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中国民主化。  （戴传熹摄）

叶孝刚撰联

铁流配诗：

中秋月明照万家，五七老人品清茶

千戴沉冤难昭雪，不赔不理强打压，

毛皇含笑挂国门，累累血债辱中华，

天道公理谁能抗？反右罪恶昭天下！

胡锦涛与反右运动五十年

李昌玉

电视片《复兴之路》解说词：“1957年极少数右派分子趁全党整风之际，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由此开展了一场反右派斗争，但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这是欺世惑众，弥天大谎。

一、胡锦涛：要给毛邓擦屁股

这个50年，中国有好多好多的人，他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的际遇变故都是一部长篇小说，一部电视连续剧，但是像胡锦涛这样幸运的人，从一个高中学生，基本上是一路顺风，做到中共中央总书记，位居天庭，13亿人中可是第一人，应了毛泽东的勉励：无限风光在险峰。

作为老右派，我想探秘胡锦涛对反右的态度，因为一年多来，全国有几千人上书中共中央，要求彻底平反反右运动，补发工资，赔偿损失，公开道歉，中共中央从来没有予以正面回应，事实上采取了无情的拒绝和严厉的打压措施。

对于老右派的要求，中共中央不敢正面拒绝，不敢答应，也不敢镇压，还不敢放任，处在一筹莫展，左右为难，进退失据的境地。

反右运动是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发动的，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以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办公室主任的身份起了忠实执行的作用。冯治军说：“在整个反右运动中，毛泽东是策划者，是最高统帅；而邓小平则是前线总指挥，是仅次于毛泽东最具有影响的人。”（《邓小平与毛泽东》第231页，香港皇福国际有限公司）

当时，胡锦涛还是一名高中学生，历史竟然如此阴错阳差，由邓小平隔代钦定、今天晋身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他，被幸存的老右派逼到要给毛邓擦屁股的死角。俗话说，在其位，谋其政。胡锦涛生正逢时，注定了要给毛邓擦屁股。这是幸运，还是不幸？

对此事，攀上“险峰”的胡锦涛始终没有出面表态。他站在幕后，策划密室，运筹帷幄。

二、在泰州中学时期

 我打过右派，所以对于反右问题特别敏感。胡锦涛1942年12月出生于江苏泰州。1956年进入泰州中学读高中，1959年毕业，因此反右之时，他正在高中读书。据此可知，胡锦涛是在高中读书时遇到反右运动的。

 反右运动的前线总指挥部就是党中央书记处。许多反右运动的具体指示，那真是一道一道的金牌，都是由总书记邓小平领导下的书记处发出的。10月15日，书记处发出《关于在中等学校和小学的教职员中开展整风和反右斗争的通知》。《通知》说，全国中小学教职员有二百多万人，队伍很大，社会出身和政治思想情况比大专学校还要复杂。要求在中小学教职员中迅速开展整风和反右运动。1958年5月，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去年12月以后，还在中小学教员中搞出十几万右派，占全国三十万右派的三分之一。”如果具体到县一级，因为县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在中小学，所以中小学教职员右派人数要占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那时的高中教师，比较多是从国民党时期过来的人，特别是一些具有大学文化的军政人员，因为镇反还不够镇压标准，留在原来的部门工作又不适宜，许多都派到中学当教师。这部分人，肃反运动中大多都下油锅煎炒烹炸了一番，最后大多也没有查出什么问题，于是解除“隔离”，继续任用。过了一年，到了大鸣大放，其中有些人心里有气，要放一放气，正中下怀，请君入瓮。这种情况在重点高中中比较普遍，泰州中学恐怕不会两样。

 泰州中学是名校，老师中，“牛鬼蛇神、“残渣余孽”都会有，胡锦涛的老师中不会没有右派，而同学中，可能有人被打反社会主义分子。我接触过中学时期经历反右运动的人，作为中学生，他们基本上是略略知道一点，还知道某某老师打了右派，送去劳改了，等等。不过中学反右，批斗右派教师开会一般也只限于教职员，不让学生参加，大字报也很少满校园张贴。所以学生印象都不深。印象深的是某某老师送去劳教了，一时没有老师上课。

 我大学毕业后带着右派帽子分配到平度一中。这个将近百万人口的县，1955年才建立起第一所高中。该校教师，特别是语文教师大多打了右派，只有一位原中央大学毕业的王某，戴帽留职察看。这样一扫而光，教学没有教师了，于是赶紧抽调小学教师递补，但是小学也反右，打的右派更加结实，业务骨干大多入了右林，哪里容易找到合适的人？于是我们这些打了右派的大学生，也就得到器重填补了空缺。大概上头认为，虽然都是右派，大学生的右派，是在红旗下长大的，思想不至于那么反动，比旧社会过来的军政人员总要好一点。这样，1958年有一位山东师院中文系毕业的周某分去。此人和江泽民是同乡，做小教时创作了一首《青春圆舞曲》，风靡全国，大学还没有毕业，《人民音乐》已经要他去做编辑，结果一顶右派帽子葬送了他的美梦。1959年还有比我高一级的同学夏某分去，1960年轮到了我。这样，一个语文组又有右派教师4人。

 我由此推想，胡锦涛在中学阶段应该是看到或知道一批老师打右派的。他有什么观感呢？我无法揣测。

1957年反右时胡锦涛15岁，也不是完全懵懂无知。笔者1949年入团，时年15岁，16岁半参军，尽管受宣传的煽惑，但不能说没有自己的思想和判断，完全是糊里糊涂，。相反，我一直非常得意的是自己觉悟早，成熟早。胡锦涛当时对于反右运动抱拥护的态度，对于右派分子产生愤恨义愤是正常的思想。如果打右派的人中有和自己靠近的人，如关系好的老师、亲戚等，要和他们划清界限也是正常的态度。如果当时胡锦涛就对反右运动的真相和本质有某种认识，反而不可思议了。

问题是50年后，做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需要他对这个历史作出明确的是非判断，一点也不能骑墙、莫棱两可。这时他是什么态度呢？这是我们最最需要了解的。可惜的是胡锦涛从来没有发表过这方面的文字。

三、1959年他进了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河川枢纽电站专业

 1959年胡锦涛进了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河川枢纽电站专业学习，其间入党，任命为政治辅导员，留校做教师，至1968年。提起这个系和这个系的这个专业，人们就会想起被称为“科学的良心”的全国有名的大右派黄万里教授。

 黄万里打右派的罪名就是力辩群雄，冒犯龙鳞，坚决反对修建三门峡大坝。黄万里是按照科学的原理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水坝的，几年后水库泥沙淤积的事实完全验证了黄万里的科学预见。三门峡大坝成了人类水利史上的一个败笔，至今处在保留则危害关中，炸掉则河南反对的两难之中。黄万里是当时唯一反对修建这个大坝的清华大学教授。

 黄万里是因为坚持科学上的是非问题成为钦定右派。这在反右运动中也是极少的个例。

 反右运动之后两年，胡锦涛到了黄万里所在的这个系这个专业学习。他会对黄万里一无所知吗？作为清华大学水利系河川电站专业的学生、党员以及辅导员与青年助教，胡锦涛对于这个大右派黄万里应该有零距离的接触观察。即使当时他对反右运动的性质不产生任何怀疑，但是黄万里所反对修建的三门峡大坝的问题已经出现，得到验证，在清华大学水利系会没有人背后窃窃私议吗？胡锦涛现在打出的最响亮的旗帜就是“科学发展观”。我们无法知道他产生这个思想理念的灵感源泉是什么，不过我推测，应该和近距离地观察了黄万里的遭遇教训不会没有关系。

 当时，一些中央领导人和专家，为了迎合毛泽东好大喜功的癖好，拿出古人的“圣人出，黄河清”的谶语，拒绝黄万里的科学分析和反对意见，一意孤行，终于修建了贻笑世人的三门峡大坝。

 黄万里就是中国的布鲁诺，毛泽东就是中国的罗马教皇。布鲁诺因为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被视为“异端”，葬身在宗教裁判所的火刑场。黄万里因为坚持认为三门峡大坝会淤积泥沙，造成难以挽救的灾害，被打成“右派”，受到莫大的羞辱。

 黄万里的遭遇可以作为反右运动错误的最好例证，作为毛泽东反科学反民主造成祸国殃民后果的最好例证，也可以理解为胡锦涛汲取教训、提出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鲜活的灵感源泉。可是，我从黄夫人丁玉隽女士寄给我的《黄万里文集》和《追寻黄万里》两部书中没有发现胡锦涛为黄万里说过什么公道话。

 对于反右运动的态度，可以作为检验胡锦涛的政治态度的试金石。胡锦涛既不是那些直接参与了反右的领导者或打手，也不是比他年轻二三十岁没有直接观察的后来人，但是他有机会直接接触了很典型的右派分子，有直观感受。他当时可能不明白是非，但是他现在处在中共一把手的地位，无法回避这个问题，特别是处在反右50周年的今年，这么多的老右派纷纷上书，要求平反、道歉、补发工资、赔偿损失，这在中共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大事，可以名副其实地称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胡锦涛在这个问题上，他所处的总书记地位把他逼到悬崖绝壁，没有一步退路。他必须表态。骑墙、等待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们从《复兴之路》中曲折地读到了胡锦涛的观点。

 邓小平因为他是毛泽东反右运动的第一助手、执行者。对扩大化他负有责任。他要为自己推卸责任，于是作出“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的结论。如果胡锦涛为了“举旗”，为了感谢知遇之恩而维护毛泽东的反右遗产和邓小平的结论，那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四、《复兴之路》透露胡锦涛的心声

最近CCTV拍摄《复兴之路》，在胡锦涛的十七大报告还没有出炉之前播放，官方媒体大肆宣传说，它是胡锦涛的政治报告的一种形象的解读，因此，可以充分证明，这个片子的内容应该是得到胡锦涛以及中共党史研究室等相关人员全面而仔细的推敲、审查、批准的。《复兴之路》中对于反右运动作了如下解说：“1957年极少数右派分子趁全党整风之际，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由此开展了一场反右派斗争，但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对于反右历史这是黑白颠倒、本末倒置的表述。这是不是胡锦涛的观点呢？没有理由认为胡锦涛对此不知道，甚至于反对，反倒是说明得到胡锦涛的首肯。

 50年后，胡锦涛对于反右运动为什么还会坚持这种唯心主义、本末倒置的叙述呢？这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

我想，假若胡锦涛真有一点良知的话，起码是会叫编导躲避回避这段叫共产党蒙羞的历史。此事不关总编导任学安的责任。决定权是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宣部，也符合胡锦涛的心意，因为他要全权审查，决定取舍。《复兴之路》证明：胡锦涛拒绝否定这场违宪的非法的镇压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

今天，在高调宣布要实行以法治国、实行民主法治的时候，这样来表述反右历史岂不是和现行政策自相矛盾吗？既然胡锦涛的党中央和中宣部还要借《复兴之路》算“右派”的旧账，那么，我们很有必要再分析一下这个“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的问题。这不是一个法律界定，而是一个政治罪名。在任何一个有言论自由的政治环境中，都不会存在这个“攻击”、“进攻”的罪名。执政党哪有权力给“攻击”它的人民和“民主党派”定罪？再说，中共中央能够把当时“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的言论和行动提供给今天的法学、历史学界验证一下吗？ 55万右派都是以这个罪名定罪的，而后把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改正”，可是仍然留下几个人不予改正，保持这个罪名，以证明反右运动是正确的。这在法理、逻辑上实在是旷天下之奇闻。

而且，和邓小平提出的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的价值判断不同，这个表述是事实判断，更是经不起检验。请问：你们能够举证吗？由此可见编导的苦心实在是弄巧成拙。

历史要经得起检验。在当时不是因为右派确实有罪，而是强权大于真理，大于事实，大于法理，大于事理 ，大于情理，所以五十年之后的今天，因为中国社会毕竟进步了，世界的形势也发展了，所以我们才可能站出来说话。这些话，今天不说，再过一百年也是有人要说的。有所不同的是当事人，冒着风险站出来说话。历史的欠债是赖不掉的。

高尔基说得好：“我们争取言论自由，是为了能够说出和写出真情。”“真相”“它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是我们意识的最明亮的火花；这种真相的存在，是人对自己提出的道德要求的证明。”（《不合时宜的思想》，江苏人民出版社第1-2页）

追求真相是人的崇高的道德要求。胡锦涛在真相与假象之间，在道德与缺德、无德之间，无所逃遁，被逼到死角，必须作出选择。

 反右运动遗留下来的这群敢于冒头的老右派们，现在成了胡锦涛双手捧的刺猬。右派们提出的要求，他是绝对不会答应，一点也不会答应。至于如何对付这些人，他还拿不定主意：是强力镇压，还是软化安抚？他还在左右趑趄之中，但是他对于“坏头头”则采取毫不留情的打压则已经显露出来，我们都领教过了。

                   2007/10/28――11/24改定于入院手术前

 “反右叙事”是当代的新《史记》

——纪念“反右”53周年

曾令奇 

    2009年底，申渊先生主编的《五七右派列传》四卷120万字全部正式出版。这部《列传》共收录了1318位反右亲历者的个案，还有二百多幅珍贵的历史照片。《列传》的传主都是极权统治下的受难者。

    如果说，以往的反右记忆绝大部分都是名人的记忆，那么相比之下，《列传》收录的一千多名右派传主除少数知名大人物之外，绝大多数是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列传》把千余位即将被历史忘却、被时间淹没的小人物的反右记忆、及时地打捞出来，起到了抢救历史的作用。而申渊先生的《列传》的最突出贡献是拨正了长期以来把反右记忆误读为名人记忆的偏差。在《列传》中既有章伯钧、罗隆基等政治明星的记忆，更多的则是底层的普通人的遭遇。其实，“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底层搭筑而成。普通百姓的记忆当是社会最真实、人类最重要的记忆。个人的记忆表面看来微不足道，但所有亲历者的记忆集合起来才能成为共同记忆。”（章诒和）实际上，整个人类的历史都是大人物和小人物共同完成的。对于历史来说，哪怕是最底层的小人物的记忆同样都是“反右叙事”的一个细部。在“反右”的悲剧中，无论是明星级的大人物，还是平凡的小人物，在人性的被剥夺被损害上，他们都是同样的受害者，在受害的本质上，大人物和小人物、名人和普通人，没有本质的区别。到审判反人性的罪犯历史法庭开庭的那一天，大小人物都是平等的历史见证者。在为罪犯定罪时，名人或普通人的记忆，同样都是重要的历史证据。

    53年来，小人物、普通人的反右记忆，大多数只保留在亲历者的私人空间里，随着亲历者个体生命的终结，许多反右记忆已在时间的冲刷下消失，因此，抢救历史、打捞记忆已变得如此刻不容缓。这部记录了千余位小人物、普通人的《列传》，为抢救记忆做了功德无量的善事。《列传》把千余个私人空间的反右记忆，提升为公共空间中的集体记忆后，即使受害者个体生命消失时，保存在《列传》中的反右记忆，仍将作为呈递给历史法庭的有效证据而存留于世。所以，这部《列传》不仅是一千余名传主的记忆的总汇，也是至今残存的万余名幸存者的共同记忆，同时也是当年五十余万右派用血泪谱写的集体记忆。

    今天的80后、90后几乎不知“反右”为何事，“右派”为何人，沉醉在莺歌燕舞、时尚娱乐中的青年一代几乎都不相信53年前中国居然发生过如此恐怖和暴力的事件，他们还以为“反右”叙述中的悲惨事件是文艺家们为追求感官刺激和商业利润而虚构出来的噱头。在这种“集体失忆”的严酷现实面前，这沉甸甸地120万字足以震撼一切有良知的国人的灵魂。

    三十年来陆续问世的以朱正、章诒和、高尔泰、萧乾、吴弘达、章立凡、杜高、林希翎等人为代表的一百五六十部“反右叙事”，和申渊主编的四卷《五七右派列传》，共同构成了现代中国最生动最感人的新《史记》。这部由千万个受害者用血泪集体书写的新《史记》，记录了掌权者从谎言到杀戮的屠杀史；记录了天真的良民们从被骗到被镇压直到被精神和肉体双重毁灭的灾难史；也记录了知识人从坚持独立人格到被分化瓦解、直到被迫屈服的归顺史。难能可贵的是：不少反右叙事者已从控诉申冤的感性层面提升到理性反思的层面。清楚地表明：可悲的不仅是被摧残被镇压的痛苦遭遇，而是在屠刀下的背叛和自虐。最可悲的是，整个知识群体的集体失陷和集体变态。

    “反右”以后，把做党的“驯服工具”、“脱胎换骨改造自己”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者不乏其人。这部由集体写作的新《史记》无情地揭示了一个历史真相：掌权者对知识人的一系列镇压无非是为了达到一个险恶的目的——在中国开创一个以知识文明为耻、以野蛮愚昧为荣的荒谬时代。那时最时髦的政治口号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最早把所有的“反右书写”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并将其与《史记》相提并论的是香港五七学社的张成觉先生。张先生在《中华传记文学（香港）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年7月22日—24日）上，以《从传记文学看五七反右》为题，做了大会发言。他那洋洋近万言的论文，以翔实的史料、科学的论证，总结了近三十年来国内外一百五六十余部“反右叙事”的成就。他说：“所有这些以五七反右为题材的文字作为一个整体，其文学性与史料性的完美结合可以与《史记》相媲美的。”

    确实如此，现有的全部有关反右的传记，作为一个整体，提供了一部有血有肉的当代新《史记》。而申渊先生的那部记录了1300余位传主的《列传》则是这部新《史记》的最新篇章。把“反右叙事”定位为集体写作的新《史记》，这是“五七学”在建构过程中的一个飞跃，不仅意味着“反右叙事”在中国传记发展史的学术主流中找到了应有的位置，而且也是“反右”议题在维权平台上常态化运作后，又在文化学术平台上的良性发酵。

    身为香港自由撰稿人的张成觉先生在《中华传记文学（香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激动地说，“反右叙事“写出了政权的专横残暴和自由知识分子的最后抗争，但是相对于千百万本身经历的惨剧以及数百万亲族被株连的苦难，目前已出版的“反右叙事”实在还是挂一漏万。所以，张先生提出了抢救记忆，保存历史真相的倡议，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响应。来自大陆的施建伟教授热泪满眶地即席发言说，累死、饿死、病死、打死2500多位右派的甘肃夹边沟农场就是中国的奥斯威辛，应该在那里建造反右博物馆，保存灾难见证，这是对“反右”最好的纪念！施教授说：“一个集体失忆工程在有效地运作着，威权者已成功地使理应成为我们民族精神资源的‘反右记忆’，迅速的、悄悄的流逝，使年轻一代几乎都对‘反右’一无所知。现在已到了抢救历史、抢救证人、证词的关键时刻，任何迟疑都会加速‘反右记忆’的湮没。”

    张先生从历史的高度理性地切入了“反右叙事”的议题。无独有偶，这次会议中最受与会者欢迎的会议明星也是一位当年的“右派”即来自台湾的唐柱国教授——1957年北京农业学院的“极右”分子，原名粟明德。他那大陆——香港——台湾——美国——台湾的经历以及前蒋经国秘书、前台湾高级谍报员、反共心理专家的传奇生涯，成为多家媒体追星的对象。在这次会议期间，来自台湾、大陆、香港的三位右派的偶然奇遇，以及香港五七学社的骨干成员武宜三、申渊、岑超南、陈诗等人先后与海峡两岸右派的相叙，成为耐人寻味的中国特色。

    为什么构成新《史记》的“反右叙事”基本上来自于民间书写的层面，这是因为对于“反右”，体制内至今仍坚持着原有的认识论框架，拒绝反思、拒绝认错。因此在这样的语境里，任何真实的“反右”记忆必然受到体制内的话语权的挑战，难以正式出版，而公权力的干预，也使“反右”的集体记忆出现了价值观念的争议。所以在体制内的书写者几乎缺席的情况下，民间书写的个人记忆已成为本世纪以来“反右叙事”的主体。但流散在民间的个人记忆总是存在着无法抗拒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干扰，因此在当事人的个体生命终结前，把民间的个人记忆及时地抢救出来，让它从私人空间进入公共空间的场域，汇聚成集体的记忆，在体制内的书写者有意逃避的特殊语境下，这是民间书写者义不容辞的职责。

    几个月前，权威机构借60大庆之际，又给反右受害者送来一份意外的“大礼”：以××××党史研究室名义公布的《大事纪》。这份《大事纪》把“整风过程中，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作为“反右“的正当理由，而对于老毛们如何捏造“章罗联盟”，如何布置“钓鱼”阴谋等践踏公信力的肮脏计谋竟然只字不提，甚至连老毛自认为最最得意的权术杰作，那个“引蛇出洞”的“阳谋”陷阱也完全蒸发了。

    “反右”受害者对转型正义苦苦等待了53年，想不到等来的竟是一份肯定政治谋杀的合法性的判决书。这样明目张胆地颠倒历史，岂不是对人类良知的放肆挑战吗？只要还没有麻木不仁，在如此不堪的人格羞辱面前，“反右”幸存者的唯一选择就是丢掉幻想、以真实的“反右叙事”揭穿伪史中的谎言，把保存在每个幸存者私人空间中的“反右”记忆，融汇到集体记忆的公共空间的场域中，在维权的平台上成为新《史记》制造工程里的一个参与者，这是对“反右”53周年最好的纪念。

返顾所来径，怆然问云天　　　　

——“反右”十问

田建模

 历史常会留下它的一些憾事和恨事。但，历史不会像驼鸟一样，埋起头来，拒绝正视或聆听。有一本电子刊物，名曰《往事微痕》，是右派老人自筹自办，内部赠阅；其宗旨为“拒绝遗忘，正视历史；支持改革，促进民主。”还有一个叫《记忆》，是一本“推动文革研究”的电子小册，你只须顾其名便可思其义了。古往今来，历史学家“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来警觉后人；但搞政治的人则用心良苦，一味地强调“向前看”，其意乃是“莫回顾”。回顾又怎样呢？回顾了，就让人看到处心积虑想掩盖的种种罪恶；回顾了，就让人想起那一幕幕剌心戳肝的惨痛往事！可是，人毕竟有记忆有感情，往事桩桩件件，创巨而痛深，又怎会因为领导指示，便悄悄地抹去了呢？故我们既要前瞻，也要回顾。因为回顾并不只是追忆，它触及伤痛，引发思考——重要的是，在“回顾”引领之下，你我对既往之时代社会，会有更多的审视与思索，并获得清醒与彻悟。现在，就让你我一同来反顾这漫长而曲折的所来之径吧。

三十年来，学界将“反右”这一题材挖掘了个遍，写出了连篇累牍，出版了万千论著。诚然，冷饭重炒并无意义，笔者要做的，只是拟题“十问”，对关键性问题，或历史疑义，作一提挈归纳，以简要之评说，去伪存真，以此有答于后来者之疑问。

一问：“年轻人知道祖辈曾有过一次惨痛的‘反右运动”，但不清楚它的时代背景和来龙去脉。这场政治运动的起因是什么呢？”

凡事皆有其背景与因由。“反右”的因，早在中共建政初期便种下了。那就是视知识分子为“异己”，而必欲打压之（或曰“利用、限制与改造”）。在国内，文化界遭受一次次整肃：批电影“清宫秘史”，批电影“武训传”，批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上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批梁漱溟在全国政协大会上为农民说话的发言，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继之又揪出了一个涉及面甚广的“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些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大事。但我们还可以追溯得更早，譬如四十年代在延安，王实味因言获罪被杀害，延安”整风”(抢救运动),许多投身革命的人被怀疑是特务而遭审讯逼供。《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定的‘政治第一’的戒律，更是套在文化工作者头上的紧箍咒。所有这一切，矛头集中地指向了知识分子。于是，人们不禁生发疑问：一手操纵所有这一切的毛泽东，何以会如此地敌视知识分子呢？

 在国际，１９５５年赫鲁晓夫于苏共二十大作的秘密报告，揭露已故领袖斯大林专制独裁，及其残酷镇压。这报告着实震惊世界。国际共运出现离心倾向，随后爆发了波兹南事件、裴多菲俱乐部事件——由学生带头，民众打着“民主”、“自由”旗帜走上了街头，与军警发生流血冲突。反对个人崇拜的国际潮流在国内也产生了影响，中共八大决议中，以经济建设方针取代了“阶级斗争”论断，也一并取消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正统提法。“东方红，太阳升”，作为“大救星”的毛泽东，兔死狐悲，内心难免尴尬与焦虑，这也是不难窥知的。之后，为汲取东欧教训，缓和社会矛盾，毛提出了“十大关系”，号召开门整风，鼓励“大鸣大放”。

这，便是当时国内与国际的大背景。正是这样的背景与气氛，正是毛的貌似竭诚竭力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原文为证。）即使一些城府颇深，老于世故的人（如各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也都深信不疑，而“尽入其彀中”了。

二问：“资料上说，中共号召鸣放整风，右派乘机猖狂向党进攻，故不得不予还击。另还有‘阴谋’与‘阳谋’之辩，事情究竟是怎样的呢？”

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共在极端左倾撞墙之后，将主轴调整为“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昔日的封闭逐渐被打破，真相也渐次浮现出来。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同日，毛在共产党内部发出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使一场刚开始不久的“鸣放”顿时箝口噤声。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讨伐右派的运动一步紧逼一步，其声势与规模也越来越大。一般人认为，六八社论应是转折。但，让人百思不解的是，毛却在这之前一再鼓励大胆鸣放，一再批评党内干部的阻挠。可为什么忽然一百八十度大转？有人说，这是因为没有料到鸣放如此热烈，害怕失控而“紧急刹车”。其实不然，人民日报的六八社论和中共中央反右指示，只是在执行毛半年以前“引蛇出洞”的既定谋略而已——而这，才是问题之关键。1957年1月１８日、２７日，毛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有两次讲话，透露出了他鼓励鸣放的真实意图，以及他打算采用的手段。其中说道：“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放得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有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毛还说：“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他们老于世故，许多人现在都隐藏着。”“一般说来反革命的言论当然不让放，但是他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现，那就只好让它放，这样才有利于对它进行鉴别和斗争。”“如果有人用什么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上引文均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这样，早在半年前,毛便把欲擒故纵，诱而歼之的意图，在中共高干会议上作了正式的吹风。
　　事后，毛很得意，他并不掩饰：“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毛在6月8日前，也确有“毒草锄了可以当肥料”这样的话，只是当时人们聆听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感动得五内皆热，没能察觉其中隐藏的杀机罢了。

 三问：“当时有人叫喊‘要杀共产党人’，有人说当今是‘党天下’，有人要搞‘政治设计院’，说是要与共产产党平分秋色，等等。这些是不是有点出格过火？”

反右中揭露人大讲师葛佩琦曾说“要杀共产党人”。葛因此打成反革命，经历了九死一生。二十多年后，几经查证，多方核实，原来是篡改了发言记录，是“莫须有”的诬指，葛案因之冤情大白。储安平的“党天下”，意在批评“一党专政”，而这也曾是反蒋口号之一。中共建政后，从中央到基层，一律是党委统领一切：以党领政，以党代法，说它是“党天下”，何错之有？章伯钧说的“政治设计院”，是借用“工矿企业下设的设计院”而作此比喻，从政治协商来看，为完善和改进政治制度，也可以有这样的设计和企划。但“反右”中，普遍使用的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割裂上下文句，抽出片言只词，任意发挥，大肆污蔑。始诱之，终陷之。此时的毛泽东，再也不提及一月前他谆谆诱导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了。

四问：“‘反右’的依据是什么？它合法吗?”

依据么，惟领袖意图与指示是从。毛一手谋划和操纵了此事件，而当时的总书记邓小平则分管此项工作，负责具体事宜的运作。运动后期，为定性的需要，下发了一个“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对“极右分子、一般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各订有若干条。凡鸣放中有不同意见或对单位领导人不满，统统指称为“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恶意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等等。发动检举揭发，篡改发言记录，而后罗织罪名，一网打尽。

至于说“反右”合法与否的问题，让我们来看看中共建政后第一部宪法的相关条文吧。（1954年９月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

在“公民权利与义务”一章里，有如下相关条文：

第八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

第八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第八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

第九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

白纸黑字，读者不妨将宪法条文与种种史实（譬如酒泉市夹边沟农场，一千多右派惨死事实）作一比对。人治欤，法治欤？仅只不到三年，这部毛亲自主持制订的国家根本大法，便遭其践踏，成为废纸。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个仓促出台的“劳动教养条例”—— 1958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从时间点来看，无疑是量身打造，为处置右派而设。许多地方，一个机关单位的领导，便有权决定送谁去“劳动教养”。其流弊与祸害，早被国外人士斥责为冤案大集中营——类同无期，惨无人道，已是明显违宪。这里就不一一陈述了。

五问：“反右有其必然性（或必要性）吗？当年的“鸣放”真相究竟如何？”

反右因鸣放而起，鸣放说是为整风。但这只是个幌子。实际上，整风仅是宣传号召，未有实质性开展。中共建政七年来，社会问题积累成堆，民间屡有怨声或骚动；加之苏共二十大，国际共运分化，使毛泽东有所警觉，作出“开门整风”姿态。但毛的心病（对民主党派存疑虑，对知识分子存戒心），因东欧事件爆发而越益加重。在这里，历史出现了一个吊诡：原本宣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说要化解社会冲突，转眼之间突变——变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批斗“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今天探讨这一问题，除国际国内因素外，有一点须得指出：当领袖权力无可制约，任其随心所欲上下操弄，那末，此人之疑嫉喜怒，或其“一念”之萌，便极有可能酿成浩劫巨祸了。

 反右有其必然性吗？必然的前提是必要——反右基于鸣放，当年的“鸣放”，由毛亲口提倡，由其本人点火，对于毛及其追随者，因其谋划在先，反右是预定的，自是必要的。但从当时情状及趋向来说，鸣放只是一种久受压抑的社会情绪之释放罢了。上层的（由中共统战部组织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与下层的（学校团体、市民群众的言论与大字报）则有所不同，后者是无序的，即兴发挥的，一些偏激急切之词或在所难免。但北大的“广场”，林希翎的演说，谭天荣的论教条主义产生历史必然性等,则可说是铮铮之言，切中时弊，体现了对民主的追求，及对真理之探索。鸣放中，各抒己见的议论和意见，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但一股声势是造成了的，一股不满于现状，要求更少压制，要求更多民主。此时，鸣放之趋向与选择有二：一是顺应国内外民主潮流，开创新局面——整改执政党内部，推动社会走向开放，促使政治走向民主；二是执政党拒绝纳谏，强力打压，鸣放以热热闹闹始,以万马齐喑终。惜乎！中国这只航船，失却了一次转舵的良机；而中共也因之走上了一条极左险途。

反右会造成社会大动乱，会让中共失去政权吗？从当时形势来看，党政军三位一体的中共，如日中天，处于巅峰期。朝鲜停战，农业合作化，对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在敲锣打鼓中完成，举国一片欢腾。但知识分子中有疑虑，有怨气，有议论，这正是农民起家的毛所一贯疑忌，不能容忍的。然而，一党专政强力下，“秀才”们果真能翻得了天么？也就是说，倾全党全国之力，对畅所欲言的娃娃们痛下毒手，果真有此必要么？

六问：“被打为右派的人数有多少？反右的后果（或影响）是什么？”

官方公布：右派人数为五十五万，但实际数字要大得多，海外学者研究认为已逾百万。“改正错划”时，暴露出种种荒诞离奇：一些单位只须口头宣布，便可押送劳教；也有为完成打右指标而临时指认凑数的；有未满十六周岁，在读的中小学生；有阴错阳差，错打错划的，等等。以至于许多所谓的“右派”，因查无名录档案，而无法予以“改正”。

　　反右的后果，一般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反右，在党内党外杀鸡儆猴，确立了毛的“一言堂”；二是言路堵塞，气象肃杀，只听歌功颂德，不闻民间疾苦，奸佞谄媚，正直缄口，为两年后的“大跃进”、“放卫星”铺路，为“三年人祸”遍野饿殍，也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种下了前因。三是反右之后，毛主导下的中共扔弃装缀，越发无所顾忌，党内党外,实行赤裸裸的领袖专制独裁。

此外，还有一点须得提及:中国知识分子在集体失声，集体沉沦后，陷入了集体迷惘。反右一击，使人们于震惊中昏眩。迷惘，是因为痛苦屈辱，因为不明真实情况，因为不知所由而深感无奈。“是那沉重的雷，惊起了我昏沉的酣睡！”——这是一些不甘于被“阳谋”玩弄的觉醒者。“唉，生活，要随遇而安，要逆来顺受……”——这是更多的，为厄运所压倒了的人们。

七问：“有人说反右是正确的，只是错在扩大化了，但有人说这是十足的罪行？”

五十五万人（官方数字）的批斗划右，其中绝大多数经历了非法拘留、审讯、囚禁、和漫无期限的劳动教养，许多人非正常死亡（饿死、自杀、虐杀、因过度劳累或迫害致死。具体数字不详，一说有几万，甚至几十万）请问，这么多无辜者的冤死，能说不是罪恶，而只是一个“错误”吗？那么，若问是谁之罪,已是众所周知，不言自明的了。问题在于，事件策划人及执行者，始终不予承认，更遑论悔改了。他们巧言令色，把罪责说成扩大化，把平反冤案说成“改正错划”。对本可在三十年前昭雪的沉冤，及善后工作，加以百般阻挠，一拖再拖，致使迄今未能了结。

 八问：“‘统一战线”是中共三大法宝之一，有人说“反右”是自毁统战，这话对么？”

“统战”是柄芭蕉扇，热时抢，凉时丢。凡统战叫得最响之时，即是局势危急之际。在夺取政权之前，统战在中共眼里是个“法宝”，因它招徕人才，凝聚人心，形成合力。“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多多益善，为我所用。为此，它不惜屈尊俯就，礼贤下士，广开言路，并虚心纳谏。当毛登临天安门，接受国人朝拜，“万岁”之声不绝于耳，其人踌躇满志，不可一世之心况可以想见。当其时也,一改往昔之审慎谦恭,尊贤纳言,而以“救世主”傲视天下.俨然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建政不久，便于全国政协大会上失态,大骂民主人士梁漱溟,继而对文艺教育界大开杀戒,此为其小试牛刀。自持无人敢逆其锋芒,也越发无所顾忌,稍后更设置陷阱,以鸣放为诱饵,一网打杀知识分子。此时已非昔时，此毛已非彼毛。统战工作，于是便成可有可无之物了。有句老话：“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不妨拿来改一下：“天下分，士如金；天下一，士皆切。”

九问: “‘反右’是尚未了结之陈案，有一个‘正名’的问题——是‘改正错划’，还是彻底否定？还有一个善后的问题——《国家赔偿法》正式出台了。老右们有些什么想法和要求吗？”

 以上述及,“改正错划”乃是避重就轻，推脱罪责，只有彻底否定“反右”，方才合乎天理人心。当年作恶者虽已亡故，今之继任人为一党之利，亦不欲认帐赎罪。但事实不容狡辩，亦不能抹杀，公道之还我，只在于时间而已。

 至于《国家赔偿法》，可用作依据之一。岂有任意诬人陷人囚人杀人而不认罪，不违法（？），不赔偿之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迄今，要求正确定性“反右”，要求赔偿之申诉与呼声此伏彼起，从未停歇。我等之所以力争，是要为蒙冤受辱讨还公道，也要讨还二十年历史积欠。罪耶，错耶，早有公论。我们理直，故我们气壮！索赔之事，据悉各地老右聚会，有提出申告，有合法维权，有奔走呼号，有致胡温公开信，等等。铁流诸人更直抒胸臆，宣称愿将赔偿所得，捐献以作公益。

十问：“你在发言中有‘右派事业’一说，请问作何阐释？有道是‘蜡烛成灰泪始干’，还能坚持多久呢——‘老右’们的心愿和努力，会否到此嘎然中断了呢？”

“右派事业”，我想有两项内容：一是追求政治民主，二是努力于社会法制。这一未竟之宿愿，五十年前，小右们尝试着失败了。当时的鸣放五花八门，显得杂乱无章，但从性质来看，大体可归入此二者。五十年后，小右变老右，显得成熟了，在刊发的《往事微痕》中，除纪实个人遭遇，更凸现了理性分析探究，即是说，把百年来中国问题的至要——民主与法制的实现，作为毕生的信念与事业。这是因为，痛定思痛，一生或蒙冤，或毁弃，或受损受辱，或虚掷白活，皆因二者缺失之故。右派分子如此，胡风集团分子如此，三年人祸饿殍相叠如此，文化大革命冤死者亦如此。看今日老右们著文出书，奔走呼号，意在唤醒世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时至今日，尚存的老右，大约三四万之数，不足官方统计十分之一。幸存者已是七老八十，风烛残年。这就提出了一个严重问题：右派事业面临人亡事消，后继无人之虞。我在杭州聚会时提出这一问题，得到与会者响应。眼下当务之急，亟需一批新生力量的参与，让他们来继承前辈未竟之事业。他们可以是老右的子女或亲友，可以是同情者同路人，可以是关注此事的有心人，也可以是年青的研究人员。不久前的一次聚会，一对６０左右的夫妇主动要求参加，他们是右派子女，他们的行为是自发的，言辞是恳切的，见解是独到的，受到了热烈欢迎。从散落到汇集，凝聚的核心是我们共同的心愿与事业。为此，就要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那段惨痛的历史，认识事件的因由过程和实质，现在，他们将从老辈手里接过接力棒，朝着民主法制的目标，同心合力地大踏步前行。

2010年7月6日星期二4时28分

写于浙江人民医院住院部15层22床

反右运动与言论自由

胡 平

阴谋阳谋之辨

    李志绥医生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今日我的后见之明是，如果当时民主人士提的意见未涉及毛，那么‘文化大革命’一定会提早十年，在一九五七年，而不是在一九六六年发生。”

    这一见解可说与我不谋而合。我在1987年1月接受香港《百姓》半月刊陆铿先生的采访中讲过这样的观点。我认为毛并非一开始就打定主意“放长线，钓大鱼”，而是估计形势过分乐观，所以发动大家给党提意见。当然，毛预先也估计到有些人会发表反动言论，但认为那祇可能是极少数，一发表出来必定会受到大家的反击而陷于彻底的孤立，故而不足为患；殊

不知一旦鸣放起来，批评反对的意见之多之尖锐，远远超出预先的想像，于是龙颜大怒，翻脸不认帐，于是就发动了一场反右斗争。

    毛确实玩弄过“引蛇出洞”的阴谋。如李维汉所说，毛在5月15日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信，已经在暗中布下反右斗争的天罗地网，但对外却仍然积极鼓励大鸣大放。事实上，最尖锐的右派言论还都是在5月15日以后才放出来的。如：5月19日，北京大学开始贴出鸣放大字报；5月21日，章伯钧提出政治设计院；5月22日，罗隆基提议设立平反委员会；5月23日，人大学生林希翎演说批评中共实行封建社会主义；5月24日，清华大学贴出第一张大字报要求开辟民主墻；5月30日，葛佩琦鸣放发言被篡改为“杀共产党人”，登在报纸上；6月1日，储安平批评中共实行党天下；如此等等。“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可以被看成一个转折点，它恰好说明反右并非毛的初衷。

    李慎之认为毛早在1957年1月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就已经决定要“引蛇出洞”。毛说：“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不错的可以弥补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不过依我之见，毛的这段讲话祇是表明他事先就估计到会有错误言论出笼，但并不表明他当初提出双百方针，鼓励大鸣大放的本来目的就是诱敌深入，就是为了搞一场反右。

    这里，我提请大家注意的是，被毛后来批为“资产阶级方向”的代表的《文汇报》，本来在1956年5月就已经“自动”停刊，原班人马被转去北京办《教师报》；然而到了夏天，中央又决定《文汇报》复刊，要徐铸成任总编辑，贯彻双百方针，并特地强调要“有职有权”。若说早在1956年夏天毛就开始“引蛇出洞”，准备反右，显然是很勉强的。若说早在1956年夏天毛就在“放长线钓大鱼”了，这条线岂不是也太长了吗？

    还有，丁玲、陈企霞早在1955年就被打成反党集团，可是到了1956年却又悬置起来，重新审查，大有平反之势。胡风集团也有类似的情况。1955年批胡风，一大批文化人被打成胡风分子锒铛入狱，可是到了1956年春，若干胡风分子却又被放了出来。不错，等到反右运动起来后，丁玲、陈企霞和那些被放出来的胡风分子又重新被收进网中。但问题是，像这样抓了又放，放了又再抓，何苦呢？可见中共的想法前后是不一致的，起先的想法是放，中途却变了主意，所以后来又抓进去了。

    在鸣放期间，费孝通发表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在知识界引起广泛共鸣。单单是文章的标题就表明，在当时的那些知识分子的感觉中，相对于此时的“乍暖还寒”，此前的政治气候有如严冬。事实上，经过先前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民主党派早已被边缘化，有职无权，知识分子则万马齐喑，噤若寒蝉。既然如此，毛泽东有什么必要还要对他们大动干戈呢？尤其是，毛何苦还要亲手把已经缴械投降的对手再扶起来，并亲手把武器交给对方，放手让对方再来攻击自己一阵，然后自己再还击，从而把对手再一次打翻在地呢？

    因此，合理的解释是，在当初，毛摆出开明姿态，营造宽松气氛，动员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参与鸣放应该是别有所图。毛动员党外帮助党整风，说到底，就是想利用党外整党内。这和后来毛发动文革，利用造反派打倒走资派的思路很类似。试比较毛的两段讲话。一段是毛在1957年3月2日的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另一段是毛在1967年2月3日会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时讲的——“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的、由下而上的来揭发我们的阴暗面。”不是很相似吗？

流产的文革

    毛凭什么以为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可以为他所用？这固然是因为他当时极度自信，自以为功高天地，万民皆心悦诚服。但也不尽然。毛之所以敢于发动党外力量，也是因为他相信共产党大权在握，党外人士都在他的控制之中。民主党派也好，知识分子也好，他们都没有独立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都是依附于共产党的，谅必不敢造次。假如“他们的子弟”由于年轻气盛，不知天高地厚，“要学匈牙利，”毛说，“挪到他父亲那里就要打屁股。”毛的如意算盘是，正因为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长期受冷遇，如今突然受到重视，想必会感激涕零，受宠若惊，诚惶诚恐，知恩图报；于是正好为我所用。

    在当时，毛认为对自己权力形成掣肘的主要来自党内，党外根本没有那份力量，所以他想利用党外整治整治党内。毛决不是对党外更信赖，他当然知道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更不可信。他祇是想利用一把而已，像文革中的造反派，用完后该收拾的还是要收拾的。这就是为什么早在57年1月毛就会讲出“让他们闹够”，“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这些话（见前述李慎之所引毛的讲话）。毛多次在党内高层中讲“不要怕放，不要怕放出毒草”，“毒草除掉可以当肥料”。毛的意思并不是说“放”的目的就纯粹是为了让牛鬼蛇神出笼，以便聚而歼之。毛是希望“放”出对他有利的东西，毛是把放出毒草看成是在实行放的方针时不可避免的副产物，因而不要因噎废食。

    1957年3月10日，毛召见徐铸成。徐小心翼翼地问毛怎样才能把报办好，既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又不犯修正主义的错误。毛没有正面回答，祇是谈到了防止片面性的问题。在说到鲁迅、李希凡、王蒙的文章都多少存在片面性后，突然说了一句：“我看姚文元的东西，片面性比较少。”这实际上是暗示知识分子扮演姚文元式的角色。可是，绝大多数民主人士

和知识分子并没有扮演姚文元式的角色。随着鸣放的深入，对共产党的批评意见越来越尖锐。锋芒所指，不仅涉及到毛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和毛的政策，甚至涉及到毛本人。毛想利用党外整党内的计划完全破产，于是毛决定狠狠地整整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于是就有了反右。所以朱正要说“整风－反右”是流产的文革。

    不妨再引用一段李志绥的回忆。作为毛的医生，李志绥能够观察到毛的情绪的起落。这往往比毛那些意思含糊、前后矛盾的讲话更能说明问题。李志绥观察到在1957年的5月中旬，毛的情绪很坏，“最后毛几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郁，患了感冒，把我叫回来，睡眠更加不规律”。后来毛还对李志绥说：“原本想用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力量，帮助整党。想不到他们这样不可靠，最坏是民主同盟，他们是男盗女娼。”。我们知道，毛是最不肯认错的，而这句话却是委婉地承认自己先前的估计有误。这对于我们弄清楚毛发动整风和反右的动机，应该是很有说服力的证据。

一个后来人的思考

    今年是反右运动50周年。余生也晚，反右那年，我还在上小学。后来我常想，如果我早生10年，定然在劫难逃。以我的个性，不用共产党反复动员，也是要发言，要提意见的；以我的思考能力，讲出的话多少会比一般人深刻一点，不打成“反动”才怪；就算我能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得比较缜密，不容易让对方抓住什么把柄，那多半也无济于事，反右斗争的风暴

一来，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再有，以我的出身背景，即便在鸣放期间守口如瓶恐怕也不行，因为你架不住别人对你平时言论的揭发，因为你很难掩饰住你对那些右派言论的同情和对残酷斗争的反感，所以到头来还是很可能被戴上右派的帽子。

    文革期间，我开始了解到反右运动的真相及其来龙去脉。我发现，和文革中出现的各种所谓异端思潮相比，1957年的右派言论所含有的自由民主理念要丰富得多，清晰得多，也纯正得多（这并不是说文革一代人的素质比右派低下。这祇是因为文革一代的成长环境更恶劣）。我从57年右派言论中获得的启示，要远远超过我从文革中异端思潮所获得的。

反右运动无疑是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文字狱。我当年苦苦思索的问题是：从这场巨大的灾难中，我们究竟应当吸取怎样的经验教训；在共产极权制度下争取自由民主，我们应当采取怎样的原则与策略。

不少过来人事后总结道，当初他们的错误就是对共产党太轻信了。这种总结未免肤浅，因为权力的本性就是扩张，越是不受制约的权力越是容易滥用，自由民主正是要求人们对权力怀有戒心。如果你对权力一味信赖，以为一个不受制约的权力可以自我克制，那本身就说明你对自由民主还缺少深刻的理解。然而，这决不是说装聋作哑，缄口不言就是正确明智的选择，因为那等于是自我阉割，向暴政屈服。这就使人陷入两难：相信共产党有诚意而去给党提意见，这是幼稚的；不相信共产党有诚意而默不作声，也不可取。那又该如何是好呢？

    问题在于，任何美妙动听的诺言，除非当它不再是单方面的恩赐而是双方面的契约，否则就不可能真正具有约束力。西哲说，宪法不能仅仅停留在统治者的口头上，也不能仅仅停留在被称为宪法的一纸条文上，宪法必须铭刻在广大公民的心中。当毛泽东许诺言者无罪时，我们用不着费尽心机地去猜测他有没有诚意。或者说，我们必须假定他没有诚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要自问的是，究竟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了言论自由的含义？究竟有多少人充分领会了言论自由的价值？因而当统治者试图压制言论自由时，究竟会遭遇到多大程度的抵抗？这种抵抗是否足以阻止住权力的滥用？如果你发现现实状况还远不能令人乐观，那你就会知道，你眼下首先要做的事还不是向共产党提意见，而应是向人民阐扬言论自由的原则。既然毛泽东讲了要实行言者无罪，既然宪法上也写有言论自由，这正好为你阐述言论自由提供了一个话头、一个机会。如果我们不去充分利用这个机会阐述言论自由原则，努力使之深入人心。却匆匆忙忙地就去兑现言论自由，就去放言无忌地批判共产党，那么祇要共产党一翻脸，我们就必然会被整得很惨。挨整之后，我们祇去怪共产党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因为归根到底，中国没有言论自由是因为言论自由的原则还没有铭刻在广大人民的心中，故而还不足以构成对共产党滥用权力的有效约束。我打过一个比方，屋子漏雨，你不能怪老天爷下雨，因为老天爷总是要下雨的，我们所能做的祇是努力想办法把屋顶修理好。不是总说自由民主要靠争取不能靠恩赐吗？什么叫争取？争取与其说是面对统治者，去测试统治者的雅量或容忍度，不如说是面对人民，争取人民对自由的理解、领会、支持与捍卫。

    应当说，共产党在当年能够赢得反右斗争的胜利，那其实跟当时大多数民众是否真心拥护共产党没有多少关系。不错，共产党为了发动群众斗争右派，他们把右派的观点简化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复辟旧社会”。在当时，也许确实有不少民众认为“新社会”比“旧社会”好，真心拥护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因此他们就很容易站在右派观点的反对立场。不过话说回来，我们也不要把当时民众对共产党的拥护程度估计太高了。如果共产党不是意识到右派的观点具有相当的传染性，也就是赢得人心的可能性，如果不是有一部分工农都已经走上街头群起抗争，共产党就不必那样急急忙忙地去打压，去反右了。更进一步地说，就算多数民众真心拥护共产党，这和他们赞同、附和以及参与对右派的迫害其实是不相干的。因为反对右派的观点和侵犯右派的言论自由根本是两回事。问题不在于当时的右派是否处于少数，问题在于当时多数人是否具有保护少数的观念。问题在于当时多数人是否懂得、从而采取“我坚决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种立场。这也再次说明，争取自由，首要的不是尖锐地抨击时政，尖锐地批评统治者；也不是为民请命，代表多数老百姓去讲话；甚至也不是某些人理解的启蒙，即把自己认为正确的某种特定的主张或意见告诉大家，去赢得多数的赞同。真正重要的是，首先要让大家学会对各种不同意见的宽容和对异议者权利的保护。简言之，是让大家理解和掌握言论自由原则。

重申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原则有两个特性。一、言论自由原则是对共产党专制制度的釜底抽薪。有些原则一时间看上去和共产党专制制度针锋相对，势不两立，但是由于共产制度的巨大灵活性，它完全可以把这些原则统统吸纳而仍然不改其专制性。像资本家入党和物权法，放在毛泽东时代都是不可想像的，如今却堂而皇之地载入党国的文件和法律，同时又不妨碍共产党继续专制下去。言论自由则不然，一旦有了言论自由，共产专制就不复存在。二、有些原则，例如三权分立，多党制，对共产专制也有颠覆意义，但是党国可以公开地否定它们。言论自由却不同，言论自由原则是共产党在公开场合下也不得不承认的。这就是说，提出言论自由原则，能够对共产专制构成根本性的挑战，而共产党还拿着你无可奈何。

    不过这后一点是很没把握的。在一党专制下鼓吹自由民主，不管你表述得多么机智巧妙，多么无懈可击，遇到反右这种大风暴，还是免不了被一锅端。在研读57年的右派言论时，起初，最吸引我的是那些最尖锐、最大胆的言论。然而进一步的思考使我感到，这些最尖锐、最大胆的言论很可能引起了一种很不幸的副作用，那就是它们给当局的镇压提供了藉口，它们刺激当局放弃容忍转而压制；而一旦镇压机器开动，那些比较温和的，当局原本想压制却发愁找不到藉口的言论也会受连累。八九民运也有类似的情况，运动后期，民运中的激进派占了上风，导致中共上层开明派失势，强硬派得逞，民运遭到残酷镇压，温和派也被一网打尽。不少人总以为，在民运中，谁最激进最大胆就最优秀最高明。没有比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看法更误事的了。

    鲁迅说中国人性好折衷，你说要开窗户，大家都反对，等你说要拆屋顶，他们就觉得开窗户是可以接受的了。常见人借用鲁迅这个比喻，说激进派客观上能起到保护温和派帮助温和派的作用。其实未必。这种事切不可一概而论。在某些情况下，激进派确实能起到保护温和派的作用，在某些情况下正好相反，激进派常常不是保护温和派而是连累温和派。这就是

为什么温和派常常要主动地批评激进派，要和激进派作出某种区隔。在民主墻时，《探索》的魏京生贴出大字报点名批评邓小平，《四五论坛》的人赶快写大字报反驳，倒不是他们真的反对魏京生的观点，主要是因为他们担心被当局一锅煮，他们担心当局对激进派采取强硬手段，到头来把整个现有的活动空间都给压缩了。

    温和、激进都是相对的概念。关键在于，我们必须要为具有一般智力和勇气的常人提供一个他们既容易领悟，又不害怕公开坚持的原则，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个原则能够维护人们最基本的权利，又能够为民主的扩展开辟广阔的前景。说来，50几万右派都是因言治罪的受害者，然而在整个鸣放期间，却少见有人把言论自由的问题专门提出来大作文章以及致力于这一观念的广泛传播。试想，假如在那段言论较为宽松的时期，有人，而且是有很多人，全力以赴地宣讲言论自由原则，给知识分子大学生们讲，也给共产党干部和工农大众讲，用对方熟悉的语言，深入浅出，反反复复，不厌其详。既然这种宣讲暂时不涉及对共产党的任何具体的、直接的批评，共产党恐怕也很难马上就公然禁止；而一旦言论自由的原则比较广泛地深入人心，共产党想翻脸也就不那么容易了。

    1979年初，我在民主墻发表了“论言论自由”长文，竭尽所能地阐述了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我深信那是最好的时机，当局最难压制而公众最能领悟。事实上，我确实没有因为发表这篇文章而招致任何麻烦。祇是来自公众的反应太微弱。我不能不感到，和我们经受过的巨大苦难相比，我们吸取到的教益未免太少了。直到今天，中国依然没有言论自由。由于形势的变化和社会心态的变化，有些过去适用的原则和策略现在还有效，有些就已经失效了。我们需要找出新的策略和进路推动我们的事业。在反右运动50周年的今天，我愿意再次唤起人们对言论自由原则的重视，以便早日在中国实现言论自由。这才是最好的纪念。

上海交大反右派史料再拾零   

王伯兴

 施绍箕写的《上海交大反右派史料拾零》（现名《上海交大反右派亲历记》）一文，反复阅读数遍，感慨很深。简而言之，愿我们国家各级党的领导要正视历史，能勇敢地站出来承认这一错误的现实，并制定出一些切实有效措施，不让历史重演，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振兴中华大有希望。

在交大反右中，我与学生所处环境与身份不同，（我是造船学院总务处秘书），但挨批斗的场景也大致相同，以后的经历如下放劳动，发配新疆等过程也大致相同，因此这文章读来很有亲切感。在此，我想根据我所感受和所知道的点滴零星事例一吐为快，如能作为补充，这也算是尽了我的一分心力。

扩大、引伸、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1957年夏，学校放暑假前，此时全国的文艺界、知识界、科技界正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学校也利用这一空档开展整风。校领导照例动员之后，号召大家消除顾虑，积极参与鸣放。我身为总务处秘书，团支部书记，工会主席，当然要传达上级意图，号召总务部门广大职工参加鸣放，并带头响应号召，帖出一张大字报《对党支部几点意见》。当时院党委肯定地说：“这是开了一个好头。”但这时背地里有人议论开了，有叫好的，认为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也有人说：“可能要闯祸”；胆小的好心人为我捏着一把汗。过了几天，总务处领导通知说是要开批判会，我觉得心中无愧不怕鬼敲门，坦然处之，可是在会上党支部书记王俊杰指名道姓要我作检查。我承认有言论过激之处，但对党并无恶意，弄得会议不欢而散，毫无结果。第二次、第三次会议，大家发言依然冷冷清清，始终鼓不起批判的劲头来。又过了两三天，党支部召开第四次大会，搬请来副院长姚子坚亲自坐阵，党支书说：“谁不发言，这是立场问题，是革命与不革命的分界线……。”姚副院长接着插话说：“大字报化名‘石敢当’，是把共产党比作鬼怪，其性质还不够严重吗？并与学校里的、社会上的右派遥相呼应，向党进攻，丑化党的领导，同时在广大职工中煽风点火鼓动他们起来鸣放，这是唯恐天下不乱，这些还不够反党吗？”听了校领导这一权威性的发言，谁还敢不跟着走？于是怕牵涉到立场问题的人们纷纷开始发言了，争先恐后，几乎形成“一边倒”的声势，会议以所谓“取得彻底胜利”而告终。会后，党支书找我谈话，指出：“性质是严重的，只要说出幕后策划的指使人是谁？或是谁出的主意，就可以从轻处理”云云。我一再申辩:“鸣放是党的号召，况大字报内容并没有涉及那些‘党天下、专家治厂、教授治校’等等右派言论，既然要整风，响应党的号召，对党支部提几点意见有什么错？所提意见如果与事实不符，可以按毛主席教导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就可以了。而大字报的意见是我个人的看法，与任何人无关。”党支书对此也无话可说，弄得大家不欢而散，后来党支部研究决定：“以情节虽轻，态度恶劣”定为第二类右派，属于监督劳动之列。事后一位朋友很风趣地对我说：“赠兄诗一首，乃唐诗改编以博一笑，诗曰：“春眠不知晓，奉命做啼鸟，忽来反右声，香花变毒草。”我只能苦笑，且带有浓烈的酸涩之味。

一言不发的右派两例

之一

校医黄澹园，早年曾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医大，小儿科，1955年被招聘来校任校医，平时少言寡语，性格内向，但对前来就诊的师生们比较耐心认真，对于政治学习极少发言，院长胡辛人在一次座谈会上气势汹汹地说：“一言不发者也可以定为右派，因为他们是从骨子里反党……”这很使人感到吃惊，这也就是他一锤定音的恶劣行径。于是这位黄医生就在劫难逃了，先扣上右派帽子，然后再罗织罪状，这也算是在全国范围绝无仅有的，不过仔细想来，也是事出有因的。缘起于1956年春天，全校曾发生过一次“流感”，数百名学生被集中在体育馆楼上隔离治疗，黄医生配制了一批中草药熬成汤剂，逐个分发给学生饮服，日夜观察与守护，迅速遏止病情的蔓延与发展，不出一周，都返回宿舍与教室正常上课了。事后市高教局与卫生局要求好好写一份总结，并予以表彰和推广。可是这位黄先生只知道写怎样观察治疗和对症下药，以及如何节省时间和费用，即尽量不使用抗菌素等药物。同时对于大面积疫病防治应采取的方法与措施等作了简明的阐述。此材料领导阅后很不愉快，因为总结没有采用当时流行的众所周知的格式，即“在党的领导下，各级政府和上级部门的支持下，校领导的亲切关怀下……”这在当时竟也是一条致命的罪状。其次就是批判他平时不看报，不看电影，不关心政治，开会不发言等；下班回家以后，饲养一些小动物如鸡、兔、狗等。这些也算是他的罪状，确实可笑可悲之极了。新中国的知识分子，灾难何其深重至此啊！

1958年的黄医生，已53岁了，还属于照顾之列，大批右派下乡，他没有下乡，令其在家闭门思过。这期间校领导曾一再暗示，只要写出一份深刻而认真的书面检查，可以不戴帽子，也可继续留在校内当校医，更可以不遣送新疆。可是这位黄医生性格过于倔强，认为自己没错，也没有什么可检查的。学校领导认为，情节虽轻，但属于顽固不化，遣送新疆了事。1959年秋，与我同乘一列火车来新疆。先分配在石河子医学院，后调八一棉纺织厂医院。62年秋下放到农八师142团医院，十年文革中在该医院又遭批判，说他是反动医学权威，更是帝、修、反的代理人，边批斗，边从事勤杂劳动（打扫厕所及院内卫生和种菜等）。79年落实政策时调回石河子市人民医院工作，时年已74岁了，86年退休时仍是孤单一人，96年4月病逝，终年92岁。死后三日，才被邻居发现。

之二

还有一位“一言不发者”也值得一提，他就是船舶试验室一级教辅霍济。他早年毕业于南京大学。57年夏天，“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他可谓“老谋深算，胸有成竹”。在运动中始终一言不发，院长胡辛人的指示所及，也包括他。后来他告诉我，其家中有一只空酒瓶，瓶口用牛皮纸包好，再贴上胶布，放在书桌上作为座右铭，其妻不解其意。很明显，乃是“守口如瓶”也。可是在这次运动中仍未摆脱悲惨的命运，可算是“在劫难逃”了。原因是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参加过青年远征军，转战缅甸、印度等地。抗战胜利后，在上海龙华空军雷达站任中校站长，解放以后立即向当地人民政府登记了自己的反动身份，因未发现有任何劣迹与反革命罪行，不予处理。船院成立时，被招聘为船舶试验室一级教辅，平时工作勤备，与人为善，谨小慎微，在工作中也经常向王公衡、李永庆等教授提些建议和在技术上出些点子，深受他们的赞赏与好评。但对于政治学习很少发言，这次运动一来，他更是一言不发，既然胡辛人对一言不发者已经一锤定音，他也就难逃此厄运了，很自然地要给他戴上右派帽子了。反右运动不到一个月草草收场，取得了所谓“巨大的胜利”。我们这些右派教工们被派到勤杂班在校内劳动，如校园草坪剪除杂草，到有关教室搬运课桌椅，去图书馆整理书刊等。因他年龄比我们大而又瘦弱，很多较重的劳动担当不了，我们年轻人就凑上去帮一把，这本来是很自然的事，但他却表示感激万分。这种感情彼此心照不宣，从此开始了我们之间的交谊。后来他悄悄对我说：“我就是那个一言不发的右派”，在一起劳动不到一个月，学校里有了变化，即三校（交大、船院、南工）合并了，把我们一批教工右派集中起来，组织了一个《编余人员学习班》，霍与我同在一个小组，说是继续大鸣大放，这种时候谁还有心思去“鸣放”？就这么混天度日吧！不几天处理下来了，有几位被遣送青海、甘肃等地劳教去了，我则被送往上海西郊宝北公社监督劳动，这个学习班也就此解散了。在一起劳动和学习期间，我与霍的接触机会甚多。因我在校内声名已经很狼藉，而那些左派们也常以嘲笑的目光看我，有些同事见到我虽然流露出同情的目光，但也只能彼此点点头打个招呼。在校外的亲友们我更无颜面去拜访，也怕给人家增添不必要的麻烦甚至灾难。因此，这一段时间里精神上苦闷透顶，寂寞孤单，空虚失望，感到前途渺茫，似乎是我的末日来临了。此时霍常邀请我去其家中小坐，促膝谈心，排解郁闷，谈往事，谈人生，可谓“同病相怜”。他开始也是满腹牢骚，如说：“和尚本来没有辫子，可是将你双手缚住，硬在他头上用胶水贴上一条辫子，让大家看。”“少女遭到强奸以后是什么心情？”这些牢骚，在身心没有受过摧残的人是不可能想象出来的。这也算是亲身经历，深切体会到了。在历史上有过“莫须有”，今天又重演，岂不令人痛心。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佛祖释迦牟尼说：“为了普救众生，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从中悟出一点人生哲理，聊作自我安慰吧！

他打算今后离开这是非之地，从此闭门读书，如编写一些科普读物，以求自我奋斗，自寻出路。如有可能将邀请我参与合作。可惜他那设想，并不能实现，而被遣送至甘肃劳教去了。几十年来，回想起这段往事，印象非常深刻，使人难忘。

还有两位一言不发的右派，是57年8月初我下放以后的反右运动后期补课时把他们补上的，他们是总务科长文定邦和财务科长李绍康。据说他们在历史上有辫子可抓，详情不明。

创造条件去劳改

沈祖飞，在我去上海西郊虹桥公社劳动时与他认识，对其身世知之甚少，因各人都身处逆境中，别人不讲我也不便多去打听，只知道他是交大电力系学生，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在反右运动中拒绝接受批判，曾用剃须刀割喉自杀未遂。因这种举动，很自然地升级为“顽固右派”。治好伤后，再次遭到批判，后被遣送西郊监督劳动，过着相对平静的“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生活。即使是无休止的劳动也要比天天挨批斗要好过得多。

看了这段文章的标题，你一定以为这是不可思议的，但事实确实存在，而且发生在他身上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1987年夏秋之交，我与他在乌鲁木齐一位朋友家里相遇，30年前是普通难友，如今相见感到格外亲切，谈起他在新疆20年的血泪史，听来使人心酸。刚来之时，分在农场里，只是埋头修地球，别无杂念，但何年何月才是尽头，任谁也说不清。大家都象是一台台活的机器，叫干啥就干啥，只有顺从，别无选择，这似乎也还算平静。

文革风暴来临，想平静也是不可能的了。原来据他过去的交代材料，小时候曾与其叔父沈醉（原国民党大特务，战犯）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其实叔父就是叔父，历史也无法改变，这又能说明什么？可是那些政治嗅觉特灵敏的革命派和造反派们，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轮番地对他进行“疲劳轰炸”，没完没了，借此可以充实各自的政治资本。沈的精神与肉体倍受折磨，不堪忍受。他想长此下去，非早晚被他们折磨至死不可，必须设法寻找一条逃生之路，必需安全可靠，且切实可行。经过几天反复推敲，可行性方案已在脑海中酝酿成熟。于是表面上依然装作顺从，照样应付批斗与劳动，不动声色。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乘人不备，偷偷地跑了，到乌鲁木齐搭乘东去的列车，到北京再转车去东北，直到鸭绿江边，准备跳江游往朝鲜，被巡逻的边防军抓获，押送回新疆，以反革命叛国罪被判刑12年，沈在判刑以后，凄惨地笑了，反复地自言自语：“目的达到了……”。我问他这“目的”是指什么？他说：“只要能摆脱批斗的折磨，比什么都好过”。有了这一段经历，当时居然能笑得出来，听来真叫人心酸，催人泪下。

1979年，落实政策之时被释放了，安排在乌市建筑学校教书，81年结婚，对象是医务工作者，但有一点与众不同，他的想法是：在结婚之前必须先订立一“君子协定”，即婚后不要孩子，因为（1）由于历史原因可能会给孩子带来不幸；（2）到年老退休时，孩子尚未成年，将来依靠谁？基于这两点，经双方协商同意后，才举行简单的婚礼。

一无所有

在上海西郊劳动两年多时间里，运起系学生韩增义一直与我编在一个小组，直到59年秋，我作为第一批被发配新疆时为止。他这人可算是个心胸开阔，豁达大度的山东汉子，干农活不管是重是累，从不计较，很能卖力；劳动之余，与社员们一起侃三国，水浒等，社员们听得津津有味、笑口常开；也常与社员以及下放干部们下象棋，等等，相处极其融洽。难怪一些社员们都说：“右派都是好样的，说他们坏，究竟坏在哪里？”

韩家在山东农村，上大学以后，享受学校的助学金，家中也不定期地寄些零用钱，生活基本上不成问题。自戴上帽子以后，经济来源减少，顿时就拮据起来。可悲的是农村实行公社化以后，农民收入减少了，助学金取消了，而每月需向搭伙的社员交纳7～8元的伙食费，这些对他来说等于雪上加霜，使他处于非常穷困之境地，虽然表面上依然是乐乐呵呵地，但每到晚上钻进被窝时就偷偷啜泣了。汗衫破如蛛网，依然挂在身上，衬衣破了扯下半截袖子当短袖衣穿，裤子破了只要能达到足以遮羞的程度就行。在某一天雨休时，韩突然含泪大声说：“谁每月给我5元钱，我叫他爹都愿意”。这话听来使震惊，也很使人心酸。过了几天，我偷偷地塞给他5元钱，叫他不要声张，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再给他一些资助。我想我自己毕竟每月还有25元的最低固定工资，如有可能，我愿意每月资助他一点也是可以做到的，但我的老家在农村也是比较困难的，父母年老多病，弟妹尚幼小，需不定期地寄一点回去。不过象韩增义这样穷困到这种境地的的大学生可能还有若干，这在新中国的高等学府里，也确实够悲怆的了。

1960年来新疆之后，他一样被安排在农场劳动，不多叙述了。79年落实政策之时，他被分配在乌市第四建筑公司中学任教，后调公司教育科，89年病退，韩于81年从山东老家找了一位农村姑娘与之结婚，88年我去他家拜访时，有一个儿子才6岁。

叛逃小集团

1958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树立，我们这些交大右派被集中到虹桥公社，白天劳动，晚上还经常加班，即所谓“深翻密植，大放卫星，亩产超万斤”。这不但没完没了地消耗了体力，同时，也违反了种植作物的客观规律，一般社员已是不堪忍受，右派们更是难以招架了。59年夏，我有幸被安排到食堂烧火，这要比田间劳动好过多了，这得益于下放干部潘如勇的关照，因为我与他在53年时，在华东公安部有过一段共事的历史。我由衷地感激他。

由于劳动强度增加，右派学生李德强、周广生、白志诚、韩鹏麟等四人常在一起窃窃私语。究其原因，乃是萌生逃跑之念也。为首者是李德强，其家在香港，父开设一五金商行。李与其余三人悄悄耳语，密谋策划，对我也毫不隐讳，彼此心照不宣。同时我也有参与其中的想法，我也不时地提醒他们要更加隐蔽，周密一点。他们打算李在香港的父亲可以作为临时依靠，待稍事安定后，以出卖劳动力求生，进而另谋发展，这至少可以摆脱目前无休止的无偿劳动，白白消耗体力和没完没了的政治纠缠。59年9月中旬，我奉召返校，说是参加一个党委召开的会议。原来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派来一位科长，说是来校招聘人才参加边疆建设。校党委决定，我们参加会议的20余人作为第一批支边的建设者。心中虽是千百个不愿意，可是学校已经圈定，这也是无可奈何的，倘有不服从，那只能是劳动教养去，许多先前的例子都是明摆着的。因此，只有顺从，别无选择。此后对于以上四位的情况就一无所知了。直到84年我去乌市与韩增义会见时，他告诉我这四位老右的情况，原来就在59年10月1日旷假一天之时，周、白、韩三人在西郊公园被捕了。原因是李先去广州探路，然后来电约他们三人即刻起程，当时还有一位姓孙的右派也参与他们的策划，意欲与他们同行。可是孙为了立功，将这事告发了。可恨也可悲，姓孙的不该这样做，要立功尽可以选择别的道路，何必损人利己，把别人踩在脚下，做自己向上爬的垫脚石，以此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有待补遗

来新疆的数百名大学生和一批教工右派中，惨死于新疆的虽然为数不多，但其惨烈程度也够使人伤心。交大速中教师童信舫先生就是一例。他是学校59年第一批被遣送来的，一路上与我同一节车厢，很少说话。在校内他与我也不是同一部门，彼此知之甚少。这次初步接触中，只知道他是孤身一人，在上海别无亲人，在香港有一个亲姐。刚来时与黄谵园医生一同安排在石河子医学院，这在当时算是比我们幸运多了，可是在十年浩劫的文革中，他被下放到南疆某农场，因条件艰苦，其在香港的姐姐常寄来些衣服食品等，那些|“革命”的干部对此绝不轻易放过，逼其交代里通外国的罪行。他因不堪忍受疲劳审讯，于一深夜上吊自尽了。事后谁也不承担责任，在以后拨乱反正的年月里，也没见开什么追悼会或平反之类的形式。为此请在医学院工作的当年老右同志们多费点辛苦，弄清情况，为此做点补充，以慰死者在天之灵，长眠于地下的老童也会万分感激的。

几点议论

79年，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了，右派也陆续得到改正，全国范围50多万右派很快相继摘掉帽子，他们白白地丢掉20多年的宝贵的青春岁月。这种对于人类文明的摧残与折磨，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现代世界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难怪有位外国记者慨叹：“新中国真是无法可依，不可思议。”语言简炼切中要害，国人也明明知道，谁也不敢明说。可改正之时尚有少数领导及部分中下层干部对此还不服气，说什么：你们错误是有的，这主要是“一风吹”把右派帽子给吹掉了。这也表现在《平反改正书》中的所谓：“虽有错误言论，不宜划为右派，应予改正”。同时，对于20多年的经济损失“一律不予补偿”等等。

反右运动后期处理时，大批干部被开除公职，学生开除学藉，去农村或农场监督劳动，有的被送去劳教或劳改。而在十年文革中，迫害更是变本加厉地升级。这与当年抗战与内战时期的白色恐怖有什么两样，而毛泽东新倡导的“阶级斗争为纲”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事实证明，所谓右派并不是反党反人民的，绝大多数是热爱新中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老作家巴金曾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各地应建立“文革史资料博物馆”，目的是让人们及其子孙后代永远记住这一巨大惨痛的历史教训。可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对此反应冷淡，而热衷于建旅游景点、别墅和招商引资等，把这一惨痛的历史割裂开来，让人们迅速淡忘，这究竟是为什么？

就大学生而言，莘莘学子，父母期望学有所成，起码能挑起养家糊口的担子，使之老有所靠，进一步希望光大门楣，告慰先祖列宗，同时为国家和社会做出更大贡献。因此自从踏进高等学府大门，我们都能孜孜不倦地奋发向上，突然遭到反右运动的打击，其精神折磨实难以言表，而下乡后，他们一边要接受无偿的监督劳动，一边还要自己掏腰包支付伙食费，这比农村中的地富分子还不如，因为地富分子至少可以拿到劳动工分，吃饭也不必另掏腰包。他们只有一个天真的想法，即指望有朝一日能体面地返回学校，继续完成学业和安排适当的工作。而这起码的愿望都难以实现，一等就是20年，宝贵的青春被白白地剥夺了。难怪这中间会出现各种心理变形，有不堪忍受各种打击而自杀的，也有因发牢骚或受不了折磨而逃跑或因此而被抓判刑的。当年的难友王寿才曾说过：“我们还不如他们（指劳教和劳改者）因为他们是有期的，而我们是无期的。”难怪有人羡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权，而我们国家对此似乎并不重视。这20多年来，吃尽苦头，能理解的并不普遍。所谓落实政策，政府指令各单位（或部门）发一张《改正通知书》就算完事。这期间的经济补偿一律免提，而工作也只限于就地安排，至于所学专业与安排的工作相距甚远，就顾不得了。这也算是彻底改正？！。更悲惨的是那些在20年里被折磨至死的难友们，他们的冤情与抚恤又向谁诉要？同时带给其亲属们的心灵创伤又何以弥补？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几十年里，直到七十年代未，毛主席一贯倡导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毛泽东思想的精粹。这一些历史时期中不知伤害了多少万的干部和群众，还包括一大批有用的科技人才，弄的国弱民穷、生灵凋蔽、不堪忍受，这些人为的灾难都是众所周知的。80年代初重提“实事求是”，这也算是毛泽东思想的精粹。可是对我们50余万右派是否已经实事求是了，这要待将来的历史予以评说了。

我的“右派”亲戚

美国  杨承民

    毛泽东大张旗鼓反右时，我才四岁。我父亲是一家帆布厂的会计，母亲是家庭妇女，我哥哥和小姐姐正在念小学中学，所以都与至今依旧是“及时”，“必要”，只是“扩大化”的反右搭不上界。我大姐那时正在北京上大学，应该是反右的重点单位，但航空学院比不上北大清华人大，他们班只有一人被打成右派。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没有多少够格的右派言论的地方，就得发挥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因为最低的指标总要达到。就像不久接踵而来的大跃进大饥荒年代，先后有“亩产十几万斤粮”和“瓜菜代”，甚至“草根代”。该同学是因为在哲学课上学了“否定之否定”之后认为任何理论都应先加以否定，如果确是真理，在否定之否定后才得以承认。这样就被指责为怀疑和反对马列主义而打成右派。作为一个工科学生，我大姐自己既对政治不感兴趣，也真心实意热爱共产党新中国，当时上大学还不太讲出身成份，学生中工农出身还不多，她的职员出身算是成份好的了，所以也平安无事，逃过一劫。

    我的堂姑夫阿祥叔当时是上海市工商联的一个小干事，他平时为人热忱，喜欢热闹，酒肉朋友多，常和同事朋友一起聊天吹牛。反右时他被指责与资本家打得火热，替资本家办事，泄露政府工商政策给资本家。还有一次下乡检查工作，正逢雨天路滑，他说了一句“乡下的路泥泞不平真难走”。反右时也被人揭发出来，说他污蔑社会主义。尽管后来认为情节不算太严重，他依旧被评上了“右派”。不久全家被赶到市郊嘉定县的一个国营养猪场。虽然四阿姑不是我的亲姑姑，是我父亲的堂妹，但由于我父亲是独子，所以堂兄妹也就走得近，他们来上海时会来我家，爸爸也去看过他们几次。有一次我们全家去他们家，那好像是一九六四年或一九六五年，大饥荒后不久，他们告诉我们在大饥荒年代，那时称“三年自然灾害”，人吃猪食，猪吃人粪，猪同人一样瘦得皮包骨。他们住在两间一套的单层砖房里，这些统一的几长排住房外面看上去如同营房，里面泥土地，阴暗潮湿，煤球炉的热气驱散了一点寒气。晚上虽说有电，瓦数很小的电灯下屋里依然昏暗局促，即使外面皓月当空。

    他们有三个孩子，两个儿子同阿祥叔一样有先天性心脏病，大儿子至死未婚，小儿子后来成家后有一子。由于在郊区生活居住条件差，医疗条件更差，在阿祥叔五十岁去世后不久，两个儿子也相继离开人世。女儿练气功，走火入魔，不能自拔，最后自杀身亡。阿祥叔没有活到右派改正那一天。由于本人已亡，四阿姑又是个少言寡语的老实人，他们没能迁回上海，只是后来住房等有所改善。四阿姑看到丈夫和自己的子女都先她而去，孤苦伶仃，郁郁寡欢，再加上同她的几个性格活跃开朗的姐姐不一样，她性格内向，不愿到上海亲戚家走动，除了和小儿媳和孙子有所来往，独自一人走完了她凄惨的人生。离世时死在厕所间，过了几天才被人发现。

    另一位“右派”亲戚是我奶奶堂兄的小儿子，我叫他兰兰叔。他一九四九年从复旦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在法院工作，参与过几个要案审判，颇得赏识，好像还上过报纸。他怎样被评为“右派”的细节我不清楚，只知道全家被发配到甘肃张掖。还算好，没有进劳改农场。在农村没呆多久，由于办事能干，善于交际，被调入一煤矿做采购，他几次到上海出差或探亲时，来过我家，我只记得他很精干，说话滔滔不绝。我妈说读法律的都能说会道，怪不得要当“右派”。八十年代“右派”改正后，他先是到兰州法院工作，后又调到宁波大学教书。

    还有一个假“右派”是我的一个表兄。他是我小舅舅的大儿子。我小舅舅早年眼瞎，过世得早。小舅妈在乡下含辛茹苦带着几个孩子，我妈妈同她几个在上海的兄弟姐妹都在经济上给与一点接济。我的两个姨妈同其他人合开了一家针头厂，就让我小舅妈的大儿子来上海进厂做工，不久厂就公私合营了。由于他一人在上海，年纪轻且没有大人管教，所以养成习性散漫，不求上进，干活有些吊儿郎当，常常顶撞领导，与厂里的组长，车间主任，团支部书记都闹矛盾。在一次全市性的抓“坏分子”的行动中，他就被抓了进去。我妈说当时人像螃蟹一样一串串地捆着送进公安局。此时正是反右后期，各单位正在处理右派，一部分被送去劳改。他们这一批人也就同许多右派一起送到安徽劳改农场，刑期满后就留场就业。也正因为如此，二十多年后他也被作为“右派”改正回上海，也算是占了“右派”的光。

    他告诉我们他的命是捡来的，不用说大饥荒年代饿死的，干活累死的，缺医少药生病死的，几次抗洪抢险，他们这些劳改犯和劳改就业犯都被逼着跳到洪水中用人体挡决口，不少人被洪水冲走。他回上海后被安排在近郊的煤气公司里工作，同郊区一位丧偶的少妇结婚，她有一女儿，他们又生了一个儿子。当他退休时，女儿已成家，儿子参军复员回来后进一工厂。尽管往事不堪回首，他晚年也总算老有所安。可是退休后没有几年他得了癌症，在他儿子结婚后没几个月就去世了，没能享到多少天伦之乐。我想他儿子匆匆结婚也是为了赶在病魔夺去他父亲的生命之前。

反右已经五十多年过去了。尽管国内像对待文革和大饥荒等一样，政府刻意淡化，阻扰对此进行深入的讨论和反思，回忆反右的文章还是层出不穷，但其中写名人的，文化人的，或经历特别动人的占多数。然而这五十多万的“右派”中大多数是名不经传的小人物，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事迹，也没有曲折离奇的经历，就是为了几句话，几件小事，改变了人生，变成了这倒霉的五十几万（也有认为上百万）中的一个数字。而且一人罹难，全家遭殃，这样几百万人成为贱民。如今这五十多万已所剩不多。他们中的许多人要求彻底平反“右派”，补发工资，开放档案，弄清真相。他们拒绝遗忘，反思历史，写下了他们自己和死去的“右友”的苦难经历，不让它默默无闻，不让它烟消云散，为历史留下见证。所以我也将我这些零碎记忆记载下来，为反右历史填补一角。

国医巨子王药雨和他两个右派儿子的故亊

铁  流

  2006年8月17日天津《城市汽車报》以整整两版篇幅刊登了“为卫药贡献一生的全才--王药雨先生的亊迹”。文中提到的几种中成药为国人悉知，如小儿金丹片、牛黄解毒片、银翘解毒片、桑菊感冒片、霍香正气水等等，都是他精心研究成功的济世活人的妙方，六七十年来长盛不衰，为不少家庭常备。可这两大篇介绍文章却隐瞒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实：王药雨先生曾是连降三级，发配到青海省“监督改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说来真巧，今年五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现年65岁的王药雨先生的小儿子王誉虎，方知事情来龙去脉，顺手写出了这篇文章，真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1957年那场极其荒唐的旷古冤案，中共至今不敢面对，仍极力封杀，强迫人们遗忘，而历史是封不住，忘不了的。

    历史是国家的一面镜子。那些拒绝从历史中学习的人注定要重复它的悲剧。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一个民族的悲剧其实也可以是它的财富，而拒绝挖掘这个财富则往往导致一个民族在历史的死胡同里原地踏步。很多时候，拒绝反思……导致的往往是苦难的死循环。企于这个目的，所以我一直关注“反右斗争”的历史，把它如实地纪录下来，留给当政者思考。

  今年北京特别热，最高一天地面温度达到摄氏43度，把个生鸡蛋放在石板上立刻就成了熟鸡蛋。王誉虎在山东威海有套公寓房，临近大海，风景不错，于是我们两家人驱车去了黄海边消夏，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一天，我们面对万顷碧波，苍苍大海，目极千里依石而坐，王誉虎先生向我讲起了他父亲医道的神功和他两位绝顶聪明的兄长的不幸。这么一个世代悬壶，济世活人的名医，竟然一门“三杰”位列“右榜”。

 他父亲属龙，1904年出生在天津桃源沽，爷爷是中医，父亲自幼跟爷爷学医。因家道贫寒，父亲后来不得不到天津学银匠。这活儿又苦又累，技术含量很高，就是用嘴气和双手把白银、黄金制成各种手饰和装饰品。但是，但他父亲受爷爷的熏陶，矢志于济世活人的医学，有“不做良相便为良医”的远大抱负。他一边敲打着银活，一边自学中医，只要有时间就阅读背诵《黄帝内经》、《金匮要略》和张仲景的《伤寒论》。

功夫不负有心人。

不久，他父亲即在医学上展露头角，经人推荐，很快转入天津南开大学任职，并半工半读选学中医药，后又跟随来华的美国植物考察团在中国境内考察中草药物的分布情况，主演了神农尝百草的历史一幕。

 1928年，又师从近现代中国中医学界的泰斗张锡纯。张锡纯是中西医学汇通派代表人物，1909年完成《医学折衷参西录》巨著，是提倡并实践中西医相结合的先行者，1920年誉为中国四大名医之一。期间，他父亲结识了北京四大名医孔伯华、施今墨等国手。

    名师出高徒，高徒缘名师。在张、孔、施等名师的指导下，再加上他个人的拼搏奋斗和聪明过人的智慧，王药雨奠定了高深扎实的医学造诣。1930年，他应恩师孔伯华之邀，到北京“北国医学院”任教，1932年又转入施今墨为院长的“华北国医学院”任教，主讲《伤寒论》，同时还主编了《明日医药》杂志。这本杂志是专门宣传提倡中西医相结合和中药西制的喉舌，一时名噪神州，影响遍及海内外。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为支持抗战他来到陪都罗家坝筹办药厂，专门研究中西医结合的中成药，最成功的是《健胃灵》，啇标注册图形为“射箭”。此药效果灵验，深受民间和军队好评。中共闻讯也来购买，出面的人物是康生。没有想到药厂成了日本飞机攻击的目标，很快被炸弹荡平。负债一身的王药雨，只好跑到昆明去行医，当坐堂郎中。

云南是中草药最大的产地和集散地，为他中药西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场地，那些驰名中外的成品药就是在这里产生的。 1954年，周恩来总理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议，请施今墨主持组建中国中医研究院，声名远播的王药雨立即被召回北京，从亊中西医研究工作。此项研究得到时为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的支持，亲自批条在安定门内前肖家胡同三号拨出叁间北房作为王药雨宅居。那些为国人悉知的小儿金丹片、牛黄解毒片、银翘解毒片、桑菊感冒片、霍香正气水等等，就是这个时候源源推出的。

王誉虎先生说，他父亲无论何时都注重衣冠，中式上衣配西裤革履，手中柱着一根文明棍，一式绅士派头。常对儿女们讲：我这一辈子一不抽大烟，二不逛窑子，三不当汉奸。正正当当做人，不过问政治。做为医生就要“敬亊爱人，医德为先”。

没有想到这么一个“敬亊爱人，医德为先”的国医巨子，竟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也成了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在那个荒唐的时代，你不过问政冶，政治却要过问你。正如你不去整人，人就要整你。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也是一切讲政治的必然。所以在这个社会里只能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说来也真有趣，这个“右派分子”还有儿子王誉虎的“功劳”。王誉虎回忆说：那是1957年夏季的一天，我正在院内和小朋友玩弹球，父亲腋下夹着一卷草黄色宣纸走来向我道：虎儿，快回家来，帮我做点事！

什么事啊？儿子依依不舍地放下手里弹球，望着父亲问。

回到家中，父亲把宣纸摊在桌上，备好了笔墨，吩咐说：虎儿，替你老爸写份大字报。其实父亲书法极好，一手飘逸的行草近似于右任。他自已为什么不写？想必是为了搪塞，为了敷衍，没有把写大字报“向党提意见”当回事，可人家却当回事了。

十多年后，王誉虎才知道那张大字报的来龙去脉的前因后果：1957年毛泽东号召知识分子“大鸣大放”给共产党提意见，父亲一言不发、一字未写，拖到最后，党委书记找到父亲谈话，父亲担心落个抵制运动的罪名，万般无奈之下决定写一篇自以为万无一失的大字报，内容先是歌颂党的中西医结合的政策，然后建议主管业务的领导应选用多少懂点医学或学历高的人来学习中医。自觉谨言慎行的父亲作梦也未想到祸从天降：大字报内容属于恶攻击共产党“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反社会主义毒草”。年底被打成“中右”，降三级，发配青海省人民医院当医生。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农工民主党竟然为此开除了父亲的党籍，而在父亲1979年初临终前，又接到了农工民主党恢复党籍的书面通知。这就是中国大陆的所谓“民主党派”！

王药雨是个以行医为己任的安业守道的人，去了青海省医院一时门庭若市，求治者常常排队候诊，凡经他把脉处方做病人，无一个不是药到病除，一时被人们誉为神医。1960年时值“大饥荒”年代，全国一盘棋，青海省少数民族牧区肝炎、黄胆病、浮肿病迅速漫延，基于少数民族政策，新上任的西北局书记刘澜涛授意青海省委书记高锋进行调查，任务落实到省人民医院。以院党委书记李子彬挂帅、王药雨为考察团技术顾问，一行几十人奔赴牧区。

他们以马代步，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调查访问和诊治（1961年电影新闻纪录片有报道）。费时半个月，历尽艰辛，考察结束回到西宁市，在写考察报告时王药雨与党委书记李子彬产生了分歧：李子彬让王药雨执笔，如实呈报，不廻避死亡是饥饿造成。王药雨不从，坚持从纯医学角度就事论事，绝口不提“饥饿所致”四个字。出身工人的李子彬大为不满，理直气壮地大谈共产党人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无私无畏，敢说敢为。王药雨万般无奈，诚恳地说出心里话：李书记，我为什么打成右派下放青海？你是党委书记，你比我更清楚“反右斗争”。我吸取教训了，不想再犯“错误”。

通情达理的李子彬书记妥协了，决定同时写两份考察报告，一份由李子彬执笔：开门见山，直来直去，坦言疾病蔓延的原因是饥饿造成，而且大量非正常死亡也是因为饥饿！王药雨则讳莫如深，全篇报告不与“饥饿”沾边，只说缺乏营养所致。考察报告转呈到兰州时，不经意间被来此采访的《人民日报》两位记者看到，一下捅到了北京。

“庐山会议”后全国各地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大批特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各省市也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事情闹到了中央，刘谰涛只好责令批判李子彬。不久，李子彬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留党查看，贬黜到黑龙江省双鸭山矿务局当总务处长。与此同时，王药雨却因避重就轻的“圆滑”报告，却得到省委书记的赏识而受到表扬。

在李子彬举家搬迁的头几天，特邀请王药雨去家中吃晚饭，俩人一边喝酒，一边倾诉，破例地喝光了一瓶茅台酒。酒后吐真言的李子彬说：王医生啊，看来我们共产党是不让人讲真话了！你说了真话成“右派分子”，我说了真话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唉，今后还有谁敢讲真话啊？这样下去，我们的党、我们的囯家如何得了哟！”王药雨含蓄地深沉一笑道：李书记，喝酒，囯家大事我们就管不了哦！

自此，一个党委书记，一个右派知识分子，成为了莫逆之交。一九七二年五月，李子彬将已经退休的王药雨请到双鸭山矿务局边休养边给干部、职工义诊。分开十一年的老朋友在异地它乡重聚，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往事、今事、后来事，一直谈了几天几亱。1973年，李子彬调到北戴河煤矿工人疗养院任党委书记，再次邀请王药雨到疗养院义诊和疗养，面对历史谈了许多真话。现两人都已先后作古。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王药雨不但自已是“右派”，其它两个儿子也是“右派”。三儿王唯，少年报国，投笔从戎，是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解放前夕随部队起义，加入解放军进军西藏，因为有文化，几年后提升为副营级干部，在后藏日喀则担任班禅活佛的机要秘书，实际上是西南公安部门安插在班惮身边的眼线，负责监控任务。但他不履行职责，不去监控班禅，由于所谓“思想右倾”，被调到重庆北陪军事干部学校进修。1957年毛泽东号召“向党提意见”。他极积响应号召，本着赤诚爱党之心，向学校高层首长林铁开炮：批评林铁重用曾是三青团骨干的小舅子。有领导劝他悬崖勒马认错收手，他不听规劝，固执已見，后被打成极右，发配到峨边沙坪劳改农场改造，后又转到“415”劳教筑路支队修筑内昆铁路。1959年因私下说毛泽东先后有过四个老婆，江青是与毛先怀孕后成婚，不是元配夫人的史实，被人揭发检举后，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后一再申诉，改判为四年徒刑。刑满后留场劳动（实为“二劳改”）。“文化大革命”期间留场单位又以莫须有罪名说他“叛国投敌”被判刑七年。1979年“平反”，时年己52岁，恢复18级干部待遇，因军校编制早已撤消，故就地安置工作，至今一直生活在云南一个边远小县。让人欲哭无泪的是七年冤狱的判决书，竟然是就业劳改单位伪造的，没有存档底案，据此，政法部门不予受理赔偿。

四儿王古白，1949年初中毕业即参加解放军公安部队，任连级文化教员，复员后任北京一中心小学体育教师。1957年“大鸣大放”，也是响应毛泽东号召站将出来，将1955年“机关肃反”所目睹的刑讯逼供、草菅人命的事例进行揭露，因而被打成“右派分子”。所幸能及时“认识错误”，才下放农场“监督劳动”，尔后又在学校烧锅炉。1979年“改正”复职，至今未获分文赔偿。只有六儿王六桥幸运，1957年秋季刚考入北大物理系地球物理专业，因涉世不深，又是在反右开始以后，因而小心谨慎，平安渡过六年大学生涯，是王家最幸运的佼佼者。王誉虎虽未当右派，却卷入“6.4”政治风波，同情学生，支持学生，被关押了七个月，所幸未判刑。

生者疮痍，死者有恨。现在谁还知道国手王药雨呢？只有他研制出的有名的中成药片剂、丹剂、水剂和医著《实用中药学》仍在济世救人，服务公众，造福社会，传诸后代。

历史，你不能再掩盖下去了，应把你的真相告诉大家！

心平气和再话反右

施绍箕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过去已经五十多年了，这桩对共和国影响深远的“公案”，至今了犹未了。当局禁议禁言，讳莫如深，试图让时间去忘却，而幸存的涉事者则不依不饶，力争讨回公道和得到赔偿，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维权诉求，直至诉至于法律。

1、分歧在哪里？

    当局认为：反右派运动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至于补发工资和赔偿，79年的文件规定是一律免谈（除了可以申请困难补助）。现在中层说，上面没有新的精神，而中央则对此保持沉默。作为幸存的反右派运动受害者，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55万多的右派分子，属于错划而被改正的达到99.9%，怎有这种扩大化？既然错划，就应当彻底平反，同时补发

工资，给予赔偿。

2、反右派运动的是是非非

谭天荣在他当年的大作《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的开篇引用了黑格尔的话“一切现实的皆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皆是现实的。”
    反右派运动难道不是合理的吗？它的是与非，岂能离开实际，更不能不顾立场，不是有一个叫“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的命题吗？1957年的当时，是毛泽东一言九鼎的人治体制，阶级斗争理念支配的意识形态，从当政者巩固这样的政权来说，反右派天然是合理和必要的了。一经被疑为冒犯政权，或者不利于政权的言论，一律可以划为敌我矛盾，给予专政，立即让他们享受到“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待遇，同时立即适用于另一条定理：“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纵然有多么的冤枉，你也只好忍着，忍着。北大物理系当时还不到18岁的学生博绳武仅仅因为参加了“百花学社”，在成立大会上签了一个名字，这个“百花学社”不久被打成了“反动组织”，他就理所当然地被划上了右派。上海交大船电56级学生赵长根（党员），因为他在反右领导小组里不同意许某同学的被划右（许说了农村生活苦），支部决定拔掉这个反右运动的“绊脚石”，而首先把他划上了右派分子。赵僵头倔脑，据理申辩，加重处分送到安徽劳动教养去了。也是上海交大的金切54级的支部书记范文，被动员帮助党整风在支部会上提意见（浙江农村生活苦的状况）而划上右派，58年6月送上海农村劳动察看，他想不通有所非议，后来被送到公安局，据说又被公安局送到了上海精神病院，最终成了“被失踪者”……
    对反右派运动持否定态度的是幸存的受害者以及许许多多的有识之士，他们所持的理念依据是事实、正义、宪政、民主和法制。很显然，这跟当政者的自说自话、人治和专权而言，是有莫大差距的。 

3、分歧的实质是什么？

首先，反右派运动是毛泽东政权制造的。广大知识分子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提了许多意见（包括比较尖锐的意见），毛坐不住了，他本人和他的政权认定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加以“反击”，并实行专政，网罗入右人数达到55万多。
    尽管，毛认定“右派猖狂进攻”是十足的意淫，但是许多人士的意见，并不为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理念所容，这是客观事实，这才需要反击，才需要把可能会影响共产党统治的那些言论、思想消灭在萌芽状态，因此，可以这样说，从党的立场、从党的理念来看，反右派是非常必要的。至于谋略上的阴谋也好阳谋也好，逻辑上的多么不讲理，手段上的如何下三烂，都不是实质所在，它比之于无法无天的把国家主席和千万群众整得死去活来的文革，反右仅仅是毛政权的小试牛刀而已。
    另一方面，对于被整肃的右派来说，他们叫苦不迭，暗喊冤枉，何以为据，那就是他们的立场和他们的理念：民主、宪政的理念之下，他们是无罪的。
    简言之：对待反右派运动的两种截然对立的态度，分歧的实质在于立场和理念的差别。是党的立场、人治的体制、专制的理念，还是受害对象的立场、民主宪政的理念？即使到了反右过去五十多年的今天，这个分歧依然存在，实质没有改变。

4、“改正”是一个曾经的平衡点

1979年中共对右派分子的复查和改正措施，成了这个政权跟被它压迫的55万右派之间在当时的一个平衡点，那是中共在放弃了“阶级斗争”为纲，平反冤假错案，走向法治的一个进步，也是一个亮点。光从“解放生产力”的角度出发，直到1979年还活着的原右派分子们，后半生大都能对社会有所贡献并小有成绩，跟“改正”后的生存环境有关。对于整个泱泱大国，几十万人算不了什么，但是对于他们每一个人，他们是全部了，他们尽力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不少改正后的原右派分子纷纷入了党，这也算是一大奇观吧。
    由于79年改正的不彻底，加上受害者维权意识和法制宪政意识的提高，“改正”这个平衡点，今天已经失去了平衡。

5、 现今当局的有理和无理

现今当局死抱反右是必要的这样的结论，应该说是有有理的一面，读者诸君你不相信那是你的事，本人却很是理解。不妨回到1957年的情景，你今天要小民主，明天不能要大民主吗？允许你说三道四，我执政党形象就不要啦？于是就俩字：反击！这个理念今天依然适用，因为制度没有变。
    不要以为北大王书瑶他们那样的勇于诉求的右派很多，不是的。本文前面提到的赵长根先生，在安徽黄山劳改农场待了22年，改正回到上海给安排在一个技校当教师，曾经传说他已故世，实系误传，最近有机会跟他联系，我说“现在比较宽松，为了无愧于自己的经历，不想写点什么吗？”他的回答是：“上海很紧，……。来之不易，来之不易。”书瑶可以不把北大校长放在眼里，加以痛斥，长根却对居民委员会老太的咳嗽声也很在乎，这就是差别，这就是党花大钱维稳的成就。上世纪五十年代，胡适大师指中共大陆连不说话的自由也没有，过了半个多世纪，终于已经可以充分地享受到了“不说话的自由”了！
    同样地，交大的韩鹏麟先生，他是因为当上学生右派在上海郊区劳动又被诬为“叛国投敌”而入狱十余年，他对自己经历的“古拉格”，也采取沉默。近叔东君来信称：“他担心又受打击，为的是家庭和女儿。当然心中还是有想法的，他说待他差不多快死了才会发表。”我对当政者用制造恐惧的方法达到统治的目的，深感佩服不已。右派当中最值得敬仰的是林昭，为什么？你55万活着的右派，1979年党说给你划错了，今天要给你改正，这二十年你自己干什么去了？不知道是划错了？55万右派，狗熊！不过，对不起，那个开除刘少奇的几中全会上除了一个叫陈少敏以外的上千位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什么“熊”？他们真的不知道刘少奇不是叛徒内奸工贼吗？这要归之于恐惧的力量！
     一位学者说过，民怨积累的原因是政府不讲理。从这个角度讲，政府对于右派的态度是无理的、简单化和不作为的。难道不可以再讨论了吗？难道你政府一言九鼎如毛泽东了吗？你说免谈就必须住嘴吗？

6、 陆清福等《起诉书》的硬伤

陆清福等60位右派起诉国家领导人，要求补发工资、赔偿等项，这是法律之路，是文明之路。但是因为陆先生他们诸位太不谙国情，要求判令：“三被告向以1957年为主，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552877名受害者赔罪道歉，并用正式文告昭告全国：……”。下级判上级有罪无罪，这样的事不成了稀奇事了吗？所以，要求判“赔罪道歉”就不合国情，当然是多余。

7、出路何在----寻找新的平衡点

前右派分子们的索赔要求和政府的置之不理，这对矛盾不用讳言是客观存在，是不是走到死胡同了呢？应该不是的。
    政府要是能够再向民主法制的方向前进一步、能够从执政为民的高度切实地做事、领导人能够体察和体味受害人的冤情和苦难、政府能够去跟国际接轨，或者至少跟国内类似情况的文革中被错整被克扣工资的人员补发工资那样给右派首先补发被克扣的工资做起，这怎么会是很困难的呢？怎么会有站得住脚的说不的理由呢？
    寻找新的平衡点，只有看政府的作为啦！

觉醒之后，一往直前的许良英

傅国涌

他为共产革命奉献了青春，一九七四年开始改变信仰，八七年全面抛弃马克思主义。九十岁依然不知世故为何物。知识界六四后的大面积溃败，就是人们太世故，太功利了。许良英一直是一个直言皇帝无衣的小孩。

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头条刊出报导，题为《许良英的灵魂浸透了右派思想》，眉题是：「公然反对党对右派份子的反击」。八月三日，该报继续指控“许良英李德齐是党的叛徒”。那年，许良英三十七岁。

多年以后，许良英先生回望和反思反右运动时，几次提到一九五七年的自己仍是崇拜、迷信毛泽东，更没有对极权体制本身产生怀疑。他质疑的只是党怎么可以出尔反尔，既号召知识分子来提意见，人家提了意见，却突然变了脸，这样做，「不道德，连起码的民主也没有，太粗暴了。」在「鸣放」当中，他本人并无右派言论，只因反对反右运动而成为右派。

一九七四年才真正觉醒

他常说自己真正觉醒，对这个制度、对毛泽东产生根本性的怀疑，是在一九七四年开始的，他意识到自己和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并不真正懂得甚么是民主。从那时起他一步步踏上了追求民主的道路，背离了他年轻时所投身的这个革命阵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争自由、争民主的一个象征。但是，透过《人民日报》对他的批判，还是可以看到，即使在五七年春夏之交，他就具备了一定的民主思想萌芽：

 「许良英认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有许多好的东西，如自由、平等、博爱、个性解放等等，值得我们继承。并认为只有继承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才能『使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思想上能迅速赶过资本主义国家。』他说这是他学习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后的心得。并到处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他曾对科学出版社的一位同志说：『资产阶级旧民主好，苏联所以发生斯大林事件就是因为缺乏资产阶级民主。』」

「他四出奔走点火，曾经向科学院院部、几个研究所、中央团校等十多个单位的二十多人散布对中央、对人民日报反右派社论的不满言论；向他们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鼓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字报。他认为党中央、领袖和任何人都不配被信任，只能相信他自己的独立思考。科学院党委书记对他进行教育后，他仍然坚持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的立场和观点，说要坚决反对党中央这样做法（指反右派斗争）。

与许先生十五年通信不辍

我认识许良英先生很晚，直到一九九五年才接触到他的文章、著作，并开始与他通信，十五年来我们通信不辍，也有过多次的见面交谈。时间的流转不可抗拒，许先生今年九十岁了。时代的浪花翻卷不定，变幻莫测，而他就是一块经得起潮起潮落的礁石，始终平静地屹立着，不为物喜，不为己悲，持续地做他要做的事，不为外界环境的变化所动，视世俗的浮名功利如无物，坚持独立的思考，坚守他的价值选择。

他生于一九二○年，在他成长的时期，「五四」的浪花已经消退，在偏远的浙江临海，他从「九一八」之后开始关注民族的危亡，身历「一二九」以来一系列学生运动，成为浙大乃至杭州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直接参与领导了于子三运动（编按：于子三，时浙江大学左翼学生运动领袖。一九四七年十月被捕后，死于杭州保安司令部，当局指为自杀，引发学生抗议）。一九四九年以后，他觉得革命已经完成，要回到科学研究中去，不久就遭遇铺天盖地的反右运动。在被放逐回故乡种地的岁月里，他编译了《爱因斯坦文集》，因为选择革命，他曾疏远了物理学，令他的恩师王淦昌惋惜，爱因斯坦的研究也许稍可告慰他年轻时做一个物理学家的梦想。在经历「文革」的生死考验之后重回中国科学院，他已年近花甲，大好的时光都已消逝。正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他站到了时代浪潮的中心。

今天回过头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个激荡的八十年代，正是他与比他年轻的挚友方励之等人举起了科学、民主、自由的旗帜，带动了那个年代的启蒙思潮，并直接影响年轻一代的大学生，他们身上蕴含的学术和思想力量，毫无疑问是那个年代最珍贵的因子。方励之曾对一位美国的教授说，自己的民主思想源自许良英，令他意外。如果说，一九八九春天，他与许多自然科学家联名发表的公开信，成了八九民运重要序曲之一，那么「六四」的血腥杀戮就是他晚年最大的心伤。凭着他正直的个性、敢于直面现实的品格，在万马齐喑的九十年代，他一次次地为人权、民主大声疾呼。在淋漓的鲜血面前，敢于说真话的，举国上下寥寥无几，许先生就是其中骨头最硬、乃至看来有点“迂”的一个。他多次说自己就是安徒生童话中那个直言皇帝无衣的小孩，他的老师、心理学家陈立百岁高龄时还为他这个学生担心。

六四后首次媒体上呼吁民主

一九九二年他在《未来与发展》杂志发表的〈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一文，是「六四」之后第一次有人在媒体上公开地呼吁民主，为「和平演变」的合理性辩护。尽管文章发表时做了一些删节，但还是遮不住逼人的锋芒，被中宣部视为严重的政治事故。同一期发表的还有李锐、胡绩伟、于浩成等人的文章。一九九三年春节时，李锐先生还当面说他的这篇文章「闯了祸」。也就是这个时期，在经过无数血的教训之后，通过对自己革命生涯的痛苦反思，他逐渐领悟到中国的民主化是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首先要有一个思想启蒙阶段，民主化的道路应该是和平、非暴力的，要避免重复暴力革命的老路，从地下党阵营走出来的他反对年轻人重复地下斗争、秘密组织那一套。同时他认识到，中国实现民主需要有一批独立的知识分子，不依附任何权贵和势力集团，具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通过思想影响社会。

这些思路他在九十年代初就已形成，我与先生初识时，他也曾郑重地将这些观点告诉我，让我产生了深深的震撼。随着时光的推移，现实依然是那样的严峻，许先生的思考就愈益显示出它的可贵和沉重。一九九四年，他为改善中国人权状况发出的联名信，一九九五年他发起的宽容呼吁，一九九六年他为王丹的辩护......在幽暗的夜空中，这些声音代表了一个时代最有血性、最有担当的一面。

许先生迄今走过的九十年，见证了我们这个跌宕起伏的大时代，他的命运几乎已完全融入时代的命运中，抗战背景下的流亡大学，国共地下斗争，胜利的欢呼声，拍案而起的反右运动，颠倒山河的「文革」，曾经抱有希望的改革十年，八九风云，「六四」的血腥......我常常想，通过他这个个体生命，我们可以清晰而具体地看到时代风云的变幻不定，看到家国命运的坎坷曲折，看到热血如何被亵渎，青年如何被忽悠，他们的理想如何被利用。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像先生这样正直无畏的知识分子如何承担起本民族的命运，通过许先生和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命运，我们对历史、对社会、对人生、都可以有进一步的理解。

许先生对民主和中国命运的思考从来没有停下来，他与李慎之先生多年的通信，他与胡绩伟、刘绪贻等先生的通信，都可以证明他的坦率、真诚和认真，他们之间有共识，也有分歧，而他在任何时候都能坚持直言不讳，这样的品格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分子中所稀缺的。也因此，有人不喜欢许先生，因为他太直了，有时直得有点让人无法接受。九十岁的许先生仍然保持着纯朴的天性，没有被政治扭曲，也没有被变态的社会污染，他活得真实，活得坦然。他没有任何面具，没有任何装饰，他活在他自己的生命里，在他一切都出于自然。每一次到中关村看到许先生，总觉得他没有变化，总是那么平静，那么踏实，那么笃定，因为他的世界是确定的。他一再地在文章中说，要有一颗平常心，做一个平常人。这样的话他也无数次地对我说过。他自己做到了，从少年到白头，他几乎都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从没有高高在上的菁英心态。

他认为，民主社会的建成要靠民主观念的普及，而不是靠个别先知去建立的。每一次看到他，一个平凡的老人，满头白发，说话时有激情，有时还会有愤怒，说到开心时笑得很纯真。说到种种人事的评价，他都毫不隐晦自己的观点，九十岁的先生依然不知世故为何物。知识界在「六四」后的大面积溃败，说到底，就是人们太世故，太懂得利害了，太会算计、太功利了，究其原因，缺乏平常心是一个重要因素，一旦环境有了压力，就守不住良心的底线，纷纷转向，四处分流。

美国总统布殊引用许良英的话

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相比，许良英先生对年轻时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告别得早，而且彻底，在这个问题上他与刘宾雁先生有分歧，与其它许多可敬的老人也都有分歧。他为共产革命奉献了青春和热血，他的信仰在一九七四年起发生转折，一九八七年开始全面抛弃马克思主义，一九八八年，他在一次现代化理论讨论会上公开指出马克思最大的历史错误是主张专政，反对民主。会后李锐先生当面责备他批判马克思，在日记中还说他「偏激」。他没有想到的是，二十年后，李锐亲口告诉他：「现在我和你一样。」这些曾经的马克思主义者最终都离开了他们热忱信仰过的主义，这是一代知识分子走过的道路，也是中国二十世纪以来的道路，这条路满布伤痕和创口，至今未能愈合。

在对民主的认识上，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清晰，他可以用二十多年时间来研究民主的历史与理论，现在还在跋涉中。这一点曾令已故的李慎之先生十分感佩。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我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多处看到张贴发表在《世界经济导报》上的「民主要义」八条，后来才知出自先生的笔下。

二○○八年八月七日，美国总统布殊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前夕，在泰国曼谷发表演讲时说，「我们呼吁实现开放与正义，不是为了把我们的观念强加于人，而是为了使中国人民能够表达他们的意见。正如中国科学家许良英所说：向往自由、平等，是人类的普遍人性。」许先生很意外，布殊竟然引用他的话，当我问及这句话是他在哪里说的，他也记不得了，因为长期以来，同样的话说过多次。其实，这句话源自《纽约时报》二○○六年八月二十二日一篇题为〈北京的爱因斯坦传人——一个为真理奋斗的叛逆者〉的采访报导。布殊之所以会引用他的话，可能与他此前不久（二○○八年四月）获得美国物理学会颁发的「萨哈罗夫奖」有关，这个学会拥有四万四千位成员，来自工业界、大学和国家实验室，都是物理学家和相关专业人士。这是美国物理学界对这位中国同行在民主、人权方面努力的肯定。尽管在自己的祖国，许先生数十年来所作的一切，今天似乎都看不到结果，但是他总是乐观地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不可侮。

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初稿

 我看钱伟长的交信事件 　                           

朱长超

 在中国，人生真像是变戏法。同样的一个人，一会儿可能是阶下囚，一会儿可能是座上宾。钱伟长就经历了一场富有中国特色的人生变戏法。 钱伟长的前半生是悲剧，后半生则是喜剧。而且不是一般的喜剧，而是一幕大喜剧。年轻的时候，钱伟长在美国工作得好好的，据他说，美国给他的年薪8万美元，这点工资，据研究，比当年的美国总统还高5000美元；他又在著名航空科学家冯卡门手下当工程师。但是，他却还是想回国。回国也不错。想不到的是，因为主张教授治校、主张通才教育，这点想法与主管清华大学的校长蒋南翔的治校意见不合。意见不合也罢了，这是社会中常有的事。有时候，自己今天的意见与明天的意见还会不合呢？但是，与中国的领导意见不合，这可是一件严重的事情。钱伟长于是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而且当了22年右派分子。人生真是想不到，似乎特意从美国万里迢迢回国来，就是为了找一个右派分子的大帽子戴戴似的。他还是清华大学最后一个摘帽或纠错的右派分子。右派分子，按照反右运动领导人邓小平的说法，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钱伟长有幸被小平同志圈入这个圈子。他从冯卡门推崇的工程师到邓小平圈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从天堂跌入了地狱。历史与他开了个不小的玩笑。不仅他当了二十二年贱民，在流行株连之风的中国，还害得他儿子女儿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这22年发生的种种凄厉的故事，每一个知道中国历史的人，都是应该明白的。

有人说，社会就是大学，当右派也是大学。钱伟长在右派这座大学里，历炼得非常出色，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他认真地吸取了当年的教训，1986年底，将一封右派朋友们给他的信交给了当年领导全国反右运动、并坚持他领导的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必要的那个人。这一次交信，为党国立了大功，也在中国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一些右派党员倒了霉，被一个个开除出党，也害得总书记胡耀邦下了台。而给交信的钱伟长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给了他后半生无限的荣光。他终于从当年的右派分子，一跃而成为国家的领导人，有滋有味地当起了政协副主席。红楼梦上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看来，这真是有点儿道理。这一封信，改变了当年多少人的命运啊！

我写到这里，似乎先要停顿一下，说明一下。我知道，中国经这许多年的中宣部的调教，培育出了一大批没有头脑的愤青，他们人多势众，思想简单，出口粗野，情绪激烈。他们看到与报上流行语不一样的说法，马上会破口大骂。我的这篇文章也许扫了一些人的兴，有些人看了会很不高兴。我是准备挨骂的。我要说的是，我说的话，是真的；我说的道理，是真的。我相信，我说的事实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我说的道理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好了，言归正传。那么，交信事件是怎么一回事呢？

1987年，是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反右运动，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认真吸取反右运动的历史教训，深入研究这个运动产生的原因和结果，对于推动中国人民思想的解放，对于总结历史教训，开创未来，是有积极意义的。1986年底的样子，当年的一些曾经当过右派分子的著名的共产党员，许良英，方励之，刘宾雁三人，给全国三四十个比较有名望的右派分子写了封私人信件，信中说，他们建议召开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座谈会，征询对参加会议的意愿和意见。

钱伟长收到了这封信。他看了这封信，经过了种种考虑后，他将此信转辗交到了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手里。并且附了这样的话：“方励之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自称是中国的瓦文萨；我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指尚未恢复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官职）这封信对方励之是声色俱严，大加批判，称之为野心家；对自己则羞答答地欲语又止。意思是说，虽然我的问题没有解决，职务也没有恢复，但是，我是紧跟党的，是效忠小平的，您当年打我右派，也是必要的正确的。

邓小平看到了这封信，龙颜大怒。它虽然不是党的领导人，也不是国家领导人。但是，他的发怒也可以算是龙颜大怒。他是一个不是领导人的领导人。他无职无名，却有权废止、罢免党和国家领导人。因此，邓的大怒，完全够得上“龙颜大怒”的资格。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召见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及何东昌等人谈话，他把写信的许良英误为王若望，对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人恼怒地说：“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他下令，将王若望、刘宾雁、方励之开除出党。他还批评，这些自由化分子，都是胡耀邦对批自由化不积极的结果。邓小平还认为，学生上街，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他认为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态度不坚决、旗帜不鲜明。他声色俱厉地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要搞20年；要严酷对待学生运动。他说，“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对为首闹事触犯刑律的依法处理。不下这个决心是制止不了这场事件的。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后退了，以后麻烦会更多。”从那个时刻起，他已经有了不怕流血的概念。果然，过了两年，他将思想变成了行动。

在严厉批判自由化知识分子和胡耀邦总书记的同时，他大大地表扬了自己当年将他圈入右派群体的钱伟长。他说：“这次钱伟长表现很好，应予重用！”林彪曾说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邓小平虽然不是党的总书记，也不是国家主席，他的话，也够得上一句顶五千句。果不其然，不久，钱伟长就当上了全国政协副主席。也大小算是个国家领导人了。一封信的功能有多大啊！这是方励之们想不到的，也是钱伟长所想不到的。

在中国，告密也有深厚的历史传统，类似的告密事件是不少的。清朝末期，袁世凯在谭嗣同夜访时慷慨陈词，表示支持变法，支持光绪，答应拘留荣禄。但是，谭嗣同一走，他就向荣禄和西太后密告。结果是光绪皇帝被软禁瀛州到死，谭嗣同等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梁亡命天涯。一场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终于失败。   

在新中国，告密的事业更是兴旺发达，它还有美名，曰，向*靠拢，与*保持一致。在告密者来说，是减轻自己压力、改变自己命运的一条捷径。伟大的中国当年不仅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著称，也以告密者大国著称。如果将来中国的档案解密，我相信中国的告密者之多、告密之奇，将超过东德，将以世界第一告密大国的形象卓立于世。现在已经有一些告密的故事流传。举例来说，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有个叫舒蕪的作家，向领导上交了胡风等一些朋友之间的私人通信，最后，伟大领袖毛泽东给这些信件一一写了按语。舒蕪芜的告密经过专制制度的酿造发酵，创造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导致数千人挨整，数百人流放，数十人坐牢，一些人自杀。胡风坐了二十几年的牢。著名翻译家冯亦代也成功地向领导告了章伯钧的密。他装作是章伯钧的知音，有事没事地到章伯钧家蹭吃蹭喝聊天（在那个年代，吃饭是要粮票的，吃一顿饱饭、好饭是很不容易的，）他有时候会顺着章的话荐，有时候则主动挑起话题，让章发表感想，他则默默地记着，好向上头密报。他虽然没有进过告密学校培训，但水平很高，他竟赢得了章伯钧一家的好感。他每次从章家出来，肚子里和脑子里总是都有所收获。他会通过电话或写信向有关领导一五一十地告密。他得到的好处是并不太多：一、他早早地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但是，为了他前往章家充当告密者角色的方便，冯亦代右派摘帽的事秘而不宣。二、他有时可以得到一点告密劳务费，报销一些费用。三、还有其它一些好处，例如，有关领导请他在有名的饭店吃一顿饭，送他几张紧张的演出的票子，他因此而生一种自豪感，等等。

话说回来，盖棺论定，钱伟长作为一个科学家，在科学上是有贡献的；留学归来，为国效劳，其情怀是爱国的；作为一个教育家，主张通才教育（此理念并非他提出）、教授治校等，是有进步意义的。他被邓小平打成右派是悲剧，是极权制度的罪恶。然而他向邓小平密告朋友的信件，却是很萎琐的行为，人格上是很卑下的。

可悲的不仅是当年钱伟长告密的可卑可怜，而是后人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近来，辽沈晚报著文《高贵绅士钱伟长》，居然称颂备之。此文转辗流传，被南方周末所摘编。文中说，钱伟长不仅在于“学术上的伟岸”，而且在于“灵魂上的超越”。文章还说，“信仰是最好的营养，信仰使大学无坚不摧。那种大学熏陶出来的一批又一批学子，也才能够超越红尘。钱老无疑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将朋友的私人信件向当年把自己推入苦海的人告密，又导致了朋友们一个个地被批判，一个个被清除出党，又导致了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因为理解过或宽容过这几个右派朋友的一些理念，而被邓小平认为是反对自由化不力，策动一些顾问老人们将他罢免。这样一种行为，这样一种后果，怎么说得上灵魂的超越？怎么说得上是“高贵”？怎么说得上“超越红尘”？一个民族需要精神上的高贵者，这话并不错。但是，钱伟长向最高领导告密这样的行为，能够称得上是“精神上的高贵者”吗？他真的能算是一个“高贵的绅士”吗？如果告密者成了精神上的高贵者，那么，中国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中国的国民将成为一种什么样的国民呢？

我不知道，告密后的钱伟长是怎样想的？临死的时候，对于自己的告密又是怎样想的？他相信，他的灵魂是不安宁的。就如冯亦代一样。 

总说人家反党，其实总是党在反人

——答记者电话采访的综合摘要

沙叶新

托奥运之福，国务院发布了《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令人惊喜地放松了在华外国记者的采访自由。新规定是从今年1月1号开始生效，但是到奥运会后，也就是2008年10月17号便  “自动作废”了，这又让人丧气。因为这很滑稽，把新闻自由这么大的严肃问题，弄得好像是商店逢年过节的促销活动：在节日期间，打折优惠；节日过后，就概不认帐了。而且这个规定只对外国记者实行优惠，对国内记者概不二价。于是各国记者乘此极为难得21个月的松动之机，频频采访，好像蜜月之期的疯狂做爱，好像大减价中的拼命抢购。区区如我，至今为止，便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两次、《南华早报》电话采访两次、德国之声电话采访两次、自由亚洲电台电话采访两次、台湾中央电台电话一次、《亚洲周刊》电话采访一次、英国BBC到我家来电视采访一次，此外还婉拒了北欧和澳洲两家媒体的电话采访。有些采访早已刊之于纸媒或播之于电台，国内的读者和听众大多并不知晓。这些采访全都是突然袭击，我几乎毫无准备，可又要有问必答，我只得脱口而出，且无遮拦，职是之故，就难免有所讹错，需要更改。以前的采访内容已经不省记忆，最近的几次采访还记忆犹新。长假无事，整理出来，做些修正，以免传讹；并稍作增删，综合一起，摘要公布，以飨读者。 

问：沙先生，您好，我是台北中央广播电台的，比北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两个字，“人民”。

沙： 少了好。大陆“人民”太多了。人民政府、人民政协、人民军队、人民警察、人民银行、人民医院、人民旅社、人民饭店，连钞票也叫“人民”——“人民币”！台湾一些机构少有以“人民”为幌子，但很多路名多以“民”字打头，比如民众路、民智路，民国路。台北我去过三次，有民权路、民生路，民族路，独独没有民主路。以前台湾就是没有民主，这倒也诚实，没有就是没有。不像大陆，明明不是人民的，非要说是人民的。台湾的政党也多以“民”为招揽，如国民党、亲民党、新民党、民进党，无一不“民”，但这些政党是否真的为民，还很难说。中国的政党提出“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句句有“民”，极为动听，我相信也很诚恳，可惜这还只是为民作主，并非真正的民主。 

问：最近我在香港的《动向》杂志上看到你的文章《三个女人向我推荐，我向全国男人推荐》，评论的是德国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影片奖的《窃听风暴》，据说这部影片在大陆禁演了，是吗？

沙：什么叫禁演？公开放映了，突然下令了，不准放了，这叫禁演。或者影片发行部门想购买这部片子，但没批准，不让进口，这叫禁演。可这部影片从来没在大陆公开放映，发行部门也从没打算进口，所禁何来？目前这部影片在中国大陆只有盗版的DVD， 我看的就是我那篇文章中所提到的“三个女人”送我的盗版光碟。中国大陆虽然一直在打击盗版的音像制品，但据我所知，并没对《窃听风暴》专门打击，因此此片能够在大陆思想文化界广泛流传，几乎朋友见面第一句话就问：“看过《窃听风暴》了吗？”就好像问“吃过饭了吗？”可见流布之广，喜爱之甚。

问：这部片子台湾的知识界反响平平，在大陆为什么这样的风靡？

沙：一是因为这部影片在台湾公开放映的，在大陆是看盗版的。这和雪夜闭门读禁书一样，禁止吃的苹果总是甜的，越禁越要看。其实被禁的东西不一定十分完美，因为你禁止了，就反而立即变得十全十美，这种逆反心理势必造成禁品的广泛流行。这是禁止者始料不及的，极为头痛。二是影片中所反应的人权、法制、民主等问题在台湾已逐步解决，而在大陆这个问题依然具有现实的尖锐性，所以极易引起共鸣。如果此片在30年前的台湾放映，让柏杨和李敖等等曾经坐过国民党牢狱的那一代知识分子来看，反响一定和当今的大陆观众一样强烈。

问：影片中的主人公是东德国安全部“斯塔西”的秘密警察魏斯乐，他负责窃听剧作家德瑞曼，但后来不但没有逮捕和伤害他的这个窃听对象，反而帮助了他逃脱厄运。影片放映后，东德的前档案馆的负责人说像魏斯乐这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在东德没有一个。你怎么看？

沙：任何群体都不可能是铁板一块。哪怕“斯塔西”控制再严酷，我也相信一定会有魏斯乐这样的警察；不但前东德有，如今“后极权”也有，并且越来越多。因为“后极权”的“柏林墙”比当年前东德“柏林墙”越来越松垮、越来越动摇。觉悟的人也因此越来越多，暗中转向正义。同时，害怕日后遭到清算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些人不会不明白世上既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不受惩罚的罪恶。以色列对纳粹逃逸凶犯数十年如一日的追捕、柬埔寨现政府对红色高棉恶魔领袖们以反人类罪的控告，以及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些秘密警察头目的被问罪，无一不说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观念在中国民众中尤其根深蒂固。杭州岳坟前秦桧夫妻的石头跪像，是中国所有大奸大恶者永远也无法摆脱的噩梦，半夜都能被惊吓得一身冷汗。我常说，真正恐惧的不是善良、正直的人们，而是那些各式各样的作恶者。但我非常希望能够化解仇恨，不希望以暴易暴；前提是：在正义裁判之前，必需要放下屠刀；正义裁判之后，必需要真诚悔悟。我已得知一些在那方面工作的朋友看了《窃听风暴》之后，也很震惊，心有所动，反思自己工作的意义究竟何在。这是好事，我很高兴。我非常感谢《窃听风暴》的编导贺克•唐纳斯马克先生，他真了不起！

问：您对他评价很高？

沙：当然。尤其和中国的编导相比，他更加了不起。贺克•唐纳斯马克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家的良心，他才会选取这样一个严肃的发人深思的题材，才会以五年的时间孜孜不倦地编写剧本，投入拍摄。他考虑的是责任和意义，而不是得奖和获利。中国的编导们呢？像苍蝇似叮着奥斯卡奖，不惜工本，大肆炒作，而且又有权利部门的全力支持。但他们拿什么影片来争夺奥斯卡奖呢？拿的是“满城黄金”，拿的是“倾国丰乳”，拿的是“英雄”的“无聊之极”，拿的是“夜宴”的“满汉全席”！如此低劣的影片就能“甲天下”了？就能冲进奥斯卡了？做梦！我们的一部影片竟然花了四亿人民币，而贺克•唐纳斯马克呢？他是小制作，却花了五年时间！我们花的是民脂民膏的大把金钱，人家花的是呕心沥血的漫长时间！中国的艺术家怎么会堕落如此！奥斯卡最佳外国影片奖，没给这些中国影片，而给了《窃听风暴》，我想全世界的电影观众都应该给最佳外国语影片奖的评委颁发一个评委奖，感谢他们的独具慧眼，奖励他们的艺术正义！ 

问：我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您是什么时候感到你也像《窃听风暴》里的剧作家德瑞曼一样遭到窃听，把你当作了异议作家？

沙：随便把我当作什么，我都不介意。1985年，我刚入党，因为有胡耀邦对我专门批示，全国都发了新华社对我的报导，报道称我为“党的作家党的人”。20年后，我从“党的作家”变成了“异议作家”，与时俱进了。当初称我“党的作家”，我没感到什么特别光荣，反而觉得有点肉麻。如今称我“异议作家”，我也不感到什么特别耻辱，反而觉得有点快意。但对我的监控，我很不高兴，他们滥用权利，侵犯我个人自由。我知道监控范围很广，凡是被他们怀疑的人，都在监控中，这已是公开的秘密。监控范围越大，只能越说明他们的失控范围越大；他们树敌越多，越说明他们丧失人心。他们不想想，如今为什么要建立和谐社会？就是执政者知道数十年来树敌太多呀！每次政治运动都树敌，先是假想敌，后是真正敌，树了多少敌，杀了多少人，结了多少仇，蒙了多少冤，留了多少恨呀！一部中共党史，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不断树敌史。总说人家反党，其实总是党在反人。今后要和谐，不要再树敌了！我经常想的事情和做的事情，倒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他们。我总感到，我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民族，比他们更负责任。

问：除了监控你，还有什么手段？

沙：当然他们也希望和我对话，我说我的话你们都窃听了，还有什么话好对？上一世纪80年代初，他们的副局长曾经请我吃过饭，向我介绍过“隐蔽战线”的传统和纪律，曾说：“不搞暗杀，不利用女色，党内也不允许搞窃听”，我现在还在党内呀，为何窃听我？你窃听我，还和我对什么话？撤销窃听，我们才能平等对话。人，都得有尊严。

问：他们为什么没有像开除王若水、吴祖光等人一样，开除了你的党籍？

沙：一是那样做效果不好，反而使人同情被开除者。二是如今党已不那么神圣，开除党籍已不具有惩罚性。三是像我这样相对纯洁的人在党内为数不少，统统开除了，剩下都是贪官污吏呀，行吗？ 

问：我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能接受我采访吗？

沙：可以。

问：几年前我采访过你，你拒绝了，是不是那时不方便？

沙：几年前，没有今年的采访新规定，我是良民，要奉公守法。今年有了，而且外交部新闻司长刘建超说：“中国公民享有言论自由。中国政府不会阻止任何人依法享有言论自由。”为了印证他的话，我同意接受你的采访。

问：前不久我看到你在一封关于奥运会的公开信上签了名，你一向低调，从来不参加这样的政治活动，你这次签名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沙： 是为了更好的开好奥运会，这是我签名的最主要目的。我不认为我的签名是政治活动。公开信上明确的说明不要把奥运会政治化，我们要求在中国政府承办奥运会的过程中，也应该去政治化，让不同政治观点的人，包括异议人士，海外流亡人士，都能回国参加奥运会，做出各自应有的贡献；即使回国观摩，为运动员加油鼓掌，也是对奥运会的贡献。这是符合奥运会宗旨的。对运动员不允许政治歧视，对观众也不允许政治歧视。只要不是恐怖分子，都可以参加。

问：但是你们的签名在国外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沙：我是一介书生，我关心政治，但从不参与政治运动，从不从事政治活动。我关心政治所造成的政治影响，是正常的。如果这种政治影响是正面的、是积极的，那我很高兴。

问：你认为你是异议作家吗？

沙：我不在乎这个名称，异议只是说明一个作家的思想倾向。而且异议是相对的。右派作家可以说左派作家是异议作家，左派作家也可以说右派作家是异议作家。我个人喜欢异议。有异禀的人，才会有异议；有异议的人，往往有异禀。异有什么不好？异花奇卉，异宝奇珍，异彩纷呈，异趣盎然，异军突起，异想天开，这样的世界才能日新月异。尤其是对固步自封且又落后腐朽的政治说教更应该持有异议，更应该鼓吹“异端邪说”，这样才能解放思想，促使社会进步。但我本人不论怎么异议，我都不是政治作家。

问：那你怎么看待你那些引起巨大影响文章，如《“腐败”文化》、《“宣传”文化》，没一个小说家，剧作家写过你这些政治批判文章。

沙：那毕竟是文章，而不是政治活动，不是政治运动。我的这些政治文化系列文章，不是哪个政治党派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收买我写的，也不是哪个政治组织为了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指示我写的。这些文章是一个关心政治的作家的独立写作，是表达自己对政治文化方面的思考，仅此而已。这类文章，中国的鲁迅以杂文的方式写过，外国的左拉以政论的方式写过。但我和他们一样，都不是政治家。

问：你的这些文章确实影响很大，国外对你期望也很大。都希望你成为一个……

沙：千万不要对我希望什么，虽然你们是好意，那是会让你们失望的。我希望我自己是个自然的、本色的人。我只是一个有点正义、有点勇敢、有点善良、有点爱心、有点理性、有点幽默的人；但我也是一个有时软弱、有时动摇、有时浮躁、有时浅薄、有时俗气、有时丑陋的人；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不断忏悔、不断改过，不断追寻、不断前进的人。                                

 2007、10、5 上海善作剧楼

曲啸在美国遭遇滑铁卢纪实

润涛阎

曲啸是中国１９４９年以来的三大演说家之一（当时的排名顺序是︰曲啸，李燕杰，彭清一）。八十年代中后期成为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人物。有一部电影《牧马人》，故事里的主人公就是曲啸先生。但曲啸属于“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以至于早一点来美的留学生不知道曲啸何许人也。当时留学生能否按时回国，是政府担心的大事，便考虑曲啸先生来美国给大家做思想工作，提高大家的爱国热情。

曲啸由国务院刘中海先生陪同来到美国给留学生做巡回演讲。但出乎他本人所料，在美国第一站就发生了令他不得不中断演讲计划的场面。这个事件导致了曲啸教授立刻心理崩溃。曲啸教授回国后也没有休养过来，不久就大脑出了毛病。几年后半身不遂，躺在床上达十好几年，直到去世。国内几乎没有人知道曲啸到底为何突然间大脑出了毛病。而润涛阎本人亲自经历了这个事件，有必要交代一下，虽然有点迟。

一、  曲啸求我讲故事

“老阎吗，我今天求你一件事，而且很急。你今晚在家吗？”是我们学校“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会长在跟我通电话。当知道我没有出门的打算后，他接着说：“今天晚上你包饺子吃行不？”我听着有点纳闷，会长不会关心我吃啥吧，便问他是不是馋我做的水饺了。他说他当然想吃，但今天有客人来，是大使馆教育处刚给他打来的电话，说国务院派来到美国到各大学巡回演讲的二位因为吃不惯西餐，提出要求到同学家里吃饭。他问大使馆教育处的领导这二位想吃哪类中国饭，二位说当然水饺最好了，其它也行。只要是中国饭就可以了。另外，二位提出招待的人最好是性格开朗的、好客的，千万别是书呆子类型的，这样，大家可以边吃边聊。

这位会长想了想，还是润涛阎符合这几个条件，尤其是他做的水饺最棒。他就打电话跟我商量这个事。我说，不论是谁，更不管他的观点、党派，只要喜欢吃我做的饭，我就高兴。所以，热烈欢迎。但需要告诉我时间，尤其是吃不吃肉、虾米、白菜、韭菜等具体要求。会长说他再打电话过去问一下，如果没问题就不打电话给我了，我就可以按照我自己的设计而为了。时间是下午３点半到机场，估计４点多一点就可到我家一起包饺子了。

会长没再来电话，我就去采购一些包水饺的猪肉、虾米、韭菜、白菜等原料。４点刚过，面也和好了，馅也准备好了，会长便带领二位看上去非常精明的仪表堂堂的风度翩翩的穿著西装戴着领带蹬着皮鞋拿着文件包的领导模样的年龄属于中年晚期的国务院赴美演讲团团员到了我家。会长说他有急事不能作陪，便离开了。

我的任务是包饺子，就立刻忙着包了起来，还问了一下他们二位是否也愿意一起动手，边干活边聊天。至于他们姓甚名谁，什么职位，对我无关痛痒，也就没问及，只要饭后他们喜欢我的水饺就够了。

倒是二位觉得应该来个介绍，然后再包饺子。所以，其中一位就说︰“会长告诉了我们您的名字是润涛阎，在读博士研究生，因为您这名字比较不常见，我们就记住了。我们也介绍一下吧。我叫刘中海，在国务院工作。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曲啸教授，是心理学教授也是法学院教授，著名的演说家，还出版了犯罪心理学专著。这次国务院派我来，主要是陪同曲教授来美国给中国留学生们做巡回演讲，我只是陪同，做个伴而已。曲教授是中央宣传部调研员。你们出来的早，没听说过他的大名，但在国内，他和李燕杰齐名，是青年人的良师益友。”

刘中海先生滔滔不绝地介绍了曲啸教授的名气，但我还是满头露水，不明白一个法学院教授怎么会全国出名，刘中海介绍的比我现在能回忆出来的还多很多，印象中他说曲啸是中国政法学院（有没有这么个学院？我不大敢绝对保证一字不差）的副教授，这个副字在前，我敢保证我不会记错。因为我当时想︰一个副的，怎么那么出名？还到美国来做巡回演讲？我在国内，别说研究生了，就是上大学时就有两个一级教授非常喜欢我，那时的一级教授全国也不过百人，可他们也没有成为什么全国人民的良师益友。他一个副教授怎么这么厉害啊？当然，要是看气质，曲啸教授身材魁梧，模样酷似将军胜过学者，一米八几的个头，玉树临风，典型东北汉子形象。而刘中海先生的言谈举止跟周总理还真有那么一点像，是不是近朱者赤，我就不知道了。

曲啸终于听完了刘中海的介绍，然后他也介绍了刘中海，说刘中海同志可是周恩来总理的秘书，工作经验丰富。

刘中海立刻说︰“阎同学啊，我读书读不过你，但包饺子你就不行了。总理和邓大姐就喜欢我做的水饺。总理总是夸我是包饺子快手。”然后，我们就进入了紧张的包饺子程序。我借助这个机会，便想听听刘中海这位周总理的秘书讲讲周总理在日常生活中的小故事。而这些故事是在银幕上报纸上看不到的，就是属于名人轶事一类。透过这些跟凡人打交道的小事，才能窥测到伟人的另一面。刘中海还没开口，曲啸就不干了，跟我说︰“我们来到美国可是不容易的，国家外汇很少，拿出来让我俩到美国，我们就要尽最大可能了解美国才对。所以，还是你讲给我们你们在美国看到的听到的故事，这样我们才有收获。”

看到刘中海也认同般地点头，我说︰“您是法学院教授，那我就讲两个最近发生的案件吧。一个是我们这所大学的校长被法院判决败诉的案子，另一个是北卡州州长败诉给了一个混子的案子。”

曲啸立刻追问“：“两个案子的最后结局是怎样呢？”我告诉他：“局都是一样的，就是赔偿损失后辞职。”曲啸愣了一下，然后说很想知道细节。我就把我们大学校长因为开除了橄榄球教练而吃了官司的案子大概说了几句。本来都认为那次比赛一定能赢的，结果那个教练心理压力太大导致胡乱指挥瞎来，结果输得很惨。因为这个教练的合同期还差两年，所以他就拿着校长的开除信找律师告状了。法院当然判决校长败诉，因为合同上没有必须赢球的前提啊。结果，校方赔偿教练１００万美元。

曲啸毕竟是学法律的，也是心理学教授，他立刻发现这个案子不合逻辑，因为校长不会明知故犯啊。我告诉他：“您说得对，但校长有他的算盘。他的名声非常好，深受教职员工和学生的好评。大家都看了那场球赛，他认为把教练开除，是符合民意的，为大家出气。大不了法院判给那个教练一笔钱，他滚蛋了，那笔钱也就是小事一桩了，因为捐款的人不缺。可万没想到，法院判决赔偿１００万美元后，判决书上标明校方不能开除该教练！这下可就麻烦了，本来校友们决定捐款这笔钱的，可知道赔了钱后还是不能开除那个笨蛋，那不等于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了？校长也太无能了，比那个笨蛋教练还笨啊。忍两年，那个教练不就完了吗，这么干还是等两年。这样就没人捐款了，这１００万美元就找不到出处，校理事会开会决定换校长。”

曲啸教授立刻给出评论：“从这个事件可看出中美两国的文化心理差异。中国人比较讲究案子是否公平。可美国人更崇拜强者。校长败诉了，反而得不到大家的同情。典型的成者王侯。”从曲啸教授的评论中我发现他是个非常精明之人，喜欢总结规律的人。

曲啸说还想听下一个案子。我就把北卡州发生的大案讲了几句。就是有一条河，河边上本来有个牌子上书《禁止游泳》。可那个牌子被人拔走了，一个无赖无所事事没有工作，就到河里游泳，脚被扎破了，他不看医生，直到脚丫子烂了，才告到法庭。因为他每一步都有照片，照片上有日期，算是证据确凿，法院判决州政府败诉，没及时检查牌子，赔偿那个无赖１２０万美元。

曲啸一听愣了很久，他说：“那州长就不上诉？就查不出那个牌子就是那个无赖拔走的？”

我告诉他：“州长当然上诉了，但市中级法院维持县法院的判决。他上诉到高级法院，就是州法院，州法院也是维持原判。他就没辙了。另外，即使那个牌子是那个无赖拔走的，也不能免除州政府没有及时发现这一条。”

曲啸一言不发，苦苦思索。过了一段时间，他告诉我：“阎同学，你今天给我上了一堂司法独立的法律课。虽然法院判决太过分，但这个司法独立对政府的约束力太大了。”

刘中海先生听着有点不大乐意，觉得这不符合党的原则。他虽然没有立刻表达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但他几次欲言又止。他在猜测我们这些留学生在这样的大染缸里泡几年，回国一旦掌握权力，就有和平演变的必然。他在思索着这个道理。当我提议让他讲点周总理的故事时，他似乎脑子没有空间思考往事，继续眯着眼睛索，没有答复我的问话，可能他根本就没听进去我说什么。诚然，刘中海先生包饺子的速度还是可以的。水饺包完了，我在厨房煮，他们在外面客厅的沙发上悄悄谈论着什么。吃饭的时候，刘中海先生就问我一些有关留学生奖学金的数目和开销，访问学者们的生活情况。我便一一作答。

吃完了水饺，在刘中海先生去厕所的空间，曲啸教授悄悄跟我谈：“阎同学，我这次来其实压力很大的。我回去后必须给我的听众们一个交代。但我这么到处演讲，对美国也就是走马观花。你能不能帮我个忙？”我一听立刻明白了，便告诉他绝对没问题。他说：“那太好了，散会后你到我们的旅馆，我们俩谈谈。你把你自己看到的，听到的，美国哪些方面不如中国的例子告诉我一些。我来的时候有个想法，就是说美国的物质生活比较发达，但精神生活不如中国。但我没有例子啊。你给我讲点这方面的例子。你看行不？”

“绝对没问题。你要听多少美国不如中国的例子？”

“越多越好啊，要是很多，那就救了我的命了。”

“那这样好不，反正今天是周六，明天是周日，闲着也是闲着，咱俩就来个通宵。我保证给你讲一夜，而故事没有重复的。”

“真的？那太好了。我还担心找不到同学帮我这个忙呢。不是说不想帮，而是大家找不到例子。咱俩还真是有缘，什么是无话不谈的朋友，这就是了。”

“你一夜不睡身体顶得住？”

“哈哈，阎同学，论身体我可是不会败给你的。我啥毛病都没有，当真是健壮如牛啊。咱就来个通宵达旦，只要你给我讲我就听。不过，咱俩可是说好了，讲的内容必须是美国哪些地方不如中国。”

“一言为定！”

看看表还有时间，曲啸教授就让我先讲一点美国哪些地方不如中国。我就慢慢地谈了起来。比如，美国虽然没有世袭制度，但个别家族还是代代为官的，比如肯尼迪家族。而中国早就在毛泽东时代结束了世袭制，毛岸英即使活下来毛主席也不会把江山交给他的。我敢肯定，未来的江山决不会交给高干子弟的。这一点，你回国后可以大胆宣传美国腐朽的变相的世袭制。此时刘中海先生从厕所里出来了也参加了我们的讨论。

刘中海先生说：“周总理多次讲过，我们的政权永远是工农大众的。”曲啸教授立刻让我接着讲。我说，美国虽然科学发达，可还是有矿工到地下挖煤的，你看，去年就发生了矿难，有两人被埋在里边，政府出动了力所能及的力量，连夜打洞，挖出来的俩矿工还是死了。这在中国不会发生的！过去没有过矿难的报道，现在没有矿难，将来也不会有的。曲啸教授说这个很重要，可以告诉国内。刘中海先生说：“周总理一直要求安全第一，所以不会有矿难发生。资本主义国家就是追逐利润，怎么会管矿工死活？”曲啸教授很高兴说他回国后要讲这一点。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永远都不会有像美国这样不顾矿工死活的矿难。然后他让我继续讲。我告诉他俩最近报纸上登载了一个案子，是一个保姆遭到了雇主的性侵犯。这种事，在我党领导下根本不需要法院解决，党组织就彻底解决了。把保姆当成第二个老婆，就是变相多妻制，这在我党领导下是不可想象的，这种糜烂现象将来也不会发生。曲啸教授点头赞同，对我对未来的预测非常认同。

看看表，时间到了，我们就开车去听曲啸的演讲了。

二、曲啸心理崩溃的前前后后

我开车把二位拉到会议室，令曲啸教授心理崩溃的事件就开始了。

联谊会会长通知大家去听国内来的曲啸教授演讲，但几百人的留学生中只有二三十个人去听了。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曲啸在国内很红，但来到海外的人没几个知道他是何许人也。另一原因是大家都厌烦了几十年的政治说教，对爱国教育的说教不怎么感冒。但有两位“爱国华侨”教授参加了。这两位教授是从台湾到美国留学并留下来当教授的，由于他俩恨透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也就非常热爱共产党。这样，他们俩不参加台湾的联谊会，而专门参加大陆（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的学生学者联谊会。由于他们俩的热情，其中一人便成了联谊会的顾问，仿照当时邓小平给胡耀邦当顾问的格局办理的。也就是说，不论谁被选为会长，他都是深受大家尊重的长者和领导。他的名字就是大名鼎鼎的近代历史学家汪荣祖教授。

事就出在了汪荣祖教授的幡然醒悟。

虽然大家从刘中海先生的开场白里知道了曲啸教授的名字在国内已经响彻云霄，但一开始也觉得刘中海先生在讲大话空话，一个大学教授怎么可能成为全国人民妇孺皆知的人物？估计有点忽悠。

曲啸教授的演讲非常精彩，第一句话就说：“当年我也有跟你们一样出国留学的机会，虽然那时只能是去苏联。可是，我却被打成右派，还进了监狱。”听到这里，大家立刻聚精会神地倾听他的遭遇。曲啸先生绝对有演讲天赋，那声音时而抑，时而扬，时而顿，时而挫，时而高亢，时而柔和，时而激愤，时而婉约，时而高山流水，时而天地含悲。

比如当他讲到当时如果他有２００块钱，他就可以给他心爱的女人治病，他的女人就不会离他而去的时候，演讲进入了高潮。高潮一过，他又开始讲一些小事。突然间，又有了更令听者心理震颤的故事，就是因为在劳改农场里一位当地女孩给他送大饼，他后来就娶了那女孩当老婆，也就是他演讲时依然在任上的妻子。

他爸爸让苏军卡车压死了，非但没有给一分钱赔偿，反而把他定为反革命，因为他爸爸被苏军卡车压死了，猜测他心里必然恨苏联，反苏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坐牢２２年。

曲啸的演讲由于是亲身经历，又经过了无数次演讲锻炼早已熟记于心，几乎找不到哪怕一点点破绽和前后逻辑不符的地方，甚至连一句病句都很难找到。

对于经历过三年大饥荒、文革动乱的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他的故事虽然震颤，但毕竟他没有我们当年亲自看到的被活活打死的地富反坏右那么悲惨，我们听起来也就是赞叹他的演讲能力，对得起他那法学家兼心理学家的头衔。

坐在我旁边的汪荣祖教授受不了了，他几次想打断曲啸教授的演讲而提问题，可是当时不是在教室演讲，是一个小屋子，汪荣祖教授在曲啸教授的右边靠后，他没看到汪荣祖教授举手提问。汪教授也就不再提问了，也许他要问的问题曲啸教授在他后面的演讲里很快就逐一给出答案了。

当我们听到故事的最后，那就是他被胡耀邦同志平反一切冤假错案而得到昭雪了，我们以为他的演讲也就结束了，突然间，但听曲啸教授一个“但是”，才知道他的演讲还没完。他后面的演讲应该不算是演讲了，而是对年轻人的教育了。“党就是妈妈，妈妈打错了孩子，孩子是不会也不应该记仇的！”

听到他这句话，大家沉思着。也就明白了曲啸教授来美国巡回演讲的目的了。这也是他开始演讲时我本能地预料到他最后要说的话。我看了一眼刘中海先生，他此时的眼睛仔仔细细观看留学生们的表情。

本来会议到这里也就该结束了。可突然间，汪荣祖教授说他要发言。大家对汪教授要说什么早就知道了，反正每次大家开会他都发言，告诉大家国民党蒋介石是何等独裁何等残忍。对他的发言大家也没有啥反感，早已习惯了，再说了，只要大家有难处的时候，他会尽力帮忙的。

汪荣祖教授脸色通红，跟过去判若两人。他非常震惊的内心世界在他的发言中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说：“我过去只知道蒋介石国民党是如何独裁，如何玩政治，不诚实，专门欺骗台湾人说共产党毛主席是多么独裁，多么血腥，多么残酷地对待不同政见者。对国民党的宣传我从来都反着读，绝不相信国民党的骗子把戏，而真心相信大陆共产党的报纸，因为那些报道都是跟国民党的说法相反的。可是今天，曲啸教授的演讲，当真是血泪的控诉，句句血，声声泪！一个青年学者平白无故就坐牢２２年！而这些，我在台湾时也看到过类似的报道，但报道的事件没有这么邪乎，没有这么真切，没有这么令人愤怒。”

听到这里，我看了看刘中海先生，他已经坐不住了，他的脸色苍白，表情显示着后悔、吃惊、恐惧与遗憾。我忍不住去看曲啸教授，他的嘴唇在颤抖，他的腿也在颤抖，突如其来的打击如同晴天霹雳打得他晕头转向。他不知道是该坐下听，还是继续站着等待问问题的讲完后给出回答。

相比之下还是刘中海先生比较镇定自若，在汪荣祖教授停下来的一剎那，便立刻站立起来，想停止汪教授的评论。可汪教授摆手给他往下压的手势，意思是他还没有讲完。他继续着他幡然悔悟的评论：“什么党是亲娘，可如此长期地打自己的孩子，那还是亲娘吗？比后娘都残忍，还有什么资格要求被虐待的孩子忠诚于她？母亲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在任何文明国家都是非法的，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汪教授如此愤怒令我震惊。我震惊的不仅仅是他的愤怒，也不是他的表情，而是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怎么可能如此无知。想来想去是他的偏见造成的。当真是：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但这也表明，汪荣祖教授的内心是真诚的，他是个想说实话的历史学家，而非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政客。

联谊会会长一看唯一的办法就是停止汪荣祖教授的继续发言，就在汪教授间歇的一剎那，他立刻站起，说二位刚下飞机，匆匆忙忙从国内来到美国，十分疲劳，明天他们还要赶路呢。会议到此结束。

按照跟曲啸教授谈好了的计划，我还是去了他们的旅馆。把二位送到旅馆后，我有心想离开，可觉得还是需要跟曲啸教授谈谈，看他还需要不需要我给他讲他想听的故事，毕竟言而有信乃做人的基本道德，便跟随着他们进了屋。

刘中海先生把门插好，便看着我和曲啸。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曲啸的脸色还是苍白得像白纸，似乎眼球都不转了，在突如其来的打击下痛苦地挣扎着。

“阎同学，以你的看法，那位所谓的爱国华侨是真的痛恨国民党？而非潜伏到我们留学生内部拉拢同学，在关键时刻不惜暴露了身份？”刘中海先生警惕地探问汪荣祖先生的用意。我实话实说，告诉他汪教授绝对是可靠的历史学家，不是什么特务，他对大陆的不了解产生的误会被突如其来的真实报告给打醒了。

刘中海先生点头认同了我的看法，然后他说：“我认为曲啸先生的巡回演讲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个后果是没有预料到的，但可是在情理之中的。我刚才在车里想，即使在国内也未必没有人跟汪荣祖的观点一致，只是没人说出来而已。所以，曲啸教授的演讲如同一把双刃剑，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实难预料。你认为呢？”曲啸看着刘中海一句话也没说，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我看得出来曲啸教授内心的痛苦已经到了极点。这表明他的演讲生涯结束了。刘中海先生回去后一定会向上级如实汇报在美国发生了什么，因为终止曲啸的巡回演讲他需要跟大使馆教育处商量的。曲啸教授明白他的利用价值已经没有了。对这一点，曲啸教授刘中海先生和我三人当时的想法应该是一致的。

我知道曲啸教授此时再也没有必要让我给他讲一夜美国哪里不如中国的故事了，便想跟他们告辞，毕竟下一步他们该如何不是我应该参与的。别把自己太不当外人。“你们好好休息，我回去了。如果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立刻打电话给我。”我便把电话号码写在桌子上电话旁边的小本子上。刘中海先生问我：“你知道在美国可以更改机票吗？”我便问他更改机票是退票还是更改日期，他说可能要终止巡回演讲，就得把定好去各地的机票退掉。我不知道详情，便提议这个事最好跟大使馆有关人员联系。我便告诉他如何从旅馆里往外打长途，然后我就离开了。跟曲啸教授握手道别时，他还在苦苦思索。

我回家的路上开始担心起曲啸教授来了。按理说他是经历过监牢炼狱的磨练的，应该经得起任何打击的，但文革开始时我们县的县长焦旭臣的例子在我眼前晃动。焦县长可是经历过战争的人，是在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军人，可文革一挨斗就自杀了。

人，包括焦旭臣甚至很多将军，为何在战争中屡屡受伤竟然挺了过来，而经不起文革挨斗而自杀呢？其实，懂得“温水煮青蛙”的道理就不难理解了。在战争年代或监狱里，他们是一步步走的，慢慢就有了面对死亡的思想准备了。人，不论是谁，包括死人堆里出来的和炼狱里出来的，都无法战胜没有思想准备的突如其来的打击。

我当时担心曲啸教授的心理崩溃会导致精神崩溃而使身体垮掉是有道理的，他那极端心理崩溃的眼神在苍白的脸上折射着死人般的昏暗，令你感到寒冷和哀凉。那已经不是失望，那是绝望。想必他在来美前已经计划好了回去后大展宏图，继续红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然后便是中央委员？由“中央宣传部调研员”升为宣传部部长？这个，可是润涛阎的话，曲啸教授可没这么说。但他在汪荣祖教授没发言前的兴高采烈和对我给他介绍“美国哪里不如中国”故事的期待，可以看出他对此次赴美巡回演讲是何等志在必得。

曲啸回国后基本上不再参加活动了，不久就大脑里得了病，１９９１年到南通演讲，病倒在演讲台，从此半身不遂，也失去了说话能力。一直靠他“一张大饼换来的婚姻”事里的妻子（他讲这段故事的时候说，他跟她毫无感情基础更无共同语言）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十几年如一日，直到他去世。俺估计那卧床不起的十多年里，他又感受到了他们之间是有感情基础的，是有共同语言的。从他妻子的角度来讲，曲啸教授突然心理崩溃而导致大脑得了病而卧床不起，对她的婚姻来说也许是好事一桩呢。

三、后记

希望大家转贴这篇短文，故事里的主人公只有曲啸教授不在世了，而刘中海先生和汪荣祖教授都在世。希望他们能看到此文，尤其是刘中海先生，我离开旅馆后曲啸教授是如何度过那段时光的？彻夜未眠？你们二人是立刻回国了，还是在美国旅游了一段时间散散心？曲啸教授在美国是否已经由心理崩溃转成精神崩溃了，还是回国后经历了被冷落的打击才大脑出了毛病？希望刘中海先生能补充一下后面的故事，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曲啸教授那么健康突然就大脑出了毛病，最后导致半身不遂。毕竟曲啸教授成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三个代表，而他早期的经历已经由电影《牧马人》详细介绍了，后边的故事我只能写这么多，剩下的由刘中海先生补充，便是对当年“全国青年人的良师益友”、“共和国三大演说家之一”曲啸教授的崇拜者们的一个交代，也解答了他们对“曲啸热”突然冷却下来了的历史疑问。

曲啸教授的故事毕竟拍了电影，平心而论他的经历和演讲能力比李燕杰毫不逊色，但李燕杰就比他幸运多了。下面看看国内网站的名人介绍，李燕杰走遍世界都没有遭遇到一次曲啸经历过的尴尬局面。文章对曲啸也曾到过美国做演讲的历史只字未提，表明国内很少有人知道他曾来到美国。难道曲啸教授就是悲剧的命运？他干嘛要踫上爱国华侨汪荣祖教授？

我跟曲啸教授只有几个小时的接触，但无论如何也认为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历经磨难的人，一个不抱怨只感恩的人，一个性格柔软到没有骨头的人，一个可以利用的人，一个可以交谈的人，一个可以交往的人，一个吃了我的水饺后说润涛阎做的水饺好吃的人。同样，汪荣祖教授也是一个诚实的人，一个爱憎分明的人。但作为著作等身的历史学家竟然如此天真，确实有点不可思议。

50万右派是“第二种忠诚”的集体滥觞

——右派和王实味、刘宾雁、王若望

黄河清

王实味，一位才华横溢、崇尚真理正义的翻译家、作家，60年前，被毛泽东砍掉了脑袋。

右派，50万真正信仰马列主义、真诚热爱共产党毛泽东的出类拔萃的知识人，50年前，被毛泽东整蛊的匍匐在地、认错认罪，断了脊梁。

刘宾雁，有中国良心之誉的一位大写的人，一位至死以“第二种忠诚”效忠人民、效忠党国、追求真正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王若望，一位曾是无比忠诚的共产党的文化战士，最终彻底反叛了原先追求、献身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流亡海外，新世纪客死异邦。

王实味、右派、刘宾雁、王若望，都是以言获罪！以言治罪延续了60年，至今亦然。为什么？根本原因是制度问题和文化问题，文化问题包括人性或者说民族性的问题。制度与文化，两者相倚相立、相辅相成、相激相励，成就了千古功罪。这是世界历史、人类文明史的通例。中国大陆60年来以言治罪的种种，惨酷惨厉，整得知识人失魂落魄，全体匍匐，与通例略有不同，其中，文化的因素、人性的因素、民族性的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是“岂独制度无人性，应究文化是元凶！”

王实味65年前在延安写“野百合花”杂文，批评讽刺延安的一些阴暗面，如“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还在小砭沟墙报上写 “党内的邪气必须消灭”。“我们还需要首先检查自己的骨头……，我们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 王实味不是反党攻击党，也不是有私心为自己。当时王实味的津贴是最高级别，只比毛泽东少半块，比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还多半块；这是因为他干的活多且高级——四年间翻译马列原著200万字，比陈伯达还牛。由此可以肯定他提意见是出于真心希望共产党更好一些。

右派在1957年响应中共鸣放整风的号召，向共产党提意见，其言论五花八门，其实质与王实味一脉相承，都是为了帮党。没成想，全都被诬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这次不是一个王实味，而是50万个王实味。一个王实味，1942年被投入监狱，折磨了五年后，1947年嫌其在逃跑转移的路上累赘，哄到荒郊偏僻处，砍了他的脑袋。50万个王实味则被开除、劳教、劳改，受了21年的非人折磨，成批地死亡后，于1978年所谓纠正了、平反了、回城了。一个王实味的平反则迟至五十三年后的1990年。

自1978年中共大规模为右派平反以来，不时有言论文章涉及反右运动，多是回忆纪念性的，发展到今年50周年，有右派集体上书，吁请中共认错、道歉、赔偿、给他们和全民言论自由。近30年来，关于反右运动的议论、研究在海内外算是风起水生，陆续出版了不少回忆与研究的著作。这些著作，由史料的发掘，逐渐深入到对“阳谋”的揭示、愤慨、斥责、研究，鞭辟入里，精彩纷呈。

现在来看1957年的反右运动，虽然史料的挖掘未臻完备齐全，但大致的轮廓，基本的史实已可肯定了。史料固然需要继续搜集发掘，研究则已更形重要和迫在眉睫。因为1957年至今已50年整了，50万右派风霜刀剑50年摧残凋零，所剩无几了，17岁的右派也都年近古稀了。趁着尚有健在的右派，这种研究可以方便得多，也可能深刻一些。

反右10周年，正值1967文革，右派不可能有声音；反右20周年1977，十年浩劫刚刚结束，国家百废待兴，右派也无声音；反右30周年1987，刘宾雁带头组织筹办研究会，被扼杀于摇篮，胎死腹中；反右40周年1997，右派冤主邓小平去世，国家一片肃杀，右派没有声音；反右50周年2007，右派在钳口噤声了50年后终于发出了悲鸣。

2007年，任众、铁流、燕遯符、许良英、李昌玉、杜光、蒋文扬、叶孝刚、周国兴、安茂根等北京、上海、浙江、重庆、山东、成都、新疆各省市近千名右派老人以真名集体上书中共中央。这些一直以“第二种忠诚”誓死效忠中共的知识人，这些一直逆来顺受承担了开除、劳改、妻离子散、以至家破人亡折磨的知识人，这些一直牺牲了事业、牺牲了学术、牺牲了做人最起码尊严的知识人，这些一直战战兢兢、忍辱偷生苟活于世的知识人，终于从匍匐中爬了起来，站直了腰，挺起了胸，昂起了头，发出了天籁之声：认错改错赔礼道歉、开放言禁、赔偿经济损失、总结历史教训。

右派集体上书说：“我们都是在50年前的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受害者。”历来右派要求平反时总说自己是被“错划”的，就是说，原来我与你们是一样的左派，是被你冤枉了、弄错了。这种观念上、思想上、理论上的错位不仅是50年，可以追溯到1917年的十月革命。这次上书的右派革了“错划”右派的命，把“错”字去掉，堂堂正正以右派自居。因为无论从什么角度，都不是什么错划，都是货真价实的右派分子，即使是因百分比而充数的最冤枉者，也绝大多数在思想观念上右倾。所以不必讳言右派，无须喋喋冤枉。也就是说，国家、社会需要右派，历史、进步需要右派，同需要左派一样。这个观念才是正确的、科学的、革命的。这句话，将是右派新历史的开端！

还应该更深入进去！

“阳谋”之揭之论之斥，留了几个右派不平反，而说反右运动是正确的悖逆情理、之可笑可怜可悲，都应该也已经大议特议、议深议透了。停留于此，以为真相已大白于天下，以为真理天理在握，然后理直气壮地向中共责问呼吁要求，也已被证实毫无用处：中共尽管理屈词穷，依然不理不睬。这也说明了：打你右派时不讲理，现在还是不讲理。为了政权，为了利益，就是不讲理！或者用共产党的行话来说，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为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就是与你们这些地富反坏右不讲理。所以，右派、世人应该彻悟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就是不讲理的政党，面对的是一个就是不讲理的制度！不讲理的政党创立了不讲理的制度，不讲理的制度维护、支撑着不讲理的政党。

几乎所有的右派，都有这么一条罪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所有的右派，都不承认这条罪名，都声嘶力竭地辩解自己是拥护、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的。这真是历史的悲哀。如果说，把你打成右派时，你还因种种缘由，未能看清这个制度的错误罪恶，那么，当经过了50年的折磨，九死一生后，这个制度还是不认错、道歉、赔偿、改正，你是应该认识到这个制度不讲理的本质了。

生活在这个制度下，有无可奈何的一面；认识这个制度，是没有无可奈何的！现在是应该彻底认识这个制度的时候了。

右派的所有冤屈、痛苦、惨酷、死亡，都来自这个制度；六十年来的一切罪恶，都来自这个制度。不改变这个制度，不颠覆这个制度，冤屈、痛苦、惨酷、死亡与罪恶就会也已经在变本加厉地继续。

为什么这个制度如此顽固顽强几乎坚不可摧，除了执政党的阴鸷凶残和高明的统治术外，其实，右派们自己也是帮凶和帮忙！50万右派，几乎无一例外地认罪，匍匐在地，山呼万岁，臣罪当诛，吾皇圣明。这种忠诚，这种愚蠢，有历史的局限，有人性的丑陋，也有民族性的软弱。正是这种忠诚，导致了怀疑自己、诋毁自己、糟蹋自己、否定自己，导致了逆来顺受，导致了更加无法无天，帮助、维护和巩固了这个噬人的制度。

右派，无论高层的章伯钧、罗隆基们，中层的李慎之、刘宾雁们，还是底层的林昭、周居正们都在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的右派时力辩自己是忠党、热爱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当然这有生活在这个制度下的无奈，但是认识上呢、内心深处呢、事后呢、现在呢？可以说，几乎全是如此——仍然不断地表白自己如何忠党、如何热爱拥护社会主义制度！

章伯钧们从没对这个党不忠、从没对这个制度予以否定，无论是公开的、私下的、事前的、事后的、日记里的、遗属披露的，统统是强调自己是如何好心好意帮着这个党。李慎之们是中共党员，即便被扫地出门，仍死乞白赖守在山门外，冀恩师某日发现他的忠诚，一念倒转，收回成命，得以重新厕列门墙；其中以刘宾雁在22年后，总结归纳提出的“第二种忠诚”为最明确、最准确、也最实在地表明了这一点。可以说，右派是“第二种忠诚”的集体滥觞！此后，中国大陆的知识人，尤其是知识人中的善于独立思想者，就背负着自欺、自慰、自得的十字架在“第二种忠诚”的雷池里沉迷、浮游、痛苦、惬意、挣扎、迷惘而未能越出雷池半步，至今犹是。

50万右派，在最不可思议的冤枉下、最惨无人道的苦难中以50万颗红心向冤主表明了、践履了 “第二种忠诚”。右派周居正，是与江竹筠江姐、罗广斌一起关押在重庆白公馆渣滓洞的共产党员，江姐绣红旗的原型故事主人翁是周居正；1949年国民党集体屠杀关押在白公馆的中共人士时，周居正虎口余生逃出前还救了一个四岁孩子；1957年周居正成为右派后，1958年在沙坪劳改场被以组织“中国马列主义者同盟”判处死刑。周居正被共产党枪毙前留给妻子曾昭英的遗言是：“相信党……永远跟共产党走！”这种能麻醉、麻木人至死不悟、死也不悟，还要遗嘱后人继续的“第二种忠诚”现象，是最令人痛心，令天地悲泣的。一念及此，不由人颤栗无已。周居正的遗孀曾昭英尚在人世，他们的两个儿子因为承受不了巨大的压力而自尽，年逾古稀的曾昭英从重庆市小龙坎小学退休，在四川穷山沟里苟延残喘，孑然一人，形影相吊，至今犹牢记夫君的谆谆遗嘱“相信党……永远跟共产党走！”，在为着夫君的冤屈寸步不拉地跟着党的最基层的皂隶，喃喃不休地发着要求平反垂怜的永远的哀鸣。

周居正是最忠良、最惨烈、最典型，无庸讳言，也是最愚蠢的“第二种忠诚”者。王实味是更早的周居正。他们死了都还在梦中。这种悲剧一直在延续，比他早一些的代表是险死还生的胡风，比他晚一些的是林昭、遇罗克，毙命于暗室中的同类可以肯定不知凡几。体制内的精英翦伯赞、邓拓、老舍、吴晗、赵树理……可以列出几百人的名单，在自杀前都留下了“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遗言手迹，以致后人要将此一现象作为自杀文化来研究。他们终身所践履的“第二种忠诚”、他们忠魂所喊的“万岁”“毛主席”、他们忠心所向往所寻求的真正的马列主义正是导致他们死亡的根本。至死不悟，死也不悟，至今犹是，真是人类的最深刻的悲剧。

似乎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王若望。王若望流亡海外后，绝口不提无论第几种忠诚，在行为上也是一以贯之的严厉抨击中共、否定马列主义。无论是什么样的马列主义，苏式的毛式的铁托式的，还是原教旨式的，抑或是冠以动听词汇人道主义式的，在王若望眼里，统统无须再提，全部予以否定。可以说，王若望是流亡海外彻底反叛的异议者，无论是他们这一代，还是后一代，延伸下去的天安门新一代，王若望都是反叛中的彻底者。据王若望遗孀羊子回忆：“九十年代后期，许家屯在一书里阐述民主渐进以后，很多精英们改弦易辙了。王若望始终认为这个党不可能改良的了，可是自己营垒里的人都转向了，对外，他只好闭嘴，只能对我感叹：‘唉，中国未来民主哪，至少还得五十到一百年方有起色。’”

王若望不仅与王实味是同时代的人，且是同在延安同办墙报同写批评文章同受整肃者，略有区别的是：王实味在小砭沟办墙报，王若望在大砭沟办墙报；王实味被关，王若望被贬；王实味五年后被杀，王若望成为山东的王实味后因罗荣桓喊停“刀下留人”侥幸续命。历史真是有趣。王实味死的冤枉、死在梦中；王若望死的清醒、死在流亡。二王都曾是革命最忠诚的儿子，王实味延颈挨宰成了祭坛上的牺牲，被革命吃掉了；王若望，则挣扎出来做了死不还乡的野鬼。二王的结局虽然都十分悲哀，但思想轨迹的演化，则是一种进步。历史总在前进！尽管无比艰难，还是在前进。相对于50万右派的未彻悟，这种进步是十分宝贵的罕见的。二王相遇于地下，会说些什么呢？我想，他们除了寒暄互慰，最一致想到的、提到的一定会是曾与他们“五同”——同时代、同在延安、同办墙报、同写批评文章、同受整肃而至今健在、活在阳世、硕果仅存的同志——李锐！他们一定会关心李锐醒了吗，彻底醒了吗？历史就是如此地不作弄人！王实味、王若望、李锐，是三个座标，标志着、见证着三个无比忠诚的共产党人初始完全相同最后迥然相异的人生轨迹。李锐至今仍是一位忠诚正直的共产党人，可以说，他是“第二种忠诚”那一代尚在人世寥寥可数的代表中的典型。李锐对自己终生献身的事业的批评、抨击不可谓不尖锐、不可谓不猛烈、不可谓不留情面，较之王实味、流亡前的王若望，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他仍能生活在一个物质丰足、自由略缺的环境里，没有像他的同伴王实味那样被砍头，没有像王若望那样被驱逐。这当然也是一种变化，也是历史的一点进步；但是，相对于王实味的掉脑袋，相对于王若望的苦难，相对于50万右派的惨痛，相对于60年来中华民族所遭受的劫难，这种进步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制度不改变，就不可能有根本的变化。没有新思想，不可能有新制度。李锐与右派们的“第二种忠诚”，至多只能使劫后余生的右派苟延残喘、使李锐们体面地活到死，永远也不可能给国家给民族带来新的未来。

王若望是右派，所以，王若望也是50万右派中的最终醒悟者、彻底反叛者。在这一点上，同是右派，同是流亡者，主张并鼓吹、实践“第二种忠诚”的刘宾雁们不仅相形见绌，且是未醒悟者。所有从旧营垒过来的人，天生地与旧营垒连着一根脐带，孕育于那个子宫，胎生于那个产门，脐带割断了，血脉相连着。母体的震怒、躁动、呓语、叹息、低落、辉煌、召唤……都会对你产生影响。真正能削肉还母、剔骨归父而炼狱重生是极其艰难极其罕见的。可惜的是，王若望的彻底反叛，还只是停留在践履上，尚未升华为系统的思想理论留世。这是历史的局限，也是王若望的局限；是历史的遗憾，也是王若望的遗憾。限于篇幅，本文不作详论。

有铁流者，著文“中国死于一九五七” 、“中国右派从未起义”，乃见道者之言。

“中国右派‘从无英雄行为’，更无‘起义胆量可言’，和我一样全是痛哭流涕，不断认罪认错，不断相互揭发，不断争取立功牍罪，求得毛泽东网开一面的狗熊，何曾有英雄？谁又是英雄？顶到天是‘不认罪’和‘不承认自已是右派’而己，比如北京的章乃器，上海的彭文应，人民日报的刘衡，成都的晓枫（笔者）。就林昭而言，先初也是检讨低头，争取回到‘组织怀抱’，但‘组织’不让她回去（也不让凡是定性为右派，纵然千百次低头认罪，甚至揭发了他人的老右顶多监督劳动而已，因为中共已明白昭示天下：右派就是反动派。（见１９５７年１０月《人民日报》社论），还不给再生之路，断绝一切工作的希望、生活的出路、爱情的向往，才愤而走上反抗之路直至被杀，但不能视为‘起义’，如果硬要说是‘起义’，那已是‘鸣放’以后的事情与五七年无关。再以1962年发生在我身边的‘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为证，其实并无真实的反革命组织，也仍然是‘解教无望，回归无门，劳累饥饿’所致的一些不满的过激言论，也非‘起义’，当局却视为‘反革命惊天大案’，整个‘４１５’劳教支队戒严，队队抓人，组组搜捕，个个坦白，人人过关，并辅以非人道的刑讯逼供、饥饿、诱惑等折磨手段，至使被捕者在生与死面前出卖朋友，落井下石，伤上撒盐，苟活求生，使这场子虚乌有的冤案被杀两人，判死缓三人、无期四人、有期徒刑近三十余人，至今也未‘平反’。据我所知，其中绝无一个真正要推翻中共政权取而代之。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但就找不出‘起义英雄’。就是笔者曾写过的《最早揭露毛泽东伪马列面目的女英雄冯元春》也不是‘右派的英雄起义’。也仍然是年轻人对现实不满的情绪冲动，言论过激而已。至于以后一些地区的劳改单位，发生过个别右派的反抗，已经和1957年‘反右斗争’没有了直接关系，是重轭不堪负荷求生的本能反抗，用老毛的话说叫‘矛盾性质起了变化’。”

铁流的“中国右派从未起义”之见，深入一步用另一句话来概括提炼，就是：右派没有自己的思想理论。没有思想上的独立，何能有身家的自由。这才是致命之处！所以右派总是依附于共产党，也就是毛泽东鄙视嘲弄到骨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清人汪中将知识人作为“毛”的无奈和可怜描述揭示的淋漓尽致：“一从操翰，数更府主。俯仰异趣，哀乐由人，如黄祖之腹中，在本初之弦上。”操翰，就是幕僚幕友。黄祖、袁绍袁本初是三国人物。现代政界的“操翰”，时髦称智囊、幕僚、智囊团、幕僚班。胡耀邦下台，他的“操翰”就得“更府主”；赵紫阳软禁，幕僚们连更换门庭的可能也没有了。物质上的依附，衣食住行，工资、户口、粮食、住房的被控制，从生活上断绝了知识人的任何异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统驭一切则从思想上划一，把全中国人民变成了顺民奴隶愚氓。所有民主党派的党纲盟纲上开篇都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不仅是政治上的真诚投降，也是思想上道德上的彻底堕落——公然宣告愿意接受强奸。有章诒和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从那一刻起，民主党派就已经死了。

国家和政党不是一回事，是两码事，这个普世认可的常识被共产党混淆了，有意无意地搅成一锅粥了。这同国民党是一脉相承的。1949年前，民国时期，国民党用的最频繁的专有名词是“党国”，“党”就是“国”，“国”就是“党”。共产党不是不喜欢用这个词，而是不喜欢国民党，爱屋及乌，恨屋也及乌，怕用这个词引起对国民党的怀念。它比国民党高明，用爱党、党就是祖国、祖国是母亲、党妈妈来代替“党国”，也更成功。“天大地大不如共产党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这一响彻神州大地至今犹在回荡的歌声就是明证。

时人朱厚泽关于反右是共产党的自阉，确是入木三分的针砭，也仍然是站在党国立场上爱党忠党的忠言。无论如何，总还是在笼子里头跳跃蹦跶。历史的局限，脐带的牵连，力量无比强大。

必须有新的思想，才能跃出“第二种忠诚”的深渊，才能迈出“从未起义”不敢起义的雷池，才能掀翻一党专政的樊篱。右派，你就是反党，你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以前不是，现在要是；如果行为上不能是，认识上要是，思想上要是。这才是真正的救国救民救党！没有这个起点，永远也不可能有新的未来。50年后，如果还不明白明确这一点，那么50年的苦难、半世纪的光阴可真是白白流逝了。

50年的光阴亦长亦短。可怜的当代中国知识人，承载着几千年中华文化的精华，却一直匍匐在皇帝文化、党文化的脚下；从50万右派的“吾皇圣明，臣罪当诛”的山呼，到“第二种忠诚”的鸦片麻醉，到全面的帮闲帮忙、卖身投靠的彻底堕落，遥遥无有醒期。这样的知识人，怎么可能产生新的思想？这才是最可哀叹的！

“中国的良心”刘宾雁在生前最后一次演讲里感叹中华民族遭受的劫难和当世的全面堕落，十分愤激地说：“该！” 最可悲的是这愤激之言准确无比。

知识人，一贯是代言人，也总是以此自居。一贯比农、工、商人有着了无数方便和好处的知识人，面对着近60年的无法无天、人间地狱，我们鸦雀无声，我们充耳不闻，我们处之泰然，我们大言炎炎，我们清谈侃侃，我们轻搔细挠，我们拿捏分寸，我们莺歌燕舞，我们醉生梦死，我们与时俱进，我们歌舞升平，我们上体圣意，我们下责妄动，我们成精成怪，我们输赢通吃，我们悠哉帮闲，我们精心帮忙，我们暗输款曲，我们明码卖身，我们投靠帮凶，我们歌功颂德，我们无耻无尤，我们粉墨男旦……

有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作“男旦”诗曰：“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太息风流衰歇后，传薪翻是读书人。”以“伎男”警讽当世读书人；有美籍华人余英时先生作《方以智晚节考》，以气节警策当世读书人。海内外的中国读书人，需要先贤的警讽，需要没有利害关系站在第三者立场上透析精微的外籍时贤的警策。笔者将读先贤陈寅恪、时贤余英时警世之作的感悟记下，与当世读书人共勉，也是奉献给50万右派和王实味、刘宾雁、王若望以及所有逝去的知识人的一束带刺的玫瑰。中国当下全体沉沦的知识人，当今最需要的是刺、是针、是砭、是灸、是醒、是悟、是支撑脊梁的骨头、是不依附于任何皮的独立自由……从先贤从中华文化精华中学会、恢复站立之姿，然后才能行走，才会有新的思想产生、新的思想到来。

直笔隐语斥“男旦”——陈寅恪余英时共识探微

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与余英时先生《方以智晚节考》乃当代文史考证上的双璧。

余英时考明末志士方以智密谋反清、赴难死节；陈寅恪论明末风尘女子柳如是绝世才情、忠肝义胆。钱穆先生序余考曰：“而密之乃得以干净为一明代人”！柳如是叱明亡之际拒践以身同殉国难之约的男人钱谦益曰：“公不死于乙酉，而死于今日，不已晚乎？”一雌一雄，亦乾亦坤，雄视天下，雌傲古今，是乃双璧！

余英时作《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陈寅恪得阅是文，下四字评语“作者知我”。“知我”者何？陈有《男旦》一诗：“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太息风流衰歇后，传薪翻是读书人。”余作《陈寅恪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有句“骂当世读书人都已成了戏台上的‘男旦’”。一故一健，耆宿时贤，直笔隐语，考古椎今，是乃双璧！

小子晚学，识字读书。瞻之陈公在前，忽焉余英继后，高山景行，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警我以气，策我以节。谨领教诲，敬撰联语，以悟以告：“传薪翻是读书人”已镌于心；直笔隐语斥“男旦”，敢学三分！联曰：

陈寅恪论柳如是，残花败荷胜谷兰篱菊，感堕风月傲松柏，叹旧时勾栏犹存风骨；

余英时考方以智，赴水沉江效屈平文正，羞见精英沦伎男，哭新世文坛已无精神。

                           丙戌年小寒后三日  于地中海畔

荒唐无理扣帽子

我被强加“右派”罪名的过程

沈阳 陈树祥口述  姜万里记录

我生于1935年，1957年被当局罗织罪名，强行扣上“右派”帽子，遭受22年的屈辱折磨。

回想自己被迫害的过程，更加认清了“反右运动”的荒谬、无理、反人民性。

我家世代居住在沈阳市南塔村。南塔村的位置在沈阳方城大南门外，顺着大南街往南，过了大南边门再南行五里左右。我就生在此地、读书，解放后考入技工学校，毕业分配进入沈阳无线电机械厂做技术员。

1957年毛泽东发动共产党整风，还邀请党外人士提批评意见。我一直也没提出什么。后来整风转变为“反右”，批判我们单位的一位同事，说他是“反对苏联，破坏国际主义，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原因是这位同事说过1945年8月苏联红军攻打日本关东军进入沈阳时，曾大肆抢劫掠夺日本遗留下来的工厂设备和物资，还强奸妇女，抢劫老百姓的财物，等等。主持批判会的人替苏联红军的暴行辩护说：那些做坏事的士兵不是苏联红军，而是被俘虏的俄国白匪军，因为战事需要，就吸收他们参战，这些人恶性不改，才做了坏事。

那年我虚岁23，本来不想发言，但听了主持人的辩解，觉得他说的不合逻辑，就反驳他。我说：苏联十月革命成功是1917年，到1945年已经过去28年；假如十月革命时俘虏的白匪军当年20岁，到1945年已经48岁了，他还能参军打仗吗？

我这一问，登时把主持人噎哑巴了。此人恼羞成怒，转而对我来了。他们反右班子就说“得研究研究陈树祥”，于是他们批判我，说我“替右派分子辩护，污蔑苏联红军”。

他们给我扣帽子，反倒激发了我要较真。我说，1945年苏联红军在东北作的恶，我亲眼看见过。东北的老百姓谁不知道？

记得是1945年10月间，我们南塔村闯进来一名骑着洋马的苏联红军，他挨户踅摸，最后闯进王升老两口的家，要强奸女主人。王升反抗，这个俄国毛子就操起一个大洋酒瓶子，几下子把老头打死，继而抓弄老太太。老太太叽哇喊叫，惊动了四邻。我们村有一家姓蔡，有九弟兄。大家闻声扒窗户往里看，见鬼子正在干坏事，蔡家兄弟就破门冲入，一顿棍棒把作恶的鬼子打死，解救了老太太，可是老头已经死去。

大家怕苏联军队来找人，经商量，把鬼子尸体掩埋，洋马杀了分肉给各户。

那年我10岁，也跟着看热闹。忽然回头看见埋着鬼子尸体的土堆还在拱动，我喊鬼子没死。大家就重新把鬼子彻底打死。

大家分得马肉，各回各家，这事也就平息。

可是，1948年沈阳“解放”，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到1952年三反运动时，有人为了邀功，检举说老蔡家几弟兄打死苏联红军这档事，“人民政府”就把蔡家兄弟抓起来，枪毙一名，另判管制几名。罪名是“杀死红军，破坏中苏团结”。这件事在我们村民中引起极大不满，大家议论：鬼子杀了我们的人、还要强奸女主人，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村民自发地惩办匪徒，是完全正义的、是自卫行为。你若不整死他，他必然还要杀更多的咱们人。凡是有良心、有民族正气的人，或者什么社会组织，都会维护蔡家兄弟的正义之举。可是，现在却要被所谓的“自己的政府”处死，这是什么法？什么政府？这是爱国，还是卖国？

我的发言正气凛然，大家听了都暗暗赞同，可是迫于主持人（也就是共产党）的压力，谁也不敢公开支持我。主持人讲不出理，就领着大家喊口号，用虚假的声势压我。可是我一直不服。

他们自知理亏，可又不肯放过我，最后给我戴上“极右分子”帽子，但因为我技术过硬，在技术上他们离不开我，决定把我“留厂监督劳动”。这一监督，就折磨消耗掉我22年的青春年华，并且老婆儿女和亲属都受株连，受欺压，那些苦楚一言难尽。

现在，他们天天讲爱国主义，又是出红书，又是唱红歌，自诩为爱国主义的英雄，号召人们要爱国。可是，对于1957年替强奸自己的姊妹母亲、残杀自己同胞的俄国鬼子狡辩、做伥鬼帮凶的丑行，却至今不肯公开道歉！人民心里能佩服吗？

（注：陈树祥现住：沈阳市皇姑区怒江北街13号，多病）

序——《北大，1957》

张毓茂

 王金屏先生是我的校友。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们都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共同经历了1957年那场“整风”、“反右”运动。那时候，我们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学子，有如稚嫩的禾苗，感受着新中国的雨露阳光，对党和祖国是满怀挚爱深情的。当共产党开展整风时，大家积极响应号召，帮助党整风，真诚地相信，所谓给不给党提批评建议，体现着对党的感情是否深厚。万万没有料到，那么恳切的动员，那么虚怀若谷的姿态，竟然是诱敌深入的谋略，据说那叫“阳谋”，是“钓鱼”，是“引蛇出洞”，是“让毒草长出来”……于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55万人被当做“蛇”引出来了，当做“鱼”钓上钩了——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金屏就是这55万人中的一个。他为自己的天真幼稚和善良轻信，付出了惨重代价。尽管他是条小鱼，但也与社会上那些声名赫赫的大鱼串在一起了……。

 此后的生涯，不堪回首!

 然而，金屏硬是要“回首”。这不啻是重揭心灵伤疤，其痛苦可想而知。因为金屏不但是劫后余生的幸存者，更是清醒坚强的智者勇者，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人生。要把共和国这段重大历史失误昭示后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秦朝失败后，“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杜牧虽是古人，但他这些话，还是有些道理的，对今天仍有启发。对于挫折和失败，光是哀叹不行，一定要认真借鉴，从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考察，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都有积极的借鉴作用。我想，这就是金屏在古稀之年不辞辛苦地写出这部感人的长篇小说的动因：“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啊!

 金屏这部《北大，1957》，真实深刻，感人至深，用钱理群先生的话说，是一部“惊心动魄的书”。小说虽然塑造了许多不同性格的人物，展现了广阔的生活画面，但主要是以“我”(赵四辈)、梁卓和余坚三个人物的命运为主要内容，展开全书的故事情节。其中赵四辈的人生遭遇贯穿全书，写他的童年，学生生活，错划的打击，劳改的折磨，丧失亲人的痛苦，情侣惨遭杀害的重创……等等。把一个农家子弟，受党的教育和新社会培育的幸福和喜悦，描绘得十分亲切感人，也把政治风浪中无辜受害的困惑和苦恼的心路揭示得震撼人心。当赵四辈被诬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遭到残酷批斗时，他百口莫辩，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平日亲密谈笑的同学和朋友，忽然变成一群杀气腾腾，面目狰狞的狱吏和杀手……赵四辈被骂成“阴险毒辣”、“诡计多端”、“狡猾奸诈”、“翻身忘本”、“向党进攻”……不容他有半点辩白和解释，什么“不要装疯卖傻”“蒙混过关”“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小说把那荒诞岁月里人对人的心灵摧残展现得惊心动魄。赵四辈这个善良无辜、天真幼稚的农家子弟，沦为祭坛上任人宰割的羔羊。他只能撕肝裂胆地呼喊：“苍天啊，我丝毫也没有反党的意思啊!不信挖出我的心来瞧瞧，就是把我的骨头砸碎，也找不出半点的碴碴来呀!我这样的人要是反党，那不是丧了天大的良心，那不是比毒蛇还毒，比豺狼还狠，连猪狗都不如了吗？”绝望中的赵四辈“忽然，我想起了历史上有不少刚正不阿、光明磊落、精诚报国的忠臣，也曾被诬陷为奸贼臣，罗织些‘莫须有’的罪名，惨死在自己效忠的政权手中，如楚国的屈原、宋朝的岳飞、明朝的于谦和袁崇焕……想着，想着，我头皮一麻一涨，眼睛一黑，便失去了知觉……”。对于今天的年轻人以及后世人，他们没有“左”的思潮泛滥时各种政治运动的经历，无法想象也不可能理解当年人际关系中的种种可悲的丑恶的世态。“左”的思潮和“左”体制，使人性泯灭，兽性大发，人变成嗜血的兽，以最神圣的名义干着最凶残最阴险最血腥的勾当。像刘少奇、彭德怀、马寅初、张志新、胡风、林昭……等党内外民族精英，遭到灭绝人性的迫害。小说中的赵四辈与他(她)们相比，尽管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牺牲品，但其承受的精神摧残，同样十分惨烈，具有深远的警世意义。这一切，让我们省悟到对“阶级斗争为纲”等极左路线的扬弃，提倡“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治国理念的创立，确实来之不易，是党的理论和民族智慧的升华，是中华民族从深重灾难中又一次“凤凰涅槃”。

 小说热情讴歌的英雄人物是梁卓。这个典型显然是以烈士林昭为原型的。她体现了那种坚持真理，敢于抗争，宁死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崇高精神，她代表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代表着人民大众的希望。她虽然被江青、林彪一伙借“左”的思潮杀害了，但她的精神是不朽的。鲁迅说过：“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张春桥、姚文元、康生、陈伯达一类政治骗子的红极一时的皇皇大文，确是“不足为据”，早已灰飞烟灭，而梁卓的“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的诗句，正是鲁迅说的“是血的蒸汽，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这声音震古烁今，浩气常存，给后世以启迪，以鼓舞，以力量。小说对梁卓狱中受难形象的描绘感人至深，简直是一位崇高光辉的圣女：

　　“哗哗啦啦响动的铁镣声由远而近，半地下的会见室通往监号的后门打开，梁姐的身影立刻出现在台阶上，犹如镶嵌在镜框里的伟人画像一般顶天立地，背后是灿烂的阳光……”

 接下来小说描述了梁卓会见母亲和赵四辈的情景，真是感天地，泣鬼神，不忍卒读。这位当代的秋瑾、赵一曼、刘胡兰，面对当代法西斯屠刀，毫不畏惧，慷慨陈词，大义凛然地宣传反对个人迷信的真理，戳穿“四人帮”祸国殃民的造神的画皮。在举国迷乱，血雨腥风中，勇敢地向当代法西斯暴政开火，直至血洒荒郊，以身殉国。正是由于小说有了梁卓正面光辉形象，使得作品高扬了时代精神，鼓舞了革命正气，超出了一般所谓“伤痕文学”的水平。

小说对反面人物余坚丑恶灵魂的揭露和刻画，也是入木三分淋漓尽致的。在“左”风盛行时，余坚这类以神圣的革命名义残害善良的无辜者的杀手，随处可见。有人把他们称作新型的“狱吏”式人物，是相当确切的。他们凭借政治运动，打击陷害别人，满足私欲，实现野心，踩着受害者爬上去。余坚假借革命的词句，利用组织的权威，甚至用欺骗、谎言等卑鄙手段，设置陷阱，使无辜者沦于灭顶之灾。赵四辈一直把他当做亲密的朋友和尊敬的兄长，多次轻信他的花言巧语，直到梁卓被害，他才有所醒悟，是梁卓的鲜血擦亮了赵四辈这些天真善良人的眼睛。余坚后来也被“扩大”成右派分子。小说写出这个“左”派人物命运变化的合理性。余坚固然整人的狠毒凶残已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但如果不是他在权力场中角逐败北，他仍可执掌整人的权柄，从而青云直上。小说写他沦为“右派”后，也仍然不惜出卖别人以求改变自己命运。这种人物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也远未绝迹，只不过衣着打扮有所不同而已。小说刻画这个人物，极有警示作用，它使人们想起《绞刑架下的报告》作者伏契克的话：“人们，你们可要警惕啊!”当然，“左”风盛行时，许多跟风狂跑的人，并非都是余坚那样的人。他们或是盲从轻信，或是愚昧无知，或是胆怯自保……就其本质而言，也都是善良无辜者。小说中所写的萧世博、张福林等人物就是如此，他们在“整人”时，有的确是抱着“救人”的心肠的。这是知识分子的悲剧，也是民族的悲剧。

 最后，我想说的是，金屏以小说形式反映1957年反右历史生活，我以为是非常明智的。小说与回忆录等纪实文学不同，它从生活原型出发，进行提炼熔铸的艺术加工，不拘泥于具体的实际生活素材，而是更集中，更概括，更具普适意义。因而更能深入揭示生活本质和社会规律，也完全摆脱了历史上当事人的个人恩怨和是非曲直的纠缠。据我所知，北大校友中确有以回忆录形式抒写1957年反右的生活，由此引起了一些纷争……这些纷争至少转移了人们对历史教训的思考。这是十分遗憾的。诚然，即使是小说，有人也喜欢对号入座。胡适曾把曹雪芹和贾宝玉，冯执中与马二先生混为一谈，遭到鲁迅的嘲笑，说胡适有“考据癖”。也有人咬定《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就是作者扬沫，余永泽就是张中行。张中行先生自己说得好：“人家(指杨沫——引者注)写的是小说，又不是历史回忆录，何必当真呢？就是把余永泽的名字改成张中行，我也不会出面解释”(田永倩：《我所了解的张中行》)。张中行先生是文学大师，他对小说艺术和历史回忆录之间区别的清楚认识，值得我们遵从。倘能如此，“余永泽是张中行”一类的误解就不会在金屏这部小说里发生了。

　　受老校友的殷殷嘱托，写了以上这些外行话，自知难中肯綮，权且充作序吧。

　　                       （转载自《炎黄春秋》2010年第6期）　　

一个没有“改正”的右派冤魂

    曾清经是包括重庆市在内的原四川省数万名右派分子中没有“改正”的21名右派之一，也是西南师范学院700多右派学生中惟一没有“改正”的人，化学系58级学生。
    知道他的名字，是在1957年6月下旬的反右高潮中。一张标语式大字报惊动了所有人：“曾清经要杀共产党！”认识他是在右派劳动队，是一个剃光头打赤脚穿补巴衣服，粗手大脚的农民模样的人，是劳动队最忘命的几个人之一，力气大，不怕苦，挑、抬、扛经常在200斤以上。那时的右派学生是最单纯最听话的，虽然有天大的冤屈，但党给的处分都无条件接受，努力地改造自己争取早日摘帽复学。但是不惜体力的人最先消耗自己的身体。当每吨3两大米变成3两豌豆，再变成9两红苕，最后变成6两麦麸的时候，饥饿、浮肿，步履艰难，他再也不能带头干活了。他从嘉陵江边的草街煤矿担着百斤重担，在70度陡坡，上千步石梯，20里山路上每日两次往返奔走，每次不得少于100斤时，他远远地落后了，每攀登一步都虚汗如雨喘气如牛费尽全身力气，最后眼睛一黑一个跟斗摔下去……大家发现他时他已经僵卧道旁，和全中国4000万饿殍一起被毛泽东拖进了“大跃进”造就的巨大坟墓。没有追悼会，没有通知亲人到场，挖个土坑把他埋葬，就像埋一只死猪死狗。
    1961年曾清经被追认摘帽，1979年却没有“改正”，听说与他“要杀共产党”有关。但是葛佩奇也不是“要杀共产党”么？《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世界皆知，结果怎样？栽脏陷害。既然《人民日报》可以在全世界致诬、说谎，那末西师党委为什么不可以给一个弱势学生罗织罪名呢？如果曾清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肯定不仅仅是个右派，肯定不仅仅是二类处分，劳教、劳改、甚至杀头，都是他最适合的去处。但是，可怜曾清经已抛尸荒野，无人为他申诉，他只能在阴曹地府继续戴那顶“摘帽右派”的帽子了。

一片丹心化子虚

——泪与血的控诉

湖南湘阴  夏光普

一、在劫难逃

    一九五八年春节过后，我参加了九个市县的扫盲专干及电影放映人员共900余人的党的整风学习大会，地点湘潭地委党校。第二天听了大会报告，才知道重点是在帮助党整顿作风。

    我于一九五六年元月调入县扫盲办，一直在农村工作。五七年下半年还在石塘乡箭毛咀高级农业社办社，对于已经开展的全国性的轰轰烈烈的整风反右运动全然不知，由于生产忙，工作紧张，连报纸也很少看。记得当时的动员报告时这样说的：“……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除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外，没有也不应当有任何私利。我们要检查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检查不团结广大群众的宗派主义现象。希望大家抱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对党的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进行批评……”听报告后心想，我是共青团员，党培养的积极分子，一贯听党的话，拥护党的政策，认真工作，做到了党叫干啥就干啥。现在党号召开展整风，纯洁党的队伍，使之成为人民更加信赖的伟大的执政党，这有什么不好呢？我必须义不容辞的站到运动的前列。第二天组织党团骨干继续学习文件，更激发了我的热情。自参加工作以来，我崇高的目标是：一定要站在运动前列争取参加伟大的共产党。但是，我，一个小学教员，长期与学生、农民打交道，没进过大机关，没有与高层领导接触过，对党的“三害”概念还没有搞清楚，向党提什么呢？经过反复思考，联系实际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情况和问题，谈了以下几点个人看法：

    1）箭毛咀高级农业社，地处白泥湖边，田少土多，主产红薯，是县血吸虫病重灾区，95%以上的人患有血吸虫病，严重的晚期病人就有七、八个，俗称“泥鱼肚子病”，省血防站在这里蹲点。由于粮食产量低，群众生活比较困难，而当时县乡领导根据中央指示搞大跃进，却要求在这里集资一万元建一所万头猪场。经过数次动员大会毫无效果，最后仅一户富裕中农家逼收了75元。我依据这一事实，要求党搞大跃进不要脱离实际，不然会导致欲速则不达的后果。

    2）我到石塘高级农业社要求会计帮忙办扫盲夜校。他皱紧眉头苦苦哀求说：“我们社500多户，近两千人口，一些账目始终搞不清，哪有时间扫盲，请原谅。”我想五一年土改到五七年底，时间不足6年，由互助组——低级社——高级社，步子是不是快了点。必须取得经验，才能稳步前进。

    3）五七年底，我听到有些社向乡、乡向区、区向县报喜，已经扫除了文盲。真是天大的笑话，怎么可能呢，这不是在欺骗党吗？

    4）县扫盲办19人，有5个党员，其中3人分别调往宣传、文教组织等部门去了。这些同志平时工作并无特殊表现。我认为提拔干部必须注重德才兼备，不能单凭是党员就随便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去。

    意见提出后，我感到很轻松，如释重负，毕竟向党谈了真心话，带了个头。第三天，带队的狄佳宜问我是否愿意在大会上发言，我欣然答应了。因为我襟怀坦荡，对党一片忠心，没有什么可怕的，不过那天大会发言仅我一人。当时领导还表扬我起了带头示范作用，号召大家向我学习。紧接着进入深鸣深放，我发现许多人仍沉默寡言，顾虑重重，竟义愤填膺地说：“有许多同志，平时这也意见，那也有意见，到今天向党表忠心的时候，却一言不发，这是何道理？”

    呀！今天回想起来，我当时是何等的天真、幼稚和愚蠢啊！

    大会转入反右派斗争，我是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右派。记得那天大会宣布：“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夏光普揪出来！”我感到像是晴天霹雳，猛然冒出一身大汗，人麻木了，不知是怎样被揪上台去挂黑牌子，戴高帽子的。我只知道扪心自问：“我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吗？”尽管当时打倒的口号震天，我全然没听到，只知道捶胸顿足，嚎啕大哭，即使把我按倒在地跪下，我也大声叫喊：“我不是右派！”这时口号声更激烈了，如海浪狂飙般向我袭来！有人呼喊“把他捆起来”，“拷起来，送法院法办”。有人拿来绳索，真的准备动手。这时我的好友刘楚才（中共党员，原与我同校）俯耳说：“听到了吗？好汉不吃眼前亏啊。”见此阵势我才不得不忍住哭泣，迫不得已承认自己是右派。紧接着大会批判发言的人一个接着一个，整个上午我一句也未能入耳，心潮就像开了闸的洪水汹涌澎湃，向逆反方向奔流……

    五零年秋，我由十三区区公安所介绍到清南乡咸光小学任教。当时正值发动群众减租、退押、成立民兵镇压反革命的高潮时期，我的工作也搞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五一年土改，调凤山小学，我组织青年成立了“清南剧团”，在就近五个乡的二十几个村配合土改和抗美援朝运动，演出了翻身不忘本的“张四喜”、“保家卫国光荣”等十多个小型剧目，广泛而深入地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和斗争意识。当时就有兰金秋、邵培先等数十名青年报名参加了人民志愿军。记得土改进入没收地主田地、财产并造册登记和分配阶段，我们全乡十一个教师，连续战斗七昼夜没合过眼。那种为贫苦农民翻身求解放而喜悦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文字来形容的。本来我已向区乡报名参加志愿军，因家庭成分问题未被批准。运动尾期，听说家庭被划为地主成分，我知道是考验自己阶级立场的时候到了，从五二年至五八年整七年没回家过过春节，真做到过家门而不入。记得母亲曾来找过我，哭丧着脸说：“家里田地、财产都分了，生活很困难。”我斩钉截铁地回答她：“我已经是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的人了，您就当没生我这个儿子吧。”母亲听了泪如雨下，我竟无动于衷。五二春调入长仑完小，主要任务是建校。整四年，在三任校长的领导下，我跑遍了石塘乡十多个低、高级农业社，发动群众，集资建立起了一所有一个礼堂、八个教室、十间教室住房的四合院式的完全小学（县五完）。由于人力缺乏， 我曾动员四位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吃自己的，不拿工资，来参加收支账目、进出材料、调工施工管理等工作。学校建成后，县教育科曾以《长仑完小四老建校树楷模》为题向全县通报表扬。在长完几年里，我每天除了集体读报、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政》、《社会发展简史》等党的理论性著作外，还自订了《红旗》、《中国青年》、《少年文艺》、《人民文学》、《收获》、《和平和社会主义》等刊物。为了提高自己，跟上形势，我就像久旱的禾苗吮吸雨露一样，拼命挤时间学习，做到人不离岗位、闲不离书报。五四年七月一日我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批准为长仑区共青团区少辅委员。五五年八月，长仑区委组织了一支30人的合作化文艺宣传队，并点名由我带队，在城关文昌阁学习一个月，学习了包括了花鼓戏、快板、地方花鼓戏等十几个剧目，然后回来走遍了全区十九个大乡。白天我们高擎红旗敲锣打鼓到各农业社修塘坝的工地进行宣传，晚上集中演戏，看戏的真是人山人海，场场不少于两千人。扎扎实实地宣传了合作化，表扬了合作化运动中出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回校后，我写了一篇《我看到了合作化高潮》的文章寄到报社，虽然没见刊登，但我自觉收获不小。区委书记王瑞恒亲口要我再写一次申请书，准备接受我入党。就在这时县教育科把我调入扫盲办，五六年上半年分配在城关镇，虽只搞了半年，由于成绩显著，下半年全县召开的扫盲积极分子大会上，我被评为甲等模范。由于我继续写入党申请，县人委党支部把我列入了重点培养对象。当时我刚满24岁，也正和一位远房表妹（长沙女子师范读书）恋爱，往来信中，我多次提出，不入党决不结婚……

    这一切的一切，就像做梦一样，一幕一幕出现在脑海中。

    大会批判结束了，有人猛碰我一下“右派分子夏光普站起来，走”。我这才清醒而回到现实中来。

    开始写检查。我不断问自己：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吗？我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光普，你真的是右派吗？我要杀了你，杀了你！”每一提笔，我就失声痛哭、泪流满面，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当时负责大会生活的吴味芝（湘阴人，与我同学）来了，看我在检查中没写什么名堂，就这样问我：“你鸣放的意见是在实际工作中看到的，想到的吗？”我说是的。他紧接着说：“这就对了，你的观点，也就是对现实的认识和看法，与党所要求的完全相违背，这就叫客观存在，你说与不说都是右派，有什么不承认呢？”我听后猛的吁了一口冷气，原来如此！我说大跃进要考虑实际条件，被上纲为：攻击大跃进盲目冒进；我说合作化要取得经验、稳步前进，被上纲为：攻击合作化步子太快，与上级指示的“不能像小脚女人那样走路”唱反调；我说，提拔党员干部要德才兼备，被上纲为：攻击党有宗派主义；我说不可能在短期内扫除文盲，被上纲为诬蔑扫盲工作没有成绩。这还有什么话能让我可以“狡辩”呢？不正如京剧《借东风》诸葛亮唱词中指出的曹操八十三万人马将被火活活烧死“在劫者难逃”的厄运吗？

    我这才猛悟：违背党意愿的客观存在，就是右派。我也正是这场运动难逃的在劫者。

二、终生遗憾

    我的处分结论是：留用察看、降薪三级、监督改造。

    三月底回县，发配到八十里外的边远山区桃林东塘小学任教。下放后，我无一夜能入睡，几乎夜夜泪湿衣襟，思想斗争更为激烈。建国八年来，在十八至二十五岁的黄金岁月中我自认为一直在共产党的培养教育下学习和工作，我确确实实是热爱党和社会主义的，今天反而成了人民的敌人，这是我心甘情愿的吗?不，我一定要找回自我，下决心改造好自己，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我相信，终有一天，党会理解我、接纳我，仍使我能够成为伟大光荣的无产阶级战士。

   五八年下学期我调入白水人民公社水口山完小，从此以笨重的体力劳动为主的改造开始了。除了教一个班语算外，每天从早到晚同食堂工友一道买菜、挑水、做饭、挖土、挑粪、种菜，每夜熬到深夜十二点。除此，外购教科书和课本、送通知、传递文件、开会时布置会场、端茶送水、打扫卫生等等，无一不喊右派。记得一次深夜十一点半，彭校长差我送一份报告给公社文办主任。山路崎岖往返四十余里，必须连夜赶回。我欣然答应，第二天凌晨5点赶回学校。在五九年至六零年严重的饥荒灾害中，我曾带五六年级学生到海拔500余米高的岳峰大山砍过柴，捡过茶籽，一月有余吃住山中。由于个别学生被蛇咬、摔伤、有的病倒高烧，我自己也肩肿、手腿刺伤，脚起血泡，举步艰难，却被三次揪回批斗。责骂我不负责任，有意陷害学生，抗拒改造，要送法院法办。幸好遇害学生未造成严重后果，家长未来学校追究，我才免了这场灾祸。但我并不觉得痛苦，当时还认为，这是党在考验我，应该百折不挠，经得起磨练，不能在艰苦中低头服输。英雄黄继光用身子能顶住枪眼，邱少云能在火海中丧生，我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困难不能克服，又有多沉的重担不能承担呢？当时就是用“接受党的考验”这种不可估量的动力，让我顶住了一切难以忍受的羞辱和压力。

   六二年底在全县教师学习会上，我终于被宣布摘掉了右派的帽子，当时真情不自禁欣喜若狂，激动得彻夜未眠。整整五年了，多么漫长的五年啊！我是在人们的冷眼怒视下度过的，也是在人们的极端仇恨、监管下度过的。就像得麻风病一样，与所有的亲友及爱护我的人，近而不可亲的远远的隔离着。今天我终于摘下了“紧箍咒”，除却了“麻风病”，以一个全新的人，回到了人民温暖的怀抱，也终于有了自由，恢复了做人的起码权利，我怎不由衷地感到幸福和喜悦呢！

    六三年春节过后，回到学校，我以超乎寻常兴奋无比的心情，鼓起勇气拿起笔，向党组织写了摘帽后的第一次入党申请书。据说文办主任在全区青年骨干教师会上还这样说：“右派分子夏光普摘帽后就写了入党申请书，你们为什么没有这样的积极性？”同时民办教师刘大湘见我没有消沉，仍意气风发，对前途理想充满信心，对事业对工作仍那么热爱，充满激情，觉得是个有作为的好人，于是欣然同意相爱，同往公社领取了结婚证。当时我已年过三十，她还未满二十四岁，谁又能预想到：处世经验不足，丝毫不明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懵懵懂懂不谙世事的一对恋人，一个个无情的打击和灾难，将会出现在他俩新婚后不久的那铺满荆棘的人生道路上呢？

    四月上旬的一天，当接到区文办“在赵龙完小召开全区摘帽右派分子会”的通知时，我如五雷轰顶，如坠万里云里，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头昏目眩站立不稳，跌坐在椅子上。记得那天区文办主任徐武林在会上是这样说的：“你们不要以为摘了帽就万事大吉，同样要接受监督改造，不要乱说乱动……”这下完了，彻底的完了！这右派的帽子，摘与不摘有什么区别呢？这不成了难以擦净的历史污垢了吗？

    人说“一失足成千古恨”。我何曾有“失”呢？我这才彻底醒悟，鸣放会上所谓客观存在的几点意见，竟成为我终生的遗憾。

    此后经历了社教和四清运动。在任何地方，我同样受歧视、遭白眼。每日担惊受怕，担心做错或说错被揪斗批判，真有“呼牛唤马凭他喊，闭户闲居也觉惊”之感！

    六六年六月文化革命运动开始了。文化工作队进驻学校，抄走了我所有信件、日记、摘抄笔记和文章。当时我还这样自信的想，也好，让你们解读一下我这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真实思想感情吧！谁料想，不到十天，大祸临头，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出来了。他们认为我五四年入团后写的“灵魂深处的话”的抒情散文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毒草：摘抄的内容是伤感文学、怀念旧社会、痛恨新社会，为剥削阶级翻案；日记中记载的天气尽是雷、电、雨、阴、雪，这是恶毒诬蔑新社会暗无天日，为旧社会唱颂歌。一位老师在批斗会上说：“你写的、摘抄的文字，大约五万多字，有红的、有黑的，但大多数都是用红色的东西来掩饰你深藏的黑心。”特别是将六二年在石塘完小写过的一首《孤雁之歌》的白话体抒情诗，作为重点反党罪证要我交代。记得那年我还未摘帽，心情非常悲伤、沉痛，何时才能回归革命队伍呢？似感遥遥无期。正值深秋，一日傍晚，我倚窗凝望，一群大雁凌空而过，顿发灵感写下了这首《孤雁之歌》。大意是“秋风瑟瑟，青草萋萋。迎着漂浮的白云，一群人字形大雁惊叫着掠过长空。洞庭湖边一只孤雁啊，翘首盼望蓝天，正待展翅腾空，追上去，追上去……可叹雁群远去了。它只好凄婉的紧闭双眼，仍偎缩湖边，发出声声哀嚎：空悲切，空悲切！”在斗争大会上，当我说出原意，且遭到狠狠的咒骂：“你这地主阶级的孝子孝孙，不老实的右派，永远也不会死心。六二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你在洞庭湖边期盼着早日到来，结果失望了，你伤心，你痛苦，所以你要发出阵阵哀嚎，空悲切，空悲切。”天啊，我当时在学校劳动工作繁忙，根本不知道蒋介石反攻大陆这回事，我怎么会因此而写诗呢?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能说清楚吗？我只好被迫默认。

    七月一日，全县教师集中到樟树中学，继续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环境的布置真是让人有白色恐怖之感。凡是原四清组员都佩有红袖章、梭镖，日夜轮流值班，把守进出口要道。到处都挂有：“打倒中统特务×××!”、“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把文化战线上的黑帮分子揪出来！”等大横幅标语。三天内，各战区的大字报如同白色的海洋贴出来了。当然我也在其列。紧接着勒令“牛鬼蛇神”写自检和揭发同类人的材料；向所谓“保皇派”追逼索取“牛鬼蛇神”的反党言行做罪证。终于，一场狂轰滥炸式的大小批斗会开始了……

   当时我极度紧张，惶恐不安，知道又一次难逃厄运，一种无法抑制的消沉、颓废、悲伤的情绪，狠狠的撞击着我这颗脆弱的、快要死去的心。我想活着还有什么意义？被剥夺人权、失去自由还不算，还要把莫须有的种种罪名强加于我，滥施淫威进行威逼怒斥，这不是一种活着比死了还要难受的精神折磨吗？同时，我的妻子被打为“保皇派”，取消了民兵、四清组员的资格，并被他们采用软硬夹攻的办法，威吓她交代丈夫的反党言行。她，一个无辜者，又是多么可怜啊！此时此刻，我真的感到人生的无奈、空虚、绝望。我猛然想到了死，只有死才能求得自我苦痛的解脱，也才能让妻子有另谋幸福的机会。于是立马写信告诉当时在大队任会计的堂弟夏世科，在信中我说：“若有不测，一定要将我的尸首运回去。”

    仲夏的大雨，七月十号才住点，樟树港大渠道内，洪水滔滔。我几次想到利用集体洗澡的机会，沉溺入水，但考虑人多，如死不了就有畏罪自杀、捕送法办的可能。于是一天深夜，大约凌晨一点多，人民都已熟睡，我将准备好的一颗手指长的铁钉，顶住头部右太阳穴，手拿半截窑砖一咬牙，在铁钉上猛击一下。随即天旋地转，但也还听得到值夜班人员的脚步声来了，我本能地将被单往头上一罩，即失去了知觉……谁料想第二天清早，起床号声把我惊醒，才知道自己没有死成，也没被发觉，于是抹干太阳穴上的血迹，将窑砖和铁钉悄悄地放在教室门框的翻斗窗上，系紧头巾，硬撑着参加晨操和学习。我估计由于心慌、力小钉得不深，才免一死。不久，中央下达文革“十六条”，运动暂时停止。回校后的十月一日，我被通知开除公职回家生产。当时心里很坦然，似乎松了口气，我觉得这是一种被死神放过，人仍然活着所需求的最好的解脱。

    没想到六七年七月我又被通知返校工作，不想究其原因，觉得失去自我的所谓人只能听之任之。结果六八年九月我被抓送入由农民监管的月湾牢房，劳动了40天，十一月押回石塘公社，再整理材料进行批判斗争，结论仍是开除回家生产。谁料六九年四月的一天，区文办转告我县书面通知是戴帽开除。天啊，这又一次把我推入了痛苦的万丈深渊。那天深夜，我像幽灵一样爬上屋前的柴土坡上，面对着满塘平静的绿水，嚎啕大哭！这不是有意把我推向“阶级敌人（地富反坏）”的行列去遭受更为残酷的精神折磨吗？什么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这全变成了骗人的鬼话。怎么办？我又一次想到了死。这里无任何干扰，向水中一跳，瞬刻就由人变成了鬼。然而猛回头，见到家中微弱的灯光，妻子也许正焦急的等着我，三个可爱的儿女，也许已温馨进入梦乡。他们怎么办？我能抛弃他们，让妻一人承担抚养的责任吗？不，绝对不能！此时此刻，我的心在发颤，随即产生了强烈的活下去的愿望。为了他们，再大的羞辱、折磨、打击，我都必须顶住。我何罪之有！不能就这么让自己清白之身含冤去变成鬼。我也不相信，这不合天理的整人致死的人间闹剧，能永无休止地演下去……丢掉手中的烟头，无奈地擦干眼泪，站起来，我慢步走回温暖的家，决心去面对更为残酷的现实，也急待着看到不管有多漫长时间才能出现的那线黎明的曙光。

    妻子刘大湘，贫农成分，六二年高中毕业后当民办教师，由于我的牵连，70年也未能转正，强逼她参加过五类分子家属会，也曾两次被大队解除教职而四处代课。同样遭受冷落和羞辱，她背着我不知暗自流过多少眼泪，忍受过多少痛苦。在那充满阶级斗争恐怖的年代里，她自己跌入“污水坑”，钻入“刺蓬窝”，能得到谁的同情和怜悯呢？她也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吃下自己种的苦果。我的右派改正后，她才被录用为正式教师。三个儿女也因经济困难，生活条件差，体弱多病，未得到良好的培养，八十年代相继进入县属工厂，九十年代陆续下岗，到现在仍是下岗工人，在家待业。“共产党”给我的苦果，他们也分享了！

三、历史反思

    写完上面的材料，觉得话犹未尽。人的一生经历就是历史。面对自己，我不禁产生了啼笑皆非之感。应该好好反思一下，也确实值得反思。

    一、我是右派吗？不是，是共产党的左派。右派改正后，我于八五年五月一日终于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员。但为什么在那“红色政权”统治的年代始终改造不好，成了右派呢？

    我从十八岁参加革命，就背叛了剥削阶级家庭，一直生活在社会主义革命队伍中，几十年如一日，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干毛主席领导下的革命工作。即使划成右派我仍以党的考验为动力，顶住了各方面的摧残打击和压力，好好改造，但总是改造不好。本来是言者无罪，提了几点中肯的意见却被戴上右派的帽子，强迫改造后摘掉了又称摘帽右派。后来又用莫须有的罪名，给我重新戴上，并踏上一只脚叫人永世不得翻身，这不是不准许改造好吗？是不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著作中有这样的原理呢？答案是明显的，绝对没有。

    记得六二年毛泽东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来继续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必须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我想着大概这才是剥削阶级出身及二十一种人和黑五类分子的“狗崽子们”，不能也不许改造好的根源吧。

    二、我鸣放中提出的大跃进要注意条件、合作化步子必须稳妥、一夜扫不了盲，当时成了右派罪行。现在看来我倒是提对了。试看农村土改后从互助组、低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生产发展了吗？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吗？大跃进后出现亩产千斤、万斤、十万斤的浮夸风，造成人为饥荒灾害，全国饿死几千万人，真是饿殍遍野！这是全世界人民有目共睹的事实，难道仅凭“条件不具备”和“步子不稳妥”就能搪塞的吗？确切的说盲目冒进是对中国人民极大的犯罪！

    三、作为右派言论我曾提出过：提拔干部要注重德才兼备，这在今天仍然实用。你们看，改革开放滋生的“买官”、“卖官”、“跑官”、“要官”现象曾一度成风。官场上所有大小官员（省市六十岁以下，县乡五十岁以下）既没经历过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也没经历过脚套草鞋背被包进城开会，踏雪下乡工作的艰苦岁月。他们借国家富裕的经济，凭手中的权利，大肆挥霍。机关与机关、干部与干部互相拉关系，解决私人问题，为此不惜损害人民利益。更有甚者，党政机关没有民主空气，对上不敢提意见，阿谀奉承；对同志一团和气，互不干扰；对老百姓却官气十足，盛气凌人。什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什么“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概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综上所述，共产党的光辉形象，由于部分人的影响，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目中已经面目全非。其根源在哪里呢？抚今追昔，深藏党内的“三大害”已成为无法救治的毒瘤和顽症，其根源仍在一九五七年借党整风之机，把广大爱党爱国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封住了人民的嘴，造成了“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经过半个世纪，一直延续至今，在党内仍然是一人说了算，谁也不能也不敢提意见，我就是党，党就是我。法律是对人民的，不是对党的，因为法律是党领导制定的呀！一九五四年我国制定了几千年来第一部人民宪法，时隔两年，就被践踏了。连在人大会上作宪法报告的，后来曾经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都没有能得到宪法的保护，这是为什么呢？

    以史为鉴。希望现今年轻一代领导人用真正的科学发展观，吸取一九五七年讳疾忌医的教训，抓住机遇，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动大手术，挖掉深藏在党机体内几十年的“三害”这块大毒瘤，使共产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恢复应有的光辉形象和崇高威望，以此告慰那些建国前为共产主义事业出生入死，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们的在天之灵！告慰那些在历次所谓政治运动中屈死者的在天之灵！

   能如此，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人民幸甚！

忆右系列之一：黄大姐和她的女儿

张淑芬

铁流你好，早晨好！昨晚和你通话，很高兴！作为五七人，彼此有很多共同的东西，你的直爽和痛快，更叫我高兴。

我，张淑芬，四川广汉人，高中川大附中，首师大毕业。1957年在北京18中被划右派，时年19岁，1978年改正时，一句话：“兴趣问题”，兴趣问题，就监督劳动22年！

改正后，因我的一双儿女在北京18中所在的大红门地区从小爱尽欺凌，便调到了丰台3中教高中语文。1983年我还不到45岁，新调来一个校长周振峰，一进门就接茬整我，我刚拿起粉笔，就优化我，说我瞒岁数，追随他的老师让学生管我叫“奶奶”！人事干部问我：“你这么大年纪还能教课吗？”原因就是周振峰和一个年轻女教师有染，教师中颇多议论，他怀疑到我，岂知我对男女关系，风言风雨的东西，最不感兴趣。若要细说又是一段故事。

之后我买了电脑，并开始撰写长篇小说《他们没有青春》和“红袖添香”签约，同时发表其它文艺作品。后来我发现“红袖添香”推崇人渣孔庆东，便转移到了“天涯文学”。

    同时我以fenfen名字注册了360 DOC网站，点击率比较高，网友很多。奇怪的是和我交往较深的网友都是理工科高才生。

 08年冬天，我在五柳村网站，无意结识了刘衡阿姨，她发文说被监管的人，整起人来更狠，我很有同感，便跟帖附和。她一见我的文章，就喜欢上我了，并和我通邮件，她对我写的文章颇为关注，不断给我指正。不想09年2月初，她问我的通信地址，说想送我一本书，我当然很高兴，就等呀，等呀！等到了五柳村的陶世龙给我发来信息，说是刘衡已于2月7日去世！太意外了，真是想不到啊！深感悲切！并在五柳村为她专设的灵堂烧了一柱香。

 之后，我想我是最小的一批右派，并有超强的记忆力，我应当把我知道的右派真实地记录下来，于是便在360网站撰写《忆右系列》，点击支持的人很多，给我增添了不少力量，但是不小心我发表了有关0八宪章的文章，便被360冻结了……

 下面是忆右系列第一篇。

   1962年，根据中央“摘了帽子的一定要安排工作，没有摘帽子的尽量安排工作。”的指令，丰台区中小学教师右派 “集中学习”。之后，少数分配了工作的，摘帽右派高高兴兴地走了；没有摘帽的右派，好几十人，都滞留在丰台镇北大地文教局工地，等待分配工作。当时我们一边劳动，一边等待，个个都心情舒畅。不只是工作有了指望，还有不少改成了农民户口的，又都改了回来。我国的城乡户口的不同待遇，现在还存在着，而在“经济困难时期”的1962年，不同户口的不同待遇，更是天壤之别。那些又重新改回城市户口的右派，赶紧换了购粮证、副食证等各种证，高兴得不得了，一时间，对党的由衷的感激之情，真是难以表述。

    这一天，黄大姐手持新改的户口本，笑容可掬，见人就述说个没完。大家也都为她高兴。原来，别人改，只改自己一个人的；四年前，她，黄大姐，却是连同她的四个孩子，一家五口都改成了农村户口。单拿食油一项来说，农村户口，五口人，每月只有一斤油，而改回城市户口后，每月一人半斤，五口人就有两斤半油，其它逢年过节的鸡鸭鱼肉、烟票、糖票、布票、鞋票等各种票证，一下子都增多了，就不一一细述了。不知怎么，我幸运，一直是城市户口。当时右派在农村，一个工资，一个户口，曾为多少贫下中农艳羡。我的工资由54元降为42元5角，直到1978年，我还亲耳听见有农民高喊着说：“每月也给我42块5，我他妈的宁可当右派！”

    右派苦，女右派更苦，拖着四个不大孩子的妈妈右派黄大姐，就更不堪设想了。谁看见她不摇头呢？包括领导我们学习的文教局人事干部，都用同情的眼光看着她。记得，人事干部庄则豪和张燕侠，总是拉着黄大姐的小儿子孟箭，在学习小组会上走来走去。孟箭手里经常拿着他们给买的吃食或玩具。

    黄大姐，名叫黄韵琴，38岁，大井小学教师。反右时，他爱人孟先生最先被划为右派，并发配到北大荒，很快就死在那里。黄大姐曾亲口对我说：有一天邮局来了一个取包裹的条子，里面有眼镜之类的她爱人的随身之物。她想定是死了，不忍心去取，也就没有去取。那时她爱人已经年过60。

    反右期间，黄韵琴正在医院生孩子，没有参加过什么活动，却万万想不到，刚出院就宣布她为右派，她是什么也不知道哇！在以后的日子里，她因为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罪，便总斥责她是“不服罪”。也真是呀，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罪，这“罪”又从何“服”起？最后，她被定为六类右派，免于行政处分，保留原工资54元。划右派时，她有四个孩子，大女儿小学六年级，少先队大队长，学习优异；二女儿刚上小学；老三男孩孟箭两岁，最小的女儿刚出生，正嗷嗷待哺。按说，六类右派应当在学校继续教书，她任教的大井小学校却要她下生产队劳动。她正坐月子，怎能劳动？但不劳动就没有工资，一家五口怎么生活？

大井的生产队长，见黄韵琴一家可怜，便好心地说，要不，让你女儿替你劳动，我负责发给你工资。就为了这54元工资，为了一家五口的生活，为了正在月房中的妈妈，年仅十二岁的小姑娘，辞去了少先队大队长职务，摘下了红领巾，就快拿到毕业证而退了学，代替了右派妈妈的罪责，下到大田，和成年人一样地劳动。黄大姐的大女儿，可惜，我没有见过，据说，小姑娘很漂亮，各方面都很优秀……走笔到此，我已是泪流满面，连键盘都沾湿了。大井我没有去过，她家我没有去过，小姑娘我没有见过，我没有能力把她描绘得更好，只能就我的记忆，做这简单的记述。昨天我打电话询问张庆章（就是拙作《他们没有青春》中的主角章大勇），当年黄大姐最喜欢他，一口一个“庆章”。张说，黄大姐死于文化大革命中，怎么死的不清楚。他说孟箭后来成了庐沟桥农场职工，他见过他，但现在孟箭在干什么，就不清楚了，她的别的孩子，就更不知道了。

1962年，黄大姐的小女儿已经四岁了，都叫她丫头子。小姑娘可爱极了。这时我们在丰台镇北大地文教局工地劳动，其他右派天天下工地，我和黄大姐固定帮厨，常坐在大树下摘菜，丫头子便围在我们身边玩耍，有时她也要摘菜。她的小样儿，我至今还清楚记得。食堂厨师潘大爷，经常和我们聊天，我是四川人，他对四川最感兴趣！他是山东人，祖藉四川。他说他家是张献忠剿四川时逃亡到了山东的。真的，我生在四川，却没有见过真正的四川人，潘大爷是我见到的唯一的四川人！我家祖藉是湖广（湖北麻城县），我母亲是江西人，我们邻居方家是广东人。记得逢场赶集的日子乡下农民来到城里，说什么方言的都有，广东人说广东话，湖广人说湖广话，江西人说江西话，而且都是300年以前的方言，叽里咕鲁地，可有意思啦。小时候我最爱听农民说话，听不懂却爱听。连父母兄弟的称谓都是沿用300年以前的，比如江西人管姐姐叫“鸡鸡”。我母亲行八，她娘家人便称她“八鸡”……对不起，我是不是扯远了。我总觉得这种现象很奇特，很珍贵。现在的四川早就不是这样了，而当年的这种情景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我和潘大爷聊得最多的也就是这些。

    黄大姐家住丰台路口大井村，距离北大地文教局工地有三站多地，她每天带着八岁的孟箭和四岁的小丫头子，步行来步行去，光走路就很辛苦了，就别说劳动了。好在工地的领导洪流是人民大学下放来的，他很同情右派（他不是右派，却也有许多不平的遭遇，他家住人民大学，我曾去过他家……此是后话，这里暂不叙）。厨房的潘大爷，我和他不是老乡，他却认我为老乡！当时粮食多是加拿大进口的黑面，潘大爷能糙粮细作，他做出的面饼都很可口。尤其是他熬的粘粘糊糊的大麦粥，热气吞吞，劳动一天，从工地回来的右派，吃着饼喝着粥都很舒心！潘大爷成份好，他说他不怕，什么话都敢说，他很关照我们。相比之下，1962年是最宽松愉快的一年。

    当时有一位摘帽右派石佑民，北京师院数学系毕业，已经分配到某中任教，暂时还在工地劳动。他从工地回来如果时间还早，他常常来食堂帮我们切菜，又不多说话，总是笑着。他切小萝卜的样子，我至今记得。这时黄大姐的大女儿快17岁了，在大井供销社当售货员。不少人都说，把小石说给她，多般配呀！黄大姐对小石的印象也很好。也是一时高兴，有一天下午收工以后，有几个热心人，竟簇拥着黄大姐，一路步行到她家说媒去了。

    不料第二天，整个院子突然沉闷了，这时，我才知道，黄大姐的女儿断然拒绝了。她说：“我爹是右派，我妈是右派，你们给我找个对象又是右派，我这一辈子还有没有出头之日呀？”

    这就是黄大姐的女儿！那天，我没有去她家，也没有亲耳听见她的这一番话，那场面我没有见到。但是听见大家的转述，我深感惭愧，觉得她小小年纪太有头脑了，她比我们工地的所有右派都要强得多！她不是右派，但她却无端地和右派一样地劳动了整整四个年头，这四年，是怎么一天一天捱过来的？年纪那么小，仅仅12岁呀！她内心的痛苦，真是比右派还要右派。我们为什么还要去惊扰她呢？我们以为是好心，跑去为她说媒，无意间，不正就是对她幼小心灵的再一次摧残和折磨吗？这里，我不用什么过多的修饰语来描绘她，不用，完全用不着，事实本身，就够了，足够了！

    但是谁知以后的日子，有更大的不幸，还在等着她！

后来，大概是又过去了一年多的样子，又传来消息说：黄大姐的大女儿在供销社搞了一个对象，并结了婚，婚后不久，那个人因流氓罪被捕！

这么说，还不如小石，石佑民！

……

1963年就不同了。这一年我们又被转到了庐沟桥农场三队，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先不说我，这里只说黄大姐，不知她是怎样安顿了孩子们的，也许全是她大女儿在照应着弟妹们。黄大姐也跟着大家去到了农场。我们的队伍名叫“教师队”约100多人。队伍中一半以上是右派，另一部分是有着这样那样错误的教师，大都年轻。用农场职工的话来说：“他们归刑事，你们归政治。” 三位领导都是共产党员，三位领导，一正两副。正领导徐涛，原北京十中教导主任。他第一次讲话后，黄大姐就对我说：“徐涛我认识！”她说解放前，在天津她经常在徐家和徐涛的祖母一起搓麻将，徐涛是地下工作者，正在北师大上学，节假日回家，黄大姐见过他，记得他的样子。黄大姐这么一说，我觉得很有意思，便直愣愣地去问：“徐主任，你认识黄大姐吗？”徐涛放下脸来严正地摇头否认，说：“不认识！”不认识就不认识嘛，干吗要板着面孔？他那付样子，我至今还记得。接着就传言，说黄大姐有男女问题。我一听，就觉得太离谱，她45岁了又带着四个不大的孩子，怎么可能？哪有工夫？哪有精力？接着是“评粮食”，1963年所谓困难时期还没有完全过去，我们每月都要开会“评粮食”，也就是根据劳动优劣，有几斤粮食浮动，给谁增，给谁减，大家议论。每场这样的会，都要给黄大姐许多难堪，总是要减她的定量。说真话，黄大姐比我们年岁大，又是第一次下大田，我们都年轻，并已经在地里劳动了四年，锄草对我们并不算什么，而她却是汗流浃背，还比谁都要慢，也锄不干净。我们小组的唯一的共青团员，新毕业的大学生王淑慎，就对我说过：“黄大姐的衣服都湿透了，比谁都卖力气，还要怎么样呀！”

    温柔善良的黄大姐，为什么有这么许多的难堪呀？我认定了是徐涛在整她！千不该万不该她认识徐涛，徐涛也不会不认识她，但他忌讳他的地主大家庭的出身被人知道，而黄大姐偏偏熟知他。

……

以后大家分开了，接踵而至的厄运，人人都在走钢丝，谁还顾得了谁呢？

悲悯的良知——记独立纪录片制作人胡杰

杨银波

悲悯、平等的胡杰。

我与独立纪录片制作人胡杰神交已久，近日因撰文纪念惨死于文革的王佩英，终与拍摄王佩英影片的胡杰取得联系，彼此相谈甚欢。此胡杰，即是《寻找林昭的灵魂》、《我虽死去》等片的制作人，2008年香港“华语纪录片奖”最佳长片奖获得者。意外的是，胡杰竟也与我神交已久，他说：“银波，你是我敬佩的人，我非常惊讶于你的年轻、思想的深刻、意识的清晰与创作的才华。”仔细查阅发现，胡杰的人际关系极其广泛，非但有拍摄《我们的娃娃》、《公民调查》的艾晓明与之成为最佳拍档，连章诒和、谭作人、姚立法、王克勤、浦志强、丁东、傅国涌、邵建、翟明磊、卢雪松等一大批敢言者，也皆是他的朋友。

胡杰的作品，震撼了千万人的心灵。尤其是《寻找林昭的灵魂》，在当时不少人就已预见其“纪录片里程碑”的思想价值。胡杰的勇气与务实，备受民间推崇，被视为良心。早在2008年四川地震初期，成都读书会发起人周钰樵就倡议：“官方已经到灾区来拍电影，接着肯定是全国巡回讲演，搞洗脑那一套。我们一定要让胡杰、艾晓明赶紧过来，做最真实的公民影像，抢救历史。”他说这话时，我在场。周钰樵称艾晓明为“中国四大女杰”之一（另三位是肖雪慧、崔卫平、何清涟），说胡杰“为历史真相和维权运动做了许多人想做而没做成的事”。

    52岁的山东人胡杰，曾任空军上尉、新华社江苏分社影视编辑。他当了15年的兵，后来又拍摄了15年的纪录片。民间纪录片，以追求真实和独立为目的，大致分为三类：时事题材，分为非干预性与干预性；历史题材，主要做口述实录。它的所有细节都有事实证据作为支撑，不是改编、演绎性质的电影；也不是官方电视纪录片和新闻追踪，在摄影机后面的那双眼睛里，没有权力意志，只有心心相通的悲悯。胡杰有个习惯，说服受访人，使其彻底信任，如果对方不愿意表达，那就不打开镜头。这种高度尊重他人的平等意识，是诸多影视行业者所不具备的。

一个抢救良心的人

    主流媒体视农民、民工为边缘群体，但胡杰认为，这些人其实才是大多数人。在胡杰的镜头里，这些卑微者是有尊严的，胡杰把他们当成与自己一样的人来看待。他拍摄的内容，从孤助的民间画家，到矿工、被拐卖者、媒婆等，一直到文革惨死者及当代维权者。这15年的拍摄之路，有着“质”的渐变。他从关注弱势群体开始，直到碰到文革敏感题材，遂与大批民间人士接轨，把镜头瞄准当下。尤其是2004年开始与关注公民维权的艾晓明合作后，湖南黄静案、广东太石村事件、湖北姚立法现象等，都被拍摄成纪录片。灾难深重的中国，本身就是一个“没有最震撼，只有更震撼”的国家，拍摄者的作品纵然在短时间内何其震撼，但很快就被新近发生的更残酷的事件所淹没。

    无疑的，胡杰镜头下的诸多故事及人物，都是官方回避、掩盖乃至忌惮的范畴之内。这些以镜头为力量的纪录片，通过大陆内部传阅和境外视频播放，一个个“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看到作品，赞叹不已，遂口碑高筑，政府当然有压力。从实际效果看，作品中的当事人都是被时代扼杀的牺牲品，他们死的死、冤的冤，被打、被捕、被压制，但胡杰、艾晓明用镜头给这些“伟大的失败者”平反，把真相揭示出来，否定政府及主流媒体的强硬认定。譬如《公民调查》里的谭作人，纵然此后被关进监狱，但镜头里的谭作人却是第一流的好人。如同林昭用鲜血写下“历史将宣告我无罪”，这种历史的证据之一，就是真实的镜头。

    胡杰曾寄给我一张照片，照片是浦志强拍摄的。照片中，有两个女人在大笑，她们是谭作人的妻子和与谭作人一起搞公民调查的朋友。笑的时候，恰是谭作人被判处五年徒刑的宣判当天。她们笑得很自信，很勇敢，没有被邪恶打败。胡杰说：“我想，在狱中的谭作人看了这张照片以后，一定会为妻子和朋友骄傲。”胡杰以这种方式，来清除我多年公民维权之后的忧郁、愧疚与恐惧。仅此一件小事即可看出，胡杰是一个内心非常强大和光明的人，如若不然，他不可能坚持拍摄15年，也不可能再继续触碰敏感题材。15年的军队锤炼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我认为，事实上他已经看到了大量的苦难、灾难和罪恶，这一切又激励着他唤醒民众的决心。这种唤醒，不一定是声嘶力竭、振臂高呼的，也可以是静水流深，从心灵深处把丧失的良心抢救回来。

坚持独立的代价

    与胡杰合作的艾晓明，为拍摄独立纪录片付出了代价。她被限制出境，被限制出现在课堂，被限制到大学做讲座，被某些独立纪录片影展禁止放映作品。艾晓明说：“我的名字，已经被挂在国保重点监控的名单上。”艾晓明的某些拍摄合作者，也被警察屡次叫去“喝茶”。相对于艾晓明，从表面上看，胡杰似乎轻松一些，他说：“很多年前，警察确实没有找过我。但近几年找过，或许是加强了管理，改变了旧有的工作方式，但不经常找。我觉得他们很正派，并没有预设的恶意。他们代表公权力，对待工作也很兢兢业业。在谈话中，我们保持彼此尊重的态度。我有时也想，也许我很幸运，碰到了文明警察的文明执法。”

    在1995年拍摄《远山》时，胡杰因拍摄矿工被矿主嫉恨，最终遭遇“子弹从耳边飞过”的死亡恐吓。在后来，他遭遇过不少非政府的压力，但也躲过了危险。为避免自己被政府定义为危险人物，并保全作品本身的独立性与纯洁性，胡杰不接受国外媒体采访，不接受国外基金。《寻找林昭的灵魂》在民间及海外被广泛赞誉，但胡杰却表示：“这个片子在拍摄之初，我就没有想过要发表。”我将胡杰的某些回避，理解为迫不得已的策略，为了做成事情，不选择主动对抗。他并非“愤怒中年”，在所有的作品中，都不是为揭示黑暗而黑暗、为证明苦难而苦难，相反，我们总能从他的作品中看到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催人奋进的激情。

    许多外国人对于中国独立纪录片有一种期盼，希望作品能够把矛盾冲突展示得更直接，说白了，就是硬斗硬的愤怒宣泄和誓死反抗。胡杰承认，在这一点上，他让老外失望了，因为这不是他的初衷，他不愿意制造恨，而要树立爱。胡杰说：“我希望我的观众，是真正关心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人，是真的对此有所思考的人。”他想到过自己的危险：“我想最多就是把你的东西收了，把你关几年，最多就是这样。”换句话说，有什么大不了的呢？他希望政府能够大度起来，容忍并接纳独立纪录片，“我更希望是用法律和制度来做保证”。

    拍摄纪录片，成本不匪。相对于某种“危险”，更致命的是来自生存的压力。为了凑足拍摄的路费，他不得不为他人拍摄婚丧之事赚钱，有时买了长途车票之后，身上只剩几块钱。为此，他住过一天两元钱的旅馆。他的成就与生存境遇，反差甚大。当然，倘若他愿意放弃某些底线，让自己挣更多的钱，是绝对有可能的。这一点，他与不奔名利而去的实干派人物黄琦、谭作人非常相似。

    公民影像的启发

    待名气大起来以后，有人为胡杰捐款。胡杰说：“确实有很多感人的捐款故事。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一次，在林昭墓地的灵岩山下，一群素不相识的网络朋友纷纷解囊，我瞬间得到5000多元。有一位老人，上千里跑到我家，含着泪把7000元钱塞到我的手中。还有一位甘肃的老妈妈，在一个风疾的街头等到了我，把卷得紧紧的一小卷钱死活塞给我，那是200块钱。我知道她家并不宽裕，而且她年轻就守寡，辛辛苦苦拉扯几个孩子长大。感人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我受到的眷顾太多了，这本身就可以构成一部纪录片。”

    胡杰的拍摄，与记者采访、导演拍戏有很大区别，准确地说，他只是一个有着身份证的普通公民，没有官方批文和公干证件，全凭一张嘴去说服受访人。好在民间亟待表达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都希望胡杰能去拍摄他们，有遭受政治运动迫害的人，有正在反腐败的人，有饱受屈辱的上访者，有走投无路的下岗者……他们与胡杰之间，形成了委托人与被委托人的关系。

    类似胡杰这样的纪录片制作人，全中国仅几十人而已。据我所知，另有艾未未、老虎庙等极少数人，能够坚持两年以上的拍摄者可谓凤毛麟角。这种拍摄，多是微观叙事，一个房间，一个人，讲一些事，拿出一些东西辅证，再做后期剪辑、编辑。2003年，柬埔寨导演潘礼德（Rithy Panh）拍摄纪录片《S21：红色高棉杀人机器》，该片极为悲凉、沉重，也是采用这种微观叙事的手法。它不同于痛斥专制的宏观政论片，而是着眼于当事人、知情者的零碎叙述，将之编排对照，形成真实效果。

    胡杰给许多人带来了启发，越来越多的人也想拍出反映争议性内容的作品，加入公民影像的行列。受工伤的人怎么获赔，罢工的人怎么罢工，患上艾滋病之后怎么办，一个村的选举被怎么操纵，警察怎么抓小姐，异见者怎么聚会，网友被捕了怎么声援，等等，这些就发生在当前的事情，被陆续拍摄出来，并纷纷传到网上，又被纷纷删除，再纷纷续传。可以预见，这批展示镜头之力的公民影像，将愈加流行，成为异于官方的时代见证。那时，我们不要忘记，胡杰是先行者、带头人。

    （July 29, 2010, This article first published on "Human Rights in China" Biweekly.原题为《镜头之力——胡杰的公民影像》，本文为底稿版。作者杨银波，独立作家，1983年生于中国重庆，崛起于社会底层，业已奋笔七年）

    附：任何人都有权免费索取王佩英影片等资料

    王佩英是惨死于文革的中华烈士，距今就义40年，也被公众遗忘了40年。鲜血不可白流，精神不可忘却。由其子张大中先生当导演，中国独立纪录片制作人胡杰、胡敏兄妹拍摄，郭宇宽做文字统筹，完成了意义非凡的独立影片《我的母亲王佩英》。

    张大中先生，系北京大中公司董事长，旗下已成立专门的“王佩英资料秘书组”，负责免费赠送王佩英的影片和书籍，欢迎各界索取。借用韩寒说的一句话，“无论你是一个普通人，还是一个普通人，甚至是一个普通人”，都有绝对的资格免费索取《我的母亲王佩英》的DVD影片、“王佩英就义40周年纪念会”光碟、《炎黄春秋》2010年第5期杂志等资料。这包裹到你处时，你不需要出一分钱。而且，只要你是在这地球上活着的人，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港澳台、英国、瑞士或者阿拉伯、阿根廷、阿联酋，都有权利免费获得所有王佩英资料。

    请索取者向“王佩英资料”信箱提供索取者的四项内容，缺一不可，包括邮编、地址、姓名、电话。四项内容完备，即马上安排寄出资料，索取者等待收包裹。索取者亦可转载或转告本消息给你所有的朋友。期待众人积极传播“为信念而生，为信念而死”的王佩英的感人事迹。这件事，是大事，是要生根发芽，并注定成为民族记忆的事。

    “王佩英资料”信箱：wangpeiyingbj@gmail.com

    关于王佩英的部分公开文章（大部分在网络可查，且《维基百科》、《百度百科》亦有“王佩英”词条）

    01.张大中：母亲王佩英诞辰95周年纪念会演讲稿

    02.茅于轼：在“王佩英诞辰95周年纪念会”上发表的感言

    03.黄方毅：“王佩英诞辰95周年纪念会”演讲稿

    04.齐克琦：我的牛棚挚友佩英姐

    05.林克明：对王佩英同志的一些回忆

    06.王学联：悼念王佩英

    07.田贵勤：关于和王佩英同志交往的回忆

    08.高淑琴：回忆大中的母亲

    09.林朝华：回忆王佩英

    10.李钟禄：我记忆中的王佩英

    11.暴天成：追忆往事

    12.王世伟：清明随想

    13.徐  玲：静宜英魂——王佩英

    14.默  茗：甘赴地狱的圣女——纪录片《我的母亲王佩英》、书籍《王佩英评传》读后感

    15.方  泉：张大中的母亲（发表于《融资中国》）

    16.郭宇宽：王佩英评传

    17.郭宇宽：寻找王佩英（发表于《炎黄春秋》）

    18.王友琴：纪念一位英雄的母亲

    19.吴稼祥：虽亿万人，吾往矣——纪念圣女王佩英诞辰95年周年、赴难40周年

    20.杨银波：抢救民族精神——纪念圣女王佩英（发表于《纵览中国》）

    21.赵  锐：胡杰新片——我的母亲王佩英

    22.晨  海：无论怎样毒打，北京母亲王佩英也不跪下

    23.司马当：一个曾“被精神病”的女英雄

    24.曹培植：文革先驱——不为众知的英雄母亲王佩英

    25.吴一汉：王佩英，一位被遗忘的英雄母亲

    26.DIDI KIRSTEN TATLOW：中国来信——历史的一章被紧紧掩盖（发表于《纽约时报》）

觉今是而昨非，实迷途其未远

—— 铁流回忆录《翻天覆地》读后感言

胡显中

 铁流先生的回忆录《我所经历的新中国》计划写5大部。其第一部《翻天覆地》就用了30多万字，内容翔实，文笔生动。读后掩卷沉思，无限感慨。

首先应该佩服作者自我反思的精神。作者早年是在中共用狼奶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时时刻刻不忘共产党的‘恩情’，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在斗争阶级敌人时，也曾经是积极行动、毫不留情的极左分子。例如在抓捕‘反革命’时、批斗所谓的‘贪污犯’时，无不表现得十分投入、非常积极，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这些情节在书中屡屡出现。但是，在那个领袖发昏、众人发疯的岁月，有几个能够永保安全的？一次次的运动，把一批批人打倒。终于在1957年毛泽东的‘阳谋’下，曾经紧跟的铁流本人也被打成右派分子，并经历了许多苦难。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折磨下，侥幸存活下来。痛定思痛、深刻反省的结果，终于认识到早年紧跟毛泽东所做出的许多在‘党性’支配下，丢掉了人性的行为。

经历几十年大折腾的神州大地，绝大多数人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被卷入毛泽东“与人斗争，其乐无穷”的政治虐杀中，直到今天，又有几个能够认真反思、坦率承认、真诚悔过的？作者能够在书中认真反思，坦率地向广大读者承认自己当年的过左行为，对不起当事人。有这份忏悔之心，就说明人性还未泯灭、良知仍然在，还没有完全被‘党化’。在书中公开这些情节，需要很大的勇气。这勇气、这精神是多么可贵！ 觉悟到昨天的过失，就是今天进步的表现。因此借用陶渊明在《归去来辞》里的名句，颠倒顺序，作为本文的题目。

书中有许多非常精彩的片段。例如78页记载：在公审国民党某地区的专员冷开泰时的对话就十分有意思。问：在当伪专员期间贪污了多少钱？答：我不是伪专员，是中央国民政府正式任命的。我贪不贪污你们管不着。今后你们共产党比国民党会更贪污。历史证实了这位冷先生的预言。今天举目四顾，有几个为官不贪的？无论贪污的规模、金额、手段、情节……所有方面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又如：92页关于当年斗争地主刘文彩的事情，当时说得神乎其神，据说有什么惩罚贫雇农的水牢，而且有个叫冷月英的女人，就曾经被关过这样的水牢。50年后真相大白：“冷月英何曾坐过水牢，所谓水牢是刘文彩存放大烟的仓库。因为大烟怕高温，那时没有空调、冰箱，所以搞了这样一个水仓库”。不仅此也，刘文彩还是个乐善好施的有德士绅，他创办的文彩中学至今还是全省的重点中学，先后培养不少国家的栋梁之才。当年他规定：贫寒学生可以免费就读。可见当年为了制造所谓‘阶级仇恨’，什么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卑鄙，卑鄙者的通行证”，北岛的诗写得多么深刻啊！

第345页描写在反右运动中，几个情意相投的朋友在一起议论。其中有位叫邱原的认真地、斩钉截铁地说：“我敢肯定，20年后，胡风反革命一案一定会翻过来。这是一个冤案，一个彻头彻尾的冤案，是无产阶级专政体制所致，也是毛泽东帝王的作风，他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妙哉，邱公此言！据我所知，还有许多有识之士都曾经有过类似的断言。例如，《人民日报》社文教部的徐放。他在回忆当年被领导劝勉谈话时，就曾经大胆断言：“胡风的问题有天下大白之日，我徐放是无愧于党的。”（见李辉著《胡风集团冤案始末》1989年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胡风先生的朋友彭柏山也曾经对另一位‘胡风分子’王元化说过：“我敢断定，20年后这个案子可以平反。”王元化的回答也同样坚定“那是肯定的。”（见《传记文学》1988年第4期）为什么这些人在蒙冤受屈、身处逆境、生死难料的情况下仍然坚信不疑地表达同一个信念——终究会有真相大白、平反昭雪的一天？各人的具体理由也许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坚信一个朴素而又平凡的道理，那就是：任何独裁者的寿命都是有限的，既不可能“万寿无疆”，也不可能“永远健康”，更不可能有“永远不落的红太阳”。近年读到吴思先生“历史上的平反周期律”的妙文，更深得我心。作者就平反的周期做了周密的分析，在这里不妨引述几句如下：

“皇帝的寿命毕竟有限，任何权贵都无法永远掌权，正义最终还是有机会说话，把冤案翻过来。皇帝们也努力控制后世，下令千秋万代永不翻案，他们刻石碑，立铁牌，可那些石头和铁块的寿命并不比权势长多少。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因此，吴先生言简意赅地总结说：“正义对权势无可奈何，权势对时间无可奈何”。众多冤案被害人的信念与吴思先生的研究结论可谓不谋而合。

任何一个极权制度在横向维度上可以控制全国东南西北中，囊括所有的人、财、物，控制力甚至伸延到每个人的大脑和思维。不仅此也，根据《炎黄春秋》杂志社杨继绳先生在香港出版的《墓碑》一书里的研究：“甚至控制到每个人的肠胃”（因为每个人都是吃同样品种、同等数量的粮食、蔬菜、油……）。可是，从历史的纵向维度来看，任何极权制度却都无能为力，或者说力不从心。因为任何最高统治者的寿命有限，都必须服从自然规律：生、老、病、死！在阎王爷的面前，人人平等，谁也不可能例外。而继任的统治者大都具有比较理性的头脑，比较务实的精神，他们大都清楚当年那些冤案是如何人为制造出来的。为了取信于民，以重新构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不能不对前任所留下的大量冤案进行梳理、甄别、平反昭雪。

关于中共在延安时期种植鸦片的事，除了铁流先生在该书第154页的揭露以外，本人手头还有一资料可为佐证：《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春季号第136页~141页发表向继东先生的文章“正视历史需要良知和勇气——读‘延安日记’”。可见这不是孤证，足可采信。

看了以上资料，那些善良的人们，那些至今仍然对毛泽东抱有某些幻想的人，应该清醒了，透过现象看本质：毛泽东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的。什么“人道主义”，什么礼义廉耻、仁义道德，什么马列主义的指导思想，什么‘爱国主义’……全是对老百姓的要求，他自己才不信这一套。那么，他信什么？第一迷信权力，第二追求功利。对于自己来说，只有一点是真的：有用即真理，绝对的功利主义！对自己有利的就是真理！这才是他做事的最高原则和最终目的。

向一切善良的人们揭露真相，乃是本书是又一大贡献。  

值得指出的是，作者有一处回忆与事实不符。第256页是这样写的：“5月18日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中共统治下60多年来，从来就没有不批准的先例——笔者注），胡风等人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入狱。”这一点需要请所有善良的人们记清楚：胡风先生是5月16日被捕的，那一天他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按照规定是不得逮捕的，要逮捕必须经过罢免的程序。但毛泽东连这两天的时间也等不得，着急先行逮捕，两天后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决定罢免他的一切职务。这叫‘补办手续’。什么法律程序，狗屁！在毛泽东的眼里，法律都不如一张擦屁股的手纸。在这样的“伟大领袖”的带领下，中国人民受苦受难就不可避免了。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真相

盛禹九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下称《钢铁》）一书在我国曾经是风行一时的“红色经典”。我年轻的时候，曾不止一遍地读它，并为书中的许多动人情节和名言警句所感动。作者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说：“我在这本书里讲的完全是自己的生平”，“书中对真实性所抱的态度是严肃的”。（《奥斯特洛夫斯基两卷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相信：《钢铁》中的保尔·柯察金就是奥斯特洛夫 斯基，书中所描写的一切都是完全真实的。
    至今还记得：保尔出身于穷苦家庭，当过司炉工，在哥哥阿尔青的影响下参加革命，入团入党，参加红军，在战场上受重伤；复员后参加过“契卡” 工作，担任地区共青团的领导；由于劳累过度和旧伤复发，全身瘫痪，双目失明，又以惊人的毅力在病榻上进行创作……他一生经历过3次爱情：初恋情人冬妮娅，一个青春焕发的少女，后来成了“酸臭的”阔太太；第二次和丽达的友情因偶然误会而中断；瘫痪后和“忠诚的同志”达雅度过最后年月。

两个“保尔”

不久前，一位俄罗斯专家朋友给我寄来他翻译的一份资料——记者斯维特兰娜·萨莫捷洛娃写的《重铸的生平》，刊载于2006年11月26日《莫斯科共青团员报》。这篇通讯记述了作者对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甥女——加林娜·瓦西列夫娜·奥斯特洛夫斯卡娅的一次采访。加林娜的妈妈叶卡捷琳娜是奥斯特洛夫斯基晚年病中的“护理保姆”，对其弟弟尼古拉的情况非常熟悉。女儿从妈妈那里了解到有关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情况，给读者提供了许多前所未闻的信息。 根据加林娜的回忆：
    ——奥斯特洛夫斯基“出生于军人家庭。父亲阿历克赛·伊万诺维奇参加过巴尔干战争，在战斗中表现特殊英勇，曾被授予过两枚格奥尔基耶夫斯基十字勋章。妈妈奥尔·加·奥西波夫娜出生于一个捷克林业局主任的家庭，是一个非凡的女性，会讲6种语言（波兰语、捷克语、德语、犹太语、乌克兰语和俄语），而且写过诗……（尼古拉）根本谈不上是出生于无产阶级家庭”。
    —— “尼古拉（在《钢铁》中）把自己的哥哥德米特里（在书中是阿尔青）加以美化了”；他的“哥哥在童年时在尼古拉心目中是有很高威望的，但是很快他们就交换了角色。长大以后，意志坚强的、性格直率的尼古拉扮演了大哥的角色。”“舅舅是个温柔的人，不希望闹事。看到有人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总是力图躲在一旁。”
    ——“柳博芙·鲍利谢维奇（冬尼娅原型）是一位非常平易近人的，谦虚的女性”。她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思想进步；十月革命后“拥护苏维埃政权，当了一名教师，丈夫遭到了镇压，再也没有嫁人”。她很珍惜和“保尔”的一段感情。“保尔”去世后，曾专程看望加·瓦·奥斯特洛夫斯卡娅一家。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忠诚的同志（妻子达娅）在结婚后没过几年就离开了他”，后来“嫁给了他（尼古拉）的亲哥哥德米特里”，“姐姐卡齐娅成了他（保尔）的护理保姆”。
    使我感到震惊的，是加林娜下面的几段话：
    ——不久前从档案材料中发现，奥斯特洛夫斯基曾受过法庭的审判。在内战年代，他曾拒绝参加对白军的射击，也反对“肃反”运动。
    ——妈妈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尼古拉）在朋友面前经常承认说：“我们所建立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
    ——我有机会同他的朋友阿纳托里·索尔达托夫谈过一次话，他承认说：如果科利亚（尼古拉的昵称）不是在1936年去世，稍后一些时间就会有人“帮助他”离开人世。
    读完这篇访问记，我受到很大的震撼！脑海中顿时出现了两个“保尔”：
    一个是我过去了解到的“保尔”——《钢铁》一书中的“保尔”：对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无限忠诚，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工作中奋不顾身，瘫痪后顽强从事写作……他曾经是我心目中的的英雄；
    另一个是今天我了解到的“保尔”——一个有理想、有良知、能辨别是非的真正革命者，不仅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工作中奋不顾身，而且敢于抵制党的错误路线和政策，在晚年进行了深刻反思，他同样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无疑的，后一个“保尔”“重铸”了奥斯托洛夫斯基的生平，极大地扩展和提升了他的思想、道德和人生境界，因而更加值得我崇敬和学习！

“保尔”的矛盾与苦闷

从奥斯特洛夫斯基甥女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保尔”的一生充满着矛盾：他参加红军，却“拒绝参加对白军的射击”；他从事“契卡”工作，可又反对“肃反”。加林娜没有说明，奥斯特洛夫斯基是在什么场合下“拒绝参加对白军的射击”的。这给人们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人们分析说：“保尔” 在战场上是叱咤风云的英雄，他的额部中了子弹，险些丢掉性命。在战场上，他是不可能“拒绝参加对白军的射击”的。他“拒绝参加对白军的射击”，只能是在战场外的其它场合。那是什么样的场合？
    人们知道：1918年9月5日，列宁**导的“人民委员会”公布《关于**色恐怖的决议》中指出：“在目前的形势下，以恐怖方法来保障后方的安全，是绝对必要的。……必须采用将阶级敌人送往集中营，实行隔离的方法。

根据这一《决议》,1917和1918两年有100万人被处决。
    奥斯特洛夫斯基很可能参加了1917—1918年间红军对战俘、或“与白卫组织等有关的人”的镇压活动。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他“拒绝参加对白军的射击”，因而受到法庭的审判。
    同样，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参加“契卡”工作期间，也可能目睹了“肃反”中的许多荒唐残暴的事情，激发了他的天良，因而反对“肃反”。对此，加林娜解释说：“ 朋友们知道舅舅的性格：他绝对不可能容忍镇压。人们在夜间把舅舅的许多好朋友、那些在战斗中经受过考验的共产党员给抓走了。索尔达托夫本人在战争前的几年里是莫斯科－伏尔加运河建设工段主任。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不能忘记他度过的那些无眠之夜，在那些日子里他总是在床底下放着一个收拾好的小箱子，以备在夜里随时遭逮捕。”
    看来，奥斯特洛夫斯基并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螺丝钉”和“驯服工具”。他的思想活跃，有是非观念，又充满着矛盾。在新版《钢铁》书中看到，在党的两派斗争中，“保尔”参加过“反对派”的活动，后来又回到了斯大林的队伍。
    《钢铁》一书的出版，同样经历着矛盾和曲折。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初稿是“完全写自己的生平”。他的几次投稿被退回来，最后投到了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编辑部发现其中许多素材有用，于是派人和奥斯特洛夫斯基进行合作。“人们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传记‘做了修订’，把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变成了偶像，‘一个人和革命者的典型’”。《莫斯科共青团员报》记者斯维特兰娜·萨莫捷洛娃如是说。
    “修订”《钢铁》原稿的，是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的两位文学编辑——安•亚•卡拉瓦耶娃和马•鲍•科洛索夫。从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给卡拉瓦耶娃的一些书信中，可以看到，这位编辑对《钢铁》一书作了许多“指示和修改”，奥斯特洛夫斯基答应按照她的“铅笔批注”“将书根本重写”。他在一封信里坦诚地写道：“现在我前面有两种障碍：第一是疲倦；第二还有许多事情，总起来可以叫做‘经济危机’，因此我这次才不得不让步，并且同意按照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的要求修改以后再出书。”
    奥斯特洛夫斯基终于作出了妥协，按照编辑部的意见彻底修改了自己的作品。加林娜举了一个例子：“在《青年近卫军》杂志上发表《钢铁》的最初版本时，真实地反映了奥斯特洛夫斯基与妻子达雅中途分离的关系。但是考虑到党的书报检查，迫使他删掉了这一切。在一个‘理想的英雄’那里，妻子也应该是一个‘无可指责的 忠诚的同志’”。
    《钢铁》一书修改出版后，奥斯特洛夫斯基感觉到，书中主人公保尔与他本人的实际经历有着很大的反差。为了消除当时报刊界对“《钢铁》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自传和生活史”的误解，他在《我的创作经过》一文中特别声明：“这是小说，不是传记，这不是共青团员奥斯特洛夫斯基传”；“我的小说，首先便是艺术作品，其中我运用了想象的权利，在小说的基础上放了不少实际材料”。这反映出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内心苦闷与前后矛盾。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生道路是不平坦的。在经历无数艰难曲折和和生死磨难之后，他对自己的一生，对自己参加的那场革命，有着深刻的反思——“我们所建立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多么深邃而又大胆的思想！这声感叹里，包含着多少难言的隐痛和泪水啊！这也是具有同样经历的一代人的心声！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朋友们相信：“奥斯特洛夫斯基是适时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如果科利亚（尼古拉的昵称）不是在1936年去世，稍后一些时间就会有人‘帮助’他离开人世。”奥斯特洛夫斯基逃脱了一场即将来临的劫难，然而，作为一个作家，由于多种原因，他始终无法像高尔基那样，写出和给世人留下那些“不合时宜的思想”，只能将它们埋藏在心底，偶尔在亲友前倾吐一下心中的积郁和不平。这应该是奥斯特洛夫斯基晚年生活中的最大痛苦和遗憾！

“余光”未灭

     1991 年，苏联解体，苏共消亡，文坛“解冻”，《钢铁》一书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受到了批判。人们认为，这本书歪曲了历史，违反了“生活真实”。从大的方面来说，《钢铁》所描写的1915—1932年这段时期，是乌克兰与俄罗斯土地上各族人民经受着剧烈社会动荡的年代：接连不断的国内或对外的战争，党内多次的斗争和清洗，给人民和党带来了巨大灾难。《钢铁》一书对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只有简单、倾向性的叙述，缺乏客观、全景式的描写；特别是，充满困惑、阴谋、痛苦和悲剧性的党内斗争，成了“无产阶级”（“左派”幼稚病者和斯大林路线拥护者）高唱凯歌、节节胜利的过程，这些人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灾难却被回避开了。更重要的是，《钢铁》一书把当年为了实现乌克兰独立而战的乌克兰的民族英雄西蒙·彼得留拉描写成为无恶不作的“匪帮”，这是今天的乌克兰人民难以接受的。

    正是基于以上的一些原因，今天在俄罗斯和乌克兰，《钢铁》被定位为一部有严重错误的作品而被广大读者冷落。奥斯特洛夫斯基这一响亮的名字逐渐被人们淡忘。可在遥远的东方，还有着他的“知音”。
    众所周知，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文坛掀起了一阵“保尔热”：重拍《钢铁》连续电视剧；出版和再版《钢铁》的各种书籍；各界人士热烈地讨论《钢铁》；一些专 家学者质疑和批评《钢铁》——“保尔热”中的“冷思考”，受到了主流媒体的批评……人们在大炼《钢铁》，这使我想起了鲁迅先生说过的一段话：“名声的起灭，也如光的起灭一样：起的时候，从近到远；灭的时候，远处倒还留着余光。（《略论梅兰芳及其它》《鲁迅全集》第5卷 ）”
    时至20世纪90年代，为什么在我国还出现《钢铁》的“余光”现象？
总的来说，在我们国家，固有的主流意识形态还继续存在；大多数的人（包括某些制片人和报刊和出版社的编辑）对《钢铁》一书真实的社会历史背景并不十分了解，或者说根本不了解，也就无法理解“解冻”后的俄罗斯和乌克兰人民对《钢铁》一书的感情、认识和评价。
    具体地来说，今天在我国，50多岁以上的人看“保尔”，可能是在找寻年轻时候的激情，或是重温某一种理想，因为“保尔”毕竟实实在在地影响与感染过他们。 可对二三十多岁的年轻人而言，保尔只是一个模糊的形象。打动他们心灵的，可能是充盈于《钢铁》里主人公成长过程中的苦难酸辛，那些不完美、青涩动人的爱情故事，或者一段脍炙人口的名言：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应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致因为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这段富有哲理性的豪言壮语，就其原有特定的内涵来说，在今天已显得十分陈旧和苍白。“保尔”当年为之献身的“为人类的解放”的事业，不过是“乌托邦”式的幻影：不仅没有解放全人类，连苏联人民自己也没有得到解放，千千万万的家庭反而因此遭到不幸。“保尔”的故乡乌克兰倒是在他去世后55年，布尔什维克党消亡之日起，得到了独立和解放。这是具有何等的讽刺意味！
    从一般的意义上说，“保尔”的这段名言也可以看成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箴言和价值取向。“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不应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今天的年轻 人读着这些警句时，其内涵已经普遍化了，可以成为激励人们为某种理想和事业而奋斗的一种强大动力。当今的年轻人正是从一般意义上来解读“保尔”的这一段名言的。在这里，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理论在实际生活中得到了印证。
    加林娜·瓦·奥斯特洛夫斯卡娅的回忆，添补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生平的空白，重新唤起了读者们对“保尔”的一些美好回忆，使人们对这位“火热的革命家”有了更多的了解。我想，随着有关档案的不断披露和更多的人回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形象将会更加丰满，更加可敬可爱，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内的读者们，对当年的“保尔”——奥斯特洛夫斯基会有全面客观的认识和评价。

  五七之歌

燕遯符

编者按：这是作者发给一些难友的电子邮件。现征得她本人同意发表于此。

诸位难友：

    今晨我收到一条手机短信：

《精卫》  顾炎武

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

         2009-9-14晨抄，与天下“右派”共勉

    读这条短信，心中十分激动。稍作改动，名之为五七之歌。

《五七之歌——精卫填海》

我愿填东海，身沉心不改。东海填未平，往生再归来。

    诸位意下如何？或有何修改建议？

    我正在想，咱们虎口余生仍不改初衷的精神，应该有一种诗歌表达。《精卫填海》是中国古代神话，与西方基督教殉道精神异曲同工，也正是一种普世精神或普世价值。

                                     燕遯符  2009-9-14

友谊回声

黄静（本刊义工）：自从七月份,我收到你从北京寄来的难友名单,其中有个人叫周盛丙,浙江省    溪市横溪镇里董金宅口村,邮编：321118,少了什么溪一个字,浙江省境内有溪字的市,只有慈溪市,兰溪市两个市,,按邮编浙北杭嘉湖宁台都是31开头,慈溪是宁波地区邮编3153,那么3211应该是浙中浙南,我打开浙江地图,找到兰溪市一查,确实有个横溪镇,,还找到了里董金宅口村,我就确定试投,一个月之后有了反应,来信了,

       难友周盛雨(不是丙),56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58年被划为极右派,保留学籍送工厂劳动察看,至60年6月以"抗拒改送,继续散怖反动言论"为由,送劳动教养,并宣布劳动教养期限三年,64年5月到期,等待政策落实,一等就是五年,69年9月摘帽,劳动教养9年半,弄得家破人,往事不堪回首,

       找到了一个难友,把<往>刊送到难友手里，多了一份精神安慰,就是我们<往>刊义工的心愿！

                                        浙江杭州<往>刊义工  杨世元2010.0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