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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二）

本期目录

卞案研究

朗  钧  “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冯敬兰  我为什么要替宋彬彬说话

王  里  澄清是重要的，但反思更迫切

——读宋彬彬、叶维丽、刘进等人的文章和访谈

王  锐  浅谈“暴力文化”——读《记忆》总47期有感

本刊特稿

于  羚  反省历史需要更多人的参与

相关链接

国  庆  我在兵团打过人

文摘

王容芬  迫害何时到头？

叶志江  难言的历史一定有难言的故事

童  话  师大女附中学生闻佳的文革冤案

访谈

刘  进 整理  朱学西访谈录

刘  进 整理  李松文访谈录

小资料

刘  双 整理  卞仲耘案文献资料索引

故纸堆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宣告成立

简讯

张晓良  徐唯辛的文革人物肖像在武汉展出

编读往来

丁东、陈闯创、丁凯文、陈家琪、可父、范世涛、刘进、胡泊、钱大川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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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案研究】

“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朗  钧

第47期电子刊物《记忆》登出《也谈卞仲耘之死》，《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我看卞仲耘之死》和《我的记忆：师大女附中文革初期二三事》三篇文章。

    宋彬彬等人的这些文字可以视作一份证词。

这三篇文章将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组织成立的时间后移，其目的是为了说明卞仲耘不是红卫兵打死的。

她们说，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她们想通过这份证词讲一个好的故事，编织一个“好的历史”。因此，为这份证词作真伪辨析确有必要。

但是，历史是一个客观存在，并无好坏之分。正像文化是一个既定人群在即定历史时期创造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一样无先进和落后之别。我们共同为红八月留下的文字只是一些证词。由于时效的缘故，它们已不具有司法的属性，却能够反映其文化教育的背景，证明其信念信仰的取向，呈现道德和良心的差异，除此之外，什么也证明不了。

在讨论“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话题之前，先讨论一个小问题。

谭力夫讲话是什么时候发表的？

冯敬兰在她们的《也谈卞仲耘之死》中说：

8月1日，“我们‘坏学生’下乡劳动比军训的大队人马回来得早。学校的气氛已经有些恐怖和惊悚了，这是我的感觉，因为心虚。当时宿舍楼大门口贴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 / 老子反动儿混蛋 / 横批：历来如此）特别醒目，看一眼就心跳半天。大字报也是‘自来红们站起来’之类，宿舍楼还贴了一长溜谭力夫的讲话，通篇是讲解那个对联，我一直以为对联是他发明的”。

冯敬兰说她在1966年8月1日就看到了著名的谭力夫讲话。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谭力夫是在8月20日才发表这个讲话，被传抄和张贴是8月底和9月初的事情了。

是不是冯敬兰年纪大了，记忆有误？

不像。因为谭力夫的讲话，是在一次北京工业大学辩论工作组是否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的大会上的讲话，由于他是保工作组派的，他通篇并不是讲解那个对联，而是为工作组辩护。血统论的思想只是渗透在这个讲话中。他的那句“共产党的干部犯错误，你们高兴什么，他妈的”，很有个性，也很有特点，是整个讲话的经典之句。凡读过谭力夫的讲话的人，其它内容可能会忘记，而这句话会记得的。

说谭力夫讲话“通篇是讲解那个对联”，只能说明冯敬兰可能根本没有读过谭力夫讲话。没读过为什么要说读过？为什么要编造这个谎言呢？只有冯敬兰自己可以回答。

谭力夫确实写过一篇拥护对联的文章，题目叫《从对联谈起》。但是发表时间是8月12日，而不是8月1日或之前。该文很短，不像冯敬兰所说，可以在墙上贴“一长溜”。

冯敬兰把谭力夫讲话日子弄错这件事本身确实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这一例证说明她们的“证词”的不可靠性。回忆历史和编造历史是不一样的。

对于同龄的老三届人来说，红卫兵组织成立的时间本不是一个问题。

红卫兵组织出现在清华附中的时间是1966年5月底～6月初。它被江青、陈伯达认可是7月下旬的事情。被毛泽东认可是8月1日。城区各校红卫兵组织的出现时间大致在是7月底～8月初。为了争论对联的对错，8月3日中山公园音乐堂的大辩论，8月5日中央美术学院的大辩论，8月6日天桥剧场的大辩论都是以红卫兵的胜利而告结束的。

师大女附中学生，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长篇回忆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对这个非常时期有清晰的记载：

7月下旬，“混乱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一些学校中出现了红卫兵组织，批判校领导、揪斗‘黑帮’和‘牛鬼蛇神’的行动不断升级，发生了体罚和打人。中央文革人马频频到各校煽风点火，鼓吹造反。……在强烈刺眼的灯光照射下，江青那‘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向红卫兵小将致敬’的尖声叫喊……显得那样的得意、狂妄和不可一世。”（见该书第二章《祸起萧墙》）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消工作组。”

“作为学校的红卫兵代表，我也参加了那次大会。……毛泽东令人意外地出现在大会堂的主席台上。……会场立时沸腾，红卫兵小将们因震惊兴奋而激动欢呼，一个个热泪洒面。”（见该书第二章《祸起萧墙》）

“8月初，一些中学红卫兵贴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对联，立即掀起了一场关于‘血统论’的大辩论。我所在的红卫兵组织支持对联的立场……”（见该书第三章《炮打司令部》）

师大女附中学生陶洛诵这样回忆当年的情况：

“于我而言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那一天，我们这些在邢台军训的学生突然被召回，一进学校，许多人目瞪口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白纸黑字的对联贴在宿舍楼门口。还有‘打倒黑五类子弟！’‘打倒资产阶级狗崽子！’等等。原来在我们参加军训的十天里，形势大变。反工作组的学生已经成为英雄。学生按出身血统分为三、六、九等，什么红卫兵、红外围、黑五类子弟等等。红卫兵的出身必须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农、下中农才行。” （陶洛诵《师大女附中学生陶洛诵2007年证词》）

    邓榕的文字证明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组织1966年7月29日以前就已经成立。

陶洛诵的文字证明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组织1966年8月1日以前就已经成立。

可是，在宋彬彬等人的证词中却叙述出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情况。

叶维丽在证词中说：

“调查的结果是，7月31号，女附中成立了一个叫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主义兵’）的组织，主要由‘反工作组’的高中学生组成。8月5号那天打人没有她们的事。‘主义兵’始终是少数派，从未在学校掌过权。

“女附中还有一个叫‘红卫兵’的组织，参加的人数较众。这是一个一哄而起、较为松散的‘组织’。没有证据证明这个组织在8月5号已经存在”。（见《记忆》47期）

刘进在证词中说：“关于“红卫兵”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叶维丽问过我多次，我始终说不上来。近几年就这个问题，我几乎是见谁问谁，至今无一人能说出红卫兵成立的准确时间，但大多记得8月5日那天女附中还没有红卫兵”。（见《记忆》47期）

宋彬彬在证词中说：“我记得女附中红卫兵是8·18前一哄而起的，调查的结果也证明这种说法最接近事实。女附中的红卫兵很松散，没有加入不加入这一说，你说自己是，只要没有人反对，你就是了”。（见《记忆》47期）

刘沂伦在证词中说：

“学校里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发起人是梁二同她们反工作组的一些同学，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我们当时管她们叫‘主义兵’……除此之外，8月初的几天学校里有没有其他的学生组织，我没有印象，如果有，可能也是很小范围，比如某班级的同学组织一个什么‘战斗队’，至于全校性的红卫兵组织，我没有印象”。（见《记忆》47期）

作为当年的红卫兵，宋彬彬、叶维丽和刘沂伦的说法如此一致，而和邓榕的说法如此不同，这就迫使读者进行一个判断：谁在说谎？

由于江青和中央文革的支持，北京各个中学的干部子弟迅速成立红卫兵组织，时间应该是在7月下旬到8月初这段时间。师大女附中也是这样。

一般而言，凡在红卫兵三个字前带前缀词的组织，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井冈山红卫兵”都是因为“红卫兵”这三个字已经被使用。海淀区、西城区，东城区各个中学的红卫兵组织的名称分布，基本遵循这个规律。从邓榕的回忆文字中证实了上述说法。师大女附中的反工作组的同学在听说7月29日北京市委宣布撤出各校的工作组之后，就成立了他们的红卫兵组织。但是，她们不可能像清华附中红卫兵那样命名自己的组织为“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因为在这之前，“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这个名称已经被使用。邓榕参加的不可能是反工作组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组织，她和宋彬彬、刘沂伦、叶维丽参加的是“支持对联”的红卫兵组织，即“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后来跟随宋彬彬在八一八登上天安门的大多数人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

师大女附中高干子弟云集，信息之灵通没有哪个学校可以与之比肩。男四中也逊它一筹。说该校的红卫兵组织在毛泽东8月1日致信清华附中红卫兵说“我支持你们”十几天后才成立，要么是记忆有误，要么是在说谎。读者可以判断。

红卫兵组织松散，一轰而起，一轰而散，确实没有严密的组织结构。但是，这并不影响它在短命的生存其间实施暴行和宣扬暴力。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呈交给历史的杰作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打死打伤自己的老师。

20世纪，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个民间暴力团体：义和团和红卫兵。

义和团这个邪教组织的施暴对象是外国人。在中国被外国列强瓜分和欺凌的时候，他们手持大刀长矛，迎着洋人现代化武器吐出的火舌冲击、流血、牺牲，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爱国情绪是不容否定的。

而红卫兵的施暴对象是本民族的同胞。他（她）们大都是以超过被害人十倍几十倍的人数进行施暴的。被他们殴打致死的人没有一个曾经表现出反抗的意愿。但还是没有赢来丝毫的同情。红卫兵的胆魄和手段远不如他们的父辈，他们父辈的对手是武装到牙齿的军事集团。红卫兵是以强凌弱的乌合之众，红卫兵在中国历史上的出现是中华民族的耻辱。

2010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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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案研究】

我为什么要替宋彬彬说话

冯敬兰

仔细阅读了《记忆》48期关于“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的“编续往来”，很高兴能通过这个渠道听到各种意见。对于几位读者的质疑和批评，更要表示特别感谢。有质疑就会有新的发现，有批评才会碰撞出新的思想。写这篇文章，谨为再做说明。

我是原北京师大女附中1966届初中生， 1968年6月13日离校去北大荒，1991年调回北京，一直供职于国企，2005年退休。

我就读师大女附中期间，是一个不起眼的初中学生，从未进入校领导的视野，甚至不记得和卞校长打过照面，可是她的惨死却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1996年文革30年，我发表过一篇散文，题目叫《记忆的疮疤》，想起校长在烈日下躺在小推车上的情景，反复追问自己：那些出身好、教养好、革命感情深的同学，为什么竟在光天化日下殴打、折磨女校长至死？是什么让她们如此残忍和冷血？

有批评者认为，从《记忆的疮疤》到我主持的五人“访谈”，十四年间我的立场发生了改变，与宋彬彬站到了一起。那么，我就先从这个话题说起。

一、我为什么要为宋彬彬说话

近年看到高一3班校友王友琴的著名文章《卞仲耘之死》，明确提到8月5日红卫兵打死了校长，宋彬彬是负责人。一些著名作家、学者也循着这个脉络对宋彬彬发出了强烈的谴责。我重读旧作《记忆的疮疤》，在字里行间寻找，却没有“红卫兵”这三个字。14年前我的文章中，称她们为“最激进的左派学生”、“趾高气扬心狠手毒的打手”、“参与暴力行为的那些同学”。2006年文革40周年，我又写了《烈日下的集体谋杀》，发在搜狐的博客网站，文中写到：“40年前的8月5日早晨，从校长走进校门那一刻起，她的死刑就开始执行了。她被喝令打扫厕所，喝污水，被强迫在正午的日头下，把建筑渣土从这里抬到那里……饥饿、病痛、中暑、脱水还不算，不时有女学生过来抽耳光，踹几脚，更残暴的是那些‘监工’（许多目击现场的同学都深深记得她们的名字），她们用带钉的木棒和铜头皮带给校长造成了遍体鳞伤。心灵的恐惧和绝望就不用计算在内了，校长终于倒在了烈日下。”这类文学描写不同于历史考证，笼统地用“红卫兵”代替施暴者也未尝不可。可是，我没有。我不是红卫兵，犯不上蓄意为她们遮掩，为什么我的文字里“红卫兵”没有出现？我想，只因为当时我在校园里没有看见“红卫兵”。那些行为张扬的同学，包括施暴者，后来或许以“红卫兵”的面目出现在抄家、打人、驱逐“黑五类”的“破四旧”行动中，但是8·5那天，她们尚没有明确的红卫兵身份。

2007年9月，现更名为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母校，高调、铺张地举办了建校90周年的庆祝活动，由于评选宋彬彬为知名校友，在海内外遭到了猛烈的抨击。此前我一直在外地、在企业工作，宋彬彬从来不在我的视野里。我上网查看，不禁大吃一惊，网上流传着多种关于宋彬彬的文字，“宋彬彬——宋要武”原来一直属于公共话题。对她的指控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宋要武”组织杀人比赛的，内容实在离奇，我只能付之一笑；一类是“事实”，红卫兵打死了校长，宋彬彬是负责人，至今拒不认罪，应把她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是当年在校生，尽管知道1966年8月5日导致校长惨死的游斗校领导活动是高一学生干的，但也希望看到切实的新证据，证明宋彬彬是发起、组织或领导者。可是，来势凶猛的舆论审判只有空洞的指控，没有具体的证据。

2007年临近年底，我在博客写了一篇质疑文章，题目是《请放开宋彬彬》。文章中说：“实验中学今年九月的校庆活动，在网上遭到猛烈抨击，批评文章多言辞凌厉。我同意那些文章的基本观点，即校方缺少对文革的正确认知，但我反对对宋彬彬本人继续妖魔化。”“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过当年在校的学生（66、67、68三届学生约40个班）有人举证宋彬彬参与暴力的事实，也没有看到过网上和民间流传的宋彬彬打死若干人的实据。实际上，在我的印象中，宋彬彬就是一个戴着白色化学镜框眼镜、清秀善良、文质彬彬的高年级女生（她的班级正是我的姐姐班）。我和宋彬彬没有过任何接触，即便在文革中，也从未有过她张扬狂热、盛气凌人的记忆。我相信，母校的同学多数会持有这个印象。”

我虽写过几篇文章谴责8·5暴力活动，但是从来没有把宋彬彬和校长之死看成因果关系，这是我一贯的立场。我公开为宋彬彬说话，希望本着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原则，撇清宋彬彬身上的口水，给她一个面对自己和公众的空间。不说出施暴学生的名字，不等于可以嫁祸于宋彬彬。宋8·18给毛泽东戴了红卫兵袖章，成为当时的公众人物或曰文革符号，不等于8·5事件的责任就应该归咎于她。既然8·5校长之死和8·18宋彬彬戴袖章已经成为标志性的公共事件，就不可能只有王友琴同学的一种版本，一个声音。当事人的声音绝对不应空缺。

我知道，公开为宋彬彬说话是一件冒险的事，事实也是如此。文章一出，即引来许多谩骂和侮辱。政治挂帅者批我“为文革翻案、为红卫兵翻案”，自恃高贵者讥我为“小可怜、小市民，拍干部子弟马屁”，聪明伶俐者骂我是“蠢妇、不要脸，是学校的耻上加耻”，知我根底者斥我“忘了生父是怎么死的”（运动中自杀）。一时间在一些博客和实验中学的博客网站留言板上，骂我的声浪甚至超过了对宋彬彬的讨伐。文革初我十六岁，仅因为对个别干部子弟有意见，就被上纲为“仇视干部子弟、仇视党的阶级路线”而被批斗被孤立，临近六十岁时，因为反对妖魔化宋彬彬，又被斥“为文革翻案，为红卫兵翻案”。这些未脱文革窠臼的霸道语言像一面镜子，让我看到了非黑既白的绝对化思维如此根深蒂固，蛮横的姿态和狂暴的语言除了发泄愤怒，难道更能接近事实真相吗？

我决心弄清真相。2007年岁末，我开始参与对母校文革初期的调查。我知道，只有心态平和、实事求是、多头调查、反复质疑（包括对自己），才可能找到真相。

二、关于个人记忆的可靠性

个人的记忆是不可靠的，我在不断自我否定中确认了这一点。重要的是一经发现，就要及时纠正。

感谢刘双先生的批评。我在五人访谈中提到，大批军训的学生回校前，我在校园里看到宿舍楼前贴了一长溜谭力夫的讲话，以为对联是他的发明。查阅了北大学者印红标著《失踪者的足迹》一书，证明刘双的记忆比我准确。同时我要感谢王容芬女士，她在新作《迫害何时到头》一文中，指出我在“访谈”里对林莽先生发难，把林先生讲的两次提审说成了一件事，把林先生记忆的深色裙子说成了花裙子。王容芬女士是我敬仰的思想先驱和无畏勇士，她的故事我只听过一遍就永生难忘，因此我理解她在新作中的愤怒。其实，我在《记忆的疮疤》中，已知的时间和人物的记忆错误也有三处。

个人记忆与事实真相不能等同。不说久远的过去，就是发生在眼前的事，不同境遇不同心情的人，记忆也会千差万别。作为女附中1966年在校生，我也有自己的伤痛和记忆。但是，伤痛是伤痛，记忆是记忆，伤痛不能保证记忆的完整和可靠。

近年就“八五事件”我曾接受过三次采访，都被问到“林莽从图书室窗口看到的红卫兵们，一律穿草绿军装，戴红底黄字红卫兵袖箍，腰扎钉头皮带，脚上是翻毛牛皮军靴”，我是否也见过？刘婷婷是否用穿翻毛牛皮军靴的脚踩了卞校长的头？我的回答是一致的：我不在现场，不知道刘婷婷做过什么。但是，当时正值伏天，是北京最热的时候，我校激进的学生都是女赤卫队员的打扮——把裤腿挽到了膝盖，连鞋都不穿。至于红底黄字的红卫兵袖箍更没看见，宋彬彬8·18给毛泽东戴的尚且是从红色横幅撕下的布条连夜赶制出的粗糙毛边黑字袖章，8·5当天怎会有特殊工艺印制的红底黄字红卫兵袖箍呢？

我在五人访谈中限于篇幅，没有引用王容芬女士的原文（为历史作证——评胡杰获奖纪录片《我虽死去》），本文为再次表达我对林莽证言的质疑，先引用王文如下：

近日获悉，林先生是在宋彬彬两次提审他之后做出自杀决定的。第一次提审，宋让他交代少年空军学校的事，旁边站着一个1米8多的粗壮男生，当胸重重给了他一拳。林先生被打倒在地，躺了半天起不来。第二次是深夜，林先生与历史老师朱学希（应为朱学西——编者）一起被宋彬彬提审，宋彬彬坐着，让他们跪着，旁边站着几个女红卫兵。红卫兵们用皮带抽他们，林先生挨了打，朱老师被抽得更厉害。那天夜里林莽决定与母亲一起触电自杀。他至今清楚记得，宋彬彬与众不同，两次都没穿红卫兵军服，而是绸衬衫和裙子，弱女子的身材。林莽先生92岁了，对生命中最残酷的一幕记忆犹新，同时被殴打的朱学希（应为朱学西——编者）老师也还在世。

由于我在“访谈”中表示了对林莽的质疑，王容芬女士为此向2006年采访林先生的友人求证。她说：

林先生2008年又给王友琴女士讲了一遍，与2006年的讲述完全一致。这个证言两年前经我传出后，林先生受到许多恶言恶语，包括网上围攻。这位友人很悲愤，认为“历史的叙述变形了。大家可以说这段的真实细节，但不是这样的说法，这简直是不顾受难者的伤痛……他不计较卞当政的时候给自己划了极右，一家遭遇了人间惨剧，他仍然做电影里红卫兵暴行的证人，担当的已经够了……现在才跳出来写作的这一群，他们为的是与道义毫无关系的目的，我为她们羞耻。她们绕过了最要紧的东西，那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血泪。

王容芬女士身居国外，亲自访问林莽不容易，无人会苛求。我倒要问问那位“友人”求真的精神在哪里？既然当事人是两位（林、朱），“同時被殴打的朱学希老師也还在世”，去拜访过后者吗？搞清宋彬彬在哪年哪月哪一天的“深夜”，在什么地方、以什么身份提审老师，难道就无所谓吗？“她们绕过了最要紧的东西，那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血泪。”——至于这种视自己为道德化身的文学语言，除了矫情又有何用？

宋彬彬“提审”林、朱二位老师，应该不是心血来潮的孤立行动。我在《访谈》中披露了历史教员朱学西老师与林莽老师不同的记忆。林莽先生指认宋彬彬的证言，是迄今为止我所看到的最为具体的文字，有细节、有过程、有后果，可以说是栩栩如生。唯一的遗憾是缺少时间和地点两个元素。近几天我仔细读了本人1967—1968年的日记（1966年日记缺失，但是也可以理出头绪），试图找到林老师被提审的那个“深夜”。

1966年6—8月的事在五人访谈中已有详细叙述，同年9月开始大串联，起初是有资格的极少数“红五类”，国庆节后很快就失控。女附中变成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附中”，校园里到处是穿着军装的青年男女，哈军工把我校作为“联络站”持续了几个月，而本校学生多去外地串联或呆在家里。1966年冬天，被“血统论”压制的学生强烈反弹，纷纷成立各种组织，声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像8月中下旬突然出现一样，“老红卫兵”又突然消散了，其中的强硬分子组成“联动”，炮口直对中央文革小组。学校仍处无政府状态，但大食堂照样开伙，接待外地串联学生，负责后勤工作的是副校长李天义，因他是原从解放区来的工农干部，没有受到大冲击。

1967年初开始军训，南口驻军装甲兵4636部队进驻学校，学生分裂成四三派（红色造反团，1967年2月22日成立）、四四派（东方红公社，具体成立时间不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作为第三方依然存在。年初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随后就是派性斗争、大联合、年末学校成立三结合“革命委员会”。局势稳定后，解放军撤离（1968年元旦过后，该部奉命开赴越南战场），但高团长等领导还在（是否“三结合”进了革命委员会？日记没有记载）。我在1967年11月25日（星期天）写到：“解放军撤走了，指导员在汽车上挥舞帽子与我们告别的情景至今还浮现在我的眼前，不少同学都哭了。”1967年秋冬，已有少数同学提前报名下乡，11月16日我们在天安门广场为去内蒙插队的同学送行，12月9日去北京站为赴北大荒的同学送行。12月15日学校公布了首批毕业生分配方案，有19个同学将走上工作岗位。需要说明的是，四三派保校长胡志涛，四四派批校长胡志涛。整年没有针对校领导和老师的集中斗争。

1968年从1月4日开始写日记，几乎全是到西单食品商场、西城肉联厂、21路公共汽车等处劳动。1月14日记：“今天新生开家长会，我校招新生25班1000多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新生何时入校我没有记忆。因为女校对男生缺少管理经验，抽调在校66届学生做新生辅导员，近日我班一同学告诉我，她也当过辅导员。1968年整个春天都在整治学生，一是反对中央文革的“联动分子”，二是反对血统论同时也无视新政权的四三派头头和骨干。与此同时，少量表现好、出身好的学生陆续去工厂报到，接着就是六六届学生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我是1968年6月13日离校去北大荒的，同行的是119名初三/高三同学。

刘进、宋彬彬1966年8月19日宣布退出学校“筹委会”后，据我和一些同学回忆，她们再没有担任过任何组织的头头而抛头露面，后来成立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也没有她们的事。那么，宋彬彬以什么身份提审老师？又在哪年的某个深夜提审了老师？据朱学西老师回忆，他被提审并屡遭男生暴打，是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过程中，我认为这更合情理。我们到北大荒的头半年，陆续得知学校改名“150中学”，进来了工宣队，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几位老师先后自杀。宋彬彬比我们离校更早，由她提审老师，既没有机会，也没有资格。

最后，我还要说到“绸衬衫”和不管什么颜色的裙子。自从1966年8、9月恐怖的“破四旧”运动以后到1968年6月我下乡北大荒，记忆里没有看见过哪个同学穿裙子，倘若有，一定会被讥笑为“小资产阶级”，那人肯定不会是“革命后代、共产党员”宋彬彬。70年代初期江青接见外宾，穿了一件仿唐装的连衣裙，我们看见报载后惊呼：哇！以后可以穿裙子啦！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提到以上细节，只是为了说明：个人的记忆是不可靠的，不可靠的记忆重复100次，仍旧不可靠。林莽老师勇敢地站出来作证，我对他表示敬佩，但是，我仍坚持对他某些说法的质疑，这不是人格否定，更不是继续“迫害”。质疑是对另一种可能的发现和探寻。在同一事件100个不同的记忆样本中，必定会找到相同性或相似性，那也许就离真相不远了。

三、为什么要“纠缠”于细节

任何事件都包含着时空两个方向，过程代表了时间，人物是空间活动的主体，而林林总总的因果关系让一个事件呈现出错综复杂的面貌。女附中的文革事件正是这样。

我第一次听说王友琴的名字是从初中同学叶维丽那里，大约十年前，我们谈论校长之死（多年来我们经常谈起的话题）时她说，咱们学校有个叫王友琴的同学，也写过文章，她比咱们小，可能是老初一的。多年来，王友琴一直是我敬重的校友。2007年我从实验中学网站的校友录里得知，王友琴是高一3班学生，原来是我们的学长。对她倾毕生精力搜集文革死难者资料的工作，她的超凡勇气和耐力，我要再次表示敬意。

我非常赞同王友琴学长的观点：“也许没有必要去细究或复述这些细节。但是过多地舍弃细节却可能使我们失去总体性的把握。”

几个月前我读了王友琴在1986年写的《女性的野蛮》，文章叙述了她的同学发动游斗校领导的过程，作为在场者，她讲得有声有色，而且行文质朴。我不妨摘录几段：

①保工作组的一派人多势众，似乎正在全盛时期，但在工作组问题上，却已显得不够紧跟潮流，有些冷落。一天下午，这一派的一些同学在教室里开会，“我们要坚持斗争的大方向”，“走，打黑帮去！”她们这样说，似乎这可以使她们摆脱因工作组问题而产生的困境，并以此进一步证明她们的“革命”性。

②见班里同学去打黑帮，我却无事干，就下楼去看。

③如果一个人对自己身边发生的罪恶未加制止，那么就是罪恶的同谋——但是我在十年之后才学会了这句话。

④当时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一个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在广播喇叭里说，昨天晚上，校长死了。

那个高三学生，是王友琴文章中唯一明确的指向。我们一看就知道她叫刘进，而不叫宋彬彬。当时学校没有“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个机构，可能王友琴也不清楚，就笼统给了个称呼。

十几年后她重新修正了自己的记忆，在著名的《卞仲耘之死》一文里，基本舍弃了旧的叙述，提出了新的逻辑链条，即红卫兵7月31日成立；8月5日打死了校长；宋彬彬是红卫兵负责人。我相信这是王友琴学长经过调查得来的而不是凭空想象的。当年的教师组织“星火燎原”战斗队曾编辑了一个“师大女附中文革大事记”，截止到当年10月。说到红卫兵时，原文是： 7.31“红旗”（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红卫兵”成立。这句话语焉不详，我们曾经很想访问那个组织的负责老师，因为这位老师年事已高身体不好，称完全记不起是谁做的“大事记”。我们在五人访谈中指出，7月31日反工作组的同学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前身叫“红旗”。成立宣言用红纸黑字张榜贴在大食堂附近的布告栏里。从《女性的野蛮》中得知，王友琴的那几个同班同学并不属于这个组织。而以血统论为标志的“红卫兵”，因至今没有找到公开宣示的证据，成立时间、斗争纲领、组织原则、人员组成更是一团乱麻，导致许多校友、老师，都没有界限清楚的记忆。

认定宋彬彬为8·5打死校长的红卫兵负责人，有一件关键物证，就是7人名单。名单来自于王晶垚先生，我们必须感谢王晶垚先生悉心保管至今，使一张纸片成为有力的物证。刘双先生说，五一那天他打电话再次向王晶垚先生求证：“他说那字条不是医院转给他的，是他要求7人写的。这里没有因年老记忆不好的问题，因为10年，20年前，30年前他就是这么说的。”“我问是谁的笔迹，他说是刘进的笔迹。但是，李松文承认是自己的笔迹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不是李松文亲口讲的，是转述。可信度有多大？看来要验笔迹或测谎啦。”（见《记忆》48期编读往来·刘双来信）其实要确定是否李老师笔迹，当面去问他即可，比验笔迹和测谎容易得多，几乎没有成本。

2008年初，这个纸片在几个博客里反复张贴，有人说凶手就在里面！我看到后，第一反应就是李松文老师写的，他教我们初三几何，天天在黑板上画图、板书，字体流利而内敛，很像老实厚道的老师本人。我的同班同学看了47期《记忆》，也有几个电话里说，那名单一看就是李老师写的。在这里，我要特别表达对李松文老师的敬意，行事风格谨慎质朴的李老师，在当年和现在表现出来的道德勇气，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名单竖着写，我们是从右向左看的，而王友琴学长是从左向右看的，得出的结论当然相反。老师和在场学生为医院抢救“黑帮”做担保，和家属“要求女附中权力当局留下姓名”完全是两回事，这里产生了根本不同的记忆，我认为也很正常。签名透露的信息，不仅否定了王友琴学长关于宋彬彬是红卫兵负责人的判定，还提示了工作组撤走后“学生代表会”的现状，七人中第一个是老师，第二、三、四、五个是在医院抢救现场的学生，第六、第七是“学生代表会”成员刘进、宋彬彬，她们在名单里的位置，正说明是以个人名义而非“组织名义”出面。

有批评者认为，我们的“访谈”是在否定“这个领域的领军人物王友琴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是对王友琴“鸡蛋里挑骨头”。我不禁想问：谁有权利垄断对历史的解释呢？我本人很好奇王友琴多年来如何对8·5事件研究出了现在的结果。这个结果虽然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也让她远离了事件本身，远离了真实的自己。至于诸多学者在研究中采信了王友琴提供的版本，责任不在王友琴，而在我们：当年冷漠地看着校长被残害致死，后来又以同样的冷漠任凭同学宋彬彬被妖魔化的我们。

有批评者认为，纠缠于8月5日有没有红卫兵，否认8·5事件的组织者和施暴者当时是以红卫兵身份出现，本质上是在为红卫兵辩护，是在为宋彬彬脱罪。放眼于文革这一空前浩劫，笼统地指控红卫兵，谁也不会持异议。我在“访谈”里也说过——对于我来说，红卫兵就是干部子弟的别名。但是，“卞仲耘之死”既然成为文革暴力的“样本”，又牵扯到另一标志性人物宋彬彬，弄清它的来龙去脉、因果关系，是不容回避的责任。只有厘清一个个“个案”，才有大历史宏观的叙述。

还有批评者认为，从来就没有什么“权力真空”，818之前，权力掌握在高干子弟为主的红卫兵手中。我们对母校文革初期“权力真空”的时间边际，认定为工作组撤离后的一周。胡志涛校长在她的《生活教育论》一书139页第三自然段里写到：1966年8月5日，我起个大早。“找市委去！”思索了半夜的一个念头驱使我向市委走去。脑子里的一大串问号都想到市委能得到回答，特别是昨天出现的打人现象。我找到分管文教口的同志，我向他陈述了工作组进校以来的情况，七月底工作组撤走后，学校处于无人管的混乱状态，我特别强调了昨天的打人问题，我说：“这说明基层领导干部的人身安全已得不到保障了。请指示，我们该怎么办？”他听后却用平静的口气劝说道：“你回学校去吧！”我站着没动。这时，我多么希望他能说出一句：“你们回避一下吧，先不要到学校去了。”他站起来看我不走，又补充了一句：“回去吧！我们会向区委通报的。”我怀着沉重而失望的心情，走出市委大门。一路上，脑子里开展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回去！回去！回去！明知是凶多吉少。但我是校长，我是一个长期受党教育的共产党员。上级指示，我只有服从。无论如何，我得硬着头皮回去。

我们在访谈中谈到的每个细节，时间、地点、人物都经过多方调查和反复求证，限于篇幅不得不几次压缩，诚如郭建先生所言“经过作者精心选择”， 若郭先生发现哪个细节“似是而非”，欢迎指正。

最后，我个人认为8·5事件中，作为工作组时期的骨干，有一定影响力的高年级学生，刘进、宋彬彬有她们应该承担的责任，不是导致校长死亡的直接责任或间接责任，而是道义责任。事实上，8·5那天她们已经承担了这个责任，两度去劝阻，将校长送至医院，连夜向市委汇报，8·6早上向全校通报。校长之死，不是当年的她们和老师学生们能够预见到的，因而苛求她们并无道理。

为了厘清母校那段文革历史，当年的学生代表会主席，而今年过花甲患有冠心病的刘进辛苦奔走了几年，访问了几十位老师、校友，写下几万字的调查报告（包括100多个注释），交给学校存档。可以说，她把责任一直承担到了今天。

写到这里，我想起那些殴打、羞辱过老师的同学，我仍然希望她们能站出来说出自己的经历，给当代一个解释，给后代一个警醒。宋彬彬背了黑锅，不等于自己就可以永远隐藏在历史的汪洋里。我想起制造了“宋要武”的光明日报记者，利用了“宋要武”的湖北省委喉舌《长江日报》，如果相关的当事人还健在，希望他们能站出来还历史一个公道。宋彬彬改名宋岩的档案应该还存放在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二龙路派出所，有查阅权限者，也可以作证宋彬彬是否改名宋要武。其实，文革中改名卫东、忠东、红卫、爱党的不计其数，改名本是寻常事，惟有“宋要武”叫不得。

2008年1月24日，叶维丽、于羚和我第一次约刘进、宋彬彬谈她们文革初期的经历，那天谈了6个小时。一周后，再次对她俩进行访谈，从上午十点谈到晚上九点。二年多以来，我们就同一主题进行过十多次谈话。宋彬彬不是一个健谈的人，她诚实、诚恳、善良，并有着她那个年纪少有的单纯。背负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我无法了解她的内心经受着怎样的煎熬，但我知道她很冤——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站出来为她讲话的原因。

2010-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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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案研究】

澄清是重要的，但反思更迫切

——读宋彬彬、叶维丽、刘进等人的文章和访谈

王  里

　　很仔细地读过宋彬彬、叶维丽、刘进等人关于北师大附属女中1966年8月两起事件的文章和访谈。这组文章无疑引起我很大的阅读兴趣，因为当年“彬彬”改成“要武”的影响极大，事件发生时我刚读小学六年级，虽然是远离北京的武汉，我的小学却也由“和平小学”改成了“要武小学”。我家长年订阅《光明日报》，对宋要武的那篇文章有很深的印象，宋彬彬来武汉也有所耳闻，只是消息从大字报而来，真假不辨，今天方知确有此事。

　　澄清历史真相当然很有必要，尤其是当事人都还健在的时候，这是一种最起码的责任。故意遗忘历史，把谜语留给后人猜测，是懦夫的表现。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在仅有的、为数不多的、民间自发的历史回顾中，主要还是撇清居多，少见主动的历史承担者。而后者才应该是“记忆”真正迫切之需要。

　　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群众，就有什么样的领袖。我一直认为，文革不止是领袖的文革，也不止是“四人帮”的文革。文革是大家的文革，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文革。反思文革，要紧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更应该弄清自己在文革中所扮演的角色。这种反思比起甄别历史真相更有意义，更具震撼力，更能给我们的后人留下宝贵的遗产，更能在理性的层次上杜绝文革惨剧的重演。但是，这种反思对中国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决定于几千年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中国人先天人格缺陷，而克服这种人格缺陷又是十分痛苦和艰难的事情。这个缺陷简言之就是：每个中国人都坚信自己本心的真诚，坚信自己有善良的愿望，坚信自己的本质是好的，之所以做错事，是认识不够，是受了外界的影响，是被一时蒙蔽。“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

　　就以宋彬彬、叶维丽、刘进等人的文章和访谈为例，也不难看出这种思维的顽固性和影响力。

　　在访谈中，刘进讲到1966年8月6日早上，她在广播里通报了校长去世的消息和向吴德汇报的情况，转述了吴德的原话“这么大的运动，难免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人死不能复生，死了就死了”。校长被打致死是一个事实，“死了就死了”是一个相机权宜的态度。虽然有人记得广播中说“再不许打人了”、“打人违反党的政策”，但是给人们“刺激最深的”却是那句“死了就死了”。

　　叶维丽在2002年开始做调查后，第一次与刘进见面时，她问了心中存了很久的问题：“你那天说没说过‘死了就死了’？对我这个陌生人突如其来的提问，刘进回答，‘说了’，毫无闪烁其辞。她同时告诉我这句话的来历。刘进坦诚的态度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在这里，也许用“坦然”要比“坦诚”更加准确。刘进为什么坦然？因为这话并非她的发明，而是转述吴德的原话，按常理刘进本人没有任何责任。但是为什么会使叶维丽时隔36年后第一次与刘进见面就问这句话？因为这句话对叶维丽的刺激最深，是“心中存了很久的问题”。虽然中国人一向淡漠生命，一向有李逵抡圆板斧排头砍去的豪情，但毕竟人命关天，事实上在任何时代，也都有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规矩，独有文革是例外。“死了就死了”虽然是转述领导原话，但在转述的那一瞬间，“我”应该怎样处置，“我”有怎样的评判，“我”的内心刺激和选择如何平衡，却是有极深刻的内涵可供反思的，因为我们已经是成年人，并不是无意识的传声筒，语言也不能用本能的应激反应来解释，我们所做的一切归根结底是由我们自己的自由意志所决定，我们可以这样做，也可以不这样做，做与不做的后果，只能由我们自己承担。

　　李乾在《一个中学生的文革》这本书中，回顾了他作为学生法庭死刑执行者在执行第一、第二个“流氓”时的心态，也回顾了在去执行第三个“流氓”途中的心里的犹豫以及主动放弃任务的逃避过程。如果说，李乾在枪毙头两个“流氓”时是出于对领袖和革命的忠诚，那么后来的主动放弃和逃避就应该是对领袖和革命的背叛；如果说后面的行为是人的良知、人的罪恶感被唤醒，那么前面的行为就应该是犯罪。先选择了前者，又背叛了前者，选择了后者，自主权全在李乾的自由意志，责任也无法推诿给别人。虽然李乾在他的书中并没有完全讲清楚前后两种截然相反行为的关系，但他在思考，试图将其理清。莎士比亚的名句“To be, or not to be - that is the question”直到今天仍在困惑着人们，而且问题也许永远存在下去，但提出并试图理清，本身就足以震撼人心。

　　当然，面对精心培养了自己的老师“你们当时在哪儿”的反复追问，宋彬彬、叶维丽、刘进等人也很诚恳地承认“我们当时真的很对不起老师们”，甚至说“作为女附中的学生，我感到有罪”，这是心里话，我相信。但是，这仍然是让自己躲进一个有错乃至有罪的群体之中，仍然是一种群体意识，没有真正承担起“我”的“那一份”责任。与“极左错误人人有份”一样，这种反思没有任何力度，不能给后人以任何警示。法不责众，人人有错等于没有人承担责任。

　　宋彬彬戴袖章事件，“让她在40多年中承受巨大的压力和指责，完全被妖魔化”。的确如此，前面讲到我的小学都因此而改名，可见影响力的广泛和深入。但是，每个人的反思是自己的事情，不能指望那个不经宋彬彬同意、以宋要武（宋彬彬）署名发表《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的记者“能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即使他站出来了，本着同样的思维模式，他也完全可以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毫无疑问，他肯定也是奉命而作。照这样的逻辑不断追溯下去，到头来，结果一定是谁都没有责任。

　　宋彬彬谈到去武汉的事情，她的结论显然仍旧是被动的，是基于对“父亲的老部下”王任重的信任。但是去或不去，说还是不说，说什么不说什么，这些毕竟都是你自己的选择。你是如何选择的，为什么会那样选择，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得失考虑，现在反思起来有什么样的评判和教训，对后人有什么样的警示，这才是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即算是被利用，也应该反思一个成年人为什么会被利用，“我”的软肋在哪里，“我”之所以会被利用是因为我考虑到了哪些利益。

叶维丽在写到“谁之责”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我不认为卞仲耘之死的惨剧是个易于审理的法律问题。法律不是全能的，特别是应用于由最高领袖有意制造的“天下大乱”的非常时期。在一度出现“你一下、我一下”众人参与打人的混乱情形下，到底谁是“凶手”？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成为很多人最高信条的时代，如何判断个人还剩下多少“自由意志”和“是非标准”？这样说，绝不是否认个人应负的责任，而是说，事情不像哈里斯先生想的那样简单明了、黑白分明。但同时我也认为，即使在那样一个癫狂的时代，不管怎么有限，仍然存在一定的个人选择空间。我曾自问，如果当时我在场，会怎么做？我知道，我会吓坏了，我甚至会在心里谴责眼前的暴力，但我绝不会有胆量上前阻拦，我不具备那样的道德勇气，我所受的教育不足以使我那样去做。

　　我想，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抓凶手”，而是每个人面对自己的良知。我们都已鬓发灰白，夜深人静时，我们是否曾扪心自问？就像当时选择怎么做是要经过每个人的大脑一样，今天的反省也只能是个人的。在调查了解卞校长之死的过程中，我发现我和我很多校友们共同的问题是：

　　为什么当年北京最出色的女校的学生，会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

　　我们都在追问。

　　不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个人的抗拒的确很难发生，甚至几乎连抗拒的意识都很难出现。笔者当时虽然还是懵懂少年，但也亲眼目睹了诸多血腥暴力场面，尽管当时心惊肉跳，却丝毫不敢怀疑那种革命的真诚。我们所受的教育就是如此，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多少改善。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反思的目的当然不是去“抓凶手”，我们的共同问题当然是充满朝气的单纯的学生为什么“会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也就是：为什么好人会做坏事？

　　沿着这个思路追问下去，有两个头绪。一个就是编者按所说，那些“非刑毒打”师长的人，是死者生前热爱和悉心培养的学生。而死难者的政绩，正是坚决贯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认真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在这种路线、方针下成长起来的女生们成了“疯狂的坏人”，那么，这是什么路线？这是什么方针？说到底，人本应是好人，制度使其迷途。

　　第二个头绪，是我的思路。好人不是先天规定的，先天对人的规定是人具有自由意志而动物没有。具有自由意志的人，既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坏事，除非精神失常，每一个行为的发生，不论在什么条件下，都是人自己的选择。叶维丽说得好：“我曾自问，如果当时我在场，会怎么做？我知道，我会吓坏了，我甚至会在心里谴责眼前的暴力，但我绝不会有胆量上前阻拦，我不具备那样的道德勇气，我所受的教育不足以使我那样去做。”胆怯也是一种选择，而且是利益的选择，既然是利益的选择，按照孔孟之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定义，还能假定“我”是一个好人吗？

所以，“好人做坏事”的全部问题都来自于对“好人”的先天假定和固化，也就是所谓的“人之初，性本善”，好人之所以做坏事是外界的干扰和蒙尘，是被外人教坏的。这是中国几千年一而贯之的传统思维模式，好事全归自己的本性，坏事全赖别人的教唆，自己一点都不用负责任。我们一切的制度，一切的教育方针，都是从这个被人们广泛认同的原点出发而形成的。要想彻底追问下去，彻底解开这个千年枷锁，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承认人性是自由的，既可以行善也可以作恶，承认人的每一个行为都是通过了理性的判断和选择的，而决不可能仅靠“好人”的本性和“好人”的真诚而不假思索地去做。同时还要承认，人不是上帝，自欺也是人的本性，所以行为之后还要对其进行批判，检验是否真的符合自己的理性，这就叫反思。这种反思是否公开，同样由个人自由意志所决定，别人无权强迫，也无法强迫。对文革的反思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人们对文革重演的恐惧才能彻底释放。

20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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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案研究】

浅谈“暴力文化”

——读《记忆》总47期有感

王  锐

读完《记忆》“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不免让人感触多多。笔者觉得，这无疑是《记忆》编得最好最有震撼力的期数之一。 愿《记忆》编者沿这路子继续走下去，越办越好。

要说探讨“卞案”悲剧发生的深层次原因，“编者按”中直指的“教育制度”本身，应当可算是因素之一。不过，最根本的恐怕还不在这里。笔者认为，“文革暴行”（卞案仅是其中引人瞩目者之一）深层原因有三：一、体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二、文化（被鲁迅等先驱一批再批的国民性）；三、人性弱点（人身上固有的“兽性”基因，不分国度，也不管东西方）。文革特殊环境令此三者作用在一起，形成空前惨烈的“文革暴力”，以及为之张目的“暴力文化”。这种“暴力文化”如不彻底清算，难免有一天，中华大地在合适气候土壤下会“再来一次”。这绝非笔者危言耸听。“暴力文化”张扬的时候，尤其是在政治意识形态或宗教狂热支配下，不管是“花季少女”，还是“白发老翁”，甚至是未谙世事之少儿（比如现今非洲某些杀人“童子军”）都会作恶，都会毫不手软实施暴行。因之，最重要的是清除（或是清算）这种“暴力文化”的土壤。

读了这期《记忆》，对真实的宋彬彬多了一份了解、理解，甚至同情。当然，从广义上来说，“宋彬彬们”也是受害者。不过，这种先是施害者，后是受害者的情况，在文革中可谓“多乎哉也”。就是被视为“文革最大受难者”的刘少奇，在文革之初，在靠边之前，也是“施害者”。若文革按他的设计，是大抓“右派”，大整党内外（包括高层）持不同见解或他等看不惯的人。他施起害来也毫不手软，整几十万几百万都不会在乎。

因此，宋彬彬们在文革后期或现在受点误解委屈，挨点“砖头”也是正常的。这可以看作是为当年的出格举动收获的“代价”。这没有办法。“宋彬彬”此时已成了一个“符号”，一个“象征”（红卫兵）。试想，假如一个德国人的名字，同“党卫军”的风行得势联系在一起，在西方社会，会是个什么样的情形？又假如，不幸又留有向纳粹领袖希特勒佩带“党卫军”袖章的照片于世。这个照片上的人，肯定会被后世钉在历史那根不光彩的柱头上。不管他（她）当年的动机如何，有心还是无意。

况且，据笔者看来，那批“革干”、“军干”直到现今仍是在收获政治、经济、文化的“红利”。“宋彬彬们”仍是理所当然地占据社会主流。一个例子就是，2007年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原北师大女附中）举行盛大90周年校庆，宋彬彬本人得获“知名校友”荣誉称号，其向毛泽东献“红卫兵”袖章的大幅照片，赫然陈列于校庆展厅。引来卞仲耘校长八旬丈夫王晶垚先生当场抗议，主办方毫不理睬。而同是该校学生，文革思想者之一的闻佳（被“反革命罪”判20年刑）等，连纪念文章上校庆文集的资格都没有。可见，“宋彬彬们”在主流价值观影响下，相当时期内仍有政治红利可收获，许多同辈人天壤之别，望尘莫及。

最后一点，不管是叶维丽女士，还是刘进，、宋彬彬等，探索“卞案”真相，或说出事实真相，都是值得欢迎的。既是探索真相或是说出真相，就不必用“某班几名女生”之类。对当日为首的施暴者，或特别卖力的那些女生，点名说出来最好。以免这些人几十年了继续沉默，甚至装作“无辜”。起码让参与暴行者受到“道德的审判”。

2010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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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特稿】

反省历史需要更多人的参与

于  羚

卞仲耘校长遇难已近四十四年，记得在纪念卞校长遇难四十周年的纪念会上我曾说过：“八·五那天，当我走过遍体鳞伤不成人样的卞校长身边的时候，那个镜头，我永远不会忘记，不能忘，我更不敢忘！而且我相信，亲历过的人都不会忘记。想为此做一些什么的人，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二十多年前，有人写文章记述这个悲惨的事件，到近几年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来探究文革中的这个典型案件，我觉得这是好事，我也是其中一个自觉的参与者。

2002年春天，我在家里过着退休后的闲散日子。叶维丽那时拜访过王晶垚先生，她对我说，王先生处有很多关于女附中文革初期的资料，不少与卞校长有关，他年事已高，很希望有人能帮助他整理打印出来，以备研究时采用。她觉得我适合做这个工作，于是向王先生推荐了我。当时，我没有任何犹豫就同意了。因为我是当年女附中的学生，是当年事件的目击者，几十年来经常为此事感叹唏嘘，但又未做过任何实质性的事情。我对已故的卞校长怀有深深的歉疚，能为王晶垚先生多年来奔走呼号、探究事实真相做点辅助性的工作，是我所愿，是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从2002年春天至2005年夏天，我帮王先生工作了三年后，因我生病中止，但此后几年时有往来或电话联系直至今日。

王先生精心收集并保存的文革初期的历史资料，从一定角度见证了女附中文革初期的历史，见证了卞仲耘校长被迫害致死事件的前前后后。王先生苦心守护的“八·五”惨案的物证，成就了令人震撼的电影《我虽死去》。可以说，没有这些物证，就没有这部电影。这些都是作为受害者遗属的王先生对历史的贡献。对此，我感佩之至。

在帮助王先生工作的几年中，除了整理资料外，我们也经常海阔天空地聊天，我从中受益匪浅。同时，我在王先生面前也从不讳言在一些问题上的歧见，如对宋彬彬应承担什么责任的事——尽管那时我还没接触过宋彬彬。这些，王先生都是知道的，他能以长者的胸怀包容我的畅所欲言，让我感到很舒服。协助他工作，让我提高了认识，开阔了眼界，很愉快。

我只是帮王先生工作，王先生从未授权我为他代言，他也从不干涉我作为女附中的学生在其它场合发言，我觉得这很阳光。这也是八年来我始终保持着对王先生的敬重和理解。此外，王先生对我的身体、家庭一直很关心，每次打电话都要问及。有一年我手术后，他年事已高，于是请其老伴来看望我，我真是十分感激，也觉得让长辈来看我，心中实实过意不去。

近几年，探究卞仲耘校长之死的文章频繁问世，参与的人越来越多，意见相左处很多，这挺正常的。千篇一律或万马齐喑就不太正常了。我只想说我看到的、感触到的，省悟到的。我不想竭力肯定自己，但我也不会肆意地去否定别人。让大家都讲话，就会接近历史的真相。因为历史实在不是很简单的，它也绝对不是一种色彩。我想，更多人的参与只能是有益无害的。更何况，大家探究此事的本源、厘清事实的目标应是一致的。我认为我做这件事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过去，更多的是为了明天，为了后代，为了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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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按：此文是一前兵团战士的自我解剖之作。四十年前，为了争取入团，他曾经执行组织的命令，用武装带教育过连里的“落后分子”。作者对打人者心理的深刻分析，对暴力行为留给自己的心理阴影的入微描述，有助于我们理解卞案以至文革中的暴力。希望那些曾经殴打、折磨过卞仲耘校长的“花季少女”，能够像这位作者一样，勇敢地站出来剖析自己。

我在兵团打过人

国  庆

一九七O年初，内蒙古兵团20团组建。组建之初他们“房无一间，地无一垅”。他们必须在入冬之前盖起营房，否则严冬到来他们将无处栖身；他们必须在土地冻结之前，把荒原变为可耕地，否则明年开春他们将无地可种。20团地处库布其沙漠边缘，气候条件非常恶劣。全年从土地溶化到土地结冻，可以施工的时间只有六个月。当时团党委和各个连领导都面临着巨大压力。从四月份起，“脱坯大会战”，“挖渠大会战”，“平整土地大会战”接踵而至。战士们劳动强度非常巨大。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几乎每个连都有一些战士，把城市里的流氓作为带到了兵团。他们不遵守纪律，劳动偷工减料，结伙斗殴，严重地影响着全团的生产建设。故事就发生在这一年的秋天。

是秋末冬初的一个傍晚，记忆中那天屋外边格外安静。我被通讯员叫到连部。指导员早已等在那里。他对我说，我看到了你的入团申请书。积极向组织靠拢，这很好。但还要经受得住严峻的考验。团党委亲自发动的“红柳条教育运动”（用当地出产的红柳条为工具，组织连队积极分子对“落后战士”进行集体殴打，使之受到“教育”）和“姑奶奶教育运动”（利用男性怕在女性面前丢丑的心理，将那些在“红柳条教育”中未见成效的“落后”男战士交给女战士集体殴打，使之受到“教育”）的动员大会已经开过。这就是考验你的时机。现在连里就有一股歪风牙气（他老是把歪风邪的“邪”字气念成“牙”），十分猖狂。今天党支部决定对他们进行反击，第一战役是教育刘胜利。对这种破坏连队建设的人就是要狠狠地打击。这是对你的考验，看你究竟是站在党支部的一边，还是站在歪风牙气的一边。这次教育运动后连里要发展一批团员。不要胆小，不要放不开手脚。有团党委给你们撑腰，有党支部给你们做主。不要怕打死人。打死了扔黄河里，我兜着。

说完给了我一根一把粗的木棍——那是刚刚从库房里取出来的崭新的铁锹把，向“餐厅”那边一努嘴说：“去吧。”

我提搂着木棍走进“餐厅”。所谓“餐厅”，其实是用“切坯”盖起的简易房。“餐厅”里点着几盏柴油灯，“突突”地冒着黑烟，照得满墙都是人影。进来才知道我是最后一个，里面早已站了十几个人：一班长，三班长，一排长，还有各班的几个战士。他们不是写了入党申请书，就是写了入团申请书的。十几个人手里都提搂一根木棍，站到一处就觉得杀气腾腾了。

一排长见人已到齐，把门推开一个缝，朝门外一摆手说“进来吧”。刘胜利就被两个人从门缝押了进来。他瘦高的个子，略有点驼背，白净脸上，生着弯弯的眉毛，明亮的眼睛，如果不是嘴角挂着一丝野气，是个很文静的小伙子。年龄和我们一样，十七八岁。

一排长把门关上，用木棍顶死。然后转过头说：“今天把大家召集到一块，要对刘胜利进行特殊帮助。谁先发言？”

一班长说：“刘胜利是我们班的，还是我先说。”说这话时，他的声音很平静，没想到他突然提高了嗓门把大家都吓了一跳：“刘胜利！让我宣布你的五大罪状！第一，你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你承认不承认？”刘胜利说：“毛主席我崇拜还来不及呢，怎么会反对他老人家？”一班长说：“可你说毛主席崇拜鲁迅，鲁迅是什么东西？毛主席会崇拜他吗？你这就是反对毛主席！”

一班长哪容刘胜利辩解，接着说：“第二，你破坏兵团建设。”刘胜利说：“这么大的兵团我破坏得了吗？”一班长冷笑一声，说：“我这里有铁证，你是抵赖不了的。我们脱的坯标准是四十八斤一块，你的坯我刚刚称过，只有四十斤！”

刘胜利偷懒是全连有名的，脱坯为了省泥，他把团里发下来的坯模子用刨子刨低。他的坯看上去和别人的都一样，只是薄了很多。刘胜利知道抵赖不了，说：“我的坯只是薄了一点，也说不上破坏兵团建设呀。”一班长把牙咬得格格作响，说：“好样的！敢承认就好。第三，你散布落后言论，涣散革命斗志。”刘胜利说：“这我可就听不懂了，这是哪的话？”一班长说：“你说‘不入党，不入团，一年能省两块钱。’这还不是落后言论吗？这简直是反党言论！”说着把棍子顶到刘胜利的鼻子尖上。

刘胜利干脆把头迎了上去，顶住棍子说：“哥几个，我明白了，你们不就是想‘鞭’我一顿吗？想表现表现你们积极，直说就行了，我给你们个机会。哥几个仔细听着，我姓刘的要是出一点声，我不是好汉。可别忘了给我留口气儿。好，来吧！”说着将身体一“叠”，咕噜一声侧倒在地上。

刘胜利不愧是个“玩儿闹”，满口都是黑话。这“鞭”就是痛打的意思。“叠”就是在挨打的时候保护自己的一种特殊姿势。他这一“叠”也颇有讲究：两手把头抱住，用小臂护住太阳穴，全身缩成一团，侧倒在地，上面的一条腿紧紧压住下面的一条腿，把“命根子”死死护住，这样，全身所有要害都被保护起来。

大家见状都愣住了。刘胜利却说：“哥几个，还等嘛，别不好意思了，来吧!”

刘胜利的话把我激怒了。我把木棍丢在一边，解下了武装带，两头对折，把铁签子攥在手里，朝刘胜利的身上左右开弓猛抽起来。

打人真过瘾！我从小生性懦弱，从来怕打架。可这时，我才知道，打人竟是如此快乐的事！这不是一般的兴奋，是一种令人颤栗的快感。我不知道我身上居然还潜藏这野性，兽性，或是一种虐待欲。

我和刘胜利没有一点私仇，甚至说还是不错的朋友。他是很落后，甚至是个纯粹的“玩儿闹”，流氓。难道这就是我打他的全部理由吗？这就是所谓的“正义感”或“阶级仇恨”吗？

没有纵情打过人的人绝对体会不到那种刺激，那种快感！我抽得一下比一下猛，一下比一下快，武装带雨点一样落在刘胜利身上,直到我精疲力竭为止。

刘胜利确实是贼骨头，他居然一声都没吭。

一排长看我停下来，用蔑视的眼光瞥了我一眼，说：“你这是干什么？给他挠痒痒吗？躲开，看我怎么教训他！”一句话说得我羞愧满面。

说着他抡起木棍朝刘胜利后背就是一下。木棍应声折成两节。他抡起手上的半截又一下，手里的半截又折成两节。手里的木棍只有一尺来长，不能再用，他丢在地上，捡起地上折断的半截木棍，抡起又是一下，木棍又折成两节。

这一下太重了，只听刘胜利惨叫一声。想起那声音至今令人毛骨悚然。接着立即求饶：“哎呀妈呀！……我服了！……饶了我吧！”

这时一班长，三班长和要求入党入团的积极分子们都唯恐显露自己立场不坚定，争相抡起手中的木棍朝着刘胜利打起来。

这时，你打得越狠，你就越革命。你越残忍，就越愉快。你做得越坏，你就做得越好！这是一场比谁更革命的竞赛！比谁更残忍的竞赛！

所有的铁锹把都断成一尺长一截的，横七竖八地掉在刘胜利周围。于是就有人到隔壁伙房拿来擀面杖继续打。这时我才知道，人的身体远比我想象的结实得多，粗粗的擀面杖，打在人身上一下竟会折成两截！所有的擀面杖又都打成一尺长一截。

开始刘胜利高声求饶，慢慢地听不清他嘴里“呜噜呜噜”说什么。再一会，雨点样的棍棒落在他身上就像落在麻包上，只有“噗噗”的声音。

地上慢慢地洇出了血，从刘胜利身下像一条小渠慢慢地往前洇。接着两条，三条，越洇越远。

一排长说别让他装死，去拿凉水来。炊事班的女生端来一盆凉水。一排长劈头浇在刘胜利头上。没有动静。又端来一盆，又浇上去，慢慢地，地上的那滩肉颤抖了一下：“哎唷妈呀，我在哪呀？”然后又昏死过去。

医生抢救刘胜利的病例记载：某年，某月，某日，晚11∶15，血压：40/20，心跳：23/秒，体温：42，全身95%皮肤受伤及皮下积血，左臂小臂骨折，手指骨折，肋骨骨折，头皮撕裂……

当晚打了强心剂，防破伤风针。

接下来，“两个教育运动”在连里铺开。接连几个星期，一到晚上，就会听到从“餐厅”，从连部发出男生，女生的惨叫。记得名字的被打的有青岛的于永胜，女生有天津的康英华。

教育康英华的是女生。女人有女人的方式：掐、抠、咬、揪是她们的绝招。康英华的头发几乎被女生们揪光，只稀落落地剩下几绺，一片黑一片白的，让人能辨认出她是个女人。

于永胜父母死得早，性格有些孤僻。常常早晨出操起不来。干活老拖班里的后腿儿。于是也是一个被教育的重点。

于永胜被揪到女生排，这是“姑奶奶教育运动”的特点：利用年轻人害怕在女生面前丢脸的弱点，特意让女生教育他。

女生用表演《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的道具：大刀向于永胜头上乱劈乱砍。于永胜只好用手护住头。一顿劈砍过后，于永胜手上，头上，脸上都是血。

与此同时，全团十个连都分别发生了同样的事。

政委在“两个运动”开始之后，分别到各个连做动员报告。报告说：“这次运动不仅仅要触及灵魂，而且要触及皮肉。”

“打是疼，骂是爱。不打不骂是祸害。”

“恨你是恨铁不成钢的恨。打你是教育你，帮助你。”

“‘两个运动’是我们保持旺盛战斗力的法宝。”

康英华被打之后不久回天津探亲，此一去就再也没回来。她曾是我小学的同学，还坐过同桌。跟我家是邻居。她回津后得了精神病。半夜三更不穿衣服就跑到外边，哭着，喊着：“妈妈，我没偷懒，我没偷懒呀妈妈!她们打我呀!”后来，  为了逃避再回到兵团，嫁给了郊区农民。

不久，一排长入了党，一班长，三班长和在这次运动中表现积极的战士入了团。一年以后，一排长被选送上了南开大学历史系。

2002年，于永胜在青岛醉死街头。享年大约五十二岁。

2005年，刘胜利病逝。享年五十二岁。

我不知道他们早逝跟当年挨打有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三十多年了，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向刘胜利赔礼道歉。道歉的话也反反复复地编了多少个版本，阴差阳错，每次回到我和刘胜利共同的故乡天津，总是找不到他。有一次听说他在家，我决定去找他，但一个战友说：“你最好不要提那件事，从那次以后，只要一提那件事，他裤子就湿了。”

听说他回天津后因赌钱被判刑入狱。再后来我就远离了那个城市。现在，我只能在这篇文字的最后对他说：

对不起，当年，我曾经打过你。把你打得皮开肉绽，险些丢了性命。难以排除我是挟有私欲的。这些私欲是什么？当时自己说不清，但现在想，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要表现自己和坏人坏事划清界线，为了“要求进步”，为了将来上大学，尽早离开那个地方。这些是难以逃脱掉的！

但是这些私欲都被正义、崇高的理由包装起来，使自己的虐待欲得到发泄找到理由。我不想请求你的原谅，因为那次对你造成的伤害 是不可挽回的。也许对你后来的一生都造成了不良的影响。而我能说的只有轻飘飘的“对不起”三个字！甚至就连说“对不起”，也是出于自私：为了减轻一点负罪感。如果有能赎罪的办法，我一定努力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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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迫害何时到头？

王容芬

【新世纪特稿2010年5月2日】2010年4月28日问世的《记忆》第47期，刊首为“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编者特别说明，专辑旨在求索两个历史事件的真相，其一是1966年8月5日卞仲耘之死，其二是8月18日宋彬彬上天安门给毛泽东献红卫兵袖章。专辑收录了宋彬彬、刘进等人的解释，却没有受难者家属和证人的文字。按照编者说明，接下去是四中专辑。这一辑就给两个历史事件定了性：宋彬彬们不但与卞氏之死毫无干系，而且是抢救卞氏的义人。另一个袖章事件是光明日报某记者杜撰的，宋氏是受害者。

就算《记忆》是个人博克，可以谢绝别人发言，但它没有为历史定性的权力，定了，也算不得数。就此而言，我无须与之讨论。现在我要强调的是，当今世界，谁也没有迫害他人的权力。偏偏与文革有关的专辑打着索求历史真相的招牌迫害人，让人刮目。

受迫害人林莽，1917年生，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的著名作家，1950年任中央戏剧学院教授，1952年因与胡风相识，坐牢一年。出狱后降职到北京师大女附中任语文教师。1957年被划为极右派，剥夺了创作自由。文革期间，受到残酷迫害，并亲眼见证了卞仲耘之死全过程。在胡杰电影《我虽死去》里，林莽先生是女附中唯一站出来为卞仲耘之死作证的人。为一个当年主持把他划为右派的共产党干部作证，林先生展示的不仅是超人的勇气，还有人性的光辉。

两年前，我给《我虽死去》写影评《为历史作证》时，一位原女附中的学生寄来了2006年采访林先生笔录。拙文引用了笔录中有关林先生受红卫兵迫害的新证词：

“近日获悉，林先生是在宋彬彬两次提审他之后做出自杀决定的。第一次提审，宋让他交代少年空军学校的事，旁边站着一个1米8多的粗壮男生，当胸重重给了他一拳。林先生被打倒在地，躺了半天起不来。第二次是深夜，林先生与历史老师朱学希一起被宋彬彬提审，宋彬彬坐着，让他们跪着，旁边站着几个女红卫兵。红卫兵们用皮带抽他们，林先生挨了打，朱老师被抽得更厉害。那天夜里林莽决定与母亲一起触电自杀。他至今清楚记得，宋彬彬与众不同，两次都没穿红卫兵军服，而是绸衬衫和裙子，弱女子的身材。林莽先生92岁了，对生命中最残酷的一幕记忆犹新，同时被殴打的朱学希老师也还在世。”

拙文评论：“私设公堂的宋彬彬没有动手打人，她只是坐着审讯她的老师，罚他们给她下跪，对老师动拳头、抡皮带的都是站在她身边的打手。胡志涛老师的肋骨不是宋彬彬打折的，卞校长和后来遇难的几位女附中老师以及北京市和全国的死难老师和同学，没有一个是宋彬彬亲手打死的，但是给‘要武’的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是宋彬彬，而且她至今视为无上光荣。可以辩论红卫兵袖章是不是血染红的，但是死在红卫兵手下的无数有血有肉的生命是不争的事实。”

《记忆》专辑中有一篇冯敬兰女士主持并执笔的座谈记录，参加者有宋彬彬、刘进、于羚、叶维丽。冯女士本人也参加了讨论，对林莽先生发难：“前年我看到王容芬女士的一篇文章，文中提到了原师大女附中老师林莽（又名陈洪涛）讲的一件事：文革中宋彬彬穿着绸衬衫、花裙子，身旁站着高大的男生，提审他和一位历史老师。他遭到了那个大个男生和几个女红卫兵的毒打。那天夜里他决定和母亲一起触电自杀，但没死成。林莽的这一说法完全是张冠李戴。那位历史老师证实，林莽讲的事情发生在1968年下半年工宣队进校后‘清理阶级队伍’时期。当时66届学生基本离校，部分就业，大部下乡插队。学校恢复招生，就近入学，才有了男生。事实上，该历史老师也并没有和林莽一起被提审过，林先生更不可能见过宋彬彬——那时候，宋彬彬已被‘四人帮’的亲信软禁在沈阳。可见，王容芬的文章中所写的宋彬彬也是关于她的传说之一。”

    冯敬兰女士把林先生讲的两次提审改成一件事，把林先生说的深色裙子改成花裙子，称林先生“不可能见过宋彬彬”。

为此，我向2006年采访林先生的友人求证。她说，林先生2008年又给王友琴女士讲了一遍，与2006年的讲述完全一致。这个证言两年前经我传出后，林先生受到许多恶言恶语，包括网上围攻。这位友人很悲愤，认为“历史的叙述变形了。大家可以说这段的真实细节，但不是这样的说法，这简直是不顾受难者的伤痛……他不计较卞当政的时候给自己划了极右，一家遭遇了人间惨剧，他仍然做电影里红卫兵暴行的证人，担当的已经够了……现在才跳出来写作的这一群，他们为的是与道义毫无关系的目的，我为她们羞耻。她们绕过了最要紧的东西，那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血泪。”

一位94岁的老人，为讲真话受了一辈子迫害，如今仍坚持讲真话，甚至为迫害过他的人讲真话，却要为了讲真话继续受迫害。党国几代人欠林莽先生一代前辈何止一个道歉，迫害何时才到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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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难言的历史一定有难言的故事

叶志江

历史是由一连串的故事连接起来的。叶维丽说，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见《记忆》第47期，叶维丽《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我看卞仲耘之死》一文），譬如三国演义中有许多好故事，但演义并非历史。

叶维丽的文章虽然涉及的只是卞仲耘之死这一个案和宋彬彬究竟应当承担何种责任的问题，但它触及了文革史之所以扑朔迷离，讳莫如深的大问题。

文革十年，青年学生担任主要演员的是头两年，写文革史，最难落笔的恰恰是这两年。不要说整个历史，就是这两年中发生的许多故事恐怕都是很难讲得清楚的。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难言的历史一定有难言的故事，卞仲耘之死便有它的难言之处。

周作人在《故事难讲》中引用过一件轶事：英国洛利勋爵在狱中写《世界通史》，有一天看见窗外有人斗殴，甲打一个像是官吏的乙，乙立即抽剑刺甲，甲以棍殴乙，遂同倒地上。次日有友来访，洛利告以所见。友订正之曰：乙非官吏而是西班牙使馆的仆人，是乙先打甲，并未拔剑，乃是甲抢去把乙刺死的。洛利不服，说亲见无误，友人说那时自己在场，为了夺取凶手的剑，额上还受了微伤。洛利于客去后尽焚其稿，因为目睹尚难尽信，过去的事更无从说起了。

卞仲耘之死已是四十多年的事，现在要讲清楚自然很难，更何况一些当事人选择沉默。甲乙两人打架，事隔一天，目击者洛利和在现场的友人的说法便有矛盾。殴打卞仲耘时在场的人不少，总有上百人吧，四十多年后各自的回忆不可避免地有冲突之处。

有一点倒是比较清楚的，宋彬彬曾出现在殴打卞仲耘的现场，但未动手，也未动脚。这是各方证人都确认的。卞仲耘之死，宋彬彬无直接责任。因此，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从1978年至1989年多次向法院状告袁淑娥等有关人员时，宋彬彬并未列为被告人。但王晶垚认为宋彬彬是当时学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她对卞仲耘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二十多年前，王友琴首次向公众揭示卞仲耘之死时，大概也是这样认为的。

文革史和文革中的故事之所以“难言”，除了时间“久远”外，另一个重要因素正是这“不可推卸的责任”有点说不清道不明，它涉及错综复杂的文革大背景。极而言之，有人甚至认为文革中出现种种非人性的行为，人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叶维丽，历史学家，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教授。早年同宋彬彬、邓榕和王友琴等名人一起就读于京城著名的皇家学校——卞仲耘任副校长的北京师大女附中。因此，在红卫兵运动兴起之初和随之而起的“红色恐怖”发生时，她正处于旋涡的中心，对文革有过直接的观察和鲜明的记忆。应当说，作为历史学家和得益于美国“语境”的宽松，她的文章要比一些洋学者、囿于国内政治束缚的大陆学者和未经历过文革的研究者，更能搔到历史的“痒处”。她的文笔和层层剥茧式的分析也让人对四十年前的那场革命有身临其境之感。

在她看来，对卞仲耘之死无直接责任，甚至在现场作过无力的劝说和努力的宋彬彬却成为“千夫所指”，有关她和卞仲耘之死的故事在网上流传了几十年，长盛不衰，并成为许多文革史的研究者，特别是国外的学者研究文革的重要依据，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历史学家注意的有趣现象。

在《卞仲耘之死》（署名白芳）、《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和她那本《动荡的青春》等文章和专著中，她试图通过对文革爆发后最“激动人心”的几个月的历史进行梳理和研究，为宋彬彬，实际上更为红色大院里的儿女们在文革初期的行为进行辩解。

在叶维丽发表的这些文章里，她在剥离宋彬彬对于卞仲耘之死有直接责任这一点上是很成功的，澄清了不少疑问。

如果在红色恐怖中死去的仅仅是卞仲耘一个人，我想，叶维丽几乎已经成功了，除了她无法否认宋彬彬等人写的大字报对卞仲耘遭受迫害所产生的影响。问题是卞仲耘之死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作为历史学家和曾经的红卫兵，她并不讳言以干部子女为首的中学红卫兵制造的“红色恐怖”在短短的几个月中仅在北京市便夺去了一千多个平民百姓的生命，其中不少是中学校长和教师，卞仲耘之死的意义在于她是第一个牺牲者，又恰好是那个“贵族学校“的校长。

每一个死者都有“我虽死去”的故事，这一千多个生命也各自都有直接的责任者，但这近乎屠杀的悲剧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发生一定有人必须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谁之责？叶维丽说：“哈里斯先生不满意将一切责任都推给毛泽东，我也不满意。”因此，作为历史学家，她难以否认以干部子女为首的中学红卫兵，特别是其头面人物在推动“红色恐怖”中所扮演的角色。当年的中学红卫兵绝非只是乌合之众，没有像样的领袖人物。1966年8月24日，当几千名中学红卫兵有组织地“血洗清华园”时，那是何等地纪律严明和具有战斗力啊。没有统一的指挥，行吗？

那一段历史的难言之隐并不仅仅是“卞仲耘之死”这样一个例子，而是在文革后，当许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大学生红卫兵领袖走进大牢的时候，没有一个中学红卫兵领袖为66年夏天的那场屠杀承担任何“不可推卸的责任”。一千多个生命被“宜粗不宜细”掉了，或者如北京师大女附中另一个红卫兵领袖刘进在宣布卞仲耘死亡一事时说的那样：死了就死了。

人们理所当然地怀疑这和中学红卫兵领袖的家庭背景有关。几十年后出现在网上对宋彬彬等人的道德拷问或追索是那段难言的历史的一种回响。宋彬彬成为追索的主要目标确有它的偶然性甚至有点委屈。8月18日她在天安门城楼上为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并被赐名“要武”后，那张光辉的照片让她成了红卫兵明星，日后却让她为卞仲耘之死背上了十字架。

叶维丽曾引用美国历史学家柯文的话说：What comes after cannot influence what came before，意思是说后面发生的事情不能倒过来影响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是的，8月18日发生的事不能用来说明卞仲耘在8月5日被打死的事，但作为中学红卫兵的代表人物，她的“革命历程”同66年的红色恐怖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

宋彬彬成为追索的主要目标恐怕并不完全在于她在卞仲耘之死上所负的责任，而是因为宋彬彬或宋要武已成为红卫兵运动初期的政治符号，就像蒯大富成为红卫兵运动后期的政治符号一样。蒯大富已用十七年的牢狱生涯来偿还他的债务，宋彬彬等人又该如何偿还他们的债务呢？

叶维丽说：“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抓凶手’，而是每个人面对自己的良知。我们都已鬓发灰白，夜深人静时，我们是否曾扪心自问？就像当时选择怎么做是要经过每个人的大脑一样，今天的反省也只能是个人的。”

或许只能如此了，阿门！

摘自叶志江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a59a990100i8uv.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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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师大女附中学生闻佳的文革冤案

童  话

引言

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闻佳的文革冤案是不计其数文革冤案中的一个案例。笔者从文革史专家王友琴女士的《顾文选》一文中初知案情，后来留心收集了相关资料。

二〇〇七年三月闻佳八十二岁的舅父闻林先生接受了笔者的采访，记得采访结束时他说，这个案件在“平反冤假错案”的一九七九年已经再审，闻佳得到了“平反”，一九八七年八月还获得了一次性“冤案补助”四千元，二〇〇二年开始又有了由民政部门发放的“最低生活保障”，我们还能怎样呢？

我们还能怎样呢？动笔时不禁又想到了他的疑问。

受难者及其亲属已经没有诉求，为什么还要写本文？笔者认为，“平反”曾经是千千万万受难者之家的福音，但这一概念后来越来越遮蔽关注苦难的视野，越来越阻止探究罪恶的努力，文革的属性渐渐地模糊，所以呈现详尽的个案非常重要。每一桩苦难都不止属于受难者家人，而应当被记录下来成为研究文革本质的材料。

亲属对案情的梗概叙述

闻佳的舅父闻林先生二〇〇七年三月在接受采访后审阅认可了笔者的笔记，因此可以将如下采访笔记看作亲属对闻佳及其案情的梗概叙述：

闻佳，女。一九五〇年出生。籍贯四川省巴县。一九六三年从北京石油部小学考入北京师大女附中。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一九六八年上山下乡运动兴起，在参加学校组织的学习讨论时，她说自己什么农活也不会，下乡去怎么养活自己？被认为是反对毛泽东的“最高指示”，遭受了批判。同年冬天，她在校园内自杀未遂，由校方送往北京邮电医院救治。家属得到出院通知接她出院时，受到校方革委会成员方学邦、丁玉英的阻止，称自杀问题还要追究，遂未能将她接回家。她被从医院直接押回校园，继续监禁在由红卫兵及“革命造反派”看管的教室里（校园监狱）。此后，在没有通知亲属的情况下，她于一九六八年底或一九六九年初被校方送进西城区公安局拘留所。

一九七〇年三月五日，闻佳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刑满后剥夺政治权利七年”的重刑。在身陷囹圄的十一年里，家人与她音讯两绝。

一九七九年一月，北京市西城区法院的“平反通知书”寄达其舅父闻林的住处。同年五月二十一日，闻林从河北省邢台监狱把闻佳接出。当时见到的闻佳神色迷茫迟钝，灰白的头发蓬乱，苍白的皮肤附在骨骼上，瘦弱枯槁，形如纸人，惨不忍睹。

闻佳出狱后次日，家人就带她到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病医院）就诊，此时看见了她一九六九年的初诊病历，从而得知：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北京市公安局劳改支队警员李荣兰曾押送她到安定医院就诊，并有“精神分裂症”的明确诊断。病历编号是：83872。

经过长期交涉，一九八七年八月，闻佳获得了一次性“冤案补助”四千元。二〇〇二年开始有了“最低生活保障”，由民政部门发放，随物价上涨有所增加，到二〇〇七年接受采访之时每月有四百多元。

目前，闻佳在重庆，与她的老母亲一起生活，终年服用精神病药品，生活不能完全自理，没有医保。

闻佳的家庭出身是职员，关于判决书上讲的“闻佳的父亲是恶霸地主被镇压”也不成立。事实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复查，闻佳的父亲的案子也是冤案，也已平反，但人死不能复生。

闻佳深陷死亡边缘，但没有死，成了精神残疾。

据闻林先生提示，闻佳在一九七〇年三月五日被判决重刑之前，曾于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由北京公安局劳改支队的李荣兰押送到安定医院就诊，并且得到了“精神分裂症”的明确诊断。二〇〇七年笔者在安定医院看到了83872号病历。以下是病历的初诊记录。

编号：83872

姓名：闻佳　　　　　　年龄： 19

婚否：未　　　　　　　初诊日期：1969，4，23

工作单位：北京公安局劳改支队

住址：同上

联系人：李荣兰　　　　联系电话：（44）1290

最高指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病史：公安局劳改支队李同志介绍情况：

该人是劳改学员，现参加学习班。原在西城分局扣压（押）。其父被镇压，其母改嫁，嫁给坏分子，社会关系极坏。

文化大革命中，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毁坏像章，写反动标语，说反动话，自杀三次。喝敌敌畏，拒食，喝麻醉药。在学习班仍然放毒，每天发本，乱写反动话，写古代人……不接受改造，不接受教育，多着急的事，她不急。最近发现最高指示被撕，她诬赖是公安人员干的。

患者到此地一个多月，有时冷笑，有时发呆。该人极坏，人家学习，她闹，睡觉。人家睡觉，她乱喊。口称：西城分局班该解散了。进公安局都是有能力的人。

现继续散毒。在本上划（画）古代人，划发型，写电影，稀奇古怪。

    检查：五官（—）　　心肺（—）

精神状态：神清，言谈流畅，对答切题，有明显的联想障碍，如：诉根据政治形势，肯定自己的父母不是现在的父母，而父亲是杨虎成，杨虎成是红岩小说里的黄××。因为自己长得像他，他虽然死在自己出生前，但是自己肯定是他的孩子。又如：×××撕最新指示的，不是他和她的同伙，而是公安人员，其理由是：她看见自己和同伙的脸面都不像是撕的样子，那么肯定是公安人员撕了。用来考验她们，看她们忠不忠于毛主席。

患者自感脑子乱，看见什么就想什么，想什么就写什么，故在检查本子（公安人员发的本子）上乱写，都写出来，才能进行批判。

患者叙述时，情感尚自然。

印象：精神不正常

重性精神病

精神分裂可能性的大

R：　　出证明，目前神经不正常

　　　　　　　　　　杨志敏　关佩芳

（另一医生笔迹）

病人认为杨虎成是她父亲，自己不是闻家人。

诊断意见同前：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症”有下划线强调，签名字迹潦草难辨）

病历也记录了闻佳被从邢台监狱接出后到安定医院就诊的情况：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父（指闻林）伴

于五月份宣告无罪，并建议来我门诊医疗。由西城区人民法院盖章。

神清，表情淡漠，问所非答，称“有蛔虫”，神经不清楚，说话声极小，几乎听不清。

（英文药物处方略）

　　　　　　　　　　沈炎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舅父伴诊

今日来查TTT、GPT、胸透。并持西城区人民法院释放证明一份。

透视结果：右肺浸润性肺结核，部分硬结。

（英文药物处方略）

　　　　　　　　　　汪月

送交群众讨论的文件

笔者不曾找到文革中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名义公审宣判过多少案件的统计，但是在一位文革文物收藏家那里看见过一份一九七〇年一月九日《通知》的原件藏品，包括遇罗克的二十名所谓罪犯及其“罪行”写在上边。闻佳的名字出现在另一份这样的《通知》里，这份通知的日期是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一日，共列有包括闻佳的五十五名“现行反革命”的“罪行”，闻佳的名字排在第三十九位。

这种《通知》是当时要求“革命群众”“讨论”对“现行反革命”的“处理”的文件，每份通知的规定格式都是以红字“最高指示”当先。一九七〇年一月九日和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一日的两份《通知》都引用了毛泽东的同一段话，即所谓的最高指示：

坚决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目的。

    两份通知的卷首语不完全相同。写有闻佳“罪行”的这份通知的卷首语是：

为了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搞好首都革命秩序，最近再公审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现将顾文选等五十五名罪犯的材料发给各单位，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公法军管会。

此材料只供内部讨论，不准张贴。

下面是闻佳的“现行反革命罪行”，以此“罪状”她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刑满后剥夺政治权利七年”重刑。

三十九、现行反革命犯闻佳，女，二十岁，四川省人，地主出身，师大女附中学生。其父系恶霸地主被我镇压。闻佳思想极为反动，自一九六八年以来，大肆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闻犯在押期间，继续散布反动言论，书写反动标语，疯狂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无耻吹捧蒋帮、刘贼。

师大女附中有关人士的叙述

闻佳捕前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初三学生，那所著名学校也是文革时期残酷迫害事件的多发地点。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校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该校学生红卫兵的斗争和殴打，惨死于校园，是北京第一位被红卫兵残害致死的教育工作者。在相近的日期里，学校附近玉华台饭庄的一位十九岁的女服务员又在化学实验室里被该校红卫兵私刑折磨，残害致死，至今人们连她的姓名都不知道。文革史专家、《文革受难者》的作者王友琴女士曾在师大女附中就读高中，根据她的调查报告，这所学校在文革中共有受难者十人（不包括玉华台饭庄的女服务员）。二〇〇四年她在《顾文选》一文中提到了闻佳的遭遇：

早在一九六六年八月，闻佳十六岁的时候，被同班的红卫兵称作“狗崽子”，在教室里遭到“斗争”。她的同学动手打她，她的眼镜被打碎。

二〇〇七年王友琴在给闻佳的信件里写到（闻佳由于精神状况未能阅读此信）：

记得在一九六八年年底，或者是一九六九年年初，是冬天最寒冷的时候，我在学校里看到一大片关于您的大字报，说您是“反革命”，撕碎了毛泽东语录和说了反对文革的话。另外，听说他们把您送到了西城区拘留所。……一直想知道您后来在哪里。我去女附中询问，听人事干部赵桂英女士说，您在一九七九年被释放出狱，去找过她。赵桂英说，您被捕前如果是大学生，大学可以管分配工作，中学生就没办法了。她说学校没有能为您做什么。她也不知道您后来去了哪里。

旅澳作家陶洛诵女士也曾在师大女附中就读高中。她十九岁时不畏社会气氛的恐怖，主动追随遇罗克传播《出身论》，反对盛行于中国的“血统论”，在紧要关头为遇罗克送信求援，结果被投入监狱关押了八百三十三天，其间曾戴着镣铐被押回师大女附中在化学实验室里接受批斗。一九九一年她把在狱中见到同校同学闻佳的情景写进了自传体小说《留在世界的尽头》——

（在西城拘留所牢房）

“你是哪个学校的？”徐丽问。

“师大女附中。”

“闻佳就在这屋。”闻佳的名字，碧珅（陶洛诵的化名）很熟悉，在学校时，听说闻佳总是狠斗私字一闪念，越斗越出现荒诞不经的闪念，什么蒋介石啦，等等，等等。她害怕极了，说出自己有坏思想，于是乎，成了反动学生。社会上，正在讨论一批犯人如何处置，被讨论的犯人一般都是要被枪毙的。

“闻佳，”徐丽叫道。一个瘦弱的女孩坐起来。她说，“你正在被讨论。”

“我不怕。”闻佳无畏地说。

书中的另一段：

牢房越来越拥挤了，关的人越来越多，有时女室一天就关进四五个。西城分局决定扩建，暂时搬到刘海胡同一个学习班。

……

两个室的女犯合在一起共四十多名。在来前夕，徐丽被判五年徒刑，闻佳被判二十年徒刑。

提审陶洛诵时警员“鲁智深”说：

“瞧见闻佳没有？二十年徒刑。遇罗克毙了。何去何从由你挑选。”（摘自《留在世界的尽头》）

鲍国芳女士是闻佳的同学，近年曾经采访闻林先生。二〇〇八年她在博克文章《我的同学闻佳》中写下了闻林对她的讲述：

李天义（师大女附中革委会成员）告诉我们说：闻佳在一个被封闭起来的厕所里绝食自杀，不知有几天，快要不行的时候，有人听到呻吟的声音，才发现她，那时她已经奄奄一息了，很快就被送到医院抢救才给救过来。李天义说这小孩子怪可怜的，接回去吧。正要接走闻佳时，有一个声称是政工组的身强力壮的女人来了，大概有三四十岁，她说：不行，这个人你们不能接走，她有问题要审查。看来李天义说了不算，我只好和闻佳的哥哥去找革委会的主任。革委会的主任是一个长得很清秀的年青人，他也表示不能接走。就这样学校不放人我们没有接走闻佳。……

那时天气都已经冷了，学校通知给她送衣服，这是我第二次见她，那是在一间很大的空房子里，门口有红卫兵看守，房子中间有一张床，靠床边有一张桌子，在这里她被隔离审查让她写交待材料。

第三次见她，是过了很长时间，已经不在学校，是西城公法军管会，在一个胡同里，从大门进去一边有一个耳房。有一个粗壮的大汉身着棉大衣，当时是为了让我送卫生纸与衣物等。正要进去时碰到闻佳出来，大汉马上把我挡住，让我回避，但是我还是看到了一切，她戴着手铐脚镣被人又推又打押上了一辆大卡车，这是被揪去作为阶级敌人当典型轮番游斗去了，那时闻佳仅仅十八岁。这后来我就再没有听到她的消息。

……西城区法院的一个厅长叫苗清仲在后来重新审理闻佳的案件时非常同情闻佳。我从他那里得知了闻佳一些情况。原来开始闻佳是因为对上山下乡不理解，说我什么农活也不会，到农村怎么养活自己啊。被人抓住说她从思想上不愿意上山下乡，就是反对上山下乡，反对上山下乡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反对毛主席的指示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就这样上纲上线，批判她。我们不知道她在学校挨批，她本来思想上压力就很大，回到家里我们也劝她还是要上山下乡，就这样两头挤她，她觉得没路可走，就跑到学校自杀，才发生了以后一系列的事。

许容女士也是闻佳的同学，二〇〇八年她在博克中写到：

批斗闻佳的大会我是参加了的，那时我在服装厂，属西城。具体时间可能是七二年冬季，会场在官园体育场，我记得站在台上的闻佳穿一身蓝棉袄，脸色惨白惨白。当时批斗发言的是学校老师曾恬，特大声音喊。那天我亲耳听见宣判二十年，心中很不是滋味，因为听了半天也没听出闻佳有什么“罪行”。台下观众大多富有同情心，工厂师傅虽没文化，但知道闻佳是我的同学，就对我说：“你们这个同学判二十年真重，从此她就要过非人的生活，弄不好就发配到青海那样的荒地去……”三十多年过去，还能依稀想起那天宣判大会的情景。确实不堪回首啊！

闻佳冤案平反的相关文件

展示“平反”的相关文件不仅能有效研究案情，也能了解这一阶段的历史实况。关于闻佳冤案的平反，笔者找到了几份文件。

文件之一是一九七九年一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通知闻佳的母亲闻光裕出狱的信，那是在闻佳被关押十一年后第一次得到的消息。全文如下：

闻光裕：

闻佳原定反革命案现已经我院再审完结，以一九七八年度再字第二十号判决宣告闻佳无罪释放。经查闻佳现无亲属在京居住，又因患有精神分裂症，需有亲属照顾，故与你协商是将闻佳送你处居住，还是做其它安置，请速来函告之。

一九七九年一月

文件之二是这封信里所附的《再审判决书》，全文如下：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再审判决书

一九七八年度刑再字第二十号

被告闻佳，女，现年二十八岁，汉族，四川省巴县人。恶霸地主出身，学生成分。住西城区六铺炕二区十二楼中门九号。因现行反革命罪于一九七○年三月五日由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西城区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刑满后剥夺政治权利七年。

现经再审查明，被告闻佳的亲属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冲击，被告闻佳产生悲观厌世思想，在学校一个废弃的厕所里绝食自尽，后被发现，送往医院救治。在救治中被告主动交代曾有反革命言行，但未扩散，不构成现行反革命罪，原判对被告按现行反革命定罪是错误的。兹依法改判如下：

一，          撤消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西城区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七〇）刑字第十号判决。

二，宣告闻佳无罪，予以释放。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收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文件之三是几经闻佳亲属的交涉，《再审判决书》的第二稿（略）。

文件之四是又经交涉达成的趋向案情真相的《再审判决书》。这份一九七九年一月八日最终送达亲属的文件终于确认了两个基本事实，一是闻佳是由于自己和亲属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迫害而精神失常，二是反革命罪的定罪依据是她精神不正常情况下的言行。全文如下：（注：日期仍写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是当时对结案文书日期的统一规定）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再审判决书

一九七八年度刑再字第二十号

被告闻佳，女，现年二十八岁，汉族，四川省巴县人。原系北京实验中学学生。住西城区六铺炕二区十二楼中门九号。一九七○年三月五日由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西城区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刑字第十号判决，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刑满后剥夺政治权利七年。

此案经本院再审查明，被告闻佳及其亲属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冲击，闻佳精神失常。将其在精神不正常情况下的言行认定为反革命罪而判处重刑是错误的。应予纠正，故改判如下：

一，撤消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西城区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七〇）刑字第十号判决。

二，宣告闻佳无罪，予以释放。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收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文革毁灭了闻佳的一生，笔者总希望有个地方收纳对此冤案的记述。二〇〇七年四月在网上看到闻佳的母校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原师大女附中）九十年校庆的《校史征文启事》，遂将闻佳冤案写成了一篇散文《为无告的闻佳》。闻林先生三次审读了这篇文稿，逐字认真修改后支持笔者发稿应征。记得他认为《为无告的闻佳》一文最有力的文段是：

谁是一九六六年她同班的红卫兵？谁是一九六八年校园监狱的看守？谁整理、报送了她的“反革命材料”？谁批准逮捕了这弱小的女学生？谁把一个患有精神病的中学生当作“反革命“判刑二十年？谁引领、鼓励、纵容了这荒谬至极的迫害？

笔者于二〇〇七年五月九日将《为无告的闻佳》发给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校史征文投稿专用的电子信箱。八月里得知校史征文文集进入了汇编阶段，马上打电话向校庆筹备办公室询问对该文的处置，得到的回答是“没有收到”，只好当即补寄了一份。不久后出版了名为《九十年足迹》的文集，未收录此文。

二〇〇七年九月九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举行了盛大的九十年校庆，校庆出版物中没有任何关于闻佳冤案的记载。庆典大红大紫，文革时期红卫兵的标志人物宋彬彬得到“知名校友”荣誉，她向毛泽东献红卫兵袖章的照片赫然正面陈列。当卞仲耘校长八十六岁的丈夫王晶垚先生为此提出抗议时，笔者在网上看到一片呼声：“他们不是都已经平反了吗？”许多人并不在乎善恶荣辱的错倒，对受难者家属发出声音反倒挑剔起来。

不过校庆之后，笔者在搜狐博克上找到了一张闻佳文革时期的照片，是她（见照片前排左一）和二十二名同学一起在女附中校门口的合影。校门上“革命委员会”的牌子和正面的毛泽东影壁都清晰可辨。这证明，师大女附中确实有过健康的初三学生闻佳，也确实有过把学生送进监狱的“革命委员会”机构。这张照片补充了闻佳冤案的民间记忆，使这一文革个案更富有具体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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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朱学西老师访谈录

受访人：朱学西（原女附中教师）

采访人：刘进（原女附中高三学生）

时间：2010年5月8日下午3点至4点40分

地点：朱学西老师家，西城区云梯胡同5号院4－8

主访人给朱学西老师讲了《记忆》47期五人谈中涉及到2008年3月18日访问朱老师时的内容，还把王容芬最近写的《迫害何时到头？》一文交朱老师过目，并请他再讲一下文革时被提审的情况。下面是受访人朱学西老师的谈话纪录。

我名字不是“朱学希”，是“朱学西”。原来祖父给我起的名字是“学熹”，上学时为了好写，老师给改为“学西”。

文革前我就被借调到37中，是工作组撤走后很长一段时间，在秋冬之交我才回到女附中的，回来后就直接到劳改队劳动了。那时，劳改队的老师都在学校最东头图书馆的小院里，劈为冬天引火取暖的劈柴，记得有刘致平、汪玉冰、梅树民等老师。

    文革初期我在37中，37中给我的鉴定不错。我回女附中时，把鉴定交给一个姓童的红卫兵，她把鉴定给撕了，直接把我送到劳改队。没有见过宋彬彬，也不认识她。

    在劳改队，我什么活儿都干过，尤其是一些重活出力气的活总是挑我去干。我是从农村来的，57年又当了右派，有劳动基础。南楼大柳树的枯枝怕折断砸人，就是我爬树上去给锯下来的。很好笑，那时红卫兵说我毕竟是受过特务训练的，还会爬树。

    清理阶级队伍时，我是明摆着的右派，第一个抓我游斗，两个红卫兵把我双手反押着围着大操场游斗了一圈，我几乎晕死过去。后来几个男孩子拉着我的双腿拖着，也有女的，把我从宿舍楼东门拖进去，再从地下室拖着走，拖到西头再上到二楼，把我关起来。拖我的时候，我几乎没有知觉，感觉到的就是冰凉的地面。把我关到二楼的那间屋子，窗户都被钉死了，大概是怕我自杀。当天夜里，我才知道隔壁关的是胡志涛。因为夜里红卫兵来折腾胡志涛，胡也反抗，和他们对话，听到声音，我才知道是她。我得了肝炎，身上还带着中药，他们害怕被传染，除了押送我吃饭就不来我这儿。

    我在宿舍楼二楼被关了五十多天后才放出来。出来后继续到劳改队劳动，陈洪涛（林莽）老师也在劳改队，我们一起劳动，而且我们俩在劳改队呆的时间差不多是最长的了。但我想不起来和他一起被提审过。一般说来，不会一起提审我们两个。

    记得是解放军宣传队进校后过了一段时间后我才被斗的。解放军队长姓高，是高团长。他们进校后先了解情况。当时老师分成两派，一派是王瑞光的“东方红”，一派是方学邦的“解放”，两派观点不一样，解放军刚进校也没有办法表态，因为要了解情况。不光有军宣队，工宣队随后也进校了。调查后，他们好像都表态支持“东方红”了，但是不管是哪派的，都要表示积极参加运动，都争着斗牛鬼蛇神。

    记得游斗我是在五一前后，是春夏之交，我内穿衬衣外穿中山装，一下子把我揪出来，说我是历史反革命。听家人说我有14顶“帽子”呢，我自己都不知道。游斗我后，就成立了我的专案组，三天两头地审我，审了多少次也说不清楚。来外调的人也很多，主要是调查我小学、中学、大学同学的情况。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在文革中受冲击的很多。我有个中学同学，说他参加过三青团，外调取证的人对我施压，但我坚持说我不清楚，还说你们想了解他，可以去找和他更接近的人。

    对陈洪涛老师的外调比我的多多了，因为他年纪比我大，经历也比我多。他14岁参加革命活动，坐过国民党的监狱，还接触过不少共产党的干部，解放后先是定为胡风分子，后又被打成右派。对他的外调肯定比我要多。这么多外调、提审，我估计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他自杀的情况当时我不知道，是很晚才知道的。有一段时间我们是邻居，我老伴和陈老师爱人王老师的关系不错，是我老伴从王老师那里得到陈老师自杀的消息的。陈老师想自杀，肯定他的痛苦很大，但他自杀不是你们这些学生导致的。

    胡秀正老师为什么自杀？她文革前是个很进步的青年教师，不是运动的对象。文革中受审查，她受不了了。我被打成右派时，不止一次想到自杀，可是我上有老母，下有四个儿女，老伴还没有工作，我死了，他们怎么办？有了这一段经历，文革中我才挺了过来。

    我不认识宋彬彬，认识她的姐姐宋勤。宋勤很崇拜徐恩庆老师，我和徐老师都住在7间房，我常看见宋勤去问徐老师问题。我在牛棚里时，对宋彬彬没有任何印象。

    既然宋彬彬没有打老师，宋要武就是被利用的。宋彬彬因宋要武受害。她没有做这些事情，就不要有什么负担，否则我们一辈子受害了，你们一辈子也受害了。要知道有些事情很小很小，理也理不清楚。我们搞历史的都知道，历朝历代那么多事情，能够记录下来的能有多少件？所以有些事情能放下的就要放下。建议你们对一些细节当舍则舍，否则会陷在里面出不来。文革时一些青年教师参加我的专案组，不要说提审，还抄过我家多少次。我不怨他们，年轻人哪一个不要求进步？主导的不是他们，用不着有政治负担。我对那些青年教师一直不错，因为他们认真教学，对学生很好。我赞成宽容的态度，因为我相信整过人的人自己该承担多少自己会搞明白。你们没有做，宋彬彬没有做，有什么负担。要实事求是，有些事情能够放下的就要放下。

主访人说明

     5月8日下午访问朱学西老师，9日整理出来，发给一位老师核对朱老师叙述中的时间等问题，11日下午这位老师给我来电话说除了回忆还找到仅存的一本笔记，清理阶级队伍时，女附中办了四期阶级斗争学习班，几乎每一期都有老师自杀，朱学西老师是第一期学习班第一个挨斗的，时间为1968年的5、6月（和朱学西老师所述吻合）。于是今天我拿着两份打印件（大字、小字各一份）去拜访朱老师，老师认真看大字版（留给老师），只改了两处，交谈之后，他表示了“此文只能刊登于《记忆》，不得在其他地方使用”的意见，并在我留存的小字版上签了名字。

201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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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李松文老师访谈录

时间：2008－3－25，8∶30点至9∶20

地点：西城区西四北五条东口

采访人：刘进

关于采访情况的说明

       2008年3月18日我把自己撰写的《我在女附中文革初期经历的几件事》（初稿）交给李老师征求意见，同时把网上流传的7人名单的图片打印出来，请老师帮助回忆有关情况。之后，李老师约我3月25日谈意见。一见面他就说，稿中对7人名单的说法有误，还说字条是他写的。当时，他把有关情况用红笔改在稿中了。这个稿子我在定稿之后，交给了母校存档。2010年5月19日，我再次拜访李老师，一是请他核对当年访谈的内容，二是就是否同意在《记忆》上刊登征求他的意见。李松文老师在细读了当年的访谈稿后，在上面做了些许修改，写上了“情况属实，同意在《记忆》上刊登”几个字，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时间。现将他修改后的有关文字录于下，文后的两个注释是我加的。李松文老师的修改和签名，请见扫描件。

——采访人  刘进

2010-5-19

女附中文革初期的情况太复杂了，很难搞清楚。北京市副市长封明为曾担任过西城区委书记，那时他直接找过我了解卞校长被打死的情况。我说当时我不在现场，是快往医院送时我才回学校的。后来听说高一和初二的学生开斗争会游斗校领导时出的事。

出事那天我好像带孩子看病去了，回到学校已很晚了，听说卞校长出大事了躺在后院，我赶快赶到后院。看见后院围着不少学生，还有学生堵着路不让过去。于是我去找其他老师想办法。还找了刘大夫，大家一起赶到后院，那时你也在后院了，后来是我们一起把卞校长送到医院的。

到了医院，大夫不敢负责，不给救治，咱们这些去的学生和老师一起和大夫争执了好久。大夫说要学校开证明才能抢救。当时已很晚，无法到学校去开，我问大夫签名做证行不行，大夫说，可以。但得有老师签名，学生到哪里去找呢。于是我就写，先写出校名师大女附中，后写上我的名字。并征得一些高年级的学生意见后，都同意。于是写几个学生的名字。

（上图：李松文老师在刘进原稿上亲笔修改的文字。）

我把写了名字的纸条交给大夫后，医院才开始抢救的。

医院抢救时，我和丁老师在一间屋子里等候，后来赵老师也来了，卞校长的丈夫王晶尧来到医院哭得很厉害，大家说得去接待。最后是我和另一个老师接待他的，没有多说什么，就领他去抢救室了。

我是抢救前给大夫写的名单，不知道名单是怎么给了王先生。要给估计也是由医院交给他的。那天你把有名单的文章给我时，我一看都愣了。这的确是我的字体。之后我回忆出这个过程，很清楚。我记得写名单时，旁边还围着不少的学生，但我只写了你们几个。卞校长去世后不久，大约九、十点钟，我们就各自回家了。我没有和你们去北京饭店。所以你写的稿子里，1 7人名单这一段文字不通，还得调整一下。2

（右图：李松文老师在他修改过的刘进原稿上的签字。）

注释：

[1] 此稿指的是（我）刘进自2008年1月开始写的《我在女附中文革初期经历的几件事》（初稿）”。该稿准备写好后留给母校存档，内容包括1966年6月2日我在女附中贴第一张大字报到1966年8月19日退出筹委会80多天内学校运动的主要情况。为保证稿子所述内容准确，我和一些校友就女附中的文革初期走访了许多老师和同学，开过多次校友座谈会，和有关老师多次交流，得到了不少指点、更正。故题目改为《女附中文革初期的一些情况》。该稿已于2010年4月13日交给母校存档。

2 当时请李松文老师提意见的是《我在女附中文革初期经历的几件事》的第三稿。因为那时我只记得一起把卞校长推到医院后，和大夫发生争执，大夫要求开证明的情节，对7人名单没有一点印象。所以在那一稿中，关于7人名单我是这样写的：“2007年年初，我看到《我虽死去》片中有×××（？待核）记录的当时学校在医院人员名单的字条：师大女附中  李松文  徐岩春（高三4）  李小琦（高二4）  马恬（高二4）  王满华（高二3）  刘进  宋彬彬共7人。但纸条中记录的7个人，只是最后还留在医院的几个师生。” 这一稿曾向五位老师、十几位校友征求意见，李老师看此稿后对此段话做了改动。李老师所说“文字不通”是指事实不准确。在他讲述了有关情况后，我按李老师说的对第三稿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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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料】

卞仲耘案文献资料索引

刘  双  整理

l        1986年，胡志涛（原师大女附中校长）发表《“八.五”祭》一文。此文后收入她和其夫的文章合集《生活教育论》一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是时胡志涛已经病逝一年。

l        1986年，王友琴（师大女附中高一三班学生）发表《女性的野蛮》一文。此文后收入作者的《女博士生校园随笔》一书（北京出版社，1988）。

l        1995年，王友琴《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一文在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发表。（此文的英文版从1997年后一直印在美国哈佛大学麦克法夸尔教授的文革课读本里）。此后，王友琴在台湾《中国时报》发表了《八月祭》。

l        1996年 冯敬兰（女附中老三届学生）发表文章《记忆的伤疤》。此文后收入《那个时代中的我们》下册（者永平主编，远方出版社，1998年）。

l        1999年，罗点点（师大女附中老三届学生）出版《红色家族档案——罗瑞卿女儿的点点回忆》（南海出版公司出版，1999年）。

l        2000年 王友琴主持了《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上千受难者的简介按姓名的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其中“卞仲耘”是最长的一篇（两万字）。

l        2001年，伏生（女附中老三届学生）的文章《那天，我是残杀卞仲耘的目击者之一》发给“网上纪念园”发表。

l        2003年，卡玛拍摄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宋彬彬、叶维丽、刘婷婷（原师大女附中老三届学生，红卫兵）接受采访。

l        2004年，王友琴出版《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一书（香港开放出版社，2004）。全书52万字。“卞仲耘”是其中最长的一篇文章。

l        2006年，裕雄发表《良知与责任——纪念卞仲耘校长殉难四十周年》（《炎黄春秋》，2006年8期）。

l        2006年，王友琴发表《八月，让我们纪念受难者》，提出“四十年了。卞仲耘之死不能被忘却。8月5日这一天应该成为文革受难者纪念日。中国人将会从这个纪念日学到历史、正义和道德。”

l        2006年，叶维丽发表中英文文章。中文版的题目是《卞仲耘之死》(周子平译)，署名“白芳”，该文发表在“二闲堂”网站上。英文版的题目是The Death of Bian Zhongyun,（《卞仲耘之死》） 署名Weili Ye, 该文发表在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中国历史评论》）上，Volume 13,Number 2, Fall 2006。

l        2006年，胡杰拍摄关于卞仲耘案件的电影纪录片《我虽死去》。原师大女附中的教师林莽接受采访，讲述了他看到的卞仲耘被打死的场面。

l        2006年林莽（师大女附中老师）发表文章《目击并身历其境者言——纪念卞仲耘校长殉难四十周年》，在国内无处发表，拿到海外。王友琴写了题为《艰难的诉说：卞仲耘被害40年后》的推介文章。

l        2006年，刘秀莹（师大女附中老师）发表《卞仲耘，一位令人深切怀念的好校长——纪念卞仲耘同志殉难40周年》，载《教育艺术》2006年10期。

l        2007年，陶洛诵（师大女附中老三届学生）写出《师大女附中学生陶洛诵2007年证词》（网络电子版）。

l        2007年宋彬彬被女附中90年校庆活动评为“优秀（知名）校友”，在展板上贴出她给毛泽东献红卫兵袖章的照片。卞仲耘丈夫王晶垚发表声明抗议（网络电子版）。指出她献的那个袖章“浸透了卞仲耘的鲜血”。

l        2008年，美国人本杰明·哈里斯采访王晶垚等人后发表长篇北京日记，题为《沉默的中国长城》。

l        2009年10月，维也纳大学魏格特教授和她的丈夫把胡杰电影《我虽死去》翻译成德文，在柏林书展放映和出售。

l        2009年11月，卞仲耘铜像安放实验中学（室内）。碑文只写1918年—1966年。“被迫害致死”这个官方结论都没有刻上。刘自立在网上发表文章《存像废史》。

l        2009年12月12日，维也纳大学魏格特教授到北京访问王晶垚。后发表文章。

l        2010年1月16日，《记忆》网刊总41期文摘专栏，刊登本杰明•哈里斯著，贝苏尼译的《中国•沉默的长城：北京2008年11月》一文。

l        2010年4月，《记忆》网刊总47期推出“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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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按：这份资料中，署名单位里出现了“红色要武中学（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和“红色要武中学（师大女附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名字，说明“红色要武中学”这个名字曾经有人使用过。但这不能说明师大女附中就曾正式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了。因当时联署这类红卫兵文告往往并不需要经过各校群众组织集体讨论或由其总部做出决定，有时只是参与起草或出席相关会议的一两个活跃分子所为。如这传单的署名中还有个学校（而非群众组织）的名字“抗大四中（月坛中学）”，显然不可能是该校师生集体通过或该校领导决定的一样。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

（西城分队）宣告成立

毛主席语录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为了支持广大红卫兵造资产阶级的反，为了更好地完成党中央、毛主席和广大工农兵群众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宣告成立。

这个决定是八月二十五日，西城区三十一个学校讨论通过的。

纠察队是红卫兵自己的组织，他的成员是红卫兵的优秀分子，中坚力量。

纠察队是革命的造反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京部队的亲密战友。

纠察队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队。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的成立是我们全体红卫兵的大喜事。它再一次表明我们的红卫兵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的红色革命组织。既是敢想、敢说，敢革命，敢造反的先锋队，又是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战斗队。

我们的职责和权利：

1、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忠实执行毛泽东思想，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

2、坚决地协助红卫兵的革命造反行动。

3、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资和他们的孝子贤孙的反革命行动。

4、有权撤销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品和禁令。

5、有权检查各学校、各机关、各工厂、各单位的红组织。

6、有权扣押假红卫兵和流氓。

7、在其它各区纠察队未成立之前，一些重要的国家机关和主要街道，暂由西城分队代行保卫职权。

此令八月二十六日十时实行。

我们要求广大工农兵群众和各地区的公安机关协助我们工作。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北京三中红卫兵

红大附中红卫兵（北京女一中）

北京四中红卫兵

北京女三中红卫兵

北京六中红卫兵

北京女六中红卫兵

北京七中红卫兵

北京女八中红卫兵

北京八中红卫兵

红色要武中学（师大女附中）红卫兵

红色要武中学（师大女附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东方红中学（北京二十八中）红卫兵

东方红中学（北京二十八中）红旗

北京女十中红卫兵

北京二十九中红卫兵

北京二十九中八一八红卫兵

东方红四中（华嘉寺中学）七一赤卫兵

北京三十中红卫兵

北京三十中八一八红卫兵

北京三十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红二七中学（铁三中）红卫兵

北京三十三中红卫兵

空军红鹰红卫兵

北京三十五中红卫兵

北京建筑工程学校红卫兵

北京三十九中二七战斗队

抗大附中（北京十三中）红卫兵

抗大四中（月坛中学）

抗大战校（北京四十一中学）红卫兵

二龙路学校红卫兵

抗大附中（北京三十四中）红卫兵

太平桥中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北京四十中红卫兵

首都井冈山中学（北京九十八中）红卫兵

北京一O一中学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

原注：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成立以后，又有西城区十九个学校的红卫兵及其它红组织陆续参加。这十九个学校是：西四中学、师大二附中、安德路中学、三十八中、七十七中、外贸学院外语专科、丰盛学校、一〇六中、社会路中学、外语学校、三十二中、民院附中、铁二中、二十三中、八十六中、北海中学、五十三中、三十七中、二十九中。

（刘双提供，飞鸿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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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徐唯辛的文革人物肖像在武汉展出

张晓良

“众生——徐唯辛作品展”今年4月底在武汉美术馆展出。其中再现文革期间各种人物形象的《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专题有44幅，皆2.5米×2米黑白肖像。

此专题2007 年 11 月在北京首展，有巴金、卞仲耘与王晶垚夫妇、陈寅恪、陈永贵、顾准、郭世英、冯友兰、胡风、华国锋、黄帅、浩然、翦伯赞、江青、金训华、康生、老舍、李劫夫、李振盛、梁漱溟、梁思成、林彪、林风眠、刘长瑜、刘少奇、毛泽东、聂元梓、彭德怀、上官云珠、田家英、王洪文、王进喜、吴晗、姚文元、杨丽坤、遇罗克、张春桥、张志新、周恩来等63幅，皆依据照片创作。后陆续创作达百幅，且大部画作陆续增添画家或画像主人抄录的画像主人数百字简介，或中文，或英文，或中英文并存。

此次来汉展出44幅，有2007年在北京展出者，有后创作者，如：陈景润、邓小平、胡耀邦、何大齐、马思聪、宋彬彬、徐迟、赵丹等。周恩来为其晚年形象，面部多老人斑；毛泽东为其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的侧面肖像；刘长瑜为其在红灯记中饰演铁梅的形象；胡耀邦为其晚年形象，颇显愁苦。顾准简介中有“1974年12月3日，顾准因肺癌在医院病逝，临终前，欲见子女亦不得。”何大齐简介由其自己抄录，书法漂亮，有“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八月被抄家，父母遭红卫兵毒打，位于北京西黄城根占地近两千平米的四合院被没收，全家被‘扫地出门’。”

2009年6月徐唯辛此专题的4幅肖像作品（陈寅恪、冯友兰、翦伯赞、顾准）在北京一个展览的展前审查中被撤下，原因不详。此次武汉展出，宣传极为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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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l        丁东来信

《记忆》47期，我觉得很有份量。收到以后，我就主动转发给资中筠、唐宝林、章诒和等人，因为他们都曾关注过卞仲耘和宋彬彬。

研究文革史，我最关注的首先是史实，其次才是对史料的分析评价。面对同样的史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是正常的。但首先是要把史料呈现出来，否则连评价的对象都没有。

宋彬彬在文革初期非常出名，无疑是一位重要历史当事人。《记忆》能够独家发表宋彬彬和刘进等参与的对话录，对于深化这段历史的研究颇为有益。人们可以不同意她们的说法，或对她们的说法提出不同意见，但绝不应要求媒体让她们噤声。80年代，王力接受采访，有人就质疑“江东子弟今何在？”近年朱永嘉在博客上发表了一些文章，也受到严厉的批评。有的批评者似乎责备媒体不该让他们出声。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对于这些曾经红极一时后来又沦为阶下囚的历史当事人，应当给他们提供发言的机会。官方的媒体做这件事风险很大，《今日名流》就因为发表了徐景贤的文章而停刊。《记忆》作为一个研究文革的独立学术平台，在这方面大有可为。我们应当千方百计地请历史当事人说话，而不管他们的说法和人们既有的看法是否吻合。有些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不愿意开口，如沈崇，其实是史学研究的莫大遗憾。

l        （美）陈闯创来信

早上收到新一期《记忆》后，我首先关注的就是编读往来中对47期内容的讨论。

1.我完全同意印红标先生的看法：真正有力的批评必须建立在准确的史实基础上。

2.果不其然，有人指责贵刊有违公正的原则，接着我很高兴地看到编者对此指责做出了有理有力的回应。虽人微言轻，我要表示对二位选择的支持，我期盼着反对者的撰文和第二辑的面世。

再多说一句，冯建军先生的批评真是让我大跌眼镜，没想到他竟然能说出“叶维丽如今能当上美国大学的终身教授，不也是沾了太子党的光，走了后门吗？”这样的话。

3.对于5人谈中未能点出直接打人者的名字，我感到无奈且遗憾。

4.宋彬彬女士将自己在1968年的被软禁归于“四人帮”亲信（即毛远新）所为，我想这也是犯了简单化的错误吧。即使是把1968年的毛远新称为江青的亲信都有点难度吧，更何况当时王洪文也才只是个与毛远新平级的省市革委会副主任？另外，至1974年方为毛泽东所命名的“四人帮”到底是何时形成的？官方史书及后人总是把文革前期的各项坏事情都一股脑的推向尚未成型的“四人帮”头上，实在是恼人。

归根到底，第2.3.4点源自以下事实：“被官方三十多年来曲解的文革历史说法给洗了脑”（陈益南先生语）。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尽可能把事实搞清楚”（印红标先生语）。顺便一提，清华毕业的叶志江先生对上一期内容做出个较好的评论《难言的历史一定有难言的故事》，这也可以对应戴为伟女士的读后感。

l        （美）丁凯文来信

读了贵刊第47期有关文革初北师大女附中卞仲耘校长被害一案的研究和48期读者来函，深感贵刊作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历史研究强调的是追求事实的真相，尽力还原历史的过程，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政治上和道德上的批判不能代替历史的研究。然而，历史的过程又是复杂的、多元的，绝不是非黑即白那么单纯，更何况研究者们做研究角度会有不同，因而不能强求一致，更不能要求历史研究只有唯一的一种解释，谁都没有垄断就某一问题发表独家看法的权力。

换句话说，历史研究切忌只有一家之言。目前国内学者们大多只能在中央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下作研究，其结果可想而知，这反映出来的就是历史研究为现实政治服务，那些稍有与官方观点相左者的研究只能到海外发表或出版，这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有鉴于此，作为民间的文革史研究者，我们要大力提倡多元化的研究，鼓励不同观点和思想的交锋，尤其要在历史的细节上下功夫，历史只有真实方具有生命力。因此，本人对“真相在细节中”这一观点深表赞同。此外，具有不同观点的研究者还要切忌因为观点的不同而将对方划为“敌对势力”，那种将《记忆》的编者也牵连进去，指责编者“立场错误”的看法就更不可取了。真诚地期望那些不同意叶维丽教授等人观点的朋友们也能本着求实的精神，就事实来辩论，正如《记忆》编者所言：如果能借此机会将讨论上升到历史研究方法的层面，那么对读者、对文革研究都将是大有补益的。

l        陈家琪来信

    今天是5月16号，2010年的5月16号，距离1966年的那个日子已经过去了44年。44年前的这一天，由于要清理城市人口，我和我的妈妈坐一辆三轮小汽车离开了西安市，去一个叫华县的地方落户，两地距离大约将近一百公里的样子，记得我们是上午9点左右动的身，一直开到晚上才到了一个黑乎乎的县城，那就是华县。

当时的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日子对我们这个民族来说具有什么意义。我和妈妈坐在敞篷中，妈妈不说话，我贪婪地看着外面的一切，要知道，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离开城市，要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落户了，一切对我来说都十分新奇，自己也充满着莫名的豪迈，似乎去上前线或投身革命洪流一样。

   多的话就不说了。到底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看待我们这个国家60年来的历程？这是一个问题，也许只有留待后人去评说，去把它转化为理论的思考；我们这代人能做的大约只有把自己的经历、记忆以及对此的思考尽可能真实地记录下来，作为思考的材料留给后人，让他们知道我们曾这样思考过此类问题。

    1949年，作为一个事件，一个改朝换代的事件，与传统并未断裂；过去是怎么发生的，现在还是怎么发生了，尽管原因上有许多不同，但中国依旧按自身的逻辑完成了这样一轮循环；但就意识形态和人们观念上的改变而言，断裂真的发生了（也许自五四运动以来就发生着这样的断裂），因为这次革命的口号、组织原则、理想、目标都与以前不同，它属于现代性的追求，因为我们的前面有美国，也有苏联，学哪一个是次要的，重要的只是要赶上它们或超过它们。我觉得这一点是真诚的，也是真实的。

    共产党能战胜国民党，原因很多，但有一点是必须强调的，这就是美国的思想家谢尔登·沃林在《政治与构想》中所谈到的社会的“组织化”。共产党或毛泽东第一次把人民组织了起来，特别是农民。于是传统的家国矛盾就不存在了，制约、抗衡国家权力的力量（乡绅、氏族、宗法等等）也化解了。组织，既体现着类似于国家的权力、强权，也如传统的社会一样用亲情、友谊（可以说成是同志情、战友谊）把大家凝聚起来，所谓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就如一个大家庭（革命大家庭）一样。敌人就是组织外的人，如“黑五类”。越有敌人，组织内部就越团结。如何把大家组织起来，人多力量大，这是毛最精熟的一套观念与手法，它本身也正是现代性的体现，在西方，体现为大的公司、财团，其权力高度集中，但在下面又要求献计献策，高度团结。谁都希望自己能在这样一个团体中生活、工作，它寄托着人类的理想。我们的党从苏联那里学到了建党的思想，并把西方的用于组织大规模生产的一套方式用于对整个社会的组织，并借助于组织去完成思想、文化等所有领域里的跃进。如果说在毛的时代，还有理想、信念，知道借助于组织的力量要达到什么目的（用组织的力量去与敌人斗，在斗中把自己组织的人团结起来，让它自身具有一种生命力、活力）的话，到了邓时代，由于不提阶级斗争了，于是组织就只剩下了一个如何管理、如何经营的问题，类似于西方的公司或财团，但这样的组织又不仅仅只进行经济活动，它是权力的体现，所以权力就与金钱结合到了一起，前提是有了半市场化的经济体制；大家加入组织，不再谈信仰、理想，看到的只是实际的效益，就如人们去找一家公司去上班一样。

     文化大革命前期的群众组织，是最有活力、最能自生自长的，大家都觉得自己离不了组织，也都意识到只有借助于组织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那时的目标是政治性的；一旦共产党这一最大的组织被冲垮了，群众的力量与热情就获得了空前的爆发，那也是一种疯狂，就如永远在与敌人打仗一样，不怕死，能吃苦，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这其实也是人类的一种理想状态，说明文化大革命并非空穴来风，它有自己的发展逻辑，这套逻辑建立在扭曲了的理想之上，所谓扭曲，就指的是它把人只当成一部机器上的“螺丝钉”。组织本身就是一部机器上的部件，个人更是部件上的螺丝钉，虽说不能缺少，但也只是在你有用时才用得上你。把人当成手段、工具，这话还说过分了，因为连手段也不是，只是一部机器上的螺丝钉，完全可以通过增加人口生育来不断替换零件。我们因自己是一颗螺丝钉而自豪，这也说明启蒙本身就包括把人说成是机器，说成是螺丝钉。整部机器只能有一个舵手，意志统一了才能与敌人作战，所以我们也一直生活在战争状态之中。组织已经取代了家庭，我们把家里能用来过日子的东西都上缴了，都打碎了，那种豪情无论今天想来多么荒谬，在当时却认为理所当然。于是，就发生了那么多悲惨的事。当然，有组织替我们承担，我们自己也并不负责。把精神上的个性追求全都抹去，只是一个当机器运转起来就立足于本职工作的螺丝钉，怎么把一个社会组织成这个样子，那套导致断裂的意识形态是如何与中国的传统，与我们的现实与理想结合在一起的，这是研究文革的一个真正的理论问题。当这套组织的目标失去但组织本身依然还在，而且更多介入经济活动时，它到底会怎样，其实也在情理之中。

关于文化大革命时的“群众组织”这种当时的社会结构形式是应该好好研究（在我们的社会中，最怕的就是出现组织）。“群众”（人民）与“革命”（造反）成为最高的正当与合法，而一个“革命者”又只能把自己想象为一个组织中的成员，所谓真正的“逍遥派”就是不参加任何组织的人，这在当时与今天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我在给你的信中，谈到相对于中国革命而言，断裂只发生在意识形态上（五四以来的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等等），那么，今天的对现代性的反省与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冲着这套意识形态而来的；但事实上，没有这套意识形态，就没有现代中国。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至于事实上的“循环”，即传统的延续，大家只有认可了，或无可奈何。为什么最具有颠覆性的这套意识形态会在“人民”（群众）与“革命”（造反）的口号下成为事实上的“循环”、理论上的目的论（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这也是一个问题。

今天是“5·16”，一早起来，就想写一篇日记，看到了这期《记忆》，就觉得干脆把回信当日记写，于是也就写了这么多，信手写来，可说明的地方还太多，但作为一篇日记，恐怕就只能先说到这里。

l        可父来信

    贵刊连续两期就发生在1966年北师大附中卞校长被学生殴打致死事件的文章及读者来信。我惊讶贵刊的影响力；也惊讶这么多知情人关注这段历史。

   说实话，卞的死在那个时期并非个案特例。我个人认为是因为有了宋彬彬才让这件事变得是件重大事件的。如今事情已经过去40多年，追究所谓凶手应该只是道德层面的意义了。既然大家都认为应该对当年发生的事情担当起探明真相的责任，才在包括贵刊在内的刊物上撰文回忆讨论。因此，不应该出现搞乱事实的状况。

一些人把“写历史”又作为自己向社会索取的手段，是很龌龊的。那些争辩已经根本不属于学术范畴了，我以为贵刊没有必要一一登载。

l        范世涛来信

    我很惊讶对上一期的文章有这么多批评。我觉得那一期编得非常好，读的时候很感动。最打动我的地方，是不少沉默的当事人不再沉默，就一个严肃主题发言并对话了。这种对话有助于逐步消除文革重要当事人之间的深刻隔阂、重新建立彼此之间的信任，也有助于我们这些局外人对事实有更深入的了解。所以我很钦佩访问主持人和发言的人的勇气和努力，他们在实实在在地促进和解。

     对宋彬彬的发言，不少读者表示反感。既然宋女士文革中就已经遇到许多这样的情况，这对她来说大概没什么稀奇的。我觉得宋女士和批评者如果提供更多的事实，更有利于大家更深地认识真相和达成共识。比如宋女士如果愿意解释在给主席戴袖章之后的活动，大家就更能明白她的处境和选择，而不致因为披露的情节过于简单而觉得有些戏剧化。对于认为宋亲手杀过人的人来说，需要提供坚实的证据（被害人姓名、时间、地点、旁证或其他证据），如果没有证据就认为她杀了人，那和文革中盛行的“疑罪从有”做法有什么两样？冤假错案堆积如山不就是这么来的吗？亲手杀人是多么严重的指控啊！正因为怀疑者没有提供证据，我更同意宋彬彬的解释，并对缺乏证据的义愤填膺有些惊讶。至于报纸上署名宋彬彬的文章，因为当时报刊上大量署名文章都并不真的是作者写的，只是作者无法或没有辩解就是了，所以我认为宋的解释是合情入理的。再退一步说，即使（！！）宋写了这样一篇文章并发表在党报上，该篇文章造成的大量负面影响也不应由作者负责，而应由党报和公检法机关承担主要责任。我不觉得一个普通人读了一篇表示可以动武的文章就会动手去打无辜的人，那把文章的影响也说得太大了些，所以最大的责任还是动手的人；其次是公检法没有制止和制裁；第三是党报有严格的审稿发稿程序，为什么把这样的文章放到宣传主旋律的报纸上；最后才是作者的责任，不管作者是谁，我觉得他的责任其实很小。

    有的读者怀疑编者屁股坐在了一边，这听起来像是文革时候因为某杂志或报纸发表了某篇自己不同意的文章，就把作者和编辑部说成一丘之貉的“黑线”或“黑帮”一样。

l        刘进来信

谢谢转来范世涛的来信。

既然我文革初期有了那些经历，经历了就有了责任，几十年来虽未曾忘却，可一直没有机会说，也不敢不调查就说，所能做的就是把有关事实记录下来，尽当事人的责任。责任是责任，机会是机会，可能这辈子也没有机会，那只能留存记录了。

在校友、老师的推动帮助下，经过几年调查，我终于写出《女附中文革初期的一些情况》交给母校存档。之后，《记忆》又给了我们说话的平台，这是争取很久而未得的机会，让人珍惜感动。只有更多的人愿意回忆和有机会说话，事情才会切实推动。这是《记忆》总47期刊出后，很多校友来信来电话主动回忆文革初期学校情况时我的感受。

我知道当事人必须尊重事实，自己干的事情，不管好坏对错，该承担的就得承担。当事人也应核准质疑，该澄清的就得澄清，对关键问题不核准不澄清就不止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了。此外，我不想多说。至于传言和情绪化的谩骂，那都是在骂文革，我相信这只是反思文革过程中的现象，不会也不应该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我特别赞同范世涛的观点，对话有助于消除深刻隔阂、重建彼此信任，实实在在地促进和解，使局外人对事实有更深入的了解。一位70后的小伙子，其见解和眼光令人钦佩！真希望有这样见解的人能越来越多，那样我们的民族就会离文革这样的灾难越来越远。

读《记忆》总48期“编读往来”，各种评论意见都在意料和情理中，最突出的感觉反而是《记忆》太不容易了！

l        胡泊来信

正本清源或有必要，但过度考据亦容易歧路亡羊。中国近代以降不乏考据，然纠缠考据亦成风尚。考据诚可贵，全局价更高。信口开河者缺考据，沉迷枝节者缺全局。

l        钱大川来信

看了47期，感觉很好。宋彬彬们肯于对话，澄清真相，应该欢迎。不同的角度对历史的叙述自然不同，这是个典型例子。这样下去，自然会不断接近真相。

下面是四中，很好。再下面应该是六中。陈行之先生是六中学生，看他的文章和董必武儿子（叫董良翮吧）在凤凰卫视的讲话，相差太远。如能请他们从历史角度撰写文章就全面了。

此外，北京师大附中也很重要，但缺乏资料。该校红卫兵领袖陈永康（咏康）现在是职业作家。我见过。他的回忆录《红色季风》中有用材料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