的母亲又瘫痪在床，两个孩子都小。自已的父母亲也年老多病，弟妹都在读书。两家人的担子她一肩挑，终日奔波劳碌。可是你任何时候见到她，她都是那么亲切平静开朗坦荡，说话办事一如既往的沉着干练有条不紊。问世间男子有几位有她这样胸襟啊！

 

小窦丈夫精明能干的董医生也是先被打倒的，到了五九年反右倾了，反右斗争已经结束一年多了，不知道小窦又得罪了哪一位头儿，居然整她的材料报她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真是荒唐透顶！一个小医生右什么倾！芜湖地委比医院高明多了，批了一个右派分子下来。医院领导纳闷了，不知究竟谁搞错了。有人打个哈哈，管它呢右倾右派都是右。小窦就这么稀里糊涂当上了医院里最后一个右派。医生出了错叫把生命当儿戏，地委和医院的头儿们是把什么当儿戏呢？小窦医生以后和我长期同一科室，她是个事业心业务能力都很强的好医生。可是对医疗以外的事，除了关心头上的帽子，其他的事全都不在心上，乃至可以不知道省长市长是谁，不像我们这些人对不相干的事瞎操心合该挨整。她可是一位少见的单纯朴实的人，居然也陷到政治泥坑里去了。那些整人狂们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可怜小窦医生刚改正不久就病逝了，年仅49岁。

 

该说说我的左邻右舍的故事了。

 

我的左邻孔先生令字辈，不知属于衍圣公那一旁系，不过只是个喜欢读一点书的普通干部。他平凡的一生只有一件事出了名，那就是芜湖地直单位可能是唯一的“哑吧”右派。他当然不是哑吧，而且说话不乏幽默风趣，还带点小评论，其实说的都是些极其平常的事。他十几岁就穿军装在革命队伍里长大，能说些什么呢？整风学习提意见就算是鸣放吧，他可确确实实一句不恭之词也没有，也没人揭发他说了什么“反动”话，就这也照划你右派。没有言论还能没有思想，打倒你这么多熟悉的人你能没有想法，你的想法医院头儿们可以猜出来一定“反动”！抓你右派没错的！古人说的腹诽罪大概就是这么回事了。我们这个民族真是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什么样的宝贝都会传下来，连来俊臣周兴这样的人也代代不乏其人。

 

孔令兄虽然没有“反动”言论，＂待遇″可不低也划了个极右，因为有个老母亲要赡养，照顾了发给月生活费25元，下放医院花房当工人。孔兄是个孝子尽量让母亲先吃饱，自己长年累月一天只吃两顿。就这文革时还有人帮他算账说25元两人过日子还用不了，不知算账的人食不食人间烟火，自己一个月用多少钱。

 

据说孔兄改正时还有点麻烦，地委问医院这个一句右派言论也没有的人怎么报的右派？地委问未问过你们的前任他们又是怎么批的呢？彼此彼此！

 

和孔兄“哑吧”右派齐名的还有五官科史医生是“出差”右派、工人张矩兄的工人右派。整风鸣放史医生都不在医院也照划右派，工人中央有明文规定不划右派的也照划不误。当权者“吃”透了政策，知道左比右好。多划了可以升官少划了有什么好处？过去的事实和以后几十年的事实都说明这些人押宝都押到点子上了，所以一路攀升。他们再也未想到有看走了眼宝押错了的时候，否则的话就不会有文章开始时的场景和以后的故事了。

 

说罢左邻再说说右舍辛医生的事：辛医生和前妻小吴是那一批小青年之中年纪比较大一点的，反右时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大的才五、六岁。辛医生是位农家的孩子，家境贫苦，好不容易在城里找了份工作，又讨了个有工作的老婆，生了三个孩子，他已经很满足了。虽说受的教育不高，医疗技术一般，可是个兢兢业业的好人。他是新社会先受惠的一群人，他会反谁呢，他会和自己过不去吗？他从未和任何人作过对，却被那些人重重地伤害了。被划为极右开除回农村监督劳动。妻子小吴一个初级化验员怎么能养活三个孩子，不得已忍痛和辛医生离了婚，带着两个小孩改嫁省体委一位姓王的工农干部了。辛医生带着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回农村，父子俩相依为命。辛医生又当爹又当娘，下地干活时用一根草绳子系住儿子的腰在树荫下玩，他干完活了儿子常常滚的一身尿屎，辛医生只得半边肩膀挑着粪桶、一只手挟着儿子回家。到家后还得自烧自煮自洗自补，还得经常接受批斗，过的日子真是太苦了！太苦了！

 

时间终于走到1979年，中央关于右派改正的55号文件下达了。这家医院新一代领导是一些头脑比较清楚的人，立即根据中央文件精神，把包括辛医生在内的一大批错划右派的人分批整理出材料上报了，结论当然只有一个：全部改正！有什么要调查讨论的，不就是那么几句话嘛？几十年的事实不是已经给那些言论做出了结论了吗！可是院领导未想到的事发生了，报上去的一批人材料退回来了，批复是维持原结论不予改正！再报一次再退一次！再报一批再退一次！地区卫生局党组成员政工组长分管这项工作的主要领导黄某发话了：地区医院的右派都是铁案休想翻天！真是碰到冤家对头了。地区医院错划了几十名右派，黄某确实是立了大功的，不然他也不会从一个小干事冒升到局领导。不过黄某人有点夸大了自己的战功，你的头上不还是有姓史的姓鲍的姓许的，他们可是官比你高权比你重说话比你算数的，至于你们之间谁心最狠手最辣，只有你们自己最清楚了。本来事情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我们这些被错划了的人，即使过去有些人是头角峥嵘思想敏锐的人，几十年待罪之身二等公民的屈辱生活所有的棱角都磨平了，都还没有要讨个说法乃至要求索赔什么的，这一点到今天也没人提出过。那时大家唯一的要求也就是能及早恢复自由之身过上普通人的生活。再说一场大运动伤害了那么多人，主要原因还是那时的大气候，不能只怨怪少数具体办案人，即使像这家医院那些整人过于凶狠的人，可能主要还是思想认识问题。经过二十多年的思考，特别是许多人自己在文革中也遭受过各种冲击，这些人也会意识到过去自己不该整人那么凶。所以右派改正时黄某人大可以趁此机会说上几句官话套话那怕是言不由衷的话，别人也会感激不尽的，退一步说你心里仍然对他们怀有仇恨，就是不想给他们改正，可是大势所趋你也不能不办，那样别人也不会说你什么，大不了说你有点思想僵化跟不上形势而已，保住你这个党组成员还是没问题的。黄某人不知道是利令智昏还是胆大妄为，或者又在作一次政治赌博，难道你是聋子瞎子不看报不听广播，不学习上级文件，也不打听打听别的单位是怎么做的？也不称称自己有几斤几两，你不就是一个解放后才参加工作的初中生嘛！靠的整人起家才混上个相当付处的从八品，就你这种人这个德性也够资格对抗阻挠中央大政方针的贯彻执行！我想他大概是几十年左比右好的定势思维和在整人中得到的既得利益迫使他作最后一次政治赌博，结果输得一干二净。

 

黄某的胆大妄为后果是可想而知的，新一届地委领导当然不会把这种小人放在眼里，更不会听任他胡作非为。据说曾责令他到地委去说一说他凭什么对抗阻挠中央大政方针的贯彻执行？还听说黄某人一听说他是在对抗中央吓得魂不附体。当然这只是听说，但有个事实是人所共知的，就是他被撤消了党组成员资格，调出卫生局。换了一个人来主持右派改正工作，可以想见这项工作很快就顺利进行下去了，这家医院的全部错划右派都得到了改正。

 

中山先生说：革命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黄某人螳臂挡车自取其咎只是个小例子，不过他的故事还未完等等再说。先把有关辛医生的事补充交待一下。

 

辛医生改正后回到医院，孩子还留在农村。辛医生离开临床久了，只能在保健室开开药了，就这他也整天乐呵呵的，分到新房子之后我们是邻居，我发现他是个随和达观非常好处的人，只是年过半百了孓然一身，未免晚景凄凉。未想到未过多久辛医生又结婚了，而且女方还是位大学的体育老师，真为辛医生高兴。但是当我知道了这件事的全过程后，在为辛医生庆幸之余感到十分苦涩。

 

事情是这样的：早年他们这批学员中有位姓陈的是位机灵鬼热闹人，和辛医生及其前妻小吴都很熟。小吴改嫁后不久就调到合肥去了。姓陈的有一天到合肥出差去看小吴，对她说辛医生已经改正回医院了，现在他要自己的老婆孩子。其实姓陈的是假传圣旨开个玩笑，也为辛医生妻离子散抱不平。小吴这时也是年过半百的老吴了，一听这话当着姓陈的面立即号啕大哭，边哭边诉说：说这能怪她吗，她一个初级化验员怎么能养活五口之家，再说做右派家属孩子一辈子都抬不起头。她还说她要是对辛医生没感情，辛医生都戴上帽子了，集体在医院里劳动，就这样她每逢在化验室值夜班下半夜都要喊辛医生来团聚。边说边痛哭不止，还连声说你叫我怎么办，我和老王又生了两个孩子，我该怎么做？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姓陈的问。姓陈的着慌了，连声说辛医生啥也未说是他在开玩笑对不起对不起！说着说着惊动了吴的丈夫老王同志，老王同志可真是好人，听说这一情况后，先是陪他们一起伤心，并一再表示对辛医生苦难经历的深切同情，还连声说这个问题要解决。怎么解决？有些老革命是很讲义气的，难道再拆散一个家庭，把老婆还给别人？当然是不现实的事！老王同志又不是第三者，是小吴离婚很久之后才嫁给他的。但老王同志还是觉得他要对辛医生多负一些责任，他果然说到做到，四方打听找到了这位刚丧夫不久的体育老师，并力促他们喜给连理。我真不知道对这件事该如何评论，是悲喜剧是闹剧还是说不出真谛的伤心事？说起它总是感到一股酸酸的苦涩味儿。但是有一点我是肯定的，就是对这位未谋面的老王同志的深深敬意，也为老友吴冰青大姐祝福，她虽然年青时遭家庭离散之苦，但一生遇到的两个男人可都是好人。由老王同志我想到了姓黄的这一班整人的急先锋，你们这几十年怎么就未学会有一点同情心和人情味呢！

 

辛医生重新成家不久就患了肺癌，患病期间直到辞世都得到了这位老师悉心的照顾，可以说他是未带多少遗憾走的。

 

大诗人白居易有诗曰：“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情。”如果说辛医生的晚年还是一片晴空，尽管已是近夕阳的黄昏。那么曾经风光半世整人为乐自鸣得意官运亨通的黄某人晚年可就是苦风凄雨了：先是被抹掉了党组成员免去政工科长调到一个科级单位任副职，免官不久家里就出了大事，唯一的儿子马上就要结婚成家了，不幸在工作中落水淹死。这件事在人群中立刻引起巨大反晌，各种议论都有，当然有一些人骂姓黄的坏事干多了现世报，这话不仅有人背后议论还有人当面骂他，这事恰巧我就在附近，那时我住在爱人单位里，黄就是那个单位的副职。单位职工为分房子争吵是常事，黄又不要房子又不负主要责任，不知一位单位的家属和黄怎么吵起来的，当众人面劈头盖脸地骂他：说你这个家伙一生害人太多恶有恶报，连唯一的儿子都给你害死了，你还在害人！其实这完全是不相干的两码事，就分房这件事来看，黄也并没有错。但别人乘机发难打人的脸，这几句话可是骂得太重太重了。世上有许多事，特别是关系到某个人的恶行恶习乃至不名誉的事，常常外面已经沸沸扬扬了，当事人可能还自我感觉良好，甚至还在自我编织的谎言假像里自鸣得意呢，一旦谎言揭穿真相凸现，他会倾刻崩溃的。黄某人大概就是这样，我是看着他一天天垮下去的，不久他就退休了。更未想到厄运或者说报应还未完结，紧接着他的老伴也被火车撞死了，还是被当作无名尸体送进火葬场的。事情是这样的：他们的独生儿子死后，老伴精神就有些不正常了，整天带着个手电筒到处找儿子，常常一找几天不归家，时间长了姓黄的和邻居就习以为常了。以后还是邻居听人说火葬场有一无名老年女尸唯一遗物就一只手电筒才搞清真相的。姓黄的真正是家破人亡了。你们说姓黄的又到这家医院来住院会有谁来看望他呢？医院老人对他都已深深领教了，谁还会来和他叙旧呢？是医院里职工们无情呢？还是他自作孽不可活。

 

应该说黄的儿子是因公死在自己的岗位上，他应该和所有因公殉职的人一样受到尊敬和表彰，把他的死和他父亲的所作所为联系到一起是不应该的，是对死者的亵渎。我们是无神论者，不应该把两件不相干的事连到一起谈，那就坠入到宗教因果报应的迷信怪圈里去了。再说他老伴死于非命也是应该得到同情的，听说她为人不错，没有参与丈夫整人，以后她爱子心切死在寻子途中，也是一分人间至爱，是母爱的博大襟怀。同样的道理我们不能把姓黄的所作所为和他老伴的死连在一起，指斥为恶有恶报。但是，既然我认为黄的妻子、子之死都不应该和他本人的事相提并论，为什么还要有“天谴”二字作为文题，并在文章中一再说到恶有恶报呢？实在需要说说清楚，不然还有人说我在散布唯心论呢。

 

几十年的政治运动，在阶级斗争为纲这个总的错误方针指导下，同事之间同学之间甚至家庭之间混战一场，造成国家民族家庭以及个人的种种伤害，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情况也是错综复杂的，常常有这样的情况，这次运动是这一批人整另一批人，下一次可能有一部分人角色调位，对这种种混乱局面你不能用简单的善恶二字概括，也不能只分成整人的和挨整的两种人。这种混乱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是非标准不清，谁是谁非不是根据国家民族的利益大众的利益为标准，而是只跟着当时运动指导的方针办，很少有人考虑过这次运动对国家对人民是利是害，即使有人想到了也不敢说，才形成这种集体无意识行为。很多高层人士都跟着运动大轰大嗡了，能责怪那些文化层次很低的基层普通人嘛？从另一角度看某些整人者只要良心还未泯灭多少也是运动的受害者。对他们一味地苛求也不是公正的。

 

但是不能不承认另一个现实，就是多年的政治运动也确实造就了一批以运动为升官符，以运动为捞取个人政治资本的最好契机的极端个人主义者，表面上打着各种幌子，内心却极其阴暗。他们中很多人是既得利益者，掌握着实权，这些人是那时不正常政治生活的渊薮，也是改革开放的极大的阻力。他们开始时可能是运动的盲目追随者，可一但在运动中获得了超值的利益，并和被整者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时，他们得意了，并抱着运动这块通灵宝玉死死不放了。从整体上看除了少数良心发现的，基本上是反对包括给右派改正在内的各项改革措施的，因为会触动他们的根本利益。只是因为他们大多数都是政治嗅觉特灵的聪明人，不会干也不敢干明目张胆抵制中央决定的蠢事，只有像黄某人这种蠢人才会跳出来螳臂当车成了众矢之的。黄某政治上失意和家庭偶然发生的悲剧，引起人们如此的关注和联想的谴责，反映了人群里已经涌动了很久的思潮，这种思潮主要根源就是人们对长期以来不正常政治生活的不满，说得具体些就是对那些靠运动整人起家官居要职，不好好为老百姓办事只顾捞个人好处，还处心积虑伤害一批又一批的无辜群众的人的反感，平日没有机会表达，到发生姓黄的这样事的时候就有所表达了，或曰宣泄也是可以的。什么是天？天就是老百姓，百姓才是头上的天！天谴也就是百姓的谴责百姓的斥责，所谓天怒人怨是也。

 

天也就是道，就是伦理道德的道，就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或者如韩愈所说“道统”的道。道也可称为仁义，是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中最可宝贵的悠久传统。道也可以说是民心民意。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能不顾伦理道德，不能藐视民心民意，否则迟早一天他必将自食恶果。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未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一起都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当然这也只是大道理，大道理有时也会管不住具体的人和事的。就拿各次运动中那些整人者下场来说，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很大一批人并未得到应有的报应。不过你也不能就此论定伦理道德天理良心对这些人就不起作用了，因为这种报应还可以以另外的方式表达：比如自我忏悔和社会舆伦谴责等等，前一段时期对余秋雨的批评指责就是一个实例。正如一位智者所说的，你逃过了法律你逃不过道德舆论与良心。

 

说到天就是道，我想起了各代皇帝都自称天子一事，还有奉天承运天纵英明天生龙种以及祭天祈年什么的，有人说这些都是皇帝老儿借什么天意来欺压蒙蔽百姓的。依我看皇帝老儿承认天比他大还是好事，起码他还有点畏惧，如果引伸天也是民心民意，那他多少还懂得一点载舟之水也覆舟的道理。如果一个人连天都不怕老百姓也不怕那就更危险了。

 

最后顺便说一说：这家医院那些整人的急先锋，除了姓黄的以外不还有姓史的姓鲍的姓许的嘛，有人告诉我这些人都没有好下场，一家也是儿子死了老婆精神失常了，一家媳妇与孙子煤气中毒死了，一家在报上点名挨批降了职，并说都是报应。我只认为都是没有关联的偶然事件。难道冥冥之中真的有什么主宰！我不信！

 

 

2001年3月6日于广州

 

 

 

 

 

 

 

 

 

 

 

 

 

 

 

 

 

 

 

 

十二、一位女右派的抗争

 

 

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说过：右派苦难深，妇女在最底层。就我所在的那家改造右派农场而言，那些女右派所受的苦难与凌辱，四十多年后回想起来，心情依然是无比沉重和哀伤。人人都有父母和姐妹，为何某些人掌握了一点权力之后，就可以凭借权力任意践踏别的女性，全不想想自己的母亲和姐妹被别人践踏时会作何感想。这些人渣全是没有一点人性的衣冠禽兽，理应天打五雷轰，要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以戒后人。

 

芜湖专区门口塘农场猪场场长陈殿邦就是这样的人渣。他利用厂长的职权，肆意侮辱欺凌女右派。他压根儿也未想到即使是被打入社会底层的女右派，也有人性的尊严，也有人敢起来抗争，并且一斗几十年，直到彻底斗垮了这个恶魔，伸张了正义，也避免了司法工作中的一次失误。

 

这个和恶魔陈殿邦抗争到底的人，就是一名普通错划了的女右派盛明华同志。

 

盛明华何许人也，在那个非常时期，她一个小右派怎敢和场长抗争？遭到过怎样的报复打击？她是怎样坚持下去的？最后她又是怎样阻击了陈殿邦的翻案阴谋的？需要说说清楚，这可能是高压时期一个特例，一个难得的亮点。因为从已知的材料归纳，那时敢于抗争的命运都极其悲惨，女右派中林昭、林希翎就是明显的例子。

 

盛明华只是个出身农村的普通女孩子。由于她头上几个哥哥姐姐都因老法接生夭折了，所以对她特宠惯，也养成了她倔强的性格。解放前夕正在城里读初中的她，向往革命毅然参加皖南游击队走了。解放后重新回到故乡看望焦急万分母亲时已经是一位穿军装的文工团女战士了。她虽然没有多少艺术细胞，成不了艺术方面的专门人材，却也是活泼天真充满革命朝气的年轻老干部了。最为难得的是她敢说敢做敢于承担责任的正直倔强性格。为这她受尽了苦，可决不反悔，终于锻铸了一个小人物颇有特色的人生。

 

问题就出在她这张有啥说啥的嘴上。安徽省那位有霸王之称的头头，突然看上了一位比他儿子还年青许多的漂亮女演员，要娶她为妻。可这位女演员已有男友即将结婚，就这那位霸王也不松口，要定了！不过为了补偿，霸王（暂定男甲）答应此男友（暂定男乙）可以在文工团内挑一个除那个女人（暂定为头牌吧）以外的任何一个女人。男乙面对那个位高权重又以凶狠著名的霸王能说半个不字吗？美人要紧前途命运更要紧！只好忍痛割爱了。男乙当然也不甘心，他也是个小头头，头牌被抢走了，他就凭男甲的势力点二牌。他也明知二牌也是有男友（暂定男丙）的，也不管了。心想男丙你也别怪我，要怪你就怪男甲那个霸王吧！同样的道理男丙也只好拱手相让。结果是男甲如愿以赏，男乙一半无奈一半庆幸，男丙只能向隅而泣了。不过男丙泣过之后他也学乖了，他不也是个小头头吗，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文工团里有的是美女，果然他不断制造绯闻，也不断给自己招来麻烦，结果情场得意官场失意，稀里糊涂过了一生。

 

这场由霸王男甲始作俑的闹剧，在安徽省内曾沸沸扬扬。不过也只敢背后议论，霸王的厉害安徽人是深深领教过的，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但是防民之口如防川，总是防不胜防的。你能做别人还不能说吗？天下哪有这个道理！果然有不畏强暴敢说真话的人！盛明华就是其中一个。她不止一次在大家面前公开批评谴责这种以权势凌人的霸权行为。其实私下说这件事的人很多，看法也差不多。反右开始后，很多人都知道这是个禁区，都不敢说话了。只有盛明华还在坚持自己的意见，而且到了批斗会上还据理力争。后果当然是可以想见的：戴上右派帽子，送农场劳动改造！

 

盛明华到农场后也未学乖，依然昂首挺胸有啥说啥。后果当然是不断地挨批挨斗，先在生产队和男劳力一样干重活。盛明华虽然生长在农村，可一天农活也未干过，未干过也得干，还得干最苦最累的活。说这叫先改造筋骨再改造灵魂，就这盛明华也顶下来了。当然要改造她的个性是决不可能的。

 

如果说她在生产队受的主要还是体力上的苦和累，那么到了猪场之后就多受了精神上的摧残了。猪场场长先后换了几任，全都是一批坏蛋，最坏的要数流氓恶棍陈殿邦了。此人本是土匪出身，又当了国民党几年兵痞，在被解放军消灭前夕投诚了，依然一身恶习。不知道在原机关是贪污嫖赌哪件事犯了案，也发配到这家农场来了。他自恃所谓生活上错误比我们右派政治上犯错误身分要高贵些，那些农场头头们不知道根据什么文件精神，居然就派这样的恶人来“管教”我们，而且还支持纵容他胡作非为。可想而知这种恶棍有了这个机会他还能干出人事吗？

 

别看陈殿邦这个兵痞流氓没多少文化，搞起运动来也是一套一套的，搞运动整人也最对这些家伙的胃口。他天天开批判会，说是学好文件抓住纲，这个纲就是阶级斗争。落实到当时现实，就是要把右派们斗垮斗臭，要斗得大家服服贴贴可以让他任意凌辱和宰割。他在会上这么声嘶力竭大喊大叫当然有他罪恶的目的，而眼前当务之急就是先要拔掉女右派中的两个钉子。这两个人就是盛明华和江秋云。这两个人都是早年参加革命，都是敢说敢做口直心快的人，特别是两人从被错划右派起一直都不肯低头认“罪”的“顽固”分子。陈殿邦认为他大显身手的机会到了，接连开会批斗盛明华（迫害江秋云之事另章叙述），逼着盛明华自己承认自己是右派，其实帽子已经戴到头上了，承认与否已无意义，就这倔强的盛明华硬是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和陈殿邦顶着干。结果在连番批斗之后被派去干最苦最累的活了。

 

更令人气愤的是猪场一切不好的事，都要与政治形势挂钩，都说是右派分子破坏，都要批人斗人，挨斗最多的当然还是盛明华和江秋云。美其名曰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灵什么！猪场照样每天一批批死猪。怎么可能不死？上级号召要建万头猪场，可又不给饲料，说是猪吃百样草，把女右派赶到满山遍野去打猪草。那正是60年大饥荒时，草根树皮都给人吃光了，哪里能找到给猪吃的东西。再说猪只吃草能活下来吗？什么猪多肥多肥多粮多，完全是乌托邦唯意志论。谁也知道只有粮多了才能猪多猪多才能肥多，单吃草的猪粪连臭气都没有，哪里还有肥效。农场头儿包括陈殿邦这个恶魔才不管这一些呢，倒认为是抓阶级斗争的好时期，要从阶级斗争中抓出猪场效益来。所以死一次猪斗一次人，猪死的越多，以盛明华江秋云首当其冲的女右派们挨斗的就越凶，面对死猪女右派们一个个惶恐不安，过的都是非人的日子。

 

不过这些女右派们在体力上和精神上所受的苦难，要和她们在人格上贞操上人性上所受的摧残相比，又几乎不足道了。如果说她们体力上的劳累，政治上折磨在那时还带有普遍性的话，那么她们在人性贞操上所受的摧残可能是罕见的了。陈殿邦这条色狼，为了能肆意凌辱霸占女右派们，先打着革命的旗号，借用运动威慑力，拖垮了女右派的体力，摧垮了她们的意志，特别是对不驯服者如盛明华江秋云的加重迫害，惩一儆百。表明他是女右派们命运的绝对主宰者，对他只能绝对地服从，从而他可以一步步达到罪恶的无耻的目的。

 

陈殿邦的罪恶目的究竟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就是在彻底摧毁女右派的人性尊严的基础上，一个一个地霸占她们，实现他嫔妃满后院的美梦。而且他也确实部分地达到了目标。为此他也真的煞费苦心：先是高压，接着是各个击破。先找谁呢？第一位被选中的是个带着孩子的孀妇，先以照顾为名为她母女安排了单房，又只分配干轻活，然后就开始到她那里去鬼混。这时女右派之间已经议论纷纷了，接着陈殿邦公然破格地带这位女右派外出开会游玩，归来后她的日子也确实一天天好过起来，这样她‘东宫’的名分也就算正式确定了。几十年过去了，当时受难的女右派们，今天依然不原谅那位‘东宫’，不仅同居一市互不来往，而且还十分鄙视她，甚至还有说她助纣为虐的。那时我在总场卫生所，和猪场毗邻，情况是熟悉的。这个女人是有些缺陷的，不能说她在这件事情中毫无责任，但她毕竟首先是一位蒙冤受难者，丈夫已经屈死，孤儿寡母度日维艰，为了生存一时屈从于掌握着自己生死命运的人，站在历史的角度反思，应该给予同情和谅解。至于说她参与迫害其他女右派，是没有多少事实依据的。当然这个人只干轻活别人就得多干些重活，这也是事实。一切罪过都应该记在恶魔陈殿邦头上。

 

‘东宫’事件之后，紧接着就听说陈殿邦又有了‘西宫’。而且女右派们对这个人也有一些非议。其实这个人是个完完全全的受迫害者。她是无为乡村小学老师，一个很忠厚老实的农家子女，她和前夫我都很熟。只是因为要反思正视这段历史，不然我决不愿再往事重提，怕的是再伤害这两位善良的普通人，尤其是使她早殇的前夫灵魂不得安宁。他俩是共同罹难一齐发配到这家农场的，来场仅几个月男的就被送去劳教，不久就死在劳教农场里。这对他妻子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处境格外凄苦无助，流氓厂长陈殿邦就是这时乘人之危霸占她的。她家里还有几个很小的孩子，孩子们已经失去了爸爸，为了孩子再忍辱偷生她也要活下来。对这样受重重迫害苦难深重的女同胞，我们只能是无比的哀伤与气愤，必欲对恶棍陈殿邦依法严惩方为伸张正义，还受难女右派一个公道。如果反过来对受难者指指戳戳那就善恶不分本末倒置了，对受难者也太不公平了。

 

再来说说陈殿邦这个恶棍的恶行：他为了霸占更多的女右派，想出了一个绝招，就是改造猪场场房，在一排十几间猪笼边上盖一间三、四平米仅能放一张床的小屋，安排一个女右派饲养员住，美其名曰以场为家。其实他是在制造女右派们个个都是孤立无援的特殊环境，然后夜间他以巡视场房名义，一个一个地霸占凌辱她们。女右派们就这么任这个恶棍肆意侮辱吗？当然不是！以盛明华江秋云为代表的女右派一直在抗争着，但是陈殿邦加紧对她俩迫害，江秋云产后未满月就罚她一天挑三十担水，结果压得她当场血崩大出血，差一点丢了性命。盛明华也是遭到连日批斗之后，罚去上山下塘打猪草，并限定一定数量，只是因为盛是现役军人的妻子，才未受到进一步的迫害。有江秋云和盛明华例子摆在那里，别的女右派们还敢反抗吗？那一批女右派我都很熟，基本上是无为县的乡村女教师，大都是出身贫苦的农家子女。那时正值60年底，大饥馑已使许多人死于非命，无为县又是饿死人最多的地方，有些死者就是她们的亲属，她们自己也命如游丝，随时都会随风而去。那时唯一的希望就是能活下来，什么贞操尊严荣辱全顾不上了。这才使恶棍陈殿邦达到了他罪恶的目的。为了活命又无人作证，女右派们只能忍辱吞声。

 

事情是从一次偶然事件中泄露出来的，受难的女右派有几对是夫妻同时罹难的，一般是男的在生产队女的在猪场。某晚一女右派之夫也睡在猪场那间小屋里，夜深时流氓陈殿邦摸了进来扑到那男人身上又抱又啃，弄了个大尴尬。流氓跑了，那男的受了这样的奇耻大辱，怎能不对妻子大发雷霆，妻子这才哭诉了多日受流氓场长凌辱的真相，终于得到了丈夫的宽恕，夫妻相拥而泣。哭后又能咋样，无凭无据你敢控告吗？那只能自取其辱罪加一等，那时他俩都饿得骨瘦如柴了，再受一点压力，就会被碾成齑粉的。这件事终于被大家知道了，无不义愤填膺，虽说当时不能对流氓陈殿邦绳之以法，但汹涌的怒潮已汇成不可遏的地火，总有一天要喷发的。

 

流氓陈殿邦又咋样了？照样大摇大摆当他的场长，照样夜夜在他的内宫里逍遥“巡幸”，他有运动的靠山，有改造右派的上方宝剑他怕谁？右派们还不是他手里的软柿子，想捏谁就捏谁，死一个右派不比死一只蚂蚁更重要些。

 

陈殿邦在恶行道上愈走愈远：那么多有家有室有子女的善良百姓被他肆意凌辱，他还嫌不够，还要在精神上进一步摧残她们。某天他突然又下了两道旨意，全是恶意侮辱女右派的。一是母猪发情必需及时交配，否则要受重罚。害得女右派们天天要查看母猪的外阴部，真是羞辱难当。第二条更无耻，就是猪交配时饲养员必须全程在场。而且这时流氓陈殿邦也肯定到现场指手划脚，美其名曰深入第一线现场指导。其实这是他兽性发作一部分，有人告诉我陈殿邦每逢这种时刻总是无比亢奋，满嘴下流话，有时还在女右派身上动手动脚，当晚必定去侮辱这位女右派。那些曾经贵为人师的女右派们面对这种奇耻大辱也只能忍辱吞声以泪洗面。陈殿邦真是罪大恶极！

 

多行不义必自毙！恶有恶报，任意践踏法律的人，终于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一天傍晚陈殿邦喝得醉醺醺的，忽然淫性大发，天还未黑就直扑刚来的饲养员住的小屋，捺倒那位女同胞就要胡作非为。这下他可碰到钉子上去了。此女同胞乃一下放干部的新婚妻子，她怎能受此侮辱，当然竭力反抗，恶棍陈殿邦未想到还有敢反抗他这个权力无边场长的，更大发淫威了，硬撕硬拽把她外衣内衣全扯破了，女同胞声嘶力竭大呼救命，引来了众人才制止了他的暴行。那位下放干部岂肯善罢干休，一张状纸递进法院，陈殿邦被依法逮捕，到了他早就该去的地方去了。这本是一件法理昭彰的事，未想到二十年后还有麻烦，一些握有实权的领导干部，居然还会为陈殿邦这样恶棍开脱罪名，真是匪夷所思！亏得有当时的目击者，平反后也在司法部门工作的盛明华据理力争，才使陈殿邦的翻案阴谋未能得逞。

 

 

苦撑苦熬的二十年终于过去了，终于到了1979年。随着中央55号文件的下达，基层右派们都达到了改正。其他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有一些得到甄别平反，这是胡耀邦同志主政期间最大的也是最得民心的功勋。但是和所有的变革时期一样，都会有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情况，说得具体些，就是有一些货真价实的罪犯，企图钻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空子，逃脱法律的惩罚或改变自己的身分。陈殿邦就是其中之一。

 

一天我在路上遇见盛明华，只见她行色匆匆有股急不可待的神情，忙问她忙什么呢？她说告诉你一件急事，陈殿邦在闹平反，材料已经报到地区来了，省里还有人在为他说话。我一听也懵了，心想这样的恶棍毙了他也不冤，怎么可能平反，那公理何在道义何在？连说决不可能！盛明华笑我别书生气了，说司法部门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也是什么怪事都会出的，还说要不是她这个政法委秘书写信给当时省委书记张劲夫同志，说不定平反结论都批下去了。我说那你可得抓紧啊，那些死了的活着的受过陈殿邦侮辱过的右派们都会感谢你的。盛明华说这不是什么感谢不感谢的问题，而是要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要打击犯罪分子，要保护公民的正当权益。还说司法程序你不懂，陈殿邦的问题已经弄到这一步了，要阻止它同样是很困难的，她没时间和我说闲话了，办正事要紧，说罢就匆匆走了。

 

几个月后我再见到盛明华时，她兴奋地告诉我，陈殿邦复查的结论下来了，维持原判！然后她向我详细地介绍和陈殿邦及其保护伞斗争的经过，虽说不上惊心动魄，也是冲破了重重阻挠几经反复的。盛明华为了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也为了伸张了正义，和避免了司法工作中的失误，可以说是殚精竭虑不辞劳苦坚持到底才取得胜利的。

 

情况果然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首先要使地区法院对陈殿邦的案件讨论暂停下来，不然平反结论一做出想改变就难了。怎样才能使讨论停下来？盛明华只是个小科长可没有这个权利。但是她有责任向各位领导真实地反映陈殿邦案件的真实情况，必须戳穿陈殿邦要求平反的谎言。陈殿邦这次闹平反省里是有人打了招呼的，他的申诉书也写得振振有辞，说什么他只是酒后一次强奸未遂案，当时在极左路线指导下，判的太重了，是个错案，已经冤枉坐了很多年牢了，所以要求平反。至于和一些女右派有不正当关系，那是双方自觉自愿的，大不了只是生活作风问题，对方未告就不犯法。听听这些话不也蛮有道理的吗？说那一次强奸未遂也是事实，被侮辱了的女右派未控告也是事实，那时推行极左路线，除了错划了大批右派之外，也错判了许多其他案件也是事实。所以政法部门的主要领导之间有不同意见就不是奇怪的事，听说曾经出现过三对三的僵持局面。盛明华要说服他们可真是煞费苦心了，他们可都是懂法的，执法者强调的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陈殿邦利用手中的权力，乘女右派们危难之际肆意欺凌侮辱她们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可是陈殿邦的档案材料上只简单地写几句与一些女右派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偏偏缺乏最重要的那些受辱女右派的控告材料。二十多年过去了，别说那些受辱者已分散到各地，有的已不在人世，即使还能找到她们，还能挑起那已尘封了二十多年的心灵与人格受损害的伤痛吗？那无疑对她们本人和家庭又是一次新的伤害。盛明华只得一次连一次的在掌权者面前详详细细地介绍当时的真实情况，什么叫生活作风问题？那常常是指的普通人之间的感情越轨，陈殿邦这种整天酒气熏天满嘴下流话仗势欺人嘴脏手也脏的流氓，有那么多本来是为人师表的女教师会和他有感情？！还不是被错划右派后才遭到有权有势人的侮辱！能把这种仗势欺人的累累案例只开脱为生活作风问题吗？那法律的尊严何在？道德良心公理正义何在？妇女的权益与尊严怎样才能得到保障？经过盛明华一再的据理力争，还有其他女右派如江秋云也在通过其他渠道反映陈殿邦作恶多端的真实情况，也亏得当时中院院长也是被错划的右派，了解右派受难后的真实情况，才使陈殿邦要求平反一事暂时停下来了。

 

盛明华知道问题还未了结，因为政法委只是把陈殿邦的申诉信的讨论搁置下来了，还未收到原判的地方法院的上报材料。万一原判法院已经做出了平反结论，事情就更麻烦了。为此盛明华及时地赶到原判的广德县法院，果然法院领导正在讨论陈殿邦平反一事呢，是不是省里那位领导也打了招呼？看来地方法院正倾向给陈殿邦做出平反结论。盛明华急了，又再三番五次地向县法院各位领导介绍门口塘农场特别是猪厂的真实情况和陈殿邦作恶多端的实例。好在门口塘农场就在广德县境内，了解实情的人还比较多，县法院经过认真调查了解后，终于停止了对陈殿邦案件的复查。

 

应该说陈殿邦要求平反一事到此应该结束了，未想到麻烦还未完。正当盛明华为维护法律尊严，为受难受辱女右派伸张正义时，恶人陈殿邦也未歇着，也在四方奔波上蹿下跳，竭力为自己开脱，甚至倒打一耙。果然省里那位身居高位的人发话了，要地区有关部门掌握好大方向，不要受个别当事人个人意气的干扰，还“颇有感情”地说，陈殿邦那时在当场长，负有改造右派的责任，对盛明华等右派可能严厉了些，可主观愿望还是为她们早日改造好嘛，这些右派们不能为当时受了苦，现在公报私仇！至于生活作风问题也是一个巴掌拍不响，不能脱离当时的实际环境看问题。一句话还在压地区政法委，还要为陈殿邦平反。

 

盛明华这下可气坏了，什么叫公报私仇！什么叫一个巴掌拍不响！什么是当时的具体情况？究竟谁在干扰正常的司法秩序？盛明华的倔强性格再次显露了，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她立即赶到省里，找谁呢？她想到了省高级法院一贯办事公正党性极强又善听群众呼声的齐副院长。再次向齐院长介绍陈案的实际情况，并一条一条地驳斥那位大干部的谬论：什么是当时实际情况？你在场吗？不错那些受害者当时确实是右派不像现在都改正成了正常公民了，退一步说她们都未改正都还是右派，再退一步即使面对的是货真价实的犯罪分子，他陈殿邦有权肆意凌辱她们吗？什么叫公报私仇！猪场受害最深的是无为县乡村女教师们，盛明华和她们既不同乡也不同行，过去不认识现在也极少来往，怎么是报私仇了？就是本人那时受到非人虐待现在控诉他也完全有这个权利。再说盛明华身为政法部门的干部，对熟悉的案例向有关负责人介绍情况表明态度是一个司法干部应尽的责任和享有的权力，怎么是干扰了大方向了？倒是那位省级大干部本不是司法系统的，偏偏要为一个和私人有关系的案件到处插手还轻易表态，是徇私情呢还是在捞好处？值得令人深思和进一步了解。经过盛明华条分缕析的申述，那位省高院的齐副院长果然是位善听群众意见办事公正的好法官，排除了干扰，果断地通知将陈的案卷调省高级法院，在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之后，完全同意盛明华的意见。至此陈殿邦闹翻案的一场闹剧终于收场了。恶人总归还是恶人，法律的尊严是凛凛不可犯的。

 

据说陈殿邦在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曾无可奈何地说，他到底还是栽在一个女右派手里。其实他是对众多女右派作恶多端，必然得到的恶报。盛明华也只是尽到了一个法律工作者应尽的责任。

 

2001年5月9日于广州

 

2001年6月8日二稿

 

十三、清凌凌的襄河水──怀念蒙师

 

我六岁时入盛老师的蒙馆，读的是《三字经》《百家姓》，一直读到《论语》《孟子》。几岁的小娃娃只知道跟着老师叽哩哇啦，啥也不懂。八岁转新式学校读小学三年级，不久就跟着班主任也是语文老师戴先生一直读到小学毕业。盛老师戴老师都是我的蒙师，都是品格好学问好在当地备受敬重的好老师。全椒西城巴掌大的小地方，学风炽盛人材辈出，很多人都得益于两位老师和其他同样忠于职守老师的教诲。

 

可惜两位老师皆命运坎坷。反右时盛老师和戴老师的丈夫章老师都错划了右派，都一生备受磨难，还殃及了子女。虽说那时我早已离开了故乡，但从兄长及同学那里还是得知了事实的原诿，借这次写系列文章的机会，简略记述两位蒙师平凡而坎坷的人生，也表达我对他们的敬意和深深的怀念之情。

 

盛老师是陷进一次说不清的出行之中而受累一生的。说来话长：全椒县城不大，然而颇有文名，因为出了个大文人吴敬梓。人们不知道也出过武将，他就是黄浦军校四（？）期毕业生、抗日将领、国民党第九十六军中将军长陈金城。陈军长虽说少小离家，戎马天涯，但乡情很浓。自己并无子女，对家乡来人都亲切接待。陈军长驻防山东潍县时，离安徽近了，家乡常有人去看他，有些生活无着的人，陈军长也给安排点小事糊口。某日盛先生也和几位乡亲一齐去山东看望了陈军长，陈军长见家乡颇有声望的塾师来了格外热情些，猜想有过单独宴请这类事。这件当时被看成荣耀的事，未想到给盛老师带来了终身麻烦。历次运动都要追查他这段历史，问他反动军官陈金城封了他什么样的官？接受了什么秘密任务潜伏下来的？其实陈军长是职业军人，军界以外的事什么也未干过。盛老师更是个教了一辈子子曰诗云的冬烘先生，别的啥也不会。来一次运动查一次，当然啥也未查出来。不过不要怕白费功夫，那厚厚的案卷总归能派上用处的，这不，反右派运动一开始，对那些材料作一点简单的技术上的处理，盛老师的右派帽子不就戴上了。因为定个中统军统反动党团骨干什么的总得有点依据，而定个右派则简单多了，随便找几句话就够了。反右前受审查以后未定上案的，很多人到反右时都在劫难逃。盛老师从此灰头土脑地过了一生。听说乡亲们待盛老师还算过得去，没有叫老人家干什么苦力活，子女们也还孝顺，在耄耋之年得到改正了，老先生可以瞑目了。

 

顺便说几句关于陈军长的事：解放战争期间山东潍县之战，是一场激烈的战斗，攻守双方都是名将，攻城的是三野骁将许世友将军，守城的就是陈金城将军，攻守几近白热化。终因国民党失去民心，陈金城孤立无援，潍县被攻克后，陈金城在地下指挥所被俘。据说许世友将军不仅没有为难陈金城，还称赞他作为一名职业军人的英勇善战。所以后来陈金城从战俘营释放时，问他将归何处安身，陈金城提出到南京定居。因为一是离家乡全椒近，再就是许世友作为南京军区司令正驻守在此。果然许司令待他不薄，陈金城晚年生活安定恬淡高龄寿终。文革中也是平安过来的。陈金城将军当然不会知道盛老师的事，其实那些专案组的人何必四处调查，问一问陈金城不就得了，南京全椒近在咫尺。

 

我在盛老师馆内读书时年龄尚小，许多事记不起了。只知道盛老师学问很深，很多古文诗词真是倒背如流，经常有人来请教他。家乡解放那年我十二岁了，盛老师除了教书未听说做过别的事。

 

读私塾只是死记硬背，我记忆力尚好，常受盛老师夸奖，其实啥也未懂。不过以后读大学时，又读到这些东西，有一种老友重逢似的愉悦，加深了印象。

 

如果说盛老师给我留下的印象已经模糊了，那么戴老师在我脑海里的形象则永远是清晰明朗的。她就像家乡那条穿城而过的襄河水，河面不宽，水也不深，但清澈见底。虽然没有汹涌的波澜，但总是汩汩淙淙日夜川流不息。小河曲曲弯弯，一路经过多少坑坑洼洼，但总是清凌凌的。戴老师当了近五十年的小学教师，教过无数学生，她虽然在小学教育方面没有成就过什么宏伟大业，但她对教育事业的执着忠诚和倾注的全部心血，对每一位受业的学生都视若亲子女般的关怀备至，特别是她在做人方面的表率，给每一位学生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我五十年后写这样的文章，心灵上依然会涌出一股暖流，有一种童年受教惠及终身的欣慰与感激。

 

开始我不在戴老师班上。那时我家境贫寒，父亲卧病，仅靠母亲访纱，哥哥带病（实际是饥饿所致低血糖晕厥）织土布为生，常常吃了上顿愁下顿，家里没有一处放书桌的地方。我读小学时，穿的很破，一脸菜色，因患鼻炎常流鼻涕，还有严重口吃。一枝破钢笔直漏水，作业本子是买粗纸自订的，可以想见作业会成什么样。大概实在是惨不忍睹了，有一次曾在全校“示众”。一个几岁的孩子遭众人耻笑会是什么样的心情？我不想读书了！我逃跑过赖过学，从困难的家庭到受罪的学校，眼前是一片迷雾，活的真是没劲。新学堂有什么好？还不如旧私塾！有一天同桌同学又欺侮我，（其实他也就仗着他妈妈和班主任是同学这点势力）我一气之下跑回家，再也不肯去上学了。

 

两天后我所在班的班主任未来，倒是戴老师到我家来了。大概老师们都喜欢长得好看些穿得漂亮些，口齿伶俐些活泼可爱些的孩子，所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好在那时还没有以后的红五类黑五类和现在大腕打工仔之分）不过对一个教师尤其是一个小学启蒙老师而言，你们不是在挑演员，而是对每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都是责无旁贷的。也许你所不喜欢的孩子正是需要你付出更多心血的时候。可惜想到这一点的教师并不很多。戴老师到我家来只对我父母说，她看过我做的作业，虽然看不清楚，但答案都是对的，问我愿不愿转到她的班上去。她一句也未批评我，而是非常亲切，细声慢语像随便拉家常。给我父母印象极好，他们都当场表示同意和感激，我当然也不能再赖学了。这故事有点像以后刘心武写的小说《班主任》。当然我不是差生，也没有任何坏行为，家穷不是我的错，口吃流鼻涕也不是我的错，我不必在同学面前低着头。正如我以后冤枉当了二十多年的右派，那是有人设的套，也不是我的错，所以我也从未低过头。

 

到了戴老师班上后，我的小学生涯才真正开始。尽管我还是穿的破衣裳，还是口吃流鼻涕，还是那支破钢笔，作业本子上还是一团团墨迹，但再没有因为这些不是我的过错而受到歧视与打击，可以坦然心安的读书了。这并非我得到了戴老师的什么特别关照，或是受到什么所谓激励性的表扬与鼓励。班上穷学生不只我一个，有生理缺陷和小毛病的也不只我一个，成绩好成绩差更是普遍现象。如何面对这些差异，对一个启萌老师来说是要慎而又慎的。弄得不好是会影响很多幼苗成长的。戴老师的成功之处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学生和尊重爱护各人的个性特点。正如孔老夫子所说的“有教无类”。这件事看起来简单，做起来是很难的。它不是一个工作方法问题，而是一个教师的素养乃至品格的问题。这也许不是戴老师的刻意追求，而是她善良正直宽容和慈祥爱心的本性，从而温暖了许多幼小的心灵。我在戴老师班上读了三年多的书，同学们没有不说戴老师好的。一定会有许多感人的细节，可惜时隔久远已记不起了。我只记得一件事，一次考试，因为考卷太多，分一部分给别的老师改了。我的卷子因为卷面看不清分打低了，戴老师特地调出我的卷子重新改过重新打了分。我知道后非常高兴，别看是小事，对一个孩子正常的心理发育关系极大。

 

谁能想到这样一位为孩子们耗尽心血的好教师，一家人在历次运动中备受磨难不说，连自己已经十一岁的孩子还没有资格读小学一年级。说来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也荒唐透顶，也是一个悖论，可却是活生生的事实。

 

戴老师本人未划右派。她的丈夫章老师却因为什么历史问题，先是肃反受审查，不够杠子。到反右时马上就被打倒了。基层反右派很多地方都是这个模式，各地的中小学大都是重灾区。一位年长的右派教师告诉我，国民党在解放前几年为了壮大自己声势，曾在许多学校搞过教师集体参加国民党，中学生集体加入三青团的活动。结果害得一大批学生和教师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解放后年年挨整。其实我们党和政府是了解这个史实的，为什么要中国民党的奸计长期把他们看成异类呢？为什么不能和他们多一点沟通，多一点信任，让他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新社会服务呢？可惜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想到这个问题，他们都已经老了或已离开人世了。

 

戴老师的丈夫章老师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所谓双料问题，受到了开除公职交地方管制的处理。从此戴老师一家就陷入了二等公民的苦难深渊。这对从事教师职业的戴老师来说，处境是十分尴尬的。几十年的教材内容强调的就是阶级斗争，就是要加强对阶级敌人的专政！阶级敌人在哪儿？自已的丈夫就是一个！丈夫真的是坏人吗？章老师可是一位纯洁本分工作认真的好老师，一生未做过半点坏事，作为相濡以沫的妻子不是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自己的丈夫吗？大家说说看戴老师这个书可怎么教？那时虽说我早已离开了故乡，而我的侄儿侄女还在跟戴老师读书，听他们说尽管戴老师处境十分艰难，工作依然十分认真，对学生还是几十年如一日一样的关怀爱护。她当然不敢越当时形势的雷池半步。但总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多教给学生们一些文化知识，教导学生们任何时候都要努力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都要做一个诚实的人，一个有道德良心的人。学生们和他们的家长都知道戴老师是一位品质高尚工作极端负责任的人，都理解同情戴老师的艰难处境，私下里也为戴老师一家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报屈。都依然十分尊敬戴老师，没有发生过叫戴老师为难的事。

 

但是，组织上校领导就没有这么好说话了。在那漫漫的几十年，强调的可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各级组织可都得按原则办事的，原则是什么？就是永远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宁左勿右。在这样政治气氛下，可以想见戴老师一家人过的是什么日子。戴老师工资级别职称受影响不说了，她丈夫挨批挨斗受苦受难不说了，生活困难不说了，政治上受歧视工作中困难重重都不说了。最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殃及了子女剥夺了他们受教育的权利。这真是一件荒谬绝论的事，说起来令人发指。戴老师的孩子七岁了，该进小学读一年级了，这还会有什么问题？孩子发育正常又没有残疾也不是弱智，更没有什么疾病，别说还是教师的孩子，任何一个孩子都有宪法赋与的受教育的权利。这还会有什么麻烦吗？有！先填张表再说！表上父亲一栏填的什么？黑五类！政治不合格！不准入学，回家去吧！头一年不合格，第二年不合格，第三年还不合格，第四年孩子十一岁了还没有资格。那局面是十分尴尬的，戴老师夫妇不敢面对孩子，不知道在孩子面前该说什么好。听说那孩子十分懂事，不吵不闹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和他同龄的孩子都读四年级了，可他还没资格进学校，他没脸见他们，他也知道不是父母的错，那怨谁呢？他一个小孩子搞不懂，搞不懂就整天不说一句话闷坐在家里。这下戴老师夫妇更着急了，这样长久下去不是把一个孩子全毁了吗！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戴老师硬着头皮走进了县革委会大门。出来的时候戴老师手上拿着县领导特批的准予其子入学的批条，并一再对她说要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不然……，下面的话戴老师全听不清了，只感到一阵阵天旋地转，她还能说什么呢？

 

这件事在戴老师平凡而坎坷的一生中，心底的悲哀是最深最深的了。直到三中全会之后，加在他夫妇头上不实之词全推翻了，为了表彰戴老师数十年在小学教育上的杰出贡献，戴老师连续两届被推选为全椒县政协委员。据同为政协委员的我三哥说，戴老师每届的提案都是关于教育方面的，特别是着重谈了如何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一再说适龄儿童入学一个也不能少！她未谈自家事，但全体委员都知道她发言的潜台词是什么。

 

我五十年前离开故乡后，再也没有见过戴老师了。虽然也偶尔回乡探亲，但皆身陷厄运中，见面能谈什么呢。尽管如此，有关戴老师一点一滴的事，不问是忧是喜，都十分关注，我永远忘不了把我引出童年阴影的好老师。我自小是喝襄河水长大的，我终生崇敬的戴老师就像那清凌凌的襄河水一样，一直在滋润我的心田。如今戴老师章老师早已过了古稀之年，衷心祝愿二老身体康健生活幸福，子女事业有成。

 

2002年6月17日于广州

 

十四、放逐到伊甸园一一徐校长和刘老师的故事

 

 

这是借来的标题，已故作家刘绍棠先生发表过一篇同题散文，说他文革一开始即连遭批斗，然后遣送回原藉监督劳动。刘说未想到他竟是被放逐到伊甸园里了。刘绍棠是大运河的孩子，也是大运河的骄傲。这位十岁神童二十岁才子，发表过许多以大运河为背景的小说，影响深远，家乡人民感谢他。所以刘绍棠被放逐归来后，尽管文革风暴越来越猛，刘又是知名大右派，家乡人还是竭力保护他，不仅未让他受苦，还让他继续文学创作，他的长篇小说《地母》就是在那种畸形状态下写出来的。不过这样思想混乱状态下写出的小说，没有什么可读性，刘绍棠的文学成就主要还是他反右前和改正后的作品，正如泰戈尔有一首写瀑布的短诗所说的：“水，当它得到自由时便唱歌了。”所以刘绍棠自称是什么放逐到伊甸园只能是和其他右派比较而言，放逐总归是放逐，被无辜剥夺了自由，没什么要称赞的。

 

我要说的故事与此有些相像，不过故事里多了位女主人翁，就多了几分传奇性和喜剧色彩。尽管苦涩还是它的基调。

 

我1952年即离开了故乡，58年也戴上了右派帽子，以后很少回乡，家乡事知之甚少。但有一件当时几乎是爆炸性新闻，我们在外的同学都知道了。它就是我们初中那位端庄娴静气质高雅教生物的“老处女”刘老师，突然嫁给了放逐到全椒县初中当副校长徐先生。人们都知道徐校长原是滁州完中校长，反右时戴上右派帽子降职降级发配到此的，是个已成家多年有四个孩子的中年人。这件事当时虽然是被当作奇闻传播的，可事情经过却很平淡，很使那些想寻找刺激佐餐佐饮的人失望。徐校长和刘老师有了感情之后，回到四川老家和妻子平静地离了婚，带着两个不满十岁的孩子回全椒，和刘老师办理了婚姻登记手续，一家四口人生活在一起，翌年他们的女儿出世了。据说刘老师相夫教子，视徐校长的孩子如己出，且治家有方，虽说当时政治压力很大，经济困难（徐校长微薄的工资还要负担四川另两个孩子的生活费），但他们一家和睦恬淡，工作皆认真勤勉，生活井井有条。六十年代初，不知道是因为右派当校长不合适，还是重用了这一对才人，双双调到一所大学任教去了。

 

全椒县城出过大文人吴敬梓，是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地方。对他们这一对颇有些出格的婚姻，很快认同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徐校长知识的尊重。徐校长是名牌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学术上有多大成就人们不知道，但他一到校发表的那次就职讲话，很受家乡人赞赏。徐校长说全椒是个文化底蕴很深厚的地方，安徽文化历来就有一桐城二全椒之说……，这话真叫家乡人听了舒适。其实徐校长并不是在拍家乡人马屁，他还是言之有据的：解放初整个滁县地区只有滁州城一所高中，地区九个县初中毕业生都要到此来读高中，县籍之中自然就有了点竞争性质，而全椒学生成绩历来遥遥领先，作为滁州中学多年校长的徐老师当然会有深刻的印象。猜想他受降职降级处分后，可能是主动要求来全椒的。不过他决不会想到他多年抚育了全椒一批批莘莘学子，这次将得到最好的回报，一位才貌出众待字闺中的女性，正等待知音者的到来，况且正当他在蒙难的厄运中。所以要说徐校长是被放逐到伊甸园，是多少名符其实的。

 

我乍一听说这件事并不十分惊讶，与其说为徐校长在厄运中喜得这样的佳偶庆幸，不如说更多的为刘老师终于有了归宿高兴。尽管这一来就拆散了另一个家庭，会有另一些人受到伤害，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我之所以关注过这不平凡的婚姻，因为那是反右斗争后多少家庭解体以外的一个特例，除了说明大千世界的纷纭繁杂，还能说明什么？多少比徐校长更杰出更有成就也更年轻的右派，罹难后是厄运连年，很多人从此一蹶不振，为何徐校长如此幸运？徐校长久闻其名无幸识荆，刘老师也多年未见了，他俩现在日子过的怎样，运动连年他们有没有又受到什么伤害？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我妹妹与刘老师一家在合肥车站邂逅相逢了。我妹妹在合肥师范学院读书，那天我从芜湖去看她，她到车站送我回芜湖，恰好刘老师一家也在此乘车回江南一所大学去。见到他们我俩很高兴，连声喊刘老师好，我妹妹是在滁州读高中的， 当然也要喊徐校长好！我总算见到徐校长了，还见到了他们六、七岁可爱的小女孩。徐校长那年该有五十出头了，清癯的面孔两鬓白发写明了他的苍桑与成熟，两眼炯炯有神又带着几分忧郁几分自信，刘老师没有看错人！我们都碍于摘帽右派身分，未便交谈。倒是刘老师变化有些出乎我们意料：她热情地拉着我妹妹的手，客气地说别喊老师啦，我们即将是同事啦。我妹妹连声说不敢不敢，你们永远是我们老师。气氛很亲切，刘老师面上流露的是有些辛劳有些满足母性的光辉，大大改变了我在初中读书时，她留给我的印象。那时她给人们的感觉是怪怪的，是孤芳自赏难以接近的，还有一些人们想不通的事，比如她明明是南京大学英语系毕业的，却偏偏说自己是学生物的，明明自己还是花样年华，却口口声声说自己已经老了，摆出一付看破红尘的架势，以致常听人们议论，像刘老师这样性格孤僻又有些古怪的人，怕是真的要成老姑娘了。谁能想到刘老师会以这样迅捷的方式，快步完成一个女人一生应做的事。刘老师家庭成分不好，平日连穿衣服都要思前顾后，难道她未想过嫁给一个右派，还是一个已婚有四个孩子的右派    会有什么后果么？后果咋样，别说徐校长以后右派改正了，就是改正之前，他们的日子虽然过的艰难，也还是相濡以沫安定平和。就凭合肥车站那匆匆一晤，还能看出昔日刘老师怪异孤僻一点影子吗？刘老师留给了人们太多的谜。

 

也许对刘老师作种种猜测的人都是庸人自扰，都是世俗的功利主义者，都是历次运动养育出来的一群奴性十足的人。也许婚姻只是简单不过的事，两情相悦走到一起就完了，别的与婚姻无关的事都无需考虑。只有庸人才自误误人。

 

 

2001年7月1日于广州

 

 

 

 

 

 

 

 

 

 

 

 

 

 

 

 

 

 

 

 

 

 

 

十五、我们经历的肃反运动

 

 

我经历的第一次政治运动是1955年的肃反运动，那年我18岁，是合肥医校应届毕业生。中专毕业大都是这个年龄档，大一点的也不过二十郎当岁，都还是年轻学生娃。再要往前推六年，也就是家乡解放时的1949年，都还是十二三岁乳臭未干的鼻涕娃，而肃反的目的是要肃清历史反革命分子，这和我们这些孩子会有什么关系？在一般人想象之中，要我们参加肃反运动不过是受一点所谓的正面教育，或是拿我们当“枪”使，去整那些年纪大的教职员工而已。哪里想到这场运动竟是在我们这些学生娃之中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而且一整半年多，居然取得了“辉煌战果”，不仅挖出了一个“多国特务”和许多有“严重历史问题”的人，而且锻炼培养了一批运动积极分子，为以后连年的政治运动造就了人才。虽说一年后结案时，什么多国特务，什么历史问题，都是子虚乌有，都按正规的中专毕业生分配了工作。可是从运动以后，我们这批本来单纯天真的学生娃，再也不是旧模样了，一部分人在整同学中尝到了甜头，成了以后的运动高手，乃至官运亨通，一辈子风风光光；而那些当年挨整的，虽然未定性为历史反革命，但已经被视为异类，大部分人57年顺理成章地被扩大成了右派，仅我所知的我之外还有王荫生杨怀才程昌武张大启陶放王多济（此人以后曾发表过一些小说散文等作品）王多铸（此人反右时被省报点名，用了一个恶狠狠的标题：“王多铸是条凶恶的豺狼”，可以想见命运更悲惨，不知还在人间否？）等等，班级的团支书刘某不愿整人，结果被整得精神失常，这些人都从此打入社会底层，一辈子受尽磨难。

 

我也是因经历了这场肃反运动而影响了一生的人，所不同的是我并未挨整，而且还算个准积极分子，也疾言厉色地斗过同学乃至同乡好友，但也从此灵魂不得安宁。我大概是斗人者最早也是唯一向被斗人道歉的人，而且不止一次地在不同场所，包括57年学习会上公开对合肥医校的肃反运动表示不满的人，所以我20岁时也顺理成章地成了全国最年轻的右派之一，为此我从未后悔过，有时觉得非如此不能面对挨过我整的同学与好友。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回首合肥医校肃反那一段，也只是几十年极左政治生活的一小部分，和许多重大冤假错案相比，也许不值一提。但是我依然认为这场闹剧中还是有许多引以为训的东西：比如在一群解放时只有十二三岁的鼻涕娃之中肃什么历史反革命，搞运动的头儿不会不知道是荒谬绝论的事，只能是一场空塘捉鱼的闹剧，那他们为何要心狠手辣地对这些素味生平的学生娃下毒手呢？

 

我们那一届是合肥医校开创以来的第三届，也就从这一届才走上正轨，招的都是应届初中毕业生。是两年半学制，52年入学，54年7月准备进入医院临床实习时，赶上发大水，全校学生都参加了防汛救灾，一去半年，所有同学表现都很好，很多同学还立了功，我至今还保存着由灾区凤台县县长签署的一等功臣的奖状，那年我17岁。我保留这分奖状不仅想表明，我本来就是个听话的乖孩子，是个有理想的热血青年，更重要的是告诉人们我们这一届二百多名学生，不单是安分守己的普普通通的学生，读书期间什么大事也没发生过，而且还经历了防大汛这样关系到生死的考验，不想得到什么关照，为何要不准按时毕业分配，还要集体挨整呢？这要是在法制健全多了的今天，学生可以告学校的，其实并不关学校的事，全是工作组作的孽。

 

下面我细说一说在中学生之中搞肃反是怎样的一场空塘捉鱼的闹剧。

 

1955年5.6月间，我们毕业考已考过了，正在做毕业鉴定，也就是写一分三年来的小结，例行公事而已。大家关心的是自己能分配到什么样的工作岗位，那是解放初期，各地皆缺医少药，中专生也很抢手，分配以外的事全不放心上。突然有一天领导布置要学习反胡风的文件，学医的中专生谁知道胡风是谁呀？什么文艺理论什么现实主义什么艺术方针，对我们这些学生娃简直是与夏虫语冰，用现在的语言来表达，真是一头雾水。都盼着早一天结束，好走上工作岗位，有的困难家庭还指望他们养家活口呢。

 

我们这些学生娃毕竟太单纯太幼稚，完全不懂一场政治运动是怎么回事，重头戏还未开场呢，怎会草率收兵。什么学习反胡风材料，只是舆论先导，肃反整人才是真刀实枪！怎么肃怎么整呢？起先不过是什么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之类的，进而就是检举揭发了。大概十几二十岁的中专学生实在揭发不出像样的材料，据运动指导方针相差太远，有关领导发火了，立即派来了以省第三康复医院秦政委为首的工作组。秦政委不愧是运动高手，称之为职业运动家也不过分，他确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运动实施方案，而且驾轻就熟战无不胜。在一般人想象之中，面对这群解放时才十二三岁的孩子，没有一个什么中统军统和反动党团骨干及历史复杂的人，他能唱出什么戏？对呀！塘里有鱼你抓到了鱼算什么本事，那是人人都会的。只有塘里无鱼你能抓到鱼而且抓到了很多很多大鱼那才是本事才称得上高手！这话听起来荒唐，实质上历次运动有时也就这么回事，而且只要能领悟运动的精髓，掌握好运动规律，办起来也并不很难的。要不然怎么有那么多运动高手呢。

 

其实所谓运动规律说起来也很简单，它也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就像做八股文的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一样，如果你各阶段对号入座的好就可以称得上一个运动的战略家了。如果你还嫌麻烦，简单些就一步一趋再往左偏一点也不失为成功人士。至于这一场运动对国家对民族对广大人民群众是喜是忧，你毋须考虑，就是运动造成了多大损失那怕是一场浩劫，都不会追究到你的头上，你何不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运动中学会运动，做一个运动的弄潮儿，捞一点现的享受人生呢！人生苦短，君不见有多少好处都被捷足先登者捞去了，时不我待快干点实事要紧！

 

扯的太远了，还是回过头来看一看这位秦政委和他的工作组以及同学中那些天生的左派们，在一个没有一条鱼的塘里如何一网又一网地捞到许多大鱼的吧。

 

秦政委一到校，很多天未见他开口，有人说他在做调查研究，也有人说他在排左中右名单，在确定谁是依靠的力量，谁是争取的力量，谁是这次运动重点打击对象。说明秦政委是训练有素成熟的运动领导人，决非下车伊始就哇哩哇啦指手划脚的浅薄之徒。还听说在确定斗争对象时，原来的校领导有些人态度暧昧，依然强调这些中专学生都还是孩子，从年龄档推算也够不上历史反革命的杠子，在校三年谁先进一点谁落后一点是有的，但确实没有哪一点称的上是反革命活动，还经历了半年防汛救灾的艰苦考验，是不是以正面教育为主，早一天结束运动毕业出去，也好招下一届新生。安徽极度缺医少药，亟需新兴力量开拓。听说秦政委政治坚定立场鲜明地驳斥了这种以教学压革命的右倾言论，叫这位校领导靠了边，在关系到运动深入持久开展下去的原则问题上，秦政委大权独揽了，于是一场在中专学生中开展的肃反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场了，并且取得了辉煌战果。运动也酬劳了秦政委的日夜辛劳，有人说由于他领导运动的魅力，也有人说是他的勾引和利用女学生的年幼无知，以及在分配问题上开出的空头支票，他获得了或者说是霸占了一个比他女儿还要小许多的左派积极分子周某某同学，并使她怀孕了，弄得女学生声名狼藉，秦政委调回三康了事，生活问题小事情，运动成绩才是主流大方向。

 

按照一般运动规律，第一步应该是关于当前形势与运动计划任务的动员报告了。报告怎么做的记不清了，反正是要抓反革命的事挺吓人的，十几二十岁的孩子还不容易吓唬，一吓一压空气马上紧张起来了。我们全椒几位年长一些同学要稳重些，没有瞎起哄，我就差一些了，当然我够不上依靠的力量，别说能参与到策划整人的核心里去，（当时能进入这一核心的人，都是响当当的左派，都是些神秘的又趾高气扬的人，据我所知这些人以后大多是历次运动的干将，日子过得都很好，有的人还官运亨通）只能勉强算是个争取的对象。但我要坦白地说，那时我是很想当积极分子的，很现实一点的就是当上积极分子就不会挨整，就不会当反革命……先不说当了反革命要受多少苦难，就是当时挨轰炸式的日夜批斗就不是人过的日子。一个人人自危，为了保全自己不惜昧着良心把朝夕相处的同学往死里整，正是以秦政委为首的工作组的险恶用心与精心策划的结果。再说的形象些，塘里本来没有一条鱼，秦政委一来把我们全体学生都扔进了塘里，每个人同时可以是捕鱼者也可以被当成鱼被捕获。每个人首先是不想当鱼被别人捕获，那样就任人宰割了，绝大部分的人也不愿意把同学当成反革命来宰割，但是当你整人与被整之间你只有一条路可走时，你会选择什么呢？不知道这个背景，你就不能理解为什么运动一来，会在同学同事甚至亲友之间混战一场。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一个本来啥事也没有的十几二十岁的学生，一旦被秦政委的工作组当成肃反对像会遭到怎样的非人待遇。同乡学兄王荫生同学就是中箭落马者之一，从而壮志难酬饮恨终生。

 

不能不佩服秦政委他们搞运动炉火纯青的本领，刚刚还在学文件哩，怎么转眼之间面对面的斗争会就全面铺开了。我们这一年级四个班二百多学生，仍按原来的二十几个学习小组，每个小组同时都有了肃反的对象，斗争会就像劳动生产竞赛一样你追我赶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口号声惊天动地，大批判大揭发热浪一浪盖过一浪，嗓门一个比一个大，面孔一张比一张严厉，到了和“敌人”短兵相接“敌人”拒不交待（都白纸一样的一二十岁娃娃能交待什么？！），那万炮齐轰众口一词汇成的巨大声浪，真称得上声震环宇，就像马上要掀翻屋顶炸毁墙壁似的一直传到几百米之外，那里有座医院，吓得病人们不知道学校发生了什么事，纷纷前来看个究竟。

 

那么究竟“肃”了一些什么人弄得全校学生如临大敌般这么义愤填膺又紧张恐怖呢？虽然事隔久远许多事记不起了，但我亲身经历的事是永世难忘的，还有一个铁的事实必须认定，那就是全体被整肃批斗的对像，最后都证明全是冤案，没有一个反革命。尽管运动之前校领导已经表态，而秦政委也不会不想到解放五六年了中专学生里怎会有历史反革命？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凶残歹毒地去伤害这些本来和他毫无瓜葛的无辜学生呢？毛主席说，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秦政委他们为什么对素不相识的年轻学生这样仇恨呢？这是一个值得思索一百年的问题。

 

我们这一小组斗争的对象徐某某，是一个成绩很好话语不多有点忧郁清清秀秀的女孩子，和她一起从浙江考来的还有她的表兄林东同学。林同学成绩也很好也是个安分守己的学生，开展肃反之前还被推荐考大学，并且已经考取了安徽医学院，马上就要报到入学了。哪里想到平地一声雷祸从天降，表兄妹俩都成了肃反对象，被斗得死去活来。虽然最后结论是啥问题也没有，但为了巩固运动成果，林东同学还是被取消了入大学的资格，分配到一个边远的林场卫生所，徐某某当然也不会有好结局。

 

都斗了些什么问题呢？林东所在小组不清楚，我们怎么斗徐某某的可是记忆犹新。要说我们同学如何狠狠斗她，不太合实情，说到底我们不过是秦政委工作组的提线木偶。开始我们谁也没有想到斗争对像会是这么个文文静静的女同学，但那是个对组织上绝对相信绝对服从的年代，组织就是代表党的，对党你能怀疑你敢怀疑吗？叫斗就斗呗！斗什么呢，工作组不交底，同学们也不知道斗啥，不过是例行公事式的喊老一套的口号，什么徐某某要老实交待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抗拒到底死路一条啦，敌人不投降就叫她灭亡之类的，天天喊喊得无聊透了，也不知能喊出什么名堂来。再看看徐某某突然遭此横祸遭此侮辱，直吓得全身战栗神色恐慌悲痛到极点又一脸的茫然。怎么看怎么想她都不像一个反革命，有些年长一点的同学，私下里已经怀疑斗徐是不是斗错了，但是再看看坐镇的工作组成员那一副成竹在胸稳操胜卷洋洋自得的态度，你又不敢这样想，猜想工作组一定是有了充分依据，才决定斗她的，那么就快点亮亮底呀，法院审案子也没有这样审的呀？别急！好戏总要开台的，果然在连续多日轰炸式的批斗和车轮战疲劳战之后，某晚斗人的被斗的僵持到深夜了，坐镇的工作组员突然开口了：“姓徐的，你真的没什么交待的了？别以为你摆出这一付无辜的样子，就能蒙混过关！老实告诉你，你的问题组织上掌握着很多很多，就看你老实不老实交待了。今晚先点你一个问题，你先交待一下你的前夫的问题，你们是真离婚还是假离婚，你前夫干过哪些坏事？你们是怎样保持联系的？你看看我手上是什么？这是去浙江黄岩的车票，这是当地公安局的证明材料，你还敢不老实交待吗？”这可真是爆炸性材料，原来徐某某是结过婚的，前夫还进过公安局，亏得她隐瞒得这么久，这下子同学们有热闹看了，怪不得她平日话不多，原来她……，可以想见斗争烈火烧的更猛了。徐某某真的被斗垮了，满面含羞嗫嚅了好一会才低声地说，她是父母包办的婚姻，婚后发现这个人人品不好，已经离婚三年多了，那个人的情况确实不知道。这件当时很热闹一阵子的事，其实是工作组干的揭人隐私，侵犯妇女合法权益违法又无耻的事。徐某刚18岁时有过一段短暂的不幸婚姻，当她发现这是个不良少年时，毅然分开了，为了摆脱这段不愿回顾的往事，她远赴安徽求学，这些她都在个人简历中如实填写清楚了，她何错之有！她本是个受到过伤害的女性，从未伤害过任何人，秦政委作为曾是主管一家省级康复医院政治思想工作的人，应该是懂得婚姻法的，他为什么要干出这种事来，真不知道一位政治工作者为什么会和市井无赖一样有揭人特别是揭年轻女人隐私的兴趣，还挑动年轻学生去作弄羞辱她。其实真正应该得到谴责与惩罚的应该是姓秦的这班东西。我作为参与起哄和伤害过她的成员之一，任何时候想起这件事都感到无比羞愧。若干年之后我去合肥，曾在一机关里和徐某邂逅相逢，我很想借此机会向她表示歉意，可是她视我为陌路人侧身而过看也未看我一眼，我除了感到羞愧还能说什么呢。

 

比徐某某受到伤害更重的是另一叫王兰的女同学，她的冤案真是天方夜谈式的，现在要说给一万个人听，也不会有一个人相信，但是我们那一届二百位学生都可作证，我说的绝对是事实。王某是一位典型的乡下小妞，家境贫寒衣着朴素相貌也平平，虽很用功成绩也只中等，平日很少说话，也很少参加班上集体活动，几乎是一位被人忘记的同学。哪里能想到这么一位从不惹事的乡下女孩会“荣幸”地被秦政委的慧眼看中，选为被斗对象，而且斗出了辉煌灿烂的成果，很叫秦政委他们兴奋了好长时期，同学们也吓得一惊一乍的，纷纷议论说肃反运动真伟大，秦政委真了不起，终于在中专学生里挖出了一个多国特务。王兰怎么被斗成多国特务的过程我不知道，因为我不在她那一组，但结果是全校无人不知的，说是王兰已经坦白交待了，她不但是国民党特务，还是英国特务美国特务，甚至还是西班牙特务。乖乖隆的冬，看不出这个不满二十岁的乡下女孩居然有这么大能耐。好呀，你既然已经招认了是多国特务，那么你就详细地交待各项特务的具体活动吧！别说秦政委这班运动高手了，就说我们毕业生吧，我年龄最小也18岁了，也算成年人了，成年人总该有一点起码的正常思维能力，一个解放时刚十三四岁的乡下女孩，父母都是文盲的农民，长到快二十岁连南京上海也未去过，更没有一个洋亲戚阔亲戚，就这样的人能成为多国特务吗？！它除了是运动高压形成的怪胎和闹剧还能是什么？王同学当然什么也交待不出来，交待不出就斗呀，狠狠地斗，日夜斗轮番斗，不相信掌握运动大权的人有干不成的事，不相信狠斗斗不出材料来。果然王兰在连遭残酷的批斗之后交待了，她能交待出什么？她能交待出干了些什么活动？笑话，凭她那一点点的经历阅历和想象力，她编也编不出来，那交待什么呢？只能交待作为一个年青女人所能交待的东西了，她先交待与几位当红的学生干部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并说他们就是她干特务的联络人，于是这些当红的人马上就被隔离审查了，同学们眼见那几位刚刚还是不可一世的整人能手一下子也都成了阶下囚，明知这是子虚乌有的事，也暗暗高兴，活该自食恶果。王兰首战“告捷”，继续交待，她又交待了在某市医院实习时和某主任某科长乃至院长都有那种关系，他们也都是特务联络人，秦政委立即把这些宝贝材料转到这家医院，那些人马上也被停职检查。王兰一不做二不休，继续往下写往下写……，这下子该轮到职业运动高手秦政委发慌了，他捧着这些烫手的材料不知所措了，都转出去！那用假材料制造社会动乱可罪名不轻；都压下来！那包庇特务罪名更大！他进退维谷了，再斗王兰，她会上一言不发，会后再继续写这样的材料……，听说秦政委气炸了肺，口口声声说要严惩要严惩！怎么惩？定一个特务罪反革命罪可不是他一个医院的政委说了能算数的，公检法办案可得有事实依据，一个十几岁足未出省的乡下女孩能是多国特务吗？西班牙文的字母她也未见过一个，能立案吗？这种荒谬绝伦的事，不知以后是如何收场的。肃反肃了半年之后，我们这些中间派都分配工作走了，留下的都是整人高手和继续挨整的人。最后因为没有肃出一个反革命胜利收兵了，秦政委享足了整人之乐和少女香腮艳福之后回到三康了，整人的积极分子都得到了好去处，包括那位把处女贞操献给秦政委的周同学。至于那些被肃的对象，虽然没有一个反革命，但你们都得感谢运动对你们的挽救，这些倒霉蛋虽说都分配了工作，但都是去了那些边远苦地方和一些防疫部门。“多国特务”王兰也分配了工作，不过去的是淮北最穷的一个县，只是在她的结案材料上写了些什么，王兰是不知道的。不是有人说过历史都是胜利者写的嘛，秦政委会良心发现承担责任为王说几句公正话？那他还能算运动高手吗？人们只知道当地县医院头儿看到这些材料如获至宝，马上回家把自己的四十多岁的黄脸婆扔了，以这些材料要挟王兰，逼她嫁给这个和她父亲年纪一样大的男人，五十年代中期正规中专毕业的女医生可是一宝啊，一个县也没有几个人。以后关于王兰这位苦人儿只听到一个消息还令人欣慰，她是肃反受审查以后反右未戴右派帽子少数侥幸者之一，不知是不是和她父亲年纪一样大的男人，真的像父亲一样呵护着她才免遭此难。王兰同学，如今你过的还好吧，愿你晚年幸福。

 

我的同乡同学好友荫生兄那次也在劫难逃，本来不问怎么划分左中右都不该划到荫生兄的头上，他品学兼优，是我们班班长，54年大水防汛救灾活动中还立过功，他要是投靠工作组，当个左派积极分子完全够条件。但他是个读书人，是不屑于干这种勾当的，而且是较早识破秦政委这些人险恶用心与卑劣手段的人。虽然不能公开表示反对，也是冷眼蔑视对待工作组和那些所谓积极分子的，这就大大激怒了他们，终于在运动后期也对荫生兄扫了一扫，能扫出什么呢，当然什么也扫不出来，无外乎什么骄傲自大啦，只专不红啦，不靠近组织啦之类莫名其妙的东西，就这也算肃反运动的内容。大概历经近半年的狂轰滥炸，所有斗人的被斗的都疲劳了，对荫生兄的批斗会就草草收场了。

 

应该说这草草收场的批斗会对荫生兄的前途并未发生什么重要改变，在这之前由于荫生兄对在学生中搞肃反明显的厌恶态度，已经使秦政委和学生中整人高手们十分恼火，只是因为他在学生中的威望和本人一贯良好表现，才未被列入整肃重点，可以想见由秦政委他们做出的运动结论和实际掌握着的分配大权，对荫生兄是不可能干出什么好事的，这一点荫生兄早有思想准备，所以以后他被分配到一个防疫部门，也欣然而去了。他胸中理想之火一直在燃烧着，并不看重眼前的处境。当然他要是去了一家大医院，必定会成为一个好医生的。

 

对荫生兄的伤害主要是精神上的，由于他的早慧聪颖和顽强的进取精神，从读小学起他一直是佼佼者，不仅成绩好而且当了十几年一贯制的学生干部，尽管这并不是他的追求，而是他的秉赋所得。现在运动来了，虽说他啥事也没有，还是要低着头接受批斗，还要写出违心的检查，这无疑对他是一次极大的心灵上的伤害。而对他的伤害的人居然也还有我这个同乡小学弟，这是我任何时候想起来都会感到羞愧的事。虽然在运动高压之下，同学之间互相批斗是平常的事，我也只是在会上随大流说了几句应场的话，说过这样所谓大批判的话人很多，作为对他知之很深的学弟我深信他半句也未听进去，听进去并且受到心灵上震动的只有我说的几句普通话，因为他决不会想到我也会糊涂的夹在其中。这件事对我的震动影响也是久远的，我们这样从穿开档裤起就在一起的小友，不是这莫名其妙的运动我们的同乡同学之谊怎么会有些裂隙呢，再说那场所谓必不可少的运动，究竟给百姓大众带来了什么呢？秦政委那些人漂亮言词的背后究竟隐盖着什么呢？想想这些人除了虚张声势除了狡诈凶狠和满足一己之利不惜坑害无辜年青学生，他们对党对政府特别是对老百姓究竟是福是祸？那年我十八岁了，总算想出了一点道理，从此我对所有的运动都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和厌恶，总在漂亮言词的夹缝里读到秦政委他们的虚伪凶狠与贪婪，从这点看经历了那场荒唐的运动，也算获益匪浅。

 

我和荫生兄的友谊是与生命同时开始的，早在几岁时我们就同时是盛老师私塾馆的蒙童，以后同小学同中学同医校还同在一家医院实习，在去南京求学之前我和荫生兄本来就是全班的拔尖学生，在合肥医校我们也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还都在防汛中立过功，在一所大医院实习时我俩都自学完了所有大学本科课程，和其他本科生同组实习同台手术毫不逊色，很受医院青睐。我们都还在为实现更宏远的目标孜孜以求，本来我们可以永远携手共进的，未想到人生刚开始时就遇上了本不该遇上的什么肃反运动，从此开始了我们灰色的人生。

 

荫生兄分配到一个防疫部门之后，年年都申请要求报考大学，年年都不准，57年整风阶段他贴了一张题为“我要读书”的大字报，被定为右派。许多肃反中受批的同学都在劫难逃。

 

我在整风期间，说了不该在中专学生中搞什么肃反，伤害了一大批年青有为的学生，特别提到荫生兄和徐某某王兰等同学，也荣幸地右派加冕。几年后我遇到了同学之中整人手段极高的张某某，他虽然学习成绩很差但从政有方，已经在省里混了个小官当当了，他对我说所有以后被划右派的同学，都在他意料之中，唯独我是例外。不知道我在他意料中会是什么样子，大概还应该是个紧跟的人吧。按他这么说我算是从左派队伍里叛逆出去了！不胜荣幸。

 

 

2001年7月21日于广州

 

2002年7月22日二稿于广州

 

 

附：王荫生学兄来信摘录：

 

…………

 

拜读大作，实在羞愧.老天误我，我也误了自己。无奈也只好安于现状，与世无争也无所求。但愿能平安渡过余生也就足矣，少年故事也慢慢淡忘了，95年退休后，上老年大学学书法国画，我学书画的目的是多一点观赏知识而已，人生舞台，无非演员和观众.不能成为“明星”，也该做一名好观众.……杞人不能忧天，也要做一个明白人.

 

你的文章是为了记录一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芸芸众生，《儒林外史》写的都是小人物，但它寓意深远，富有哲理，所以成为不朽名著，我们都为有这位老乡自豪.……我们这一代人，是最苦难的一代，最困难时曾想到自杀，只是想到苦难的母亲才打消了这个念头。但是，从另一角度看，我们这一代也是最丰富多采的一代，这正是作家们取之不竭的资源，何况你就有最深的体验，相信你会成功的。

 

荫生2001年8月16日

 

再谈几点：

 

一、你文章《前言》中谈到的三点，现在看来比较尖锐.我的胆子很小，从那个时期以后，不敢留下文字东西.

 

二、我划右派的经过：1957年听了《论人民内部矛盾》的传达报告后，怀着爱党的一片热情，参加了仅有的一次鸣放会，谈了二三分钟的话，给我定下四条罪名：一是攻击肃反运动，也就是你文章中所写的那些（同学中刘某被搞成精神病）二是污蔑农村基层干部.，三是攻击领导，说单位书记为了谈恋爱，不让对象下乡，只派别人下乡.四是污蔑解放军，一次几个人开玩笑说“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1962年平反时，卫生厅长朱世汉都批准了，单位那个书记硬是顶着不办，一直拖到79年.

 

三、回忆建国以来，多少次整人运动，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多大灾难.我总在想，一个人的权力怎么能达到如此高度，随心所欲.为什么那么明显的错误，就没有人站出来反对……封建王朝还有那么多不怕死的谏臣，这不能不是时代的悲哀.

 

四、前人喊了一个世纪的科学与民主，可是真正民主要来了，又那么恐慌.

 

五、凡是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往往与制度有关，解决问题还是从制度着手。

 

8.17

 

在17日信的右上角有一句话：“徐冠香代问好.”四十多年后我终于得到了同学的原谅.遥祝冠香同学全家幸福.

 

 

2001年9月13日补记

 

 

 

 

 

 

 

 

 

 

 

 

 

 

 

 

 

 

 

 

 

 

 

 

 

 

 

 

 

 

 

 

十六、十七个字点名误终身——胡风一案的边缘人物

 

 

我曾在这组文章中多次谈过，我们这家改造右派的农场，全盛时期右派人数有近1500名，几乎都是非知识分子的群体。当然会有少数例外，而且还有一个人是被《人民日报》点了名的，尽管只有十七个字：“芜湖地区银行右派分子程肇钧已被揪出。”就这样他成了这家农场的名人。他从哪里经过，背后总会有人指指点点：看看！这家伙就是《人民日报》点名的大右派。我也很好奇，心想这个未老先衰的小矮个究竟犯了什么大案成了“钦犯”呢？他是干什么的呢？他肯定是个有来头的人。不过，再什么样的名人，帽子一戴，大家就什么都一样了。果然不久他成了我的病人，也成了好友。

 

其实他只是一个普通人。

 

那时我在总场卫生所，卫生所有四个医生，两个干部医生，两个右派医生，应该说都还是好人。只是当干部的要讲划清界限，另一右派医生受伤害过重已经妻离子散，不能不谨小慎为。只有我还糊涂胆大，一是我单身无牵无挂，二是我想我也是右派还划什么界限，所以和所有右派处得都不错。这就惹恼了场部领导，不久就第二次发配到赵家岗作业区只有一个人的医务室当医生去了。不过，这之前我已和张景影程肇钧等成了好友。再说，我毕竟还在当医生，常要到总场领药什么的，程肇钧他们在场直作业区，还可以常见面。程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经历阅历都很丰富的性情温顺随和的长者，其他知之甚少。

 

对肇钧兄进一步的了解，是在1961年境况相对宽松以后。经过60年大饥馑这个炼狱，农场难友们死的死病的病残的残元气大伤，场领导也怕管的太严了死人过多不好交待，多少有些收敛。我所在作业区那个作恶多端的赵主任已被绳之以法，日子好过多了，每个月还有两天休息。一天，一位难友家属从徽州来，送我一些真正的黄山毛峰茶，我啜着这久违了的名茶感慨系之，回想我刚踏上人生之路就是在人人向往的名胜之地蹉跎了四年的，这高山大壑名山胜水既陶冶了我的胸襟，也给我头上戴上了铁帽，而且还在这里学会了饮茶，戴帽后就地劳动时还学会了手工做茶，做的喝的都是可称为人间极品的黄山毛峰茶。58年被逐出黄山后，已数年不知名茶味了。再获此茶，当然十分高兴，心想何不邀同好者一同品评，品茶清谈，也是人生一乐。于是我给肇钧兄和张景影带去了一封短信，信里还胡扯了几句歪诗，记得头两句是：荒郊无处觅佳肴，徽茗一盏垒块浇。中间写什么已记不起了，最后两句还记得：阳春假日风光好，黄土坡前手频招。程张二兄如约而至，我们确是过了一个有意义的假日，尤其是在那些严峻的日子里，所以四十年后回想起来，还有几分温馨。也就是通过那一次长谈，对肇钧兄才有了深一层的了解，也才了解到人生的陷阱实在太多太多，哪一天不小心掉进去，就会弄得个万劫不复。

 

肇钧兄告诉我们，《人民日报》点他的名，真是高抬了他，其实他从44年到反右时都是一名银行小职员，是地道的一芥草民，既不是文艺界人士，又未发表过任何文艺作品，却为文艺界的事厄运连年，说来令人难以置信，也说来话长：

 

1943年芜湖沦陷前夕，我刚16岁读高一，随流亡学生一起辗转漂泊到了重庆。国民党不管我们死活，我流浪街头，什么苦力活都干过，好不容易在一家小银行营业所当上了一名练习生，算是个临时工。我清楚如果我不能学到一点真本领，迟早一天要被辞退。几经努力我考上了会计专修班，半工半读。后来想我要是只干我的银行会计哪会有以后的麻烦。说来完全是一次偶然，我同宿舍的一个小青年虽说只是个送报的，但思想激进，读书很多，交游也广，也在半工半读，读的是新闻专业。每天都有新鲜事要说，什么战争失利要亡国灭种啦，什么国民党官僚腐败啦，什么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啦，什么进步文人受迫害啦，说的尽是听了叫人热血沸腾的事。我那时也是热血青年血气方刚，国难当头，家乡沦陷，父母兄弟不知死活，可我只能苟且偷生，心中十分苦闷，欲上前线杀敌又报国无门。好在我读书的学校就在北碚，这里是进步文化人士聚居的地方，郭沫若老舍胡风阿垅张恨水等都住在这里，我多次听过他们的谈话，也看过金山主演的郭沫若的话剧《屈原》，在困境中还是看到了希望。同室小友鼓动我，我们何不也办个小刊物，鼓吹抗日，唤起民众，也刺一刺国民党的贪污腐败呢？好呀！年青人办事风风火火，说办就动作起来了。可正是这个节骨眼上，那位小友得到一个上前线采访机会立马就走了，办刊物一摊子事就我一个人干了。就这我也信心十足，抓紧时间抓住机会紧锣密鼓未到两个月一张晚报式的刊物《诗叶》就面世了。刊号是一位朋友帮忙弄来的，我未署主编名，只署了个责任编辑，发行人署的是同室小友的笔名：兰青。虽说只有四个版面，也称得上诗文并茂，虽然第一期上还没有名人名作，但决没有粉饰现实的官样文章，倒反映了不少来自基层的真实声音，文章形式也短小精干不拘一格，所以颇受欢迎。第一期就加印了，我非常高兴，决心把她办的更好。怎样才能办得更好，当然主要是名人名作，他那年刚十八岁，初生犊儿不怕虎，带着一个笔记本，一家一家敲名人的门，当然主要是住在北碚的进步文人，那时的名人也没什么架子，约稿很容易，果然《诗叶》第二期就有了张恨水和阿垅的文章，而且预告上说下期将有老舍先生的大作。果然第三期上老舍先生大作如期见报，小小的《诗叶》小报在重庆受到广泛关注了，特别是第三期在醒目位置上预告了下期将有文坛泰斗郭沫若的新作面世。肇钧兄说，他的确托人从郭沫若那里拿来了一篇短稿，虽只是一普通短文，但那是郭沫若文学创作的鼎盛时期，名重一时洛阳纸贵。所以不仅这一期小报很快销售一空，更多的市民和报贩来预订下一期的报纸，来稿也多了，确实也收到了胡风的一首短诗，当时的确十分兴奋，准备大干一番。谁想到这时国民党《中央日报》一位要员找到我，要我把《诗叶》这块园地挪到《中央日报》副刊上去，半月一期，选稿权编辑权还归我。我当然知道他们是冲着那些文化名人来的，我也清楚一旦我成了腐败官方的附庸，名人们都不会再光顾这块园地了，《诗叶》也就死了，所以我当场拒绝了。后果可以想象，《诗叶》很快就被查封了，连正准备付梓的载有郭沫若胡风先生大作的第四期小报也胎死腹中。好在这些工作都是我业余时间做的，银行会计职位还未丢，饭碗还在。《诗叶》从此零落成泥碾作尘了，能否香如故就不知道了。但是，我决不会想到我自认为曾为抗日和社会进步，做了每一个热血青年都会做的总还算是善事吧，会带给我连年厄运。

 

听肇钧兄的娓娓道来，我和张景影瞠目结舌了。未想到肇钧兄仅比我们大十岁，就有这么复杂丰富又有传奇性的经历，听了叫人又仰慕又妒嫉又有些不可信。只是想到了他毕竟是被《人民日报》点了名的“名人”，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不过我俩再一想不对呀，就问肇钧兄，你办刊物不是宣传抗日和反对国民党腐败吗？为什么解放后要连年挨整呢？肇钧兄望我俩笑笑说，真是两个不懂事的大孩子，你俩先说说，反右时你俩不才二十岁嘛，究竟有什么错，不也发配到这穷山野洼来劳动了！你们可以不知道阿垅是谁，难道还未听说过胡风吗？你们不知道这是老人家亲自抓的大案吗？所有和胡风他们有些瓜葛的人听外调人员说都抓起来了，我可能是结局最好的。因为在我家抄家多次未抄到所谓胡风分子任何人的一封信，而且在那些分子家中也未抄到我的一个字，所以反胡风之后我还能当我的银行小会计。但是，到了反右，尽管我们这些挨过整的人，一个个都噤若寒蝉了，依然在劫难逃。但是，回想起来，虽然这三年劳役挨饿，我差一点未熬过去，可我也未对在重庆的所作所为后悔过，那是每一个热血青年都会做的。只是我那时还太年轻，看问题太简单，不知道即使是进步文人之间也还有什么派呀系的，虽然我那时也听到过一些说法，但我想我又不是文人管它干什么，选稿就一个标准，是抗日的是爱国的是反对官僚腐败的我就用，谁能想到我这一腔热血竟是惹祸根苗，而且运动一来，你就百口难辩呢？唉！不说了。经过这三年的劳役和挨饿，你们也该懂些道理了。我俩连声说是！是 ！

 

是个啥呀！我们永远也不懂这是啥道理。为什么一个国家不注重经济建设，却热衷于年年搞运动？国总应以民为本，为何要和老百姓过不去？为什么运动一来就是非不分黑白颠倒？为什么运动中总是恶人猖狂好人受难？连年运动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要维护哪些人的利益？那时未想通，以后也未想通，大概永远也想不通。不过那时我们不想这些事，想的首先能活下来，再想怎样才能过上正常人的日子。我这次邀友品茶清谈，正是这样的思维活动，所谓自己要给自己找乐子。现在的年轻人不理解，不会相信在繁重的劳役中，在那样的思想控制之下，哪里还会有那样的情致。他们不懂，其实越是无辜的灾难临头时，越是要有一个坚韧自信的心态对待它，这时怨天尤人，向隅而泣或是咆哮挣扎都是没用的，可能还会加重对自己的伤害，环境再恶劣，也要尽一切可能使自己在正常心态下生活下去。当时这还是我们自发的思路，近年读到人权运动领袖马丁 路德的一段名言更是感慨尤深了，他说：“事实上，作为对野蛮的对抗，文明的成果之一，就是不断发现种种力量使人在死亡，类似乎死亡或接近死亡的境况中，依然保持像正常人一样。”不过，当时我们才二十郎当岁，根本没有想到那么多。

 

那天的聚会确实很愉快，难友陈炳南江秋云夫妇还端来了他们的老妈妈烧的一大锅野菜山芋糊，大家吃着谈着还开着玩笑，几乎忘记了是在何时何地了，那野菜糊也真的有了珍珠翡翠白玉汤的味道。

 

那次聚会之后，不久中央七千人大会就召开了，极左路线有了些收敛，我们相继摘掉了右派帽子，到了62年初农场解散我们回到了芜湖。肇钧兄还是当他的银行小职员，我在机关门诊部，大家有时还见见面。肇钧兄那时已三十好几了，依然孤身一人，我们都十分关心他的终身大事，可惜都帮不上忙。他是个性格随和的人，待人宽厚，对女方也不挑剔，可叹一次次尝试都失败了，几乎都是女方一听说他是被《人民日报》点过名的“大”右派，都吓的躲开了，谁肯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呀！一度听说他和农场那位有争议的女难友过从甚密，我们明知他俩很不合适，但总也聊胜于无吧，可惜依然是镜花水月。不过尽管如此，他依然是坦荡荡的君子之风，待人还是那么亲切随和。

 

紧接着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又席卷神州了，我们这群难友之中，居然会有人挑起事端，干出害人又害己的事。在那种人人自危的严峻时刻，肇钧兄依然是长者之风，不仅他未写过任何难友一张大字报，而且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总是竭力劝说一些一时糊涂的人，全不顾自己的安危。

 

十年动乱他当然再也没有组织家庭的可能了。1979年他获得改正后已是年过半百的老人了，由于少年时的漂泊流浪和青中年时遭受的迫害与劳役，身心都垮了。他在合肥的弟妹们，看老哥哥一人孤身在外，无人照应，总非长久之计，几经努力终于把肇钧兄调到了合肥一家银行，他也总算落叶归根了，从此我们再也未见过他了。

 

我想写这组文章由来已久了，可惜一直没有时间动笔，等到我开始动笔了，心中一直预感可能没有和肇钧兄切磋的机会了，今年年初我打听到了他的地址，就给他发了一封信，说了我的想法，并希望能得到他在重庆办《诗叶》时的一些原始材料，是复印件也行，可以作为这篇文章的附件。如果此文能刊出，人们也可通过肇钧兄半个多世纪前的辛勤劳动和无畏的披露，使今天的人们也能了解当时所谓大后方陪都重庆光怪陆离的一个侧影，也多少可以了解那时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心态;特别是可以历史真实的告诉人们，当时只有十八岁的爱国热血青年，在国难当头时他究竟做了些什么，还可以进一步反思一下，肇钧兄那样为国家为民族倾注的满腔热血，为什么会变成他年年挨整的根源，直到被大报点名，一生穷困潦倒，连老婆也讨不上。

 

可是，信发出之后一直没有回音，我忐忑不安，在三月十八日赶到了合肥，一打听果然不幸猜中，肇钧兄已在四天前溘然长逝了，听机关人说逝世前十天还能说话且思路清晰。我真后悔，为什么不能早些日子赶来呢？连老朋友最后一晤的机会也失去了，遑论其他。

 

大约是他逝世后一个多月，他侄女程晖女士给我打来了一个电话，说清理他遗物时发现我的信，但没有找到有关在重庆时的任何材料。这我知道，肇钧兄对我说过，从反胡风肃反开始，来一次运动抄一次家，有关材料早已片纸无存了。不过我原先猜想肇钧兄改正时会退还给他的，不知为何依然不见？我想《诗叶》虽然只出了三期，还是晚报式的小刊物，不过，这逝水一勺也是历史的一个见证，不应淹没了才好，希望熟悉这段历史的，能著文说得更精确些更完整些。

 

写到这里我觉得此文的题目不确切了，那十七字点名只是“果”，“因”是什么？是抗日时期的热血一回？还是不幸沾上了胡风阿垅他们一点边？如果时光能倒流，他该怎么做？这些问题我都想不出答案，随它去吧！

 

肇钧兄，走好！

 

 

2001年10月13日于广州

 

 

 

 

 

 

 

 

 

 

 

 

 

 

 

 

 

 

 

 

 

 

 

 

 

 

 

 

 

 

 

 

十七、乌以风情系天柱山一一兼致余秋雨先生

 

 

安徽省有五大名山，皆国家级风景名胜，各有特色，其中九华山属于佛教，属于地藏王；齐云山属于道教，属于非“天下名山僧占多”的少数；琅琊山属于文学，属于散文；而有天下第一名山美誉的黄山，只属于大自然，它以无比神奇的美，征服了每一个来访者，以致所有的人文建筑，名人题署，摩崖石刻，乃至文人吟咏，只能是一点点缀，弄得不好反而会脂粉污颜色。但是，就文化底蕴与历史价值而言，却都要独让天柱山，天柱山属于历史，属于宗教，属于文学，属于哲学，甚至属于战争：从春秋战国一直打到刘邓大军进驻，天柱山上和周边发生的战事，几乎是中国战争史的缩影，这在世界名山史上，可能是罕见的。是否正因为天柱山这样的复杂性，使历代欲编山志者望而却步，以致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还没有一部独立的山志.

 

历史终于走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1984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乌以风先生耗尽毕生心血独自编著的《天柱山志》（以下称前志），32万字，一版发行5000册。紧接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又在1993年出版了天柱山志编纂委员会编著的《天柱山志》（以下称后志），28万9千字，一版发行也是5000册。从而结束了天柱山没有独立山志的历史.

 

我无意评述两志的得失，如果方志学家有意作这方面的研究，这是两个很好的范本。作为读者，我只能谈一点粗略的印象，后志比起前志来，当然有很多进步，一如其前言所说的：“更具有思想性，科学性和权威性.”因为它是官办的（规格低了点，视眼窄了点），所以能够在疆域划定，地层地貌，土壤结构的科学分析上，自然资源与物产资源的调查，乃至现代技术如航拍应用等方面，都是前志编著者难以办到的。它为尔后开发建设天柱山，提供了多方面较准确的资料，可以说后志编著者的辛勤劳动，是值得敬重的。但是，就一部方志能反映一个地区的地域文化，就其独创性、传奇性、文学性和可读性而言，我则偏爱前志，尤为敬重前志编著者乌以风先生的荜路蓝缕，独辟蹊径，和历经磨难，壮心不已的精神。这点以下还要细说。

 

先说一段关于前后志的文坛纠葛。

 

余秋雨先生的《寂寞的天柱山》一文，先发表在《收获》杂志上，后收入他的第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于1984年出版，文章中有一句话惹起了争议：“天柱山一直没有一部独立的山志，因此我对它的历史沧桑知之不详。”说明余秋雨先生写此文时，没有见到乌以风先生的前志，这是平常的事。余先生并非对天柱山作什么专题研究，只是写一点风光散文，哪能每一本书都读到呢？但是，既然是写天柱山的，说了一句有分量的错话，也是个缺憾，读者提出来，也是平常的事。

 

果然，90年代初，安徽芜湖的散文作家王业霖先生即以《天柱山并不寂寞》为题，在邵燕祥，林贤治先生主编的《散文与人》杂志上，发了一篇短文，指出了这个失误。王业霖先生是位治学严谨的人，文笔清新淡雅亦如其人，和余秋雨先生同龄，不幸于1998年英年早逝。王先生在该文中对余秋雨末见过乌以风先生的前志一事，只一笔代过，重点谈了天柱山上另一段文坛轶事。

 

这篇文章，余秋雨先生也未见到，也是平常的事.天下报刊那么多，谁能都读到呢.

 

1993年，天柱山后志出版了。余秋雨先生说，他是极少数读过这本山志的人之一。这有可能，但我怀疑他即使见过后志，也只是简单地翻了翻，连序和后记也未读完。因为后志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序和后记，以及人物专栏里，多处提到了乌以风先生的前志，正如后志编纂委员会主任丁士南先生在序言里所说的：“1984年8月，安庆师范学院副教授乌以风先生著述的《天柱山志》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乌先生以平生极大精力广收博采，披沙拣金，经磨历劫编撰而成的。乌先生一生爱山之情，察山之殷，写山之志邑人有口皆碑。”丁士南先生这段对乌以风先生充满激情的描述，给人印象极深。不知为何余秋雨先生视而未见。

 

据余秋雨先生在《山居笔记》这本书里的一篇长文《可怜的正本》里介绍，以后又有一位叫李庸的先生，在那里又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余秋雨那篇文章有《两处硬伤》，其一李先生说：“有一位姓汪的同学曾告诉过他，见到过一部《天柱山志》，大约1982年出版，那位作者和姓汪的同学是世交。”李庸先生原文我未见到，他如果仅凭一位同学的口传，就写文章指误，有点不够严肃，但说的基本是事实。只是把1984年错成1982年了，但总在1988年之前。余秋雨先生说李文“略有不妥”，话也未说重。但紧接着余秋雨又说“我游天柱山时，该山管理处的专家坦言，天柱山尚无独立的山志……”

 

余秋雨先生的这句话可以商榷，天柱山管理规模不大，我1995年游天柱山时，见到了管理处的王启贵付处长，和几位旅游专科学校毕业的管理人员，以后又和天柱山各方面人士有过较广泛的接触。他们对乌以风和他的前志都非常熟悉。乌先生在天柱山先后生活了三十余年，大起大落，是个传奇人物，天柱山人谁会不知道乌以风呢，真不知道余秋雨先生所说的管理处专家们指的是哪些人.

 

我为余秋雨先生未见过乌以风先生的天柱山前志一事，说了这么多，并非要逮着余先生的什么错，只是感到余秋雨先生在这件小事上，态度不够冷静，那篇《可怜的正本》的长文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未免有些强词夺理。其实指出失误，也是一种爱护与帮助。

 

这场小纠纷到此可以划上句号了。以下想重点介绍一下乌以风先生和他那本艰苦玉成的天柱山前志，使年轻人了解前辈学人治学的谨严和经历的劫难.

 

乌以风先生，1901年出生于山东聊城，三十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任过浙江省图书馆编纂和安徽省宣城中学校长，1937年他被著名教育学家马一浮先生选中，入四川筹办复性学院，任都讲、典学。正在事业如日中天时，突遇婚变，他挚爱的才貌具全的妻子离他而去，他一下被击垮了，愤而离职。东归他曾游览过的天柱山，真正是“万里归来卜筑居”了（苏轼语），自号忘荃居士，潜心研究佛学经典，修身养性。

 

这时马一浮先生闻讯，派人送信请他回去，他未回信.马一浮先生又致书问候，并赋诗曰：“买山早是爱山居，/

世味应同绮障除./马祖庵前松柏下，/为何不见一行书。”不久乌以风战胜悲观失望情绪，但想起自己曾缠绵于儿女情长，为求精神解脱而栖身佛门，比起恩师二十岁丧妻，后未续弦而专事教书育人来，实是无颜再见恩师。

 

从此乌以风先生流连于天柱山的青山绿水之间，竹杖芒鞋，走遍了天柱山的峰峰壑壑，甚至和贺氏兄弟一起，凭着长竹长绳登上了海拔1488米的天柱峰绝顶。不久，他鉴于“天下名山皆有志，唯独天柱无专书.”的遗憾，萌生了编写天柱山志的愿望。从此，他为编写这部前无古人，背景材料极其复杂的山志，三十余年殚精竭虑，耗尽了心血，也经历了种种磨难。正如自己在序里所说的：“志山川不敢杜撰，志人物不敢偏袒，志事迹不敢附会，志物产不敢虚构，志兵革不敢歪曲，志词章不敢盲从……既已详加考证，而又力求亲历其境，正其讹误，必使胸无余憾。”他除了查阅大量的图书资料之外，力求亲自勘察.曾多次孤身到深山大壑之中，悬崖绝壁之上，扪萝附藤观其究竟，真是＂洞而宿焉，石而坐焉，涧而饮焉，岩而饪焉″（储光黔语），表现了一位严谨学者的治学之风。

 

抗日期间，1943年，乌以风曾应国民党安庆专员范苑声之邀，主持了天柱山新建的景忠中学的校务。后为了给这座为纪念抗日烈士命名的中学取得正式学籍，乌以风当面向省教育厅长汪少伦申述，汪厅长很赏识乌以风的才华，留他在厅内当秘书。乌以风则利用自己手中有限的权力，使景忠中学顺利入册后，坚拒汪厅长的竭力挽留，又重返天柱山，继续他的未竟事业.

 

解放后，乌以风一度去安庆师范学校任教.但他依然情系天柱山，日夜奋笔疾书，1956年即完成了50万字的天柱山志初稿.托友人汪植庭刻印.（不知这位汪植庭是否即李庸先生提到的汪姓朋友。）

 

然而，书稿未印出，1957年乌以风被错划为右派。1958年又以历史反革命加右派罪名被捕入狱，开始了长达12年的“囚隐”生活。紧接着另一大灾难又降临头上，他那50万字的天柱山志初稿，文革时被红卫兵当四旧抄走了，乌以风闻之如五雷轰顶，痛不欲生。

 

 一九六八年八月，年近古稀的乌以风被遣送回天柱山。当夜，他着手清点劫后书房，意外地发现了写天柱山的原始材料，还在废纸堆里，又欣喜异常。于是在双重帽子压力之下，又暗暗地重操旧业了。这时他仅靠捶石子微薄收入度日，曾写下“辟榛应许腰身健，破石谁怜衣被单”的写实诗句。后来多亏好心的生产队长，把他安排到小碾米厂开票，名曰利用他一技之长，实是有点固定收入，得以生活下去。

 

乌以风先生正是在这样艰苦卓绝的状况下，重新写他第二部书稿.正如他在日记里写下的：“劫后山图理乱棼，孤灯满尽始开云。”可依然是“只恐天威罪旧闻”的心态，头上还悬着一口达摩氏剑，日夜惴惴不安。书稿难成，出版无期，乌先生在焦急中等待。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终于吹散了乌以风头顶上的乌云。他的冤案彻底平反了。先是被聘为安庆师范学院副教授，其实他39岁时就在重庆大学当了三年副教授了。接着又当选为省政协委员和安庆市人大代表。这些对他都是过眼烟云，天柱山才是他的梦魂所依。当他1981年80岁高龄，最后一次攀登天柱山时，面对三十多年来他上百次登越过的山山水水，感慨万千，他深知今生不可能再登此山了，但他想到他数十年的愿望即将实现时，毫无凄凉之情，而是如童稚般放开嗓音大声呼喊：“老朋友，我又回来啦！”

 

尽管如此，他的山志出版，还是颇费周折。曾先后顾过三家出版社，均未受到礼遇。最后安徽教育出版社社长张崇贵先生慧眼识英雄，鼎力相助，终于顺利出版。乌先生曾致函张崇贵云：“真乃吾生一大快事！”

 

1988年黄镇先生游天柱山，专程拜访了乌以风先生，称他为现代的徐霞客.

 

1989年2月26日，乌先生溘然长逝，享年88岁。人们遵从他的遗愿，准备将他在三祖寺坐缸火化。八个大汉抬着老人佛轿，在通向三祖寺的山道上缓缓行进，沿途居民设香案供祭，以示尊敬。圆寂后的老人在轿内机械地频频点头。据云那情景十分感人。乌以风先生只能算个佛学研究者，并未皈依佛门，却受到了高僧一般的僧俗两界的敬重.再次说明人心这杆秤是公平的。

 

现在要说前志有它的独创性与传奇性应该是名副其实的吧！

 

以下再简略地说一说前志的学术性与文学性：乌以风先生作为一位学者诗人与作家，他为前志所倾注的心血对天柱山而言确是前无古人的。他以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近十万字，辑录了晋代以来天柱山本地和来天柱山地区各代文人的大量诗文。按照一般方志要求，也许不必这么兼收并蓄，但乌先生此举对研究天柱山地区，乃至对研究桐城派文章的崛起，都提供了极好的资料。

 

前志中还有一些篇章，是乌以风先生自己的勘察、考证与研究的成果，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文学品位：像《衡霍今辩》、《天柱十胜论》、《山寨的起因和结局》、《记潜山民族英雄刘源》等，都可以独立成章。我最激赏的是他撰写的《王安石、黄山谷、苏东坡诗刻考辩》一文，不仅读来兴趣盎然，还能看出乌先生扎实的文学功底和丰厚的学养，还关系到一件似乎可以了断，但至今仍未了断的文学公案，不妨简介如下，以飨读者。

 

天柱山石刻极多，其中有些关系到文化传承，但和其他名山大川一样，也有许多达官贵人附庸风雅之作，其价值比王二到此一游高不了多少。精品之中价值最大的当首推王安石的那首著名的六言诗：王安石于宋仁宗皇佑中来舒州（首治在潜山）任通判皇佑三年九月（1051年），和他弟弟安国到天柱山石牛洞看唐古文家李翱的题字。回去后做了一首六言：“水泠泠而北出，山靡靡以傍围。欲穷源而不得，竟怅望以空归。”此诗收入了王荆公诗集。曾造的《高斋诗话》和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都谈到了这首诗，可见此诗为王荆公原唱。乌以风先生认定这首诗只收入诗集，当时并未刻于石牛洞。而现在刻在石牛洞壁的王安石的六言诗却是：“水无心而宛转，山有色而环围。穷幽深而不尽，坐石上以忘归。”旁有“荆公”二字。为此《潜山县志》与《安庆府志》的编者，都武断地认为，后一首六言诗，是黄庭坚（黄山谷）的和诗，并非王安石所作，这就惹出了麻烦，后一首六言诗究竟是谁的作品？

 

乌以风先生经过考证认为，这两首六言诗都是王安石所作。前一首是游石牛洞后作，后一首是入相后改作。前者只写未刻石，后者只刻壁未收入诗集。乌以风说王安石执政行新法不过七八年，熙宁九年（1076年）就被免职。乌以风估计改诗大约在1068一1076年之间。乌说后诗改的好，尤其是后两句，改“欲穷源而不得”为“穷幽深而不尽”；改“竟怅望以空归”为“坐石上以忘归” 。正表现了王安石两个时期的情绪。写前一首诗时，对宋当时政治不满，欲施展抱负而不能，有些悲观失望。改诗乃王安石入相得志之时，所以情绪表现得舒畅乐观，悠然自得。所以乌以风认为，后一首诗决非他人能伪造，连大诗家黄山谷也做不出来。

 

乌以风还认为，黄山谷第一次游石牛洞是1080年，此时王安石已下台，而且在台上时曾大肆整伐元佑党人，苏轼黄山谷都在劫难逃，已成政敌。黄山谷游石牛洞，虽然欣赏王安石的文学才华，却不赞成他的政见，不可能和王安石这首诗。乌先生在涉及黄山谷的任何文学典籍中，都未查到这首所谓的和诗.黄山谷倒是另外做了一首六言诗：“司命无心播物，祖师有记传衣。白云横而不渡，高鸟倦而犹飞。”所以乌先生断定那首所谓和诗，决非黄山谷所作。

 

至于现在石牛洞也刊有宋宁宗庆元二年囗文员刻的“水泠泠而北出------”一首，乌先生认为是后人为纪念王安石而刻的，既非王安石刻，也非黄山谷刻。因为庆元是南宋宁宗年号，二年为1196年。这时王安石已死了110年，黄山谷已死了91年了。

 

作为读者，我认为乌先生言之有据，所论精辟，就诗论诗而言，这两首六言诗的意境氛围遣词用句，都极似一人手笔。比较起来，我还是欣赏前一首，后两句道出了一些淡淡的哀怨，正符合“忧时原是诗人职”这个法则。后一首末一句只不过表示一点畅达而己，不算诗的高品位。黄山谷也是诗坛名家，诗作讲究的是标新立异，怎能人云亦云。不信看看他自己的那首六言诗，仅“白云横而不渡，高鸟倦而犹飞“两句就够你琢磨的了，高鸟是谁？是王安石，是他的新政，还是黄山谷自己？白云不渡又指的什么？这才叫含蓄，这才称得上是高手。

 

这段文字公案，本来乌以风文章一出，应该可以了断的，可是在后志里麻烦又来了。

 

后志把这两首诗的石刻都影印了，“水泠泠而北出”一首，注为“宋王安石于皇佑年间题” 。“水无心而宛转”注“据康熙《安庆府志》载，为黄庭坚和王安石韵作。”全然不顾乌以风先生的长篇考证文字，也没有辨证说明，仅凭一本《安庆府志》就下了这个结论，未免武断了。看来还有继续讨论的价值。因为它不但关系到著作权，还关系到历史，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希望能听到海内外专家的高见。

 

顺便说一句，后志比前志编的简略，确实删去了一些可以删去的材料。但是也删去了或许不该删去的有较高价值的东西，特别是关于天柱山的兵革大事，竟忽略而过，未免有遗珠之憾。

 

乌以风先生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诗人，旧体诗作品别具一格，凝重之中透出清新，常直抒胸臆又别出心裁，写景状物高人一等，用词简练，格调高雅。除本书之外，极少在其他报刊见到，全无媚俗之态.现抄录他题二乔胭脂井绝句一首，可见一般.

 

题胭脂井

 

前贤咏二乔诗，多美其为风流佳话.予意孙策克皖，娶大乔，周瑜娶小乔.二女迫于权势，不得已，乃将残脂投井中.因此做诗哀之：.

 

双双身世付王侯，倾国空怜汉鼎休。

 

谁识深闺残井水，至今似有泪痕流。

 

 

2001年8月18日二稿于广州

 

 

（本文部分内容以“天柱山上的诗谜”为题，作为邵燕祥先生的《神秘谷》一文的附件， 收入邵燕祥文集《无权者说》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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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计算机时代的弄潮儿一一访数学药物学家孙瑞元教授

 

 

电子计算机研究有五大学会，其中第三类乃模拟应用研究，与人类关系尤为密切。世界几乎每年都有一次电子计算机模拟研究的大型学术活动。然而先前的十一届年会竞无十亿人口的中国代表出席。

 

今年（1988年）7月，模拟应用学会将在巴黎召开第十二届年会，会上要交流的论文和它们的作者已编印成册，册中不仅第一次出现了二十多位中国学者的名字，而且有一位中年药理学家被指定为第四分组的主席，同时又把他的学术讲座和会务活动排得满满的。中国学者终于以卓越的科研成果取得了世界的承认。

 

这位中年学者，就是皖南医学院教授，中国数学药理学理事长孙瑞元。

 

孙老师花白的头发，微胖的身躯，神采奕奕，谈锋雄健，见解精辟。

 

作为中国药理学家代表团的成员，孙教授于半年前，去悉尼出席了第十届国际药理学年会。他的开拓性研究-----数学药理学的研究成果，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就世界范围来说，这还是一门新兴科学。目前还只有法国、美国与意大利的部分药理学者刚刚着手研究。孙教授说：

 

“数学历来是促进自然科学发展的动力，有‘科学女皇’之称，一个国家的数学水平，一定程度上反映这个国家的科技水平。具体到药理学来说，这是一门研究以药治病的科学，量的要求尤为严格，因为药物也就是毒物，其分水岭仅仅在量上。数学药理学就是应用计算机数学模拟，研究最佳的用药剂量，给药方法、时间，以及测定药代参数等等的学科，一句话，就是把沿用几十年的定性药理学，推向定量药理学的一个新高度。世界正走向精确，从定性到定量，是科学发展的总趋势。

 

“至于说到我国的数学药理学研究，暂时居世界领先地位，本来也是平常的事。这里有个时机问题，培根说过一句很精辟的话：‘善于在一件事开端识别时机，这是极难得的智慧。’尽管我国目前数学水平，计算机研究都落后于发达国家，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运用现有条件，选择有利时机，开拓出新的研究成果。

 

“科学研究切忌妄自尊大，固步自封，但也不能妄自菲薄，更不能搞什么墙内开花墙外香。我们不能一切都走引进的老路，不必等外国人搞起来了，我们再派人去学。为什么不能把中国办成数学药理学的研究中心，让中国成为这门学科的策源地？所以今年7月的巴黎大会，我要为中国人争这口气。”

 

听孙教授侃侃而谈，如春风拂面，那火一样的激情与强烈的责任感，无一不表明教授献身于民族，献身于科学的赤子之心。但是，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位几十年如一日，对祖国充满激情与忠诚的人，竟然屡遭磨难……

 

（孙教授与妻子微生物学家吴敏毓教授是大学同班同学，1950年皆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上海东南医学院，留校任教。是年学校内迁安徽，更名曰安徽医学院。贤伉俪志向高远，励精图治，成绩斐然，是建国初期难得的人才。孙尤为著名药理学家邢文荣教授器重。不知是否又是那种什么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规律，或是出于什么样革命的需要，反右一开始孙老师即被打倒了，发配农村劳动。吴老师顶住巨大压力，和孙老师生死相依，共同熬过了二十余年的艰难岁月。而且即使在那样困苦的日子里，依然在奋力拚搏进取。所以新时期一到来，孙老师一获改正，他俩的学术成果迅速得到学界的公认，并且成就与时共进，双双成为早期国务院专家津贴获得者，各自担任主编的《药理学》和《微生物学》成了多家大学的教材，现皆著作等身。孙教授现在还担任“国家新药研究与开发常务专家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卫生部药品审评委员”、“中国药典委员会委员”、“中国数学药理学会理事长”等要职，是中国药学界重臣。吴教授也是中国微生物学界风云人物，是连续数届的安徽省政协常委，贤伉俪是皖南医学院的一对撑天玉柱，是莘莘学子心目中的偶像。

 

孙老师伉俪的经历，正验证了陈毅元帅那首著名的诗：“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欲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我早年受业于孙老师，他的行止一直是我的楷模，是影响我一生几位最重要的长者之一。

 

按说从孙老师的成就看，已远非右派小人物了，放在这一组文章里，是否不合适。不过，孙老师错划右派时，还只是个普通大学教师，连个讲师的头衔也没有，应该也还是个小人物吧。）

 

孙老师拒绝了我请求他说说逆境中奋进的故事，他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应该一切着眼于未来。

 

孙教授说：“我这次去巴黎大会发言，主要有两项内容，一是比较系统地介绍我国学者对计算机模拟应用的研究，着重于医学应用的研究概况。因为大会早在去年秋季就委托我举荐二十名与会代表，这样我就有机会接触到我国大部分的研究成果。就现在的成果分析，可以看出进展是迅速的，涉及面是较深较广的，说明我们炎黄子孙的智商一点也不比外国人差！”

 

“第二是我个人的一点研究成果，我这次将介绍中医诊断治疗的计算机模拟应用。当然这是个难点，我是学西医的，开始也和许多人一样，对中医抱有偏见，错误地认为中医只是一门经验科学，诊断只是模糊思维，也常常把中医理论和中药的疗效割裂开来看。可是一旦深入研究下去，就发现中医理论有很强的科学性，逻辑思维是很严密的，中医理论与中药药理有严格的对应性，要说和西医有什么不同，就是中医的辨证施治，与施诊者的学识、及应变能力，有着更密切的关系。而这种辨证，又决不会有悖于中医的基本理论，因而它们都可以用数学模拟。

 

“说到模糊思维，其实它是精确思维的引伸与补充，决不是不学无术之辈信口雌黄的饰词。比如我们编制的李少白中医师妇科病诊治的计算机模拟软件，为了适应就诊者个体的差异，增添了一个修正方案的程序，就补充了第一个程序软件的不足，实践已经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李少白医师诊治妇科病，在长江以南很有名气，许多西医认为无法医治的疾病，他都有办法医好，但是老医师已经八十多岁了，如果不在他有生之年把他的经验发掘出来，上升成科学的结论，将是一大损失。三年多前我们着手为他编制程序，经过一两年实践，成功率在90％以上，他的程序软件已经有人买去，用于临床了。中医是我们的国宝，这话过去多数是自家人说的，我想通过这次巴黎大会，多让外国人说说，中医的确是个宝。

 

时间在一点点流逝，孙老师的时间尤为珍贵，该结束这次采访了。

 

 

（原载《安徽日报》1988年7月16日1版，括号内文字是2001年10月定稿时新加。）

 

 

关于此文的几点情况说明：

 

1，本文发表时，巴黎的计算机模拟应用的国际大会已经召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作为大会组委会指定的第四分组（医学组）主席孙瑞元教授最终未能与会，致使主席位空缺，使偌大的中国失去了一次向世界展示中国在医学领域，特别是中医药学方面计算机模拟应用的最新成果，真是太遗憾了。其原因倒不是政治上的，孙老师那时已是省人大代表，颇受重视。真正原因只是区区一万多元的路费，学校把皮球踢给省卫生厅，卫生厅又踢给省教委，省教委又把皮球踢回了学校，三踢两踢巴黎国际大会就闭幕了。其实写此文时，我已知道了一些内情，先是在孙老师处看到了国际会议的有关材料，接着就听到有关路费扯皮的事，所以我赶写了这篇文章，并在附信里介绍了有关情况，希望报纸能呼吁一下，促使有关方面能以大局为重，早日解决这不是问题的问题，可惜文章虽然发表了，问题还是未解决。这也说明我这样十字街头论担挑的文章一文不值。

 

不过，再一想那时教授也真穷，夫妻双双正教授居然拿不出一万多元路费。现在境况好多了，几年前学校三十年大庆，孙教授吴教授就捐了一万多元。

 

2，我为此文在给《安徽日报》编辑部的信中，还谈到一件事，说安徽医学院五十年代著名药理学家邢文荣教授门下，有两位高足，一位是以后成为著名临床药理学家，并任安徽医科大学校长的徐叔云教授，另一位就是执全国数学药理学牛耳的孙瑞元教授。他俩堪称是安徽药理学界的双子星座，都是学业有成令人崇敬的科学家。但是，由于57年遭际不同，对他俩有不同评价。我认为这种争议是没意义的，本着尊重知识尊重人材的精神，希望报纸在介绍孙瑞元教授事迹时，也能顺便说一点邢教授和徐教授的事。报纸也许考虑到与本文主旨无关，未发此信。

 

3、本文获《安徽日报》周末征文三等奖。我采写孙瑞元教授的另一篇文章：《闪光的脚印  生活的强者》，发表在《皖南医学院院报》1987年第6期上。该文也获得了安徽省高校新闻学会的通讯三等奖。都不是因为我文章写得好，而是孙老师事迹感人。

 

 

2001年10月20日于广州二稿

 

 

 

 

 

 

 

 

 

 

 

 

 

 

 

 

 

 

 

 

 

 

 

 

 

 

 

 

 

十九、五位大学青年右派教师

 

 

 

那个叫赵家岗作业区的分场，1960年上半年，也就是大饥馑最严峻的时候，又新来了五名右派，听说都是一座大学的教师，都很年轻，不过二十五六岁吧，猜想是59年那批反右补课时补进来的，真是一批倒楣蛋。和我们这批五八年就进场的“老”右派比，他们都太“嫩”了，尽管他们的学历和知识比全场的右派们都高，但毫无用处。此时此地最迫切的需要，是怎样才能接受并适应这里的现实环境，是如何能活下来？这可不是简单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有些事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有些事你得栽几个跟头你才能有些体会，有些事你体会到了，或是说你已经“觉悟”到了，可你也不能说，甚至也不能往下想;有时你做了你主观愿望上极不愿做的事，你还得学会为自己开脱，学会忘记。因为这里不仅和他们既往相处的环境迥然不同，而且思维方法价值取向乃至道德观念人格品行，都是他们极其陌生也不能认同的。但是，尽管它们和你的固有信念是那样的格格不入，你依然必须服从它接受它认同它乃至实践它，这对每一个知识分子，特别是对那五位年青的大学教师来说，无疑是极端痛苦的。相比之下，那些来自基层单位非知识群体的右派们，因为环境的差异不是那么显著，思想上受到的冲击相对要少些。所以说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长期的困难的也是痛苦的，要脱胎换骨能不痛苦吗？不是有一位大人物说过，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嘛！举一个小例子，大饥馑像恶狼一样扑向我们每一个难友时，愈是基层来的文化层次最低的右派们，愈有办法弄到吃的。我们本来就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场里管的再紧，那些人总能从地里找到些山芋梢子萝卜头子聊以充饥，他们根本不去想这算不算偷盗，也不怕被逮到后会丢什么面子再加重什么处分。天下没有什么比活命的事更大了。可是知识分子们就不会这么想了，开始他们可能还会保持一点清高和自重，也可能还有些人念叨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但是，当形势越来越严峻，具体地说，当难友们都频临于饿死边缘，四周老实巴交的农民在一批批饿死，农场里饿死的第一个人，正是一位一贯老实本分的中学教师时，那些还在念叨清高与自重的人也开始“觉悟”了，他们想想自己也有两只手，为什么要自甘奴役束手待毙呢？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从那时开始，他们也和那些来自基层的右派们一样，丢掉了幻想，丢掉了清高与自尊，一门心事，怎样才能找到可以充饥的东西，不致被饿死。所以说环境是可以改造人的，从形体一直到灵魂。

 

那五位年轻的大学教师正是在这种时刻来到这家农场的。如果说我们这批先到者，有了上述的改造“成果”，是经过了几年的磨炼才慢慢觉悟到的，虽说也很痛苦，毕竟还有那么长的时间来慢慢消化它接受它。但对那五位大学教师来说，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时间了，他们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达到我们经过了几年才达到的改造“成果”，否则大饥馑这一关就熬不过去。在生与死之间，他们必须尽快做出抉择。他们终于都活下来了，但可以想见他们那时经历了多么困苦复杂的心路历程。

 

大学教师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是人群中的精英，五十年代大学毕业后能留校任教的，更是一批佼佼者。他们是怎样坠入反右陷阱的，我们不知道，也毋须知道，无外乎报上说的老一套，大家彼此彼此。我所关心的是，看一看这些精英们，一旦从高等学府坠入这被奴役被强制改造的人间炼狱，他们将怎样面对这巨大的落差和严峻形势。

 

五个人都编入了生产队下地劳动，和所有难友一样，一个个破衣烂衫锄禾日当午，一日劳作下来，也是到食堂买几两山芋糊聊以充饥，然后倒床入睡，次日凌晨即起，重复前一天程序。隔三差五再受一番思想训斥，由那位凶残狠毒的准文盲赵主任把难友们臭骂一通。他们也和乖媳妇一样屏声敛息作一副聆听教诲状，他们平日也很少说话，不仅和其他难友，就是他们五人之间也很少往来，这些都在预料之中。而且我们猜想，过不了多久，他们也必须适应这里的环境，也一定会和其他来自基层的难友们友好相处。果然，几个月后，他们总算走出了与社会疏离的状态，都成了名副其实的农业劳动者了，虽然体力上差一点，毕竟还年轻，再说他们的文化知识，即使在从事原始的农业劳动，也会派上些用处。特别是这年下半年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为了能活下去，他们也和难友们一起千方百计弄吃的共渡难关，从这点看，“改造”成绩是很大的。至于他们内心里想些什么，别人就不知道了。

 

这个作业区不大，就几十人，医务室就我一个人，每个人都得和我打交道。五位老师不久都成了我的朋友，遇到阴雨休闲的时候，他们也常会到我这间小诊所坐坐聊聊，虽说开始时还有所戒备，聊多了总会流露些心声，一样的命运，一样的处境，是很容易沟通的。渐渐地对他们情况有了深一层的了解，原来他们生活的环境也并非我们想像 的空中楼阁，他们也只是些普通人，这次掉进了反右的陷阱，也并非如报上所说的，这些所谓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有着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先说他们这座大学，只是一座中等城市的师范学院，教师中没有什么声名卓著的大人物，整风鸣放阶段也没有什么惊人的言论引起过什么反响，从整风到反右完全是一个运动程序化的过程；先是党委召开整风座谈会，请来各系有些成就的教授教师，号召他们鸣放，以后根据鸣放的记录和互相揭发检举的一些材料，抓了一批右派。同样的程序，整风鸣放时，一些表现积极的学生，也是响应号召，提了些意见，反右一来，枪打出头鸟，抓了一批学生当右派。全国都是这个模式，没什么好谈的。要说有什么不同之处，也就是和全国总的形势相比，这座学校所在地是个小地方，学校教师学生和大城市名校比，更普通一些，但抓的右派不比名校少，教师中有些成就的，学生中成绩拔尖的，几乎一网打尽。这在安徽是平常的事，因为安徽省委那个姓曾的头头，搞极左是出了大名的，连毛主席都称之为霸王，我们这家农场里就有文盲右派，大学里还不该多抓些吗？抓就抓呗，五七年大张旗鼓大抓特抓抓过了，五八年抓漏网的重新定性的也抓过了定过了，五九年反右倾是党内领导层的事，五九年六零年拔白旗是学术权威们的事，按说普通人可以喘口气过几天轻松一点的日子了，谁知道当时又刮了一阵什么风，又补抓了一些右派，所以说这五位教师是真正的倒楣蛋。

 

接触多了，了解的也多了，他们之中那位叫吴榔的老师，可算是位极忠厚的人，是位农家子弟，家境贫寒，是靠助学金读到大学毕业的。对农业很在行，别看他很瘦弱，倒是最先适应了这里的恶劣环境。他对我说，干农业也要讲技术讲茬口安排的，可是这个姓赵的只知道蛮干，其实我们都还拿工资，是低成本经营，如果经营管理得好，会有很好收益的。哪能这么累这么饿把人往死路上逼呢，最笨最凶狠的地主也不会这样干的！长工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家资源嘛，累死了累垮了怎么再生产。吴榔老师学什么的不清楚，听说他是位治学极谨严的人，功底扎实，心无旁鹜，很受老教授的器重，整风时一句所谓右派言论也没有，只是他不愿昧着良心批斗自己敬爱的导师，受了连坐。遗憾的是吴老师的消息以后一点也未听说了。

 

和我们交往接触最多的是一位叫葛复中的老师，是位热情开朗乐于助人的好老师，是学中文的，对我们几位文学爱好者帮助很大，经常给我们以指导性的点拨，使我们得以初窥文学的堂奥。1962年我们摘帽回到芜湖后，在葛老师及方德乾老师的帮助下，我们考进了他们所在大学的夜大中文系读书，使我们以摘帽右派的待罪之身，还能受到大学教育。六二年到文革爆发，是难得的喘息时期，我们藉此完成了大学教育，直接影响了我们后半生，是值得我们永远感激的。几年前我还见过葛教授一次，他正忙于一部文学史的定稿事宜，他是其中一些章节的撰稿人，祝愿他健康长寿。

 

（借此机会说两件方德乾教授的轶事以表达我们对前辈学人的崇敬之情；方教授不仅学识渊博，教学认真，而且对学生真正是诲人不倦，我们经常去请教他，他也总是对我们谆谆教导。难友学友陈炳南之女小桃，要参加七八年的高考，陈知道自己的孩子数理化外语都拔尖，决无问题，但相比之下文科是弱项，就带着孩子去找方老师指点迷津，方老师细心地看过她的作业与习作之后，给了她许多指导，然后说你做一篇作文我看看吧，写什么呢，当时叶帅的那首《攻关》诗刚发表，全国正热着呢，方老师说就以此为题吧。果然，小桃开始做时却未得要领，方老师给她细心评点，小桃这孩子果然也是孺子可教，悟性不错，一次比一次进步，某晚，小桃新篇脱稿，其父一看确是大有长进，带着她连夜敲开了方老师家的门，方老师一看新稿，果然有长足进步，鼓励她继续努力。哪里能想到，高考时考的正是这道作文题，这当然是一次偶然的巧合，不寻常的是，考生小桃不但在她的强项数理化外语都拿了高分，而且本来是弱项的语文也拿了高分，一举超过她所填第一志愿中国科技大学的分数线。本来这也是平常事，每年百万高考大军猜中题目的大有人在，过线就取呗，有什么好说的，问题是过了线并未能及时按章录取，为什么？政审卡了壳，考生小桃的父亲陈炳南是个摘帽右派，摘帽右派的子女就没有上大学的权利？有这条文件吗？没有！没有还犹豫什么，按章办事不就得啦，说得轻巧，你来办试试，摊上一个右字，那可得家破人亡永世不得翻身的；那就不取吧，反正成绩好的学生多的是，不过看看小桃的成绩单，这么好的学生，唉！古人尚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现代人怎么啦？有人说调出陈炳南的档案看看再说吧，不看还可说东道西，一看全傻了，陈炳南原来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没有任何过错，是一件百分百的冤案，而且多次复查结论，都写的明明白白，应该平反，可是就是未平。招生经办人糊涂了，问芜湖地委是咋回事，地委回答你们问我我问谁去，经办人像如梦初醒似的连声说知道了知道了，紧急向省招生办和中国科大领导汇报这一带有普遍性而又极待解决的难题，双方主要领导立即赶到芜湖，实地调查研究，那时四人帮毕竟已经垮台了，极左路线有所收敛，中国科大终于拍板录取了陈炳南之女陈桃曲。以后《人民日报》刊发了陈炳南为女儿高考一事的来信并加了按语，并附言陈炳南已平反。一石掀起千层浪，信发后陈收到了全国三千封来信，都是关心平反问题的。果然，不久中央五十五号文件下达了，大规模右派改正工作开始了。方老师作为一名大学教授，为一个中学生的作文一遍遍地修改，而且这个学生还是一位摘帽右派的子女，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已经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了，他自然不会想到此举会关系到一个时代的变革。当然右派的大规模的改正，是历史的必然，不能夸大某一偶然事件的作用，但是，也常有一个突发事件改变了历史进程的事实，客观一点说这件事对右派改正工作多少起了一点推进作用应该是可以的。

 

方老师的另一善举也颇具传奇性；他是夜大学中文系的实际负责人，每届每学期的点名册都保存在他那里，这些东西对一位大学教授来说，无异于一堆废纸，好几次他的子女都要把它们当垃圾丢了或当废纸卖了，每次方老师都当宝贝一样捡回来，弄得孩子们都烦了，方老师每次都笑笑不说细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各项工作趋向规范了，文凭热起来了，特别是一批未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学教师，面临失去教师资格的危机。其实他们之中的多数人为了学生也为了自己都曾在夜大中文系深造过，可是文革一来，学校停课，夜大撤牌，以后学校又重组合并，所有夜大的档案资料早已荡然无存，那些急盼文凭的人们，真是哭诉无门了。这时方教授拿出精心保存多年的各班点名册，准确无误地证明这一大批莘莘学子的大学生身分，学校随即根据这分原始资料，给读了三个学期以上的人发给了大学专科文凭，给读了三年半以上的发给大学本科文凭，多少人捧着这一纸证书喜极而泣啊！可是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个中底细，方老师更从未向人提起过此事。仁者寿，祝方教授长命百岁。

 

离题太远了，方教授不是右派，不属于此系列文范畴，就此打住。）

 

五位教师中有一位姓朱的老师，年龄稍大些，性格也内向些，接触不太多，听说学生时代即有作品发表。果然，八十年代初，我就在《新华文摘》上看到了转载他的长篇有关文学理论的文章

 

那位叫光海的老师，也常到我这间小诊室来，聊过些什么已经记不起了，但有一件事我至今不忘：那已是61年后期了，境况有所改善，每月有两天假，还加两次餐，一人有二两五骨头肉，肉的来路就是农场猪场那些饿病将死的猪，只剩下一张皮一堆骨头和几根筋，就这也是宝，早就翘首以待了。有一天加餐，又值休息日，吃饭时，光海老师捧着一碗红烧肉与一碗饭，特地到我这小诊室里边吃边聊，有点优哉游哉的味道。开始习惯性的吃一块肉，吐一块骨头，而且和现在文明人一样，骨头没有随地乱吐，就吐在桌面上，不过那肉也太少了，几乎全是骨头，一刹那工夫碗里的肉全没了，桌面上倒堆起了一堆骨头，光老师把它们拨回碗里，居然还是原先那么多。光老师那时又食欲正旺，啃那么一点皮实在不过瘾，再看看那一碗骨头要是丢了也实在不甘心，这一丢可就得半月再也不知肉味了。他先搛起一块尝试着嚼一嚼，嚼得碎！他高兴了，知道这些猪不过才长到四五十斤，骨头还嫩着哩，于是他倒了一碗开水，就着这碗肉骨头，耐心地把它们全吃下去了，一点也没有剩。他当时的表情的确很高兴，事后怎么想的就不知道了。不过我当时，看到一位堂堂的大学教师，居然把肉骨头全吃了，只感到心里很苦，现在回想起来，心里更苦。光海老师农场一别，再也未见过了，不知近来可好。

 

人与人总是不一样的，大学教师之间即使皆蒙冤受屈了，思想境界也会有不同。上述几位老师都看得现实些，我们闲聊也很少聊到什么阴谋阳谋什么蒙冤平反的事，那只会自寻烦恼，更不会议论到什么国家大政方针了，那不是我们区区小民该管的事，所以聊过也就算了。可是那位姓黄的老师就不是得过且过的普通人了，他瘦弱矮小，体力劳动对他是太残酷了点，他的愤懑他的烦躁他的忧心忡忡，可能皆与他的身体受繁重劳动摧残有关，他到我这里说话时，可不是来闲聊解闷的，而是一种忧国忧民的心态，说的尽是些敏感的话题，当然不会说得那么赤裸裸，其实他要说的意思，谁也是心知肚明，比如说亲眼见到生产粮食的农民，硬是被搜光了食粮，而一批批饿死，这种农业政策是对是错还要说吗，不过那时谁又敢说呢？黄老师学问比我高，年龄比我大，当然不是来讨教我的，不过是郁闷心情找一个地方宣泄一下而已，这一点我们的心也是通的，又四下无人，说着说着就过了当时的线，话是两个人说的，说过也应该就了了。未想到几天后我铁杆好友沈廷禧兄对我说，说以后别理那姓黄的，此人不是东西，他说你思想很危险。我听了一笑置之。更未想到未隔几天，这位姓黄的又到我这里来了，还是那付神态，还是那些话题，我当然再也不敢乱侃了，也不愿点破，只虚与委蛇。他大概有所觉察，以后再也未来了。这件事我曾懊恼过很多年，现在想想又何必呢，他毕竟只在难友间说说，又未当告密小人，再说他到我这里来宣泄一下，以后又有所恐惧，正是一个思想受迫害者情绪无常的心态，应该于以谅解。

 

五位老师们，近来都好吗，请接受我遥远的祝福。

 

 

2001年11月2日于广州

 

 

 

 

 

 

 

 

 

 

 

二十、文盲右派方庆余

 

 

方庆余不是右派分子，他只是个基层粮站的搬运工，工人身分，不够资格划右派，他戴的是一顶＂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简称“反社会”。领导对他说，这帽子和右派帽子是一样的，地富反坏右，你是老五，所以粮站那些工人都喊他“方老五”。他不只一次问过我，什么叫反社会，又说他明明是方老三 ，怎么开了几次斗争会之后，就变成方老五了？我怎么对他说呢，尽管我的心在哭泣，心想谁想起来的搞运动这一招，连粮站扛大包的也不得安生，脸上还是笑嘻嘻地对他说，老五比老三好，老三是反革命，弄的不好要杀头的，老五嘛，一般来说没有死罪吧。至于什么叫反社会，我就说不清楚了，打个比方吧，“社会”就好像大粮包，领导叫你从晒场上往库里扛，你偏不听领导的话，偏要从库里往晒场上扛，你这就是反领导，也就是反社会了，我说我也不懂是瞎说的。老方一听愣了半天，想了想说不错，是有这回事，不过那不是我的错呀，那年收秋粮，连天阴，明明要晒七个太阳的，才晒三个太阳就要入库了，那要发霉的，我就是不同意进库的，怎么这就叫反社会呢？唉！我还能说什么呢。

 

老方长年晒粮扛包，落下腰痛和倒睫的老毛病，特别是倒睫隔不了几天就要到我这里来拔倒睫毛上眼药，有时要交思想汇报什么的，他也总是来找我，我比那些搞农业生产的总要闲一些，我终于知道了老方是个地道的文盲，只认得自己的姓 ，名字就不认得了，更不会写字了。不过待人不错，每次找我办事，总会递给我一块米粉做的饼，一看那成色就知道是地脚粮做的，虽说吃起来糁牙，可真抵饱。我心想你老方也来场半年多了，你能带来多少地脚粮，难道没有吃完的时候。后来经他同一公社的一位教师介绍，才知道关于这些地脚粮的荒唐又悲惨的故事，从此我再也不愿吃他一块饼了。

 

这些地脚粮原来是用头上一顶帽子换来的：那家粮站很小，连站长加工人也不过十来个人，未想到随着反右斗争的深入，也分配到一名右派分子的名额，会上还说了没有右派抓一名“反社会”也行，抓谁呢？乡里乡亲的，早不见晚见，抓谁也对不起人，谁家没有父母妻小，站长先想拖，后来上面催的紧了，不能再拖了，再拖只能自己去当了。万般无奈，站长决定抓老方，这是因为老方那时还是单身牵挂少些，上面还有两个哥哥，老娘有人侍奉，多则三五年少则两三年，反正回来还是扛大包，老粗一个不会有大影响。目标已定，操办起来就简单了，就以那次进库不服从命令为突破口，随便加上几条，这不就成了反社会了，方老三也就变成方老五了。

 

不过到决定送农场去劳动时，站长又心软了，因为那时粮食已经紧张了，听说有些被抓右派的人，已经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了，老方饭量大，怕他过不了这一关，就特批给他五十斤地脚粮，到临上车时站长又塞给他一个信封，对他说是全国粮票，叫他紧急时再用。老方是挑着一对大箱子进场的，开始人们不知道带的什么东西这么重，以后知道了是地脚粮，本来这是不允许的，但当大家知道他是个文盲时，就都同情他了。

 

老方有一把蛮劲，但干农业外行，常常吃力不讨好，不过大家都不怪他，什么事都是物以稀为贵，虽说这里的右派绝大部分文化水平都不高，但一字不识的文盲他是独一分儿。文盲自有文盲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他要说什么，常常引起人们的哄笑，他也不见怪，特别是到了思想汇报会上，或是学习什么重要文件时，他一发言，谁想忍住不笑都难，就连那个凶残狠毒的姓赵的主任也对他无可奈何。可是我们几位走的很近的难友，说起老方谁也笑不起来，只感到十分苦涩，这场运动怎么啦，不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思想阵线上的大革命嘛，不是什么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路线你死我活的大搏斗嘛，不是在进行一场关系到中国向何处去的大辩论嘛，那么请问像老方这样扛大包的粮站工人，算那个阶级，他要走的是那条道，他要把中国引向何方？真是荒唐透顶，那些振奋人心的漂亮的政治口号的真正目的是什么？究竟要把中国引向何处？那时不懂，现在还是不懂。

 

人们常说坐吃山空，老方那一点地脚粮眼看就要见箱底了，说这话时已经到了六一年的荒春，那应该是所谓三年困难时期的“极期“，（所谓极期一说，本来是医学名词，指一个传染病患者，到了极期也就是病情最重时，患者如果没有在极期时死去，往往也从此开始走向恢复。三年困难时期也正是到了六一年的极期，经济崩溃，民生凋蔽，伤亡惨重，以后中央调整了政策，才逐渐走出困境的。）我们每人还有粮食定量的农场里也已经有人饿死了，更别说四周的农村了。老方开始和大家一样，满山遍野四处找吃的，人人都在找，到哪找呀？那是农闲季节，每天早晨难友们挑着粪筐有气无力地四处转悠，其实四处的草根树皮都没了，哪里还会有什么吃的，找肥也是句空话，一片荒碛之中，能挖到几块带绿色的草皮就算是积到肥了，常常有人空手而归，天不黑不敢归队，像孤魂野鬼一样在野地里彳亍而行，腹内空空前心贴后背，像一张纸一样在晚风中飘，随时可以扑地而灭，一个人活到这个份上，真是生不如死了。老方的地脚粮已经贴光了，他肚子大，更不受饿，眼见他也在一天天瘦下去，大家都一样，不知道活过今天还有没有明天。

 

突然，有一天老方和几位难友各自挑着满筐黄澄澄的人粪肥在夕阳返照中归队了，那一筐筐的人粪和夕阳真是交相辉映，发出灿烂的光华，尤其是那能真正称得上人屎的臭气，给了我们一种久违了的亲切感。很多人都围过来看了，像在欣赏什么奇花异草，接着纷纷发出高论了，说这才是吃米饭还要有荤菜的人才能拉出的屎，不像我们长年吃山芋糊的人，拉出的屎黑不溜秋不说，连点臭气也没有，还散渣渣的，那能算屎吗？屎是优质农家肥，把那些劣质屎浇地里试试，准没一点肥效！再看看这几筐屎，那才称得上人屎，一担粪就能肥一亩地！在那个时期能见到这样优质的粪肥，真是希罕物，当然要打听在哪里找到的，因为这不是一点点，而是好几担哩，必定会有一片富裕的人群，才会有这样高质量的排泄物！尽管这几位难友像个英雄似的，有些洋洋自得又欲说还休，还是老方心直口快， 抢先说了。大家毕竟是患难与共的难友，真相很快就搞清楚了，更令大家惊羡的是，他们不仅找到了好肥源，居然每个人都吃到了真正的白米干饭，有人还带了些回来，小饭盒就挂在粪筐上头，进口的出口的靠得那么近。

 

原来这些进口的出口的精品都来自邻省一座煤矿。安徽省广德县与江苏浙江两省毗邻，从我们这个作业区翻两个山头，走三十几里路就到了浙江省牛头山煤矿，长江以南没有大煤矿，大都是所谓鸡窝煤，牛头山煤矿在浙江算是个大矿了，是该省重要的能源基地。所以也是重点保护地区，粮食副食品供应一直较好，这在哀鸿遍野的六一年，无疑是世外桃源，邻近的各色人等都想到这儿来讨一口活命。当时曾有这样的民谣：“十个饼子五斤糖，能讨广德一个大姑娘。”（六二年以后，安徽搞责任田，粮食多了，又有了新民谣；‘五十斤米五斤油，广德姑娘走回头’。）这座煤矿确实也帮助我们渡过了难关，不过是以那种尴尬又不堪回首的方式。

 

就在他们挑粪回来的晚上，方庆余来找我，叫我明天和他一起到牛头山去挑粪，特别提出来要我穿一身干净的漂亮一点的衣服去。我一听笑了，说老方你这家伙说话就特别，是挑粪还是去相亲呀？穿漂亮衣服干什么？老方说你听我话不错嘛，我还会把当给你上吗？到那里你就知道了。第二天路上老方他们对我说，去的路上空粪筐你也不能挑，还得离他们远点，就是身上不能沾了臭气，当然更不要你掏粪了。我的任务有两个，一是用全国粮票找煤矿工人换矿上食堂的饭票，这事不难办，很多工人手上都有多余的饭票，他们也急着换成全国粮票储存起来，换的好连钱也不要给，不过也不能被人骗了；第二件事就难得多了，就是用饭票买饭，这是职工食堂，大部分是熟面孔，所以人多时人少时都不能去买，去太早了太迟了都不行，身上更不能有臭气，前天有不少人饭盒和饭票都被没收了，所以他们想借我这一张还未晒的太黑的脸和尚存的一点所谓的医生气质，冒充矿上的人去买饭菜。至于回来如何向作业区交差，也很简单，早上他们把粪掏好，往一个僻静的地方一晒，下午就膨胀了，一路都由老方挑着，快到作业区时，从他那胀得满满的粪筐里拨一些到我的粪筐就成。我那时二十出点头的年纪，本来挑个三五十斤的力气还是有的，但他们不让我挑，一方面当然是看我这个右派医生对他们还不错，该照顾我一点，主要的是我这一身行头与派头一路上还有用得着的地方，不然三十多里的山路，他们这批挑粪的，可能连口水也喝不上，保留一个乾净一点的人，也便于和人群的交往，也是生存的需要。

 

就这样在那可称为“极期”的最困难的时刻，我们这一批难友，就是以这样特殊方式渡过了难关。难友们对我帮助都很大，特别是一字不识的文盲方庆余，想想这事不在理也在理。

 

对这段往事，我所以说尴尬与不堪回首，决不是认为挑粪积肥是什么下贱的行当，更不会想到一个医生去挑粪是什么有失身分，我们祖祖辈辈都是靠农家肥培育出的粮食养活的，我出身贫寒，划右后更是坠入了社会底层，还在当医生那是废物利用，那里还有什么身分可言。只是我在回忆那一段特殊岁月时，想到我穿着一身体面的长衫，混在一群挑粪者之间，有些滑稽可笑，以后冒充矿工去买饭菜又是多么尴尬，但是在滑稽尴尬之余，不免还有些自鸣得意和自视高贵，潜意识里还觉得高过其他难友一等。进入老年之后，我反省自己深感过去的想法不仅是可笑的也是可鄙的，我那时的所作所为不仅剥削了他们的体力和一些劳动成果，甚至还剥削了他们的尊严。方庆余他们都是些善良的人，从未计较过这些，但我不能因为他们的善良而原谅自己。

 

1962年农场撤销后，老方他们都回到原藉无为农村各公社去了，无为县是受极左路线伤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右派和反社会分子抓的最多，饿死人也最多。他们有人是摘了帽子回去的，有的人帽子还未摘，偶尔有人过江到芜湖对我们说，他们过的都很不好，甚至不如在农场时，在农场起码难友之间还不会遭到歧 视。关于好人方庆余的消息是一句也未听到过了，不知老站长对他咋样了？但愿这批善良的人能熬到右派改正的那一年。

 

门口塘的难友们，现在过得都还好吗，祝大家健康长寿！

 

 

2001年11月6日于广州

 

2001年12月11日二稿

 

 

 

 

 

 

 

 

 

 

 

 

 

 

 

 

 

 

廿一、浮游在希望和绝望之间一一我的右派经历

 

 

任何事情，希望总比绝望好。因为，谁也无法

 

预测可能的界限。

 

一一歌德

 

 

小引：“心随画面忆华年”

 

这是套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诗。鲁迅《送增田涉君归国》诗云：“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我最喜爱末一句，人生谁不惜青春呢？年轻多好！可以梦想，可以憧憬，可以发奋，也可以偷偷懒，可以读你想读的书，干你想干的事，到你想去的地方去，还能撒撒娇，使使小性子，甚至还能犯点小错，跌几个小跤。青春是早晨的太阳，是春天的鲜花，是蓬勃向上的幼苗。

 

然而，我的青春是黯淡的，是凄凉的，是饱受凌辱的，是孤立无助的，是无处倾诉的。二十岁那年我就被“运动”上了，从此沦为二等公民，一切属于青春的美好事物，都离我而去了，我只能苟活着，只能在九分绝望一分希望之间挣扎着浮游着。正如我在悼一位难友也是自悼诗中所写的：“少年识尽愁滋味，七批八斗，忍辱蒙羞，牛棚劳役度春秋……”

 

永远难忘的是，我最黯淡最凄凉的青春，是在地球上最美丽的地方渡过的。这个美丽的地方就是有天下第一名山之誉的黄山。黄山给我的感受是特殊的，这里的千峰兢秀万壑风流，这里的烟云浩淼万千气象，开阔了我的胸襟，丰富了我的想像，常登山也锻炼了我的体力和毅力。但是，就在这样的大好河山里，运动之势也是那样的肆虐严酷，人心一样的险恶，一些和我同样年轻的医务人员，刚刚还一起说说笑笑，为何运动一来，转眼之间，马上成了凶神恶煞，言词刻毒，招招都是毒招，必欲致人于死地。那时黄山上工作人员很少，就五六个单位，一二百人，但是运动一样如火如荼，管理处一位21岁的刚毕业的林业技术员就被整得精神失常。正是：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运动。

 

岁月无情，四十多年的日子也如白驹过隙，说过也就过去了，当年黄山上的一翩翩少年，如今已是白头老翁，晚年的我，和许多老人一样，也常枯坐在电视机前，无目的地随着画面转悠，经常弄不清电视里播的是什么，但是，每当电视里出现黄山的画面（这是在许多频道都会经常出现的），我的神情都会为之一振，眼前都会一亮，思绪随之翻飞。尤其是旅游节目，详细介绍黄山时，我总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它，不仅因为这里的一丘一壑我都十分熟悉，而且经历过思想上巨大的反差，反右之前，年少气盛豪气干云，俨然以黄山主人自居，登天都绝顶时，也曾写下过“六省高峰我独先”这样豪放的诗句。然而，运动一来，我马上成为黄山的罪人，我在山上挖过竹笋，摘过茶叶，背过茅竹，也曾被放逐到北海建筑工地，一个人住在与诸残破神像为伍的破庙里，睁眼闭眼都是凶神恶煞与假慈假悲。别看现在黄山上人声鼎沸摩肩接踵，五十年代的黄山还是行人稀少，有时大雪封山时，漫长的山道上，只有我一个人彳亍而行，感受的是无边的凄凉与孤独，小小年纪，即开始品尝人生的苦酒，直到被逐出黄山，接受更大的磨难。

 

“心随画面忆华年”，美丽的黄山画面给我的感受是独特的，近半个世纪后，记述一下我这个小右派的经历，也是给那个时代，留下一些真实的纪录吧。

 

 

（一）被隔离在人群中比挨批斗更难受

 

1955年我合肥医校毕业，分配至黄山疗养院任职。到黄山不久，就有了一点接近历史的感觉，先是我们的宿舍，到小楼前一站，就被镇住了，傍我们疗养院大楼一侧的，是碧瓦琉璃，斗拱飞檐，雕梁画栋的一座精致的小楼，掩映在万绿丛中，背后人字瀑飞流直泻，楼前桃花溪碧水潺潺，真是太美了，走近一看，在门楣上还依稀可见三字题词：“正道居”，下署“段祺瑞”。（被人用石灰水抹了一下）段祺瑞！不就是那个皖系军阀头子段执政嘛！这是他的别墅？对，正是！再往里走，我进了二楼我的宿舍，啊！好漂亮！枣红地板，粉红的墙，宽敞的客厅，舒适的卧房，还有接人字瀑天然水的抽水马桶，这些都不必细说了，当有人告诉我，我住的这间房，就是“西安事变”之后，关押爱国将领张学良的住处时，先是一惊，惊奇自己一下子和重要的历史人物这么贴近，接下来又有些不安，记得父亲曾经说过，一个普通人只该过普通人的生活，搅到一些大事情里，不一定是好事。不过段祺瑞也好，张学良也好，毕竟都是历史人物了，不会对现在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疗养院初建时很闲，休养员不多，是读书的好时机。不过医学很特别，越忙越能读进去书，可以学以致用；闲下来反而不知读什么书好了。那就读闲书，当时黄山图书馆藏书不多，在文学那一栏，我几乎是挨着一本一本往下读，书是读了不少，不过既无目的，又无人指导，谈不上多大收获，就算是开卷有益吧。记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邹韬奋先生的两本书：《萍踪寄语》和《患难余生记》。先生文笔流畅优美，爱憎分明，伸张正义，且极富感情，引人入胜。特别是先生所记述的事，国际也好，国内也好，都是人们很关注的大事，尤其是先生与沈钧儒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史良沙千里等七君子遭受的苏州之狱，那是抗日期间全国乃至国际共同关注的大事，我虽生也晚，也听家长和老师说过，那是正义与邪恶的斗争，是光明与黑暗的搏斗，先生以亲身经历娓娓道来，读起来十分亲切感人，真获益匪浅。对七君子更是充满了崇敬与仰慕之情。

 

正当此时，我忽然接到领导通知，要我到黄山观瀑楼别墅，去拜望沈钧儒沈老，并担任沈老的保健医生，随沈老一行登山去玉屏楼北海西海一带观光，因为担负沈老保健医生的沈老长子沈谦博士，心肌功能不太好，不便登山，才临时委我以重任。记得当时我既兴奋又怵惕不安，这本不是我一个十几岁刚毕业的中专生能担的重任，那年沈衡老已是82岁高龄，倘若有什么闪失，怎么得了，现在想想还有些后怕，好在沈老当年身体很好，总算平安下山了。以后我和沈老一家人，包括长子沈谦博士、三子画家沈叔羊先生、女公子沈谱女士、秘书王建先生，相处得都很好，他们待我很亲切，沈老回北京前还和我合影留恋，并赠我一幅记事留言墨宝，据行家说，那是沈老赠人的绝笔，弥足珍贵，我保存至今。

 

和七君子家长沈衡老一家短短相处，对我一生至关重要。在我罹难后二十余年的艰难岁月里，是一个重要的支撑力量，一个人不问是伟人或是普通人，一生中总会受到各种磨难的，一个男人总要昂着头，面对一切灾难，虽然跟不上伟人的脚步，多少也懂得一点强大并不就是真理的道理。

 

要说真正走近历史，那还是和黄山疗养院001住院号病员，前合肥市长江城同志的几十年的相知相处。

 

江城同志是位传奇人物，是三十年代投笔从戎的一位儒将，是省报整版点名批判的党内大“右派”，文革后期是周总理指定要结合的省革命委员会委员，晚年是诗名远播的诗人。特别是文革期间，他那一段特殊的经历，应该是文革史不能忘却的一部分，作为一些重要事件的知情人，后面还要细述。这里先记述1957年反右时我们共同的遭遇。

 

江城同志是1957年4月来黄山疗养的，如他自己诗中所述的，是“病余赢得一身闲……来此三十六峰间”的，本无大病，只是战争期间戎马倥偬，无暇读书，以后当上了省会城市大市长，更需要日理万机，刚转任省劳动厅厅长兼党组书记，党政一肩挑更是忙的不可开交，好不容易借一场小病，获得了到他向往已久的黄山来修养数月，可以想见诗人素质的江城，是如何的高兴了。但见他手不释卷，终日吟哦，完全是位诗人形象。我那时因为工作清闲，常去他房内闲聊，看到他带来的许多线装书，和桌上许多诗稿，他说我可以随便翻翻，也可以说说对诗作的意见。我一个二十岁学医的中专生，知道个啥呀，居然也大言不惭地胡扯一气。好在江市长并不见怪，还和我道短论长，当然主要是对我的指引与辅导了，我受益良多，他是我真正的文学引路人，终生难忘。

 

一个老革命，政府要员写诗，一般人想象之中，大概总不外乎革命理想远大目标乃至战斗岁月回顾什么的，我相信江市长也会有这类作品。但这次是病后来黄山休养的，写的完全是个人感情的舒怀，特别是对名山胜水优美大自然的赞赏，使我对早期共产党人多了些全方位的了解。

 

那时读过些什么样的诗作，时隔久远，大都忘记了，还记得的有这样的几首诗：“烟雨迷蒙四月天，桃花开尽柳吹绵。闲庭寂静无人到，斜倚东风听杜鹃。”是写来黄山途中小憩的。“柳丝拂拂晚风凉，隔岸歌声喜欲狂。小艇载来人俩俩，红桥绿水对斜阳。”是追忆和夫人在逍遥津中荡舟情景的。看这样的优美的田园小诗，怎么也想不到这是一位共产党要员写的诗。江市长见我犯疑，就对我说，共产党员也是有七情六欲的，也憧憬爱好人间的美好事物，我们正是为了老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才前仆后继去战斗的。如果解放了，百姓的日子还不如解放前，那还革什么命。由此他还开导我，说古诗中的美人芳草，都是美好事物的象征，是广义的，比如屈原的作品。这些话对我真是大开眼界。当然，江市长还写了很多黄山的诗，不过那时正春风得意，写的无外乎诸如：“……徘徊西海门，奇峰各异态，流泉鸣涧底，鸟语烟云外，深潭临绝壁，疑有蛟龙在。”《咏西海》这类的山水诗，和他遭难后再来黄山所写的诸如：“……深山不识谁宾主，但与风霜共岁时。”《黄山松》那样的沉郁凝重，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回想黄山初识江城，真是一段美妙的时光，好山好水好风景，好人好书好心情，有点像世外桃源了。

 

谁知霎那间风云突变，整风鸣放开始了，报上每天都有新消息，而且有很多敏感的话题，特别是《文汇报》，报道了各种言论不说，还长篇连载了美国作家安娜 路易斯 斯特朗访苏的报告，记得有一节，题目是《巨大的疯狂》，揭露了斯大林三十年代搞肃反的疯狂镇压行为，杀戮了大批党政军要员，读来怵目惊心。省报上的消息，主要是关于曾希圣盲目强行推广农业所谓三改的，还有就是关于一九五五年到五六年肃反工作扩大化的意见。“三改”问题我不懂也没兴趣，只是说到肃反，我自然会想起我在合肥医校时亲身经历的在中专学生中开展的荒唐政治运动，因此感到报上说的很有道理，不过也就是感觉而已，又没有写过什么文章，也没参加过什么鸣放会，我又不是什么文化界名人，更与民主党派不搭界，不问阴谋阳谋，我都不会是运动打击的重点，本来应该平安渡过的。

 

这时江市长和我谈话的内容也大变了，他毕竟是位政治家，在重要的历史关头，那里还有多少闲情逸志吟诗弄文，关注的重点已经主要是时局了。开始是我对一些想不通的问题向他请教，主要是肃反是否扩大化的问题，其实我是瞎操心，肃反扩大与否，是政党政府的大事，不是我们这样二十岁孩子该过问的事，何况我又未挨整。记得江市长并未批评我多管闲事，倒是说了省里肃反的一些实情，特别是刘秀山马野林夫妻的冤案，他说早在1940年，他和刘秀山就都是中共六合县委的主要负责人，刘这个人有许多缺点，但作战勇敢，刘大胆这个名字还是刘伯承元帅起的，也不只是褒奖，还有指责他大胆误事一面。但再怎么说也不会是特务，打刘是特务完全是曾希圣和当时公安厅长邢某的栽脏诬陷。省里别的情况我不了解，马野林案件可是熟悉的，因为合肥医校那场荒唐的肃反运动，就是从听马野林坦白检举录音报告开始的，决不会想到当时说得有鼻子有眼就像是千真万确的事，原来只是子虚乌有的一场闹剧，是有人为着某种目的而编造压榨出来的谎言。当时我就想不通，一个几千万人口大省的主要领导，为什么要干这种欺骗百姓的事？江市长还由此说到42年延安整风一事，那时他是作为皖中某根据地负责人去延安参加整风的，也曾出现过一些莫须有的事，不过只是淡淡提了几句，我不了解历史，所以也未深谈。以后省报头版整版点名批判他是党内大“右派”，其中重要一条就是说江攻击反对延安整风，可见江是高级干部中较早对延安整风的所谓抢救运动表示异议的人。

 

江在黄山和我谈的较多的，还是对曾希圣盲目推行农业“三改”的意见，江说他出身农村，对农业是熟悉的，很多地方根本不适宜种双季稻，他带工作组多次到基层实地考查过，很多地方强行推广“三改”，结果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是坑农行为。他作为一个省会城市的市长，有责任为农民说话。他不仅是说了，而且付诸行动了，他不再写诗了，而是一连数日伏案奋笔疾书，我知道他在做关系到全省几千万农业人口，今后何去何从的大事，不敢去打扰他，当然这样的大事，他也不会和我这样的孩子细说。

 

大概是57年8月中旬，他回合肥了，不久就在省报上看到他被打成右派的整版报导，重中之重就是反对农业“三改”。很多年后江市长告诉我，批判他的整版材料，主要依据就是他在黄山时为安徽农业问题，写给安徽省委常委的信，信很长，不只是一点意见，而是一份关于农业问题的调查报告。信是寄给当时分管农业的省委书记处书记曾庆梅的，曾不敢表态又转给了位子更高的书记李任之。据李任之在江的平反会上对江说（那时曾希圣已倒台），他接到江的信感到事关重大，大概是曾希圣在推广农业三改中遇到的最重要的不同声音，他不敢压下来，就送给了曾希圣，曾看后大发雷霆，当即在信上批了四个大字：“右派言论”。安徽是反右重灾区，有材料证实，曾希圣在中央关于划右派标准之外，另加了两条：一是反对本单位领导，二就是反对“三改”了。省报头版点名批江城是做个示范，也是以儆效尤。

 

江城被省报点名之后，我还能逃脱掉吗？其实在这之前我也已经成了运动的靶心了。我历来是个口没遮拦的人，年轻时更是有啥说啥。在医校肃反时我整了同学，是我一块心病，听江市长说了些省里肃反情况，所以虽然我没有正式参加什么鸣放会，也已经在许多人面前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也复述过江关于农业“三改”问题的见解，这样运动一来批我斗我就“顺理成章”了，至于还拼凑了其他一些什么材料，是运动中整人的常规行为，对这些我历来没兴趣细辩。甚至到给我改正时，档案上还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还是不管不问。我一个普通医生，靠一点小手艺吃饭过日子，不幸一次被运动上了，我清楚从此我的命运就和国家联系到一起了，国家要是就这么不断地进步下去，我这样奉公守法的人，就不会再有什么麻烦，我又不想入党不想被提拔重用，要档案里那么纯洁辉煌干什么？我17岁就在防汛中立功当上了一等人民功臣，20岁还不照打我右派，古人说行止在己毁誉由人，我且过我平常人的日子，到哪一天我驾鹤西游了，那些档案上的是是非非只能是日久化为尘。万一有哪一天国家又刮起运动之风，不问你档案里是怎么写的，我们这些老运动员，还不都要引颈受戮吗？

 

闲话少叙，书归正传。

 

1957年秋，我接受了多次批斗，我也真诚地写出过一篇又一篇的检讨，甚至可以说“认罪”态度是老实的。我刚20岁，毕竟还是个孩子，哪里有多少分辨是非的能力，尽管我还是认为江市长说的话全在理，也还认为不应该在合肥医校中专生里搞什么肃反。但是，在报上连篇累牍大肆吹嘘肃反和“三改”如何如何重要如何如何正确时，我确也曾相信过自己错了，错了就得认错，所以我真诚地写出检讨，不过还一边检讨一边心存侥幸，心想我不就说错了几句话嘛，又不是在正式鸣放会上说的，又未写过什么文章，检讨过应该就没什么大事了，况且江市长这些观点又不只是向我一个人说过，疗养院里许多医务人员都是知道的，闲谈中也是表示赞同的，再说不就是一点见解吗，就算是附和错了，就有那么大罪吗？

 

事实证明我太幼稚了，太不了解人心的险恶，也不知道政治运动的威力，不知道一场运动不仅可以摧毁一个人一批人和家族，而且可以彻底改变几乎所有人的价值观和处世哲学，甚至扭曲人的灵魂。就拿我们那个只有二十来人的疗养院来说，十几位医务人员都是各中专学校刚毕业的学生，都还是一些单纯的年轻人，尽管平日各人的兴趣追求不一样，总还是机关同事，各人干各人的事，也谈不上什么利害冲突，平日也一起说说笑笑。为什么运动一来，这些人马上翻脸不认人，一个个凶神恶煞似的，说的话写的大字报还有那丑恶的漫画都是那么狠毒，真是招招都是毒招，都要置你于死地。特别是一个化验员，一天就写过我六张大字报，署个“云海”什么笔名，写到第六张了，大概怕领导不赏识他，也未忘了再加个刘的姓，都写了些什么呢？说来好笑，连我看《红楼梦》都是“罪证”，还质问我大谈《红楼梦》是何居心，要把年轻人引向何方？真是笑掉大牙，好像我已经七老八十了，我不也刚二十岁嘛，比你刘某人还小一些，我能引导你什么？真是高抬我了！尔后很多年我一直在想，以刘某人为代表的那批人，为什么那么气势汹汹，哪来那么大的干劲，我们平日无冤无仇，也没什么可争的，打倒我他们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是否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一只看不见的运动大手在操控着。

 

当然，要说年轻人都是这样也是不公平的，这里我要向两位同学同事表示深深的敬意，一是我合肥医校同届同学张吉才，他是我们这一届二百多位同学中仅有的三位党员之一，虽然年纪轻轻，却有早期共产党人的许多优秀品质，刚正又倔犟，不仅没有参加斗我的大合唱，而且公开为我辩护，说我不是不三不四的人，为此他也以包庇右派罪，划为右派，和我先后发配同一农场劳动改造。那时他已经成家并有了孩子，为我的事连累了他一家人，真使我愧疚无比，不知如何面对他，其实我又错在哪儿呢？无辜地伤害了他一家，也是对我更深更重的伤害。好在最后定案时，他只划了个中右，未戴帽子，还保留了党籍，我才略感宽慰。另一位年长我几岁的护士，是我在医院工作几十年所相处的同事中，极少见的纯朴善良又真情待人的人，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文革期间她所在的那家大医院，到了“横扫”阶段，军宣队工宣队动员全院职工互相揭发批判，那才热闹哩，医院里全是你揭我我揭你的大字报，真正是混战一场，事后清理“战场”，全院五百多人没有被人贴大字报的，仅有二三人而已，沈护士就是其中之一，可见她的为人。反右时我和沈女士都刚分来疗养院，以她的为人，当然不会加入斗我的大合唱，为此她也受到了很多牵累，虽说最后未受什么处理，我也应该向她表示真诚的歉意。

 

57年斗了几次之后就把我晾在一边了，既不做结论，也不给我定性，那时动不动就说什么两类矛盾，从挨斗起一拖半年，机关里人几乎没人和我说过一句话。那是非常尴尬的日子，你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知道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大概别人也弄不清我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无人和我搭话，一个个为了标榜自己的阶级觉悟有多高，都是用那种凶狠的鄙薄的冷酷的目光在看着你监视你，真是生不如死！那种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孤立在人群里，视你为异类为瘟疫，你又避不开躲不掉，更无处倾诉无处宣泄，这种比批斗之苦比劳役之苦胜过千百倍的软性折磨，能把任何一个坚强的汉子逼疯，所以半年后戴上右派帽子被逐出黄山时，反而有一种豁然轻松之感。而一位林校毕业生，因为尚可以废物利用，留在黄山监督劳动，就硬是被这样的软折磨逼疯，他也仅仅比我大一岁。

 

回想我被错划右派的经历，当然不能说只因为认识了江城这样别具风格的共产党要员，以我当时个人的经历与见解，以及口没遮拦的个性，在哪里都难逃一劫。只是认识了江城之后，听他条分缕析的剖解，思想观点成熟了许多，要说我在其他地方被打右派，可能还是稀里糊涂的，而认识江城之后，站在曾希圣这样推行极左路线人的对立面，就多少有些自觉自愿的味道了。说到底这不是一个二十岁基层科技人员应该有的关于国家政治问题的见解，这样在尔后几十年的苦难生涯中，就更多了一层思索之苦。所以我说一个普通人不该接近历史，不该知道那么多那么深，普通人只该过普通人的日子。

 

但是，话虽这么说，结识江城对我来说确又是难得的机遇，从划右派那天起，我就未后悔过，我们双双右派加冕后，我在被押往农场改造的途中，在屯溪小息时，我还去了旧书店，看到了木版带封套的四卷线装本王逸注的《楚辞》，我立即想起江城说过，王逸注的《楚辞》是很好的善本，当即买下并邮寄给他了。多年以后江城对我说，他是在发配到宣郎广农场劳动前收到这部书的，当时是又高兴又苦笑，高兴我罹难后还未忘了读书，也笑我孺子不知愁，都什么时候了，还有这分情致。

 

从此开始了四年之久的劳役生涯，我们不通音讯，不知各人是死是活，其实他当时在皖南的郎溪宣郎广农场，我就在一山之隔的广德门口塘农场，都在劳动改造，当然通不了信息。

 

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之后，安徽的霸王曾希圣倒台了，新省委着手给我们平反，江市长当然首先平反了，并随即出任滁州行署专员。而我这样基层人员，虽然平反结论已做好，等待宣布了，突然最高指示一声令下，平反戛然而止了，我们只得依然当我们的摘帽右派苟延度日。好在这并不妨碍我和江市长一家尔后几十年的真诚相处，在我最困难时期，得到他们多方的帮助和呵护。说一件小事，文革后期我所在的医院，又以右派翻案的罪名整我，那些整黑材料的专政队员，居然调查到了江城的家里，江城一听说此事，当时就大发雷霆，说你们这些整人的人，小茆二十岁就挨整，他有什么错，都整了二十年了，还要整他，他要翻案说明他是相信党有错必纠的政策，还不应该吗？办案人还要说东道西，江城更火了，桌子一拍叫他们马上滚。很多年后，江城夫人冯阿姨说起此事，我们还一起大笑。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下面还是先说一说四年劳役生涯的生生死死的经历。

 

 

（二）、生生死死说门口塘农场

 

门口塘农场全称是“芜湖专区门口塘农林牧场”，对外是下放干部劳动锻炼的地方，有点像文革后期的干校，实际上是改造右派的场所。有一些下放的基层干部职工和被精简的人员，主要是右派，全盛时期收容了近1500名右派，不过都是处理较轻的，都还保留了干部身分，还有工资和口粮供应。虽然一批划极右的，月生活费只有13元，口粮标准随着大饥荒日益逼近而逐渐减少，到1960年就瓜菜代了。但和五十余万的右派群体处境相比，应该说是较好一些，死人的比例也低些。有材料批露，当年被错划右派的，近半数被送去劳教劳改了，这批人多数死于60年大饥馑，状况都比这家农场凄惨。但是，从另一角度看，这里的右派又是受冤屈最深，最不该受到牵连的一批人。我们全来自这个专区的各基层单位，没有一个民主党派人士，没有一个从大学、科研机关或文艺团体来的知名人士，（后期才来了五名大学青年教师）别说没有一个教授讲师，也没一个在校大学生，没有一个作家画家和那怕是三四流的演员，一句话几乎全都不是来自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倒来了很多办事员营业员和一些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农村小学教师，甚至还有文盲和半文盲。天晓得抓右派怎么会抓了这么一批人，报上不是天天在说，右派都是来自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吗？这一千五百名有几个是？！开始我也曾想过，这门口塘农场是否可能是个别现象，后来听说仅本专区这样的农场就有好几处，全省就更多了，都是曾希圣们的政绩。不过这些情况是我到了总场卫生所之后才逐渐了解的，记得每了解多一点，思想上的迷茫就更深一些，心想运动怎么啦？国家怎么啦？干吗要这样做？这么做对国家有什么处？难道真如某部长说的，要把我们这批人长期当劳动力使用吗？当然，我只能一个人私下想，短短的两个月劳动改造，我已经受够了，我自幼体弱，完全不能适应农业最普通的劳动，我要被再次放到农业第一线去，非累死不可。

 

我是1958年5月发配到这家农场的，农场是山坡地，又缺水源，不能种水稻，只能种些山芋包谷等旱粮，阳历五月还不是大忙季节。我分在二大队，头天刚住下，次日一早就上工地锄山芋草，按说这不算重活，我想这应该是任何成年人都能做的事，早上太阳不烈的时候，微躬着腰，握着小锄头，松松土锄锄草，遍野是碧绿的山芋幼苗，空气清鲜，吹着悠悠的风，倒有些诗情野趣。可惜好景不长，太阳愈来愈烈了，我浑身是汗了，长长的山芋垅总也锄不到头，看看别人都锄到前头去了，我拉后拉的愈来愈远了，我心急了，不想头一天就让别人看出我的无能，我尽量加快速度，可又怕伤着山芋苗，越着急越出事，锄头脱把了，这本来也是小事，可我自小手头活就笨，怎么弄也弄不上去，浑身都是汗了，也沮丧极了。这时过来一位中年人，我更心慌了，怕要遭到训斥。我们生产队是混合编的，除了右派之外，还有些下放干部职工，听说大都也是犯了别的错误，或是机关精简下来的人，总还是自由人，完全可以对我们呼三喝四的，我正愁着要挨训呢，只见他轻声慢语对我说，小伙子，未干过农活吧，别着急慢慢来，边说边三下两下就把锄头装上了。接着教我锄地时两腿该怎么站，腰该怎么弯，手该怎么拿锄把，锄地时该怎么用力，边说边做示范，果然是行家，锄头在他手里，像武术高手挥动兵器一样，不一会就赶到前面去了。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才好了。他对我说他姓胡，是这个队的副队长，以后有什么事可以去找他。啊！还是队长，真是难得，我还以为是右派难友呢。不过即使遇到一个好队长，也不能改变我的处境，我还不是每天都得干这样原始的繁重的农活吗，记得每天天黑透了才收工回来，又饿又累，人像要瘫了一样，就这样晚上也不能让你们闲着，照例要开会训话，大队长那个姓张的，就没有胡队长那么好说话了，张口闭口都是老右老右的，压得你透不过气来。再就是找岔子，找到一点就把大家骂的狗血喷头，即使是无中生有，你也得受着，心中再有多少委屈，你也只能忍气吞声。我们这些本来平白无辜的人，都要接受当二等公民任人奴役任人宰割的现实。不过天天挨训挨骂渐渐也麻木了，当务之急是如何能过了劳动关活下来，开始锄锄草还能勉强应付，以后右派来的多了，地不够了要开荒，还限定了任务，各个队都要披星戴月出工，带巴根草的山坡地，要用六七斤的大镢头，高高抡起用力砍下，才能挖起带草兜的荒土，还得用镢头砸碎它，是十分累人的重活，我根本干不了，挖不了几尺远，我已是心慌气短汗流浃背了，真记不起一天天是怎样熬过来的了，只知道我的身体在一天天衰弱下去，再这样拖下去用不了多久，我就会力竭而死，成他乡的孤魂野鬼了，那年我才21岁。

 

正当我快熬不下去时，突然通知要我到丰产突击队报到，我一听心想坏了，普通生产队我都干不了，再去什么突击队不是要我死得快些吗？哪里想到这里竟是我生的转机，当我一进丰产队时，见到队长竟是我熟悉的胡队长，顿时心头一热，不过也猜不透这位当时给我印象很好的人，当上我的顶头上司后会怎样？只听胡队长说我们要实现农业大跃进，光凭干劲是不行的，还要科学种田，所以我要来了几位知识分子，有学农的技术员，有学医的，也有当过领导干部的，希望大家多出好点子，用科学方法做出成绩来。不仅说话客气实在，而且半个右字也未说，他不仅当时未说，以后也从未提过一个右字，仅这一件事就暖了大家的心。其实，胡队长是位务实的人，平日话不多，办事实在，那时生产队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胡队长天刚亮就把我们喊起来了，借着蒙蒙的晨曦，我们就开始积肥挑肥了，等到大队人马出工时，我们已经干了很多事了，真是一付突击队的派头。晚上也是一样，大队人马都收工了，我们还在丰产田里干活，而且效率高，屡屡受到作业区领导表扬，外队的人都认为我们吃了大苦了，其实这是胡队长为了保护我们所作的煞费苦心的安排，看起来我们出工最早收工最晚，实际上我们工作时间最短，每天太阳一烈时，我们就收工了，对外说起来我们这些在农场来说是知识分子了，正在研究丰产方案，在讨论如何科学种田，其实是带着大家躲过了烈日的煎熬。好在胡队长并不明说，大家也就心照不宣。其实这也决不是胡队长在耍滑头，而是真正按客观规律办事，中午那么大的太阳，地里四五十度的高温，那时出工除了熬人还能干什么？再就农业生产来说，保护好劳动力才是再生产的根本保障，人都拖垮了，还能跃什么进？大跃进时各地多几个胡队长，怎会饿死那么多人？事实也正是这样，因为作业区仅有的三位农业技术员都在我们丰产队，我们队的产量是最高的，劳动成果也是最好的。回想58年时各地大放卫星胡吹瞎说时，我们小小的丰产队，还在按农业的规律办事，真有点沙漠里绿州的味道，这一切都得感谢胡德树队长的一棵仁者之心和有胆有识的周到安排。

 

就在这丰产队里，我遇到了我一生中最真挚的朋友李青同志，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四十多年了，我们一直是相互关心的，主要是得到他的关心与帮助。在一些重要时刻，帮助我改变了在当时来说是很难改变的艰难处境。他当时虽也只有二十来岁，却是农场一千多名右派中惟一的正县级干部，他是为属下担责任而受牵连的，他管辖下的五人小组办公室，本来都是一些当红的青年积极分子，不知为何地委领导要整他们。李青当时如果迎合领导，在下属中狠抓一批右派，不仅可以保全自己，说不定还能官升一级。但他可不是一个文过饰非的人，更不会盲目跟风，虽说那时他也只有二十几岁，但政治上已很成熟，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与是非标准，不能说他那时就看出了反右已经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那时他也只能从眼前所见的事，坚持他认为是正确的观点。比如说他属下那些挨斗的青年人，尽管有这样那样错误缺点，给予批评教育是可以的，但再怎么说，也不可能是敌人，他不能不分青红皂白跟着当时形势把他们往死里整，而是尽他的权力，保护他们不要受到更深的伤害，所以一时形成了斗一个他保一个的局面。这下子地委某主要领导发火了，决定要先搬掉李青这块拦路石，果然用突然袭击的方式，一夜之间贴了他满屋大字报，打了他一个极右，只发月生活费13元，发配农场劳动。他属下那些挨斗的人，当然也尽皆在劫难逃，小小的五人小组办公室，三十来人，竟抓了二十多名右派，大多数都跟他到农场来了，他们以后都成了我的好友，我敬重他们，敬重李青也敬重他属下的一批男子汉，也敬重他们相互之间的理解关怀和默契。可惜这一批干才，除了李青62年即平反，以后成为一家地级市的主要领导人之外，其他的人都一蹶难以再振，令人惋惜。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还是先说一说我们在丰产队的日子，胡队长待我们不错，作业区董主任也算得上是位好人，比那些张口闭口都是什么老右老右的人温和多了，但是，我们毕竟是待罪之身，在大跃进的号角越吹越响，极左之风愈刮愈烈，生产指标一次次加码，劳动强度愈来愈重时，丰产队也不是避风港，特别是农场也和各地一样，要大办钢铁大兴土高炉时，那种日夜奋战，死守第一线，超大强度开山运石子，砍大树作燃料，没鼓风机硬用人力拉风箱，那种原始的野蛮的，拿人当牲畜一样驱使时（用牛用马也得让它们吃饱休息好），你没处躲没处藏， 心里极度恐慌， 还不敢流露， 真是任你铁打的汉子也经受不住这样的煎熬。尤其是随着口粮标准的渐渐降低，我们难友处境日益艰难，已经是在死亡线上挣扎了。好在在这之前我已经离开丰产队到总场卫生所当右派医生去了。我能有这一份关系生死存亡的根本性境况改变，依然是得力于胡德树队长的鼎力帮助。因为农场右派愈来愈多，总场的二三位下放医生远远不够应付，决定从生产队里抽表现较好的右派医生到卫生所工作。所谓表现好坏，还不是各队队长嘴里一句话嘛，依我在丰产队的生产技能和完成定额来说，只能是下游，但胡队长和李青方后高等难友们，都是以兄长般的心情宽待我，没有一个人因为自己还在受大苦，看不得我能脱离苦海，而对我做什么小动作，都还在为我高兴。所以我当了医生之后，从未敢忘记我是他们的同类，总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救治帮助生了病或劳累过度的难友们，为此一再受到干部医生和总场领导的训斥，就这我也没有后悔过，特别是在60年大饥馑时期，大限临头时，我们争取到了干部医生的支持，向场部特别是向来农场检查工作的地委有关领导，反映了难友们因长期饥饿而致浮肿干瘦的真实情况，有关领导大概也怕人饿死的太多不好交待，终于在粮食问题上有所松动，还特别拨了一点黄豆与红糖给我们卫生所，患浮肿病的难友，凭我们医生病假单可以领一周每天三两这种民间称为“状元红”的食品。别看不上这些极普通的食品，当时确确实实挽救了很多难友的生命。记得为这样救命的病假单该发给谁的问题，我和两位干部医生闹了矛盾。虽说农场也有下放干部，但受苦难最深体力消耗最大的当然还是我们右派难友，所以得浮肿病干瘦症的也主要是他们，他们有了病自然首先想到要找我们这样的右派医生，我也只是根据实况发出病假单，可是这样的单子开多了，麻烦就来了，有说我包庇右派的，有说我刁难下放干部的，还有说我屁股坐歪了的，我知道了也只能装聋作哑，不想辩也辩不清，好在两位干部医生张医生和陈医生，总的来说还算通情达理，虽也少不了给我一些批评和“劝告”，还没有太多的刁难。以后大概是迫于总场的压力，才将我第二次流放到一个边远的小作业区医务室，室里就我一个人，只能边看病边劳动了。好在还算是总场卫生所的下派机构，和总场关系还比较密切，常常可以借领药和会诊等事宜跑跑总场，体力消耗还不算太大，也才没有累死在那个凶残歹毒的作业区主任的手里。

 

到了这个叫赵家岗的作业区，我才真正面临生死关头。这时已是1960年开春了，经过58、59两年的持续跃进，特别是大办钢铁大办猪场等诸多荒唐行径之后，所有难友的体力都已消耗殆尽。 本来冬春之际应该休整一下了，可是跃进的号角却越吹越响，那个赵主任像周扒皮一样，天不亮就把我们轰起来，地里实在没事做，就铲草皮积肥，那是很累很累的活，别看地皮上只有稀稀的几根矛草，却都连着大根兜，只铲表皮的草是铲不断的，必须连根挖，而巴根草是盘根结错的，挖出来再斩断它谈何容易，非累得你七死八活不可。可是这些主要是根须的纤维状物，哪里有什么肥效，却严重地破坏了大地植被，被铲过草皮的山坡地都很快就沙化了，几场雨一冲就只剩下啥也不长的骨土了。大炼钢铁需要燃料，把山上粗一点的树都砍光了，以后连地上的草皮也扒掉了，往后农民的日子怎么过？！60年大批人的非正常死亡，能是一日之错吗？不过要直面一个个青壮年饿殍的死去，还是在一个叫做新杭水库的工地上。

 

农场没有修水库的任务，这可能是农场死人较少的原因之一，据说农村死人大都与修水库有关。那是硬活，硬是要把一筐筐土从库底挑到坝顶上，少一步是不得到位的，不像地里活，做深做浅做快做慢没个定数，要好糊弄些。再说人体力的消耗也与宣传鼓动有很大关系，虽说农民下地有时也有打着红旗与口号牌子的，毕竟是少数，形成不了威慑的力量，而所有的水库上，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红旗招展口号震天，而且照例都要进行社队之间劳动竞赛什么的。因此人上了水库工地，有点像工人进入了自动化的流水线，你就是流水线上的一粒棋子，是忙是闲由不得你个人说了算，而是被口号声被程序化的链条控制着，人们的体力就是在激动人心的口号声中逐渐消耗掉的，而且这种消耗是随着水库工程的进展日渐加重的。库底愈挖愈深，坝顶也愈高，那从库底运一担土到坝顶就愈难。先不说各地修这样的土水库，因为没有科学设计没有钢筋水泥强固，全是一些浮土，绝大部分都毁于来年春汛的大雨。而且这样的水库修的愈高愈大，造成的损失与灾难也愈重，冲走的全是可以生长粮食的沃土，留下的全是些寸草不长的骨土。我在农村生活多年，在很多地方看到过这种大地伤疤式的山洼洼，这是后话了。当时最现实的问题，是修这样土水库夺去了无数农民父老兄弟的生命，几乎全是饿死的。很多农民的朋友告诉我，种田本来是半年辛苦半年闲的，辛苦的时候比如开秧门和割稻掼稻时，都吃的特别好特别饱，一般一天都吃五餐，不然就干不动。偶尔有挑水库这样重活，更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可是当时是什么局面呢？人们已经长期低标准瓜菜代，储粮都被挖地三尺搜刮一空，已是奄奄待毙了。把这样的农民兄弟赶上水库工地，不靠粮食支援，尽靠宣传鼓动，不是在把他们往绝路上赶吗？难怪有大批农民兄弟被饿死在水库工地上。

 

我到那个叫新杭水库的工地上次数不多，是跟我们作业区难友们一起去积肥的。水库上人多，随地大小便的人也多，我们是去拾野屎的。在工地上到处转悠，我以一个医生的眼光，触目所见，除了少数管理人员，几乎没有见到一个健康人，不是瘦得像一根竹竿，就是肿得像个蒲包，走路都歪歪倒倒，个个一脸菜色，目光呆滞，别看到处红旗飞舞锣鼓喧天，实地干活的人早已是充耳不闻，都只能在那里磨蹭。土筐里也只能盛二三锹土，步履蹒跚地往坝顶上走，走不了几步就气喘吁吁两眼发黑，有人就这么中途倒下永远也起不来了。常常是那里惊慌地围着一圈人，那里就有人＂路倒＂了(所谓路倒，就是指已经饿极了的人， 在挑担甚至步行途中， 突然倒在地上， 先是昏迷不醒， 如不及时抢救， 很快就死了) 。按说我还是个医生，能救治也救治过这类早期也只是低血糖休克的普通病人，可我每次都走开了。因为我只是一个挑着粪筐的拾粪者，我拿什么给他们治病救命，即使我带着药箱给他们救了一时之急，我能有大批粮食保证他们的后续治疗吗？我不敢上前还因为我太懦弱，是个犬儒主义者，不敢直面“国殇”式的大批善良百姓的无辜死亡，更没有勇气对这种死亡作深一层的分析探讨，只有一点低等生物式的愿望，就是千万别摊上我，我能活下来是多么幸运。

 

以后我们这个作业区在邻近一个矿山找到了肥源，就再也没有去过水库工地了，但是农场四周的农村依然不断有饿死人的消息传来，我们除了感伤还能说什么呢？

 

如果说我们面对四周农民的无辜死亡，多少还是有些作壁上观的味道，那么农场里严酷的现实，就与每一个难友休戚相关了。特别是我们这个作业区，由于那个凶残歹毒的赵主任的高压管制，已经开了农场饿死人的先河，弄得我们难友们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自己哪一天会屈死在姓赵的拳脚之下，或是成为饿殍，路倒在哪一条沟壑之中。

 

先说说姓赵的其人：本是某基层供销社的一个仓库保管员，因为文化程度太低，被精简下放到农场来了，又因为他身强力壮，农业内行，不久就当上了作业区主任。别看不上这几十人的小作业区，可是正区级编制，姓赵的不止一次对我说，以后他回县里，不想在城里当什么部局长，只想回原地当个公社头头就行了。我懂得他说的意思，他只有小学文化，城里官是难当的，乡下要好混多了，而且是真正的荣宗耀祖。可以想见，一个被供销社精简下来的勤杂人员，到农场转个圈就成了区乡的头头，世上那有这么便宜的事，而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又是实实在在落到他嘴里了，这是一次多么难得的机遇。他要是头脑清醒一点，应该想到作业区的所谓成绩，全是受难右派们吃大苦干出来的，别看我们全都是蒙冤受曲的，都有一肚子苦水，但全与姓赴的无关，各人只想苦撑苦熬熬到能摘掉帽子，日子过得好一点。而且我们这些来自基层的右派，绝大部分都是开罪了本单位领导惹的祸，吃一堑长一智，我们对姓赵的都不敢有半点违抗。本来姓赵的只要不说是同情心吧，那怕能有一点想到我们这些难友都还是有思想的血肉之躯，不要太苛待我们，不要把大家都往死路上逼，大家还是会忍气吞声忍辱负重地为他日夜辛劳的。可是事实证明我们都太天真了，世上确是什么样人都有，有人本性就是极其凶残歹毒的，这个姓赵的应该是个典型。如果他只是文化程度低些，思想方法片面些，那怕是思想上极左吧，管得比别人严些，难友们虽说多受些苦，也还能理解，大不了背后发发牢骚哀叹几声命苦罢了，谁让自己中了阳谋圈套成了二等公民呢？既然是来劳动改造的，就未想能过上好日子。可是实在想不通他对我们这些素昧平生的难友，哪来的那大的仇恨，整天板着张大马脸，两眼凶光逼人，似乎我们都是十恶不赦的江洋大盗，开口闭口都是他妈的你们这些老右，有事没事都是不骂人不开口。 而且自有他文盲加流氓式的独特骂人语言：他骂了你，你如果低着头，他就说你：“整天勾着头和卵子算账，哪天栽死你们这些狗日的！”；如果你敢抬头看他一下，他马上盯着你骂你：“看你两只眼睁着像驴卵子一样，看我干什么，想造反呀！小心那天把你这双驴卵子挖出来喂狗吃！”要说开始时，他可能受了的报纸宣传，真把我们都当成了坏人，所以这么凶狠，尔后见我们都是安分守己的正经人，他该有些收敛才合道理，为何愈来愈凶呢？我曾想过，这也可能是人恶的本质之一，人能凌驾他人之上可以任意侮辱人奴役人，大概是件很舒服很受用的事，而且一旦食髓知味之后就放不下来了，好像不骂人不欺凌人他的日子就没法过。我和他相处近两年，似乎他除了骂人，就未正经说过话。以后他的罪行开始败露时，更是做贼心虚地整天拍台子骂人骂的更凶了，说什么你们这些右派狗杂种，想跟我共产党员碰，瞎了你们狗眼，非要把你们一个个砸的稀巴烂不可！他就这么一边骂人凌辱人，一边作恶多端直到被绳之以法，到他早就该去的地方去，直至恶有恶报，饿死在劳改农场。

 

说句实际话，我们这批难友，在运动中哪一个不是挨了七批八斗，受侮辱的话不公正的话，谁不听得耳朵都起了老茧，哪里还会一个半文盲的恶言恶语。如果他在实际行动中不是比恶毒语言更凶狠百倍，我也不会在他已经死去近半个世纪且家破人亡之后，还要愤愤不平地在控诉他。他实在是做的太绝了，什么劳动强度大时间长，都不必说了，就说一件他坑人的绝招：那是60年初了，粮食定量已经降到22斤了，一天七两定量分成三餐，吃的还全是山芋糊山芋叶子，很多人都饿得浮肿不能动了，还得干重活，要想活下来，只有靠偷队里的一点碎山芋，再拾一点白菜叶子萝卜头子糊糊肚子。这时姓赵的一家，每天吃的油光光的就不说了，他要有一点人性，睁只眼闭只眼，放大家一条生路，那他骂人骂的再凶，难友们也不会计较的。可是正是在这种生死关头，他卡紧了大家的脖子，他管山芋有个绝招，就是查看各队茅坑里的大便，他知道吃山芋糊拉什么样屎，吃山芋渣拉什么屎，吃熟山芋生山芋又各拉什么样屎？他每天都到各队的厕所转悠，如果发现货不对板时，能把全队人都骂得狗血喷头，如果确定了是那个难友，更是拳脚交加。三队难友周志艮已经饿的奄奄一息了，一天不知从那弄到点生山芋头子，洗也未洗连皮都吃掉了，结果被姓赵的逮住了，当晚就开批斗会，姓赵的把周志艮痛骂了一顿之后还不解气，当场对着周志艮临胸一拳，接著右脚抬得老高，对周的肚子猛踹一脚，周当场就栽倒在地上，痛得满地打滚。姓赵的这时不但不有所畏惧，还恶狠狠地说他在耍花招，又上前补了一脚，这下子周哼了几声就不动了。我们全体难友眼见着一位难友被活活打死，都吓坏了，一个个大气都不敢出，很多人全身直哆嗦，可是没有一点人性的赵德龙，还在说周装死，等到确信周已死了时，还大声叫骂，说死个把违法乱纪的右派，就像死了条狗一样，拖出去埋掉就是了，还警告大家不准乱说乱动，否则就和周同样下场。

 

周是来自无为农村的一个小学教师，仅仅因为一块小山芋，就送了一条命，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太大了，兔死狐悲，我不能不想到自己的命运，周之后下一个会是谁呢？什么时候轮到我呢？我能逃脱吗？我从农场看看四周农村，再从农村回过眼看看我们农场，到处都是饥饿与死亡。再看看当时的报纸，天天是大好消息，天天是粮食丰产卫星的捷报，天天是粮食出口支援亚非拉革命的报道，我们的国家怎么啦？现实与舆论为何相差这么远，我见到的事实究竟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的问题？我从心里真切地希望，国家形势真的像报上说的那么好，我所见到的只是个别现象。但是不久我就发现我的愿望只是一厢情愿，大概是60年底，报上就开始宣传，说我国遇到了三年特大的自然灾害，是旱是涝是虫语焉不详。因为未发大水未见蝗虫，大概就是旱了，哪里旱了呢？居然也包括我们所在的长江以南大片水乡，这里水乡究竟旱了没有，那可是蒙骗不了百姓大众的！那三年可是千真万确的风调雨顺，当地农民怎么形容59年的天气？说是“摇车不动！”此话怎讲？就是说那年天气好到要雨有雨要太阳有太阳的地步。不比一般年辰，雨水多时把田里的水往塘里抽，旱一些时再把塘里水抽到田里，这是平常的事，所以种水田的人家，水车是必备的农具。如果哪一年能“摇车不动”，农民要烧高香的。59年倒是遇上了摇车不动了，可是百姓全去大炼钢铁去了，田里没人管了，结果稗子草疯长，稻谷未收到，尽收的稗子，我就吃过稗子面。就那样我也还曾想过，是否江南水乡未旱，别处旱了，不能一叶障目。以后见到过一分材料，有人统计过那三年的天气情况，全国都是没有大的自然灾害的(金辉<<风调雨顺的三年>>，见<<方法>>杂志1998年10期) 。为什么不向百姓说实话呢？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当时可没有想的那么多，只是一些疑团而已。

 

死难真的接踵而至了，在这之前一个月，一位姓陈的难友已死于非命，他说起来是给雷打死的，其实他也是饿死的。一个一米八几的大个子，农业上一把好手，能挑得动三百斤的壮汉，硬是被姓赵的逼着干最重最累的活。他饭量大，每天七两定量不够一餐吃的，终日挨饿，给榨干了全身血肉，把最后一床被单换小麦吃掉后，就死了，真是赤条条而去了。他是基层供销社的工人，半文盲，戴的是什么“反社会主义分义″的帽子，平日我们交谈他根本不知道反右派是怎么回事，就这么稀里糊涂成了运动牺牲品。

 

难友一个个死去，特别是农场四周农村大批农民的死去，我们一个个都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活过今天还有没有明天。我那时虽然半医半农，比其他难友境况要稍好一点，但在姓赵的眼皮底下，时时提心吊胆，惟恐哪天死在姓赵的拳脚之下。确实差一点也就死于非命了。我那个小医务室本来和作业区办公室毗邻，姓赵的为了霸占民女为二奶的方便，把我赶到后排土屋去了。一个暴风雨之夜，干打垒的后墙在狂风中倒塌了，后窗连同土块直向我床上砸来，我在朦胧中飞快地跑到室外大雨中，才逃过了一劫。几十年后回想当年的危险，还十分后怕，有时还会在噩梦中惊醒。

 

面对严酷的现实， 特别是农场内外大批人的非正常的死亡， 我们这些难友们， 在挨饿劳累恐怖的同时， 也还在思索着， 尽管这种思索是危险的， 暴露出来更危险，所以思索只能是以地火的形式， 在地下运行。我大概年轻些， 又了无牵挂， 还当着半个医生， 比其他难友处境稍好一些， 就多了一点思索的空间。当然那时我们未想到也不敢想， 是三面红旗的政策出了问题， 但已感觉到肯定是农业政策的那个环节上出了问题， 而且是大问题， 因为大批农民的非正常死亡， 就是检验农业政策的最好最准确的尺度。虽然说这种思考既无济于事又会惹麻烦冒风险，但作为一个大活人还是要思索乃至要流露的 。记得有一件事差点招了祸：因为我还在当医生， 几乎所有难友都会来找我， 看病之外也会说这说那， 我一再说过的， 这里难友大都是来自底层的普通群众， 大家关心的也只是如何不被饿死， 我们的谈话， 基本上是谈吃的事， 所以也相安无事。到了60年秋， 农场来了五位年轻的大学教师， 都是反右补课补出来的倒霉蛋， 他们的到来， 虽然和其他难友一样， 是来劳动改造的， 但是谈话的内容思考的问题， 就要复杂多了。我向来口没遮拦， 心想既然都是难友了， 还顾忌什么， 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未想到他们之中一位姓黄的， 因为又瘦又弱， 不堪劳动重负， 又是个读过很多书很有思想深度的人， 我们之间谈话内容当然也就广泛的多深刻的多， 其实说白了也就是已经在质疑乃至抨击当时的农业政策了， 这应该是每个正直的知识分子那时都应该这么想这么做的。一个自诩有知识的人， 面对大批普通百姓的非正常死亡， 完全视而不见无动于衷， 那他那些知识还有什么意义？！压根儿未想到他一面按他自己的话说， 是憋的难受到我这儿来宣泄一下， 一面却对别的难友说， 说我的思想是如何的危险， 好在我人缘不错， 原先作业区那个作恶多端的赵主任已被绳之以法了， 要不然真不知要闹出什么恶果来。 记得当时是很气愤的， 现在想通了， 他也只是患了运动恐惧症，当时矛盾复杂的心情流露而已，毕竟未造成后果，何必计较呢。未想到的是， 这种运动恐惧症， 几年之后又有人大发作， 那是大表演了， 掀起的是轩然大波， 中心又是围着我的， 我这个不安分的人， 给大家惹麻烦了， 真是对不起， 这是后话了。

 

由于姓赵的作恶多端，也由于大环境的改变，地委财贸部头儿发觉了门口塘农场问题的严重性，查清了姓赵的罪行，绳之以法。并在粮食等问题上有所松动，我们的境况才渐渐好起来，中央七千人大会后，农场解散，我们大批难友摘掉了右派帽子，回到芜湖地直财贸系统分配工作，我在一个小诊所里蹉跎岁月。

 

1962年曾经给我们甄别平反，我和多数难友都曾做出过平反结论。但是除县以上的领导干部和少数幸运者，我和绝大部分难友，都在最高指示一声令下之后，平反戛然而止了，继续做摘帽右派苟延度日。不过虽然平反未成，1962年至1966年文革前，相对来说还是一段比较安定的日子。抓住了这个空隙，我读完了夜大学中文系本科，在小报上发表了一点小文章，还谈了一个漫长的无结局的恋爱。最大的改变是在难友李青等人的大力帮助下，我从小诊所调到了我以后一直工作到退休的大医院。开始了新生活，也面临了新矛盾，在更复杂的环境下，迎来了文化大革命，我又将在更严酷的政治运动中浮游挣扎。

 

 

（三）、在文革浪潮中浮游挣扎

 

虽说摘帽右派还是右派，不过摘了总比未摘好。现实一点的是摘帽后就不再干重体力劳动了，而且回到城市有了一份工作，表面上看也就算过上正常人日子了。如果所在单位的头头是些比较开明的人，日子还要好过一点。比如我那时所在的地区商业局医务所，局长殷树勋，副局长虞仲奇王祯祥等都是比较开明的人，对下属八大公司的右派都很客气，工作安排得还算人尽其材。这些摘帽右派，经过了四年炼狱般的门口塘的磨难，也算是劫后余生，好不容易开始了新生活，都很珍惜这个机会，工作都很认真。如作家汪曾祺所说，大概都想通过自身的努力，来证实自己生命的价值，在各单位表现都很好。要不是又来了文革这样更大的政治运动，又挑起了我们之间的矛盾，把各人又过了一遍筛子，就那么相安无事地过下去，直到自然淘汰，也不失为一种人生。人生不如意事十八九，总会有许多遗憾的，只要日子能平安过下来，平反不平反也不一定是最迫切的事。平了当然求之不得，未平掉能过几年平安日子也是好的。可是事实证明，我们这种想法太幼稚，在运动连年的日子里，一个人只要一次被运动上了，以后永远别想安宁。这不，说着说着一场更大的政治灾难就临空而下了，未想到的是，我一个普通医生，竟一时成了焦点人物，牵动了许多机关和许多人，弄得我们这些在门口塘农场曾是相依为命的难友，以后分崩离析，直至视为仇敌混战一场，最后都身心受伤，有人忧郁而死，有人追悔莫及。我虽然算头脑清醒一点，没有加入这场混战，但很多难友为了我受了很多伤害，几十年过去了，每想到那次非理性的混战，心理特别不是味儿。那次混战还使我失去了几位好友，而且是从心里失去的，不像有些知心朋友即使人不在了，友情也是长存的。要不是必须交待那一段牵连到许多家庭的往事，真不愿旧事重提。

 

我还是先说一说我在商业局门诊所那一段的生活，再说说那场混战。

 

地区商业局领导对右派难友们都不错，对我应该说更好一些，在那四个人的小诊所里，就我一个摘帽右派，却指定我是负责人，有以我的印章开设的独立的银行账户，局领导从不干预我的业务工作。别看医务所摊子不大，工作还是做得有声有色，不仅因为我的工作投入，还因为和一个医药二级站同隶属商业局管辖，真是要啥药有啥药，许多名贵药大医院没有的，我这里也有，工作还算比较顺心的。当然我朝朝暮暮都还在梦想着，有一天能回到大医院去。

 

业余时间我也未闲着，我同时在读安徽师范大学夜大学中文系和外语系两个专业，只是以后调到大医院去了，工作忙，放弃了外语，只修完了中文系本科学业，并开始在报上发表了一点小文章，算是对自己的鼓励。

 

回芜湖工作不久，即由热心精干善良的陈蔚文大姐作冰，认识了当时地直财贸系统颇负才名的D女士，从此开始了不无温馨也浪漫也无奈，耗尽心力终无结果，漫漫八年的恋爱。她最后给我的结论是，我爱你但不能和你结婚。我则在恋爱谈得正热时，对难友邵观型俞启国等人说，我谈这场恋爱，有点像种试验田，看看一个摘帽右派究竟能不能得到真正的爱情。因为除了戴过右派帽子这一条，其他方面应该说是很般配的，而且就是右派的问题，她也已看过我的平反结论，知道我啥问题也没有，划右派不是我的错，平反结论都签过字了又不认帐更不是我的错！我有权利选择爱人有权利获得爱情，我不必像个侏儒一样，自惭形秽畏缩不前，我可以而且也昂首挺胸去追求我认为我可以得到的幸福去了。花前月下江边湖畔和曲里拐弯的巷道里弄，都曾留下过我们青春的倩影，我还为她写过许多自鸣得意的情爱小诗，一切程序都和亿万青年情侣没什么两样。但是我心里在说，我俩只是普通小人物，男婚女嫁应该是平常简单的事，有什么必要这么缠绵悱恻旷日持久呢，说到底还不是那个右派问题，像一座大山一样横亘在我们之间吗？我既然知道她承受不了，何必叫她作难呢？我那什么种试验田的说法，也有点损。我们虽然最终未能走到一起，但她明知我有右派问题，还能迈出勇敢的一步，以后八年恋爱，虽然有许多尴尬懊恼，毕竟也有许多温馨时刻，对处逆境中的我，都是难能可贵和值得珍惜和怀念的。我们的悲剧只是时代悲剧的一个微小部分，也证实了有人论证的：婚姻是一种政治行为！尤其是在政治挂帅的年代。

 

恋爱没有结果，日子还得往下过，回想在小诊所的岁月，日子还算比较平静，商业大院里住着我们门口塘农场来的许多难友，大家同病相怜，经常一起谈谈是很自然的事，谈得最多的当然是盼望着能早一天平反，过上好一点的日子，一些有过一官半职的，还想回到党内，还想仕途有所发展，都是很正常的。何况我们本来都是做过平反结论的， 当然都还想有一天结论还能生效。就为这说我们闹翻案也可以， 想翻案还是相信党的有错必纠的政策， 何罪之有？我们几个在读夜大学中文系的同学，谈话内容可能要广一些，会涉及到对时局的一些看法，我这个人向来口没遮拦，言词可能激烈些，可能抨击过大跃进60年大饥馑这类错误的政策，其实一齐交谈者都有切身经历，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见到无数百姓的无辜死亡，都会发出同样愤慨的，何况那样的灾难也是逼着我们而来的，差一点我们都成了他乡之鬼，怎能不刻骨铭心？要说谈话内容完全不涉及这些方面，那是自欺欺人。当然我们也都清楚，这些议论是犯禁的，我们都经历了大风大雨，前车之鉴不可忘，为这些空议论再弄个罪加一等，就太傻了。但是，如果面对自认为是密友时，再说假话，就太没意思了。具体的说吧，那时我和张景影同一宿舍，我俩是门口塘农场年龄最小的右派，都是文学爱好者，当时同在夜大学中文系读书，在最困难年代我们是相互支撑着熬过来的，有相互赠诗为证。三年农业政策上的失误，包括饿死很多人，都是我们亲身经历的事，发发议论是平常的事，我相信有同样经历的人，只要他有正常的良知，都会有我们同样看法的。今天人民公社大跃进已经否定了，饿死人的事实也已披露了，议论乃至发表文章，已不再是禁忌，而六十年代这么说可是了不得的大罪。这位姓张的，如果只是观点不同，不问他以什么方式表达了，也不问后果如何，那怕定我的罪，我也无话可说，最多只怪自己交友不慎，你不能不承认别人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问题是这位姓张的和我的观点并没有不同，也并没有在什么压力之下，只是怕再次被打倒，就什么都不顾了，纠合了一个姓方的糊涂人，勇敢的跳了出来，而且对劝阻他们别干傻事别自投罗网的难友陈炳南徐毅等人，一齐发起总攻击，真有点破釜沉舟不成功则成仁的“豪气”。姓张的这么做的时候不知想过没有，一是我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他怎办，我的记性好那可是出了名的；二是野狐死走狗烹把我们一网都打尽了你能逃脱吗？即使你逃脱了，那么多人都栽在你手里，你能洗干净手上的鲜血吗？三是如果你计划落空了，你将怎样面对门口塘大批难友呢，今后又如何生活呢？这三点除了第一点我一个字也未回应他，其余两点都不幸言中。有可靠材料证实，有关领导（好人殷树勋局长已调走）见到张方二人跳出来了，真是高兴极了，连忙制定了一个彻底打倒右派翻案集团的详细方案，一边上报地委，一边立即组织火力展开对陈炳南徐毅的猛烈斗争。下一步当然是一个个捉了，都捉完了就该捉张方这两个小“舒芜”了。事后听说某些领导正因为自己的这事那事，惶惶不可终日之时，忽然知道有人跳出来了，那个快乐劲儿简直没法说，历次政治运动最令人兴奋的事，莫过如此了：既成果巨大，又保全了自己，还不担当主动整人的恶名。好在运动接下来是什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我们都被放一边去了。捉我们的事一旦停下来，张方二人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最后姓张的早早忧郁而终，姓方的也再没人和他来往，这是后话了。

 

正当商业局所属各单位，捉右派捉的热火朝天，而且主要内容就是包庇思想反动的茆家升时，而这个叫茆家升的我，竟然在同城一家大医院，被废物利用正在搞大批判专栏呢。这真是个悖论，既然罪魁祸首是我，为何不直接到医院里来捉我，只斗所谓包庇我的人呢，这不是搞错了大方向吗？就说姓张的姓方的两位杀出来的“英雄”吧，也在夜大学中文系滚过了几年，写整人的大字报也称得上高手，为何不送几张到我们医院来把我搞臭，也让医生护士们欣赏欣赏你们优美的文笔呀！确实，从我得知张方二人跳出来之后，而且拿我做文章时，我一直在等待欣赏他俩的杰作，可惜我失望了。不仅没有他俩的，连其他左派先锋们的一张也没有，这是为什么呢？我想过很多，一是别看我平日口没遮栏，常常说些叫人心惊肉跳的话，可要成为正式“罪证”，还真没人能拿得出有根有据的材料来，再说我这个人平日随和马马虎虎大大咧咧的，也不是只软柿子，兵来将当，惹急了我也会咬人的，所以某些人还真有点怯阵。我也从好的方面想过，即使揭发我所谓最反动的材料，还不就是攻击大跃进人民公社，说60年饿死很多人吗？我说错了吗？不是事实吗？别人心里就没这本帐吗？那么多饿死的人和被连年运动打倒的人，会对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也包括左派急先锋们没有一点关联吗？运动来了随随大流摇旗呐喊那是形势所迫，是可以理解的，要是不顾事实昧着良心，冲锋陷阵追到医院来揪斗我这个平日口碑不错，给大家做过不少好事的医生，可真不容易找到这样的人。我说自己口碑不错可不是自封的，系统内许多职工和家属都曾是我的病员，卫生所虽然不大，做不了什么大事， 可我对每个人服务都是到位的，比如我住的是木楼梯一座旧大楼的角落里，夜深人静之后，只要楼梯一有响动，我就知道是来找我的，常常找我的人刚到门前，我就已经开灯开门了。我知道深夜找医生决非小事，我能处理的马上处理，处理不了的就告诉他们该怎么办，有些很危重的我就陪着上大医院。记得有一次司机黄其国出差了，他的孩子突发高烧抽搐昏迷，我一看很可能是乙脑，就陪着黄的妻子小崔，一家家大医院跑，那时没有出租车，我抱着病孩全身大汗，医院急诊室医护人员都以为我是家属，其实我只是为一个普通工人竭尽我的全力。在门诊所四年，我未慢待过任何一个普通职工，我就不信有人会为了所谓革命运动，赶尽杀绝追到医院里来揪斗我这样不敢说对他们有恩起码是无过的人。还好，这样的事终于没有发生，也许是运动转移了斗争方向，否则什么样的事还是会发生的。因为毕竟没有发生，我的印象总还是善有善报的概念，任何时候多做好事总是应该的。这些话现在说起来很轻松， 其实当时整日整夜都在提心吊胆中度过的， 白天一边胡思乱想， 一边还装着没事一样在新贴的大字报前转悠， 实际上时时刻刻心都在卟卟卟地跳， 就怕出现我的大字报， 尽管我知道在这样的大运动里， 我在劫难逃， 被揪出来是迟早的事。出乎本能总是越迟越好。那时白天一天天混过去了， 夜晚日子更难熬， 常常在噩梦中惊醒， 不是梦见被大会批斗， 就是梦见在门口塘农场挨饿的情形。什么叫心灵的煎熬？没有亲身经历的人， 是永远体会不到的。那种状态下，只有一件事值得庆幸， 那就是虽说我已经三十出头了， 还是单身， 少了许多牵挂。

 

记得当时在医院里唯一的信念， 就是祈望着被揪的那一天，越晚越好，一般来说，到后期运动就成了强弩之末了，杀伤力要小得多。而早期要摊上谁，不死也脱层皮。我自诩是读过一点书脑子还不算笨，又是经历过多次运动的人，我要用这些知识和经验，保护自己，起码要争取到生存权。我冷静地分析了那时的形势，我到这家医院刚半年多，和谁都没瓜葛，既然商业局那边没大字报来，这里的人一时还不会对我指三道四，大家对我印象应该是个十分用功读书的人。是的，地区医院调令一到手，我就抛开文学书，埋头读医学书了，我是为生存而读，也为承诺而读。为我的调动出过大力的李青主任汪华科长，都劝过我不要写文学文章了，风险大，还是做个好医生好！我临行前门口塘难友陈炳南徐毅张景影等聚集到我小房间，帮我分折形势：地区医院是大医院，临床医生基本上是本科生，又都是前后届同学，我一个中专生摘帽右派月薪三十几元，又来自农场和医务室，一句话全是劣势，弄得不好会很快淘汰出局的，望我一切好自为之，不要错过了对我来说也许是唯一的一次机遇。我聆听了这些出自肺腑的由衷之言，除了默默点头还能空谈什么呢！我也是堂堂七尺汉子，曾有过很多梦想，马上面临的也只是到一个地市级普通医院当一个普通医生，又不是去攻克什么科学难题，我就那么无能吗，真的只是银样蜡枪头吗？我在心里默默承诺，少说废话干点正事吧。

 

从跨进地区医院大门第一天起，就开始了我刻苦的读书生涯，真正是宵衣旰食。读医学书有两个要点：一是结合临床，遇到什么关系到基础理论的重要病例，你得从前期的解剖生理啃起，一直啃到后期所有临床相关事宜，基本啃通了，你对这个病和本系统相关疾病，就有了初步发言权了，这还不够。第二，你还必须了解有关这类疾病的当前最新研究成果，那就得跑图书馆查资料翻杂志，那时还没有假论文假资料一说，材料都是可靠的，而且论文后面都要如实地标明参考文献，你可以根据这些参考文献一直追下去。材料都基本查完之后，不敢说你已经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了，起码你就是有关这类疾病的明白医生了，临床处理病人就不会出大偏差。如果掌握的资料多，原始记录完整，又能找到新的切入点，那你也可以写学术论文了。那时可说是真正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医学书。读书对我不仅是为了生存， 也是一种逃避， 逃避那些异样目光和闲言碎语。这家医院是反右重灾区，400多人的单位， 抓了近40名右派和各种分子，有劳改的、劳教的、开除的、下放的， 一句话都是送走的， 这些都在常理之中；未想到的是居然还会从一个小医务室调来一个摘帽右派， 还只有中专学历， 还到大科室来做临床， 真是咄咄怪事了。所以说什么样的闲话都有，大概也正因为与当时常情相差太远， 一时尚难明究竟，所以在人们的眼光中， 除了有蔑视之外， 更多还是猜疑，有点看怪物一样看着我。我举目无亲，对这一切最好的回答， 当然只能是埋头读书了。

 

未想到的是读书也真的读到了机遇。 那是我到三病区不久，见到在内科小图书室里， 堆着几大摞原始病案， 这是我们普内科负责人李日新陈淑时夫妻搜集的368份胆道蛔虫病病案材料。当时陈淑时医师随医疗队下乡了，李医师工作忙，可能也知道我读书尚用功而且文笔还不错，就要我先看看材料，有可能的话先写个初稿。李陈医师是武汉同济医科大学56届高材生，是从中央机关放下来的，当时都是主治医师了，是我院内科主要技术骨干，已经在国家级医学杂志上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由内科主任张又及和他俩联名在“中华内科杂志”上发表的关于恶性疟疾一千余例的临床分析的论文，是迄今为止关于恶性疟研究最多的病案分析，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屡屡被多家书刊引用，他们都是学业有成的大医师。我刚进院理论实践几乎都是空白，李医师即让我染指他们的科学研究，这已不单是一点信任，也是一点敬重了。我当然得抓住这个机会，先是仔细查完这368分病案，作一些必要的统计和摘录，接着就去图书馆查阅几乎所有相关文献，记笔记做卡片，准备工作大体就绪之后，我向李医师汇报，我说我们搜集的病案算比较多的，但是和已发表的上千例以上的资料比，我们在数量上时间上都落后了，如果只从简单的宏观上分析，就价值不大，采用的机会也少了。但是我们可以找出新的切入点，比如这种病的误诊漏诊分析研究，以及高热剧痛和合并妊娠时如何驱虫的研究等等，至于文章的规模和档次，暂不定，等初稿写成时再说。李医师虚怀若谷，完全同意我的意见。我说干就干，半个月之后，我从三个不同角度写成了三篇论文，虽然谈不上什么理论上的重大成果，却都是言之有物的实实在在的科学记录，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是是非非如实道来，既不造假沽名钓誉，也不装腔作势冒充权威，这正是我们这样基层医院可以做到也应该做的事。因为医学从某种角度看， 也是一种实践科学和经验科学。李医师看了很满意，该定稿署名了，当然是李日新陈淑时茆家升了，工作是他们做的，资料是他们搜集的，我主要是个记录者，能叨陪末座已是幸事了。可是李医师拿过笔，三个人名字各领衔一篇，我当然不同意，李医师用一贯温和的语调说，就这么定了！这些文章以后都陆续发表了，由我领衔发表的那篇文章，还被收入专著出版。以后又由李医师牵头由我执笔，还写了一篇有全国部分医生参加讨论的文章，也发表了。有意义的是，这些文章写于文革前，发表却在文革后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文革时所有的医学刊物都停了， 纸张都拿去印毛主席著作去了。有材料记载， 文革期间， 仅<<毛主席语录>>一书， 就印了41亿多册， 当时中国人口是7亿人。记得当年曾收到过《中华内科杂志》一封空前绝后的打印的退稿信：

 

 

由于我社执行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干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著作的出版，决定自即日起，我社所办一切期刊全部停刊，集中力量出版毛主席著作。原稿退还。

 

人民卫生出版社

 

 

具体日期记不清了，肯定是在文革高潮中了，那时革命烈火遍地燃烧，到处是打倒之声，谁还关心写文章的事。我那时呢，虽说再想埋头读书，已经不可能了，倒暂时还处在台风眼里，相对的比较平静。那时我已从三病区转到六病区，在李医师指导下工作学习愉快的心情结束了，在三病区最大的收获，还不是理论实践的提高，主要还是唤起了我对医学的热爱与向往，在大医院做个好医生有多好，不在乎你写了什么文章，重要的还是医治好了多少病人，因为你诚实辛勤的劳动，给别人带来健康与幸福，这是最实在的人生。真的很想就这样能平平安安地过下去，什么平反不平反也就无所谓了。

 

可是到了六病区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公平的说主要还是政治运动的干扰，否则尽管上级医师水平素养不一样，我还可以按自己的方式学习工作的。可是运动在向纵深发展了，大大小小单位矛盾就更突出了，当然这位上级医师，不问学养上理论功底临床处理能力，和李医生不是一个档次的，这也没什么，我们不能要求各个医生都水平相当，再怎么也比我强的多。重要的是他对病人表面客气心里敷衍，这种敷衍一大部分原因是他对病情吃不透又不愿老老实实学习的结果，所以常常说些大话空话来搪塞，这样的医生在别处我也见过，也不足为奇。如果不是运动发展到要揪人的阶段，也能平安相处。可是马上就要揪人了，他有发过假论文等小错误，技术口碑都不好，虽说是老党员了，在医院里对立面不少。大概他也听到一点风声，怕要挨整，所以积极要找个替罪羊出来，找谁呢？我这只死老虎就在面前，他高兴了，开始在大小会上敲敲我了，那意思很明显，我是个活靶子，任何时候都可以把我拎出来。我听了烦闷极了，这种日子有时比直接批斗更难受。我心想你这又何苦呢，你在医院里的是是非非全和我没关系，如果运动到了那一步，我们这些死老虎又该拖出来示众了，那我也不能怪你，我知道在哪里也逃不脱的。作为直接领导，不敢奢求能对我加以保护，只是例行公事式的批我斗我，我也无话可说。问题是他要拿我作替罪羊，掩盖他自己的诸多不是，这就太不公平了，我们这些二等公民，真的没有说话权利了吗？我自信到这家医院工作以来，还没有任何过错，为什么只能引颈受戮呢？我想我得抗争一下，也检测一下民心和我自己的行止。经过一番考虑之后，我在医院二门前贴了一张只有几十个字的大字报，只问我那上级医师一个问题，资本主义国家真的没有结核病了吗？我问这话也是事出有因，西方在防治结核病方面，当然比我国先进，但远没有达到已经消灭结核病的地步，我常跑图书馆也看过一些翻译的资料，我知道他并未读过多少书，只是吹嘘一下而已，说心里话我也只是看不惯这种学风，并无什么观念上的分歧，本不值得写什么大字报的，正常情况下当面说一说或是不表态都是可以的。我选这个问题写成大字报，也是经过考虑的，因为这本不算什么事，如果这个人平日口碑甚好，人们是不会对这句话感兴趣的，这又不是什么三反问题。我决未想到这几十个字的一张纸，反响那么大，先是那位医生回应了我一篇洋洋数千言的长篇讨伐性文章：＜右派分子茆家升想干什么？＞那真是义正辞严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上纲上线了。想像之中我俩的论争，结论是明摆着的，一方是老共产党员主治医师科室负责人，一方是社会底层的摘帽右派，谁会为我说话呢？结果却真的出人意料：先是院办护校两个班的学生，几乎是一边倒的站出来批判那位上级医师，以后医院里的职工也有人说话了，居然也没什么人说我有什么不是，倒是贴了那位医生许多大字报，这一来他的日子很不好过了。以后工作组进驻了，他成了受批判的重点，我倒侥幸第一批逃脱了。听说他曾在家里向毛主席像下跪，一再表示他是忠于老人家的，决没有丝毫反党思想。我听了之后，心中很是不安，并非我矫情，我确实未想到我那张几十个字的大字报，会造成这样的后果。尽管他反击我的大字报，从内容到语气都严厉得多，但后果总是他先挨整了，成了运动首批受害者，虽说在以后批斗他的会上，我再未发过言，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我第一个在全院大会上说，首先要给这位医生平反，说我俩的争论是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结果，这位医生后来当然没事了，我知道我俩之间以后还会有麻烦的，这个预计以后一再得到证实，对此我并不后悔。

 

工作组进驻之后，当然斗人斗得更凶了，毋须多说，各地都差不多。以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各地又斗工作组了，也是一个模式，都是按伟大领袖的战略署办事，也毋须多说。只是这时最大的事，是我院和各地一样，纷纷成立了造反组织，而且我也参加了，头一件事就是斗工作组，我居然又积极了一回，倒值得一说。因为工作组并未整我，我反击他们是为医院群众说话。记得工作组头头姓夏，是位能说会写的某局领导，大能人一个。地委挑到他是考虑医院里知识分子成堆戏不好唱，需要有位干将。夏某人果然不辱使命，把我们医院人与人的斗争搞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他俨然是医院的主宰，今天斗你明天斗他后天还不知道斗谁，一时人人自危。他真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医院里人恨死他了，可也拿他没办法，他可是以革命名义来办事的，对革命你敢说三道四吗？只有俯首听命了！他大概是有些得意忘形了，要想在自己未来的仕途上赌一把了，终于露出了马脚。事情是这样的﹕医院有位副院长，乃现任行署专员夫人，专员当时是靠边站了，但谁能说得清他哪一天不会东山再起呢？他那位副院长夫人，是从大上海来的，人又长得漂亮，长发波浪墨镜朱唇，洋气十足，运动中当然要被批判，也不过是什么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什么的，并无大事，又来院时间不长，大家不太关注她。忽然间传出了她是出过大事的，传着传着事情就明朗了：她十六岁跟专员结的婚，婚后不久她的弟弟犯了罪被抓进去了，是她利用自己的色相换来了弟弟的自由。这当然是件大事，但听说已经下过结论处理过了，按说这种涉及到高级干部的重大人事机密，怎么会传出来的呢？未听说是夏工作组他们透露的，但夏确实在她的问题上作了充分的表演，一方面大事渲染这件事，积极策划把批斗副院长一事推向高潮，一面私下对副院长说，说斗她是别的工作组成员干的，他是不同意的，叫她不要担心，他是一定会千方百计保护她过关的。他自以为左右逢源，一场政治游戏玩得天衣无缝。那里想到会风云突变，工作组的威风竟然是什么刘邓路线，昨天还在发号施令呢，今天就站在被批斗席上了。记得批斗姓夏的时候，医院里职工是少有的兴奋，除了少数整人为业的极左派，都空前的一致。特别是对他在副院长问题上的两面三刀都十分鄙视他，我则是当着全院职工和夏的面， 历数他这种卑鄙伎俩，戳穿这个阴谋的， 弄得他狼狈不堪，这位大能人终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我说有少数整人为业的极左派，并非泛泛而论，而是实有其人，就在批判工作组的全院大会上，一个姓宗的一个姓宋的，居然当场记黑名单，准备秋后算帐。有人把姓宋的小本子夺过来送上主席台，那天正好造反派轮流坐庄轮到我，我接过小本子一看，那可真叫怵目惊心，上面一条条记着何时何地某某某某说了什么什么反动话，有什么人喊打倒工作组口号之类的＂反动行为＂，有的下面还划了黑杠子 ，有的打了惊叹号，有的还有批语！真乃铁证如山也，到时不怕你赖帐。真是天生的一位运动高手，不可多得的人材。过去对此人只闻其名，今天果然开了眼界了。因为早在那家改造右派的农场里，我的挚友陈江夫妇及其他许多右派难友，都是栽在她的毒招之下，她到底有多大能耐呢？其实她无德无才也无貌，只是仗着丈夫是处级＂高干″， 她就是处座夫人了，颐指气使又心狠手辣，所到之处神鬼不宁。她这次混到医院来，本来是犯了经济上错误，到中药房来劳动的，可她也决不会错过运动整人的机会，所以又故伎重演。我想也算是冤家路窄了，借这个机会叫你亮亮相，我先把那小本本上的内容，一条一条读给大家听，真是读一条一阵骚动，读的越多骚动得越严重，我还未读完哩，已经是群情激愤了！谁不关心自己的政治命运呢？一旦摊上了，那可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大事！姓宋的这么做，是把一批人往死路上逼！能怪大家气愤吗？我问大家该怎么办？全场一致要求她上台来向群众请罪，她大概也知道众怒难犯，乖乖上台来低头站着，这时群众仍不解恨，要她下跪谢罪。这下这位处级高干的夫人可作难了，要跪吧实在是颜面丢尽，以后在医院里怎么混？不跪吧看看会场上的怒火，想想她作的孽，大概是顶不下去了。这时我想起她从反右以来，害人多端的恶行，也是怒火中烧，大声斥责她，要她跪下！跪下！她看来是无路可逃了，只好乖乖地跪下谢罪！我知道她丢了这大面子，心里一定恨死了，最恨的当然是我了。她决不会想到，她亲手打了那么多右派，居然还会被一个右派责令她向公众下跪！我知道她是一定要报复的，果然几年之后，她逮到了机会，竭力要陷我于灭顶之灾，虽然重重的伤害了我和我的家庭，到底我也未屈服，她也未达到她理想的目的。

 

 这件事过去三十多年了，回首往事我还是很难厘清此事的是非，按说我一个摘帽右派，本不该参加造反派跟着起哄的，从历史的角度反思，斗宋罚跪一事应该也是＋年浩劫的一小部分，虽说她曾是斗人的人，而我们以斗她的方式来回敬她，毕竟不是好事！但是到了运动后期清队阶段， 我被以什么右派翻案罪名批斗时， 对我在运动中第一个贴大字报、斗工作组、罚姓宋的下跪这几项当时曾轰动一时的大事， 并没有人提起， 这多少也说明了医院里的人心向背。尽管如此， 现在反思我贴了上级医师大字报一事， 主观上还是有先发制人， 保护自己的阴暗心理的，  应当深切反思的， 这里先诚恳地向这位上级医师致以深深的歉意了。

 

但是， 每当我回想起那一段经历时， 总是十二分的恼恨， 我恨什么？首先是恨自己！恨自己那时像个小丑一样， 戴着造反派的红袖章， 写大字报， 散传单， 斗工作组， 斗极左派， 十足一个造反的小混混。我知道有些人对我是不屑的， 一定在耻笑我一个摘帽右派， 不称称自己的分量， 跟着瞎起哄，不是自投罗网吗？可是谁知道我内心的痛苦呢？我愿这样吗？我真想不到我做这些的严重后果吗？又 有谁知道我这也是争取生存权不得己而为之呢？当然也有些是出自右派也该有的正义感， 主要还是在那种动荡混乱的时期，我要保持 高度的敏感性， 力争多一点主动， 要说是因势利导也行， 说是豁出去了也行， 反正是能多掌握自己命运一天就多掌握一天，总比摆出一付挨打的架势任人宰割好。 我的一位兄长式的同学好友丁医生，反右后一贯小心谨慎，遇事从不敢发言表态， 结果怎样呢？文革一开始就被斗死了！ 我在这家医院孤立无助， 没有一个人为我说话，我相信我要自我否定畏首畏尾， 早就被斗个七死八活了， 我这么所谓跳出来， 说以进为退说以攻为守， 乃至说隐于运动也可以。一句话求生存是第一位的， 蔑视也好冷眼也好， 要狠狠地报复我也好， 全不管了， 能昂着头过一天算一天， 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灵魂的扭曲？

 

除了恨我自己还恨谁呢？那就是恨运动这个概念化的词组了， 它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 它君临天下无孔不入， 没有一个人一个地方能逃脱它的管束与钳制。运动来了， 一切都得按运动的规律办事！这个规律是什么？无疑就是阶级斗争了！ 说白了就是人整人或被人整。整人的千方百计要获取猎物官加一等， 被整的则千方百计要逃脱挨整的局面， 甚至还想反噬一口最好也能跳到整人者一边去！全国都在围着整与被整这个大磨盘转！还能干什么事？什么事也干不成！连工厂都停工了， 学校都停课了， 医院也停诊了， 我还能干什么？只能当个造反小丑混日子了。如果没有文革， 虽说我右派未平反， 工资也仅够糊口， 又孑然一身， 受到的只是冷眼与岐视， 我都认了！因为我还有一分我喜爱的工作， 还有信任我的病员， 还能读书， 还有一小方自己的天空， 我还能活下去。可是一旦到了最后生存的空间都没了， 我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呢？只能混混日子了！要说混日子也还有什么目的的话， 那也只是想混个能活下去而已。

 

对过去的那些日子， 我是有过许多恼恨！但决没有忏悔！我忏悔什么？所有亲身经历过的人， 谁不心知肚明， 造成这一切的后果， 根子在哪里？始作俑者和历次运动整人的急先锋们， 有几个人忏悔了？发起整人的积极整人的不忏悔， 反而要挨整的忏悔， 天下有这个道理吗？！我还看到过一种议论， 说什么要全民忏悔， 还举出巴金郭小川邵燕祥等名人为例， 说他们这样的好人都忏悔了， 别人还不该忏悔吗？是的！巴金是圣人，他虽然只是在批胡风的会上， 随大流说了几句应场的话，一辈子灵魂都不得安宁， 说明了他作为一个圣洁者的坦荡与纯净， 永远值得我们仰视；郭小川作为作协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确也参与过整人， 临终前有所忏悔， 那是良心发现人性的回归， 我们不能因为他以后自己也挨整了， 就对他过去整人有所宽恕， 桥是桥路是路， 那不是一回事。说到邵燕祥和他那本影响深远的大著<<人生败笔>>， 那是本忏悔录吗？不！那是本控诉书！他以坎坷的亲身经历， 控诉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 在政治运动高压之下， 灵魂如何一点一点被扭曲， 如何为了讨回一点尊严， 而不得不丢失更多的尊严， 终年累月在写违心的检查， 直至迷失了自己。他自称那是＂可耻的十年＂！ 所以他从1979年就宣布：这一辈子再也不写检查了！面对那些违心的一篇篇的检查， 面对那些心在泣血的控诉， 只能唤起我们对那罪恶十年的无比愤慨！至于他深悔过他也参与过什么批判别人的事宜， 那只是一个贤者严于律己的思想境界， 要说有忏悔意识也可以， 但是更多地是激发我们对造成这样人间大悲剧根源的探索。

 

空话说的太多， 就此打住。下面还是说一说我文革中的经历：

 

斗过工作组之后，开始打派仗了。什么P派G派之争，如火如荼，直到大打出手兵戎相见。7.13芜湖大规模武斗，已有很多人死伤，我们医院也成了武斗据点。好在武斗之前趁着医院停诊，我已去了合肥，住到了江城同志家里。本来我来合肥是避武斗难的， 也趁此机会拜望黄山结识的老友，未想到却由此经历了文革中一段重要的史实， 即安徽省高级干部群体参与＂造反″的事件， 它可能是文革十年浩劫时期的一段特殊事件。背景复杂， 参与者众， 是值得一记的。

 

江城当时是＂安徽省暨合肥市干部造反司令部″的主要负责人，干部造反特别是高级干部走上造反的前台，可能是安徽特有的现象。为什么会有这档子事？说来话长：根子还是当时有霸王之称的省委主要负责人曾希圣个人专断的结果。曾在安徽统治十几年，可以说未做过什么好事（搞责任田应该算一件），坏事可真干了不少：右派打得多，右倾反得多，农业卫星放得多，老百姓饿死得多（有材料记载达500万人）。特别是反右派反右倾，有以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世农张恺帆为首的大批高中级干部罹难，直至波及全省基层群众，造成安徽干部队伍的严重混乱 。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后，曾霸王倒台了，李世农张恺帆刘秀山江城等大批被打倒的县以上干部平反了。中央派来了李葆华等几位干部，主持省委工作。据可靠消息，新省委书记明确表态省委领导实行三三制，即中央来的、原曾希圣班子里的、平反的干部各占三分之一，这是出于稳定当时形势的需要，不过也留下了麻烦。说得明朗一点的就是整人的和被整的一起工作，总是那么别扭。平常的日子勉强可以相安无事，运动一来个个神经马上紧张起来了，先是相互察颜观色你防我我防你，都在寻找有利于自己的有关文件，特别是在毛主席著作里寻章摘句，作为保护自己和打倒对方的上方宝剑。后来随着运动的深入，就或明或暗卷入了当时的派性斗争里去了，说到底还是关系到自己切身的利益。

 

干部造反的直接导火线是省委书记处书记付省长张恺帆的所谓＂57字声明″。情况是这样的﹕原整人者就简称左派吧，抓住了毛主席＜炮打司令部一一我的一张大字报＞里的一句话﹕＂-----联系到59年的右倾和62年的翻案风，还不发人深省吗？’’公开声明要揭露新省委刮的右倾翻案风，目的很清楚，就是要为曾希圣招魂，把已经平反了的干部重新打倒。这下子问题严重了，所有被整的人就算是右派吧，怎么可能听任那些追随曾希圣，在安徽也作恶多端的人，借运动之机重新胡作非为呢？于是安徽被整的人之中众望所归的代表人物张恺帆，就公开站出来写了一张只有57个字的大字报，具体的词句记不清了，中心内容就是要人们警惕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批判翻案风之名，刮起新的翻案风！后一个翻案肯定是要翻已平反之案了。这些话听起来像说绕口令，其实这事不仅关系到千家万户的政治命运，也关系到安徽未来的政治前途。由于安徽是历次运动的重灾区，安徽的干部似乎非整人者就是被整者，所以张省长的57字的大字报，几乎关系到每一个人。围绕着张省长的大字报，首先是省直和合肥市的干部，忽啦一下子就立场鲜明地分成了支持与反对的两大派。江城同志领导的＜省暨市干部造反司令部＞，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成立的。

 

我也正是这个时刻来到江城家里的，反正芜湖医院已经停诊了， 无事可做， 这里正忙着呢， 凑凑热闹吧。如果说在芜湖时，我一个摘帽右派参加造反， 还是随大流并非主观意愿的话， 那么以客人身分参与江城司令部的工作， 则是完全自愿有时是全身心投入了，因为这也关系到我个人的命运。62年平反时， 我也是做过了平反结论的， 后来因最高指示一句话， 平反只批了领导干部， 我们基层群众都停下来了， 但不问已平反和未平反的， 心都是通的。要往大处说， 那些整人者欺上压下文过饰非弄虚作假排斥异己， 从而给安徽数千万人民带来重重灾难；而已平反和未平反的大批干部群众的行为和观点， 则是代表了广大百姓利益的。于公于私我当然会义无反顾地参加到这一行列里来， 尽管我们不能预期能得到什么样的成果， 说不定还会惹祸上身罪加一等， 就这我们也不会后悔， 我们要让那些一贯整人的极左派们看看我们正义的行动， 听听我们这些受压抑者的呐喊。

 

江城同志和我黄山一别，多年音讯杳然，直到得知他已平反并出任滁县行署专员，我们才重新有了联系。文革前他已调省任省文办副主任，我们再次相逢，都有许多感慨，不过再也没有黄山初识时谈诗论文的雅兴了。所谓省暨市司并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也没有固定成员，基本上就是和江城观点见解相同或相近的各级干部，在一起磋商对当时所谓文化革命形势的见解，然后用大字报、传单、或集会、游行、演讲等方式，向社会表明这批人，或曰这个司令部的观点。因为没有办公地点，这些活动基本上在江城同志家里进行。我正在那里闲住，观点相近，所以也参与了一些活动。记得我曾以江城名义给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写过一份万言的公开信，张贴在合肥闹市中心四牌楼的墙壁上，表明我们对安徽革命形势的看法。一时观者如潮，还引来了什么一评二评三评。现在想来很是好笑。谁革谁的命？革命的目的是什么？用什么样的革命方式？就那么喊喊口号、贴几张大字报、发表几次演说就成了革命者？就能把不同观点的人打倒？现在看来是荒谬绝顶的事了？为什么那时几乎全国的人，都着了迷发了疯似的那么步调一致呢？要说是受了蒙蔽中了派性的毒，或者说受了坏人的挑唆吧，学生幼稚基层群众不明真相可以理解，那么像江城甚至比江城革命资历更长职位更高的高级干部也会那么糊涂吗？这实在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因为它曾经影响了几亿人并延续了十年，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过重大伤害的。可惜三十多年过去了，依然没有见过一篇有说服力的文章！有的只是沉默和遗忘。其实说到底一切还是缘于对最高权力拥有者极大的恐怖，因为文革之前的多次运动已有例在先，谁一旦落入运动的陷阱，那可是万劫不复的事。所以文革一来，都得使出全身解数，千方百计企图能躲过运动的千钧棒。这点我在江城家闲住时感受最深了，江家的客厅里经常聚集的几乎全是在历次运动中挨整的人和一些同情支持者，有厅以上的高级干部，也有普通干部群众。他们对自己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根本原因都心知肚明，可没有一个人明说，谁都清楚在这样最敏感的话题上，谁都不敢越雷池半步，否则将罪加一等。相反的都还要一再表明自己的忠心，甚至还想从最高权力那儿分一杯羹，作为生存乃至发展的资本。这件事说起来是个悖论，却是当时无可奈何也是必须的选择。因为打倒过他们的那些人，正虎视眈眈地站在对面，一刻也未放松过对这些曾是他们猎物的监视与警惕，他们对自己曾经作过多少的恶，给国家和百姓带来过多少灾难，很少有人省悟的，倒是要千方百计守护好自己的既得利益并希望能获取更多些！那他们靠什么呢？靠的当然更是最高权力那儿的千钧棒了！这也是极左派们必然的选择。值得一说的是最高权力那儿的千钧棒对极左派来说也是一柄双刃剑，既可以用来打倒他们要打倒的人，弄得不好也会砸向自己。在运动连年时，昨天还红得发紫的人，今天就被打倒了，或是一边整人一边挨整，也屡见不鲜。所以他们对握有最高权力者，也是心存恐惧的。如此看来当时两派打语录仗就不是怪事了，而是有着很深的历史根源与社会根源的。用这种推论去阐释当时各种矛盾都能说得通，因为受蒙蔽被蛊惑只能是一时的，切身利益才是永久的动力。

 

我参与了江城那个所谓司令部的种种活动，根本原因也是出于切身利益，我一个普通科技人员，从未有什么权力的欲望，但就本省情况来说，我当然希望在反右派反右倾运动中被打倒的干部，如张恺帆李世农杨孝椿江城等人能掌权，往大处说那安徽的百姓们日子要好过一点，具体到我个人也可能早日获得自由之身，丢掉头上的铁帽。我也知道这个愿望很渺茫，而且从根本原因上分析是不可能的，搞一次运动只会更左一些，哪里会有右派好日子过。但是，希望总比绝望好，争斗一番也总比任人宰割好，何况道义和民心还是在我们这一边的。

 

那时实质上是无政府状态，工厂停工了，学校停课了，机关干部也无公可办。无事生非，才会有那么大规模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大混战，先是文斗，江青文攻武卫的指示一下达，各地武斗就开始了，形势更加严峻起来。江城毕竟是书生，所谓造反不过是表达一下对当时形势的看法，也反击一下那些极左派妄图借运动之机来重新整人，动动笔说说理是可以的，用现在的话说叫关注弱势人群吧。可是一看到两派群众居然动刀动枪了，他感到问题严重了，当时他虽然还未能看出是中央文革小组这个毒瘤作的恶，但是凭一个老革命的良知，他感到运动再也不能这样搞下去了，是不是他也感到自己一个老干部，参与了现在已是声名狼藉的什么造反派，从而对当时混乱形势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自己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就说不清了。这里我也无须为他洗刷什么，但有两段重要史实可以帮助我们，对安徽高级干部造反这种在当时也是特殊的社会现象，有了多一些的了解：一是武斗风声正紧时，两派的学生工人干部都在积极集聚力量并大造舆论时，江城和＜省暨市司＞的主要成员不仅没有参加武斗有关事宜，还准备赴京向中央汇报，希望中央能做出决策，平息安徽已是处于危急状态的混乱形势。进京未果后，不久就宣布司令部停止活动，不久即宣告解散。二是运动后期革委会成立时，安徽p派参加造反的干部头头如刘秀山程明远等，下场都极惨，有的站铁笼游街，有的被硬拨掉头发胡子，有的被判了刑。这些倒霉蛋，本来也是受过冤屈的干部，造反初期和江城他们言行还是相近的，只是他们以后走远了才结局不同的。江城倒是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结合的十位革命领导干部之一。虽然结合江城，G派造反派竭力反对，后来听说是周总理说了句：＂江城当个委员还是可以的吧！＂这才得以通过。

 

说起江城进京未果乃至宣布司令部解散，我还都是当事人呢！原来合肥开始武斗时，江城的司令部不参与，我已无事可做，芜湖医院又不开诊，趁这机会我只身到北京闲逛去了，先找到芜湖P派造反组织＜芜湖联总＞在北京的住地，弄到了一张地铺和每天六个馒头的基本生存条件，以后买了张二手月票，开始在北京逛来逛去了，应该算是最早的京漂一族。几乎玩遍了所有的名胜古迹，真是享了文革的一次大福。除了玩名胜之外，就是看全国各地各派进京的大字报，和买首都数不清的各种小报小册子，还真收到不少好东西，我买了一本外交口造反派编印的小册子<<陈毅黑话集>>，看了之后真叫人热血沸腾，哪里是什么黑话？全是些掷地有声的铿锵有力的金玉良言，陈老总一身正气的熠熠光辉和伟大人格跃然纸上，有许多精彩章节，看了叫人忍俊不禁。这种反面文章正面看的材料，比正面表彰的文章更有说服力。也引起了我对文革和造反诸多问题的思索。还买到一本名曰<<讨瞿>>的书，看到了<<多余的话>>的全文，知道了一点革命的复杂性。

 

忽然有一天，江城属下一个叫刘长华的人，行色匆匆衣履不整地到北京找到我，说江城一行六人来京向中央反映安徽情况时，途经蚌埠被蚌埠工总夏大富等人扣押起来了，他是泅渡淮河跑掉的。要紧急营救江城一行，迟了怕有危险。我一听也急了，可怎么救呢？给周总理发电报吧！亏我们想得出，还有这个胆子，真不知天高地厚！我们真的到了西单中国邮电总局，这里居然可以发邮递电报，任你写多少字，只收一封平信的邮资，我俩先向总理报告江城等人蚌埠被扣的事，请求中央指示放人。接着我们简要地说了说安徽当前的形势和江城等人的意见和要求，说是简要也写了几千字。电报发出之后， 我们依然不安， 心想总理那么忙能看到我们两个小人物发的电报吗？我们不放心， 又到了京西宾馆要求面见安徽省军管会付主任廖成美将军，填好登记表交给传达之后， 不敢相信会起作用， 未想到不一会廖将军的秘书冷同志出来接见了我们，冷秘书问清情况后， 对我们说他负责立即向将军汇报， 并和总理办公室联系， 要我们第二天中午再去听消息。第二天中午冷秘书对我们说，总理办公室已经收到了我们的电报， 请示总理后已经给蚌埠工总打了电话，江城一行人已经释放了。中央指示安徽情况中央已经了解， 江城他们可不必来京， 现在他们已安全到滁县休息了。我们这才松了口气。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 不仅对敬爱的周总理充满了崇敬之情， 也对当时的局势多了一些反思，也再次有了一点接近历史的感觉。

 

在北京混了两个多月，那真是多事之秋：斗刘少奇斗陈毅斗谭震林斗萧华，直到中央文革王、关、戚的垮台，还在工人体育场各省造反派几十万人大会上，远远的见到了周总理憔悴消瘦的身影，真令人心酸。我们这些外地造反派，个个都有光荣的革命任务，革命口号喊得震天价响，都声称自己是红司令的好战士，都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其实说穿了还不是在漂亮口号掩饰下，游山玩水，头头们还想捞几根政治稻草吗？包括我自己在内，这几十万人之中有几个想到过国家的兴衰和百姓的利益呢？当然根子不在这些人身上，但造成十年浩劫的严重后果，能只是四人帮和其爪牙们的责任吗？有几个人说过我们也是那场灾难的制造者呢？当然我在北京时没有想到过那么多，只是感到那种混乱不能再持续了，中央文革的嚣张和老帅们的挨斗，也唤起了我们的良知，应该从国家和人民的角度，来考虑谁是谁非了。我们还是听总理的话，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吧！

 

我先回到合肥，把在北京见到的听到的和我的想法，和江城鲍刚等老干部说了，事实上他们从蚌埠被扣后，就停止了活动，接着就正式向外界宣布：司令部解散！我也离开了合肥，回芜湖医院上班。

 

文革中我在合肥和北京这一段经历，以后很少谈起，既不值得炫耀， 也毋须隐匿。我只是以江城友人身分， 在帮他做点我该做的事， 应该说都是我自愿的。这些事的功过是非， 现在再谈已没有意义。只是在十年浩劫中， 安徽省曾经有过高级干部到前台， 参加造反活动一事， 这在全国可能是独一无二的， 虽说我了解的只是一部分， 我认为也有真实记录下来的必要， 可以给后人研究文革提供一点资料。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一提造反派，给人们印象总是打砸抢坏事干尽乃至无恶不作的暴徒，如果有干部造反， 那一定也是像上海马天水之流，投靠四人帮充当其爪牙欲谋一己私利的无耻之徒，或是些文化水平不高看问题片面容易受到蛊惑蒙蔽的工农干部，这些人确实有，  但不全是， 起码我知道的江城等人就不是。

 

江城和张恺帆等人应该算是那个时期贬官或曰＂贰臣″的代表人物， 而历朝历代的贬官大体上是代表群众说话的， 他们也不例外。江城57年因反曾希圣农业三改而罹难于前， 张恺帆59年因无为放粮解散食堂， 庐山会议被最高点名于后， 都是为百姓疾苦而敢说敢做的人。虽说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后， 他们都平反了， 但仍一直是受压抑的， 大体上还是贬官心态。文革期间为了大批受难者不再次罹难， 拍案而起决非一时冲动， 而是他们刚正不阿品格的体现， 也是两位诗人品性的率真行为（二位皆是旧体诗的高手）。他们在文革中的言行， 应该说从某种意义上看是代表了正义的声音， 不能和已是声名狼藉的造反派同等视之。

 

我在江城家里先后见过包括省长副省长厅局长在内的众多领导干部和普通干部，和P派一些造反的学生头头，我很关注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只有学生头头才谈什么革命路线什么革命形势之类的所谓大道理。而干部们尤其是领导干部们最关心的主要还是百姓事宜以及自身的命运乃至省市机关的状况，因为是闲谈式的，所以没有什么顾忌，倒说出了不少问题的实质。比如说安徽干部队伍的混乱和低质量办事作风，根子还是曾希圣的专制独裁和党同伐异。解决安徽问题主要还是发扬民主作风广开言路，早日结束干部派系之间的明争暗斗，多为百姓干点实事少一些争权夺利。别看这些普通常识式的议论， 平日真还没有机会表达，倒是借着＂造反＂机会才能一起说说，要说这就是造曾希圣反也无不可， 要往更上层说那就谈不上了。所以不能把安徽干部的所谓造反和四人帮的作恶多端联系起来或同等看待， 事实上也没有联系， 他们更没有打砸抢了。要说客观上还是起了不好作用， 那也要具体人要具体分析， 各人只能负他们应负的责任，而且根子都不在他们身上。要分析安徽干部造反造成混乱的历史根源， 我们不能回避那场大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 否则就是不公正的。

 

在合肥蹉跎一年，除了和江城一家亲切相处，还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如宛道一宛志超李云璋张庆芝等，尔后几十年我们都是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

 

回芜湖地区医院工作不久，我就主动要求下乡参加巡回医疗了， 这当然也是一种逃避， 因为＂清队＂（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了， 又要大肆整人了。 我还是那个原则，被揪斗晚一天总比早一天好！我去的是一个极度缺医少药的边远地区， 公社卫生院设备简陋， 面临垮台， 可病人很多。我们去后立即紧张的工作， 局面迅速打开， 不仅本公社的病员， 连邻近乡镇的病员， 尤其是危重病人， 都集中到这个小公社卫生院里来了，真正是日夜辛劳了。我可是名符其实的全科医生， 妇产科医生离开后， 我还得做妇产科手术。可是我这么勤奋且卓有成效的工作， 给我的报答是什么呢？

 

当我正在为抢救危重病人忙的不可开交之时， 我院小儿科医生戴敬和皮肤科医生戚铁柱， 头戴笆斗帽手拿水火棍， 奉医院军宣队工宣队之命， 来到我工作的乡下， 揪我回去批斗， 罪名是＂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企图翻案＂。一路上他俩就像电影＜林冲＞里的解差董超薛霸一样提着水火棍， 跟在我这个现代林冲的后面， 我就差一个头颈上未戴枷了， 那样子有点悲壮有点滑稽。我倒并不十分恐惧，因为这是意料之中的事， 而且还算来的比较迟了，不然像我这样的所谓老运动员， 文革中又上蹿下跳， 一点也不安分守己，似乎清队一开始， 就该拿我当活靶子的， 那我就会多吃许多苦。也有人说本来是早就要揪我了， 实在是我的工作成绩有点所谓超常了， 个别掌权者心里有了点温情主义， 才延搁了一些时日， 事实也是我被揪回来后， 医院里派去了一位外科主要技术骨干， 再加一位毕业数年的内科本科生， 才顶下了我已开拓出的繁忙局面。也多亏了这一拖，就到了68年初了， 斗人的被斗的都己疲劳了， 多少有点走过场的味道了， 未斗几次我就被关进医院＂牛棚＂里去了。我虽然最终未能逃脱批斗挂牌低头认罪一次次写检查关牛棚监督劳动等等程序化的挨整公式， 毕竟躲过了清队时最残酷的斗人阶段。就这样我也被关了两个多月。什么牛棚？不就是监狱吗！人被反锁在小房里， 行动不自由， 大小便要报告还得有人跟着， 每天不是监督劳动就是挨批挨训， 和监狱有什么区别？要说区别也有， 就是关监狱要办批捕手续， 要由公检法执行， 而机关牛棚关人太简单了， 啥手续也不要， 说关你就关你， 你不服能咋办？只能罪加一等！那时全国各地各单位都有牛棚， 实际上也就是遍地是监狱。是什么就是什么， 何必不敢正视历史呢？

 

从牛棚放回科室后， 我递给一位爱读书的谢护士一张小纸条，上面是一首我写的“自悼”（集句）：

 

一帽盖定壮图空，（郭沫若：悼北伐将士。易一棺字）

 

年华如水水流东。﹝瞿秋白：自悼）

 

月明霜冷人何处，（何香凝﹕悼廖仲凯。）

 

始悟“人间直道穷”。（鲁迅：悼范爱农。增始悟二字）

 

集的有点不伦不类， 不过也是狱中真实的心情。

 

这年我已经三十多岁了， 还是单身王老五， 按说也是不幸的事， 不过我倒有点阿Q式的庆幸， 我想如果我已经成了家再有了孩子， 会给她们带来多大痛苦！单身有单身的苦恼，也有单身的自在。

 

当然这只是在挨斗和关牛棚时的想法， 一旦生活工作正常一些的时候， 我还是特别渴望能有一个完整的家， 有自己真爱的妻子和自己的孩子， 我是一个生理上心理上都完全正常的人， 自然想过上正常人的日子。只是在婚姻与家庭这样关系到一辈子的大事上， 尽管那时我还在社会底层， 我也不愿草率从事， 十几年来我见过许多难友的草率婚姻， 我理解他们， 但不愿仿效。我那场耗日持久的恋爱， 那时依然是若即若离， 不过已是即少离多了， 激情已过就有些乏味了。人海茫茫， 不知哪里是我这条历经风雨的小船停泊的港湾。

 

清队工作还未结束， 新的革命任务又来了，在砸烂城市老爷卫生部的震天动地的口号声中， 军代表傅一元一声令下， 我们这家有着近五百张病床的中等城市医院， 顿时一片死寂， 全院五百多职工分点下放， 我第一批来到地区的边陲小镇， 开始了我十年的乡村医生生涯， 又在新的环境下，开始新一轮的绝望与希望之间的艰难挣扎。

 

 

（四）、乡村医生十年与一次失败的婚姻

 

自1969年5月到1979年4月我在皖南山区一个公社医院里， 整整呆了十年。如果加上之前我参加农村医疗队的时间， 时间还要长些。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 我行医数十年， 一生平庸， 只有两个时段还聊可自慰﹕一是我在那家改造右派的农场当右派医生时， 没有顾及个人安危， 全力救助素昧平生的难友们， 帮助很多难友摆脱了绝境， 乃至免于饿累而死；另一时段就是十年乡村医生生涯了， 这里极度的缺医少药和交通闭塞，迫使我在拿起听筒的同时， 又拿起了手术刀， 当一个实实在在的全科医生， 并且竭尽全力， 把一个小公社卫生院的工作， 推向极致， 做了很多一个乡村医院本来做不了的事， 给了广大贫苦农民医疗上最实在的帮助， 救活了许多几乎注定要死去的病员， 特别是在邻近公社每年都有一批人死于有机磷农药中毒的情况下， 这里一个人也未死。而一旦我上调之后， 所有抢救危重病的工作， 包括各种进腹腔的外妇科手术， 均结束了， 一切又恢复到一般公社医院的普通水平。所以有人说是我一个人在那撑起一方天， 虽然过誉了， 也不全是虚饰之词， 今天由我本人再说起此事， 一定是事实俱在， 否则岂非贻笑大方。

 

但是， 正当我把一个普通医生的工作推向极致， 说白了就是做了无数好事活人多矣的同时， 我却同时落入人生的最低谷， 在忍受最贫困的生活， 思想上也处在反右以来都未曾有过的恐惧之中， 事实上也是差点陷入灭顶之灾；还在是当一个真正的男子汉还是进监牢， 和做一个有骨气的穷人还是陷入不义之中， 做出艰难的选择。虽然在吃尽千辛万苦之后， 还保住了一个男人的尊严， 但我和我的家庭还是受到了重重的伤害， 最终还是导致第一次婚姻的解体。这是永远的心痛， 要不是因为它也是我右派苦难生涯的一部分， 而且要对自己的子孙有个明白的交待， 实在不愿旧事重提， 那不仅是噩梦重温，可能还会是新的伤害。这也正是我迟迟不愿动笔的原因。

 

那么造成这一切灾难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还是因为右派那顶铁帽吗？是有一些关联， 但不是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却是我的一场婚姻！这是一场什么样的婚姻， 惹了那么大的麻烦，甚至要陷入灭顶之灾呢？说来真令人不解， 谁能相信已经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两位皆是成年的未婚男女， 都是守法的公民，两情相悦， 双方自愿结合， 又未侵犯任何人， 为什么就是犯了弥天大罪呢？我们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哪一条？又犯了＜婚姻法＞哪一条呢？说是抵触了当时的什么11号中央文件， 文件上写的什么我未见到， 但听说是打击那些利用手中权力迫害侮辱女知识青年的。我一个摘帽右派下放医生， 手中有什么权？是能帮她上调还是能安个轻松一点的工作？我迫害侮辱她了吗？真是荒唐之极！至今我的档案里还保留着对我的处分决定， 我真的弄不清现在是何年何月哪个世纪了？有人还要我上诉撤消处分， 我说我早已没有兴趣， 听任它们在档案里呆着吧！它还能把我怎样？我哪一天不在人世了， 如果这些东西不是日久化为尘了， 那么有兴趣的人也不妨翻开看看， 看看一个所谓现代文明社会，居然还有阻碍伤害自由婚姻这样的咄咄怪事， 而且是以一级政府的名义，形成正式文件， 直至我右派问题已经改正，依然坚持不予平反的滥用权力的无理决定。

 

当然处理我的人自有他们一番的所谓道理， 从他们掌权者的角度看， 我们真的有点惊世骇俗， 甚至大逆不道了！我们两个人居然不请示领导， 不开单位介绍信， 乃至不办理结婚登记， 居然就敢男女同居， 并怀孕生子了， 而且一方是下放女知识青年， 一方还是个摘帽右派！真是太大胆了， 也太目无＂王法＂了！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不严厉打击，怎能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于是我们这场男婚女嫁和亿万人群千古如斯的普通婚姻， 却惹起了那样的轩然大波，一些人打小报告告发我们；一些人则极度兴奋， 像要看一场精彩大戏式的， 在观看猜测我俩可能的结局， ；另一些人呢， 则利用手中的权力， 挟私报复， 妄图置我于死地！真是沸沸扬扬成了一时的热点。

 

成为热点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 就是女方乃名门之女， 是名作家之女， 是受省委书记点名的文艺黑线著名人物之女， 而且年轻聪明美丽文学素养极好。和这样的焦点人物的戏剧性结合， 遭到种种非议，应该说不奇怪的。确实也是说什么样话的人都有：有说黑帮子女和摘帽右派臭味相投的， 有说两个都是＂老下＂不干活在一起鬼混的， 有说我服侍不了这位娇小姐自讨苦吃的， 也有说我攀高枝的， 当然也有知情人说她离了婚的父母都不管她， 她自幼娇生惯养农活太累支撑不下， 需要有人援手的， 当然更多的是谣传我破坏了上山下乡犯了大错误， 要受法律制裁的，传的有鼻子有眼， 似乎已成事实。其实传的最凶的时候， 倒是我们十年夫妻艰难岁月感情最投契的时期。

 

是的， 我们的婚姻虽说是特殊情况的大胆结合， 就算是盲目了些草率了些， 但那都是我们的家事， 与外人何涉， 对与错都是我俩之间的事， 闹得这样沸沸扬扬，是＂婚姻是一种政治行为″的体现呢？还是市俗庸众的猎奇呢？想来有些事还不能不说说清楚， 所谓以正视听吧。

 

要说些什么呢？从何说起呢？还是简略地说说我们从相识到仳离吧﹕1969年5月我所在的医院奉令撤销， 我第一批下放来到这地区边陲小镇， 住在公社卫生院下面一个只有三四个人的点上， 相当于一个大队卫生室， 当天就认识了她。原来她作为一名下放知青，就住在一墙之隔的知青点上， 这个点就两个女孩， 另一位是回乡知青， 她却是合肥市在这个公社唯一的下放知青， 这是怎么回事呢？情况原来是这样的：她父亲是位名作家， 省作协主要领导者之一， 写过诸如<<还魂草>>等名重一时的好小说， 所以早在文革前批所谓文艺黑线时即挨批挨整。以后说是下放一年挂职锻炼， 实质上也是变相流放到这偏僻小山村来， 本来对一位盛年的作家来说， 离开闹市到一个风景还算优美的小山村来闲住， 不一定是坏事， 倒是读书写作的好机会。问题出在家庭难以安排， 原来几年前他已经夫妻离异了， 两个一岁之差的刚读初中的女儿随他， 接着他续弦了， 女方也有一个年龄相仿的孩子， 平日他在家时， 还可周旋应付， 一旦他长久离开， 矛盾即可能激化，他大概也是在百般无赖的情况下， 把两个十几岁的女孩， 带到他下放的公社， 在公社中学读书， 一去几年， 下放挂职期满回省后， 两个孩子还放在农村， 自然也是他有他的难处， 若干年后我有了和他同样的艰难处境， 深知他那样做也是迫不得已。本来这只是他的家事， 不容别人置喙。只是那位大女孩以后成了我的妻子， 又必须交待那段经历， 才简要地说一说。说着说着两位女孩初中都毕业了， 文革开始了， 学校停课了， 她俩也跟着学生们一起串连造反东游西逛， 混了几年。68年底姐妹俩作为首批知青下放在父亲挂职的附近两个公社， 到农村后两人处境就大不一样了， 妹妹自小在农村生活过， 劳动与生活自理能力都很强，姐姐在省文联大院长大， 劳动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几乎是零。这都是平常的事， 所有的知青都是爹娘生养的血肉之躯， 都在受苦受难， 名作家之女也不该特殊。只是对她来说， 儿时的娇生惯养和父母离异之后，境况突变给她带来的伤害太大，父亲续弦后给她带来的又是更多的失落， 加上长期被冷落在偏远的小山村， 和紧接着的下放劳动， 对她几乎是步步进逼之势， 这对一个年仅二十岁的瘦弱女孩来说， 需要承担 的东西， 实在太多又太重， 几乎要把她压垮了。这时她受到更重的一击，是父亲的过门而不入， 父亲从合肥乘客车去皖南某县看望继母， 女孩住处的门前不足三米处， 就是汽车站， 汽车到此也确实停下了， 女孩也正在门前， 坐在车上的父亲也一定看到她了， 居然未下车， 也未说一句话， 也许是望也未望一眼， 就坐车走了。下放时是父亲来安排的， 小镇上人认得他， 都未想到他会过门不入， 连车也未下， 她太绝望了。从此以后很少出工干活， 连吃饭也是有一顿没一顿的， 衣服换下后也堆着不愿洗， 可以说对生活完全失去了信心， 过一天算一天。

 

就在她这样混混沌沌过了半年以后，我成了她一墙之隔的邻居， 十年的孽缘也从此开始了。

 

本来她经历的家庭解体悲剧也好， 受冷落在小山村也好， 下放农村劳动受不了这份苦也好， 全都和我没关系。 反右以来十几年， 我受过了多少苦不说， 见到过苦难的事更多， 身外的事我能管得着吗？可是偏偏这复杂的小女孩成了我的近邻， 可以说是刚落脚就认识了， 不久就为她心动了， 为她的哀怨， 为她的无助， 也为她的美丽， 尤其是她那国人少有的澄色的眸子， 里面有太多的忧伤， 还有些愤世和不羁， 这一切都使我离不开她， 可以说我们是一对真正的旷男怨女了， 都是被社会抛弃的人。命运使我们在这寂静的小山村偶然相遇， 又有共同的文学爱好， 又终日无所事事， 能不衍生出一些故事吗？这里有情有爱也有欲， 也还有一点义、责任和怜惜吧，仅一个爱字就可以是反理性的， 要不然文君私奔张生跳墙， 怎会是千古佳话？我们都是感情充沛又在文学的海洋里浸淫过的血肉之躯， 我们两情相悦， 为什么不能相爱不能厮守， 不能惺惺相惜？ 什么市俗， 什么门当户对， 乃至什么时间环境的不合适什么后果严重， 都走开吧！我们有爱的权利！就这样我们明目张胆也有点稀里糊涂相爱了， 一连串的严重后果也开始了！

 

说到底作为友人， 我俩确有许多惺惺相惜之处， 但是组成家庭则是差异过大， 是很难磨合的， 这一点从跨过那一道线起， 双方都已有了清醒的认识， 可是我们还是共同跨过去了， 就算是情不自禁吧。不是有人说， 唯有错位婚姻才可演绎出凄腕动人缠绵悱恻情意绵长的故事嘛， 如果我作为旁观者， 或许这是不可多得的创作素材， 可是作为当事者， 我们为此受到的伤害已经太大， 身心伤痕久久不能平复， 哪里再有以自己伤痛去娱人的心情。我只能说说当时的亲身感受， 因为许多事和错划右派有关， 离本书主题不远， 至于许多只属于家庭的琐事， 就不说了。每个人都有不该说的事， 不该说的就永远别说！

 

我们的事公开之后， 首先受到的是强大的政治压力， 先是千方百计阻挠我们进行合法的婚姻登记， 把我俩分别晾在一边， 已经弄得我们十分尴尬， 虽然我们多次催促， 有关部门就是不办， 什么理由呢？我们未成年吗？有病吗？有过婚史吗？近亲吗？都不是！摘帽右派不准结婚吗？下放知青不准结婚吗？违犯了哪一条宪法和婚姻法了吗？也都不是！那为什么不准婚姻登记呢？不为什么， 根据上级指示就是不给办！有人会说不办就不办， 结婚证不过是一纸契约， 没什么大不了的， 一起共同生活乃至已经儿孙满堂的人， 未办结婚登记多着呢， 还能把你们怎样？是的， 他们拒绝为我们办婚姻登记， 正是为了把我往死里整， 而且用心是极其险恶的， 手段也很卑鄙。

 

他们先把我调到外公社水库工地去， 不让我俩接触， 然后给女方施加压力， 说我这个摘帽右派， 是如何反党反社会主义，要她来检举我如何破坏了上山下乡的伟大革命运动， 说她是怎样受蒙骗， 那样将对我严惩， 还可以给她安排工作。这一招不能说不高， 可惜他们未能得逞，她果断地回绝了他们应该算是诱供吧！明确回答那些居心险恶的人， 我们是真心相爱， 而且有爱的权利！这些一心整人的人， 碰了一鼻子灰之后， 并不死心， 依然软磨硬压不说， 还把她调到一个劳动强度最大的生产队， 妄图拖垮她！与此同时， 居然也有司法人员到水库工地， 找我做什么笔录，好像我已经有案在身了，真令人十分愤慨。原单位和所在的那个城市， 也不断有消息传来， 可以说尽是噩耗， 说什么的都有， 无外乎是我又犯了什么大错， 要被怎样处置！众口可铄金， 积毁能销骨，好像我马上就要陷入灭顶之灾了。

 

其实， 那些时日是我工作最繁忙的时期， 我从水库工地回来后， 正赶上公社痢疾大流行， 病号特多， 连公社医院的医护人员也大都病倒了， 接连多日我几乎曰夜工作， 又当医生又当护士有时还要兼发药收费， 那时没有一次性注射器和输液管， 我常常一边看病一边打针， 一边还得洗针煮针消毒， 偶尔还得主刀做外科妇科手术， 真正是全五行， 八面出击了。要说一个人不问干什么的， 大都会有一段黄金岁月， 我的黄金岁月应该就是那个时期了， 那时我拿着最低的工资， 月薪34元， 只是医士职称， 却担负着无论是技术难度上还是劳动强度上，都是超负荷的， 而且成绩卓著， 连中毒性菌痢， 暴发性流脑， 休克性肺炎这类在城市大医院里死亡率也很高的危重病， 也都在这简陋的乡村医院抢救成功。尤其是和邻近公社每年都有许多社员死于有机磷农药中毒的情况相比， 我这个公社一个也未死， 包括几位已经呼吸停止的病员， 都抢救成功了。这一切对一个普通医生来说， 应该是最好的安慰了， 要说是有了一点成就感， 也无不可， 特别是我服务的对象， 都是普普通通的贫苦农民， 也就是说是社会上最弱势的群体， 我给了他们最实在的救助， 得到了他们的承认也还有几分崇敬吧， 不是人生最大的快慰吗， 具体的病例和细节就不说了， 每一个病例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 等以后有机会再细说吧。

 

但是，对我如此辛勤的劳动， 要说得到什么样的回报，可以说除了百姓的感激，是最不公正的了， 低工资低职称不说了， 还在我应该可以合法得到的组成家庭的基本人权上， 百般刁难我甚至陷害我， 天下还有这种歪理吗？是谁在操纵滥用权力， 迫害无辜？右派罪真的是一种宗教式的原罪吗？一朝陷入， 永远也赎不尽吗？究竟是谁和我过不去呢？公社干部大队头儿大都是我的朋友， 我给他们干了许多实事， 他们是不该也不会以怨报德的！还会有谁呢？

 

谜团果然很快就解开了， 原来操纵这一切的， 正是那位＂宿敌＂处级高干夫人，就是那位在批斗工作组的大会上， 当场记黑名单被揪上台来当众跪下请罪的那位整人高手， 我很多右派难友都是栽在她手下的。这次可算是冤家路窄了。原来那位处级高干调到这个县任二把手， 还具体负责政法和上山下乡。这下子那位处级高干夫人笑了， 她终于可以报一箭之仇了！听说她从县里到地区大造舆论， 说我这个右派破坏了上山下乡， 老账新账一起算，要坚决镇压！似乎她就是法律的化身， 她的话就是法律！她这么声嘶力竭大喊大叫了不说， 还坐镇县里指挥， 那气势真称得上炙手可热不可一世。经她这么一炒作， 似乎我的事已经成了铁案， 就等着严办了。

 

她这么大造舆论， 当然会有人转告我， 我知道后心情十分不是味儿， 有几分厌恶， 有几分愤懑， 也有几分恐惧。这一对夫妻的为政和为人， 我是略知一二的， 心从未慈过手也从未软过， 女的不说了， 男的也算是党政要员， 有一年他带队下农村搞四清运动， 把一个卖一根油条赚一分钱的农民打成反革命， 以后落实政策时， 一位工作组员提出， 应该为这位农民平反！他却说他是执行当时党的政策， 完全没有错， 不必平反！想想看我当时的命运， 掌握在这样人的手里， 能有好结果吗？我确实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尽管我是无罪的， 却完全有可能遭到更大的灾难。

 

记得有一天， 我们一齐下放的两位老医生对我说， 说那个女的， 正住在县里， 要我考虑一下是否到县里登门求求情， 虽说过去有些不愉快， 毕竟过去了， 人总有点见面情， 找上门说几句软话求求她， 可能会起点作用， 怎么说呢， 你们都是单身成年人， 是有权利男婚女嫁， 与什么11号文件是不搭界的， 可是他们抓着这件事做文章， 压着不办， 老拖着总不是事。我感谢二位老医生好心好意了， 但未经什么考虑， 就决定宁愿坐牢也不去求他们！这不是我是对是错的问题， 关键是这一对夫妻， 能对我动恻隐之心吗？再说我见到他们该怎么说话， 把自己臭骂一通吗？说他们整了那么多右派都是为国为民的好事吗？说左派英明右派当诛吗？说我们没有权利相爱吗？那样岂不是生不如死！那样苟全性命活下来， 以后如何面对难友和家人？左派掌权的老爷太太们， 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就在你们眼皮下面等着！如果一定要下地狱， 就让我下吧！反右以来我见到过多少难友的无辜死亡， 有的只为了一小块带泥的山芋头， 有的什么也不为， 我要是倒下了， 总还是倒在争取自己自由人权和幸福的路上， 右派怎么啦？右派也是人， 也是有思想有感情的血肉之躯！也有争取自己幸福的权利， 那怕为此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直至以生命作殉， 我也决不后悔！

 

很长一段时期， 我一直在静静地等待厄运的来临， 那心情是十分复杂也难以描述的， 只是深切地体会到专制的可怖， 和自由民主的可贵！

 

这件事什么时候有了转机的， 我一直未弄清楚， 有人说因为我还是原医院的在编人员， 原医院并不同意处分我；有人说是地区管 上山下乡的负责人， 反对把我们的事和什么11号文件扯到一起， 退回了县里上报的材料；还有人说主要还是我的出色的工作， 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人在撑起一方天， 救了很多农民的命， 才＂赎＂了我的＂罪＂！众多说法中， 我对后一种说法最感兴趣， 尽管我无罪可赎， 但说明了社会对我辛勤工作的承认， 那怕是以这种方式， 我也是高兴的。不管什么原因吧， 危机总算过去了， 那一对夫妻最终目的未达到， 但还是给了我一个什么开除留用， 只发月生活费30元的严厉处分， 对此我已经无所谓了， 什么开除留用， 我从划右派起就被开除过了， 真不知一生还要被开除几次？

 

一场风波总算过去了， 尽管我们都受到了重重伤害， 还是挺过来了。我们终于拿到了结婚证， 组成了合法的家庭， 回首望望我们经历过的坎坷路， 唯有感慨系之。男婚女嫁万古如斯， 为什么我们就有那么多麻烦呢？就会掀起那样的轩然大波呢？是否我也确实做错了什么， 才授人以柄。当盘石般的重压在顶时， 我们携手并肩挺过来了， 而一旦事情冷静下来之后， 我不能不有所反思， 尽管有许多特殊背景， 也有一些可以理解的缘由， 也有爱的权利， 说到底总不是处理这样问题的恰当方式， 带来的麻烦也太多。最现实一点的是， 她还很年轻， 还需要读书， 还需要有立身于社会的一技之长。怎么说呢， 我们都不是糊涂人， 也不是事后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既使当时是两情相悦， 也该有所克制， 如果当时冷静一点， 那里会有如此的严重后果？可是事后说这些如果又有什么意义呢？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反问过自己， 如果时光倒流， 我会怎样？结论依然只有一个， 我还会这么做！为的是人间少有的那分真情， 也为的是她的哀怨无助和美丽！只不过处理方式上可能不会这么草率， 我应该选择一个更合适的时间和方式。不过这些都还是我们的家事， 依然是不容外人置喙的，更不该受到什么压制与处分！我想我要不是个摘帽右派， 他们包括一级政府会对我这样吗？

 

种种困难像山一样压在我的肩上， 我一次次地告戒自己， 作为一个男人决不能爬下！我想起了我读过的歌德的一句话：＂任何事情， 希望总比绝望好。因为， 谁也无法预测可能的界限。″我不相信我这个尚有薄技在身的医生， 一生宽厚待人， 会无路可走， 会被这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压垮。我要面对严峻的现实， 一步一步往前走， 第一步先过好生活关。

 

过日子是实实在在的事， 空想说空话都与实事无补。一个人一家人， 任何时候生存是第一位的， 划右派之后的十几年， 虽说历尽艰辛， 但我一个人了无牵挂， 工资虽低也够吃穿了。成家后最现实的问 题是我这30元的月薪， 如何维持一家三口的基本生活，成了最大的难题， 这种困难是点点滴滴的难， 是搅尽脑汁的难， 还是独吞苦果的难。当然我们还没有到不能果腹不能遮体的地步， 但我总是个受乡民尊敬的医生， 我还要使我和我的家人活得有体面， 不能让人小看了， 我的孩子也在一天天长大， 我不能让他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受一点委屈， 特别是我那年轻娇弱的妻子， 因为特殊的家庭背景和遭际， 体质上娇弱不说了，精神上是极其敏感甚至是病态的， 应该说我们是因为不了解才在一起的， 可不能像现在流行歌曲唱的， 了解了之后就分开了， 尽管我那时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是社会底层， 但她不是个庸俗的人， 看重的不是这一些， 可是她可以不这么看， 我可不能再让她多受一点委屈，政治压力再大， 物质困难再多， 都应该由我这个为人父为人夫的人担着， 这合古训也合现实。我要竭尽全力撑起这顶为父为夫的大伞， 把我的娇妻幼子罩着， 不仅不能让他们受到伤害， 还要让他们感觉到他们的丈夫父亲， 是一个正直的人， 是一个有才干有理想事业上也小有成就， 是受社会敬重也能和各类人群友善相处的人，应该说我没有让他们失望，我为了一家人能活得好一些， 是殚精竭虑了，或是说确实活的很累了， 但我也从未后悔过， 这毕竟是每个负责任的男人都该做的！

 

这些话说起来轻巧， 做起来是很难很难的， 一分钱掰两半用还是一分钱，， 柴米油盐少一分钱买不来， 俗话说一钱逼死英雄汉， 我是经常遇到的， 有一次就为了拿不出三分钱给外甥买冰棍， 弄得我十分狼狈， 二十多年后我在《羊城晚报》上发表过一篇短文，真实地记录过此事， 现抄录于后，可见当时困难的状况。

 

 

一客冰淇淋

 

 

冰淇淋叫一客一客的，是大城市的叫法， 是西餐厅麦当劳的叫法。家乡一带一直叫一支一根的， 奶油雪糕一支5分钱， 香蕉冰棒一根3分钱， 就这3分钱一根冰棍， 我也有买不起的时候。

 

去年外甥小鸣路过广州， 我俩去麦当劳去撮了一顿，给他叫了一客冰淇淋， 外甥懂事， 只要了一分十元的， 望着外甥吃得有滋有味的，我心中漫起一股无言的酸楚，二十年了，我总算还了你一笔债。

 

57年罹难后， 我和所有右派一样艰难度日，70多岁的老母亲跟着妹妹过。老人家为我当右派哭干了泪水， 但总是鼓励我， 总说日子会慢慢好起来。可我总不能给妈妈带来一点好消息， 直到妈妈去世。

 

一年夏天我去看妈妈妹妹一家， 每天下午去幼儿园接外甥小鸣， 那年天气特热， 回来的路上我照例要给他买一根3分钱的冰棒。未想到那天买的冰棒质量特差， 刚进嘴就化了，一大半摔到了地上，小鸣马上就哭了， 非要再买一支， 这合情合理， 可我大窘了，向孩子撒谎， 说未带钱，回去再买。那天小鸣也特犟，非要买不可， 我只好连哄带抱， 抱他回了家， 到家还在哭，一身是汗。母亲听说了，找出了3分钱，给他重买了一根了事， 顺口说了句，你给他再买一根不就没事了，看把孩子哭的，我再次大窘无言以对。

 

记得这是我被错划右派后， 母亲对我唯一的一次责备， 尽管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 却似重锤一样叩击在我心坎上。

 

其实当时我身上带了钱， 而且有4块1毛钱， 可是这点钱我是精确计算过的， 一分钱也不能动， 这是我回去的路费：从妹妹家到马鞍山火车站， 公交车4站5分钱， 这钱不在计划内， 走早一点就可以了， 马鞍山到芜湖火车票8毛钱， 芜湖火车站到长途汽车站6站路1毛钱， 坐4站5分钱， 但省那5分钱， 就可能误了唯一的一班长途客车。尽管我工作几十年的医院就在芜湖， 同事熟人很多， 我依然不能在此停留。芜湖到泾县榔桥汽车票3元2角， 榔桥到我下放的浙溪马渡桥，农村班车8里路1毛钱， 这钱历来我都是不花的。本来火车票、汽车票是硬计划， 那1毛钱公交车票还有机动余地， 因为火车站到汽车站这趟公交车特挤， 很多人蹭票， 或者买5分钱票坐到底。本来那天外甥在我怀里又哭又闹时， 我真想动用这1毛钱＂机动＂款，可是咬咬牙， 还是未动。心里说， 孩子， 对不起你了， 长大了你就会明白， 任何时候一个人是不能过了做人的底线的。

 

事情的整个过程， 母亲、妹妹一家人一直不知道， 其实本来可以通融一下， 钱先用了， 再从母亲妹妹那里拿一点补上也就可以了， 但我未这么做， 不是因为他们也很困难， 事实上在我最困难时期， 他们给了我很多帮助， 我只是不想让他们尤其是我母亲知道我困难的实情， 如果母亲知道我每次回去， 一路上都是不吃不喝时， 老人家会很伤心的。一个男人牙齿打碎了只能往自己肚里吞。

 

 

（原载《羊城晚报》1999年8月12日14版改题为：“一客冰淇淋还一根冰棍”）

 

 

一个大男人， 还是当医生的， 穷到拿不出3分钱， 还在这穷唠叼， 也不怕人笑话， 要知道医生这个职业古今中外可都是富裕阶层的人， 为何我这么穷呢？大概是我太无能或是太不会安排生活了吧？当然都不是！医疗水平问题， 已经说过了不再说了， 生活安排上看起来我大大咧咧的， 其实我计算是精细又严格的， 否则早出洋相了。我们所以这么困难， 完全是社会对我们不公！反右之后， 我的工资已经很低很低了， 多少年才盼到一次的加工资， 不但未加上反而降了， 真的把人往死路上逼了。都知道妻子是名作家之女， 书读的很多， 农村又极缺教师， 有的代课教师只有小学学历， 可是妻子想谋一个代课教师的职位， 居然得不到！但另一方面却又要充分利用我这个全科医生的本领， 超负荷地为社会服务， 天下有这个道理吗？我是牛是马为你们劳累， 也得喂足料啊！我到哪讲理去， 真是呼天不应呼地不灵了！就这我也不能委屈了妻子孩子， 天大的困难我一个人撑着， 正如那算小文章所说的， 一个男人牙齿打碎了， 只能往自己肚里吞！

 

正在这最困难的时刻， 妻子生了第二个孩子， 这孩子来的也真不是时候， 这对我们已经是极其困难的家庭， 无疑是雪上加霜， 我确也是走投无路了， 只得把亲生骨肉送给别人， 这是我们永远锥心泣血的伤痛， 我永远对不起这个孩子，….. 我实在没有力量， 再细述这人间至痛的伤心往事了， 唯一可以自慰的是任姓夫妻是忠厚的人， 视孩子如己出， 一家人相处得很好。在此仅向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

 

以后的路依然艰难曲折， 一家人一月30元， 只能向农民看齐， 他们种菜我也种菜， 农民养鸡我也养鸡， 甚至还和一位医生合喂养了一口猪。春节前杀年猪时， 也和乡民一样， 热热闹闹操办了一下， 请来了我培训的赤脚医生和乡亲好友，大块吃肉大碗喝（米）酒， 也是苦中作乐吧。其实平日尽管困难再多， 我还是在尽力营造一个宽松和蔼的工作环境， 在这个小医院里， 我毕竟是技术尖子， 只要我注意尊重别人， 为他们担点担子，无论是低年资的医护人员， 还是没有受过正规医学教育的社会医生， 他们都会对我很好的。他们也都是我的朋友， 即使压力最大时， 大家也相处得很好。

 

医院以外， 从公社到基层我有很多农民朋友， 那时不是强调阶级路线吗？农村的五类分子的曰子不是很难过吗？不是比城市更蛮不讲理， 甚至能活活打死阶级敌人吗？这些事我不仅有耳闻， 还有眼见与亲身经历(见附拙作记实小说<<生命天平的两端一一一薄皮棺材和阿托品>>)。我心里很清楚， 如果我一到农村， 就摆出低头认罪等着挨整的＂老实＂态度， 那你就等着挨整吧， 阿猫阿狗都能来踹你捏你， 我得牢牢记住， 从头一天起， 我就不能输了这个气势， 我不还是国家干部吗？而且有一技之长吗， 我要先争取到生存权， 我知道农民们是很现实的， 对能给他们有实质帮助的人， 也会真心帮助你的， 应该说我们一家人， 最终走出了困境， 还是靠的农民兄弟。有些细节终生难忘， 就说我种菜养鸡养猪吧， 我是一窍不通的， 全是小医院食堂张师傅帮的忙， 他对我们这么好， 除了他是个热心人之外， 还因为我救过他儿子的命， 其实那是我的本职工作。再比如每年年关杀年猪时， 有很多人家都会请我们去聚会， 饭后一般都要送我们一些瘦肉， 再配些干鲜菜蔬， 让我们带回来。实际上农民们那时也是很困难的， 一年忙到头， 就盼着过年杀年猪时改善一下， 就这样他们也未忘了感谢我这个给他们做过好事的医生。现在想来我是愧对了农民兄弟了， 救死扶伤是我的职责， 给我的报酬太低， 是政治运动作的孽， 和己很贫苦的农民没有关系， 我没有理由再从他们那里多索取一点东西， 那和基层干部们以权谋私盘剥农民们， 本质上没有区别。说农民兄弟是衣食父母是千真万确的， 所以我在农村十年， 从不敢怠慢他们， 离开农村后， 他们有事找到我， 我也都尽力给他们帮助。

 

人们常说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几经磨难我们总算是从坎底爬了上来， 不久妻子被安排当上了民办教师， 当然是第一等的， 她热爱这个职业， 工作十分投入， 深受学生和家长的爱载。我当然还是这里最好的医生， 就这样我们男耕（医）女织（教），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里， 过了几年田园牧歌式的安宁恬静的岁月，所谓＂强移凄息一枝安＂吧。尽管我每时每刻都忘不了头上铁帽的冤案， 总想着能早一天回到我原先工作的大医院去；妻子尚年轻， 还想继续读书，当一个儿童作家的理想之火， 一直还在胸中燃烧。但是在四人帮肆虐时期， 百业凋零万马齐喑的黑暗时期， 大学早己停办了， 哪里还有什么个人的前途事业。在这种百无聊赖的曰子里， 我们还能相依相守， 还有共同的爱好与追求， 还能从事我们喜爱的职业， 特别是辛勤工作得到社会的认同与称赞， 是对我们最大的慰藉。因为就医疗与教育来说， 为农民服务永远都是高尚的， 一点也不比为城里人服务差， 当一个好的农村小学教师与好的乡村医生， 精神境界上也不比一个大学教授差和城里医生差。所以虽然我们一时不能实现我们的目标， 但还有一分受人尊敬的工作， 也是聊可自慰的， 也不失为人生的一种境界。当然我很清楚我们之间的差异依然是存在的， 这种差异随时可演变成危机， 就危机而言，有一些经过我的努力或是我境况的改善，是可以缓冲或是消弭的， 有一些则是我虽然努力了， 也是消解不了的， 这正是所谓错位婚姻的悲剧所在， 现实总归是现实， 感情是靠不住的。不过尽管如此， 我还是十分珍惜一时的安宁， 我总得让她和她的家人， 以及熟悉她关心她， 还有想看她笑话的人知道， 我是一个负责任的丈夫和父亲， 尽管我能力有限， 但我将尽力使我的妻子和孩子得到幸福， 而且本来我的妻子和孩子是可以过得更好一些的， 可是因为社会对我不公， 连累了妻子和孩子跟我受了很多苦， 她们也应该想到这些都不是我的错， 不过按当时条件来说， 他们过得也不比别人差， 不但衣食无忧，还算活的有尊严， 主要是我们的优异工作， 在乡亲中还是很受尊敬的。工作之余，我们还未忘掉读书， 也尝试着写点什么， 记得我曾写过一个名曰<<闯路>>的剧本， 代表公社去县里演出了， 虽说什么思想性艺术性， 一点也谈不上， 还是从编剧作曲选演员到排练演出， 很是热闹了一阵子。妻子比我强多了， 写过一个名曰<<追担>>的剧本， 由县文化馆组成剧组挑演员， 专业导演， 代表县参加了地区文艺会演， 剧本以后还刊登在专业杂志上， 为她以后被保送到师专读书，奠定了基础。那时所谓文艺创作， 强调什么三结合：领导出思想， 群众提供生活素材，作家出技巧。我俩虽不算作家， 但在县里已是业余创作队伍里的热门人选了。经常被抽去参加这样那样的什么创作会议， 要说创作出了什么作品， 叫人笑掉大牙了， 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方针指导下， 我这样被专政的对象， 还能＂创作＂出什么东西， 随大流说胡话而己。不过我们每次还是热心地参加了， 为的一是对我们沉闷的乡村生活是一项重要的调剂， 二是总会遇到几位文学爱好者， 可以海阔天空神聊直至针砭时弊， 那时结识的凤群张洪炉朱普乐季少康等， 几十年来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妻子长去除了多一点改善处境的机会， 也算是重温一下她幼年生活在作家群里的旧梦吧。这时四人帮已经垮台了， 虽说左风仍炽， 曰子还是在一天天好起来。

 

这时先是江城夫妇在赴徽州地区革委会任职途中， 特意绕道这里看望了我们， 鼓励我们要努力读书， 等待机会， 还告诉我他任职合肥市长时， 潘毅副市长现在芜湖任职， 有困难可以去找他。潘市长我在江城家见过， 也到芜湖去找过他， 他那时也只是个保留副市级待遇的副组长，没一点权。

 

接着那位以《活人塘》和《风雷》名世的大作家陈登科伯伯，和我们有了联系。陈伯伯和我妻子的父亲都是抗日老干部， 既是苏北老乡， 又都是省作协主要领导， 比邻而居， 两家孩子一起长大。 陈伯对我妻子幼年时十分关爱， 视如己出。我从妻子那里也了解到陈伯伯许多优秀品质和遭受的种种磨难， 对他的侠肝义胆和铮铮铁骨十分敬佩。他和黄梅戏著名演员严凤英一样，是被江青点名的“钦犯”。结果严凤英不堪凌辱自杀身亡，陈登科在遭受残酷批斗百般摧残之后， 投入大牢九死一生。

 

顺便说几句陈登科和严凤英的事：安徽和邻近的省比， 各方面都比较落后， 就文艺界而言， 文革前也就两项成果， 受全国关注， 一是陈登科的长篇小说<<风雷>>， 一是严凤英的黄梅戏＜天仙配＞。就<<风雷>>而言，应该说这是研究解放以来反映农村题材的文艺作品绕不开的一部重要作品，就反映实施三面红旗政策后， 给农村带来的灾害而言，至今也难找出比肩的作品， 可惜对她除了文革时遭到以＂安学江″和＂皖敬青″为代表的猛批之外， 一直缺少认真的研究和解读。江青真不愧为文革的＂旗手″，点名真的点到安徽文艺界的死穴上来了， 杀一儆百，从此安徽文艺界一蹶难以再振。

 

记得陈伯伯是1977年平反出狱的， 先回贵池和夫人梁阿姨团聚， 当即来信和我们联系， 我们当然十分高兴。不久他在去黄山途中， 曾在该县停留， 托人带信约我们相聚， 可惜信到迟了， 失之交臂。陈伯伯复职后， 一直关心我们的处境， 作过多方的努力， 特别是关怀鼓励我们， 要勤奋学习努力进取， 希望我们在文学创作上有所收获， 并表示他一定会鼎力相助的。我们闭守乡村多年， 此时我们已经看到曙光就在前面， 新的一天马上就要来临了。

 

说来也真的来了，1977年地区师专招生，名额极少，第一轮妻子未轮上， 我去马鞍山看望母亲去了， 突然接到妻子电报：＂赠一名指标″。我知道事情有了转机， 当即赶回公社， 尽快办好各项手续， 借了一辆破自行车， 连夜借着星光骑了五十多里山路， 从高高的乌溪岭上， 无刹的自行车，几乎是飞下山的， 幸好未出事， 当夜到县城办齐了应办的事， 不久妻子即高高兴兴读书去了， 她等待这一天等的太久了， 总算等到了，….. 可是无论怎么说， 我绝没有想到， 我们已经熬过那么久了， 最后等到的居然还会是分离！

 

这个结局一时是很难接受的， 尽管我们是在错误时间错误地点错误的结合了， 尽管我们在出身上经历上性格上以及待人处事上， 有着很大的差异， 尽管我们共同生活过程中， 一直磕磕碰碰难以磨合， 但是， 我们毕竟共同生活了近十年， 这是怎样的十年啊！我们顶住了重重压力， 漠视众口铄金的流言蜚语， 在两手空空几乎衣食无着的困境中，一点一点营造那虽还简陋但也不无温馨的小窝，如她所说因我的呵护乃至牺牲， 她才没有沦为一个庸常的家庭妇女， 还能继续她的爱好和追求， 在几经磨难与曲折之后， 境况已经有所改观，虽说离人生的理想还很远很远， 但一条新路已经呈现在眼前， 那时正是黑暗即将过去， 曙光就在前面，新的生活正在向我们招手， 此时此刻我怎能接受， 所有艰难困苦中的千磨万沥， 十年来我们并肩携手才走过的坎坷路，  还有浮现在眼前美好的懂憬， 怎么会转眼间成为一片空白呢？我们共同抚育的孩子已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了， 风风雨雨中建立的小家， 怎么会说散就散了呢？不！不！这不是真实的！……但是， 当确定这一切都是现实之后， 我确曾有过较长时间的哀伤沮丧和愤懑， 也曾做过最后的争取， 当种种努力都失败之后， 我只能接受离异的现实了。因为我那从未见过面的岳父， 一直和我们没有往来， 我只得把这一切， 如实地写了一封长信， 告诉了视她如己出的陈登科伯伯， 并抄了一分给她，表示接受这个结局，合则留不合则去， 孩子我一人抚养， 她毋须负担。在给陈的信上我还说了， 和她的关系结束后， 就不会再给他写信了。陈伯和他的子女以后还为挽救我们的家庭作过努力， 对此我表示衷心的感谢。顺说一句， 陈复出之后， 曾兼任我省一家著名文学杂志主编， 我也曾向该刊投过稿， 不过都是以普通作者身分， 成败都由稿件质量说话， 到该刊连续发我多篇稿件时， 陈伯已离开编辑部多年。

 

1998年10月12日， 陈登科先生逝世后， 我曾写过一篇题为<<从小说风雷说到＂安学江″＂皖敬青″>>的短文。那不是纪念性的文章， 应该算是平民们的檄文， 声讨安学江皖敬青之流大革文化命及迫害正直文人的无耻行径和丑恶嘴脸。文章不长但有些烫手， 没有一家报刊敢用。此文某些材料乃前妻提供， 写作此文也是对在风雨如晦的日子里， 我们之间一段交往的怀念， 也表达我对陈登科先生的铮铮铁骨的崇敬之情。为黄梅戏女皇严风英的惨死， 我也写过一篇短文：《殷忧启圣一一严凤英和王冠亚的故事》， 同样是因为烫手， 无法见诸报刊。这些都是后话了。

 

还要说说当时面对离异的心路历程：十载辛劳毁于一旦， 是每一个人都难以承受的， 我庸人一个， 胸无大志， （小志有一点， 就是想有一天能为右派农场里那些绝对是无辜的人说几句话， 一辈子都在想， 它甚至成了我最困难时活下来的动力。）只想一家人能过的和和美美， 冤案能早日平反， 能过上自由的平安的普通人的日子， 我努力做一个好医生， 她当一个好教师， 此愿足矣！而且这美好的景像， 似乎已在眼前闪现了， 说这话时已经是1978年底了， 右派平反工作已经重新启动了， 我的挚友陈炳南率先平反，《人民日报》、《安徽日报》还刊登了他为能平反一事， 写给中央的信， 这无疑是宣告春天已经来临， 我能平反应该是指日可待的事了！这可是我们一家人多年的渴望啊， 为什么会在各自愿望即将实现时走向分离哩？我曾经不止一次的设想过， 如果我的右派冤案能早日平反， 如果我能早日回到我原先工作的大医院， 如果我的工资职称乃至住房等等问题， 都能有所提高和改善， 后果又会怎样？可惜天下没有这么多如果， 有的只是即将分手的现实！要来就来吧！既然呼天号地捶胸顿足都无济于事， 不如冷静地接受它， 人们常说人生不如意事十八九， 我可不是初出茅庐乳臭未干的楞小子， 人生的风浪我已经历的够多的了，再来一次又何妨？这时反右挨斗监督劳动蹲牛棚等等的经历， 从另一个角度支撑了我， 再难的事也不会比当右派更难吧！离就离吧， 我不相信就无路可走了！要说这是阿Q精神， 我也认了！

 

我们是在区法庭办理离异手续的， 庭长是熟人， 把我俩让进小房间后就离开了。我们分开已有一段时间了， 再次面对面居然会在法庭里， 真是感慨万千，一时都无话可说。只见她在不停地流泪， 越流越涌， 胸前的衣襟眼见着都湿了， 只是没有一点声音， 我也是百感交集， 一时无所措手足， 最后一次拥她入怀， 轻抚她削瘦的双肩，轻轻地说， 你比我年轻得多， 素质比我好， 将来必定会成就一番事业的， 即使退一步， 你也会是个好教师的。我一个男人带个孩子， 困难一定很多， 我尽力而为吧， 尽量不干扰你，….. 别的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其实当时我俩都有一句话哽在喉间， 那时谁要脱口而出说， 我们一同回家吧！真不知会出现什么局面， 不过去法庭之前， 我是冷静考虑过的， 就这样分手， 双方还会留一点值得怀念的东西， 何必要不欢而散， 弄得连陌路都不如呢？

 

记得我第一次和那位D女士谈那么一场漫漫8年终无结果的恋爱时， 还写过不少自鸣得意的情爱小诗。而我们这十年的婚姻， 我却一首诗也未写过， 妻子责怪过我， 我说我不敢班门弄斧。但我却抄了一首普希金的诗给她， 说是我们共同欣赏。记得这首诗题目是<<无言>>：我默默无言地坐在你的面前

望着/ 你迷人的眸子闪烁着奇异的火焰/ 这火焰却结合了内心的寒冷 诚然/ 如果要爱你很不智/ 如果不爱更是百倍的愚蠢。  我十年婚姻的结论，大概就是不智吧！

 

我俩从区法庭签字挥手一别， 悠悠二十余年矣， 时间是疗治伤口最好的创药， 所有的恩恩怨怨， 都早已随风飘散， 剩下的只是对我们十年甘苦与共的，虽也诸多磨难也贫困也尴尬但也不乏温馨的漫长岁月的无尽回忆， 那确是我们人生最困难时期， 尽管我主观上希望你能过的更好一些， 但贫贱夫妻百事哀， 你跟着我吃了许多苦， 对你这样娇生惯养的女孩子， 尤为不易， 这里仅表我由衷的谢意与歉意了。以后我在报上见到过你发表的小说和读者的评论， 我和孩子衷心为你高兴。听说你现在中国第一大城市从事你一直喜爱的教师职业， 我相信你会干的很出色的， 而且我也相信你还会在文学创作上有一番成就， 祝你早日成功。至于那难忘的十年， 尽可以依你的思维方式去评述去理解， 不问怎样， 只要你过的好， 我和孩子们都是高兴的。至于外人怎么看， 不必介意， 我们从开始到结束， 已经听惯了各种各样的叽叽喳喳， 正所谓有一千个观众， 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们各自走各自的路， 别管别人怎么说吧！

 

1979年4月， 我调回原先工作的大医院， 十年乡村医生生涯结束了。当年7月， 我的右派冤案得到改正，21年的右派生涯也结束了。按说我的右派经历故事也该结束了， 但是还是右派问题给我带来的艰难与困厄， 远没有结束， 有许多事还不得不说。

 

 

（五）、改正之后

 

1997年2月，我在给一位著名作家的信中曾说到：＂…1979年改正回院时， 已是满身疮痍， 心力交瘁….. ″这是实情。那一年我已经42岁了， 身边还带着个不满十岁的孩子， 虽说改正了， 恢复了原工资级别， 可只是21年前的级别， 月薪40几元， 技术职称还是最低的医士， 我的同学们很多都当上了主治医师了， 我在学校可是公认的学习尖子。对此我很坦然， 我对自己临床实力和理论功底， 是有信心的， 那是经过实践一再验证过的， 一旦我回到临床， 不用多久， 我岂止不会差于中专同学， 和全院所有年资相近的各大学本科生比， 我也不会比他们差。事实也正是这样， 我在一边写小说一边做临床时， 仅仅只用8年时间， 就完成了从医士一一医师一一主治医师一一到副主任医师的四级跳， 而且决不是年资上的照顾， 副主任医师的考试， 那可是全地区集中会考， 卫生厅统一调配， 异地区监考的。 而且考前明说了， 全省只可能有1/3人通过， 考题很难， 六门课不计总分， 有一门不及格即淘汰， 真刀实枪， 毫不含糊。大考场里六门课五门我交了头卷， 我是全地区第一批通过的六个人之一。以后我做了一个科室的业务主任， 还是这个专业的省学会委员， 地区学会的主任委员， 出席过省内国内乃至国际学术会议，常参加院内外危重病会诊，在市内做过大型学术报告。这对一个只有中专学历， 在一家大学附属医院工作的医生来说， 可能是做得顶了。其实这些都是浮华的表象， 我自己心里很清楚， 我还是我， 职称高了， 职务高了， 并不表明你本领长了多少， 医学从某种角度看还是实践科学经验科学， 医生当久了， 当然经验会多些， 但是要做个好医生， 那是要全身心投入， 不能心有旁鹜的。我离这个标准相差是很远很远了。十五年前我进这家医院时， 确也曾专心致志过， 那时认真读的书， 可说是惠及终身的。这次重回这家医院， 再也没有那时的心情了。说起来也是个悖论， 当我一心想当个好医生时， 偏偏不给你这个机会；而当你有可能重新集中精力， 为医学献身时， 却又自己给自己找来许多困扰， 使自己不能潜心医学，做一个真正的好医生。

 

头一项困扰是实实在在的， 那就是男人带孩子。那是点点滴滴无所不在的，那是比经济困难更要困难得多的事， 没有过亲身经历的人， 是想象不到的， 不想细说它。还是说一点经济困难的事， 比较容易沟通。我们父子俩每月四十来元， 我知道那比在农村时还要困难得多的， 在农村我们可以养鸡种菜， 乡亲们吃不了的蔬菜杂粮， 分一点给我们是平常的事， 别的用费也极少， 抽点烟也顶多是1角5分一包的玉猫烟， 因为烟盒上有两只猫，农民叫它猫对猫， 偶尔抽一回2角3分1包的水上飘（东海牌烟）要快活几天。进城后一切都变了， 一口水也得买， 孩子也渐渐大了， 学习费用也渐渐多了， 一切我都得事前计划好， 不得有一点疏漏， 否则岂止是捉襟见肘， 出洋相丢面子甚至被人嘲笑受人奚落的事， 随时都会发生的。我算是经历过种种磨难的了， 一切还能忍受， 孩子正在成长， 干万不能给他受一点委屈。怎么办？增收无门， 只能靠节支了， 孩子正在成长， 我也很劳累， 营养上不能亏了， 那是百年大计！先戒烟！从回院第一天起就戒， 因为调我回院是先说定的， 我得先到医务科去当干事， 有一项任务， 就是编一本建院三十周年医学论文资料汇编， 要一位既懂医又懂点文的人， 医生之中有中文系本科学历的人， 就我一个， 我只能勉为其难了。编书是业余的事，白天得处理种种医疗事务， 找医务科办事的人很多， 少不了要敬烟的， 两位科长都是老烟枪，医务科里经常烟雾缭绕， 而且都是好烟， 对我是很大的诱惑，我对这种现在人称之为有百弊而无一利的烟草， 是有感情的。我在乡村困守十年， 尤其是面临家庭解体的惆怅迷惘中， 这种有一个美好别名＂寂寞中的情侣″的卷烟， 给过我许多慰藉， 常常是夜深人静， 孩子已睡熟时， 我一个人闭灯静坐， 点起一根烟， 有时深吸几口，有时一口不吸， 听凭那一点萤火， 在慢慢燃烧。文人们常说有书读书无书读心， 我的心也枯竭了， 就读那一点萤火吧！回城后境况并无大变， 为了生存， 只得和那位＂寂寞中的情侣″分手了。我必须上班第一天起， 就声明我是不抽烟的， 就是免费的烟我也不能抽， 而且要面对诱惑若无其事一样， 上班不抽下班也决不抽！我粗略地估算过， 仅戒烟一项， 相当于增加了一级半工资。

 

一年之后， 那本<<临床资料汇编>>的书出版了， 虽然是内部资料医院之间交流的书， 我也是付出心血的。选稿、定稿、编辑、排版、校对、发行， 都是我一个人的事。有些小科室未发表过文章， 就要他们送资料或是选些病历送来， 我越俎代庖， 以他们科室名义或经治医生名义刊登， 大体上反映出我院的医疗科研水平。可惜没有报酬。以后还帮地区卫生局编了地区卫生志， 洋洋数万言， 也是业余时间编的， 只得到区区30元说是安慰费， 后来听说编志这种事， 都是脱产专职的， 报酬都是上千的， 我大傻一个。我总认为这些事不过是资科罗列编排， 不用化大力气， 不能和文学创作比， 说不上报酬不报酬的。

 

我不是干行政的料， 书编完后， 就要求下科室了。按说那时我正当盛年， 本来应该再回大内科奋斗一番的。我却要求去传染科， 科长们不解， 说大内科张主任李主治医师不都对我很好吗， 传染科负责人对你可一直是心存芥蒂的， 去了可能对你不利。我谢谢两位科长好心， 说那好呀， 那我就更不能偷懒了， 再说每月不是还有7块钱营养费嘛， 不又加了一级工资吗？其实他们也都了解， 我不去大内科， 关键问题是我已经不能全身心投入了， 我要为我的文学梦去夸父追日了， 因为那时我已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了。

 

回到临床后， 麻烦更多了。头一难是孩子无法安置， 在医务科是上行政班， 晚上可以和孩子在一起， 到临床后就得上夜班， 四天一轮转， 上夜班那天，11岁的孩子一大晚上就一个人守着一间空房子， 自己看书做作业， 自己洗洗， 自己一个人睡觉， 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 早上要是科室工作丢的开， 我就赶回来， 叫他起床洗漱弄点吃的， 科室忙我回不来， 他就靠闹钟喊醒自己，自己忙自己， 起早了还能到食堂买点吃的， 起迟了就随便在街上买点什么填肚子。有时晚上科室工作不忙， 我就回来和他说说话， 看看他做的作业， 有时我回来了并不进家， 从窗外看他在做什么， 那时作业还不算太多， 做完了也就一个人瞎玩， 东翻翻西翻翻， 家里实在没有什么吃的了， 有一回居然喝起酱油来了， 我在窗外差一点要喊不能喝了， 他大概也是尝尝太咸放下了。我在窗外长叹了一口气， 哀他也自哀起来， 我父子俩过的是什么日子啊！这时我突然想起我送走的另外一个孩子， 养父母待他很好， 有了他之后， 养母连着生了两个妹妹， 一家人乐融融的， 还盖了新房， 养父也只是一个农村赤脚医生， 不过会一点瓦匠手艺， 不仅能养家活口，日子还过得蒸蒸日上。比起这位亲家来，我是自愧弗如了， 有时想那个孩子送走也许是送对了， 起码现在过的比这个孩子好。我又在想， 这样的窘境究竟和错划右派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不是已经改正了吗， 为什么日子还这么难呢？

 

这样想那样想都是空想， 关键是怎样才能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看到孩子日子过的这么苦， 特别是看着孩子学习成绩在下降我又无力改变时， 我发大愁了， 实在也是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 我只得向孩子的母亲求援。她那时在一家农村小学当教师， 就住在学校里， 虽说生活条件艰苦些， 但学习条件比我这里强的多。我信上说希望她能援手， 并说考虑到农村生活艰苦， 我决定从每月44元工资里， 寄给你们30元， 孩子来往的路费和衣服等杂费仍归我负担， 我每月不是还有7元钱的传染科营养补贴嘛， 节约一点日子也能过。孩子的母亲答应了， 我顿时一身轻松。

 

从1980年9月， 孩子离开我， 到1981年5月， 孩子再回到我身边， 一共9个月时间， 是我一生最为珍贵的二百多天， 虽然我还在做临床医生， 工作之余还得应付各种考试考核， 还得为晋升查资料写论文， 还得带教实习学生什么的， 而且哪一项也不能做差了， 这不仅因为基础差了， 顶头上司对我不好， 主要原因还是感到医生职责的重大， 又是我的衣食父母， 从良心上从道义上从未来前途命运的走向上， 不要说容不得我有半点差池，而且跟不上都不行。即使从业余创作上讲， 我只有先把医生当好了， 文学创作上不问有无成果， 别人才不会说三道四，说不定还会听到几句好话， 否则的话， 可能鸡飞蛋碎， 两头不着地， 白白耗掉生命与激情， 一事无成的。二十多年来， 虽然我一直是这么做的， 所以虽没什么成就， 总算还平稳， 或许还能聊以自慰， 但是从另一角度看， 我大概缺少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人的基本素质， 不能豪情奔放， 不敢勇猛精进， 未能有取有舍，我只是个中等资质的人，还妄想鱼与熊掌兼而得之， 结果终其一生， 也只是个普通医生和业余作者。

 

记得送走孩子之后， 我在房间里枯坐了两天， 先使自己的心情宁静下来， 厘清这些年繁杂生活经历和思路， 预测一下我能得到多少业余写作的时间， 再初步拟定我能做多少事。创作完全是个人的事， 有过这么多年的等待， 我想我能把握好自己的材料和表达方式， 乃至激情的释放和节奏的控制等等。但是关键的一点，我掌握不了， 就是孩子的母亲能帮我带多长时间孩子。既然掌握不了这一点， 别的设想都是空的， 两天思索的结论只能是抓紧时间做事， 做一点是一点吧。

 

每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人， 我猜想都会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吧， 否则人云也云随风摇摆有什么意思， 说到底不过文坛小混混而己。哪里是我的一亩三分地呢？当然是那家改造右派的门口塘农场了！这里曾经有过近1500名右派， 几乎全不是来自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 都是基层单位的普通职工， 居然还有文盲和半文盲， 几乎全是些和整风反右不相干的人， 不仅和57年报纸上竭力宣传的什么关系到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对不上号， 而且也和新时期对整风反右下的结论性意见， 即右派大都是来自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也大相庭径。我不仅对这一千多人有较多的了解， 而且以后得知这种现象，决非只是我们那家农场， 有相当的普遍性， 这又是为什么呢？根据什么样的需要， 要株连这些普通百姓呢？我草民一个， 从未想到对关系到多少亿人， 影响到几十年政治生活的大运动评头论足，我只想把我经历过的、亲眼见到的、亲耳听到的事实， 真实地记录下来， 给后人留下一点真实的资料， 我也从心眼里赞同， 新时期开始时， 那一句最有感召力， 也最振奋人心的结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相信这一定是执政党的既定方针， 而不是某个时期出于某种需要的一时权宣之计。朱总理近年曾一再提到要关注弱势人群， 而我所要反映的应该是受苦受难受冤最重的一群人了， 许多人已经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活下来的人也大都晚景凄凉， 很多人已被世人遗忘了， 这显然是不公正的。不是有人说吗， 关注历史就是关注我们自己嘛。历史不该遗忘他们， 应该说今天的和平安宁环境， 和前几十年比， 经济上也富裕多了， 乃是前人包括受运动牵连的无数普通人的牺牲才得来的， 所以更不能忘了他们！

 

我这个愿望也许有一些现实意义， 但真正着手做起来， 却非易事。我虽不敢说有什么使命感， 但我清楚我接触过的数以千计的基层右派和什么反社会分子， 极少有能用笔发言的人， 正如鲁迅先生所述， 地狱里最苦的鬼是无声的， 既然我和那么多无声的人群， 曾经朝夕与共气息相通命运相同， 而我侥幸活了下来， 并且以待罪之身去中文系读了四年书， 为的就是能为那无声的人群说几句活， 我这个欲望已经埋藏在心里很久很久了， 总也没有时间去实践它。孩子送走后， 突然有了时间， 本该立即动手才是， 可是我反复掂量， 还是觉得这类题材太凝重， 我一时还把握不了它， 说白了就是我的文学功底还很差， 语言能力结构能力都不够， 对问题的思考也不成熟， 如果过早动笔敷衍成章， 就可能是一锅夹生饭， 那就对不起已经死去和活着的难友了。我还需要学习， 需要不断地操练， 还要借鉴别人的创作成果。那时正是原右派作家群体复出后， 创作的＂井喷″时间， 反映右派生活的作品， 各刊物都是连篇累牍的，其中不乏像汪曾祺张贤亮从维熙高晓声李国文王蒙等高手的大作， 能见到的我都认真的读了， 获益良多。但也感到他们笔下反映的人物， 也包括他们自己， 大体上还是知识分子圈子里的事， 即使他们沦为阶下囚成了二等公民了， 干的牛马活吃的猪狗饭了， 骨子里还是知识分子， 环境再恶劣， 也还在想着有朝一日能回到知识分子的岗位上来。他们是已经落入过社会底层了， 但依然和本来就是社会底层的右派们， 有着质的区别。知识阶层的人们也包括我自己， 一旦塞饱了肚子， 除了会想到平反自己的冤案. 还会想到自己的专业自己的成果， 和追求的目标， 这是正常的， 否则心死了岂不成了行尸走肉了。可是来自基层右派和反社会分子们， 却不是这么想的， 他们从来就没有过什么专业， 更没有什么追求目标， 他们想些什么呢？当然首先也是能活下来不被饿死， 再就是不当五类分子了， 因为那是要终身受管制被虐待的， 运动高压时被打死也是平常的事。所以这批人都特别胆小怕事， 本来是最好统治与驱使的一群人， 是最安分守己的， 可是偏偏这些人受苦难最深， 在我们农场饿死的累死的被打死的主要是他们。所以那些关系到知识分子右派文章当然要写， 反右扩大化，伤害了大批知识分子， 使国家的科学文化事业受到了重创。三中全会以后， 拨乱反正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可是那被扩大了的55万多（应不包括什么＂反社会分子″之类的杂牌军）的右派群体， 固然有很多可用之材，  但是更多的应该说还是普普通通的平头百姓， 他们在运动前后和改正前后， 可以说都未有过什么成就和贡献。但是如何对待这些最普通的基层受难人员和他们受牵连的亲属， 则能反映出社会的良心和舆论的公正，也能看出执政党和政府的民本思想。正因为我想到我要反映的基层右派的人和事， 牵涉到这样的大主题， 更不敢轻率下笔了， 还是先练练笔， 写点别的东西， 等时机更成熟一些， 再潜心记录那一段难忘的往事吧！

 

考虑成熟之后， 我就开始动笔了， 除了上班时间， 一直就扒在一张条桌上， 以大约每天近两千字的速度， 马不停蹄的一路写下去， 都乱七八糟写了些什么， 未成稿的东西都扔了也忘记了，9个月后粗略统计了一下， 成稿的大约有十来万字吧， 其中大部分未被采用， 成了抽屉文学， 有四、五万字以后陆续发表了， 虽说也没什么影响， 我还是十分高兴的， 说明我的努力没有白费， 说明我还有一点驾驭文字的能力， 也使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而更大的收获， 则是让我尝试到了潜心创作的乐趣， 那怕还只是业余习作。像我们这样历经坎坷， 思想复杂的人， 对事物是极敏感的， 常常是每天脑子里乱七八糟的在想各种事， 又茫无头绪，而当你一旦能把你的思想见解变成文字且记录下来时， 那是十分快慰的。特别是写小说， 常常只是一点有意义的素材，或是一点想法， 经过你的虚构你的谋篇布局闪转腾挪你的人物塑造， 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煞有介事的就像世上真的有过那样的事真有那样的几个人一样， 那真是个美妙无比的时刻， 怪不得有人说小说是文学之母。那和当医生治病救人的乐趣， 完全是两样的， 而且这两样乐趣都是崇高又美好的， 我能同时创造了它享受了它， 心情是十分愉快的。不过别人看来， 我是个十足的傻子，过着最贫困的生活， 一个人天天爬格子到深夜， 一分钱未挣到， 收到的尽是些退稿信， 还那么苦那么累干什么？我当然不去辩白， 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不算聪明可也不笨， 我正在熬每一个文人几乎都熬过的长期的难耐的寂寞， 也正是这难耐的寂寞， 淘汰了文学路上无数的投机者彷徨客急功近利的思想浅薄的心智平庸的和畏首畏尾的浅尝辄止的。我不敢说我会成功， 但我一定会锲而不舍， 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做， 至于我能做成什么样， 且不去想它！不是有人说， 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嘛！

 

当然， 有快乐也有苦恼。最大的苦恼不是退稿， 而是＂业余″， 尽管文学创作需要我全身心的投人， 医学却是我的衣食父母， 也是不能有半点差池的， 如何调配也是煞费苦心的。比如每夜我限定自己工作时间， 不能过1点， 因为第二天还得精力充沛地去当医生。常有这样的情况， 枯坐整整一晚上， 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好不容易所谓灵感来了， 正哗哗往下写呢， 闹铃响了，1点了， 我赶紧草草收拾一下， 用双脚把自己搬到床上去， 任它如何的亢奋， 我也逼着自己入睡， 那是很尴尬很难受的， 不过再难我也认了， 因为这个苦是我自找的， 怨不得别人。

 

天下再难的事， 只要锲而不舍地做下去， 总会有些收获的。约一年后， 我大大小小的文章陆续发表了， 先在＜合肥晚报＞副刊上， 发了一首短诗，8行， 稿费2元， 曾引来哄笑， 我却很高兴， 我知道它和我文革前发表过的几首顺口溜式的东西， 已不是一回事了。其实那时我还写过不少长一点的诗， 不过不是为了发表的， 诗人必须有天赋的， 我知道自己没有， 没有就别强求， 那时已经有朦胧诗了， 还有什么后现代再加上主义， 读起来都是云山雾罩，那敢东施效颦。我学诗写诗主要是为了净化自己的语言， 这是极好的方式。再则还是中国的老传统：诗言志！按说这是年轻人的事， 我可已届中年了， 不过那时不是有人说， 文革耽误了十年， 要减去十岁吗？我21岁划右派，42岁改正，应该减去21岁才对， 所以我就尝试着也写了一首年轻人写的所谓励志诗， 对我当时如何面对种种困境， 还真的起了点作用。尽管只是几句大白话， 可也是当时真实的心路历程， 不妨抄录如下：

 

0之歌

 

我不是一口记忆的枯井

 

不储存侮辱和不幸

 

我是西子湖碧水一圈

 

胸中荡漾着天光云影

 

 

我不是叼着烟卷的阿Q

 

不在变态麻木里自贱自轻

 

我含一根羽管沉思

 

要写一首雄浑的出征行

 

 

我不是色彩斑斓的肥皂泡

 

不炫耀转瞬即逝的幻景

 

我是一滴纯净的雨点

 

融入大海我百倍晶莹

 

 

我不是神龛下的蒲团

 

毋须晨昏叩首拜佛诵经

 

我是一只调色盘

 

浓墨重彩描绘我的憧憬

 

 

我是生命的年轮

 

岁月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我是一穹傲岸的颅盖

 

崇尚尊严诚实

 

鄙薄怯懦逢迎

 

 

我渴求真情的热吻

 

蔑视金钱与虚假装饰的爱情

 

 

我是0时  萌动于混沌的子夜

 

新时期号角催我苏醒

 

 

我起步于0公里 向着前方

 

向着未来向着成功也向着失败我加大引擎

 

 

82年初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妹妮姐》， 在省级文艺刊物《江淮文艺》上发表了，2条7000字，稿费45元，和我月工资相等。半年后，该刊发了我第二篇小说《人流》，9000字， 稿酬60元。那年我还参加了省文联召开的， 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的小说研讨会。接着我的散文《墨缘一一追记沈钧儒先生在黄山》， 发表于《黄山》旅游杂志头条， 接着《艺谭》、《文艺情况》、《大江文艺》、《芜湖日报》、《安徽日报》等报刊，不断发表我的作品。还得了两次省级奖。虽然还只是习作， 没有深刻的东西， 但说明我正在一步一步往前走了。可惜这些文章都是那9个月空闲一点时间写的， 以后陆续发表的。81年5月孩子再次回到我身边之后， 我的创作活动， 就基本上停止了。

 

那年5月5日， 我刚把30元的生活费寄去， 孩子母亲10号就叫孩子一个人， 坐长途汽车回来了， 一封信也没有， 孩子也不说什么， 我也不便问， 却马上使我陷入极端困难之中了。经济上困难不必细说了， 当月只剩下不足20元了， 两个人一个月怎么熬？熬不过也得熬！最难办的是如何安置孩子， 这个学期还有近两个月才结束， 怎么到学校去插班， 不过再困难也要送学校去呀， 放家里咋办？平曰他白天到学校去， 晚上我四天一个夜班， 值夜班那晚上， 我都感到孩子一人孤独在家好可怜。到下学期开学还有近四个月， 他要是一个人孤独在家里， 不把他毁了吗？必须去读书， 功课耽误了还是其次， 最要紧的是， 孩子要能心理健康的成长， 必须帮助他很快适应新环境，有新的小朋友！想来想去， 终于想起了我蹲医院牛棚里结识的难友戴瑞青科长， （戴科长不是右派， 但却是我院受罪最深的， 早在文革前， 他即以反标一案， 被关在单间牢房18个月， 差一点被处决或瘐死狱中， 后虽经公安部笔迹鉴定否决了， 文革中再次被关进单间牛棚， 出单间到我们大牛棚后， 我俩成了好友， 知道了他被栽脏诬陷的原诿， 为他我写了一篇纪实文学：<<一个死刑犯的自白一一在有＂反标″的日子里>>） 他妻子是一家小学的资深教师。果然戴科长夫妇热情援手， 帮助孩子插了班， 我松了一口气。这件事给我伤害很重， 不是因为中断了我正激情澎湃的文学创作了， 抚养孩子也是我的责任， 和抚养孩子比写文章算不了什么事。我感伤的是尽管我们情尽分手了， 十年的甘苦与共即使没什么值得留念的， 即使我有什么对你不是之处， 何必要给孩子过不去呢？不过我什么也未对孩子说。

 

9个月之后， 一切又还了原， 还是父子厮守艰难度日， 我俩再也无处求援， 就认命吧！未想到的是新的矛盾又来了， 新矛盾居然是电视！那时我住在筒字楼二楼中间一家， 左邻右舍都是上海人， 先是里边一家有了台9寸的黑白电视， 放在女儿房里， 女儿是毕业班学生， 功课忙， 电视很少开， 开了我们也从不过去看。以后外面的一家有了电视，12寸黑白机， 电视机就对着过道的窗子， 我们走来走去都能看到， 当时正是中国女排五连冠时期， 电视机里外都是一片欢腾， 我父子俩也常过去凑热闹， 人多时无所谓， 就他们一家人时就尴尬了， 孩子内向， 活不多， 特爱看电视， 尽管邻居很热心， 我们却坐立不安， 我看到孩子常常是半个屁股落在板凳上， 有些寄人篱下的味道， 心中不是味儿。为了不让孩子受委屈，毅然决定咱家也买一台！那时刚好百货商店有分期付款电视卖，12寸黑白日本夏普机， 每台450元， 首期付120元， 以后每月付30元1年付清， 但要由机关财务科每月代扣。首期我从同学那里借了一点，刚好第一篇小说稿费到， 凑凑也够了， 但去财务科办手续时， 经办人皮笑肉不笑地说了一句， 叫我要想好了， 别后悔， 她想像中我月工资四十几元， 扣去30元两个人日子咋过？我说你管那些干什么， 你按月扣钱得了！她不知道我衣袋里正装着几张各刊物寄来的用稿通知单， 那是我的底气。记得是<<黄山>>杂志社帮我付了一个月， <<艺谭>>杂志帮我付了一个月， <<江淮文艺>>的第二篇小说稿酬帮我付了两个月，总算对付下来了。只是孩子贪恋电视， 学习成绩下降了， 真是顾这头就顾不到另一头， 我也不知该咋办才好了。

 

82年我已经45岁了， 奋斗半生， 全是失败， 只剩下身边这个孩子了。我当然希望他过的比我好， 这一要靠我的尽力， 更要靠他自己的努力。他和许多单亲家庭的孩子相似， 很内向话不多， 我们缺乏交流， 眼见他学习成绩在下降， 我也无能为力。写文章的事是停下来了， 几乎是戛然而止的， 心里实在不是味儿。要说9个月之前， 我想做点事做不成， 虽然也懊恼， 可毕竟对自己创作能力没有把握， 时间一长， 激情已过， 就会渐渐认命了。而有了这9个月的试验之后， 虽说离什么成就之说， 还很渺茫， 但确已多了许多信心和懂憬， 就这么停下来，是不甘心的。不甘心咋办呢， 没什么好办法， 不过就钻钻时间的空子罢了 ， 值夜班处理完医疗上事务之后啦， 晚上孩子睡了的时候啦， 总不让自己闲着就是了。其实那种鸡零狗碎的拼盘，是做不了正事的， 更不敢轻易动笔写那自视为神圣的右派小人物的系列文章了。这么一耽搁，就错过了发表这类作品的最好时期， 我不止一次的设想过， 如果一开始动笔，就写自己最想写的基层右派的故事， 会是什么样的结果，设想又有什么用呢， 空自嗟叹罢了。

 

我想我得换一个活法了， 不能让空想与嗟叹长期困扰自己， 我是生理上感情上都很健全的人， 我要重新建立自己新的家庭， 寻找自己的真爱， 承蒙徐应康谢兰荪贤伉俪的热心介绍， 认识了现在的夫人， 从此我们真诚携手， 走过二十余年风风雨雨路， 我这条在急浪险滩中飘摇了四十余年的小舟，终于找到了可以终身停泊的港湾，古人云：天意怜幽草， 人间重晚晴。趁现在身心尚健，努力去做一辈子想做未做成的事吧， 盼望能有所收获。

 

 

2003年4月8日初稿于广州

 

 

 

 

 

 

 

 

 

 

 

 

 

廿二、生命几何

 

 

1969年5月我们那家有五百张病床的中等城市医院，在砸烂城市老爷卫生部的震天撼地的口号声中，支左军代表傅一元一声令下，医院停诊，眨眼的功夫，一座充满生机受到无数病家信赖，彻夜灯火通明，人们忙碌不休的救死扶伤场所，顿时一片死寂。紧接着全院五百多职工分批下放，我第一批来到这地区的边陲小镇。虽说不问医生护士化验药剂每个人都发了一个价值十几元的小药箱，可是里面连听诊器和针管都没有，怎么当医生？更别说什么要去占领农村医疗卫生阵地了。我下来之后百无聊赖，终日无所事事，又没书读，又无人交谈，活脱脱一副行尸走肉。熬过一段时期之后，我才猛然发现，经过几年的大批判，斗争会，关牛棚，和写不完的检查交待种种风雨之后，唯一值得留恋的事，原来还是医生这个职业。我多想重新穿起白大衣，拿起听诊器，奔波于病房门诊间，再忙些再累些，风险再大些也不要紧……可是这一切都远我而去了。什么时候我才能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呢？

 

未想到这一天马上就到了，而且有点来得猝不及防。

 

那是一个燠热的三伏天的午夜，我在这蒸笼般的小屋里好不容易熬过酷热憋闷的傍晚，刚有点睡意，忽然听到轻轻的敲门声：“嘭嘭…嘭嘭”，开始我以为是自己的错觉，我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谁会深更半夜敲我的门呢？我又昏沉沉地睡了。

 

“嘭嘭，医生……医生……请您去看一个病人”，一种女孩子特有的细声慢语响起了，像是要请我去看病。职业的警觉，使我豁然清醒，转身就下了床，深夜请医生，一定是重病人，我开门一看，门外月光下站着一个小女孩，那样子有些急促又有些腼腆。

 

“小姑娘，你家谁病了？你看我这儿啥也没有，怎么看病呢？”

 

“不是我家人病了，我是陈医生女儿，我爸叫我来请你，有一个人打农药中了毒，我爸说农药中毒这种危险病，只有你才能医好！”

 

“小姑娘，这种病确实危险，应该赶快送公社医院呀！”

 

“公社医生都没用，送一个死一个，你行行好吧，这个人好可怜！”

 

医生受到病家，尤其是同行的信赖当然是高兴的事。但我满腹狐疑，这位陈医生怎会知道我能医这种病呢？再说他们那只有一间房的小诊所，能收治这种危重病吗？去看看再说吧。

 

我住小镇东头，陈医生的小诊所在西边，说是小镇其实也就三五十户人家一条二十来米小街而已。有一家小商店，一个汽车招乎站，一家小饭店，饭店对面就是陈家小诊所。我不烧饭，一天三餐就在小饭店里把肚子糊饱就行了，所以几乎天天都能见到那个矮胖矮胖的医生陈老头。不过从未说过一句话，开始时老头转动着一双老鼠眼，机灵中透着狡狯，皮笑肉不笑的表情里，透着明显的敌意，使我愕然。听人说这老头在公社医院干过，说是因为什么历史问题被开除了，被这里大队收容，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开了这么一个非公非私的小诊所勉强度日。我猜想他是否也听说了，我们下放医生是来占领农村卫生阵地的，那样他一家人将衣食无着。别人怎么做我不管，我每月还有三十多元生活费，为什么要不让别人活呢？所以下来两个多月我未看过一个病人，这才使他一家安了心，也才可能想到请我会诊。只是弄不清他怎么能判定我能治好这样的危重病呢？

 

我终于走进了这家小诊所。从房屋结构上看，和普通农舍毫无二致：两间小卧房的房檐向外伸出三四米，算是堂屋，边上一间厨房，屋后应该有小菜地猪圈什么的。他们在堂前摆一张大方桌，放一些外用药和煮沸器注射器等物件，靠墙立一个小药柜，一张家家都有的小木床，这里人称作“和气台”的，就充作检查床和病床了。世界上大概找不到比这更简陋的医疗机构了。

 

病人就躺在那张“和气台”上，果然十分危重：口吐白沫，四肢厥冷，大汗淋漓，神志昏迷，一股浊重的蒜臭，弥散了整个空间。由于面部及四肢不停地抽动，无法辨认出他的年龄。稍有经验的医生，马上就能诊断出，这是一例严重的有机磷农药中毒，病势危重，如不及时有效的抢救，病人会很快死去。

 

“尽快找到一条静脉，把所有的阿托品都找出来，用一支大针筒，先抽五十支！”我毕竟是训练有素的医生，已经上了战场，一切闲话都是多余的。

 

未想到这家女主人，还有这一手绝活，在昏暗的灯光下，给一个四肢不断颤抖的病人作静脉穿刺，大医院护士有把握的也不多，她居然一针见血了。只是那位陈医生听我说一次要抽五十支药水时愣住了，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手足无措地在瞎忙乎。

 

“五十支！五十支！……我自己来！”我见陈医生手忙脚乱，急忙抓起砂轮锯刀，一排排划过去，然后用镊子“啪啪啪”一齐敲开，吸进大针筒。边敲边瞄了一下药柜子，阿托品针还有一小摞，能抵挡一阵子了。阿托品是乡村医生看家药，用处很宽，也是对付有机磷中毒的主要武器。

 

你，按住针头！不要让它滑出来！你，压住病人的双肩，限制他躁动！病人家属呢？”我四下一望，只有请我来的小姑娘，怯生生地站在一旁，别无他人。陈医生夫妇也不回答我的问话，我只得对小姑娘说：“快拿一张纸，一支笔，记住我说的话！”小姑娘见自己被派上了用场，很高兴，马上就准备好了。

 

我看了看表，边推药边一字一顿地说：“2点10分，静脉推注阿托品20支，含10毫克，此时病人神志…瞳孔…四肢…脉搏…”说到医学术语，我格外注意吐字清晰，惟恐她闹不清。

 

“2点30分推15支…3点推10支…10支…6支…此时患者呼吸…脉搏…神志…瞳孔……”

 

我长时期没有过这样的亢奋了，许多学过的知识和多年积累的临床经验，一齐都拥到眼前来，我临危不惧，成竹在胸，措施准确果断，有点像个能征惯战的将军。职业真是个美妙的东西，能使每一个人陶醉。

 

眼见药架上的阿托品在急剧减少，地上破安瓿堆成了小山，这是现代医疗技术在和死神作殊死的搏斗。当我把最后剩下的20支阿托品，一齐加入一瓶500毫升的葡萄糖盐水中静脉滴入时，病人的各项生命指征正逐渐趋向正常，还睁开了眼，毫无目标地转了一圈又闭上了，这当然是值得欣喜的。陈医生一家人都很高兴，我却并不轻松，要说已经脱离了危险是为时过早，只能是初战告捷。由于患者体质差，摄入量多，预后依然难测，如果后续治疗跟不上，或是那个环节掉以轻心，病情极易反复，弄得不好功亏一篑是常有的事。别说这家小诊所要啥缺啥，连必需继续补充的阿托品也已罄尽，下一步咋办呢？打农药本来是生产队的事，中了毒应该是公伤，为什么家属，队里人一个也不在？这些事都印证了我的猜测，病人不是普通农民，一定是个“老四”（四类分子）无疑了，我理解陈医生一家人为什么没有向我点破了，都还是善良的百姓。

 

夏天天亮得早，鸡鸣狗叫，小街上开始有人走动了，面对眼前的艰难局面，我们都不说话，相互默契地在等待着……

 

果然，不久门外有了人声：

 

“老陈，人死了没有？别让他死在你家里，那不把小丫头吓着了！”随着一声高门大嗓，进来了一个跛一只脚的矮瘦男人，问一个人死未死就像问一只小狗。他见我们都未答话，这才注意到“和气台”上那个人还在吊盐水哩，连忙惊奇地说：

 

“怎么！活过来了？算他命大！我只当夜里就翘辫子了哩，真是孬人有孬福！这1605和1059可都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啊 ，哪一年哪一个公社不要死几个人，多少比他中毒轻的人都死了，他怎么活下来了呢？”这像什么话，我行医多年，只见过许许多多对各种死亡表示哀伤或是惊讶的人，从未见过对活下来的人表示惊奇的，何况面对的本是一个健康而年轻的生命。忽然他一转脸看到我坐在边上，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吼道：“我说哩，难怪喽，你老陈还有这个能耐！我早就对你说了，这个“老下”肯定有几把刷子，真人不露相嘛，老陈呀，就叫“老下”在你这干算了，他给你指点指点，你老婆帮他烧烧饭洗洗衣，“老下”你看呢？我这么喊你你别见怪，你那个鬼姓太难认，大队革委一个也认不准，该念啥？”

 

看他那一付居高临下的派头，像说单口相声似的，自唱自和，全不顾我们的反应。看来这个小跛子是有点权势的人物，我们要等的人大概就是他了。不过从他进门起就未对这个垂死的病人看过一眼问过一句，看来找他办事是很难很难的。

 

“老陈，挂完盐水就没事了喽，一夜花了不少钱吧！回头你写个条子，叫他们甘家队给你十块钱，帐就别细算了。熬一夜怪累人的，叫你老婆打三个蛋给老下吃，我要去大队革委开会了！”说着转身就要走人。

 

“不！”我一说不，小跛子以为我客气，我急忙把病情的危险性，和需要继续治疗的情况，简要地向他说了。他听了先是一愣，回过头来再看看堆成小山似的药瓶子，起码有几百支，马上把脸拉的老长：

 

“老陈，怎么搞的？我昨晚不是对你说了吗，给他打几针，试试看不行就算了。公社医院年年死农药中毒的人，有人花了好几百块最后还是死了。你！你一下子用了这么多的药，老下说还得治三四天，那要花多少钱？他值吗？！”

 

“他值吗？”小跛子轻轻松松地说出这三个字，却像一记重锤敲在我的心坎上，我不寒而栗。早就听说乡下拿四类分子不当人，说骂就骂，说打就打，活活被打死的也是常有的事，还能说是阶级觉悟高。眼前这个大活人，居然就不值几十块钱药费，而且他说这话时，根本就未想过病人已经开始清醒了。他一定也听到了小跛子的高谈阔论，可是他完全没有反应，凑近看时，他那失去光泽的瞳仁里已经没有悲哀与乞求，只剩下麻木和绝望了。看样子他年龄不会超过三十岁，是地富吗，不该这么年轻；是反坏吗，不该这么木讷！但可以肯定一定是个境况比我更差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不过再卑微的生命也有活下去的权利呀。

 

面对这尴尬的局面，陈医生和我对望了一下，我见他欲言又止，我不能不说了：

 

“值不值，他一年总还能做几百分！又不是绝症，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什么叫见死不救？老下，农村的事你不懂，别掺和！上面有人说了，你们被下放的人，都有些婆婆妈妈说不清的事，我们大队可是重在表现，不相信什么好人不下放，下放没好人那一套。你以后就看看病看看书，别自找麻烦！”我说了什么啦？挨了他当头一棒！不让我开口，又冲着陈医生说：

 

“老陈呀，你也算个精明人，帐该怎么算还要我说吗？钱该花能花多少，我下一步再算，先给你们算一笔政治账，他打农药中毒，又不是谁害了他，1605和1059这么毒，各个生产队都派“老四”去打，我们不派他派谁呀？这是阶级路线问题，甘家生产队做的对嘛。他中了毒按理也是为公，所以不打几针救一救，大面子说不过去，不过打几针意思到了也就可以了。你们花这大力量救他，好像是做了好事，其实是惹了麻烦。贫下中农们会怎么看，他们会不会说，怎么我们贫下中农中了毒的人大都死了，偏偏把一个“老四”救活了，谁救的呢？又是你们这些疙疙瘩瘩的人，这里面能没有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的问题吗？当然那些人死在公社医院里，你们没有责任。可是往后呢？你们能保证把所有农药中毒的人都救活？要是在这里死了一位贫下中农呢？”小跛子说到这里故意停顿一下，看看我们是否把他的训导听明白了。

 

这真是精妙绝伦的高论，未等我去仔细分析它丰富的内涵，首先感到的，是我被小跛子轻轻一拨，就拨到与四类分子一起了，我和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的“老四”一样，除了任人宰割，根本没有说话的资格了。

 

陈医生比我老练多了，这些话他大概听惯了，一点也不惊。表面上一副专心听训的样子，实际上他时不时地看看他那空空的药架和满地的废瓶子，他肯定在寻找对策。果然，他眉眼一开，诡秘地一笑道：

 

“郑主任，你的指示说过多少遍了，我还能不记心里，昨晚下放医生在抢救时，我就想对他说了，不过又不好开口，我要是说了，别人会不会说我们乡下人拿人不当人呢？后来我又想到，你说过要我们相信党的政策，相信大队革委会的英明领导，要相信你们要消灭的只是反动思想而不是肉体，还说要把老四们改造成新人哩。我想如果把他救活了，你治保主任脸上一定是很光彩的，让四乡八邻的人都来看看，你郑主任是执行党的政策不走样的人。再说现在正是双抢大忙季节，各队打农药的大都是‘老四’，救活了他也安了其他人的心，不是既抓了革命，又促了生产嘛。”

 

听说陈医生是国民党旧医官出身，一定是资格更老的“运动员”了。他能养的这么胖，还能在这儿娶妻生子，扎下根来，可想而知，一定有一套八面玲珑的护身之术。

 

“哈哈老陈，你可真是西瓜掉进油桶里，又园又滑。别看你医术不咋样，嘴皮子倒不差，不过你那点买卖三，糊弄了别人，可糊弄不了我。你说你干吗要把老下找来，你知道你担不了这个干系，让老下给你顶着，好处你往身上捞，出了事往老下身上推。你本事也学了，生意也做了。你以为打农药是公事，药费肯定能报销。告诉你，别做美梦了，大队黄书记说了，不管死活，大队小队一共只给二十块，你看说办吧！黄书记从来是说一不二的！”

 

“就二十块钱！”说到钱上的事，陈医生顶真了：“人要是死了，二十块钱总不够上山吧！”

 

“上山，那要看怎么个上法，十六个人抬个“十二元”大棺材，请上十六个和尚道士，做七天七夜的水陆道场，像他太爷爷一样，他是别想了。花二十块钱，弄一付薄皮棺材，吃一顿豆腐饭，凑合凑合也蛮够了。”小跛子成竹在胸，说着笑着，像是在筹划着办喜事。

 

“二十块钱能买什么棺材，还吃什么豆腐饭呢！”陈医生也听不懂小跛子的话了，说话有点大不敬了。不过小跛子并不见怪，反而笑着说：

 

“老陈呀，你这个人脑子怎么不开窍呢？他人一死不就绝户了！土墙茅草烂竹子，风一吹雨一淋不啥也没了。他那窝棚里不是还有一付门板吗？还有一付单人床板，几块谷仓板，拼拼凑凑不就是一付薄皮棺材吗？拿算盘来，我给你细算算：队里没有木工要外面请，算它4个工，每个工两块二毛五，合计九块钱；四个人抬上山，这种活工分给高些，连挖坑一人记三分工，一个工三毛五，合计四块二毛；他不还剩一点口粮吗，换几箱豆腐干子，买二斤猪头肉和一斤八毛二的晕头大曲还是够的。多少啦，大概还多七八毛吧，给跑腿的买双草鞋，你们说还有什么钱要花？还要开追悼会吗？！”小跛子一边算着账，一边把那只跛腿架在另一只腿上，幌悠幌悠的，像在嘲笑我们这些四肢健全的人，不过是他脚下的草芥，要践要踏由他便。要说一个人的价值可以用金钱来计算，他早算好了：二十块！

 

小跛子在算计那个小“老四”命运的时候，病人的盐水还在挂着，从他那开始泛红的面颊，平稳的呼吸和不再颤抖的躯体分析，他应该已经清醒了，应该听到我们关于他命运的争论了，那可是关于他生和死的论争啊，为何没有一点反应呢，能哭两声也好啊！难道他真的已经心死了，生与死对他都无意义了？想到这里我不寒而栗了，这就是我们被打入另册的人的必然结局！

 

小跛子这一手果然厉害，原来想再卑贱的生命也是一条命，多说些好话，他也许会开开恩。听他算的这么细，又说是黄书记开的价，这件事想必大队已经讨论过了，再说什么也没用了。下一步咋办呢？继续治吧，谁付钱？陈医生一家日子过的够艰难的了，我那一点生活费早已入不敷出了。而如果中断治疗，病人还会在迟发反应中死去。而且那二十块钱只能用于殡葬，陈医生一分钱也拿不到，他可损失不起啊！这真叫进退两难了。未想到一夜紧张战斗还招来了大麻烦，那种抢救的亢奋和初战告捷时高兴心情，都荡然无存了。

 

陈医生和我相对无言，听任小跛子摆布。

 

小跛子见我们不说话，他也不再发高论了。无聊地走到那一堆废瓶子前，一支支翻看着，看着看着他突然大笑起来：

 

“我说老陈呀，你丧什么气呀！你过来看看，这一大堆废瓶子，原来全是他妈阿（读窝）托品！别的药我不懂，这种药我还晓得一点。我看你不问病人胃气疼肚子疼腰疼，你都打这种针，还真顶点用。我当是什么宝贝？后来到医药公司一看，他妈的便易货！一毛钱买两支还多一分钱。别看这满地空盒子，总还不到三十个，一盒十支就算它三百支吧，不也就十三块五毛钱吗，一瓶盐水一块一毛八，酒精棉花连煮针的煤油都算上两块钱吧，再加两块钱手续费，还不到二十块嘛！嗯，我想想，和弄一付薄皮棺材也差不多！这……”

 

小跛子有些犹豫了，我和陈医生倒是神情一振，开始我们也被这满地的废瓶子空盒子弄糊涂了，不知道花了多少钱，细一算，也就这么多。而且从病人现在情况看，不会有太多的钱要花了。从小跛子最后的语气看，还是会有转机的。再说，一下子用了陈医生家这么多药，要在平时，注射费诊费会是药费的几倍，他要养家活口，我不能不为他说几句话：

 

“郑主任，你看，病人虽然还未脱离危险，已经好多了。我也算了一下，再用三四天的药，也不过二十块钱吧，就算救他一命吧，总不能为二十块钱见死不救吧！”

 

“二十块！二十块！见死不救！你知道什么叫见死不救吗？本来我不想说的，现在我说给你听听！”小跛子突然发大火了，小眼里放出凶光，这种凶光十几年我见的多了，心想难道我还有什么把柄捏在这素昧平生的人手里？再看看陈医生，倒是一付无所谓的样子，猜不出小跛子要说什么。

 

“你知道我这条腿是怎么瘸的吗？说起来气死人！五年前我害贴骨流痰〈骨结核〉住在你们医院，去的时候把家里的猪呀鸡呀连口粮都卖了，才凑了两百块钱。住了十几天，天天抽血化验照片子，打打针，刀未开钱就用完了。那天医生开了一张方子，也是二十块钱，可我身上分文没有了，我到药房求情说好话，请他们先把药发给我，药房也未说不发，说只要到住院处盖个章就行了，住院处人说你未交钱我怎么盖章？我又求医生，医生说他只管开方不管钱，我又求护士，我知道护士办公室小药柜里这种药多着呢，护士说她没权利用别人药给我打针。我那时正发高烧，腿痛的受不了，走一步都难。你们医院各个部门的人，没有谁说见死不救，事实上还不是这回事吗？我一气之下跌跌趴趴到汽车站，一毛钱一毛钱讨凑了一张汽车票钱，回来就躺在公社医院等死。多亏了老陈在我大腿骨上捅了一刀，流了半盆脓，命是保住了，可腿瘸了。瘸就瘸了吧，总比死了强。我不也差点为二十块钱丢了一条命吗？我还三代贫农哩。你问问老陈，我说的可是实话！”

 

小跛子越说越气，陈医生连忙上前递上一支烟，连声向他解释，说我是内科医生，与这件事没关系。我可是心中不安，这种事我在医院里遇到多啦，我总是这样开脱自己，反正处方我已经开了，拿到拿不到药就不是我的事了，从未往后果上想过。今天算是冤家路窄了，见死不救的王牌失灵了，我想不出再怎么说了。

 

陈医生却利用上了小跛子怀旧的机会，用当地土话在小跛子耳边唧唧哝哝好一阵子，说啥我全不懂，只见小跛子有时点头有时摇头，又要陈医生给他纸笔和算盘，他算一笔记一笔，想了一会又写几个字，然后笔一丢，把记的纸一揉一甩道：

 

“给他医！再加二十块，再多一分也没了！医死了一分钱也不给！”说罢转身就出门走了，忽然转身又回来了，对我说：

 

“老下，我开头说的事你考虑一下，按说你还算国家干部，不归大队管，不过叫你到这当医生，也是为你好，年纪青青的，不能什么事都不干呀！今天我干脆把话说透，老陈他根本就不是四类分子，要不然我也不会叫你和老四在一起。他是被抓壮丁抓到国民党部队去的，只当了几个月的看护兵就被解放了，啥杠子也够不上，他是出了医疗事故被公社医院开除的。其实那件事我清楚，也不全怪他，要不然大队也不会留他。他技术有一点，不高！在农村要说他医死人被开除的，就没人找他看病了。说他是“老四”最好了！你别吃惊，农村的事说你不懂就是不懂。你没听说过，说他是旧医官，老四，技术还是有的，就是政治上不行，所以公社医院不要他。农民看病图的是技术，才不管你成分呢，而且认为成分越坏技术越高，所以老陈虽然名声上吃些亏，实惠还是捞到一点的，要不然他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一家人怎么活！这件事你知道就行了，别对外说！”说完真的走了。

 

世上的学问真是活三辈子也学不完，什么都有假冒的，未想到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年代，居然还有人冒充四类分子，这是怎么回事呢。我顾不得细想其中奥妙了，连忙和陈医生一起捡起地上的纸条子，看看小跛子算了些什么，忽然又发了“慈悲”：

 

每月送公社柴草一担150斤，计1.5元

 

每月出公社义务工2个，计0.8元

 

每月出大队义务工1个，计0.35元

 

全年合计：31.8元

 

每年水利义务工25个，合计10元

 

全年总计：41.8元，>40元。

 

看来留他一条命，仅一年义务工就超过这次的医药费。何况他才二十几岁，我有些懂了。不懂的是纸上两个圈圈，一个圈里写了个“药”字，我猜与打农药有关，陈医生告诉我，甘家队就这一个“老四”了，他要是不在了，以后打农药的任务很难办，谁也不愿干这卖命的事，有些没有老四的队，只好轮流值日，有的拈阄，有个老四方便多了。陈医生说这话时是轻轻松松的，像是说日出东方这样的普通常识，我听了却是全身发冷，我懂得了一位大人物说的“废物利用”的深刻道理了，它不仅是对学有专长的科技人员而言的。

 

另一个圈圈里写了“阶巴”二字，阶字还可以联想到阶级斗争，巴字再也猜不出干什么的了。陈医生告诉我，那是阶级斗争活靶子的意思，那时各种政治运动不断，又经常有最新最高指示下达，每一次为了提高人们的政治觉悟，时时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都要找个阶级敌人的活靶子来开现场批斗会，可老四们死的死老的老，已经越来越少了，没有老四的队还得到外队去借，还得给工分，所以还是让他活下来好。其实他是顶他父亲，父亲顶他爷爷，已是第三代了。他今年二十好几了，也曾有人为他张罗婚事，希望老四别绝了种。对方肯定也是老四，可是他像根木头一样不说一句话，唉！说到这里陈医生再也说不下去了。

 

听陈医生一席话，我久久缄默无语，想想自己以摘帽右派的待罪之身，来到这举目无亲的穷乡僻壤，等待我的将是被废物利用呢，还是会在下一次运动高潮中或某一次最新最高指示下达时，被拉出去游乡挂牌批斗呢？说到底这两者又有什么区别呢，还不是一样任人宰割吗？！你能逃脱出命运对你的安排吗？

 

我决定服从大队安排，到这家小诊所来上班，既然逃脱不了，不如坦坦荡荡地走进去，我知道我将会遇到许多我不熟悉的人和事，从某种意义上说，陈医生一家人，小跛子郑主任，乃至躺在病床上一言未发的病人，都是我的老师，我要学会神经健全地生活在他们中间。

 

果然上班头一天就遇到一件本该吃惊已不再吃惊的事，就是那位夜间喊我看病的小女孩，把一沓文摘卡片递到我手里，我正惊奇这里一本医学刊物也没有，哪里来这样的东西，细一瞧，原来都是我自己的当垃圾扔掉的东西。记得下放时医生们都在卖旧书旧刊物乱扔废物，我发现这种制作时耗尽心血的硬纸壳，拿来包箱角垫床腿正好，以后陆陆续续又全扔了。未想到有心的小女孩全捡起来了，这里面有好几张是摘记大剂量阿托品抢救有机磷农药中毒有关资料的，怪不得她家人说我能治好这种病。不该丢掉的东西不该丢掉，有用的东西总归能派上用场。

 

在这里工作几个月之后，我被调到公社医院上班了，而且一呆近十年，所有的下放医务人员，随着被砸烂的医院重建，都陆陆续续上调回去了，我则一直拖到右派改正快批复时才回来。这之前我一直在为回调奔波着，其实我这个普通医生，一生平庸，要说行医四十多年有什么值得自慰的时候，那只有两段：一是我在右派农场当右派医生时，未顾个人安危，竭尽自己微薄的力量，救治素昧平生的右派们，我们那家右派农场应该是同类型农场中饿死人较少的，这里面当然有多种因素，其中也应该包括我们几个右派医生的“胆大妄为”。以后许多难友都是我终身好友，在我困难的时期，都得到过他们真诚的关心与帮助。

 

另一时段应该就是我十年乡村医生的生涯了，有人说我是一个人撑起一方天，那是过誉了。只是当地严重的缺医少药，又交通闭塞的境况，迫使我不得不当所谓的全科医生，不得不在拿听筒的同时，还拿起了手术刀，做了大大小小几百例外科妇产科手术，和附近公社年年都有打农药中毒死亡的情况相比，我们公社一个人也未死，算是给社员们办了不少实事。社员们及公社大队干部对我也很好，未因为我的右派问题找我的麻烦。我还交了很多农村朋友，几十年一直有来往，我体会到农村人对待事物是很现实的，一个人不论处境多么恶劣，只要尽自己的力量为百姓们办些实事，你的境况也会改善的。

 

 

1989年10月初稿于芜湖

 

2003年5月二稿于广州

 

 

 

 

 

 

 

 

 

 

 

 

 

 

 

 

 

 

 

 

 

 

 

 

廿三、一个“死刑犯”的独白一一在有“反标”的日子里

 

 

当你要被杀死的时候，你就坐下来等着……

 

海明威：《永别了，武器！》

 

 

戴青科长是在我值中班时突发大呕血抡救无效辞世的。作为他的临床医生，和这家医院文革时“牛棚”里的难友，对他的死在感伤之余，多少还有些为他庆幸。他已近古稀之年，医学上对他是完全尽了力的，又赶上了新时期，是在各种历史包袱都已丢掉的情况下辞世的，应该算是寿终正寝了。困扰他几十年的所谓“反标”一案，即使不是盖棺定论了，留在档案里的什么什么疑点，也只能日久化为尘了。

 

其实，他一生有多次可能遽然离开人世的，每一次结论都会不相同，最大的可能就是因为“反标”案被处死或自杀身亡。

 

1945年他二十岁，因家境贫寒被卖壮丁卖到汪伪汉奸部队。当时山东半岛上战事扑朔迷离，国民党部共产党部及汪伪军相互角逐，小戴完全可能在一次战斗中被打死，那他就是一个遗臭万年的汉奸了。尽管他只是后勤部队里一名杂役，未放过一枪。好在日本鬼子很快投降了，共产党陈毅部队抢在国民党前面接受了这支汪伪军的投降，小戴成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解放战争期间，他虽然还只是个后勤兵，也随着部队南征北战，经历过大小无数的战斗，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那他就是一名革命烈士了。老戴以后对我说，在解放军三野部队那几年，是他一生精神最愉快的时期，他们被收编的伪军，和以后大批大批国民党部队被收降的“解放战士”一样，也和原先的解放军官兵一样，人格上一律平等，在入党提干晋职诸多问题上，都未受过歧视。小戴投诚第二年就入了党，1949年底转业到这家医院前，已经是正营职的军官了，顺理成章的成了这家医院的总务科长，还同时是行政机关的支部书记，是医院里握有实权的中层领导。当过伪兵的历史，只纪录在档案里，除了院领导无人知晓。大家只知道他是老革命。只有戴科长自己还是一贯的小心谨慎，因为他在部队里已经经历过几次政治运动，知道档案里那些事可以随时成为引爆的炸弹，所以从未敢掉以轻心。到地方后他依然和既往一样，兢兢业业干工作，别说国家大事，就是医院里大一点的事也绝少开口，所以一直到1958年，各次运动中他都是平安渡过的，不积极不消极中不溜儿，未整人也未挨整和事佬儿，人缘不错。

 

这些年有两件事值得一说：

 

一是他害了一场大病，差点送了命，死与未死本来都是平常事不值一说，但因为和他尔后的命运关系颇大，才有一说必要。他害的是结核性胸膜炎并发大量胸腔积液。本不算什么疑难杂症，那时医院里X光机和链霉素都有了，要是早期拍片明确诊断，及时抽胸水打链霉素，很快就会治愈的。可硬是被误诊了，高烧二十多天呼吸困难差一点死掉。等到明确诊断，亡羊补牢时，胸水吸收大量纤维素元沉积，右侧胸膜广泛粘连，胸壁塌陷，人的上身就歪向右边一侧了。这本来也只是一次普通的医疗上失误，也没啥好说的。只是未想到他因祸得祸，这病后的体型竟成了他的罪证，医院里以后发现几次“反标”，那一排字是从左歪向右的，有人检举说与他的体型相像，结果使他厄运连年，差一点冤死狱中或“牛棚”里。

 

第二件事更平常了，他结婚成家了，男婚女嫁有啥好说的？他娶的是一位带着两个孩子的小学教师，这也是他个人的事。未想到的是这位教师带过来的两个孩子，在他最最困难生不如死的处境时，竟是支撑他活下去的唯一牵挂。他不只一次对我说过，他有很多次想到死，不能说不想到自己的老婆和亲生孩子，但再一想谁要他们是我的老婆孩子呢？跟我受苦受难是他们命该如此。只是我要戴一顶反革命帽子死了，就太对不起那两个孩子了，老伴对那两孩子也没法交待。

 

这家医院为所谓“反标”案件困扰了很多年，我文革前到这家医院工作时，虽说戴科长在关押了十八个月单间后，经公安部正式下文无罪释放，已回医院复职上班。人们对“反标”一事依然谈虎色变，因为作案者一直没有抓获。特别是在戴青被关押期间，一次夜间在门诊部里又发现了“反标”，大医院门诊部就诊人车水马龙，谁随手胡划几个字，划完就走了，到哪找人去！结果当夜值晚夜班各个科室的所有人员，全部列为怀疑对象，据说很多人至今档案里还有这件事。现在刑法里已经取消了“反革命罪”这一条了，那个时候谁要是摊上了这样的事，那他就完了，轻者坐牢，重者要杀头的。君不见文革中因为反江青反林彪冤死了多少人。

 

戴青科长残疾之躯，在不足一米宽的单间里，关押了十八个月还能活下来，称得上是个奇迹。

 

应该说文革前的公检法，办事还算是有章可循的，一些极左的政策和行为，不能由他们负责，他们只能负他们应负的责任。戴青科长冤案的前前后后就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事。

 

逮捕戴青在医院里震动很大，那是在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紧张气氛下，在医院大礼堂开全院职工大会公开逮捕的，目的大概是要“杀一儆百”。果然，平日兢兢业业的医生护士们，一个个都惊吓得屏声敛息，谁也不敢说三道四。但是，防口犹如防川，是防不胜防的。公开场合不说，私下里议论很多的。当然有一些人相信公安机关执法是有依据的，历次运动期间，不是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嘛：这个不整那个不整，为什么会整你，可见你不是好人！这个不逮那个不逮，为什么偏偏逮了戴青，可见他不是好人！甚至有人还在暗中庆幸，以为有人归了案，从此会天下太平了，自己再也不会受怀疑了。未想到逮了戴青之后，医院里社会上还是不断有“反标”案发生，这些人才想到逮捕戴青可能是个冤案。其实逮戴的当时医院里大多数人都是心存疑惑的，因为从戴的经历与当时处境分析，实在想不出他为什么要干这种会杀头，又对他毫无价值的蠢事？他就是不为自己想，也要为全家特别是刚出生的第四个孩子想想，他这一作孽一家人往后可怎么活？不过这只能在私下议论，关系到包庇罪犯的事，谁也不敢乱说的。

 

戴青关押了十八个月之后，无罪释放回来了，恢复了工职党籍和官职，还干他的总务科长。在他关押的前前后后，还是花开花落春种秋收，还是在念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本经，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只有戴青本人知道这十八个月单间的炼狱生活，对他是怎样的九死一生，是怎样的生不如死？为什么生的那么屈辱艰难，还是要活下去？他怎么受的冤，听说是判了死刑的，为什么又突然无罪释放了？老戴本来就内向，十八个月五百多天未说过一句话，刚上班时整天一言不发，像是丧失了说话功能，不过人们很快就发现他依然思路清晰，头脑冷静，人也更淡了。对无辜遭关押十八个月的大冤案，是矢口不谈。要不是文革中他被医院里的专政队又关进更黑的单间“牛棚”，以后“宽大”了，放回到我们的大牛棚来，我们有了较密切的接触机会，他过去的一切，永远是个谜。

 

虽说以后做了“棚友”，不能说相互间就无所戒备了，我俩之间距离被拉近是另有原因。他还被关押在单间时，某天军代表和工宣队的头儿，为了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引导运动向纵深发展，在牛棚里发动大批判大揭发，叫我们写大字报，写谁呢？这时正是过去咬定戴青是“反标”作案人的姓Y的最猖狂的时候，不但再次检举戴青是新反标案件的作案人，还翻出了老账，妄图推翻公安部已定案的结论，果然把戴青再次关进黑暗的单间。此事在医院里震动很大，都说姓Y的不是东西，哪有这样蓄意害人，几十年不松口的？军代表不是说“疑似之迹不能不察”吗，于是我写了一张大字报，问姓Y的几个为什么？重点只说一件事，就是医院前前后后发生的十几起“反标”案件，为什么绝大部分都是姓Y的首先发现检举的？常识告诉人们，报案者应首先受到怀疑，贼喊捉贼监守自盗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我院这些案件至今未破，我们不应该拓宽思路，多想几个为什么吗？大字报就写了这几句话，署名的人倒不少，贴出来之后可热闹了，真是观者如潮，而且议论纷纷。这下子姓Y的日子不好过了，他虽然文化不高，也看懂了大字报的内容，不就是怀疑他是案犯吗？这对他可真是五雷轰顶，几十年都是整人的，从未想到他也会挨整，甚至还会坐牢杀头。听说他吓的冷汗直流手足冰冷，整天缠着军代表工宣队，发誓赌咒表白自己是如何如何的清白，是怎样对党的赤胆忠心，有时走在路上还一个人自言自语：“我真未干真未干…我是忠于党的忠于党的……”，幸好运动趋向尾声了，整人的挨整的都疲劳了，要是运动早期怀疑上姓Y的，他非精神失常不可。是的，医院里没人相信姓Y的会干这种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蠢事（除非他蓄意裁脏害人），但对他蓄意整人也十分厌恶，现在看到他也弄得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也解解气，谁叫你整人整得这么心狠手辣呢？今天也让你尝尝挨整的滋味！

 

可是，老戴能从暗无天日的单间放回到大牛棚来，却并非因为我们这些棚友的这张大字报，也是另有原因。正当老戴被关在一间极小极小的黑屋里，专政队员日夜严密看守时，突然一天中午在女厕所里又出现了“反标”，这下麻烦大了，全院如临大敌，空气紧张得叫人窒息。不过男人们轻松了，更与还关在黑屋里的老戴无关。听说军代表工宣队院专政队日夜开会，找线索抓疑点表决心，一定要把顶风作案的反革命分子揪出来！还听说经过排查，疑犯已初步确定，是一位有历史问题的老医生家属，根据是有人见到她中午上过厕所，最大的疑点是她平日写字又快又草，而“反标”最后一个“东”字正是个草体字，最后三笔是连成一笔的，据此可以认定作案人文化程度较高。正准备对她实行专政的时候，突然医院幼儿园季老师来报告，说“反标”作案人已经找到，是幼儿园里的一个孩子，接着季老师详细地说明了发现的经过：说是先发现这孩子神情紧张恐慌和焦灼不安，就和他个别交谈，果然他马上承认是他写的，并当场写下和厕所墙上一模一样的五个字来。问他为什么要写？小孩子说好玩，不服气，想看热闹。这下子该那些头儿们头疼了，即使拿到了铁证如山的五个字，他们还是不相信，又把小孩子找来再细细问一遍，还是和原来说的一样。问他是谁指使的？孩子说没人指使。一查他父母都是响当当的左派，到幼儿园一查，这几天没有一个老师和他谈过话，看来追后台之事只能放放空炮了。几岁的娃娃能定什么案，这次“反标”案总算弄得水落石出了。这是我院十几件“反标”案唯一破案的一件。

 

何谓“反标”？现在的年轻人是不知道了。大概改革开放以来很少听说过这类案件了。但要往前数几十年，那可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常常莫名其妙的在一个机关一所学校，或是一个住宅区或一条马路上出现一行字，无外乎什么“打倒某某某”“打倒江青”“打倒林彪”之类的标语，统称为“反革命标语”，简称“反标”。现在的年轻人别看轻了这说破了是毫无意义的几个字，那时候可是坐牢杀头的大罪，街上杀人的布告看到最多的就是：“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同志”和“英明的副统帅林彪同志”。后来有关方面是否感到老是这么写有些难看，以后再杀人判刑反江青反林彪的一律改为反无产阶级司令部了。到今天我也说不清那个时期，全国为何到处都是所谓的“反标”案件，是江青林彪的倒行逆施惹得天怒人怨呢？还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里面是否也有阿Q的精神胜利法和无知人的恶作剧？还有一些则完全是捕风捉影和无中生有：比如有人检举郭沫若为《欧阳海之歌》题写书名的手写体里，就找到了“反标”。这是政治学的问题呢还是心理学问题呢？因为它曾经广泛地存在过，自有它存在的道理，何况还有那么多冤魂，所以我希望“反标”问题有一天也会受到有关学界的关注。

 

就在那次娃娃闹剧之后，老戴从单间放回到大牛棚来了，大家没什么反应，人人都有一肚子冤情，哪里还顾得上别人。只有我还是单身，牵挂少些，还有点心思关心老戴的事，其实也谈不上关心，只是劳动之余闲聊聊而已。老戴是曾经沧海的人了，天大的事说出来也是温吞水似的，不急不徐不波不澜，就像说一个不相干的人。我虽说从五七年起年年挨整，也算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了，但听听老戴说他经历的事，依然不寒而栗。

 

下面我说一说戴青无辜地陷入牢狱之灾，差一点被杀头的经历，可以告诉我们，当一个人突遭横祸时，心路历程是怎样的？该怎样对待它，才能活下来？

 

老戴说：“我也说不清医院里什么时候出现“反标”的，大概是五十年代初吧，一代政权的更迭，出现这种事是很平常的。医院又是一个公共场所，人流量很大，有谁胡划几个字划过就走了，到哪找人去，总不能为这种事医院停诊吧，公安机关也曾经介入过，也是茫无头绪。只是我再也未想到会怀疑到我的头上。

 

“记得是1955年初吧，有一天院长找我个别谈话，说有人检举我是反标作案人。我听了一愣，这事太突然了，那时我大病初愈，全身乏力，对这突如其来的栽脏诬陷，还来不及细想个中缘由，就对院长说，你看我是干这种事的人吗？我被误诊差点丢了命，那是留用的国民党旧医官干的事，我应该写打倒国民党才对，干吗要反对自己的领袖？院长也是我们三野转业的，政策水平高，待人也很好，他接过我的话头也说：是呀，我们几位院领导也说，你老戴也是老同志了，为什么要干这种蠢事！我们知道医院来来往往人太多，出了什么事不能只想到医院的人，那会办错案的。还说找你谈并非怀疑你，要真的怀疑你我们就报公安部门了，这事说完也就了了，你该干啥还干啥，也别问是谁检举的，对科里的人，还是要和平日一样。院长这么一说我全清楚了，干这种缺德事不是姓Y的会是谁？就是他在我住院期间，把食堂的账弄得乱七八糟，妄图混水摸鱼。我抱病查了他的账，批评了他的错误，叫他赔了款，也未处分他，只是调了他的工作，使他再没机会接触钱了，这人钱心重，这么做其实是爱护他，免得他将来犯大错误，哪里想到他会这么挟私报复，且出手凶狠毒辣。好在院领导已经把话说明了，相信组织吧！天大的不愉快也只能闷在心里，也从没有和姓Y的过不去。

 

“本来我以为这件事过去了也就没事了，未想到三野的那位院长调走后麻烦又来了。应该说不单是领导的调动，主要还是当时的政治气候，反右之前，虽说有过不少次政治运动，如批胡适反胡风什么的，主要还是思想文化阵线上的事，医院是技术性单位，受牵连要少些。反右之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老院长他们一走，新提拔的几个头儿，没什么资历，只想在运动中立功往上爬，就拼命整人。把一大批小青年打成右派，比例远远大过了老人家指示的5%指标，成了反右的重灾区（我另有万言长文《天谴》，是纪述这家医院反右前后实况的）。我比那些青年人经验多的多，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所以反右派反右倾都平安过来了。但我从不敢掉以轻心，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大祸临头，因为反右之后，更没有理性了，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栽脏诬陷的事越来越多，我估计到有人还会在反标问题做文章。有人说你这不是做贼心虚吗？这么说的人一定不知道什么是政治运动，不知道运动都要向纵深发展，就是要横扫的，怎么叫横扫？就是有事没事都要扫几扫帚，你想想看，无风还有三尺浪呢，有过前面姓Y的“检举”，大运动来了，能平安无事吗？只是估计不到要闹到什么程度而已。

 

“未想到灾难来的那么猝不及防，差一点我就要蒙冤死去！

 

“1960年秋一个普通的下午，医院里突然召开全院大会，这在运动中是常有的事，那天出奇的是来了几个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空气显得格外紧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一个个都闷声闷气坐在那里，谁也不敢乱说乱动。我照例一个人默默坐在一个角落里，心想今天会轮到谁呢？

 

“突然，主持大会的人一声高喊：‘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戴青揪出来！’这里话音未落，不知什么时候转到我身后的两名公安人员突然上来揪住我，并马上给我带上冰凉的手铐，一路押着我到前台示众。会场里当然是震耳欲聋的一片打倒之声，逮都己经逮了，打倒什么的对我已经无所谓了。

 

“十八个月的炼狱生涯就这么传奇般开场了：

 

“这样大张旗鼓地对我突然袭击，我知道他们是要杀一儆百，妄图从此杜绝反标案件的发生，我不过当了一回活靶子而已。当然，我被抓之后，以后听说医院里外“反标”案还是不断发生。但是这也不能减轻我的罪过，可能还会处理更重些以儆效尤。经验告诉我，以这种公开方式办事的，都会按所谓‘铁案’方式来处理的，很多情况下，尔后即使发现错了，也会出于保障运动成果和保护运动积极分子等等需要，维持原结论的。除非时局有什么重大变化或是有什么重要人物干预。这两件事对我这样小人物，都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从手铐铐上起，我就知道我这一生完了。

 

“我的事我很清楚，那是生死抉择。要么他们有确实的证据包括我的口供，认定我是“反标”作案人，判我重刑直至处死；要么没有证据也没有口供可以证明我是作案人，而无罪释放我。可是双方力量相比悬殊太大了，那一边从机关领导到全部专政机构，乃至当时的政治气候，无不是要把我办成铁案，置我于死地；这一边只有伤残之躯的我，一时还不想引颈受戮，明知抗争的力量是微乎其微的，是注定要失败的，也要作最后的抗争，说垂死挣扎也行。

 

“审判过程是不必细说了，双方态度都很明确，审我的人，就是要我招认是“反标”作案人。为此他们也用尽了办法，无外乎政策攻心指出出路什么的，总要说他们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就看我的认罪态度了，还要说什么为了我的老婆孩子，我也要选一条坦白从宽的路。这些话听起来也像有些道理，问题是我必须承认是“反标”作案人，我未干过的事为什么要承认？我当然要竭力辩白，我说我入党也十几年了，从一个农村穷孩子到城里当了国家干部，讨了老婆生了儿子，日子过的挺好，都是托共产党毛主席的福，我为什么要反对自己的领袖和政党？我明知这些很浅显很直白的道理他们根本不会听，我还是要说，而且审一次说一次，任他们软硬兼施也好，日夜轮番轰炸也好，审判档次不断升级也好，甚至说马上要判我死刑也好，我硬是不改口，我必须守住最后的防线，为了自己也为了家人，我也清楚我这样顽抗到底的态度，可能于事无补，甚至会加速我的死亡，就这我也不后悔。我如果和审我的人合作，一口承认下来，要我干什么就干什么，也许会从轻发落不被处死，我不认为那样活下来比死好！

 

“我知道我给审我的人作难了，我是读过一点旧书的，平日待人也常想到要为别人想一想，这些审我的人和我素昧生平，本无必要把我往死里审，他们只是在执行任务，而且这个任务一开始就很明确，或者说结论早已做出，只不过就等我签字画押了。我猜想必定是限定时间结案的，他们没有想到我这么瘦弱病歪歪的一个人，会这么顽固软硬不吃，弄得他们一个个咬牙切齿恨不得一枪把我毙了。我也曾想过，我的事如果是思想批判什么的，我早该兜下了，而且一定上纲上线，把自己臭得猪狗不如，让批我审我的人开心满足，那我也是为运动取得成果尽了一分力，也为培育运动人才，起了一点陪衬的作用。可这次不行，这次只要我一签字，我就成了一次性消费，以后再也不能给运动贡献力量了，我经过认真思索，决定还是要对党对政府忠诚老实，是啥说啥，不是我干的事，打死我也决不承认。

 

“世上很少有强者会正视弱者声音和力量的，我的态度终于迫使审我者作最后的摊牌了，其实底牌早已握在他们手里，大可不必费这么多周折，不知道是司法程序的需要（那时还没有零口供一说），还是要在我身上挖出更多的东西，对我个人而言，他们早已可以请出上方宝剑，致我于死地岂不是一了百了。

 

“这柄上方宝剑就是省公安厅的一纸鉴定书，结论是：‘经鉴定此笔迹系戴青所作。’当我一见到这鉴定书照片时，只记得头脑里蒙的一下，眼前一片黑，手足冰凉，我迅速镇定自己，厘清自己的思绪，我一时还来不及思索省厅根据什么做出这种无根据的结论，是技术上的失误呢，还是运动宁左勿右的需要？我先想到的是从被抓到受审的一切疑虑都找到了答案，反而有些释然了，啊！原来是这么回事！我该咋办呢？已经是短兵相接了，没什么犹豫的了，我明确地表明态度：我没有写过一条“反标”，道理已经说过无数次了，你们如果根据这分鉴定书该怎么定罪，那是你们的事，我不会签字，而且肯定要上诉。

 

“死刑判决书很快下达了，我的上诉状也同时递交了。剩下来的事看起来很简单了，或是最高法院维持地方法院的判决，对我执行死刑；或是推翻地方法院的判决，无罪释放我。而生与死之别，也就仅仅依据那一纸鉴定书，所以我要求公安部重新作最后的鉴定。事实上审我的人，从未放弃最后的努力，因为他们一直没有得到他们满意的口供，说明他们工作失败了，所以一直在尽力补救，总还想什么时候我突然招供了，那什么重新鉴定，什么上诉什么重新判决都不需要了，那我这顽固的堡垒就算被他们攻下了，他们就可以庆贺胜利了。可是，这杯庆功酒他们一直没有喝成，当然他们不会善罢干休，要是一般案件，可以猜想会有什么刑讯拷打之类的，虽然也对我日夜轮番轰炸，嘲笑训斥，乃至像对一个死囚一样肆意侮辱我，总还没有严刑拷打我，大概是我已成了“钦犯”，又病歪歪的，要是搞个什么立毙堂下，他们也不好向上级交差，所以对我基本上还是“文斗”。就这样双方对峙了几个月，这种蒙冤被捕受审，被斥骂被拷讯，过的是非人的日子，是每一个正常人都不愿遇到的，但是，要和往后一年多关进半平米死牢的日子相比。那一点磨难又几乎是微不足道了。

 

“接下来就是关入死牢等待处决了，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秋后问斩那一套了，什么时候最高法院驳回我的上诉，什么时候就会将我押赴刑场的。古人说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我还不到40岁，就这结束了人生，而且死的这么卑污耻辱，我怎能甘心？可我又有什么办法表明我的清白？刚入死牢时，我心情烦躁神经过敏，一有响动我就认为要拉我去刑场的，一天给我送两次饭，我一天就要惊慌两次，听人说处死之前是要吃一顿有酒有肉的好伙食的，所以我特别关心每次送来的饭菜，其实我什么也吃不下，吃什么都味如嚼蜡。

 

“我这样的重案，家属早已不准探视了，但听人说处决前还可以和家属见最后一面的，我是多想见见我那苦命的妻子和孩子啊！他们眼看就是寡妇孤儿了，而且还要背反革命家属的黑锅。妻子是多年的优秀小学教师，这下子书是教不成了，她一个中年女人拖着四个孩子，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提起孩子心里更难受，小三子才进小学，小四子刚进幼儿园，他们还不懂事，可是等他们长大了，要向妈妈问起爸爸的事，妈妈该怎么说呢？再一想到老大老二，我心里更难受了，他俩的生父已经早逝，跟着我这个继父未过上什么好日子不说，再要背上反革命亲属这个包袱，他们往后的日子更难过了，他两都是中学生了，眼看就要面临升学就业一系列的事，因为我害了他们，我到九泉之下也无法向他们生父交待。他俩会不会责怪自己的妈妈，为何要给他们找个我这样的继父，我那苦命的妻子又将如何面对他俩？说实话，就是这两个大孩子，叫我最焦心了，一想到他俩要受我的牵连，读不了书就不了业时，真是心如刀绞，真有些后悔为什么要娶妻生子了，要还是单身一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有多好！唉，现在想这些又有什么用，已经死期临近了，就等着上刑场了。

 

“等着等着，每天的饭菜并没有变化，家属也没有来送别。再危险再紧张的事，时间长了也会麻木的，甚至还会产生侥幸心理，心想说不定公安部改正的鉴定已经下来了，马上就会放我出去了。可是，这也是梦想，每天的日子还是毫无变化地循环着。我又开始烦躁了，又寝食不安了，又在想哪一天要拖我上刑场了。那一段时间我就是这么颠三倒四地胡想着烦躁着，对自己的生活环境全不在意。

 

“等到极度恐惧烦躁过后，心情开始平静一些时，我才关注自己这个死囚单间的环境，说是单间最确切了，这里决容不下第二个人，我估算了一下，大约是80x50公分，不足0.5平米的空间，人靠在一侧墙上，两条腿可以伸个半直，边上有一条10公分左右的空间，放一个便器，进出的铁门长年锁着，每日两餐由头顶上一个小洞递进递出，不送饭时洞门关着，屋顶很高，倒也不十分憋闷，屋顶上有一束昏黄的光线射下来，看不见灯泡，即使看得见也绝对够不着，可以站起来转两三个圈子，可以半躺着，可是睡不下来，躺着时两条腿都是伸不直的。墙的四壁与地面都包着厚厚的橡皮，你是绝对撞不死的。因为看不到一丝自然光线，你无法辨别房屋的走向，甚至分不清白天黑夜，连春夏秋冬也分不清，屋内温度倒也没有大变化，可以活下去。

 

“乍静下来时，不再有人审讯我斥责我逼问我，倒有几分轻松的感觉，心想反正是一死，与其受轮番轰炸身心受辱，不如这样耳根清净过几天。虽说人蜷在这狗窝一样的地方，生不如死，再一想，我还能活几天呢，临死的人了还讲究什么，随它去吧！

 

“可是，随着人蜷在这狗窝一样的地方日子越来越长，我忍受不了了，活的太难受，我本来就是病歪歪的，右侧胸膜广泛粘连留下的后遗症，老病复发了，我疼痛难熬，发热咳嗽全身难受，没人问我的事，我也不要求看医生，有时想，就这么病死了倒也省事。本来十年前那场重病我就可能死掉的，那有多好，不但不会背上这么多恶名，而且也少了许多牵挂，未想到多活十年倒成了死囚犯。我已有三四天滴水未进了，狱方应该想到我是绝食了还是害重病了，他们应该来问一问的，但一直无人来看看我，我曾想他们是否也希望我就这么走了，倒也是省了许多麻烦。我已上诉到中央，也算得上“钦犯”了，没有中央的批复，他们不能随意处死我，我活一天，案件就悬着一天，我要是突然病死了，岂不是一了百了，大家都可松口气。虽说我这案子他们办的不是十分满意，我一死他们还是胜利了，还可以给我下个“抗拒到底死路一条”的结论。我要是能活下来呢？那这局面还得继续下去！

 

“其实那时死与不死也就在我一念之间，我已经有三天滴水未进了，按我这病歪歪的身体，只要再熬上两三天，我就油尽灯灭了，一切的苦难与烦恼都结束了，那该有多好啊！而且要死一点也不难，只要我不去端那杯水和那个饭盒，什么都结束了……

 

“然而在我高烧不退昏沉沉的三天之后，我陡然发现自己清醒了，烧退了，第一个感觉是口渴难忍，求生的本能使我挣扎着爬起来，抓起送饭窗口木板上的水杯一饮而尽，这杯水一进肚子刺激了胃肠蠕动，开始有了食欲，我顾不上弄清那窗口小板上的饭菜是何时送来的，三口两口就吞下肚了。人进了食有了活力，我又开始思考生与死的问题了，我曾经后悔自己怎么这么没用，受了那杯水与饭盒的诱惑，本来再坚持两三天，眼前这生不如死的境况就结束了，现在一切又得从头来……我知道我这盏快要耗干了的灯油，即使吃了一点东西，但从眼下起再也不碰一碰那水杯与饭盒，我还是熬不过几天的，可是思前顾后，最后决定还是要活下来，别人可以无辜地判我死刑，没有谁为我说一句话，只有我自己不能判自己死刑！活下来干什么呢？等待平反冤案还我一个清白吗？我早已断了这个念头，从公开逮捕我那天起，我就知道这是铁案了，那么活下来等什么呢？我没什么可等的，我撑着活下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不问我何时死怎样死，或是我死前死后给我的老婆孩子，特别是老大老二两个继子，带来怎样的伤害，那都是外人强加的，我没有做过伤害他们一点点事，这样做尽管与他们尔后实际的处境无补，但我自己则可得到一点心灵上的自慰，就让我带着这一丁儿的自慰熬到油尽灯灭吧……

 

“那一场大病之后，依然是苦境难熬，依然是生不如死，最最难熬的是漫长的没有尽头的死一样的寂静，没有日夜的交接，没有时序的更迭，没有光线的变换，没有温差，甚至没有一点声音，身体各器官的功能都在一天天退化下去，我已经分别不出自己是生是死了。只有口齿一天两次还在咀嚼，二便还在外泄，脑海里还有一丝思维活动，不过那是遥远的飘忽不定的茫无头绪的，甚至弄不清是不是自己在思维，我不知道世上究竟有没有机器人，也不知道所谓植物人活着是什么状态，只记得人们常说的一句口头禅：“只比死人多口气”，大概就是我这个样子，那一口气随时都可以离开我的躯壳而去的。

 

“我不信任何宗教，不相信有什么天堂地狱，也不懂什么叫清静虚空，更不奉行什么主义也没有什么信念，我读书不多，也不知道什么叫理想气节，从来就没有过人生的什么追求，凡夫俗子一个，只知道做一个普通人过平常的日子，为什么我这一点起码的要求也达不到呢？我从未伤害过任何人，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要置我于死地呢？是不是这个时代需要我这样一类人为时代服务，没有我老戴还有老张老李，我只是撞上的一个道具而己呢？想到这里我思想上像是开了一点窍。我心情开始有些平静了，心想既然时代还需要我这样的人，这种特殊构造的房子还要有人住，摊上谁也不好受，既然摊上我就是我吧，我不是宿命论者，也没有什么舍我其谁的崇高信念，只是无可奈何而已。

 

“心情一平静下来，活的就简单多了，渐渐地我不再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了，那样想也只是给自己加罪受，要是钻进牛角尖里出不来，后果不是死就是精神失常，那还不如绝食死掉算了。既然还要活着就活得放松些，什么都不去想，连老婆孩子咋样了也不去想，想也没用，也不注意每餐吃的啥，更不关心什么时差温差声音光线了，像一个活死人一样一天天活着，早忘记了现在是驴年马月，乃至忘记了这小房子之外，还有个尘世的存在……

 

“突然有一天，久闭的小铁门咣当一声开了，我没有一点反应，接着似乎听到有人在喊：‘戴青，出来！’戴青是谁呀？对我喊干什么？我是戴青吗？啊！是呀，我不就是戴青嘛！久违了，居然我还记得自己这个名字。出去干啥？我呆在这儿不是挺好的嘛，是要枪毙我，还是释放我？要是刚关进来时，听这一声吆喝，我肯定要心惊肉跳了，现在不了，现在都无所谓了，生和死也差不了多少，出去就出去吧！

 

“‘戴青，带着你的东西，你无罪释放了，到办公室办手续，你老婆孩子在门外等你！’

 

“就这样我关了十八个月之后，又放回来了，恢复了党籍，还当我的总务科长。那是1962年下半年了，有人告诉我，前不久中央开了七千人大会，说到要平反冤案，要落实政策，我就是一个例子。我不懂也不信，要是那样，为什么我们医院打了那么多右派，怎么一个也未平反？我只知道一个事实，释放我是根据公安部的鉴定书：‘经鉴定此笔迹不是戴青所作。’ 至于做出这个结论是否与七千人大会有关，我就不知道了。

 

“文革时期我被关进单间牛棚，是意料中的事。报上不是说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嘛，到那时我要有命活着，肯定还会再关进去的，所以我对自己身体从不关心，多活多受罪，一个人只要一次被运动上了，那你永远都是运动对象了，你是逃不脱的……”

 

记得当时我听了戴青的独白之后久久缄默无语，如今戴科长早己魂归道山，我回想起这些话时，还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2002年8月27日于广州

 

 

廿四、从小说《风雷》说到“安学江”、“皖敬青”

 

——怀念陈登科先生

 

 

文革期间，江青点了安徽两个人的名， 一是写长篇小说<<风雷>>的作家陈登科，一是黄梅戏女演员严凤英。结果两人都惨遭迫害， 严凤英自杀身亡， 陈登科九死一生。

 

陈登科熬过文革这一关， 依然一伟丈夫。依然心胸坦荡， 豪爽率真。不仅继续创作出诸如<<破壁记>>这样的好作品， 而且两度出任全国人大主席团委员， 在人代会上提出了恢复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的提案， 纠正了极左路线对历史的歪曲。陈登科先生于1998年10月12日仙逝，享年80岁。

 

可惜严凤英在38岁时即遭迫害英年早逝。如果也能熬过这一关， 到1979年新时期开始时， 也刚49岁， 比赵丽容还年轻5岁。人们一直在说， 严凤英就是黄梅戏， 黄梅戏就是严凤英。她又该有多少杰出的表演， 安徽的黄梅戏事业， 有这位女皇的率领， 得改革开放的春风，又该有一番怎样的新气象。

 

他们究竟受到怎样的迫害呢？

 

孔子曰：上士杀人使笔端，中士杀人用舌端，下士杀人怀石盘。

 

＂杀″死严凤英的， 主要是中士们的语言，是那无数次卑鄙下流的批判会， 包括严凤英自杀时拒绝给她送医院抢救治疗， 还开什么床头批判会， 和死后对她泼的污水。

 

残＂杀″陈登科可以说是三士争先了， 一个比一个疯狂，一个比一个狠毒：给陈登科挂的木牌是特大特重的， 与石盘无异了， 还用一根很细的钢丝悬吊着， 批斗时用两名大汉， 倒剪着陈的双手作喷气式， 那钢丝就深深嵌进了肌肉深处， 批斗会一个连一个， 伤口一道连一道， 旧伤新伤， 刻骨痛心。以后又以莫须有的罪名， 把他投入监狱， 一关十几年，要不是陈登科坚强的意志和豁达大度的性格， 可能早已瘐死狱中了。

 

如果说对陈登科的批斗迫害， 在文革中是司空见惯的事， 那么其中上士们用笔杀人的方式， 可能有些独特了。先亮一下当时最活跃杀伤力也最大的大批判文章署名， 就叫你耳目一新乃至一惊一咤：＂安学江″＂皖敬青″！前者乃安徽人民学习江青也， 后者乃安徽人民向江青致敬也！不知这些厚颜无耻之徒，代表哪些安徽人？是的，从中央到各省市， 那时都成立过各种各样的大批判小组， 大部分人都是助纣为虐， 干尽了坏事， 诸如＂梁效″＂初澜″＂罗思鼎″之流， 也有一部分是随大流的， 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像＂安学江″＂皖敬青″这么无耻这么露骨邀宠的， 可能是绝无仅有， 应该在历史上留下一笔， 否则被时间湮没了， 就太可惜了。

 

应该记住的是， 这不是两个简单的哗众取宠的署名， 翻翻那时安徽的报刊看看， 几乎会天天和你见面， 岂只是连篇累牍又臭又长， 而是每次都以君临天下的姿态， 站在运动指导者的位置上， 一看就知道有大来头的。别看这些狗屁文章， 没有一点文采，没有事实依据， 没有逻辑推理， 比＂梁效″＂罗思鼎″们还等而下之。可那些遣词用句， 都狠毒无比， 招招都是毒招， 都是要置人于死地的。而且每一大篇批判长文面市，必定要把陈登科狠狠斗一通， 理论实践环环相扣，又务虚又务实，上士中士下士又分工又合作， 真的培养出了一批运动精英。

 

那么， 陈登科究竟犯了什么样的滔天大罪，惹得安学江皖敬青们如此大张挞伐呢？说来令人难以置信。陈登科是我国著名的工农作家， 十几岁就参加革命的新四军老战士，英勇杀敌， 曾手刃过数名日本鬼子，是真正的根正苗红。平日又是侠肝义胆， 宽厚待人， 从没有私敌。他的所谓罪过， 说白了只有一条， 就是写了一部当时反响很大的长篇小说<<风雷>>，被江青点了名。

 

<<风雷>>究竟是怎样的一本书呢？它只是一部反映社会主义时期农村生活的普通长篇小说， 本来是人人可以评点可以说长道短的。但是为一本书弄到关大牢， 甚至要置之死地的地步， 就不是一般的文艺批评的事了， 值得深入探讨一下， 也是前车之鉴吧。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 历来备受关注。可以说中国最好的小说和最差的小说， 都是农村题材的。最好的应该是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了， 是前无古人后未见来者的；最差的当数《金光大道》了， 那也是空前绝后的。两极之间包容了大批层次不等的作品， 是不是可以大体上这样说， 凡是企图全景式反映农村的作品，《艳阳天》也好，<< 在田野上前进>>也好，<< 创业史>>也好， 大体上是不成功的， 因为它们只图解政治， 远远脱离了农村的真实， 它们共同鼓吹的农业合作化的道路， 其实是重重的灾难；而借塑造农村的一两个人物， 以折射出部分农村面貌的， 倒出了一些好作品， 比如<<边城>>，<<小二黑结婚>>，和新时期的<<陈奂生进城>><<笨人王老大>>等。

 

《风雷》算哪一档呢， 我看是介乎两者之间的。即既欲全景式反映农村面貌又著力塑造一两个人物， 后者可以说是部分成功了， 像羊秀英这样鲜活的人物， 给读者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前者可以说是不成功的， 这个责任不应由陈登科来负。人民公社化之后， 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 实际是一场人祸， 尤其是1960年大饥馑后， 农村满目疮痍， 这个严酷的现实， 自庐山会议之后， 没有一个人敢说真话的， 能苛求陈登科吗？

 

但是， 陈登科毕竟是有胆有识的， 有一颗艺术家的良心， 他没有参加所谓的60年散文年的歌德派大合唱， 是他几乎只有他敢于部分反映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农村的困难现实， 那怕也给那个困难按上了一个灾后的前提。原来那时的农村， 并不是到处莺歌燕舞， 也不是太平盛世， 而是在饥饿线上挣扎， 困难重重， 各类矛盾错综复杂， 基层干部腐败， 生产效率极低------试问， 除了<<风雷>>，还能找出另一部比肩的作品吗？

 

其实， 小说里所反映的这一点点真实， 官员们是搞不清的， 他们公务太忙， 没时间看小说， 看了也搞不清写了些什么。始作俑者还是文艺界内部的事， 那些人原指望先发制人， 保自己过关， 未想到最后连自己被一锅煮了。它应该是一次严重的教训，尔后再也不能干这种害人又害己的蠢事了。

 

开始的批判文章， 应该说还是文艺范围内的事， 大不了说些什么歌颂与暴露呀， 十个指头与一个指头啦什么的。但是这些批判材料， 到了握有大权的＂安学江″＂皖敬青″们手里， 调子马上就变了。这些靠运动起家， 多年来练就一身整人本领的人， 有高度的警觉与敏感， 有这样的＂好事″给他们抓住了， 岂能放过， 恰恰这时江青又点了陈登科的名， 他们一个个热血沸腾了， 飞黄腾达的时机又到了， 纷纷披挂上阵了。

 

他们自有他们那一套的语言表达方式与逻辑推理， 即所谓运动的语言与公式：比如说你的作品反映了社会上落后的一面， 那你就是给社会主义抹黑， 你就站在阶级敌人的立场上， 就在为阶级敌人说话， 你也就是反革命了。调子定下来之后， 操作就简单了， 什么穿靴戴帽啦， 捕风捉影啦， 顺藤摸瓜啦， 颠倒黑白啦， 造谣诬陷啦， 都是他们的囊中之物， 随时可以信手拈来， 可以蜂拥而上， 向你发起猛攻，直到把你斗倒斗臭， 再踏上一只脚， 叫你永世不能翻身！什么是用笔端杀人， 这些人就是！

 

本来这些手腕从反右到文革， 人们早已司空见惯了， 说不上是什么花样翻新，出奇的是，＂安学江″＂皖敬青″们的大批判文章， 本来就是恶语杀人而已， 却偏偏要打出文艺批评的幌子。这里颇有学问， 那时的作家， 除一人以外， 不是全打倒了吗？干嘛他们还要往这块是非之地靠， 不怕惹腥吗？这还得从这两个令人恶心的名字说起， 这批人不是要学习江青嘛， 不是要向江青致敬嘛！江青是什么人？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是文艺上的＂内行″！你文艺上一窍不通， 你有资格学习致敬吗？这两个署名文章， 事实上是集体公开的给女皇江青的效忠信！是一次政治投机。他们自认为， 我们跟的这么紧， 阶级斗争觉悟这么高， 出手这么凶狠， 还不能做伟大旗手合格的学生们？可惜呀可惜， 似乎江青从发迹到垮台， 还未见到她在任何地方夸奖过他们一句， 真是瞎忙乎了， 江青也太不仗义了， 辜负了他们一片苦心和孝心。

 

＂安学江″们＂皖敬青″们， 究竟是些什么人？当时就很神秘， 现在更说不清了。只知道是两个庞大写作组的笔名， 就像＂梁效″＂初澜″一样。只是档次更低些， 里面没有一个够上作家级的人， 也未搜罗到一个所谓名学者， 都是些吃运动饭起家只会写效忠信的丧心病狂之徒。他们永远不会忏悔， 不会有良心发现这一天。二十多年过去了， 未见到一个人站出来承认， 自己曾经是这两个写作组的成员， 就是明证。他们都在多年运动中， 练就一身进退裕如的本领， 说不定他们早已把自己扮成文革中受害者的模样了！对待他们也只有一个办法， 识别他们揭露他们， 特别是要防止他们卷土重来， 那将是百倍的疯狂。

 

有纪念陈登科的文章说， 陈登科宽容大度， 有些整过他的人， 还会成为他家座上客。我想那指的该是一些一时糊涂的文艺工作者， 作为一名文学家和艺术家， 良心完全泯灭的， 毕竟是少数。我想陈决不会宽容那些心肠歹毒的伪文人和准文人的。

 

陈登科先生未见过， 只通过几封信， 还是在他刚从监狱释放时， 短短的一、两张纸，没有一点颓唐和怨天尤人， 而是充满了阳刚之气和高瞻远瞩的胸怀， 给依然在困境中挣扎的我们， 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也受到了鼓舞。也曾有两次晤面的机会，都失之交臂， 深以为憾。对陈老的光辉人格和大丈夫的坦荡胸襟， 一直是由衷敬佩的。愿他在天之灵安息。

 

我经常在想， 那个恶女人江青真是一张乌鸦嘴， 啄到谁谁非死即伤。她曾经一口气＂毙″了三十多部电影， 她直接间接地究竟残害了多少文艺工作者， 可能永远是一笔糊涂账。但是， 如果要细想一下， 江青在文艺界大舞狼牙棒， 矛头主要还是电影界和戏剧界， 这好理解， 她过去是三流电影明星， 以后是戏剧改革的＂旗手″嘛！至于小说， 好像她不懂行也没多少兴趣。她是个会享福的人， 哪有闲功夫去读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 似乎除了<<风雷>>，她再未说过别的什么小说。那么， 她为何对<<风雷>>＂情有独钟″呢？这是我思索多年都未想出道理来的。近来似乎想出了一些道理。

 

近日为了一篇反映安徽三年困难时期真实情况的稿件， 我查阅了一些资料， 了解到所谓三年困难时期， 如刘少奇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所说的， 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造成的灾难是全国性的， 也是十分严重的。 据党史专家廖盖隆在<<炎黄春秋>>2000年第三期著文指出， 那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4000万。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检讨， 说他是党的主席，直接的间接的责任他都要负，彭真在会上说， 毛泽东的错误可以批评。可以说那一次大会虽然还没有否定三面红旗， 但许多极左的方针政策及其造成严重的恶果， 得到初步的揭露和遏制， 如陈云在会上所说的， 这次会议成就很大， 不能低估了。可以说那是一次使党和政府， 摆脱困境重现生机的大会。可惜毛泽东不久就否定了这次大会的精神， 也包括他本人的检查。重申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向极左的方向继续滑下去， 直到酿成文革的十年灾难。

 

正因为开过那么一次规模特大的中央扩大会议， 大会上对三年困难时期所作的评述是得到公认的， 而且在政治局常委之间， 除了林彪作了一次政治投机， 基本倾向是毛犯了错误， 这就成了毛的最大心病。因此如何评述三年困难时期， 也就成了敏感话题。不仅以此决定党政要员的升迁取舍，也是评论所有文艺作品一条最重要的政治标准。翻翻那时的文学作品， 到处是一片歌功颂德之声， 真是＂到处莺歌燕舞″。哪里能见到反映百姓疾苦的真实声音！只有耿直的陈登科不识时务， 居然敢在作品中部分真实地反映了安徽农村灾难的现实， 那怕他主要的还是强调自然灾害为主。就这也为主流歌德派所不容， 他为此挨批挨斗直到坐牢就不奇怪了。当然他受的一切苦难， 都是为了百姓，《风雷》原名就是《寻父记》，就是告诫各级父母官， 永远不要忘了父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才是我们头上的天！为百姓受难， 可以含笑九泉了。

 

江青在文革中干的坏事， 罄竹难书， 有些连毛泽东都很厌恶。但是， 在诸如点陈登科名这类事情上， 她还是按毛的本意去办的。既不是偶然事件， 也不是信口开河，应该还她一个历史原来面目。

 

 

2001年5月3日初稿于广州

 

2003年6月30日广州二稿

 

 

 

 

 

 

 

 

 

 

 

 

 

 

 

 

 

 

 

 

 

 

 

 

 

 

 

 

 

 

 

 

 

 

 

廿五、曾希圣的功过是非要分清

 

——《曾希圣和“包产到户“》一文读后

 

 

读了《南方周末》2003年5月8日18版徐恒足先生的大作：《曾希圣和“包产到户“》一文，感到有一些问题， 有必要提出和徐先生商榷。 因为从徐先生那篇短文看， 曾希圣在安徽是立了大功的， 可是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被错误地批判罢官， 甚至要坐牢杀头， 历史真的是这样的吗？

 

曾希圣一解放即是安徽省的一把手， 直到1962年2月中央召开的扩大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后倒台， 在安徽执政十余年。对他在安徽执政十余年的功过是非的评述， 不是我们这些基层百姓的事， 但他的倒台， 决不只是如徐先生所说是搞＂包产到户″一事， 更不是因为他搞责任田要开除他的党籍， 甚至要杀他的头。当然如果他要一死以赎安徽大饥馑时500万无辜百姓的非正常死亡， 也不足惜， 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也很多。

 

曾希圣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倒台， 主要原因是他在安徽一贯推行的极左路线，给安徽造成的重大伤害， 包括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和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被饿死。对此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发过话的， 毛泽东称曾希圣为霸王， 是人所共知的， 毛曾警告过曾， 要少些霸气， 不要弄到霸王别姬时就迟了；刘少奇在大会上介绍安徽新任省委书记李葆华（李大钊之子）时曾说过， 说李工作魄力也许没有曾希圣强， 但民主作风好， 也是明确批评曾希圣霸道的。曾为搞责任田（即包产到户）一事在大会上确也挨了批， 但不是他垮台的主要原因， 我们不能背离当时的现实主观臆断。

 

1962年1月11日至2月27日的七千人大会， 是建国后， 特别是毛在世时一次极重要会议。从1957年以来， ＂左″风愈刮愈烈， 尤其是推行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所谓三面红旗之后， 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广大农村哀鸿遍野饿殍遍地，据党史专家廖盖隆发表在<<炎黄春秋>>杂志2000年第三期上的文章披露， 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 高达四千万，可以说当时党和政府处于极度困难之中。在那样严峻时刻召开的那次重要会议，  是党和政府走出困境重现生机的大会。如陈云所说：＂这次会议成绩很大， 不能低估了″。刘少奇在会上发言， 指出全国有一部分地区错误是主要的， 成绩不是主要的， 不能＂三七开″， 提出是＂三分天灾， 七分人祸″的论断。还提出彭德怀信中说的不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还说人民公社当时不办也可能好些， 迟几年办也是可以的， 建议解放彭德怀。毛在那次会议上虽说也做了检讨， 说他是党的主席， 直接的间接的责任他都要负。但坚持认为三面红旗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体现， 是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发展， 是完全正确的， 认为谁反对三面红旗谁就是修正主义。这也是毛刘分岐的主要原因。

 

曾在七千人大会上因在大跃进中刮＂五风″，大量饿死人和责任田问题被罢官， 已见诸史料，{见<<书屋>>杂志2003年第一期<<勇破坚冰的未定稿>>一文第9页}。此事有一些传奇性。据前合肥市长江城同志亲口对我说， 此事主角是时任蚌埠市长的马骞同志。说的是七千人大会已经接近尾声时， 安徽组会场还是死水一潭＂平安无事″。因为当时曾希圣正是如日中天之时， 身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华东局第二书记， 又兼了山东省委第一书记， 真是风云一时炙手可热，安徽省的人谁敢对他说个“不”字，前几年倒台的安徽省级领导李世农张恺帆杨效椿等就是前车之鉴。眼看会议就要结束了， 忽然大会秘书处收到了一张匿名的纸条， 上面写了三条意见：一， 安徽问题非常严重， 二， 曾希圣在安徽势力非常大， 谁也不敢提意见， 三， 请求中央派工作组到安徽实地考察！并要求安徽组的会不能散！这事严重了， 惊动了中央， 少奇同志亲自主持安徽组会议， 第一句话就是请曾希圣暂时离开一下， 再听听大家意见。曾一离开， 会上马上热闹起来了， 先是蚌埠市长马骞站起来承认字条是他写的， 说是买了手电筒， 躲在被子里偷着写的。接着谈了蚌埠市存在的一些问题，无外乎高指标高征购说假话饿死人等事， 说的虽还有些顾忌， 但已说明了安徽问题严重， 盖子远未揭开。紧接着省军区司令廖容标发言了， 听说那才是军人的坦荡胸襟刚正不阿的铮铮之声， 系统地揭露曾希圣在安徽搞独立王国， 排斥异己残酷斗争制造冤假错案， 上欺中央下压百姓， 高指标高征购挖地三尺， 搜刮百姓余粮， 致使大批百姓饿死， 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威望和形象， 远不是曾个人所说的什么取得了什么伟大的成绩， 希望中央派人到安徽实地调查， 做出明确结论严肃处理。司令一带头， 与会代表纷纷响应， 都结合实际谈了本地区的严重情况， 中央领导这才对安徽的情况有了真实了解， 随即派要员去安徽调查研究， 发现问题比揭露的还要严重， 据<<戴厚英随笔全编>>（暨南大学出版社版1522页）一书披露， 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数高达500万！这样的天大罪孽还不该罢官吗？坐牢杀头也不为过！又比如曾希圣整人的霸气， 在安徽是谈之令人色变的， 拿反右派来说， 曾就在中央划右派六条标准之外， 另加了两条：即一是反对他强制推行的所谓农业＂三改″， 二是反对所在单位党的领导， 所谓反领导就是反党， 所以安徽抓的右派特别多。当然批判曾希圣时， 不可避免的要批＂包产到户″一事， 因为此事当时中央是否定的， 批判者当然要和中央保持一致， 可以想见批判者会言词很激烈的。此举还反映了另一种心态， 就是必须一举摧毁曾希圣的独立王国， 否则还在霸王管辖下是没有活路的。

 

当然，我们今天来评述一位历史人物， 不能离开当时的大环境， 一件中央性的抉择失误， 酿成了严重恶果， 只追究地方官员的责任是不公正的。 但是， 同样在三面红旗指引下， 各省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我省邻近的江苏浙江情况就好多了， 就拿曾希圣兼任省委第一书记的山东来说， 那里的形势虽说也很严重， 但不比安徽更差些。 但原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同志， 比曾希圣要老实些， 他毕竟还是一位艺术家， 还保留了一点艺术家的真诚品格， 向中央真实地汇报了山东存在的问题， 结果被罢了官。而曾希圣则深谙为官之道， 知道真话是不能说的， 果然又多了一分官差。不过有一段舒同当面斥责曾希圣的话， 流传久远， 足可以鉴别两人政治品格的高下， 舒对曾说， 我工作未做好， 愧对山东人民， 你安徽情况怎么样， 你心中有数， 假的总有一天会戳穿的， 你把那些喂猪的山芋藤山芋叶子往山东调干什么？ 这些东西我们山东比安徽多！据说曾希圣无言以对。

 

尽管曾希圣政治品格与政治实践都很低下， 且在安徽犯下了大罪， 但他在最后的任内， 毕竟还做了件大好事， 那就是在农业上推广责任田。此举不仅给了当时广大农民一条活路， 避免了更多人的无辜死亡， 而且开了农村改革的先河， 至今依然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当然是曾希圣的一大贡献， 应该给予正确的评价。但是功是功过是过， 我们不能因为曾在安徽犯了那样的大罪， 而漠视错评他这一大功；同样的道理， 我们也不能因为曾做了责任田这一样好事， 而容忍他在安徽犯下的大罪， 特别是数百万无辜百姓的非正常死亡， 更不能把由于他的罪过， 受到说起来还是很轻的免职处分， 说成是一件冤案。

 

说起＂包产到户″， 我说一点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 也可旁证一项农业政策可以直接关系到农民的生死， 乃至家庭和社会的稳定。我从1958年到1962年，都在皖南山区广德县一家改造右派的农场监督劳动。 农场位于皖苏浙三省交界处， 农场又是和四周农村连成一片的， 所以对农村情况有了真实的了解。先是三年困难时期， 眼见四周农民大批饿死， 特别是在一个叫新杭的水库工地上。比较起来邻省江苏浙江情况都要好些， 当时曾有这样两句民谣：＂五十个饼子二斤糖， 能娶广德一个大姑娘″， 说明安徽广德县的姑娘都往外省嫁了， 这很正常， 人往高处走嘛。还有一件事就很不正常也很悲惨了， 就是出现了妇女的＂放阴″现象。 何曰＂放阴″？就是饥荒年人快饿死时， 经家长同意， 家里年轻的媳妇， 带孩子或不带孩子， 外出到一个富点的农村， 找一个三、四十岁的老光棍＂嫁″了， 约定俗成这是有实无名的婚姻， 这边不离那边不结， 在一起过日子， 直到为这个光棍生了一个孩子， 再把孩子带到断奶， 就把这个孩子丢给那个光棍， 再回到原来夫家， 一般要二、三年。三年困难时期， 安徽出现过许多＂放阴″人家， 一家人妻离子散， “放阴”归来后那边也是骨肉分离， 情景都是十分悲惨的，。1961年安徽实行责任田之后， 我们眼见着四周农村富了起来， 一个重要的现象， 就是外嫁的， “放阴”出去的女人， 纷纷回到安徽来。当时也有两句民谣：＂五十斤米二斤油， 广德姑娘走回头″。由此可见一项农业政策对农民命运的至关重要。

 

我说这一些， 当然是对曾希圣搞责任田的肯定。但是农业改革了， 曾推行的极左路线并未改变， 我们依然在农场劳动改造。直到中央七千人大会后， 极左路线有些收敛，曾希圣倒台了， 农场解散， 我们大批右派才摘掉帽子， 回到工作岗位上来。

 

对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应该有实事求是的精神， 是非功过要分清， 不能文过饰非，更不能对历史采取实用主义， 那就对不起冤死的数百万农民和大批受极左路线迫害的人了， 也包括鄙人。

 

2003年5/月17日于广州

 

 

（本文摘要载<<南方周末>>2003年7月10日往事版）

 

 

 

廿六、改造

 

 

1960年大饥馑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杰克·伦敦的短篇小说《热爱生命》。小说里叙述的故事、连同当时的现实，使我永世难忘。故事并不复杂，写一个人困在荒岛上，已绝食多日奄奄待毙,凭着强烈的求生欲，顽强地向岸边爬去，妄图被过往的船只发现。可惜还未到岸边，已经昏迷了。这时一只也是饿极了的老狼发现了他。老狼虽已饿得皮包骨了，还是扑了上去，用力咬噬他的喉管。正是他皮肤被咬破的剧痛，惊醒了他。他一睁眼立刻明白了，他和老狼只能有一个生物活下来。还是强烈的求生欲驱使着他，用尽最后的力量，猛地翻转身来，把老狼压在身下，然后拼力咬断老狼颈部的血管，猛一吸、那腥热的狼血，像铅一样灌进了他的胃里。

 

凭着这一点狼血的营养，他继续向岸边爬去。不久又昏倒了。但还是本能地向前蠕动着，一刻也不停止。这时一艘大船路过这里，船员们用望远镜观看小岛景色。发现岸边有一团怪物，在进三步退两步缓慢蠕动着。以为发现了什么新物种，就上岸看个究竟。他得救了。

 

醒来之后、他恢复的第一个意识是吃。不停地吃、不停地要,甚至“偷”。最后他睡到面包堆里了。

 

小说还有一个附记,说这是列宁同志最爱读的小说之一。列宁临终前手上拿的正是这本书。书啪地一声跌落在地，列宁也就离开人世了。

 

60年那个特殊时期,读这样的小说，岂只是感同身受。首先是作品中主人翁饥饿的痛苦和强烈的求生欲,都给了我极大的震撼，还有就是四顾茫然，前途绝望，以及绝粮、饥饿、倒毙都给了我们一个可怖的预示，说不定哪一天我们也会倒地成饿殍的。因为这时大饥馑正一步 步向我们逼来。本来我们这家财贸部门办的农场、物资供应相对比较丰富,当年风调雨顺，虽说大办钢铁、乱砍乱伐浪费了很多资源和时间，田间管理不善，田里地里稗草丛生，产量不高。但吃饱肚子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当时推行的是一条极左的路线、假大空盛行。地方官员为了加官晋级，或免当右倾丢官，竟相谎报产量。结果大批粮食被调走,队队户户家无存粮,食堂定量日益减少，还要夜以继日无休无止地修水库、开荒、砍树、筑路、体能消耗极大，饥饿更加难受。这时人们关心的只有一个话题,就是如何能找到可以充饥的东西，免得饿死 。对什么身分、帽子，什么前途命运，甚至连还不断召开的批斗会也冷漠了。命都快没了,还怕批斗会吗？

 

找吃的，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你找我找大家找，到哪去找呀。找不到也得找、总不能坐以待毙。各色人等都用尽了花招。是真聪明假聪明,生死存亡线上见分晓。有些人看起来很木讷，但总有办法弄到吃的；有些人似乎精明能干，但在保命这样大事上，却畏首畏尾，毫无办法。都说广东人最会吃最敢吃。其实会吃敢吃最大的原则是：饥。所谓饥不择食。陶渊明说“饥来驱我行”,白居易说“饥村人语早”。60年为了保命，什么办法未想过？什么东西未吃过？死猪野狗、家鼠野鼠、有毒蛇无毒蛇蛇蛋、草根树皮观音土，像山芋藤山芋叶山芋渣更是宝了，是每天果腹必不可少的珍品。

 

这家农场曾计划要办一座万头猪场。口号是猪多肥多肥多粮多。这句话也无大错，只是顺序颠倒了。应该是粮多猪多猪多肥多。人都没吃的,哪有粮食喂猪。猪都饿得皮包骨，又感染了绝症──猪肾虫病，不断死去。按要求这些死猪都要深埋的。可那时谁还会顾及这一些，没有肉还有皮、还有筋、总还有些油腥。所以猪场一有死猪、生产队里立刻骚动起来，都想得到它。这可是一场比智力、比体力、比耐心、比人缘的战斗，可又不能打遭遇战,否则都将倒霉。场方看得也很紧，死猪不是埋得很隐秘、就是沤在粪坑里，就这样还是会找到挖出来,那怕已经开始腐烂了，都会被吃掉。好在猪肾虫病不是疯牛病，否则的话、还不知有多少人死于非命。

 

小诊所里病人很多，一些人是阻塞性便秘，因为草根类东西吃多了，集结在肛门口，排不出来，吃泻药灌肠都无效，只能戴上手套一点点抠出来。最多的病人是饥饿性浮肿和干瘦症。其实这是一种病不同时期的表现。先是体内大量的糖、脂肪、蛋白质的消耗，出现低蛋白水肿，能肿得不成人型。以后肾功能受损，大量水分随尿排出，人就瘦成人干了。接下来就是倒地而毙成饿殍了。

 

我曾经救治过许多将倒未倒,或将毙未毙的人。印象最深的是一位乡村中学教师，他是饿倒在挑肥的路上,被人发现送来的。是个典型的干瘦症患者。个头很高,再瘦得皮包骨,就像一根竹竿了。医这样的病、我们已有些经验了。无外乎用些葡萄糖维生素能量之类的，是医生都会的。而抢救成功的关键是饮食的调节，一个长期挨饿的人,胃壁已经很薄,各种消化腺功能严重受损，但食欲极旺,得到食物极易过量，后果是急性胃穿孔或严重水电解质失去平衡而猝死。也称为饫死。其实饫死和饿死是同一概念。大诗人杜甫就是吃鱼之后饫死的。可想而知杜甫一定是长期挨饿的。

 

病人经过抢救，还在半昏迷之中。只见他不停地咀嚼，食欲首先恢复了。可是他身边没一个亲人，我们只得找出他身上仅有的饭票和饭卡，和食堂说好话，换来一点极稀的稀饭，─口口喂他。吃完一碗稀饭后，他清醒了，睁开了眼睛。这是一双什么样的目光啊！两眼直瞪瞪地盯着一个地方，一动不动。没有悲伤没有忧愤，也没有求助，只有冷漠与绝望。我理解他也不触动他,也不和他说话。只要他知道我们是同命运的就够了。

 

收工之后，队里来几个人看他。他还是冷漠地一言不发。我对他们说，病人还需要多天饮食调养，而且只能吃稀饭，食堂里的山芋干山芋叶是不能吃的。我知道这是大难题.那时候到哪去弄米啊。未想到他们一口答应了。以后果然有人按时送热稀饭来，直到他出院。开始我认为队里有他的至亲或密友，也许他人缘极好，危急之时都舍已救人地帮他一把。当我知道事情真像之后，仿佛一下子认清了许多人生道理。

 

病人是无为县某区唯一的大学本科毕业生，五十年代的大学生是凤毛麟角。本来他是可以留在省城的，县中学更是一直在要他。可是他说他上有年老多病的父母,下有妻室儿女,弟妹又小，一家人就靠他，他不能离开家乡，就这样到区中学来了。他是学数学的,可是为人处世也像数学公式那样刻板，把基层干部都得罪了。运动一来,虽然他并没有右派言论，还是第一批被打倒了。这对他和他全家可是天大的灾难，他被彻底摧垮了。和他一个队的大都是他同一个区里各行各业的基层人员，有小右派，有所谓的反社会主义分子，还有犯有其他错误的人员。本来他话就少，到农场后更无话可说了。整天就埋头做事，只想早一天摘帽子，回去教书，养家活口。尽管已挨饿多日了，他不敢也没有法子去找吃的。看到队里其他人“偷”来山芋梢子萝卜头子，他都吓的躲开。他未想到这些普通人，都能有本领活下来，他却差一点死掉。他更未想到就是这些普通人、在他生死存亡时刻、还会拉他一把。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现在他还在被抢救之中。

 

天黑了，输液还在继续。一是他还要靠这一点葡萄糖来维持生命；二是要保留一根血管以备抢救。他已瘦成人干了，血管都塌陷了。

 

奇异的事发生在夜间。我们那个小诊所是一排干打垒的房子，隔墙只打了半截，上面都是空的，隔墙什么声音都能听到。夜深人静时、我半醒之中隐约地听到病房里有一种咯吱咯吱的声音，开始以为是老鼠在咀嚼什么。一会儿这声音更清晰了，而且频率更快，我判定这声音来自他。连忙过去一看，我看到了一幅我一世也忘不了的景像：只见他又昏迷过去了,但嘴巴还在不停地咀嚼，在吃什么呢？原来他把输液的橡皮管连同中间的玻璃滴管一齐塞进了嘴里。也许是那一点葡萄糖的刺激，他越嚼越带劲，还不停地往嘴里送。那小玻璃滴管已经被嚼得粉碎，玻璃渣多处扎进了口腔粘膜，所以我看到的是满嘴血污。我急忙先把他手上的皮管夺下来。再叫起另一位医生，先用开口器撑开他的上下腭。拽出他口腔里那一团糟的东西，主要是和鲜血混在一起的嚼碎的橡皮管和玻璃屑。杂物清除之后，看到的是可怕的图像：整个口腔到处都在出血，手电一照、见到的是一个血红的洞。我们只得先清洗一下，肌肉打上止血针与消炎针，再塞进止血用的明胶海绵。等明显的出血停止了，我们再一点点撕开明胶海绵，寻找玻璃渣扎进口腔粘膜的断端，妄图把它们拔出来。这项称不上是手术的手术，谁知做起来极难。那断端极难找不说，露出粘膜表面的是又细又脆，只能轻轻地钳，稍一用力就碎了。人们常说肉里存不住灰星子，不把玻璃渣取出来，出血是难以制止的。不知经过了多长时间细找,总算把能找到的玻璃渣都取出来了。大出血总算制止了，小渗血还不断。

 

这时天已大亮了。他也清醒了。我们知道这满嘴的伤口，动一处都是很痛的。何况还被开口器一直这么撑着，连哼一声也办不到。我又注意到他的眼神，固然是痛苦的，此外还有许多说不清的东西：像有几分羞涩，后悔一个大男人怎会做出这种蠢事；一定很悲伤，悲伤自己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怎会落到这步田地。不过他该知道这─切都不是他的错。当然眼神里更多的还是沮丧，迷惘和绝望。秋收了尚且如此，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正是这一场秋风能躲过，难逃那腊月鬼门关。农场以外的农村，每天都有农民被饿死。我们的忧虑是共同的。

 

几天之后他出院了。以后听说他活得还不错，多亏他一个学生的家长，在农场放鸭（天晓得一个放鸭的怎么也成了右派）。说是要科学养鸭必须要一个懂数学的，实行按比例科学配料，把他要了去。听说他到了放鸭场，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戴个破草帽、拿着一根放鸭竿,悠哉游哉，乐呵呵的。因为经常有死鸭子吃。有时还送些死鸭子到原先生产队去。还笑呵呵地说：放三年鸭牵三年瞎（给算命瞎子牵路）、给个县官也不做。

 

林语堂先生说：“一个人受苦难的程度，就是他彻悟的程度”。环境是能改造人的。

 

 

2001年12月2日二稿

 

 

 

 

 

 

 

 

 

 

 

 

 

 

 

 

 

 

 

 

 

 

 

后记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中国文学曾经有过一度的＂井喷″时期， 各路英雄纷纷亮相。其中有一类作品， 备受我的关注， 那就是改正后复出的右派作家作品， 所谓感同身受吧。那时这类文章触目皆是， 能见到的我都读了， 获益良多。但也感到有不足之处， 就是写这类文章的， 当然本人都是知识分子， 而且可以说是知识分子之中的精英。他们笔下所反映的， 除了个人的经历之外， 大部分还是知识界的遭遇， 即使是到了干的牛马活吃的猪狗食了， 骨子里还是知识分子， 很多人保持了知识分子的气节。尔后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也证明， 这一大批蒙冤受难的知识分子， 依然是国家的有用之才， 有些人还是国家的栋梁。文艺作品描述他们， 是文学家的责任， 也是对那场波及数以百万人的反右运动的反思。对创作出这样作品的作家们， 我都是十分敬重的。

 

但是， 在我见到的这类作品中， 我几乎没有见到有反映最基层右派和所谓＂反社会主义分子″受难者实况的。因为说起反右派， 人们都会想到有一句几乎是权威的结论：右派分子都是来自知识分子集中的部们！其实如果要深入地调查一下， 你就会发现这个结论并不可靠， 至少是不全面的。 不要说运动中还处理了一大批所谓和右派同等对待的什么＂反社会主义分子″之类的杂牌军， 就是在已定性的55万余右派分子之中， 绝大部分还是普通群众， 特别是1958年以后， 在运动向纵深发展时， 挖出的右派们。这点我有深切的体会和亲身经历。如前言中所说的， 这些来自基层的办事员售货员保管员送货员搬运工们， 他们本来就算不上知识分子， 都是最基层的普通百姓， 很多人不知整风反右为何物， 他们也很少关心国家大事， 过的都是柴米油盐最实际的百姓生活。他们既没有知识分子们的远大理想， 运动前后直至改正， 也没有什么跌宕起伏的人生。运动前是普通人， 受难后处境更差。很多人没有熬到改正的那一天。即使赶上了改正，也就多几元工资而己， 穷困艰苦的处境基本上没有改变， 还是最弱势的人群。和部分知识分子们改正后重振雄风， 乃至成为＂重放的鲜花″相比， 他们已被社会遗忘了！他们中绝大多数， 还是回到原来的单位(也有部分就地安排， 不过是基层供销社商店之类的)， 还在原先整过他们的人手下过日子。这些难友们， 由于多年政治运动的折磨， 和重体力劳动及饥俄的摧残， 本身既无学历又无专长，加上身心交瘁，已失去了和同档次人竞争的条件。即使少数人有过大中专学历和一技之长者， 或者曾经是锋芒毕露和颇有才干的人，二十多年的荒疏， 原有的技能不是完全丢失了， 也是大大的滞后了。就说工资级别职称吧， 说是全恢复了， 那也是恢复到反右前的水平， 和同资历同学历的人相比， 依然差了很多。更不要说许多身心受到严重戕害， 失去正常工作甚至生活能力的人。他们才是真正被毁掉的一群人。他们苟延残喘活在世上的时候， 就是被社会遗忘的人。随着他们相继地凄凉地离开人世， 必将被社会彻底遗忘！这是多么的不公啊！汪曾祺先生曾说过一段话：＂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些人， 除了已经死掉的，大多数都还在努力地工作。他们的工作的动力， 一是要实证自己的价值。人活着， 总得做一点事。二是对生我养我的故国未免有情。------″汪先生这话虽是对知识分子说的， 对我熟悉的那一大批非知识群体的右派们也适用。许多人都在发奋努力工作着， 还想做出一点成绩。大道理之外，现实一点就是力争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确也有做的比较好的，比如我的挚友陈炳南兄， 反右时只有初中文化， 运动中夫妻双双罹难， 九死一生， 但一直孜孜以求， 退休后几载辛勤耕耘， 写出了一本二十余万字的<<赤子吟>>，已正式出版。但是， 这只是个别现象， 是绝大多数依然陷在种种困境难友们中的少数佼佼者。多数人已力不从心， 即使还有些追求， 但自身基础现实环境都不再给他们提供条件了， 只能赍志以殁了！我院有一位医生， 改正前在这家医院， 医疗水平还算比较好的， 二十多年后改正归来， 虽然十分用功， 不谈恋爱不结婚， 临床一线还是做不了。去年听说他已经病逝， 前几年见到他， 身体还好， 只是有些心肌供血不足，怎么就不治了呢？我想他要是有个家， 有妻子和孩子的照料， 是不会这样遽然而逝的。听说走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大批右派改正后， 在许多领域都能看到他们活跃的身影， 有些人还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作为难友我们这些基层小右派， 都曾予以密切的关注， 甚至为他们骄傲。但是， 希望执政者学界社会舆论， 不要只看到少数人散发的光芒， 而怎略了忘记了绝大多数的普通运动罹难者， 依然生活窘迫处境艰难， 他们才是冤中之冤错中之错！

 

为何要波及这些善良的普通百姓呢？这是我1958年在那家改造右派的农场时， 就开始思索的问题， 当时就未想通， 以后几十年了， 我还一直在思索着， 依然也未想通。

 

为此， 我想到我何不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 真实地记录下来，让后人对这场运动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想法或许不错，实施起来却困难重重。因为1997年之前， 我一直是一家中等城市医院临床第一线的医生， 业务工作很忙， 医疗工作人命关天， 丝毫马虎不得。虽说也有些业余时间， 我也曾在工作之余写过一点小说散文随笔之类的小文章， 但都不敢触及这类在我心目中， 有些神圣感使命感的题材， 不愿它成为一锅夹生饭。谁知直到97年退休后， 由于种种原因， 还不得不在医生这个岗位上蹉跎岁月。这时我感到我一个年过花甲的老翁， 再不抓紧时间写出我想写的东西， 可能永远也不再有这个机会了， 那只能空自嗟叹了。最后还是只能在业余时间写完这部作品。所以虽说是尽了自己的力了， 依然有很多的不满意。唉！很多学养深厚智商很高的人， 还是奉行＂只追一兔″的人生定位。我只是个中等资质的普通人， 尽管非我所愿却事实还是游刃于医学与文学之间， 结果必定我两者皆无所成。命该如此， 到了已近古稀之年， 我都认了。

 

好在我在学习写作的过程中， 得到了很多卓有成就的作家编辑的帮助与鼓励， 使这本小书得以完稿。首先要感谢的是邵燕祥先生， 我从刚动笔， 直到初稿完成， 都是得到他真诚热忱的关怀与指导。又为习作写了洋洋七千余言的大序， 使我的一些很幼稚很肤浅的思考， 得到了历史的理论的升华， 表达了邵先生对弱势群体一以贯之的关怀， 和对社会诸多问题的深层思索。如果说这本小书， 从某个侧面记录了近半个世纪前那场运动的部分实况， 那邵先生此序就是对那些事实作了很深刻的剖析与反思。在此我只能和那些死去的和还活着的难友们， 一起表示真挚的感谢了！在写作过程中还得到了林贤治先生韩石山先生谢泳先生萧蔚彬先生和凤鸣先生苗振亚先生解正中先生陈炳南先生等的诸多帮助， 这里一并致谢了！

 

如果我熟悉的或陌生的难友们， 以及对那段历史有兴趣的研究者和读者， 希望能成为小书的读者， 可以来信来电或发伊 妹儿联系， 一定及时回复！通讯地址：广州市体育东路20号扶元堂康复医院。电话：020-87591378(宅) 020-87530487(办) 13503042315。

 

email：mjs.tcl@163.cum

 

 

2004年9月9日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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