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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15日第6期
总第四十六期
2008年9月13日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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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史林一叶
杨大庆 从“007密令”闹剧到湖南的反周风潮——湖南“省无联”述评之一
忆旧思亲
方子奋 一位亡友的后续故事
闲读偶记
王广宇 读《北京通县地区的“四清”运动》一点感想
文摘
赵有福 通县地区“四清”运动遭诬陷的内幕（节录）
故纸堆
姚小平 一份值得关注的国务院部级干部名册
小资料
黄顺义 重庆大学文革武斗中死难同学名单
白 磊 西安交通大学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人员名单
编读往来
1、于长岭、蒋健、杜钧福谈办刊方针 2、汪珍意见•编者答复
3、法国汉学家、中国知青研究专家潘鸣啸先生来信•编者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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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从“007密令”闹剧到湖南的反周风潮
——湖南“省无联”述评之一
杨大庆
本文系据北美密歇根大学吴一庆教授惠赐的部分省无联原始资料和笔者自己及其他朋友搜集的有关材料写成。由于吴教授的资料尚未正式命名且与其他资料综合使用，未能一一标注，特此说明。
1967年元旦后的一天深夜，湘江风雷头号负责人叶卫东急如星火地唤醒了酣睡中的总部各头目，通告了一个重要情况：本组织成员，长沙铝厂“亦工亦农”制人员（即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务工的非正式工人）葛建华称，他于1966年12月17日晚参加围攻省委大院时，看见从省委内疾驰而出的一辆军用摩托车上掉下一个小纸团。捡起来一看，脸都吓白了，原来是个发动兵变的手谕，署为“密令007”。回去将手谕的字迹与中央领导人给雷锋的题词对比，发现为周恩来所书。他心神不安地将手谕塞进挂蚊帐的竹竿，并向一位室友透露了这一秘密，此后不久那位进厂才一个多月的室友便失踪了，手谕也不翼而飞。
谁都能看出，这是一个漏洞百出、编造拙劣的天方夜谭——日后被湖南军区关押的葛建华也承认是存心捏造，其目的无非是想捞一个赴京向中央文革汇报的由头，以便看看天安门，游游长城——但在当时，对此深信不疑的湘江风雷众位“司令”却热血贲张，煞有介事地制定了针对这场子虚乌有的兵变的反制措施，名之以“密令001”（按：这是采用湖南军区“2.4批示”后肃清湘江风雷流毒时的说法，叶卫东在批省无联时的说法又有不同：叶对葛建华的报告深表怀疑，而张家政如获至宝，并声称北京早就需要这方面的材料）。
在今日看来令人捧腹的一幕滑稽剧，发生在当时却非偶然。自毛泽东“炮打司令部”以来，对“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高度警惕已深入人心，加之林彪的“5.18讲话”不胫而走，“二月兵变”蜚短流长，一有风吹草动，阶级斗争的神经绷得紧紧的革命群众就会想到“兵变”、“复辟”。而某些自认为手眼通天的人物也极善于将捕风捉影所得胡乱联系以显示其“路线斗争觉悟高”,“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如湘江风雷的二号人物张家政就宣称：湖南军区1966年12月16日迎接广州军区民兵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回长时就准备搞兵变，后因造反派冲击才未搞成。后来又改期到1967年元旦搞，还是没搞成。而小吴门邮局的基建工程表面上看是修缮房屋，实际上是修地下通道，以方便搞兵变时隔河（湘江）输送队伍。在张家政眼里，这一切与“007密令”联在一起，无疑构成了一条严密的因果链，以至他言之凿凿地说，密令到了红铁军手里，是红铁军与红旗军、省文艺界红色造反团封市公安局时找到的。至于发动兵变何以要用手谕？送绝密的手谕为何要用毛手毛脚的普通通信兵？事关社稷安危、党国命运的发动兵变的手谕为何又会落到了市公安局这样一个县处级单位？军区凭什么能在一个与其无隶属关系的地方单位挖隧道？挖一条5公里长的过江隧道要多长时间？如此光天化日下大兴土木能否保密？这条隧道作用何在？特别是为什么会有“特务”与葛建华同居一室达一月有余，莫非他或其“上线”未卜先知早料到葛会捡到密令？……诸多常识性的问题没有人向张家政提出，张也从来没主动作过澄清。
日后批判省无联时将“007密令”作为其“罪恶活动”的起点，这从历史和逻辑上看决非无因；把“炮打周总理”作为省无联与张家政的“滔天罪行”也不冤枉，因为湘江风雷获平反后张家政还找过出狱的葛建华做工作，动员其推翻被军区关押时的供词重新咬定“007密令”确有其事。但问题是到底是“007密令”引发了某些人对周恩来的怀疑，还是对周恩来的怀疑使张家政等深陷“007密令”不可自拔仍然是个谜。
据后来湘江风雷内反张家政一派的揭发，1966年12月10日前后，自北京返长的张家政曾扬言北京有人布置他收集周恩来的材料。这“有人”据说是指林杰，叶卫东还煞有介事地画出了一张由张家政到洪飚（即中央民族学院东方红的郭翠琴）再到学部的洪涛、吴传启，最后直达林杰的路线图。但即令是在省无联垮台后一边倒的大批判中，也没有人能提供此方面的确实证据。而当年的长沙工人的头头张楚鞭曾经转述过宋绍文（省文艺界红色造反团头头，后因省无联获罪15年）的说法：湖南炮打周恩来的源头是解放军艺术学院（简称军艺）“星火燎原”。联系到张家政当时与“星火燎原”来湘的鲍建云、戴述国、陈玉兰等过从甚密，张赴京后多由“星火燎原”安排住军艺，“2.4”湘江风雷遭镇压后亦复如此，与宋说似可相互印证。可如今张、宋均已作古，张家政流寓北美，军艺诸公则早已淡出历史舞台，此段公案不知有水落石出之日否？
如果说，“007密令”期间张家政等的反周立场尚停留于准备阶段的话，长沙一中一批中学生则已将反周提上了日程。一中是湖南造反风潮的发源地，谢若冰、黄杏英、申学崧等人因反对工作组遭省委打压而赴京告状揭开了湖南文革造反的序幕，而谢若冰“8.18”代表外地赴京学生在天安门上发言并获毛泽东的签名，更使初露头角的造反派士气大振，而使湖南省委陷入尴尬之中。
当年10月28日，谢、黄等人在来长串联的北京三中“刺刀见红”战斗队朱大年、印东兵等的协助下，成立激进色彩颇浓的“湖南井冈山红卫兵”，成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彪劲旅。但在此后一次是非莫分、真相难辨的内部“政变”中，谢氏将黄杏英及其他几位与她一起造反、一起上天安门的战友踢出了井冈山。此后黄杏英等即以一中“齐卫东”的名义投入运动。
1967年元旦之夜，齐卫东在长沙市中心的五一广场贴出了《炮轰陶铸》的大字报。在常人眼里，这不过是在北京已激荡多时的“倒陶”风潮在长沙的反响，算不得多大的新鲜事（教育部首次贴陶铸的大字报是半个月前）；但实际上，其中有深意存焉：黄杏英等在不同场合曾经宣称，他们是通过搞张平化的材料发现了陶铸的问题；通过搞陶铸的问题，又发现了周恩来的问题。因此，“炮轰陶铸”未尝不可视为“炮轰周恩来”的先声。
几乎与此同时，日后为省无联招来灭顶之灾的杨曦光也登场了。杨在文革初期即倾向造反，但不算活跃。可在以批判张平化并宣布夺权的“1.15”大会流产为标志的湖南造反派第一次分裂后，杨即狂飙突进高调亮相。他不但站到了与湖南军区支持的“高司”对立的湘江风雷一边，而且以“夺权必夺军权”的惊世骇俗口号，表明了自己极端激进的立场。从杨曦光当年5月与北外学生、首都“5.16兵团”成员杨新华的信中后悔没有在“2.4”批示后即公开炮打周恩来看，杨曦光在1967年初便在对周恩来的态度上与黄杏英持相同立场。
独立思考的齐卫东、“夺军权”（杨曦光）与可能受人影响的张家政之间有无交流互动尚无确证，但引人注目的是，湖南反周思潮的冒头比张建旗在北京钢院的破门而出要早两个多月；而其始终影响着一派群众组织的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此派的命运，这在全国是少见的。
中央文革小组的“2.4”批示中止了激进分子炮打周恩来的冲动，却赋予日后构成省无联“罪恶活动”的另一要件“反军乱军”以更大的活动空间。
“2.4”批示是湖南造反派第一次分裂的必然产物。1966年12月底，高司与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签订为在张的“9.24”讲话后被打成反革命的干部群众平反的《望江楼（湖大内的一幢建筑物）协议》，这引起了风头正劲的湖南井冈山红卫兵的不满，认为与走资派签订协议乞求平反是右倾。于是，造反派与保皇派的斗争尚未最后止息，造反派内部的争斗又起。随着“一月革命”的爆发，夺权迅即成为斗争的焦点。湘江风雷、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东方红总部、红旗军等绝大多数造反组织加入井冈山一方，与高司形成对峙之势。奉命“支左”介入地方文革的湖南军区几乎不假思索地选择了组织健全、队伍单纯的高司（如在高司的核心中南矿冶学院，其队伍几可称由学生会“转制”而来，其负责人多为共产党员）；“1.15”大会的流产意味着造反派的分裂已成定局，也标志着湖南军区引火烧身：战场由省委转到了军区。军区大院内人来人往，一片沸腾，局势几近失控。
1月20日，从北京传来一个日后无人认领的“来电”（史称“1.20来电”，其署名有说是中央军委，有说是军委文革，有说是叶剑英办公室，还有说由首都三司转，莫衷一是。后来解决湖南问题时周恩来却称中央没有发出过此电报），据此红旗军等组织因冲击军事领导机关被镇压，贺孟宣、肖勋吾等头头锒铛入狱。但“1.20”后湖南的局势并未平静，军区仍处于造反派的围攻之中，而杨曦光“夺权必夺军权”的口号更是火上浇油。于是，中央文革出手了，“2.4”批示将数以万计的湘江风雷、红旗军大小头目送进了监狱。
高司胜券在握，弹冠相庆。然而，他们对形势缺乏清醒的认识。在作为湖南省会的长沙，支持高司的工人造反派只有革命工人造反军、真理军等人数寥寥的几个小组织，绝大多数造反工人在组织上未必加入湘江风雷但思想上却并不认同高司。高司若想顺利实现夺权，必须（实际上完全有此可能）争取这部分老造反派。但利令智昏的高司没有这样做，他们为了独占胜利成果，不但对湘江风雷、红旗军穷追猛打，在其他老造反派中也大肃其“湘江风雷流毒”。如此为渊驱鱼为丛驱雀，长沙地区不少态度原本中立的造反派（如日后成为工联重镇的汽车电器厂造反有理总队）也站到了高司的对立面。而高司身后聚集的，则是老保皇派八一兵团、赤卫队的残部。至于地县一级，由于“肃流毒”全由与旧地县委属同一营垒的军分区、人武部主持，其成为保皇派向造反派的反攻倒算势在必然。因此，就湖南全省而言，除长沙及湘潭、株洲、衡阳、邵阳等几个地专机关所在市外，高司派已成了保皇派的同义词。
在此形势下，“夺权必夺军权”的口号并未被造反派（包括后来成为省无联死对头的工联）视为多么突出的异端。在他们看来，这不但是现实斗争的需要，也是《5.16通知》中“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的逻辑结论。因此，黄杏英领衔的一中红造会内流行的是“暴力不可免”的议论，以齐卫东、夺军权为核心的红中会在街头刷出的大标语则要“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
高司在长沙与造反派的斗争中很快便处于下风，从3月下旬起，其派往各厂“肃流毒”的宣传队陆续被逐出。4月6日，长沙工联成立；次日，一中红卫兵革命造反委员会（一中红造会）、湖南井冈山红卫兵、红卫兵长沙市中等学校革命委员会（红中会）先后冲击并封闭了已成为湖南军区和高司派舆论工具的《湖南日报》；随之，高司派出队伍前往解封，与封报一派形成对峙和拉锯局面。恰在此时，大批工联的基层组织及其他造反派源源不断赶到，一时间，《湖南日报》的楼顶上造反派的旌旗猎猎，楼下人潮涌动，力不能支的高司学生军被迫退场。
《湖南日报》被封是形势的转折点：军区逐渐失去对长沙局势的控制，高司的威望开始从顶峰向谷底加速坠落；而随着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副省长章伯森和省经委主任梁春阳带领一批厅局级干部亮相支持工联，省委机关永向东、市总工会东方红观察哨等有着丰富政治斗争经验的团体成了工联的智囊团和参谋部，其实力急剧膨胀。4月底，高司放弃了除湖南医学院、长沙铁道学院之外的市区大部分据点，渐次退回其河西大本营。在此形势下，在造反派的五一大游行中，红中会公开喊出了为湘江风雷翻案的口号。
然而，就在这形势好转、曙光初露之时，分裂的暗流却又在造反派内潜滋暗涨，争论的焦点是对湘江风雷平反的态度问题。6月4日，在位于司马里的市总工会召开的会议中，分歧明朗化了。工联反对将于次日召开的湘江风雷重新树旗大会，而执意要开支持亮相干部大会，理由很简单：“2.4”批示是中央文革发出的，为湘江风雷翻案将使中央文革难堪，有使造反派失去其支持的危险。而持激进立场的红中会、井冈山、高校风雷则坚持为湘江风雷翻案，理由也很简单：“2.4”批示是二月逆流的产物，反二月逆流就必须推翻“2.4”批示。
其实，在这场争论中，双方都有不便拿上台面的理由。就工联而言，自己是按行业、按系统自下而上组成的产业工人组织，成分单纯、组织严密，很符合当时中央提倡的大联合模式，只要紧跟中央的部署，夺权指日可待，此时若推动为湘江风雷平反，权力盛宴上岂不是又添一争席位的重量级食客？
在红中会、井冈山、高校风雷一方，对后起的工联坐大已有警惕，更重要的是，其营中影响颇大的齐卫东、夺军权早就视周恩来为“二月逆流的黑主帅”，认为“2.4”批示就是周所为，他们是将推翻“2.4”批示、为湘江风雷翻案作为炮打周恩来的序曲，这从前述杨曦光与杨新华的通信中看得很清楚。因此其推动为湘江风雷翻案自然格外卖力。
司马里会议的不欢而散，致使次日湘江风雷重新树旗大会颇显冷清，但随之发生的“6.6”惨案（6月6日一批无组织暴徒攻打孤悬河东、位于中苏友好馆内的高司宣传站，打死多名高司学生和红色怒火成员）却使争论双方暂时搁置了分歧，联合对敌。6月7日上午在《湖南日报》召开的造反派联席会议，各组织到会踊跃，气氛凝重，议题集中，意见统一，前所未有。会议在唐忠富（工联）、黄振东（《湖南日报》红色新闻兵）的主持下一致通过决议：成立由各组织共同组成的“制止武斗指挥部”（设省体委内），填补由于高司派的“长沙市公检法夺权委员会”弃职逃逸造成的治安真空。
“6.7”会议之后，造反派从表面上看是团结的，但造成分歧的深层根源并未消除。由于对工联的消极态度的不满，齐卫东、夺军权的观点开始在原湘江风雷一派（“湘派”）中悄悄蔓延，而形势的发展更强化和加速了这一过程。周恩来主持的解决湖南问题的谈判很快便使湘派从怀疑、观望发展到失望、反感。虽然湘江风雷尚未正式获平反，叶卫东便被从监狱中直接召至北京参加谈判，虽然谈判刚开始，高司的败局即已显现（以至后来高司称来北京根本不是谈判，而是接受“宣判”）；然而，这对湘派而言已远远不够了。他们关注的是赴京代表中湘派的名额太少，是周恩来拒不承认中央发出过“1.20”电报，却又拒绝为据此电报被镇压的湖南红旗军平反，且不接纳红旗军为赴京谈判代表，明确反对红旗军总部恢复。
7月17、18两日，参加北京谈判的谢若冰、孙君森（省直联络站）擅自返长，连续两天在井冈山总部与部分湘派组织座谈，介绍赴京代表团内部的争论情况，意欲组织“第二代表团”赴京。孙君森扬言：第一代表团不是自下而上产生的，群众不知道，说它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一点也不错。月底，宋绍文离京时给谢若冰、张楚鞭、刘荣华留下一封信，将问题归结到“老周”（指周恩来）的头上。宋的这封信表明：即令在湘派右翼（以长沙工人为代表）眼中，周恩来公正的形象也开始动摇。
观点的分歧很快发展成组织的分裂，7月16日，东方红总部、青年近卫军、红工会、341部队（解放军工程兵学院）红色硬骨头等湘派组织成立了又一个“制止武斗指挥部”，俗称“民办文攻武卫指挥部”，意欲与6月8日成立的制止武斗指挥部分庭抗礼。而随着7月27日中央正式表态为湘江风雷平反，张家政、李仲昆、柳枚青等出狱，湘派各组织也开始进一步靠拢。
8月3日晚，由李长元（341部队红色硬骨头）、李仲昆主持召集湘江风雷、红旗军、青年近卫军、东方红总部、高校风雷、湖南井冈山等二十三个“湘派”组织在红色剧院开会，李仲昆在会上说：“我们以前受压，现在我们湘派要大联合”。会议确定“以湘江风雷为核心”，成立“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简称大联筹），当有人问到工联怎么办时，李长元答曰：欢迎参加，不参加也罢。
5日下午，“湘派”组织在红色剧院继续开会（增加了红造会等四个组织），中心内容是研究成立“大联筹”问题，并已刻好了图章，准备作为湖南省夺权机构。事后才通知工联参加，因工联代表雷志忠反对成立“大联筹”，会上确定第二天讨论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的问题。但晚上又在341部队开“大联筹”常委会。
6日下午在341部队继续开会（又增加了省、市财联），突然改为讨论成立“大联筹”问题，企图通过一个“全省大联合要以湘江风雷为核心”的文件，因工联反对，未达成协议（但当天下午在341部队二号楼仍挂出“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处由此进”的牌子）。
而8日叶卫东、陈勇（高校风雷）的北京来电，称省革筹的名单是中央定的，要求尊重47军、省革筹的权威，激起的则是湘派更大的反弹并埋下湘江风雷日后内乱的伏线。
工联反对“以湘江风雷为核心”本在湘派的意料之中，不足为怪；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湖南问题的《8.10决定》将工联定为“革命造反派”，将湘江风雷定为“革命群众组织”从而将其牢牢地钉在老二的位置上，却使湘派大失所望。也许是为了找个台阶下台吧，张家政故作高深地将毛泽东在《决定》上批的“已阅，同意”解读为“看来批得很勉强，可能是在压力下批的”。
“压力”从何而来？当然是周恩来。《8.10决定》后，对周恩来的怀疑在湘派中进一步蔓延，而在红中会等学生组织中，怀疑、敌视周恩来的议论几乎已经公开化了。8月12日，热血沸腾的齐卫东、夺军权公开贴出了炮轰周恩来的大字报，这固然是首都“5.16兵团”“8.9”战役的组成部分，但也是“8.10”决定在湘派极左翼中激起的强烈反弹。
自此，“二月逆流黑主帅”在湖南就成了周恩来的代名词。
不论官方还是工联对齐卫东、夺军权行动的反应都是克制的。“8.12”之后他们仍旧作为享有盛誉的“革命小将”活动自由，而被其派往北京，出任“5.16”第八方面军负责人的唐亦安则被投入了监狱。而且，他们中的几个主要人物还被召至北京，出席了中央的最后几次接见。此时的齐卫东、夺军权无疑是以胜利者自居的，白马轻裘、少年得志。据当年一中传出的信息称，他们当着周恩来的面要求戚本禹单独接见，周拂袖而去：“小将们不信任我，散会！”次日周对未与会的齐卫东、夺军权稍有微辞，即招致周国辉的厉声呵斥，称其不该对不在场的黄杏英等背后议论——这是周国辉对笔者所言。虽难找到相关史料确证，但由此亦可看出他们反周气焰之盛。
而在长沙，齐卫东、夺军权的战友们的气焰也未加收敛。8月16日，省直联在省人委礼堂召开形势报告会，主持会议的李淑琼请红中会小将介绍情况，李昆明当场抛出炮打周恩来的“材料”并扬言，“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十年，一定要把周恩来拉下马。”“不把周恩来拉下马，誓不罢休，死不瞑目！”
其实，齐卫东、夺军权等将“2.4”批示归罪于周恩来，纯属先入为主的主观成见。毛泽东“何必轻信一面之词，匆匆忙忙发出‘2.4’批示”批评的是中央文革，江青亦不讳言中央文革对“2.4”批示负有责任。事过40年后，笔者曾经问过周国辉当年搞周恩来到底有没有过硬证据，周决绝摇头：没有！而据王广宇先生回忆，“2.4”批示是陈伯达主持发出的。（见阎长贵、王广宇《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09版）至于被齐卫东、夺军权视为可作重磅炸弹使用的周恩来的“历史问题”，当年的知情者、红中会负责人汤建平认为，说来说去就是一个“伍豪事件”。当然，齐卫东、夺军权用以攻击周恩来的并非一个“伍豪事件”。作为高干子弟的杨曦光，从其参加过延安整风的前辈处耳食的周恩来因“与王明有染”而在1943年第二次9月会议时情绪消沉等等，也是刺激他们倒周的由头之一。。但对于涉世未深却又习惯于对事物作非此即彼的绝对判断的中学生来说，这些今日已无足轻重的证据在当年足以使他们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赴汤蹈火，“在命运的迎头痛击下头破血流，也仍不回头”（张建旗书赠黄杏英的毛泽东给李讷题词）。
然而，同为中学生，同为造反派，头脑清醒者也不乏其人。红卫兵通讯社、向东飞、韶山红等组织是“2.4批示”后与齐卫东、夺军权并肩战斗共同发起组织一中红造会的战友，后因在周恩来问题上与前者的分歧，而在红造会内成立了对立组织“文攻部”（齐卫东、夺军权等则组成了“钢3.19兵团）。为了取得在周恩来问题上的话语权，该组织有人曾进入中山图书馆查阅了延安时期毛泽东《论新阶段》的原始印本、重庆谈判期间各报对毛泽东与蒋介石会谈的报道等相关材料，结论是某些被视为周恩来罪行的历史言行，与当时的毛泽东并无大的原则出人。而“这些材料他们（按指齐卫东、夺军权）是不会看不到的！”（当事人当年对笔者说这句话时颇为激动，故印象深刻）。与此相似的有谢若冰，她于10月3日对李淑琼等表示：齐卫东、夺军权是革命小将，但对周总理的攻击脱离了历史环境。看来作为湘派的突出代表，谢氏及其湖南井冈山红卫兵虽然持激进立场，但始终与省无联拉开距离，不与省无联发生组织联系，从而避免了“1.24”之后的灭顶之灾。而齐卫东、夺军权见到过这些材料没有则不得而知，他们只在一中红造会内的公开辩论会上回答文攻部“炮打周总理是什么性质的行为”的诘问时冷冷地抛出一句：“历史将会回答”，其立场态度，不言自明。
不论湘派有多大的委屈与不满，《8.10决定》已不可更改。临时权力机构“省革筹以笑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然而，内战的枪声代替了欢迎的礼炮。”（《8.30声明》）黎原、华国锋率赴京代表团刚下飞机，长沙市区第一场武斗就在闹市中心的解放路爆发了。参战双方是工联和湘江风雷的战友东方红总部，起因则是为了争几桶汽油。由于高司早就被赶出市区，与高司武斗的战场在远离市区的板塘铺、易家湾、坪塘、长纺，市民无缘目睹。如今一场真刀真枪的战争就在眼前发生，还真使不少人兴奋莫名。笔者就见一位老太太用一把大蒲扇遮住半个脑袋（大概是为了遮太阳兼挡流弹），全神贯注地对着轰隆轰隆驰过的工联直属兵团装甲车（其实是挂了几块钢板的载重汽车）睁大了好奇的眼睛。
第一场内战的战果是位于五一广场西南侧的湘绣大楼被“长沙青年”用高射机枪发射的照明弹击中起火，参与救火的一名47军战士和来湘的清华井冈山28团骨干李磊落坠地身亡。噩耗传到北京，老蒯与刘才堂、鲍长康等老团头头联名在《井冈山》报上撰文，遥寄哀思：“磊落走了，再也不能回到井冈山来了”，只是没有提他死于造反派的内战。
工联的以大欺小，恃强凌弱激起了湘派的极大愤怒，红斗（高校风雷）执笔的《8.30声明》应运出笼，这个《联合声明》一开始就严厉谴责：
在迎接省革筹小组返长的鞭炮声中，在一阵紧锣密鼓之后，工贼胡死满（化名胡勇）（注：胡勇本名胡四满，此处以谐音丑化为“死”——笔者）和大政治扒手周国强（市总工会东方红观察哨负责人、工联直属兵团司令——笔者），在其黑后台的指使下，于“8•19”公开抢劫深受龙刘崔之流迫害的东方红总部的汽油和枪支，更恶劣的是继此之后，胡死满变本加厉，侵略性地包围东方红总部，并调动对付“高匪”、“怒匪”都没有使用的重型武器（重机枪、钢炮、装甲车等）来围剿革命造反派，屠杀东方红总部、湘江风雷、青年近卫军的革命战士和无辜群众，尤其不能容忍的是，他们竟干出了在国际战场上都不容许的罪恶勾当，枪杀47军去制止武斗的战士和抢救伤员的救护人员，鲜血淋漓，惨不忍睹……倒过头来他们却反诬一口，倒打一靶，与高、怒匪徒惯用伎两相比，岂不令人毛骨耸然？！无怪乎湘潭“革匪”公开集会游行，高喊坚决支持长沙××的革命行动！长沙××向牛鬼蛇神开火好得很！
由全国二月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总后台挑起的全国规模的“内战”，在湖南由工贼胡死满、周国强等一小撮机会主义决策人揭开了序幕。……
长沙的这场内战，是被二月镇反的黑主帅收买的工贼胡、周之流秉承其黑后台的意旨主动挑起的……我们坚决以正义的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以革命的暴力粉碎反革命暴力的猩狂进攻，二月逆流的黑主帅及其忠实走卒，必将在他们一手挑起的战火中被化为灰烬。
……
《联合声明》还用了很大篇幅来历数胡勇（即“胡死满”）如何“叛卖”的种种罪行，以证明其已经被“二月逆流的黑主帅”所“收买”。
《联合声明》最后豪迈地宣称：“试看明日之湖南，必将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极左派’的天下！”
在《联合声明》上署名的有：高校风雷、中南矿冶学院井冈山红卫兵、湘江风雷鲁迅战团、湖南省红工会、北区工联、红中会、省教联、湘江风雷红艺兵“火种”战斗队、新湖大毛泽东主义学习小组、省直联《只把春来报》革命造反兵团、一中红造会新共工、湘江风雷一师火炬支队、“9•24”黑鬼战团、长沙市红农会、毛泽东思想新火车头湖南司令部、红旗内燃机厂《东方红》战团、水利电力长沙勘测设计院《毛泽东主义》学习小组、红专会、中教联、东方红总部“反迫害”兵团、长沙工人东区分会、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老三篇学习会。
虽然湘江风雷、东方红总部、甚至红旗军都没有在声明上签字，但声明将“机会主义”、“工贼”一类不久前砸向高司的帽子狠狠地砸向了工联，无疑使湘派吐了一口恶气，而工、湘两派的分裂，也成了尽人皆知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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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旧思亲】
一位亡友的后续故事
方子奋
三年多前的2006年8月，“猫眼看人”网站曾登过我一篇名为《我在劳改队的老师》帖子，记述了1970年我刚进劳改队时结识的一位新难友的故事。
这位难友叫石炳富，同我一样也是“现行反革命”（注：石炳富在技工学校读书时曾因对文革不满说过牢骚话，被以“攻击大好形势”罪名劳教，工作后又因奉命写批判刘少奇的稿子被领导把稿子中上一句“对一切负隅顽抗的敌人都要坚决打倒。”和下一句“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掐头去尾硬联成“打倒伟大领袖毛主席”，定为“恶毒攻击”罪逮捕），判刑8年。当时多亏他的热心“教唆”，使我在集训中得以顺利通过了“交余罪”这道难关，后来我们成了好友。遗憾的是我和他“同窗”只有几个月，1970年底，他被调往江苏竹箦劳改农场，此后再没见过。大约在1976年前后，我从竹箦调来的一个难友口中得知了他的死讯，据说是因病暴卒。我那篇《我在劳改队的老师》，正是为悼念他而作。
文章登出后一晃三年多过去了。
2009年10月中旬某日，我在“猫眼看人”主页的收件箱中忽然发现有份我的邮件，打开一看，一行字赫然映入眼帘：
爷爷您好，我在您的作品《铁窗十年 4》中看见了一个令我熟悉的名字——石炳富，这名字和事件与我已去世几十年的爷爷非常相符，从奶奶平时的话语中，我依稀找到了一线希望，您写的《铁窗十年》是真的吗？
我一下惊住了！
从对我的称呼，以及略显稚嫩的文笔判断，这应该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所发。如此小小年纪，居然能从浩如烟海的网络文字中找到我三年前那篇文章，进而又顺藤摸瓜找到我，这真令人匪夷所思。除了冥冥之中石炳富的在天之灵指引之外，我几乎找不到其它任何解释。
我立即回复了一个邮件，同时附上了我的姓名住址和电话、邮箱号，我希望能尽快见面，越快越好！
第二天傍晚，我家中电话响了起来，抓起话筒一听，里面传来一个男子声音：“请问您是方子奋老先生吗？”
我说是的。
“您好方叔叔。我是石炳富的儿子，我叫石××。”
刹那间，我感到一股热流直涌大脑，一下有些晕。我有些不敢相信，四十年来遍寻未果的老难友后人，竟会如此奇迹般从茫茫人海中现身，而且现在就在我手中电话的另一端！
不过，一个疑惑立即又在我心头闪过。
在我记忆中，我清楚地记得石炳富曾亲口告诉过我，他在1969年被捕的两个月后，他妻子生了个女儿。后来在1970年底调走前，他又给我看过家属接见时送来的一张照片，那上面他妻子怀中抱的确实是个小女孩，我还记得她头上扎着两个小小的丫角，一根小手指头含在嘴中正甜甜地笑。尽管四十年过去了，这些往事我全然没有忘却。
可如今对方却自称是他的儿子。那个可爱的小女孩呢？
他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些年来全家的概况，并表示热切盼望能尽快见到我。我特意问他是否有姐姐或者妹妹？他说没有，他是独子。我在纷乱的思绪中未多说什么，只是扼要地谈了一下当年和他父亲认识的概况，顺便提到了那张照片。我告诉他我会尽快去找他，临挂电话时，我干脆把见面时间定在了明天。
次日上午，我根据他提供的住址赶到了南郊的一个小镇，下车后按他留下的号码拨通了他的手机。问明我所处位置后，他嘱咐我就在原地别动，马上开车来接我。寥寥数语，声音中明显夹着按捺不住的惊喜。
这是个阳光灿烂的秋日，小镇宽敞的街道明亮而又宁静，全无城区的喧闹杂乱，我静静立在道旁一株小树下等他。我点起支烟刚吸了两口，发现远处有辆银灰色轿车正在向我驶来，离我大约50米时，小车右转向灯闪跳了起来，同时窗口伸出只手在招，不用说就是他了，随即我迎了上去。
就在他推开车门站在我面前那一瞬，我的眼睛不禁为之一亮：这确实是石炳富的儿子，绝对不会有错！
高高的个头，周正的脸庞，两道粗眉下一双明亮的眼睛，一张微抿的嘴，无一不像石炳富，特别是那道中部微微凸起、挺直的笔梁，简直酷似乃父。不同的只是身驱比他爸爸魁梧，脸部也丰满许多，不像当年老石那样瘦削，那样棱角分明。
我刚自报了下姓名，他立即伸出双手紧紧握住了我，对我大老远特地赶来见他们表示过意不去，我赶忙笑着要他不必这样。
他说话声调有点像他父亲，略微有点细窄，使人感到与他那魁梧的身型不太相称。从他明显带着南郊一带的口音判断，应该是在郊区农村长大的。石炳富当年告诉过我，妻子是郊区菜农，看来老石儿子这些年一直同母亲一道生活，目前的身份可能还是郊区农民。
稍经寒喧后，他把我带到了他的家。
得知我心脏不久前曾做过手术后，他伸过强健有力的手臂把我一直搀上了五楼，我心中顿时充满了暖意。
他的房子挺不错，一百平米左右，宽敞明亮，整洁舒适，摆设也非常实用大方，看得出日子过得还不错。在沙发上落坐后，我掏出录音MP3放在了茶几上，笑着问他：“不介意吧？”他一听赶忙摇手：“不会不会，一切听您的。”
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长谈。
我首先简介了一下自己的过去，继而讲了当年结识他父亲的经过。四十年前的事对我就像昨天刚发生一样，对他无疑则是既遥远又陌生的历史，在听我追述往事的过程中，他脸上不时闪过惊愕迷惑，有时也若有所悟地点点头，更多的则是茫然。
他似乎也知道一点父亲当年的事，据他说那是母亲多年来无意中流露出来的。他曾多次问过母亲，但母亲一直不愿多说，直到近几年才简单地告诉了他一点父亲当年出事的经过。至于内中详情，好多事母亲本人也不甚清楚。
接下来他向我谈了怎样找到我的经过。
他有一儿一女，儿子6岁，女儿14岁。女儿自小聪明懂事，学习成绩在学校一直是尖子，目前在当地一所中学读书，每年都是前三名，多次受到过褒奖。讲到这里，他带我看了他女儿的房间。
推门一看，迎面雪白的墙壁上那些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奖状立刻吸引了我，从小学一年级到中学，几乎每学期都是第一名，另外还有不少历年来参加市、区学习竞赛的获奖证书，我心中不由赞叹这孩子真的不简单！在介绍那些奖状过程中，我注意到老石儿子那满面的笑容，那笑令我有点熟悉，记得那年那个夜晚，他父亲在临别前夕给我看妻儿照片时也曾这样笑过。
他女儿书桌上摆着一台台式电脑，看样子成色挺新，他走过去用手指轻轻弹了下屏幕：“要是没有它，我们这辈子可能永远找不到您。”
前不久，为了便于女儿查看阅读课外学习资料，他特地替她购置了这台电脑，当时怎么也没想到，正是这台电脑，使他们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我。一个周末夜晚，由于白天功课不多，女儿9点不到就完成了作业，这时她打开电脑，像平时一样随便看了会儿新闻图片，接下来也不知为什么，她在Google搜索栏内敲了一下爷爷石炳富的名字。
事后她爸爸问她怎么会想起来这样做时，她有点支支吾吾地说，没别的意思，只是出于好奇，想在网上查查有没有和爷爷同名同姓的人。继经细问，她说听奶奶不止一次提到过爷爷的事，隐隐感到爷爷的早逝肯定内有隐情，但又不便追问，于是抱着一种侥幸，看看能否通过神通广大的网络搜到一点有关爷爷的信息。
谁知搜索的结果令她大吃一惊。
在Google“石炳富”的辞条中，竟有近十条相关内容和我已发帖在网上的文章挂在一起（《铁窗十年》、《南京慧园里6号的母子冤魂》等）。她沿着一系列链接很快读了我的原文，然后立即告诉了爸爸。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情节。
听了这段经过，我不禁有些迷惘。
一个14岁的孩子，生活在一个挺温暖的环境中，奶奶疼，父母爱，感情上从来不缺什么，可她却念念不忘从未见过的爷爷，这究竟是为什么？对此我又该如何解释？当她在Google搜索里键入爷爷名字时，难道仅仅只是为了满足一下好奇心？当她知道了爷爷不幸遭遇的情节梗概后，她又会作如何感想？
当我自言自语道出这些疑问时，老石儿子将目光缓缓移向了窗外，一边若有所思地微微点头。
“您说的也正是我和我爱人所想的，我们也搞不太懂女儿的真正想法。为了怕影响她学习，我们只是要她别再多想爷爷的事了，其它没多说什么。至于她究竟怎么想，我们没进一步追问，毕竟是中学生了，我们得允许她有自己的独立想法。”
稍停之后他轻轻叹了口气：“想来想去，只能认为是她爷爷在天之灵暗中启示了她。”
这正好同我接到他女儿邮件时的想法不谋而合。
“那末，是谁提出来给我发邮件的呢？”我问。
“是女儿提出来的，我们同意了她。邮件的内容也是她自己起草并发送的。我和她妈文化都不高，还不大会搞这些玩意儿。”他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尔后我们的话题移向了他爸爸的死。这时他告诉了我一段有关他爸爸之死的情节。
大约是在1975年夏秋之际，某天石炳富傍晚下班后去开水房打开水，管开水房的犯人同老石很熟，两人攀谈了一会，开水灌好后，老石拎着两只水瓶沿回监房的路走去。据那位管开水房犯人事后说，就在老石离开水房七八十米远的拐弯处时，突然一辆军用吉普嘎地一声停在了老石身边，紧接着车上跳下来三个人，一把将石炳富架上了车，然后向远处疾驶而去。开水房犯人觉得有些蹊跷，随即偷偷跑过去看了一下，发现那里周围空空荡荡，只有老石的两只竹壳水瓶倒在路边，瓶胆碎片撒了一地。
自此之后，一连几天再没见过老石。没隔多久，劳改队传出消息：石炳富因突发心肌梗塞，经抢救无效身亡。
有关老石死亡的具体详情，没任何人知道。
开水房那个犯人听到此事后，立即把石炳富的死同那天被军用吉普带走的事联系了起来。作为一个劳改多年的老犯人，他懂得闭紧嘴巴的重要性，因而对任何人都没提起过。直到好多年后，当老石儿子通过一个偶然机会找到他，而他本人又感到自身安全不会再受到威胁时，才将当年他亲目所睹的那一幕说了出来。这时老石死去已快三十年了。
老石死后，他妻子接到了老石原工作单位转来的一份劳改部门通知，大意是说：石炳富原系我单位服刑犯人，197×年×月×日因突发心肌梗塞不治身亡，后事已由我单位就地处理。特此通知。
寥寥数十字，几行例行公事行文，一个“现行反革命犯”的生命记录就这样草草画上了句号。
当老石妻子问及丈夫死亡具体情况时，得到的是一句恶狠狠的呵斥：“人死都死了，还问那么多干什么！”
直到近四十年后的今天，老石死亡的详情没人知道。
谈到这些事时，老石儿子坚持认为他父亲被那三个军人带走后，出于某种需要，最后被他们秘密处决了。
可我断然否定了他这种看法。
我告诉他，秘密处决在1949年后的中国不是没有，但极少使用，而且对象仅限于高层内部权力斗争中失败的一方。对数以千万计的“阶级敌人”， 中国当局历来总是公开屠杀，不但公开，而且还会开足舆论机器，配以大张旗鼓的高调宣传。
世界上只有那些对手中权力不那么绝对自信，同时多少还残留一点理智的政权，才会把秘密处决当成常规手段使用。这是因为他们对大肆公开残杀敌对分子多少有些心存顾忌，从而不得不采用这种相对隐蔽的做法。
中国则不然，中国有对杀人感到“其乐无穷”伟大领袖的绝对领导，有冠冕堂皇“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杀人理论，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器，有将近地球四分之一人口被洗过脑的“革命干部革命群众”，这就使得中国的统治者有了足够的底气，敢于肆无忌惮地公然放手广开杀戒，他们根本不屑以秘密处决方式来解决“阶级敌人”！
作为成千上万“现行反革命”之一的石炳富，只是个毫不起眼的小不点，他根本不配享有被秘密处决的资格！
从另一方面看，既然只判石炳富八年徒刑而没一杀了事，这表明他这条命多少还能派点用途，一个年仅三十来岁且有一手钳工技术的劳改犯，对建设“社会主义”而言，毕竟要比一头牛马更具实用价值，平白无故杀掉这条高级牲口，不符合革命利益的需要。
一句话：当局没有任何以秘密处决方式从肉体上灭掉石炳富的必要！
那么石炳富究竟是怎么死的呢？
我在综合比较各种可能因素后，认为他极可能死于一场“误杀”，或称之为一个“意外”事件。
以下情况就是我的推测：
大约是他某位朋友（或同案）有些事牵涉到了他，有关部门来找他了解情况，他不仅不“积极配合”，而且态度相当“嚣张”，以致审讯人员出于“革命义愤”，对他采取了审讯过程中惯用的“革命手段”，而老石不太壮实的筋骨又未能抗得住，结果就导致了一场“误杀”。按公检法内部说法，通常将此称为审讯人员一时“失手”造成的“意外”事件。
尽管事先并不打算要石炳富的命，但“误杀”也好，“失手”也好，人死了却是不争的事实。一个活蹦蹦的人突然莫明其妙地死去总得有个说法，于是“突发心肌梗塞”就成了最好的解释。这个病，老、中、青、幼不同年龄段的人都适用，用它堵住各种别有用心者的嘴巴显然再也合适不过。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器虽然不怕任何“坏人”钻空子，但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往往总是考虑得很周密的。
老石儿子听了我的推测后说，他找到那个开水房犯人时，那人好像也有点这方面意思，只是没我分析的这么透彻。
当然，这毕竟只是我的推测，其中具体内情到底怎样，对我们来说只能是个难解的谜了。即便将来有一天出现历史清算，恐怕也很难查清，中国这种事实在太多了！
接下来，我向老石儿子提出了另一个心中之谜：
“当年老石给我看的那张照片上明明是个小女孩，后来怎么成了你呢？”
“这些年我一直不知道这件事，昨晚您在电话里谈起后，随即我问了母亲，她这才讲了点当年的情况。那时我还在吃奶。父亲抓走后，母亲带着我回到了外公外婆家。外公外婆住在栖霞（注：南京郊区），当时那里政治运动搞得比城里还热火，城市里表面上还讲点政策，在我们那里简直就是无法无天，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周围好多地主富农反革命被活活打死了，家属子女也一起跟着遭了殃。母亲带我去了后，很快便被发现是‘现行反革命’家属，没几天有人放出了风：‘一个反革命哪能让他有后代？他的后代将来肯定是我们无产阶级的后患！趁草锄了这根小反革命秧秧（当地土话，即苗苗的意思），决不能让小反革命将来接老反革命的香火’！”
说到这里，老石儿子有点激动起来，眼里明显露出了恨意。我轻轻拍了拍他的手，站起来给他沏了杯水。
“外公外婆和妈妈听到这些风声后，吓得不知如何是好，母亲当时只是紧紧搂住我哭。她曾想过带着我远逃外地，可当时全国到处一样，一个弱女子抱着个吃奶孩子往哪藏呢？想来想去，想去想来，最后外公勉强想出了个办法：从即日起，全家对外谎称我是个女孩，为此特地替我梳了两根小辫，衣服鞋袜一律按女孩打扮。农村历来重男轻女，即便那些运动积极分子，多少也会认为女娃成不了大事，一个反革命女崽子比起男崽子来，对革命的隐患要小得多。幸好后来没人来认真核查我的性别，让母亲和我总算逃过了一劫。直到运动风头过去一两年后，我才又成了男孩。你看过的那张照片上的小女孩，就是当时的我。”
原来是这样！
我怎么也没想到，那张照片后面竟然还隐藏着这样一段故事。更令我感叹的是，当年石炳富居然也瞒过了我。
几十年来，我对无产阶级专政可谓太知根知底了，即便如此，我还是对这种斩草除根、不留后患的革命手段有些惊讶。望着眼前高大魁梧的老石儿子，我不由为他在襁褓中能逃过那一劫深感庆幸。
“那张照片现在没有了吧？”明知希望不大，我还是抱点侥幸心理问了一句。
他摇了摇头：“早就没有了。当时一共两张，一张给了父亲，另一张丢失很多年了。母亲记得当年确实在给父亲的那张背面上写过几个字，不过她早忘了内容。”
最后他介绍了一下后来的事。
1979年3月，经南京建邺区法院复查，撤消原判，宣告石炳富无罪。对他死在劳改队一事定为“正常死亡”，结果补了六个月原工资，加上丧葬抚恤，一共给了2174.7元；两年后的1981年，又把他的死改为“非正常死亡”，并根据规定对尚未成年的儿子及老母亲分别按月发放生活津贴。
说实话，这在我认识的死去难友中，身后补贴算是最好的了。
老石判刑后，妻子带着孩子一直在苦苦等他，到1975年时眼看老石刑期已经大头朝下了，谁知却一下接到了丈夫的死讯。为了孩子，她在1976年与另一位男子重新组成了一个家庭，后来又有了一个女儿。老石儿子的这位继父在粮管所工作（在农村称之为吃“皇粮”的），全家人靠他那点微薄的工资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谈起这位继父时，老石儿子满怀深情地告诉我：“他待我非常好，就像对亲生儿子一样，我们全家永远都会感激他。”
这次见面结束前，老石儿子带我和他继父见了个面，老人身材不高，皮肤略黑，一看就是位秉性忠厚的好人。照常人眼光，我这次来访也许使他多少会有点不太舒服，可他对我表示了真诚欢迎。望着他与老石儿子并肩站在一起亲密无间的神情，我不由为石炳富的妻儿能找到这样一位好人深感欣慰，老友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
中午我们在他家楼下一处小饭馆吃了顿便餐。应我的要求，饭后他开车带我去见她女儿。
路上我问到了他开的这辆小车。他告诉我，中学毕业后他进了一家镇办企业，早两年企业关闭了，下来后凑了些钱买了这部两厢吉利，平时私下帮人运运货送送客。我叫他注意点，千万别让查到。他笑着说问题不大，当地像他这种“黑车”很多，不大容易一下统统被“和谐”掉。
他女儿就读的中学挺不错，一进宽敞的大门就是400米跑道的标准足球场，远处几排教学楼白色的外墙在午间阳光下洁白耀眼，比起城区中学校来，校园算够好的了。
经门卫联系后，我和老石女儿在校门口见了面。孩子身材比她同龄人要高些，只是略显瘦削。白净的脸上很娴静，经她爸爸介绍道了声“方爷爷好”后，一直没主动说话，性格看来似乎有点内向。我不想对孩子当面提她爷爷的事，只是简单问了问她学习情况。在我们对话过程中，老石儿子柔和的目光一直没离开她，看得出爸爸非常钟爱这个品学兼优的女儿。
考虑到午休时间有限，没谈一会我和老石儿子带着他女儿一同去了他妻子的工作单位。她在一家合资企业打工，只有中午休息时才能抽点空会客。
她是位身材娇小的湖南女子，两道好看的眉毛下，嵌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由于正在当班，她穿着一身浅兰色工作服，显得既精干又朴素。她知道我今天来意，一见面就笑着对我老远赶来表示感谢。由于上午和老石儿子已经谈了好久，我没再提老石的事，只扯了些她老家湖南的风土人情。她热情地劝我一定吃过晚饭再走，说要做点湖南口味菜请我尝尝，我笑着婉拒了她。
回来的路上我夸老石儿子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他沉吟片刻后说：“这也许是父亲在天之灵的保佑吧。”
临别前见到了老石妻子。上午我曾表示过想见她，当时没得到明确答复，午饭后她来电话表示同意见我。他和老伴的住处离儿子家很近，在她楼下一块空地处我们见了面。
尽管人们都懂衰老不可避免，可当我见她第一眼时仍难抑制心中涌起的强烈感慨。满头花白的头发，眼角深深的鱼尾纹，这与当年照片上那位清秀美丽少妇的反差实在太大了，令人怎么也无法相信居然会是同一个人。四十年时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弹指一瞬，而对一个人容颜的磨蚀竟会如此强烈，我不由暗暗长叹了口气。
老石儿子向母亲道明我的来意后，她勉强笑了一下。我先提了那张照片的事，继而又表示想了解一些当年老石被捕的前后经过，她听完后没立即作答，稍后才微微皱了下眉说：“唉，那都是些几十年前的旧事啰，还提它们做什么？”大概是怕过于冷淡我的缘故，想想又补了一句：“对不起啊方……方老师，不是我不说，好多事我真的记不清了。”老石儿子没在意母亲的冷淡，向她追问是否真的忘掉那张照片背面上的那些字了？她埋怨地看了一眼儿子说：“快四十年了，我哪能记得啊？”
显然，老太太不愿重提旧事了。这使我联系起刚才初见面时她有些勉强的神情，尤其是眼神中那种难以掩饰的警觉。我隐隐感到这次我的来访非她所喜，之所以勉强同意见面，大概只是不忍拂却儿子的兴致。
到此，我已没必要再重提旧事了。想想也是，经历了新婚痛别，丈夫惨死，再加上几十年来种种精神折磨和生存压力，老太太这些年来心路历程的艰难可想而知，如今确实不该再给她已经归于平静的心再掀波涛了。
临别时我举起相机准备给她拍张照留念，一见要照相，她赶忙侧过脸去并伸出手挡住了我：“别拍了，别拍了，人都老了，还拍它干什么？”老石儿子见我有点尴尬，赶忙抱住她的肩安慰她：“方叔叔没别的意思，只不过替你拍两张照片做个纪念，你放心，他不会给别人看的。”见儿子如此说，她这才将脸转了过来，一边用手理了理头发，一边又有些紧张地关照：“就拍一张啊，可千万不能发到那个……那个什么网上去啊！”
望着镜头前这位老姊妹布满皱纹的脸，一种混合着同情，怜悯，谅解的复杂感情立即攫住了我的心，我终于没按快门并放下了手中相机。我不能给她的晚年再增添任何一点烦恼。
道别后我正转身之际，她突然叫住了我：“谢谢你来看我们啊。你年龄也大了，一定要多保重身体。还有……你其它方面也要注意啊，别看现在比以前松了点，说不定哪天又会来什么运动……”声音中既有感激，也有关心，更多的是劫后老人难以消弭的余悸，我赶忙笑着打断了她的嘱咐：“我知道，我知道，我会注意的。您也多保重，再见！”
走了好远我回头看了看，她还立在那里望着我的背影。
我想，我再无必要来打扰她了。
老石儿子坚持要驾车送我回南京城，我谢绝了他。今天的来访已耽误了他不少时间，我可不想再白耗他几个小时，随即我挤上了一部郊区客车。上车前他一再要我常来作客，我满口答应了他。但我知道这只是客套而已。亲眼看到老难友后人有正常平静的生活，我已很满足，我不会再来了。
刚刚上车，一位年轻姑娘站起身来给我让了座。曾几何时，都是我给别人让座，不知不觉间自己也到了别人给我让座的年龄了。老石要不死的话，今年该是七十三了，当年那个告别的夜晚，谁想到四十年后已成古稀老者的我会有今天的此行啊！旦愿我今天探访的一家老小永远都能过上正常平静的生活吧，但愿老石和我亲历的那些噩梦永远不会降临到他们的头上吧，但是，我这点对人生最起码的祝愿又能否真正得以实现呢？我不由咀嚼起刚才临别时老石妻子的那段嘱咐来。望着车窗外秋日灿烂的阳光，我陷入了沉思。
2010年2月6日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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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读偶记】
读《北京通县地区的“四清”运动》一点感想
王广宇
赵有福先生的《北京通县地区的“四清”运动》一书，叙述了通县地区“四清”运动的过程，以及围绕“四清”运动所发生的斗争，由于作者掌握了大量史料，记述比较详实，是研究北京的“四清”历史很有价值的一本书。
北京的“四清”运动是全国“四清”运动的典型，它地处于“天子脚下”，天时地利，加上中央特别重视，派出了一批中央机关的领导干部参加北京的“四清”大会战，他们领会中央精神具有一定的优势。中央机关领导人蹲点的各个“四清”工作点都有自己一套做法，用不同的方法贯彻中央关于“四清”运动的指示，加之北京市委又授予中央机关工作队一定的自主权，给各工作组行动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但做法上的区别，绝不能背离中央关于“四清”运动的宗旨和总的要求，大家都是在“四清”运动总的指导思想的大框架下进行“四清”的。
参加通县“四清”运动大会战的中央机关的工作队基本都是在1964年10月先后集中进村的，这时在全国各地、在北京郊区先期已经进行过“四清”试点，取得了一些“四清”运动的经验，为工作队进行“四清”提供了方便。
通县“四清”大会战是在中央统一部署下进行的。当时中央对国内阶级斗争，农村的基本形势所作的分析和判断，对指导“四清”运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在通县搞“四清”运动的各工作队，下乡之前普遍地学习了有关“四清”的中央文件，如“双十条”，听了“桃园四清经验”的录音报告，传达了天津小站“四清”经验，王光美、陈伯达的“四清”试点经验，对“四清”工作队员来说具有指导意义。工作队员下乡之前都紧绷“阶级斗争在农村非常尖锐和复杂”这根弦。因为中央告诉我们农村基层政权有三分之一不在共产党手中，另一说则认为“恐怕不止三分之一”，“可能有三分之二政权”在敌人手里，许多基层干部被拉出去，不少地富反坏分子打进来，阶级异己分子篡夺了基层政权。这些概念，必然导致“四清”运动中“左”的思想发展，通县的“四清”运动也不例外。
赵有福先生在他的书中，对中央机关在通县蹲点领导在“四清”中的做法，都有些评述，这对了解通县“四清”运动的全局是有意义的。
我是翟里“四清”工作队的一个成员，对赵有福书中的《关于通县地区“四清”运动遭诬陷内幕》一章倍感兴趣。作者以大部篇幅论述了通县翟里大队和高各庄大队在“四清”中“乱打乱斗”，任意冻结干部财产的情况，以及通县“四清”总团与市委政法部门和翟里“四清”工作队的关锋、戚本禹之间斗争的过程，特别是翟里大队副大队长邓庆福一案的内幕，这些都是很珍贵的“四清”史料。因为我参加了翟里大队第一生产队的“四清”工作，并一度参加了北京市政法部门组织的邓庆福案件的复查组，也了解一些情况，写出来供参考：
一、陈伯达是否直接操纵翟里的“四清”工作队，指挥关锋、戚本禹。
翟里大队“四清”工作队的领队是红旗副总编辑邓力群，在整个“四清”过程中，邓力群始终是重大问题的决策者。陈伯达作为《红旗》杂志的总编辑，他未参加翟里的“四清”，更没有亲自操纵指挥翟里的“四清”运动。关锋、戚本禹在“四清”中也没有直接向陈伯达作过汇报。但是陈伯达的那一套极左的思想，他的天津小站“四清”运动在基层干部中抓阶级异己分子的“经验”，可能影响关锋、戚本禹。而关锋、戚本禹一些“左”的做法，是他们一贯“左”的思想的必然结果，他俩在“四清”中的决策都是经过邓力群同意或认可的，和陈伯达没有直接关系。
二、打人、逼供问题。
翟里大队在“四清”运动初期，在对敌斗争中确曾发生过违反政策的情况，如第一生产队有些社员和个别工作人员，曾经打过人，捆过人，但很快就被纠正。在清查干部“四不清”问题时，也发生过“逼供信”的情况，致使有些干部交代集体贪污的数额情节不完全一致。清查“四不清”干部时重口供，轻物证，造成部分贪污案件难以落实，这些在“四清”中恐怕不止翟里工作队一家。
三、关于逮捕邓庆福。
决定逮捕邓庆福是经过翟里工作队队委会讨论通过，上报通县公安局批准逮捕的。提供邓庆福罪证的是第一生产队工作组，逮捕邓庆福的依据是邓庆福有反动言行，并联系他的阶级成份，认定邓庆福是漏划富农。逮捕邓庆福起主要作用的是第一生产队工作组长关锋，并得到邓力群的支持。
四、关锋写邓案报告的时间。
邓庆福案件上报通县“四清”工作总团和县公安局后，总团和公安局提出，邓庆福一案如要判刑，证据不足，要求翟里工作队补充证据。得知这一情况后，工作队投入大量力量，搜集证据。在这个基础上，关锋写了《关于反动富农邓庆福问题的综合报告》，时间大约在1965年3、4月，这个报告不是像赵书中说的工作队撤出翟里之后才提交的。
五、总团对邓案的复查。
“报告”提交后，总团政法组大约在4、5月间派出段德旺来翟里复查邓庆福案件，基本上是按“报告”中提出的问题逐条核实的。我受命和滕文生协助段德旺复查。段德旺复查结束后，写过一份复查报告，认定工作组把邓庆福定为“漏划反动富农”是有依据的。
六、北京市委的复查。
1965年6月翟里大队工作组撤出翟里后，北京市委政法部组织了邓庆福案件复查组，北京市委政法部和邓力群、关锋协商派我和工作组留守组的滕文生参加了复查组。邓力群指示我，要在复查组长姚克明领导下参加工作，配合复查组的工作。
市委复查组在翟里复查大约是7、8月间，工作了一个多月，复查后期，复查组曾有两次向邓力群、关锋和北京市政法部汇报复查进展情况，一次是在《红旗》杂志二楼小会议室，在姚克明的汇报中确曾对原工作组在邓庆福案件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否定意见，有的尚待进一步调查，也有同一罪行认识的不同。汇报后邓力群讲话曾对复查组的复查方法提出意见，要复查组依靠群众，听取基层干部的意见。
另一次汇报是1965年9月27日在北京市委会议室，由复查组汇报。这次邓力群没有参加，由复查组长姚克明汇报邓庆福案件复查结果。在谈到邓庆福的“反动言行”时，对烧毛主席像不能肯定是邓庆福干的，但也不能否定。反动言论有的证人否定了，有的改变了说法，有些言论是否属于反动言论值得研究；对贪污，事实不清，不好认定，集体贪污有的人推翻了，否认了，作为集团犯罪不能认定。关于邓庆福是“盘主”问题、和藏枪支、挖烈士墓，有的否定了，有的证据不足。关于邓庆福的成份还有许多问题不清，土地数量，剥削比例等问题，都不清楚，需要继续查。成份问题，汇报时没有肯定，也未否定。汇报会后关锋发言，赞成查下去，把主要问题搞清楚，强调放手发动群众查。市委政法部长讲话，强调复查组对有些问题划了问号，但作结论要慎重，同意继续查下去。依靠群众办案，真的不能说成假的，实事求是。查主要问题，次要问题不要查了。这次汇报会对邓庆福案件未作任何结论，既没有肯定邓庆福有罪，也没明确说无罪。作为悬案一直挂着，复查组后来复查我不了解，最后是否写了复查报告也不清楚。
邓庆福一案，北京市委政法部门和原翟里“四清”工作队之间，在认定邓庆福有罪还是无罪上发生了分歧，这在当时属于正常工作上的分歧，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则把这件事说成了路线分歧。一个村的基层干部有罪无罪竟变成了中央上层斗争的筹码，这不能说是正常的。文革初期，陈伯达、关锋、戚本禹当权，北京市法院判了邓庆福十五年徒刑；1972年底，陈伯达、关锋、戚本禹已先后被打倒了，邓庆福又被当时的北京市委给以平反。邓庆福一案随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无论北京市委（指文革中的）还是原翟里工作队（指关、戚）都服从、服务于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需要而改变一个人的命运。陈伯达、关锋、戚本禹的“左”倾错误发展到最后成了人民罪人，他们的悲剧与其说是个人品质问题，勿宁说是他们作为时代弄潮儿的必然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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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通县地区“四清”运动遭诬陷的内幕
（节录）
赵有福
（三）陈伯达、关锋、戚本禹歪曲彭真讲话和复查组对“邓庆福案件”的复查活动，诬陷北京市委在社教中推行了修正主义路线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还有有关部门负责人和文化大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江青、关锋、戚本禹等共76人。毛泽东未参加会议，委托刘少奇主持会议。会议情况指定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请示。
会议一开始，即由康生作了两天半的长篇讲话，传达毛泽东自1962年以来有关批判彭真、陆定一等同志的讲话和批示，还介绍了会议将要通过的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的起草过程。张春桥做长篇讲话，介绍《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前后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重点攻击彭真和北京市委。再就是陈伯达讲话，用算总账的办法，专门揭发批判彭真。这次会议上，陈伯达、关锋、戚本禹，都采用歪曲彭真关于《二十三条》讲话和复查组对“邓庆福案件”的复查活动（注：邓庆福，通县翟里副大队长，被在该村蹲点的“四清”工作队关锋等人打成“反动富农”、“反革命”，要求划为敌我矛盾，但因材料不实，被北京市委和社教工作总团组织复查后否决），诬陷彭真、北京市委在“四清”运动中推行了修正主义路线。
1966年6月20日发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附件中，附有关锋、戚本禹《彭真反对城乡社教运动》的揭发材料。他们在揭发材料中歪曲事实，对彭真进行诬陷，说：“彭真不仅反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而且反对城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个揭发材料有两段。
揭发材料第一段的原文是：“彭真说，《二十三条》下来，还刹不住。现在，要停下来搞生产建设、搞总结经验。他要刹的是什么？是刹社会主义革命，也要刹社会主义的生产建设。”“彭真还在这个报告中攻击工作队，说是‘不管宪法，不经批准，搜家，甚至把城里的人调到他们那儿去斗。’这是费尽心机，包庇坏人。”“彭真说：‘要给各地方各个工作队打个招呼，都必须停下来，斗错的要赔不是。’这分明是号召坏人反攻倒算。”
上面引的话，完全歪曲了彭真讲话原文。
彭真讲话是请示毛泽东、刘少奇后，于1965年1月21日，在人民大会堂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召集的中央各部门领导人其中包括李先念、薄一波两位国务院副总理参加的大会上的讲话。为了还历史本来面目，现将彭真讲话铅印稿原文有关部分摘录如下：
最近几个月，一百一十多万干部下去蹲点，发生了很多问题。学校、工厂、农村都发生了一些浮动乱斗现象。这种乱斗、乱打风传得很快。学校、工厂也发生了。有的大学校一去就斗，没有通盘规划。揭搞男女关系问题，三四天就死了二个，最大的28岁，最小19岁。工厂也发生了。通县（包括顺义、朝阳几个公社）五十多万人的地区，打人的一百一十多个队，自杀七十多起，死了五十多人，捆人、熬鹰还不用说。（薄一波插话：山西洪洞县也发生打人的事情。）“二十三条”下去了，还刹不住这个风。中央历来也讲不准打人、骂人，从井冈山就讲不准打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讲不准打人、骂人。应该摆事实、讲道理。自杀的大贪污犯不多，是小的贪污或“四不清”，男女关系，这个问题要刹住。停下来，总结经验，停下来搞生产，搞教学。（摘自彭真讲话铅印稿第7页）
彭真讲得很清楚。中共中央办公厅为此规定听报告领导专题讨论，讨论后并听取了汇报。关锋、戚本禹有意把制止乱斗、乱打造成死人的内容删去，这不是歪曲、诬陷的铁证吗？
彭真说的“不管宪法，不经批准就搜查，一搜查就是几十家，甚至把别单位人拉去斗”就是指的戚本禹、关锋所在队。在《二十三条》传达执行后，该工作队做检讨时，已经查清楚这种乱斗、乱打、乱搜查的发起者就是陈伯达，坚决执行而拒不悔改者是关锋、戚本禹。
彭真作为领导者在讲话中还说到：“提醒了就好一点”，“这事我有一部分责任。”其实，彭真、北京市委早就多次提醒过。他们主张“斗争中发动群众”即乱斗乱打，其他工作队称他们为“动手动脚派”。赵凡请示彭真后，彭真指示，允许他们以大队为单位从实际出发，做法可以百花齐放。在传达彭真指示时，总团一再强调对斗争对象要查实材料，不能乱斗。当时戚本禹听了传达，他对彭真不支持他们在乱斗乱打斗争中发动群众的做法而提出“百花齐放”，极不满地说：“文艺的名词怎么搬到这里来了。”
彭真的这次讲话，还特别讲到：“在做法上是百花齐放，各种不同的意见都可试验。有人有意见，文艺上的名词为什么搬到这里来，我就是文化低。赵凡同志想用自己的意见把别人的意见统一起来，有缺点。我和赵凡同志说，那么多主要干部，他要什么你就给他服务嘛！工作队怎么能斗别单位的人？！”
关锋、戚本禹揭发批判材料的第二段原文是：“在通县大反‘四清’。彭真还派了许多复查组，为‘四不清’干部翻案。以翟里为例，复查组以一年时间，千方百计为反革命分子、漏划富农邓庆福翻案。同时策划其他地富反坏进行反攻倒算。他们替地富反坏出主意，提供公文纸，唆使和威逼‘四不清’干部翻案，到北京告状。”
这一段所谓揭发材料，完全是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这个诬陷材料作为中共中央文件附件下发后，华北局进驻中共北京市委工作组主管农口的干部，正在发动市委农村“四清”领导小组办公室和政治部干部揭发被改组的中共北京市委和“四清”总团办公室，具体对象是史向光和我。当工作组发现关锋、戚本禹所揭发的问题是工作组仍未揭发出来的问题时，立刻发动机关干部揭发并找我们二人谈话。干部无人发言、揭发，就连已成为积极分子的干部，也无话可说。工作组硬要我和史向光就此问题揭发或检讨。我答应只能做说明，工作组答应了。那时我们已成为被批判重点，但还没像开斗争会那么凶。我就此说明一点：翟里村重点斗争对象邓庆福的问题性质未定，根本不在总团要求解放干部的范围，不存在鼓动翻案问题。原因是从运动开始到工作队撤出时，总团没有接到有关重点斗争对象邓庆福的任何材料，总团驻翟里蹲点队联络员也没有听到和汇报有关邓庆福问题的任何信息。对翟里的重点斗争对象邓庆福，总团从未表态，因为总团和市委对翟里邓庆福等一些干部的真实状况还不太清楚。没有定性，也没有解放，就不存在包庇问题。史向光重点说明邓庆福案件复查组问题。他说，全市只有这一个复查组，不是许多。这一个复查组，是根据蹲点领导邓力群要求组织的。
7月1日，关锋、戚本禹伙同陈伯达集中各种诬陷材料，炮制了一篇《彻底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红旗》社论，并在全国报刊同时发表。诬蔑彭真和北京市委“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他们几年来反对城乡社教运动的继续和发展”。社论把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列为十条：“第一，抗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二，反对城乡社教运动。”“第三，抛弃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第四，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第五，为复辟资本主义、颠覆无产阶级政权做舆论准备。”“第六，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教育方针，实行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教育方针。”“第七，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第八，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第九，对党中央实行严密封锁。”“第十，打着红旗反红旗”等等。这样，把无中生有的诬陷，上升为理论、系统化。
（四）关锋一伙千方百计迫害、压服邓庆福案件复查组；复查组坚持斗争完成复查任务
陈伯达在关锋、戚本禹一伙诬陷彭真的同时，惟恐“邓庆福专案复查组”的复查结论报告揭露出邓庆福案的真相，便采取了种种手段，加紧对“邓庆福案件”复查组的重压、迫害。在华北局工作组进驻市委后，1966年5月17日，关锋找当时还暂时保留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职务的万里，诬告复查组走了地富路线。关锋没有想到万里同志没有表态，只是转告市委政法部副部长张锋叫复查组检查一下：第一，路线有无问题；第二，材料是否扎实。复查组明确答复：复查路线没有问题；复查的材料很扎实。
5月31日，关锋又叫张锋向复查组转达说：关锋要在《人民日报》写文章揭发复查组。关还问：“你们敢写文章反驳吗？”面对再次威胁，复查组认为：复查的铁证在手，不怕有人写文章。
6月4日，报纸公布了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消息，为此《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陈伯达在他执笔的社论中特别点出：“北京市的政法机关，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实行了专政。”
同日，关锋从上海给翟里邓万田（他在“四清”中扎的根子）打电话说：“北京法院是反革命，复查组也是反革命，发动大家检举揭发，进行揪斗。”当天邓万田召开了五百多人的大会，宣布发动对复查组的斗争，并把“复查组是反革命”的大标语和大字报贴到通县城里。
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复查组员也提出：北京市委复查邓庆福案件有没有阴谋？就连复查组房东家的小学生也来信问复查组有没有阴谋？面对压力，复查组干部再次集合到一起对市委领导交待的任务进行具体分析，结论是市委领导没有阴谋。之后又分析复查组的每一步工作、每一份证据，说明路线没有问题，证据十足。分析后复查组认为：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决心坚决把报告写出来。如果进一步发生事变，我们可能被抓起来，要尽快把报告写完送市委、中央。研究之后，复查组的刘长春、季学全立即到湖南部队，调查最后一个重要证人。姚克明把报告突击写了出来，并于北京市新市委在1966年5月23日至7月14日召开工作会议期间，把报告送到市委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马力手中，并要求转报中央。
在市高级法院的领导参加市委工作会期间，最高法院派工作组进驻北京市高级法院主持工作，奉命把“复查组”作为运动重点。7月5日，高法工作组召开全院十七级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文件刊登的关锋、戚本禹“揭发彭真城乡社教运动错误”的材料，特别传达了材料中有关邓庆福复查组的一段话：“到翟里大队的复查组，以一年的时间，千方百计为反革命分子、漏网富农邓庆福翻案，同时策划其他地富反坏进行反攻倒算，替地富反坏出主意，提供公文纸及唆使和威逼‘四不清’干部翻案，到北京告状……”文件宣读后，工作组不容复查组解释。第三天，工作组召开市高中法院干部大会，组织对复查组进行揭发批判。最高法院工作组在大会上讲：“邓庆福案件中央已经定了，现在对邓庆福案件抱什么态度不是一个案子问题，是对党中央抱什么态度问题。”还说：“邓庆福案件是北京市法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问题，邓庆福的案件解决了，北京市法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也就解决了。”工作组宣布要复查组交出笔记本和同复查有关的全部材料。会上有些干部群众表示不同意。但当晚还是被查抄了。复查组季学全同志，当夜给毛主席写了“血书”，指出：关锋在翟里“四清”中依靠的是坏人。此信交给工作组，要求转给党中央。工作组没有把血书转走并威胁他说：“单凭你的信，就可以把你打成黑帮、反革命。”为了打击复查组，红旗杂志社和法院还搞了一个揭批复查组的大字报展览，其中大部分是关锋一手培养的翟里村接班人邓万田一伙捏造复查组在翟里所谓鼓动翻案的大字报。
8月17日（有一记载是22日）关锋派人带领翟里邓万田、邓顷田等80余人，同市高级法院造反派一起组织对复查组人员进行批斗。用铁丝拴上八块砖，套在姚克明、季学全等人脖子上。批斗后，关锋的代表讲话，提出要求把复查组揪到翟里村去斗。于是8月31日在通县翟里召开了一个有附近群众参加的几千人批斗大会，批斗复查组及市高法、市委政法部领导。在批斗发言中，邓顷田按关锋授意提出：“四清”中，彭真不仅包庇邓庆福，还包庇了陈伯达蹲点的高各庄大队的窦子祥。要高各庄造反派把“四清”工作队已经宣布解放的窦子祥揪出批斗、实行专政。
（五）在新市委召开市委工作会议的揭发中，对陈伯达、关锋、戚本禹揭发彭真“包庇邓庆福”的案件却无人呼应
新市委于1966年5月23日至7月14日，在北京饭店召开市委工作会议。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主持会议，传达了5月2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和任命李雪峰为市委第一书记。免去市委第二书记刘仁职务，任命吴德为第二书记，高扬文、郭影秋、马力为书记处书记，马力兼秘书长。会议发动揭发批判原北京市委领导人，印发了彭真在《二十三条》颁布以后关于社教运动的六篇讲话，作为被批判材料。发动揭发批判彭真为第一书记的市委在城乡“四清”运动中包庇走资派。
到会的人，都是原来的北京市区、县、局、大厂矿企业和大专院校主要领导人，有相当一部分是作为领导蹲点参加了通县地区社教运动的，情况比较熟悉。他们也已看到了中央文件附件中，关锋、戚本禹揭发彭真讲话中所谓反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派复查组为反革命分子、漏划富农邓庆福翻案的材料。会议开了一个半月，但没有人对关锋、戚本禹揭发的“包庇邓庆福案件”一事作出呼应。而且会上也没有揭发出通县“四清”地区一个包庇坏人的案件。会议结束时，新市委印发了原北京市委《破坏四清（即社教）运动的十大案件》，其中包括所谓包庇北京大学、京棉二厂、城子煤矿、石景山发电厂、125厂、石钢炼钢厂、朝阳医院、北京六中、北京饭店等九个单位走资派的案件。但是彭真重点抓的、每一步运动他都具体部署的通县地区的“四清”运动，却没有揭发出一起所谓包庇案件。新市委感到无奈，只好责成通县地区“四清”留守组，把通县地区“四清”结束后，县委在搞革命化时所谓打击一个副县长的案件提交了上来，补上了十大案件九缺一的缺额。这个案件，既跟彭真没有关系，又不是包庇坏人性质，也列入十大案件之内。当然，印发的另外九个所谓市委“包庇”案件，也都是对彭真和市委的诬陷。
关于彭真为第一书记的北京市委受诬陷，在1989年出版、由彭真同志题写书名、郑天翔同志执笔写的《回忆北京十七年》一书中，有深刻的说明。书中说：“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再以阶级斗争为纲，……我长期没有认识清楚。‘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那时候我和别的同志是深信的，老检查自己的思想跟不上。但是，在几次运动中错误地伤害了那么多同志，造成痛心的损失；这种痛心和损失，不能不引起市委的深思。在城市‘五反’、农村‘四清’运动中，市委就格外谨慎了。对于一些单位和许多干部的情况，由于多年的直接接触，市委领导是心中有数的；企业的问题很多，‘一抓一大把’，但是不像‘文革’中有些人说的就‘烂了’、‘修了’、‘走资本主义道路了’，我们也是心中有数的，因而跟一些工作团看法不一致。于是，我们就挨个跟工作团负责同志谈，反复说明情况和自己的看法。……有的工厂被认为‘烂了’，我们就把它们的先进事迹报告国家经委，结果被评为全国学大庆先进典型，登了报。有的工作团提出要开除一位厂长的党籍，我们明知根据不足又不便于硬顶，就说工作实在忙，来不及研究，一直拖了八个月，直到‘文革’爆发。……北京的‘四清’运动先则被说为‘右’，继则被说为‘把四清运动理解为整风运动’，到‘文革’一开始，则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罪证。虚构成十大反革命案件加以讨伐。”
（六）华北局工作组组织包庇邓庆福的专题揭发，却得到了彭真没有包庇邓庆福的答案
李雪峰在市委工作会议期间，发动到会人员揭发彭真包庇走资派，会上没有人揭发证实关锋、戚本禹诬陷彭真包庇邓庆福的问题。于是又责成华北局进驻市委工作组，继续组织专题深入揭发。×月×日工作组再次找史向光和我谈话，要我们在专题揭发会上发言，找我谈话时，明确告诉我：驻市农口的华北局工作组长赵克指出，揭开盖子关键在“二赵”（指赵凡和我）。而且威胁说，你有材料、必须讲，不讲就是抗拒。我答应可以在会上发言，同时声明：我实事求是的发言，可能达不到你们的要求。当天就确定第二天下午开全体“四清”办公室和政治部干部大会。“四清”办公室同志听说后为我担心，怕再惹出麻烦。我深知不发言更麻烦，决定按有文字根据的材料发言，尽量减少事端。第二天会议开始，华北局工作组同志首先发动农村“四清”办公室、政治部全体人员进行揭发批判。但很多人包括“四清”办公室简报组、联络组的同志，只知道邓庆福是邓力群蹲点的重点批判对象，有什么罪行、怎么定案、市委总团怎么包庇的根本不知道，自然揭不出来。接着与会人员便追问总团驻翟里的联络员，联络员说：邓庆福的案卷由关锋亲自掌握，直到总团撤离时才报总团政法组，我只知道他们说邓庆福是“漏划富农”和“损害了毛泽东像的反革命分子”，具体内容我不清楚。最后华北局工作组指定我发言揭发交待。我按照已写出的发言稿，讲了两条：
第一，在通县“四清”运动期间，总团里主要是我同翟里工作队发生的矛盾较多。其中涉及对农村“四清”运动搞法的不同意见，涉及翟里工作队在运动中乱斗、乱搜查登记干部家产的意见。这些都有文字记载，在“四清”报、“四清”简报上刊登了。但是，对于重点斗争对象邓庆福的罪行，我同联络员一样，除听到联络员讲的两个罪名外，一份材料都没有看到。在贯彻《二十三条》后，运动验收时，大家提供了大量该解放而没有解放的名单，中央蹲点单位也有几个，包括高各庄的窦子祥、内军庄的支部书记张立，而没有翟里的邓庆福的名字。这说明：到运动验收时，总团党委还没有明确邓庆福问题的性质，没有明确属于应该解放的范围，一切听蹲点领导人最后意见。
第二，有人追问彭真和市委总团对邓庆福问题性质的看法。我手中正有一个彭真讲话记录稿能说明这个问题。彭真于1964年12月29日，召开了蹲点领导会议，听取了各位蹲点领导的发言。彭真于30日在市委全会上讲话，直接涉及邓庆福问题的性质。彭真首先重点讲了过去为什么“五反”反不动、“四清”清不动，因为没蹲点、脱离实际、天下太平。彭真又说：“通县地区，由于和平土改，民主革命不彻底，敌人钻到我们肚子来了，很复杂。敌人脸上没有写着‘敌人’两个字，他看你搞什么斗争说什么话。”彭真特别说：“翟里就是这样，翟里过去（指1960年）搞夺权斗争，原来有个姓吴的是坏人，后来邓庆福掌了权，还是他们那一伙。”（彭真讲话记录稿第35页）彭真这个讲话，看来就是尊重了第一天蹲点人的意见。有文字记录为证。
接着由史向光交待邓庆福复查组问题。史向光讲得更简单：翟里工作队在总团撤出时，才把邓庆福案卷报总团政法组，市政法部门责成由高级法院主管。高级法院没有参加“四清”运动，比较超脱。高级法院在看了案卷提出几个问题后，直接向在翟里蹲点的邓力群作了汇报。邓力群说他马上要到广西省继续蹲点，此事由市委领导法律部门决定。如有事找关锋联系。之后高级法院主管同志直接找关锋汇报。本来是高级法院负责案件审理，怎么变成了关锋直接领导的复查组，我都不知道。
史向光说的是实话，之后他没有经手。
在我和史向光发言后，有一位追随工作组的干部质问：你们俩人说成两样，哪个是真话？我回答：“两个都是真话，说成两样共同说明一个问题，彭真对邓庆福案件没有插手。总团不了解邓庆福的情况，彭真则更不了解。谁也没有包庇邓庆福。”交待揭发会开成这个样子，华北局工作组没有完成领导交待的任务，当然发怒了。宣布：史向光和赵有福不准外出，外出要请假。实际上是宣布对我们进行专政。
正当会议结束时，《农村四清简报》组的同志告诉我一个消息，他说：“市委组织部刚贴出一张大字报，公布了彭真认定的市委接班人名单，共分两批六个人，第二批三个人名单中有你，这对你是火上浇油。”我听了很是出乎意料，说：“我很高兴，说明我工作不错。”
会后第二天，农村“四清”办公室监察组同志找我，说：“我接到转来的一份揭发材料，说你参加了市委畅观楼查中央文件的反革命事件。”（这个畅观楼反革命事件，被华北局工作组上纲为是准备赫鲁晓夫式政变报告。）我说：“参加查中央文件的都有名单，已经查清，我肯定没有参加。”他说：“揭发人说吃饭时看见你在座，还为他的名字开了一个玩笑。”我说：“那是他不了解真实情况。那天，刘仁要到海淀四季青公社去了解情况，临时拉我陪他去。回来时到吃饭时间了，刘仁说不要到海淀区委了，到畅观楼吃饭吧。就这样，吃饭时遇到这个写揭发材料的人，误认为我是参与查中央文件的人。请你到华北局工作组看看参加查中央文件的人名单，肯定没有我。”他马上去查，一小时后回来告诉我：“确实没有你。”在那个大乱的年代里，通过处理一件事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本质。
（七）在关锋、戚本禹插手的农村“四清”工作团干部大会上，没有人提起“包庇邓庆福案件”问题
1966年7月14日至1967年3月4日，新市委召开了历时7个月的北京市农村“四清”工作团干部大会（这是空前绝后的、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最为混乱的一次干部大会）。参加农村“四清”运动的四万余名干部，除中央机关、大专院校、市级机关必须回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和农村县、社必须坚持工作的以外，有万余干部到会。会议目的是重新学习《二十三条》，批判前市委的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影响。
会议开始，新市委负责人作动员报告，强调批判彭真阉割《二十三条》的革命精神。指责彭真说《二十三条》主要是纠偏，是纠正城乡社教中的“左”倾机会主义。新市委负责人说：北京市成为修正主义大本营。又说：同志们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县团、分团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非检讨不可；有的可能被群众斗一下。会议专门印发了彭真关于“四清”运动的六篇讲话作为批判材料。接着进行摆问题、揭发批判。同时对县团、分团负责人也进行了分别批斗。在九、十月份，对原市委农村“四清”领导小组、通县“四清”总团以赵凡为主的五个负责人从“八达岭反修堡”的拘留所拉来，进行了四次大会批斗。之后又把刘仁、郑天翔、赵凡从“反修堡”揪回来批斗。
批判大会上发言一个接一个，其中也提出一些问题，叫被批斗者回答。但没有提出什么实质问题，可见大会没有什么准备。当时大会秩序相当混乱，会场周围像庙会一样。新市委原来的大会领导人均没有露面。大会后晚间，造反派一拨一拨地对我们宣布通令、调查审问一些问题。但是，大会上发言者和个别审问者，都没有涉及通县地区“四清”包庇坏人问题，更没有涉及陈伯达联系的高各庄窦子祥和翟里的邓庆福案件。各个群众组织在会议期间，印发揭发材料不少，主要揭发总团、市委所谓破坏“四清”运动的材料，但是也没有涉及包庇邓庆福问题的。特别是历时七个半月的农村“四清”干部大会期间，关锋、戚本禹及其派的代表多次插手农村“四清”干部大会，并在1967年2月派农村“四清”干部大会的造反派，参与镇压翟里大队贫下中农夺关锋、戚本禹所扶持的坏人班子的权。但是，农村“四清”干部大会的主持者、参加者、发言者，都回避翟里邓庆福案件及其复查问题，其原因是什么？我和史向光被批斗完拉回八达岭“反修堡”后多次分析认为，主要是关锋、戚本禹他们心里有鬼，在了解真实情况的大量“四清”干部面前心虚。他们担心在大会上提出此问题，被斗争者说明真相，使他们丢丑。造反派发言者以及主持会议者，都害怕提问不当，怕被斗者在答复中涉及关锋、戚本禹的丑事而惹事、出麻烦。因为在市委机关造反派批斗我们时已有过这类经历。记得一次造反派在批斗史向光时，追问市委是怎样指示总团包庇邓庆福的，史向光则用事实作了说明。他说，总团在“四清”工作结束时，把邓庆福案移交到了市政法部门，由政法部门组成复查组进行复查，复查组在复查中随时向邓力群汇报并按邓力群讲话精神开展工作。之后，他还对复查组同关锋的争执焦点作了说明，并说市委被改组时邓庆福案还没有结案，从全过程看原市委和总团不存在包庇问题。在批判我时，开始就追查市委打击戚本禹的大阴谋。我则通过事实阐明我没有收到对其打击的任何指示，只看到了彭真关于戚本禹的那封信不要登报讨论的指示。随后我念了彭真的信。造反派则说：这说明戚本禹的信是正确的。我又念了陈伯达要戚本禹向彭真写信检讨的信和戚本禹向彭真写的检讨信。最后，又念了彭真在接到戚本禹检讨信的第二天，即1月29日给戚本禹的回信。彭真回信鼓励他说：你这样的态度对待事物，很好。我们对待一切问题都实事求是，是就是，非就是非。那样就没有问题不能正确解决。戚本禹看了信，表示对彭真十分感谢。第三封信我刚念了一半，有的造反派就喊不要念了，会议主持者则下令不让再念了。可见，会议主持者和提问、追问者，都害怕被批斗者乘批判追问之机讲明真相，使陈伯达、关锋、戚本禹丢丑，招来麻烦。
（八）关锋、戚本禹继续采取欺骗和镇压两手，以掩盖其阴谋害人的罪恶目的
关锋、戚本禹惟恐他们陷害彭真、刘仁和打击北京市坚持真理的政法干部的真相暴露，极力在有关部门造谣、蒙骗世人，混淆是非。1966年11月23日下午，他们参加了最高法院召开的干部会议。关锋讲话说：“我和戚本禹在通县搞‘四清’，同北京市的政法干部有过接触。我们搞‘四清’的那个队搞出一个漏划富农叫邓庆福，当队长，贪污就不用说了，1962年蒋介石叫嚣窜犯大陆时，他们秘密活动，把生产搞坏了。这样一个案子，审讯很不像话，专门诱导翻供……实际是审判我们。后来，市高级法院派了复查组，也是翻案组，专门听地富反坏的话，还调查我们。那是彭真、刘仁授意的，专门想整我们二人。因为我们和他们有不同意见，给中央写过信，得罪了彭真、刘仁，他们专门整我们。如果他们得了势，我们俩人就要在最高法院当罪人来了。”
1966年12月11日下午，关锋到人大会堂向全国接待人员代表讲话，又重复了这一套。什么“从邓庆福案件的审讯和复查诱导翻案都是彭真、刘仁授意的，因为我们有不同意见，给中央写过信，得罪了他们，他们专门整我们”等，他们到处造谣欺骗，目的是掩盖他们诬陷彭真、北京市委的真相。他们乘“文化大革命”之机在全国造谣诬蔑陷害了大批好党员好干部，罪恶深重。
关锋、戚本禹的另一手是，调城里造反派去镇压翟里起来夺权的贫下中农，并强令法院对未定案的邓庆福和“四清”运动中已解放的窦子祥判重刑。翟里大队有六个生产队，有五个半生产队的广大群众，对“四清”中关锋、戚本禹扶起来的邓万田等一伙坏人掌权、办坏事不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种不满同揭发他们的历史问题联系起来，开始酝酿把揭发批判矛头对准关锋、戚本禹扶持的邓万田一伙。关锋、戚本禹听到消息后，怕火烧到他们头上，于1966年12月21日到翟里为邓万田撑腰壮胆，面授机宜，说翟里“四清”是中央搞的点，“四清”是有成绩的。工作队定邓庆福是漏划富农、反革命分子是翻不了案的。“文化大革命”是“四清”的继续，要巩固“四清”成果并向纵深发展，要大胆干。
之后，翟里群众受上海“一月风暴”和全国夺权的影响，于1967年2月7日揪出关锋、戚本禹扶持的大队长邓万田，2月8日召开了批斗邓万田的大会。受关锋、戚本禹支持的邓仲田带领一伙人冲进会场，抢邓万田，引起武斗，双方共伤十多人。邓万田的同伙当时给红旗杂志社周英报信，周英召集林聿时、吴传启、杨远等人商定：从师大井冈山公社、科学院学部红卫兵联队、北京市农村“四清”造反总团等单位抽调700余人，由王恩宇、陈益升带队分坐几十辆大汽车于2月8日夜浩浩荡荡开到翟里，当场打伤十多人，打跑200多人。抓住了反邓万田的群众组织头头邓顺田、邓庆善、崔文奇三人。戚本禹亲自给公安部打电话，将三人关押起来。并在当天召开大会，把复查组作为反关锋、戚本禹的“后台”拉去批斗。还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在翟里宣布反邓万田，就是反关锋、戚本禹，就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并宣布反邓万田的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
关锋从翟里发生夺权事件得出结论，要把复查组及翟里群众制服，必须立刻重判邓庆福。2月27日，关锋让周英在红旗杂志社召开会议，研究对邓庆福的判决问题。说：邓庆福这个案子是上了中央文件的，这个案子影响很大，不单是一个翟里的问题。判决邓庆福，是对关锋、戚本禹的支持，是对党中央的支持。所以要重判，大张旗鼓地判。会上议定让王恩宇给当时北京市的主要负责人吴德写报告，说明邓庆福案件是关锋办的，罪证确凿，复查组是奉彭真、刘仁旨意，为邓翻案。为了支持关锋、邓万田，要大张旗鼓地宣判邓庆福。对此报告，吴德批示同意，谢富治画了圈同意。
北京市中级法院造反派根据关锋指令和谢富治、吴德批示，不顾复查组已经调查全部否定关锋炮制的案件依据的实际，而作了刑事判决。于1967年3月18日在通县召开有一万七千多人的宣判大会，以反革命罪判处邓庆福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宣判大会还把复查组和支持复查组的市高级法院领导人拉去陪斗。“中央文革”关锋、戚本禹都派代表参加大会主席团，大会宣扬“关锋、戚本禹是正确的，邓万田是正确的”，诬蔑复查组是“同四类分子穿一条裤子的大坏蛋”。大会后，关锋、戚本禹又下令把“四清”运动中已经宣布解放的高各庄村党总支书记窦子祥逮捕判刑。
关锋、戚本禹为了保住他们使用坏人制造冤案和诬陷彭真、北京市委的罪行不暴露，在1967年4月，北京市革委会成立时，经关锋、戚本禹推荐，把翟里邓万田安排作市革委会常委、北京市农代会领导小组组长。这个坏人掌权后，支持在郊区农村武斗、特别是指使他的弟兄在翟里村利用清队等机会，整死、打伤几十人，犯下更大罪行。
（九）陈伯达、关锋、戚本禹派人到农村“四清”干部大会捣乱，致使万人大会开了七个半月，造成极大灾难
以李雪峰为第一书记的北京新市委，于1966年7月14日召开农村“四清”干部大会。农村“四清”工作队固定驻会的有万余人，在家住自由参加会议的两万余人。会前下发了两套文件，一套是关于“四清”运动的《二十三条》，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和《李雪峰关于农村“四清”的六篇讲话》；一套是所谓的反面文件，包括：《彭真关于“四清”的六篇讲话》、《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二月提纲”》、彭真为市委党刊《前线》发刊词：《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大会第一天，李雪峰在见面会讲话，动员到会干部学文件、肃流毒、搞揭发批判。他说：“同志们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非检讨不可，有的人可能被群众斗一下，你们大小是个官，有错误就得检讨，斗要挨、关要过。只要不是黑帮，也不要斗那么厉害，但毒一定要消。”从李雪峰到大会领导小组，都是按正常运动方式，即学习文件、揭发批判安排的。但是引起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关锋、戚本禹的不满。7月19日，刚刚开始学习文件，由北京大学一些人贴出一张诬陷在天竺搞“四清”的北京国棉一厂党委副书记的大字报，立即进入“四清”干部会，开了几千人的斗争大会，会上发生严重体罚现象。从此开创了外单位进入大会乱揪斗的先例。不仅大中学校进入，而且市县区机关也进入。一天好多起，搅乱了“四清”干部大会的学习、揭发。当受中共中央之命进入北京大学的工作队撤出后，在农村“四清”干部大会上也出现了揪斗高潮。这种乱揪斗现象也曾遭到“四清”工作队的抵制。北京农业大学30名学生进入，点名斗一个县工作团的副书记，县工作团选出20名代表同学生谈判、辩论。一方说非斗不可，一方说斗争理由不足。中午大学生在大会吃饭，下午又辩论。最后大学生给县工作团写出大字报，并画了漫画，讽刺工作队右倾，之后离开。后来海淀区税务局也向大会要人揪回单位批斗。工作团选代表与其谈判，让来人说明被揪斗者有什么错误，他们说不出，最后承认如果他们不表示积极，自己就会被揪斗。从此，这种各单位造反派毫无理由地进入大会揪斗干部的现象猛增。
大会领导小组感到无法维持大会秩序，请示李雪峰，批准农村“四清”干部大会于8月10日休会。然而，这是关锋、戚本禹早已设下的圈套。见大会领导者已经入套，便唆使一批工作队干部赖在市委党校不走，并到处串联，提出复会，而且还到“中央文革”上访。新市委迫于无奈，于8月27日复会。李雪峰到会讲话，检讨自己没有了解革命队员的要求，没有认识自己指导会议的错误，没有发现会议领导小组压制、镇压革命队员的严重错误。又检讨自己不信任群众、怕乱、怕群众、怕革命，急急忙忙刹车，给革命群众泼了冷水。并宣布以华北局办公厅主任张铁夫为首的大会领导小组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从此张铁夫列入了被批斗的行列。之后，确定的大会负责人，也陆续以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而被揪斗，结果大会就剩下生活管理人员。大会造反派组成了近百个造反队，都为夺权而相互斗争，相互攻击打派仗。其实他们背后都是受中央文革小组的关锋、戚本禹的党羽所唆使。
1967年3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发出关于结束“四清”干部大会指示，由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常务书记刘建勋（此时谢富治为市委第一书记）和市夺权委员会两位代表到会发表讲话。三人讲话均强调坚决按陈伯达指示办。
刘建勋在讲话中对大会进行了总结，指出：“农村‘四清’干部会议经过七个多月的激烈斗争，取得了很大成绩。”“亲自斗争了彭真、刘仁、赵凡等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及其大大小小的党羽；批判了李雪峰、张铁夫在大会上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更为重要的是农村‘四清’干部会议，经过七个多月的阶级斗争熔炉的锻炼，造就了一支经过文化大革命考验的几千人的革命造反派队伍。”刘建勋又特别强调指出：“对于革命造反团九大组织，一如既往，完全会是支持的。目前处在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形势下，遵照陈伯达同志指示，会议应该结束。”市夺权委员会两位代表相继讲话：“完全支持‘四清’造反派和拥护陈伯达关于结束大会的指示。”
“散会转入大夺权”，给郊区农村造成了更大的灾害。农村“四清”干部会议的造反派组织开始是几十个，经过几个月的大联合，才联合成造反团九大组织，组织内仍是争权夺利。农村“四清”干部会议后，扩散到整个农村进行大夺权斗争。派性不仅形成了反复夺权斗争，而且在一些地方成为打砸抢的生死斗争。“文革”结束后，清理查办了打、砸、抢分子，派性才逐步解决。
（十）总团党委成员被强押到高各庄批斗，摸到了高各庄群众的实情
1967年麦收期间，为了配合对窦子祥的逮捕判刑，以包庇罪把总团史向光、我和原县委书记刘拓拉到高各庄大会批斗。所谓批斗，就是三四个造反派武斗我们。要每个被斗者弯腰90度，而且双肩扛着一个二三十斤的门板，到会群众在喊口号时举手者甚少。主持会的是一个女造反派头目，几个发言者除了空喊一些口号外，也没有说出窦子祥有什么不好。
批斗会结束后，造反派们都走了，把我们三人带到村里学校教室吃饭，每个人两个窝头、一碗菜汤。乘这个时机，史、我和刘拓低声交谈。刘说，他已在翟里砖窑背砖半年多，贫下中农对他很好，干活照顾他，有话也对他说。群众都说关锋扶上的邓万田是坏人，要不是关锋、戚本禹撑腰，在“文化大革命”中早就被打倒了。这些坏人掌权长不了。又说，运动一开始，就把市委“四清”时解放的干部都专政、批斗了，说他们是被市委包庇的走资派，整得更惨。
这时一位属于保守派的县机关干部专门赶来给我们通消息。他说：“前两天高各庄的造反派把原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工作队长拉来批斗，柴沫没来，听说柴沫已经被陈伯达整死了。陈伯达几次批评柴沫不听他的话，大概是指柴沫在‘四清’中解放了窦子祥的问题。”他并对史向光和我说：“你们二人在村里要住两三天。不要怕，晚上村里贫下中农会以看着你们的名义，保护你们。”说完马上就走了。
晚上，把史向光和我关在一个空房子里，派两个农民看守。看守的农民说：窦子祥是一个冤案。听说你们是保窦子祥的。我们既是看守你们，又是保护你们。你们说说心里话，我们到大门口放哨。第二天晚上看管我们的人换了，他们很关心地问：“彭真、刘仁、赵凡现在怎么样了。”我们说：“听说被监护了。”他们理解成被保护了，便说：“保护起来好。”他们一再追问：刘拓定案没有？你们定案没有？我们解释说：“都没有定案。全国各省市县的领导都打倒了，都没有定案。”他们说：“没有定案好，可是窦子祥定案判刑了。”他们都说窦子祥是冤案。白天同社员一起在麦场劳动，社员知道我们是被斗的人，表面上不跟我们接近，可是走路接近时大都替窦子祥喊冤。
从这里我们摸到了三个底，一是窦子祥在农民群众中威信很高，在这种全面批评旧市委、旧县委和广大农村干部情况下，群众对窦子祥和我们这些被称为黑帮的挨斗的人看法未变。二是摸到了翟里村形势的底，虽然县委书记刘拓只说了两句话，但我们看法一致。三是听到柴沫被陈伯达整死了，对这个担任中央文革要职的陈伯达的阴谋、狠毒应有充分准备，但绝不能像柴沫那样走自杀之路。
（十一）陈伯达、关锋、戚本禹倒台，诬陷彭真、市委和广大农村干部的真相大白，开始了给农村社队干部平反
1967年8月底后，毛泽东识破了关锋、戚本禹到处诬陷好人、扶持坏人、煽动打砸抢、害国、害民的罪恶面目，戚本禹、关锋相继倒台。1968年在通县高各庄支“左”的军宣队，发现村里干部谁都不愿干的原因，是干部中流行着当干部没有好下场的说法。因为原来党总支书记窦子祥工作一直很好，是市里的劳模，但在“四清”中先是挨整，宣布解放后，“文革”中却无辜被关锋、戚本禹下令判罪。很多农民要求帮助予以平反。经公社领导和军宣队反复调查研究，请示县委和市革委会农林组（主管领导均是参加过通县“四清”会战的军队领导干部）批准，于1968年12月法院给予平反。窦子祥回村后和村干部一起抓工作，生产形势大变。不久，公社革委会主任丁吉庆和军宣队也把翟里群众要求给邓庆福平反的意见反映到县革委。
1971年市、县领导进行“批陈（伯达）整风”学习之时，我已调回市革委会农林组。在市农林组和通县革委会学习中，都提出陈伯达、关锋、戚本禹在通县“四清”运动中制造的两起冤案中，邓庆福一案还没有解决，应该抓紧查清解决。同时，县委责成在翟里蹲点的县革委副主任吕尚志（“文革”开始从外省调来），找市高级法院复查组调查，弄清了关锋等提出定邓庆福漏划富农、反革命分子的根据在“文革”前已经被以市高级法院为主的市政法系统的复查组否定，其所谓罪行完全不能成立。经过调查后，于1972年4月20日开县委常委会（成员绝大部分由部队干部和“文革”中外省调来干部组成）正式讨论，最后结论三条：一、邓庆福不够富农，邓父当长工几十年，解放前夕初步发家，是典型的中农；二、也不反动，当干部后一直热心工作，得罪些人是难免的；三、此冤案是关锋、戚本禹一手制造的。经过正式请示市有关部门批准，于1972年底，通县县革委正式宣布对邓庆福平反，县法院撤销1967年关于对邓庆福判刑和剥夺选举权的判决，家庭成分是中农不是富农，并同时为其弟、弟媳改为中农成分。
在这个期间，开始了清查“文革”中打砸抢事件，对邓万田、邓顷田、邓仲田进行了调查，查明邓仲田、邓顷田两人1955年因盗窃罪各判刑3年。刑满释放回村后，在1964年10月关锋、戚本禹到翟里搞“四清”时，邓万田等看到报仇时机到来，积极靠拢关锋，反映村干部的“问题”，串通邓仲田、邓顷田、邓勋田，极力添油加醋地对干部提意见，特别是重点诬陷怀疑过去揭发他们盗窃的邓庆福是漏划富农，邓福斋是漏网经营地主等。关锋发现这些“积极分子”如获至宝。根据他们提供的伪证材料，翟里大队在农村“四清”中有53名干部挨整，对41户干部社员的财产进行了清查登记，有的甚至在院内挖坑寻宝。其中有44人被关押看管，70%的党员受到处分。贫农出身、工作表现较好的大队党总支书记，被横加“政治上‘四不清’”而撤职，副大队长邓庆福被定为漏划富农、反革命分子，邓福斋被定为经营地主。
在“四清”中，关锋利用坏人提供伪证完全是有意的。他知道邓顷田、邓仲田、邓万田历史上不好，“四清”运动中，就设法给他们去掉身上的污点。关锋以翟里工作队的名义，向县法院写信，说邓仲田、邓顷田判刑已经多年，偷盗数量不大，而且现在表现很好等，要求给予平反。由于当时通县地区“四清”总团本着要尽量照顾中央蹲点领导、为其提供方便的精神协调工作，处理相互关系，故县法院根据翟里“四清”工作队的意见，反复研究，便以偷盗情节比较轻的名义给予平反。但出乎意料的是关锋对这种坏品质的人如此重用，先后拉入党内，掌握了翟里大队的领导权。他先后安排邓万田为大队长、党总支委员，邓顷田为大队党总支书记，邓仲田为一队党支部书记、生产队长。这一伙在关锋、戚本禹支持下，在“文化大革命”中猖狂之极，在翟里大队共有90多人遭他们毒打，重残10人，被逼致死5人。
县委组织力量对邓万田、邓仲田、邓顷田的问题完全查清后，于1973年10月从宽处理了邓顷田，定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于1973年3月5日、1973年12月15日、1974年4月13日，县委多次上报市委，要求定案处理邓万田、邓仲田。市委批示同意县委意见，交县法院判处。邓仲田因带头聚众打人造成2人残废，被害致死1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邓万田聚众打砸抢造成本村受伤10余人，支持密云县、通县武斗造成200余人被打伤和财产损失，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
通过县委自下而上的工作，陈伯达、关锋、戚本禹一伙在通县“文化大革命”初期，利用坏人打击好干部的事实完全查清，并进行了纠正。虽然当时还处于“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气焰仍然很嚣张，但实际上陈伯达、关锋、戚本禹一伙，在“文革”开始诬陷彭真、北京市委在通县社教运动包庇坏人的内幕，在干部群众心目中已经很清楚了。
摘自《北京通县地区的“四清”运动》第六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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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一份值得关注的国务院部级干部名册
姚小平
2004年4月8日，我在北京报国寺旧货市场淘到一份文革时期的《国务院各部门文化大革命运动前原有部级干部名册》(以下简称“名册”)。名册收入文革前国务院部级干部513名，截止时间为1973年10月10日，封面右上角有“绝密”二字，估计此名册为近年国务院有关部门机构改革，在清理废物时流入民间的。
名册首篇为“说明”，记录如下：
国务院各部门（包括高法院，人大政协机关，哲学社会科学部，原文化部）,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前原有部级干部共五百一十三名。到一九七三年十月十日止，除已分配各省、市、自治区工作的四十三名，病故的三十七名，自杀身死的十四名外，现有原部级干部四百一十九名。
一、各部门现有原部级干部名单（1-30页）；
(1)已参加各部门工作的一百三十一名；
(2)已解放拟分配工作的五十九名；
(3)拟安置休养的三十一名；
(4)爱国人士二十六名；
(5)拟给予纪律处分的二十二名；
(6)继续审查的一百二十八名（内有中央专案审查的五十四名）；
(7)拟定为叛、特、反的二十二名。
二、已调出国务院各部门的原部级干部名单（第31-33页）。
三、病故的原部级干部（第34-36页）。
四、自杀身死的原部级干部名单（第37页）。
此名册内容文简字省，平淡无奇，所列仅姓名、原部门职务、备注三项，玄机在备注上：谁“已工作”；谁“待分配工作”；谁“年老体弱，安置休养”；谁“拟给予纪律处分”；谁“继续审查”；谁“中央专案审查”；谁是“爱国人士”；谁是“叛徒”；谁“拟定为叛徒”；谁“拟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谁“拟定为自首变节分子”；谁“仍按革命干部对待”；谁“拟定隐瞒反共罪行混入党内，支持五•一六篡夺中央财政大权”；谁“回乡向群众承认错误，再行处理”。林林总总，“左中右”分明。
名册中“已工作”的有131人，主要有余秋里、袁宝华、李人俊、谷牧、于桑、刘复之、杨立功、胡立教、康世恩、唐克、周子健、王诤、邱创成、钱之光、夏之栩、李强、方毅、刘西尧、周荣鑫、方强、连贯等。“已工作”者以外交部居多，姬鹏飞、乔冠华、韩念龙、刘新权、黄镇等副部长均在其列，此外还包括王国权、谢邦治、王幼平等驻外大使（副部长级）。说明当时我国对外关系已打开新局面。活动日益频繁。
名册中“待分配工作”的59人。主要有王炳南、、吴亮平、陈漫远、钱三强、姚依林、董纯才、郁文、黄中、钱信忠、武新宇、萨空了、旷伏兆等。
1966年文革初起时，国务院各部门领导作为“走资派”纷纷被“炮轰”、“火烧”、“油炸”，几无幸免。到1973年，“已工作”的131人加上“待分配”的59人，已达190人。这与国内外形势变化及周恩来的努力有密切关系，尤其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后，迫使毛泽东改变思路，对干部政策和干部使用进行较大调整，加上周恩来推动，许多原来被打倒的干部重新工作或即将恢复工作，为下一步整顿，提供了新思路和人员保证。
名册中“中央专案审查”的有刘晓、许建国、朱其文、李一氓、李昌、曹瑛、张致祥、孟用潜、马文瑞、吴砚农、宋劭文、刘岱峰、凌云、严佑民、杨奇清、汪金祥，秦化龙、江一真、吕东、梁膺庸、张珍、杨一夫、钟子云、刘鼎、谭佑铭、王士光、刘秉彦、刘澜波、孔祥祯、邓洁、刘建章、吕正操、孙大光、朱学范、赵子刚、李培之、胡立教、贾石、李一夫、张化东、韩光、张劲夫、、荣高棠、高登榜、牛佩琮、孙正、赵伯平、潘梓年、张友渔、周新民、萧望东、石西民、刘白羽、徐平羽。
活人要审查，死人也不放过，“人死账不烂”。“病故”者接受“中央专案审查”的有冯仲云、王新元、廖鲁言、章汉夫、张彦、方方、徐子荣。“自杀身死”接受“中央专案审查”的有张琴秋。纺织部副部长张琴秋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文革中被诬为“叛徒”，1968年跳楼自杀，十分惨烈。名册上“自杀身死”的除张琴秋外，还有刘彬、张永清、陈一帆、惠中权、南汉宸、范长江、史书翰、许明、余心清、高云屏、程照轩、李应吉、曾一凡。他们中有的“仍按革命干部对待”，有的还要“继续审查”。
“中央专案审查”在文革中是审查干部的最高级别。最早纳入中央专案审查的应该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第一批被打倒的“反党集团”成员、“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接着是刘少奇及其“资产阶级司令部”成员。随着文革深入发展，文革初“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些风云人物纷纷落马，也接受“中央专案审查”。作为个人，他们在文革大潮中只能随之浮沉，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一切皆由毛泽东掌控，即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也不例外。被“中央专案审查”的萧望东曾任文化部副部长、代部长。萧是军人出身，新中国初期授衔中将。我与萧望东最小的儿子曾在社科院考古所共事，据他说，萧望东本人并不愿到文化部工作，因为那里“水深”，比军队要敏感复杂得多。但组织调动，只能服从，以至最后被“中央专案审查”，在秦城关押多年。
名册中已定或拟定为叛、特、反的有二十余人.其中定为“叛徒”的有周仲英、刘有光、马辉之。病故的廖鲁言、徐子荣属“双料”，既被“中央专案审查”，又是“叛徒”。“拟定为叛徒”的有袁也烈、张省三、周文龙、黎玉、刘杰、朱光、李竹平、胡景沄、王卓如、史立德、杨浩庐、雷任民、杜润生、张孟旭、徐迈进、杨述。“拟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有孙照寰。“拟定隐瞒反共罪行混入党内，支持五一六篡夺中央财政大权”的有财政部副部长吴波。对外经委副主任汪道涵与“自杀身死”的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曾一凡“拟定为自首变节分子”。
名册内有些划分并不准确。如在“病故的原部级干部名单”中，有煤炭部部长张霖之的名字，事实上张霖之并非病故，而是在1967年被造反派活活打死。此外，八机部部长陈正人也是在1972年被迫害致死的。
名册截止时间为1973年10月10日，结合当时背景，初步分析如下：
1971年发生的“九一三事件”，宣告了林彪集团的覆灭，这是文革时期极为重要的转折点。毛泽东亲自选定并通过党章确认的接班人瞬间身败名裂，各方力量积极寻求毛的支持，重新调整人事安排与权力架构。周恩来抓紧解放干部，将文革中许多被打倒的“走资派”重新启用，江青等则把大批在文革中崛起的“新生力量”推向前台。对毛而言，这两类人都有利用价值，关键在于是否能够维持平衡局面，推动文革继续向纵深发展。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共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这就是历史上的“十大”。返观“十大”会议内容和人事调整，耐人寻味：8月24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报告却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最后毛泽东审定。同日，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8月28日，大会选出第十届中央委员会，邓小平、陈云等一些老干部进入中央委员会。8月30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机构，值得注意的是，“后起之秀”王洪文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华国锋则跻身中央政治局委员行列。显然，毛接受了林彪事件“一股独大”教训，不但设计出各方力量互相牵制的“连环套”，且推出新的接班人布局。
名册截止时间距“十大”召开后不到两月，应该与“十大”在人事上的重新洗牌有密切关系。名册内容虽然简单，但要将文革前国务院513名部级干部全部确认并定性，也非易事。如此大规模排查，若无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点头和推动，绝无可能。初步判断，整理这份名册的目的应是摸清并确认文革前国务院部级干部队伍在“十大”后的现状，为进一步整顿国务院工作提供依据。
这份名册的出现，为史学研究者了解文革前国务院部级干部在“十大”以后的定性情况，提供了一份完整的材料。
2010年2月28日完稿、3月6日改、3月7日定稿
于平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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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料】
重庆大学文革武斗中死难同学名单
黄顺义 整理
整理者说明：这里记述的27位同学的简历资料尚不完善，还望知情者提出修订、补充意见并提供其生前照片。感谢吉兆庆、鄢清明、黄绍轩、郑志胜、查正理、贾志道、尹南华、冉隆品、周孜仁、黄肇炎、张天兰、詹廷珊、李民族、郑全体、袁炯、俞诗义、左宗信、何思江等老同学及一些死难同学的亲属热心提供有关资料。
四十多年了！我们都老了。面对历史，我们应该理智。但一想到这些曾经朝夕相处、同窗共读的同学和朋友，我们又会有无穷的缅怀之情。假如没有文革，他们不会冤死，活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他们一定会是高级工程师、教授、专家、学者，或是厂长、经理、局长、厅长、市长、省长……因为他们都是怀着远大理想和抱负考进重庆大学的精英学子，也是怀着满腔热情，响应领袖号召投身到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的热血青年。我们不应忘记他们，不应忘记那段历史留下的教训，而且要让后人永远记住这个教训。这就是我近五年来花了大量时间精力搜集整理这个名单资料的原因。
张全兴
1945年出生，四川省彭山县双江镇人。家庭出身小商。文革时为采矿系采矿专业68级一班学生，重大815“跃马横枪”战斗组成员，“301部队”成员。1967年7月25日参加攻打重庆工业学校武斗时头部中弹身亡。时年22岁。
唐世轩
1945年6月7日出生，四川省广安县人，出身于工人家庭。其父为国民政府兵工署二十兵工厂一分厂（即后来的大型国防企业国营建设机床厂）工人。文革时为机械系机造专业68级四班学生，重大815“2111纵队”战斗组成员，重大815总团摄影组成员。1967年7月25日在重庆工业学校武斗中到“前线”摄影时头部中弹身亡。时年22岁。
李盛品
1946年出生，四川省达县人。出身贫苦农民家庭。文革时为机械系机造70级四班学生，共青团员，重大815“造字704部队”成员。1967年7月29日在大坪地区进行自制手榴弹演练时因手榴弹提前爆炸身亡。时年21岁。
张贤清
1945年出生，四川省资中县人。文革时为机械系机造69级四班学生，共青团员，重大815成员。1967年7月中旬在江北区下横街贴大字报时被反到底派抓捕，关押到重庆医学院，后重大815打算以“七二五”工业校武斗中抓到的反到底派俘虏将其换回，通过中间人打听时却得知人已死，尸体不知下落（具体死亡经过和时间不详）。
谢宗正
1944年1月22日出生，重庆市沙坪坝歌乐山对角桥人。出身工人家庭（其父为重庆特殊钢厂7级铸造工）。文革时为无线电系自动控制专业68级四班学生，班长，共青团员。重大815无线电分团负责人，“301部队”纵队长。1967年8月2日在参加大型国防企业空气压缩机厂武斗中攻打被反到底派占据的厂医院和水塔一线时中弹身亡。时年23岁。
陈茂明
1945年出生。重庆市人。文革时为冶金系钢铁68级三班学生。1967年8月2日参加大型国防企业空气压缩机厂武斗中攻打被反到底派占据的厂医院和水塔一线时中弹身亡。时年22岁。
张显明
1946年出生。籍贯不详。文革时为机械系70级学生，共青团员。重大815“301部队”成员。1967年8月2日在参加大型国防企业空气压缩机厂武斗中攻打被反到底派占据的厂医院和水塔一线时中弹身亡。时年21岁。
李德扬
1945年出生。四川省开县人。文革时为动力系69级一班学生。重大815动力分团驻杨家坪联络站成员。1967年8月3日在杨家坪武斗中，在电影院附近梅堡（一处小高地）掩护其他人撤退，被子弹击中颈动脉，失血过多身亡。时年22岁。
苏裕发
1943年出生，四川省内江县人，家庭出身贫农。文革时为机械系机压专业67级二班学生，共青团员，重大815“野战兵团”成员。1967年8月4日在重庆市财贸职工俱乐部门口帮助财贸815总团搬家时突遭反到底派武斗队袭击，中弹身亡。时年23岁。
赵厚忠
1944年出生，重庆市中区人。父母早亡，靠哥哥养大。文革时为冶金系金热68级二班学生，副班长。共青团员。反到底派重大井冈山公社成员。1967年8月5日参加大型国防企业建设机床厂武斗中身亡。
辜习荣
1944年出生、重庆市江北区人。文革时为冶金系钢铁冶金专业炼钢专门化67级二班学生。家庭出身店员。中共预备党员，校武术队队员。反到底派重大井冈山公社成员。1967年8月13日参加嘉陵机器厂武斗时，在厂区内挂榜山高地用机枪掩护他人撤退，身中7弹身亡。时年23岁。
高维命
1946年3月8日出生，陕西省西安市人。文革时为动力系热能专业70级一班学生，重大815成员。1967年8月18日搭车回家（其家在建设机床厂，其父是原建设厂医院院长）途中，路经重庆河运学校时，被反到底派武斗人员开枪打中头部，当场身亡。时年21岁。
刘文举
1946年1月出生。重庆市北碚天府镇人（其父是天府煤矿财务科会计）。文革时为机械系机造专业67级二班学生，共青团员。机械系篮球队主力队员。重大815“301部队”成员。1967年8月18日在参加攻打九龙坡黄葛坪王家大山重庆电力学校时，大腿动脉中弹，失血过多身亡。时年21岁。
何孝柱
1945年出生，重庆市北碚区人。出身工人家庭。文革时为冶金系钢铁68级三班学生，共青团员。重大815“301部队”成员。1967年8月18日参加攻打九龙坡黄葛坪王家大山重庆电力学校时中弹身亡。时年22岁。
萧在光
1945年出生。四川省巴县界石乡人。文革时为冶金系68级钢压班学生，共青团员。重大815“301部队”成员。1967年8月18日参加攻打九龙坡黄葛坪王家大山重庆电力学校时中弹身亡。时年22岁。
尹全信
1945年出生。重庆市人。文革时为冶金系68级钢压班学生，共青团员。重大815“301部队”成员。1967年8月18日参加攻打九龙坡黄葛坪王家大山重庆电力学校时中弹身亡。时年22岁。
陈蕴健
1946年出生。籍贯不详。文革时为冶金系70级学生。重大815“301部队”成员。1967年8月18日参加攻打九龙坡黄葛坪王家大山重庆电力学校时中弹身亡。时年21岁。
吴中和
1946年出生。籍贯不详。文革时为冶金系70级学生。重大815“301部队”成员。1967年8月18日参加攻打九龙坡黄葛坪王家大山重庆电力学校时中弹身亡。时年21岁。
杨兴格
1946年出生。籍贯不详（其父是成都铁路局内江机务段工人）。文革时为机械系70级学生，重大815“301部队”成员。1967年8月18日参加攻打九龙坡黄葛坪王家大山重庆电力学校时中弹身亡。时年21岁。
李昌学
1945年2月出生，重庆市北碚文星场人。出身佃中农家庭。文革时为机械系机造69级四班学生，共青团员。重大815“301部队”成员。1967年8月18日参加攻打九龙坡黄葛坪王家大山重庆电力学校时中弹身亡。时年22岁。
岳泽民
1945年出生。四川省安岳县岳家坪人。文革时为机械系机造69级四班学生。共青团员。重大815“301部队”成员。1967年8月18日参加攻打九龙坡黄葛坪王家大山重庆电力学校时中弹身亡。时年22岁。
段亚伟
1944年6月出生。四川省安岳县城关镇人。文革时为机械系机铸专业67级一班学生，重大815“301部队”成员。1967年8月18日参加攻打九龙坡黄葛坪王家大山重庆电力学校时被俘，因拒绝举手投降，说“815战士没有投降的习惯”，被当场开枪打死。时年23岁。
黄文田
1946年出生。籍贯不详。文革时为无线电系70级二班学生，共青团员。重大815驻北碚联络站成员。1967年8月28日在参加攻打歇马场由反到底派占据的解放军总字424部队（通信兵技术学校）时在大门外被子弹击中身亡。时年21岁。
冯 纵
1946年1月2日出生，河北省蔚县人（其父是四川省中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文革时为机械系70级学生。校足球队队员。重大815“301部队”成员。1967年9月12日参加帮助岳池县“革联站”攻打广门公社敌对派别时，在石垭镇遭遇伏击，胸部中弹身亡。时年21岁。
温栋梁
1943年出生于一个搬运工人家庭。四川省自贡人。文革时为机械系机冶专业66级二班学生，共青团员。校文工团二胡演奏员。重大815宣传队成员。1968年元月在四川省南部县慰问演出中，在演出完毕后就寝时，被楼下武斗人员枪走火子弹穿过木地板击中腹部，送到医院后又遇停电，未能及时救治，不幸身亡。时年24岁。
谭荣坤
1945年出生。四川省射洪县人。出生于农民家庭。文革时为冶金系钢压专业68级学生，共青团员。重大815“301部队”成员。1968年3月底去巴县陈家桥总字153部队（重庆炮兵学校）执行抢夺武器任务时在大门外中弹身亡。时年22岁。
董继平
1945年出生于四川省新津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文革时为重庆大学无线电系69级一班学生，共青团员。重大815“301部队”成员。1967年8月2日在参加大型国防企业空气压缩机厂武斗中攻打被反到底派占据的厂医院和水塔一线时头部中弹，左脑浆迸出。送医院抢救后，经一个多月精心治疗和护理，恢复知觉，曾被誉为“我们身边的麦贤德”。但右半身瘫痪。生活不能完全自理。当同学们都分配离校后，无人照料，被遣送回乡。靠乞讨和捡拾垃圾度日，最后倒在家乡土地上。死亡时间不详。
整理者简介：黄顺义，湖北省汉阳县人。1942年12月30日出生于重庆（父系原湖北汉阳兵工厂抗战内迁重庆的兵工署第二十五厂，现嘉陵机器厂工人）。文革爆发时为重庆大学电机系电力专业67级一班学生，共青团支部宣教委员。文革初期任校文革筹委会学生召集人。1966年8月参加造反，重大815战斗团成立时被推选为团长，后群众组织负责人改称勤务员，为总团主要勤务员之一，因其勤勤恳恳为大家办事，被誉为“老黄牛”。1967年底重庆大学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任副主任。1968年底进“学习班”接受审查后分配到昆明，后调回重庆，先后当工人、技术员、工程师、动力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参与的科研项目成果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三等奖、重庆市科技进步一等奖。2002年退休。现居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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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料】
西安交通大学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人员名单
白 磊 整理
整理者说明：这个名单是根据《西安交通大学文化大革命以来自杀人员统计表》（驻西安交通大学工宣队领导小组 西安交通大学革命委员会 1970年10月30日印制）、《西安交通大学文化大革命以来自杀人员复查结论情况表》（1976年4月20日印制）、《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干部登记名册》（无具名无填写日期）等档案原件复印件整理而成。西安交通大学文革中共自杀34人，其中校级2人，处级1人，科级1人，一般干部4人，正、副教授3人，讲师9人，助教2人，工人3人，学生5人，家属4人，另有一名自杀未遂者未算入此资料内。
一九六六年
王永婷
女，1943年生，河南开封人，共青团员，23岁。动力二系压缩12班学生。1966年7月9日跳楼自杀。原定性为“反革命自杀”，校党委1974年7月复查后结论为“文化大革命初，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下跳楼死亡。1967年4月17日为其平了反，并恢复其名誉。”
沈丙辰
男，1942年生，江苏靖江人，共青团员，23岁.电真空31班学生。1966年7月5日服毒自杀。当时认定主要问题为“在九评时有错误言论”，原结论“未定性”，校党委1974年7月复查后结论为“沈丙辰同志热爱党热爱毛主席，是一个革命青年，文化大革命初，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下服毒死亡，1967年5月20日对其平了反。”
龚起武
男，1912年8月生，江苏太仓人，1949年参加工作，校图书馆职员。1966年7月21日跳楼，8月16日死于第四军医大学医院。当时认定主要问题为“怀疑地主，后查清否定”，原定结论为“自杀属于对运动不理解，害怕”，校党委1973年4月复查后结论：“文化大革命初，由于对群众运动不理解自杀，经抢救无效而死亡。”
陆家训
男，1925年9月生，江苏人，1951年参加工作，基础部理论力学讲师。1966年8月27日跳楼。原定性结论“中统、历史反革命分子”，校复查领导小组1973年复查结论为“敌我矛盾，属抗拒改造，畏罪自杀。”
骆风峤
男，1916年生，四川资中人，1950年9月参加工作（原陕西工业大学动力系五级教授）。1966年12月13日跳楼。校复查领导小组1975年1月复查结论为“（1）1942年参加国民党，没有参加活动，为一般政治问题。（2）文化大革命中受审查，因对党的政策不理解于1966年12月13日跳楼自杀死亡。”
一九六七年
胡俊儒
男，1919年10月生，河北获鹿人，1939年4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行政十三级干部，校党委组织部长。1967年5月10日上吊自杀。当时认定主要问题“对群众运动不理解，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原定性结论为“自杀是叛党行为，撤销其党内外职务”，校党委常委会1973年12月讨论，省教育局党的核心领导小组1974年10月批复的复查后结论为“文化大革命中，对群众运动不理解，自杀身亡。”
一九六八年
钱宪伦
男，1909年7月生，江苏无锡人，1951年12月参加工作，化学教研室讲师。1968年4月3日开煤气自杀。当时认定主要问题为“在伪民航公司任职，解放后起义回国，对其起义问题有疑问，未查清。”校党委会1974年7月复查后结论为“在革命群众审查其历史问题时，因对党的政策不理解而自杀。”
袁云文
女， 1919年生，云南石屏人，钱宪伦妻子，1968年4月3日与其夫及母亲一起开煤气自杀身亡。
张淑修
女， 1884年生，云南石屏人，钱宪伦岳母，1968年4月3日与女儿女婿一起开煤气自杀。
彭 康
男， 1901年生，江西萍乡人，1928年11月加入中共，行政五级干部。校党委书记、校长。1968年3月28日在被游斗中死亡。
陶 钟
女，1928年12月生，上海人， 1952年8月参加工作。外语教研室讲师，1968年5月19日开煤气自杀。当时认定主要问题为“原地下党员，有严重变节行为。未查清，其夫交代，怕陶钟揭发问题而令陶自杀”，校复查领导小组1974年8月复查后结论“‘清队’开始后，因对党的政策不理解，在其夫张五京的同意和支持下自杀身亡”。
王海连
男， 1921年1月生，山东单县人，1949年参加工作，总务处工务班工人，1968年7月3日跳楼自杀。当时认定主要问题为“伪自卫队员，有一定罪恶。”校复查领导小组1973年7月复查后结论为“对党的政策认识不足自杀死亡。”
范步功
男， 1944年生，陕西乾县人，机械系金压21班学生，1968年7月21日服毒自杀。当时认定主要问题为“对地主家庭的处理上有问题。”校党委常委会1973年10月讨论复查后结论为“由于工作中对宣传执行政策不够和对群众运动不理解，自杀死亡。按正常死亡对待，补发善后丧葬费，收回机械系革委会1968年7月26日决定。”
王宏德
男， 1908年1月生，安徽合肥人，1951年12月参加工作，机械系修配组工人。1968年8月3日跳楼自杀。当时认定主要问题为“伪修械所少校所长，有罪恶。”校党委常委会1972年7月讨论复查结论为“王在审查期间已将问题交代清楚，未发现新问题，由于对党的政策不理解自杀死亡。以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结论。”
黄钟秀
男， 1922年3月生，上海人，1950年9月参加工作。工程画教研室副主任、讲师。1968年8月3日上吊自杀。当时认定主要问题为“伪水上警察副巡长”，校党委常委会1973年2月讨论复查后结论为“在审查期间，因不理解党的政策，自杀死亡。未发现有重大政治活动，以政治历史问题结论。”
任服膺
男， 1945年生，陕西户县人，机械系铸工21班学生，1968年8月10日跳楼自杀。当时认定主要问题为“其父有历史问题，文化大革命中对揪斗他父亲不满。”校复查领导小组1973年7月复查后结论为“由于该生年轻，对群众运动不理解，自杀死亡。补发安葬费150元。”
毛一鸣
女， 1884年生，江苏吴县人，理论力学教研室毛祖德的母亲，1968年9月4日上吊自杀。当时认定主要问题为“历史问题”，1975年10月经校复查领导小组讨论复查后结论为“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和家属革委会找本人谈话对其历史进行审查，因对群众运动不理解自杀。”
张英玲
女， 1921年10月生，安徽合肥人，1949年参加工作，校保健室护士长，1968年9月15日跳楼自杀。1973年7月校复查领导小组复查后结论为“文化大革命中，因其爱人黄钟秀被审查，张对党的政策不理解，对群众运动不理解，思想紧张，黄钟秀自杀后，张情绪反常，自杀身亡。”
王鑑淑
女， 1926年2月生，江苏太仓人，1949年8月参加工作，马列主义教研室讲师，民盟盟员，1968年9月24日跳楼自杀。当时认定主要问题为“一般历史问题，参加三青团，同学会有些反动活动”，校复查领导小组1975年5月复查后结论为“1945年8月参加三青团，为一般成员，1948年初参加太仓同学会，王是重新恢复该组织的发起人之一，任该会理事，负责文娱工作，1942年暑假在任伪青年团其团部工作一个月，均属一般历史问题。文化大革命中受审查，由于不理解群众运动和党的政策，于1968年9月21日跳楼自杀。”
唐兴恒
男， 1923年12月生，江苏无锡人，1949年参加工作，校福利部理发师。1968年11月2日上吊自杀。当时认定主要问题为“解放初参加现行反革命组织问题”，校复查领导小组1973年9月复查后结论为“对党的政策不理解自杀”。
陆谷宇
男， 1926年11月生，浙江杭州人，1952年8月参加工作，工企教研室讲师。1968年12月2日上吊自杀。当时认定主要问题为“有现行反动言论”，校复查领导小组1973年4月复查后结论为“犯有政治性错误，对党的政策不理解自杀死亡。”1978年9月经校复查领导小组讨论：陆在文化大革命中审查期间，说了一些政治性错话。不幸于1968年12月2日逝世。
汪国樑
男，1928年4月生，安徽休宁人， 1956年1月参加工作，350教研室讲师，高教11级。1968年12月4日上吊自杀。当时认定主要问题为“三青团员，怀疑在南京520事件中有罪恶，未查清。”1974年8月经校复查领导小组复查后结论为“文化大革命中，根据群众揭发，对汪的政治历史进行了审查，由于汪对党的政策不理解，自杀死亡。”1978年4月经校复查领导小组讨论：属一般政治问题，按正常死亡对待。
王振国
男， 1936年2月生，浙江宁海人，1957年8月参加工作，零件教研室助教，高教12级。1968年12月18日跳楼自杀。当时认定主要问题为“站在地主家庭立场说话”，1972年10月10日经校党委常会讨论后结论为“由于宣传执行政策不够，以及王对党的政策不理解，自杀死亡。王本人政治历史清楚，对王之死，按正常死亡对待”
周寿根
男， 1922年生，江苏无锡人，校五七工厂工人，1968年12月24日跳楼自杀。当时认定主要问题为“检举其参加特务组织，后查清无问题。”1972年11月校党委常委讨论后结论为“政治历史清楚，没有问题。跳楼自杀是由于周本人没有坚信党的政策，加以清队工作缺乏经验，宣传执行政策有缺点所致，决定按正常死亡对待。”
沈宗炎（沈仲炎）
男， 1937年3月生，浙江余姚人，1956年8月参加工作，230教研室实验员。1968年12月31日跳楼自杀。当时认定主要问题为“文化大革命中有派性活动”，1973年10月校党委常委会讨论后结论为“由于工作中宣传执行政策不够，沈对群众运动不理解，加以身体有病，思想悲观，自杀死亡。现查证，‘反标’与沈无关。其自杀按正常死亡对待。”
一九六九年
沈家本
男， 1921年2月生，江苏苏州人，1949年8月参加工作，金工教研室副主任、讲师。1969年1月19日逃跑，1969年1月21日在陕西蓝田县投井自杀。当时认定主要问题为“长期在伪空军任职，解放后伪造历史混入革命队伍，窝藏变天账，在日记本上书写反标，畏罪自杀。”1972年经校党委常委会讨论后结论为“对党的政策不理解自杀死亡。沈在日记上书写反动字句，犯有严重政治错误。”
刘继宏
男， 1924年8月生，浙江镇海人，1949年5月参加工作，1952年10月入党，教学科研处科长。1969年2月4日跳楼自杀。当时认定主要问题为“一般政治历史问题”，1973年4月经校复查领导小组会议讨论结论为“由于对群众运动和党的政策不理解，自杀死亡。”
一九七〇年
杨 文
男， 1920年11月生，山东文登人，1941年8月参加工作，1941年2月入党，行政十三级。校革委会副主任兼政治部副主任。1970年3月30日上吊自杀。当时认定主要问题为“个人主义较严重，杨认为工宣队对他的安排不重视，背上包袱。”1973年9月经校党委常委会讨论，陕西省教育局党的核心小组1976年1月批复结论为“在‘一打三反’运动开始后，因对未能进入领导班子等问题想不通，因而思想沉重，对党的政策不理解，自杀死亡。”
姚培宏
男， 1932年2月生，上海人，1953年8月参加工作，绝缘教研室讲师，高教六级，1970年5月17日跳楼自杀。当时认定主要问题为“现行反革命”，1972年11月经校党委常委会讨论后结论为“姚有反动思想，犯了政治性错误，属人民内部矛盾，不相信党的政策，跳楼自杀。”1978年6月校复查领导小组讨论后结论为“姚在经济困难时期有过一些政治性议论。”
王敏秀
女， 1932年1月生，浙江镇海人，1956年9月参加工作，共青团员，涡轮教研室实验员。1970年7月5日上吊自杀。当时认定主要问题为“有偷摸行为”，1973年6月经校复查领导小组讨论结论为“由于对党的政策不理解，自杀死亡。”
陈子晴
男， 1926年9月生，江苏无锡人，1949年参加工作，应用力教研室主任，高教六级，1970年7月5日上吊自杀。当时认定主要问题为“现行反革命”，1972年12月经校党委常委会讨论结论为“陈犯了严重政治性错误，由于对政策不理解，惧怕定罪，自杀死亡。”
李希侵
男， 1916年10月生，山西灵丘人，电工教研室副教授，高教五级。1970年7月12日上吊自杀。当时认定主要问题为“原是右派，后摘帽，现行有些反动言论。”1973年4月经校复查领导小组讨论后结论为“一般政治问题，对党的政策不理解自杀。”
许志中
男， 1935年6月生，上海人，1958年8月参加工作，压缩教研室助教，高教11级，1970年9月30日服毒自杀。当时认定主要问题为“现行反革命”，1972年10月经校党委常委会讨论后结论为“于1965年10月患妄想幻觉型精神分裂症，以及表现又不正常，胡思乱想，于70年国庆节前夕服毒自杀死亡。”
整理者简介：白磊，笔名书吃，1974年生，陕西西安人，曾就读于解放军艺术学院，现供职于某政府机关。业余研究陕西文革史，主要研究方向为西安红色恐怖队的兴衰及组织构成、陕西红卫兵及造反派的兴起与分歧、陕西武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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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一、于长岭、蒋健、杜钧福等人谈办刊方针
看了沈的建言及编者回复，理解并赞赏你们的“学术，低调，安全，长远”办刊原则。（于长岭）
赞同你们的观点：学术、低调、安全、长远。能让《记忆》长久生存比什么都重要。以目前国内的环境，绝对不会允许提议上说的那些活动，真要是那样做，肯定是自找麻烦，没有任何意义。只有生存才能发展。（蒋健）
你们对来信的回复很好。一定坚持学术性，千万别搞成政治刊物，也别印纸本，树大招风。能这样坚持下去就是胜利。酒好不怕巷子深。最好能罗致国内所有研究文革历史的力量（但不包括新左派，他们不是学术），争取更多的支持。（杜钧福）
二、汪珍意见：
……《往事微痕》出纸版，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有捐款。换句话说，他们有经济基础，所以才可以开会、印书，送书给美国各大学等上层建筑。贵刊不搞捐款，没有经济基础，自然无法开展沈先生所说的那些活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问题是，《记忆》为什么不可以向《往事微痕》学习呢？……
编者回复：来信所言极是。《记忆》确实没有这个经济基础，且近期也不打算有。因为《记忆》的读者和撰稿人与《往事微痕》有别，《记忆》是以五〇后的读者为主体，上至三〇、四〇后，下至六〇、七〇及八〇后。绝大部分人都熟悉电脑，阅读电子版没有问题。
三、法国汉学家、中国知青研究专家潘鸣啸来信：
读到近期的《记忆》（老知青专辑）。很有意思。只是觉得“编者说明”中说的“截至2006年，中国仅有一部学术专著——定宜庄的《中国知青史——初澜》是关于文革前老知青的”，这句话表述不够清楚，易使读者误认为此书是到2006年才出版的，实际上此书早在1998年就已经出版了。
编者答复：感谢潘鸣啸先生指出这一点。定宜庄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年）》确实是在1998年1月就已经出版了。上期“编者说明”中的那句话在表述上不准确。说“截至2006年”，本意是指在邓鹏主编的《无声的群落——重庆1964、1965年老知青回忆录》出版之前，但《无声的群落》又不能算是学术专著。实际上应该是到现在为止，也仍然只有定宜庄那一本书是有关文革前老知青的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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