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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遗忘 正视历史
支持改革 促进民主
往事微痕丛书
主编·黄河清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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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微痕丛书·纪实卷·之三
梦断未名湖
——二十二年劳改生涯记实
陈奉孝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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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的话
200 7年7月，北京谢韬动议，卢玉支持，铁流诸右派老人创办了《往事微痕》期刊，每月两期，每期十余万字，迄已出版了近40期，为1957年遭整肃的右派份子提供了一个内部交流的园地。全国幸存的右派份子十分欢迎和爱护这份刊物，纷纷来稿。这些稿子，有许多是右派老人五十余年间遭际、生活、思想的记录，是自传性的纪实文字，是对1957年“整风运动”与“反右斗争”教训的总结、评述；篇篇真切，字字血泪，使尘封的历史最现。在大量来稿中有不少数十万言的长篇，《往事微痕》期刊难以全部容纳。
2009年11月，铁流决定创办《往事微痕丛书》，将这些数十万言的纪实巨著，整理编辑成丛书形式留之后世，委托我主编。此乃善举，非独于为国家民族历尽艰难困苦、九死一生的右派老人是好事，更是为历史存真备忘。区区学识浅薄，难当大任，然义不容辞，勉为其难，承此重责。拟分为：纪实卷、研讨卷、诗歌卷、小说卷、剧本卷、散文卷、参阅卷七大部分，以纪实卷、研讨卷为主。编辑原则唯以“存真”二字为圭臬，疏漏不当不妥处，谨请指谬，以为匡正。
本期《往事微痕丛书·纪实卷·之三》是陈奉孝专辑：《梦断未名湖——二十二年劳改生涯记实》，22万字。
陈奉孝，山东潍坊人，1936年生；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7年北大“5·19”风云中写大字报提出取消党委负责制诸政治主张，继而组织“百花学社”、出版刊物《广场》，遂遭右派之祸，更被打成“反革命集团”首犯，判刑15年，刑满强迫留场7年。陈奉孝在劳改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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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直不认罪，受过吊打、老虎凳、陪毙、与死人睡觉等各种酷刑折磨，12次从死神手中逃生。1979年反革命罪平反。1984年右派获改正，是全国大学生右派得到改正的最后一人。2007年陈积极参与右派上书维权活动。现居山东潍坊。
缇骑逮将去，梦断未名湖。廿二年炼狱，百八块铁骨。丹心忠国家，奉孝向父母。手写《广场》阔，魂画自由符。山东出右侠，齐鲁一真儒。
2009年12月9日于马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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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我是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六日被捕的，依“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一九七二年九月十六日刑满释放。名义上“释放”，但被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强迫留场，继续改造。对外讲，这些刑满释放留场就业人员叫“就业农工”，但就业人员却给自己起了另外一个“雅号”，叫做“二劳改”。管教人员在公开场合一般不这样称呼我们，但他们私下谈话或者当他们训斥某个就业人员时，却经常把“臭二劳改”挂在嘴边。从“二劳改”这个“雅号”我想人们不难理解劳改就业人员的处境是怎样的了。
一九七八年十月“五十五号文件”公布以后，对错划“右派”开始改正，由“右派”升级为“反革命”的犯人也开始平反，但这样的消息在劳改队和刑满就业人员队伍里是被严格封锁的。我的一个在山东省统计局工作的姐姐，从七八年十月到七九年九月，前后给我写了十几封信，告诉我这一消息，但我一封也没有收到。就业人员来往的信件必须经管教人员检查后才能收到或发出，若来信中有“不利于就业人员的改造”的内容或寄出的信中有泄露就业人员队伍内部情况的内容，则一律不能收到或发出。但按照就业人员的管理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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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就业人员每二年可享受一次探亲假，当然，真正能享受到这一待遇的只有那些所谓“积极靠拢政府”并且探亲回来后能给管教干部带来礼物的人。
有一位家住北京市的就业人员获准回家探亲，回来后把关于“右派”改正、平反的消息告诉了我，他还带回来一张刊有这方面内容的报纸给了我。我拿着这张报纸就去找了管教干部常指导员。我说：“报告常指导员，我要请假回家探亲！”他说：“你又没有父母、老婆孩子，探什么亲！？”我说：“我要回北大要求右派问题改正、平反！”他嘿嘿冷笑两声：“你还想平反？！好罢，你先回去，我们研究一下答复你！”
当天晚上就召开了全中队二百多就业人员的大会。常指导员在大会上说：“今晚开会没有别事，陈奉孝要求请假回北大平反。陈奉孝在五七年整风反右期间是北京大学学生中的右派头头，又是”反革命”集团“百花学社”的首犯，在出国叛逃时被当场抓获，在劳改、就业期间，一贯不认罪、不服法，顶撞干部，抗拒改造，这样的人还想平反，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忘了你是干什么吃的了！”我一听这话，火立刻就顶到了脑门上。我马上站起来说：“报告常指导员！根据就业人员的管理条理，每个就业人员都享有二年一次探亲假的权利，我就业七年以来，一次也没有享受过探亲假。右派改正、平反是国家的政策，这次我要求请假回北大搞平反，如果我平不了反，那我就趴在铁轨上让火车轧死！”我也把话说绝了。他一拍桌子站起来说：“刚才陈奉孝说的话你们大家都听见了，象他这样的反改造分子，本来不应该给他假，不过这一次我就破例给他假，看他能不能平反，他会不会趴在铁轨上让火车轧死！”
第二天一早，他就让人把我的判决书在黑板报上抄了出来。在他看来象我这样“罪行严重”的人，是根本不可能平反的，不论我平不了反，灰溜溜地回来，或者真的趴在铁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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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让火车轧死，他都可以以此作为一个典型来“教育”其他就业人员。说实在话，究竟能不能平反，我心里并没有底。不过粉碎“四人帮”后，我已预感到中国将要发生重大的变化，如果我们国家今后仍然继续执行毛泽东在世时的那条极左路线，我平不了反的话，我也就不想活了。二十二年的折磨和屈辱，十多次被死神召唤，我总算侥幸活下来了，如果“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继续压在我头上，我上无父母，下无妻子，再连狗也不如的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呢？
但是出乎我的意料，也出乎当时住在北大招待所等待落实政策的“右派”同学们的意料，我到北大后十九天“反革命”问题就平了反，而且平的特别彻底。我的平反裁定书内容共有三条：
一.撤消原判；
二.宣告无罪；
三.工龄自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六日算起。
此外没留一个字的尾巴。当时不少“右派”同学的平反裁定书上都留了一条长长的尾巴，因此大家议论，即使我的问题能平反，在平反裁定书上恐怕也要留下比别人更长的尾巴，因为我当年犯的“错误”比别的同学要严重的多。从裁定书上看，一个字的尾巴也没有留，干净利索。为什么？我不解，大家也不解。
不管它那些，我拿到平反裁定书第二天就起程返回了农场。我匆匆忙忙回去的目的有两个：第一，我要立即把户口迁出来，以免时间久了，夜长梦多。要知道，刚开始搞平反，劳改队的干部的抵触情绪是很大的。由于多年来共产党的政策朝令夕改，一般老百姓都担心，今天搞平反，明天还不知道怎么样。第二，我要回去教训一下姓常的，你不是当众说我不可能平反吗？我不但平了，而且平的彻底。可是当我回到农场时，姓常的躲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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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迁户口，我在农场一共住了三天，一直没有见到他，可黑板报上抄的我的判决书，虽经日晒雨淋，却仍然依稀可见。
我拿着户口返回北大，等待“右派”问题改正，可是一直等到一九八零年七月，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也没有改正下来。当年凡是“右派”后来升级为“反革命”的，都是“右派”问题先改正，然后“反革命”问题再平反，而我却恰恰相反，“反革命”问题首先得到了彻底平反，“右派”改正问题却迟迟解决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定的调子是反右是“正确”的，只不过是“扩大化”了。既然反右是正确的，当然就不能不留下一部分人不予改正，否则就不能说明反“右”运动的“正确性”。当年大学生中，“向党发起猖狂进攻”的风源是北大，北大应该留下几个“右派”不予改正。可是北大学生中的“右派”基本上都改正了，就连赫赫有名的谭天荣、龙英华、张元勋等人都改正了，那么留谁呢？数来数去恐怕就只能留我了。当时我的名气虽然没有上述三人大，但我的问题的性质却是比较“严重”的，因为我一直是在北大“右派学生”中间搞组织活动的。
我想留在北大。当时在北大流传着法律系王铁崖老教授的一句话：“宁要一个改正右派，不要五个工农兵大学生（因为当年的工农兵大学生都是因为政治条件好被保送的，有的甚至连初中水平都达不到）”。系里也有这个意思。可是我必须回内蒙取回我的落实政策的指标，因为根据“五十五号文件”的规定，“右派”改正、平反后，应由本人现所在地的县（区）级人民政府协同统战部门负责安置。乌兰农场属内蒙扎赉特旗管辖，我的落实政策指标在扎赉特旗，我必须回扎赉特旗将我的指标取回来，才能在北大留下。我实在等不下去了，八零年七月，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就给我开了一个既不是改正裁定，也不是证明之类的书面东西，内容是：“陈奉孝同学在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期间，确有反党、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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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的错误言行，但鉴于他当时年青，又经过多年改造，思想有很大转变，建议陈奉孝的右派问题给予改正。”并补发了毕业证。我就拿着这样一个不三不四的东西回了扎赉特旗，想取回我的落实政策指标，想不到这可难了。这倒不是因为我拿的这个东西写的不好，而是因为边疆缺人才。扎赉特旗统战部长得宝（蒙族）对我说：“老陈啊，您不能走，我们这里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地方，粉碎四人帮后急需人才，您是北大毕业的，应该留在这里为扎旗作点贡献。”他的态度非常诚恳。我不干，可他说什么也不把指标给我。就在这时，扎旗教育局长李仁兴（汉人）找到我，首先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张淑敏。她原本是北京的一位下放青年，因为北京话讲的好，七五年在扎旗二中（蒙族学校）当了教师，她的父亲还是北京邮电科学院管后勤的领导。她也办好了返城的手续，准备回北京。我们认识后，我发现她非常纯朴善良，人实在，心眼也好，我很喜欢她。我虽然比她大十四岁，但她对我也很满意。但她是一名预备党员，党员必须服从组织分配。李仁兴局长首先做了她的工作，只要她同意先留下，我就走不了拉。就这样，一半是自由恋爱，一半是拉郎配，我们结了婚。我成了扎赉特旗三中的一名数学教师（扎旗没有大学）。当时还定了一个“君子协定”：在扎旗贡献三年后再回北京。我的“右派”问题也就当作已改正处理了，并按照“五十五号文件”的规定，给我补发了二十个月的工资。
婚后第二年我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儿。过去的二十二年，被折磨、受屈辱、没有半点人的尊严，现在终于能够被当作人来看待了。恢复了人的尊严，有了一个和谐美满的小家庭，我也象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是很容易满足的。可是时间一久，我感到长期在内蒙呆下去不行，因为扎旗是一个蒙汉混居的地方，人际关系非常复杂，我们两个在这里举目无亲，再加上张淑敏又有严重的关节炎，内蒙气候恶劣，我们决定还是回北京去。可是三年后再回北京回不去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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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已在我原来的一位中学老师晁瑞甫先生的帮助下，于一九八三年调回了我的老家潍坊市。一九八四年我的“右派”问题才得到了改正。
自从我落实政策后，凡是遇到我的同学和朋友，谈起我的遭遇，都劝我一定要写下这段经历，可是我始终没有动笔，为什么呢？第一，我害怕回忆。我不愿意再去触摸自己过去的伤口，再引起心灵上的痛苦；第二，我是学数学的，从未写过什么长篇的东西 ，我的文笔不行，怕写不好；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我怕因为我写这些东西会给我的老婆孩子带来麻烦和不幸。说实在话，我并不害怕再次被投入监狱，我有过面对死亡的经历。我本来早就应该死在劳改队里，所以能活着出来，不过是侥幸罢了。我把一切都看开了，包括生与死。我只担心因为我万一出了事会伤害到我的妻女和朋友。可朋友们说，现在时代变了，你要写的是个人的经历，目的是警示后人，只要不触犯到现政权，五七年的历史不会重演了。这次去参加北大百年校庆，不少当年的同学也劝我写。都说：你的经历最复杂，经历的劳改单位也最多，受的磨难也最多，你是从五七年到“文革”结束这二十年有关中国劳改队的情况留下的一个活档案。你应该写下来留给后人，即使目前在国内不能发表，在国外或以后在国内总能发表的。在大家的劝说下，我现在开始写。我想，等我写完发表的那一天，妻子也该退休了，女儿也长大成人了，她们能理解我的，如果我真的因此而遭到不幸，她们精神上能承受得了的。
不少人还问过我：“你恨不恨当年那些整你的人？”我说：“我谁也不恨，因为那是一个时代的错误。当年整人的人，后来在文革期间被整的更惨，象吴晗是当年反胡风和反右派的急先锋，在‘文革’时还被整的自杀了呢，他恨谁呢？当年的同学并没有谁整过我，至于发言批判，那不过是例行公事。那些曾经出卖过我的人，我想也是出于不得已，我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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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干什么呢？至于那些在劳改队里折磨过我的人，我只可怜他们的愚昧和无知，不值得恨。”我说这话，许多朋友都可以作证。
愿此书的出版能慰惨死在劳改队里的顾文选、张锡锟、刘奇弟、贺永增、林召、黄宗羲等同学和任大熊老师以及二十年来被无辜杀害和折磨死的难友们的在天之灵！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日
目录
主编的话……………………………………………………4
自序……………………………………………………… 5
1.被捕前后…………………………………………………16
1.1.反右后期，形势所迫，准备逃跑……………………16
1.2.逃跑、被捕经过………………………………………19
2.草岚子看守所……………………………………………23
2.1.草岚子看守所简介……………………………………23
2.2.草岚子看守所的审讯方式……………………………27
2.3.前三次提审经过.调入丙监.认识葛佩琦……………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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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草岚子看守所犯人的生活.第二次肃反.时间最长的一次提审…………………………………………………38
3.宣判………………………………………………………41
3.1. K字楼.接“起诉书”.所谓的“反革命集团”……41
3.2.宣判………………………………………………… 48
4.北京监狱和通州监狱……………………………………52
4.1.北京监狱“翻译组”. 认识两个特殊犯人——王德与孙得高……………………………………………………52
4.2.通州监狱简介…………………………………………57
4.3.第一次被关小号………………………………………58
4.4.大炼钢铁. 撑死的犯人………………………………60
5.监狱、劳改队的管理方式………………………………61
5.1.对犯人的分类…………………………………………61
5.2.大唱“社会主义好”…………………………………67
5.3.几个非人所思的“花案”………………………… 69
6.兴凯湖劳改农场……………………………………… 74
6.1.建场血泪史………………………………………… 74
6.2.押往兴凯湖劳改农场.在密山剧院的一次未遂
逃跑案……………………………………………… 78
6.3.兴凯湖劳改农场四分场.农场的劳动………………80
6.4.在兴凯湖劳改农场第一次被关小号……………… 82
6.5.五八年犯人加刑风潮中的几个案例……………… 84
6.6.被蚊子叮死的王锦泉……………………………… 86
6.7.第一次与死神握手………………………………… 88
6.8.跟死刑犯刘全忠一起关在死刑号里………………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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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兴凯湖劳改农场………… 92
7.1.犯人大批被饿死…………………………………… 92
7.2.第一次行凶. 又一次与死神握手. 被关进“三
八”小号…………………………………………… 94
7.3.四分场几件难忘的事……………………………… 96
7.4.第二次企图行凶. 第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97
8.六二—六五年的兴凯湖劳改农场的黄金时期……… 101
8.1.对“五.一九”民主运动的初步反思………………101
8.2.在劳改队学习马、列著作.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产生怀疑……………………… 105
8.3. 一张“黑龙江日报”和林彪的“十六字真言”…112
9.“文革”开始后在兴凯湖劳改农场的遭遇………… 115
9.1.恶有恶报——北京市委被打成黑帮……………… 115
9.2.日记事件…………………………………………… 116
10.长水河劳改农场二分场和六分场……………………121
10.1.军管会主任金参谋的训话. 我对“文革”发生
的初步思考…………………………………………121
10.2.凶神恶煞黄管教. 一张文革小报引起的风波……124
10.3.“文革”中对犯人的加刑风………………………126
11.长水河劳改农场三分场………………………………130
11.1.三分场“现反队”……………………………… 130
11.2.一次倒霉的批斗会…………………………………132
11.3.长水河劳改农场第一大冤案………………………135
11.4.“四挖三查”，在“集训队”第五次与死神
亲吻…………………………………………………136
11.5.初次接触下放青年，他们自称是“三劳改”……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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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死神第六次召唤我…………………………………147
12.乌兰农场白土岗大队…………………………………151
12.1.由黑龙江押往内蒙…………………………………151
12.2.议论林彪. 第七次侥幸从死神手中逃脱…………152
12.3.脱谷机爆炸案.第八次走近鬼门关……………… 159
12.4.跟吊死鬼睡在一起…………………………………163
12.5.遇到好人相助………………………………………167
12.6.两个受迫害的案件…………………………………171
12.7.不可思议的奸尸案…………………………………172
12.8.迈出劳改队大门……………………………………174
13.“文革”中的几个屈死鬼……………………………176
13.1.陈显…………………………………………………176
13.2.张敬舜………………………………………………181
13.3.学“毛选”被杀一案………………………………184
14.刑满释放——“二劳改”……………………………187
14.1.首次踏入“二劳改”单位——乌兰农场四中队…187
14.2.“二劳改”的命运………………………………… 191
14.3.当“二劳改”第一次被毒打……………………… 192
14.4.做了一件好事……………………………………… 194
14.5.龙江县采石场见闻………………………………… 195
14.6.两次事故，又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200
15.大兴安岭伐木工.德都县凤凰山农场.
上海下放青年………………………………………… 202
15.1.采伐队的原始劳动. 第十一次死神向我招手…… 202
15.2.乌奴尔见闻.连技术员………………………………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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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凤凰山农场. 第二次接触下放青年.一个下放女青年党员………………………………………………… 208
15.4.一件美差事………………………………………… 211
15.5.揭发一件干部盗窃案,被打击报复,差点送了命… 213
15.6.毛泽东逝世. 乌奴尔的气氛.人们的初步觉醒……219
15.7.被撵回农场………………………………………… 222
16.乌兰农场二中队……………………………………… 225
16.1.遇到一个有人情味的劳改干部——李指导员…… 225
16.2.一次人格的考验…………………………………… 226
16.3.在全体“二劳改”人员大会上公开顶撞干部…… 231
16.4.黎明前自杀的“右派”张维德…………………… 233
16.5.一种预感——黑暗即将过去……………………… 236
16.6.最后一次拿生命作赌注…………………………… 237
17.“反革命”问题平反………………………………… 240
17.1.二十二年后重回北大. 出人意料的平反裁定书… 240
17.2.赌赢了,昂首挺胸回农场……………………………244
17.3.一件憾事——没有要回判决书…………………… 249
18.等待“右派”问题改正……………………………… 252
18.1.至死难忘的好人——杨连杰……………………… 252
18.2.被迫害致死的同学和老师………………………… 254
18.3.萧老的一个比喻.“娘打孩子论”.后继有人
——西单民主墙…………………………………… 263
19.最后结局……………………………………………… 267
19.1.“右派”问题改正遇到强大阻力………………… 267
19.2.扎赉特旗的挽留. 爱人张淑敏…………………… 268
19.3.“入党”. 调资. 初识社会………………………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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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女儿出世. 返回老家. “右派”改正…………… 277
19.5.失落感与自责……………………………………… 285
20.反思…………………………………………………… 287
20.1.对个人的反思……………………………………… 287
20.2.对反右运动的反思………………………………… 294
20.3.对“右派”阵营的分析与再认识………………… 299
20.4.对劳改政策的反思………………………………… 301
20.5.应如何评价毛泽东………………………………… 305
1.被捕前后
1.1. 反右
后期,形势所迫,准备外逃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我断定毛泽东号召人们“帮助共产党整风”的运动恐怕要转向了。后来各大报纸连篇累牍的发表批判“右派”的文章，特别是到了七月份，对“右派”的批判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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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围攻，实际上已剥夺了“右派”的发言权。“右派”阵营迅速土崩瓦解，绝大多数“右派分子”纷纷举起了白旗，表示“向人民低头认罪”，大会小会作检查，违心的承认了自己的“罪行”，给自己扣上了各种各样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大帽子，而且互相搞起了检举揭发，为了自己能过关，不惜出卖朋友。看到这种情况，我感到非常心灰意冷。本来人们向共产党提意见是希望它能改正错误，发扬民主，并没有人要求共产党下台。毛泽东也说过，要人们给共产党提意见时作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介，有则改之，无则加免”，态度多么诚恳。可是当人们提的意见稍微激烈一点的时候，他却违背了自己的诺言，把脸一变，说什么这是“引蛇出洞”，是“阳谋”，对提意见的人开始大规模的镇压。作为一个青年学生，我实在不理解这是为什么。社会主义消灭了剥削和压迫，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真是这样吗？在我的脑子里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号。但我仍然认为这有可能是领导人的错误，像斯大林杀害几百万人一样，不一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我想到外部世界去看看。那时候要想通过合法手续出国，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在国外又没有任何亲友，要想出国只能采取非法的办法。我首先想到的是争取外国驻华使馆的帮助，于是我先去了印度大使馆。大使馆门口有中国警察把门并设有岗楼，任何一个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想进外国使馆，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不仅人进不去，就是向大使馆打电话也不可能，因为电话必须通过门口的岗楼往里转，一个中国的普通老百姓给大使馆打电话，他根本不会给你往里转。幸亏我的行动是在八月份，当局还没有下令抓人，后来就不行了。如果你往外国使馆打电话，不等你放下电话，警察就来了，我想可能是因为已有不少人想象我一样，企图寻求外国使馆的帮助，被当局发觉了。我被捕后遇到了两个人，一个是人民大学的何铁生，另一个是北师大的陆正，他们两个都是因为往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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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馆打电话而被捕的。何铁生被判十五年，陆正被判十二年。后来陆正在兴凯湖劳改农场四分场一中队还跟我在一起劳改过，六零年他疯了。
我又去了英国代办处，情况跟印度驻华使馆一样，同样进不去。我把这一情况告诉了贺永增，他说，你不妨到南斯拉夫大使馆试试，并告诉我，南斯拉夫大使馆在后圆恩寺，不在东郊民巷（那时候大部分外国驻华使馆都在东郊民巷）。贺是老北京人，对北京的情况很熟悉，一般人根本不知道南斯拉夫大使馆在哪里，甚至连后圆恩寺这条胡同在哪里也不知道。我按照他告诉我的路线去了后圆恩寺。这是一条小胡同，两辆汽车如果相向而行，刚刚能错开车。使馆门前同样有中国警察把门并设有岗楼。要想从大门进去看来是不可能了，但我发现离使馆门口约三十米左右的拐弯处，有一棵大槐树离使馆外墙很近，于是我就爬树翻墙进了大使馆。一位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发现了我，他看到我戴着北京大学的校徽，用中国话问我：“你要干什么？你为什么不从大门进来，爬墙进来是犯法的！”我回答说：“我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要请求大使馆的帮助，我知道爬墙进来是错误的，但从大门是进不来的，中国警察不允许。”于是他把我领进了一间办公室并叫来了一位官员（可能是大使馆的秘书），我对他说：“我是北京大学的右派，可能要被捕，我请求贵国大使馆的帮助，把我送到贵国或英国去。”他看了我的学生证后对我说：“我从报纸上看到过你的名字，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将你送出去。”我说：“能不能将我装进一只大木箱里，作为外交人员的行李运出去？”他笑了，问我：“你怎么会想到这种办法？”我说：“最近看了一部电影叫《逃亡者》，二战期间，北欧国家的一些反抗德国法西斯统治的民主人士，就是用这种办法瞒过了希特勒党卫队的眼睛，上了轮船，最后到了盟国去的。”他笑了，说：“你太天真了！”的确，我当时是太天真了，对于国际关系中的复杂性一点也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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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不会因为帮助象我这样一个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力的青年学生去担一定的外交风险的。不过他说：“我可以用我们使馆的车把你送出去，如果你自己从使馆大门走出去，那太危险了！”最后他用使馆的车把我和一个南斯拉夫的留学生一起送了出来，到北京动物园门口我就下了车。因为如果我同那位南斯拉夫留学生一起回北大的话，肯定会被人发现的。
我为什么想到南斯拉夫或英国去呢？斯大林把铁托开除出共产国际（第三国际）以后，一直骂铁托是共产党的叛徒，中国共产党当然也跟着苏联老大哥学，骂铁托是叛徒。可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以后，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关系开始修好，中国自然也跟着苏联走，开始修好中南关系。报纸上介绍了不少当前南斯拉夫的政治经济情况，说南斯拉夫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工矿企业都有“工人委员会”实行工人自治，工矿企业的领导人都由工人民主选举产生。当时我想，这样的社会主义可能比苏联式个人独裁的社会主义要好，既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消灭了剥削，人民又享有真正的民主权利，这可能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说实在话，我一点也不向往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对国民党政权，我更没有好感，因为我也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那时虽然年龄还小，但对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腐败与黑暗也知道一些。我向往的是社会公正。新中国成立后，连续搞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镇反、三五反、肃反等运动。这些运动虽然丝毫没有牵连到我和我的家庭，但我中学时代的同学的家长和老师有不少都受到了迫害。还有，那时的党员，总好象高人一等，老师都不敢批评党员学生，党群关系一点也不好，往往是大家在一起聊天，见到一个党员来了，大家都不说话了。这种社会现象，在我一个青少年的心灵上一直蒙上了一层阴影。
我为什么也想去英国呢？据说英国是一个学术、思想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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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国家。当年马克思不是在大英博物馆里学习研究，最后创立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吗？英国当局并没有禁止和迫害他。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想法实际上一方面反映了一个青年人对一个理想社会的追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自己的天真和知识的贫乏。
1.2.逃跑、被捕经过
我从小就有点野性，这可能与我从十岁左右就开始独立生活有关。看来要想通过合法的办法出国是不可能了，我就开始筹划逃跑。反右运动激烈以后，流传着一种说法，国外`成立一个“大陆知识分子、知识青年援救会”，这一组织在东京、香港、伦敦等世界各大城市都有办事处，它可以向从大陆逃出去的知识分子、知识青年提供援助。逃出去的右派学生如果想继续读书，它也可以提供帮助。这一消息是北京石油学院的周乐甫（现改名周振礼）先生告诉我的。后来被捕以后才知道，那不过是台湾国民党搞的一个特务组织，企图网络从大陆逃出去的人，这与我想出国的目的完全不一样。我也幸亏没有逃出去投奔这个组织，不然的话，我就真成了叛国罪犯了。怎么逃呢？一开始我想向香港方面逃，可是有两个条件不允许：第一，我身上没有多少钱了，现有的钱连买一张到广州的火车票都不够了，何况这两天我还要吃饭；第二，我对南方的地理情况一点也不熟悉，也不懂广东话，因此只好放弃。
正好那时塘沽新港开辟不久，每天有外国船进出港口，我想我可以采取两个办法上外国船。一个办法是我可以找机会混进去，再一个办法就是我可以下海游到外国船上去。那时我国规定的海岸线是十二海里，我会游泳，如果再买一个救生圈带上，我想十二海里游过去不成问题。于是我就偷偷买了一个学游泳用的救生圈，并把一些油印的大字报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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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用腊纸包好带在身上，准备到时候下海游泳。九月份北京的天气已经凉了，我身上只有一套单衣，为了办“广场”我把自己的除书以外的全部东西都卖了。刘奇弟给了我一件线衣穿。九月十六日上午大约十点左右，我去了谭天荣的宿舍，那时宿舍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的床铺周围贴满了批判他的小字报和纸条，有些是带有侮辱性的。我把要逃跑的打算告诉了他，他还替我担心说：“这样太危险了！”我说：“没有办法，只有这一条路了，不然的话，我们早晚都要被捕！”他也没有再表示反对意见。最后我把剩下的几元钱菜票给了他，他那时的经济情况比我还困难，每天吃的是米饭泡酱油，因为小饭厅的酱油是不要钱的。
我从谭天荣的宿舍出来往南校门走去，有一个细高挑戴眼镜的人，大约三十岁左右，总跟着我，离我二、三十米远。其实我早就知道我被盯上了，十多天前贺永增就告诉了我这一情况，我也早就发现学校里突然增加了一些新面孔，有的戴着教职工的红牌校徽，有的戴着学生的白牌校徽。贺告诉我说，这是北京市公安局派下来的人，专门盯“右派”中的活跃分子的。我也没有细问他是怎么知道的，反正我断定我被捕是早晚的事。为了甩掉他，我先乘三十二路（即现在的332路）公共汽车到了北京动物园，可是他盯得很紧，我左转右转总甩不掉他。我从动物园出来就乘101无轨电车直奔前门车站，他也跟我上了同一辆车。我买了一张去天津的火车票上了火车，他也上了火车，而且跟我在同一个车厢里，相距三、四排座位，我心里有点紧张。
到天津东站我下了火车，出了站就向对面一个饭馆跑去，他不好意思跑，就大步往前赶。我进了饭馆瞧着他快赶过来了，我就从旁门出去又跑向了火车站，这时正好有一辆从北京开往塘沽方向的车过来，没有买票我就挤了上去。五十年代，东北是中国的工业基地，由北京开往东北的火车每隔十五分钟就有一趟，我庆幸这回真的把他甩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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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到塘沽大约晚上八点左右，那天正好全塘沽停电。我找一个小饭馆吃了一碗面条，又问了饭馆服务员码头的方向，就直奔码头而去。我在码头上转了好几个钟头，主要是想看看靠岸的船当中有没有外国船，转了半天也没有发现，晚上没有电也看不清。再往远处看，的确有灯光在游动，我想那可能是游动的船，除了看见游动的灯光外，究竟是什么样的船，挂的什么国旗，根本看不见，这时我忧郁了。回去吧，我不甘心，但眼下情况如果下海向外游的话，实在太危险了 ，因此我就在码头上来回的走，走累了我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休息一下。正好前面不远处有一个很大的帐篷，好象盖着什么东西，外面用一些大石头压着，大概是怕风刮起来，于是我就向那个方向走去。走到帐篷跟前，刚想坐下，不知从什么地方窜出两个人来，一下就把我扭住了。我挣扎着问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说：“我们早就注意你半天了！”我又问：“我究竟干什么了，你们抓我？”他们说：“到派出所再说！”就这样他们把我扭送到了不远处的派出所。出来一个像头头模样的人，他们指着我向那个头头说：“这家伙在码头上转悠了半宿了，不知想干什么！”那个头头接过话来就问我：“黑灯瞎火你在码头上转悠什么？”我说：“不干什么，看看大海。”他嘿嘿冷笑了两声说：“黑灯瞎火，半夜三更的你看什么大海！？”接着又下令：“搜他身上！”在码头上那两个家伙抓我时，因为没有灯光，他们看不清我身上带着什么，可是这回到了煤气灯低下，就看的很清楚了。因为我腰里系着用蜡纸包好的一些油印的大字报，还有一份“广场”、学生证和一个没有吹气的救生圈，鼓鼓囊囊的，这下坏了！他搜出我的东西和学生证一看笑了，说道：“你不是个小偷，原来你就是报纸上登的北京大学右派反动小集团《百花学社》的骨干分子陈奉孝啊！（那时还没有将《百花学社》称为反革命集团）”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夜里没有电，我在码头上转悠，那里有许多露天仓库，他们可能是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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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我打算偷东西或搞什么破坏才抓我的，结果却抓了北京大学的一个“右派”骨干分子，对他们来讲，这比抓一个小偷之类的当然收获要大的多。那个头头马上拿起电话跟塘沽公安局通了话，不一会来了一辆吉普车，从上面下来一个人，拿着一张逮捕证（我估计可能是现用打字机打的）叫我签字，我不签，那个人说：“你不签字就是拒捕，要加重罪行！”我也没有理他，我知道现在说什么话都毫无意义了。他们给我戴上手铐塞进了吉普车里，里面早已坐着一个人，正是跟踪我的那条“尾巴”。
因为夜深人静，吉普车开的飞快，大约在夜里两点钟左右，吉普车开进了“北京市草岚子看守所”。
2.草岚子看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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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草岚子看守所简介
提起“草岚子看守所”许多人并不陌生。解放前，这里是专门关押政治犯的地方，许多老一代共产党人像彭真、薄一波等都在这里被关押过。新中国“没有”政治犯，把政治犯一律叫作“反革命”。这一罪名最初不知道是谁起的，我怀疑起这一罪名的人是否真正学过法律。一个罪名要成立，首先必须要有受侵害的客体，而“革命”这个词的含义是相当广泛的，譬如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使当年的英国由手工业劳动进入了机械化大生产，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从而使英国最早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上这叫作工业革命。可是当时也有许多认识不到机械化生产的优越性的人，反对使用机器，英国的工人也曾反对过使用机器，认为机器抢了他们的饭碗，起来破坏机器，难道也要把英国工人阶级打成“反革命”吗？“反革命”这一词的确是中国的一大发明创造，完全可以与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相媲美。这一罪名不仅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国家没有，就连当年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除中国外都没有。多年来我国也有不少知名的法学家提出过这一罪名定义的不恰当，可是直到一九九八年九届人大会议上才决定取消这一罪名。当然，换一个名字，譬如换成什么“危害国家安全罪”，这只不过是换了个商标罢了，绝不会减轻对当事人的惩罚。不过中国的“反革命”罪是有它特定的含义的，那就是指的“反对现政权”。“反革命”罪在我国是最严重的罪名，因为它指的是政治上的犯罪（可我们国家至今不承认有政治犯，，当然，一般老百姓都知道“反革命”罪指的是什么）它甚至比杀人、放火这样严重的罪行还严重。举例来说，人们大概还都记得，在“文革”期间，有些犯有严重的杀人、放火、流氓盗窃罪的人，被判了死刑，在枪毙人的布告上写的都是“反革命杀人犯”、“反革命盗窃犯”、“反革命流氓犯”等。这些人的犯罪与当局所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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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的含义根本挨不上边，简直是一大笑话！不知研究法学史的人对此有何感想。不过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反革命”这一罪名是多么严重。
进了草岚子看守所第一道大门是公安局预审科的一排审讯室。我们国家审讯犯人主要的不是在法庭，而是在公安局的预审科，法庭上的审讯那不过是走走形式（直到目前也还是如此），真正到了法庭上，那就是最后宣判了。在公安局预审期间，不光是审问你的犯罪经过，甚至连如何判刑基本上也定下来了，因为在预审结束后，公安局预审科向检察院提供预审报告时，都附有处理意见，一般情况下，检察院和法院都会采纳的。因为在中国，公、检、法是一家嘛！
通过预审科长长的院子，再往里走就是第二道大门，进了第二道大门才是关押犯人的地方。当然，两道大门都有全付武装的军警把守。监舍分甲、乙、丙三监，这都是解放前留下的，已很破旧，监号里的条件十分恶劣。丙监是一幢破旧的二层楼，楼底是监舍，楼上昼夜有武装人员站岗，时刻监视着院子里的动静。穿过丙监，后面又盖了一幢监舍叫丁监，而犯人管它叫“新号”。
因为是夜里两点多了，将我的姓名、年龄、家庭出身、个人成分以及案由（即逮捕证上的罪名）登记下来后，就把我塞进了丙监的七号牢房。深更半夜管理员一开牢门，监号里的犯人都爬起来了，我一看，监号里有对面两盘土炕，关着二十多个犯人，每人睡的地方不超过五十公分。监号的大组长叫王正波，听口音好象是东北人。后来听说这个人的背景很复杂，当过日本、美蒋和苏联特务，五一年就被抓起来了，到现在还没有结案。管理员告诉王正波：“给新来的犯人挤出个地方！”然后就出去了。王正波让别的犯人往里挤了挤，腾出了靠门口放着两个尿桶的地方，（新来的犯人睡在靠尿桶的地方，这是规矩）我就坐下了。一股刺鼻的尿骚味冲的我直想吐。管理员出去后，犯人们就小声问我叫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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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因为什么进来的。我一一都告诉了他们，王正波还说：“你就是在北大搞学运的陈奉孝？”还冲我伸了伸大拇指。其他犯人也以惊奇的眼光看我。
管理员出去后并没有离开，而是在门外偷听。门上还有一个大约十五公分见方的观察孔，通过观察孔可以监视监号里犯人的动静。监规上规定犯人是不允许互相交谈案情的，他在外面听到有人问我的案情，马上开门进来，命令我出去，把我押到丁监去了。
丁监（即犯人们所称的“新号”）的条件比甲、乙、丙三监要好得多，监号都不大，水泥地面，不像那三个监号都是土地面。犯人都是单独关押，最多两个人在一起，因此相对来说比较宽敞。在丁监关押的犯人似乎也比在甲、乙、丙三监关押的犯人“高一等”。我的对面号里关押的是一位大中华橡胶厂的经理（那时候的经理跟现在不一样，实际上是政府干部），斜对面号里关的是两个在抗美援朝期间在长白山的空降特务，美国人。靠近一头关的好象是一位级别不低的军官，他的监号门口专门有一个解放军站岗，每顿饭给他送的都是四菜一汤。另一头关的是一个小老头，长年戴着手铐脚镣，脚镣后面还拖着一个大铁球，每次出来解大便，他拖着个大铁球，在水泥地上咕噜噜的响，我通过观察孔的缝隙看见过。后来听说这个人会武术，所以脚镣后面给他加了一个大铁球，别的犯人每天还可以出来放十到十五分钟的风，他却不行。我的隔壁关的是当年哄动一时的北师大的“女特务”谢忻。每个监号的窗户上除有铁栏杆外，在窗户外面还挂着一块挡布，防止犯人看到院子里的情况，但挡的不太严，我通过缝隙看到过她被叫去提审。此人细高条，人很漂亮，穿一件旗袍，脚上戴着一付很轻的脚镣（那时公安部规定，重镣十八斤，轻镣八斤），走起路看起来满不在乎的样子，我还经常听到她在监号里唱“囚辞”这首曲子。这首曲子在解放前很流行，舞厅里经常放。据说这首曲子的辞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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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奸陈壁君写的，很凄惋伤感，我不仅会唱，而且至今歌词记得一字不差。
第二天我被叫去提审。犯人被提审，提出监号必须低头走路，不准东张西望，后面有一个端冲锋枪的士兵押着。院子墙上和大门的迎壁墙上到处都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大字。我进了第十六审讯室，那个士兵就在审讯室外面等着。审讯员态度对我还算客气，简单问了我几句，就给了我一本“亲笔供词”，叫我回去好好交代自己的“罪行”，争取“宽大处理”。
我回监号后发现又进来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张进元，北京市通县人，五十来岁，过去在伪乡政府干过事，罪名是“历史反革命”，一九五五年肃反时被捕。他预审已结束，等待判刑。这个人是比较“认罪服法”的，属于思想“积极靠拢政府”的一类。后来我知道，他是被派进来监视我的，因为隔两天管理员就叫他出去谈话，他已经结了案，还谈什么话呢？当然是汇报我在监号里的表现，了解我是否不认罪、是否有“反动言论”、是否有逃跑思想、是否想“畏罪自杀”等等。在炕上已经预备好了一张小炕桌、一瓶墨水和一支蘸水笔，这显然是让我写亲笔供词用的。
我用了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写完了亲笔供词，一共写了一百一十多页，从我与张景中、杨路等人贴第一张大字报“自由论坛”到“百花学社”成立的经过和主要活动内容以及我个人写的四张大字报等都写了。这些都是公开的，人人都知道，不写也不行，可是有些东西我没有写，像“百花学社”成立前的“花神庙会议”、我跟赵清、林树国等人开的“长河秘密会议”、贺永增、谭金水跟我的一些谈话以及我与北京石油学院和北师大等院校的“右派”的一些活动等我都没有写进去，我当时的想法是牵连的人越少越好，我基本上把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了。
我把亲笔供词交上去，第二天又提审我，这一次审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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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度大变了，非常严肃。他一开口就说：“陈奉孝！你的亲笔供词我们看过了，你的态度极不老实！避重就轻，只交待公开的活动，不交待秘密的活动，你的犯罪动机一个字也没有交待，我们再次向你交待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你不老老实实交待自己的罪行和犯罪动机，后果是很危险的！”我回答说：“北大右派的活动都是公开的，无秘密可言，至于犯罪动机，我们只不过是要求共产党实行民主，没有别的动机。”他一拍桌子说：“没有秘密活动？！我给你提一点，长河会议你交待了吗？还有你的其他一些秘密活动，我们早就掌握了，你休想蒙混过去！你说你们的动机是要求共产党发扬民主，什么样的民主？你们要求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我们实行的是无产阶级的民主，对广大人民实行民主，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你们犯罪的动机和目的就是想要推翻我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我刚要说话，他就打断我，警告我说：“你回去好好反省，老老实实交待问题，如果像这样继续避重就轻、狡滑抵赖、抗拒到底，那只有死路一条！”第二次提审就这样结束了。
2.2.草岚子看守所的审讯方式
公安局、监狱、劳改队的审讯方式基本上可归纳为“逼”、“诱”、“诈”、“拖”四个字。所谓“逼”，当然就是逼供了。逼供的方式也有两种，一种是发动同监号的犯人整你，在草岚子看守所，这种办法用的最多。在审讯过程中，如果审讯员认为你有问题拒不交待，他会告诉管理员说：“这家伙态度不老实，好好整整他”。于是当你回到监号以后，管理员就对号里的犯人大组长（即常说的牢头）说：“×××在提审当中抗拒交待，态度极不老实，你们大伙帮助帮助他，整整他的态度！”一听这话，犯人大组长立刻就会跳下来对你拳打脚踢，其他那些想表现自己靠拢政府，争取在判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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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宽处理的犯人，也会跟着对你发起进攻。国民党当年曾搜罗过一些地皮流氓充当他们的打手，这些人解放后被抓起来了，可这些家伙大都是一些没有头脑的东西，在犯人整犯人当中表现非常积极。其实这一招是非常阴险的。因为管理员只是说“帮助帮助他”，并没有明说叫你们揍他，再说管理员也没有亲自动手，因此一旦把人打坏了或打死了，就可以把责任推到犯人身上。不过在一般情况下，当犯人整犯人时，管理员会通过观察窗注意着里面的情况，一旦发现可能要出事情了，他也会进来制止，打打圆场，对被打的人说两句好话，进行攻心战术。
第二种逼供的方式就是给犯人戴刑具，用小绳绑，这些都是“法律”允许的，不算刑讯逼供。后来我调到丙监遇到一个叫杨百万的犯人，他在日伪时期当过警察。审讯员说他有人命案，多次提审拒不交待。杨一直说：“我不就是替日本人当过几天看街狗吗（老百姓对警察的称呼）？敲诈老百姓几个小钱是有的，但我从来没有杀过人。”于是给他砸上脚镣、戴上背铐。请注意，在公安局、劳改队里，犯人犯了“错误”,戴的手铐跟抓人时戴的手铐是大不一样的。抓人时用的手铐中间有三个环，因此戴上后两只手仍有一定的活动余地，吃饭、拉屎撒尿都不妨碍。犯人管这种手铐叫“洋铐”，而在公安局、劳改队里给犯人戴的是“土铐”。所谓“土铐”即两个大半圆，一只手腕上戴一只，然后两只手紧紧并起来，中间插上一根穿钉，再锁起来，这样你两只手只能紧紧并在一起。如果是前铐，那还好些，如果是背铐，那就难受多了。国家规定戴背铐不能超过七天，因为时间长了会致残，可杨百万的背铐却戴了一个多月。吃饭时给他扔在炕上一个窝窝头，让他自己像狗一样趴着啃，不许别人帮他。有一次他把窝窝头拱的快掉在地下了，我就给他把窝窝头往里推了推，结果我还挨了批斗。拉屎撒尿指定一个犯人帮他解裤带、系裤带。他实在受不了啦，就胡乱承认杀过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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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审讯时又对不上号，受的罪太惨了。他的两只手肿的像馒头似的。两只手腕子都磨烂了，最后给他摘背铐时，是用钳子将烂肉拨开才拿下来的，好长时间两只胳膊拿不到前面来。
戴手铐除了前铐、背铐外，还有两种戴法，一种叫“苏秦背剑”，就是将你的一只胳膊从肩膀上弯下去，另一只胳膊从背后弯上来铐在一起。再一种办法就是将你的两只胳膊弯到膝盖下面铐起来，这样你便站不起来也蹲不下。这两种铐法的滋味比起戴前铐和背铐来更难受。脚镣除轻镣、重镣外，还有“寸镣”。所谓“寸镣”就是镣子中间只有三个小环，戴上这种镣子，你干脆走不了路，只能扶着墙一寸一寸地往前蹭，所以叫“寸镣”。除铐、镣以外，再一种逼供的办法就是用小绳绑。公安人员从背后照你腿弯处猛的一脚把你踹倒，然后两个人把你的胳膊拧到背后，先缠肘部，再缠腕子，最后从脖子后的小绳穿过来，用膝盖顶着你的腰眼猛的往上一拉，把你的手从背后勒到脖子。这种绑法用不了十分钟就会让你疼的浑身冒汗。这种逼供办法都是“法律”所允许的。
第二种办法就是“诱”。所谓“诱”，即诱供。诱供的对象多半是一些年轻初次入监或是知道你没有什么文化，头脑比较简单好糊弄的犯人。审讯员会和颜悦色的对你说：“你的问题并不是很严重嘛，只要好好坦白交待出来就没事了，再说你还年轻，还有前途，你犯罪背后肯定有人指使，是这些人把你害了，你应该恨他们 ，把他们检举出来等等。”这样的诱供我多次领教过，但我没有信他们这一套。
第三种办法就是“诈”。所谓“诈”，即诈供。犯人一进审讯室，审讯员问不了你三句两句，就从桌子上拿起一打子“材料”来（里面究竟写的什么谁也不知道）冲你恍恍说：“x x x,你的罪行我们全部掌握了，这是关于你的检举材料，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如果你能彻底坦白交待，检举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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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对你从宽处理，否则我们根据这些检举材料就可以对你进行严惩！”这种办法很管用。因为被审讯的人不知到里面写的是些什么东西，有些问题他本来不想交待，可又怕“检举材料”里万一有了会受到严惩，因此就稀里糊涂把问题交待了，可交待了以后又有点害怕。我认识一个叫宋人起的历反，山东莱阳人，镇反时他跑了，没有逮住他，五五年肃反时被抓住了。他有一条血债，就是这样被诈出来的。可交待了以后他又吓哭了。审讯员还对他说，一定会对他从宽处理，可结果还是被押送回原籍枪毙了。这种办法我不仅领教过，而且被我当场揭穿，为此吃了不少苦头，这是后话。
第四种办法是“拖”。“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将你抓起来以后，关进监号里长时间不提审，不理你，让你摸不着头脑，这是一种精神战术。对那些案情比较复杂而又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的人，往往用这种办法。我调到丙监以后认识一个叫郑国栋的人就是这种情况。此人一九五五年被捕，一直到一九五七年，一次也没有提审过他，他沉不住气了，多次写条子打报告要求提审、交待问题，可是审讯员就是不理他，最后逼的他咬破手指写血书要求提审，这次真的提审他了，可是不到十分钟就回来了。审讯员说他避重就轻，只交待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主要罪行不交待，逼的这家伙简直要疯了。听说这人历史比较复杂，在日本侵华期间的汉奸组织“维持会”干过，后来又在国民党政权里干过。据他自己说，干的都是一些混饭吃的差事，从来没有欺压过老百姓。可是政府怀疑他与两个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被捕有关。后来这两个地下工作者被杀害了，被捕前曾与他来往过，怀疑是他告的密，可是又没有检举材料，从档案里也查不到什么证据。他说他根本不知到被捕的两个人是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于是就把他抓起来，用“拖”的精神战术，逼他自己交待。对他倒是没有用刑，这家伙好象喝过几天墨水，可是精神很脆弱。审讯员对他说，要交待就交待你的“血债”问题，鸡毛蒜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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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少罗嗦。人命关天的事，他又不敢胡说，后来弄的他简直像疯了一样，整天自言自语：“我没有杀过人哪！我没有杀过人哪！”管理员还说他装疯卖傻。
那时看守所规定，犯人结案前是不允许家属接见的，有不少人被抓进草岚子看守所以后，好几年结不了案，因此便见不到自己的父母妻子，这种精神上的折磨是很残酷的，不少人因此而精神失常。
最让审讯员头疼的是那些“二进宫”、“三进宫”的犯人。这些家伙跟公安局多次打过交道，对审讯员的这套审讯办法他们很门清，你对他讲什么“坦白从宽”，他才不信你那一套呢，只要他认为你没有掌握他的问题，整死他，他也不会交待，唯一的办法就是加重判刑。
2.3.前三次提审经过. 调入丙监. 认识葛佩琦
第二次提审完了，我回到监号就琢磨，他提到“长河秘密会议”，肯定是有人交待了，不然他怎么知道的呢？当时参加会的有我、谭金水、贺永增、赵清、林树国等人，谁会交待呢？是不是有人嘴不严流露出去，被人检举了呢？我一直纳闷。最后我想，既然他们已经知道了，不讲也不行，不如干脆讲出来，反正当时也没有研究过犯法的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其实所谓“长河秘密会议”不过是在反“右”最激烈的时候，北大的“右派”纷纷遭到了围攻，“百花学社”已被迫宣布解散，这时贺永增向我建议要研究一下退却的办法，不能再顶风上了。于是我就个别通知了少数几个“百花学社”的骨干成员，晚上在长河开了一次碰头会，研究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做一个假检讨，争取过关（后来证明这根本无济于事，不要说假检讨，就是真检讨也不管用，有人十遍八遍的检讨，也还被认为是态度不老实）我记得当时我还说过，你们都可以做检讨，越深刻越好，争取过关，同时设法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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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其他人也这么做，但我不能检讨，我再检讨也是没有用的，他们已经认定我是在搞组织活动，是不会轻易放过我的。第二天我还贴了一张大字报“声明”（见“原上草”），想把当时北大一些“右派”同学的问题尽量揽到了自己身上，好让其他人过关。
我把补充交待材料交上去以后，过了两、三天又提审我。我一进门审讯员就对我说：“陈奉孝，你的态度可不好呵，我们是想挽救你，可你却像挤牙膏一样，挤一点说一点，这对你可非常不利呵！你的问题虽然非常严重，但我们并没有把你和章伯钧、罗隆基、葛佩琦等社会上的大右派一样看待。他们是一些野心家、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而你不过是犯了错误的青年学生，我们想挽救你，而你却不跟我们讲实话，这样的话，我们想挽救也挽救不了你。我们知道你跟他们有过接触，你被人利用了还不知道。我们还知道你跟其它大学的右派也有来往，你们想搞什么组织，这些你都没有交待。这样抗拒下去，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你回去好好考虑考虑，再这样下去，我们就不能对你这么客气了！”我很清楚，这是诱供加威胁。
我回去考虑了一天一夜，觉得并没有什么可交待的，就把两次去“九三学社”和“民盟”的情况写了写。其实我去这两次什么事情也没有干成。第一次去是“百花学社”刚成立的第二天，因为我们要办“广场”没有钱，想寻求他们的帮助。他们口头上表示很同情我们，好象很热情，但并没有一点实际表示。章、罗二人我也没有见着。等我第二次去时，“人民日报”已经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反右运动已经开始，他们都回避了，我非常失望，从此对民主党派的印象并不好。特别是到了后来看到许多民主党派的名人，纷纷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作检讨并互相检举揭发，我非常反感，尤其是对像吴晗（他不是右派，而是反右派的急先锋）这样的学者写的攻击别人的文章，我认为这纯粹是想踩着别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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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膀往上爬，人格太低下了。所以后来吴晗在“文革”中被整死，我一点也不同情他，当时我对民主党派的印象坏极了。可是要我交待跟他们的关系，他们指示我做过哪些事情，我也实在交待不出来，因为根本就没有干什么，我就只好把我两次去“九三”和“民盟”的过程写写算了。但我跟其他各大学的“右派”学生的联系，除跟人大林希翎的联系外，一直没有写，多次审我，我也没有谈。我当时确实有这样的想法，应该把“右派”联合起来用一个声音说话，这样才有力量，为此我在北大积极参与组织了“百花学社”，而且是主要组织者。我也去过人大、北师大、北京石油学院等学校跟那里的“右派”联系过，但是不久反右派开始，再想去跟他们联系也联系不上了，因为他们也都纷纷被看起来了。再说我跟他们联系时也只不过是谈谈对整风运动的看法，互相介绍一下经验，根本还没有来得及谈什么成立组织的问题，如果我再把他们扯进来，问题会越来越复杂，越谈越谈不清楚，本来没有的事会变成此地无银三百两，所以一直到结案，我始终没有谈这方面的事情。但有两件事我交待了。第一件是组织人去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点火”，当时是“百花学社”成立时大家讨论决定的，具体由我负责组织筹划，但我没去。第二件是邀请人大的林希翎（程海果）到北大来演讲并要她通过他的男友（胡耀邦的机要秘书）把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弄出来，因为在这之前数学系的年轻助教任大熊、陶懋颀和我已从英文版的英国“工人日报”上翻译了这个报告，打算在“广场”上发表（后来“广场”被迫停刊，此事没有办成），我们怕翻译的有误，想核对一下。这两件事不交待是不行的。前一件几乎人人都知道，后一件“百花学社”的大部分成员都知道。
我交上了第三份补充材料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提审我。大约过了一个月的时间，突然把我从丁监（新号）调到了丙监。要知道，在丁监是受优待的，吃的、住的条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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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甲、乙、丙监好。我有什么资格享受优待呢？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在整风反右期间，北京大学的“百花学社”是经毛泽东点了名的，在全国是一个典型案件，我又是第一个被捕的，他们想给我提供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让我写材料；第二，当时我的名字已上过报纸，又是由“右派”升级为“反革命”的第一人。共产党处理政治犯（当然他们不承认有政治犯）一贯遵从这样一条原则：越是出了名的，处理的越轻。解放战争中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特务头子康泽、沈醉，两手都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可是他们都受到了优待，而且后来都被特赦了。相反的，那些无人知晓的特务腿子、保甲长、乡镇长之类的，在镇反当中都被枪毙了，没有死的在镇反和后来的肃反当中也都被判了无期、死缓的重刑。这条原则直到如今仍然遵循。“六四”期间，大连的供销员肖斌因为向美国记者说了“天安门死了多少多少人”，结果被判了十二年重刑，而第一号被通缉的学生领袖王丹才被判了四年，即便用中国现行的法律来衡量，肖斌的“罪行”怎么能与王丹的“罪行”相比呢！
首先介绍一下丙监的情况。监号里有对面两盘土炕，靠门口摞着两个大尿桶，两土炕中间有大约一米宽左右的一块空地。每盘炕上睡有十个人左右（因为随时有走、有来的，人员不定）每人占的地方不足五十公分。墙上贴着“监规纪律”：一. 犯人必须认罪服法，坦白交待自己的罪行，走坦白从宽的道路；二. 严禁对外串通案情，来往信件必须经过管理人员检查；三. 严禁泄露看守所内部情况；四. 禁止同号犯人之间交谈案情；五. 犯人不准吸烟、喝酒及吃刺激性食物；六. 不准交头接耳、小声嘀咕；七. 晚上睡觉必须头朝外，白天必须坐好，认真反省；八. 犯人必须认真学习，深挖犯罪根源，不准互相包庀，九. 犯人在结案前不准接见家属，十. 犯人不准接收家属送来的食物......等等。各看守所的监规纪律基本上大同小异，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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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如有违犯，严惩不贷”之类的话。根据记忆，以上几条与原文不一定完全相同，但基本意思是不会错的。监号的大组长叫刘宗汉，此人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是个小特务头头。学习组长叫尹风歧，曾在国民党县党部当过文书，全监号除我一个“现反”外，还有一个叫陈昌岱的也是“现反”，其余的全是“历反”。
我到丙监大约三、四天后，又对我进行了一次提审。这次提审的主要目的是要我交待“犯罪动机”，而且换了一个审讯室，由原来的第十六审讯室换到了第二十审讯室。审讯员也不是原来的人了。他让我又把自己的“犯罪过程”大体重述了一遍，最后说：“陈奉孝，你很狡猾，你交待的都是公开的，人人都知道的，你们的秘密活动很多，你只交待了一些次要的，主要的你一点也没有交待，特别是你们的“反革命集团百花学社”的组织纲领、目的动机却只字不谈，你这样抗拒下去，后果是严重的，你自己负责！”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百花学社”是“反革命集团”的提法。过去只是说“反动小集团”，我知道问题严重了。“反革命集团”那是最严重的罪名。胡风问题不也是被定为“反革命集团”吗？全国抓了那么多人，而且由此扩大成了全国规模的肃反运动。这次北大肯定会有很多同学被捕的，我在“如此伎俩”（见“原上草”）那张大字报的预言是正确的。
我马上意识到他让我交待“犯罪动机”，目的是想引我往套子里钻，好加重我的罪名。我稍微一考虑，马上回答：“除了在长河和香山一家小饭馆里我们少数几个人开了两次碰头会以外，其它活动都是公开的。那两次碰头会不过是研究如何做个假检讨好过关，并没有研究别的问题。《百花学社》没有什么组织纲领，参加《百花学社》的人很多，不信你调查好了。至于说犯罪动机，那应该根据犯罪事实来判断，我和《百花学社》的其他成员的一切活动，其目的只不过是要求共产党实行民主，没有别的，这一点有我们写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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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报和我们办的‘广场’所发表的文章为证。”他一拍桌子说道：“你还狡猾抵赖，钱如平不是你们百花学社的成员吗？他不是贴出大字报号召你们预备好刀枪准备战斗吗？其目的不是想推翻我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又是什么？”我说：“钱如平贴那张大字报是他化名写的，别人谁也不知道，那只是他个人的想法，与《百花学社》其他人无关。”他下令：“回去好好想想，这样下去你是没有好下场的 ！”像往常一样，我低着头往回走，前几次拿枪的士兵只是在后面跟着我，这次却不时地拿枪把子从后面捣我。
进了监号刚坐下，管理员就进来发话：“陈奉孝这家伙态度不老实，你们大家好好帮助帮助他！”大组长刘宗汉首先跳下炕来，一把把我揪到地上，给了我两拳，别人也跟着你一把，我一把地对我连推带打。这差不多已成了每个犯人必经的过程，所以我也并不怪他们。接着就是让我站在地上低头弯腰，接受批判帮助。这些家伙大都没有多少文化，所谓批判大都是一些驴唇不对马嘴的话，我连理也不理他们。只有三个人对我既没有动手，也没有发言批判。这三个人一个是李延泽，一个是马逸民，再一个是陈昌岱。
李延泽和马逸民都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李后来对我讲，他最早翻译过“资本论”。我知道“资本论”最早是王亚南翻译的，他说他翻译过，不知真假。不过他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了，犯不着对我吹牛，这一点历史学家也许能考证出来。马逸民当时是北京建筑设计院的工程师。他们两个都是“历反”，具体情况不清楚。不过当时他们两个都被允许家属给送吃的，别人不被允许。陈昌岱原来是西欧一家华文报纸的记者，看样子也有五十来岁。当记者时他思想比较进步（左倾）。一九五五年周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时把他带回来的，任“台盟”主席谢雪红的秘书。他回国以后看到的情况与他对新中国的想象大不一样，于是记者的老毛病又犯了，不满意发牢骚。他以为还是在西欧呢，记者骂骂政府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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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系，在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不行的。特别是这人大概过去花钱大手大脚惯了，回国后挣的那点工资不够花的，就去找周总理，开始几次周总理还批给他几百块钱，老这样周总理就不理他了。他就发牢骚说受骗了什么的。特别是在整风反右期间，他又说了些出格的话，结果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了。我就挨着他睡觉，他穿着毛衣毛裤睡（那年代一般人是没有毛衣毛裤的），整天挠身上，说有小虫咬。我说你是不是生虱子了？刘宗汉让他把毛衣毛裤脱下来看看，一看里面的虱子都滚成蛋了。毛衣里生虱子是没法拿的，这倒有个好处，虱子有了他这个毛衣毛裤的老窝是不会往外爬的。刘宗汉报告了管理员，把他的毛衣毛裤拿出去用一个破铁盆煮了煮，这下可好，开水一煮，虱子是煮死了，可毛衣毛裤变成球了，不能穿了。陈昌岱还问我：“虱子是什么？怎么这么咬人？”看来他是没有见过虱子的。
过了不长时间，葛佩琦调到了我们监号里。葛佩琦是全国家喻户晓的扬言要“杀共产党”的大右派，他一进来，全监号的犯人都以惊奇的眼光看着他。葛佩琦的名字虽然我早已知道，但这却是头一回见到他。他人看上去很慈善，戴一付高度近视加散光的眼镜，平时他也不大说话。有一次在放风解手时我问他“你就是人大的葛佩琦先生？”他说：“嗯！你就是北大的学生陈奉孝？我知道你们在北大搞了个《百花学社》”。时间长了，他还对我说：“我爱人也在人大教书，她教数学，我教物理，她经常到北大去旁听丁石孙先生的课。”我说：“噢！那我早就认识了，我上课常坐在后面，有一位人大的女老师常去听丁先生的课，她有时缺了课还借过我的听课笔记，原来她就是您的爱人。我可从来没有问过她的名字 ，学生问老师的名字是很不礼貌的”。他告诉我说，她的名字叫朱秀玲。葛佩琦虽然是大名顶顶的右派，可被捕的罪名却是“历反”（因为他当过国民党的少将参谋）。关于他的案情，他一个字也没有透露过。每次提审回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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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说话，管理员也从来没有像对其他犯人那样，要大家“帮助帮助”他。七九年我回北大落实政策，从李燕生同学那里得知葛佩琦七五年就放出来了，现住在交道口九十六号。因为有同监号之谊且是老乡，我去拜访过他。那时刚恢复高考，他正在辅导邻居一些准备报考大学的青年的物理课，这时他才跟我讲了他过去的历史。他一方面备课辅导小青年，一方面在写申诉材料，可他的眼睛高度近视加散光，写字非常吃力，后来他就口述着，我帮他写。他的第一批申诉材料就是这样写成的。他把我帮他记录整理的材料交给邻居的小青年门，用复写纸写了许多份（至少有几十份），看来他心里有数，他的问题要申诉成功是不容易的。
2.4.草岚子犯人的生活. 第二次肃反. 时间最长的一次提
审
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提审我。在这一段时间草岚子看守所犯人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犯人吃的虽然是包米面窝窝头和没有油水的白菜汤，但主食并不定量，可以随便吃。大约从十月中旬开始，突然开始定量，最初是一天两顿饭只喝稀粥，喝多少都可以，可是由于粮食是定量的（说是每天八两，实际上远远达不到），粥稀的喝过以后连碗都不用涮。现在回忆起来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一顿能喝十三碗，如果将十三碗水倒在一个中号洗脸盆里，恰好是满满的一洗脸盆。当然一口气是喝不下这十三碗粥的，而是边喝边撒尿，所有的犯人差不多都是喝到一半时候就下地撒尿。监号里有两只大尿桶，每只桶能装下二十公斤水，一半人喝粥，另一半人就下地排队撒尿。每天中午和下午开饭后要倒两次尿桶，一天倒出四大尿桶，可想而知喝了多少稀粥了。许多人喝稀粥喝的得了胃下垂，我现在就有点胃下垂，就是那时候得的。管理人员看这样不行，又改为吃窝头，早晨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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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开饭，每人两个像牛眼睛大小的窝窝头，一碗白菜汤，下午四点开饭也是如此。也许有人会说，一天八两主食可以呀！不至于挨饿。不错，我现在一天连八两主食也吃不了，可是别忘了，菜是咸盐水泡几片菜叶，肚子里一点油水没有！有人饿的受不了啦，就整天给管理员写条子，要求快点结案判刑到劳改队去，人们以为到了劳改队就能吃饱饭，后来真的到了劳改队，才知道完全不是当初想象的那么回事。
在十二月下旬，突然抓进来许多新犯人，白天晚上都往监号里塞。我那个监号在正常情况下就是二十个人左右，可是这时突然增加到四十多人，怎么睡呢？一开始按着炕沿的砖来分地方，一人一砖宽。一砖只有二十四公分，仰着睡根本不可能，侧身睡也是你我身贴身挤在一起，被子也只能合着盖，这样连翻身都不可能，太难受了。后来大伙就干脆坐着算了，像排麻袋一样，两盘炕都挤的满满的，悃了就坐着打个盹，这倒有两个好处，一是人多不冷了，二是也不用天天“学习”开批斗会了，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春节。后来我才知道，反右后期搞了第二次肃反，后进来的这些人就是在第二次肃反中被抓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直有这么一个规律：“为了让人民过好节日”，每逢“五一”、“十一”、“元旦”、“春节”这四大节日的前夕，都要进行一次大逮捕（打听一下当年的公安人员，他们能证实这一点）。当年凡是由“右派”升级为“现反”的，都是全国一个令，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的晚上被捕的。有一次在甲监后面的夹道里放风，我突然听到张元勋在监号里讲话的声音，我知道他也被捕了并关在甲监里。同案犯是不允许见面的，这一点可能是共产党吸取了国民党监狱的教训，不仅在预审机关同案犯不允许见面（怕互相串供），就是到了劳改单位，同案犯也不能碰面，为此我不知被转移过多少个劳改支队、大队、中队和小队。七九年我在北大等待落实政策时，别人才告诉我，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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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六日我被捕后，我住的宿舍贴了封条并封锁了消息。当时学校里谣传很多，有的说我跑出去了，有的说我被秘密逮捕了，直到圣诞节晚上张元勋他们被捕后，北大才贴出大布告“北京大学破获了一个以陈奉孝为首的“反革命集团”。
过了春节以后，加紧了对我的提审，而且对我提审的已经不只是第十六审讯室，还有第二十、第二十六、第三十二审讯室等。我的“罪行”已基本交待完了，而且已经有长时间未提审我了，这次怎么又提审呢？而且各审讯室提审的问题都大同小异，这是为什么呢？我猜想北大被捕的同学恐怕不止我和张元勋两人，有可能“百花学社”的其他成员也被捕了，因为属于不同的审讯室负责，各个审讯室为了核对口供，因此交换着提审，我猜对了。
各个审讯室的审讯员都逼我承认在“百花学社”内部还有一个“反革命集团”，我当然不承认。说实在的，直到五八年五月去宣判时我才知道，这个所谓的“反革命集团”的成员，除我外还有张元勋、贺永增、赵清、林树果和谭金水。当时我还想，既然说“百花学社”是“反革命集团”，被捕的人应该不止这六个，至少谭天荣应该是跑不了的，因为他是“社长”；“广场”的编委大概也掉不下，可正式以“反革命集团”被捕的就我们六个人。当然后来谭天荣等人都被劳动教养了。劳动教养名义上还有半个公民权（只有选举权，没有被选权），实际上跟劳改没有什么区别，劳改还有个刑期，而劳动教养在当时等于无期，这一点当年被劳动教养过的人可以证实。
从过了春节到四月底结案，前后对我提审了三十多次，提审的重点有三个：第一个是反复提审我已经交待过了的问题，这是为什么呢？我想可能是别人的交待跟我的交待对不上号，所以才翻来覆去的审问。时间最长的一次提审大约是五八年四月中旬，从头一天下午四点开过饭不久，就把我提了去，直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开饭前才回来，这中间三个审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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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轮流审我，搞车轮战，其目的是想从我的回答中找矛盾。其实我写的亲笔供词的内容我都背过了，不管谁提问，我的回答都是一样。在夜里十二点左右，审讯员还到干部食堂给我拿了一个馒头吃，这也算是“优待”吧。另外还破例给了我一支恒大牌香烟抽（犯人是不允许抽烟的）。我又不会抽烟，吸了一口，呛的难受，就掐灭了。审讯员还嘲笑我：“你的精神头倒是不错”。
第二个问题是要我承认在“百花学社”内部还成立了一个“反革命小集团”，这一点我当然不承认，因为确实没有，如果承认有的话，他当然会让我把成员交待出来，而我根本就不知道究竟谁算是这个“反革命小集团”的成员。
第三个问题是要我承认是这个“反革命小集团”的“首犯”。我更不能承认。既然不承认有什么“反革命小集团”，怎么能承认自己是“首犯”呢？另外我也考虑，共产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协从不究”，我要承认了自己是首犯，判刑肯定会重的。所以我坚决不承认，为此x x x还跟我对了一次质（我不愿提此人的名字，因为我知道当时他也是出于不得已，我能谅解他，现在我们仍然是朋友）。
大约在三月底四月初的一次提审，一出监号门我看到四个公安人员把许南亭按在地上，给他砸脚镣，许南亭要叫喊，一个公安人员用力将他的头按在地上，嘴巴紧贴着地皮，使他喊不出来，许南亭的衣服都给撕破了。我一边走、一边想，许南亭不过就是帖了一张大字报，其内容也很一般（见本人在“没有情节的故事”中“北大整风反右回顾”），何至于被捕呢？后来我明白了，因为第一张大字报是许南亭贴的（如果“大字报”也可以申请“专利”的话，那这个专利权应该归许南亭，因为在这之前，还没有谁用大字报的形式发表过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正是因为有了他的这第一张大字报，才引出了北大“右派向共产党的猖狂进攻”，因此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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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是不会轻饶他的。我又联想到了自己，由于我是搞组织活动的，共产党恐怕更不会轻饶我，因此我也做好了受刑的思想准备。但直到四月底结案，除了受过几次同监号犯人的“帮助”外，并没有对我上刑，既没有给我戴铐镣，也没有用小绳绑我，这真有点庆幸。我受刑罚的折磨是在进监狱和劳改队以后的事。
3.宣判
3.1.K 字楼. 接“起诉书”。 所谓的“反革命集团”
四月底结的案，结案后不到一星期就押送到了自新路北京监狱看守所K字楼，等待判决。所谓K字楼，据说是国际上通用的标志，如果遇到战争，在飞机轰炸时，看到K字形状的楼就知道是关押犯人的地方，飞机就不轰炸,这跟医院的红十字标志差不多。在这里犯人从事粘纸盒、纳鞋底、折书页等劳动，伙食跟草岚子看守所一样，上午两个小窝窝头，下午两个小窝窝头。不过有一点比较好，犯人有钱的可以登记买东西（犯人的钱、贵重物品如手表之类，统统由管理员统一保管，不允许犯人带在身上，防止逃跑时作为路费）。我还有一块多钱，就买了一瓶酱油和几块腐乳。在这里一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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呆了十几天，在这期间，我亲眼见到有些犯人不服判决上诉，结果都被加了刑，那些案情确实有较大出入的，上诉的结果最多是维持原判，我没有听说有一个是因为上诉后减刑的，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上诉都加了刑。这一点凡是在五八年被判过刑的人都可以证实。
大约在我到K字楼七、八天后，管理员叫我的名字，我应声出来，他领我下楼到院子里，一辆囚车早停在那里，他这才告诉我是去法院接起诉书。我一上车发现张元勋、贺永增、赵清、林树国、谭金水都在上面，这时我才明白所谓的“反革命小集团”的成员就是指的这六个人。管理员不许我们说话。到了法院不久即开庭，北京市中级人民检察院的一位检察员向我们宣读了起诉书，全文如下：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
起诉书
京检（58）反起字第454号
被告陈奉孝，男，22岁，山东省潍坊市人，家庭出身资产阶级，捕前系北京大学数学系3年级学生，住北京大学宿舍36斋121号。
被告谭金水，男，24岁，湖北省（应该是湖南省，不知是打字员打错了，还是他们缺乏起码的地理常识——陈注），家庭出身小贩，捕前系北京大学东语系毕业生，住北京大学宿舍24斋102号。
被告赵清，男，24岁，河北省清苑县人，家庭出身富农，捕前系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生，住北京大学宿舍22斋209号。
被告林树国，男，23岁，福建省福州市人，家庭出身职员，捕前系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生，住北京大学宿舍22斋1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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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贺永增，男，29岁，家庭出身职员，捕前系北京大学西语系4年级学生，住北京大学宿舍27斋430号。
被告张元勋，男，25岁，江苏省赣榆县人，家庭出身资产阶级，捕前系北京大学中文系4年级学生，住北京大学宿舍37斋110号。
本案由北京市公安局侦察终结，经我院审查认定被告陈奉孝等犯罪事实如下：
被告陈奉孝等思想极端反动，一贯仇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1957年5月乘中国共产党整风之机向党发起了猖狂的进攻，并先后贴出了“是时候了”、“人之歌”、“数四为什么不鸣”、“青年人我们是北大的主人”等反动大字报，漫骂积极分子，夸大捏造事实煽动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同时被告贺永增、林树国、谭金水等也先后提出“三害的根源在于制度”、“新封建比旧封建更严重”、“爱国者有罪”、“暴力统治”等，并声称要以生命冲破“黑暗”进行煽动。同时被告贺永增、谭金水、张元勋与右派分子沈泽宜又秘谋计划写信给全国各高等学校进行煽动，并威胁党委停课。被告贺永增与反革命分子蔡中一并策划组织了“控诉会”，使反革命分子顾文选在会上公开制造谣言煽动群众。
被告陈奉孝、张元勋等为了使右派分子有组织的向党进攻，便于1957年5月分别组织了“自由论坛”、“广场”等反动璧报。后被告陈奉孝又勾结右派分子谭天荣、杨路等发起组织“百花学社”，随即由被告赵清等抄录右派分子贴出的最反动的大字报“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白毛女申冤”等等以“百花学社”的名义油印成反动宣传品。同时被告陈奉孝、谭金水、贺永增、赵清、张元勋等又勾结反革命分子刘奇弟、右派分子谭天荣等煽动群众到清华大学、师范大学、石油学院、地质学院、矿业学院、农业机械化学院等高等院校及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等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散发、张贴反动宣传品，同时在师范大学并与“苦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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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等反动集团取得联系，企图在中国煽动起“匈牙利事件”。被告陈奉孝、张元勋等为了使其反革命活动长期继续下去，更有组织的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又勾结了右派分子沈泽宜、崔德甫等人组织了反动刊物“广场”，并将被告张元勋、反革命分子刘奇弟、顾文选等所写的反动文章，大字报选集成册，企图印刷10000分在全国各地散发。同时被告陈奉孝、谭金水、赵清等还将油印和抄写的反动大字报寄往上海、武汉、西安、山东等地进行煽动，企图使其反革命活动“蔓延全国”。
上述被告由于有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等反革命的共同目的，在上述反革命活动中，有被告谭金水、赵清、林树国、贺永增和顾文选（在押）等便结成了以陈奉孝为首的反革命集团。随于1957年6月9日、11日、有被告陈奉孝、谭金水、赵清、林树国等参加先后在蔚秀园、长河秘密集会，在会上除一致表明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治制度的反革命目的外，还计划学习“理论”、研究策略、发展扩大反革命组织以及利用“广场”进行反革命宣传等。
在北京大学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后，被告等见苗头不对，为了掩盖其犯罪活动将反动刊物“广场”被迫宣布解散。于6月25日被告陈奉孝、谭金水、赵清、林树国、贺永增等又秘密集会，研究了当前形势后，决定“退却”转为更隐蔽的活动。并定出联络暗号，改为两、三人的碰头会活动。同时被告林树国、谭金水、赵清等还出谋研究陈奉孝“过关”的方法。并由被告谭金水将被告陈奉孝和反革命分子刘奇弟、右派分子谭天荣等所存的反动信件、日记本转移给林树国保管。并互相订立“攻守同盟”。同时被告谭金水与反革命分子刘奇弟又研究准备打入人民解放军和兵工厂，企图夺取武装以达到其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制度的反革命罪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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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7月13日被告陈奉孝、张元勋被批判后又与李亚白（在押）在香山秘密集会。由陈介绍张、李参加其反革命集团。并研究准备逃出国外进行反革命活动及逃出国外的方法。同时被告陈奉孝并到印度、南斯拉夫大使馆及英国代办处联系，企图偷越国境逃往国外。被告张元勋、贺永增被迫交代了部分罪行后，于1957年12月又参加了蔡中一的反革命集团，并将香山集会时研究的出国方法向蔡作了传达。
综合上述事实，被告陈奉孝、谭金水、赵清、林树国、贺永增、张元勋，组织或参加反革命组织，印刷反革命宣传品，进行反革命宣传活动，阴谋颠覆人民民主政权。实属罪行严重，本院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七条第二款之规定提起公诉，请以法惩处。
此致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检察员王名昭
1958年5月17日
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我跟杨路和张景中是同一年级，都是四年级学生，由于五七年夏天反右，没有进行期末考试，下半年开学后才进行的考试，而我已决定出国逃跑，没有参加考试，所以我仍然算三年级学生；第二，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矢口否认有一个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所以关于我跟陶懋颀、任大熊翻译这个报告的问题在起诉书里只字未提，但对我的量刑中已把这一“罪行”考虑在内 。
检察员读完了起诉书后，每个人发给了我们一份并问我们要不要律师，我们六人都说不要。因为我们都明白，那时中国根本没有律师，所谓律师都是官方指定、替官方说话的，对一些典型案件的审判走走形式、装装样子罢了。对于一般案件，连这样的形式也不走。
听了检察员宣读的起诉书，我思想压力很大。因为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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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了我们的目的是“企图颠覆我人民民主政权”，而且我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首犯。回去后我又仔细的看了起诉书，就起诉书的内容来说，跟我在草岚子看守所预审时交待的主要内容差不多，根据当时我国的宪法来衡量，这些根本构不成犯罪，而且内容十分混乱，究竟谁算是“反革命集团”的成员你都说不清楚。譬如说，起诉书的前面说顾文选是“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后面又变成了张元勋；还说我介绍张元勋和李亚白参加了以我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但后来判刑时又把李亚白的名字去掉了，这真让人有点莫名其妙。有些内容还是任意捏造的。譬如说谭金水和刘奇弟“研究打入兵工厂，企图夺取武装……”，这是他们两个人的问题，怎么拿到这个“集团”里来起诉呢？再说，如果真有这么回事的话，那可是不得了的问题。“企图夺取武装”非杀头不可！而最后判刑时，谭金水却是教育释放，要知道，判刑时我们既没有要什么律师，也没有为自己辩护。不错，谭金水是坦白检举“有功”，但如果他真的和刘奇弟研究过什么“打入兵工厂，夺取武装”的话，他们二人恐怕都要被枪毙，共产党再宽大，也不会将谭金水教育释放！
谁都知道，中国的宪法是写给外国人看的，在给一个公民定什么罪名时，根本不考虑宪法不宪法。那时中国也没有刑法，只有一个所谓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就是这个“条例”在判刑时也只不过从中选择一下条款，至于怎么判，判多少年，完全依当时的政策而定。这个条例里也根本没有规定犯到什么程度应判多少年。谁都知道，在我们国家（不仅我们国家，凡是一党专政的国家）占第一位的是领导人的讲话，占第二位的是“党的红头文件”，占第三位的才是宪法和法律。因此既然认定了你是“反革命”，其目的又是“企图颠覆我人民民主政权”，那么不管你有多么充足的理由和根据，无论怎么辩驳，都是无济于事的。现在我们国家虽然好多了，有了“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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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但仍不能依法办事。现在不是还经常听到这样的“严打”，那样的“严打”吗？所谓“严打”，那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在严打期间犯了某项罪，所受到的惩罚要比在平时犯同样的罪所受的惩罚要重的多。平时判三年、两年，碰上“严打”，可能会判八年、十年，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这谈何法律的严肃性呢？
在我拿到起诉书后的两三天，“人民日报”连续刊登了对当时全国的两个典型案件的处理，看守所的广播喇叭也大声广播了处理情况（目的当然是为了给犯人施加思想压力）。一件是武汉市汉阳中学的校长王建国、教导主任杨焕尧因带领学生上街游行并冲击县委、县政府，结果被枪毙了，同时还有一名学生被判十五年。另一件是北京医学院的一名学生因被开除学籍对北医的党委书记曲正不满，自制了一枚土炸弹，企图炸死曲正。可曲正没炸着（当晚曲正没在宿舍里），他却被枪毙了。同时“人民日报”还登了“匈牙利事件”的“罪魁祸首”，当时的匈牙利总理纳吉也被处死的消息。结合国内外这些典型案件的处理，特别是汉阳中学案件的处理，我分析北大当时在整风期间“向党进攻”是打了头阵的，而“百花学社”又是被毛泽东点了名的，现在既然被定为“反革命集团”，处理肯定轻不了，我又被认定为“首犯”，弄不好会被判死刑，我的心情非常沉重。我考虑最多的是我的父亲和比我大五岁的姐姐，。我从小没有了母亲，兄弟姐妹五人我最小，母亲去世时我父亲才五十几岁，为了我他没有再娶。我在中学读书时不仅是全校的学习尖子，也是整个潍坊市的学习尖子，这一点当年的同学和仍健在的老师都知道。在我考上大学之前，我住的老家潍坊市撞钟院前街没有一个大学生，而我却考上了名牌大学北大，父亲对我的期望是很大的，亲友和街坊邻居都对我另眼看待。现在我成了“反革命”，不久有可能被枪毙，我怕父亲他老人家受不了这样的打击。我姐姐也是一样，母亲死后，姐姐像母亲一样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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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长大，为了能让我继续读书，她提前参加了工作，他们为我的付出，我是无法报答的，我思想非常苦闷。我写了好几封信，但因为还没有判刑，不知道结果，也不敢发出。
3.2.宣判
宣判的那一天终于到了。临走前我把剩下的几块腐乳都吃了，因为我估计我可能回不来了。当时的情况是，一个犯人一旦被判了死刑，立刻就给砸上脚镣，戴上手铐，回来关进像棺材一样的死刑号里，等待召开公判大会，通过镇压敌人教育群众，这一办法直到如今还实行。但是到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间小屋子里关了两、三个小时才叫出去宣判，这两三个小时简直把我渴坏了。为什么等这么长的时间呢？因为五八年抓起来的人太多了，宣判也要排号。
宣判是在一间地下室进行的，除了检察院的公诉人和法官外，还有“北京日报”的一名记者，此外再没有别人，记者还给我们照了像。判决书的内容与起诉书的内容几乎一字不差，宣判的结果是首犯陈奉孝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刑满释放后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主犯张元勋判刑八年，刑满释放后剥夺政治权利三年，贺永增判刑五年，刑满释放后剥夺政治权利二年，赵清、林树国各判处四年，刑满释放后剥夺政治权利二年，谭金水因能主动坦白交待并检举他人，有立功表现，教育释放。
大多数人恐怕不知道“教育释放”是什么意思，它跟“无罪释放”有什么区别，实际上区别大的很。所谓“教育释放”，就是说你仍然有罪，不过罪行较轻并有检举立功表现因而从轻处理罢了，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坦白从宽”吧。“无罪释放”那是司法机关承认抓错了人才放的。放了以后要到本人所在单位恢复名誉并恢复原工作，没有工作的要给予适当的安置（那时根本就没有经济赔偿这一说）。可是在那个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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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就没有“无罪释放”这回事。公安局明明知道抓错了人，可总要千方百计找你点小毛病，实在找不着，还会说你态度不好。请想想看，一个人明明知道自己被抓错了，他态度能好吗？最后放你时还要教训你一顿，这就是所谓“有错抓，没有错放”，“抓不着胡子揪眉毛”。当年干过公安的人，请你们凭良心说，我说的对不对？是不是“造谣攻击”？
宣判完了还问我们上不上诉，我们六人都回答说不上诉。也许有人要问，你既然不承认自己有罪，判你十五年的重刑，你怎么不上诉呢？要知道，正像我前面说过的，在五八年，上诉是毫无意义的，上诉的结果只能加刑，不能减刑。谁都知道，当时对犯人的判刑，特别是对政治犯（共产党不承认有政治犯，只承认有“反革命”）的判刑，并不是根据事实和法律（何况当时并没有什么正式的法律），而是根据当时的共产党的政策，上诉不是自讨苦吃吗？
宣判后我有两种突出的感觉。第一是“高兴”，甚至是有点“喜出望外”，因为临去前我估计有可能被判死刑，但只判了十五年。当时我想，我虽不能象旧小说里所描写的，有些绿林人物临死前说的豪言壮语“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但我毕竟只有二十二岁，十五年后出来不过三十七岁，还是正当年，还能有所作为。后来的劳改生涯彻底粉碎了我的幻想，事实上如果不是粉碎“四人帮”后，共产党对当年的“右派”实行了摘帽、改正、平反的政策，我是一辈子也出不了劳改队的。那么是什么原因我（应该说是我们）能受此“宽大处理”呢？后来我琢磨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恐怕是得益于毛泽东定下的对“右派”“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当然这并不完全是事实，按“右派”的人数比例，杀的很少，这是事实，因为北大的“右派”就有四人被杀，其它院校和省市的的“右派”后来被杀的也有。至于说“大部不抓”那就根本不是事实。我在劳改期间就遇到过很多被捕的“右派”——当然象我一样，只不过是换了个“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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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反革命”的罪名罢了。另外，大部分“右派”都被送去劳动教养，请问一下当年被教养过的的人，这算不算被抓？劳动教养跟劳改的区别究竟有多大？“劳动教养”这一政策不仅违犯人权、极不人道，而且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因为“百花学社”是有了一定名气的，被毛泽东亲自点了名，不仅中国的报纸登过，香港、台湾和外国的报纸都登过。共产党处理政治案件一贯遵循这样一条原则：越是出了名的处理的越轻。劳改当中我就遇到过不少“右派”学生，要论他们的“罪行”，比我的“罪行”要轻的多，但判刑都比我重。
我的第二个感觉是吃惊和气愤。到今天我才知道，原来是谭金水把我们出卖了！这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怪不得在草岚子看守所预审时，有些问题我不想谈，可审讯员却一再提醒我。原来早就有人作了交待和检举揭发。起初我还怀疑是x x x，原来是谭金水！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要论“罪行”，谭金水并不比我轻，因为他也跟我一样，当年主要是在北大各系的“右派”之间搞串联，搞“组织活动”，而且是最积极的一个。我虽然是“百花学社”的“秘书长”，但许多主意都是他出的，结果他为了争取宽大处理，，却把我和我们大家都出卖了。我能不恨他吗？由此我联想到报纸上登的那些社会上的大“右派”纷纷在报纸上作检讨并揭发别人，我想，中国的知识分子多半都是一些“软骨头”，是不可靠的，难怪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如此鄙视！我这样讲也许有点偏颇，也许有人会指责我，但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我不想掩盖和粉饰。在预审期间我还尽量为谭金水和贺永增等人开脱，想不到他谭金水却出卖了我和大家，我还被蒙在鼓里！气愤之后我感到灰心。当然现在我早已经想开了，平反后，凡是问起过我的遭遇的同学和朋友，我都对他们说过：“对于过去，我谁也不恨，包括在劳改队里给我上刑、往死里整我的人，我也不恨。恨他们又有什么意义呢？那是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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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错误，纠缠个人恩怨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当年反右的积极分子们后来不大都在“文革”中挨了整，像吴晗这样的反右急先锋还被整死了呢，他又该恨谁呢？”以上这段话不少人都可以为我作证。至于谭金水，今天我更没有必要恨他，为当年的事耿耿于怀。我想当年他也是出于不得已，“蝼蚁尚且贪生，为人岂不惜命”。从判刑后到现在 ，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包括七九年到北大落实政策和北大的百年校庆，我都没有见到过他，说实在话，我倒真想见见他。如果他现在不愿见我，心中还有某些内疚的话，我倒想劝他把过去的事忘掉，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北大的同学，而且还曾经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呢！”。
4.北京监狱和通州监狱
4.1.北京监狱“翻译组”.认识两个特殊犯人——王德与孙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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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刑后大约十几天，我就被调到了北京监狱的“翻译组”。中国的监狱、劳改队实际上是中国社会的缩影，这里面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上至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共产党的犯了错误的干部，下至流氓小偷、地痞无赖，有具有真才实学掌握各种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也有靠卖狗皮膏药为生的所谓“理论家”和人格低下的文人，有被冤枉的好人，也有罪有应得、货真价实的罪犯，各色人物应有尽有。它可称为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也可称为是一个各色人等的大杂烩。最近又增加了一批由“右派”升级而成的“现行反革命”，真可说是样样齐全了。“翻译组”当然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其中绝大多数是“历反”，少数几个是“现反”，刑期都很长，其中无期、死缓的占多数。
在一般犯人眼里，翻译组的犯人是“高等犯人”，因为这些人不用参加体力劳动，岂不知这些人是被严格监管的，因为这些人都属于“阶级敌人”的行列。至于我为什么被调到翻译组去呢？我猜想可能有如下两个原因。第一，我懂点外语。我虽然不是外语专业的，但在北大读书时我曾翻译过两本数学书，其中一本当时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已经答应给我出版，译稿也已寄去，但因我被打成“右派”，书没有出来。另一本译完了还没等交出版社，反右就开始了，我被捕后译稿不知下落。最近我才听张景中告诉我，我被捕后，这本书的译稿他曾为我保存过一段时间，后来他也被送去劳教，辗转二十多年，早弄丢了。不仅如此，因为我还参加过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翻译（这是我的“罪行”之一），所以也把我调进了翻译组。第二，翻译组虽然不参加劳动，但实际上是被严格监管的，所以把我调到这里来。再有什么原因我就猜不出了。翻译组的任务是翻译一些资料，当然译者的名字是不能出现的。我在这里誊写、校稿都干过，时间都不长，因为我在北京监狱总共不过两个来月的时间，由于我一直不承认自己有罪，就把我从这个不参加体力劳动的“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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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调到通州监狱去了。
在北京监狱时间虽短，却认识了两个特除犯人，一个叫王德，另一个叫孙得高。
王德是北京市顺义县人，抗美援朝时当过志愿军，转业后因流氓打架被判刑三年，在北京监狱袜厂劳改。北京监狱袜厂是我国最早生产尼龙产品的地方，我国的第一双尼龙袜子就是北京监狱袜厂生产的，当时社会上一般见不到，主要出口到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北京监狱关的大部分是被判十五年以上的重刑犯，少部分是轻刑犯，而且这些轻刑犯都是刑事犯，按当时管教人员的说法，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犯罪人员。毛泽东说过“人民犯了法也要进班房，也有死刑，但这与对阶级敌人实行的专政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象小偷、流氓、贪污犯等都属于“人民内部”的犯罪之列，被看作是“自己人”。监狱袜厂的劳动分白班和夜班，重刑犯上白班，看管很严；轻刑犯上夜班，看管较松。那时北京监狱被称作是“模范监狱”，常有外国人去参观。
五六年有一天，犯人王德不知从哪里打听到说明天要有外国人来参观，他利用上夜班的机会将一个窝窝头拿回了宿舍去，他也不睡觉，在监舍里趴在窗子上瞧着外面的动静。果然快到开饭的时候来了许多外国人，由监狱长领着往犯人食堂走，这时这位王德老兄穿着一个小裤叉，披着一件劳改棉袄，手里举着一个窝窝头就往外国人群里跑，一边跑一边喊：“你们看看那，你们来参观时他们（指监狱管理人员）给我们（犯人）吃好的，你们走了我们吃的是窝窝头白菜汤！”跟随这帮外国人的中国保安人员和监狱的管理人员上来拦他，但当着外宾的面又不好把他怎么样，许多外宾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当然他们自己也有翻译，事后不会不清楚）一位监狱的管理人员还对外宾说：“这个人是个疯子！”这下可好，等外国人走了，立刻给他砸上脚镣、戴上手铐塞进了小号。三天后就开全体犯人大会宣布加刑十五年，罪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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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打架变成了“现行反革命。要知道，这是在一九五六年，这一年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政治气氛最宽松的一年，对犯人的判刑也是最轻的一年，这件事要是发生在五七年以后，非枪毙不可。另外也因为王德毕竟是当过志愿军，原犯罪是流氓打架，属“自己人”范围，如果一个“反革命”犯再来这么一下，即使在五六年，脑袋也得搬家。后来王德跟我一起调到了兴凯湖劳改农场四分场。
北京监狱是中国的模范监狱，犯人的食宿条件比其它地方的劳改单位要好的多，对犯人的管理方式比其它劳改单位也文明的多，即使这样，这里面大部分也是充满着假像。头一天接到通知，明天外宾要来参观，那好，一个下午停产打扫卫生，车间、食堂、宿舍打扫的干干净净，犯人每人发一条新毛巾、新床单，被褥叠的整整齐齐，食堂开饭时是四菜一汤、大馒头，十人一桌。这样的劳动、生活环境比一般的工厂、学校要好的多，外国人走了呢？就完全不是那回事了。中国人（应该说是各级领导干部）喜欢弄虚作假这是一贯的，譬如说为了邀功而虚报产量，为了应付检查而作假账，如此等等，中国的老百姓早已是见怪不怪了。有些外国人到中国走马观花的转一圈，回去后就大发议论，中国的真实情况他们看到了吗？他们能自由的到中国的工厂、农村、监狱、劳改队去看看吗？他们能跟中国的下岗工人、农民不受监视的自由交谈吗？中国的老百姓敢向外国人讲实情吗？这些问题用不着谁来回答，每个中国老百姓的心里都是一清二楚的。小道消息说，江泽民主席到四川视察时曾经访问过一家农民，问他们缺什么，还说你们有什么话尽管说 ，不用顾虑，我们绝不抓辫子、打棍子。一位老农民回答说：“我们现在什么也不缺，就缺一个陈胜、吴广了。”江泽民主席听了以后既感到震惊，心里又很沉重。此条消息不知真假，如果是真的，我倒觉得江泽民主席的确做了一件大好事，他的确听到了广大农民的心声。如果中国的每一位领导人都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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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时代的清官微服私访那样，到广大下岗工人和农民中间走走，听听他们的心里话，真正体察一下民情，那就好了。用列宁的话说，已经进入“腐朽”、“垂死”阶段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它们的报纸、电台、电视台对各级政府官员的错误，不论什么问题都能揭露出来，就连堂堂的现任美国总统的一件在中国人看来微不足道的性丑闻都敢揭露（尽管里面搀杂着两党斗争的政治目的），可人家的社会并没有乱，而我们国家却借口“稳定”，用什么“舆论导向”，把一切落后、阴暗的东西包起来，这种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作法，长期下去能行吗？建国五十年来至今还没有一部“新闻法”，还谈什么“法制国家”、“依法治国”！这种情况还能维持多久，不改变能行吗？
另一个人叫孙得高，山东莱阳人，父母在抗日战争期间参加过胶东游击队，后来被日本人杀害了。解放后他参加了海军，是海军少尉。五十年代初共产党大力号召学习苏联老大哥，跳舞是苏联人的主要娱乐活动之一，于是我国的机关、工厂、学校、部队等每个星期六晚上都举办舞会。孙德高迷上了跳舞并在舞会上交了个女朋友。交女朋友是要花钱的，他挣的那点军响不够花就向战友借，但借了他又没有钱还人家，人家多次问他要，他还不出。有一次一位借给他钱的战友当着他女朋友的面问他要钱，他觉得这伤了他的面子，结果把人家打了，于是被关了禁闭。他又把禁闭室给砸了并打了看禁闭室的战士。本来关七天禁闭就算了，这下可好，被军事法院依破坏军纪罪判刑三年。他更火了，继续胡闹，又被加刑到七年并转到地方，进了北京监狱。这下他更灰心了，女朋友也吹了，自己的父母为革命献出了生命，而今天为这么点小事就判我七年徒刑，这辈子算完了。于是便破罐子破摔，顶撞干部、抗拒劳动、骂监狱长，又被加刑到十五年。他干脆就豁出来了，越闹越厉害，监狱长找他谈话，他打了监狱长一个嘴巴。这还了得！犯人打管教干部那是犯死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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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换一个没有像他这样的家庭出身背景的犯人，动手打管教干部，非枪毙不可。但考虑到他毕竟是烈士遗孤，原犯罪也较轻，又不是反革命这样的阶级敌人，因此对他宽大处理，加刑到死缓，塞进了小号，一关就是三个月。在小号里每天给他三两八钱的苞米面窝头（或稀粥）吃。“三两八”是什么意思呢？听一些早进监的犯人说（管教干部也透露过）是一位法医研究出来的，一个人只要不干活，躺着不动，每天吃三两七钱五的苞米面就饿不死，四舍五入成了“三两八”，这也算是“人道主义”吧。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社会上的人都吃不饱，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你想，劳改队犯人的生活能好吗？（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后面我将详细叙述）犯人当中又犯了错误的“犯人中的犯人”，被关起来不劳动，还能让你跟一般犯人享受一样的待遇？于是便决定只给“三两八”吃。说来也奇怪，有人被关小号最长达一年多之久，竟然没有饿死！我本人在兴凯湖劳改农场就被关过好几个月也没有被饿死。这位发明“三两八”的法医我看真“应该得诺贝尔生物奖！”但这种长期饥饿的滋味可真难敖呵。上刑只是皮肉之苦，是短时间的，而这种饥饿却是长时间的。凡是五九年到六一年在北京劳改单位被关过小号的犯人，一提起“三两八”没有不害怕的。
孙得高被关了三个月实在受不了啦，要求跟监狱长谈话，监狱长问他：“怎么样，孙得高？你想谈什么？你服不服？”他说；“报告监狱长（犯人跟干部谈话，前面必须加‘报告’两个字，过去孙得高从来没喊过报告），我服了！在敌人的机枪面前我没有低过头，现在共产党把我饿怕了，我服了，我低头认罪。”监狱长笑了，把他放了出来，这回可真的成了皮包骨头了。后来孙得高也到了兴凯湖劳改农场并且跟我在一个中队。我们在一个中队呆了四年多，后来他被调走了。他虽然被加刑到“死缓”，但我估计用不了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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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会被释放的，因为他毕竟属于“自己人”。
4.2.通州监狱简介
大约在五八年八月份，我被调到了北京市通州监狱。通州监狱前后换了好几个名字，我被调去时叫“通县新生鞋厂”，因为犯人以生产手工纳底的布鞋为主，另外还生产擦屁股用的豆纸（就是草纸，北京人叫豆纸，现在生活提高了，这种东西早就不见了），后来又改名为“新生造纸厂”、“新生小五金厂”等等。那时凡是带着“新生”两个字的单位都是监狱或劳改单位。
通州监狱有男犯人也有女犯人，男、女犯人分两个院关押。监狱共有纳（鞋）底、绱鞋、制邦、造纸四个车间，女犯都在纳底车间和绱鞋车间，男犯人多半在造纸车间，老弱病残在制邦车间。男、女犯人严禁互相串监，这条纪律非常严，如有违犯，轻者戴手铐脚镣关小号，重者加刑。女犯人干活的车间与男犯人干活的车间隔着一个很宽的院子，让你搞搞什么“眉目传情”之类活动也不可能。全监狱只有一个叫李文成的男犯人被允许到女车间去，因为他是个电工，不管哪个车间的电灯坏了他都要去修理。有一天正好是大礼拜休息，他到锅炉房去修线路，烧锅炉的是一个女犯，两个人在一张破床上搞起名堂来了，正搞着听到外面“咯登！咯登！”有人走路的声音，那个女犯人说：“坏了！管教来了！”吓的李文成光着屁股抱着衣服就钻了床底。这位女管教可能是闲的闷的慌了，找这位烧锅炉的女犯人对她进行“思想教育”，实际是闲聊，一坐就是两个多钟头，李文成在床底下大气不敢出，简直憋坏了。说起这位女管教，她的形象在我的想象中大概跟“水浒传”里的孙二娘差不多，满脸横肉，从来没见她笑过，非常厉害，犯人没有不怕她的。这也难说，管理女犯人非有这样一个人不可，有些女流氓犯，监狱的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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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教根本管不了。解放初，我们国家没有女警察，男警察管女犯人出过不少事，男警察奸污女犯人的有，女犯人勾引男警察的也有。
这几个车间当中制邦车间和造纸车间是最脏的。制邦车间是从检破烂的人由垃圾箱里检来的破布用水洗洗，然后用糨糊一层层粘起来，最后粘上一层好布，凉干后做鞋邦用。那些破布上屎、尿、血迹等什么脏东西都有，因为这项劳动比较轻，因此多由一些老、弱、病残的犯人来干。
造纸车间更脏，原料都是检来的烂纸，里面擦屁股纸、妇女的月经纸都有，在一个大池子里用火硷水泡烂，再用清水洗洗，打成纸浆，犯人用抄纸的帘子一张张抄出来。我调进来登记完了（犯人每调换一个单位都要登记姓名、年龄、案由、家庭出身、文化程度等等，这是惯例）就分到造纸车间。一进车间我就想吐，这里完全是最低级的原始劳动，条件比起北京监狱来差的太多了。每个犯人都有劳动定额，完不成定额要受到惩罚，轻的批评教育，重的要关禁闭、记过，如果认为你是“消极怠工”，会依“抗拒劳动”的罪名被加刑。另外还有管生产的干部和犯人质量检查员，如果检查到你的产品质量不合格，象上面写的一样，轻者批评教育，重者关禁闭、记过，如果经检查多次不合格，会依破坏生产的罪名被加刑。每年都召开犯人奖惩大会，在大会上每次都有犯人因“抗拒改造”、“破坏生产”的罪名被加刑的。也有受减刑的，这多半是那些家庭出身好、劳改期间能“积极靠拢政府”（即经常向干部打小报告）的刑事犯，“现反”受到减刑的几乎一个没有。
4.3.第一次被关小号
我来的当天就惹了一个大麻烦。犯人晚上睡觉的监号是上锁的，每晚都有值夜班的干部巡回检查。这天夜里大约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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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点左右，监号的门突然被打开，一位管教干部拿着手电筒（其实监号里的电灯是不允许关的，主要是黑夜里怕犯人搞什么名堂）满屋里一照，问：“哪个是新来的犯人陈奉孝？”我马上从被窝里爬起来答道“报告管教，是我！”他命令：“穿上衣服出来！”我赶快穿好衣服出来，心想半夜三更叫我出来干什么呢？我刚来半天，又没犯什么错误，更不可能是调动，我一边走一边琢磨。他把我领到管教科，我喊报告进去。像审判台一样，有一个看来是个头头样的干部（后来我知道他就是管教科的隋科长）在桌子后面坐着，桌子上有一张写满字的纸，他正看着。离桌子大约四、五米远的地方，地下放着一个小板凳，一看就知道是为我预备的，我朝小板凳走去，刚想坐下，他就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陈奉孝！”。“犯什么罪？”，“现反”，“什么文化程度？”，“大学文化程度”，他突然拿出手枪猛的往桌子上一拍大声训我：“你登记表怎么填的？你是北京大学的右派，也是反革命集团《百花学社》的头子，你为什么填文盲？你态度极不老实，还想欺骗政府？！”我看他拿出枪来唬我，也有点火了，我说：“报告管教，我不就是把文化程度填错了吗？就算我故意，这点错误也判不了死刑吧？就是我真被判死刑，也要经法院，你也不敢随便拿枪打死我！你拿枪干什么？”我这么一讲不要紧，门外的武装人员立刻冲进来了，这位管教下令：“把他铐起来！”武装人员马上给我戴上背铐，他又下令：“给他砸上脚镣，打打他的反动气焰！”武装人员马上出去拿来一付大脚镣来就给我砸上了，然后就把我塞进了禁闭室。我心里琢磨“这个地方这么厉害！我刚来就给我个下马威，在草岚子提审过三十多次，可没对我这样过。”
我为什么填个“文盲”呢？因为反右以后，不仅在社会上知识分子受到歧视，在监狱里受的歧视更厉害，尤其是由“右派”升级为“反革命”的犯人，始终被看成是犯人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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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人。我并不是不知道，这样登记并瞒不过管教人员，我是想瞒过同监犯人，因为登记表是犯人大组长拿来叫新来的犯人登记的。这回可好，偷鸡不着舍把米，全监狱的犯人没有不知道我这个新来的犯人是北京大学“反革命集团”的头子了。刚一进来就被戴上铐镣关了禁闭，这家伙肯定是个“危险分子”，被严管的对象了。
因为戴的是土铐子，一晚上我的两只手就被勒的肿的象个小馒头似的。第二天上午开饭时，扔给我一个小窝头叫我趴着啃，两只胳膊向后捭的象断了似的痛，哪里还顾的饿呢！还算不错，他们可能考虑我初次进监，没尝过这种滋味，先这么教训我一下，到了下午就给我摘下背铐，换成前铐。这是我第一次领教“合法的”刑罚的滋味。我又想起了在草岚子时的杨百万，他戴了一个多月的背铐，手腕子全都磨烂了，他是怎么挺过来的！
4.4.大炼钢铁. 撑死的犯人
五八年的夏天，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从工厂到农村，从机关到学校都掀起了一场大炼钢铁的高潮，监狱、劳改队也不例外。这倒把我给救了。因为那时要求人人都参加，这不仅是一场经济活动，而实际上成了一场政治运动，于是仅蹲了一个星期的禁闭室就把我放出来参加了大炼钢铁的运动。女犯人坐在地上用锤子砸运来的破铜烂铁（其中有不少是从老百姓家里搜集来的尚能用的铁炊具），通州监狱里一天二十四小时叮叮当当的响个不停，真是一首壮烈的交响乐。壮年的男犯人则管来回运料，而我和另外一个犯人则守着一个用破砖头垒起来的土高炉，一连干了一个星期，累了就坐在地上打个盹。尽管累的人悃马乏，犯人们却很高兴。为什么呢？在大炼钢铁期间，吃饭不定量，可以敞开肚皮吃。由于长时间的饥饿，平时又吃不到多少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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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人肠胃的皮都薄了，一下让你随便吃，不少人就不知道饥饱了。头一天就撑坏了十几个人，这下可把犯人医务室给忙坏了，忙着给这十几个犯人灌硫酸铜水，让这些家伙把吃下去的东西吐出来，时间一长非出人命不可。其中有一名叫张典荣的犯人 ，一顿就吃了十三个半窝窝头（每个大约有半斤左右），因为吃的太多了，疼的在地下打滚，把胃给撑破了，没有抢救过来，死了。表面上看是吃多了撑死的，实际上是饿死的。第二天就改变措施了，到开饭时，犯人去领窝窝头，政府干部在旁边看着，每人只给两个，个别大个子身强力壮的犯人给三个，这实际上都能吃饱。一个星期后，因为没有那么多原料了，大炼钢铁也就结束了，又恢复了原来的定量，这下更觉得饿的慌，因为在这一个星期内，犯人的胃都给撑大了。
造纸车间有两个犯人大组长，一个叫李振福，一个叫韩荣。李振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牢头和打手，韩荣的罪名是“包庀反革命”，人心眼还不坏。因为他家世代开纸坊，懂技术，所以也让他当大组长，管生产。有一天他偷偷对我说：“你怎么敢顶撞隋科长呢？要是他一枪把你打死了，说你抢他的枪，又没有证人，你不白死呵！”这是肺腑之言，我记住了，后来在二十多年的劳改当中，我跟管教干部顶起来的时候，都是当着许多犯人的面，我想，他再野蛮也不敢当着这么多犯人的面把我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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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监狱、劳改队的管理方式
5.1.对犯人的分类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凡是有人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他就是根椐自己的这句名言，再加上对人的阶级划分，把全体中国人分成了三六九等进行统治的，对犯人的管理也遵循这一原则。不过犯人毕竟跟社会上的人不同，又加上了另外一句话“人民犯了法也要进班房，也有死刑，但这与对阶级敌人实行的专政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根据以上“理论”，劳改队的管教干部对犯人进行了分类。
第一大类是“反革命”犯，这当然就属于“阶级敌人”的一类。不过在“反革命”犯当中又分成两类，一类是“历史反革命”即“历反”，这是些在国民党或日伪时期为伪政权干过事的人。另一类叫“现行反革命”，即建国后反对现政权的，这类“现反”以青年学生为主。管教人员对“历反”的看法（实际是共产党的政策）是这样的：这些人虽然有历史罪行，判刑也很重（绝大多数都被判十五年以上，其中被判无期、死缓的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但他们过去赖以生存的国民党政权已被打败，跑到台湾一个孤岛上去了，虽然那时蒋介石也天天叫喊“反攻大陆”，这不过是痴人说梦罢了，这些历反心里也都明白。他们大都不再存有什么幻想，再加上这些人大都年事已高，绝大多数文化水平很低，没有什么政治头脑，因此比较老实，能够作到“认罪服法”，故对他们的看管并不是特别严。但这些人毕竟是阶级敌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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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也并没有放松对他们的警惕。对于“现反”，管教干部是最痛恨的，因为这些人的罪名都是“企图颠覆我人民民主政权”，尤其是对像我这样由“右派”升级为“现反”的人，更是恨的咬牙切齿。他们认为这些“现反”年轻、有文化，是最危险的。我遇到好几个劳改干部，在对犯人训话时公开说：“你们是什么知识分子？吃屎分子！什么大学生？大畜牲！共产党培养你们上大学，你们却反对共产党，你们的良心让狗吃了！”那时劳改队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是从部队转业下来的，属于“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的一类，他们大字不认识几个，要让他们到其它行业去当领导，他们干不了，于是就让他们来看管犯人。不过这些人都是“苦大仇深”，“阶级觉悟特别高”，因此一听说这些“现反”要“推翻共产党”，他们怎能不恨呢！所以“现反”在监狱、劳改队里始终是被严加监视的，尤其是由“右派”升级 为“现反”的犯人，始终是被严管的对象，在对犯人的分类中，“现反”被列为最低一层。
第二大类是一般刑事犯。总的原则是认为这些人都是“人民内部”的犯罪分子，跟“反革命”是有原则区别的。不过这帮人的犯罪情况比较复杂，因此类别分的也更多。
1.捕前系共产党干部、转业军人，犯的是贪污、奸污妇女罪等。这些人因为过去对革命有过功，虽然犯了罪，被送进了监狱、劳改队，但管教人员仍然把他们看作是自己人，因此对他们特别照顾。他们一般不参加体力劳动，多半让他们打更、看小号、或在伙房干活（这是最好的差事，因为可以吃饱）再不然就让他们干统计员、宣传员或犯人大组长。这些犯人实际上是犯人中的贵族。
2.一般的盗窃犯、流氓犯。他们认为这些人的犯罪完全是出于经济目的或流氓恶习，对共产党的危害并不大，因此对这类犯人管教并不太严。要知道，共产党始终是把政治问题放在首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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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杀人犯、惯偷、惯盗、流氓团伙和盗窃团伙。他们认为这帮人犯罪虽然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但对社会危害较大，因此对这帮人看管也比较严。
4.绺窃犯（即偷人钱包的小偷）。这帮人在管教人员看来，犯罪性质虽然并不太严重，但恶习难改，二进宫、三进宫的犯人多半是这些人，而且这些家伙逃跑思想严重，因此对这些人的看管很严，重点是防止他们逃跑，这与对“现反”的严管，性质是不一样的。根据我二十多年劳改生涯的经历，共产党对犯人的分类基本上就是以上六种。依次排列为：
1.原是共产党干部或转业军人的一般刑事犯；
2.普通的盗窃犯、流氓犯；
3.杀人犯、惯偷惯盗、流氓团伙、盗窃团伙；
4.绺窃犯（偷钱包的小偷）；
5.历史反革命犯；
6.现行反革命犯。
前四类属于所谓的“人民内部犯罪”，后两类是阶级敌人。犯人在监狱和劳改队的地位基本上就是按以上顺序排列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一个个别情况没有，也有个别“历反”和“现反”因为表现认罪服法、积极靠拢政府取得管教干部的信任从而升为第一类犯人受到优待的，但这是极个别的情况，从总的情况来看，以上的分类是绝对不会错的。
国民党统治时期，监狱（那时没听说有什么劳改队）对犯人的关押是把政治犯和刑事犯分开，因此一些被捕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可以在国民党的监狱里组织秘密支部什么的，搞集体抗议行动，使得监狱管理一方很被动。共产党吸取了这个教训，除了将战犯集中关押并给予优待外（因为这对台湾搞统战有利），故意将政治犯（反革命）和刑事犯搅在一起，利用刑事犯来监视政治犯。他们在对刑事犯进行教育时总是这样说：“你们不就是因为偷偷摸摸、耍流氓犯的罪吗？这属于人民内部犯罪，跟那些反革命是不一样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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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是阶级敌人，你们应该帮着政府好好监督他们，发现他们有什么活动及时向政府汇报，争取立功减刑。”刑事犯们因此便有一种“优越感”。有些没有头脑的家伙为了争取立功减刑充当了管教干部的耳目和打手，在整“反革命”犯的时候表现特别积极。这些家伙根本不懂得，这只不过是管教干部对犯人的分化瓦解罢了。这种办法既有效，又恶毒。
在国民党监狱里，犯人有时搞什么绝食抗议之类的活动，迫使监狱管理方面做出让步。在共产党的监狱里谁要是采取这种办法，那纯粹是自讨苦吃。在预审期间，如果他们认为你的问题还没有交待清楚，是不会让你死的。开始的几天，你绝食他们连理你也不理你，并且还对其他犯人讲：“我们对你们犯了罪的人，实行的是‘革命人道主义’，我们不是不给你们饭吃，我们不怕谁拿绝食来吓唬我们，谁不吃饭饿死了，只说明他抗拒到底，自绝于人民”。但是看到你真的快要饿死的时候，他们会捆起你的手脚，从鼻孔里插上一根胶皮管，给你灌苞米面稀粥，绝不会让你带着“问题”死了的，最后还会以“抗拒从严”的“理由”加重对你的判刑。对于已经判过刑投入劳改队的犯人，你要是绝食饿死了，活该！
我举一个例子。有个叫张伯家的犯人，是山东省淄博市人，解放前是农村的二流子，上无老，下无小，光棍一条，共产党把这种人叫“流氓无产者”。张在土改时表现非常积极，斗地主时充当打手，因而被吸收进了农会。解放后参了军，不久参加了抗美援朝。因为他大字不识，转业后又回到了老家农村。他自认为参加抗美援朝有功，在村里又不参加劳动，调戏妇女、赌博、耍酒疯胡做非为，想讨个老婆，没有人愿意跟他。复员时发给他的安家费，不久就花光了，他就找村里、乡里要。起初村里、乡里考虑到他毕竟是转业军人，还给他几个钱，可老这样就不行了，再说那时候村里、乡里也很穷。他老兄就用纸画了个大王八背在身后到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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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口去要饭，这还了得！国务院门口经常有外国人进进出出，他这不是破坏国家的形象吗？于是被抓起来依现行反革命罪判了十五年，投入了劳改队。
他在劳改队里整天拄着两个拐装瘸不干活。一开始管教干部也信以为真，因为他说他参加抗美援朝时腿部负过伤，别的犯人下地干活，只让他在监号里坐着编编柳条筐，可他也不好好干。管教干部也没拿他当回事。可是有犯人向管教干部汇报，说他根本不瘸，完全是装的，有人多次看见他夜里起来解手时根本不拄拐。管教干部也偷偷观察他，发现只要周围没有人，他走路根本不拄拐，于是就把他的拐没收了。这位老兄也真有毅力，整天在地下爬，不管下多大的雨，他也在地上爬，弄的满身是泥。看他这个样，也就不跟他一般见识，反正他虽然也是“现反”，可并不属于那种有文化的“危险分子”，他装瘸只不过是想逃避劳动，就把拐又给了他。要知道，那时劳改队的干部都是部队转业下来的，他们对那些转业军人的犯罪人员有一种本能的同情心。可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这一招就不灵了。“文革”期间，劳改队也实行军管，军管会主任金参谋（朝鲜族人）把他的拐没收了。一开始他还是在地下爬，下雨时弄的满身是泥，金参谋告诉管教人员，他愿爬就让他爬，坚决不能把拐给他，并警告全体犯人谁也不许扶他，他老兄就用嘴叼着个饭盆每天爬着到犯人食堂去打饭。时间一长，他觉得这一招不灵了，就开始绝食。金参谋召集全体犯人训话：“罪犯张伯家想用绝食来威胁我们，美帝、苏修我们都不怕，还怕你们犯人用绝食来吓唬我们！我们对犯人实行的是‘革命人道主义’，给你们饭吃，有人要用绝食来对付我们，饿死活该！死一个少一个祸害。只要张伯家不开口要求吃饭，任何人不许偷着给他东西吃，谁如果偷着给他东西吃，严惩不贷！”
本来大家都讨厌这个家伙 ，谁能偷着给他东西吃，再说人人肠子整天挽着半截，哪有东西给他吃！不过金参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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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一个表现积极的犯人整天看着他并告诉这个犯人：“可以给他水喝，他想吸烟也可以给他（犯人吸的烟都是用破纸卷的烟叶）但只要他不开口说要吃饭，不许给他任何东西吃。”张伯家一直靠喝水和吸烟坚持了三十九天，最后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开口要饭吃，说话的声音跟蚊子的声音差不多。看他的犯人立刻报告了金参谋，金参谋笑了，下令给他饭吃。一开始一顿给他一小碗稀粥喝，怕他一下子吃多了撑破肠胃，因为长时间不吃东西不仅身体成了皮包骨头，肠胃也成了一层皮了。慢慢增加，十多天后恢复的差不多了，这回他的罪来了。先是让他跪在一些碎砖头上接受批斗，后来又吊起来用麻绳沾凉水抽，打了个半死，浑身抽得没有一点好地方了，问他还绝食不绝食了？还装瘸不装瘸了？这回他告饶了。金参谋宣布这是用毛泽东思想改造犯人的一大胜利。此事发生在黑龙江省北安县长水河劳改农场（第四十九劳改支队）三分场四中队。
5.2.大唱“社会主义好”
五七年共产党取得反右运动的胜利后，毛泽东头脑发热，于五八年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大跃进”的后果如何，海内外人士早已知道，不用我多写，我只写一件事。为了宣传反右运动取得的“伟大胜利”和全国大跃进的“大好形势”，全民高唱“社会主义好”这首歌曲，监狱、劳改队也一样，每天中午开饭时犯人必须站队唱，这与后来“文革”期间人人必须背“语录”、唱“语录歌”的情形差不多。这首歌的歌词据说是北师大的一位左派学生写的，共分三段，其中第三段的歌词是这样：
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江山人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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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江山坐的牢，
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
全国人民大团结，
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建设高潮！！
“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这句歌词后来改成了“反动分子想反也反不了”。
每当唱到“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的时候，我就不唱。有人向管教干部打了小报告，管教干部寇队长找我，问我为什么不唱这一句，我说：“右派不过是响应党的号召，给共产党提了些意见，又没有提出推翻政府，更没有搞什么武装暴动，怎么说是想造反呢？”他说：“你的罪名就是企图颠覆我人民民主政权，不是想造反是干什么？”我说：“颠覆我人民民主政权的罪名是强加的，我在整风反右期间的一切活动都没有违犯宪法。”他说：“你这是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顽固到底只有死路一条！”其实在他们脑子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宪法不宪法的概念，宪法恐怕他们连看都没看过。他看我态度这么顽固，就把全车间的犯人召集起来站好队，要我站到前面面对全体犯人唱“社会主义好”这首歌。我唱到“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这一句的时候就跳过去唱下一句。他看这个办法也不行，就发动全体犯人批斗我，不管你怎么批斗，这一句我就是不唱。他看来实在没有办法，就对全体犯人所：“陈奉孝是想抗拒到底，打算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的反改造分子，今后你们大家要对他严格监视！”
通州监狱毕竟是在“天子脚下”的一个劳改单位，他们还顾忌一点政策，再说，不唱歌也不能算违犯监规，因此也没有把我怎么样，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如果是在边疆的劳改队里或是在后来的“文革”期间，恐怕我就要吃大苦头了。
我认识一个叫陆山的老人，年纪已经五十多岁，辽宁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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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他原在张学良办的东北大学读过一年，后来投奔共产党参加了抗日联军，解放后一直在国务院当参事，不知什么原因，五八年他也被送进了劳教队。这老先生性情耿直，脾气暴燥，在劳教队里有人（劳教人员）欺负他，他用铁锹把那个家伙打坏了，以行凶罪被判十三年。从兴凯湖劳改农场、长水河劳改农场、乌兰劳改农场直到刑满就业，我一直没跟他没分开过。六八年“文革”期间，人人都要背“毛主席语录”，实行“早请示，晚汇报”，早上起来，晚上睡觉以及三顿饭前都必须先背“语录”，可他就是不背，批斗他，给他挂大牌子，吊起来，他硬是不背，要是别人早被加刑了，可是他却没有，不知什么原因，他可能有点背景。他七一年刑满，我七二刑满，同在乌兰农场四中队就业。七二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建立了外交关系，管教人员还让就业人员学习“伟大领袖的这一英明伟大的战略布署”。陆山他老先生站在院子里破口大骂，当然他并没有骂共产党和毛泽东，而是骂日本鬼子。平时聊天，一提到日本鬼子，他便气的咬牙切齿，浑身哆嗦，近乎有点神经质。但这时骂可不行，被认为是“企图干扰伟大领袖的战略布署”，于是把他捆起来吊在树上，他还骂，嘴里给他塞上臭袜子，他还“呜！呜！”的叫。最后把他塞进了小号。过不了多久我就被调走了，从此不知道他的下落。
5.3.几个非人所思的“花案”
在草岚子看守所和北京监狱我所接触到的犯人全都是清一色的“反革命”（政治犯），到了通县“新生鞋厂”（即通州监狱）接触到的犯人可就五花八门了。过去我认为犯人除了政治犯以外，就是那些杀人放火、贪污盗窃、强奸之类的刑事犯罪了，其实不然，单就男女关系方面的犯罪来说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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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复杂的很，有些案例出乎常人的想象，这简直使我大开眼界。在犯罪方面，封建时代有种说法，叫“十案九花”。所谓“花案”即男女关系方面的犯罪，这说明人类涉及到“性”方面的犯罪是相当多的，我举几个例子。
有个叫孙仲秋（他大概是仲秋节生的）的小家伙，才十七岁，是个中学生，相貌长的很清秀，被捕时还不到十七岁，罪名是“流氓”。这小家伙没有父母，跟他姐姐过日子。那年代学校教育学生做好事，帮助孤寡老人担水，打扫卫生，买粮买煤等。他家隔壁邻居正好有一位寡妇老太太，已经五十多岁，没儿没女，孙仲秋便经常帮她干活，为此多次受到学校的表扬。有一次夏天老太太要洗澡，他给她倒好水后，老太太不让他走，叫他给她搓搓背，我想这可能是老太太有意引诱他，结果他跟这位老太太发生了关系。从此后他便经常和这位老太太干这事，时间一久，被邻居发现了，报告了派出所，结果孙仲秋被抓起来判了十年徒刑。后来这位老太太还经常到监狱去看他，给他送点吃的东西。老太太每次来接见时，许多犯人还拿他开玩笑说：“孙仲秋！你奶奶给你接见来了。”这位老太太我看见过，还裹着小脚。后来我想，这是怎么回事呢？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孩子，怎么能与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干这种事呢？实在令人非解。这位老太太既然没儿没女，为什么不早点嫁人呢？封建礼教对中国妇女的摧残实在是太残酷了！
再一个例子是有一个叫郑月华的女犯，罪名是“盗精杀人”，这种罪名听起来就有点奇怪。郑原来是一名舞女，也是国民党空军一位军官的姘头，国民党从大陆撤退时把她扔下了。她又没有工作，靠过去的一点积蓄为生。到一九五六年她已经四十出头了。解放初期学习苏联老大哥，全国都学跳交际舞，她便在自己家里教一些小青年跳舞。有一天正是礼拜天，上午她教五六个小青年跳舞，到中午下课了，小青年们回家时，她把其中的一个留下了，让他陪她吃饭。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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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后，因为夏天天热，她便把自己的上衣和裙子脱了躺在了床上，两只眼睛直盯着这个小青年。你想这个青年小伙子能不明白她是什么意思吗？于是这个小青年就扑上去了，可是就当这个小青年快要射精时，他马上把他推了起来，用嘴含住他的生殖器吸起来，吸完了以后，临走她还给了他一个小瓶子，让他回去以后撸出精来给她拿来。时间一久，这个小伙子便面黄肌瘦。可是过了不久，这个小伙子发现又有一个小伙子跟郑月华也有这种事情，又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两人发现还有一个小伙子跟她也有这种事情，过一段时间他们三人发现又有一个小伙子也跟她有着种事情，最后发现有七个小伙子跟她有着种事情，他们七个人便联合起来把她告了，结果便以“盗精杀人”罪将郑月华判了十二年徒刑。
郑已经四十出头，但看上去只有二十来岁的样子。我就琢磨，是不是象《聊斋》的故事里讲的，狐狸变成美女盗取男人的精华炼丹之类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根据现代科学的研究，男人的精液只不过是一些蛋白质，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可郑月华看上去的确很年轻，皮肤也非常皙白，这确实让人感到奇怪。通县新生鞋厂因为是男女犯人合监，那时每到过年过节，还组织犯人演戏。有一次演京剧《武家坡》，郑月华反串演薛平贵，唱腔非常优美，全场叫好，在通县新生鞋厂，她是个人人皆知的特殊人物。
关于男女关系的犯罪，当时除了“强奸”、“奸污”、“通奸”的罪名外，还有“流氓”罪。“流氓”罪的含盖面很广，凡是不能直接定为“强奸”、“奸污”、“通奸”罪的，一律定为“流氓”罪。过去我认为流氓就是专干恶霸、敲诈之类的人物，例如过去所说的上海的黄金荣、杜月笙之类的人物。其实不然，象打架斗殴、偷看女人洗澡、剪女人辫子、“刷浆”（北京人也叫“老顶”，即专在公共汽车上利用人挤的机会，将精液射到女人的裙裤上）、“露阴霹”、“兽奸”等等犯罪，都归为流氓罪。过去我根本不知道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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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七八糟的事情，到了通县新生鞋厂，简直使我大开眼界，研究人的犯罪心理，的确是一门很深的学问。
还有一个家伙叫“七号”，其实他有名字，但是由于在“炮局”看守所，犯人（炮局关押的全是刑事犯）是不许叫名字的，只能叫号。提审犯人时也是叫号，久而久之，人们也就习惯了。到了通县新生鞋厂，同监犯人还管他叫“七号”。这家伙犯罪有点特别。他原来是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一个杂役，不过这小伙子长的挺帅，一米八的大个子，高鼻梁大眼睛，结果被大使馆的一秘夫人看上了，两个人搞名堂被一秘发现了，这还了得！抓起来要判他刑。要是跟一般的中国妇女有这问题，打他个“通奸”或“奸污，判个五年、六年也就算了，可他是跟苏联大使馆的一秘夫人搞名堂，造成了很坏的“国际影响”，那是要杀头的。可那位一秘夫人还真不错，判他刑时，她直接对法官说是她主动找的他，请法官一定要对他从宽处理。法官就让他彻底坦白交待，争取从宽处理，结果他坦白出来与一百多名妇女发生过关系，可这一百多妇女没有一个检举控告他的，不但没有检举控告他的，而且当公安人员去了解核对他坦白的问题时，那些妇女还都不承认，最后他被判了死缓。到了监狱以后，管教人员和同监犯人常跟他开玩笑，有位姓杨的管教还说：“你这小子是不是鸡巴上带钩，怎么那么多女的被你玩了，就没有一个检举控告你的？”，你猜他说什么？他说：“女人这东西，你只要把她干舒服了，喝凉水她都愿意跟着你。”当时我听了他说的话，感到非常恶心，我认为这是对妇女的莫大侮辱，认为这家伙纯粹是流氓恶习不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出版了不少有关性学方面的书籍，我也看了一些，又联想到在就业期间认识的一个妇女，她丈夫是福建人，是个刑事犯，后来又因为偷东西第二次被捕判刑，出于生活所迫，她跟许多就业人员都有关系，而且是不论老少，来者不拒，只要给钱就行。有人问她为什么不改嫁，她说：“我经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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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有无数，没有一个男人的家伙象我男人的家伙那么好使！”这我才明白，他说的话虽然难听，但恐怕多少也有点道理。因为在解放前和解放初期，中国妇女受封建礼教的影响，性被压抑的太厉害，一旦遇到一个能满足自己在这方面的需要的伙伴，自然她会感到心满意足的。
五、六、七十年代，犯男女关系罪的，被判刑的绝大多数是男方，明明是女方勾引男的，但最后处理时，基本上都是判男的，这我有点不理解。后来遇到了一个叫叶鲁的犯人，他原来是黑龙江省密山县公安局的一个司法科长，因贪污罪被判十五年徒刑。他对我说：“在男女关系方面犯罪的，虽然有相当多的情况是女方勾引男的，但到两人发生关系的最后一刻，必然是男方采取主动，因为如果男方的家伙不硬起来，是发生不了关系的，因此这类犯罪，十有八、九是判男的。”原来如此！不过在法理上这一点是否成立，我仍然持怀疑态度。
二十多年来，在这方面的犯罪我只遇到一个特例。有一个叫刘坤成的小伙子，哈尔滨道里人，平时因小偷小摸有点劣迹，在街道上受管制。他跟派出所所长住前后院，负责对他进行帮教的就是派出所所长的夫人，一位女民警。
刘坤成小伙子长的很帅，二十多岁，跟派出所所长夫人的年龄差不多，而这位派出所所长已经快五十岁了。这位派出所所长夫人帮教小刘，帮来帮去两人帮到一个被窝里去了。这还了得！一个受管制的分子竟敢动派出所长的老婆，先把他抓起来打了个半死，接着当然就要判刑。但是在审讯时，他说这事不是他的主动，是派出所所长夫人的主动。审讯人员当然不相信，找那位夫人对质。这位夫人也一口咬定是她自己主动。审讯员就问她：“你们俩第一次发生关系时，你的衣服是他给你脱的吧？”（这明显是诱供）她说：“不！是我自己脱的！”，审讯员又问：“他的衣服是他自己脱的吧？”她回答：“不！是我给他脱的！”审讯员还不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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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问：“他穿的裤衩最后是他自己脱的吧？”她回答：“不！也是我给他脱的！”审讯员还不甘心，接着问：“你把他的裤衩脱下来以后，他的那东西是不是马上就硬起来了？”她回答“不！是我用手给他弄起来的！”审讯员把桌子一拍说：“你真不要脸！你把民警的脸丢尽了！”最后只把小刘判了劳动教养，不然的话，至少也得判他十年八年的。而这位所长女民警夫人也被开除了公职，自然也就跟那位所长离了婚。小刘被送去劳教时，那位离了婚的所长夫人还对他说：“你不就是三年劳教吗？我等你出来，就是要饭吃我也跟你！”这件事情都是小刘亲自对我说的。
在我国审讯这种花案的审讯员多半都是女审讯员，而且问的特别详细。二十多年的劳改生涯，我遇到的这种案子特别多，后面我还要再介绍几个。
另外一个特殊案例的“犯人”名叫韩春台，罪名是“谩骂苏联专家，破坏中苏友谊”，被判刑十五年。韩春台原是北京市第二建筑公司的一名工人，五十年代有苏联专家帮助中国搞建设，苏联派来的所谓“专家”，实际上不少是苏联的技术工人。给这位苏联专家开车的是一位女司机，这位“专家”有时经常跟这位女司机搂搂抱抱，亲亲脸什么的，这在西方人和苏联人来说，可能是很平常的事，可韩春台看见后，就破口大骂，说这位专家和女司机不要脸，结果就以上述罪名被判了十五年徒刑！这算什么法律呢？！
韩春台比我大五、六岁，为人很正直，作风正派，人缘也不错，平时他也没讲过对共产党和政府不满的话，因此也很难将他打成“反革命”或“流氓犯”，因此就给他定了一个“漫骂苏联专家，破坏中、苏友谊”的罪名，后来他跟我一起调到了兴凯湖劳改农场四分场一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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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湖劳改农场
6.1.建场血泪史
一九五九年四月六日，我又被押送到了兴凯湖劳改农场。
兴凯湖劳改农场地处黑龙江省东南角的密山县。那里有大、小两个兴凯湖，小兴凯湖完全在中国境内，大兴凯湖有三分之一在中国境内，三分之二在苏联（俄罗斯）境内。两湖之间有一条不太宽的土岗子将两湖隔开，这条土岗子叫大湖岗，它是由密山县城到兴凯湖劳改农场唯一的陆上通道，长约五十公里。由大湖岗进到里面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沼泽地，到了雨季，这一片沼泽地跟小兴凯湖连成一片。密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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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北面是虎林县，那里有部队开垦的十个农场：八五零农场至八五九农场。当年的大“右派”丁玲、吴祖光等人就在这里劳动改造过。据说是在建这十个军垦农场时发现了这片沼泽地，如果在这里开垦，条件实在太困难，所以就选择了虎林县。这一情况被北京市公安局知道后，组织人去进行了实地勘察，发现如果围着小兴凯湖修一条堤坝将水拦住，然后将沼泽地的水排掉，开垦出来，那将是一大片肥沃的土地。于是通过跟黑龙江省协商，征得中央政府的同意，就把这一片沼泽地要了下来，打算组织劳改犯去开垦。
五一年镇反、五五年肃反、五七年反右、五七到五八年之间的第二次肃反，全国抓了几百万、上千万的人，这么多的犯人关里各地方的监狱是绝对容纳不下的，怎么办？毛泽东决定利用这批无偿的劳动力到边疆去开荒，美其名曰“劳动改造”。
一九六四年之前，关里的山东、河北、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广东等省的犯人，基本上都往黑龙江省发配。山西、陕西、四川等省的犯人大都往新疆、青海省发配。人们常说的“北大荒”（兴凯湖农场还不属北大荒）基本上都是劳改犯开垦出来的。我估计光劳改农场就不下一百个，因为六七年我从兴凯湖农场调到北安县的长水河农场时，长水河农场就叫第四十九劳改支队。除了几个大城市的监狱外，基本上一个支队就是一个大农场，支队下面又分大队，每个大队又是一个分场，因此我估计黑龙江省光劳改农场就绝不止一百个。可能是因为荒地开垦的差不多了，也可能是因为黑龙江省的荒地靠苏联太近，六十年代中、苏处于敌对状态，因此从六四年开始，关里的犯人就不再往黑龙江省发配了，一律往新疆、青海发配。听说一九六四年山东省和黑龙江省还打过一场官司，山东省想把四十万在黑龙江省劳改刑满后就业的人员要回去，结果没有成功，原因是经中央调解说，山东人多地少，黑龙江地广人稀，还是将这些人留在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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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问题就这样解决了。从这点就可以想象到全国究竟有多少劳改犯发配到了黑龙江省了。
兴凯湖劳改农场始建于一九五五年。第一批发配来的犯人都是青壮年劳动力。椐一个叫王世禄的犯人（回民，原是国民党兵，他是第一批发配来的）告诉我，他们是冬天发配来的，为什么选择冬天来呢？因为冬天沼泽地里的水基本不多了，即使有水的地方也结了冰，人们可以用镐头刨开冻土挖土修堤。他们那一次就来了一万多犯人，解放军用机枪押着，经过大湖岗进到里面。车停下后，北京市公安局五处的一位处长下来用喇叭筒子对大家说：“我们到家了！”犯人们一看，白茫茫一片雪地，连一间房子都没有，怎么说到家了呢？是不是要集体枪毙？开始有点骚动。那位处长可能早就料到了这一点，马上大声喊话：“你们不要胡思乱想，你们看前面地上的烟筒不是在冒烟吗？那是地窖，里面生着炉子，很暖和，铺着厚厚的草，一点也不潮湿，这是早就给大家预备好了的。目前条件暂时艰苦一点，等大家把大堤修好了，水排下去，我们还要盖砖瓦房，盖楼房，把兴凯湖农场建设成一个鱼米之乡！”
犯人们随着他指的方向往前看，果然在不远处的一快高包地上，平地上竖着一根根烟筒在冒烟，这时大家才放心了。下车后，根据事先分配好了的小组，一组一个地窖进到里面。外面的温度是零下三十多度，可地窖里的确很暖和。离犯人居住区大约五、六十米远的另一个高包地上是管教干部和看押犯人的解放军住的地方，他们住的也是地窖，条件当然比犯人住的要好的多。这里既然没有围墙，难道不怕犯人逃跑吗？不怕。这里除了大湖岗唯一一条旱路外，周围全是一片沼泽地，而大湖岗上设了好几道卡子，连干部进出兴凯湖农场都要有证件，犯人要想从这里跑出去是根本不可能的。再说周围方圆几百里没有人烟，你怎么跑？这片沼泽地也很奇怪，夏天全是一片烂泥塘，谁要冒险逃跑，非掉进烂泥塘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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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不可。冬天结了冰也不行，小湖里有的地方冰冻的一米多厚，可以跑汽车和拖拉机，可有的地方不结冰，湖里到处是芦苇，人要进去连东西南北都搞不清楚，冬天逃跑非冻死不可。我在兴凯湖劳改八年，还没有听说有一个犯人活着跑出去的。另外，如果往苏联跑的话，那很容易，因为兴凯湖一分场与苏联毗邻，中间仅有一条三十米左右宽的苏尔察河相隔，可那时中、苏友好，往苏联跑等于送死。六三、六四年中苏大论战期间，确实有犯人和刑满就业人员跑到苏联去过，结果都被送回来枪毙了。
在我被押送去兴凯湖农场之前，已经押送去过好几批犯人，这些早去的犯人的主要任务有四项。一是围着小兴凯湖修了一条长一百多里的大堤，取名叫“导流堤”。导流堤底宽五十多米，高十多米，顶上两辆汽车对开富富有余，最初的规划是修好后在上面铺铁轨，直达密山县城。二是修了一条宽几十米宽的泻洪道，因为小兴凯湖的水位比大兴凯湖的水位高，夏天涨水时可向大兴凯湖泻洪。三是修了两条大排水渠，取名叫“双排干”，直通苏尔察河，将沼泽地的水排下去后好开垦。四是修了一条七、八十米宽，一百里左右长的大干渠，好引小兴凯湖的水灌溉种水稻。五九年我去时，从兴凯湖总场印的一份小报上看到过介绍，仅这四项工程的土方量，如果一方挨一方的排起来，可以绕地球三圈半！有个叫卢俞飞的犯人是总场的技术员，此人当过国民党上将卫立煌的秘书，他给犯人作报告时也谈过。这样大的土方量全是犯人用铁锹和镐头一锹锹的挖、一镐镐的刨，然后用肩膀抬出来的，这跟历史上秦始皇修长城又有何异！这样大的工程如果是部队或老百姓干的，报纸、广播电台早就大量宣传了，可犯人的劳动是不能宣传的，外人哪里知道其中的内情和犯人的苦难！
我去时各个分场已成雏形，我们的任务是种水稻，我只在农闲时参加过这些土方工程的维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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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押往兴凯湖劳改农场. 在密山剧院的一次未遂逃跑案
我是一九五九年四月六号被押送到兴凯湖农场的，这次一下就押送去了五、六千犯人，有男犯人，也有女犯人，还有一部分劳动教养的（后来谭天荣告诉我，他也是那一次跟我一起押送去的，不过因为他是劳动教养，我是犯人，所以我们始终没有碰过面）。临走时一人发了一身劳改棉衣、一兜子馒头和几个萝卜咸菜。管教干部嘱咐说“这是路上的口粮，要节约着吃，谁要是在路上提前吃光了，就不再发了。”闷罐车里犯人象排麻袋似的挤的满满的，中间放着一个大尿桶，让犯人拉屎撒尿用。每个闷罐车顶上有解放军架着机枪看押，每到一个大站需要加水、倒尿时，车站上都布满了菏枪实弹的解放军。
四、五月份正是黑龙江省东部的连阴天季节，五九年这一年的雨水又特别多，一连下了一个多月的雨，火车到了密山，大雨下个不停，汽车根本走不了，这么多犯人怎么办？车站上有一些破仓库，就把犯人暂时关在这些破仓库里，解放军穿着雨衣日夜持枪把守。我有幸被押到密山剧院里。密山剧院是兴凯湖农场盖的，平时给密山县当电影院、剧院用，当北京押送犯人来时作为临时落脚的地方，面积很大，楼上楼下能容纳两、三千人。为稳定犯人情绪，预防犯人闹事，天天演戏，这倒不错。演戏的是兴凯湖农场的一个犯人京剧团。这个犯人京剧团大有来头。解放初，中国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先生因干涉他儿子尚长春的婚姻（尚长春因此自杀）曾被判过三年劳改，是他在北京监狱创建了这个犯人京剧团。五七年以前，政府对犯人还比较好，北京的各劳改单位为了活跃犯人的文娱生活，每两个礼拜还演一次电影，过年过节还组织犯人自编自演节目。后来听说梅葆玖先生也曾参与过这个犯人京剧团的创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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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改队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这里面什么样的人才都有。北京监狱犯人京剧团的水平还是很高的，至少比一些县城的剧团的水平要高的多。兴凯湖犯人京剧团就是由北京监狱京剧团分出去的。在这里困了四天，这倒好，悃了就坐在椅子上睡觉，醒了就看戏，与在闷罐车里相比，简直是进了天堂了。解放军看的非常严，每隔五六米远就有一名解放军持冲锋枪日夜监视，想逃跑比登天还难。
不过在这四天当中也发生了一件大事。原北京监狱的几个犯人想组织逃跑，由于解放军看的太严，他们没敢行动。这几个犯人的刑期都是无期、死缓，只有两个年青的，一个叫闫长河，一个叫赵得亮，刑期是十五年。这件事差一点把我牵连上，如果被牵连上，我早就没命了。赵得亮原是一名中学生，因参加流氓盗窃集团并且是一名小头头，被判刑十五年。在密山剧院他曾几次跑到我跟前来跟我聊天，但却一点也没有向我透露他们想逃跑的问题。这种事情是极其秘密的，他们绝不会向一个他们不十分了解的人透露他们的计划，更不可能随便拉一个不可靠的人加入他们的团伙。他们既然要策划逃跑，当然免不了要来回串动，这一点早已被安排好了的积极靠拢政府的犯人盯上了，汇报了押送犯人的管教干部，可是他们没有付诸行动，干部也没有惊动他们，因为怕惊动其他犯人。要知道，几千犯人集中到一起是很危险的。
在密山呆了四天后，雨停了，把犯人立即押上大卡车向兴凯湖农场进发。每两辆大卡车之间有一辆中吉普，上面有解放军架着机枪看押，车队两边还有骑兵，这种威严的阵势我是第一次经历。如果有哪个犯人企图跳车逃跑，立即击毙。
到了农场后立即把赵得亮他们抓了起来，经审讯破了案。突破口是从一个叫牛连乡的犯人打开的。牛连乡此人大有来头，他是山东济宁人，五十岁左右，从小跟着傅作义将军，当过北京市昌平县的县长和傅作义部队的军法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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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一年镇反时，他被抓起来跟五百多人一起拉到徐州市北的一个山沟里准备枪毙，可是临行刑前，一辆吉普车飞速赶到刑场，将他押了回去，后改判无期，是傅作义向中共领导求情，救了他一命。此人老奸巨滑，管教先把他找来，大镣子往地下一摔说：“牛连乡！你是一个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你清楚你这条命是怎么留下来的。你们在密山剧院策划的阴谋我们全掌握了，如果你想活，把问题彻底交待清楚，否则后果怎样，你自己也会知道！”这老家伙一五一十全交待了。最后首犯钟殿馨（此人是国民党空降特务）、主犯李学谦、王海洲、刘全忠四人被枪毙了，从犯赵得亮、闫长河被加刑到死缓，牛连乡因为已经是无期，又检举有功，没再加刑。
6.3.兴凯湖劳改农场四分场. 农场的劳动
到了兴凯湖农场后，我被分到四分场一中队七班（劳改队对犯人的管理完全是采取军事化的办法）。那时兴凯湖农场共有总场、八个分场和一个造纸场共十个单位，另外还有一个码头监狱（也叫“严管队”），是专门关押重新犯罪准备加刑的犯人的地方，编制相当于一个中队。总场是团级，分场是营级，每个分场又分若干中队，中队是连级，中队下面又分若干小队，小队是排级。
我在的四分场有四个中队，每个中队有大约二百到二百五十个左右的犯人，其中一、二、三中队种水田，四中队多半是一些老弱病残，种旱田和菜园。犯人住的房子是从地表面挖下一米深左右，上面再用土坯垒高一米左右，顶上搭上木杆子，铺上草，抹上泥，因为是硷土，下雨一般不漏。监舍里有对面两盘大土炕，每个监舍住七、八十个犯人。早、晚出工到地里干活都要站队点名。劳动是安班分配任务，班长都是一些身强力壮的刑事犯，实际就是牢头，专门负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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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里监督本班犯人的劳动。班里领到任务后再分到每个犯人，如果整个班完不成任务，班长要受批评，如果长年都能超额完成任务，班长首先要受到奖励，有的给予减刑。这样一来，有哪个犯人干活不卖力，完不成任务，不用干部说话，犯人班长就对你不客气，回去以后还要开你的批斗会。有哪个犯人如果长年完不成任务，会以“消极怠工、抗拒改造”的罪名被加刑。因此到了劳改队后，首先一条，你必须拚命干活，这一关如果你过不了，劳动中拉班里的后腿，不要说会受到加刑处分，犯人这一关你就过不了。知识分子出身的犯人在劳改队里受犯人的欺负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月下旬，兴凯湖农场进入春播大忙季节，我们这批犯人就是为赶春播，劳动力不够调来的。一个中队二百多犯人种着近一万亩水田，全是人工劳动，其劳动强度可想而知。种水田的第一道工序是打田埂。这里打的田埂可不象我国南方农民打的那种田埂，又窄有矮，只要挡住水就行。这里由于是新开荒的地，地势不平，面积又大，每个池子就有三、五亩地不等，因此田埂打的又宽又高，上面要能走人。打田埂是按土方量计算的，每个人每天的定额是十方。
黑龙江地处我国的最北部，春天白天特别长，早晨三点钟左右太阳就出来了，晚上八点钟左右才落下去。为了抢种抢播，早上三点多钟就下地，晚上七、八点钟才收工，到了播种时，甚至到晚上九点也收不了工。因为过去从来没有参加过体力劳动，打池埂时，我的两只手上都磨起了大血泡，收工回来，腰疼的象断了似的，但十多天以后，就慢慢适应了，“劳动真能改造人呵！”
打完田埂下一步就是水平地。黑龙江的气候，到四月底，地表面已经化开了十到二十公分，下面仍然是冻土，直到六月底才能全部化透，四月底五月初，夜里仍然结冰。早上三点多钟犯人到了水池子里，光脚下去将一层薄冰踩碎，脚一下就踩到了稀泥下面的冻土上，冻的脚疼的受不了，干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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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赶紧就得跳到池埂上让脚暖和暖和再下去，这样来回折腾五六回，脚慢慢适应了（实际是冻麻木了）才能干活。每次跳到田埂上的时间不能太长，因为干部和犯人大组长看到你在池埂上会催你赶快下去。我的脚脖子被冰碴子划的满是小血口子。这样干不行，后来就干脆穿着鞋下去，这样好多了，起码脚不至于直接踩到冻土上了，到中午天暖和了，把鞋脱下来晒一晒，晚上收工时再穿。到中午开饭时，犯人伙房把窝窝头和菜汤送到工地，吃完饭休息一小会，马上起来再干。每一批新调来的犯人，在来农场之前差不多都存在一个幻想，认为到了农场后就能吃饱饭了，也不至于天天被锁在监号里了，到农场一看，一切幻想都破灭了。农场不但依然吃不饱，而且劳动强度之高、劳动时间之长、气候条件之恶劣比在北京监狱及北京附近的劳改单位要坏的多。我的情绪更加低沉，怀疑十五年刑期能否活出去。
6.4.在兴凯湖劳改农场第一次被关小号
春播过后到中耕除草，大约有半个月的时间，农活不多，多半是修路、修排水渠等，下午收工比较早，吃过晚饭以后，犯人可以在院子里溜达溜达，下下象棋什么的。这时有几个同中队但不同组的犯人经常来找我聊天，一个是北京铁道学院的蒋明欣，一个是北师大的闫景旭和清华大学的智淼源，这几个人都是由“右派”升级为“现反”的。有人向干部作了汇报。管教干部找我说：“监规纪律规定犯人不许串队、串班组，你知道不知道？”我说：“报告管教，我知道，我没有串队、串班组。”“那你为什么经常和蒋明欣等几个人在一起嘀嘀咕咕？你们打算搞什么名堂？”我说：“又不是我找的他们，是他们来找的我，不过是闲聊天罢了！”他又说：“陈奉孝，我警告你！我们知道你原本就是一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如果你胆敢在劳改期间继续搞什么名堂，绝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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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下场！”本来我的情绪就很低落，一听这话我就火了，我说：“监规上没有规定犯人不许互相聊天呀，国民党监狱里关了那么多共产党员，还允许互相聊天呢，难道共产党的监狱里犯人连聊天都不允许吗？聊聊天就是企图搞什么名堂？”这下把他惹火了，因为过去从来没有哪个犯人敢如此顶撞管教干部的，他下令：“把他关起来！打打他的反动气焰！”于是给我戴上手铐，关进了小号。这是我到兴凯湖农场后第一次，也是入监后的第二次被关小号。实际上这次我和蒋明欣等人都犯了一个大忌，前面我交待过，在犯人当中，“现行反革命”犯，被认为是犯人中的“危险分子”，因为这些人的罪名是“企图颠覆我人民民主政权”，因此是被严格监视的。如果几个“现行反革命”犯经常在一起凑堆子，势必引起管教干部的怀疑。
不过这次被关小号并没有给我施加什么严重的刑罚，只不过戴了付前铐，小号也不是后来几次被关的那种棺材式的小号。这次被关的小号是一间五、六平方米的土屋子，吃的也不是“三两八”，而是每天八两，一共关了二十一天。可能我也算是一个“特殊人物”吧，在这期间分场有一位姓李的副教导员（即分场的副场长）找我谈了一次话，对我进行教育，他说：“陈奉孝！你本来是一名年轻的大学生，人民培养你念了大学是很不容易的，你应该感激才是，而你却犯了严重错误，成了右派反革命，你应该好好反省，吸取教训，好好接受改造，可以争取减刑嘛！你还年轻，初入监改造，不能自暴自弃。在改造期间顶撞干部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你要好好写个检查，早点出去参加大帮的劳动。”
此人看来有点文化，说话态度也比较和善，我也没再讲什么，只答应着就是了。最后我胡乱写了份检查承认自己顶撞了干部，违犯了监规，就把我放出来了。其实我也很清楚，我又没犯什么大错误，他们也没抓着我什么把柄，现在到了中耕除草的大忙季节，将我关着也是白白浪费一个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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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才决定把我放出来的。
这次关小号认识了一个叫彭大普的孩子，才十九岁，跟我关在一起。他有严重的抽羊角风病，一天抽好几次，不能下地干活，整天关在这里。一抽起羊角风来就“朴通”倒在地下，满嘴吐白沫，浑身抽搐，。有一次正吃着饭，犯了羊角风，菜汤也撒了，窝窝头也掉在地上了，我给他检起来用水洗了洗，等他醒过来再吃，醒来时他还从地上捡菜叶子吃，太可怜了。我出小号后，不久他就死了。
6.5.五八年犯人加刑风潮中的几个案例
拔草这种活听起来似乎是一种轻劳动，实际不然，一天十几个小时泡在水里，弯腰九十度拔草是很累的，腰疼不说，因为头老冲下，许多人的脸都倥肿了。这还是其次，如果干部要找哪个犯人的麻烦，利用拔草这个机会是很容易的。稻田地里稗子草多的不得了，把稻苗都欺住了，当时又是条播，不是插秧，草苗混在一起，稗子草跟稻苗又非常相似，一不小心会把稻苗和草一起拔下来。拔草的要求是每把草最多不许带下三棵稻苗来，如果拔下稻苗多了会以破坏生产论处，轻者挨批评、关小号、记过，重者加刑。在兴凯湖农场各分场年年都有为此而受到加刑处分的。按理说草拔下来应当塞进泥里烂了当肥料，但干部不让，必须将每把草都扔到田埂上，好让干部和犯人组长检查。我干这种活时非常小心，因为我知道管教干部时刻盯着我。
五八年我被判刑的时候，在北京监狱K字楼就知道，那时凡是不服判决上诉的人，百分之九十九都被加了刑，但对劳改队的情况并不了解，现在通过跟一些早来的犯人闲聊才知道，五八年那股加刑风在监狱、劳改队也很厉害。
我举几个例子。
有个叫孔庆海的犯人，此人原是北京朝阳大学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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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大学是专门学法律的，国民党时期有一种说法，叫“无朝不成法”，意思是说，法院、检察院如果没有朝阳大学毕业的，你这法院、检察院的牌子就挂不出去。当律师的也必须有朝阳大学的文凭，否则你这律师也当不成。解放后五二年北京各大学进行院系调整，原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朝阳大学都取消了，在朝阳大学的基础上新建了北京政法学院，即现在的北京政法大学）孔庆海在朝阳大学只读了一年，北京就解放了，那年他才十九岁，因为在读大学时他参加过“三青团”，解放后被判刑七年。五七年“大鸣、大放”，犯人虽然无权给共产党提意见，可读过两天书的人有个坏毛病，总爱对时政发表言论。他老兄说了这么一句话：“中国根本没有法，判刑多少完全凭审判员当时的心情而定。”他举了个例子，北京市玄武区法院一位审判员判了一个偷自行车的小偷，因为罪行不大，只判了一年，可是不久这位审判员的自行车也被偷了，他火了，说：“偷到我头上来了，再让我判偷车贼，我非重重判他不可！”果然不出一个月又赶上他判一个偷自行车的，这次他一下就给判了十年。就这么一句话不要紧，他老兄以“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罪名被加刑十年。
五八年“大跃进”，当时有一个口号叫做“争分夺秒，一天等于二十年，十五年超英（国）赶美（国）不困难”。有一个叫张亚介的犯人（刑事犯）说怪话：“争分夺秒，累死拉倒”，结果以“恶毒攻击大跃进”的罪名被加刑五年。
一个叫苏振兴的老犯人（奸污犯，文盲），在唱“社会主义好”这首歌时，他说：“社会主义好是好，就是吃不饱”，结果以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粮食政策”的罪名被加刑七年。
一个叫朱乃康的老犯人，已经六十多岁了，是个被管制的地主分子，北京市宋庄人民公社的。解放前省吃俭用买了二十亩地，解放后被划成了地主。五八年“大跃进”，农业上大搞深翻密植，有的地方翻地一米多深。朱乃康他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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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了一辈子的地，种地对他来说当然是行家里手，他看着村里人这样翻地，拄着根棍子，一边捣着地，一边说；“你们这是种庄稼吗？你们这是糟蹋这快地！把冷土翻上来，庄稼还能长吗？”这句话不要紧，以地主分子“恶毒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企图破坏农业生产”的罪名被判无期徒刑。
类似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如果让我详细列举的话，凭我现在的记忆，至少可以举出一百个。五七年毛泽东号召人们“大鸣大放”，报纸上出现了不少“右派分子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反动言论”，有些在押的劳改犯也借机进行申诉，结果偷鸡不着舍把米，不但没有减刑，到五八年都被加了刑。有些犯人根本没有申诉，也无缘无故被加了刑，原因是在五五年肃反时，这些人作为历史反革命被抓起来以后，判刑判的特别重，五六年实行“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宽松政策，对在押犯进行了甄别，不少人被减了刑，甚至被释放了。可反右后，五八又给减过刑的在押犯重新加了刑，甚至比原判还重。那些被甄别后释放的，也被重新抓了回来，无怪乎人们常说，共产党的政策朝令夕改。
6.6.被蚊子叮死的王锦泉
八月中旬，水稻已开始拔节扬花，拔草就停止了。从八月中旬到九月中旬这段时间是农闲期。所谓农闲是不会让犯人闲着的，一部分犯人去修导流堤，另一部分犯人在家修场院和田间道路。
这一个多月兴凯湖的蚊子多的叫你难以想象。每个在兴凯湖农场呆过的人，不管是犯人、劳教人员还是干部都知道这一点。在关里，白天蚊子是不出来叮人的，兴凯湖的蚊子可不一样。犯人夏天穿的都是白色囚服，干活时蚊子趴在身上能把白囚服“变成”黑囚服，犯人干活必须把袖口、裤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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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死，用一块布把脸包起来，光露着眼睛，手因为不停的干活，蚊子落不上，露在外面不要紧。这年八月份我参加了修场院。场院里的杂草长的半人多高，里面的蚊子滚成蛋。用铁锹一铲，蚊子象一窝风一样向你扑来。有一个叫王锦泉的犯人，此人是原绥远省人，是傅作义部队的一个连长，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和他手下的高级将领董其武等人都作为“功臣”受到了共产党的优待，成了新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部队全部被整编了，而他的中、下级军官大部分却以“反革命”的罪名在“镇反”、“肃反”运动中被送进了监狱和劳改队，前面写的牛连乡就是一个，王锦泉又是一个，我接触过的傅作义部队这样的下级军官不下十几个。王锦泉经常发牢骚说：“共产党说话不算数”，“傅作义把我们卖了”等等。在修场院时不知为什么他跟带工干部顶起来了，干部下令把他捆起来丢在场院边的沟里，蚊子叮的他一边打滚，一边象杀猪一样的叫。等收工时叫几个犯人把他拖出来，脸上全是血，肿的象个发面馒头，白囚衣也成了红的了，这全是他打滚时压死叮在他身上的蚊子吃的他的血。收工回去，塞进小号，三天后就死了。兴凯湖的蚊子能吃人，没到过这个地方的人可能不相信，可凡是早期到过兴凯湖的人都了解这一情况。那时晚上犯人都把劳改被子里的棉絮抽出来，利用被面和被里做成一个象棺材一样的小蚊帐，钻进里面睡觉，屋地下还用蒿子点起来熏着，就连吃晚饭也要钻进象棺材一样的蚊帐里去吃。
除了蚊子以外，还有两种咬人的东西最可恶，一种是瞎虻，就是叮牲口的牛虻，牲口的皮多么厚，都被这小东西咬出血来，何况人，一叮就是一个小三角口子，直流血。再一种就是“小咬”。小咬这种东西比蚊子小得多，但毒性很大，专门往人的眉毛、头发根里钻，人被他咬以后，肿起来好几天下不去。过去民间有一种顺口溜：“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可兴凯湖的犯人也有一个顺口溜：“兴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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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有三宝，瞎虻、蚊子和小咬”。
6.7第一次与死神握手
修完了场院我参加了打乌拉草。真正的乌拉草并不长在旱地里，而是长在水泡子里的草甸子上，草根连着草根织成一层厚厚的甸子，甸子底下是烂泥塘。用镰刀割下来后，一小把一小把地捆起来，小把连成大把，然后用草搓一根绳子，趟着水拖出来，最后背回去。老弱病残犯人再用木棒子将每把乌拉草砸柔软了，打成乌拉草绳，秋收时发给犯人背稻捆用。冬天犯人也用它垫在棉胶鞋里，的确很保暖，冬天鞋里如果不垫乌拉草，非把脚冻坏了不可。打乌拉草这个活按说不算累，可我差一点送了命。乌拉草甸子是漂在水上的，底下是烂泥塘，在上面每走一步，周围好几米的地方都颤动。我一不小心踩到了一块腐烂了的草甸子上，一条腿陷了下去直到大腿根，拔不上来了，越拔越往下陷，把我吓坏了，我赶紧趴下以减轻压力，同时用手抓住周围的乌拉草大声喊，幸亏组长杨奎离我不远（实际上是管教干部叫他时刻盯着我），赶紧过来把我拉上来了，不然的话，再晚一点我就全陷进去淹死了。
九月二十号前后开始收割水稻。水稻、谷子这类农作物跟小麦不一样，小麦的杆是光滑的，而水稻、谷子的杆上有毛，磨手磨的厉害。头一回割水稻，我一点经验没有，拿镰刀的右手磨起了泡，抓水稻的左手的五个手指头肚都磨流了血，把把稻子都留下了我的血印。有些老犯人告诉我，你抓稻子的方法不对，攥的太死，应当攥活把，后来我学会了，割的还比较快，为此还在黑板报上受过表扬，这是我二十二年劳改生涯中唯一一次受过的表扬，其它时间不是挨整，就是关禁闭、戴铐镣蹲小号了。
收割完了是运输脱谷，运输全靠人背，最远的地方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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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有十多里路，二百人要把近万亩的水稻背到场院，劳动强度之大，可想而知。脱谷的时间更长，从十月下旬一直干到过了元旦，这种活又脏又累，犯人日夜两班倒，每班十二小时。拖拉机发动起来带着十个大脱粒滚子，每个滚子上四个犯人用手拿着一把把稻子在飞速旋转的滚子上脱粒。每个滚子前面有一个犯人用木叉打料，把乱草挑出去，把脱下的谷粒用刮板刮出来，这项工作不仅又脏有累，而且很危险。按照操作规程，打料的人是不许背朝脱粒滚的，可是有一个犯人背对着脱粒滚往外推脱下来的谷粒，不小心滑倒了，被脱粒滚把脚绞了进去，两条腿从膝盖以下全绞烂了。
也是同年，种旱田的三分场在脱黄豆时，一个在脱谷机老虎口前管着喂机子的犯人，因为踩着黄豆粒滑倒了，被老虎口里往里挠豆秸的铁爪子钩住了他的包脸布拖了进去，两边的两个犯人赶紧拽住他的两只脚，结果整个脑袋被打碎了。犯人脱谷，不论是在脱粒滚上脱水稻，还是在脱谷机上脱黄豆，年年都有伤亡。犯人工伤致残不能下地干活了，养好后在监舍里干轻活，例如坐着编筐，打草绳之类，不会让你白吃饭。工伤死了的，挖个坑埋了拉倒，不论伤还是死都不会给你一分钱的扶恤金，死伤犯人的家属没有一个敢追问的。
黑龙江一年有五、六个月的时间，地里被大雪覆盖，一片白茫茫。老百姓打完场以后基本上没有多少活可干了，进入了农闲时期，犯人是没有什么农闲的。脱完谷从一月到三月打冻方，每人一把镐、一把锹修排灌渠或马路，零下三、四十度顶着大“湮泡”干活。所谓“湮泡”就是暴风雪，黑龙江人管它叫“湮泡”。这一年快过春节时，一连几天刮大湮泡，一天夜里刮湮泡刮的把犯人监舍都埋起来了，我因为靠进一个窗户口睡觉，窗户口上有一条缝子，雪花直往里钻，我就把头蒙起来睡，等睡醒后，被子上落满了厚厚的一层雪，屋里到了零下十七度。早晨犯人出不来了，就从里面往外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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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洞，一个个象狗一样爬出来，然后用锹把堵住监舍的雪挖开。
6.8.跟死刑犯刘全忠一起关在小号里
由于环境的恶劣，又累又饿，冬天又冷，我的情绪非常低落，每天收工后回来，吃过饭以后我就往被窝上一靠，开会学习我也不发言，有人向管教干事汇报说我有逃跑思想。管教王干事找我谈话，问我：“陈奉孝！你来兴凯湖农场已经半年多了，通过半年多的劳动改造，你有什么收获和想法？”我心里说，什么劳动改造，纯粹是拿人当奴隶使唤！于是我就回答：“不就是劳动吗？有什么想法？我没有什么想法！”他听我讲话带着不满情绪，便说：“陈奉孝！我告诉你，我们对你的要求，不仅仅是劳动，而是要通过劳动改造你的反动思想。我们知道你不认罪，你开会学习不发言，你整天在想什么？我警告你！如果你想逃跑或是想搞什么名堂，那是死路一条！”
我本来情绪非常低落，思想苦闷的很，听他这么一讲，立刻就火了。我也没加“报告”俩字，就说：“王干事！你根据什么说我有逃跑思想？你根据什么说我想搞什么名堂？是那个混蛋向你做的汇报？学习不发言就是想逃跑？就是想搞什么名堂？”一个犯人怎么敢用这种口气和管教干部说话？这还了得！他立刻给我戴上了手铐，关进了小号。
这时兴凯湖农场还没有盖起象棺材一样的小号（这样的小号是六零年盖的）。可是小号里已经关着一个犯人刘全忠，就是在密山剧院参与策划逃跑的其中一个。他已经被判了死刑，等待开宣判大会枪毙。我一进去他就问我：“怎么，你也被判死刑了？因为什么？”我说：“没有！我是因为顶撞干部进来的。”他说：“那怎么跟我关在一起？”我说：“不知道！”实际上我明白，他们是想给我施加思想压力。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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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头几天，刘全忠好象还跟常人一样，可是当快邻近枪毙的时候，这家伙精神开始崩溃了。刘全忠原来犯罪就是流氓打架，后来又因为在监狱里参与犯人打群架，死了一个犯人，结果他被加刑到死缓。象他这样的流氓犯，在监狱和劳改队里，总喜欢表现自己是“英雄”，不怕死，但真正到了要杀他的时候，精神就垮了，这就是所说的“假亡命徒”。临枪毙前大约一个礼拜，这家伙时哭时笑，我有点害怕，我怕他对我下手，因为这种家伙临死前什么事都可能做出来。判了死刑等待枪毙的犯人，关在死刑号里，拉屎撒尿都不许出来。号里有一个破马桶，专供被判了死刑的犯人用。可这家伙这时却把屎尿到处拉，拉完屎还用根小木棍往墙上抹，这时我可不赶制止他。你想，跟这样一个家伙关在一起是个什么滋味！
到了枪毙他的那一天，一早给他端来一碗饺子，他知道今天就要枪毙他了，他一边吃一边说：“饿了这么多日子了，临死做个饱死鬼！”看他吃完了，门外的看守让他把手伸出来。他从观查孔上把手伸出去，看守给他摘了手铐，然后开开小号的门，叫他出来，等他一迈出小号的门，事先藏在小号门口两边的看守人员一个拌子把他撩倒，迅速将他的两只胳膊拧到背后，五花大绑绑起来，押到汽车上拉走了。后来看小号的犯人告诉我，是在二分场开公判大会枪毙的，同时枪毙的还有钟殿馨，李学谦和王海洲。
听早进监的犯人刘玉祥讲（枪毙建国初期第一宗贪污案犯刘青山、张子善时，他是刽子手之一，后来也因为贪污被判八年徒刑）在五一年“镇反”及其以前，枪毙犯人时，犯人不戴脚镣，可镇反时北京枪毙恶霸“南霸天”，将他拉到刑场，两边两个解放军押着他，让他跪下，就在这时，他猛一回头，一脚将一个押他的解放军踢死了，这家伙会武术。从那以后，凡是被枪毙的人，都戴脚镣，枪毙后再摘下来。
因为是冬天，农活不紧，我就这样无故被关了四十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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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的春节我就是在小号里度过的。
7.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的兴凯湖劳改农场
7.1.犯人大批被饿死
由于“大跃进”造成的大破坏，我国从一九五九年起进入了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直到一九六一年底。稍微有一点自然科学常识的人都明白，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在这样大的面积上，每年局部地区都可能发生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这毫不奇怪，但是要说在这样大的面积上，连续三年都发生全国性的自然灾害，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正如当时党内二号人物刘少奇讲的。实际上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国饿死几千万人，比八年抗日战争死的人还多！几千万人呵，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谁应该对此负责呢？无人负责！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老百姓把树皮、草根都吃光了，多少人得了浮肿病，社会上尚且如此，劳改队犯人的日子能好过吗？从五九年的上半年，社会上的老百姓就开始挨饿了，兴凯湖农场晚了半年多，严格的定量是从这年的冬季开始的，每人的平均定量是三十斤，根据每个犯人的劳动表现分为若干等级，少数身强力壮能干活的犯人和犯人大组长（牢头）能吃到四十二斤，老弱病残犯人吃十八到二十四斤。安理说，平均三十斤粮食可以了，不至于饿死人，实则不然，请别忘记，犯人每天十小时以上的强体力劳动，肚子里一点油水没有。
六零年春天打田埂时，不少犯人就借着打田埂的机会挖野菜根吃。有两种野菜根吃起来是甜的，很好吃，一种是野胡萝卜，另一种是野芹菜。可偏偏有两种有剧毒的草根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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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菜根十分相似，吃起来也是甜的，一种叫狼毒，跟野胡萝卜十分相似，另一种是走马芹（也叫毒芹），跟野芹菜十分相似。这两种植物在中药书里都有记载。这两种东西吃了以后，如果在十五分钟到半小时之内不进行抢救，必死无异。犯人干活的地方最近离监舍也有四、五里路，远的地方离监舍一、二十里，就是马上有人跑回监舍去找犯医也来不及。这年春天光四分场就有十三个犯人因误食狼毒和毒芹而被毒死。有个叫连喜子的犯人，有一天，他正挨着我打田埂，误吃了狼毒，躺在地上吐白沫，没等将犯医找来，他就死了，死时满脸青紫，面目吓人极了。
现在正是春播大忙季节，一天劳动十二到十五小时，犯人都饿的干不了活了怎么行呢？有个叫李义山的犯人就说，不如给我几天饱饭吃，枪毙了算了。
分场场部开会决定把一些稻秕子（未成熟的稻粒）和苞米穰子一起磨成粉，掺在苞米面里蒸窝窝头给犯人吃。这回窝窝头个大了，犯人的肚子撑起来了，可拉不出屎来了。医务室门前犯人排成队等待灌肠，疼的捂着肚子乱叫，有的自己用手指头扣，把肛门都扣流了血。看来这个办法也不行，后来就决定凡是参加春播的犯人在春播期间每人增加五斤定量，春播过后再慢慢往回扣，并且还采用了“双蒸法”。什么叫“双蒸法”呢？就是把窝窝头做成发糕的形状，蒸两次，发的个特别大，里面的孔象马蜂窝一样，据说这是从社会上学来的，能起到一种精神作用，纯粹是糊弄人。
凡是六零年在兴凯湖农场劳改过的犯人都知道，这一年是最难熬的一年，尤其是春播。在整个春播四十多天里，大雨小雨总下个不停，没有几个好天气。为了抢播，每个犯人发了一块大约一平方米左右的塑料布披在身上，顶着雨水平地、播种。又冷又饿，早上三点多钟到地里，晚上八点多钟才回来。在收工的路上，有的体弱的犯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带工的干部命令几个身体好点的犯人轮流着连拖带背的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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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下去的犯人弄回去，不久就死了，有的甚至就死在路上。其实这些人并没有什么大病，只不过是象一盏油灯一样，油都熬干了。有的犯人夜里就死在监舍的土炕上，有个叫孙连仲的犯人，北京市昌平县人，罪名是“历反”，不到四十岁，个子很高，瘦的象高粱杆似的。有一天晚上收工回来饿的昏倒在路上，带工队长叫几个体力好一点的犯人连架带拖将他弄回了监舍去。他正好挨着我睡觉，半夜我起来解手，发现他死了，告诉值夜班的犯人，值夜班的犯人又报告了值班队长，值班队长说：“死了死了呗！半夜三更往哪里弄？等天亮再说。”吓的我和另外挨他睡觉的犯人后半夜根本没有睡着觉。天一亮，叫两个犯人抬出去挖个坑埋了拉倒。开始我还有点害怕，这种事情发生的多了，习惯了，也就不怕了。
7.2.第一次行凶. 又一次与死神握手. 被关进“三两八”小号
我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我想十五年徒刑恐怕熬不出去了。正在这时收到家里来信，说我父亲去世了，临死时还喊着我的名字。我简直不想活了，可我那时才二十四岁，年纪青青就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也不甘心。有一天我在水稻田里水平地，一个叫郝志祥的犯人找我的麻烦，这家伙原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一个地痞狗腿子，其坏无比，总想拿别人立功，经常向管教干部打小报告，犯人没有不恨他的。他说我这里平的不好，那里平的不对，还说我干活投机取巧，把我气坏了。我抡起铁锹照他脑袋劈去。要知道，因为是新开荒的地，为了切草皮，犯人的铁锹三面都磨的象刀子似的，这一锹如果劈在他脑袋上，非把他脑袋削去半个不可，反正我也不想活了。他没想到象我这样一个大学生，身体又瘦又小，竟敢这样行凶，他吓的赶紧往前跑，可两只脚陷在泥里，挪动不方便，只把身子弯了下去，我的两只脚也陷在泥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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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前挪动不了。因为他弯下身去，我的锹就够不着他脑袋了，同时当锹落下去的时候，角度也变了，一下就拍在了他的后背上，把他打的趴在了泥里，我的锹把断成了三截，我把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带工的干部命令在附近干活的几个犯人赶紧把他扶起来，时间长了泥水就把他呛死了。他穿个棉袄，背上都被我打紫了。谁也没有想到我会干出这种事来。带工干部立刻命令把我捆起来押回监舍去，带上手铐脚镣塞进了小号里。
这回的小号跟上次关的小号可就大不一样了。小号高一米左右，宽不足一米，长一米五左右，象我这样一米六三的小个子，在里面站不起来，躺下伸不直腿，活象一个棺材。
我这一锹要是劈死了他，毫无疑问我要偿命，即使他死不了，用铁器行凶，我也要被加刑，可是关了我三个月就把我放出来了，只记了一大过，没有加刑。这是为什么呢？管教干部找其他人了解情况，我们俩是怎么打起来的，所有的犯人都异口同声说是他挑起来的，都说这个家伙坏，说他平时汇报别人也是假的，犯人没有不恨他的。其实管教干部也知道这个家伙坏，他并不属于“自己人”的范围，同时又考虑到我刚入监不久，刑期长，思想不稳定，最近父亲又死了，心里难过，因此算是对我从轻发落。不过这三个月的小号也算是阎王爷开恩，好歹活出来了，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孙得高说的“共产党把我饿怕了！”这句话的含义。每天三两八的苞米面，这个滋味真不好受阿！出来时我真成了皮包骨头了，脚镣子摘下来以后，我连十公分高的一根门槛都迈不过去，只能象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子一样，用手扶着门框才能迈过去。
出来后，那些刑事犯可就对我另眼相看了，这就应了那句话：“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劳改队有些刑事犯所谓的“亡命徒”，实际上是假的，借此唬别的犯人，欺侮别的犯人，真到了“玩命”的时候，他就缩回去了。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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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次行凶证明我不是假亡命徒，而是真的。我也同时放出话：“我上无老、下无小，十五年徒刑我也没打算活出去，我不会找别人的麻烦，谁要是老想找我的麻烦，你能豁出去，我就能奉陪到底！”从这件事以后，没有哪个犯人敢随便找我的麻烦。
经过六零年一年的饥饿劳累，到了六一年日子就更不好过了。这一年有大批的犯人因饥饿劳累而死。死了的犯人就埋在四中队的菜园旁的一块荒地里。一开始死了的犯人还用几块薄木板定个棺材，后来死的人多了，干脆就用一张破席或用一床破劳改被子卷卷抬出去挖个坑埋了拉倒。有一次管教让我和另外两个犯人去挖坑埋一个刚死去名叫毛继玉的犯人，挖着挖着发现下面已经埋了一个死了的犯人，因为兴凯湖气温低，地下很凉，尸体和穿的衣服还没有烂，怎么办？把两个人埋在一起就是了。这下可好，两人合葬并骨了！这一年死的人太多了，那块小坟地上，死人都埋不过来了。
7.3.四分场几件难忘的事
这一年还发生了三件事使我一生难忘。
第一件事是二中队的犯人有一天早上出工，在路上遇到一辆马车拉着一车碎豆饼往马号里送，有一个犯人就伸手拿了一块，别的犯人看到有人拿，也上去拿，这一下不要紧，好多人都上去抢豆饼。带工的干部立刻鸣枪示警，队伍就停住了，干部和犯人大组长挨个检查，犯人藏在怀里的豆饼都被翻出来了。当时没怎么样，可是等晚上收工回来，把十几个抢豆饼的犯人都关了起来，春播过后都加了刑。第一个带头拿豆饼的犯人被加刑十年，其他犯人被加刑五年、三年不等。
第二件事是与我同中队的犯人李潮，他原是北师大的一名讲师，因为是高级知识分子，不好意思象别的的犯人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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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里挖野菜吃或偷东西吃。一天夜里他起来解手，到犯人伙房的泔水桶里捞东西吃，被打更的抓住了，报告了管教干部。第二天早上站队出工时，当着全体犯人的面，管教干部骂他：“什么知识分子，吃屎分子！泔水是喂猪的，你却去偷猪食吃，你连猪都不如！”把他羞辱的恨不得钻进地里去。
第三件事是在打田埂时，有一次我在地里解大便，有个叫郭怀玉的犯人（北京市通县人，锁匠，精神有点毛病）蹑手蹑脚走到我背后，当我的大便还未落地的时候，他一把抓了去就往嘴里塞，当时把我下了一大跳，我以为是狗或狼什么的，回头一看是他，把我恶心的差点吐出来，真是人饿极眼了什么东西都吃呵，无怪乎历史上记载着灾荒年有人吃人的现象，现在我确信历史的记载是不假的。不过那时犯人吃不到什么油水，窝窝头里面大半是稻秕子和包米瓤子磨成的糠，拉出来的屎确实不很臭，拉在地上风吹干了，随风也就刮跑了。
7.4.第二次企图行凶. 第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这年秋天收割水稻时，犯人普遍偷生稻谷吃。稻谷上有芒和和皮怎么吃？犯人有办法。从稻穗上撸下稻粒来，在手里搓搓，吹去芒带皮吃，只要在嘴里细细的嚼，把稻壳嚼的象面粉一样细，咽下去就不会得阑尾炎。我也象其他犯人一样吃。犯人不但在地里干活时偷吃生稻谷，在脱谷时不少犯人用一个象烟荷包大的小口袋装好了塞在裤档里往回带，有的就把裤脚扎起来，塞在裤脚里往回带，半夜里藏在被窝里吃。这件事被那些想立功减刑的犯人汇报了，因此每天晚上收工站队时，让犯人解开棉袄、裤腰带检查。这你还能藏的住吗？都检查出来了。被检查出来的犯人除了挨训挨骂外，还扣你的伙食。有一位姓鞠的带工队长，他是山东人，部队转业的，属于“苦大仇深”的贫雇农出身，“阶级觉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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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高，一提到“现形反革命”，他就恨的咬牙切齿，特别是对知识分子，他似乎有一种本能的仇恨，尤其是对“右派分子”，恨的更加厉害，我想，如果他掌握大权的话，非把这些人全宰了不可！有一次我带生稻谷被他检查出来了，他不但当众骂我：“你是什么大学生？是大畜生！右派分子没有一个好东西！全都是些黑心狼！”这还不算，把我捆起来示众，回监舍不仅不让我吃饭，还让我在院子里冻了半宿。我心里想，在他手底下我是活不出去的，我这条小命早晚要死在他手里。本来自从我父亲去世后我就悲观厌世到了极点，现在又遇到这样一个恶魔，我也不能白白让他把我整死。反正我上无父母，下无老婆孩子，我也豁出去了，最多不过是一死。于是我便偷偷预备好了一根镐把，藏在了监舍的风斗里，准备对他下手。因为每天晚上犯人吃过晚饭还要盘腿坐在炕上“学习”。所谓“学习”，大多数时间是开生活检讨会，让犯人象狗一样互相乱咬，有时也找人念念报纸，而他每天晚上都来查看。我想等他走时我就跟出去，从风斗里摸起镐把一下我就把他打死，然后我就扑电网。那时监舍院子周围除了有围墙，上面有解放军站岗外，围墙里侧还有一道十米左右宽的水沟，水沟里侧还有一道电网（六三年以后撤了）。我知道如果我真的把一个管教干部打死了，他们绝不会简单的给我一个枪子吃就算了，他们肯定会用各种酷刑折磨我，最后才枪毙我（七二年我刑满后在内蒙扎赉特旗乌兰农场就业时，就遇到过这样一个就业人员，这家伙是福建人，过去当过海匪，因为多次请假回家探亲得不到允许，结果他把一名干部杀了，临枪毙以前，不知把他整死过多少回，眼睛、耳朵、舌头都被割去了，腿肚子上的肉都被割没了，最后是被绑在汽车上开宣判大会后拉出去枪毙的，实际上枪毙前他已经被折磨死了，不过是通过开宣判大会来“教育”其他就业人员罢了）。可是说来也奇怪，我一连等了他三个晚上，姓鞠的没来，到第四天早上出工站队时来了一位新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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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鞠队长调到五分场去了。我心里忽然一惊，心想我已经是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了，第一次差点掉进乌拉草甸子里淹死，第二次行凶打郝志祥，差点把他打死，打死他我也就没命了，这一次又这样过去了，看来我命不该绝，还能活出去。从此以后我就老实了，虽然我仍不认罪，可尽量避免与干部正面顶撞。这一想法我从来没有敢向任何人暴露过，如果当时让管教干部知道了我有这个思想，非枪毙不可。有不少策划逃跑的犯人，还没有付诸行动，被干部知道后都加了刑，有的象钟殿馨、李学谦、王海州、刘全忠等人策划逃跑，没等付诸行动都给枪毙了，何况是企图杀干部呢！今天我把当年的这一想法写出来，只不过是想说明，这是我在二十多年的劳改生涯中，由不想活到决心咬牙活下去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罢了。
中国官方承认的数字，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国饿死了三千多万人，这其中是否包括犯人，不得而知。究竟有多少犯人被饿死，连中国的公安部门恐怕也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因为犯人死了连个死亡报告书都没有，因此我猜想，饿死的这三千多万人当中肯定不包括犯人。我只能说明一点，那就是在五九年调往兴凯湖农场的犯人当中，跟我一起分到四分场一中队的七十五名，到六七年一月因“文革”全国大乱，兴凯湖农场因紧靠苏联，被编散时，活下来的只有二十九名，其他人绝大多数都死在六零和六一这两年。死去的犯人基本上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年老体弱，经受不了那种恶劣环境的折磨；第二类是个子高、食量大，营养分配不过来而饿死；第三类是家有父母、老婆孩子，本人刑期又长，思想压力过大，饥饿、劳累、郁闷而死。象我这样个子小、食量小，上无父母、下无老婆孩子，光杆一条，无什么可牵挂的，这样反而能活下来。
一九六二年共产党召开了所谓的“七千人大会”，开始纠正“大跃进”所犯的错误，刘少奇提出了“三自一包，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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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由”的政策，全国的形势慢慢有所好转，兴凯湖农场的犯人的处境也有所好转，首先表现在劳动上，除了春播、秋收劳动时间仍然在每天十二小时以上外，其它时间一般不超过十小时。其次，犯人的伙食定量也有所增加，虽然仍旧吃不饱，但比起六零、六一年好多了，特别是蔬菜方面，由于蔬菜没有上交任务，各个农场都种了大量的蔬菜，象茄子、西葫芦这样的菜，每顿饭八寸盆一大盆，总算是能把肚子填起来了。
不过这一年因为两件政治上的大事，使兴凯湖农场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一件是加勒比海危机，苏、美两国因古巴导弹危机差点发生军事冲突从而引起世界大战，第二是蒋介石在台湾叫嚣反攻大陆，对于这样的事，关押犯人的地方是特别敏感的。首先把兴凯湖农场各个分场的历史反革命犯都集中到了二分场，这些历反虽然年龄都比较大，在劳改当中表现也比较老实，但他们毕竟与国民党旧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点共产党是不会忘记的。另外各个分场的“现行反革命”犯也都编到了一个中队里并按插少数刑事犯（这些人原来多半是转业军人、共产党干部犯了贪污、流氓罪的，被认为是“自己人”的犯人）协助政府干部对这些“现反”严加监视。原来犯人出工干活只有干部带工（他当然身上有短枪），可这时突然增加了四名拿冲锋枪的解放军进行看押，在路上有一名解放军在前头压着阵，不许走的太快，以免后面的犯人拉开距离，拉在最后面的犯人，解放军就用枪把捣你，要你跟上。路上有人要解大小便，必须大声喊：“报告解放军，犯人某某某要大（小）便”，这时队伍便停下来等着。到了工地后，工地的现场四角插上小红旗并有解放军警戒，干部警告犯人不许超越红旗插定的范围，否则被解放军打死活该。过去只有出工、收工犯人必须站队点名，而现在干着活常常集合起来点名。这倒也好，犯人多增加了点休息时间，晚上收工也不象过去那么晚了，早早就收工。回监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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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过饭一律在监舍里“学习”，除大小便外，不许到院子里去。当时我想，如果真的打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或者蒋介石的军队大规模反攻大陆，首先遭殃的恐怕就是这些历反和现反。好在这段时间并不长，大约只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原因可能是：第一，赫鲁哓夫的纸老虎被肯尼迪戳穿了，向美国作出了让步，达成了妥协，从而解决了加勒比海危机，而蒋介石窜犯大陆的小股武装很快就被消灭了（关于这一点，我从来就认为那不过是蒋介石的痴心妄想罢了）；第二，怕影响犯人的生产劳动，因为在这两个月左右的期间内，的确影响了不少劳动时间。
8.六二——六五年的兴凯湖农场的黄金时期
8.1.对“五.一九”民主运动的初步反思
六二年以后我的情绪开始慢慢稳定下来，我开始进行反思。对五七年那场所谓的“资产阶级向共产党的猖狂进攻”为什么在共产党“反右”的号召下，一夜之间就土崩瓦解，迅速垮掉了呢？经过长时间的反思，当时我是这样认识的（现在看来，这种认识还有些肤浅）。我认为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右派”在当时缺乏真正的群众基础。当时的情况是，只有少数知识分子看到了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弊端，而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工人、农民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时还是建国初期，共产党刚从国民党手中夺得政权不久，人们对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腐败记忆犹新，共产党官员们的专横跋扈、官僚作风虽然引起了人们的不满，但相比之下，绝大多数人民还是觉得共产党比国民党好。特别是工人，新中国建立后成了国家的“领导阶级”（在共产党宣传教育的影响下，大多数工人恐怕是这样认识的）。因此工人阶级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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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整体，在反右运动中表现特别积极。农民虽然对共产党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满，但从整体上来说，农民的生活水平比国民党统治时期还是提高了。当时共产党又不在农村中搞反右运动，因此农民在这场运动中表现比较平静。由于没有广大工人和农民的响应和支持，仅仅少数知识分子站出来说话，共产党利用它手中掌握的宣传工具，勿需动用军队，很快就把这些敢于起来说话的“右派分子”镇压下去了。
第二，从“右派阵营”这方面看，由于这场运动完全是自发的，不论是社会上的大“右派”，还是大学生中的“右派”，基本上是处于一种一盘散沙的状态，既没有什么组织领导，也没有明确的目标，各说各的话。特别是社会上的那些“大右派”和文艺界的“大右派”，他们向共产党提意见，多半是针对某个人、某件事提的，有些问题还涉及到个人恩怨和个人利益，对产生“三害”的制度性原因几乎一点都没有涉及到。只有北大的青年学生中的“右派”所写的大字报公开提到了“三害的根源在于制度”，因为他们年轻，无私、无畏，敢于讲话，问题提的比较深刻。他们提出了“五.一九”运动是继“五四”运动后的一场民主运动，但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和“无产阶级专政”本身的不合理性并没有触及。储安平提到过“党天下”的问题，似乎涉及到了对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不满，但也不过是发发牢骚而已。至于所谓的“章、罗联盟”、“轮流座庄”之类的说法，完全是毛泽东为了整人而凭空臆造出来的罪名罢了。也就是说，当年的“右派”一无组织领导，二无自己的政治纲领，这样一群人要想向共产党挑战，不失败那才`怪呢。可悲的是这些人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在向共产党挑战，从他们的内心来讲，是想帮助共产党整风，改正缺点，但毛泽东却把它看作是对共产党的挑战。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给人们在思想上留下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天下谁打下来的谁就应该坐天下”。今天的天下既然是共产党打下来的，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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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应该由共产党来坐，这似乎成了天经地义的事了。因此“右派”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当时的报纸就是这样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的），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是不会同意的。
第三， 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一支真正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封建时期，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走的都是“仕途”这条道路，“十年寒窗，一举成名”，然后投靠皇权，为帝王效力，靠从皇家那里拿俸禄为生。由于经济上的不独立，因此在政治上就不可能独立。至于历史上的“竹林七贤”那样的知识分子只不过是极个别的为了逃避现实的现象，对整个社会起不到什么影响。实际上封建统治者利用科举制度这一办法，把广大知识分子拉到了自己一边。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的办法，跟历史上的封建统治者完全一样，甚至比封建帝王对知识分子的控制还严的多。知识分子是靠共产党给你提供工作才能生活下去，否则便没有生活出路。封建时代，那些不愿意为帝王效力的知识分子，还可以回家种地，过田园生活，而共产党掌权以后，一个知识分子如果共产党不用你，或者被某个单位开除了，其它单位便不敢再用你，你就没有了生活出路。也就是说，共产党控制了你的经济，卡住了你的脖子，你怎么能够跟共产党相对抗呢！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只不过是附在统治者这张皮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应该说这些话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处境十分深刻的写照，这也正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那句老话所以能成立的根本原因。正因为如此，一旦压力来了，不少人便纷纷倒戈，举起白旗，自己检讨不算，还检举揭发别人以求自保。更有甚者，像吴晗之流，是专门靠在反胡风和反右派运动中充当打手，投机钻营爬上去的（因此我对后来吴晗之流的一些人在“文革”中被整死，不抱任何同情心）。当年我看了不少“右派分子”纷纷在报纸上作检讨，检举揭发别人的文章，心里十分反感，尽管这是在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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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下不得已而为的，但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患有“软骨症”，这恐怕是事实。
第四， 关于毛泽东当年为什么要发动这样一场帮助共产党的整风运动，至今说法不一。近来看了李志绥医生的回忆录，说当年毛泽东发动那场运动的最初目的是想联合民主党派来整共产党内的反对派，其根据是在五六年的“八大”决议中取消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并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但是后来意见竟然提到他本人头上来了，他震怒了，因此才联合党内的反对派发动了那场反右运动。李志绥是毛泽东的私人保健医生，时刻不离毛泽东的左右，因此他对毛泽东的了解当然要比一般人（包括中共的高层领导）深刻的多，他的话有可信之处。
不过按毛泽东自己的话说，他发动那场运动是为了“引蛇出洞”，是“阳谋”。至今绝大多数中国人也认为当年所谓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毛泽东设下的一个圈套，可我当时并不这样认为。我当时认为，毛泽东最初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能包含着一定的善意。理由是，第一，毛泽东从来就不是一个苏联的崇拜者，从来也不愿意按斯大林领导的的“第三国际”的指示（实际就是斯大林的指示）行事。斯大林死后，苏联的问题暴露出来了，而当年中国的口号是一切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因此他想利用发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办法避免中国共产党重犯苏共当年所犯的错误。第二，共产党执政八年后，党内官僚主义和脱离群众的现象已严重出现，干群之间的矛盾，工农之间的矛盾已日趋表面化，这一点他早已觉查到了，因此他想利用动员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办法，克服这些毛病，以免中国出现“匈牙利事件”。但是后来知识分子提的意见越来越尖锐，甚至提到了“中国有没有个人崇拜”问题，这一下触到了他的痛处，因此他一改自己的初衷，发动了那场反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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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两党由分歧到决裂，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如何对待“个人崇拜”问题上。毛泽东虽然对斯大林的跋扈和“第三国际”的指手画脚极为不满，但因为“个人崇拜”而反对斯大林，这却触到了他那根过敏的神经。毛泽东是一个帝王思想非常严重的人，这一点从他写的“沁圆春”那首词可以完全看的出来。另外，“国际歌”的歌辞里写的很清楚，“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而“东方红”的歌辞里，“呼尔嗨哟”就出了个“人民的大救星”，从此人们对他山呼万岁，他非但不制止，反而在跟斯诺的谈话里说“中国是需要有一点个人崇拜的”。他绝不允许任何人对他有丝毫一点的冒犯。斯大林在世时，由于斯大林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威望，使他无法与之相比，让他屈居第二，他还勉强可以接受。斯大林死后，苏联仍然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赫鲁晓夫要想靠反斯大林树立自己的威信，当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仍然让他屈居第二，无论如何他是不甘心的。
以上是我当年的一些看法，究竟那种看法正确，恐怕只有当中国实行了民主政治，共产党以及毛泽东个人的档案公开以后，历史学家对这个问题才可能得出正确的答案。
8.2.在劳改队学习马、列著作.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产生怀疑
我想看书学习。监舍里的电灯夜里是不能关的，这是监狱和劳改队的规矩。可是我的书全部被没收了，我被捕时，唯一留下的东西就是一条破线毯子和书，当年是李旺尧同学用这条线毯子包着书，在公安人员的带领下给我送到草岚子看守所的。这些书大部分是英、俄文的数学书，另外还有大学的课本和几部外国古典名著。后来这些书干脆被当作“封、资、修”的东西全部给烧了，因此我没有可能在劳改期间继续钻研我的数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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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改队里唯一被允许看的是“毛选”和马、恩、列、斯的著作。说老实话，在学校里这些书我不愿意看，现在我倒想好好读一读，不过我首先感兴趣的是报纸。六二年以后，兴凯湖劳改农场，犯人每个组给定了一份“人民日报”，让犯人通过学习，改造思想。报纸要首先通过管教干部的检查才发给犯人，只要报纸上有一点对犯人改造不利的内容，就扣下不发。
从六二年开始，中、苏两党的分歧已经公开化。我记得第一篇这样的文章是批判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的，题目叫作“陶里亚蒂同志与我们的分歧”。从这篇文章开始，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劳动再累，我每天也要看到深夜一、两点钟。在公开发表与意共的分歧以后，紧接着又公开发表了与法共的分歧，然后就进入了与苏共的公开论战阶段。
劳改队的犯人每天下午收工以后，晚上也组织犯人学习这些文章，而我成了小组的读报员，这正好给我提供了一个好好学习的机会。每天晚上别的犯人睡了以后，我继续看报并作一些摘要，第二天晚上学习发言时，我也装模作样地发言批判“修正主义”，实际上我每天晚上在偷偷写日记（后来“文革”开始不久，日记在清监时被收去，为此我差一点掉了脑袋）。我不仅每天看报，而且从别的犯人那里借了一些马、列著作看。过去读书时我从没有认真读过这些书，为了应付考试，不得不硬着头皮死记硬背一些东西，考试过后不久就忘了。而现在我却一字一句认真的读，认真的思考。像“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恩文选”以及资本论的一些小册子等，我都是在六二至六五年之间读的。通过读报和阅读这些书籍，使我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这是我思想变化的转折点。在这之前，我虽然被打成“右派”、“现行反革命”，但我对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产生怀疑。我认为不论怎么说，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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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这是人类社会的一种进步，仅就这一点来说，社会主义就比资本主义好。我所反对的是共产党的专制独裁和不少共产党员的趾高气扬和跋扈作风。但通过看报和学习这些马、列著作，却使我对社会主义本身产生了怀疑。
第一， 通过看报，我首先得出来的一个结论是，报纸上说的大部分是骗人的假话。当时报纸是共产党的主要舆论工具，共产党是在利用报纸搞愚民政策。举例来说，从新中国成立开始，我国的报纸就天天讲什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中、苏友谊万古长青”、“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坚如盘石，牢不可破”等等。为什么现在就一下翻了脸，变成仇人了呢？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国人民都在挨饿，而报纸上却整天报道“形势一片大好”？在反“右”期间，报纸上登的一些批判“右派”的文章，例如说“葛佩琦扬言要杀共产党”，“大跃进放卫星，某县放了一个亩产××万斤的大卫星”等等。我不相信。葛佩琦是大学教师，又不是疯子，除非疯子才能公开喊出要杀共产党。但究竟葛佩琦说没说过这样的话，我也不清楚。亩产××万斤我虽然不相信，但我又没到实地看过，究竟是真是假，我也不清楚。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国人民都在挨饿，劳改队饿死那么多犯人我可清楚。过去整天宣传“中、苏友谊牢不可破”，我可清楚。通过这些事实我得出了以上结论。不过报纸越是说假话，我越是愿意看，我学会了用“透视”的眼光看报纸。
第二， 我对“修正主义”一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本来“修正主义”应该是一个褒义词，因为人类社会就是通过对自身的错误进行不断的修正而前进的，而现在却恰恰相反，“修正主义”成了一个贬义词，成了万恶之源。中国的老百姓虽然也天天跟着喊反对“修正主义”、喊“打倒苏修和美帝”，其实究竟什么是“修正主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中国人并不知道，甚至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在当时也并不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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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清楚。
就其本源来讲，修正主义者也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也主张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只不过他们不赞成当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后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所谓“修正主义”，修正的正是这一点。而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是晚年总结了“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后才加进去的，而且说的很清楚，这只是一个短时期。而列宁却把无产阶级专政强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正应了那句名言“真理再往前推进一步就是谬误”。斯大林更进一步把无产阶级专政发展成了不折不扣的法西斯统治，这一点从赫鲁晓夫当年的“秘密报告”中所揭露出来的斯大林杀害了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中央委员和五百多万苏联公民就得到了证实。这也正应了后来英国首相邱吉尔说的那句名言“俄国人有两大悲剧，第一个悲剧是列宁的生，第二个悲剧是列宁的死。”中国的情况与当年苏联的情况相比，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
赫鲁晓夫提出的“全民党、全民国家”，这是当年中共批判苏共的核心问题，“苏联修正主义”这一名词的来源也在于此。但是当时我想，既然“共产党宣言”里提出将来要消灭党、消灭国家，苏共、中共也都是这样讲的，那时苏联建国已四十多年，阶级早已被消灭，那么由无产阶级专政转变为“全民党、全民国家”，这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有什么不对呢？党和国家的消亡应该是一个逐步弱化的过程，总不能越来越强化，突然有一天宣布取消党、取消国家吧？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口号之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生地西欧得不到认同，而在俄国和中国不仅得到了认同，而且得到了强化，其根本原因是在于俄国和中国原来都是封建专制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与封建专制主义，就其实质而言是一脉相乘的，换句话说，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延伸和变种。
第三，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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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内容，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的演变等都是经济基础改变的结果，那么斯大林的法西斯暴政、中共的封建专制以及苏联“修正主义”的产生，是不是也应该从其产生的经济领域中去找呢？对这一点当时我只是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号，但还没有完全否定公有制的优越性，只是近几年，自从东欧遽变和苏联解体后，我才对这一问题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苏联解体后，中共的宣传，特别是一些内部学习资料（政协委员都有，我本人也是潍坊市政协委员）都把罪责归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搅乱了人们的思想和叶利钦对共产党的背叛，实际上这就完全违背了中共自己口口声声说仍然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历史唯物主义，等于自打嘴巴。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要追究谁是促使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的罪魁祸首的话，恐怕不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而是毛泽东。如果当年毛泽东不公开与苏共决裂，中苏两个大国还像过去所说的那样“坚如盘石的团结”的话，那么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也不会那么快。当然，这是从“某种意义”上说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和苏联的垮台，其根本原因还应当从它的不合理的经济制度中去找。我从分析人与财产的关系，得出如下认识。
人与财产的关系说到底就是人对财产有两种权力，一种是人对财产的所有权，另一种是人对财产的支配权。支配权是所有权的体现，所有权是支配权的保障，两种权力必须统一于一体，才有可能使财产最大限度的增值。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恰恰违背了这一点，一个企业名义上是全民所有，而全民又不可能都去对这个企业行使支配权，因此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是空的，苏联之所以垮台，其经济领域里的深层次原因恐怕就在这里。另外，有了支配权，没有所有权也不行。中国前一阶段改革实行的承包制就是如此，企业的厂长经理有了财产支配权和人事权，但没有财产所有权，因此在他任职期间必然产生短期行为，拼设备、按插亲信、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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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挥霍、化公为私等现象迅速曼延，因此中国前一阶段实行的经济改革承包制，只在短时间内起到了刺激经济发展的作用，它产生的负面影响却是巨大的，现在已证明是不成功的。
第四，我对马克思揭示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也产生了怀疑。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要经过五个阶段，即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而实际上除了西欧几个早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是按照他揭示的规律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为止）的外，大部分国家的发展道路并非如此，例如俄国和中国基本上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美国根本没有经过封建主义社会阶段，中国的西藏更是由奴隶社会一下子跃到了社会主义阶段，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搞不清楚，因为我不是学社会科学的，但对这些重大问题，在我脑子里却产生了很大的问号。当时我得出的结论是恐怕马克思主义并非什么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要不就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歪曲了马克思主义，或者两种情况都有。另外，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分析我觉得似乎也有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有四大矛盾自身无法解决，最后必然导至社会变革，进入共产主义。而在这四大矛盾中占首要位置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的矛盾。不错，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不均，少数人占有大量的社会财富，多数人贫困，但是一个亿万富翁并不能把他的财产全部用于个人消费，他所消费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他的大部分财产还是用于扩大再生产。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使他的财富进一步积累，但积累完了干什么？还不是用于扩大再生产？这就要吸收更多的工人就业，这就是说，一个亿万富翁真正能够占有的财富只是他个人财产很小的一部分，他的大部分财富，实际上变相的被社会所占有了。
还有，马克思曾经预言，资本主义社会中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和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随着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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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除了极少数人进入大资产阶级的行列外，绝大多数人将逐步沦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阶级（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指的是产业工人），无产阶级的队伍将逐步壮大，最后发生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事实并非如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队伍并不是在日益壮大，而是在日益缩小。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白领阶级在日益壮大，这就是说，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提高了生产力，而且改变了社会阶级结构，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的基础发生了动摇。通过这三年的看书学习，对于诸如此类的重大问题，我虽然并没有真正弄懂，但对他的“真理性”却产生了很大的怀疑，再加上中、苏两党互相漫骂揭老底以及我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对这种所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再相信了。
六四年还发生了几件大事。“九评”结束不久，中国又爆炸了第一枚原子弹，正在这时赫鲁晓夫下了台，劳改队的干部就教育犯人说：“九评把赫秃子评下去了！中国爆炸原子弹使苏共吓破了胆”。我听了后心里直感到好笑，这些家伙除了会对犯人横鼻子竖眼外，简直无知到了可怜的地步。赫鲁晓夫下台是苏共内部争权夺利以及他推行的错误的农业政策的结果，与“九评”何干？根据当时报纸的介绍，苏、美两家的核武器如果全部爆炸的话，可以毁灭地球好几次，中国的核武器不过刚刚起步，就因为中国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就把苏联吓坏了，纯粹是无稽之谈。
不过因为中、苏关系的紧张，在一部分犯人和劳改就业人员当中产生了错觉。兴凯湖农场因为地理环境特殊，除了往苏联跑能跑得出去外，从任何地方都跑不出去，但中、苏友好，跑到苏联肯定会被送回来，正因为如此，当初才选择了这个地方建劳改农场。现在苏联成了我们的敌人，有些人就认为现在可以往苏联跑了。有位叫王宗友的现反，曾经向我透露过，他想往苏联跑。他原是一名中学生，对我很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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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很钦佩，所以才敢把这种掉脑袋的想法向我透露。我当时就劝阻他：“你千万不能这么干，你不了解，苏联是一个不讲信义的国家，仍然是共产党执政，你不过是一名中学生，又不是什么大人物，你就是跑过去了，他们说不定会把你送了礼！”他听了我的话，没敢跑。可是有一名在一分场劳动教养的“右派”王行白，他原是一名俄语讲师，跑了过去，因为他是大学讲师，又会俄语，苏联对他还算“客气”，把他弄到了莫斯科，交给了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结果被引渡回来后判了死缓，后来得了出血热死在了劳改队里。至于后来跑过去的一些犯人和劳改释放就业人员，被送回来后，绝大多数都被枪毙了。个别被判死缓、无期的，回来后都大骂苏联。苏联边防军做的很绝，凡是从兴凯湖农场跑过去的犯人和劳改就业人员，他们先用一根黑布条把你的眼睛蒙上，用吉普车把你拉到离国境线很远的边防站，审完了以后，把你放到一个枯井里。枯井是用直径两米、长四、五米的水泥管子竖着埋在地下，用辘辘把你送下去，你根本无法爬上来。有些家伙跑过去以后，把中国的情况胡说八道一通，人家根本不相信。至于苏联真正感兴趣的问题，这写家伙根本不可能知道。因此把这些家伙审讯完了以后，等跟兴凯湖农场总场联系好了，用一条大麻袋把你装在里面送回来。被送回来的人，没有一个不大骂苏联的。
8.3.一张“黑龙江日报”. 林彪的“十六字真言”
另外，在六三年我看到了一张“黑龙江日报”，上面有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两幅一样大的照片，下面的文字还写着刘主席视察伊春林区，林业工人高喊“毛主席万岁！”、“刘主席万岁！”。我对这种政治问题很敏感，我想，这恐怕要坏事，因为这犯了大忌。中国只允许喊毛泽东一个人万岁，喊别人万岁是不允许的，中国的封建传统叫作“天无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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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无二王”嘛！（孟子上说的）毛泽东本人又是一个帝王思想很严重的人，毛、刘二人之间恐怕早晚要出问题。果然不出我的所料，“文革”中，毛泽东终于把刘少奇整死。于是我又联想到了那张报纸。
一九六五年，林彪首先在军队里大力倡导学习毛主席著作，并由军队发展到全国，还提出了什么“四个第一”和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十六字真言：“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劳改队也不例外，每天晚上收工后，吃完饭就盘腿坐在炕上由学习组长领着大家学毛选，主要是学毛主席语录。念完几段后要讨论。讨论时要结合每个犯人自己的思想、劳动等情况进行对照检查，互相展开批判（在这方面，北京所属的监狱和劳改单位可能比地方所属的监狱和劳改单位先行了一步）。
我们组的学习组长叫丁桐，此人原是“人民日报”社的一位编辑，建国前曾在北京师范大学读过书并参加了地下党，后被国民党逮捕，但不久就被放了出来，其他人没放。椐他本人说，这可能是国民党耍的一个花招，在共产党内制造怀疑情绪。他还说，他被捕后从来没有出卖过组织，而且一出狱就设法逃到了解放区去。
共产党内有一条规矩，凡是被捕后释放出来的党员，必须经过组织审查，查清他在被捕后有没有变节行为。但对他的审查一直没有结论，因此没有恢复党籍，虽然仍安排他在报社工作，但也被打入另册。他心里总有点耿耿于怀。五七年整风反右期间，他又发了不少牢骚，结果先被打成“右派”，后被打成反革命，而且是历史加现行反革命。此人平时讲话温文尔雅，一派书生气，我一直对他很尊重。可他这次在学毛选当中却非常积极起来，批判起别人来句句上纲上线，与过去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我这人有个大毛病，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巴。林彪自建国后基本上是处于消声匿迹状态，为什么这几年突然变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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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活跃？我心里一直有点怀疑。在学习他提出的学毛选“十六字真言”时，我半开玩笑的说了一句：“立竿见影这个说法好象不太恰当，下雨阴天怎么办？立起竿来可见不着影！”我还说：“人的因素只有在客观条件具备了的情况下才会起到决定作用，如果不考虑客观条件，片面强调人的因素第一，容易导至主观唯心主义。”丁桐这位老兄汇报了管教干部，这下我的麻烦就大了。对我进行了大会小会的批判，而我又不服气，在大会上我还辩解说：“毛主席著作是指导我国和世界革命的伟大理论，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把它降低成为一本字典”。这句话又被丁桐抓住了，说我公开放毒，破坏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伟大运动。本来我就是一个不认罪的典型，这下管教干部还能放过我吗？先是把我捆起来，因为我挣扎反抗，丁桐还向我动了手，把我的嘴给打流了血，然后就把我关进了小号。
在小号里我就想，丁桐为什么突然变得这样？平时我跟他半点矛盾也没有，而且我一直很尊重他，他想在我身上捞稻草争取立功减刑？他难道不知道他跟我是同类？而且他还是历史加现行！“右派现行反革命”要想争取立功减刑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难道这一点他不明白？那他为什么突然变得这样？答案恐怕只有一个：他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象他这样的人虽然也被打成了“右派”、反革命，受了冤屈，但在心灵深处，这种人是属于政治投机分子之类，只不过在五七年那场运动中作了错误的判断，投机不着舍把米罢了。这种人在北大的整风反右运动中我遇到过，在监狱、劳改队里我也遇到过，尽管这种人是少数，但确实存在。坦白的说，我并不认为当年被打成“右派”的人，心灵全都是高尚的，尽管他们也受了委屈，也应该平反。
在七九年平反了的“右派”当中，流行过一种“娘打孩子论”，对此我不敢苟同。所谓“娘打孩子论”，就是说娘是共产党，被错划为“右派”的人是孩子，既然娘承认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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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错了，给你改正、平反了也就算了，孩子也不应该回过头来再打“娘”。
这里有两个问题应当弄清楚，第一，据我所知，在被改正、平反的“右派”当中，并没有谁要求再打“娘”一顿，相反的，都对邓小平制定这一政策和胡耀邦主持这一工作表示感激。第二，从法律的角度来讲，既然把人搞错了，就应该向受害人陪礼道歉并作出经济赔偿。当时并没有这么做。所给的经济赔偿微乎其微，只从七八年十月份补的工资，那么从五七年到七八年这一段时间呢？难道说在这一段时间打你“右派”就打对了吗？这显然说不通。再与在“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干部们比一比，他们被平反后，不仅全额补了工资，官复了原职，连他们的子女的工作也都作了安排。就这样，这些人当中有的还不依不饶，提出更高的要求。而那些被错划成“右派”、错打成“反革命”的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情况在“改正”、“平反”时考虑过吗？这公平吗？今天已经被改正、平反了的难友们，你们想过吗？对那些受折磨惨死在劳改队里的人和那些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害的人，你们还记得他们吗？“娘打孩子论者”，你们怎么想呢？中国的知识分子可悲呵！
9.“文革”开始后在兴凯湖劳改农场的遭遇
9.1.恶有恶报——北京市委被打成黑帮
自从六四年、六五年报纸上陆续出现批判杨献珍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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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而一”、批判鬼戏“李慧娘”，发表毛泽东的谈话“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专了我们的政”、“警惕那些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到批判“海瑞罢官”，我预感到一场新的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恐怕又要开始了。我还断言这一次恐怕不单纯象五七年那样，矛头主要指向党外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因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不可能是指党外人士。这次不仅党外知识分子，恐怕共产党的上层也要有人遭殃了。
运动发展速度之快，的确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六六年的春天，由批判“燕山夜话”开始，首先就挖出来了“三家村”，进而整个北京市委被打成了黑帮。坦白的说，当时我有点幸灾乐祸。因为我对于吴晗在反胡风和反右运动中充当急先锋一直很有反感，对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当年在我们去北京市委请愿时的蛮横态度更是记忆犹新。我想这回也轮到你们了，真是恶有恶报，不过这种情绪我可不敢流露出来，而是每天在日记里用非常隐晦的词句记下我每天读报的感受。当时兴凯湖农场的干部和劳改就业人员的一些孩子跳猴皮劲，一边跳，一边唱：“一根藤上结仨瓜，邓拓、吴晗、廖沫沙”，我听了以后感到又好笑，又惊奇，中国的小孩子也会赶政治浪头呵，谁教给她们的呢？
兴凯湖劳改农场直属北京市公安局五处管辖，劳改队的干部也都是北京市公安局派下去的。这些人文化水平都很低，他们对当前的政治形势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预测，对整个北京市委被打成黑帮更是大惑不解。有一次出工干活时，我走在后面，就听到韩指导员和王队长谈话：“怎么搞的，怎么整个北京市委都成了黑帮呢？今后听谁的？”他们思想上虽然跟不上形势，但出于他们的职业本能，却对犯人加强了防范。出工时增加了武装人员看押，围墙和大门上都增加了武装人员，收工后不准犯人到院子里去，一律在监舍里“学习”，对象我这样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更是加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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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一位晚上值班打更的犯人肖福安，因为六二年时我曾经给他写过申诉材料，对我不错，有一天他对我说：“陈奉孝！最近你可要注意，说话要小心，千万别再顶撞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事少议论，管教让我注意你。”
有一天晚上，韩指导员把我叫到队部去谈话，问我：“陈奉孝！你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法？你对整个北京市委被打倒怎么看？”我知道他们思想上是倾向北京市委的，不过我这次谈话很小心，我怕他们抓我的辫子。我说：“报告韩指导员，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的，至于北京市委为什么被打倒，我不清楚，也许是犯了错误，这是共产党上层的事，我被关在劳改队里，社会上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毛主席不是说过，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吗？”他笑了，说：“你这小子学乖了，你不是整天看报纸吗？你对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有什么看法，应该如实向政府汇报，象你这样的犯人，劳动还是次要的，主要的是要加强思想改造。”我笑了笑，答应一声就没再说话。我明白他们找我谈话的用意，一是想通过我谈看法来验证一下他们自己的判断，二是想从我的谈话中找把柄，我不会轻易上当的。
9.2.日记事件
监狱、劳改队有一个规律，每到“五.一”、“十.一”、元旦、春节等这些重大节日前的一、两天，都要进行“清监”。所谓“清监”，即等犯人出工后，对犯人的行李进行仔细的检查，检查一下犯人是否藏有凶器、违禁书刊以及写过什么东西（这是重点）。对此我是有所准备的，每到这些重大节日前的一个多礼拜，我就把自己平时写的日记拿到院子里找个地方藏起来，可是这一次在六月底来了个突然袭击，犯人出工后进行了比过去任何一次都仔细的检查。收工回来进监舍一看，整个监舍被翻的乱七八糟，我的一床草褥子被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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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上面，撕了个大口子，我知道这一下恐怕坏事了。
我被捕前留下的“财产”就是书和一条破线毯子，被捕后，书被没收了，线毯子给了我，我就用这条破线毯子做了一条很厚的乌拉草褥子。在草褥子头上我留了一个小口子，每天晚上我写完了日记后就偷偷塞进褥子里。从六二年到六六年“文革”开始，我差不多天天写。日记的内容除了记录了劳改队里发生的一写事情外，还写了我对中、苏两党分歧的看法、对“九评”文章的个人见解以及对我所读过的一些马、列著作中的某些论点的质疑。“文革”开始后，我重点记录了自己对“文革”的一些看法，其中有北京市委被打倒后我的一些幸灾乐祸的情绪，还有我读“燕山夜话”的一些心得体会。报纸上透露说是陈毅元帅首先对毛主席说“燕山夜话”有毒，其实我读这本书时，也觉得邓拓写的一些历史小故事有借古讽今的意思，我对邓拓的才华非常佩服。
当然我首先就检查我的草褥子，从撕开的口子往里一摸，日记不见了，我知道这下恐怕要大祸临头了。当天夜里我一夜没睡觉，我只能期望但愿他们不能从中发现什么问题。我知道劳改队的干部文化水平有限，我写的日记当中，凡是敏感的地方，我写的特别隐晦，有的地方我就只用每个字的拼音的第一个字母代替，我估计他们看不懂。可是我的估计错了。他们越是看不懂就越是怀疑我写的是“反动内容”。
第二天一早站队出工就把我留下了，也没有对我多说什么就给我戴上手铐，用一辆吉普车把我送到了码头监狱。
码头监狱是整个兴凯湖劳改农场的监狱，也叫“严管队”，凡是被送到这里来的犯人或刑满就业人员，都是因为有“重新犯罪”行为，准备加刑或判刑的。兴凯湖劳改农场每年至少要召开两次公判大会，每次加刑的、枪毙的都有，全是从这里拉出去的。为了让我受“教育”，这样的公判大会，差不多每次都让我参加。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会，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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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么多人被拉出去枪毙，我心里还有点害怕，参加的次数多了也就无所谓了。
到了码头监狱先给我增加了一付脚镣，然后就把我塞进了小号。我心想，这一次恐怕小命难保了，好在我又没有父母、老婆孩子，孤身一人，无什么牵挂，早死早“托生”。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我也就豁出来了。
两天以后从总场来了一位管教干事（此人是公安干校毕业的，看来有点文化），跟码头监狱的尹指导员一块提审我，要我承认想借“文化大革命”之机翻案，并让我交待我的“阴谋诡计”，特别是我写的那些拼音字的字头是不是“企图组织暴动”的计划等等。我当然不能承认，我承认这是我记下的读书、读报的心得体会，也承认了我对北京市委被打倒，感到幸灾乐祸，因为我估计这一点问题不大，因为北京市委毕竟被打成了黑帮。至于我记的那些拼音字的字头，我就坚持说，时间久了，记不得了。别说那根本不是什么“企图组织暴动的计划”，如果真是的话，说什么我也不能承认。于是他们便让两个打手给我上老虎凳。
对于“老虎凳”这种刑罚，过去我只是从小说里知道，日本宪兵队抓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上刑时有灌辣椒水、上老虎凳等刑罚，但老虎凳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我可不知道。这回我可知道了。原来上老虎凳是把你捆在一条长板凳上，胸部捆一道，靠近膝盖的地方再捆一道，然后掀起你的后脚跟垫砖头。人的腿是只能往后弯，不能往前弯的，这时给你垫了砖头以后，就好象把腿往前折断了似的，疼的浑身直冒汗，不一会就昏了过去。听说旧社会在东北抓到了“胡子”（土匪）上刑时，有的垫到三块砖头，腿上的筋都绷断了，仍然咬牙不承认，因为旧社会审犯人时，如果没有口供，是不能判刑的。不管这些家伙的罪行如何，能挺过这样的刑罚可真不简单。这回我也真正懂得了为什么在重刑之下会出现那么多屈死鬼。后来看电影“红灯记”时，我又联想到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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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受刑，我认为叛徒虽然可恨，但也应该分别情况，对于那些主动叛变投敌的叛徒，抓住应该千刀万刮，但对于那些因挺刑不过招了供而成了叛徒的人，的确还有情有可愿之处。王连举最初并不想当叛徒，如果他一开始就想当叛徒的话，就用不着自己打自己一枪了，只不过他这一招没有逃过老奸巨滑的鸠山的眼睛，最后在重刑之下实在挺不了啦，才招了供当了叛徒。好在我这一次只垫了一块砖就昏了过去，再上刑已没有什么意义了，解开绳子等我苏醒过来以后，两条腿疼的站不起来了，最后他们拖着我重新将我塞进了小号。
塞进小号以后，我用戴着铐子的手按摩自己的膝盖和腿弯处，并试探着弯弯腿，渐渐的觉得恢复过来了，我又扶着墙慢慢的站了起来，知道自己并没有残废。经过这次提审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再也没有提审我。我心里直纳闷，我想可不能就这样拉出去枪毙，我又没招什么供。
十一月份的一天，突然把我从小号里放了出来，其他被关在小号里的犯人也放了出来，码头监狱的管教人员还经常有时来，有时不来，只是增加了武装人员看押。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还看见原来的管教干部都戴上了红卫兵袖标，“红卫兵”三个字是一样的，但下面的小字好象还不一样。后来听从总场送来的犯人赵宝成说，兴凯湖劳改农场的干部们也成立了这个战斗队、那个战斗队，自己跟自己打起派性仗来了，还说总场的符政委戴高帽子游了街等等。我明白了，原来他们自己跟自己打起来了，顾不上犯人了，只是交给武装人员严格看押，别发生逃跑、暴动之类的事就行了。其实他们也知道，码头监狱跟农场不一样，犯人整天被锁在监号里，一个也跑不了，也不可能闹起什么事来，又有武装看押，所以他们放心。
进入六七年一月份，“红卫兵”运动发展到了高潮，全国各地、各单位都在夺权，不可一世的各地党委纷纷陷入瘫痪状态，过去他们至高无上的权利被各派“红卫兵”组织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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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全国乱成一锅粥，兴凯湖农场自然也不例外。这种情况是很危险的，因为兴凯湖农场紧靠苏联，相隔只有一条大约三十米左右宽的苏尔察河，后来发生的珍宝岛战役，就离兴凯湖不远。鉴于六二年发生的新疆伊犁地区事件的教训，公安部决定解散兴凯湖劳改农场。但是一、两万劳改犯和劳教人员以及刑满释放的就业人员怎么安置呢？最后决定交给黑龙江省公安厅负责安置。黑龙江省有许多劳改农场，但任何一个劳改单位要一下子接纳这么多的犯人，这是不可能的。怎么办？最后决定将兴凯湖劳改农场的犯人“化整为零”，分散到黑龙江省的各个劳改农场去，原兴凯湖农场的干部除了少数人随犯人一起调到了黑龙江省的劳改单位外，大部分暂时留守。在犯人调走的同时，兴凯湖农场进驻了兵团，后来知青下放，兴凯湖农场就成了一个比较理想的地方，因为经过犯人十多年的开垦和建设，这里的房屋和农田基本建设已经相当不错了。
码头监狱严管队的犯人被调到了黑龙江省北安县（现在叫市）第四十九劳改支队，即长水河劳改农场。押送犯人的干部作完交割后就回去了，就这么一乱哄，我的问题再也没有人继续审问，就这样不了了之了。谢天谢地！我又捡了一条小命。不仅我捡了一条小命，这些被送到码头监狱的犯人，大都是要准备加刑的，这下全幸免了。
一月份是天气最冷的季节。走的那一天兴凯湖正刮着大“湮泡”，气温下降到零下三十八度。为了怕犯人冻死在路上，还算不错，临走每人发了一顶新的狗皮帽子。这样也不行，因为坐的是敞蓬汽车，连一点挡风的东西都没有，犯人就把所有能御寒的东西都用上了。我就干脆解开自己的破行李，拿出破劳改被子把自己包起来。兴凯湖农场离密山县城大约一百华里左右，汽车开了两个多小时，到了密山县城，许多犯人都冻坏了，不少犯人的脸上、手上、脚上都冻起了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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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到了密山县城，犯人马上进了闷罐车，一直开到北安县，先安排进了北安监狱，第二天又用汽车把我们拉到了长水河劳改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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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长水河农场二分场和六分场
10.1.军管会主任金参谋的训话. 我对“文革”发生的初步思考
我们这个兴凯湖劳改农场码头监狱严管队的犯人首先被送到了长水河农场二分场。这里的二分场也和兴凯湖农场二分场一样，关押的基本上全是一些“历史反革命”，而我们这个严管队，虽然人数仅有百人左右，却是五花八门，犯什么罪的都有。为了不让我们跟原来的犯人混杂，单独给我们腾出了一排监舍，并严令我们不许串监。
两、三天后，军管会招集二分场的全体犯人训话，训话的是长水河农场军管会主任金参谋（朝鲜族人）。他开口就说：“反革命们！坏蛋们！文化大革命没有你们的事，也没有你们的份！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你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听清了没有？！”全体犯人一致大声喊：“听清了！”金参谋这几句简短的训话就象刻在了我脑子里一样，我敢保证，以上写的与他当年讲的一字不差。
由于“文化大革命”没有我们的事，也没有我们的份，这倒也好，大家吃完了饭就在监舍里下棋、打扑克，有些刑事犯就围在一起讲一些下流故事，而我就整天看报纸。干部们偶而来看一看，嘱咐一下犯人中的“积极分子”，发现什么情况及时向政府汇报，不多会就走了。这两个来月的时间是我自被捕以来感到最轻松、最“自由”、心情最舒畅的一段时间，既不用出工干活，也没有管教干部整天盯着你，找你的麻烦，除了肚子仍然吃不饱以外，那简直过的就是“天堂”一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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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了充裕的时间，我对每天的报纸是逐字逐句的细读，边读边琢磨。我开始思考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这一场“文化大革命”？为什么经他这么一号召，全国人民一下子就起来了，而且矛头直指各地的党政机关。我的初步结论是，“文革”所以能发动起来，除了毛泽东本人在人民群众中的巨大威望（这是多年来由他的同辈们宣传对他的个人崇拜的结果）外，是有两个矛盾作基础的。第一个矛盾是共产党上层派别斗争的矛盾，这主要表现在他与刘少奇的矛盾，这一矛盾在整个“文革”期间始终占着主导地位。第二个矛盾是干群之间的矛盾。就第一个矛盾而言，因为我非常注意看报，从六二年开始我早就觉察到了，特别是在六三年看了有一天的“黑龙江日报”上并排登了毛、刘二人一样大的照片，下面还有伊春市人民在喊“毛主席万岁！”、“刘主席万岁！”我就预感到毛、刘二人的矛盾迟早要激化。事实上，六二年以后，各大局的党委一、二把手基本上都是刘少奇的人，在政治局里，刘的人已占了上风，毛知道要想单纯利用党内斗争，举手表决的办法，恐怕难以将刘少奇整倒，因此他利用自己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借助于发动群众这种非法手段把刘少奇打垮。至于第二个矛盾，毛泽东在六二年早就说过：“党内已经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这个说法不一定正确，但自从共产党掌权以来，各级党政干部已慢慢变成了一个欺压老百姓的官僚特权阶层，这恐怕是事实。这个官僚特权阶层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即干群之间的矛盾在“文革”前只是潜伏着，“文革”一开始，这个矛盾立刻爆发出来，各地的群众造反运动把矛头首先指向了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这一点就是证明。
毛泽东的个人性格是很复杂的，一方面他具有浓厚的封建帝王的专制主义思想，另一方面他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也很重。他看问题应该说还是比较敏锐和深远的。对于共产党最初为穷人打天下，到取得政权后慢慢变成了统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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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官僚特权阶层，这一点恐怕他早就觉察到了，他想利用发动群众的形式来解决这两个矛盾。第一个矛盾好象是解决了，刘少奇被打倒了，但第二个矛盾非但没有解决（在共产党一党专政下也不可能解决），却给整个国家造成了一场空前未有的大混乱。但有一点他却万万没有料到，那就是正是他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最后彻底摧毁了人们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摧毁了人们过去对共产党的信任和对任何一位共产党领导人的崇拜。这场“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达到他自己说的“反修”、“防修”的目的，恰恰相反，却给我国后来的改革开放（用“文革”时的说法就是全面变修）打下了思想基础，今后中国谁要想让人们再回到他那个年代的思想精神状态去，恐怕是不可能了。
10.2.凶神恶煞黄管教.一张文革小报引起的风波
我们在长水河农场二分场，实际上是一种暂时性寄押，到了三月底，天气渐渐缓和了，便被调到了总场场部所在地六分场，在这里就没有象在二分场那样自在了。首先，必须每天出工劳动，其次，派了四位干部来管理我们这个严管队。一位是姓张的指导员，五十来岁，此人还比较和善，很少跟犯人吹胡子瞪眼。听六分场的老犯人讲，张过去当过刘少奇的警卫员，“文革”一开始他就被下放劳动过，不久又回来了。第二个是黄管教，这个家伙简直是一个凶神恶煞，见了犯人就恨的咬牙切齿，尤其是对“现反”，他一开口就先背几句毛主席语录，什么“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只许你们（原话应该是‘他们’）规规距距，不许你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愿意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是有的，那也无关大局”等等。而且也象那位金参谋一样，给犯人训话，一开口就是“反革命们！坏蛋们！”有一半以上的犯人都被他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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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勒过。另外还有一位姓刘的队长，三十来岁，也很凶，一位姓杜的小青年干事（劳改干部子弟，十八、九岁）。
我们这个严管队里有一个叫马维智的“现反”，收到他北京家寄来的一些日用品，这些日用品是用一张红卫兵办的小报包着寄来的。年轻的杜队长因为刚参加对犯人的管理工作，缺乏经验，大概“警惕性”也不高，他打开包看一看，没发现什么违禁物品，就用原来的那张小报把东西包起来给了马维智。就因为这张小报，闹了一场风波。
原来那张小报上登着一条惊人的消息：刘、邓路线的二号头子邓小平刨腹自杀、陶铸自杀、罗瑞卿跳楼摔断了腿、王光美跳楼自杀未遂、杨尚昆自杀未遂等等。显然登的这些东西真假难辩，现在知道只有陶铸自杀和罗瑞卿跳楼是真的，其它的都是假的。那时红卫兵办的各种各样的小报全国到处都是，就连犯人出工干活有时都能拣到。人被关在监狱、劳改队里，对小报登的这些内容的真假，当然不清楚，但越是不清楚就越感兴趣，于是犯人们将这张小报纷纷传着看，结果不知被哪个想争取“立功减刑”的犯人汇报了黄管教。
黄管教这家伙他不去批评杜干事，却把全队的犯人召集起来追查都有谁看过这张小报，硬说犯人想借着看这张小报的机会组织“反革命集团”、企图组织“暴动”，并且要追查“黑后台”。那年头不论社会上还是劳改队，只要发生一件屁大的事，都要追查“黑后台”。一追查“黑后台”我就首当其冲，这是由我的那张倒霉的判决书决定的。可是自从我侥幸躲过了因写日记而可能带来的杀头之祸后，我变的非常老实，言行非常谨慎。从报纸上我看到象中央领导那样的人物说被打倒就被打倒、说被整死就被整死，从陆续进来的犯人那里也知道，目前社会上武斗成风，每天被打死的人不知有多少，全国实际上处于一中无政府的疯狂状态。在这种时候，整死一个犯人不跟捻死一个蚂蚁一样！所以我特别小心，一天除了吃饭、干活、看报纸以外，很少说话。别的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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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干活休息时或是在饭余之后，经常聚在一起闲聊，我都躲的远远的，这张小报也是在别的犯人传着看时，我从旁边瞧了几眼，我并没有拿到手里看，也正因为如此，姓黄的这家伙想借机把我打成“黑后台”的企图没有得逞。不过许多人却遭了殃，让他用小绳勒起来、吊起来的犯人有十来个。
黄管教为什么要这样干呢？这家伙原来只是一个小干事，“文革”一开始他成了一个造反派的小头头，为了表现自己“阶级觉悟高”，“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跟的紧”，因此他总想能从犯人当中挖出一个什么“反革命集团”来，这样他不就立了大功了吗？有了“功劳”才能往上爬呀！后来还是那位张指导员比较通情达理，从中作了工作，把这件事压了下去。因为这件本来没有的事如果闹大了恐怕连小杜干事也要受到军管会的批评和处分，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姓黄的这家伙看起来很凶，见了犯人咬牙切齿，口口声声说什么“我们共产党员是不怕死的，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甘愿抛头颅撒热血”，其实这家伙是一个说大话的怕死鬼。我举一个例子，有一天两个犯人金宝祥和王宗昌在工地干活时打架动了铁锹，晚上他主持开这两个犯人的批斗会。会开了不一会，他刚讲完了一些共产党员不怕死的大话，突然停电，监舍里一片漆黑，这家伙“蹭”的一下就从窗户跳了出去，因为他知道我们这些犯人都是兴凯湖劳改农场严管队来的，他怕万一这里面有哪个被他收拾过的不怕死的亡命徒，趁着断电看不见的机会对他下黑手。
10.3.“文革”中对犯人的加刑风
六七年在长水河六分场，犯人的劳动主要是修一条战备公路，因为那时已把“苏修”当成了头号敌人，美帝反而退居次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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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备公路据说是从满洲里直到南方的广州。在关内实际上许多主要公路（国道）早已有了，而黑龙江的公路却非常落后，绝大多数是一些土路。这条战备公路有一小段正好穿过长水河农场六分场，我们的任务就是修这一小段。路正好穿过一个小山包，因此我们干的活就是用打眼放炮的办法把山包上的土和石头炸开，然后用小车推、肩膀抬的办法将土和碎石头运出去，垫低洼的地方。活虽然很累，但犯人们却得益非浅，因为开山时挖出许多党参，犯人就用水洗洗，回监舍后用饭盒煮煮吃。有大约三个月的时间，我每天中午在工地休息时就拣许多党参，用一个劳改褂子包起来带回去煮着吃。落实政策后，谈到这一情况，许多同学和朋友都说：怪不得你虽然受了那么多折磨，但身体依然这么好，原来是吃党参吃的。我说“我是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炼出来的”
在出工、收工的路上，我却看到了不少新闻。因为六分场是总场场部所在地，干部特别多，经常看到不同造反派的队伍游行，有的打着这个“战斗队”的旗子，有的打着那个“战斗队”的旗子，还看到不同造反派的队伍互相对持、辩论的场面。后来听说他们之间还爆发过武斗，但我没有亲眼看见。
这一年对犯人来说有个好处，因为全国乱成一锅粥，劳改单位也不例外，干部们都在打“内战”，没有更多的精力来管犯人，对犯人只是加强了警戒，以防发生暴动之类的事情，至于犯人内部的一些事情也就无暇多管了，出工、收工完全由看押的解放军说了算。在野地里站岗看押犯人实际上是一件苦差事，因此出工一般比过去晚，而收工一般比过去早。过去解放军看押一般都是四个人，拿的都是冲锋枪，而现在增加到六至八个人，而且还增加了机枪。
从劳动方面来说，这一年可说是最轻的，但从精神方面来说，压力却感到特别大，我要处处加小心，以免被人抓住把柄。我知道自己不同于一般犯人，由于我的判决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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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是被管教干部“另眼看待”的。这一年被加刑的犯人特别多，因为到处是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口号和标语，而且天天要背语录，大唱革命歌曲（主要是语录歌），有人因为不小心把标语写错了一个字，口号喊错了一句话而被加刑的人很多。我举几个例子 。
有个叫张耀臣的犯人，在站队喊“打倒刘少奇！拥护毛主席！”的口号时，有人检举他说，他喊的是“拥护刘少奇！打倒毛主席！”，这还了得！他不承认，说检举人听错了，报复他。说实在话，这样的口号因为要连着喊几十遍，而且是一句连着一句的喊，究竟是喊错了还是听错了，很难搞清楚，即便是真的喊错了，恐怕也是无心的。张耀臣是犯人中的一条癞皮狗，人人都讨厌他，现在既然有人证着他，他再辩解也不行，用旧社会一句话来说，叫作“好汉死在证人手里”。幸亏他是一个一般的刑事犯，要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象我这样的“现反”身上，脑袋非搬家不可，对他只加了十年刑。
再一个就是有个叫罗景玉的犯人，因为铺板底下有一些大缝子，他就用一张报纸垫在褥子底下，被别的犯人检举了，结果被加刑六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报纸上有毛泽东的大幅照片，但是在“文革”期间，尤其是在六七年，哪天的报纸上没有毛泽东的照片？谁能料到会因为这种事情遭到加刑呢？
再一个例子是有一个叫宋英超的犯人，他不是我们严管队的，他是原六分场的老犯人，云南人，字写的很好。有一天场部革委会张主任（此人原来也是牡丹江哈达农场的一个小小的管教干事，在“文革”中靠造反一直爬到了农场革委会主任的位置）叫他用银粉模仿林彪的笔迹写一个大宣传牌“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林彪的语录），用玻璃框镶起来挂在一进六分场的大门的墙上。他在用铅笔打底稿时，不知是一时思想溜号还是什么别的原因，他把“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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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的“舵”写成了华佗的“佗”，在旁边看他写字的人发现了，对他说这个字写错了，他吓的够呛，赶紧用橡皮擦掉改过来。等他写好，涂上银粉，用玻璃框镶好挂起来，看的人没有一个不说好的。可是有人汇报了革委会张主任，说他在打底稿时故意将“舵手”写成“佗手”。宋英超想否认也否认不了，因为有好几个人都看见了。于是立刻将他带上手铐脚镣关进了小号，最后被加刑十年。这算怎么一回事呢？你向谁去伸冤说理呢？幸亏“佗”字与林彪语录的原意无什么抵触的意思，如果是将“舵手”写成了“他手”，说不定他连脑袋都保不住。在那个年头，因为写错一个字，说错一句话，用带有毛泽东的照片的报纸糊铺板、糊墙、包东西、裁成纸条卷烟抽、解手擦屁股等被加刑的人举不胜举。
作家柏杨先生在他的“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谈到中国人的劣根性之一就是喜欢内斗。柏杨先生对中国人人性的弱点的观察和分析可以说是做到了入骨三分。不仅中国的上层政客们喜欢内斗（毛泽东就是一个喜欢内斗的最典型的例子，他自己说过：“与人斗其乐无穷嘛！”），中国的知识分子喜欢内斗，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也喜欢内斗，甚至连被关进监狱和劳改队的犯人也喜欢内斗。中国人真是可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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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长水河农场三分场
11.1三分场“现反”队.
一九六七年底，突然宣布把我们这个由兴凯湖劳改农场码头监狱调去的严管队解散，包括我在内的七、八个“现反”都调到了长水河农场三分场“现反队”，其他那些刑事犯全都编散了，调到哪个分场的都有。可能因为六七年这一年全国的形势越来越乱，所以又要对犯人实行分类关押。其实这么一分对我来说是件好事，因为这么来回一调动，我因为写日记被关进严管队的事就没有人知道了。虽然跟我一起调到三分场“现反队”的还有几个“现反”，但他们一是对我的事情并不太了解，二是“现反”对“现反”当然是比较相互同情的，再说我虽然一贯不认罪，顶撞干部，但在犯人当中“人缘”特别好，他们不会向新的管教干部去揭我的“老底”。
三分场这个“现反”队，除了我们这七、八个从兴凯湖农场调来的犯人外，其他的都是从哈尔滨闫家岗劳改农场和牡丹江哈达劳改农场调过来的，他们过去连认识都不认识我。从闫家岗和哈达农场调来的这些“现反”绝大多数都是“文革”开始后，因为说错了话，喊错了口号或是写错了标语被打成“现反”的，他们跟我这种由“右派”升级而成的“现行反革命”实际上不是一回事。他们也都比较年轻、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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稚，大多数是一些中学生。当然，依照惯例，在这个“现反队”里，也塞进了一些所谓“思想积极靠拢政府”的刑事犯来帮着干部对“现反们”进行监视。这个“现反队”的管理人员一共只有三人，一个是五十来岁管理生产的尹队长，大字不识几个，他只会拿犯人当牲口使唤，摧着你干活，其它的事情他不大管。除了这个尹队长外，还有两个管教干事，一个姓王，另一个姓潘，这两个家伙都不是东西。姓王的大概最多是个小学的文化水平，抗美援朝转业下来的，姓潘的是公安学校毕业的，这两个人岁数都在三十多岁，姓王的大一些。
因为这个“现反”队是新成立的，当然他们就得先翻阅犯人的档案。他们发现这些“文革”中进来的“现反”大都是一些中学生水平，只有我是北京大学的“反革命集团”的首犯，因此首先就把我盯上了。幸亏我的档案中没把被查抄拿走的日记装进去，不然的话，我这条小命也有可能交待在这两个家伙手里。
管教干事是抓犯人的思想改造的，从哪里抓起呢？那时全国都在学“毛选”、背“语录”，他们也就从让犯人学“毛选”、背“语录”开始抓起。根据犯人不同的文化程度，规定必须背多少条，小学文化程度的必须背多少条、中学文化程度的必须背多少条、当然象我这样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要求背的就更多了。除了要求背“语录”外，还要求背“老三篇”，早上起床要背、三顿饭吃饭前要背、晚上睡觉前要背，背不过的不让吃饭、不让睡觉，早上起来背不过的，要你到零下三十多度的院子里背。我一看这个形势，不背是不行的，反正也没有别的书看，我也背。那时整个一本“语录”和“老三篇”我能一字不差的背下来。不仅让我背，还让我默写下来。我知道这是个阴谋，一旦写错了一个字那就不得了，白纸黑字，你有口难辩，这个队里有些小“现反”就是因为这个被抓进来的，所以我特别小心，绝不能让这两个家伙抓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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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柄。姓王的这个家伙因为自己文化水平低，对知识分子有一种忌恨情绪，他有个口头语：“你别拿我当二百五，你如果拿我当二百五，我就拿你当二百八，多了三十就够你喝一壶的！”
白天干一天活，收工回到监舍累的浑身象散了架似的，还要学“毛选”、背“语录”、开“批斗会”。因为背不过“语录”挨批斗、喷气式大弯腰、被绑起来、吊起来的每天晚上都有好几个。有个叫陆山的老头，此人原是张学良将军办的东北大学的学生，没有毕业便参加了抗日联军，解放后在国务院户籍司任职，五七年反右期间不知为什么也被送去劳动教养。这人脾气很暴燥，性格倔的很，在教养队里有人欺侮他，他用铁锹把人打坏了，以“行凶”罪被判十三年，他也跟我一起由兴凯湖农场严管队调到这里。吃饭时叫他背“语录”，他说自己眼花看不见字，记性也不好，就是不背，为此晚上被绑起来、吊起来多次。
11.2.一次倒霉的批斗会
这个队虽然是个“现反”队，其中有些“现反”实际上是一些流氓犯，因在“文革”中说怪话被打成“现反”的，这样的“现反”大有人在。
有一天夜里被值夜班的抓住了三对搞鸡奸的家伙，早晨四点钟就让他们在院子里跑步，晚上就开他们的批斗会。这六个家伙在地下弯腰撅屁股喷气式作检讨，都说“我是反改造分子，没有学好毛主席著作，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中了刘少奇的毒，我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等等”，全是些驴唇不对马嘴、胡说八道的话。这六个家伙检讨完了，就让大家发言批判。
对这种会我从来不发言，我对这些家伙非常讨厌。通过看书我也知道“鸡奸”就是两个男性之间的所谓的“同性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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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事情从古至今，中外历史上都有。在北大念书时我看过“宋平话”，知道“龙阳之症，断袖之癖”这个典故说的是汉武帝后面有一个皇帝，三宫六院他不爱，专门喜欢宠幸一个叫“龙阳”的兔子（男妓），我也知道西方有什么“同性恋俱乐部”之类的组织，可我对这种事情始终不理解。宇宙间“异性相吸，同性相斥”这是大自然的规律，两个同性怎么能干这种事呢？我觉得叫人恶心。可是王管教看我不发言，点名要我发言，没办法，我就发言了：“你们这些家伙不从自己的流氓本质去挖自己犯罪的思想根源，说什么中了刘少奇的毒，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刘少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最大的走资派，罪该万死。但刘少奇叫你们去卖屁股、操屁股来？你们干这种不要脸的事与刘少奇有什么关系？刘少奇要是知道有你们这样的孝子贤孙，非把鼻子气歪了不可！”我是听了这些家伙的检讨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也没有多加考虑才这么发言的。
我这么一发言惹的大家都笑了，这下可被姓王的抓住了。他一拍桌子站起来说：“你们笑什么？！陈奉孝他这是批判吗？他这是放毒！借机替大叛徒刘少奇翻案！他才是货真价实的刘少奇的孝子贤孙。”这下可好，这六个家伙的批斗会不开了，把我捆起来开起我的批斗会来了。这六个家伙这回可高兴了，不仅逃过了这次批斗会，为了表现他们的思想觉悟“提高”了，首先对我拳打脚踢。
我心里想，这算怎么回事呢？我成了刘少奇的孝子贤孙？刘少奇虽然被毛泽东整倒了，可我从来对刘少奇没有什么好感，特别是对他那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要求党员做党的“训服工具”，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对他这种提法，我就很反感。对自己的党员他都这么要求，对广大人民群众不搞愚民政策那才怪呢！再说，“毛泽东思想”不是他首先提出来的吗？是他第一个把毛泽东捧上了天，把毛泽东神化了，才导至后来毛泽东在党内破坏党内民主原则，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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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一言堂”（毛泽东口头上反对一言堂，而他本人实行的却正是一言堂），搞个人独裁。这一点，不仅刘少奇，包括跟毛泽东一起打天下的老干部们实际上都有责任。现在毛泽东象历史上的朱元璋一样，把一些老干部们一个个都整垮了，有的被整死了，这埋怨谁呢？刘少奇是始作俑者，所以我对刘少奇并无多少好感，而在这次批斗会上我却成了刘少奇的孝子贤孙，这不仅是倒霉，而且简直是令我哭笑不得。
我的身份是“被专政的对象”，面对这个有执照的流氓，我能说什么呢？不过我也找机会报复了他一下。有个刚进来的“现反”叫巫春光，他带进来一些毛泽东著作英文本的单行本，没有事我就借来看，姓王的给我没收了，并说：“毛主席著作你不看，专门看帝、修、反的书！”这句话被我抓住了，我说：“报告王管教！你这么说可不行呵，这是对外发行的毛主席著作单行本，你怎么说是帝、修反的书呢？你这样讲可是犯严重错误的！”我也唬了他一下。他也觉得自己讲错了话，要知道，那时候不管你是什么人，讲错了一句话就不得了，但他绝不会向一个犯人承认错误，相反的继续威胁我：“怎么？你还想钻政府干部的空子？别忘了你的小名叫‘反革命’，是专政的对象，‘只许你规规距距，不许你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他用了毛泽东的这一段话来唬我。
有一天军管会主任金参谋来三分场，我就向他反迎映：“报告金参谋！王管教不让我学习毛主席著作！”他一听这话，马上很严肃的问我：“怎么回事？你详细谈谈！”我就把情况详细对金参谋谈了一下，但姓王的说的毛主席著作是“帝、修、反”的书这句话我没有对金参谋说。为什么呢？我当时有两个考虑，第一，万一姓王的不承认他讲过这样的话，我不成了陷害干部了？我的身份是“反革命”，姓王的身份是管教干部，较起真来，金参谋只会相信他，不会相信我，那我就要倒大霉了，姓王的绝不会放过我。再说，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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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参谋真的相信了我的话，整了姓王的，那个姓潘的管教也不会放过我。第二，没有汇报姓王的这句关键性的错话，其目的也是想留下一个回旋的余地，只要让他知道我并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就行了。金参谋找了王管教，批评了他并让他把书还给了我。事后姓王的找我谈话：“陈奉孝，真有你的！你竟敢在金参谋面前告我的状，你胆子不小呀！”，我说：“报告王管教，书是别人的，不是我的，你给我没收了，我怎么还人家呢？你说的‘毛主席著作是帝、修、反的书’这句话我并没有向金参谋汇报。”他冷笑了一声说：“你倒挺聪明！”从此他没敢轻易找我的麻烦，我也特别加了小心。
这个队的一些小“现反”原本是一些小流氓，绺窃犯。这些小家伙的特点一是爱讲哥们意气，二是坏点子特别多。这个队一组的大组长叫罗振亚，他原是国民党汤恩伯部队的一个连长，罪名自然是“历反”，不过这家伙是一个牢头打手，对这帮小“现反”管的非常严，谁要是在地里干活磨蹭，他就对你不客气，上去就是拳打脚踢。有一天半夜里，一个挨着他睡觉的名叫夏继岩的小“现反”（这小家伙原来是一个小绺窃犯）突然坐起来给了罗振亚好几个大嘴巴，并且高喊说罗振亚要鸡奸他，这一下把罗振亚打懵了。不但如此，这小家伙还拿出自己穿着睡觉的弄脏了的裤叉斗露着给值夜班的犯人看。这一下全监舍一百多号犯人全起来了。这些小“现反”们便你一句、我一句地大骂罗振亚是大流氓、老牲口，有的还上去扇他的嘴巴，半夜三更，全监舍乱了套了，搞的罗振亚有口难辩，裂着大嘴直哭。要知道，干部不在场，半夜三更犯人起哄闹事，在劳改队里这是犯大忌的。天一亮，管教干部来了，值夜班的犯人马上向管教干部做了汇报，晚上就开罗振亚的批斗会，一连开了三个晚上，把罗振亚整的够呛，最后连他的大组长也撤了。其实我心里明白，这全是这帮小家伙搞的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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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长水河劳改农场第一大冤案
六七年的夺权运动实际上成了“窝里斗”。长水河农场总场的场长、政委以及各分场的场长、教导员统统都靠边站了。总场管教科的杨科长（犯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杨黑子）被他手下的一个年轻的张干事夺了权，他记恨在心。六八年中央（谁知道究竟谁代表中央！）又号召“大联合”，有些原来被打倒靠边站的老干部又出来工作了，恰好在这时那个夺了杨黑子权的年轻张干事又犯了错误，也被打倒了。这回杨黑子抓住机会，他联合了三分场的孙教导员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干部、就业人员、劳改犯三结合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暴动集团”的大冤案。一听这罪名就够吓人的。这件案子如果成立的话，将不知有多少人，人头落地！
杨黑子心狠手辣，他首先将那位年轻张干事关起来毒打，又把六分场的好几个就业人员关起来毒打，叫他们承认并检举那位张干事，同时他又串通三分场的孙教导员把三分场“现反队”的犯人朱玉斌、吴振华、姚贵、聂世强、苏振兴、苏全树、斯宝年、朱锦堂、于会祖等人关起来毒打，叫他们承认是这个集团的成员。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了报复当时夺了他们权的干部，而是想借此向军管会和革委会邀功。要知道，如果真如他们设想的那样破获了一个“三结合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暴动集团”的话，那功劳可是大大的。但那位张干事骨头很硬，杨黑子在他身上什么刑罚都用尽了，他就是不承认。他也没法承认，因为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他怎么承认呢？后来听说放出来时都残废了。
六分场的那几个就业人员就不行了，被折磨的受不了啦，就胡说，但那么多人，口供对不上号呵，因此无法定案。
三分场的这几名“现反”遭的罪也不轻，其中朱玉斌原是哈尔滨铁道学院毕业的，吴振华是牡丹江银行的职员，他两个文化水平最高，被定为这个集团的骨干，犯人中的首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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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吴二人光被戴上手铐、脚镣关小号就达一年多，受的毒打就不用说了，朱玉斌出来时腿都残废了。我知道这几个人除朱锦堂、聂世强、苏振兴三人没大受罪外，其余几个都被折磨的不轻。这件案子是长水河农场第一件特大案子，总场军管会和革委会当然很重视，但是经过一年多的审讯没有任何结果，直到六九年下半年，不知什么原因，杨黑子又被打倒了，这件案子也就不了了之了。在那个年代整错了人根本没有什么“经济赔偿”、“精神赔偿”那回事，但这么多人被无辜折磨，有的甚至被整残废了，你总得给个说法呀，什么也没有！直到七零年长水河农场又被解散。
11.4.“四挖三查”. 在“集训队”第五次与死神亲吻
六八年全国上下又开展了一场“四挖三查”运动，这可能是由中央挖出了一个“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引起的，目的是深挖隐藏的叛徒、特务、走资派。社会上纷纷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学习班”，长水河农场就成立了“集训队”。您可不要误会，这可不是体育比赛前的什么集训队，劳改队在犯人当中成立的“集训队”是把他们认为有问题的犯人集中起来，通过学习“毛选”，“提高思想觉悟”，再配以各种刑罚，让你交待“余罪”。三分场的“集训队”由那位和杨黑子串通一气制造“三结合反革命修正主义暴动集团”冤案的孙教导员一手抓，别的干部没有参与。
据三分场的一些老犯人讲，三分场原来的一把手叫李义山，二把手才是这位孙教导员，在“文革”前，这二人对犯人还不错，不轻易训斥犯人。“文革”一开始，两人都被打倒了，姓李的始终没有站起来，孙教导员在六八年大联合时站起来了，又恢复了工作。还听说孙教导员是伪满“国高”毕业。所谓“国高”，即在伪满洲国时实行的中、小学十年一贯制（学日本的教育体制），东北过去的教育一直比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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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国高”毕业的实际文化水平大概跟现在的初中毕业差不多。可他老兄却经常在别人面前炫耀这一点。这也难说，在劳改队的干部中间，他就算是一个“秀才”了。与“文革”前相比，这位孙教导员站起来以后，简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可能是通过学“毛选”，思想觉悟“提高”了吧，对犯人非常狠毒。
“集训队”一成立，第一批成员就把我弄进去了，共有二十名。除我以外还有一名叫叶鲁的犯人，此人原是黑龙江省密山县公安局司法科的科长，六零年因贪污罪被判十五年，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嘴巴能讲，笔杆子也能写。他本来属于“自己人”的范围，可是因为他一直瞧不起劳改队的这些土包子干部，顶撞干部出了名，这次也把他弄进来来了。他向我讲述过公安局内部许多骇人听闻的事情，因为不属于我个人的亲身经历，在此就不多写了。除我们两人以外，其余的都是一些“历反”，目的是想通过这些“历反”交待余罪，深挖社会上隐藏的叛徒、特务。那时候外调人员全国到处跑，经常有一些外调人员到劳改队来找在押犯调查了解、核实材料。
进了“集训队”后我就琢磨，“四挖、三查”主要是挖叛徒、特务、走资派。一，我没有参加过共产党，肯定不是叛徒；二，家乡解放时我才十一岁，也不可能是特务，哪有十一岁的特务呀！三，共产党又没有给过我什么官当当，被捕前我还在念书，更不可能是走资派。那么把我弄到“集训队”来干什么呢？后来审我时我才明白，还是我那张倒霉的判决书把我害的。
“集训队”的犯人要挨个被提审，第一个就提审了我。
我一进审讯室看到孙教导员坐在审判桌的后面，旁边站着几个红卫兵（劳改干部子弟），离审判桌三、四米远的地方放着一个小板凳，我径直向小板凳走去，没等他发话我就坐下了。他开口问我：“陈奉孝！你知道为什么把你弄到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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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队来吗？”我说：“报告孙教导员，不知道！”他冷笑一声说：“陈奉孝！我们当着明白人不说糊涂话，我看过你的判决书，你不是一般犯人，二十一、二岁你就是北京大学的右派头头、反革命集团《百花学社》的首犯，还想出国叛逃，被当场抓获。在文革期间你有反革命言论、反革命预谋！”他指了指桌子上放的一打子纸接着说：“这都是对你的检举材料，是死是活今天就看你自己的了！党的政策我们用不着对你多说，你好好交待吧！”
我琢磨了两三分钟回答说：“报告孙教导员！我判刑十五年，现在已服刑十一年多了，刑期已过了三分之二，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一点我坚信不移，不过这一次我决心走抗拒从严的道路了，该加刑加刑，该枪毙枪毙，我认了！请你把检举材料拿给我看看！”说完了我就站起来想往前走并伸手接材料。他老兄“刷”的一下就把那打子纸拿起来放到了桌子下面去，好象怕我去抢似的。我笑了，并说：“报告孙教导员，自从我被捕后，由北京草岚子看守所、北京监狱、通州监狱、兴凯湖农场到长水河农场，光大的劳改单位就转了五、六个，至于劳改大队、劳改分场、劳改中队、小队，究竟转了多少个，我一时恐怕也说不清楚。可是政府干部可从来没有唬过我，你怎么唬我呢？你那是检举材料吗？你那是一打子白纸！”
任何一个被审讯过的人都知道，一进审讯室的门，一定会首先往审讯员坐的方向看，这一点可以说毫无例外。我一进审讯室的门就看见他的桌子上放着大约有半寸厚的一打子纸，我想这是作审讯笔录用的，根本没在意，没想到他竟然说这是对我的检举材料！一打子纸是整整齐齐的，许多人写的检举材料摞在一起，再整理也不可能象一打子纸那么齐。我一下戳穿了他的西洋镜，弄的他很尴尬，一时说不上话来。我就继续说：“不错！你那上面有一张带字的东西，我敢断定那也不是对我的检举材料！退一步说，就算我有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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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言论、反革命预谋，这个中队能写检举材料的犯人不过十来个，能写出这麽多检举材料吗？”我为什么敢这样对他讲话？第一，我心里有数，“日记”问题根本没有收进我的档案里，如果在里面的话，绝等不到今天才来找我的麻烦。第二，自从在兴凯湖农场没收了我的日记后，在“文革”中我处处加了十二分的小心，既没有乱说乱动，也没有顶撞干部，平时我跟别的犯人都很少讲话，给任何人都没有留下把柄，所以我不怕他。
他听我这样讲可恼羞成怒了，下令：“把他绑起来！”这四个红卫兵立刻就上来扒下我的棉袄，五花大绑把我绑了起来。退路是没有的。我也豁出来了，宁肯让皮肉吃点苦，我也要教训教训他，让他知道“马王爷三只眼”。我继续对他冷嘲热讽：“听不少犯人讲，您水平多么多么高，多么掌握政策，先是唬，唬不了就动刑罚，这就是您的高水平啊？”他又下令：“给他砸上镣子！”红卫兵立刻拿了一付四十八斤重的大镣子给我砸上了。到了这一步如果再向他求饶，那是自取其辱，我进一步揭穿他：“孙得才！你被打倒刚站起来，想在我身上捞稻草立功，门也没有！今天我这一百斤陈就交给你了，有什么本事你就使吧！如果你把我整死了，有这么多人作见证，如果你整不死我，总有一天我要向军管会告你！”他说“好！今天我倒要看看你陈奉孝的骨头有多硬！”接着他又下令：“把他吊起来！”四个红卫兵立刻把我吊在了房梁上，连脚镣子都吊离了地。这还不算，又拿来一块七十二斤重的大牌子给我卦在了脖子上。那时我的体重还不到一百斤，把一百二十斤重的东西加在我身上吊起来，不到五分钟我就昏了过去。他们还认为我是装的，一个红卫兵拿烟头烫我，见我没有反应，知道我是真昏过去了，再吊着已没有什么意义，就把我放下来，解开绳子，用一桶凉水把我浇过来。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腰部怎么这么疼？低头一看，左肋上起了三个大泡，我看见那四个红卫兵嘴里都刁着烟，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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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肯定是他们用烟头烫的我，至今我的左肋上还留下了三个疤。
关于这付四十八斤重的脚镣和这块七十二斤重的大牌子，我必须交代一下。
公安部规定的重镣是十八斤，而长水河劳改农场最重的脚镣是二十四斤。有一个叫刘化国的犯人，他原是黑龙江省鸡西市的一名代课教师，因为男女关系问题被判刑三年，在“文革”期间又因为言论问题被加刑十年，成了“现反”。此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爱出风头，“个人英雄主义”很严重。有一天他当着众多犯人的面跟管教干部顶起来了，管教干部拿来一付二十四斤重的大镣子要给他砸上，他说：“这付镣子太轻，你拿付四十八斤重的来！”管教干部就说：“好！刘化国，你等着！”到铁匠炉找了一根铁棍，让铁匠截下一段称了称还不够四十八斤，又找了一小块铁加在一起当着刘化国的面称了称，整好四十八斤，然后就让铁匠打成了中间有三个大粗环的特号脚镣给他砸上了。一开始他还装作不在乎，等把他弄到黑屋子里一通收拾，他草鸡了，从此便留下了这付特号脚镣。在我戴这付镣子之前，朱玉斌、吴振华、姚贵、苏全树、叶鲁等人都戴过它。戴上它连炕都上不去，必须两手搬着它，人的腿才能上来。
这块七十二斤重的大牌子原是在六分场时给一个逃跑的犯人预备的，它是用一些一寸多厚的湿桦木板钉成的，一米二长，一米宽，钉好后称了称，七十二斤重，钉这块牌子时我亲眼见过。这个逃跑的犯人（长水河农场原来的犯人，不是我们严管队的）被抓住后，就象美国西部电影里的镜头那样，栓在拖拉机的后面拖回来的，等拖到院子里时，他穿的衣裤后面全磨烂了，后腰磨的直流血。回来后立刻把他吊在了院子里一个栓马的架子上，卦上了这块大牌子。后来孙教导员为了配合杨黑子破获那个捏造的“三结合反革命修正主义暴动集团”，将这块牌子弄到了三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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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姓孙的来讲，他第一个审我真可说是“出师不利”。过了很久以后，有一天我碰上一个参与整我的红卫兵，他说：“陈奉孝！你这家伙骨头可真够硬的！”言语之中，对我好象还有点佩服。
姓孙的从我嘴里没得到任何东西，只好先让我回“集训队”。我披上棉袄，拖着这付重镣回到了“集训队”监舍，那些历反都吓坏了，他们害怕轮到审讯自己时也会受到同样的折磨。我的腰部有三处被烟头烫烂了，穿衣服磨的疼的厉害，犯医给我找了点药膏抹了抹，又用纱布包了包，过了半个多月才好，但留下了伤疤。
大约过了一个多月，在总场场部召开了一次宣判大会，枪毙了一个叫赵天震的犯人，罪名是他在劳改期间继续搞反动会道门“一贯道”的活动。为了对我进行“教育”，让我陪了一次绑。要知道“陪绑”对一个人来说，精神压力是特别大的，因为你不知道被枪毙的当中是否有你。参加“陪绑”的还有一个姓王的四川籍的犯人，听说他参加过抗美援朝，当时他所在的一个连队，准备叛变，没等形成事实就被破获了，结果连长、指导员、各排排长都被枪毙了。他是一个班长，根本没有参与策化这件事，也被判了十五年，因此他一直不认罪。在枪毙赵天震时，姓王的吓昏了，我却没有，因为这样的宣判大会我参加的次数多了，是否是枪毙一看就知道。第一，被枪毙的人都戴着脚镣，我跟那位姓王的都没有戴；第二，绑的方法也不一样，被枪毙的人绑的特别紧，脖子上还勒着绳子，防止被枪毙的人临死前喊口号，而我跟那位姓王的绑的都比较松而且没有脖绳；第三，被枪毙的人一宣判完了立刻在脖子后面插上“亡命旗”，我看到审判台上只有一根“亡命旗”，因此我知道这只不过是让我陪绑，不是枪毙；第四，枪毙一个人事先当然有一个审讯过程，而且并不是一宣判死刑马上就拉出去枪毙 ，而是宣判死刑后先把你关在死刑号里等待一段时间（那时没有上诉不上诉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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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选择一个适当的时间再召开公判大会，拉出去枪毙 ，以“教育”其他犯人，这些我都很清楚。因为我心里有底，所以并没有感到特别恐惧，而姓王的根本不懂这一套（这恐怕与他没有多少文化有关）所以他被吓昏了。醒过来以后他疯了。
过去我们的舆论工具总是宣传，我们对犯人实行的是“革命人道主义”，对犯人绝不动用刑罚，绝不刑讯逼供，我们是要通过劳动，改造犯人的思想，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因此象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日本战犯、国民党战犯等都被改造好了。溥仪还写了一本小册子“从皇帝到公民”，叙述他的改造经过。六二年北京市检察院的一位冯处长到兴凯湖四分场去蹲点，还特意给了我一本溥仪写的“从皇帝到公民”，要我好好学习，加强思想改造。对于溥仪叙述的他自己的劳改经历的真实性，我一点也不怀疑。共产党对那些战犯管理所的“高等犯人”的确是实行特别优待，这些“高等犯人”的生活待遇比起社会上的工人、农民、一般干部要高的多。他们的所谓“劳动”，只是象征性的，因为共产党根本没打算利用这些人来创造劳动价值。共产党为什么要花钱来养活这些人呢？目的是为了对台湾国民党搞统战，在国际上搞宣传，因为这些人是“有影响的大人物”。象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等人，虽然遭到了批判，但仍然给予他们很高的生活待遇，梁漱溟还保留着全国政协委员的位子，每月还给他一百元的车马费，共产党花这点钱是值得的。可是对一般的犯人怎么样呢？那就完全是两码事了。“文革”中监狱、劳改队的各种各样的酷刑，在“文革”后的“伤痕文学”和不少人写的回忆录以及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都有所描述。其实，这些酷刑在监狱和劳改队里早就存在。
参加完了宣判大会回到“集训队”，孙教导员问我：“怎么样？你对这次宣判大会有什么感受？”我说：“受受教育呗！不过这样的宣判大会我参加过多次了，我又没犯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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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什么？如果真犯了死罪，怕也没有用！”看来姓孙的在我身上是黔驴技穷了，再把我继续留在“集训队”里已毫无意义，只会给其他“集训队”的犯人造成“不良影响”，所以关了我两个多月就把我放了出来，但没有让我回“现反队”，而是单独把我送到了“历反队”（二中队），因为他们害怕如果再让我回“现反队”，那些小“现反”会把我当成“英雄”看待，给他们的改造工作带来负面影响。我从“集训队”出来，可以说是死里逃生，不过在“集训队”这两个多月虽然受了一些皮肉之苦，却没干活，这也算是一点“收获”吧！
“欺软怕硬”可能是中国人的一大毛病，在监狱和劳改队里更是如此。你如果整天怕事，就越有人找你麻烦，你如果敢于跟他们硬碰硬，不论是犯人还是干部反而会对你有几分尊重，因此我遵循的原则就是“无事不找事，有事不怕事”。
11.5.初次接触下放青年. 他们自称是“三劳改”
六八年秋天，长水河农场来了第一批上海的下放青年，都是中学生。在他们到来之前，用土坯在场院里给他们盖了两排临时房子，一排住男青年，一排住女青年。因那年秋天雨水特别多，收割机（苏联生产的大型联合收割机“康拜因”）下不了地，因此他们也参加割小麦。因为过去他们没有干过活，不会干，活没干多少，把地里搞的乱七八糟。刚来时农场的干部对他们很照顾，因为他们都是南方人，吃馒头不习惯，特意给他们做大米饭吃。但是长水河农场不种水田，不能老给他们大米吃，后来就让他们吃馒头，结果他们把馒头扔的到处都是，犯人出工干活经常捡来吃。干部门看他们这样糟蹋粮食不行，就给他们定量，这一下他们感到受不了啦。
在他们到来之前，干部们都对他们进行过教育，说这些犯人都是些“杀人犯”、“强奸犯”，如何如何坏等等。因此他们刚一来时对犯人很凶，有些男青年还打骂犯人，而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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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碰到犯人就躲的远远的。但时间一长，他们觉得这些犯人都很老实，不象他们来以前干部们对他们说的那样，慢慢地他们对犯人的看法就变了。
到了冬天他们的罪就来了。北安地区冬天最冷的时候到零下四十多度，他们都是南方人，哪里经受过这样的气候！躲在屋里不出来。那怎么行呢？干部们就哄着他们出来干活。有一天刮着小雪花，北风刮到脸上象刀子割一样的疼，要他们到地里背谷子，让我跟另外一个犯人在场院里码垛，我在下面用叉子向上挑，那个犯人在上面码。这些青年一人背着一、两捆谷子到了场院后要摘下棉手套，解开绳子才能把谷子放下来。零下四十度，一摘下棉手套，不一会手就冻僵了，那些男青年就让我给他们解，没有办法，我只好给他们解。那些女青年看见我给男青年解绳子，也想让我给她们解，可她们又不说话，来了以后往谷子垛上一靠看着你。她们不说话我哪敢去碰她们，要知道，这是犯大忌的。她们看我不动，急了眼，冲我说：“老犯！给我解开绳子！你怎么只给男同学解，不给女同学解，你是不是也歧视我们？！”我心里想，同学们，你们哪里知道，我的“小名”叫劳改犯，你们是女青年，我怎么敢随便碰你们！她们既然发了话，我也只好帮她们解，可把我的两只手冻坏了。
有一个小姑娘看上去只有十五、六岁，背谷子回来后脸上冻白了一块，我知道回屋子后，一暖过来马上就会变成一个大水泡，水泡一破，那地方就黑了，长时间好不了，更不能拿热水烫或烤火，一拿热水烫或烤火，那地方非烂不可。在黑龙江住过的人都知道，一旦手脚冻坏了，千万不能用火烤或用热水烫，一烤火或用热水烫非残废了不可，凡是那些冻掉了脚或手的人，都是因为不懂得这点常识而用火烤或用热水烫造成的。六分场有个男青年，藏在拖拉机的拖斗里想逃跑，把两只脚冻僵了，棉胶鞋脱不下来就用火烤，结果两只脚全烂了，最后锯掉了，成了残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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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见那个小姑娘脸上冻白了一块，就跟那些女青年说：“这个女同学的脸冻坏了，回去千万不能用热水洗或烤火，一用热水洗，那个地方就溃烂了”。她们一听我说都吓坏了，问我“那怎么办？”我说：“你们现在就背着风用雪给她搓一下，用雪搓一下就缓过来了。”她们又怕冷，不敢抓雪，就说：“老犯！你用雪给她搓搓吧。”我忧郁半天没动手，那些男青年也说：“不要紧，老犯，你就给她搓搓吧！”这时我才摘下手套抓了一把雪给她搓了搓，并告诉她：“你可别怕疼，搓过来后会感到很疼的。”我给她搓过来后，让她的同伴用一块头巾包了包，光露着两只眼睛，我还说，最好先让她回去吧，并嘱咐她回去后一定不要用热水洗脸，有一个女青年领她回去了。因为我也是还没等出学校门就被抓起来了，因此对他们非常同情。他们有的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有的是为了响应伟大领袖“上山下乡”的号召，抱着一个金色的幻想到这里来的，对于这帮不韵世事的孩子，我感到太可怜了。
这些青年来到农场后，在劳动方面起不了多大作用，相反的给农场添的麻烦可就大了，因此农场的领导并不愿意接受他们，但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他们当然不敢表示不愿意接受，但对这些青年的态度，越来越不好。这些孩子也逐步认识到了，这种所谓的下放劳动锻炼（插队落户的叫“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跟他们来以前所想象的根本不是一码事。因此有些男青年就发牢骚：“这叫什么劳动锻炼，纯粹是充军发配！”有的说的更直接了当：“犯人是大劳改，就业人员是二劳改，我们成了三劳改了！”从此以后，下放青年有了“三劳改”这个“雅号”。
背完谷子以后是黄豆拖粒。青年上白班，犯人上夜班（因为夜里比白天冷得多）我正在出粮口负责接黄豆。这些上海青年喜欢吃炒黄豆，可是白天干部对他们看的很严，他们就给了我一个布口袋，让我夜班没人注意时接满了藏在乱豆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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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他们自己趁交接班的时候设法带回宿舍去，就这样我差不多天天给他们接一小口袋黄豆，他们拿回宿舍去用一个破洗脸盆炒着吃。因为我跟他们混熟了，他们对我也很好。有一天交接班时，一个年龄较大的男青年问我：“你犯什么罪？我看你不象坏人！”我说：“我原本是北大的学生，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后来又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他说：“噢！你原来是大学生，怪不得看起来你跟别的犯人不大一样。我父亲也是右派，现在还在青海，当年打右派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说：“这一段历史我一时也对你说不清楚，你们都还年轻，将来你们自己就会慢慢知道的。”我还嘱咐他：“回去千万别跟你们同学乱讲，干部知道了会找我麻烦的。”他点了点头，以后见了我，对我一直很尊重。
第一批下放的青年多数出身都不太好，是属于“可教育好”的一类。下放前他们也是抱着满腔热情来的，但经过实际体验才知道自己是受骗了，因此他们是“文革”中第一批觉悟了的青年。毛泽东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非但没有达到他自己设想的目的，恰恰相反，却造就了一批对他的反叛者。
有一天两个小青年摔交玩，其中一个摔的胳膊肘粉碎性骨折，因为冬天场院里泼上水一冻，地硬的跟水泥地面差不多。到场部医院去看医生，医生说：“医院的条件很差，你是肘关节部位粉碎性骨折，即使给你接好了，将来很可能胳膊也伸不直了。”医生还举了周总理的例子。
三分场有个犯人叫张玉祥的，哈尔滨人，是世代中医，专治接骨，有秘方。他曾经对我说过，不论什么样的骨折，我保证半个月就能把他治好，跟原来的一样。他是从哈尔滨闫家岗劳改队调过来的，闫家岗来的犯人都知道。张玉祥大约有五十岁了，戴“地主分子”帽子，受管制。六七年哈尔滨两派红卫兵在大街上发生了武斗，他老兄在一旁看笑话，还偷偷往里面扔砖头，被红卫兵发现了，将他打了个半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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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以“现行反革命”罪判了十三年。要说思想反动的话，他是够反动的。他曾经对我说过：“那些共产党当官的摔断了骨头，给我多少钱，我也不给他治，一般老百姓摔断了骨头，只要找到我，我都给他治。”还说：“我这个方子不过一元钱左右，一般老百姓来找我看病，治好了，我要他三元、五元就算了，实在困难的我连钱也不要。有一位当官的摔断了腿，因为是我老婆的一个远房亲戚，实在推不过去了，给他治好了，敲了他三百元钱。”
他会治接骨这件事不知怎么让这些下放青年也知道了，找到了张玉祥，起初他还不愿意管，我就劝他说：“老张！这病你应该给他治，你要知道，这些小青年的家庭出身都不太好，他们现在已经慢慢觉悟了，你给他治好了，在他们当中影响会很大的。”张玉祥给配了药，结果不到半个月那个青年的胳膊就完全好了，没有留下任何残疾，这件事在知青当中影响的确很大。他还对我说过，他这个接骨偏方主要是七种菜子，用瓦片烘干研成末，一部分糊在患处，一部分用黄酒冲着喝，中医接骨的确有它独到之处。
11.6.死神第六次召唤我
六九年这一年我在三分场历反队总的来说过的还算平静，没遇到什么麻烦。因为这个队的犯人全是一些年纪大的老历反，只有我和一个姓侯的是年轻的“现反”，这等于把我给孤立起来了。对我来说，这样更好。这些老家伙干一天活回来累的连炕都爬不上去了，无精打采地连话都懒得说，我跟他们也没有什么共同语言，这倒省了不少麻烦，只不过在这年冬天出了一次车祸差点送了命。
有一天下大雪，割下的黄豆全让大雪给埋在地里了。生产队长要了一辆拖拉机，后面带着一个拖车，拉着我们十几个犯人到地里扒黄豆往场院里拉，可是出了门没有多远，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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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雪把路两边的沟都下满了，分不出哪是路，哪是沟了，结果拖拉机一下滑到了沟里去，拖车也翻个底朝天，把我们这十几个犯人全都扣在沟里去了。幸亏拖车就卡在沟的两梆上，没有压着人，不然的话肯定会有人断胳膊断腿的，要是砸在脑袋上那就没命了。我们十几个犯人象耗子一样从雪窟窿里钻出来，谁也没伤着，可坐在拖拉机架驶室里的生产队长的脸却让碎玻璃给划了个大口子。我们十几个犯人爬出来以后，有人还说，咱们这些人当中不知谁的命大。我心里说，可能就是我命大呗！
六九年三月爆发了“珍宝岛战役”，劳改队的气氛立刻紧张起来。象六二年的“加勒比海危机”一样，犯人出工增加了警卫，收工回来，一律在监舍里“学习”，不许到院子里去。这时我正好刚从“集训队”放出来不久，我心里想，说不定我又要倒霉了。我曾经想到过逃跑，但我没有这方面的本领。犯人逃跑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了要冒被打死的危险以外，即使你侥幸逃过了武装人员的追捕，你在社会上也无法生存。在劳改队里逃跑的犯人都是一些绺窃犯和盗窃犯，因为他们会偷。逃出劳改队后首先你要偷一身衣服，将自己身上的“劳改皮”换下来，然后还要偷点钱和粮票，这样才能远离你所在的劳改单位。有些绺窃犯和盗窃犯就是这样跑出去的，然后跑到另外一个边远的地方打零工躲起来。可是我又不会偷，再说，三月分，黑龙江省还是冰天雪地，周围又没有人家，我要是侥幸跑出去，不是冻死，就是饿死。我心里七上八下，一筹莫展，只有听天由命。幸亏这次战役没有几天就停了下来，不然的话，如果当时苏联真的打了过来，象我这样的反革命政治犯，肯定是首先被镇压的对象。
究竟“珍宝岛战役”是怎么打起来的，至今说法不一。有的说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国乱了，苏联挑起这次战争，想借次试探一下中国政权的稳固性；有的说是中国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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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借此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因为“文革”中的各个派斗起来没个完，毛泽东一再号召大联合，也联合不起来，现在苏修要侵略我们国家了，大家应该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这两种说法，究竟哪种正确，不得而知，因为有关这次战争爆发的内幕，至今还没有公布。不过当时我是这样认为的，“珍宝岛”是乌苏里江上的一个小岛，乌苏里江只不过是中、苏之间的一条界河，向北流入黑龙江，而黑龙江的入海口在苏联，因此其经济价值和航运价值都不大（因为有近半年的结冰期），其最大的经济价值恐怕是乌苏里江产大马哈鱼，但产量很低，因此我觉得为这么一个小岛两国打起来，似乎不太值得。但也许是因为它的战略价值（这一点我不太懂）重要或是因为它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苏联对中国有领土野心，这一点毫无问题，因为那时苏联一直想对外扩张。可是我认为苏联并不敢轻易发动侵华战争，因为西边有个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旦中、苏打起来，苏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取胜，（除非是动用了核武器，而核武器是谁也不敢轻易动用的），这样苏联就可能陷入了两面受敌的危险境地，这一点当时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不会不知道。一九五零年斯大林和金日成密谋发动了朝鲜战争，一时曾使美国陷入了非常被动的地位，实际上这是斯大林搞的声东击西的一场阴谋。因为借着朝鲜战争爆发的机会，斯大林下令切断了西柏林与西德的陆路通道，想以次来迫使美、英、法撤出西柏林。美国迅速做出反应，立即开辟了空中走廊，保住了西柏林，斯大林的阴谋没有得呈，而中国却吃了大亏，由于中国出兵朝鲜，美国第七舰队迅速进驻台湾，使得台湾问题拖至今天仍未能解决，在这个问题上，自认为神机妙算的毛泽东被老奸巨滑的斯大林耍了，上了斯大林的一个大当，等于吃了一个苍蝇，恶心半天也吐不出来了，这就是所谓的中、苏“牢不可破的友谊”。从那以后，毛泽东再也不相信苏联了，所以后来赫鲁晓夫提出要跟中国建立联合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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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被毛泽东断然拒绝了。
12.乌兰农场白土岗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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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由黑龙江押往内蒙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伟大的战略部署”实际上是为了缓解城市中的矛盾而采取的，六八年仅仅是个开始，这一政策差不多一直执行到“文革”结束。毛泽东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表面上说是为了“反修、防修”，实际上是为了打倒刘少奇而采取的一种非法手段。但这场运动如何收场，我认为事先他并没有考虑好。几千万年轻人发动起来了，整天闹革命、打派仗，造成全国一片混乱怎么办？这么多年轻人就不了业，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因素。于是他想出了让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一绝招，把矛盾转嫁给了广大农村。中国的农村本来就是人多地少，并不缺劳动力，现在又把几千万的城市青年下放到农村去，这无异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不过他深知中国的农民，其忍耐力是最强的，不到实在活不下去的时候是不会造反的。
自从第一批上海知识青年下放到长水河农场以后，陆续地又有天津、北京的知识青年涌向了长水河农场。要知道，如果长期让知青跟犯人在一起，肯定会对知青产生“不良影响”。再说，长水河农场本身已有一、两万犯人，更多的知青也容纳不下，于是又象兴凯湖农场一样决定把长水河农场解散，把整个农场交给知青。长水河农场的犯人被分散到内蒙其它的各个劳改农场去。长水河农场三分场的“现反队”和我在的“历反队”（二中队）被调到了内幕古扎赉特旗的乌兰农场。
扎赉特旗是内蒙最东部的兴安盟（相当于地区）下属的一个旗（相当于县），离齐齐哈尔市很近。“文革”期间，将整个呼伦贝尔盟和兴安盟划归了黑龙江省（原因可能是因为受外蒙的影响，内蒙有一种潜在的要求独立的倾向，再加上后来出现的“内人党”事件，于是决定缩小内蒙的地盘和权限），“文革”后又划回了内蒙。内蒙劳改单位的编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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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跟黑龙江省的劳改单位的编制不太一样。说起乌兰农场很多人不知道，但说起保安沼农场不少人都知道，因为保安沼农场生产的大米很有名。
保安沼农场共有三个分场：保安沼农场（总场）、乌兰农场和新河农场。这三个农场是平级的，都是县、团级单位，可这三个农场又不象黑龙江省的劳改农场那样又分了若干分场，而是各自分了若干大队和中队。乌兰农场就分了两个犯人大队，一个就业人员工业大队（管基建的）和六、七个就业人员中队，我就被分到乌兰农场的白土岗犯人大队，这是七零年二月份的事。
我在的历反队调到白土岗大队后与从哈尔滨闫家岗调来的一个刑事犯队混编在一起，而原来长水河农场三分场的“现反队”则原封未动，自成一个中队。七零年一年总的来说平安无事，又象兴凯湖农场一样种水稻。但劳动强度比起长水河农场种旱田强多了，主管生产的王麻子队长拿犯人当牲口使唤，一天到晚让你干活。好在经过十多年的劳动锻炼，特别是在兴凯湖农场我已种过八年多的水稻，劳动这一关我早就过了，因此并没有感到有太大的压力。但从七一年到七二年我却遇到了两次意想不到的灾难，差一点丢了性命。
12.2.议论林彪.第七次侥幸从死神手中逃脱
有一次看电影，正片放映前播放了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的镜头，其中有林彪的一个背影。我跟一个姓侯的犯人偷偷议论：“你注意看没有，林彪后脑勺的反骨特别大，你别看他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整天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他实际上是想利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先帮着毛泽东把刘少奇、邓小平这帮人整倒，将来说不定有一天他会象曹操一样挟天子以令诸侯。魏延的反骨被诸葛亮看到了，所以一直没有重用他，最后还用锦囊计把他杀了，毛泽东不知道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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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看到林彪的反骨？”侯XX跟我也有类似的看法。
我为什么敢跟他谈这种掉脑袋的严重问题呢？侯是天津人，比我大五、六岁，曾在傅作义部队当过机要员。北京和平解放后，傅作义部队被整编，侯参加了抗美援朝，按侯的说法是去当炮灰。在朝鲜时他想叛逃，但一直没有找到机会，他这种思想苗头被指导员觉察到了（实际上，这些被整编后参加了抗美援朝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在部队里也是受到严格监视的），调回国以“历史加现行反革命”罪判刑十五年。他跟我在同一个历反队里。历反队就我们俩最年轻，平时跟那些老历反又没有什么话好谈的，所以渐渐地我们俩就熟悉了。他先向我介绍了自己的历史情况，我的情况差不多人人都知道。自从由现反队调到历反队以后，管教干部也不大找我的麻烦，因此我的思想也就慢慢麻癖大意了。有了这样一个能相互沟通思想的人，我们俩就经常在一起偷偷交换一下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但管教干部早就派一个老历反把我们俩盯上了。他虽然不知道我们俩谈什么，可发现我们俩经常在一起嘀嘀咕咕，于是就向管教作了汇报。
整个历反队就我们两个人是“现反”，而且最年轻，这太显眼了。突然有一天徐管教和刘教导员把他找了去，大镣子往地下一摔说：“侯XX！你跟陈奉孝经常在一起嘀嘀咕咕，你们谈了哪些反动言论，有哪些反革命预谋，今天你老老实实交待吧！不然的话，后果是什么，不用我们说你也清楚，你是双料的反革命！”并且指了指桌子上写满字的几张纸对他说：“经过集训队以后，陈奉孝已经变聪明了，他早已作了坦白交待并检举了你，这就是他的坦白检举材料，今天你只有彻底坦白交待并反戈一击这一条路可走，否则你的下场将比陈奉孝更加严重！”真没想到经这么一唬，他老兄一五一十全交待了，并尽量把事情推到我身上。平时看上去侯XX是很精明的一个人，没想到他竟然是这样一个草包！让他们一诈就诈出来了。他不想想，桌子上的那些所谓的检举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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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又没给你看，你怎么就相信是我写的检举材料呢？象他这种人，平时看起来很聪明，可一到关键时候就懵了，这就是所谓的“皮精细”。也怪我自己，“文革”以来我一直处处加着十二分的小心，可这一回怎么就看人看走了眼呢！
审完了他，没动声色的把他放回了队里，而且没有马上提审我。他们这样做的策略一是想让侯XX相信的确是我首先坦白检举了，不然的话为什么不马上提审我呢？二是想麻癖我。但我从侯XX提审回来的脸色看，已经觉察到可能出事情了。我问他管教找你谈什么？他说话支支唔唔。过去每天收工回来他总喜欢到我跟前来聊聊天，两人下下棋，可是自从他提审回来以后总躲着我，我预感到事情恐怕有点不妙。
过了四、五天刘教导员和徐管教突然把我叫去队部，刘教导员开口就说：“陈奉孝！你这一年来表现的很老实，伪装的不错呀？！”我一听这话就明白了，肯定是侯XX把我们俩平时的谈话坦白交待了。我也就装糊涂说：“报告刘教导员！您讲这话我不明白，我没有伪装什么。”他“哼”了一声说；“陈奉孝！你把我们当傻子吗？你认为我们这一年都在睡大觉吗？今天老实告诉你，你跟侯XX整天在一起嘀嘀咕咕，我们早就注意到了，我们看过你的全部档案，知道你不好对付，因此我们先找了侯XX，他还算聪明，把问题全交待了，我们可以给你看他写的坦白检举材料。不过对他写的东西，我们也并不全信，现在就看你的了，如果你想得到从宽处理的话，除了彻底坦白、反戈一击外，没有别的路可走，你如果仍然抗拒交待，对你这样的人，用不着罗嗦，后果是什么，你心里清楚！”说完他就把侯XX写的坦白检举材料递给了我。一共七、八页纸，我从头看了一遍，上面有侯XX的签名画押，他的笔迹我认识，的确是侯XX写的，一点没错。
一般来说，审讯人员是不会轻易将检举材料给被检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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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的，这一是为了检举人的安全，二是你看了对方的检举材料，你心里反而会有了底，最后实在非交待不可的时候，交待的内容也不会超过被检举的内容，如果真还有其它问题检举材料中未提到，你是不会轻易再多交待的。而他们这次没等我要求看检举材料，就主动给了我，其目的是想激起我对侯XX的仇恨，让我反戈一击，只要我交待的和检举的材料与侯XX交待的和检举的材料有一部分碰上头，就可以定案，这一招是非常阴险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会上这个当。两个人讲的话，只要没有第三者证明，又没有文字东西留下，单凭一方的检举是定不了案的。要知道，我跟侯XX谈的都是有关对“副统帅”和“文革”的看法，这在当时都属于掉脑袋的问题。六七年公布的“公安六条”，其中有一条就是“谁反对林副统帅谁就是反革命！”当年因为这一罪名被判死刑的不知道有多少！当时我一边看侯XX写的材料，一边琢磨，要想逃过这一关，唯一的办法就是既不承认自己说过的话，也不对侯XX反戈一击，如果我当时控制不住自己的愤怒情绪，对他反戈一击的话，不但我得不到所谓的宽大处理，最后连他也也一块完蛋，弄不好就要掉脑袋。
看完了材料我便假装气的不得了，说：“侯XX纯粹是胡说八道，他这是陷害我！”徐管教从中插话说：“陈奉孝，你聪明过头了吧！？全中队的犯人都知道你跟侯XX好的跟一个人似的，你说他陷害你，这话连三岁小孩也骗不过去！”我说：“我们俩早就翻脸了，！”下面我就开始胡编乱造，但就是避开政治问题。他们当然不相信，我也知道他们不相信，但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这么胡说。最后刘教导员对徐管教说：“先把他关起来！”又冲我说：“陈奉孝！你认为你们两个人讲的话，只要你不承认，我们就定不了案是不是？你等着瞧好了，你不承认我们照样可以定你的罪！”完了就把我关进了小号。
在小号里我想，这回恐怕完了！在兴凯湖躲过了一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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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水河又躲过了一难，这一回恐怕躲不过去了，真是“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躲过了三枪，躲不过一马叉！”十五年徒刑我已经熬过了十三年多了，还有不到两年就刑满了，怎么才能躲过这次劫难呢？第一，刘教导员说，没有我的口供照样可以定案，治我的罪，这不是没有可能，因为在那个年代根本谈不上法律不法律的问题，到处是冤案屈死鬼。但是我如果坦白交待了真的能获得宽大处理吗？绝不可能。因为他没等我要就把检举材料给了我，看了检举材料就属于抗拒交待，必然受到严惩。我又联想到张敬舜坦白交待后被枪毙的事件（后面我会详述），我断定只要我承认了检举材料上说过的话，必死无异。第二，他虽然说没有我的口供照样可以定案，但这种情况是极少的，因为属于两个人的言论问题，既没有证人，又没有留下文字性的物证，定案是很困难的，因此他上面讲的话有可能是想唬我，因此我决定准备忍受刑罚的折磨，咬紧牙关不承认，这样也许能侥幸活下去。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三天后又提审我，要我交待问题，我绝口否认。他们又使出了诱供的手段，说：“你的问题不谈，可以先谈谈侯XX的问题嘛，你可以先反戈一击嘛！我们说过，对侯XX写的坦白检举材料，我们并不完全相信，你反戈一击后，我们仍然可以把你当作主动坦白交待，从宽处理嘛，我们说话是算数的！”我心里说“去你妈的！张敬舜主动坦白交待了，你们大肆表扬他，把他当成了犯人中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积极分子，让他到各个犯人分场去作报告，最后怎么样？不照样把他枪毙了！我会相信你们这些鬼话吗？”再说，只要你一开了口，不论是坦白还是检举，那你就无法再收住了，他们会抓住你的一件事、一句话继续追问下去，最后你不说也得说。因此我回答：“共产党不是讲实事求是吗？侯XX虽然陷害我，但我不能凭空捏造再陷害他，关于议论林付主席的话，的确我没说，他也没说。”刘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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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跟徐管教使了一下眼色说：“陈奉孝！对你这样的知识分子，不象那些刑事犯，我们从来不愿意动刑罚，但现在看来。不动刑罚是撬不开你的嘴巴的！”随即下令：“把他吊起来！”于是立即上来两个打手，五花大绑把我绑起来吊在了房梁上。不过这次我脚上只戴着一付十几斤重的镣子，脖子上也没卦牌子，不象在长水河农场集讯队那一次，脚上戴着四十八斤重的大镣，脖子上还卦着七十二斤重的大牌子，所以这次我没有马上昏过去。可是正因为没有昏过去，疼痛的滋味可就更难忍了。这次一吊就是一个多小时，疼的我头上的汗珠子象黄豆粒似的往下掉，浑身衣服都湿透了，我咬紧牙关不吭声。
在我被吊起来以后，刘教导员和徐管教都出去了，只留下一个打手看着我。那个家伙还嘲笑我：“怎么样？滋味不好受吧？还是招了吧，免受皮肉之苦！”我不吭声。大约过了一个多钟头，刘、徐二人回来了，那个打手对他们说：“这小子瘦筋巴拉的，还真有尿！一句话也不说。”刘下令：“先把他放下来”。挨过绑的人都有这样一个体会，刚一解开绳子的那一会，疼的更加厉害，只有疼过这一小会，才能缓过来。刘说：“陈奉孝！你回去再好好反省反省，老实坦白交待了，免受皮肉之苦，如果还这样继续顽固下去的话，我们会对你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
回到小号我就想，老虎凳的滋味我尝过，烟头烫的滋味我也尝过，难道还要给我灌辣椒水、让狼狗咬吗？随他的便吧，我能坚持下去就坚持，实在坚持不了就招了算了，最多是一个死，这年头屈死鬼多着呢，也不差我这一个。但他们给我用刑反而证明了没有我的口供是难以定案的。十五年徒刑已经熬过十三年多了，现在我的求生欲望特别强，所以我要尽量坚持下去。
可是出乎我的意料，经过这次提审以后一直没再提审我，我在小号里就摸不着壶底了。我开始胡思乱想：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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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刘教导员说的那样，用刑搞不到我的口供，没有口供也照样可以定案，打算上报等批下来后，说不定哪天就拉出去枪毙呢？是不是侯XX发现自己上了当，良心发现翻了供呢？我偷偷问看小号的犯人，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再提审我，他说：“怎么？吊起来的那个滋味你还没受够呵？该死该活屌朝上，你还是老老实实反省吧！”
关在小号里面，外面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过去我每天看报纸，总能从字里行间中判断出中央的一些动向来，现在是一切都蒙在鼓里，眼前一片黑暗，我数着天数，等待死期的到来。
过了十月一日国庆节不久的一天，突然把我放出来了，给我推了推头，因为在小号里关了四、五个月，头发长的太长了。我想这回我的死期到了，因为根据以往的规律，一个犯人要枪毙前都是先从这个劳改单位调到另一个劳改单位，然后再开公判大会拉出去枪毙，而在临死前给犯人推推头。可是给我推完头后，又把我的手铐、脚镣摘下来了，这不象是往别的劳改单位调，如果是往别的劳改单位调，一般是不给摘刑具的，即使摘最多也只能光摘手铐（摘下手铐后，你的破行李可自己拿着），不会手铐、脚镣一齐摘。给我摘完手铐、脚镣以后，徐管教对我说：“回中队去，明天跟大帮一起出工干活，边劳动边反省！”我回到大帮以后就琢磨，看来是死不了啦，但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他们对我发了“善心”不成？
两天以后召开全白土岗大队的犯人大会，在会上刘教导员宣布：“林彪是叛徒！卖国贼！把叛徒卖国贼林彪的画像一律摘下来烧掉，卖国贼的语录本一律上交，谁再私藏卖国贼林彪的语录本，以现行反革命论处！”我一听这话，“噢！”的一声就跳起来了，我得救了！刘教导员还说：“陈奉孝！你不用翘尾巴！你还有错误，你还要继续反省！如果你不老实，我们照样会收拾你！”我心里说，我还有什么错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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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反省什么？你们不就是因为我议论林彪才把我关起来的吗？现在林彪完蛋了，说明当时我对林彪的看法是正确的。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如果林彪晚出事几天，说不定我就没命了。
回到大帮后，侯XX觉得很尴尬，几次想找我作解释，我都没理他。我恨透了他，恨不能一刀子捅死他！但最后我还是谅解了他。七九年落实政策以后，对于过去那些整我的人，我都谅解了他们，因为那是一个时代的错误，纠缠个人恩怨是没有多少意义的，何况他还曾经是在劳改中我交过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之一，因此我写这篇东西没有直接点出他的名字。
12.2.脱谷机爆炸案. 第八次走近鬼门关
我出来之后正赶上脱谷的大忙季节。白土岗大队共分四个中队，为了加强夜班劳动，从这四个中队里又单独编出了一个“出监队”。这个出监队的犯人都是些离刑满不到一年的犯人，因此不会有人想逃跑。十多年甚至更长的劳改苦难都熬过去了，还剩不到一年的时间，谁还想去冒逃跑被打死或被抓回来加刑的危险呢？因此这个“出监队”的犯人出工干活没有解放军看押，只有带工队长领着，其主要任务是负责夜班脱谷。我也被编到了这个队里。这个队的犯人因为都快刑满了，因此管理相对松些，我一下感到好象“自由”了许多。可是我命中注定多灾多难，一件意料不到的灾难又落在了我的头上。
七二年一月快过春节了，一天晚上“出监队”的犯人出去打夜班脱谷，那天晚上特别冷，有零下将近四十度，到场院干了不到一个小时，突然断了电。断了电脱谷机停了，大家都跑到看场院的小屋里去暖和，等着来了电再开工。几十号人挤在一间屋子里，大家都抽烟，太呛人了，我那时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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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抽烟，于是便跑到场院，钻进稻草堆里休息。因为这天夜里太冷，干活伸不出手来，犯人就向王麻子队长要求回去吧，王麻子队长还训大家说：“你们这些家伙就恨不能断电好休息，今晚上不来电也不能回去！”就在他训完话不多一会，电就来了，大家只好硬着头皮出去干活。
我在底下挑叉子。脱谷机口有三个犯人在老虎口管着喂机子。开机后不到一刻钟，“轰！”的一声巨响，脱谷机后屁股出乱草的机口里的一个滚子爆炸了。幸亏在后面负责推乱草的两个犯人刚刚推着乱草离开出草口，不然的话，非让飞出来的碎铁块砸死不可。这回彻底完了，不能干了，只好回去。王麻子队长说：“这回你们高兴了，好回去睡大觉，可明天白天必须加班往脱谷机跟前运料，码草垛。”这家伙使唤犯人比奴隶主使唤奴隶还狠。
睡了半宿觉，第二天吃完早饭刚要站队集合点名出工，突然来了四、五个干部说：“今天不出工了，回去学习。”有些犯人很高兴，不干活当然好，可我感到气氛不对，可能又有什么重要事情要发生。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回到监舍大家坐好，常指导员首先念了两段毛泽东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愿意带这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的人，肯定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念完了语录然后他就说：“昨天晚上脱谷机爆炸，肯定有人在搞破坏，搞破坏的这个家伙就在你们这些人中间，今天我们一定要把他挖出来！”大家一听这话，张飞拿耗子，大眼瞪小眼，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觊，谁也不敢发言。常指导员就让每个犯人自己讲，昨天晚上断电的时候你在哪里来，并要有证明人，都说到场院小屋里休息抽烟去了。轮到我说，我就说我在场院小屋里呆了一会，大家抽烟呛的受不了，我就钻到场院草堆里休息去了，有木缘芳为证。姓常的拿眼瞅了我一下，“哼”了一声。又让大家继续互相揭发，就这样搞了一个上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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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把那个“破坏者”挖出来。
中午吃过午饭继续开会。姓常的照例念完了那两段语录后说：“破坏分子就在你们当中，不把他挖出来我们绝不收兵！谁要是知情不报，互相包庀，我们查清以后，跟破坏分子一样严惩！”大家还是没人发言。要知道，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要真是哪个犯人搞的破坏，非枪毙不可。那个脱谷机是从匈牙利进口的，在当时来说，还算比较先进，听说值几万块钱，犯人的命值几个钱？一分钱不值！他看到大家都不发言，就命令轮着说。大部分的发言都是为自己开脱，说明自己与这件事绝对无关，也有少数人在说明了这件事与自己无关后，也附和着姓常的说，一定要把这个破坏分子找出来，不能让他连累大家。
轮到我发言，我就说：“我认为这件事不大可能是犯人干的，因为出监队的犯人都已经过多年的劳改，现在都快到期了，谁还能在快出劳改队的时候再去干这种事呢？如果是刚入劳改队，思想有抵触情绪，可能会有人干这事，现在好不容易快熬到头了，谁还会去干这种事呢？我希望政府能认真调查，把范围扩大一些。”谢管教马上接过话来说：“你怎么知道政府不认真调查呢？我们没有证据也不会找你们！”他刚说完，姓常的就从兜里拿出一块大约二十公分长，五、六公分宽，约半公分厚的铁板说：“就是这块铁板把脱谷机出草滚别坏的，不是你们当中有人放进去的是谁？我们今天非要把这个仇视人民政府、仇视共产党的反革命破坏分子挖出来不可！”他一边说着，一边用眼睛斜楞我。我又说：“脱谷机出草滚爆炸是在开机大约十五分钟以后发生的，如果有人把这块铁板偷偷放在乱稻子里，叉子一挑就会掉出来，根本挑不到脱谷机喂草口去；如果是在入草口处干活的人扔进去的，那也根本不可能。一往里扔就会被打出来，不信可以作个试验。再说，如果真的是从入草口进去的，首先应当把喂草口的滚子别坏，怎么能到出草口才把机器别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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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另外，如果是有人在休息时偷偷放到机器里去的，机器根本就开动不起来。脱谷机的出草口滚子虽然坏了，但还能开动，不妨可以做个试验嘛！”
我发言时总场有位赖干事，个不高，广东人，听的很认真，他一直没说话。应该说，我分析的是非常有道理的。姓常的却说：“陈奉孝！我们知道你很能讲，更知道你一贯不认罪、不服法，抗拒改造，仇视共产党。这件事是谁干的，我们心里早就有数，想狡辩也没有用！”他这样讲，矛头明显是指向我，其他犯人也把目光集中到我身上来。听他这么一讲，我也有点沉不住气了，接着说：“报告常指导员！这件事与认罪不认罪有什么相干？你不能把这两件事硬扯在一起，乱扣帽子！”这一句话就把他惹火了。他说；“你敢顶撞干部？！先把他铐起来！”接着谢管教就掏出一付手铐把我铐上了，并把我带出了监舍，领到医务室叫一个犯医看着我，其他人继续开会。
我想这下坏了，我离开会场后他肯定会发动其他犯人把矛头指向我，因为其他犯人也恨不能快点找出一个替死鬼来好让自己不受怀疑，谁都害怕这件事粘到自己身上。
这天夜里我翻来复去睡不着，值夜班的一直在窗子外面盯着我。我想，我怎么这么倒霉，什么事情都让我摊上！他们如果把这件事情硬栽在我头上的话，我这十四年劳改所受的罪，算是白受了，还不如早点死了好。
在这件事发生的前三天正好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在草甸子里一条大黑狗追着咬我。草甸子里到处是塔头墩子，我还直摔跟头，后来吓醒了，出了一身冷汗。而姓常的穿的正是一套黑棉制服，这是个不祥之兆。人在危难之际，往往产生迷信思想，虽然我从来不迷信。
姓常的这个家伙是蒙族人，“文革”一开始被打成了“内人党”，差一点被整死，腰都被打坏了。后来听说有四十多万人在整“内人党”时受到拷打，其中被折磨至死的就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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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万人。姓常的不知为什么后来又重新站起来了，为了表示他对毛泽东的“忠心”，把满腔的仇恨都撒在了犯人身上（实际上也是蒙人恨汉人的一种表现），他也跟长水河农场的孙教导员一样，急于想破一件大案子立功。
第二天继续开会，挖“破坏分子”，我也参加了，不过这回不让我坐在炕上，而是让我站在地下。姓常的念完了那两段“语录”后就发问：“那天晚上都有谁到工具箱那里去来？”其实不论白班、夜班总有人到工具箱那里，因为挑草的叉子头很容易活动，需要钉一钉。那天晚上也有好几个犯人去过，不过谁都不敢承认。姓常的就问我：“陈奉孝！你去过工具箱那里没有？”我本想也不承认，但考虑到有人看见我去过，而且同时还有另外一个犯人跟我一块去的，如果我不承认的话，被别人检举出来，那不成了“作贼心虚”，企图掩盖罪行了吗？于是我回答：“我去过！”，“你去干什么？”，我说：“我去钉了钉叉子，因为叉子头活动了，我怕掉下来混在乱稻子里。”他又问：“你用什么钉的？”我说：“找锤子没找着，我用一块铁板钉的。”他又问：“是不是昨天我拿给你们看的那块？”我说：“黑灯瞎火看不清，我用的那块铁板好象比你昨天拿的那块还大。”他冷笑一声说：“人证物证都在，你还不承认，这块铁板（指昨天他拿的那块）就在工具箱里来，不是你干的还是谁？把他押小号里去！”不由我分说就把我送到了小号。可是总场的赖干事在后面跟着，他对看小号的两个犯人说：“先别让他跟小号里那两个犯人关在一起，先让他暂时跟你们住一块，你们要好好看住他！”
12.3.跟吊死鬼睡在一起
小号里关的两个犯人一个叫陈显，另一个叫马福林。陈显是一条腿，不过还戴着手铐，马福林手铐、脚镣都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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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陈显，我后面再介绍。马福林是一个盗窃犯，被判刑二十年，饭量特别大，经常因为干活累，吃不饱发牢骚。有一天他气急了眼，骂街：“整天说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操他娘的！一天到晚干活累的象王八蛋似的，连顿饱饭也吃不上！”说着他拿起嘴里吃的半拉窝头就向毛泽东像砸去。这还了得！马上被戴上手铐、砸上脚镣，塞进了小号。要知道，在当时这是死罪阿！他在小号里得了严重的痢疾，一天拉稀无数次。关小好的犯人每天只给六两苞米面稀粥喝（三年“自然灾害”过去后，关小号的犯人吃的已经不再是“三两八”，内蒙的小号实没实行过“三两八”，不清楚），他又拉稀，人瘦的已经不成人样了。因为他一天拉稀的次数太多，不能让他出去解大便，便在小号里放了一个马桶，因此小号里面臭的要命。
大约过了一个礼拜就到了春节。过春节，犯人放假三天，改膳生活，每组犯人到食堂领回面和馅，集体包饺子吃，关小号的犯人也由犯人伙房给包点饺子吃（当然比大帮的犯人少的多）。为了表示“革命人道主义”，还给马福林摘了手铐，光戴着脚镣。
大年三十的那一天，看小号的两个犯人在门外打扫卫生，让我戴着手铐扫扫走廊过道。趁着这个机会，马福林对着小号门上的观察窗对我说：“老陈大哥！我活不了啦！我知道自己非被枪毙不可，即使他们不枪毙我，我这个病也活不了几天了！”说着说着哭了。我还安慰他，叫他不要胡思乱想，事情总会有“好转”的。
小号门的上门框和土墙之间有一条大缝子透风，用一些乱麻塞着。我偷偷跟看小号的犯人胡广才说：“老胡！马福林思想情绪不对头，你最好将堵缝子的乱麻取下来，用点泥巴堵堵，以免发生意外。现在马福林的手铐摘下来了，陈显睡觉象个死猪一样，可别出事。大过年的出了事可不好。”同时把马福林对我讲的话也对他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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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广才是个转业兵，三十多岁，黑龙江省呼兰县（？）人。六四年搞的“四清”运动，把农民的自留地都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了。过去农民还可以在自留地上种点黄烟，种点菜，养几只鸡，下了蛋卖了再买点油盐酱醋什么的，自从割了“资本主义尾巴”以后，农民连这点微薄的收入也没有了。胡广才在自己农家院里种了点菜，可是总有人去偷，他气坏了，就私自拉了个电网，没有电着小偷，结果他老母亲在凉衣服时不小心碰着电网给电死了，为此判了三年徒刑。象他这样的犯人当然是属于“自己人”范围之列，所以在劳改队里能干上看小号这样的美差事。
此人心眼倒不坏，只是有点马大哈。他听了我对他讲的关于马福林的情况后说：“不要紧，马福林病的连站都站不起来了，还能自杀？”但是就在正月初三的晚上，马福林真的上吊死了。因为摘了手铐，他是用塞缝子的乱麻搓了一根二尺来长的小绳，挂在穿过墙的瓷管上吊死的。
这个小号原来是一间没人住的破屋子，屋里原来有电灯，自从作了小号以后，把电线撤了，但穿过墙的瓷管还在，从墙里穿出来露着不到十公分。马福林就是把自己的破被子卷起来踩着挂上绳子吊死的。本来他两脚还能够着炕，但象他那样病的快死的人，小绳多少一勒就没命了。他为什么选择在初三的晚上上吊呢？我猜想也许是因为这三天改膳生活吃的好，临死以前，他不想当一个饿死鬼！要知道，长期遭受饥饿折磨的人，对吃一顿饱饭、好饭，是很看重的。
他吊死是值夜班的队长在查夜时发现的。大约是夜里十二点多钟，值夜班的队长突然“砰！”“砰！”地敲看小号的门，胡广才和我都睡着了，胡广才赶紧爬起来开门，值班队长骂他：“胡广才！你他妈拉个巴子的是怎么看的小号！小号的犯人都吊死了，你他妈拉个巴子的还在睡大觉！”我也赶紧起来了。不一会，常指导员和一个犯医也来了。常命令胡广才和犯医把马福林的尸体放下来，摸摸他还有气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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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犯医说早就凉了。姓常的说：“这种反改造分子死一个少一个，省下一颗子弹！”
我过去差不多什么样的死人都见过，象枪毙的、服毒的、淹死的、冻死的、饿死的，甚至连砍头的我都见过。四五年日本投降，潍坊市进住了一个国民党的杂牌游击队（实际上是国民党收编的一股土匪），就在我家的房子后面砍了三个士兵。我家的房子后面是一个大湾，夏天孩子们都在湾里洗澡嬉戏。有一天傍晚我正和一帮孩子在湾里洗澡，突然来了一些兵把我们赶上来，不一会就绑过来三个兵，在湾崖上用日本指挥刀砍了，那时我才八、九岁，把我吓坏了。五一年“镇反”时我已经上初三了，那时枪毙的人太多了，我还追着看过，所以我对死人并不害怕，可是上吊死的人我可是头一回见。马福林上吊时还戴着脚镣子，但破棉裤已褪到了脚脖子上，舌头伸出了一点点，不象传说中的吊死鬼舌头伸的如何如何长。
半夜三更死人往哪里放呢？姓常的说：“先放在炕上，明天一早找两个犯人拖出去刨个坑埋了算了”。这么一折腾陈显也醒了。他抬头看了一眼，把被子一蒙头，又睡了，实际上他早已半疯了。姓常的临走回头向看小号的屋里看了一眼，发现我在屋里，马上命令胡广才：“把陈奉孝关进去！让他跟你们睡一个屋，他倒自在！”
我心里想，你不就是想给我使加点压力吗？你还有什么恶毒的招使出来？死人我见过多了，六零年我也曾挨着饿死的犯人睡过觉，现在我还怕什么！我怕的不是死人，怕的是小号里太肮脏。我说：“报告常指导员，我不害怕死人，但马福林有严重的痢疾，整天在小号里拉、尿，请你让犯医给撒点药消消毒，我就进去！”他“哼”了一声没言语就走了。犯医还真不错，过一会真拿来一个喷雾器满小号里喷了一下，我就进去了。这就是他们口口声声说的“革命人道主义”！就这样，让我跟一个吊死鬼睡了半宿觉，我能睡的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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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让两个犯人把马福林的尸体抬出去，在院子里卸下镣子来，姓常的命令立刻就给我砸上了，这就算是马福林临死留给我的遗物吧！马福林走了，小号里就剩下一条腿的疯子陈显和我了。这有两件事使我很担心，一是陈显他是个疯子，谁知道他发作起来会干出什么事来！因此我要时时提防着他点；二是我担心，我被关起来以后，姓常的会给出监队的其他犯人使加压力，让他们写假证言材料，证明脱谷机是我破坏的。要是真这样的话，我就必死无异了。到了晚上，前半夜我又没睡着觉，大约到三、四点钟的时候，我迷迷糊糊的刚要睡着，陈显这家伙戴着手铐子爬到我身边推我：“快起来！快起来！马福林来了！马福林叫你呢！”这一下可把我给吓着了，我戴着脚镣子稀里花啦就下了地。看小号的胡广才听见小号里有动静，马上开开门问：“你们这是干什么？”我跟他说了陈显刚才说过的话，他上去把陈显揍了一顿。我还说：“别打他，他已经残废了、疯了，我以后多注意他点就是了。”
12.4.遇到好人相助
这次脱谷机爆炸事件对我的思想压力特别大。已往的多半是一些言论问题，又没有证人，只要我不承认，要定案是很困难的。这一次不同，脱谷机爆炸了，物证有了，现在就缺一个人指证我了。如果在姓常的压力下，有哪个坏了良心的家伙出来指正我，那么在人证、物证都有的情况下，我再不承认恐怕也逃不过去。令我感到特别窝囊的是，眼看就要刑满了，怎么又摊上这么档子事！难道我命中注定非死在劳改队里不可？过去十四年多的劳改经历，我曾经数次面对死亡，为什么那时不死，偏偏在我觉得真的有了希望的时候才死呢？说实在话，对于死我并不怕，刚到兴凯湖农场时，我就没打算活出去，可现在当我有了强烈的求生的欲望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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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死神又来向我召唤，这太残酷了。我又想起自己在北大的一些活动，尽管当时我的确对共产党的一些不民主的做法有些不满，但并没有想去推翻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现政权什么的。至少在当时我还是认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共产党尽管不讲民主，也总比蒋介石统治时期的腐败政权好，但最后我却被投进了监狱、劳改队，这对我来说，简直太不公平了。对于过去的事我开始一件件回忆，人觉得自己快死的时候，总是爱胡思乱想的。
在我这次被关小号的期间内，陆陆续续也有犯了“错误”的犯人被关进来，不过他们犯的大都是一般性错误，因此关个十天、八天也就陆续放出去了，这倒给我提供了一个了解外面情况的机会。我问他们，现在出监队开始出工干活了没有？他们告诉我，自从我被关起来以后总场的赖干事又组织了出监队的犯人开了好几次会，现在开始出工干活了。后来出监队有个叫马得俊的小伙子因为打架也被关进来一个礼拜，我问他是不是常指导员给你们使加压力，叫你们检举我？他说：“常指导员是有那个意思，但赖干事一直强调一定要实事求是，再说，你平时为人又不错，大家都快出监了，再争取减刑也没有用了，这是人命关天的事，谁愿意再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呢？大家背后议论说，你太倒霉了，十多年都熬过去了，三十六拜都拜了，就剩下一哆嗦了，又遇到这事，大家都对你感到可惜。”他还告诉我，听说外面的脱谷机手也开了好几天会，是总场洪科长主持的，要他们分析脱谷机爆炸的原因，不知道结果怎样。他又告诉我，赖干事还召集了那天白班脱谷的犯人开了会，了解了情况，因为那天白天也很冷，脱谷机坏过几次，脱谷机手钻到脱谷机里修理过，因为锤子把断了，脱谷机手拿一块铁板当锤子用过，不少人都看到了。
听他这么一说，我心里塌实了许多。第一，既然没有人指正我，姓常的就不能把这件事硬栽在我头上。我平时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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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家是知道的，除了不认罪、爱跟干部顶撞外，跟犯人从未闹过矛盾，从来没有干过打小报告坏人的事，所以我人缘还是比较好的，同时也说明，出监队的犯人虽然大都犯过各种不同的罪行，但人性并未完全泯灭。第二，看来赖干事这个人还是比较实事求是、比较认真的。我想起了我在会上的发言，分析脱谷机爆炸的原因，他听的很认真。他是总场的干事，亲自来主持破案，常指导员要想拿我当替死鬼，硬把事情载到我头上，从而说明他“破案有功”，恐怕也不会那么容易。
我戴着手铐写了一份详细的材料，分析引起脱谷机滚子爆炸的原因。第一，象我在开会发言时一样，首先排除了犯人搞破坏的可能性。第二，我分析有可能是因为夜间气温太低，中间断电后滚子受冻太厉害，来电开机后，因为滚子转速太快，滚子的材质承受不了热涨冷缩的急剧变化，造成爆炸。第三，也有可能是白班脱谷机手钻进脱谷机修理时，用那块铁板当某个损坏了的部件用，经过较长时间的震动脱落了，别到了快速旋转的滚子上，把滚子别坏了。第四，脱谷机顶部有个口，盖着盖，脱谷机手修理脱谷机时，都是从顶部掀开盖钻进去修理，修理完再从顶部的口爬出来，有可能脱谷机手爬出来时，将那块铁板拉在了脱谷机顶部，由于盖没盖严，开机后经过长时间的震动，最后从缝隙里掉进了脱谷机，把滚子别坏了。总之，我写的很详细，把各种可能性都分析到了。写好后我请看小号的胡广才交给赖干事，千万别交给常指导员，他同意了。因为犯人没有一个不恨姓常的的，他平时对犯人太狠了。我怀疑他可能是因为在整“内人党”时被汉人整过，因此把一肚子仇恨发泄在犯人身上。
我交上材料后不久，李燕生被关进来了。我跟李燕生是北大的同学，且都是“百花学社”的成员，按照共产党管理犯人的常规，我们俩是不能见面的。可从兴凯湖农场我们俩就同在四分场，不过不在一个中队。在长水河农场三分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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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同在“现反队”一年。调到乌兰农场白土岗大队后虽然不在一个中队，但因院子很小，却经常见面，对管教人员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疏忽。造成这一疏忽的原因我想有三个。第一，我们俩虽然都是“百花学社”的成员，但我的判决书上并没有他的名字，他的判决书上也没有我的名字，不是同案犯，因此他们也就疏忽了；第二，自从兴凯湖农场的犯人编散以后，调动频繁，“文革”当中又乱，他们可能对我们俩人同属“百花学社”成员这一点马虎了；第三，当年北大被抓的同学实在太多了，要把每个人用不同的劳改支队、劳改大队隔离开来也实在困难。
李燕生告诉我，他是为了能进来看看我，故意犯了点小错误让他们关进来的。他还告诉我，外面的人都为你担心，十五年好不容易快熬到头了，又摊上了这事，实在太可惜了。不过他又告诉我说，听白土岗原来的老犯人讲，总场的赖干事对犯人的态度一直不错，不象别的干部，见了犯人就吹胡子瞪眼，你要想办法逃过这一关去。想什么办法呢？我对他说，我已经写了一份详细的材料，分析引起脱谷机滚子爆炸的原因交给了赖干事，不知他们能不能认真研究我写的材料。他问我：“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没有？你在兴凯湖不是因为写日记被送到码头监狱严管队去的吗？这个办法你还可以用，你可以用写日记的办法记叙这次冤情，写好了故意藏起来，等我出去后故意向赖干事汇报，说你偷偷写什么东西藏起来，他们肯定会来检查，等他们看了你的日记，会更相信你是被冤枉的。”
我开始写日记，一方面用日记的形式记叙自己遇上的这次不白之冤，另一方面记叙自己的悲观情绪，并写着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被枪毙了，有哪位难友检查我的一遗物时发现了我写的日记，请保存好，出监后寄给我在济南的姐姐，好让她知道我是蒙冤而死的等等。我写了很多，是用写材料的纸戴着手铐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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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礼拜后李燕生就出了小号，他真的报告了赖干事。他上午出去，下午赖干事、常指导员、还有一个年轻的陈干事一起到小号把我叫出来，他们检查了我的破行李，姓常的还直拿眼睛斜愣我。他可能以为我又写什么反动的东西，这回可让他们又抓住了。
隔了三天，赖干事就找我谈话，告诉我说：“陈奉孝！你写的材料和日记我们都看过了，我们并没有肯定脱谷机是你破坏的，我们一直在认真调查这件事，你应该相信政府，不会冤枉任何一个人的。不过这件事如果真是你干的，最后你也跑不了。你不要胡思乱想，要好好反省，把问题交待清楚。”从这次谈话以后再也没有找过我，直到六月底春播过后开始拔草，才把我放出来，但什么话也没有对我说，只是把手铐、脚镣给我摘下来，让我回出监队干活。出监队的犯人告诉我，脱谷机的案子早已破了，是脱谷机手那天白天钻进脱谷机里修理时，铁板忘记带出来造成的。常指导员不许大家再议论这件事，这时压在我心头上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从现在到九月十六号出监这一段时间再没遇到什么麻烦，算是平安度过了劳改生涯的最后三个月。
12.5.两个受迫害的案件
在白土岗大队两年多，除了我个人的遭遇外，有三件事应该提一提。
第一件事是，七零年夏天拔草期间，参加过“珍宝岛战役”换防下来的一帮解放军来看押犯人，可能是他们的“阶级觉悟特别高吧”，对犯人非常狠。平时押着犯人出工、收工，总爱找犯人的麻烦，用枪把子捣犯人。有一个叫修敏的犯人，他的犯罪是“破坏军婚”。看押犯人的解放军知道了他的案情以后老想找他的麻烦。有一天在地里拔草，看押的解放军叫他过去谈话，问他犯什么罪，他说是因为男女关系犯的罪，不敢说是破坏军婚。可是这个解放军早已知道了他的案情，继续追问他：“跟什么人搞的男女关系？”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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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男的，当然是跟女人搞的关系呗！”这位解放军一枪把子就把他捣倒了稻田池子里，并说：“你小子吃了豹子胆，敢动解放军的家属，看我怎么收拾你！”
果然不假，没过了几天，在拔草时，恰好修敏赶在靠稻池子边上，他的手刚一伸到警戒线以外，被那位解放军一枪就把他的右手的两个手指打断了。犯人干活时，四角都插上小红旗，如果有哪个犯人出了两小红旗对直的警戒线外，打死活该！那天的小红旗正好就插在修敏拔草的稻池子埂上，因为稻池子里的稗子草跟池埂子上的草连成了一片，因此他的手伸到警戒线外面去了。本来国家过去有规定，抓逃跑的犯人时，必须首先鸣枪警告，如果三声鸣枪警告，逃跑的犯人还不站住，就可以开枪打，还规定开枪时要打下半身，可是在那个时候，打死一个犯人跟捻死一个蚂蚁一样，谁还管什么规定不规定呢！而修敏根本就不是逃跑。这个解放军纯粹是拿犯人练枪法。
第二件事是有一个哈尔滨的小青年，才十七岁，因绺窃罪被判刑五年。这孩子从小没有父母，跟他姐姐一块长大，相依为命。他姐姐二十岁，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在一家街道小厂里干活，人长的很漂亮。有一天，他姐姐从哈尔滨来跟他接见，因为哈尔滨离乌兰农场差不多一千里路，接见完了，当天是回不去的，那时劳改农场又没有旅馆，一位姓刘的管教干事就把她安排在干部招待所里住。当天晚上，这位干事到她房间里去找她谈话说：“你弟弟在劳改当中表现可不太好啊！到期恐怕出不去。”她一听吓坏了，忙说：“刘干事！我弟弟年纪小，不懂事，您要好好对他进行教育，千万别让他再犯错误。自从我父母去世以后，就我们俩相依为命，一起长大，现在他因为犯了错误，进了劳改队，为了他我不知道哭过多少回。刘干事！您行行好，千万到期可放他出来。”说着说着，又哭了。这位刘干事就说：“其实犯人到期能不能释放，能不能提前释放，就我一句话的事，不过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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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着他就上去把她强奸了。临走他还威胁说：“你可要明白，你是犯人家属，你要是回去乱说，可对你和你弟弟不利。”是啊，犯人家属被糟蹋了，你如果上告，会说你拉拢腐蚀干部，因此被糟蹋的人，只有吃个哑巴亏，眼泪往自己肚子里流。
犯人因犯了“错误”要加刑的话，的确就是管教干部一句话的事，但是要给犯人减刑的话，那可不是管教干部一个人说了算，要通过队部指导员和生产队长等大家讨论后才能决定。根据犯人的积极表现，整理好了减刑材料，上报场部管教科审批，然后再往法院呈报。这个小青年犯人在劳改当中的表现又不太好，怎么可能提前释放呢？后来这位犯人的姐姐又多次来问刘干事，她弟弟为什么还不能提前释放，刘干事老拿话支吾她，她就向别的干部打听，事情才暴露了，结果刘干事被调走了。后来她又来打听她弟弟是否能提前释放的问题，再也见不到刘干事了。
12.6.不可思议的奸尸案
第三件事是有一个叫杨金阁的犯人，罪名是“盗墓奸尸”。这家伙是黑龙江（什么县，记不清了）省人，上无老，下无小，是个老光棍子，年纪四十多岁。在他住的那个屯子里有个十八、九岁的大姑娘得病死了，因为黑龙江省的冬天，地冻的两米来厚，就用镐头刨了一个不太深的坑埋了，打算来年天暖和冻土化开以后再重新埋葬。可是头一天埋了后，第二天坟就被扒开了，尸体也不见了，这一下全屯子的人都哄动了。开始人们认为是有人盗墓，偷死人穿的衣服和殉葬品（在兴凯湖劳改农场我还遇到个名叫袁澄波的盗墓贼，他说，盗墓时，把坟挖开，把棺材盖起开，然后用一根绳，一头套在死人的脖子上，另一头套在自己的脖子上，脸对脸把死人拽起来，才能将死人的衣服剥下来，胆子小的人是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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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的），可是连尸体也不见了，这一下全屯子连周围的屯子就谣言四起了。因为那时黑龙江省农村，既落后又迷信，有人就说是“炸尸”了，还有人说叫土地爷弄去做“二房”了，说什么的都有，搞的人心惶惶。
一个月后案子破了。在那个年代，农民在生产队干活，出工时要敲钟集合。有一天，早上敲钟集合时杨金阁没去，生产队长以为他病了，就去看他，因为他是一个孤老棒子，平时也不跟别人家来往。这家伙住着两间破屋，一个里间，一个外间，生产队长到他家一看，门没有锁，知道他在家，推门进去就喊：“老杨！怎么了？是不是病了？怎么没出工啊？”也没有人答应，生产队长就掀门帘进里屋一看，见有人躺在炕头上蒙着被子睡觉，他还说：“老杨病的不轻啊！要不要叫人用地排子车拉你到公社医务所看看？”还没人答应。他伸手往被子里一摸，躺着的人身上冰凉，他一掀被子，看见是一个女尸，吓的“噢！”地一声就跑出来了。案子就是这样破的。
杨金阁把那个女尸揹回去以后，开始时，他只要离开家，不论是去出工干活还是出去买东西，总把门锁起来。可是时间一长，他可能大意了。这天他就是一早到大队小卖部去买东西，以为时间不长，就没锁门，结果被生产队长发现了。最后以上述罪名被判了十五年。
在劳改队里，杨金阁这家伙整天泡病号不干活，干部也拿他没有办法。他觉得自己反正是光棍一条，农村的生活又很苦，不干活没有饭吃，在劳改队里，不干活公家也得管饭，因此他也不怕加刑。他又不是反革命犯，还属于贫下中农之列，别的错误他也不犯，就是懒，不愿意干活，对这种人，劳改队的干部最感到头疼。如果是一个反革命犯或是一个出身地主、富农的犯人，象杨金阁那样，长期泡病号不干活，那么会以“思想极端反动，抗拒改造”的罪名被枪毙。可是对象杨金阁这样的“阶级弟兄”可不能这样。为了羞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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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的判决书抄在了黑板报上。这他也不在乎。有的犯人问他：“一个死尸。你怎么干？”他回答说：“怎么不能干？在热炕头上把她腾热了，再用热毛巾把她那地方捂一捂，照样可以干。”我看了他的判决书，又听了他讲的话，心里直发怵，身上直起鸡皮疙瘩。犯这种罪的人，简直不可思议！还有人犯“露阴霹”、“喝女人尿”、“吃女人粪便”等稀奇古怪的罪，简直令人无法理解！真是树林子大，什么鸟都有。后来我想，人啊人！也许是动物界中最肮脏的一类!
12.8.迈出劳改队大门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六日是我到期刑满释放的日子。犯人到期刑满释放一般都是头一天就告诉你，明天不用出工了，等大队犯人出工后，办好出监手续，拿着介绍信到某个劳改释放的就业单位（二劳改单位）去报到。可是九月十五号没有人通知我明天留下，第二天我只好跟大帮犯人一起出工下地拔草。昨天一夜和今天一上午，我一直在琢磨，是不是因为我过去在劳改中的表现要给我加刑？是不是他们又发现了我有什么“新问题”？不少犯人在干活时也小声问我：“你今天不是到期了吗？怎么没通知你留下？是不是日子搞错了？”我说：“没有！”他们又说：“脱谷机的案子已经破了，他们为什么不放你？”我说：“不知道！随便他们爱怎样就怎样吧，你们都有老婆孩子，盼着早点出去，我反正光棍一条，出去当二劳改也好不到那里去。”说是这么说，这一夜半天对我的压力可不小。任何人遇到这种情况，心里都会感到不安的，我担心他们会又要给我罗织什么罪名。
中午收工回去吃过午饭，到下午出工时，值班的犯人才告诉我：“陈干事说下午叫你留下。”我问：“是不是释放？我今天到期。”他说：“陈干事没说别的，只说让你留下。”过一会陈干事把我叫到队部，开口就说：“陈奉孝，你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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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了，但是根据你在劳改中的一贯表现，你觉得你能按期释放吗？”我说：“为什么不能？我又没被加刑。”他笑了，说：“你小子头脑倒很清醒，希望你出去以后别再回来。”说完给了我一张介绍信，叫我到四中队（二劳改单位）去报到。
我回到宿舍，在陈干事和一名值班犯人的监督下，用一根草绳捆了捆我的破行李（实际上除了一床破劳改被子、一条破褥子、一个破洗脸盆和一个饭盆外，我什么东西也没有。）陈干事和值班犯人又对我身上进行了仔细的搜查（犯人出监必须经过仔细搜查，一是怕把公家的东西带出去，更重要的是检查你出监时，是否给尚未到期的犯人带什么信件没有）最后我扛着破行李迈出了劳改队的大门。
出了大门我停下来回头望了望劳改队的大门，思绪万千，感慨万分。十五年哪！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十五年！这十五年我是怎么过来的？！按照判决书上的规定，我还有五年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时期，今后二劳改的生涯又是怎样的呢？我带着满脑子的疑虑，没有喜悦，也没有悲伤，孤独的走上了“新生”之路…….
13.“文革”中的几个屈死鬼
13.1.陈显
陈显，黑龙江省绥宾县人，一九六五年被捕，一九七二年被枪毙。
关于陈显，一九八七年我曾专门写过一篇记实，题目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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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故事”，寄给了河南省办的一个刊物“法制文学”并附给编辑部一封信。信中声明，我写的全是真人真事，文中所用的人名全是真实姓名，如果我写的有任何不实之处，愿负法律责任；贵刊如不能登，请将原稿退回，我并附了邮票。结果稿子被退了回来，没有说明原因。但我知道，我揭露的是中国劳改队里黑暗的一角，就是这一角，在当时也是没有哪家报刊杂志敢于发表的。
一九九四年林希翎从法国回来，我给她看了，她的看法是陈显的遭遇虽然值得同情，也能说明中国劳改系统的残暴，但陈显毕竟是一个普通的刑事犯，写他意义不大，不如写写你（指我）自己的遭遇更有意义。但我并不这样认为，我觉得陈显虽然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刑事犯，但却非常典型，而且我与他有一段特殊的“缘分”，从他被加刑、与他一起关小号、到他被绑赴刑场枪毙，我都亲眼目睹。这次我写的不仅仅是个人的遭遇，而且也是我二十二年目睹的一些人和事，因此我决定还是把他写进去。
八七年我写陈显的目的是想试探一下中国的政治气候，如果陈显的遭遇问题能发表，我便开始写关于我个人的遭遇，如果陈显的遭遇问题不能发表，关于我个人的遭遇问题写出来后恐怕就更无处发表了。因此自从“法制文学”将我写的关于陈显的稿子退回以后，关于我个人的遭遇问题就一直没有动笔。现在既然我已开始写自己的经历，我觉得还是应该把陈显的问题写出来好，以了我的一个心愿。
陈显，黑龙江省绥宾县人，早年丧母，父亲在一家中药店拉药匣子（即给来买药的人抓药）。他父亲又娶了一个老婆，陈显的这位后母是一个标准的河东吼。她带来自己的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因此总是处处向着自己的孩子，视陈显为眼中钉。而陈显的父亲又是一个标准的“惧内”的典型，当后母虐待自己的儿子时，他不但不敢制止，反而帮着后老婆对陈显进行打骂，经常不给饭吃。陈显这孩子脾气非常倔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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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经常和他后母对打、对骂，当他父亲打他时，他就跑到自己生母的坟上去哭，有几次他就趴在母亲坟上整夜不回家。渐渐的他就跟社会上一帮小偷混在了一起，但他又不会偷，只不过象阿Q那样帮别人干点“了哨”、“上拖”之类的二流活。
有一天这个小偷团伙被抓起来了，同伙们并没有咬他，可他后母为了除掉这个眼中钉，到派出所检举了他，并说他企图强奸自己的女儿，在屯子里见人就说陈显的坏话。派出所审他时，他说这是他后母陷害他，并扬言非把他后母和她带来的孩子杀了不可。就这样稀里糊涂被判了六年刑，罪名是流氓盗窃，那时他才十六岁。
他不认罪，在劳改队里折腾。一九六七年我调到长水河农场六分场时，他在一中队（原长水河农场的一个劳改中队），我在由兴凯湖农场码头监狱调去的严管队。两个队干活离的很近，都是开山修战备公路。有一天他在工地拿着一根撬石头用的钢钎站在一块大石头上对一中队的犯人喊：“你们大家都把手里的工具放下！我们凭什么整天象奴隶一样干活？谁再干我就打死谁！”这还了得！这不是号召犯人暴动吗？带工的郑指导员一方面叫他放下钢扦，一方面使眼色叫两个身强力壮的犯人悄悄的绕到他背后，猛扑上去将他抱住，郑指导员立刻下令把他绑起来，押回去关进了小号。过了不久就被加刑八年，变成了“现行反革命”。说实在话，因为陈显那时还不到十八岁，是个没有头脑的家伙，只不过是不认罪罢了，所以处理的比较轻，要是换成原本就是反革命的犯人再来这么一下子，那他有两个脑袋也保不住。
加刑后他反而很高兴，他认为自己已经不是刑事犯，而是“政治犯”了。他算什么“政治犯”呢！
他被调到我所在的严管队，而且在上铺挨着我睡觉。他把从小受后母虐待、陷害的经历都对我讲了，并且叫我替他写申诉。他说：“给我加刑八年，我成了政治犯，这一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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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申诉，我申诉的是给我原判的六年徒刑。说我是流氓盗窃，这完全是我后母陷害我。”我听了后觉得他又可怜、又可笑，他根本不懂得所谓“政治犯”的含义是什么，他也不清楚，在管教干部的眼里，“政治犯”比一般刑事犯要严重的多。
我没有给他写申诉，并且劝他打消这种念头。因为在“文革”那种混乱局面下，写申诉除了自找倒霉外，不会有任何好结果。他可不懂，并且骂我：“你是个孬种！胆小鬼！我把你当大哥看待，你连这个忙也不肯帮我，你算什么政治犯！”
他可能是过去看电影看的，他认为“政治犯”个个都是英雄，不怕死，总是见义勇为，互相帮助。可他根本不明白当前的情况跟他在电影里看的情况完全是两码事。我在六二至六五年期间，在兴凯湖劳改农场，的确给不少犯人写过申诉，为此吃过不少苦头，申诉人减了刑，我却被关了小号，而且管教干部还送了我一个外号，叫作“犯人的黑律师”。现在我不能替他写，因为在六七年那种混乱局面下，那位凶神恶煞黄管教整天盯着我，恨不能抓住我的一点把柄，将我置于死地。我如果给陈显写申诉，自然就会被认定是“教唆犯”、“黑后台”，申诉不仅对陈显毫无用处，而我非倒大霉不可。在那个年代，什么事都讲究找“黑后台”。但这一点我又不能跟他讲明，这孩子脾气太犟，不但不理解，而且根本听不进去。如果我说多了，我还怕他反过来咬我一口，因此不管他怎么说我、骂我，我就是不给他写。当然，他骂我，我也不往心里去，因为他是个不懂事的孩子。
六七年底犯人实行分类关押，我被调到长水河农场三分场的“现反队”，而陈显却作为刑事犯调到了四分场。在四分场他继续胡闹、折腾，不是被吊起来，就是被戴上刑具关小号。六八年夏天割小麦时，他戴着脚镣逃跑，想想看，戴着脚镣怎么能跑呢？这纯粹是胡闹！跑了没有多远，被看押的解放军追上，二话没说，照他的两腿就是一梭子子弹，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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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右腿中了九枪，左腿中了三枪。右腿的骨头全打碎了，一条右腿从大腿根截了肢，一条左腿勉强保住了。本来他戴着脚镣子又跑不了，解放军追上他以后把他抓回来就算了，可是却给了他一梭子子弹，这还真不如一枪把他打死算了。后来他对别人讲（七二年在乌兰农场白土岗大队也跟我讲过），那位开枪打他的解放军跟他后母是一个屯子的，因为听了他后母说他的坏话，对他特别恨。
残废后他彻底绝望了，慢慢的开始精神失常，经北安县精神病医院检查，他已经得了精神病。六九年为了贯彻林彪一号令的精神，劳改队也开始遣散部分犯人，对那些刑期不长的犯人，遣送回原地交群众专政，实行监督改造。陈显已经残废，不能劳动了，劳改队恨不能甩掉这个包袱，可是他的后母说什么也不答应叫他回去。你想，当他还是一个不少胳膊不少腿的好人时，她还想除掉这个眼中钉，现在陈显已经残废了。她还能让他再回来白吃饭吗？没有办法，这个包袱劳改队只好背着。
一九七零年长水河劳改农场解散，陈显又跟我一起调到了内蒙扎赉特旗乌兰农场白土岗大队，他长期被关在小号里。
一九七二年一月，也就是我离刑满释放不到九个月的时间，因脱谷机爆炸案，我又被关进了小号，再次跟陈显关在一起。马福林上吊自杀的当天夜里，就把我关进了小号，与马福林的尸体和陈显一块睡在大约两米宽的一盘土炕上。天亮后把马福林的尸体拖出去埋了，从马福林脚上摘下脚镣又给我砸上，从此我便一直跟陈显关在一起，直到六月底我从小号里出来，这段时间我看到陈显已经完全疯了。你想，一个好好的孩子，由于受到后母的虐待和陷害进了劳改队，又因为在劳改期间不认罪（他能认罪吗？）、胡闹，被打断了腿，成了一条腿的残废。得不到任何同情和支持，他能不疯吗？说他全疯好象也不是，他也有清醒的时候，当他清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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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便对我哭：“老陈大哥，我不想活了！我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什么事也干不成了。我想杀我后母报仇也不可能了，现在我只想让他们早点给我一颗子弹吃，死了算了！”看到他这个样子，我心里非常难过，因为我自己因为脱谷机爆炸一案，究竟是死是活还说不定，我没有半点能力来帮助他，也想不出用什么适当的话来安慰他。我心里感到十分压抑和痛苦。
当他发作起来的时候便胡说八道，有时骂毛泽东，有时骂林秃子（林彪），还骂江青是个大破鞋。有时还说：“我是孙中山的信徒”等等。这完全是因为长期受到迫害、心理上受到压抑，出于一种逆反心理讲出来的疯子的话，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他讲这些话的含义是什么。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骂毛泽东、林彪和江青，他不知道林彪已死，更不知道孙中山是什么样的人物。当然，这些话看小号的胡广才都一一向管教干部作了汇报。在“文革”那种年代，谁敢公开骂毛泽东、江青，那是非杀头不可的，绝不会因为你是一个疯子就原谅你。（还有一个叫赵贵的犯人，原是一个伪满的警察，以“历反”的罪名进了劳改队，后来经北安精神病院检查，证明他疯了。可是因为他发疯时胡骂乱骂，骂共产党不讲理，骂共产党是土匪，结果也被枪毙了）疯大了的时候，他还把尿撒在自己吃饭的破盆子里喝了，有时连大便都拉在自己的饭盆里。他虽然只有一条腿，但还戴着手铐，我既同情他，又时时提防着他，因为我担心当他犯病时伤害我。跟这样一个疯子长期关在一起，那个滋味简直比下地狱还难受。
六月底我从小号里被放出来，临出来的时候他还拽着我，不让我走，当我出了小号，他便大哭起来，然后就大骂。骂共产党，骂劳改队的干部是土匪，骂我是“怕死鬼”。九月十六号我刑满释放到了就业的“二劳改”单位四中队，在十月初他便被枪毙了。在开宣判大会的那天，为了让我“受受教育”，四中队的管教干部让我去参加了宣判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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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判大会就在白土岗大队的门前召开的，门里是白土岗大队的犯人，一排排坐着，门外是“二劳改”，也一排排坐着，而我就坐在最前排。宣判大会一开始，胡广才从小号里把他揹了出来，因为他是一条腿，双手又被绑着，只好由胡广才把他揹出来。揹到汽车跟前，由两个解放军象扔死猪一样把他扔进了汽车里。就在这一刹那，因为我坐在最前排，他似乎认出了我，由于嘴里塞着一团烂布，他冲我“喔！喔！”的喊了两声，接着汽车就拉走了。刑场就在离白土岗大队门口不过一百多米远的一个破砖窑附近，“砰！砰！”两声枪响，一个生命就这样结束了，年仅二十三岁。
这么多年来陈显的阴影一直压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特别是临死前回头看我的那一眼，就象刻在了我的脑子里一样，总也抹不掉。陈显是一个如同草芥一样无足轻重的人物，在那个年代，象他这样的人，每年、每月、每日有多少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象陈显这样的草芥一样的人物死了，大概除我以外不会再有第二个人记起他，更不会有人去为他伸冤。但这也是一条人命啊，中国人的命就这样不值钱！
13.2.张敬舜. “坦白从宽”的绝好一例
张敬舜，北京市人，赴朝当过志愿军，多少有点文化，在部队里干过“宣传干事”之类的差事，转业后在一家新华书店的门市部里当过店员。此人的长像非常特殊，从脸面上看，四方大脸，双眼皮大眼睛，一个标准的男子汉的脸型，可个子只有一米五左右高，手脚也特别大，他穿四十三码的鞋，简直是个怪物。转业后与北京市的一个卖豆汁的寡妇结了婚。这个寡妇还带着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儿。有一天他把寡妇带来的女儿（当然就是他的养女了）也强奸了，寡妇认为他不是人，把他告了，结果以“奸污”少女罪被判了三年刑，因为他当过志愿军，是“有功之臣”，所以判的特别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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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换了别人，那就要以“强奸”幼女罪判刑。要知道，这里有两个很大的差别，第一，“奸污”跟“强奸”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前者比后者的罪名要轻的多。对于这种“花案”定罪时有“强奸”、“奸污”、“通奸”三种罪名，“奸污”是介乎于“强奸”与“通奸”之间的一种罪名（现在已取消了“通奸”罪），处理起来当然比“强奸”轻的多；第二，“少女”与“幼女”也有明确的界定，那时规定十六岁以上十八岁以下为之“少女”，十六岁以下为之“幼女”，而寡妇的女儿当时还不到十六岁。如果以强奸幼女罪判刑，十有八、九要枪毙，那时对强奸幼女罪判的特别重，我了解不少这样的案子。即便是以奸污少女罪判刑，一般情况下也要判个十年八年，因此对张敬舜的判刑是轻了又轻。
张敬舜刑满后留在兴凯湖农场二道岗六分场就业，虽然他也是“二劳改”，但因为是“自己人”犯罪，所以对他特别照顾，让他在伙房干活。可这位老兄流氓恶习不改，在蒸馒头时，他把馒头做成象男人的生殖器的样子，卖给就业的女职工和干部家属，被这些女职工端着去找了场长，结果他又被判了劳动教养。“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他老兄又想投机，在教养队里要组织一个造反派，最后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八年，这一回性质全变了，他再也不能被看作是“自己人”了。
六七年一月，兴凯湖农场编散后，他也被调到了长水河农场，六七年底他也被调到了长水河农场三分场“现反队”，跟我在一起。“文革”期间全国掀起了学“毛选”、学“语录”的高潮，大跳“忠字舞”，劳改队也不例外。六八年长水河农场的犯人掀起了学“毛选”、学“语录”热潮。张敬舜表现特别积极，就连吃饭、休息时也拿着“毛选”和“语录”看，真是达到了“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的地步。在批斗会上他表现更是积极，总是抢着第一个发言并首先动手打被批斗的人。他平时拿着一个小本子，一听到别的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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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什么“反动言论”和“反改造”的话，他就记下来向管教干部汇报，于是他成了犯人中学“毛选”的“积极分子”。
六八年“四挖三查”，号召犯人通过学“毛选”，提高思想觉悟，响应政府号召，大胆交待余罪。孙教导员并说“只要你们主动交待了余罪，不管多么严重，政府一律不再追究你们的责任。有检举立功表现的，我们还要给予表彰奖励和减刑”。张敬舜他老兄交待说：“在兴凯湖农场教养期间，我曾经想借文化大革命之机，企图在教养队里组织一个联苏、讨毛、伐林大军，并自任大元帅”。从此以后犯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大元帅”。
“文革”中被打倒刚站起来工作的孙教导员，一听他这样交待余罪，简直如获至宝，马上对他大加表扬，说：“张敬舜通过学习伟大领袖的光辉著作，思想觉悟真正有了极大的提高，象这样严重的余罪，他都能大胆交待出来，这说明他真正从思想上靠拢了政府，相信了政府，你们大家应当向他学习，通过学习伟大领袖的光辉著作，提高思想觉悟，把自己过去隐瞒的余罪大胆交待出来，政府不但不会再追究你们的责任，而且还会对你们实行表彰奖励、记功减刑”。于是张敬舜成了全场学习“毛选”的积极分子和标兵，让他到各个中队和分场去给犯人作现身说法的报告，他成了全场的“大红人”，他老兄便飘飘然起来，盼望着说不定哪天就来个“提前释放”。可犯人们都知道，这家伙不过是瞎吹牛，想搞政治投机。可是直到七零年一月份长水河农场解散，他老兄也没接到“提前释放”的通知，跟我一起调到了内蒙乌兰农场白土岗大队。
调到乌兰农场白土岗大队后，大约一个礼拜，有一天早上站队出工，管教干部把他叫出来留下了。大帮犯人到了工地后，不少犯人就议论，张敬舜这回可能被“提前释放”了，可我不这样认为。我想，如果是释放他，一定会开个全场的犯人大会，当场对他进行表扬，然后宣布提前释放，这样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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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犯人才有教育意义，如果不声不响的把他放了，能对别的犯人起到什么教育作用呢？果然不出我的所料，等收工回来，听值夜班的犯人讲，张敬舜被砸上脚镣，由两个解放军押着上了汽车拉走了，大家都感到迷惑不解。张敬舜一直是学“毛选”的积极分子，表现一直很积极，没犯过什么错误呀，怎么砸上脚镣带走了呢？我心里想，等着瞧吧，不掉脑袋就算便宜了他。
不出我的所料，大约在三月初的一天，在保安昭总场开宣判大会，一次就拉出去枪毙了十八个犯人，罪名全是“现行反革命”，其中就有张敬舜。为了让我“受受教育”，叫我去参加了那次宣判大会。我看到张敬舜也象其他被枪毙的犯人一样，五花大绑，嘴里塞着破布，用铁丝勒着嘴，背后插着亡命旗。
枪毙人的布告就贴在白土岗大队的大院里，其中张敬舜的罪行跟他在学“毛选”中交待的想自己当“联苏、讨毛、伐林大军的大元帅”的余罪一字不差。从这里可以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所谓“坦白从宽”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不错，对于坦白交待的一般刑事问题，确有从宽处理的，但对于政治问题那就另当别论了。在五一年“镇反”运动中，有不少人主动坦白交待了，当时并没有抓他们，可到了五五年“肃反”的时候，这些人又被统统抓了起来，而且判刑都很重，这样的例子我见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所谓“坦白从宽”，当时不处理你，可帐却给你记下来了，到了“秋后”的那一天，帐总是要算的。第二，人们常说：“吹牛不犯死罪”，这得看你吹的是什么牛，如果吹牛吹的连伟大领袖、伟大的党都扯进去了，那话就两说着了。张敬舜就是因为吹牛把自己的脑袋吹掉了。他死了并没有哪个犯人同情他，但毕竟这也是一个冤案哪。他死的真是可笑又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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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学“毛选”被杀一案
在那次宣判大会上被枪毙的还有一个十九岁的中学生，罪名是“污蔑伟大领袖的光辉著作”。在“文革”的年代，“毛选”和“毛主席语录”几乎达到了人手一套、人手一本，甚至几套、几本的程度。“文革”后这些散落在民间的光辉著作大都进了纸浆场或被小贩们用作包了花生米、瓜子等东西。这位中学生当时学“毛选”，他认为哪一段话、哪一个论点不对或者认为已经过时，便用笔勾出来并作了眉批，结果被人检举了，最后以“污蔑伟大领袖的光辉著作”的“现反”罪被枪毙了。
过了不长时间，又开了一次宣判大会，一次又枪毙了十几个人。更有意思的是，当时枪毙人的布告上还赫然印着伟大领袖的语录：“对那些罪大恶极的人，应杀他一小批”！听管教干部说，当时伟大领袖还批了一个数字：三千。当然，现在这话可能无从考证，不过这“一小批”也好，“三千”也好，到了下面执行起来那就不知道有多少个“一小批”、多少个“三千”了。八亿中国人就好象他老人家养的一群鸡、一群羊，他想杀多少就杀多少，这种情况至今还留有痕迹。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许多高级干部犯了罪的捕、判、杀并不是由司法部门独立决定的，而是由更高一级的领导决定的。
在那个年代，因为说错了一句话、写错了一个字被杀、被活活打死的人何止万千！至于那些被抓进监狱、送到劳改队的人，全国究竟有多少，又有谁能说的清？就连“文革”后全国究竟有多少人得到平反，官方也没有公布过确切数字，更多的事例就无需多举了。现在当局叫人们“向前看”，忘记过去，对过去执政者所犯下的错误（应该说是罪行）要人们“淡忘”、“淡化处理”。我赞成“向前看”的主张，但对过去的历史，一个人对过去遭受的不公平对待、对受到的折磨和屈辱、对失去亲人的痛苦，人们能够忘记吗？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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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忘记吗？请问当前的领导者，如果事情发生在你们身上，你们又如何想呢？你们叫人们学历史，难道只要人们记住过去的“丰功伟绩”，而对过去的错误不敢正视，轻描淡写的对人们说一声“淡忘”，这是对历史、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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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刑满释放──“二劳改”
14.1.首次踏入“二劳改”单位——乌兰农场四中队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六日下午，我最后一次迈出了劳改队的大门，没有喜悦，也没有悲伤，孤独的一个人，背着一个破行李卷，带着满腹的狐疑去了乌兰农场四中队──劳改释放人员就业单位报到，从此开始了“二劳改”的生涯。
我步行走到四中队已是下午六点多钟，看到有些就业人员正拿着饭盆去食堂打饭，我问一个就业人员，队部在哪里？他向我指了指，我就径直向队部走去。敲了敲门，里面有人喊：“进来！”我就进去了。一个大约三十岁不到的干部（后来知道他就是主管就业人员思想改造工作的陈干事。此人原是一名会计，“文革”中造反爬上去的，干部的级别虽然不高，目前却是一个说一不二的大红人），他看我仍然穿着一身劳改服，背着一个破行李卷，就问我：“你是不是刚释放出来报到的？”我说：“是！”同时把介绍信递过去，他看了一眼，马上说：“你进队部门怎么不喊‘报告’呢？今后进队部办公室必须首先喊‘报告’，跟干部讲话也必须离三米远首先喊‘报告’，记住了没有？”我答应：“记住了！”但心里却想，这不跟当犯人一样吗？（二十二年的劳改和“二劳改”生涯养成了我跟干部讲话首先喊“报告”的习惯，为此在我刚平反留在扎赉特旗三中当了教师以后还闹了一次大笑话。有一次王承斌校长找我谈话，我开口不自觉的就喊了一声“报告王校长”，惹的他哈哈大笑。他说：“老陈你有什么话就说好了，喊什么报告呢？”不久全校老师都知道了，成了我的一大笑柄，他们说，二十多年的劳改把我改造懵了）接着他又对我身上进行了检查，并命令我打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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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对行李也进行了检查，比检查一个犯人还仔细，最后对我说：“今天你虽然释放出来了，但别忘了你还有五年的被剥夺政治权利时间，你头上还有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今后你要继续认罪服法，加强思想改造！”然后他就领我到了三组，并对三组的大组长潘玉林说：“他是刚放出来的，还有五年剥夺政治权利的时间，戴反革命分子帽子，你们大家今后要好好监督他、帮助他。”
潘玉林叫我靠墙第二个铺位挨着学习组长高太冲放下行李，可我到现在还没有吃晚饭呢，这位陈干事连问也没有问过我。学习组长高太冲人还不错，问我吃饭了没有？身上有没有钱？我说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他便主动借给了我几元钱的饭票，我拿着从劳改队带出来的一个破饭盆子去食堂打饭。可开饭时间早已过了，伙房卖饭的人给了我两个凉窝窝头和半盆凉白菜汤，我端回去狼吞虎咽的吃了，这就是我劳改释放后的第一天的生活。
在乌兰农场四中队劳改释放的就业人员当中，百分之八十都是一些年老的“历反”，以南方人为主，有江苏的、浙江的、福建的、江西的、广东的等，北方人很少，少数黑龙江省和内蒙人，多半是一些年轻的刑事犯刑满就业的。这些南方各省刑满释放的就业人员，大约有三分之一都带家属，算是在这里安家落户了。就业人员的“雅号”叫“二劳改”，她们自然就是“二劳改”家属了，至于他们的子女，用当时官方的话来讲，是属于“可教育好的子女”之类，说白了，就是“反革命狗崽子”。
四中队规模不大，大约有二百人左右，种着两千多亩水田，象劳改队一样，全部是原始劳动。就业人员的编制、组织管理跟劳改队无任何差别，分中队、小队、班组。白天出工劳动，晚上回来吃过晚饭后，由大组长、学习组长领着大家盘腿坐在炕上学习报纸、开批斗会等。
我所在的三组共有就业人员二十人左右，住的房子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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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队也差不多。大组长潘玉林是浙江蓝溪县人，原是国民党的一个兵痞，大字不识几个，是个没有头脑的家伙，他的地位和作用如同监狱、劳改队的牢头，是专门由政府挑选出来帮着干部对就业人员进行监督管理的，实际上就是一个打手。学习组长有两个，一个叫陈锦仕，广东省人，原来在国民党县政府里当过文书，另一个叫高太冲，浙江温州人，原是国民党军队里的一名副官，军衔还是少校。因为他们两个都有点文化，所以叫他们俩当学习组长，负责读报、开批斗会时作记录等等。不过这两个人还都不错，大概是有点文化的人彼此之间还有点同情心吧，他们二人对我这个“右派反革命分子”大学生，一直很尊重，特别是高太冲。他们二人都不带家属。高太冲还有个女儿叫高文雅，“文革”开始时是高三的学生，六八年下放到黑龙江省伊春地区兵团，因为她老子是反革命，她当然属于“可教育好的子女”之列。因为在长水河农场三分场时，我曾经跟下放青年打过一年多的交道，因此他常常向我打听下放青年的劳动、生活情况，而且还拿出过他女儿的照片给我看过，看来父女情深。其他的就业人员多半是原来国民党时期的保、甲长之类的下层人员，大都没有什么文化，经过多年劳改和“二劳改”生活的改造，他们除了知道干活、吃饭以外，几乎都成了“木头人”。
这个队的管理人员共有五人，指导员姓张，管教干事即我前面写的陈干事，另外还有两个管生产的队长，一个姓朱，湖南人，另一个姓孙，还有一个会计，也是干部。朱队长人还不错，不轻易对就业人员发火，其余四人都是东北人。那位孙队长个子不高，讲起话来满口脏话，鸡巴、巴子不离口，喜欢讲一些下流的歇后语，跟就业人员讲话，张口就是“二劳改，二劳改”的叫，什么也不忌讳。不过他不大注意就业人员的思想言行，只要哪个就业人员能干活，能超额完成任务，他就认为是好样的，可他表扬起人来也是满嘴脏话。姓张的指导员平时还可以，也不轻易打骂就业人员，但此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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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喜怒无常，而且贪心比较大。就业人员被批准回家探亲，每次他都让回来时给他带东西，象有些边疆买不到的日用品，让回家探亲的就业人员回来时给他带，可他从来不给钱。他跟陈干事似乎有矛盾。陈干事这家伙是造反派出身的大红人，主管思想教育，“原则性”很强，始终视我这样的“右派现行反革命”出身的就业人员为眼中钉，三天两头找我的麻烦。
就业人员与犯人有什么不同呢？归纳起来大约有这么几点：
第一，就业人员每月有三十二元的生活费（不叫工资，因为只有工人和干部才有工资，劳改就业人员大都带着五类分子的帽子，当然不是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和干部），个别就业时间比较长，能干活的，也有每月拿到三十六元的，不过这样的就业人员为数极少，多半都是就业人员中的“大组长”之类的人物。
第二，因为有了收入，吃饭要自己掏钱买饭票，不象劳改队那样吃“皇粮”。
第三，每到大礼拜（一般是两个礼拜休息一天，叫大礼拜，春播、秋收大忙季节没有大礼拜），就业人员可以自己到总场的商店里去买点东西，但不许一个人单独出门，必须两个人以上才能出去，而且要向队部请假，要准时回来消假。象我这样刚刑满释放出来的就业人员，出门必须有大组长和学习组长之类的人陪着，对于“表现不好”或犯了错误的就业人员，不许随便出门。
第四，不带家属的就业人员，如果老家还有父母、妻子等直系亲属，按规定每两年可以享受一次探亲假，但真正能享受到这个权利的只有那些就业人员中的“积极分子”和回来后能给干部带来礼物的人，一般就业人员很难享受到这个权利。
第五，出工干活时只有干部带工，没有解放军看押，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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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比犯人“自由”了些，但劳动时间一般比犯人还要长，因为犯人出工干活有解放军看押，收工晚了，特别是冬天，白天短，收工晚了看押的解放军不让，就业人员不受此限制，春播大忙时，赶上月亮天，有时劳动到半夜。
14.2.“二劳改”的命运
到四中队后不久，正好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建立邦交关系，全国上下都在学习“伟大领袖的这一伟大战略布署”，监狱、劳改队自然也不例外。在小组学习讨论发言时，有个叫王其本的老就业人员问了一句：“田中角荣来我国访问带不带粮票？日本的粮票在中国能用吗？”这一问不要紧，说他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粮食政策”、“破坏伟大领袖的伟大战略布署”，于是绑起来一连开了他三晚上的批斗会，差点把这个老家伙整死。
他问的问题的确有点令人好笑，但完全是出于无知。王其本是江西人，六十多岁，当过伪保长，念过两年私塾，因“历反”罪，在五一年“镇反”时被判刑十年，刑满后一直在乌兰农场就业，戴反革命分子帽子。此人的形象活象一个木乃伊，他对政治形势半点也不懂，对国际关系常识更是一窍不通。“文革”及其以前，我国买什么东西都要凭票，买粮要粮票，买布、买衣服要布票，买油要油票，买菜要菜票等等。那时出差办事的人，如果身上没有粮票，只有钱，饭店也不卖给你饭吃。因此王其本他老先生就认为既然人人出门都要带粮票，那么日本人到中国来也应该带粮票，因此就冒然问了这么一句，差一点被整死，连老命搭上。
第二件事就是有个叫陆山的老人，在院子里大骂日本鬼子，被绑起来，嘴里塞上臭袜子，吊在树上，最后关进了小号，这件事前面我已经写过。
第三件事就是有一个叫张举元的老就业人员，六十多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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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江苏赣榆县人，解放前在伪县政府里干过几天文差事，并无什么具体的罪行，“肃反”时被判刑十年，人很和善，象棋下的很好，休息时我常找他下下棋。就业十多年，他省吃简用攒下了五百多元钱，想请假回家看看，他家中还有老伴和一子一女。人老了总爱思念孩子，陈干事开恩批了他的假。可是回到家里他老伴和两个孩子都不认他，因为怕受牵连，早就跟他划清了界线，妻子不认他这个反革命丈夫，孩子不认他这个反革命爸爸，连他这五百元钱也没敢要他的。他伤心极了，找个小旅店住了一晚上，回到农场的当天夜里就跑到马号里吊死了，兜里还揣着那五百元钱。他死后钱当然是冲公了。这件事对我的思想震动很大。解放后历年来的政治运动，特别是使人变的发疯的十年“文革”，把人们的灵魂完全扭曲了，人性泯灭了。屡次的政治运动造成了多少个家庭破碎，多少个屈死的冤魂，有冤无处伸，特别在“文革”期间，一家几口人属于几个不同的“造反派”，连吃饭、睡觉时都打“派仗”，使得夫妻反目、父子成仇。人啊人！你们的人性哪里去了？难道人们都疯了吗？怎么一个人就能把八亿中国人都变成疯子呢？我实在不理解。中国人的命运可悲啊！张举元的死使我连想到，幸亏我已经没有了父母妻子，如果我也有父母妻子，他们又会怎么对待我呢？我不敢继续往下想了。
第四件事就是七三年拔草时，有个叫范汝愚的刚刚释放出来不久的就业人员，三十多岁，哈尔滨市人，精神多少有点毛病，因为跟干部顶撞被吊了半宿，第二天他就喝拌稻种的农药自杀了。有人看到他躺在炕上吐白沫，报告了陈干事。陈干事命令两个就业人员把他拖到院子里，医务室就在大院里，离就业人员的宿舍不到五十米远，要抢救的话，完全可以救过来。可是陈干事命令一个就业人员到厕所里用粪勺子舀了一勺子大粪汤子，撬开他的嘴巴往里灌，好让他吐，人没有救过来，死了，蛆虫、还在他脸上爬。我看到后身上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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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鸡皮疙瘩，心揪的难受。这就是我刑满释放，重获“自由”后不到一年亲眼目睹的几件事，这就是在那个年代，刑满释放后留场就业的“二劳改”的命运！简直连一条狗、一只鸡都不如！
14.3当“二劳改”被毒打
就业人员李子昭（广东人，大学文化，罪名是历反，六十多岁，任就业人员统计）发明了一种插秧机，名字虽然叫机器，实际上没有任何动力，全靠人拉，很笨重。由于四中队的就业人员大都是一些六十来岁的老人，拉插秧机太吃力，于是决定让我拉，因为我那时才三十七、八岁，是个壮劳力。但我拒绝，宁愿弯腰手工插秧。为什么呢？因为这台插秧机除了笨重，拉起来太吃力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它下秧不均匀，老有断垅的现象，我怕管教干部找我的麻烦。要知道，一旦出现比较严重的缺行断垅的现象，他们就不说是机器的问题，会说你是故意破坏生产。十五年的劳改岁月，我虽然多次犯“错误”，被戴上刑具关小号，受刑罚，但这些所谓的“错误”都是不认罪、顶撞干部和言论问题。对不认罪和顶撞干部我能替自己辩解，而且我没有理由也不会顶撞他；对于言论问题，譬如说因为议论林彪差点被枪毙，但因为没有人证、物证，我可以咬牙不承认，他们要想硬给我定罪恐怕也很困难。但在生产劳动中可不一样，一旦认定你是破坏生产，因为有了物证，你有八张嘴恐怕也无法为自己辩解。管教干部平时老死死的盯着我，因此不管怎么说，我就是不拉那个该死的插秧机。
那一天是张指导员带工，他火了，抡起一把水平地用的二齿子就给了我一下，差点把我的左胳膊打断，这一下把我的左胳膊靠肩膀的地方打的全紫了，肿起来个大包，幸亏我穿着棉袄，不然的话，胳膊非断不可。这下不能干活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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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大组长潘玉林把我绑起来送回去。说来凑巧，走进队部恰好遇到总场的管教科洪科长，他问是怎么回事？我把情况向洪科长汇报了。他叫潘玉林先把绳子给我解开，我脱下一只袖子给洪科长看，他看了以后没说什么，叫潘玉林领我到医务室去用碘酒擦了擦，回到队部他批评我说：“有问题可以向干部说清楚嘛，不应该不听指挥。”
我胳膊被打成个这样，不能干活了，他叫我先回宿舍休息，结果我休息了一个礼拜没有参加劳动，等胳膊好了，春播基本上完了。
按规定干部是不允许打人的，他可以给你戴刑具，也可以把你绑起来，吊起来，这些都是“法律”所允许的。他如果想收拾你，往往是让其他的“二劳改”动手，干部们一般不亲自动手，如果他要亲自动手收拾你，一般都是把你叫到队部或把你弄到一间空屋子里去，这样不管怎么收拾你都没有人看见，因此你想告也告不赢。这一次张指导员当着那么多就业人员用二齿子打人，影响是很坏的。平时陈干事就与他有矛盾，借这件事可能向洪科长告了他的状，过了不久，张就被调走了。而我在七月份也被调去了半拉山。
14.4.做了一件好事
调半拉山的全是从各中队挑出来的一些平时大错不犯，小错不断，姥姥不亲，舅舅不爱，不好管教的“刺头”，共有四十多人，任务是修路和维修堤坝，只配备了一名干部──王干事。这位王干事三十多岁，人还不错，脾气很好，没跟我们这帮“二劳改”发过火，而且还常跟我们这帮“二劳改”一起喝酒（要知道，这是违背“原则”的）。他既管生产劳动，也管思想教育，实际上他什么事也不大管。这一段时间我可真享受到“自由”两个字的可贵了。
到七四年一月份，路修完了，堤坝也修完了，要把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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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帮人编散，哪个中队来的还回哪个中队去，但我们这帮“刺头”哪个中队也不愿意要，于是就把我们这四十来个人暂时调回三中队借住，直到三月底、四月初。在这一段时间里实际上什么活也没干，只是偶而碰上三中队往外运粮食时，叫我们去帮着装装麻袋，装装车，倒是很自在。不过在这一段时间里我却做了一件大好事。
有一个叫刘金庆的小伙子，在修堤坝时脚被石头砸了一下，当时他没在意，后来得了脉管炎（动脉炎），顺着五个脚指头往外冒黄水，到医院去看，医院治不了。我们大家给他凑了点路费，由一个外号叫李大麻子的就业人员陪着他去哈尔滨大医院看，大夫说必须从大腿根截肢，回来后他整天哭。才二十六岁呀，如果成了残废那怎么办呢？后来我们打听到新河农场有个老中医专治脉管炎，是祖传秘方，于是我们就用一辆底排子车，三个人拉着他走一百多里路去请这位老中医看病。
这位老中医也是一个刑满释放就业人员，浙江温州人，看后他说：“这病看晚了，如果早来治的话，我保你三付药就能治好，现在至少要一百付药”。既然一百付药能治好，我们每个礼拜就拉他去看一次病，一次取回一个礼拜的药，好在中药不贵，钱都是我们大伙凑的。果然不假，一共吃了一百零三付药，把他的脉管炎治好了。好了后他又没有钱答谢，于是他便跪下给大夫和我们几个凑钱拉他去看病的人磕了几个头。我们这些人虽然都是一些不服管教的“刺头”，但在危难之际，大家还是能够互相帮助的。
14.5.龙江县采石场见闻
因为基建需要石头，四月份便把我们这帮人调到了龙江县，头站公社南华大队一小队去打石头。因为山上没有房子，一开始我们住在老乡家里。一间大屋子里有对面两盘大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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炕，中间有一道一米高的火墙，南炕上睡的是老头、老太太（说是老头、老太太，实际上不过四十多岁），往下是十五、六岁的大姑娘、十二、三岁的二姑娘、十岁左右的小儿子，再往下隔着一层布帘，就是刚结婚不久的大儿子和大儿媳妇，共七个人睡在一盘炕上。北炕上就睡着我们这些“二劳改”，也是七个人。过去黑龙江省农村有个习惯，为了取暖节省柴草，一家人都睡在一间屋里。难怪除了黑龙江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以外，还有三怪：窗户纸糊在外、公公穿错了儿媳妇的鞋、养个孩子吊起来。“窗户纸糊在外”是为了挡风，如果糊在屋里，外面冷，屋里热，夜里窗子上结满了冰，白天一化，糊的纸就掉了。“公公穿错了儿媳妇的鞋”是因为都睡在一个屋里，那时又没有电灯，夜里起来下地解手，难免穿错了别人的鞋。“养个孩子吊起来”那是因为黑龙江省的小孩，一生下来就让他睡摇篮，摇篮就用绳子吊在房梁上。
黑龙江省的农民不大讲卫生，干一天活，出一身臭汗，回来也不洗洗，连脚也不洗，就那么上炕睡觉。而我每天干完活，晚上回来，不论冬天、夏天我都要用毛巾蘸着水擦擦身上，否则一身臭汗睡觉太难受了，没有热水，用凉水我也不怕。但现在一间屋里有好几个女的，我怎么能脱掉衣服擦呢？没有办法，我就端一盆水到院子里草垛后面快点擦擦，好在四月份白天天气已经比较暖和了，我也不怕冷。过去在兴凯湖农场时，冬天屋里零下十几度，我照样脱了衣服擦身上。老乡见我每天收工回来端一盆凉水到院子里草垛后面不知道干什么，就打发他们的十岁左右的小儿子偷偷过去看，这孩子回去告诉他父母、哥哥、姐姐们，我回屋后，他们笑着问我：“你是南方大城市来的吧？怎么这么个讲卫生法？我们可没有这习惯，你不怕感冒吗？”我也笑笑说：“我已经练出来了，不怕！”
在老乡家住了大约十天，采石场山坡上已盖好了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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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棚房，我们就搬到山上去住了，干部也害怕我们这帮光棍跟老乡住在一起，时间长了会出问题，一旦跟老乡发生什么纠葛，那麻烦就大了。
看来山高皇帝远，这里老乡的“阶级觉悟”也并不高，对我们这帮“二劳改”四类分子并不歧视。这个屯子很特殊，全屯子都姓林，唯独支部书记姓周，五十来岁，他在屯子里可是说一不二，就连屯子里出了人命案，只要他出面说一句话，问题也就摆平了。
他经常到山上找我们这帮“二劳改”一块喝酒（当然是我们请他），人还不错。他自己对我们说，一年到头，他很少在自己家里吃饭，不是这家请他，就是那家请他。有一天正是礼拜六，周书记正在山上跟我们闲聊，突然从屯子里跑来一个人对周书记说：“周书记，屯子里出事了！你快回去看看吧！”他问：“出什么事？”来人说：“林祥家爷儿俩要拼命，你快回去说说他们吧，不然要出人命呢！”他站起来对我们说：“走！一块看看去！”出于好奇，我们四、五个人也跟着去了。原来是林祥拿着一把铁锹，他爹拿着一把二齿子，爷儿俩要拚命，许多人拉着。
周书记一到，喊了一声，爷儿俩手里的家伙就都放下了。一了解原来是公公“扒灰”，所以儿子要跟老子拚命。你猜周书记说什么？他说：“我当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呢，不就是捅错了窟窿眼这么屁大的一点小事吗？有什么了不起的，算了！预备饭！”回头也冲我们几个人说：“别走了，吃完饭再回去！”于是婆婆、儿媳妇就赶紧忙活，炖了一大锅酸菜粉条，一家人围着炕桌坐在炕上，儿媳妇端着一碗酒，举过头顶，跪着先敬周书记，后敬我们几个“二劳改”（因为是客人），再敬跟自己干那事的公公，最后敬自己的丈夫，一件要出人命的大事，就这样“和平解决”了，我感到又好笑、又好奇。
在这个队还遇到一件新鲜事，这个队的生产队长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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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姑娘，二十多岁了还没有结婚（那个时候农村里结婚都比较早，好多不到十八岁就结了婚甚至有了孩子了）。因为她有经神病，本屯子的小伙子谁愿意要她呢？后来她爹就给她找了个从关里来的盲流，作了倒插门女婿。这个盲流傻大黑粗，有把子力气。结婚的那天，周书记跟我们说：“今天傻姑娘结婚，走！咱们去看看热闹去！”结果我们这帮“二劳改”去了一大帮。当然不能白去，多少得凑点礼金。
农村里结婚非常热闹，酒席就摆在院子里，光喝酒就闹腾到夜里十点多。东北农村有个习惯，结婚的当天晚上要闹洞房，而且闹的越厉害越好，如果没有人闹洞房，那倒不好了。那天晚上屯子里的小伙子闹洞房闹的厉害，有的就往新娘身上乱摸，快十二点了，新娘、新郎要睡觉，老太太把那帮小伙子哄出来，带上门，这时我们就要回去，周书记说：“再少等回，好戏还在后头呢，反正你们明天是大礼拜休息”。
一帮小伙子就趴在窗户上听新郎、新娘的动静。不一回傻姑娘象杀猪一样的喊起来了：“妈呀！他把个什么东西塞到我×里去了！”这一下大伙笑的简直直不起腰来了。老太太还在外屋地喊：“傻妮子，不要紧，一回就好了！”这一下全屋子的人笑的更厉害了，那帮爬在窗户上的小伙子还不想走，老太太出来硬把他们哄走了。
二十多年的劳改和“二劳改”生涯，我遇到过许多有趣的事情和稀奇古怪的案件，因多半涉及下流，就不便多写了。
时间长了，屯子里的人也常上山跟我们闲聊，通过闲聊我知道，周书记跟屯子里不少年轻妇女都睡过觉，可在闲聊中，我发现村民们对他好象并没有什么怨恨情绪，相反的，还都说周书记是个“大好人”，这真有点原始部落的味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原来这个一小队的生产搞的比较好，一个工分能合七、八分钱，一个劳力干一天挣十个工分就合七、八毛钱，多的能挣到一元多钱，一个月就能挣三十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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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当时在农村，这的确就算高收入了。可相邻不远的南华二小队可就不行了，一个劳力干一天活，连一毛钱都挣不到，吃粮靠救济，老百姓有的穷的连裤子都穿不上。
有一天一个蓬头垢面的小姑娘，看上去不过十二、三岁，披着大人穿的一件破棉袄，踏拉着大人穿的一双破鞋，脚指头都露在外面，到山上向我们要饭。别看我们这些“二劳改”，倒是都有点恻隐之心，这个给她五毛，那个给她一块，小姑娘跪下给我们磕头，说：“谢谢大叔们，你们都是大好人哪！”她小小年纪哪里知道我们都是一些戴着“四类分子”帽子的“二劳改”。我赶紧把她拉起来，出于好奇，我问她：“你是哪个屯子的？”她指指山坡那边说：“南华二队的。”我说：“我能不能跟着你到你家看看？”她说：“我家很穷！”我说：“不要紧”，就跟着她翻过一道岗子到了这个孩子的家。
她家住着一间四面透风的破土屋子，屋子里面一盘土炕，土炕上铺着一张破席，四十多岁的父母看上去象六十多岁的老头、老太太，还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和三个半大男孩子，六口人（加上要钱的小姑娘是七口）卷缩在土炕上。老头、老太太围个破被靠在墙上，三个半大小子光着腚钻在一床破被子里，一家七口一共盖着两床破被子。老头、老太太可能连裤子也没穿，见我进去也不敢起来，只有他们的大姑娘要下地给我倒水，我赶紧制止了她。一张破桌子上放着几个带豁口子的破碗，地下有一个破水缸，半缸凉水上面飘着一个瓢，再也看不到有什么别的东西了。夏天三个男孩子整天光着腚，两条裤子老头、老太太和两个姑娘出门时轮着穿。看到这种情况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我长这么大，这还是头一回接触到农村的生活，我怎么也想象不到，经过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竟然还有这么落后、这么穷苦的地方。
临走我给他们留下了十元钱，告诉老头、老太太，给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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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娘买件衣服穿。老太太还对我说：“您是大好人哪！现在我们穷的连饭都吃不上，我们大丫头已经十七、八岁了，您能帮忙给她找个工作，找个人家（婆家）吗？我们家穷的这样，什么条件也不要，只要能找个工作，找个人家能让孩子吃饱饭就行。”我说：“现在恐怕不行，我也是外地人，在这里临时工作，等以后有机会再说吧！”我仔细端相了一下他们的大姑娘，身上虽然穿的破破烂烂，孩子的相貌还不错。这么大的女孩子，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一起苦熬日子，命运实在可悲呵！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在回来的路上我想了很多。我是山东人。不论在北京读书时，还是在黑龙江省、内蒙劳改，人们一提起山东来，都是异口同声一个“穷”字。的确，山东过去因为人多地少，比较穷，遇到灾荒年，听老人说不少人到东北逃荒，叫作“下关东”。六四年黑龙江省作过一次调查，往上查三代，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山东人逃荒过来的。可是究竟穷到个什么样子，我一点也不知道。现在我亲眼看到了什么叫作“穷”了。
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的经济发展很快，山东人现在的生活水平比过去确实是大大提高了，在全国已属前几名，社会上不是流传着“江南看广东、江北看山东”的说法吗？许多东北的山东老乡现在都往回流。可是在山东老根据地沂蒙山区，目前仍然有类似南华二队那样贫穷落后的地方，前两年报纸上报道过。不仅沂蒙山区，凡是过去的革命老根据地，现在都比较穷，这难道仅仅是地理条件的关系吗？社会学家们应该做出回答。
14.6两次事故,又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在南华打石头，发生了两件事故，我差点送了命。
第一件事是我在一个三米左右高的崖头上打炮眼，一个叫谷明柱的家伙在我身后用一根撬杠撬石头，这家伙是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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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谷县人，原来是逃荒到黑龙江的盲流，因盗窃罪被判三年，刑满后跟我在一起就业。他有一把子傻力气，膀大腰圆，头脑简单，外号叫二楞子。当时我站在一块大约一米五长、一米多宽、一米多厚的大石头上，不知怎么搞的，他一下就把这块大石头和我一起撬了下去。我在下面，石头在上面，如果砸在我身上，非把我砸成肉浆不可。可我命不该绝，下面正好有一快圆咕噜的大石头，我掉在了这块圆咕噜的大石头的左边，撬下来的那块大石头砸在下面那块大石头上后，一下弹到了右边去，把在下面干活的人脸都吓黄了。幸好并没有严重受伤，只是腿被戳了一下，骨头并没有伤着，许多人都骂他，我说：“算了！算了！他不是故意的。”我知道他不是故意的，平时我跟他又没有什么意见，而且他对我还很好，又是老乡，绝没有害我的意思。不过我却是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第二件事是打炮眼，我管装药，恰好遇到哑炮，等了二十多分种还没有响，大家不能老等着不干活，必须有人去排除哑炮，谁去呢？是我装的炸药，当然就得由我去排除。
排哑炮的要领是跑过去，迅速把导火线拽出来，火星接触不到雷管，就不会爆炸了。下一步就是用一根带小勺头的钢筋轻轻的把炸药掏出来，用力猛了，撞击雷管也会引起爆炸。我出了掩体向前跑了不到十步远，“轰！”的一声就爆炸了，大大小小的石头从天上落下来，，有一块大约五、六公斤重的石头就落在我前面不到一米远的地方，如果砸在我头上，非把我砸的脑浆迸裂不可。我虽然没伤着，可是一个家伙正在很远的地方蹲着解大便，他认为离的那么远，石头落不到那里去，结果一块核桃大小的石头落下来正好砸在了他的屁股上，伤的很重，如果砸在头上，也有生命危险。要知道，石头虽然不大，但从几十米的高空落下来，冲击力也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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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大兴安岭伐木工.县凤凰山农场.上海下放青年
15.1.采伐队的原始劳动. 第十一次死神向我招手
我们在南华打了半年石头，到十一月份石头打的也差不多了，这时黑龙江省劳改局要组织一批刑满释放的就业人员到大兴安岭去伐木。大兴安岭原属内蒙呼伦贝尔盟，但在“文革”期间，整个呼伦贝尔盟划归了黑龙江省，于是从扎赉特旗的各个劳改单位都抽调了一批年青力壮的“二劳改”组成了一个采伐大队去大兴安岭采伐。正好我们这个采石队打的石头也差不多够用了，于是就把我们这些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家伙调去了。除我们这些人外，另外还从乌兰农场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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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挑选了一些青壮劳力组成了乌兰农场采伐分队，大约共有一百号人左右。采伐大队的领导是黑龙江省劳改局派去的，我们乌兰农场采伐队的带工干部是姓唐的指导员。姓唐的原在长水河农场三分场当指导员，长水河农场解散后，他随犯人一起调到了乌兰农场白土岗大队，这回让他带领我们这帮“二劳改”到大兴安岭采伐。除姓唐的外，还有两名干部和一名会计。姓唐的这家伙使唤起人来比奴隶主使唤奴隶还狠，简直拿人当牲口用。
大兴安岭产优质红松，可是到七十年代中期，已经采伐的差不多了，凡是好采、好运输的地方，基本上已经被当地林业局的工人采光了，剩下的都是在比较陡峭的山坡上，既不好采、又不好往下运，林业局工人不愿干，于是林业局就和劳改局达成协议，组织我们这些命不值钱的“二劳改”去干。
林业局和劳改局达成的协议是给我们这些人每月四百一拾元。这个工资数目是非常高的，当时恐怕连中央领导的工资也没有这么高。为什么呢？第一，当时大兴安岭林区的工人的工资就很高，连关里去的一些盲流在那里“打半子”，每立方米就是十元钱。“打半子”是什么活呢？就是上山把树伐倒，砍去树头，用牛套子拉回来，再用锯锯成一米长一段，然后用大斧子劈成五、六瓣，码成一立方，就可以挣十元钱。那些有力气能干的盲流一天能干两、三立方。就连那些在呼盟大草原上用大扇刀打草（供海拉尔造纸厂用）的盲流一天也能挣一、二十元。林业局的家属三锹挖一个坑栽树苗，挖一个坑就挣一角钱（不过这活别人是干不上的），何况我们干的活全是卖命的活。不论是上山伐木、赶牛套子从陡峭的山坡上往下运，还是在火车站抬木头装火车，都是非常危险的的活。可是我们每月能拿到多少钱呢？平均不过一百元左右。在火车站抬木头装火车的都是些身体特别强壮的三十岁上下的壮劳力，每月也只不过拿到一百二、三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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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的都作为劳改局的收入拿去了。虽然如此，在农场干活的人都想去，因为每月一百元比在农场每月三十二元高多了。现在不是有些党、政机关，甚至学校都流行着搞什么“创收”吗？也许当年黑龙江省劳改局搞的这一举措就是“创收”的开始吧。
我们的采伐队在博克图和牙克石之间的乌奴尔，离免渡河很近。免渡河是中国的寒极，最冷时能到零下五十多度。七六年毛泽东去世时，那一年冬天到过零下五十六度。没有到过零下五十度的严寒地区的人，根本不知道零下五十度的含义是什么。在这里人们穿棉袄根本不管用，就是穿再厚的棉袄也不行，甚至穿一般的皮袄也不行，必须穿“老羊皮袄”。一件“老羊皮袄”重三、四十斤。戴上大皮帽子，脚上穿皮乌拉，里面塞满乌拉草，手上戴上厚厚的大“手闷子”（除大姆指外，其余四个指头不分的棉手套），才敢出门。即便是这样，早上一出门，由于人呼出的热气和身上散发的热气，马上就会变成一层白霜罩在人身上，远远看去象是一个雪人。过去关里人谣传说，到了黑龙江撒尿要用棍敲，否则撒出的尿就会冻成一根冰棍，这有些夸大，但撒在地上的尿，溅起来的尿滴再落到地上，就是一些小冰渣，这却是事实。早晨出门不敢大口吸气，因为空气太冷，大口吸气，人的鼻腔和肺都受不了，那一带人得气管炎的特别多，气管炎是那一带的地方病。
在东北林区工作过的都知道，采伐必须在冬天进行，因为冬天树本里的水分都冻成了冰，伐起来不夹锯，夏天树里面水分很大，锯起来夹锯，根本伐不了。再说，夏天是树木的生长期，也不让采。因此劳改局组织的采伐队都是冬天十月份上山，干一冬天，到来年四月份下山，各回各地，到了冬天再上山采伐，也有少数人夏天留下的，在火车站的棱场干装火车或归棱的活。
乌兰农场采伐队的采伐点在离乌奴尔火车站大约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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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左右的深山里，住的是帐篷。冬天零下五十度住帐篷怎么能行呢？全凭烧柴取暖，每个帐篷里都有两个用汽油桶做的铁皮炉子，山里有的是木头，一天二十四小时不断火，把炉子烧的通红。每个帐篷指定一个“思想靠拢政府”的就业人员负责这项工作。
我干的工作是采伐，用一把八十公分长的刀锯到山上伐树。伐树这项工作是很危险的。小树直径也有三、四十公分，大树直径有一米左右，二、三十米高。一棵树倒下时砸在邻近的树上，由于冬天树叉很脆，砸的树叉子满天飞，这叫作“回头棒子”，一旦稍微大一点的“回头棒子”砸在人头上，人就没命了，因此每人发一个柳条编的安全帽戴在头上。第二个危险是有时树虽然锯断了，因为风顶着，它不倒，这叫作“吊死鬼”，不定什么时候风一停或风向一变，它才倒下去。由于树倒的方向无法确定，所以伐树的人要特别小心，万一让树砸在你身上，几千斤重，非把你砸成肉饼不可，各采伐队每年都有死、伤的。在山上采伐都是每个人单独作业，人与人之间相距不能少于五十米，以免张三伐倒的树砸着李四，李四伐倒的树砸着张三。
另外林区工人比较迷信，每年冬天进山采伐时，都要先烧香、供猪头，敬山神。“文革”中破“四旧”破的那么厉害，这一旧风俗也没破得了。当然，我们这些“二劳改”进山干活是不管那一套的。
有一次我在一个陡峭的山坡上伐一棵直径七、八十公分的大树，锯了整整半天才把它锯断，但风顶着，它就是不倒，成了“吊死鬼”。遇到这种情况，伐树人是不能走的，而且要大声喊，以免别人不知道走过来，树倒了砸着。我足足等了有半个钟头，它就是不倒，忽然风向一变，它迅速横着山坡倒下来。我正在不远的下方向山坡上，树倒下后顺着山坡往下滚，因为山坡很陡，树滚的很快，你想往下跑是躲不了的，非让大树把你干了面条不可。幸亏我身体比较灵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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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滚到我跟前，我猛的扶着树来了个前滚翻，翻到了山坡上面，若是动作慢了一秒钟，我早就被干面条了。
在山上伐树除了自然的危险外，还有人为的危险。伐树的人,一人一把锯、一把斧子，树伐倒后，砍去树头，再锯成六米一节或八米一节，然后由管运输的人，用撬杠撬上爬犁往下拉。由于伐树人之间相距五十多米远，有树挡着，谁也看不见谁，干部经常到山上转悠着检查，你如果得罪了他，他一枪把你打死，然后在雪地上踩上些乱七八糟的脚印，说你企图拿斧子行凶，他用枪把你打死，又没人看见，你死了白死。
赶爬犁从山坡上往下运木头，看起来这活比较轻，但危险性却不小，因为山坡陡，在雪地上爬犁顺坡往下溜的很快，一不小心，就会把牛和赶爬犁的人撞死，象这种危险的地段、危险的活，林业局的工人是不干的，只有让我们这些命不值钱的“二劳改”去干。
抬木头装火车这种活又累又危险。六个人或八个人，两人一付卡钩、一付杠，抬着重达一吨多重的圆木装火车，走并排的两行宽仅三十公分的跳板，而且要转几个弯，危险极了。如果有一个人失了手，溜了杠，其余几个人都有被圆木砸死的危险。
五、六十年代中国演过一部喜剧电影叫“锦上添花”，现在五十岁以上的人大都看过。其中有这么一个镜头，有一个知识分子书呆子，叫他写一首抬木头的号子，他用简谱写了一首，根本不能用，惹了个大笑话，这实际上是讽刺知识分子的，最后由一个叫“老解决”的铁路工人，喊着号子把木头抬走了。但那是在平地上抬，看起来好象没什么，很轻松，实际上满不是那么回事。一旦上了跳板，圆木就放不下了，即便你累得吐了血，也要坚持着直到抬到火车上装好为止。过去不少老林业工人都知道，干这种活累得吐了血的不在少数。因此一付杠八个人就象亲兄弟一样，其中有一个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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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就是他们的大哥，也是力气最大的一个，一般他都在二杠上，因为一上跳板，圆木的尾巴一拖地，二杠的分量一下就能增加一倍，一个人如果没有五百斤以上的力气，甭想上二杠。过去抬木头装火车的工人，他们的行业把头气都很严重，随便一个人，就是你再有力气，要想加入他们的小组都很难。不过装火车这种活，目前林业工人早就不干了，他们是用吊车装，人工抬这种活只有留给我们这些“二劳改”了。
七四年冬至七五年春，我在山上干了五、六个月的伐木工，每月能挣到一百元左右，这个数目对我们这些“二劳改”来说，不算少了。我也象其他人一样，自己做了条布腰带，把钱藏在里面，不论出去干活还是晚上睡觉，都扎在腰里，以防帐篷失火烧掉或被别人偷去，要知道，这点钱是拿命换来的。
15.2.乌奴尔见闻. 连技术员
到七五年四月底，山上的积雪开始融化了，进入了封山育林期，各采伐点都撤了，各回各的劳改单位。由于我们这些从乌兰农场打石场调来的人都是一些各单位都不愿意要的“刺头”，有幸留了下来，在乌奴尔车站干零活，有的归棱，有的参加修路，这两种活我都干过。我虽然身体瘦小，但在归棱中锻炼的也很有力气，那时我一个人的肩膀就能担三、四百斤重量。在修路中我认识了当地林业局的一个技术员，他叫连成壁，三十岁左右，人很好。他知道我是大学生，而且是学数学的，因此在道路设计中，凡涉及到转弯的弧度和行车速度的关系之类的数学问题，他经常向我请教，我们建立了友谊。后来他救过我一命。
在乌奴尔车站干了四个多月的活，我了解到当地林业局的家属有不少人作风不好。她们并不是图钱，而完全是一种生理上的需要。这也难怪她们，建国前后，特别是三年“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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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灾害”期间，山东、河北、安徽、河南诸省的农村，农民的生活都很苦，很多地方连饭都吃不上，因此不少人闯关东到了林区卖苦大力挣了不少钱，回老家讨了个年轻的老婆，夫妻之间多半相差十多岁，甚至二十多岁。男方老了，女方还正当年，因此女方背后有一些不轨行为，从人性的角度来讲，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这些上山采伐的“二劳改”，多半是一些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因此有些林业局的职工家属常与我们当中的某些人（这些人的前科也多半是犯男女关系问题的）眉来眼去。可管教干部对我们看的很严，一发现谁有这种苗头，立即撵回农场去。前面我写的曾被我和其他几个人救过命的刘金庆，就因为和林业局一个姓鞠的妇女胡搞，受了记过处分并被送回了农场。姓鞠的妇女还到农场去找过他。干部在这方面对我们管的特别严，主要是怕跟地方上扯在一起，惹出麻烦不好处理，这跟部队里过去一直不允许跟驻军当地的妇女谈恋爱一样。再一方面，从原则上讲，管教干部也不希望我们这些“二劳改”再成家繁殖一批“四类分子狗崽子”。
在那个年代，象我这样的刑满释放的就业人员，要想到社会上讨一个老婆是很难的，原因是第一，受当时政策的影响，一般女人不敢嫁给我们这些“四类分子”；第二，如果真有哪个女的愿意嫁给我们这些人当中的某一个，管教干部会千方百计的加以阻挠，向女方说我们这些人如何如何坏，嫁给我们这样的人，将来后果如何如何不好，要她们“站稳立场”等等。除非是“黑找黑”，即你也找一个女“四类分子”或“四类分子”的女儿，否则要想建立一个家庭，很难。我写的这一情况，凡是在那个年代当过“二劳改”的人都很清楚。
15.3.凤凰山农场. 第二次接触下放青年. 一个下放女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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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
八月底突然接到通知，要我们到黑龙江省德都县五大莲池去盖疗养院。我们这些从乌兰农场打石场来的“二劳改”和从哈尔滨闫家岗刑满释放的一批“二劳改”，一共七、八十人，一块调了去。
所谓“五大莲池”，就是五个火山口。据当地老百姓讲，五大莲池里面有一种“倒鳞鱼”，有毒。这个地方很特别，附近全是一片火山熔岩，有许多温泉，零下四十多度不结冰，其中有的泉子是专供饮用的，这种泉水喝起来很特别，喝到嘴里比汽水还“煞口”，喝不了几口，就要打嗝，但对治疗胃病非常有效。有些有肠胃病的人，在这里疗养，喝这种泉水不到一个月就好了，饭量大增，附近的老百姓都喝这种泉水，没有喝热水的。但这种水不能泡茶，因为一加热到七十度左右，水就变红而且有大量沉积物出现。据专家介绍，这种水是从五百米以下的地层里冒上来的，含有大量的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黑龙江省打算把这种水加上稳定剂装瓶出口，不知后来实现了没有。
除了供人饮用的泉外，还有几个泉是专供人洗浴用的，对治疗各种各样的皮肤病大有好处。我就见过一个哈尔滨妇女，因为得了出血热病，把头发都掉光了，头上一根头发也没有了。她每天除洗温泉外，还把温泉附近的泥巴糊在头上，一个多月后，长出了一层又黑又粗的头发茬子。因此这里建立了很多疗养院，不过那时建的疗养院，不象现在建的疗养院那么豪华。每到夏天有很多人到这里来疗养，有的疗养者就租住在老乡家里，有的还在熔岩上搭个塑料蓬住着。黑龙江省公安厅和劳改局也看好了这块风水宝地，在这里建了好几个疗养院，我们来这里建的这个疗养院不知是第几个了。当然，疗养院不是给犯人和“二劳改”预备的，一般的小干部恐怕也很难享受到这种待遇。
附近有一个凤凰山农场，也是个劳改就业单位，不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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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住着很多从上海来的下放青年，男、女都有，我们就寄住在这里，这使我有机会第二次与下放青年打交道。
“文革”期间的下放青年，分两种形式，一种是到农村去插队落户当农民，这些青年的命运最惨，特别是有些女青年被迫嫁给了当地的头头或头头的孩子，“文革”结束后，知识青年返城的文件规定，凡是跟当地人结了婚的就不能回去了。还有不少女青年被当地的农村干部糟蹋了，有苦说不出，这些情况在“文革”后的伤痕文学里都有所描述。
另一种形式是兵团。所谓“兵团”，即下放的青年不拆散，按军事化编制，分团、营、连、排、班，并有军管会的干部和军人领导（实际上是变相的看管）他们。这部分下放青年的命运比起那些插队落户的下放青年的命运要好一些。我所接触过的下放到长水河农场和凤凰山农场的下放青年都是兵团的形式。兵团的女青年也有不少被兵团的领导干部糟蹋的，七五年就发生过这样一件震惊中央领导的大案。下放到黑龙江省伊春地区的知识青年兵团，有几十个女青年被团长、政委奸污了，她们无处告状，最后这个兵团的团长竟然把当时中央某位领导的下放的女孩子强奸了，这个女孩子回北京时把这件事告诉了自己的父母，事情才暴露了。最后那位团长以“破坏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的罪名被枪毙了，政委判了二十年。你想，连中央领导下放的女孩子，他们都敢糟蹋，那平民百姓的女孩子在兵团中被头头们糟蹋的会少吗？为了保全自己的名声，有些女青年只好吃个哑巴亏，闭口不谈罢了，这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在凤凰山的下放青年当中，我认识了一个女青年，她是上海人，二十九岁，还是青年的民兵连长，共产党员。她跟凤凰山农场的一个就业人员建立了感情，这位就业人员也是上海人，解放前的大学生，罪名是“历史反革命”，刑满后因为表现好，在凤凰山农场当了统计，不过头上仍然戴着“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年龄比那位下放女青年大了将近二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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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打算结婚，但兵团的领导说什么也不批准。先是做这位女青年的思想工作，说男方是一个“历史反革命”，你是一位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怎么能够嫁给一个“历史反革命”呢？你的立场站到哪里去了？又说，男方比你大了将近二十岁，你怎么能够嫁给一个老头子呢？可是这位女青年铁了心，一定要嫁给他，并说，党的政策是婚姻自由，还说结婚后可以帮助男方加强思想改造等等。谈到年龄的差距，她还说，中央领导的爱人不都是比男的小一、二十岁吗？兵团的领导三番五次的作她的工作，各种威胁手段都用上了，也没有使她改变初衷。最后撤了她的民兵连长职务，开除党籍，她也不在乎。发动青年批斗她，可这时候的青年跟刚下放时已经大不一样了，经过多年“三劳改”生活的亲身体验，他们早已经觉悟了，青年们不但不批斗她，反而对她非常同情，一致反对干涉他们的婚姻自由。兵团领导实在是黔驴技穷了，最后给她开了介绍信，他们登记结了婚，这件事成了凤凰山农场的一大爆炸性新闻。我从心里佩服这位女青年的胆识和勇气，面对巨大的政治压力和来自各方面的闲言碎语，为了自己挚爱的人，她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实在令人感动。她的叛逆行为比起旧话剧“拉娜出走”更具典型意义，可惜没人把她的故事写成文学作品公诸于世，实在遗憾！后来听说他们夫妇二人双双回到了上海。
我平反、落实政策后，也是跟一位下放的女青年结了婚。她是北京市人，比我小十四岁，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当时她也是顶着家庭反对的巨大压力跟我结的婚，婚后我常常跟我爱人谈到那位上海下放女青年的事迹，我们感情笃深。
15.4.一件美差事
临近春节时，凤凰山农场看鸭号的一位年老的就业人员病了，需要从我们这些盖疗养院的就业人员当中挑一个人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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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去替他几天。凤凰山农场的领导提出的人选条件是，一定不要一个犯过流氓、盗窃罪的，而我们这个队的就业人员，绝大多数都是这号人，于是选来选去就把我选上了。在劳改队和就业人员队伍里，我也算是个“名人”了，我的问题就是不认罪、顶撞干部，那些偷鸡摸狗、男盗女娼的事从来沾不到我身上，就这一点来说，管教干部对我很放心，因此才选上了我。临去时，凤凰山农场的干部还对我说：“鸡蛋、鸭蛋你可以随便吃，但不准带出来给别人。这确实是一件美差事。我的任务是一早、一晚把鸡蛋、鸭蛋、鹅蛋捡起来，另外每天把一些大头菜帮子剁碎了，掺上糠给鸡、鸭、鹅糊两锅饲料，活也不算累。
临近春节了，有些青年要回上海探亲过春节，半夜里到鸭号里去偷鸡鸭。有一天夜里，我听见外面有动静，出门一看，有三个男青年钻进篱笆帐里来偷鸡鸭，被我逮住了。他们直跟我说好的，“老兄，抬抬手放我们一马吧！现在上海的副食品供应很紧张，快过年了，回去又没有什么好带的，你让我们拿两只鸡算了，你会有好报应的。”我本来就很同情他们，听他们这样说，我问他们：“活鸡鸭你们怎么往回拿？万一拿到宿舍叫别人知道了，汇报了干部，不仅你们要受处分，我也担不了责任！”他们说：“不要紧，你放心好了，不会让别人知道的”，说着有一个青年就抓住一只鸡把脖子一拧别在了翅膀底下，果然鸡一点也不动、不叫了。这套偷鸡的本事我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学来的。最后我让他们一人拿了两只鸡，塞在了他们事先预备好了的一个布口袋里回去了。临走我嘱咐他们：“回去千万别跟别人说，要是都来偷鸡，我可受不了！”其实我心里有数，鸭号里养着三、四千只鸡、鸭、鹅，究竟有多少，根本没个数，丢个百把十只，根本看不出来。
隔了一天，又让我抓住了两个偷鸡的，这回偷鸡的是两个女青年。我问她们：“你们女孩子怎么也干这种事？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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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领导或同学们知道了，你们不觉得丢人吗？”她们有点不好意思，其中一个岁数稍大一点的女孩子说：“大爷！您做做好事，让我们拿两只回去吧，我们保证不让别人知道，他们男同学有力气，回去带黄豆和土豆，我们力气小，又带不了多少，您就让我们带两只回去吧！”最后我也让她们一人拿了两只回去，临走她们还说：“大爷，您真是大好人哪！”
我也是一名学生。也许是因为同病相怜吧，我对他们这些从几千里地以外的南方放逐到冰天雪地的北大荒来的青年是非常同情的。他们自己称乎自己为“三劳改”，的确，他们的命运是够苦的。反右运动毁掉了一代人，“文革”又毁掉了一代人。反右毁掉的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和大学生，而“文革”毁掉的却是一代十四、五到十八、九岁的中学生，为什么这种完全丧失人性的事总是在受苦受难的中国人身上发生呢？那时我就预料，毛泽东的这种倒行逆施，总有一天会走向他自己愿望的反面的。历史的发展证明了我的想法。
“文革”虽然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灾难，但它也促使中国人民开始觉醒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文革”这场大灾难，就不会有后来的思想解放，就没有今天的改革开放政策。可笑毛泽东自称精通辩证法，但这一点他却没有料到，看来他的辩证法并没有真正学好。如何评价“文革”，现在恐怕还不是盖棺论定的时候。“文革”虽然毁了一代人，但这代人当中，也有少数人，面对命运的挑战，经过血与火的洗礼，自强不息，奋力拼搏，成了今天社会的精英分子，我相信这些人在今后推进我国社会的前进方面，会发挥巨大作用的。
我看了一个礼拜的鸭号，那位生病的原来看鸭号的老就业人员就上班了，我只好回去。不过这一个礼拜却是我被投入劳改以后，直到刑满就业所干的一切活中最轻松愉快的，今后直到七九年回北大平反，再也没有干过这样的美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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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15.5揭发一件干部盗窃案,被打击报复,差点送了命
不知什么原因，七六年五月份黑龙江省劳劳改局突然下令，疗养院暂时停建，于是我们这帮“游击队”又被调回了乌奴尔林场，暂时就住在火车站搭起的临时帐篷里。我们干的活主要是归棱，就是把冬天采伐后拉下来的圆木，在棱场码起来，另外，还有人装火车。当时留在乌奴尔车站上的人，除我们这些原乌兰农场采石场的人外，各个采伐点身强力壮的人也留下了不少，因为抬大木头归棱、装火车，力气小的人干不了。
在这段时间发生了一件严重的盗窃案——劳改局采伐大队会计室被盗，丢失了三千多元钱和一千多斤粮票。三千多元钱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似乎不算什么大案子，但在七六年那就算是一件相当大的案子了。那时候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很低，城市居民要想买一辆自行车，需要节衣缩食积攒一年多，才能把钱凑够数，而那时一辆自行车不过一百多元。
案件发生后，管教干部立即召集所有留在乌奴尔车站的就业人员训话，他们一口咬定说，这件事一定是我们这些“二劳改”干的，而且要大家互相检举揭发，一定要把这个贼挖出来。我们抬一天大木头，累的腰都直不起来了，晚上不让我们早点睡觉，开检举揭发会，让大家互相咬，一直开到夜里十二点多钟。没有任何线索，叫我们检举揭发谁呢？就是有人想借机“立功”，可连点影子也没有，怎么检举揭发呢？再说我们这些人已经不是犯人了，用不着靠检举揭发别人立功减刑了，因此开会时没有几个人发言。
管教干部看这样不行，就让我们每个人把自己的钱都拿出来清点一下，而且对每个人进行了搜身，连行李都作了仔细的检查。要知道，那时我们挣几个卖命钱，没有人往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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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存，如果把钱存在银行里，取时很麻烦，取的多了还要单位开证明等等。社会上还有人认为把钱存在银行里吃利息是“剥削”呢！更有的人怕存钱多了被人认为是“资产阶级”。这一招很管用，因为如果检查出谁一下子多了那么多钱，完全就可以断定是他偷的，因为我们每月挣多少钱是有数的，那时除了挣点“工资”以外，又没有半点其它收入，三千元钱在那时可不是个小数目呵！如果检查出谁有这么多钱，不是偷的是哪里来的？可是检查了半天，连那些抬木头装火车挣钱多的人，所攒的钱也没有一个人超过两千元的。一连折腾了我们一个多礼拜，也没有破了案。
突然有一天，管教人员向我们宣布，这件事情已经查清了，今后谁也不允许再议论这件事，谁要再议论这件事，一定给于严厉的处分，撵回农场去。大家感到非常奇怪，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因为这件案子比较大，案发后采伐大队的领导在整我们这帮有“前科”的“二劳改”的同时，也向当地公安机关报了案。海拉尔公安局的破案人员一查看案发现场就笑了，这肯定是内部人作的案，不可能是外部人作的案，两三天的时间案子就破了，是采伐大队的会计监守自盗做的案，从他住的屋子的炕洞里找到了脏款。这位会计又是劳改局某位领导的小舅子，这不给这些“教育”人的劳改队的干部把脸丢尽了吗？为了防止影响扩大，他们把海拉尔公安局大小领导和乌奴尔公安派出所的头头以及破案人员请了一桌酒席，想把这件事压下去算了。可是人的口是封不住的，不久传的乌拉尔车站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了。
在那个年代，不论哪里发生了什么案子，当地的“四类分子”首先就是被怀疑的对象，把你整的死去活来，案子最后破了，证明不是你干的，最多把你放了拉倒，哪有向“四类分子”赔礼道谦、给什么赔偿这一说！有的“四类分子”被无故整残废了，甚至被无故整死了，愿你活该倒霉！全国范围内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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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伐队的干部对我们的剥削更是残酷，除了把林业局发给我们的钱扣去绝大部分外（前面写过，林业局是按照每人每月四百一十元交给劳改局的，可我们只能拿到一百元左右），在生活上也残酷剥削我们。那时干部和我们这些“二劳改”是在一个食堂吃饭，我们吃的菜是土豆、冻大头菜（园白菜），而且卖给我们的价格很贵，因为在寒冷的大兴安岭一带，只有这两种菜能生长，别的蔬菜根本种不了。而干部们吃的是山珍海味。山珍不要说，因为是林区，不难弄到，海产品他们可以用木材到关里去换。那时是计划经济，什么物资都要靠国家调拨。大兴安岭有的是优质红松，他们跟林业局勾着，用木材什么东西换不来！他们吃的山珍海味是用不着交什么伙食费的，最多象征性的交点钱算了。实际上他们是在喝我们的血，大家看在眼里，肚子气的鼓鼓的，可是都敢怒不敢言。
不仅如此，整个保安沼农场（包括乌兰农场）产的都是优质大米，我们吃的大米就是从农场运来的，采伐队的干部就是用我们吃的大米向当地林业局的头头送礼，以换取木材往自己家里运，这实际上是变相盗窃国家财产。以上种种事把我气坏了，特别是关于那件失窃案，一开始咬定是我们这些人干的，干一天活不让我们睡觉，现在案子破了，是你们当干部的自己干的，还不让我们议论，我越想越气，老“毛病”又犯了。我把这件失窃案以及干部如何变相盗窃国家财产，剥削就业人员等情况，写了四封信偷偷投进了邮筒，因为邮筒就设在火车站上，晚上收工时路过那里，我就偷偷把信投了进去，要是在农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来往信件都必须经过干部检查。我写的四封信，一封是寄给当时的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刘光涛的，一封是寄给“黑龙江日报”社的，一封是寄给黑龙江省公安厅的，一封是寄给黑龙江省劳改局的（当时我并不知道采伐大队的会计是劳改局某个头头的小舅子，后来才知道的，如果当时我知道的话，最后一封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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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会寄给劳改局的），为了证实检举信内容的真实性，我签了自己的真实姓名。
我发了这四封信不久，大约过了十天左右，那位会计就不见了，后来听说判了刑。可是谁也不知道是我写的信。又过了五、六天的时间，突然接到上面的命令，调我们进山去修战备公路，我也被调上了山。修路的地方在离乌奴尔车站一百多里的深山里。进山的当天，指导员唐海森把我叫到了队部对我说：“好啊！陈奉孝！你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竟敢偷偷写信告干部，你的胆子不小呀！”说完立刻把我铐了起来。这还不算，他还用一根铁丝穿过我戴的手铐，把我吊在了医务室的三角架上，让我的脚刚刚够着地。
医务室的犯医大夫姓芦，原是齐齐哈尔一家医院的医生，因奸污女病人犯的罪，刑满后留在“二劳改”队伍里当了医生。这家伙品质很坏，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芦大鸡巴”。唐指导员命令他看着我，反正我被吊在帐篷顶上，想跑也跑不了。到吃饭的时候，唐海森让姓芦的把铁丝摘下来，让我戴着铐子吃饭，吃完饭马上吊上，大、小便就在帐篷外面，完了也是立即吊上。晚上睡觉就那么站着，吊着两只手睡觉。因为两只手总吊着，血液往上流通困难，我的两只胳膊处于麻木状态，当吃饭或大、小便时，摘下铁丝后，我的两只胳膊落下来，很长时间才恢复知觉。他们想用这种办法将我慢慢折磨死，这也是对其他就业人员的一种警告。这样吊了我一个多月，有一天管修路的连技术员到医务室的帐篷里要药，看到我被吊在帐篷上，非常吃惊。他问姓芦的，这是怎么回事？姓芦的告诉他说：“这家伙（指我）找死，告政府干部！”连技术员再也没问什么。姓芦的又对连技术员说：“你先别走，在这里替我看一回，我去伙房一趟”。姓芦的不知道我跟连技术员关系不错。他到伙房是去吃野鸡肉去了。
他出去后，我对连技术员说：“连技术员，您得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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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想把我活活折磨死，在大山里又没有人知道”。他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简单地把因为采伐大队失窃，我揭发上告的事对他说了一便。他说：“你也是，管那些闲事干什么？你过去苦头还没吃够呵？我怎么救你呢？”我说：“你把我放下来，我写几个字，你下山给我寄到黑龙江省公安厅就行了，用不了一分钟”。于是他把我放下来，在一张处方单子的后面，用连技术员的铅笔写了这样一句话：“报告公安厅领导，因为我揭发了采伐大队的盗窃案，现被吊在深山里的帐篷里已经一个多月，请求领导派人来救我！”他把我写的纸条放在口袋里，又把我再吊上，然后出去看了看，姓芦的还没有回来，进来又对我说：“你真傻！凡是检举本单位领导的信，最后都要转回本单位来，连社会上都是如此，何况你们是一些劳改释放人员，你是不是念书念糊涂了！”连技术员是林业局的人，劳改局的干部管不着他，不但管不着他，这些劳改干部还得向林业局的人溜须，好往家弄木材，所以即便他们知道是连技术员把信给我发出去的，也奈何不了他。
不一回姓芦的回来了，手里还拿着一只鸡腿给了连技术员。连技术员对他说：“老芦！你也积点德，一个人两只胳膊老举着时间长了会残废的，给他稍微往下放放，胳膊能拿弯就问题不大。”姓芦的说：“这是唐指导员的命令，也是他（指我）自找的！”连技术员又说：“不要紧！唐指导员要问你，你就说是我叫你给他往下松的。”姓芦的给我往下松了大约十多公分，让我的手刚刚能举过头，这样就好多了。
大约过了七、八天的时间，黑龙江省劳改局来了两个人（肯定是公安厅派他们来的）对我什么也没说，只是让姓芦的把我放下来，并把我带下了山。这是连技术员救了我一命。八零年我平反后，在扎赉特旗当了一名教师，多次写信去乌奴尔林业局，感谢连技术员救命之恩，但信却被退了回来，他可能调走了，从此一直再没有跟他联系上。这是我最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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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从死神手中逃脱，以后的二年多的“二劳改”生涯，虽然也遇到过一些小麻烦，但都没有什么生命之虞。
我算了一下，在我二十二年的劳改、“二劳改”生涯里，一共有十二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在兴凯湖农场有四次，第一次是差一点掉进烂泥塘里淹死，第二、三次是行凶打郝志祥和企图与鞠队长同归于尽，第四次是“日记事件”。在长水河农场有两次，一次是“四挖三查”进了“集训队”，戴了四十八斤重的大镣子和七十二斤重的大牌子，受了烟头烫并陪了绑；第二次是拖拉机翻了沟里，差点把我砸死。在乌兰农场白土岗大队两次，一次是因为议论林彪，第二次是脱谷机爆炸事件。刑满当“二劳改”，在采石场两次，一次是跟一块大石头从崖头上掉下来，差点被大石头砸死；一次是排哑炮差点坐了土飞机。在大兴安岭两次，一次是差点被大木头干了面条，另一次即这回因揭发采伐大队会计监守自盗，被弄到深山里吊起来差点被整死。
平反落实政策后跟朋友们谈起这些事，他们都说我“命大”，还说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等等。“大难不死”，这是事实，“命大”，也许是吧，可对什么“必有后福”，我倒不敢报有什么奢望。我有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庭，如果这算是“后福”的话，那就权当朋友们说对了吧。不过我倒时时感到，说不定什么时候，我还会遇到麻烦，我只希望别祸及我的老婆孩子就行了。
15.6.毛泽东逝世. 乌奴尔的气氛. 人们的初步觉醒
我下山后并没有把我立即送回农场去，而是在乌奴尔车站又干了两个多月的零活，直到十月底，农场又往采伐队送人时，干部才把我带回了农场。
在这两个多月里，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毛泽东逝世了。大约是下午三点多钟，我正在车站上从火车上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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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卸水泥袋子，忽然响起了哀乐，我正琢磨，又是中央哪位领导人死了呢？因为不到一年的时间，康生、周恩来、朱德都相继去世了，这回又是谁呢？我正猜想着，车站喇叭里播出了“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去世了！”空气好象是一下子凝固了似的，不少人手里的水泥袋子一下子掉在了地上，跟我一起卸水泥的还有林业局的一些女工，她们放声大哭起来，我也受了感染，差点掉下眼泪来。
说老实话，我对毛泽东建国后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是非常痛恨的，特别是对他发动的反右运动，不仅我本人被投进了监狱、劳改队，北大有多少同学象我一样，也被投进了监狱、劳改队和劳教队，全国有多少人遭次危难？有多少个家庭破碎，家破人亡？“文革”中遭难的人就更不用说了，可他一死我却泛起了一股莫可名状的悲哀。当时我想，自从井冈山起义，二万五千里长征，直到打败蒋介石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这一生也真算是轰轰烈烈的了，可到头来又怎么样呢？还不是一死！报纸上整天宣传他如何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如何如何健康，有些无知的群众还说：“毛主席是不会死的！”，好象“死”字永远跟他沾不上边似的，可最后还是死了。一个人不管你是多么伟大或是多么渺小，到头来死亡这一关是谁也逃不过去的。通过他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不仅坑害了千百万知识分子，就连跟他一起打天下的人，都被他一个一个的打了下去，“文革”中，连他的最亲密的战友、接班人林彪都想谋害他，自己一成了孤家寡人，一个人晚年这样活着不感到悲伤吗？可悲呵！他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折腾了十年，最后连他自己也收拾不了啦，他死了，留下一个烂摊子，今后国家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快收工时，乌奴尔车站的大喇叭又广播，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不准喝酒，在哀悼日期间，结婚的要改期。乌奴尔连个电影院都没有，停止娱乐活动这好办，结婚的改期，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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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大，但大兴安岭是高寒地区，人们有喝酒的习惯，有的人晚饭时照常喝，结果被抓起来的不少，有的甚至是在自己家里喝酒时被抓的。乌奴尔派出所本来就不大，抓的人都容纳不下了，有的就关在林业局的一个破仓库里。第二天乌奴尔就谣言四起了。
去冬今春在吉林省下了一场流星雨，在那以后，康生、周恩来相继去世，东北老百姓私下议论就很多，连劳改队的干部都私下议论，说这不是好兆头。七月份朱德去世，这次毛泽东又去世，于是人们就说，一颗大星星带着许多小星星一起落下来了，这不正应了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等领导人的去世吗？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都是我们国家的顶梁柱，这下柱子倒了，天快塌下来了，快天下大乱了。对这种迷信的说法，我并不在意，但是报纸上和广播里都大肆宣传毛泽东的临终遗言“按既定方针办”，乌奴尔车站上和大街上也用大字标语贴出了这六个字的遗言。我就琢磨，“按既定方针办”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是继续搞“文化大革命”？继续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还是给华国锋、江青等人留下的什么“锦囊妙计”？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不明确说明呢？我猜想这可能是毛泽东死后，中央上层将要展开一场权利斗争的信号。当地老百姓凡是多少有点文化的，也都在窃窃私议。自从今年清明节因悼念周总理而引发的天安门“四.五”事件后，许多老百姓都已经开始怀疑“文化大革命”究竟对不对了。更早一点说，自从“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不少人就已经开始对“文革”产生怀疑。我就听林业局的一个头头说过：“林彪已经定好了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了，他怎么也想谋害毛主席呢？当年跟毛主席一起打天下的老干部，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反对毛主席呢？现在只剩下周总理是忠臣了！”他们知道我是大学生，也知道我曾经被打成过“右派”，有时就想问问我，可是鉴于过去的教训，对于这样的问题，我只是笑笑，一概不表态。但这说明，人们已经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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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文革”刚一开始那样盲从、只知道喊“万岁”了，人们已经开始思考问题了。
第二个谣言更厉害。从满洲里、海拉尔，一直到齐齐哈尔，沿着这条铁路线，人们都在谣传苏联可能要出兵打过来，乌奴尔当地的老百姓都把自己家里养的鸡、鸭、鹅、猪都杀吃了。那时围着黑龙江和内蒙，苏联的确部署了一百五十多万军队。实际上自从七一年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以后，东北的形势一直很紧张。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外面有苏联的大兵压境，六九年又在珍宝岛打过一仗，苏联当时密切注视着中国形势的发展，东北只要一发生动乱，苏联很可能出兵占领。当年抗日战争快结束时，苏联红军就曾经出兵占领过东北。实际上，苏联一直把我国的东北看作是它嘴边的一块肥肉。二是东北原是四野的根据地，林彪在东北老百姓心目中的威信很高。老百姓们私下议论，都说林彪是一个军事天才，解放战争期间，三大战役他指挥了两个，从东北打到海南岛，大半个中国都是林彪指挥的四野解放的。四野的中、下级军官多半也是东北人，复员后也都留在了东北各省的各个领导岗位上。林彪虽然死了，他在东北老百姓的心目中仍然被视为英雄，再加上他又在苏联参加指挥过抗击德国法西斯的卫国战争，在苏联，林彪的威信也很高。现在毛泽东死了，周恩来也死了，刘少奇已被打倒，开除了党籍（当时还不知道他已死），那些跟毛泽东打天下的老帅们，不是被打倒，就是靠边站了，中央没有掌舵的人了。象华国锋、江青、张春桥等人，我认为一旦中国出现混乱，他们根本控制不了局面。东北如果有人首先跳出来跟北京分庭抗礼的话，苏联很可能趁机出兵东北，扶值一个傀儡政权。我心里有数，不出现混乱局面便罢，一旦出现混乱局面，打起内战，首先倒霉的就是犯人和我这样的“二劳改”，尤其是政治犯，因此对第二个谣言我非常重视。
因为是在车站上干活，接触到来往流动的人很多，我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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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竖起耳朵听他们讲些什么。不仅如此，我还花高价一元钱一斤买了二百斤全国粮票藏在身上（那时一斤面粉不过一角八分钱），时刻准备着，一旦出现什么情况，我就赶紧逃跑，多少次死里逃生我都熬过去了，绝不能在混乱中不明不白地被人打死。当时我的神经比在劳改队里关小号时还紧张。
不久大喇叭里传出了惊人的消息，王、张、江、姚“四人帮”被抓起来了。当时老百姓并不象报纸上宣传的那样，全国一片欢呼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特别是在知识分子群里，可能是这样，但在一般老百姓的心里并不都是这样想。在乌奴尔林业局，许多干部、工人在讨论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时都说：“江青不是毛主席的夫人吗？她怎么能反对毛主席呢？”可我心里明白，毛泽东时代恐怕从此结束了。他倒行逆施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伤人太多了，最后成了孤家寡人，生前人们奈何不了他，死后人们终于造了他的反，他不是说：“造反有理”吗？这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人们的思想开始活跃起来，不仅敢于开始公开议论“文化大革命”的是非功过，连毛泽东本人也敢议论起来。
15.7.被撵回农场
过了不久，农场又往山上采伐队送人，送完人后，干部把我带回了农场。在火车上，乘客们都在纷纷议论“文化大革命”，可能是因为大家都是乘客，谁也不认识谁，谁也不知道谁是哪个单位的，所以大家谈的话都很大胆。
坐在我旁边有一个五十来岁的工人模样的人说：“文化大革命搞了这么多年，工人、农民都不干活了，全国乱糟糟的，我看毛主席他老人家晚年是糊涂了。”如果毛泽东还活着，谁说这话是要坐牢甚至杀头的，毛泽东刚死了这么几天，人们就敢议论起他来了。对面有一位大约三十岁左右穿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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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袄的人，马上搭腔：“话可不能这么说，文化大革命锻炼了人们的思想，防止了中国走修正主义道路，毛主席教导说，象这样的文化大革命，今后每隔七、八年还要进行一次呢！”我估计这家伙可能是个造反派。
旁边一个四十来岁的妇女节着搭腔：“算了罢，别再搞了，再搞人们可受不了！”
有干部在我身边坐着，我自然不敢参加他们的议论，也不想参加，我只仔细的听着，我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终于开始觉醒了。
由于我当时是从乌兰农场四中队调到采石场的，后来又调到大兴安岭采伐队，带我回去的干部不知道把我交到哪里好，因此他就只好先把我交回四中队。
这回四中队的干部已经大换班了，原来的张指导员不知调到哪个单位去了，原来的陈干事调到场部去了，因为他是造反派出身，这回可能是高升了。新调到四中队的原来在白土岗大队管犯人的常（蒙族）指导员，调来了四中队还当指导员，当初就是他想借“脱谷机爆炸事件”置我于死地的。除姓常的外，随他调四中队的还有个叫陈立三的管教干事，他原来也是在白土岗大队管犯人的。这两个人我都跟他们打过交道，我临出监前，姓常的还说：“我等着你回来！”
真是冤家路窄呀！我一进队部，姓常的就让陈立三把我铐了起来。我也不怕他，我说：“我刚从山上下来，任何错误没犯，你凭什么铐我？我要到场部找符政委告你！”他冷笑一声说：“你有本事去告好了，在山上你不是也告过干部吗？忘了你是干什么吃的了！”我说：“干部就不能告吗？如果哪个干部违犯了党纪国法，任何人都可以告，难道告干部犯法吗？党的政策有哪一条不许犯人和就业人员告干部？”他们根本没有料到我能一联串讲出这么多话来，当时就把姓常的顶的张口结舌，答不上话来。根据以往的经验，犯人和劳改就业人员哪有敢跟干部这样讲话的？陈干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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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旁搭话：“陈奉孝！你觉得你是大学生，有点文化，嘴巴能讲是不是？我看你是经过十多年的劳改，反动思想丝毫未变，你是决心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的了！”姓常的接着说：“不用跟他磨嘴皮子，先把他弄到宿舍去，叫潘玉林好好看着他，慢慢跟他算帐！”
我回到宿舍一看，还是原来那帮人，大组长还是潘玉林，学习组长还是高太冲和陈锦仕，只不过增加了三个新出监的就业人员，一个叫赵志贤，一个叫刘顺，一个叫王文涛。这三个人在白土岗大队当犯人时都认识我，岁数都比我小。老就业人员看见我戴着铐子，都不敢跟我说话，只有赵志贤开口道：“这不是陈奉孝吗？怎么啦？怎么戴上铐子了？”陈干事马上制止他，并对大家说：“谁也不许跟他说话！潘玉林，你看好他！”
可是第二天早上出工时却把我留下了，我以为姓常的要收拾我，出乎我的预料，却用一辆马车把我送到了二中队。为什么呢？我想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我是出了名的不认罪、不服管教的“刺头”，姓常的和陈立三在白土岗大队时，我们就打过两年多的交道，他们知道我并不好对付，不象大多数犯人和就业人员那样一唬就怕了，他们给我戴手铐、脚镣，绑起来、吊起来，也没有制服我，留下我只能给他们添麻烦，还不如把我象送瘟神一样送走。再说，不论在劳改队还是在就业人员队伍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从哪个单位调出去的，一般不再调回来。第二，毛泽东死了，“四人帮”也抓起来了，这在他们思想上引起了很大的混乱，他们也不敢象在“文革”中那样对犯人和就业人员肆无忌惮了。再说，我毕竟不是犯人了，他们要象过去那样随便收拾我，也得考虑考虑，因此不如干脆把我推出去，省了再给他们添麻烦。原来的那些老就业人员绝大多数是一些老历反，早已被他们整的象绵羊似的，象我这样爱“尥蹶子”的家伙，实际上哪个单位也不愿意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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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乌兰农场二中队
16.1遇到一个有人情味的劳改干部——李指导员
二中队也是一个就业单位，人数跟四中队差不多，大多数也是在“镇反”、“肃反”运动中由南方诸省押送过来的老历反。不过这个中队的就业人员带家属的特别多，大约有四、五十家。这个中队有两个指导员，一个也跟四中队的常栓柱一样姓常，叫常江，不过是汉人，另一个姓李。姓李的人还不错，很少见他跟就业人员发脾气，姓常的则是转业军人出身，作风霸道。除这两个指导员外，还有一个管生产的岳干事、一个王队长，这两个人对就业人员也比较好，除了管生产以外，其它的事情不大管。此外还有一个管伙食的王管理员。这位王管理员听口音大概是河北唐山市一带人，此人有点特别，对就业人员的什么思想改造、劳动生产，他一概不闻不问。不过他有两个坏毛病，一是爱贪小便宜，曾因贪污判过三年劳动教养，解教后因为出身好，又让他在二中队当了管理员，听说他是乌兰农场建场时的元老。另一个毛病就是这家伙爱搞破鞋。他的老伴是个标准的北方农家妇女，五十多岁了，对他胡搞也不闻不问。二中队就业人员家属他搞了好几个，这实际上是仗势欺人，就业人员敢怒不敢言。这其中有的家属本人作风也不好，有一个家属是浙江人，年纪也有四十多岁了，脸上有几个浅白麻子，但徐娘半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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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风骚，她丈夫是一个没有血性的活王八。冬天他上夜班脱谷时，这位五十多岁的王管理员干脆就整宿睡在他家里。这个妇女跟其他就业人员也有一腿，其中有个叫张国华的就业人员，也是浙江人，跟这个女的是同乡，多年前两个人就有关系。这个张国华因为跟那位王管理员挣风，闹的全中队没有不知道的。张国华曾扬言要杀王管理员，但只是说说大话而已。王管理员因为资格老，别的干部也管不了他。
我被送到二中队后，恰好常指导员不在，只有李指导员在家，我随送我的人进了队部以后，李指导员看我戴着铐子，叫我先到外面等一会。我出去后不知道他们嘀咕了些什么，送我的人出来后，李指导员叫我进去，先给我摘了铐子，然后问我：“你叫什么名子（其实他知道，这好象是例行公事）”我回答后，他说：“你就是陈奉孝，全乌兰农场没有不知道你的了。听说你是大学生，一个有文化的人，怎么老犯错误？这对你有什么好处？来二中队后希望你好好学习，加强思想改造，别再犯错误了。你年纪还不大，将来设法成个家不好吗？听说你在采伐大队还告过干部，别忘了你还有五年剥夺政治权利的时间未满，即使满了，干部的事也不是你们能管得了的，今后别再干这种傻事了！”这是我自从被捕以来第一次听到管教人员对我讲这种富有人情味的话，象这样的干部我当然不会顶撞他。我从小脾气倔犟，从来是服软不服硬，越是想压服我，我越是不服，但却架不住两句好话。
16.2.一次人格的考验
他讲完后马上叫就业人员统计任宜民，告诉他把我送到朱XX小组去（因为后面涉及到一段个人隐私事，朱XX的名字我隐去）。朱XX是浙江上虞人，四九年大陆解放时他十九岁，跑到香港去了，但那时香港并不象现在这样，日子很不好混，再加上大陆解放时，有大批人涌入香港，那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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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官员临走时带去大批搜刮的民财，自然生活不成问题。但对于那些盲目涌进来的普通大陆老百姓来说，那时在香港生活是十分艰难的。象朱XX那样，在香港无亲无故，找个卖苦力的活都很难找到，不得已又跑回了大陆，在无锡一家塘瓷厂干活。因为平时说了一些不满言论，再加上他曾跑去过香港，结果在五一年“镇反”时，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五年，发配到这里，刑满后留场就了业。后来他跟一个老就业人员的女儿结了婚，算是在农场安家落户了。女方姓许，叫许XX，年纪比他小十五、六岁，也是浙江人，已有两个孩子，大的男孩十岁，小的女儿六岁，拉家带口，日子过的很艰难。
也许是因为都是“现反”，同病相怜罢，我们两人的关系非常好。不论在劳改队还是在就业人员队伍里，那些“反动分子”、“反改造分子”、和“危险分子”都是上了黑名单的。政府干部都是派一些“思想靠拢政府”的“积极分子”监视他们，要这些“积极分子”随时向政府汇报他所负责监视的“反改造分子”的一言一行。不论是在劳改队还是在就业队伍里，我一直是黑名单上的当然成员。那些在农场成了家的就业人员，拉家带口，死心塌地打算在农场干一辈子，思想都比较安定，因此这种监视任务一般都落在这些人（或未安家的大组长）身上。朱XX负有监视我的任务，但他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我，有些事他还经常提醒我，我们俩成了好朋友。
我在山上干了二年，攒了一千多元的卖命钱。七七年一个劳改就业人员有一千多元，就算是“富翁”了。朱XX家生活很艰难，四口人靠他每月三十六元的“工资”过日子，许XX只是在农忙时帮着干点临时活，挣不了几个钱。我经常在经济方面帮助朱XX，他对我很感激。
七七年夏天拔草季节，有一天中午收工回来，我刚要拿着饭盆去打饭，朱XX的大孩子来对我说：“陈叔叔，我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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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你去有点事。”我猜一定是叫我到他家去吃饭，因为正在开饭的时间，再有什么事也得等吃完饭再说。平时我也在他们家吃过几次饭，有些带家属的就业人员跟哪个单身的就业人员平时相处的比较好，经常请他去吃顿饭，这事很平常，干部一般不管这些事。我跟着孩子去了他家，一进门就看见饭桌上已盛好了西红柿打卤面，我也用不着说什么客套话，坐下吃就是了。吃完面条，朱XX站起来对我说：“排水渠里我下着裤兜网，我去看看进去鱼了没有，你先坐一会，X X还要请你给她老家写封信”。
听说要去抓鱼，大孩子也要去，许XX对她的小女儿说：“XX，你也去跟你哥哥看你爸爸抓鱼去。”我也没在意，卷了支烟低头抽。可是朱XX领着两个孩子走了以后，她没有拿信纸和笔，却顺手把门插上了。我听见她插门的声音，便问她：“XX！大白天你插门干什么？”因为夏天除草期间中午休息时间比较长，我想赶紧给她写完信后回去睡个午觉。可她回过身来，笑着把上衣的扣子解开了，一个女人雪白的胸脯，一对尖挺饱满的乳房露在我的面前。我从六岁上学直到被捕，一直没有离开过学校门，长大以后从来没有看见过女人半裸的身体，更没有接触过女人，我觉得自己的脸在发烧，心“咚!咚!”直跳。我赶忙说：“XX！你这是干什么？快把衣服扣子扣上！”她笑着说：“我和XX（她丈夫）都知道你是好人，你在经济上经常帮助我们，我们也没有什么东西可答谢你的，只有我的身子…..”我说：“不！这事不能干！”说着我就站起来要走。她却拦着我说：“怎么？你嫌我不好？看不起我？还是头一回害怕？你过去一直念书，没有碰过女人吧？”我就非常严肃的对她说：“不！XX，我过去是没碰过女人，但我跟朱XX是好朋友，我不能干对不起朋友的事！穿朋友衣，不占朋友妻，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她还堵着门不让我走，说：“你放心，XX不会怪你的！”我说：“那也不行！我跟XX犯的都是政治问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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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些犯乱七八糟的刑事罪的人，你不应该用这种办法来谢我！我也从来没有抱着让你们谢我的想法！”她看我态度这样坚决，脸红了，也不再拦我，我开开门就回到了宿舍，整整一个中午我也没有睡着觉。
坦白的说，我并不是柳下惠，我虽然没有结过婚，没有碰过女人，但我也想过女人。一个四十岁出头的人，要说没有想过女人，见了漂亮的女人不动心，那纯粹是说假话，伪君子，除非他是一个生理有毛病的人。但这种在一般人眼里看来求之不得的事，我却不能做。因为第一，我确实信奉“朋友妻不可欺”的这一信条，我敢说，自己从小长这么大，没有干过一件亏心事，这件事我如果做了，怎么对的起朋友呢？换成别的女人，我不敢保证自己做不出来，但对朋友的妻子，这事我不能做。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在这种“二劳改”环境里，这种事我也不敢做。因为我知道，这种事一旦有了第一次，就难免有第二次、第三次….，这样早晚会被人知道，即使能瞒过管教干部的眼睛，也瞒不过那些家属的眼睛。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别的人身上，那没有什么，最多挨顿批评，大不了关两天禁闭，但是一旦发生在我身上，被管教干部知道了，我就全完了。不认罪、顶撞干部、“思想反动”、“爱打抱不平”，我是出了名的，这些我全不在乎，但这种偷鸡摸狗、男盗女娼的事，从来没有沾到我身上过。管教干部虽然时刻拿眼睛盯着我，暗中派人监视着我，但惟独在这一点上，对我特别放心。平时有些需要跟家属一起干的活，往往派我和一些爬不动的老家伙去，有些年轻一点的家属，也曾向我眉来眼去，但我从来不招惹她们。我知道她们这样做是为了钱，因为我在林区干过二年。她们知道，凡是上山采伐过的，回到农场都有点钱。我又是单身汉，她们想打我的主义。我并不是吝惜钱的人。我曾在经济上帮助过不少一同受过难的朋友。但如果我做了这件事，一但被管教干部抓住，他们会大做文章，说我是个伪君子、臭流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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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就会让全农场都知道。我要保全自己的名誉。在劳改和就业期间，我所以遇事敢跟干部顶撞，原因之一就是我的判决书上没有半点见不得人的事。我是堂堂正正的“右派”政治犯，我不能玷污它。
许XX确实长的很漂亮，三十岁刚出头，一双勾魂的大眼睛，苗条的身段，一个标准的江南女子，不少就业人员见了她垂涎三尺。我也听说过，为了生活，她也与好几个就业人员关系不清楚。坦白的说，尽管我信奉“朋友妻，不可欺”的信条，如果在一个自由的环境里，遇到这种事，我也不敢打保票，一定做不出来。可在这种环境里，我却用理智控制住了本能。
我估计这件是朱XX 两口子俩商量好的，他们可能认为象我这样一个四十出头的人，又没有成家，怎么能不想女人呢？我又经常在经济方面帮助他们，他们夫妻二人才出此下策，表达对我的谢意，此外并没有任何想坑害我的意思。听一些就业时间长的南方人说，解放前，在浙江有些地方对这种事情，并不认为是多么丢人的事，相反的，自己的老婆如果没有几个情人，作丈夫的脸上还觉得无光呢！这一点与孔孟之乡的山东可大不一样。不过究竟是不是这样，我没有做过社会调查，更不是社会学家，不敢断言，只不过听人说说而已。我拒绝了他们夫妻二人的好意，跟朱XX的关系却更好了。他进一步了解了我的为人，对我更感激了。我也仍然继续在经济方面帮助他们家，我只是不再到他们家吃饭了。有时在院子里或路上碰上许XX，她显的有点不好意思。
共产党教育自己的干部总是说，要他们站稳立场，跟“四类分子”划清界限，但在就业人员单位里，凡是年轻漂亮一点的就业人员的家属，往往成了干部的猎物。我很同情她们，她们当中虽然也有少数人作风不太好，但多数是因为生活所迫。
有个叫孔繁明的就业人员，山东荣城人，是我的山东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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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他因为无证行医，把病人治死了，被判了三年刑，在白土岗大队当犯人时我就认识他，他对我这个大学生也很敬重。刑满后，他在工业大队就业，没有戴“四类分子”帽子。但因为毕竟是蹲过劳改，想成家也很困难，后来回老家找了个农村姑娘结了婚。六、七十年代，山东的农村很穷，他就把老婆带到农场安了家，同时把他的小姨子也带来了。他知道我为人正派，上山干了二年，也有点钱，找到我说，打算把他的小姨子介绍给我，被我婉言谢绝了。我说：“老孔！谢谢你的美意，你知道我剥夺政治权利还没满，即使满了，反革命分子的铁帽子恐怕我也得戴到棺材里去。我如果结了婚，有了后代，那就是‘反革命狗崽子’，永远被人歧视，永远抬不起头来，孩子也会恨我的。我发誓，这种状况不改变，我一辈子也不结婚。XX还年轻，人也长的漂亮，你还是跟你老婆商量一下，把XX带回老家去给她找个对象好，如果在这里找个二劳改，会影响她一辈子的”。他说：“我从来没有把你当作坏人看待，那些刑事犯出身的二劳改，找上门来跟我老婆谈，我和我老婆还不同意呢！你最好再考虑考虑，你也四十出头的人了，该成个家了。”但是由于我发誓，现状不改变，我不结婚成家，这件事情也就算了，不过这并没有因此影响我跟孔的友谊。
16.3.在全体“二劳改”就业人员大会上公开顶撞干部
在七八年“五一”前夕，乌兰农场召开了一次宣判大会，有五、六个就业人员因重新犯罪被判了刑，因为是重新犯罪，判的都特别重。不过这次没有因“反革命”罪被判刑的，都是些流氓、盗窃之类的刑事问题，也没有被判死刑的。类似的宣判大会我参加过无数次，这是唯一一次没有被枪毙的。在这次宣判大会之前大约一个礼拜，有两个干部也判了刑，不过为了不造成“不良影响”，是单独判的，干部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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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被判刑，绝不能跟犯人和“二劳改”一起开公判大会。但是纸里包不住火，不久全场的人也都知道了。这两个干部一个是因为贪污被判了二年，另一个姓于，他老婆有点经神病，结果他把自己亲生女儿的肚子搞大了，被邻居告发，判了三年。他们的判刑，比起犯人和“二劳改”来那简直是轻多了，同样的罪行，如果是犯在犯人或“二劳改”身上，恐怕至少也得判个十年、十五年的。
每次开过宣判大会后，都要犯人和“二劳改”学习讨论，通过宣判大会的“教育”，提高认识，加强思想改造。当天晚上二中队就召开了全体就业人员大会，常江指导员可能是酒喝多了，讲了没有几句话就说：“劳改就业人员没有一个好东西，这次重新犯罪的全是你们这道号的人！”我一听他这样讲就火了。我马上站起来说：“常指导员你这样讲不对！劳改就业人员怎么就没有一个好东西？乌兰农场劳改就业人员有好几千人，这次重新犯罪被判刑的不就是五、六个人吗？前两天还有两个政府干部犯了罪被判刑的，乌兰农场的干部不过一百人左右，就有两个犯罪的，而好几千就业人员犯罪的不过五、六个害群之马，请你按百分比算算，是干部的犯罪率高，还是就业人员的犯罪率高？于干事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奸污了，这种最可耻的罪行是教育人的政府干部犯出来的，你怎么说犯罪的都是我们这些就业人员呢？”
谁也没料到我能讲出这样的话来，姓常的被我的这几句话堵的半天说不上话来，于是就把他们的看家本事拿出来了，一拍桌子站起来说：“你敢当众顶撞干部，把他捆起来！”要是在平时，我这样当众顶撞他，不等他发话，恐怕早就有那些就业人员中的“积极分子”起来制止我，甚至对我动手了。可是这一次竞没有哪个就业人员答话，也没有人马上跳起来捆我，因为他这句话太伤众了。他一看这样更火了，掏出手枪望桌子上一拍说：“你们想造反？！”他这么一喊，李指导员、王队长、岳干事都来了。李指导员马上拿一副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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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把我铐起来押到了小号里去。我知道李指导员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给他一个台阶下，另一方面也是帮我，因为戴手铐的滋味比起用小绳勒起来好受多了。可是这次仅在小号里关了三天，就把我放了出来，放我时李指导员对我说：“陈奉孝，你刚调来二中队的那天，我就对你说过，今后不要再犯顶撞干部的错误了，你怎么又犯了老毛病呢？当众顶撞干部，这错误是很严重的，你为什么总是不吸取教训？”我说：“报告李指导员，常指导员的话太伤人了，怎么说我们这些就业人员就没有一个好东西呢？这太侮辱人格了！”他又说：“常指导员那天可能是喝了点酒，说话有点出格，可他又没有指名说你，你出风头干什么？”我见他态度很诚恳，也就没再说什么。我回宿舍后，大家可把我当成“英雄”了，连那些平时表现靠拢政府的就业人员中的“积极分子”也表示对我赞许，有的甚至说：“就你敢这样公开顶撞他，别人谁敢呢！”连那些就业人员家属见了我都说：“你给我们大家出了一口气，不亏是有文化的人！”只有许XX背后对我说：“你何必出那头呢？到头来还不是自己吃亏？他要是耍酒疯一枪把你打死了，你不是白死？今后别再干这种傻事了！”我当然明白她的好心。自从上次到她家吃饭那件事以后，她见了我总是有点不好意思，虽然我跟她丈夫朱XX关系依然很好，可从那以后我再没去过她家吃过饭，这次她这样对我讲，我明白完全是出于对我的规劝和爱护，我很感激她。
这是从我被捕后最后一次戴手铐关小号，剩下的一年多，直到七九年九月份回北大平反，再也没有受到过类似遭遇。
16.4.黎明前自杀的“右派”张维德
毛泽东死后到现在差不多已经两年了，在这两年里，劳改队和全国一样，处于一种思想混乱状态（这种混乱状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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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从毛泽东死前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就已经开始了）。那些靠造反起家的“新贵”们仍然在继续高喊“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等等，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更提出了两个“凡是”的口号。但在另一方面，由于十年“文革”给全国造成的灾难，人们已开始公开议论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是是非非。二中队年轻的王队长，可能是因为“阶级觉悟”不太高吧，经常喜欢跟我们这些“二劳改”聊天。有一天居然从他嘴里说出这样的话：“毛主席他老人家到了晚年可能是糊涂了，他搞了这么多年文革，最后连他自己也收拾不了了。”干部之间私下聊聊对“文革”的看法现在已经是很普遍了，可对犯人和就业人员公开谈这样的话，对于一个管教干部来说，那是“犯错误”的。要是在“文革”当中，谁要是说出这样的话，那轻者坐牢，重者杀头。不过从他的谈话，我意识到，不久的将来，中国可能要发生大的变化。实际上，从林彪叛逃事件发生以后，我一直就有这么一种预感，你想，连毛的“最亲密的学生和战友”，他的“法定”的“接班人”都反对他，毛的一系列错误政策能长期维持下去吗？
可是就在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即将来临的时候，一个叫张维德的“右派”却上吊自杀了。他上吊自杀后一个月，即七八年十月，中共中央就下达了五十五号文件，给“右派”摘帽和改正平反。世界上大概没有比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死去更令人惋惜、更令人悲痛的了。张维德原是北京农业学院（即现在的北京农业大学）的一位教师，象我一样，也是由“右派”升级为“现反”的，判刑十五年。其实按他的判决书上列的“罪行”比我的“罪行”要轻的多，但判的刑却跟我一样，这正如我前面写过的那样，共产党对那些越是出了名、有影响的人物，处理起来越轻，而对那些不为人所知的人物，处理起来反而加重。五一年镇反时，枪毙的都是国民党下层的一些小爪牙，而杀人如麻的特务头子康泽、沈醉等人却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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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判了十年有期徒刑，而且最后还被特赦了。反右也是一样，对那些社会上的大“右派”如章伯钧。罗隆基，“六教授”等人，不过是给予戴“右派”帽子，行政降级处分，而对不大为人所知的“右派”，特别是“右派”学生，则是送劳动教养的教养，判刑的判刑。
在兴凯湖劳改农场时，我曾经跟张维德相处过一段时间，他原来在兴凯湖农场四分场四中队，我在一中队。六二年加勒比海危机，把“现反”都集中到了一中队，这时我们俩才认识。后来我调去了码头监狱严管队，从此不知他的下落。刑满后他在新河农场就业，我在半拉山修路时碰到过他。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自杀呢？我想恐怕主要是因为，粉碎“四人帮”后，他产生了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形势马上将要变化，自己马上将要重见光明了。可是华国锋上台后，仍然继续坚持毛泽东的那条错误路线，提出了坚持两个“凡是”的口号，而在那一段时间，报纸上、广播里又整天象歌颂毛泽东那样歌颂“英明领袖华主席”，他感到没有希望了，最后上吊自杀了。他二十多年的劳改、“二劳改”的罪白受了，如期这样，还不如一进劳改队就自杀，也免得受二十多年的折磨。在兴凯湖农场劳改时，我曾经想过死，行过凶，想临死找个垫背的，可我却没有死，而他本来不想死，但后来还是自杀了，这算不算是命运的安排呢？后来听人说，在他上吊的歪脖子树下，丢下了一地烟头，有人数了数，有四、五十个，这说明在临死前，他思想斗争是很激烈的。
提起上吊自杀，我要插上一小段。在乌兰农场就业时我认识一个叫任方斌的小伙子，他那年才二十四岁，山东禹城人，犯的罪是绺窃（即掏人钱包的小偷），他向我谈过上吊自杀的感受。“文革”当中，他因为偷人钱包被抓住了，让红卫兵用三角带抽的浑身没有一点好地方了，实在受不了啦，就在小号里上了吊。小号里墙上钉着一个大钉子，他就撕了自己一条破裤子，搓了根小绳挂在这个大钉子上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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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他说，刚挂上去的时候，觉得勒的脖子喘不上气来，后悔了，想抬手却抬不起来，稍微过后，觉得嗓子眼里很甜，比吃了糖还甜，再过一会，就看见眼前有一片象火一样的红光，然后就什么事也不知道了。这小子命也大，因为他两脚乱蹬，那个钉子被拨出来了，他摔到地上后依然昏着，后被看小号的人发现，把他救了过来，捡了一条小命。
16.5.一种预感——黑暗即将过去
邓小平等一些在“文革”中被打倒的人一个一个都复出了，给“右派”摘帽、改正的问题已经提出来了，可这样的消息在就业队伍里是被严格封锁的，这是因为劳改队的干部中大多数人对这一政策持怀疑甚至反对态度。由于监狱、劳改队是专政机关，一直是极左思想的大本营，再加上多年来一直不把“五类分子”当人看的工作习惯，他们认为，当年的反右运动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现在要给这些家伙摘帽、平反，这怎么可能呢？如果真的这样做了，非得在犯人和就业人员之间引起思想混乱不可，他们害怕会由此而引起犯人和就业人员的不认罪和申诉的风潮，给他们今后对犯人和就业人员的管理带来麻烦。因此，从七八年至七九年上半年，发给就业人员的报纸，经常隔三差五就缺一张。一开始我没大注意，可经常缺页引起了我的怀疑。我猜想缺页的报纸上面肯定登着什么重大消息，管教人员为了不让我们知道，把报纸扣下了。我试探性的问了一下李指导员：“报告李指导员！最近的报纸怎么缺这么多呢？”他笑笑说：“你倒很关心报纸、关心政治时事。”我又说：“每天看报，我已经养成习惯了，是不是缺的报纸上面有不宜让我们看的内容被扣下了？”他没有正面回答我，只说：“你问这么多干什么？有些报纸连我也没有看到呢！你只要好好加强学习、加强思想改造，别再犯错误就行了。”从他的谈话当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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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完全可以断定，党的政策肯定有了重大变化，而且这种变化肯定也是对就业人员有利的。
他们想完全封锁消息是不可能的，因为就业人员可以回家探亲，回来时就会把社会上的消息带回来。不少家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就业人员回来后都说，现在对过去的一些案子开始平反了，到北京上访的人多的不得了，有的住不上招待所就睡在马路上。我听了这些消息后知道，严冬即将过去，春天的到来已经为时不远了。
终于在七九年七月底，一个家在北京，名叫融章海的就业人员（他也在兴凯湖农场码头监狱严管队呆过，我们早就认识）回家探亲带回来一张七八年十一月十七号的旧“人民日报”，那上面有一篇重要的社论，标题是“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论述给“右派”摘帽、改正的重大意义。从这篇社论里我才知道，给“右派”摘帽、改正的工作早已经开始了，可一年多来，劳改队的干部却一直对我们封锁消息（后来我回北大落实政策时，我的一个在山东省统计局工作的姐姐写信告诉我，从七八年“五十五号文件”下达后，她前后给我写过十几封信，告诉我这一消息，却一直没有收到我的回信。如果是我已经不在人世了，信应该退回去，可信也没有退回去，不知为什么。事实上我姐姐写给我的信，全被干部扣下了）。
16.6.最后一次拿生命作赌注
我看到这张报纸后又高兴又气愤，我高兴的是我对形势的猜测终于证实了，气愤的是象这样事关犯人和就业人员切身利益的重大消息，作为“教育、改造”我们的劳改队的干部为什么不让我们知道！我拿着这张报纸就去了队部。正好常指导员在，我开口就说：“报告常指导员，我要请假回家探亲！”他说：“你又没有父母、老婆孩子，回家探什么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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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前些日子我在大会上公开顶撞过他，他对我是没有好气的。我说：“根据就业人员的管理条例，就业人员每二年可享受一次探亲假。我已经就业七年多了，没有请过一次探亲假，这次我要请假回家探亲！”他看我手里拿着一张报纸，便对我说：“你大概不是探亲吧？是不是要回去干别的事情？”话说到这一步，我也就用不着跟他绕弯子了，我说：“给右派摘帽、改正、平反，已经开始一年多了，可你们一直对我封锁消息，这次我要请假回北大落实政策，改正、平反”。说完我就把报纸递给了他。他连接都没接，嘿嘿冷笑一声说：“你又不是右派，你早就成了现行反革命了，你还想改什么正？你还想平反？好罢，你先回去，等我们研究一下答复你！”
象他这种极左思想严重、脑袋僵化的人是不可能正确判断形势、不可能正确理解党和国家的政策的。在他看来，象我这种“罪行严重”的“现行犯革命”分子，又是“反革命集团”的首犯，是不可能平反的。
当天晚上就召开了全体就业人员大会，在会上常指导员开门见山的说：“今天晚上开会，没有别的事情，只有一件事，就是陈奉孝要求请假回北京大学去落实政策平反。陈奉孝原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在五七年整风反右运动中，贴大字报，发表反动言论，向共产党猖狂进攻，并组织了反革命集团《百花学社》，而且他是首犯，最后又企图出国潜逃，被当场抓获。在劳改和就业期间，一贯不认罪、不服法，不服管教，顶撞干部。象他这样的人还想平反，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共产党的政策再宽大，也宽大不到象他这样的人头上！最近一段时间，由社会上传来了一股要求平反的歪风，象陈奉孝这样的反改造分子，又想蠢蠢欲动。我劝你们大家放聪明点，不要想入非非，不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听着他的讲话，火就一步步往脑门子上顶，我想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但怎么也控制不住。等他话音一落，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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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站起来说：“报告常指导员！粉碎四人帮后，平反过去的冤、假错案，给右派改正、平反，这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政策。去年十一月十七日的人民日报的社论已讲的很清楚。我能不能平反，我自己心里有数，根据就业人员管理条例，每个就业人员每二年可享受一次探亲假，而我就业七年多，一次也没有请过假，这次我要求请假，一方面是想回去看看我的姐姐，她是我唯一的亲人，另一方面也是想回北大去要求落实政策，改正、平反。如果我平不了反，我就趴在铁道上让火车把我轧死！”我把话说绝了，情绪很激动，说话时身上直哆嗦。干部和就业人员都知道我的性格，我说的出来就做的出来。常指导员听我这样讲，一拍桌子站起来说：“陈奉孝刚才讲的话你们大家都听见了，象他这种一贯不认罪、不服法的反改造分子，本来不应该给他假，冲他上面讲的话，我这次就破例给他假，看他能不能平反，能不能趴在铁道上让火车把他轧死！散会！”
姓常的这家伙，虽然平时对就业人员非常专横跋扈，但这家伙也是一个大兵性格，说一不二。在他看来，给谁平反也不可能给我这样的“罪行严重”的“反改造分子”平反。因此他认为不管是我平不了反灰溜溜的回来，还是真的趴在铁道上让火车轧死，都可以当作一个反面典型，“教育”其他就业人员，压一压这股要求平反的“歪风”。
我当时讲话的态度虽然十分坚决，但说老实话，究竟能不能平反，我心里并没有底。不过我不能放弃这个机会，我要搏一下。如果他不给我假，我打算采取逃跑的办法也要回北大一趟。如果我真的平不了反，我也只好走张维德的道路，结束自己的生命算了。在屈辱和折磨下我已经熬过了二十二年，我不能永远这样活下去。
那时劳改释放后留场就业的人员，请假回家时必须持有本劳改单位的介绍信，回到家后，必须首先向当地派出所报到，接收监督，还要求向当地派出所定时作“思想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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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就到队部去取介绍信。介绍信是这样开的：
兹有我场刑满就业人员陈奉孝（剥夺政治权利未满，戴反革命分子帽子）请假回家探亲，假期一个月，假期届满，望当地公安机关督促该人按时回场。
我心里想，介绍信你爱怎么开就怎么开，我只要能回去就行。出了队部后我看见就业人员统计任宜民在黑板报上抄我的判决书，快抄完了。我就站在一边看，等他抄完了，我问他是谁叫你抄的，任说：“队部叫我抄的呗！没有队部的命令，谁敢在黑板报上抄别人的判决书？”我笑笑说：“很好！让大家知道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好在我的判决书上没有半点见不得人的事情。姓常的这家伙让人把我的判决书抄在黑板报上，其目的是想让大家看看，象我这样“罪行严重”的人还想平反！这不就象他在大会上说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
17.平反
17.1.二十二年后重回北大. 出人意料的平反裁定书
当天我就搭了一辆送粮的车去了江桥车站，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回到了北大。
我并不知道北大有个落实政策办公室，就先到系里去打个招呼。数学系行政秘书杨连杰并不认识我，我一报姓名，她说：“哎吆！你就是陈奉孝？从去年五十五号文件下来后，我们就一直设法跟你联系，一直没有联系上。听说北京的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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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在兴凯湖农场，我们发去的信都退回来了，大家都认为你不在人世了呢！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我简单的把我过去辗转的情况对她说了一遍。她又问我：“你去过落实政策办公室没有？”我说：“没有！我不知道落实政策办公室在那里、谁负责。”她说：“现在快下班了，明天我领你去。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是任宁芬，她人很好，文革当中她也被整的够呛。你现在住哪里呢？北京有亲戚吗？如果北京有亲戚，最好先住在亲戚家。”我说：“北京我什么亲戚都没有，山东老家父母也早就没了，今天刚下火车，还不知道往哪里住呢！”她想了想说：“我先领你到朗润园招待所住下吧，那里已经住下了很多等待落实政策的同学，不过你如果在北京能找到住处，最好到那里去住，招待所地方有限，容纳不了很多人。”
她领我到招待所一看，这里已经住满了等待落实政策的同学，其中张元勋、叶于胜、赵清等人都在这里。还有许多人我叫不上名字来，但他们都知道我的名字。一见面他们都说：“你从哪里来？都谣传说你已经死了，是不是我们见鬼了？”我说：“我是从十八层地狱回来的，大家跟见了鬼也差不多。”二十多年未见过面，又都经历了磨难，今日重逢，彼此之间当然很亲切。
这是一间很大的屋子，原来是乒乓球活动室，为了接待当年被打成“右派”的同学和老师，临时按了一些双人床。我一看都住满了，只有物理系一位姓黄的同学住的上铺还空着，我就睡在了那上面。这位姓黄的同学原是物理系四年级的，被打成“右派”后，送到一家化工厂去接受监督改造，结果在劳动中被化学毒物弄坏了眼睛，已接近完全失明的状态。他的“右派”问题已改正，但他要求北大帮助给他治眼睛，可能是因为费用太高，迟迟还没有解决，因此他还继续留在这里。他的情况非常可怜！通过聊天我知道，北大当年的“右派”基本上全都改正了，教师中的“右派”一个没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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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改正了，只有学生当中的谭天荣、张元勋和我还没有改正。我心里犯了嘀咕，我的“右派”问题可能改不了。
第二天上午，杨连杰领我去了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杨连杰向大家一介绍，任宁芬首先说：“哎哟！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一年多以来，我们一直跟你联系不上，都还以为你不在了呢！怎么样？这几年受了不少苦吧？”我说：“去见了几次阎王爷，他不收我，我就回来了。”然后我就单刀直入的问任宁芬：“任主任，您觉得我的右派问题能改正吗？”她稍微沉思了一会说：“陈奉孝，你知道，你和谭天荣、张元勋等人，都是当年右派中知名度很高的人物，在中央都是挂了号的。现在中央定的调子是反右派扩大化了，但并没有错。既然没有错，肯定会有人改不了，因此你的右派改正问题肯定会有一定难度，不过我们也积极努力，争取北大所有的右派都能改正。你先安心住下，耐心等等。另外，你的情况比较特殊，最好先争取反革命问题平反，只要反革命问题平了反，右派问题改正不改正，那就是次要问题了。”他说话的态度非常诚恳，一点也没有打官腔。因此我也想先争取“反革命”问题平反再说。
出了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杨连杰又领我去了北大财务处，给我挂上了号，争取到了每月三十元的生活费，我非常感激她。当时凡是没有生活来源在北大等待落实政策的人，北大都发给每月三十元的生活费，这一点，北大比其它院校作的都好，这可能与北大当年在反右运动中是“重灾户”有关。
下午我又到系里去想见见老师和同学，刚走到系办公室门口，就碰到江泽涵老先生出来。他一下就认出了我，老先生问我：“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说：“我昨天刚到，右派问题和反革命问题都还没有解决。”老先生向我建议：“你最好去找一下周培源校长，周校长对当年右派师生的落实政策问题很关心，他也许能帮上你的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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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我就冒然去了周培源校长的家，把情况简单的向他汇报了一下。他正准备最近两天要出国访问，中国第一个科学家代表团要访问美国，他是团长，无暇过问我的问题。不过他拿起电话跟当时的北大党委书记周林通了话。放下电话后对我说：“周书记叫你两个礼拜以后直接去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你的问题如何处理，法院会给你明确答复的。”周校长虽然没有明确暗示我是否能够平反，但从他讲话的口气，我觉得似乎希望很大，要不他怎么能说叫我两个礼拜以后去法院呢？日子定的这么近？那时不少同学为了争取平反，都等了很长时间。
回到招待所，我把找周校长的情况跟大伙讲了，希望大伙能帮我分析一下我平反的可能性。大家都说：“你的问题可能比较麻烦，因为当年定的你是反革命集团的首犯，而且你还是在企图出国逃跑时被现场抓住的，能不能平反很难说。即使侥幸平了反，恐怕也要留下一条很长的尾巴。”
大家说的是有道理的。因为李燕生、赵清、钱如平等人平反后都留下了尾巴，相比起来，我的问题严重多了。经大家这么一分析，我心里非常忐忑不安。不过杨连杰却安慰我说：“不要紧！你安心等着就是了，你的问题早晚会解决的。”
在这期间我也去了府右街五部委联合办公室（统战部、组织部、宣传部、公安部、民政部）上访过。在门口看见上访的人排成长队，一打听有为“右派”改正问题来上访的、也有为“现反”问题来上访的，更多的人是为在“文革”中遭到迫害来上访的。负责接待的人谈话都很客气。我把自己来上访的目的说了以后，接待人员对我说：“你的问题很典型，我们一定如实向有关单位反映，你最好能耐心等待，你也看到了，目前上访的人很多，我们处理问题也需要时间。”通过谈话，我似乎觉得，我的问题的处理可能等不了太多时间。因为从谈话中我已知道，我的问题比较典型，现在已到了处理“右派”和因“右派”升级为“反革命”问题的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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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周林书记已通过周培源校长告诉我，叫我两个礼拜以后去法院，把这些情况综合起来一考虑，不论结果如何，我断定自己的问题处理起来可能比较快。
两个礼拜后我没有马上去法院，因为周校长告诉我叫我两个礼拜以后去，所以我又耐心等了五天，第十九天上午，我去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接待室里已有几十个人在等待平反裁决，听他们议论，现在要求平反的人太多了，法院人手不够，忙不过来，从北京政法学院（即现在的北京政法大学）借调了不少人来帮忙。我登上记后等了大约一个小时左右，就叫我进去。一位三十多岁的负责我的问题的人向我宣布平反裁定：
经复查，一九五八年XXX号关于陈奉孝被定为现行反革命一案，实属错判，现裁定如下：
一，
撤消原判，
二，
宣告无罪，
三，
陈奉孝同志的工龄自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六日算起。
除以上三条外，没有半个字的尾巴。我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高兴的半天说不上话来。宣布完了又问我：“你还有什么意见没有？有什么话要说的没有？如果没有请签字。” 我真是喜出望外了，还会有什么意见呢！我赶紧说：“感谢党的政策和法院各位领导及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签完了字，他主动伸出手来和我握手，并对我说：“关于你今后的工作问题，请找北大或内蒙扎赉特旗当地统战部门和政府协助解决好了，你现在已经回到了人民的行列，今后应好好工作，不辜负党和人民对你的期望！”我答应着，拿了裁定书就回了北大招待所。我一进招待所的门，大家就围上来问我平反了没有？叶于胜见我面带笑容，便说：“看陈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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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喜形于色，肯定是平反了，不过留了什么尾巴？”我拿出裁定书给大家一看，都感到很吃惊。谁也没有料到我平反平的这么彻底，因为在我以前平反的同学，没有一个不是留下了尾巴的，有的留下的尾巴不仅很长，而且很难听。大家都觉得我的问题既然比别的同学的问题严重，但平反平的却比任何人都彻底，真有点不可思议。
17.2.赌赢了. 昂首挺胸回农场
第二天，杨连杰又对我说：“你已经平反了，右派问题虽然还没有解决，这关系不是很大，最好能争取留在北京。粉碎四人帮以后，北京在各方面的工作都开始走上了正规，高考也恢复了，各大、中学都缺少合格的教师。文革中培养的那些工农兵大学生根本不能胜任。他们有的在“回炉”，我看这恐怕也不行。现在你们右派又吃香了，北京不少单位都提出来，宁要一个改正右派，不要五个工农兵大学生。”我对她说：“我想留在北大。”她说：“前些日子，张景中、杨路来北大落实政策，北大想留他们，可被科大的陶懋颀挖走了。你的情况比他们俩困难些，因为你还没有改正，北大能不能为你单拨出一个指标来，我想恐怕很困难。你最好先回内蒙去要回你的落实政策指标，这样什么事情都就好办了。”她还告诉我说：“现在在北京附近的固安县，正在筹建一所大学，叫华北石油学院，因为原来的北京石油学院迁到山东东营去了，所以准备再建一所华北石油学院。我跟赵清说好了，下午就坐车去，你想不想去看看？”我说：“可以！”她说：“如果华北石油学院愿意要你，你拿着华北石油学院的商调函，回内蒙取回你的落实政策指标，那恐怕更容易些。”
下午杨连杰就要了辆吉普车带着赵清和我去了华北石油学院筹建处。找他们负责人一谈，杨连杰把我和赵清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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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一介绍，筹建处的负责人表示非常欢迎我们去，并立即给我们俩开了商调函。
第二天我就拿着平反裁定书和华北石油学院的商调函，起程返回了乌兰农场。我为什么这样急急忙忙赶回去呢？第一，我要马上把我的户口从乌兰农场迁出来，因为我害怕夜长梦多。我知道劳改队的干部对给“右派”改正、平反有抵触情绪，共产党的政策又常常是朝令夕改，因此我打算趁热打铁，赶快把户口迁出来，我怕时间一久，劳改队的那帮干部又会想出什么花样来把我扣下，那就麻烦了。第二，我想回去教训教训那个姓常的指导员，因为他在全体就业人员大会上说我不可能平反，还把我的判决书抄在了黑板报上，我也在大会上发下了誓言，如果我平不了反，就趴在铁道上让火车把我轧死，现在我平反了，看他还能说什么？
到了乌兰农场二中队，我先到队部去找姓常的。这次进队部我用不着喊“报告”了。我敲了敲门就进去了。李指导员一个人在队部，他一看见我就说：“恭喜你平反了！两天前，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你的平反裁定书已用公函寄来了。”我说：“怎么这么快？”他说：“你的平反裁定可能在你去法院之前就已经作出了，作出后就寄来了，剩下的一份裁定书就等你去拿了。”我又把我身上带的平反裁定书和华北石油学院的商调函拿出来给他看。他看后说：“好啊！不久你就可以到大学去教书了，这么多年你的学业荒废了没有？”我说：“不要紧！我只要稍微一复习，就能够把过去学的东西捡起来。”他说：“还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有真本事，你抓紧时间到场部去办手续去吧！”我又问：“怎么没见常指导员？”他笑了笑说：“常指导员出差了。你还想跟他斗气吗？你已经平反了还找他斗什么气呢？你今晚上打算住在哪里？别回集体宿舍去了，队部有接待室，先住接待室算了”。我说：“不用了！宿舍还有我的破行李呢，我还是先回集体宿舍去住好，反正时间也不长”。他又嘱咐我：“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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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说话注意点影响，别再给队部添麻烦了！”。我笑笑答应着就出来了。出来队部首先遇到就业人员统计任宜民，他笑着对我说：“恭喜！恭喜！听说你平反了，你还记得你在大会上说的话吗？你对自己平反怎么那么有把握？大多数人都认为你平不了反呢！”我笑着说：“这怪你们大家对形势认识不清，我的问题只有我自己最清楚”。说完了，我抬头一看，黑板报上抄的我的判决书，虽经日晒雨淋，有些文字还能依稀可见。我又说：“这不是你抄的我的判决书吗？真不错，这么长时间还没叫雨全淋掉。”他说：“一会我请示一下李指导员，赶快擦掉算了。”我说：“擦它干什么？留着不是很好吗？”
我们俩正说着，大帮干活的人收工回来了。一看见我，大家都围上来问我；“怎么样？平反了没有？”我拿出平反裁定书和华北石油学院的商调函给他们看，他们都说；“你真了不起！不仅平了反，而且还要回北京去教大学，怪不得你敢在大会上跟常指导员叫号呢！”大伙一边七嘴八舌的议论着，一边就簇拥着我回到了宿舍。屋里立刻就挤满了人，问长问短，我也把回北大的情况向他们大家做了介绍。许多带家属的就业人员拉我到他们家去吃饭，正乱哄着，朱XX进来了，他说：“走吧，到我家去住吧，正好XX带着两个孩子回浙江老家去了，这两天你就住我那里好了。”
朱XX估计一会肯定会有人来看我，所以也没做饭，他到食堂去买了两个好菜我们边吃边聊。还没等我们吃完饭，一帮家属就涌进来了。她们一进来七嘴八舌、叽叽喳喳就热闹了。有的说：
“我早就看人家老陈跟我们这帮就业人员就是不一样，人家毕竟是念过大书的人，今天终于熬出头了！”
有的说：“常指导员也是瞎了眼，平时跟我们这帮人吹胡子瞪眼惯了，他在大会上说人家平不了反，这回人家不仅平了反，还要回北京去了，这回看他还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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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还说：“你平了反，也给我们大家长了志气，你应该找常指导员问问他！”
有人说：“他早躲起来了！”我只好笑笑，没法插话。
有一个外号叫黄大辫的家属笑着说：“过去有人给你介绍对象，你说在就业队伍里不成家，现在你平反了，该成个家了吧？我给你介绍个对象怎么样？人漂亮着呢！”
我笑着说：“我现在工作没有安顿下，哪有心思成家呢!”
一个叫陈人美的年轻家属插话道：“黄大辫！你别没有个数了，人家现在平反了，要回北京当大官了，当了大官什么样的老婆讨不到，哪里还瞧的起我们这些人？”
这个叫陈人美的家属，平时讲话嘴就象刀子似的，不过人长的很漂亮，不少就业人员想找她的便宜，可又不敢招惹她。
我笑着对她说：“陈人美，你瞎说些什么！我将来最多不过是回北京教书，当什么大官，你们看我是那块当官的料吗？”
这些家属在这里闹哄了一晚上。她们走了以后，我对朱XX说：“老朱！你的问题也应该提出申诉，现在国家正在拨乱反正，平反过去的冤假错案。当年你只不过是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因为发了几句牢骚就被打成反革命，这样的案子，案情不复杂，要争取平反也容易，这个问题你应该好好考虑一下，不要只知道稀里糊涂过日子，错过了这样的大好机会，以后再想平反就难了。”
他说：“自从你回北京去落实政策以后，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又不会写，你能帮我写一下吗？”
我说：“当然可以，这不成问题。但你必须认真回忆一下，把你当年讲的话以及为什么会讲这些话的前因，如实的谈清楚，最好能提供证人，这样写出来的申诉才有说服力，如果光是一味的否认过去自己讲的话，这样写出来的申诉材料恐怕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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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场部直接找了一把手傅政委（他在“文革”中被打倒过，现在恢复了工作，这个傅政委与兴凯湖劳改农场的符政委不是一个人）。他很客气，主动伸出手来跟我握手。一个劳改队的干部主动跟一个劳改释放人员握手，在过去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没等我开口，他就说：“你的平反裁定书已经到了好几天了，祝贺你回到了人民的行列！”我说：“谢谢领导！”然后把裁定书和商调函递给他看。他只看了商调函，然后就说：“北京有大学要你，这很好。不过农场也缺人才（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一个劳改干部把我称作人才），我们这里这所中学，连一个合格的教师都没有，你不想留下来在这里当老师吗？”我一听他这么说，吓了一跳。我心里说，你还想把我留在劳改单位？这种单位我一分钟也不想待。有多少劳改干部把我视为眼中钉，我如果再留在这里，你们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找茬整我。我赶紧说：“我必须回去，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的领导在我临来时告诉我，把农场的手续办完后，叫我马上回去。我虽然平了反，但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处理完（我没有对他说，我的右派问题还没有改正），不回去不行！”他笑了笑说：“好吧！你既然一定要回去，我们也不好强留你，你到管教科找管户籍的小王办手续去吧！”听了这句话，我如释重负，赶紧到管教科去找小王办调离手续。
一进管教科，首先看到了原来在四中队由靠造反起家当上了管教的陈干事（他现在已由四中队调到了场部管教科）。他抬头看了我一眼，没跟我说话，我也没理他。我心里想，你这个靠造反起家的家伙，好日子恐怕也不会太长了。我直接找到了管户籍的小王，几分钟工夫，她就把我的户口迁移手续办好了，我拿着户口手续临走前又跟傅政委打了个招呼。他嘱咐我：“你既然回到了人民的行列，应该感谢党的政策，今后要好好工作，别再犯错误了。”他说的话应该说是很诚恳，不过在他的心目中，不仅在他的心目中，在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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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心目中，当年的“右派”是犯了“错误”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还把“右派”叫作“摘帽右派”或“改正右派”，甚至直到如今，有些“老左”们，还持有这种看法。看来“右派”的痕迹在短时间内，是难以从人们的心目中摸掉的。（我回到潍坊老家后，八七年潍城区要选一名四十岁以上、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男性党外人士当副区长，有人告诉我说，我是重点考虑的候选人之一，因为我过去曾被打成过“右派”，所以候选人资格被抹去了，让我当了一名市政协委员，这已经是给“右派”摘帽、改正后近十年的时间了，在人们的心目中，特别是在一些领导干部的心目中，还把当年的“右派”当作犯过“错误”的人，这足见当年反右运动给整个社会造成的心理上的负面影响有多深）。
17.3.一件憾事——没有要回判决书
我又向傅政委要我的判决书（在五九年从通州监狱往兴凯湖农场调时，我们那一批犯人的判决书全被管教干部收上去了，此后我要过多次，都没给，刑满释放时我要也没给。最近我去访问张元勋,问他的判决书还有没有,如果还有的话，请他复印一张给我。他说一进劳改队就被收走了,我要过多次都没有给。看来当时把“右派反革命”的判决书收上去是上面的指示，不知为什么）。傅政委说：“你已经平反了，还要它干什么用？我们将把每个平反的人的档案连同他的判决书一起销毁。”听他这么说，我怕再跟他罗嗦起来又发生什么枝节，也就没再坚持，因此至今我只有一份起诉书，而没有判决书，实是一大憾事。
我回到二中队后，一些就业人员和家属又围上来问这问那，家属们又离不开给我介绍对象的话题。李指导员的爱人（她是二中队的会计）看到了，把我叫到队部去告诉我：“你现在已经平反了，又要回北京工作，找对象的问题已经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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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的余地，在这个问题上你可要慎重考虑，千万不可匆忙从事，这可是一辈子的大事。”我笑着说：“谢谢刘会计！工作还没有最后定下来，我现在哪有心思考虑这个问题！”正说着岳干事进来找我说有点事，我平时从来没跟岳干事打过交道，他找我有什么事呢？
岳干事领我到了他家，他女儿和女婿都在。他女婿是一个上海的知识青年，在乌兰农场当了拖拉机手，因为跟当地人结了婚，回不了上海了。岳干事对我说：“听说你马上就要回北京，小金（他女婿）打算复习一下功课考大学，请你回北京后给他买一点有关复习考大学的参考书寄来行不行？”我说：“这没有问题，北大的书店里就有，我回去后马上买了给小金寄来。”小金马上就要掏钱给我，我说：“钱你不用给我，买几本书用不了几个钱，我保证买来寄给你就是了。”完了他们就要留我吃饭，我实在不愿意在干部家里吃饭，但他女儿和女婿一定要留我，我只好留下吃了一顿饭。我一边吃饭一边想，过去劳改队的干部见了我就象见了仇人似的，今天竟然有劳改干部留我在他家吃饭，这反差太大了，真有意思。
为了给朱XX写申诉，我在农场多呆了一天，一共呆了三天，第四天我就揣着户口返回了北大。回北大后不到半年，朱XX给我去信说，他也平反了，准备带着老婆孩子回浙江老家去。我为他全家高兴，也为自己替一个患难中的朋友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感到宽慰。
在回北大的火车上，我浮想联翩，回想起这二十二年的遭遇似乎就在昨天，想起了我一次次被戴上手铐脚镣塞进小号，想起了一次次受的折磨，想起了自己一次次跟死神擦肩而过，想起了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大批因饥饿和劳累而死去的人，想起了被蚊子活活咬死的王锦泉，想起了被枪毙的一条腿的陈显，想着想着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眼泪刷刷的流了下来。在刑罚的折磨和面对死亡的时候，我没有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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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滴眼泪，现在我失态了。在火车上为了怕引起别人的注意，我赶紧上了厕所，流完了眼泪，擦了把脸才回到座位上。前途如何虽然还没有最后定下来，但噩梦是醒了，地狱是逃出来了，可这是二十二年哪！而且是一个人一生当中最珍贵的二十二年！人生有几个二十二年呢？写到这里我几乎又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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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等待改正
18.1.至死难忘的好人——杨连杰
我没有直接到扎赉特旗去要我的落实政策指标，而是直接返回了北大。因为我知道，根据五十五号文件的精神，指标是给改正过的“右派”的，而我还没有改正，我怕去了白跑一趟，指标要不回来，反而让扎旗统战部知道我还没有改正，会对我今后的落实政策留下后遗症。
什么叫“指标”呢？现在有些人也许不知道。所谓“指标”就是相当于一个录用通知，有了这个“指标”，就会给你安置适当的工作，也就有地方给你发工资了。由于“文革”造成的混乱局面，全国有几千万待业青年找不到工作，因此要想搞一个工作指标是非常困难的。全国有五十五万多“右派”（又说七十万）改正后需要重新安置工作，也就是说，需要国家从财政收入上拨出款来给这些人发工资，难度是相当大的。当年的“右派”绝大多数都被发配到了边疆地区，如果让他们全都回到原工作岗位，这不太可能，因此中央就决定将每个“右派”的落实政策指标（实际就是由财政拨出去的工资）拨到了每个“右派”目前所在的县（旗或区）去。地方上拿到这些指标后是非常珍视的，一方面他们可以利用这些指标来安置“右派”的工作，另一方面如果有哪个“右派”想离开当地，当地政府是不会轻易把指标让你带走的。你走了，他们可以利用你的指标另外安置别人（特别是当地干部的亲属和子女）。那时改革开放还没有开始，不要说私营企业没有，就是个体小商贩也没有，一个人要想就业，只有到国家的企、事业单位去，而各地计划单位（现在叫计划委员会）如果没有安置就业人员的指标，或者指标有限，你想就业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文革”刚结束的那几年，我们国家的失业人数特别多。有些下放青年返城后，连找个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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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的环卫工人这样的工作都很难。
我回到北大后先找杨连杰，把情况向她汇报了一下，说户口起回来了，指标没有拿回来。她也笑了，说：“我知道指标你肯定拿不回来，不过你先在招待所安心住下，等待右派改正了再说。”
赵清的指标取回来了。因为他劳改时一直在北京附近的团河农场，离固安县很近，都在北京市管辖范围内，所以他先去了华北石油学院。不过因为当时国家财力有限，筹建一所大学需要相当多的一笔资金，国家一时拿不出来，所以筹建中的华北石油学院降格成了华北石油学校。
我的努力目标是争取留在北大，所以我在招待所里抓紧一切时间复习功课。这年的春节，招待所的同学都回家过春节去了，我的在济南的姐姐也叫我回济南过春节。我没有去，而是在抓紧时间复习功课。年除夕的下午，杨连杰到招待所来看看还有没有人没回家过春节。她见到只剩下我一个人还在看书，就说：“哎哟！你怎么不回家过年？年除了还在用功？”我说：“大家都走了更清静，我要抓紧一切时间复习，把浪费的这二十二年找回来！”她说：“唉！真不容易啊！这样吧，今天晚上大年五更的，你也别看书了，上我家去吃饺子去吧。”这个除夕晚上，我就在她家过的。这是我二十多年来作为一个人，第一次过中国的最重要的节日。
杨连杰不仅为我的落实政策跑前跑后，帮我每月从北大财务处领生活费，而且主动为我介绍对象。他说：“你如果在北京找个对象安个家，将来户口落在北京就不成问题了，你想留在北大也就更容易了。”女方是新街口一家缝纫店的女工，三十七岁了没有结婚。见面后她知道我是大学生，这点她很满意。可是一听说我是“右派”，还没有改正，她害怕了。她怕结婚后万一我在北京落不下户，会连她的北京户口也拐到内蒙去，所以这件事情没办成。其实我一点也没怪对方，因为我知道，对方的顾虑是有道理的。建国以来的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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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政治运动都把人整怕了。由于共产党政策多变，今天给“右派”平反了、改正了，说不定过两年政策又反过来，谁愿意因为嫁给一个“右派”再遭罪呢！过去的历次政治运动把多少个家庭整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对方有这些顾虑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我在北大念书时，杨连杰在俄语系工作，在反右运动中她虽然知道我的名字，但并不认识我，我更不认识她。她是“文革”前夕才调到数学系当行政秘书的。她丈夫原是北京市军分区的副司令员，但她丝毫没有官太太的作风，相反的，十分平易近人。一九五九年她丈夫去世，一直守寡至今，带着三个女儿苦熬日子。她本人还有严重的心脏病，住在中关村一幢旧楼的四楼顶西北角的一间半房子里，生活也是很艰难的。可她为了数学系这些“右派”同学的落实政策，整天东奔西跑，累的好几次心脏病都犯了。象她这样的好人，到我死的那一天，到我咽下最后一口气的那一时刻，我也忘不了她。
今年去北大参加百年校庆，我和赵清又去探望了杨连杰。她早已退休在家，完全变成了一位慈祥的老太太，谈起当年落实政策的事来，我和赵清都差点落下泪来。赵清对我说：“象杨连杰这样的好干部，在今天共产党的干部队伍里，恐怕连一个也没有了。”
18.2.被迫害致死的同学和老师
过完了春节，等待落实政策的同学，又陆续都回来了，招待所里又住满了人。不过，这些同学的“右派”问题都已改正，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如张元勋、赵清、林树国、李燕生、钱如平等人也都平了反。他们继续住在这里是希望获得能安置一个较好的工作，其中赵清已去了华北石油学校，李燕生北京有家，没住招待所。大名鼎鼎的谭天荣的“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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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问题也改正了，活着的“右派”同学，唯一没有改正的就剩下我一个人了。不过我坚持等待下去，反正北大每月给我发生活费，再说，我在大兴安岭干了两年多采伐工，也攒下了点卖命钱。杨连杰也劝我耐心等着，我也经常到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去打听。任宁芬告诉我：“陈奉孝！你要知道，中央对当年反右运动定的调子是，反右运动并没有错，只不过是扩大化了，既然没有错，肯定就会有人改正不了。北大是当年闹的最凶的，连毛主席都亲自点了《百花学社》的名，你又是《百花学社》的主要组织者，你的右派问题能不能改正，你自己应当有个思想准备。我们尽量做工作，争取北大的右派一个不留，全部改正。不过你的问题最后恐怕还要看上级的态度。”
她说的很诚恳，也实事求是，不过既然改与不改尚没有定案，我想还是等下去。别的同学，凡是由“右派”升级为“现行反革命”的，都是“右派”问题先改正，“反革命”问题再平反，而且他们的“右派”问题和“反革命”问题在改正和平反时都留下了尾巴。而我的问题却恰恰相反，“反革命”问题十九天就平了反，而且平的十分彻底，一个字的尾巴也没留，这一点确实出乎所有人，包括我自己的意料之外，可“右派”的改正问题却卡住了。是不是为了不给我改正，所以才把我的“反革命”问题平的比较彻底？这个问题至今我也没弄明白。不过我在北大住了近一年的时间，却了解到了不少情况。
第一个情况是，当时在等待落实政策的“右派”当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本来中央决定给改正了的“右派”补发全额工资，可是等各地方把“右派”的人数报上去一看，五十多万！要给五十多万“右派”每人补发二十多年的工资，这笔钱数额太大了。由于十年“文革”闹的国库空虚，国家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因此在五十五号文件里规定，改正了的“右派”的工资一律从七八年十月份补起，直到安置工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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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平均每人也就是补一年的工资，这就少多了，连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都这样讲过。他们还对我说过：“补下来工资，你可要请客呀！”还流传着一种说法，一位香港的记者曾问过邓小平，“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平反后都补发了全工资，为什么改正了的“右派”只从七八年十月份补起呢？邓小平回答说，因为这些人时间太长，要全补的话，数额太大，现在国家有困难，拿不出这么多钱来。那位香港记者又说，钱我们香港可以借给你们嘛！邓又说，借了债是要还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记下来，以后再说。流传的这一说法不知是真是假，但当时在北京的确流传的很广。
第二个情况是，通过大家交谈，我知道有不少当年北大的“右派”分子已死在劳改队里。
刘奇弟是北大物理系四年级的学生，湖南人，跟谭天荣同级。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会作曲、会指挥，还会拉一手小提琴。一九五五年“肃反”时，因为替胡风鸣不平，就被打成过反革命，在北大隔离反省（实际上是变相关押）三个多月。一九五六年，中央领导也认识到了五五年的“肃反”扩大化了，提出了一项新政策，叫做“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我当时估计，这项政策的出台可能与当年二月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有关，因为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里揭露了斯大林在苏联搞肃反，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错杀了几百万人。中国想复查一下刚刚过去的肃反，有没有扩大化的现象。结果刘奇弟被“纠偏”，摘去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恢复了学籍。一九五六年是建国后政治气氛最宽松的一年。可是在五七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中，刘奇弟又贴出了大字报“胡风绝不是反革命”、“为胡风招幡”（那时谣传胡风已死在天津监狱里）。这一次被实实在在的打成了“反革命”，判刑十五年。
其实他一贴出那张大字报，我就预感到他非被打成“反革命”不可。因为胡风问题是毛泽东钦定的，他公开为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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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冤叫屈，这不是向毛泽东挑战吗？不打他“反革命”才怪呢！他本来身体很弱，还有肺结核病，劳改队那种恶劣的环境，他是绝对活不出来的。结果他在劳改队被折磨疯了，最后在兴凯湖农场五分场，被塞进了象狗洞子一样的小号里。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冻饿加病，死在了里面。
在北大的“右派”同学之间，我跟刘奇弟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原来我们并不认识，因为都成了“右派”的“头面人物”，所以才认识的。我很佩服他那种坚强不屈的性格。我从北大逃跑前，因为已是九月中旬，天气冷了，为了支持办刊物“广场”，我已把自己的衣服全卖了，身上只剩下一套单衣。刘奇弟给了我一件线衣穿。这件线衣，劳改十五年一直没有离开过我，直到七二年我刑满出劳改队也穿了出来，已经是补丁摞补丁了。七五年我也穿着它去了大兴安岭采伐队，七六年我因为揭发采伐大队的会计监守自盗一案，被弄到深山里吊起来近两个月，在清理帐篷时，被别的就业人员看到这样一件破衣服，以为没人要了，结果给塞进炉子里烧掉了。
贺永增，北京市人，北大西语系四年级学生，是我的“同案犯”，被判刑五年。他和蔡中一曾经在西语系组织了一次“控诉会”，由顾文选控诉“三害”的罪行，在北大影响很大。反右运动开始后，把贺永增说成是幕后的黑手，还给他画了一张漫画，人头蛇身子，嘴里还吐着蛇信子。他年龄比较大，五七年已经二十八岁，应该属于老谋深算的一类。按说他不应该走自杀的道路。论刑期，他比我短得多，可是他却在监狱里自杀了。我曾经去过他家打听过这件事，他家里人说，只知道他在监狱里自杀了，究竟为什么自杀，他家里人也不知道。我刚到兴凯湖农场劳改时，一看环境那么恶劣，刑期十五年，我断定自己活不出去，也想到过死，可我并不想自杀，我不能白死，临死我也要拉上个垫背的。一次行凶未成，第二次打算行凶时，那个姓鞠的队长可巧被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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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侥幸与死神擦肩而过，从此以后我打消了死的念头。可他五年刑期并不算长呀，他为什么会自杀呢？我一直搞不明白。
顾文选是“控诉会”的控诉人。解放前他就在杭州警察局工作过，解放后被留用。五五年“肃反”时抓了许多无辜的人进行非刑拷打，他看不惯，结果他也被当作“反革命”抓了起来。因为他属于国民党时期的留用人员，对他当然更不客气，受过各种刑罚的折磨。五六年“纠偏”时，他被放出来了，以社会青年的身份考上了北大西语系。五七年整风运动中，西语系的贺永增、蔡中一等人搞了一个“三害控诉会”，由顾文选上台控诉杭州市公安局对他的残酷折磨，许多到会的人听后都哭了，在北大影响很大。当时江隆基书记说过：“你们给党提意见可以，搞什么控诉会是错误的”。后来“百花学社”把他在控诉会上的发言稿“一个人的遭遇”发表在“广场”上。反右后期，他被捕了，被判八年徒刑。刑满后在当“二劳改”期间，他越境逃跑到了北朝鲜，结果被引渡回来，开公判大会枪毙了。北大女“右派”李雪琴参加了那次公判大会，以上情况就是李雪琴告诉我的。
他为什么往北朝鲜跑呢？我猜想他可能是犯了判断上的错误。五九年至六二年，中、苏大论战前夕，两国关系已经很紧张。北朝鲜分亲华派和亲苏派。金日成是亲华派，金昌奉是亲苏派。有那么一段时间，金日成长期不露面，他可能是错误地判断北朝鲜倒向了苏联一边，因此贸然跑到了北朝鲜，结果白搭上了一条性命。其实别说你跑到了北朝鲜，就是你直接跑到苏联去也没有用。六四年在兴凯湖农场就有不少犯人跑到苏联去，结果都被引渡回来枪毙了。实际上他对当年那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性质，根本认识不清。这些国家根本不讲什么人权、民主。你跑到这些国家去还不是送死？再说你又不是象王明那样的有影响的人物，在这一点上，我头脑一直比较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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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锡锟，化学系四年纪学生，成都市人。他在五七年整风反右期间曾贴过一张署名的大字报“三害的根源”，文中明确指出，“三害的根源在于制度”，这一点给我的印象很深。在当年“右派”所贴的大字报当中，能明确提出“三害的根源在于制度”的并不多见，可见他对问题认识之深刻。后来他参加了“百花学社”，给我的印象是，此人敦厚塌实，从不爱出风头。在苦干四天四夜油印“广场”当中，他出力最大，属于“实干派”之列。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说，张锡琨已死在劳改队里，怎么死的不清楚。一九八六年在青岛市遇见张锡锟的妹妹，她才把张锡锟死的情况详细告诉了我。张锡锟先是被打成“右派”，送去劳动教养，六九年由于林彪的一号令，劳教人员都被迁送回原籍接受群众专政，监督改造。四川因为是三线地区，劳教队照样存在。张锡锟被送到川北的一个劳教队去继续劳教。七六年毛泽东已死，“文革”已结束，可华国锋仍然坚持两个“凡是”的极左路线，于本年底，张锡锟在劳教队被枪毙了，罪名是企图组织逃跑。一加上“组织”二字，问题就严重了。我问张锡锟的妹妹，给“右派”开始改正、平反后，你去问过没有？她说她去过那个劳教队问过，劳教队的干部说张锡锟的罪行严重，已被镇压，坚持不给平反。
张锡锟有妻子和一个女儿，因为孩子还小，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为了怕影响孩子，这件事就放下了。当时虽然给“右派”改正、平反，但大多数普通老百姓对此还有顾虑。他又是在劳教期间被枪毙的，因此当时也没敢继续追问下去。张锡锟死后，妻子改嫁，女儿也随母亲改姓。现在女儿已近四十岁，已经知道生父的遭遇，但也没有主动提出为父平反的要求，别人很难再提出为张锡锟平反的问题。因为张锡锟的妹妹是杨路的爱人，杨路又是全国人大代表，我曾经问过杨路，能否为张锡锟争取平反？杨路说，张锡锟的妻子已改嫁，女儿已改姓，她们从未提出过这样的要求，因此目前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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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有一定的难度。张锡锟的平反问题恐怕只有等给“右派”彻底平反的那一天才能解决。这一天肯定会到来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都打错了，难道还叫“扩大化”吗？
林昭，中文系女同学，苏州人。我跟林昭从未接触过，也不认识，也不知道她被打成“右派”的事。关于林昭的情况是张元勋对我讲的。林昭与张元勋曾经有过一段恋情。张元勋被打成“右派”后，党、团组织要林昭与张元勋划清界限，她不肯，并写了“组织与良心”的大字报，声明自己的态度，不能因为组织而出卖自己的良心。这样一步步由同情“右派”而变为“右派”，最后被打成“现行犯革命”。林昭是才女，张元勋是才子。林昭出身于革命家庭，她被捕后一家人都受到牵连。“文革”开始后，她出自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女性的心，对“文革”中的种种惨无人道的暴行十分痛恨，在监狱里又发表了不少“反动言论”，为此受到了种种非刑折磨，但她坚贞不屈，最后象张志新那样被折磨疯了，于一九六九年被杀害于上海提篮桥监狱。她被杀害后，公安人员还到她家去要“子弹费”（在“文革”期间，凡是被枪毙的人，其家人都要付“子弹费”，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一九八三年），这是何等的残酷！
林昭临死前，张元勋已经刑满当了“二劳改”，他曾经冒充是林昭的未婚夫前去探过监，回到就业的农场后被关了禁闭（小号）。张说他要为林昭写一部长篇小说以纪念她，但至今还未见张的作品出来。我想他可能在等待时机。
今年参加北大百年校庆时，遇到了同班同学于劭和张元勋，他们告诉我，后来林昭也平了反。北大中文系的同学捐钱为林昭修了一座衣冠冢。衣冠冢就在林昭的父母的墓的旁边。于邵跟林昭是同乡，他对我说，每年到清明节，他总要到林昭的墓前看看，并问我不论什么时候有空，他也领我到林昭的墓前祭奠一下。我发誓，我一定要去的。近来出于商业动机，有不少关于林昭的炒作发表在许多报刊杂志上，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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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有人冒充是林昭的难友编造故事，这实在没有意思，有损于林昭的光辉形象。我盼望着有朝一日，有关林昭一生真实遭遇的著作能问世。
任大熊，数学系年轻助教，因为与陶懋颀和我一起翻译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被捕且被判无期徒刑。除翻译“秘密报告”外，我估计可能还有别的原因，不然的话不至于被判无期。因为我被捕的早，后一段的情况我就不了解了。我只被判了十五年，而且翻译“秘密报告”只不过是我的“罪行”之一，而陶懋颀仅仅是被打成“右派”受管制，监督劳动。任大熊何以被判这么重不得而知，后来他被折磨死在劳改队里。
黄宗奇（？），这是一个特殊的典型。在我住北大招待所期间，这是大家谈论的主要话题之一。黄是调干生，据说在解放前夕入的党，到五七年已有八年党龄。他原是哲学系党总支成员。反右运动刚开始时叫“辩论会”，“右派”还有发言权，但到了后来变成了“批斗会”，“右派”完全被剥夺了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在批斗会上按脑袋、低头弯腰（还没有发明“文革”期间的“喷气式”，“文革”与反右相比，那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甚至动手动脚，搞人身攻击，往“右派”身上泼脏水。黄宗奇反对这样作，他认为反“右派”应当是批判他们的错误言行，以理服人，不应该搞人身攻击，动手打人。结果被认为是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同情“右派”。他自持出身好（贫农），又有多年党龄，当然不服气，跟反右领导小组越顶越僵，最后他也被打成“右派”，让他在一间屋里反省，并派一个校篮球队的队员监视着他。有一天因为一件小事两人打起来了，他当然不是那位篮球队员的对手，于是就拿出随身带的一把水果刀把那位监视他的篮球队员的脸划破了。这一下不得了，最后以“右派杀人罪”判了死刑，还向全国各大学发了通报。黄宗奇临上刑场前，法院把他的老婆孩子叫来了，问他跟家人还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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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要说的。他对老婆说：“我死后你不要守着，要早点改嫁，好好教育孩子，永远跟着党、跟着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些话当时都被记录下来了。“文革”期间那么乱。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档案保存的完好无损。七九年在给“右派”改正、平反时，复查到黄宗奇的案件，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到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去查阅了黄的档案，看了他临死前的遗言，认为这显然是一大冤案。因为一个人临死前是不会说假话的。又找到当年负责监视他的那位同学了解当时的情况，那位同学也如实的把当时打架的情况和原因讲了。他的脸上只不过被划破了一道小口子，连疤痕都没留下。毫无疑问，这是一大冤案。可是人已经死了，怎么办呢？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犯了难。不过他们还是很认真负责的。到唐山市雒廷县找到了黄原来的妻子，她早已嫁人了。又在唐山市找到了他的儿子，这时他儿子已是唐山市某建筑队的架子工，最后给了他儿子两千元钱，算是为黄宗奇落实了政策。据我所知，当时不论是被镇压的、自杀的、还是病死在劳改队、劳教队的“右派”同学，能够得到平反的仅黄宗奇一人。
还听说被送到劳教队的“右派”同学也有不少被折磨至死和自杀的，但详细情况我不清楚。当时北大的“右派”同学大都知道我的名字，可有些“右派”同学的名字我可不知道，特别是因为我被捕的早，对后一段的情况不了解，象我同年级的同学洪允楣、于劭、孙传义、梁世辉、翁方愚、张世林、孙乾、林埜、蒋星耀、樊振环等人，在我被捕后也被打成了“右派”，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当时为了配合给“右派”改正、平反。在全国范围内放映了一部电影“牧马人”，哄动不小。其实“牧马人”中主人公的遭遇与“右派”的真实遭遇相距甚远，不要说跟我这样遭受过种种非刑折磨的人的经历相距十万八千里，就是跟那些被送到劳教队的“右派”的遭遇相比，也相距甚远。但这部电影在社会上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我的在济南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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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对我说，她看了“牧马人”后哭了，她认为她弟弟的遭遇也跟“牧马人”的遭遇一样。等后来我跟她详述我受到的种种折磨时，她泣不成声。难道共产党的监狱里还有这种事情？一般社会上的善良的人们是无法理解中国劳改队的黑暗与残酷的。因为“文革”是被彻底否定了，后来各种报刊杂志和小说陆续揭露出来“文革”中的种种残酷暴行，其实这些暴行在反右以后的中国监狱和劳改队里早已存在。
电影剧本作家张天民曾到北大招待所采访过我们这些等待落实政策的“右派”。被采访的有赵清、张元勋、章亚航、曹天宇（他不是“右派”，是六四年北大哲学系的学生。他是因“现行犯革命”罪被捕的，已经平反，但还没有安置工作。后来去了英国，现在是英国圣三学院的院士。曹天宇的妹妹曹南薇是自学成才的科学院的女研究生，七九年、八零年，“中国青年报”曾大力宣传过，现在不知其下落）、叶于胜和我等人。他说他将来要写一本关于反右运动的小说，不过我至今没有见到。
当时给“右派”改正、平反并非没有阻力，实际上在某些单位阻力还是很大的。例如人大党委当时就不愿意给葛佩琦改正，后来在胡耀邦的力主下，葛佩琦的“右派”问题才得以改正，而且拖了三年多，我还帮葛佩琦先生写过申诉材料。当时北大上演了陈建功编写的一个话剧“良心”，内容是一位高级干部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下放到“五七干校”，蹲过牛棚等，受到了“四人帮”的迫害，“文革”后平了反，官复原职。可是当年反“右派”时，被他错打成“右派”的人，他却坚决不给予平反，他不愿意承认当年自己的错误，怕影响自己的“威信”。剧中的主题就是质问这样的人，你们的良心何在？因此话剧取名为“良心”。这个剧演的很感人，在北大反响很大。有人主张拿到社会上公演，可是被当时的中宣部枪毙了。从这一点看来，当时给“右派”改正、平反，在不少地方和单位阻力还是很大的。多亏胡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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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冒着风险，冲破层层阻力，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精神，坚持给“右派”改正、平反，这样才使得五十五万多“右派”中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能够重见天日。即使如此，中央对当年反右运动的结论仍然是“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只不过是扩大化了”。复查结果既然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都打错了，这还能说是扩大化吗？
18.3.萧老的一个比喻. “娘打孩子论”. 后继有人——西单民主墙
李燕生跟老作家萧军很熟，过去念书时，李燕生曾给萧老抄过稿子。有一天李约我去一同拜访萧老（萧老也是作家中知名的“右派”），萧老对给“右派”改正有一个精辟的比喻。他说：“给右派摘帽、平反好比下棋，我们都是棋盘上的卒子，过去有车、马、炮在前面拼杀，现在车、马、炮都拼杀的差不多了，需要用我们这些卒子了，所以又把我们这些卒子搬出来了。”萧老的这一比喻，寓意很深，至今我记忆犹新。
与给“右派”摘帽、改正所遇到的阻力的同时，在改正了的“右派”中间，又兴起了一种“娘打孩子论”。所谓娘，当然指的就是共产党，孩子自然就是指的“右派”了。意思是说，共产党既然认识到当年把你打成“右派”是打错了，现在给你摘掉了“右派”帽子、给你改正了也就算了，你就不应该再抱怨什么，再提什么“无理要求”。这就好比娘打孩子，打错了哄哄你，别再委屈了，难道你还能反过来再打娘一顿吗？据说这一论调是从曲啸那里刮起的。不知为什么，我听了以后很反感。说实在话，凡是得到改正、平反的人，没有一个不对共产党的这一政策表示感激的，包括我在内。有的人当宣布给他改正、平反时，都感动的哭了，极少有人提出过什么过分的要求。他们被错打成“右派”、“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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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被打入社会的最底层，家庭受到株连，老婆离婚，孩子改姓，父母兄弟都受到迫害，有的甚至家破人亡，苦熬二十多年，总算活出来了。一给他们平反，他们都感激涕零。而那些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的老干部们，“文革”后给他们彻底平了反，补了全工资（“右派”改正后补的工资不到应补的二十分之一），官复原职。他们还提出要求安排子女亲属的工作、要求好的住房等等。这跟那些摘帽、平反的“右派”形成多么大的反差！难道那些被打成“走资派”受迫害的干部们过去为人民立下功劳都是那么大吗？他们当中有多少人只不过是“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的人？难道“右派”就那么贱吗？为什么两种人同样是被打错，同样得到了平反，所受的对待如此不同？何况当年被错打成“右派”的人所受的折磨的时间和遭受折磨的程度更长、更残酷！说心里话，我并没有任何抱怨情绪，这一点许多同学和朋友都可以作证。我平反工作后，许多同学和朋友都问过我：“你对过去整你的人恨不恨？”我说：“我谁也不恨，包括那些在劳改队里给我上刑，想把我置于死地的人，我也不恨。因为那是一个时代的错误，纠缠个人恩怨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我说这话如果需要找证人的话，我可以举出很多来。但我对“娘打孩子论”从一开头就很反感。对同样是得到平反，而对待却如此不同，我认为从道理上说不通。
我在北大招待所住着的那一段时间，正是西单民主墙搞的最热闹的时候，我在抓紧时间复习功课的同时，有时也借进城买书或办事的机会去看看。我看过魏京生等他们贴的大字报和他们办的“探索”杂志。对他们提出的“中国需要防止出现新的个人独裁”和“五个现代化”的主张（即在邓小平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加上政治民主化），感到很吃惊。若论文化水平，当年的“右派”大都是一些知名的学者、教授、作家和大学生，而魏京生他们不过是一些中学生（最多是高中生），但他们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认识比当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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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却深刻的多。他们提出的政治主张也比当年的“右派”大胆的多。这可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我不能不佩服他们的远见卓识。这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十年“文革”和他亲自制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所造就出来的最先觉悟的一代。这一点恐怕是他老人家始料未及的。中国失去了一次迈向政治民主化的大好机会。我认为当时中央的领导如果能够从认真分析产生“文化大革命”的制度性原因入手，批判毛泽东建国以来所犯的一系列错误和罪行，再加以正确的引导，从而将中国引向民主化的道路，是不会引起社会大混乱的。可是他们被“文革”吓怕了，不敢这样做。而今天的情况则是贪官污吏多如牛毛，收入分配不公，大批工人下岗失业，苛捐杂税压的农民喘不过气来，人民压抑的怒火到了忍无可忍即将爆发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实行激进的民主改革，很可能引起较大的社会震荡，甚至危及既得利益集团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使得当今的领导者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失掉当年推进我国政治民主化的大好机会，实在可惜！
叶于胜曾对大家说：“西单民主墙那个地方，大家最好不要去，要是有事路过那里，看看可以，千万别发表议论！那里有不少便衣警察，大家要吸取五七年的教训”。经他这么一说，后来也就很少有人再去光顾那个地方，因为我们这些“右派”被二十多年的劳改、劳教都整怕了。这也算是共产党劳改、劳教政策的伟大成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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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结婚——回到老家
19.1.“右派”问题改正遇到强大阻力
为了争取留在北大，我一方面抓紧时间复习功课，一方面耐心等待“右派”问题改正。可是一直等到八零年七月，我的“右派”问题也没有改正下来，这时我已经在北大招待所住了将近一年了。北大的“右派”，不论是教师中的“右派”还是学生中的“右派”，全部都改正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招待所里剩下的人已经不多了，大部分人改正完了以后都安置了工作，各自奔赴新的工作岗位了。张元勋去了曲阜师范学院（即现在的曲阜师范大学），叶于胜去了福建厦门大学，杨路、张景中早已去了科大，赵清去了华北石油学校，龙英华回了新疆，剩下的除了我以外，还有物理系姓黄的同学。因为他在劳教期间让化学毒物弄瞎了眼睛，要求北大给治，迟迟解决不了，所以他也继续在这里等着。生物系的王英超还在攻读英语，他打算出国。此外还有原来北大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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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队的一名职工，他不是“右派”，在“文革”期间他是“造反派”，“文革”后被赶下了台，也住在招待所等待安置工作。不过他每天照样推一辆手推车出去打扫卫生。我实在等不下去了，接连到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去打听，杨连杰也替我着急。眼看落实政策办公室就要撤了，到那时我去找谁呢？北大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任宁芬对我说：“关于你的右派的改正问题的报告，我们早就报上去了，我们的想法是希望将北大的所有的右派全部改正，但北大在五七年整风反右运动中是全国各大学中闹的最厉害的，《百花学社》又是毛主席亲自点了名的，你又是《百花学社》的主要组织者，因此关于你的右派改正问题，上面的阻力肯定很大。你在招待所住了快一年了，长期等下去也不是办法，我看不如这样，我们把关于你的右派改正问题的建议报告也给你一份，你拿它回内蒙试试，看能不能要回你的落实政策指标，如果能要回来，当然就能在北京安置工作，如果要不回来，内蒙挽留你，你不妨在那里暂时站一下脚，以后再设法往回调。”我满心不愿意，可也没有办法，因此也就答应了。于是她就给我拿出了这样一个东西：
陈奉孝同学在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运动期间确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行，但鉴于他当时年轻，又经过多年改造，思想有很大转变，建议关于他的右派问题予以改正。
这个建议的前提是当年我“确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行”，这实际上等于肯定了我不属于错化，其结论是“鉴于他当时年轻，经过多年改造，思想有很大转变”，所以才建议予以改正。实际上这相当于判刑时的“教育释放”那样的从宽处理。实事求是的说，这个建议的前提也算附和我当年的情况。因为我和杨路、张景中、钱如平等人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自由论坛宣言”里，第一条就提出了“取消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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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制，实行民主办校”的主张，按当时划右派的六条标准来衡量，说我有反党言行，我也无法辩解，因此我也没再多说什么，就拿着这个不三不四的东西匆匆回了扎赉特旗。
19.2.扎赉特旗的挽留.爱人张淑敏
我先去了扎赉特旗统战部，统战部长是蒙族人，叫得宝。我把这个东西递给他，他看了后说：“既然建议改正，肯定是能改正的，正好我们这里缺人才，希望你能留在扎旗工作，我们就按改正了对待。”他的态度很热情。我说：“我想回北大教书，那边已经联系好了，请求您把我的落实政策指标给我。”他说：“我们不能放你走，即使我同意放你走，旗委、旗府也不会同意。现在百废待兴，我们这个地方很落后，急需人才，象你这样具有北大毕业学历的人才，我们怎么能放你走呢？还是留下吧，为边疆做点贡献。”我跟他磨了半天嘴皮子，他就是不把指标给我，但态度却很好，很诚恳，最后还留我吃了饭。我这个人有个致命的弱点，如果有人给我来横的，硬压我，我倒不怕。劳改二十多年，什么样的折磨我都受了，也没使我“低头认罪”，可是就架不住几句好话。既然对方这么热情，我虽然没有明确答应愿意留下，可心也动了。
整个扎赉特旗只有三所中学，在我来之前，已有四个改正了的大学生“右派”胡解民、何介侯、安世昌和李燕生留在了扎赉特旗三中当了老师。当天晚上我就住在了扎赉特旗三中。李燕生等人也劝我留下，这样大家今后可以作个伴，遇到什么事，相互之间也好有个照应，因为我们都是关里人，在这里都无亲无故。
校长王乘斌听说又来了一个北大的“右派”，马上找到我，劝我留下。他说：“老陈啊！你无论如何得留下，现在刚恢复了高考，我们这里正缺乏象你这样的高水平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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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毕业班的数学课还没有人教，你就权当帮我一个忙，别走了，留下吧！你的北大同学李燕生都留下了，你还不留下？你问问他们四个人，我们绝不会亏待你的。”他的态度更加热情。中午还在他的家设了一桌宴席，把我和胡解民、何介侯、安世昌、李燕生以及扎旗三中的付校长、教导主任等人都请了去，席间大家都劝我留下。我从小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哪个人对我如此热情、如此看重我的人，这使我很感动。王乘斌此人“文革”前只是一名代课教员，“文革”中他是“保皇派的一个头头。“文革”后全国都是一派掌权（保皇派掌权），他受到重用，当了扎旗三中的书记兼校长。王此人不仅嘴巴能讲，笔杆子也很硬，对人也很热情，老师们对他都很拥护。
第二天扎旗教育局长（那时不称教委）李仁兴就找我，劝我无论如何也要留下，并劝我在这里成个家，并说这一切都包在他身上。李仁兴已经六十岁出头，是汉人，还未退休，是个老教育家，过去当语文教师时，课讲的特别好，在扎旗很有威信。
在这同时，通过李仁兴局长、王乘斌校长和李燕生同学的介绍，我认识了北京下放青年张淑敏。一九六八年张淑敏初中刚毕业，才十六岁，为了响应伟大领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伟大号召，到内蒙扎兰屯插队落户。由于她为人朴实，干活泼辣，表现好，被保送到扎兰屯农牧学校学习，毕业后又因为她北京话讲的好，被分配到扎赉特旗二中当了一名政治课教师。“文革”后大批知识青年返城，她也办好了返回北京的手续，准备返回北京，只是因为她的预备党员今年到期转正，所以暂时还没有走，他想办好转正手续后再回北京。她已经三十岁了还没有结婚。那时候的下放青年，绝大多数到了三十岁左右都没有结婚。为什么呢？他们临下放之前接受的教育是，“农村、边疆是一片广阔的新天地，是知识青年发挥自己才华、大有用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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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地方”。他们都是一些不韵世事的孩子，因此他们是抱着满腔热情，带着满脑子的金色幻想，下到遥远的北国边疆去的。但下放后一接触现实，他们的金色幻想破灭了。什么“广阔的新天地！”，什么“大有作为”，完全是骗人的鬼话，完全是充军发配！他们觉悟了，知道自己上当了，因此下放青年给自己起了个雅号叫“三劳改”。实际上他们干的活也真跟边疆的劳改犯差不多，因此他们都想回去。有门路的，特别是那些高干子女，在“文革”还没有结束，已经通过各种关系回去了，没有门路的只好苦熬等着。但是一旦跟当地人结了婚，根据返城文件的规定，就回不去了，因此到了三十岁左右他们绝大多数都还没有结婚。
张淑敏七五年在扎旗二中当了教师以后，曾有许多人给她介绍对象，她都婉言谢绝了。我们两个认识以后，虽不说是“一见倾心”，却彼此产生了好感，至少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吧。她知道我是北大的学生，对我很佩服。我虽然比她大十多岁，但我看上去并不显老，不象其他那些经过劳改、劳教后的“右派”，四十刚出头，就驼背弯腰、掉了牙齿、两鬓染霜，象五、六十岁的样子。我那时看上去好象只有三十多岁，许多人都说我受过那么多的折磨，居然还显得这么年轻，真是奇迹。我对她的印象也很好。我发现她为人热情大方、纯朴、心地善良，人也长得漂亮，因此一接触就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们俩商量，最好能一起回北京去。
李局长、王校长，还有统战部长德宝，发现我们俩这个苗头后，就极力做我们俩的工作，叫我们俩先不要走。李仁兴局长说的更坦率，他对张淑敏说：“小张！你先不要走，只要你不走，老陈也就走不了啦。我保证只要你们在扎旗干两、三年，为扎旗做点贡献，到时候我一定放你们走。”
张淑敏对老局长是很尊重、很信任的，因此她回北京的决心动摇了。王乘斌校长也做我的工作：“老陈，你先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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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张人年轻漂亮，为人热情大方，心眼又好，扎旗教育上的领导没有不喜欢她的。她还是盟一级的劳模，三八红旗手，这样的对象你打着灯笼恐怕也找不着。再说你也已经四十多岁了，该早点成个家了。李局长也说了，你们在这里结婚，工作两、三年后，一定放你们回去，那多么好。”这样三说两说，把我们俩的心都说活了，于是我们俩决定先留下来结婚，过两、三年后再回北京。过去在当“二劳改”时，我没有心思去想女人，坦白说，我现在开始想女人了。
可是我们想结婚的打算却遭到了张淑敏家庭的强大阻力。第一，她家全家人都认为，好不容易得到了回北京的机会，现在如果在内蒙结婚，留在那里工作，以后再想回北京恐怕就难了；第二，我们两个岁数相差太大，我比她大十四、五岁；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我曾经被打成过“右派”、“反革命”，今天虽然平了反，但共产党政策多变，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万一过两年共产党的政策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说不定我还有被抓进监狱、劳改队去的危险，这样张淑敏不就跟着我遭罪了吗？
张淑敏的父亲是北京邮电科学院管后勤的书记，人很正统、保守。五七年整风反右运动时，他就知道林希翎、谭天荣和我等人的名字。他还知道当年北大的学生搞了个“反革命组织百花学社”，我的名字还上过报纸，为此他还专门到图书馆里翻阅了五七年的报纸，连续写了好几封信给张淑敏，把我的情况告诉了自己的女儿。张淑敏的弟弟也写信告诉自己的姐姐，叫她千万先别跟我结婚，先回北京再说。说实在话，他们家的担心是完全合情合理、百分之百有道理的。谁愿意自己的女儿、自己的姐姐（张淑敏姊妹五人，她是老大）嫁给一个刚从劳改队出来而且岁数还大十多岁的人呢？她家一连来了好几封信和电报催她回去，可这边的领导又一再作她的思想工作，叫她留下，我也追着她不放，她受的思想压力很大，为此病了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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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淑敏是一个工作非常认真、非常听领导话的人，要不她为什么历年来能被评上旗一级的劳模和盟一级的“三八红旗手”呢？“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最后她还是留下来和我结了婚。我们俩从八零年八月份认识，到本年十二月七号就结了婚，也算是闪电式的了。为了我们俩结婚，领导把她从扎旗二中调到了扎旗三中，扎旗三中给我们提供了两间土房（那里住的全是土房），礼拜三我们去登的记，我花十六元钱给她买了一件罩衣，别的任何东西都没买，礼拜六下午，全校老师组织去看电影，我们俩没去，自己用一点白灰把房子刷了刷，第二天礼拜天就举行了婚礼。
婚礼举行的倒是很隆重，扎旗教育局长、二中、三中的领导都参加了。婚礼是在一间教研室里举行的，我们只买了一些糖果和瓜子给大家分了分，也没摆什么宴席。家具基本上没有买，仅买了一张饭桌、两把椅子和一个小饭柜，因为我们又不打算在扎旗长期干下去，整个婚礼只花了二百元左右，就这样简单的结了婚。第二天我们照常上班，没有给学生耽误一节课，这可真算得上是“革命化”的婚礼了。当时我们有钱，我在林区采伐挣了一千多元的卖命钱，扎旗按照我的“右派”问题已改正对待，补了我二十个月的工资，她也攒下了几百元钱，在当时我们算是“有钱人”了，可我们没在结婚上多花一分钱，我们想把钱留着将来回北京安家时用。
由于在二十多年的劳改当中经常戴手铐，给我留下了一个后遗症，就是不能仰着睡觉，这一习惯至今没有改过来。因为戴着手铐，如果仰着睡觉，两只手压着胸口，非做恶梦不可。所以直到如今，只要我睡着了，两只手不知不觉的就自动并在了一起。刚结婚时，有时累了仰着睡着了便作起恶梦来，有时甚至一脚把被子蹬掉了，把我爱人吓的够呛。她问我是不是作恶梦了？我告诉她我又梦见了劳改队的情况，不是梦着跟劳改干部干起来又被关了小号，就是梦着被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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毙，醒了以后还下意识的摸摸自己的脑袋出血了没有？怎么还活着？我把梦中的情况跟我爱人说，她哭了。说：“你过去受的折磨太多了，今后千万别再惹事了，咱们好好过日子吧！”
她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女性，我向她发誓，今后我一定好好对待她。从此以后我便象蜗牛一样躲进了壳里，过起了安乐的日子。但是我却依然经常作梦，梦见劳改队的一些人和事。不过我总算重新获得了做人的尊严，过上了正常人应当过的生活，这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吧！经常有朋友对我说：“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对此我一笑置之，我不相信这种迷信色彩的话。说实在的，至今我对什么是幸福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
19.3.“入党”.调资. 初识社会
在我决定留在扎旗三中后，发生了两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第一件事是王乘斌校长让我写入党申请书，他当我的入党介绍人。我感到非常惊讶，我怎么能入党呢？我刚从劳改队里出来，什么工作还没有做，如果用共产党的党章来衡量，我觉得自己离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还相差十万八千里呢！我是真心这么想的。我说：“报告王校长，您别拿我开玩笑了，我刚从劳改队出来，劳改队吃的窝窝头还没有拉干净，哪有资格加入共产党呢！”他听了哈哈大笑，他说：“老陈，你有什么话说就是了，喊什么报告呢？”弄的我非常不好意思。我说：“在劳改队跟干部讲话，首先要喊报告，这成了习惯了。”后来这件事传到老师们的耳朵里，成了我的一大笑柄。他又说：“你可以先写个申请书嘛，这表示你积极要求进步、靠拢组织，这将来对你会有好处的。”可我始终没写，我怕被别的老师知道了，说我劳改皮刚脱下来两天半就想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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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搞政治投机。后来有的老师对我说：“你知道为什么王校长叫你写入党申请书吗？你如果入了党，这说明他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落实的好，这不仅对你有利，对他也有好处。”我还是没写。我既不想搞什么政治投机，更不想成为别人议论的对象。我只想后半生象我爱人劝我的那样，过点安稳日子。
第二件事是遇上调资。七九——八零年那次调资是“文革”后的第一次调资，调资的人数是全体职工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但没有什么硬性标准，要大家评，这一下乱了套了。一连开了十几个晚上的会，校长、主任、老师和职工吵的不亦乐乎。有位总务主任，为了争取被评上调资，还贴了小字报攻击别人，有的本来是很要好的朋友，为调资翻了脸，我感到很奇怪，不就是为了五、六元钱的一级工资吗？为这五、六元钱难道连知识分子的斯文都不要了吗？这里面不是还有些领导和党员吗？他们的觉悟不是应当比群众高吗？怎么为长一级工资寸步不让，也跟一般群众一样吵，甚至吵的更凶？我意识到，过去整天宣传叫人学习“老三篇”、学习雷锋，叫人学习什么“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完全是一套愚弄人的鬼话，三十多年的所谓“社会主义教育”，没有半点意义。
胡解民、何介侯、李燕生和我（安世昌落实政策后不久就回到了他爱人在徐州的单位）四个人没有参加他们的调资，上级专门给了我们两个指标（实际上是四个指标，我们四个人每人调一级，被学校偷偷扣下了两个以解决他们调资的矛盾，这事后来我们才知道），学校叫我们四个人自己评。按理说，这四个指标首先应当有我一个。为什么呢？因为我学的是数学，今天教的仍然是数学，专业知识没有丢，而他们三人专业知识都拿不起来了，改行教了别的课程。可是我首先声明，我放弃。接着李燕生也声明放弃，最后这两个指标给了胡解民和何介侯。那时胡解民刚结婚，娶了一个蒙族寡妇并且带着两个孩子。老婆没有工作，生活比较困难。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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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侯也是刚结婚，两边家庭还有老人需要负担。李燕生还没有结婚，我刚跟张淑敏谈恋爱，我家里没有人需要我负担的，张淑敏家每人都有工作。所以我首先提出放弃这次调资机会。别说我现在经济条件比较好，就是再困难，我也不会去跟一起遭过难的朋友去挣这五、六元钱的工资。没用十分钟我们四个人的调资问题就解决了。为此学校、教育局的领导还多次表扬我们说：“你看还是人家右派的觉悟高！”
事后有的老师对我说：“陈老师，是不是二十多年的劳改把你改造糊涂了？别的能让，工资怎么能让呢？哪怕你领出来以后再帮助别人，也落个人情，这样别人得了认为是应该的，也不会感激你。”我说：“那又何必呢？不就是五、六块钱吗？我也不期望别人感激我什么。再说我们都是一起受过难的人，我相信如果我的经济条件困难的话，他们也会让给我的。”
这次百分之四十的人调资的结果，各级领导一个也没有拉下，老师被调上资的也大都是与上面各级领导有某种关系的人，真正应该调上的人，大都没有调上。从这件事情上，我初步认识了社会，也意识到如果我们长期在这里干下去是不行的。这里是一个蒙、汉杂居的地方，人事关系特别复杂，我和我爱人在这里都无亲无故，我脾气又太耿直，不善于应付各种人事关系，因此我们决心将来无论如何也要回北京去。
这一年寒假我和我爱人回到了北京他们家过年。我们既然已经结了婚，我岳父、岳母、内弟、妹们一家人都对我很热情。我岳父一家人都是实在人。岳父、岳母只比我大五、六岁。我有时还跟他们说说笑话。我岳母对我们更好，她脾气比较暴燥，经常跟我岳父和弟、妹们吵架，可从来没有跟我们两人吵过，我对这一家人很感激。
在回北京过春节的路上，在泰来车站候车室里遇到了一位天津的下放女青年，她也是回天津过春节。她身上穿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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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带补丁的黄军棉袄，身边带着三个孩子，都穿的很破烂。谈起来才知道她已和扎旗好来堡的一个贫下中农穷光棍结了婚。她跟我爱人同岁，但因长年的劳累，再加上抚养三个孩子，已经使她变的满脸皱纹，两鬓已过早的出现了白发，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农村妇女。细一端详，从眉目间还能看出当年她是一个很漂亮的姑娘，而今却变成了这个样子，她是回不了天津了。当年知识青年下放时，党报上不是整天宣传要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急贫下中农所急，想贫下中农所想”吗？她那位贫下中农丈夫想老婆，于是她就嫁给了他，结局就是这样。我实在为她感到惋惜，而她对我们两口子却羡慕的不得了。后来我经常跟我爱人谈起这件事，她也为这个天津下放女青年感到难过，同类人嘛！这都是当年响应伟大领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结果。象这位天津下放女青年一样的命运的人，全国何止万千！一代人就毁在了他老人家手里。这一代人里后来经过自我奋斗、拼搏也有成才的，也有目前所说的“大款”、“大腕”的，但这不过是凤毛麟角。这一代人的绝大多数现在正在苦苦挣扎。他们的年龄大都在五十岁上下，上有老、下有小，而他们的文化水平又不高，没有什么特殊的技能，目前正面临下岗的困境，就目前的处境来看，他们连当年的“右派”也不如。
19.4.女儿出世. 返回老家. “右派”改正
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八一年九月，我们有了一个小女儿。孩子是在北京我岳母家生的。我爱人生孩子时我并没有在跟前，我早已回到了内蒙，产前产后都是我岳母一家人照顾我爱人。别人的老婆生孩子，丈夫总是在跟前侍候，可我爱人生孩子时，我却在相隔两千里路以外的内蒙，我欠我爱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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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了。这年冬天寒假我回北京才见到了自己的女儿，孩子已经三个多月了，长的白白胖胖，很健康、很可爱，我高兴极了。
过完春节我们俩一同返回了内蒙。因为内蒙气候寒冷，我们俩在内蒙又无亲无故，没人帮着照顾孩子，我岳母一家人都不让我们把孩子带走，留在了我岳母家，由我岳母一家人替我们喂养。我岳母一家人又高兴又忙活，一家人天天围着孩子转，特别是我岳母和我小姨子，对孩子简直比我们俩对孩子还亲。孩子由我岳母带到四岁才回到我们身边，那是一九八五年的事，我们俩早已回到了我的老家潍坊。孩子一回到我们身边就进了幼儿园，因此我们俩并没有因为抚养孩子而受多少累，因此我对我岳母一家人特别感激。
我们回到内蒙扎旗后，马上由扎旗三中调到了扎旗一中。扎旗一中是内蒙的一所重点中学，王乘斌校长在八一年寒假之前就调到了扎旗一中，仍然任书记兼校长，因此他把我们俩也要了过去。我教高三毕业班，我爱人教初三毕业班，两人都很忙。因为教毕业班关系到升学率问题，因此一点也不敢懈怠。
八二年这一年过的是非常紧张的，但也很充实。我爱人在扎旗因为年年被评为旗、盟一级的劳模、三八红旗手，所以威信是很高的。我家天天晚上都有学生去串门问问题，我们跟学生的关系处的非常好。
不过我们还是想回北京去，因为这里除了人事关系复杂外，气候恶劣，我爱人有严重的关节炎，为了我爱人的身体我们也得回去。但北京的情况跟七九年、八零年不同了，再想进北京进不去了，我失去了回北大教书的机会，当然也就失去了在学术上进一步提高的机会，实在可惜，这也就是所谓有得有失吧。
张葆蔚同学是五四年跟我一起考进北大的，在整风反右期间给我抄过几张大字报，后来我被打成“右派”，他吓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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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己跑回了老家潍坊。我知道他家的地址，于是就给他写信，问他我还能不能再回潍坊，他与我跟当年的老师晁瑞甫先生联系上了。晁老师给我联系了昌潍师专，可是扎旗仍然不放我们走。
事有凑巧，八二年冬天又调工资，而且调资文件里规定还有人这次可以一下调两级。因为我们要求调走，教育局的李仁兴局长当着很多人的面对我说：“陈老师你先别走，这次调资，只要有一个调两级的，就是你的。”我当时也相信了，因为上次调资是我主动让了一级工资，为此还受到过学校和教育局的表扬，所以我也认为这次调资，如果有人一下调两级的话，肯定有我的，我决定等一等，等调完了资再说。
时间过了不久，调资名单下来了，普调一级，另外有三十六个人调两级，但调两级的名单里并没有我，全都被教育局和各学校的大小头头们占了。这一下我抓住理了。我径直跑到教育局找到了李局长，我说：“李局长，你不是说过，扎旗只要有一个调两级工资的就是我的吗？这次下来三十六个调两级工资的指标，怎么没有我的？说实在话，我家庭情况并不困难，我不在乎多调一级工资。您放我们走吧，张淑敏还有严重的关节炎，这里气候太冷。再说当初统战部长德宝和您也都答应过，叫我们在这里干二、三年就放我们走，现在时间也到了，多调一级工资我也不要了，请您答应让我们走吧！”我这么一说，弄的他有点答不上话来。沉默了半天，最后他说：“唉！我们这里水浅，养不住大鱼呵！你们实在要走，我也只好放你们走了。”
李局长这个人非常爱才，为人也好，而且还是我和张淑敏结婚的大媒人呢，他实在舍不得放我们走。我说了上面那些话，心里也觉得不好意思。不过他既然已经松了口，而且他讲这话的时候，教育局管档案的鲍股长（蒙族人）也在场，于是当天晚上我和我爱人就一起去了鲍股长家，并且给他带了点礼物。鲍股长和我爱人早就认识。我爱人还教过他的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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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我说：“鲍股长，李局长已经答应放我们走了，李局长讲这话时您也在场，现在我已经联系好了我老家山东潍坊昌潍师专，请您尽快把我的档案发过去。”蒙族人比较实在，他答应马上办，结果第二天他也没通过李局长就把我的档案给发走了。
过了大约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又下来了几个调两级工资的指标，这回有我。李局长便找到我说：“陈老师，怎么样？这回不是又给你调上两级工资了吗？别走了吧！”我笑着说：“李局长，我的档案已经发到我的老家昌潍师专去了！”他感到很吃惊，说：“你的档案发走了，我怎么不知道？小鲍（指鲍股长）这家伙也不跟我打个招呼就擅自行事，我得找他，让他把档案追回来！”我笑着说：“算了吧！李局长，您说答应放我们走的话，当时鲍股长也在场，还有别人也在场，您也不好批评人家鲍股长呀！不如这样吧，新下来的我的这一级工资我也不要了，现在为调两级工资有些人闹的不可开交，矛盾很大，不如您拿我这一级工资去解决矛盾吧。”他说：“那怎么行呢？这次是戴帽下来的，既然是批给你的，再给别人怎么能行呢？上面也不让。”最后这一级工资还是给了我，算是补上了我上次主动让的那一级工资。
不久就放了寒假。一放寒假，我和我爱人立刻就回了北京，在我岳母家住了一天我就回了我老家潍坊，因为我害怕他们真的把我的档案追回去，那我们再想离开内蒙就困难了。
我回到潍坊先去拜访了我的老师晁瑞甫先生。晁老师在山东很有名气，是一位仁人长者，他的学生在各个岗位上当领导的都有，象宣传部、组织部、教育局等部门的大小头头，好多都是他的学生，可为桃李满天下。他虽然已经退休在家，但每逢过年过节，学生们都去看他。
拜访完了晁老师，第二天我就去了昌潍师专。管人事的两个三十来岁的干部接待了我，他们说：“我们需要一名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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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系主任”。我一听这话就有点不高兴，我说：“我的档案已经发过来快一个月了，我不是党员，也不想当什么系主任，上次去函已经同意接收了，怎么这回又说要个党员系主任呢？”这两个家伙显然对我一点也不了解，而且思想很“左”。这也难怪，管人事部门的干部有几个思想不“左”的呢？当时问题没有定下来。第二天我又去找晁老师，想把情况跟他汇报一下，正好遇到潍坊三中的书记胡德田和校长刘占元。刘占元知道我。他过去也是潍坊一中的学生，比我晚三年。我在潍坊一中读书时是有名的尖子学生，老师和我前后年级的同学没有不知道的。后来我被打成“右派”，潍坊市团委还专门印了关于我的材料，作为由走“白专道路”最后变为“右派”、“反革命”的反面典型，发给各个中学学习。刘占元马上说：“老陈我了解，是当年潍坊市有名的尖子生。你不如先到我们三中来，三中正缺少教高三毕业班的老师。昌潍师专那地方你不了解，内部派系很复杂，勾心斗角很厉害。你还不如先在我们三中站下，以后你认为有更合适的地方再调也不晚。”胡德田书记马上接过话来说：“老陈，你哪里也别去，就来我们三中吧，我们保证把你的工作、生活安排好！”晁老师也说：“奉孝，你觉得怎么样？我看先在三中站下也好，只是北大毕业生教中学对你来说，有点大才小用了。不过以后再有更能发挥你的作用的地方，再慢慢想办法调”。
我满心不想教中学，可考虑到我已经离家三十年了，对家乡的人事关系一点也不熟悉，内蒙李局长那边还说要把我的档案追回去，我怕万一这件事情拖的时间长了，档案真的被追了回去，那就麻烦大了，再想脱离内蒙恐怕就不大可能了。于是我说：“教教中学也可以，我在内蒙扎赉特旗就教中学，谈不上什么大材小用不小用的问题，只是我爱人还在内蒙，我留下的话，也得把她调回来。”胡德田书记马上说：“这一点你放心，一切包在我身上，我一定在最短的时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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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你爱人调回来。”接着又问我：“你爱人叫什么名字，她在内蒙干什么工作？”我说：“她也教书，跟我在同一个学校，她教初三，我教高三。她还是旗、盟一级的模范班主任、三八红旗手，党员，比我小十四岁”。胡德田马上说：“那太好了！我们这里教初三的老师也缺，欢迎你们两口子一块到潍坊三中来！不过要调的话，最好是先把你调回来，然后以夫妻两地分居的名义再调你爱人，如果两个人一起调，难度比较大。现在国家有政策，一是不允许夫妻两地分居，二是象内蒙、新疆、青海、云南等边疆省份，一般不允许往回调。现在既然晁老师帮你打通了关节，市教育局同意你回来，档案又发过来了，这件事你千万别再犹豫了，以免夜长梦多。”
第二天胡德田就到教育局去给我开了商调函，这时离过春节只有两、三天的时间了。我拿着商调函匆匆就返回了北京，把情况跟我爱人和我岳父一家人谈了。我岳父还有点不放心。他说：“奉孝！你调回潍坊后，淑敏能马上调回去吗？”我说：“我已经安排好了，不出半年，我一定把淑敏调回潍坊去。扎旗主要是想留我，既然我回到了潍坊，扎旗那边不会再强留淑敏的。如果淑敏半年之内调不回潍坊，我就再回内蒙去，我绝不会做出对不起淑敏的事来，绝不会作第二个陈世美！”我小姨子嘴巴很厉害，她说：“你要作了陈世美，别人饶了你，我也不会饶你，我们姊妹五个非把你撕碎了不可，要不是因为你，我姐姐早调回北京了！”我爱人光在一边笑，也不说话。我岳母说：“我看陈奉孝不会做出这种事来，如果他做出着种事来，婉茹（我女儿）我也不能给他！”一家人都笑了。
过完了春节，我和我爱人就匆匆赶回了内蒙，临走我爱人哭了，因为刚跟孩子住了半个月的时间，她舍不的马上离开孩子。这时婉茹已经一岁半了，一家人拿着她象宝贝疙瘩似的。为了怕孩子哭闹，临走时，我小姨子抱着孩子先到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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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去玩去了。
回到内蒙我和我爱人先去找了李局长，他看了我的商调函后说：“老陈啊！我实在舍不得放你走，不过你既然一切都办好了，我如果再刁难你也就太不近人情了。可是小张的工作怎么办？”我说：“淑敏的工作那边也安排好了，我先回去，那边马上就调淑敏。”李局长说：“是啊！总不能象过去对待知识分子这样，再让你们当牛郎织女呀！这回可好，不但没有留住你，叫你连我们一个模范班主任也拐跑了！”我笑着说：“李局长，我们不会忘记您的大恩大德的！”他又说：“你回去以后马上办小张的调动，如果感到那边工作不顺心，我欢迎你们随时再回来！”我说：“谢谢李局长！，如果那边的工作不顺心，我们一定回来！”嘴上这么说，我心里想，黑龙江、内蒙这个地方，我的前半生就毁在这里，现在我既然要离开这里了，除非是象我被捕时那样，用小绳把我绑回来，否则我再也不会回到这个令我伤心的地方来了。
临走学校还为我开了欢送宴会。校长王乘斌，付校长王安以及数学教研室的全体老师，在会上都对我的走一方面表示祝贺我回到了关里老家，另一方面也表示惋惜。王乘斌校长还说：“老陈你这一走，何介侯、胡解民、李燕生他们三个恐怕在这里也不安心了。”大家都劝我喝酒，我酒量本来很小，那一天可能多喝了一点，心里突然产生了一种惜别的感情，心里怅然若失，差点掉下眼泪来。我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
有两个高三的女同学孙香芹和戴克荣跟我们两口子的感情特别深，因为初中是我爱人教的她们，而且一直是她们的班主任，高中又是我教的她们，对我的走，她们知道我爱人一定也要走的，有点恋恋不舍。我爱人叫孙香芹等我走了以后搬到我们家来住，好跟我爱人作伴，孙香芹当然很愿意。后来我爱人告诉我，我走后孙香芹住在我们家，为了让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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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精力复习功课，做饭、洗衣服等事情全是我爱人做，后来她考上了大学，直到分配了工作，多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戴克荣也是一样。
自从我们结婚以后，除了她生孩子在北京住了三个多月，我们一直没有分开过。不过那次她是住在自己父母家里，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她不会感到特别寂寞。这一次我们又要分开一段时间了，把她一个人孤伶伶地留在内蒙，她心里当然不好受。我也有点恋恋不舍。她对我虽然很信任，相信我绝不会作第二个陈世美，但还是一再嘱咐我，回去抓紧时间办她的调动。临走两人嘀嘀咕咕谈了一夜。他送我到泰来车站，火车开动后，我看到她在站台上擦眼泪。亲人离别的滋味真是搅动肝肠，哪怕是短暂的分离。
一回到潍坊三中，学校马上给我腾出来一间房子，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因为那时住房太紧张，许多年轻老师结婚申请要房都解决不了，对我就算是特殊照顾了。我立刻投入了紧张的教学工作，同时问胡书记，我爱人的工作调动办的怎么样了？他说：“你放心！我马上就办，我保证下学期开学之前把你爱人调回来，用不着你自己去跑，一切包在我身上，你安心教好书就行了。”
胡书记原来教小学，在“文革”期间是“保皇派”的一个头头。不过这个人的能力很强。“文革”后全国一派（保皇派）掌权，他受到了提拔重用，在潍坊市潍城区教育局当了二把手，为了加强学校的领导，又把他调到潍坊三中来当书记。听别人说，此人神通广大，市、区两级教育局、组织部、宣传部以及市、区两级党委、政府的头头他都很熟，因此他敢打保票，不出半年就把我爱人调回来，这样我就放心了。
果然不假，我是三月份调来的，四月份他就把我爱人的商调函发了过去。我爱人来信说，因为她正送着初三毕业班，等送完了这一届毕业班，一放暑假，扎旗那边马上放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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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放暑假，我马上返回内蒙去接我爱人。到了内蒙。她已经办好了手续，我恨不能马上跟她一起回来，但是不行，因为许多学生家长请我们吃饭。在内蒙学生家长请老师吃饭的风气很胜，特别对在学生心目中有威信的老师。如果我们急急忙忙抬屁股走了，人家会说我们不近人情。没有办法，我们又耽误了四、五天。走时我们只带了衣服、被褥和书，家具和锅、碗、瓢、盆全送了人，反正我们结婚时也没有置办很多东西。
七月底我和我爱人双双回到了我的老家潍坊市。五四年我考上大学，仅在五五年的寒假回过一次潍坊，其余寒、暑假期间我都留在北大学习。现在三十年后我终于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我和我爱人的调动算是最顺利、最快的。我过去中学的一些同学，有的被分配到了新疆、青海、云南等地方，也想往回调，办了两、三年都没有办成，我算是最幸运的。
学校马上安排我爱人教初三，并当班主任，我还教我的高三，两个人的工作都很紧张。昌潍师专数学系的书记和主任知道我回来了，又到教育局去要我，可是教育局和三中说什么也不放我走了。我也觉得人家花那么大力气把我们两口子调来，什么工作都还没干，马上又要走，这也有点太不近人情了，因此就暂时在潍坊三中稳住了。
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八四年，突然收到北大寄来的公函，是寄给学校的，还附着杨连杰的一封信，是三中管人事的周艳芬秘书给我的。我的“右派”问题改正了，而且改正的十分彻底，没留一个字的尾巴。后来才知道，这是胡耀邦总书记提出，既然改正了的“右派”属于错划，那么在改正裁定书上就不要再给人家留下一条尾巴，这样他们才能心情舒畅的投入“四化”建设。因此中央决定给已经改正了的“右派”割尾巴，这实际上等于第二次改正。我就占了这次割尾巴的光，也改正了。大概在大学生“右派”当中，我是最后一个被改正的。对于平反冤、假错案，知识分子没有一个不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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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的。
19.5.失落感与自责
我虽然因为二十多年的劳改，学业荒废了不少，但我原来的学习基础比较好，在北大等待落实政策时又复习了一年，我觉得自己的学业完全捡起来了。我身体又挺好，精力充沛，到大学教书完全胜任。如果去了大学教书，我觉得自己在学术上还能有所成就，于是我就通过各种关系联系。山东轻工业学院的院长是我当年的同班同学，他很了解我，希望我去，曲阜师范学院的院长巩宪文老先生是我中学的老师，他非常了解我，也希望我去。曲阜师范学院建院时，他是元老，现在仍然说了算。八六年杨路通过青岛大学的付校长竺苗龙也介绍我去，我还亲自去了一趟青岛大学，竺校长还领我看了他们新盖的教师宿舍楼，他还说，如果我去了，也有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谭天荣单身一人就住着那样一套房子。我很想去，青大都把商调函发过来了，可是潍坊市教育局和潍坊三中说什么也不放。一些潍坊的老同学也说；“你现在已经很不错了，娶了一个年轻、贤惠、能干的爱人，也算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了，还折腾什么！到大学去教书也未必怎么好。”我潍坊还有一个老姐姐，也劝我不要再三心二意了，我爱人也觉得在一个地方混熟了，再换个地方又要再折腾一阵子，她也不愿意再动。没办法，我也就慢慢打消了这种念头，但我心里始终被一种失落感困扰着，直至如今。
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常常想起刘奇弟、张锡锟、贺永增、顾文选等那些死去的同学和任大熊老师。我现在虽然九死一生活出来了，而他们却都死在了劳改队里，我现在钻进了蜗牛壳里过起了安稳日子，可谁能为他们去伸冤呢？他们的在天之灵能安息吗？我觉得自己好象当了逃兵一样。平时我跟自己的老婆孩子有说有笑，但一种内疚的自责和痛苦始终伴随着我，这种心情我又无法跟自己的老婆孩子讲，总好象有一块石头压在我的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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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做梦。不是梦见自己好象又回到了劳改队，就是梦见刘奇弟他们。有时梦见被拉出去枪毙，有时梦见好象又回到了大兴安岭。有一天我梦见跟刘奇弟关在同一间象狗洞子一样的小号里，他被打的满脸是血，快死了。一个家伙又进来拉我，我跟他挣扎，结果一蹬被子吓醒了。我爱人问我怎么回事？是不是又作恶梦了？我把梦里的情况跟她说了，说着说着我流下了眼泪。我爱人安慰我：“过去的苦难给你留下的伤痕太深了，现在已经好了，过去的事情别再想它了！现在我们过的不是很好吗？他们死了，你又没有能力去为他们伸冤，老想过去的事情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呢？咱们还是安安稳稳过日子吧！”是啊！我有什么办法去为死去的同学伸冤呢？但我能忘记他们吗？我应该忘记他们吗？不能！我做不到！我盼望着总有一天，死去的同学，他们的冤案能得到昭雪，到那时如果我离开了这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去见他们，我的内疚和自责才能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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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反思
20.1.对个人的反思
回到老家潍坊后，我去拜访我当年的高三班主任孙其昌老师。一见面，孙老师就说：“奉孝！你被打成右派是在我意料之中的。”我说：“孙老师！您被打成右派是在我意料之外的。”孙老师家庭出身地主，在上大学时稀里糊涂被国民党特务学生拉进了“三青团”，但什么事情也没干。解放前夕，大学里的国民党、三青团等组织拼命拉学生加入，以便与共产党在大学里的地下组织相对抗。当时加入到国民党、三青团等组织去的学生，大部分是碍于好同学、好朋友的面子，稀里糊涂被拉进去的，并非出于本愿，加入进去也只不过是挂个名罢了。孙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个。解放后号召国民党员、三青团员登记，孙老师就登记了。他觉得自己又没干过什么坏事，他相信共产党是讲究实事求是、光明磊落的。
他一九五二年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跟李希凡是同班同学。他被分配到潍坊一中教书后，表现一直很积极，还多次申请入党。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中，那时他是潍坊市政协委员。政协开会，共产党号召给共产党提意见，在一个政协小组会上，别人提意见，他作记录，但他一条意见也没提。到政协大会发言时，各小组要在大会上汇报本小组学习讨论、给共产党提意见的情况。他所在的那个小组，大家都说：“孙老师，既然是您作的记录，您又是教语文的，您就把大家发言的记录整理一下，代表咱们小组去汇报一下算了。”结果大伙提的那些意见都算在了他头上，他被打成了“右派”。孙老师还对我说：“奉孝！当时我连一个字的意见都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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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选我当记录，又选我整理一下记录代表小组去发言，我推脱不过，只好去。再说那些意见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并没有对共产党不满的言论，我怎么也没想到，最后居然把我打成了右派”。
实际上当年象孙老师这样的“右派”，全国不计其数。其实后来想想，象孙老师那样，家庭出身是地主，又参加过“三青团”，有这样的历史背景的人，在那场政治运动中恐怕是在劫难逃的。你就是一句话不说，为了凑够那个百分之五，最后也要把你凑上。因此说，孙老师当年表现那么积极，多次申请入党，那不过是他自己的一厢情愿罢了。
孙老师说，我被打成“右派”是在他意料之中的，为什么呢？被捕后，我自己也作过认真的反思。实际上一个人的命运，既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
第一，我家庭出身写的虽然是“资产阶级”，
实际上只
不过是小业主。在反右运动之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我的家庭没有受到任何冲击，不象有的“右派”同学，其父亲或亲属在镇反、肃反运动中遭到镇压、受到迫害，因此对共产党不满甚至有一定的仇恨情绪。
第二，我本人在反右运动之前，没受
到过任何冲击，不
象有的同学如刘奇弟在五五年肃反运动中因为替胡风鸣不平受到过迫害。
第三，我的家庭成员和亲属没有一个在国民党政权里
干过事的，因此跟国民党政权没有任何瓜葛，不象有的同学，其父兄在国民党政权里干过事，大陆解放前跑到了台湾或海外，故此对国民党政权还存有某种好感。相反的，我对解放前夕的国民党政权一点好感也没有。那时我虽然年纪尚小，但也懂事了。解放前夕，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情况我也看到过。象我家那种在旧社会属于中、下水平的人家，生计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解放后，生活反而好多了。因此，从经济的利害关系上来讲，我跟解放后的共产党政权没有任何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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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最后走上了“右派”的道路
呢？实事求是、毫不隐瞒、认真解剖一下自己，大概有以下几种原因。
第一，五一年的“镇反”运
动对我的思想冲击很大。在
“镇反”运动中，我的家庭成员虽然没有受到过任何迫害，可我的老师和同学的父亲却有很多被镇压了。潍坊一中有两名教课教的最好的老师李百凡和孙耀君被镇压了。李百凡是教几何的，孙耀君是教化学的。李百凡老师教几何课，教的最好，我又喜欢数学，因此对他很崇拜。他被镇压，在我的心里蒙上了很大的阴影。除他们二人被镇压外，还有一个姓黄的老师上吊自杀了。另外，一个教高三数学的于保一老师和一个教地理的谢翔宇老师也被抓起来判了刑。
另外，一个跟我从小学到初三，一直是同班的女同学李
明娟的父亲也被镇压了。那年我和她都在读初三，还差两个月就初中毕业了，结果李明娟退了学。她父亲是国民党的一个军医，我小时候常到她家去玩，我觉得她父亲是一个很和善的人。当然究竟过去她父亲有什么罪恶，我不可能知道，也许是因为对李明娟的同情，对她父亲的被镇压，我心里一直很难过。
还有一个叫于宏毅的同学，平时跟我也不错，他父亲也被镇压了，罪名是“认贼作父，私放蒋匪将领李弥”。这件事情我记得非常清楚。他父亲的名字叫于省初，解放后是潍坊市工商联付主任。李弥原是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日本投降后第一批进驻潍县的国民党军队（那时不叫潍坊市），跟于省初有交情。淮海战役李弥的部队被消灭了，李弥本人却只身化装逃回了潍坊。于省初把他藏在自己家的地窨子里，给他开了个假路条，李弥逃到了青岛（那时青岛还没有解放）。李弥逃到青岛后，当时青岛有一份报纸叫“民言报”，在报纸上登了这样一则大标题消息：“潍县民心不死，送李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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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青”，结果被青岛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侦察出来了，是于省初私放的他。五一年“镇反”时把于省初枪毙了。
枪毙于省初的刑场就在白浪河上游洋灰桥南的河滩上，许多人跑去看，我还去看过，因此至今我记得非常扎实。此外，我的同学的父、兄还有很多被杀、被判刑的。当时我想，潍坊刚一解放时，共产党号召国民党员、三青团员登记，并且一再宣传，共产党绝不实行报复政策，那为什么一下杀、抓这么多人呢？特别是于省初，解放战争中被俘虏的国民党将领，一个也没有杀，那么私放一个国民党将领就该被杀吗？我那时虽然年纪还小，但总觉得共产党说的和做的不是一回事。
第二，在五二年至五三年的“三反”、
“五反”中，我
有个最要好的同学李传湘的父亲被逼上吊自杀了。李传湘跟我住同一条街，我经常到他家去，上学都一块去、放学一块回家。我跟他的关系非常密切。他父亲是一个非常传统、非常忠厚老实的人。那时他在一家姓李的资本家里当帐房先生，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会计师。“五反”时，怀疑姓李的资本家有偷税、漏税等“五毒”行为，可是又查不出什么来，于是就把李传湘的父亲先抓起来当“老虎”打，企图从李的父亲那里找到突破口。那时打“老虎”时就用了不少很残暴的手段，让跪砖头、站在高凳子上弯腰、皮带抽等手段。可李的父亲非常老实胆小，他又交待不出什么东西来，结果吓的上吊自杀了。李传湘家八、九口人全靠他父亲挣钱养活，父亲一死，这一家就象塌了天一样，生活无法维持了。不得已，李传湘高二没念完就退了学，到一家商店当了店员，那时他还不满十八岁，就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这件事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我亲眼看到，当时被整的所谓“不法资本家”有很多都是冤枉的。我就怀疑，为什么共产党总是一次一次的运动整人，这应该吗？
第三，当时学校里同学之间、师生
之间的关系一点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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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洽。那时“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即后来改名的共青团）在学校里发展团员，只有那些政治上要求“进步”，整天向团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情况、汇报别的同学的思想言论等等的同学才能入团，不象现在学校里那样（现在中学里差不多所有的同学都是共青团员）。这无形中在同学之间造成了一种隔阂。更有甚者，我们班里有个党员（“文革”后他全变了，因此我不提他的名字），人人都怕他，连老师都怕他。上课时如果有哪个老师在课堂上讲什么不满的话，他就偷偷记下来，向学校党支部汇报（这可能是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有一天一位教物理的张连锷老师在课堂上讲，他在清华大学念书时就有一支手枪，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去了西南联大，他还保留着这只手枪。张老师他既不是国民党员，也不是三青团员，但这人说话太随便。在他讲这些话时，那位党员同学正在偷偷的记。因为他正坐在我的后排，被我一回头看见了。我对这些事产生了极大的反感。我觉得这跟国民党时期，利用一些特务学生盯进步学生的稍没有什么区别。
第四，我喜欢理科，尤其
喜欢数学，成绩非常突出。初
中毕业时，我是全潍坊市唯一一个不用参加升学考试就进入高中的学生。实际上我在念初中时就自学了很大一部分高中数学的内容，上高中时我又自学了不少大学数学的内容，想“成名成家”的思想很严重。我不愿意参加政治活动。解放后，为了配合土改、镇反、抗美援朝，学校三天两头组织一些宣传活动，我不参加，我觉得参加那么多社会活动浪费我的时间。团支部叫我写入团申请书，我也不写。我说，入了团以后整天开会，耽误学习。因此我成了走“白专道路”的典型。
五四年高中毕业时，学校选拔留苏预备生，选拔上以后
先到北京俄语学院学习一年俄语，然后直接送到苏联各大学去学习。我非常希望能被选上，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太突出了。我是全校、全市出名的尖子生，那个第二名的成绩比我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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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截。可是最后选了六名同学，没有我，这对我的打击太大了。后来在学校最有威信的化学老师郑忻亭老先生告诉我：“好几位老师推荐过你，因为你平时不靠拢组织，政治上不要求进步，所以学校党支部没有同意。”为了这件事我找过黄道源校长。黄道源校长本来是一位很受学生尊敬的老校长，他对学习好的学生很器重，可是因为上级在选拔留苏预备生问题上有严格的条件（主要是政治条件），他也不敢违背。他对我说：“我知道你学习成绩特别突出，但选拔留苏预备生，除了学习好这一个条件外，还有其它条件。学习好这个条件你当然够了，但其它条件你都不够，不过你不要灰心，只要努力，在国内大学学习将来也一样能取得成就的。你如果愿意，学校可以保送你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去学习。哈工大的教师百分之七十是苏联专家”。我说：“不用了！我相信凭我的学习成绩，在国内我想考哪个大学都能考上！”
学校最后公布的六名留苏预备生全是家庭出身好的，军烈属子弟或平时政治思想表现特别进步的同学。这件事对我的刺激特别大，我认为伤了我的自尊心。因此在最后考大学填报志愿时，我就只填了一个大学一个系，即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其余的志愿，包括是否服从分配，让我全都划掉了。通过这件事，我认为共产党是在排除异己，只培养自己的人。从此种下了对共产党的一种不满情绪。
第五，进入北大以后，我感
到北大的“左”的气氛比在
中学里还严重，整天讲思想改造，究竟要改造什么呢？难道一个人想通过自我奋斗成名成家不对吗？难道只要党、团组织说什么，你就信什么，不允许人有独立思考的余地、只能作应声虫，这样才对？我觉得不对。人应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能上级说什么，党、团组织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当时在北大，党员和积极争取入党的团员与一般同学之间有着明显的隔阂。正如后来沈泽宜和张元勋在“是时候了！”那首有名的号角诗里写的那样，人们之间存在这一种“藩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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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象有一堵墙隔在人们中间，彼此之间不能坦率的交谈。
第六，进入北大第一年，我的
“成名成家”思想依然很
严重，因此学习也比较努力。但慢慢的我了解到，毕业后凡是被派出国留学深造（当时主要是去苏联）或被分配到科学院、名牌大学工作的并不是学习成绩最好的同学，而是把政治思想表现放在第一位。我感到有点心灰意冷。
第七，五五年的“肃反”运
动，我本人虽然没有受到任
何冲击，但学校里搞的很恐怖，整个暑假没让回家，整天开会学习，还在全校大会上抓人。本班的孙乾同学，家住辽宁省抚顺市，因为说了当年苏联红军进东北的时候强奸中国妇女，结果被批斗，差点被打成反革命（他说的是事实，后来反右期间翻老帐，又把他打成了“右派”）。社会上文艺界大批抓人，全国的气氛都搞的很恐怖。我觉得这种气氛太不正常了，我慢慢的产生了想离开这个国家的想法。
第八，五六年发生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事件。当时中国政府虽然矢口否认这个“秘密报告”的存在，可是北大有几百苏联和东欧的留学生，这个“秘密报告”很快就在北大流传开来。我突然对这件事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一天我在第三阅览室看见任大熊老师在看一张英国的“工人日报”，我凑过去一看，正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因为我的英语基础比较好，基本上能看懂，于是我也借来看（后来在五七年整风反右期间，任大熊、陶懋颀和我还一起翻译了这个报告，想在“广场”上发表。反右后期，“广场”被迫停刊，未发表成）。从这个报告里我了解到斯大林统治的残暴。我又联想到中国搞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镇反、肃反等政治运动，我觉得中国跟苏联一样，也有类似的情况。
过去我是不关系政治的，报纸从来不看，一心埋头读书，梦想“成名成家”，可现在突然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报纸天天看，而且看了后自己琢磨。我不相信报纸上说的都是真话。十月份又发生了波兰的“波茨南事件”和“匈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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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苏联出兵进行了血腥的镇压。中国政府为苏联的出兵叫好。这时我开始认真的思考，我觉得苏联、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绝不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虽然如此，直到被捕，我始终没有怀疑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我始终认为，不管怎么说，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了剥削，就这一点来说，比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就是一个进步。苏联、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弊端不是在公有制上，而是在它的政治制度上。因为苏联和中国过去都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国家，特别是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根深蒂固，因此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一种封建式的社会主义。过去除了在课堂上学的“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以外，我几乎没看过任何政治和经济学方面的书，因此我当时的这种认识肯定是肤浅的、幼稚的。可是正是这些想法和认识，成了我后来被打成“右派”的思想基础。也许这就是孙老师所说的，我被打成“右派”是在他意料之中的。
以上我对自己思想发展过程的反思完全是真实的，赤裸裸的，我不想隐瞒半点什么，我只想把一个真实的我彻底暴露给世人看。
20.2. 对反右运动的反思
对于那一场反右运动，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是这样说的：
这一年（指五七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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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的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对这样一种定性，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我认为这种定性是不正确的。
第一，说发动这场反右运动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
的前提是“有极少数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但是请不要忘记，“大鸣、大放”并不是“极少数右派分子鼓吹”起来的，而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鼓吹起来的。现在六十岁以上的人，大概都还记得，毛泽东号召人们给共产党提意见时，开始人们都不提，他便反复强调要人们大胆向共产党提意见，并且要求人们在提意见时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免”。但是当人们提的意见比较尖锐的时候，他把脸一翻，说什么这是他的“引蛇出洞”，是“阳谋”。不仅如此，后来他还说“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好啊，并力主写进了宪法里，这一点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上述共产党的决议里面怎么把“大鸣、大放”说成是“极少数右派分子鼓吹起来的呢？这难道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颠倒黑白吗？堂堂的共产党的决议怎么能这样不顾历史事实随意编造呢？共产党还想取信于民吗？实在可悲！
第一，所谓“向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据我的记
忆，当时并没有哪个右派分子公开发表过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也没有谁公开要求过共产党下台。这一点是有案可查的。据“文革”后报刊杂志上揭露出来的材料看，当时所谓的“章、罗联盟”、“轮流座庄”等罪名，全是毛泽东凭空捏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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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所谓“严重扩大化”了
，怎么样叫“严重扩大化”
呢？有没有个明确的界限？究竟百分之几的人被打错了叫“扩大化”，百分之几的人被打错了叫“严重扩大化”，对此有没有个明确的规定？难道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都被打错了，还叫“扩大化”或“严重扩大化”了吗？拿两个例子作比方。第一个例子是当年共产党内打“AB团”时说是“扩大化”了，后来被彻底否定了。难道当年打“AB团”时连一个也没有打对吗？恐怕就“扩大化”的程度来看，五七年的反右运动比起当年的打“AB团”运动，其“扩大化”的程度要严重的多！为什么那次打“AB团”运动能被彻底否定，而对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不能彻底否定呢？第二个例子是尽人皆知的“文革”。十年“文革”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应该彻底否定，在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心目中都有共识，这一点毫无问题。“文革”是毛泽东的一大罪行。“文革”中一大批开国有功的老干部都遭到了迫害，至于中、下级干部和普通老百姓遭受迫害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但是在“文革”中挨整的人是不是连一个都没有一点问题呢？恐怕不见得。那么“文革”为什么能被彻底否定呢？
关键是看运动过后谁掌权。批判了王明的左倾路线后，从遵义会议开始，毛泽东掌了权。在当年第三次左倾路线盛行时，毛泽东是被打入“另册”的，批判了王明的左倾路线后，毛泽东掌了权，所以才能彻底否定打“AB团”运动。同样的，“文革”以后，以邓小平为首的在“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干部重新掌了权，所以才能彻底否定“文革”。而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部是都负有不同程度的责任的，因此他们不能彻底否定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因为如果彻底否定了反右运动，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否定了他们自己，问题的关键恐怕就在这里。
那么邓小平为什么要给“右派”摘帽、给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右派”改正、平反呢？这就是老作家萧军在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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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反后说的那句话：“我们不过是棋盘上的一个卒子，现在用着我们了，所以才把我们搬出来。”
事实上，毛泽东建国后掌权二十七年，他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把一批批知识分子打了下去，“十年文革”又毁了一代人，把经济搞的到了崩溃的边缘，而周边的国家如日本、“四小龙”都发展起来了，美国、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更不用说。中国的确是大大的落后了，再不努力发展经济、发展科技事业，中国真的要被开除“球籍”了，这一点邓小平看的很清楚。因此“文革”后他掌了权，提出了大搞“四个现代化”的主张，这当然是英明正确的。但是要搞“四个现代化”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而“文革”中又毁了一代人，知识分子出现了“断代”现象，因此他才决定给当年的“右派”摘帽、改正、平反，把这帮人又请出来了，这大概也是他的“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耗子就是好猫”论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苏联在打败德国法西斯当
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解放了东欧，苏联的国际威望大大提高。在东方大国中国，共产党又打败了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出现。因此社会主义思潮在全世界迅速发展。在西方的法国、意大利、英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大国，共产党的势力迅速发展壮大，从党员的人数上来讲，法共、意共曾一度成为最大的政党。但在西欧，社会主义始终存在着两种思潮。一种是以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政党，它们虽然也主张社会主义，但反对暴力革命，同时也拒绝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这是从当年的第二国际继承下来的。而共产党则主张通过暴力夺取政权，并主张在取得政权后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在中国表现得更明显，因为毛泽东说过一句名言：“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一点当然是从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继承下来的。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民主制度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思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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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头脑里已经扎了根，因此二战前，共产党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并未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二战后由于苏联在二战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不少人开始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因此西方各国的共产党才能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可是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秘密报告”发表后，西方各国人民一下子看清了斯大林领导的苏共所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残暴本质，特别是当年的“匈牙利事件”，苏联的坦克镇压了匈牙利人民的起义，这一下使得西方各国人民更进一步认清了苏共以及他们本国共产党的真面目。西方各国的共产党，大批大批的党员退党，这对国际共运的确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那以后，西方各国的共产党的势力和影响迅速减小，国际上确实出现了一股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国际共运也从此开始走向低潮。
那么在中国会不会出现象西方那样的反社会主义思潮呢？这股思潮会不会危及到共产党的政权呢？我认为不会。原因是什么呢？用现在中国领导人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来说，那就是“国情不同”。
第一，中国自从辛亥革命以后，内战
连年不断，又加上
八年抗日战争，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中国人民的确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老百姓生活之困苦，可以说是世界之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建立了新中国，人民不再受到战乱之苦，人民的生活安定了。从总体上来讲，人民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工人的生活水平比解放前确实是提高了。尽管共产党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曾一度引起农民的不满，但与解放前的国民党腐败政权相比，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是拥护共产党的。因此在这样一种大前提下，在西方刮起的那股反社会主义思潮，根本不可能危及共产党的政权。
第二，“匈牙利事件”的爆
发主要是反对苏联的军事占
领，在中国根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不错，苏联当时也租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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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国的旅大军港，但这与大批苏联红军驻扎在东欧各国、直接控制东欧各国的事物相比，根本成不了一个问题。苏联租借中国的旅大军港，并没有影响到中国的独立自主，因此在中国不可能爆发“匈牙利事件”。
第三，中国是一个经过了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
国家，“打天下者坐天下”的思想观念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里已经扎了根。天下既然是共产党打下来的，理应由共产党坐天下，这一点绝大多数中国人是接受的。除非当时的“右派”能组织起人来跟共产党搞武装斗争，而当时这样的条件根本不存在。
第四，“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延伸和变种，因此中国人更容易接受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这一点与欧洲各国大不相同。
从以上分析来看，尽管在西方和东欧出现了一股反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这股思潮也不会出现，即使出现了，在当时也不可能发展起来，更不可能危及到共产党的政权。因此我认为发动那次全国规模的反右运动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是错误的，作为反右运动应该被彻底否定。
至于在那次运动中，有人因为其家庭成员在“镇反”、“肃反”中遭到了杀害，因而对共产党抱有仇恨情绪，想借机推翻共产党的领导，这种人肯定是有的，但也是极个别的，谁触犯了法律，个案处理就是了，发动那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全国五、六十万知识分子遭到迫害，连受到株连的家庭成员在内，全国不下几百万，而事实证明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都打错了，这样还坚持说运动是“必要的，正确的”，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20.3.对“右派”阵营的分析与再认识
当年的“右派”基本上可分为四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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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是以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费孝通等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和大学教授们。这些人大都有留学欧、美的历史背景，自由主义的思想根基比较深，要这些人完全彻底地放弃已有的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百分之百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完全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主张恐怕是很困难的。但他们也并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甚至连“民主选举”的主张，他们也没有提出过。因为他们明白，在中国是靠枪杆子说话的，共产党掌握着枪杆子。他们没有，也不敢提出自己与共产党不同的政治主张，与共产党分庭抗礼。他们没有自己独立的政党或政治组织，甚至连自己独立的报纸或其它刊物也没有。不错，他们有的分属于“民盟”、“民建”、“九三”等所谓的“民主党派”，但从政党的严格意义上来讲，中国的八个“民主党派”根本算不了是什么政党，因为这八个所谓的“民主党派”没有一个有自己完全独立的政治纲领，都宣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世界上哪有宣布自己完全接受另外一个政党的领导的政党呢？这不成了儿子党了吗？
另外，在这些人身上，中国知识分子自以为是、文人相轻、互不团结等劣根性表现的尤为突出。这些人当时都是“右派”阵营中的上层人物，当年在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时，他们发挥过一定的作用，在社会上的知名度较高。当年我曾经寄希望于他们把“右派”组织领导起来，但从后来他们在反右运动中的表现来看，这是不可能的。
第二类是以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等为代表的文艺界的作家。这些人过去一直是紧跟共产党的，其中不少人都有“左联”和“鲁艺”的背景，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大都在文化界担任过不同的领导角色，是所谓“红色文艺战士”之类。与第一类人物相比，他们基本上没有自己独立的政治理念。这些人所以被打成“右派”，往往与他们彼此之间，特别是他们与他们的顶头上司之间的个人恩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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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是一般的机关干部、中、小学教师等。这批人的特点是因为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因而爱对时政发表议论，其中有不少因为给领导提意见，得罪了领导，结果被打成了“右派”。这批人在五十多万（一说七十万）“右派”当中，所占的比例最多。
第四类是“右派”大学生。这帮人的特点是年轻（年龄多在二十到三十岁之间，个别的也有不满二十岁的），思想比较活跃、单纯而激进。他们对于所看到或感受到的不合理现象（特别是他们本人所在学校的不合理现象）敢于提意见，很少顾虑，很少有功利主义的考虑。这其中以北京大学的学生“右派”提出的问题比较深刻、尖锐。他们明确地提出了“三害的根源在于制度”，应该加强民主和法制。这一点，在五十年代由一批青年学生提出，应该说是很了不起的，至少比邓小平在八十年代提出“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早了三十年。
但从以上四类“右派”的总体来分析，都缺乏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一无组织领导，二无纲领，三无自己的舆论阵地，各说各的话，基本上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面对组织庞大、纪律森严，掌握着全部舆论工具（更不要说几百万军队！）的共产党，“右派”是不堪一击的，这一点就毫不奇怪了。更可悲的是，当他们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大胆向共产党提意见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在向共产党发动“进攻”，而伟大领袖却把它认定了是在向共产党“进攻”。他们更没有预感到这是伟大领袖的“阳谋”，先是被欺骗、被愚弄，后是被镇压，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至今中国的知识分子并没有进行认真的反思和总结，不仅如此，有些改正了的“大右派”，如今又成了一些政府的高官、既得利益者，对过去的事情，三缄其口，韪莫如深，这实在是可悲啊！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至今还没有出现一个真正的哈维尔、萨哈罗夫，这也许是中国人性的弱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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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对劳改政策的反思
中国的劳改政策以及监狱、劳改队的管理制度，大体上是从五一年的“镇反”运动以后建立起来的，其模式基本上是仿效苏联斯大林专制时期对犯人的流放政策。索尔仁尼琴所写的“古拉格群岛”一书，比较详细的描述了当年苏联把大批的犯人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情况。中国把大批犯人发配到黑龙江、青海、新疆、云南、内蒙等诸边疆省份与当年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基本相似，但中国的犯人被发配到边疆以后所受的迫害，比起“古拉格群岛”一书中所描写的情况更严重的多。
五一年的“镇反”，究竟杀了多少人，多少人被判刑，这是国家机密。据说五一年“镇反”一次杀了五百万（包括在南方的剿匪），这个数字确切不确切很难说。五五年的“肃反”以及反右后期的第二次“肃反”抓的人特别多，但杀的人比起“镇反”来少多了。在第二次肃反（包括第二次肃反）以前，中国的犯人当中，以“反革命犯”占多数，第二次“肃反”后，一般的刑事犯才慢慢多起来。我正好经历了从五七年到七九年这一段时间的劳改和“二劳改”生涯，因此我只能从这一段时期对中国的劳改犯人数做一个大概的估计。
先拿北京来说，除草岚子看守所、土城炮局看守所以外，直属北京市管辖的监狱和劳改单位还有北京监狱、通州监狱、清河农场、团河农场和兴凯湖农场。在五七年底，第二次“肃反”开始大批抓人时，草岚子看守所甲、乙、丙、丁四个监号的每个牢房里都挤的满满的。以丙监为例，十四间牢房，高潮时按每间牢房三十人计算（实际上还要多），就有四百多。甲监和乙监的情况跟丙监差不多（实际上甲监和乙监都比丙监大，因此在押的犯人肯定比丙监多，但因为我没在甲、乙二监关押过，因此只能以丙监为基数进行估计），三个监号加在一起，就有一千二百多犯人。丁监关的人数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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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关的多半是一些“高等犯人”。除去丁监不算，再把关的多时和关的少时平均起来，也不下一千人（这是一个最保守的估计）。通州监狱大约有一千五百犯人左右，如果北京监狱算作两千，炮局看守所算作一千，清河农场和团河农场各算作五千，兴凯湖农场在我五九年被调去时达到两万人左右，这样粗略估计一下，光北京市在五八到六零年之间，在压犯人就有三万多人，占当时北京市人口的百分之一左右。
再以黑龙江为例，我在的长水河农场叫黑龙江省第四十九劳改支队，是不是还有更多的劳改支队，我想肯定有，但我说不上确切的数来。如果按五十个劳改支队、每个支队平均按一万人计算，光黑龙江省就有犯人五十多万。那时黑龙江省的人口不过两千万人左右，犯人就占了全省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点五左右。实际数字可能比我估计的要多的多。一九六四年山东省和黑龙江省打官司，山东要把由山东发配到黑龙江劳改刑满释放的四十万（注意：四十万是已经服满刑的，仍在服刑的不包括在内）就业人员要回去，没有成功，从这里就可以知道，光由山东发配去的犯人就有四十多万。从以上数字来分析。在六零年前后，全国的在押犯人不少于一千万，这里面还不包括已经刑满释放的“二劳改”和劳动教养人员。
中国的判刑与世界各国不同的地方是增加了一个特殊刑期“死缓”，即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据说采取“死缓”这一作法是在五一年“镇反”时，宋庆龄付主席向毛泽东提出的建议。因为“镇反”时杀的人太多了，故而对那些可杀可不杀的犯人就判“死缓”，强迫劳动，以观后效。实际上被判“死缓”的人，二年后被杀的极少，多半是改判无期或二十年。
当时劳改队的宣传是这样的：思想改造第一，劳动第二，通过劳动改造思想，把犯人改造成自食其力的新人，因此犯人刑满时都叫“新生”。那么，对犯人通过劳动，改造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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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达到没有达到呢？根据我个人的经历，我认为根本没有达到。不错，对于那些老“历反”来说，通过长期的劳改，他们大都变成了象老绵羊一样的人，但这并不是通过劳动改造的结果。那些老“历反”，通过多年的劳改，最后变成象绵羊、甚至象木乃伊一样的人，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他们看到新中国日益强大，国民党逃到台湾一个孤岛上以后，要想反攻大陆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他们复辟变天的幻想也就慢慢消失了。再加上年事已高，刑满后多数人已在五、六十岁甚至七、八十岁以上，因此后来才变成这个样子，算是改造好了。
对那些刑事犯、“现行犯革命”、“右派”，想通过劳动来改造他们的思想认识，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至于通过劳动改造学到了一定的技能，将来刑满后能在社会上安身立命，这只能体现在极个别的犯人身上。这些在劳改期间学到一定技能的犯人，都是在监狱工厂里学到的，而且也只能是其中的少数。至于那些占犯人中绝大多数发配到边疆去开荒种地的犯人，从事的完全是原始的奴隶劳动，根本谈不上学到了什么技能。事实上，当初制定劳改政策时，说的是通过劳动把犯人改造成新人，而实际上是把犯人当作无偿的劳动力来使唤。要不为什么那些被发配到边疆去的犯人，刑满后绝大多数都不让回原籍呢！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边疆的开发，几乎每一块土地上都有犯人的血和泪。
谈到对犯人的管理，全国情况不尽相同。在大城市的监狱和大城市附近的劳改单位，犯人的处境要比被发配到边疆去的犯人的处境好得多，特别是象北京监狱那样的所谓“模范监狱”，是专供外国人来参观的，犯人的生活、劳动环境当然比起被发配到边疆去的犯人的生活、劳动环境要好的多。因为是在“天子脚下”嘛！监狱、劳改队的干部一般还比较注意政策，但边疆的劳改单位，山高皇帝远，那可就完全是两码事了。我在黑龙江、内蒙的劳改经历就说明了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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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一个人对事物的认识，思想的变化，是随着事物的变化，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改变的，要想通过强迫劳动来改变人的思想认识，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目前中国的在押犯究竟有多少我不知道，监狱、劳改队的犯人的处境如何我也不得而知。不过从报纸，特别是地方报纸和小报最近一段时间所揭露出来的事例看，派出所、公安局、监狱、劳改队对犯人的人身迫害依然很严重。这也可能是个别现象，我相信从总体上来说，比我处的那个年代可能好多了。
自从五七年实行劳动教养政策以来，不经判刑被送去劳动教养的人越来越多。目前我国被劳动教养的人恐怕比犯人还要多，这是严重违犯人权的。中国政府所以采取这一政策，其目的是为了绕过法律条文的约束。因为判一个人劳动教养，不需要通过法院，这样就剥夺了被劳教人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按规定劳动教养期最长是三年，实际上，劳教队的干部可以借口你在劳教期间表现不好，而任意延长你的劳教期。当然，根据共产党高层领导人的指示，某某类型的劳教人员到期不能释放，这样的事就更多了，对此，五七年被送去劳教的“右派”都有亲身经历。
在任何国家，一个人如果违犯了法律，都要受到法律的惩罚，这是毫无异议的，问题是这种惩罚是否真有法律依据，是否真的依法办事。中国现在强调依法治国，但真正做到依法治国恐怕还是相当遥远的事。目前我国对犯人的处理，特别是对一些敏感案件的处理，并不是“依事实为根据，依法律为准绳”，而是依共产党的政策为根据，依共产党高层领导的决策为准绳，这一点，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里都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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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应如何评价毛泽东
评价一个政治人物的根据应该是什么？评价一个政治人物的出发点应该在哪里？我认为主要的根据应该是他所执行的一系列政策，出发点应该是国家、民族和人民。当然你可以从集团利益的角度出发去对他进行评价，也可以从道德情操方面去对他进行评价，但我认为还是应该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角度去评价一个政治人物。
目前共产党对毛泽东的正式评价是“功远远大于过”。所谓功主要指的是在长征过程中，由于毛泽东的正确指挥，才逃脱了国民党军队的追杀，从而挽救了共产党被消灭的命运。在抗日战争中，在毛泽东的决策领导下，保存并发展壮大了共产党掌握的军队，从而为三年解放战争打败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建立新中国打下了基础。毛泽东的主要错误是发动了“十年文革”。至于毛泽东的其它错误，基本上没有提，即使提，也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对毛的这一评价是在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定下来的。名义上是中央全会的决议，实则是以邓小平为首的老一代革命家定的调子。
在七九至八零年，我在北大等待落实政策时，还流传着对毛泽东的另外一个评价：“开国有功，治国无方，文革有罪”。据说这是胡耀邦对毛泽东做出的评价，但被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王震等老一代领导人所否定。
以上对毛泽东的两个评价都出自共产党自己，那么究竟哪一个评价比较实事求是、更切合历史事实呢？先看第一个评价。
我认为第一个评价完全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做出的。的确，遵义会议以后确立了毛泽东在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在他的正确指挥下，红军逃脱了被国民党追杀消灭的命运，对共产党来说，当然是功莫大焉！后来毛泽东犯的错误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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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盖不过他挽救了共产党的命这一功劳大。至于在解放战争中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这并非毛泽东一人的功劳。那么在建国以后，对毛泽东所犯的错误（罪行）为什么只强调他错误的发动“文革”，而对毛泽东的其它错误如五七年的反右扩大化、五八年的大跃进等只是一带而过呢？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毛泽东所发动的“十年文革”是他建国以来所犯的错误中最大的一个，这一点没有问题，但更重要的一点是，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主要矛头是指向刘少奇、邓小平等跟他一起打天下的老干部，即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革”中除刘少奇、陶铸、贺龙、彭德怀等人被迫害致死外，“文革”后邓小平、陈云、彭真、杨尚昆等人重新掌了权，因此他们必须彻底否定“文革”，因为如果不彻底否定“文革”，他们便无法重新复出掌权。至于毛泽东所犯的其它错误，当初他们也是参与者，如果认真追究起来，他们也有责任。因此他们对毛泽东除发动“文革”这一错误以外的其它错误，不愿或不敢认真进行清算。在对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时，邓小平有句名言：“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9页）这句话的潜台词实际上就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认为，如果彻底清算毛泽东的错误，那么就不仅很难做出毛泽东“功大于过”的结论，而且整个共产党过去所犯的一系列错误将全部被抖露出来，而这些错误当年跟毛泽东打天下的老一代革命家几乎是人人有份的，这样以来不仅毛泽东作为共产党的一面旗帜就倒了，而且共产党的威信就会一落千丈，这样就会危及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因此，为了确保共产党的统治地位，绝不能彻底批判毛泽东所犯的错误。为此，邓小平还举了当年由于赫鲁晓夫彻底否定斯大林，最后导至苏共的瓦解和苏联的崩溃为例子，作为中国共产党应该吸取的教训。实际上苏共的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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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苏联的崩溃并不是因为否定斯大林造成的，而是由于苏共的错误政策和实行错误的政治经济制度（特别是经济制度）造成的，这一点已经成为历史定论。事实上，自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彻底否定斯大林到一九九一年苏共解体和苏联瓦解，苏共和苏联不是照样存在了三十五年吗？这怎么能说苏共的瓦解和苏联的解体是由于彻底否定斯大林造成的呢？
实际上邓小平执政以来所制订和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已经彻底否定了毛泽东。现在五十岁以上的人不妨回忆一下，自从毛泽东一九五四年推行农业合作化运动、五五年的反胡风引起的肃反运动、五六年的私人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五七年的反右、五八年的大跃进、五九年的反右倾、六三至六四年的“四清”、六六至七六年的“文革”，不是都被否定或基本否定了吗？这种否定当然是正确的。不过邓小平强调毛泽东这面旗帜中国共产党还必须打着，邓小平高明之处就在这里。一方面否定了“文革”，为以他为代表的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一代人的复出掌权扫清了道路，另一方面又掩盖了过去共产党所犯错误中他们应负的责任，维护了毛泽东的“光辉形象”，显示了自己的“大度”。用“文革”中最流行的一句话来说，邓小平真不愧为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高手。另据“短暂的春秋”一书中揭露，在“文革”中，毛泽东整刘少奇时，邓曾出卖过刘少奇，因此邓虽三次被打倒，但仍然保留了党籍，今天邓在否定“文革”的同时，也维护了毛的形象，这也算是一种“以德报怨”吧。
如果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角度来评价毛泽东，得出的结论恐怕不是“功大于过”，恰恰相反，而是“过大于功”。这要用事实来说话。
毛泽东建国后执政二十七年，究竟犯了哪些主要错误？我们只能从他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加以分析。在毛泽东建国后执政二十七年里，他一共发动了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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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即五零年由批判电影“武训传”引发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五一年的“镇反”、五三年的三、五反、五四年的农业合作化、五五年的“肃反”、五六年的私人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五七年的反右、五八年的大跃进、五九年的反右倾、六三至六四年的“四清”、六六至七六年的“文化大革命”。那么他发动的这些全国规模的十一次政治运动，其中有几次是正确的呢？不带任何偏见的说，恐怕只有“镇反”和“三、五反”这两次。
一个新政权建立以后，在一个非民主的社会里，为了使自己的政权巩固下来，一般都要镇压旧政权的残余势力。从这个角度来说，五一年的“镇反”基本上还算是正确的，但也错杀了不少人（如果从民主和人权的角度来考虑，五一年的“镇反”也是错误的。根据国际法，当敌人已被打败，放下武器后，如果再对其进行大规模的杀害，那就犯了屠杀罪）。新政权刚刚建立不久，就出现了腐败现象。为了遏制腐败的蔓延，确保新政权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五三年发动的“三、五反”基本上也应该说是正确的，但也冤枉了不少好人，特别是“五反”中对私人资本家的打击，造成了不少冤案。除了以上两次运动以外，其余的九次政治运动则是完全错误的。
五四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当时刘少奇是主张先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革命，把新民主主义再适当延长一段时间，以便于利用农民在“土改”后得到胜利果实的喜悦心情，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可毛泽东出于对经济问题的无知和所谓“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心理”，急急忙忙发动了农业合作化运动。
“土改”后，农民分到了胜利果实，本来应该让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努力发展生产，勤劳致富。可毛泽东发动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却把农民刚分到的土地又拿走了，极大的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这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可毛泽东不承认这一点，而且把反对马上搞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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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化的中共其他领导成员说成是“小脚女人”。五四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实际上是毛泽东在建国以后执行的一条极左路线的开始，也就是他犯错误的开始。现在多数中国人都认为毛泽东犯错误是从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开始，实际上不是。现在我国在农村实行的政策实际上又回到了五四年以前的情况，这也证明了毛泽东发动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完全错误的。
五五年的“肃反”运动，以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为导火线，在全国把几百万人投入了监狱、劳改队。这几百万被抓的人当中，除了极少数是在五一年“镇反”当中漏网的以外，绝大多数是无辜的。而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把一大批文艺界的知识分子打成“反革命”，投入了监狱，不少人惨死在监狱、劳改队里，造成建国以来第一大冤案。现在胡风问题已经得到了平反，这也证明那次“肃反”运动是完全错误的。
五六年的私人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把资本家经营的工商业统统实行了所谓的“公私合营”，实际上是收归了国有，结果扼杀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现在我国对私营经济的政策又恢复到了五六年以前的状态。目前我国的私有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领域内最具活力的部分。在现阶段，国家鼓励发展私有经济，并把一些常年亏损的国有企业卖给个人，这也说明毛泽东推行的五六年的私人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是完全错误的。
五七年的反右运动那就不用说了。
五八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造成了全国几千万人被饿死，使中国的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沿，却糊弄中国老百姓说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实际上正如当时的党内二号人物刘少奇说的，那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就不是什么错误的问题，而是毛泽东的一大罪行。
五九年的庐山会议，把敢于仗义执言的彭德怀打成“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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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反党集团”的头子，从而在全国又搞了第二次反右运动，使千百万干部和知识分子再次受到迫害。
六三至六四年的“四清”运动揭开了毛泽东和刘少奇斗争的序幕，推翻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推行的为了恢复被三年“自然灾害”破坏的农业生产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政策，使无数农村干部受到了迫害（在这一点上，刘少奇的错误并不比毛泽东小）。
六六至七六的“文化大革命”更进一步把中国人民推向了灾难的深渊。
此外，五六年把马寅初老先生提出的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正确主张说成是“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加以批判，五九年又把马老打成“右派”，结果造成我国人口的膨胀，贻害千秋万代。由于人口的过度膨胀，给中国目前的现代化建设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要想使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达到美、西欧、日本的水平，恐怕永远也难以做到。
七二年中、日建交时，毛泽东竟然对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说“日本侵华有功”，从而慷中国人民之慨，放弃了对日索赔的要求，使目前的中国领导人在这一问题上处于尴尬的地位。日本侵华战争屠杀了两、三千万中国人，给中国人民造成了空前的大灾难，而毛泽东却说“日本侵华有功”！这是什么言论？！不错！没有日本侵华战争，共产党是发展不起来的，从这一点来说，日本侵华是“有功”，不过这只是对共产党有功罢了。
至于从个人品质和道德情操方面来讲，毛泽东就更应该被彻底否定。他的结发妻子杨开慧，还在敌人的监狱里受着敌人的严刑折磨的时候，他便跟贺子珍睡在了一起。到了延安以后，借贺子珍去苏联治病的机会，他又跟江青睡了觉。至于建国后他玩弄过的女人那就更不在话下了（李志绥医生所写的回忆录里有所记述）。他的人格在哪里？他的道德观念在哪里？他实际上完全以封建皇帝自居，哪个封建皇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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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偏妃，外加三千粉黛？我毛泽东玩几个女人算什么！
整风运动中他一再动员大家给共产党提意见，并反复强调什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免”，可当意见提到他头上时，他却把脸一翻，又说什么这是“引蛇出洞”、是“阳谋”，把五、六十万知识分子打入十八层地狱，株连几百万人，他自己还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才坑了几个？比我差的远呢！”
他在共产党内一再强调，反对“一言堂”，提倡“群言堂”，可他自己实行的却是不折不扣的“一言堂”，谁要是敢于反对他，他就非把你置于死地不可。堂堂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开国元勋彭德怀、贺龙等人都被他活活整死。现在人们一般都认为，他跟刘少奇的分歧是从“新民主主义”时期是否应该延长的问题开始，实际上真正的分歧是在共产党五六年的“八大”会议上。在刘少奇主持制定的“八大”决议中，写进了“反对个人崇拜”的内容，触到了他的痛处，从此他把刘少奇嫉恨在心，最后终于在“文革”中把刘少奇整死。
如果把毛泽东在建国以后执政二十七年所犯下的错误和罪行认真总结清算一下，还能得出他“功大于过”的结论吗？他以封建皇帝自居，把整个国家看作是他的私人领地，把六亿中国人民看作是他可以任意摆弄的奴仆，在“文革”中把六、七亿中国人民当作“反修、防修”的试验品，他给中国人民造成的苦难远远大于他的所谓“功绩”。
再看看所谓的“毛泽东思想”，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呢？用共产党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二、三十年代，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的局面，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地理环境复杂，经济十分落后的大国，就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下，毛泽东发明了所谓的“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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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战略方针，这实际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这种思想现在还适用不适用呢？没有任何用处。他最得意的学生波尔布特，领导红色高棉利用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搞了十几年的革命，屠杀了几百万的柬埔寨人，最后被彻底消灭了；拉丁美洲一些所谓的“毛派”组织，利用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在自己国家内搞武装革命，现在一个一个全都失败了。实际上如果没有日本侵略中国引发的抗日战争，仅仅依靠他这一套思想，共产党要想推翻国民党政权，也是不可能的，这完全证明了所谓的“毛泽东思想”早就应被放进历史博物馆去了。在军事高科技的时代，他那套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今天毫无用处。至于他建国后发明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已经被中国人民扫进了历史垃圾堆。
今天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还继续打着“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子，并强调要“全面的、准确的”掌握毛泽东思想，其目的不过是为了维护中国共产党赖以生存的毛泽东这面旗帜罢了。
至于胡耀邦给毛泽东作的“开国有功，治国无方，文革有罪”的十二字评价，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来说，基本上还算是实事求是的。所谓“基本上”的意思，我认为“治国无方”四个字也是不确切的。不错，因为毛泽东他不懂科学，不懂经济，怎么会有治国之方呢？他平时喜欢看的书既不是马列著作，更不是经济及科学方面的书籍，而是中国的史书和诸如“水浒传”之类的中国古典小说。他读史书的目的完全是为了研究历代帝王统治人民的方法和宫廷斗争的权术。他读“水浒传”之类的小说，目的是从中吸取农民起义战争的经验教训，以丰富他的游击战的战略思想方法。在这些方面，他造诣颇深，远远超过了中国历代的封建皇帝。他除了去过三次苏联以外，没有到过任何一个国家访问过。他对世界潮流的发展方向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凭他自己的主观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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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断言目前世界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他把自己的阶级分析观点，错误的套用于对世界格局的分析上，把世界硬性划分为“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什么“第二世界”。他一方面说原子弹是“纸老虎”，另一方面却拼命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既然原子弹是“纸老虎”，要它又有何用呢？
他的基本思想可以用他自己的几句名言来概括：“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来的文明史”，“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而令他最感到“其乐无穷”的是“与人斗”。他说过“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嘛！因此根据不同的时期，他硬性制造出一部分人作为“阶级敌人”与之斗争，以满足他自己所说的“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嗜好。他还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因此他一直牢牢地控制着军队，以确保在“与人斗”的过程中，他总是胜利者。不管党内、党外，只要谁跟他有不同的意见，他总要把你打下去，以致整死。他根本不研究如何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以农业为例，拿他死去的一九七六年和建国初相比，粮食的人均产量非但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对于他强制推行的“大跃进”，“人民公社”造成全国几千万人被饿死，他口头上承认了“大跃进”所犯的错误，骨子里面却死不认错，并说“大跃进”中的错误和所谓“成绩”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对于他所犯的错误和罪行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他连一点罪恶感都没有。非但没有罪恶感，为了维护他自己的“威信”，当刘少奇、邓小平为了挽救被他破坏的农业经济而推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正确方针时，他迅速加以推翻，继续坚持他那一套极左的路线，在全国硬行推广所谓的“大寨经验”，把陈永贵、吴桂贤这样没有多少文化的一般农民、工人提到国务院副总理的领导岗位上，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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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视人如草芥，在六零年世界共产党莫斯科会议上，他竟然说出“第三次世界大战怕什么？中国有七亿人口，死三亿五千万，还有三亿五千万，打完了仗再建设”。这句话把当时参加会议的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吓的目瞪口呆。按照共产党的说法，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要解放全人类，而他把三亿五千万人的生命视同儿戏！从他自己的上述言论来看，这能算是“治国无方”吗？如果是治国无方，你可以向别人请教嘛！他不是这样，他根本没有把主要精力用在如何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而是整天在考虑一个“斗”字，因此说：“治国无方”这一评价对他来说，实在是太宽容了。
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上来评价毛泽东，的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除香港、澳门和台湾以外，完成了祖国统一大业，摆脱了过去一百多年来受资本主义列强的奴役和侵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同时，由于他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顶住了苏联想把中国变成它的卫星国的压力，这一点他的功绩是很大的。但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评价一个领导人，首先是要考虑在他执政期间，究竟给人民带来了哪些实际利益，而不是仅仅满足于一种盲目的民族自豪感。有人说，旧中国是一个连一部自行车都不能造的纯农业国，在他的主政下，中国建立起了比较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为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基础。这实际上是歪曲历史。事实上，从中外历史上看，任何一个新政权建立以后，其首要问题必须是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如果当时按照刘少奇的主张，不要过早地实行农业合作化、不要过早地将私人企业收归国有，而让新民主主义多延长一段时间，中国的情况恐怕要好的多。再说，在他主政的二十七年当中，中国工业化建设所取得的成绩，绝非他一人的功劳，如果是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主政，中国建设所取得的成就，肯定要大的多。另外要做比较，不能仅做纵的比较，还应该做横的比较。二战后的二十多年里，战败国的日本、德国，在一片废墟上迅速建成了世界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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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经济大国，亚洲更出现了“四小龙”，那时中国的发展又算得了什么呢？历史不能假设。如果当年共产党不起来闹革命，蒋介石已经打败了地方军阀，基本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敢冒然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吗？如果从那时开始建设国家至今，情况又会是怎么样呢？实际上，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开始到他死去，中国人民一步步向灾难的深渊迈进。
在他执政期间，因为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搞的人人自危，人们之间互相戒备，不敢说真话，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在生活水平上与解放初期相比，没有任何提高，对这样一个执政者难道还应该肯定吗？毛泽东既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一个为人民谋福利的国家领导人，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封建帝王。他的“英明”和“伟大”也仅仅表现在他对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统治方法以及宫廷权术斗争的深韵和驾轻就熟上。
也许有人会说，因为你是毛泽东统治时期的受害者，因此你对毛泽东的评价持否定态度。不是的！当毛泽东的错误和罪行大白于天下的时候，我相信大多数中国人会认同我对他的评价的。
自从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在政治方面也有了某种宽松的气氛，但深层次的矛盾并没有解决，特别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仍然是踏步不前，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至今仍然揹着毛泽东的一系列错误和罪行这样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不愿放下，这样就对中国的政治改革大业很难有所建树。只有彻底批判毛泽东的一系列错误和罪行，放下这个沉重的历史包袱，新一代的中国领导人才能带领中国人民把中国的改革大业推进下去，把中国早日建设成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现代化国家，从而名垂青史，人民在期待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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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Rainbow1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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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时间：2010-07-14 13:28: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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