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亊微痕》-57-刚之柔-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惊闻中共老党员、老革命、老知识人，中国民主革命的斗士和先驱者，最早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理论家、《往事微痕》的动议者、发起者，谢韬老人以89岁高龄之寿，于今日上午9点零3分在北京病逝。对此，《往事微痕》全体义工及众多的读者、作者，表示最沉痛的哀悼和最沉痛的悼念。

谢韬老人一生追求民主自由，反对独裁统治，为了中国人民民主自由独立事业，为了国家的富强，为了人民的康宁幸福，早年奔赴延安，拿起战斗的笔，愤怒地向国民党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冲锋陷阵，义无反顾，留下了许多惊世之作。

新政伊始，谢韬老人旋即卷入“伟人”钦定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遭到长期的批斗、打压、关押，一个时候成为“政治贱民”，祸及妻女，长期生活在风雨雷电之中。

1976年冰山崩塌，作恶多端的毛氏家族“四人帮”，一举被愤怒的老百打倒。春风化雨，百业复兴，谢韬老人“官复原职”，出任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之职。他孜孜不倦地工作，为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做出卓越的贡献。桃李满天下，学生遍南北。

90年代离休后，谢韬老人身离志不离，长灯伏案，呕心沥血，继续为中国的民主事业打拼，写出了不少批判毛泽东独裁专制的雄文。

他支持“改革开放”，他拥戴“胡温新政”；他仇视专横，藐视独裁，破天荒地提出：要实现中国宪政民主，不能等，要推、要促。

我们悼谢老，哭谢老，永远铭记谢老的教导：坚持改革，反对独裁，反对专横，一定要落实贯彻“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社会。我们将踏着谢老的未尽遗志，坚持把《往事微痕》办得更好。

为了认真贯彻邓小平同志1993年1月15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和落实2004年“七一”前夕万里给中共中央写信建议中央执行邓小平指示，“应重新评价毛泽东”，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刚陪同下到万里寓所看望这位元老，与万里亲切交谈时承诺在适当时候要做此一事情。为此，我们《往事微痕》将推动此一工作，在中国打响批毛战斗的民间第一枪！

《往事微痕》全体义工和全国各地读者、作者，再次深深地向谢老哀挽，并向谢老家人问候。

三天前，谢韬老人爱女谢小玲发来邮件：“家父告别式于8月30日上午9时

朋友一，是原《南通日报》社总编、也是谢老的学生丁弘先生的：

朋友三，是《往事微痕》北京义工燕遯符、纪增善、李家騤、博绳武、马文都、铁流的：

追悼会的今天，我凌晨6点30分起床，7点从家中出发，一上京通快速路就堵车，长长地排了好几里。通过交通广播得知，才晓得是“临时实施交管”，“临时交管”就是给领导出行让道，让一条让两条或全让，那得看官位的大小。今天京通快速全让，肯定是中央哪位大人物外出“体察民情”了，才有如此措施——老北京的我见多了。

“临时交管”，可苦坏了打工族，他们不得不纷纷走下公交车，开动“11”号马力往城里跑，不然迟到了要扣工资的。我这个退休老头虽无扣工资之虑，可九点前要赶到八宝山，只好改道穿朝阳路上三环向西走。真他妈的不顺，一路堵车。赶到八宝山兰厅灵堂已快10点30分了，参加追悼会的人陆续往外走，急得我一头是汗。我立即取出头天复印好的500份唁电逢人就散，一直散到灵堂。一个穿着时髦，眼睛很灵光的小伙子立刻盯上我，上前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回答：“铁流。你是“国安”的？如认为犯法就抓捕我好了。”说着，把《往事微痕》唁电给了他一份。他没找到有“颠覆国家”的字句，只好悻悻地走了。

这时我才注意到，两三百个敬挽的花圈上除了干瘪瘪的“谢韬老人千古”外，下面就是送花圈人的名字。我有点生气，一下看见卷在地上的四幅特制挽联，一时不知哪来的牛劲，立即将挽联展开，放在灵堂外的空地上。顷刻之间围观者蜂拥而来，不少人还取出随身所带相机，咔嚓咔嚓地拍个不停。谁知一下惊动了“官方”，先后几个便衣上前干预说：这是公共场所，赶快收起来。于是激怒了在场的几位老人，跳将出来和他们辩论：

此时，一个气度不凡，戴着墨镜的人走了过来，看样子不是“九品县令”也是“12级文官”，才有那个矜持派头。他用不更改的命令口吻说：赶快卷走，别防碍公共秩序。

我们不敢违抗，怕担破坏“稳定”之嫌，忙着卷挽联。此时围观的人群中谁冒了一句：一党执政，“执到”八宝山灵堂来了。

这话提醒了我，似乎一下明白了许多事儿——八宝山灵堂也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执政管辖之地呀！

【论文摘要】当今中国社会矛盾复杂剧烈，宪政前景命途多舛，各种社会政治思潮和诸多治国、救国药方应运而生，众说纷纭，观点林立，出现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既活跃又混乱的局面。本文对诸多“主义”和改革方策，略加述评，并指出走向宪政之路的前提是必先对内开放言论，保障网络自由，并以科学的历史观重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以为镜鉴戒。

中国近现代宪政运动已有百多年历史。或变法，或革命，前赴后继，高潮迭起；同时也屡战屡败，进两步退一步或反之，有时又回到原点。大者如戊戌变法和清末立宪，辛亥革命和建立民国，五四运动到解放战争……新中国建立，本来应是实现宪政的良机，起初也曾颁布过比较符合宪政精神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渐入佳境，却被随后各种违宪的政治运动所打断。1957年在知识界也曾掀起过大鸣大放帮党整风的民主运动，其结果却是55万知识分子被打入另册。此后徒有宪法之文，而无宪政之实。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到文化大革命已革了“人民民主”的命，剩下了领袖全面专政——集权专制。

改革开放新时期，迎来实行民主宪政的新机遇。此前民间有过天安门的“四五运动”，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此后理论界有过批“两个凡是”和讨论真理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及学生爱国民主运动，都可以说是新时期的宪政运动的高潮，对推动我国转变“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专政思维和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以及进行一定限度的政治改革，起了积极作用。但由于没有完全实现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和由专政到宪政的转型，政治改革滞后，导致经济虽发展了，而官吏贪腐日益猖獗。权贵资产阶级和官僚特权集团的形成，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社会矛盾和冲突日益加剧。据公开发布的统计，2008年爆发的群体性事件达12万起，平均每天355起。中国的前途命运面临新的考验。

面对这种情势，近年来海内外志士仁人纷纷提出对我国宪政前景的预测和各种疗救的方案；也涌现各种社会政治思潮，诸家争鸣，观点林立，出现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既活跃又混乱的局面。大体说来，有如下一些“主义”和诸多治国、救国药方，兹略述并点评如下。

在政治理念方面，“主义”纷陈，多种政治思想派别林立。执政党奉行的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指导思想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核心理念的当代表述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科学发展观”，远期目标是“和谐社会”，当前权宜策略是“稳定压倒一切”。这方面，意识形态当局早有宣示，理论界多有研究，媒体反复宣传，毋庸我置喙。下面仅就民间人士、学者和社会政治势力倡导的“主义”略加例举：

1．“民主社会主义”----扬弃列宁主义、特别是否定斯大林主义的“暴力社会主义”或“专制社会主义”，主张恢复和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民主主义理想，实现“和平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他们倡导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心的改革开放；主张实行宪政民主，弘扬“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法治”等核心价值和普世价值；仿行北欧诸国社会福利国家治国方略，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计划……等等。其理论在谢韬的一篇文章中有明确的表达，引起强烈反响。

（参阅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

这种主张属于体制内的改革思潮，受到党内许多思想开明、“两头真”的老干部[1]和知识界民主派精英的认同和赞赏。但可能因“主义”在名称上与长期被视为“修正主义”的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相近，政治思想路线同列斯毛的正统相左，不为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同[2]，但也并未予以打压。

[1]所谓“两头真”，是指解放前追求真理、参加革命和改革开放以来追求历史真相、力倡宪政改革的党内老干部。

[2]胡绩伟认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提法为什么他们不赞同？恐怕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民主社会主义主张搞和平斗争，不搞武装斗争，军队为国家所有，政党不能拥有军队；第二，搞多党制和议会斗争，就不能搞一党专政；第三，搞混合经济；第四，不搞思想垄断。民主社会主义这些东西，中共党都接受不了。所以，我考虑提新民主主义比较容易被接受，第一，要在党的领导下；第二，军队不变；第三，经济上维持公有制为主；第四，在共党领导下，逐步地发展思想言论自由。我认为，在「胡赵新政」的十二年里，是共产党执政以来最好的十二年。

2．“民主自由主义”-----主张实行彻底自由化的市场经济和议会制、多党制、权力分立与制衡的政治体制，强调个体权利和思想、言论自由等政治权利和文化权利，反对“一党专政”。这些主张有的已形成民间宪章草案在社会上流传，（参阅“08宪章”，2010年5月17日 23:06:04 GMT 的快照。但其主张不为体制内改革派所完全认同；被主流派视为“资本主义那一套”，当作异端予以排斥打压。）

3．“毛泽东主义”------他们是当今的一些 “极左”派（据说现今这类极左的毛派组织全国已有58个，影响大的有6个，被官方称为“极端政治势力”）。其中“毛泽东主义共产党”2008年12月26日正式成立，并举行党的“十一大”（他们只承认十大以前的中共），宣称“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是由工农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的革命造反先锋队”，他们在2008年5月4日

（转引自杜光：《反改革的高潮和共产党的分裂危机—“岁末回眸2009”之二》，载民主社会主义论坛2010-2-1

这个“毛泽东主义共产党”的核心主张，无非是坚持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典型的“老左派”。

另一个号称“ 中国工人（共产）党”，是在2009年7月23日到8月1日

尽管如此，上述两派对贪污腐败、两极分化的社会弊病深恶痛绝，因而也受到少数不明历史真相的“80后”青年的追随，并在处境艰难的弱势群体中有一定影响。

4．“儒家社会主义”------主张建立所谓“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鼓吹中国必须继承“三大传统”，即：几千年来以儒家为主干的文化传统，改革开放前30年的传统和改革开放30年的传统，和实现“第二次思想解放”，“第一次思想解放我们改革开放，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第二次思想解放就要从西方解放出来。中国不要建立现代国家，中国要建立文明国家，把国家建立在中国几千年文明的基础上。更具体讲就是要继承三个传统，建立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实际上是羞羞答答地要回复到晚年毛泽东代。

（参见甘阳：《中国道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博客中国2009-7-14；另见袁伟时《中国的宪政运动历史发展》一文中所转引的内容。）

这一派中还另有人主张“从仁政走向宪政”，认为中国现在比较客观和现实的做法是，政府通过一种开明的制度过渡到宪政制度，这样可以避免朝代更替，从而实现民族和解，化解矛盾，走向长治久安。这恐怕只是“单相思”而已。

另有一种所谓建立“无党政治”的主张，声称不光不赞成一党政治，更反对西方的多党政治，而喜欢中国传统的“群而不党”的无党政治或“精英政治”。

（陈方仁：《我主张的政治改革是无党制》，新法家网站2009-07-14）

这可能是面对强大的执政党的党权而发出的一声无可奈何的遁世叹息。实际上也难免陷入所谓“马克思（斯大林）加秦始皇”巢臼，因为晚年毛泽东的专制都是个人统治一切，凌驾于党国之上，不容许“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亦即只有他个人的绝对权威和一统天下，企图变“党天下” 为“家天下”，可以说是彻底的“无党政治”。

5．“新左派”----与老左派不同，199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新左派，标榜当代西方左翼思想及后现代理论，却又反对“西化”和“ 全球化”。他们认为，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以经济殖民主义盘剥发展中国家。西方跨国公司掠夺中国资产，奴役中国民众。中国市场导向的改革弊端丛生，致使中国出现贫富分化等一系列“丑恶的现实”。他们搬用后现代理论，对诸如文明、理性、科学、民主、启蒙等“现代性概念”进行质疑、批判与“解构”。认为中国已经演变为市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难以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平等。但他们回避剖析国内政治体制方面的弊端，未见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却认为必须根治“西方病”和“市场病”。为此他们赞同“文革”的“大民主”，认为“文革”是“继续革命”的伟大尝试，由此他们和老左派合流了。

6.狭隘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它是为填补80年代末政治风波后社会上出现的政治信仰真空，应运而生的。它企图凭借中华传统文化的民族主义精神来弥补原有意识形态的缺陷，笼统地或超阶级地宣扬“爱国主义”，混淆“爱国家（机器)”同“爱祖国”（爱人民、爱各族同胞、热爱乡土、家园、中华文化传统……）这两个不同概念内涵的区别，从而对内不自觉地坠入国家至上主义的陷阱，对外通过扭曲的“爱国主义”走向民族沙文主义。

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一书，把爱国主义等同于反对美国和鄙视美国人。1999年出版的《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一书，抱怨中国在世界上一直力图做一个“好孩子” ，使得别人看轻自己；建议中国要做“坏孩子” ，不要怕影响国际形象。2008年出版的《中国不高兴》一书，和紧接一年之后《中国不高兴》出版后，得到了许多愤青的追捧。此书也一度成为各大城市新华书店的畅销书。但是，就在该书出版几个月后，因写作此书而名利双收的作者、亦常在央视指点江山的“爱国者”——宋晓军，却办理了美国绿卡！该书的总策划者张小波，也正在移民加拿大。据说，张小波此前曾策划过《中国可以说不》一书，并因此发了财，买了豪宅和宝马轿车。

（石铭：“《中国不高兴》作者一发财，立马办美国绿卡”，博客中国 2010-6-10）

《中国站起来》的出版，是《中国可以说不》在新形势下的升华，发展为大国沙文主义。不仅是“不高兴”的情绪宣泄，而且是在鼓动“站起来”后在国际舞台上“持剑经商”，“除暴安良”，“勇于”同西方“有条件决裂”。有的青年随身携带的棉布钱包上印着“中国人必须领导一切”，或“全世界必须说中文”。有首叫《中国话》的歌，歌词最后说：“孔夫子的话越来越国际化，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我们说的话让世界都认真听话！”一位作者就以《中国总有一天会让全世界人民都听话！》为题，对此歌极力吹捧，声称未来全世界“必然要由中国来领导”。（作者梓芯，载 “互动军事社会”网站，2010-04-29）

如果说，中国和平崛起后可以而且应当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参与制定国际社会规则，承担力所能及的国际责任，那是对的；如果“一阔脸就变”（何况就人均指标而言远非发达国家之“阔” ），就试图仿效超级大国称霸全球，则是坐井观天，授人以柄，助长所谓“中国威胁论”，四面树敌。这种思潮多少反映或逢迎了当代“愤青”貌似民族自大、实则缺乏民族自信和“海纳百川”的大国胸怀。这种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不加引导和抑制，还可能为“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提供温床。

7．新盛世主义----2009 年11月香港文化人陈冠中在香港出版的一部小说《盛世——中国，2013年》，以鲜红色的封底，用黑字写着“新盛世主义的十项国策献言”。借书中人之口，讽喻当今所谓的“盛世”，提出盛世的十项国策：“一党领导的民主专政；稳定第一的依法治国；执政为民的威权政府；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央企主导的公平竞争；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以我为主的和谐外交；单民族主权的多族群共和；后西方后普世的主体思想；中华文明举世无双的民族复兴。” 这十项自我相悖的“国策”，其实是疑似地概括了当今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某些现实状况和官僚权贵资产阶级的愿景。特别是针对一些人认为这次国际金融海啸中，中国未遭大的挫败，貌似中流砥柱，而自我感觉良好，从而极力夸耀“以党治国”的“中国模式”，大力批判民主、法治、人权与自由和权力分立等人类共同政治文化遗产的普世价值，试图一仍旧制，拒绝进一步深化改革。今年3月北京《参考消息》以整版篇幅转载海外一篇文章：《中国的政治制度何以优于西方》，列举六大“优越性”，诸如可保证政策的稳定性（见 2010-3-18 《参考消息》，原题：《比较政治:中国的一党制何以优于西方的多党制?》，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3月10日

高效率；能有效地遏制腐败；是更负责任的政府；可避免人才浪费；可真正代表全民……等等。这些“优越性”恐怕多是适应因循守旧的某些官僚执政者的需要；对亲历其境的老百姓则如聆海外奇谈。

也还是这位作者，在他的博克上发表一篇《中国的宪政派何以误国误民？》的批判文章，对我国学者所强调的 “政治改革刻不容缓、民主宪政势在必行”等论断大加挞伐，认为“把一个正常的经济发展阶段出现的问题也栽到政治体制改革上”，是“十分的危言耸听”。他断言“中国现在距离实行西方民主的条件还差的很远，何来时机紧迫之说？”他的基本论点是“中国越民主化就越会导致权威崩溃”，损害当今的高度集中的威权统治，造成国家四分五裂。

（宋鲁郑：《中国的宪政派何以误国误民？》，见其凤凰网友博克。2009-07-30）

看来，他确是不属于 “宪政派”，而是非宪政派或反宪政派。若以他自称“信奉美国麦凯恩国家至上，布什的一切以国家利益为标准”，则可归入国家主义派。至于谁在“误国误民”，读者自有公论。

我国法学界也有学者著文为自己所体认的政治体制穿上“宪政”的服装，提出“中国宪政的特色就是党政军三位一体主席制”。

（转引自袁伟时《盲目歌颂“中国模式”是很危险的》，《共识网》2010-01-20）

大家知道，1789年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宣告：“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更何谈宪政！他为现实政体提供这样的理论支持，违背了起码的宪政常识，应当说是在帮倒忙。

8．权贵资本主义------严格说来，这不能算一个政治思想派别，而是一股政治经济势力，其构成包括权贵资本家阶级和官僚特权利益集团。其意识形态可归入西方新自由主义和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杂交种，其御用的学者时或提出一些令人咋舌的“理论”，如所谓“三否定”：否定公有制（或篡改为国有制，实为官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家干预（但却打着“公有制”和“国家利益”的招牌，恣意侵吞和掠夺民营企业和老百姓的土地房产）。他们说，现阶段唯一的政治秘密就是对社会主义平等原则的合理放弃，贫富两极分化是高效率的前提和正常现象，要用权力保证社会各阶层的高低错落，保证不同的阶层在社会中处于不同的地位，认为官员和资本的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等等。他们牺牲广大劳动者的利益，勾结国际大资产阶级，共同掠夺中国人民。

以上各派“主义”，概括说来，也可以说是宪政派（或宪政改良派）同非宪政派与反宪政派的分歧。

在各政治思想派别中，主张进一步推进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的宪政派，在追求民主宪政前景上具有共识，但在构思和设计实现宪政的途径和方略上，也各有区别。其不同主张有：

1．由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这是现今执政党准备采取的策略步骤。在党领导一切和“党权高于一切”的体制下，这种构想如能真实贯彻施行，有其可预期性，人们也寄望于此。但前提是一要真正切实尊重和保障党员的权利主体地位，实行党内的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建立制约党的权力的党内机制；二要清除、改变邓小平早就批判过的“以党治国”的旧思维旧体制遗毒。

再者，党内民主化不能单靠党自身关起门来搞民主，不能单靠党内健康力量封闭性地自律，而有赖于社会力量从外部的制约和促推。过去我们常说“党是靠自身力量克复自身的错误的”，事实不尽然。正如1976年党的几个领导人能一举粉碎搞法西斯专政的“四人帮”，恢复党内正常民主秩序，是基于天安门的“四五”群众运动为之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

此外，即使党内有了民主，也不见得必然能带动或愿意扩及人民民主，如大饥荒时党内七千人大会，让与会各级干部“出气”，批评最高领导的失误，也可谓前所未有的党内民主；但对人民群众则是严格保密的。事后仍然大讲阶级斗争，做所谓“马克思（实为斯大林）加秦始皇”，强化对各级干部和群众的专政。

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的民主建设已有一些改观。希望现今的党中央高层领导有决心实现民主的诺言，不会重蹈过去的覆辙。

2．巩固“纵向民主”-----这是鼎鼎大名的美国《大趋势》作者奈斯比特与人合著的《中国大趋势》里为中国人提出的药方。

（约翰·奈斯比特、多丽丝·奈斯比特：《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年出版）

他断言“中国正处于创建符合自己历史与思维的民主模式的初级阶段”。他认为，在西方人眼里，追求“横向的民主”，执政的合法性在于是否通过选举；而在中国则创造了一个民主的纵向结构，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它的主要优点就在于能够使政治家们从选举的思维中解放出来，吸纳民众自下而上的参与。作者自称是通过一些中国学生在中国作过一些调查后得出的结论。但作为一个对中国并无切实了解的外国人，远隔万里重洋揣测中国的现实与未来，难免脱离中国实情。

当然，真实的“纵向民主”也是需要的；但在中国的多数党政官员的意识里， “纵向民主”却往往是所谓“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即自上钦定的、恩赐的民主，或“有领导（即受控制）的民主”，是随领导人的注意力和好恶的改变而改变。现今一些学者主张“协商民主”，有其积极意义，但如果因而忽视选举民主和公民政治参与权和抵抗权的民主的基础作用，实际上也会异化为迁就“以党治国”的“纵向民主”，亦即“集中制”、“家长制”的民主。

3．“走碎步”的“增量民主”----鉴于中国几千年专制的因袭重担和各种政治保守势力的阻滞，改革举步维艰，有些政治家和学者认识到宪政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而提出“走碎步”的渐进策略，通过量的积累，最终实现政治的转型。这是比较稳妥的方略。

不过，窃以为，对此还需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在涉及基本政制的敏感地区，应当采取循序渐进的策略，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在某些事关深化改革的前提条件，或在必要的前置程序的领域，则不能一再拖延，而要尽快改革。如制定保障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媒体权利的立法；废除侵犯人权的立法（如劳教法规和剥夺公民上访权利的规定、偏袒政府和房地产主的“拆迁条例”、违反权利平等的户籍制度、分配不公的各种社会制度……）强化社会保障，提供各种急需的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加强生态平衡和克服环境污染的制度保障；……等等，就不应再碎步缓行，而应大步快步改革。

4．壮大中产阶级----这是从宪政转型国家借鉴来的经验。认为经济发展必然促使中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他们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也是要求实现民主宪政与人权法治的动力。这在现今中国也初露端倪。如2009年11月23日广东番禺市民在市府集体静坐，抗议在该县建造垃圾焚烧厂污染环境，就主要是由当地白领阶层发动和参与的。前几年厦门市民反对建造ＰＸ化工厂，也是如此。被称为“新社会阶层”的私人企业家参与人大和政协，积极参政议政，提出较开放和实在的改革建言，显示出他们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不过他们的成长和发育还受到不少掣肘，在现今“国进民退”的态势下，他们的处境维艰；而且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以私人企业主为主体的中产阶层在政治上还不成熟，有些人还承袭了原始资本主义的诸多弊病，目前还不足以承担政治与社会改革的砥柱作用。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毕竟工农大众和市民、知识界的志士仁人是主体力量，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中产阶级。

5．实行“非暴力抵抗”-------对政府或社会主体非法的侵权行为的抵抗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有的学者鉴于现今社会矛盾尖锐激烈，而阻扰宪政改革的势力又过于强大，他们希求在“逆来顺受”和“以暴易暴”这两个极端之间取“中庸之道”，主张实行甘地式的“非暴力抵抗”的策略，通过对话求得官民之间、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相互理解，达致和解。

这种策略适应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动乱的恐惧和对暴力的厌弃，也是符合人民善良愿望和国家法治原则的。但也要警惕不要在专制官僚和贪官恶吏的专政暴力侵权下，轻易否弃合法的不懈的积极斗争，以致客观上被他们盗用“维稳”、“和谐”的堂皇名义进行 “暴力执法”。2009年发生的几起为抵制野蛮拆迁而以自焚抗议的悲惨事件，本是属于“ 非暴力抵抗”，不但没有促使地方当局改弦更张，反被扣以“暴力抗法”的罪名，还煞有介事地指斥他们是 “法盲”！这就可看出，面对如此暴戾无情的权力强势，单是个人消极的抗争，也难有效果；必须进行有组织的合法抵抗，才有出路。如当前正在萌发的工人维权的罢工运动，标示中国工人运动的新的觉醒。根据“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宪政原则，宪法和各项法律都并未明文禁止罢工，故并不违法。当然，在行使作为公民的抵抗权和参与权的罢工行动时，要遵守宪法秩序，不得有破坏法制的其他越轨行为。

6．建立公民社会---要建设宪政国家，必须同时构建公民社会，这已逐渐成为具有社会良知的理论界的共识。公民社会是享有政治参与权和防卫权的、有组织的政治公民构成的社会共同体，它是宪政国家的社会基础。在公共领域，由公民志愿组成的社团及其活动或发动的社会运动，使私人利益转化为公众利益或公共利益，使私域中的诉求扩展为公共诉求，使自然人、经济人变成政治人、政治市民，使私人社会转化为“公人（公民）社会”。其中，非政府组织是公民社会的核心力量。

公民社会的特性和作用是让各个社会阶层有它的组织和表达民意的渠道来参与国家政治，影响国家的决策。现今我国互联网的网民有4亿多，他们已初步形成虚拟的公民社会，成为日益强大的民意群体，网络舆论在揭露官员的侵权行为和贪腐现象，监督政府依法执政等方面，正在发挥国家权力不可代替的巨大作用。

现代亚洲一些原本是专制的国家实现宪政国家的转型（如韩国），多是经由公民社会发动的各种社会运动促推而成的。我国台湾当局在上世纪80年代开放党禁和报禁，也是基于一系列社会运动的压力，统治者感到再用旧的专制的统治方式已无法控制局面了，才改弦更张。

上述走向宪政国家的方略可谓百花齐放，有待识者加以辨析和择善而从。

实行宪政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更是解决当代中国发展中的各种复杂社会问题的必由之路。但宪政前景命途多舛，有待明智的执政者和社会上的志士仁人的不懈努力。我认为当前在指导思想和应对方略上最迫切需要采取的，有下面几项先行举措。

本文第一、二节所列述的各种“主义”和改革方略，是非混杂，优劣并呈。以消极视角评断，可说是一片混乱，有的还是对执政党和政府提出挑战，有的言论更令人产生“是可忍孰不可忍” 的愤懑。但从积极方面思考，这些思想言论和政治主张，毕竟是当前各种社会矛盾的正面的或歪曲的反映，也多少代表了多元化社会利益群体的各自不同诉求，从中可以看出社会动向，为执政者提供了可予选择的方策和可资鉴戒的警示。就应对这些派别本身而言，只要他们只是停留在政治思想或意识形态主张上，未付诸非法的、蓄意颠覆国家政权的暴力行动，或非属侵犯他人权益的造谣诽谤，就属于言论自由范畴，应当允许它们在法律范围内予以表达和存在。通过各派之间的相互争鸣、辩论、批评和竞争，以及有关方面的正确引导，通过人们自行比较、选择，决定取舍。我们不妨遵奉伏尔泰的名言：“我坚决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据说这句话出自一剧本《伏尔泰的朋友》中的台词，参阅《色蛇语录》网站）

在国家崛起过程中，发展经济，建设宪政国家与和谐社会，需要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执政党和政府要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不但要实行对外开放，更要对内开放，保障言论自由。广袤

鉴于迄今公民和社会组织的言论自由缺少立法保障，通过正常出版和媒体渠道有相当困难。而运用互联网便捷、广袤、传播快、具有“电子民主墙”等特点，保障网络自由，不失为实现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等公民政治权利的切入点。

现今我国互联网的网民迅速增长，网站、博克等等数以万计，他们已初步形成虚拟的公民社会，成为日益强大的民意群体，网络舆论在沟通党政机关与公民和社会组织的血脉关系，揭露官员的侵权行为和贪腐现象，监督政府依法执政等方面，正在发挥国家权力不可代替的巨大作用。

近年公民网上维权行动发挥了重要作用。2007年，互联网上揭露山西黑砖窑的信息，华南虎照打假事件，2008年三鹿“毒奶”事件，湖北的邓玉姣事件，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迫使政府问责有关部门，向全国公众道歉。孙志刚事件在网络舆论的压力下，促使国务院废除了侵犯人权的收容法规，代之以救助法规，都显示网络舆论对政府的监督威力。

互联网成为把分散的公众连接起来的纽带，成为公民的公权利（政治权利）与政府的公权力的沟通协商渠道。开展“公共新闻”（又称“公民新闻” civic journalism）运动，推动公众意见的理性表达。公众通过在网络论坛上发表观点、形成舆论、进而影响媒体、影响公共事务决策，这是公众直接参与政治的新途径。

去年，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在上海的演讲中提到，他是如何通过网络发动民众，以至民众自发组织起来帮他竞选，取得巨大成功。我国领导人也开始亲自上网与网民对话，网民意见开始受到当局重视。

言论自由是公民最重要的自由，是实现宪政的基本条件。争取言论自由首先可以通过突破“网络长城”，实现网络言论自由，推促宪政运动的前行。

现在面对互联网上网民的批评、检举政府的不法行为，往往遭到政府以“诽谤罪”予以拘捕甚至判刑，这是违法和违反法理的。网民，也就是说普通公民，他揭露政府的腐败或是违法等问题，是他的言论自由和行使监督权的权利。政府（包括党政官员）只有接受公民的监督和批评的义务，不能反过来起诉公民犯了诽谤罪。在美国，政府从来没有权力以诽谤罪起诉公民。即使公民讲错了，他也有免责权（否则谁还敢批评监督政府？）；真有失实之处，政府也有方便的手段自行予以澄清。从法理角度来讲，公民与政府（包括政府官员的公务行为）的关系是公法关系，不是私法关系。名誉权是私法问题，也就是个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不适用于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公法关系。公民通过网络来监督政府，这是个好现象。政府也可能通过这个渠道来了解民情。政府应该鼓励网络的言论自由。对非法限制和打压网络正当言论自由的行为，应当制止。

当然和任何言论自由一样，网络自由也不是绝对的，对传布淫秽色情和煽动暴力的内容，造谣或教唆犯罪，应予限制、取缔。

鉴于现今出现上述所谓“毛泽东主义”和“儒家社会主义”等政治思想派别（其实质是要复辟所谓“马克思加秦始皇”的封建专制主义）；同时面对腐败横行、两极分化的局面，一些人（包括一些没有经历过前30年政治运动折腾与饥饿熬煎的年轻人和被边缘化的劳动者）误以为还是文革前的毛泽东晚年的思想、政治体制比现在好，向往那时贫穷的社会主义的所谓“平等”和“安全”。如果我们仍然采取为尊者讳，拒绝甚至禁止对前30年历史真相和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体制的是非得失，以科学的历史观进行切实的反思，就可能为上述复辟思潮提供思想市场，将宪政前景引入歧途。最近法学界有的课题组在研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认为讲“中国化”如果不首先同“秦始皇化”、同全盘“文革化”或“文革前化”划清界线，就可能使改革开放的前功尽弃。

因此有必要重评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历史。20年前邓小平曾指出，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指1981年6月党中央通过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他建议，可以在他们这一代走后，再作全面评价。----现在我们就应当执行这个建议，对历史问题决议加以修订，恢复历史真实，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抵制文革余孽的复辟活动，使走向宪政之路有科学历史观的依循。

　　看了这个题目，有的同志可能提出疑问：“你这个提法有根据吗？”回答：“有根据，有大量史料为据。”这是历史，是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请先看胡乔木于1944年7月4日为解放日报写的题为“祝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日”的社论。

　　“今天是美国国庆日。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美国人民在华盛顿，杰斐逊等民主主义伟大先驱的领导下，宣布了民族的独立。美国的独立是处于这样的历史条件：它不但代表美国的民族利益，而且代表美国的民主利益，代表美国要求自由的多数人民而与美国当时的保皇党——大地主、大商人、职业宗教家的集团相对立，这样，领导独立战争的华盛顿就不但完成了民族任务，同时也完成了政治上经济上的民主任务，而被选举为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的民主共和国的第一个大总统了，同样，杰斐逊总统，不但是独立宣言的起草者，同时也是消灭大地主法案、思想自由法案、全民教育法案、禁止输入奴隶和限制奴隶法案的起草者。这个事实，就说明了美国独立运动的丰富历史内容，也就说明了美国为什么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国，而且直到今天，也与社会主义的苏联成为民主世界的双璧。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些社会主义的伟大思想家和行动家，对于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及其在世界史上的进步作用，从来都是给予最高度评价的。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有其光荣的历史传统，美国的独立不是唾手可得，是在八年的对外战争与更长期的对内斗争中完成的。列宁说，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真正解放和真正革命的战争”之一；正因为如此，美国的民主派领袖杰斐逊和杰克逊，美国民主党的这两个创造者，在他们的斗争中甚至被他们的政敌指为“共产主义者”和“赤化分子”。美国穷木工的儿子林肯，他所领导的黑奴解放战争被马克思称为“开始了劳动阶级兴起新的时期”，而在实际上，他与马克思所领导的美国共产主义者和欧洲共产主义者也是合作的，他曾委任美国的共产主义者担任他的军官，这样，他就更有理由被当时的反动派指为“共产主义者”和“赤化分子”了，以至最后这些顽固分子竟然暗杀了他……”

　　“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的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毛8月底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战后和平和建国问题。路透社记者甘贝尔向毛提出问题：

　　甘贝尔问：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

　　毛答：“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注）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注：四大自由指美国总统罗斯福（一八八二——一九四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

　　（据中央文献研究室1986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四卷第27页和28页）

　　以上史料说明：当时身为毛泽东政治秘书的胡乔木写的社论完全符合当时毛的思想，是对毛的思想的阐发。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新华日报》也发表了多篇文章，赞颂美国的民主。如1943年7月4日，该报发表的社论《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1944年7月4日

　　1945年4月13日，该报又发表社论《纪念杰斐逊先生》，该文赞扬这位《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权利法案》原倡导者，“以对人民的无比的信心与坚决的态度，在这新世界上的新国家中奠定了民主政治的基础。”社论指出，“人有天赋的人权，人的自由与尊严，不该为不公正势力所侵犯的亵渎。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隶……这从十八世纪以来，应该早已经是全人类共知公认的常识。

　 “可是在今天，还有人想用丑恶卑劣的方法钳制人民的自由，剥夺人民的权利。”那么，我们“在今天，这个民主先锋诞生的日子，就格外觉得自己的责任热处理大，也就格外觉得杰斐逊先生精神的崇高与伟大了。”

　　这篇文章不只是从制度方面来论证民主，而且从普世价值观方面来申明“人有天赋的人权”，“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隶。”这就更加珍贵了。

　　更值得指出的是：1946年7月4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美国国庆》，该文一方面大力遣责美帝主义支援蒋政府打内战，干涉中国内政。社论强烈要求美国撤出驻华美军。但即使在这个时候，这篇文章一开头就肯定美国的《独立宣言》指出的“开赋人权”，“平等、自由、幸福的崇高思想”，肯定提出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的林肯。社论号召美国人民和民主力量发扬独立宣言的精神，改变美国现行的政策。并且坚定相信，在美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声援下，中国人民一定能克服各种困难，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的国家。

　　有意思的是，毛主席不只是通过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媒体发出争取民主自由的声音，而且亲自出马，多次和美国人赫尔利、谢伟思讨论民主。

　　1944年夏，日本败局已定，美国政府希望战后的中国，仍由蒋政府统治，但要他进行一些民主改革。美国总统派前国防部长赫尔利少将于9月来华。在重庆时，赫尔利向中共领导人董必武等表示访问延安的意愿，并于11月到延安，和毛泽东等多次商谈，赫尔利曾提出一个关于国共合作的草案，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不满意，经过反复磋商，由毛泽东修改、补充定稿，由赫尔利代表美国总统签字，毛代表中共中央签字。该协定有5条，其中第1、2、4、5几条主旨为国共和抗日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合作，组成联合国民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共同努力，以迅速打败日本侵略者。

　　这5点协定由赫尔利带回重庆后，为蒋政府否决，未能施行，中共曾因此谴责赫尔利不守信义。虽然如此，这个协定的第3条，充分反映出毛当时对未来民主的新中国的政治制度的理念。如下：

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人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和以有效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

　　1944年夏，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时任中缅印战区司令兼任蒋介石参谋长的美国将军史迪威要求华莱士向蒋介石交涉，蒋被迫同意由美方派人到延安，史委任当时号称“中国通”的美驻华大使馆二秘谢伟思为“美国军事观察小组”（组长包瑞德上校）的政治顾问，谢在延安住近三个月，多次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交谈。

　　在交谈中，毛表示中共坚持国共合作和反对分裂的立场，同时，也谈到对美国的民主的肯定和向往。毛说：“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

　　谢伟思说：“我们军队当作一支政治宣传部队来使用是不允许的，我们没有象共产党政治部那样一类教育军队和指导这类工作的机构。”

　　毛说：“即使你们美国士兵不作积极宣传，但只要他们出现并同中国人接触，就会产生好的影响。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欢迎他们在中国。国民党却不是这样，它需要把他们加以隔离，不让他们知道事情的真相。现在你们究竟有多少美国观察员在前线？我们乐于让你们的人到处走走。国民党却担心大量美国人在中国的影响，他们害怕美国人登陆仅次于他们害怕苏联参战。”

　　“从相反的另一方面来看，有美国人在场也是好的。如果美国人分布得很广泛，他们对国民党就会产生一种约束作用，国民党要制造麻烦就更加困难。昆明是一例子，那个地方已经变成自由主义思想和学生自由活动的中心了，因为在这么多美国人的眼皮底下，国民不逮捕学生和把学生投入集中营的。拿这一点同西安相比，西安美国人非常少，特务就横行无阻。”谢伟思及时地详尽地把毛主席的这类谈话内容向美国当局报告，并同意毛泽东提出的意见，建议美国支援中国抗日的武器，也应公平地分配一部分给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由于这些报告和建议，在上世纪50年代初，美国麦卡锡主义横行时，谢伟思受到迫害）。后来有人把谢的报告翻译成中文，其中关于毛主席谈美国民主的部分，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编的《党史通讯》1993年第20期第21期发表。

　　抗日时期，中共与美国关系的历史已成为中外学者们研究的热门课题。曾经和谢伟思、鲍大可、奥克森伯格等“中国通”以及史迪威后人有密切交往的金先宏先生写了一本题为《影响白宫对华决策的“中国通”—— 一个前外交官的采访手记》的书，于2003年1月在时事出版社出版。书中有关毛泽东与谢伟思谈话部分，引用了胡乔木于1944年7月4日

　　作者金先宏先生据此说明：“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对美国的期望及对中美合作的憧憬不仅是形势的需要，也是长期的战略思考。”同时，我们也可以说，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所发表的赞颂美国的民主和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价值观的大量文章，其实也是对毛泽东当时的思想的宣传和阐发。这种宣传对大后方如昆明、成都、重庆各地的民主运动过巨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取得了最高领导的地位。作过许多好事。但他大权独揽，发动了多次的政治运动，在经济上违反了他自己在《新民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巨著中反复强调过的允许包括个体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份存在和发展的政策。他发动的大跃进运动，造成饿死几千万人的大悲剧。在文革中，他把整个国民经济推到崩溃的边缘。在政治上违反了他自己当年主张并积极宣传的民主自由的思想，造成千百万冤假错案堆积如山，连开国元勋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都被他整死。

　　有人为毛泽东辩护，说他在抗战时期宣传美国的民主自由，只是为争取美援的一时策略。这种为“尊者讳”的论调是十分荒谬的。如果是打仗，兵不厌诈，声东击西，设置疑阵，以迷惑敌人，引蛇出洞，以便聚而歼之，这是可以的，无可非议的。因此而打了胜仗的部队还应得到表扬。但应只限于战时对付敌人，而不应在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根本问题上，自食前言，出尔反尔，并因此造成大灾大难。作为一个大政治家，诚信何在？何以对人民？何以对世界？何以对历史？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稿时，1980年6月，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61页）。同年8月，邓小平又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来但是没有做好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同上书172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在平反冤假错案方面，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主要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我国社会今天仍存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贪污腐败日益严重等重大问题。在抗战期间，毛曾大力倡导民主自由，但他在全国执政以后，就违反了自己正确的东西，现在我们应该重申天赋人权，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观，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政治体制民主改革，把我国建成为一个高度民主的民富国强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审中国社科出版社原副总编

　　从2007年以举国之力筹办北京奥运直到2009年“平安迎国庆”，这两年内的中国社情舆论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是“维权”，而官方语言频率最高的则是“维稳”。按常理，谁都不否认这两个“维”具有本质上的统一性，合法权益不能维护，“稳”又何来？但在实践运作中，两个“维”却又大相径庭，经常打架。主要原因不在于理解上的分歧，而是所站角度、所居地位、所争利益问题。民众谁不珍惜太平日子？怎样处置维权与维稳的落差？十三亿人要的究竟是刺刀维持的假稳定，还是公平正义民主法治带来的真稳定？本文愿讲出真情实话，让时光来证实，让历史来检验。

　　2007年10月，“表达权”三个字第一次出现在党的十七大近三万字的政治报告中，连同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以“公民四权”的醒目姿态居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应有位置。十七大后，与表达权相关的学术讨论变成公众舆论的热点之一。2008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解放思想首先要解放表达》的文章，激起了“表达权要从解冻扩升到解放”的呼声。6月，锦涛总书记考察人民日报社，全国媒体在第一时间报道其讲话内容中那句重要断语：“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成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纽带”。2009年2月，温家宝总理与网民在线交流，他坦言：“我一直认为群众有权利知道政府在想什么做什么，并且对政府的政策提出批评意见，政府也需要问政于民、问计于民。”2009年两会开幕之前两天即3月3日，央视主持以“民意第一、网络问政”高调推出两会报道的指导思想。两会进程中“公民表达权”成为前所未有的热门话题，会议闭幕半月后的4月份，官方首次公布以全国人大、政协、公安部、监察部、司法部、教育部、卫生部组成“中国人权行动计划联络中心”，阐明官方对中国人权的四项保障措施：“第一，加强对新闻机构和记者行使合法权利的保障（含义：准许媒体讲真话了）；第二，完善互联网和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含义：准备顺应时代大潮，制订《新闻出版法》了）；第三，发挥社会组织在反映民意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含义：除了传统“官治一切”，也承认民间社团应发挥点真实作用了）；第四，拓宽和畅通信访渠道”（含义：信访局和信访办不再是摆设物了）。6月30日

　　这里不得不如实说穿一句话：直到建政60年后的今天，执政当局才忽然悟出民众表达权的重要性和不可回避性，实在也太迟了，迟了整整一轮花甲。中国社会原本在60年前建政伊始就该依照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保障和落实公民表达权，仅仅由于窃夺民主革命胜利成果的独裁者用野蛮强力中断了民主革命，不允许真正的共和制在中国大陆建成，这个独裁专制的痼疾持续性绞杀人权，才使民众表达权的保障被耽误了一轮花甲，而且现在对表达权的保障程度也还令人生疑。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直到今天才迟迟来讨论公民表达权，实在令十三亿人脸红。人类文明的时代列车早已呼啸驶入民主化法治社会、现代化高科技社会、公平正义的公民社会，而中华民族在和平环境中被独裁体制耽误了半个多世纪的最佳发展机遇期，耽误了三代人应有的高素质提升期和社会进步期。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不但是补课性质，而且又在补课时段孳生了一个权贵经济垄断国脉的怪胎，使补课再也补不起民主革命胜利应有的正气来。这个血泪代价，教训太深。这笔历史欠账和道义欠账不准清算是无论如何讲不通的。公民表达权的“迟迟确认也总算确认”，这句话是一切爱国者含着泪水讲的。而且，60年教训使中国人学会“听其言而观其行”，一方面尚须实践来验证官方对民众表达权开放的幅度，更主要则须依靠民众自身的争取。民主从来不能指望恩赐。

　　表达权是任何法治社会和公民社会政治架构的第一步台阶，是公民诸权利中最启始、最日常、最基本也最重要的权利，公民的其他权利无一例外地首先赋形于表达权。表达权庄严写进宪法文本就是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表达权中的选择权就是宪法条文所保障的结社自由。表达权的专项法律就是各民主国家都早已制定的新闻法。表达权的源头是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表达权的运作程序体现于选举权、被选举权、对官员的弹劾权、罢免权。表达权的终端落脚在知情权、参与权、议政权、监督权、乃至全民公决权。所有这些合法的公民权利，从发端到整体系列的操作行使，没有任何环节或任何一道程序离得开表达权。

　　对表达权的本质及其重要性的论述，我国居于世界前列，从上古史中可以清楚地找到它的渊源。浩如烟海的文史著述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用一个“鸣”字形象而又深刻地把表达权的真缔阐释得透彻之极。距今2500年前的春秋末期至2200年前的战国结束，多元化的政治历史背景为哲学、政治学、军事学、社会学、伦理学、文学乃至美学提供了充分交流、论战，由社会实践来评判优劣和决策取舍的广阔空间，由此造就了中华民族上古史“百家争鸣”持续300年的学术辉煌。诸子百家中最重要的22家的学术思想成就作为“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主体构成之一，至今仍然是全人类汲取不尽的思想泉源。“百家争鸣”时期之后就是秦统一，虽遭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暴政扼杀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单边阉割”，但并未造成学术断层和道德断层，中华文明在递延承续中一直发展到20世纪初的五四时代与西方民主法治理念和三权分立架构的交融结合。

　　毛泽东对此耿耿于怀。他埋怨祖师爷嬴政“焚书坑儒只杀了460名儒生，镇反不彻底，杀漏了张良、陈平这样的知识分子，被刘邦重用以至推翻了秦朝”。这段话从反面最有力地证明了诸子百家学术昌明是推进了历史发展而不利于独裁统治的。“鸣”作为表达权的形象性说法，历史以来就代表着文化科技最前沿的声音，代表着第一生产力。

　　到了唐代中期也就是距今1200年前，“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进一步阐释表达权。《送孟东野序》这篇名作的开篇第一句韩愈就写道：“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接着列举草木、水流、金石这些大自然物体被激荡就必然发出声响，而“人之于言，不得已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不）平者乎！”——韩愈深刻指出音乐是郁结于心的感情达到沉重积淀时才迸发在旋律音响上，孔、孟、左丘明、屈原、司马迁这些文化巨匠的作品是时代和人性的呼喊，而陈子昂、元结、李白、杜甫直到孟东野（也就是孟郊，中唐时著名的“瘦劲”派诗人）的万千诗章则是盛大唐帝国兴衰荣枯演变的反映和民意的呐喊，后代不论何时，读者们永远都能从唐诗中看到唐文化高于魏晋的历史成就。

　　作为哲学家和思想家的韩愈，在此文中说透一个根本原理：表达权的本质是出自“不得其平则鸣”，而“鸣”中的“不平”是指两大类情况：第一，因世道不公而导致社会基层民众处境的恶化，或导致贤能之士、知识精英的受害受屈。这种“不平之鸣”的有力表达形成文学精品，有许多已成为千古绝唱；第二，国家民族的许多大事因决策层的官智低下和思路不妥、方案错误，在事关国运兴衰的决策上无能，达不到治国安邦的应有成效，或者在诸侯国之间的竞争和格斗中失策致败，于是激发民间智士书谏良方，这种不平之鸣就形成有真知灼见的学术流派。历史上的诸子百家发出他们殚精竭虑凝结的深邃观点和理论体系来补益世道，他们的见解代表着各人当时社会的最高智慧。

　　这两类不平之鸣，经常是两种因素交织在同一作者身上，个人命运的不平激发出智慧的超群爆发。太史公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而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在这里，司马迁的观点与此后900年的韩愈的见识达到了高度的统一，说明他们对表达权“鸣”的见解具有客观性、科学性和深刻性。

　　以上所引，皆属历史名家、大知识分子的论著和真实事例。这些人的不平之鸣，绝非个人，而是代表着时代需求，代表着绝大多数民众利益。当时劳动民众多数是文盲，知识精英喊出了他们的心声，说出了他们最想说的话。这一点，毛泽东是最恐惧的。从1938年毛在延安执掌党权直到1976年病死，历时38年，他从来没有忘记过挑拨劳动群众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根本用意就是要把知识分子代表时代要求和民众利益，表达整体民众心声这一纽带切断，既禁锢知识分子的表达权，缩小文化层的影响力，又要使民众滞留在不能系统表达和深刻表达的状态，这就是古今一切独裁者特别重视实施愚民政策的缘由。毛泽东当然知道“鸣”也就是表达权，1957年2月他在公开场合（最高国务会议）提出发展科技文化要“百家争鸣”，此一号召当时确实起到鼓舞人心掀起“鸣放”的作用，但他同时又在背地那个内层圈子里说“什么百家争鸣？只有两家，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此话才是他的真实心态，所谓“无产阶级一家”就是他独自一个人，其余凡是他要整的人都随时可能被列为“资产阶级”而消灭之。这就是毛的“鸣放”二字之真意。

　　从韩愈到现在1200年，我国又经历了大小11个朝代，千余年史实证明了韩愈论点的正确：所有政治文化昌明和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时代，其优秀的执政者的成功，都是因为他们能够认真听取和吸收天下“不得其平则鸣”的真实声音，许多朝代甚至派出“采诗官”到民间广泛采撷原生态的歌谣和咏叹，记录下民众的语言，归纳提升成为批评和建议之音，藉此而调整和修改自己的政策，包括对大臣一级的人事任命与决策。这就叫俯顺民情治国安邦。我认为，中国的善良民众从正面来理解锦涛总书记讲的“要在广开言路中集中智慧，实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就正是来源于上述深厚的中华民族文化历史积淀。这也是科学发展观。

三、谁给中国造下最大的不稳定因素？谁最惧怕民众表达权？

　　时至20世纪中期，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句粗鄙得不堪入耳的黑恶语言为行动原则的毛泽东，既不懂又要彻底蔑视先哲们的一切优秀思想、一切文化成果、一切成功经验。他除了迷信暴力之外究竟留下哪一样促进历史前进的建树呢？他认为“枪杆子里面出了政权”之后，只要用强权捂死民众声音，只要绞杀干净一切民意，则窃夺民主革命成果来建立和加固现代奴隶制独裁政权就必然成功。这就是毛在1949年建政至1976年病亡的28年间的全部作为。在他认为需要全面绞杀的各种民权中，他特别抓死对十几亿公民的表达权的持续性绞杀，其高峰期就是1957、1958两年的“反右”运动和1959年的“庐山会议”。绞杀了表达权，其他任何公民权（包括党内民主）当然不存在。

　　毛泽东为什么特别畏惧民众表达权？因为罪孽深重，正是他的倒行逆施给中国造下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这种不稳定因素的主要构成物：

　　第一、毛的旗号和招牌，是第一个不稳定因素，也是毛派死硬分子图谋复辟的主要政治本钱。凭着该旗号和招牌，他们公开叫喊开展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以推翻现有政权，恢复毛泽东、康生加王张江姚这“六人帮”留给他们继承的天堂。他们对国家政权的危害性超过疆独、藏独、台独。分裂分子想的是“肢解“，毛派干的是“心脏置换术”。

　　第二、“反右运动”罪孽留下的历史欠账，是五十二年来中国社会百病孳生的病灶和病根，是堵断以法治国之路的最大一颗毒瘤，是第二个不稳定因素。毛派至死不准割掉这个毒瘤，是要把社会不公平、不正义的积怨转嫁给胡温新政。

　　第三、毛罪孽具体操办者左棍队伍从未受到清理惩处，这些人天天在制造不稳定因素。反右和文革这两大罪孽巅峰，每次都缔造出大批左棍、打手、痞子，几十年来这些恶棍被保护和积累成为很有能量的不稳定因素。

　　上列三项不稳定的主要因素，毛泽东在世时当然不可能清理和消除，可惜的是毛死后只抓了王张江姚，而不清理毛本人和康生，全国绝大多数民众的表达权就一直未得真正行使，致使不稳定因素积累和膨胀至今，苦果延伸到21世纪。

　　毛泽东在世时看准表达权是关键，他实施反右的惯伎而在文革中故意抛出一个新“阳谋”的钓钩：“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会要垮台。”——死在这个钓钩上的讲了真话的人何止万千？新一代民族精英张志新烈士、林昭烈士、遇罗克烈士仅仅是其中三例。正是这些烈士的鲜血给后一代中国人做课本，今天的中国人才懂得表达权之贵重，也才明白扼杀表达权、绞杀民意的屠夫之残暴与无耻。

　　史实的解密使大救星神话恢复其大灾星真面目。史迹的延伸使党内外和国内外看到：揭穿其暴政恶果和红墙丑事的人并不是什么睡在他身旁的赫鲁晓夫，恰恰是曾经用全部青春梦幻崇拜和歌唱过大救星的亿万纯洁青年，只要这些人具有人类良知和追求真理的学者秉性，就必然出于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常识和善良公民的义愤，挺身而出行使表达权，来彻底埋葬这具导致天怒人怨的僵尸。对于亿万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而言，从几十年来的不敢说、不能说、不会说，走向行使表达权来勇敢和熟练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作出依据法治理念来维权的抉择，这已经是现代进行式的生活现实。

　　由于毛阴影持续笼罩着政权运作模式，长期以来，我国在稳定问题一直存在着泛化和扩大化趋势，有着“宁左勿右，宁紧勿松”的思维定势。随着权贵经济与政治的勾结加深，他们的“维稳操作”变成用多种手段限制和剥夺民众的表达权，这样的操作恰恰加深了社会的不稳定。

　　用真正的科学发展观看问题，“稳定”是一种全局意义上的概念，主要指的是基本秩序和社会整体良性运作状态的维系，而不应将社会生活中任何矛盾都夸大到“稳定问题”。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认为，本来只是一个正当利益的表达，政府反应却轻易“上纲”而往政治方面扯，这是人治社会的通病，特别是专制政体的痼疾。其实矛盾和冲突是常态社会的一个标志，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社会冲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有效协调和解决社会冲突的机制，这种思维是许多官员所欠缺的。就目前时期而言，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有涉及失地农民找工作找出路的，有涉及土地纠纷的，有涉及房屋拆迁补偿的，有涉及企业改制后遗症的，有失业失学问题引发冲突的，有待遇或福利不公正造成群体请愿的，有历史欠账、历史遗留问题上的正当诉求未按法律和政策给予应有解决的。在2009年这个“敏感年”，中央特别强调“维稳”以求平安过国庆，心情可以理解，国家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大，但由于本文所说的维权与维稳的根本关系问题没有摆正，所以各地必然发生自行其是、判断或操作不当而更不稳。

　　那么，怎样才把维权与维稳摆正关系呢？其实有个最简明、最有力、又最带标志性的大举措，就是把全国性“中国人权行动计划联络中心”与“稳维办”合并为一个单位，一个系统，用维权来维稳，治标又治本，既解决其工作实施中人力物力的不足，又提高有效性，而最大好处在于真诚做到“以人为本”和维护宪法。现在的实况是：中国社会控制能力的有效性主要来自人治和强制力，而不是靠公平正义，不是靠制度体系所应该具备的消化能力，和社会本身的自我修复能力。政治体系没有消化能力，社会冲突和抗议运动才可能导致政治社会的不稳定。如果政治体系和公民社会成熟程度及格，那么社会冲突和抗议运动经常会变成政治进步与社会良性发展的动力。20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美、法、意、日等国家大规模罢工和游行抗议层出不穷，这些民众的表达权从来不受镇压。也恰恰在此期间，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达到了历史最高点。美国学者科塞认为：社会冲突就如高压锅的安全阀一样，起着发泄释放的通道作用。没有安全阀的高压锅自己无法调整矛盾的积累，只能由爆裂作出历史性解决，这就是全球15国的共产党执政者垮掉11个的原因。

　　在中国，执政者也不是完全看不到民众维权与国家维稳在本质上的统一性。去年云南孟连县受严重侵害的广大胶农爆发群体抗议，当局出动武装弹压而且死了人，此事惊动最高层派专案组调查，该事件确因官商勾结，剥夺弱势群体基本利益而起，事隔一年多后于2009年6月，由思茅中级法院公审孟连两届县委书记和州县两级财政局长受贿案，省里特邀众多媒体派记者现场报导，就是为的弥补“安全阀”。当天的春城晚报发表文章精辟评论，标题就叫《贪官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可谓一针见血。应该看到今日中国许多群体性事件，其实只是利益诉求得不到有效回应的无奈之举。为什么许多正当而合法的诉求得不到有效回应呢？因为执政者和执法者中许多实权人物患了一种“公共职能麻木症”，明明有法可依却不去依法办事，明明知道“行政问责制”怎么写，却偏偏不作为，因为在不作为状态下混日子最安全，他们甚至习惯于把本来被他们拖延积压而激化和积累的矛盾冲突歪曲性质往“政治性不稳定因素”上面扯，他们如此歪曲汇报，目的有二：一是简单化，一笔就掩盖了自己不履职、不作为的重大责任；二是以宁左勿右的假话挑动上级肝火作出错误决断，这种巴结逢迎式的汇报在中国经常可以贪功邀赏和固宠升官。现代史上毛远新、李鹏、李锡铭、陈希同之流的成功提升难道不是此种类型的经典？

最后归结为本文标题这句话：维护民众表达权才是真正的“维稳”。

邮差打来电话：“杨先生，有你包裹。我给你送来。”包裹拆开，是胡杰又一力作《我的母亲王佩英》的DVD光碟，另有今年清明节前500余人在北京举行的“王佩英就义40周年纪念会”的光盘，《南风窗》杂志主笔郭宇宽的《王佩英评传》，以及吴思主编的《炎黄春秋》杂志（2010年5月号）。包裹中还夹着几页打印稿，是经济学家茅于轼关于王佩英事迹的演讲稿。包裹的寄件人是北京大中公司（北京市大中家用电器连锁销售有限公司），系北京家电市场的龙头老大。公司董事长张大中，即是王佩英的第三个儿子。张总卧薪尝胆，终于撑到这一天了，为她死去的母亲高呼：“为真理与正义献身的精神永垂不朽！”真所谓“君子报仇，40年不晚”。这报仇，不是刀枪杀戮，而是要告诉世人，这是鲜血的代价，是英雄的牺牲，

王佩英是谁？想当年，文革受难者成千上万，抗争者如林昭、张志新、遇罗克、李九莲、黎莲、钟海源、储安平、顾准、王申酉等，大家都很熟悉。但王佩英这个名字，我却是第一次听说。网上正式出现“王佩英”这三个字，是王友琴去年写的《纪念一位英雄的母亲》，境外媒体对此曾有报道。在今年“王佩英纪念会”后，一部分与会者写了一些感受，网上反响强烈。虽然屏蔽不断，视频至今也未能公诸于众，但王佩英仿佛重新活过来一般，接受着越来越多的人的敬意，并激起公众痛思：“血路何以铺成？暴政何日结束？”而后，5月23日，百度百科第一次出现“王佩英”这个词条。我是民间内部网刊《网讯参考》和《周末分享》的订阅用户，6月中旬，在这两份网刊上，我阅读到关于王佩英事迹的纪念专题，胡杰在当中发文公告，大中公司已成立“王佩英资料秘书组”，负责免费赠送影片和

也就是说，从1970年1月27日王佩英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公审”并杀害（死时年仅55岁），直到2010年的此时，这长达40年的春秋，王佩英一直被公众遗忘。她的六个儿子、一个女儿也忍了整整40年。在这40年中，王佩英的子女们并非人人幸运。张贵生、张大路已不在人间，张运生中风后丧失了语言能力。隆重纪念母亲王佩英这件事，是张大中一手策划，张可心带着胡杰、胡敏、郭宇宽寻访。这寻访过程极其艰难，许多受访人至今恐惧，也有许多人至今惭愧，回避镜头。寻访前，即使王佩英的子女们此前如何研究深挖，也始终没有彻底搞清楚他们的母亲为什么会落到如此下场，许多细节在寻访后才一一得知。原来，王佩英竟死得这么惨，凶手下手如此狠毒。子女们想到当年懵懂不知，如今回想起来，心如刀割，肝肠寸断。往事，真的并不如烟，当那些鲜血仿佛从眼前再流一次，就像自己也被狠狠地捅了一刀，剧痛难忍，唯有仰望苍天，嚎啕大哭。冤有头

与友人在电脑上一起观看影片《我的母亲王佩英》，友人受影片刺激，醍醐灌顶，怒不可遏，以80后特有的语言痛骂：“我靠！那时的人怎么疯成这样？一个个跟傻逼似的。毛泽东这种鸟人，要是早十年就死掉，中国早就民主了。”也有网友在网上说：“毛泽东的尸体不火化，看来是天意。当年杀这么多人，冤有头债有主，总该还一还吧。暴君墨索里尼，就被一个女子撒尿在他尸体的脸上。”当今诸多年轻人，别说不知文革详情，就连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也跟听天书似的。可是，恰恰未受政治运动之苦，不知血腥暴政的这一代，是当前中国的中坚力量。不少人凭借互联网，多多少少接触到了真正的当代史，渐渐地将教科书里的那些谎言抹去。读文字，看图片，只是将自己置于旁观者而已，但胡杰的《寻找林昭的灵魂》、《我的母亲王佩英》这类影片，却使我们无法置身事外，那实在是太直观了。

1980年，王佩英被平反。所谓“平反”，就是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了一份《刑事再审判决书》，判决王佩英“不负刑事责任”。而后，中共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党委作出《平反决定》。这平反，宗旨就是一个：王佩英，你没有罪，你一直是跟我们党一条心的。但是，这个党，它自己有没有罪？它不认罪。甚至在我看来，我恰恰认为反对毛泽东且发出“毛泽东下台”呐喊的王佩英，不仅仅是为刘少奇打抱不平，也不仅仅是关心中共的生死存亡，她关心的是民众何以疯狂至此，国家何以苦难如斯。她受过基督教的熏陶，也曾那么坚定地为中共地下党卖力，还加入了共产党。一边是虔诚与赎罪的良心，一边是曾经寄予厚望的政党。但是，五七反右，三年饥荒，而后是整刘少奇，搞阶级斗争，不顾民众生死，多少人如蚂蚁般死去，尸骨遍野，多少人如疯子般泯灭人性，丧尽天良，这罄竹难书的灾难和

今后的历史，将记录王佩英这位了不起的巾帼英雄。王佩英倘若没有子女们后来的奋斗，她的名字也许只能永远埋进历史。多少死于文革的英灵，至今仍然不为公众所知，他们的子女后代，有的还刻意回避着那些血泪。无权无势无财无名的人们，纵然对亲人当年遭遇的迫害持有抱不平之心，可他们没有能力让公众知情。眼看当年那些参与者如今已经死的死、老的老，这历史的真相就快烟消云散了。至于那些被共产党平反的人，我从来不认为他们的所思所想与那《平反决定》所写的相同。被迫害的人，在被关进精神病院和牛棚之前，在被文攻武斗、残忍杀害之前，也许他们真的是出于对党的忠诚，做“死谏之言”，如古代的忠臣良将那样，与党心心相印，有寄托，有盼望，有追求。但是，这接踵而至的残酷后果却告诉他们，这不是他们想象中那样，说到底，无论什么势力在位，终究是统治人民，那个“国家”可以是军队、警察、监狱、精神病院、批斗大会，可以是暴民政治与暴君政治的强大结合，可以是革命机关高喊着置人于死地的文稿，把人逼疯整死。到最后，又来告诉你：“我们依然是同志。”

影片放到王佩英17岁的少女时期，友人感叹：“美女啊，确实是美女。”这样一位美女，因自由恋爱认识青年律师张以成，人生从此改变。什么国家大事，最初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直到张以成被日本人逮捕，遭严刑烤打，这时的张以成终于萌生坚定的报国之志，当了中共地下党的情报员，潜伏在国民党。王佩英比张以成更为“地下”，张以成只要身上没钱，她就变卖房产资助他，有时还站岗放哨，保护这些地下党。“自由女神”不是一开始就是自由女神，王佩英最初一直活得很沉默，从不张扬，一直忍着。直到中共夺权，她才出来工作，当幼儿园保育员，因不小心，开水烫着一位小朋友，她被批判，又被调到铁道部设计院做勤杂工。这时，全国大跃进，农村饿死人的情况相当普遍，有的老乡到北京找王佩英帮忙，她束手无策，“你们困难，我也困难”。可即使如此，这时的她，家中仍然摆着一

应该说，1961年之前的王佩英，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在丈夫张以成去世以后，她一个人要养活七个孩子，负担很重。王佩英的思想转变，不是因生活压力而起，而是因毛泽东与刘少奇产生分歧，王佩英赞同刘少奇对毛泽东政策的批判。刘少奇在1961年说，全国总体的缺点和成绩是3：7的比例，有的地区超过3：7，很严重。王佩英当众说：“毛主席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不然他以后没有退路。赫鲁晓夫说得对。”前一句，在当时已经很惊人。后一句又是如何产生的？一个普通的女人，在中国提“赫鲁晓夫”这种“世界政治”，为何？原来，赫鲁晓夫曾公开批判斯大林，揭露斯大林为了铲除异见，不择手段，大行残酷迫使之实。她的一位好友的丈夫，曾留学苏联，所言不虚。中国的斯大林，即是毛泽东。1961年的王佩英，不是在质疑毛泽东，而是要这个人滚蛋。中国那么多人，每天都在看这个人的脸色吃饭、说话、行事，脑袋就跟安装了监控器似的，只有少数人觉醒，而少数人当中又只有极少数人站出来公开表达，其中之一就是普普通通的

我的父母曾给我讲述家乡的一例真事。那时，镇上有一位会写点文章的文学青年，眼看民众食不裹腹、衣不蔽体，就给毛泽东写信，其中有一句“两股巾巾搂着毬”，意思是裤子烂得连生殖器官都快遮不住了。这封信还没到毛泽东手里，就被市里的干部查到镇上，把他当成现行反革命。在我的母校永川十二中的操场，当着几万人的面，“革命者”们对该青年声如洪钟地批斗一番，吓得此人魂飞魄散之后，连开数枪，脑浆迸溅。这还没完，“革命者”们拉着这个青年的尸体，在操场绕了几圈，再叫“人民群众”纷纷上去踩尸体，以表“革命”之志。多少人只因为说了一句真话，连性命都没了，他们的亲戚、朋友从此脸面无光，苟且做人。外面到处是杀气腾腾的“革命者”，可家里已经揭不开锅。这就是所谓的“新中国”？我若活在那时，估计比这青年死得还惨，到处是“打倒反革命杨银波”的喊声，若是到后来谁给我平反，仅仅说一句“你没有刑事责任”这种废话，我干脆也反过来把你整死，然后等若干年后，冷若冰霜地告诉你：“我们依然是

同志。”还有那些至今连个坟墓都没有的武斗青年，他们当年到底在斗争什么？保卫毛泽东？那时的亿万青少年，举着红宝书，把毛泽东塑造成唯一的神，扛着这个领袖的大旗，杀东砍西，砸碎一切，不过是一堆狂热发泄的可怜虫。我曾参观过中国唯一保留着的文革武斗死者陵墓，就在重庆沙坪公园。一进陵墓，只见有块碑上写着“谁家子女葬身于此”。那些有名字的墓碑，全部把死者写成“忠诚的革命者”。这哪里叫忠诚？这叫傻。据说，当时重庆嘉陵江的两岸青年，彼此对抗，每天没有别的事干，成群结队搞“革命”，最终发展到抢劫兵工厂，拿出武器，见人就杀。有些人哪一派都不是，顶多路过那里，结果一颗子弹飞来，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死了，年龄最小的死者甚至是儿童。如今的小青年们，打个群架，总得有点缘由吧，起码不至于逢人就往死里整吧。可是当年这批也就一二十岁的小青年们，被政治口号煽动，你说你在革命，我说我也在革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要杀人的，结果就大开杀戒，而且把这种消灭肉体的行为，叫做“战斗”，叫做“忠诚”。每杀一个人，就像自己突然多了块勋章一样，得意忘

形，耀武扬威，还指望着被后人敬仰。七年残酷迫害，宁死不屈

狂热的“斗争哲学”，自上而下，全面铺开。看谁不顺眼就整谁，会弹钢琴的把你的手指剁了，会唱歌的把你的舌头割了，有钱的、有权的、有知识的、长得美貌的，统统打倒。你要是觉得自己没错，“革命者”们就对你“深挖思想根源”，让你早请示、晚认罪，搞得人人都主动交代自己有罪，一个个原本活泼的大脑被统统洗成白痴，甚至若干年以后回想起来也是噤若寒蝉，忌惮甚多……中国的整人手段和杀人手段，全世界其它国家没有一个比得了。杀林昭，警察向家属索取五分钱子弹费，以减轻国家负担；杀张志新，怕她喊口号，不打麻醉药，用普通的刀割断她的喉管；杀李九莲，怕她喊口号，用竹筒塞住她的口，舌头和下颚用一根尖锐的竹签穿成一体，还把她的乳房和阴部割下来；杀黎莲，杀钟海源，都是活体摘肾，两人的肾都被立即拿去给军队高官移值，钟海源剩余的尸体被九十二野战医院拉走，做解剖标本，比五马分尸还惨，是真正的千刀万剐。这些都是女性啊，可那个年代，谁敢同情她们，谁就脱不了干系。人人自危之余，

是仅有的良心也自吞下去，做耻辱的沉默者和暴政的纵容者。

王佩英从1963年被投进精神病医院开始，到1970年被杀害，经历了七年的非人折磨。医生给她打精神病人吃的药，把嘴用口罩套住。精神病院之后，是牛棚劳教。再往后，就是杀鸡儆猴的游斗，从这里拉到那里，示众完了再反复示众，嘴上戴着给马戴的嚼子，不让你说话，打你、骂你、折磨你，在消灭你的肉体之前彻底摧毁你的精神意志。公判前，还要交给各单位“讨论”。那哪里叫“讨论”？完全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全是出谋划策，用什么办法整死这个人？人死之前，怎么发挥在民众中的震慑力？哪些“余孽”成了漏网之鱼？公检法瘫痪了，没有司法审理，就把王佩英拉到工人体育场，当时念到的第11个名字就是王佩英，又是一阵批斗。判决人不是什么法院，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为了怕王佩英说话，“革命者”们用石头塞满她的嘴巴，致使其下巴脱臼，“把下巴都卸了”。这还没完，押她的人还用细绳死死地勒住她的咽喉，王佩英拼命挣扎，结果“革命者”们就勒得更使劲，勒进去了。从体育场押走，见王佩英还有点力气，没有死绝，押人者就在车上把王佩英活活掐死。

她的尸体究竟被丢在了哪里，或者被拿去做了什么，无人知晓。

面对举国高呼“毛主席万岁”的红色浪潮，王佩英是公开喊出“打倒毛泽东”的极少数人，也是公开提出“退党”的极少数人。王佩英是中华烈士，是民族圣女，这没有任何争议，但若说她是“中共烈士”，便是对王佩英极大的侮辱。她是怎么死的？死就死在反抗暴政，而这个暴政在当时的推动者，就是这个党。她回归真理，要与中共划清界线，不愿与之为伍，不愿成为历史的罪人。网上有人说：“是宗教信仰害了王佩英。”换句话说，如果那时的王佩英能够跟着撒谎，做些让步，忍一忍，说不定这事情就过去了。就算看在七个孩子没有抚养的份上，这个当母亲的人装一装、演一演，劫难也许不会降临在她头上。但是，她是一个有终极信仰和起码底线的人，良心未灭，宁死不屈。七年残酷迫害，她只掉过一次眼泪，那就是“革命者”们告诉她，以后再也不允许见孩子们的面了，这时她哭了。除此而外，不管把她打得有多惨，捆绑、饥饿、罚站、劳教、批斗、勒咽喉，直到死，她都没哭。这种为信念而生的坚定与勇气，超越了普遍的恐惧与

苟合，永照千秋，实乃我中华之第一流人。文革悲剧，至今仍在发生

有人至今还在为毛泽东辩护，说此人为革命付出多少多少，亲人死了那么多，但仍不改理想，为了工农大众殚精竭虑，“几人能够”，云云。还有人说，文革是毛泽东控制不了的，鹰犬太多，帮凶太多，民众无知，云云。文革这件事，毛泽东这个人，今天的人们其实已经看得很清楚。文革说到底是权力斗争的恶果，毛泽东也就是一个农民造反领袖，打下江山后迅速实行极权专制，不懂国家治理，却要死死保住最高权力，天天生活在所谓“革命”的斗争和恐惧之中。当年的张志新说“毛泽东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也许张志新后来反省到了，毛泽东非但没有背叛马克思主义，相反，他是真正的而且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信徒。这个主义，强调的是两点，一是专政，二是斗争，两者缺一不可。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拥有几千年传统文化，又有浩浩荡荡的世界普适价值可作参鉴，可到头来却专门找了一个最灭绝人性、最煽动杀戮的外来主义，且至今被列为中国宪法之首。文革中的所谓“无产阶级”是什么？依照当今刑法，那些人就是无产流氓，干尽坏事，还自封“革命”。而毛泽东这个领袖，权大势重，导演了一场场政治运动，且至死无任何反省。看看人家蒋介石，晚年好歹还皈依基督，

在王佩英就义40周年纪念会上，黄炎培的儿子上台发了言，他重新回顾父亲与毛泽东1945年在延安窑洞所讲“周期律”问题，最后猛醒，原来黄炎培当年警告共产党确实是警告对了，可共产党还是没有跳出这个“周期律”，那条叫“民主”的道路没有走成，反而走向世界罕见的专制独裁，其独裁之恶劣尤其在文革运动中登峰造极，把黄炎培的家庭打击得够惨。刘少奇的女儿刘婷婷也参加了王佩英纪念会。她与张大中并排肃立，一起向王佩英的画像鞠躬。王佩英值得起这个鞠躬，甚至当今“圣上”也有义务来鞠此一躬，并应以此为戒，吸取教训。文革悲剧看似远去，其实至今仍在发生，其中之差异，无非是“反革命”变成了“颠覆罪”。多少据称是“危害国家安全”的政治犯、良心犯、信仰犯，至今尚在监狱忍受黑暗；多少持不同政见者处境悲哀，惶惶度日，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与此同时，多少人眼看当今贫富差异、腐败横行，内心却在呼唤毛泽东，呼唤再来一次文革。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如若不从政治制度改革入手，仅用运动式的反腐突击，恐怕难以奏效。只要这个党愿意放权，允许国家无阻碍地向

末了，想到王佩英今天能够被公众同情、理解、敬仰，他的儿子张大中从1982年创业至今，富甲一方，名动京城，很是欣慰。有硬骨的知识分子，一一站起来，为王佩英的事迹宣传而努力，令其在民间广为生根发芽，精神长存，实乃善举。但一想到，当初平反王佩英时，她的子女们每人拿到1000元抚恤金，张大中即是凭借这抚恤金闯出了名堂，既令人感慨，又不免辛酸。那是一条人命的钱啊，人民币上流着血，隐约看得见手铐的恐怖闪光，以及把人活活勒死时连喊都喊不出来的痛苦呻吟。可以预想到，王佩英的事迹将以几何级数的扩散速度，迅速散播民间，直至被政府高层所知。念及于此，张大中可以长长地吐一口气，他已尽了他最大的孝。他的妹妹张可心，文革时还很小，对母亲的许多印象都很朦胧，从小过得很可怜，穿得破破烂烂，大冬天连双保暖的鞋都没有，光着脚摇摇摆摆地走着，总想从街坊邻居那里知道母亲究竟去了哪里。如今，她什么都知道了，撕心裂肺地哭，站都站不稳。她一遍又一遍地嚎啕：“我当时还太小，许多事都不知道，原来是这样的……”这眼泪，有着再也无法改变历史的深深

这眼泪，只要撕心裂肺地哭过一次，人就真的“立”起来了，再也倒不下去。而这，便是纪念王佩英最大的意义，即抢救民族的精神，恢复人间正气，将罪恶铭记于心，让悲剧不再重演。即使悲剧正在重演，中国人也应如当年的王佩英一般，勇敢地站出来，向倒行逆施者发出基于真理与

1957年，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信誓旦旦地强调，在运动中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5月4日

1957年，我在四川省（今属重庆市）奉节师范学校函授部（奉节县教师进修学校的前身）当教师。七月中旬一放暑假，全地区各县市中等学校的教职员，就按地委的布署，集中在万县市（今万州区）参加“整风运动”（实为“反右运动”）。此前，只是从报纸上看到过“整风”“反右”的消息。中等学校教职员成了万县地区第一批反右运动的“运动员”！

各次政治运动都有揪人“指标”——“三反”有“打虎”的“预算”（毛泽东发出的关于“三反”运动的电报中，指示各级党委限期做出“打虎”预算，并随时自动追加预算），“肃反”有2%的历史反革命的指标，“反右”当然也有“右派”指标，而且在运动中还要随时增加“预算指标”。这次运动前，党委给各单位分了“右派分子”指标。运动中，先是发动“鸣放”以“引蛇出洞”，紧接着各县市都都将准备好的“右派分子”一一抓出狠狠批斗。在运动后期，又传来了毛泽东的指示：党外知识分子中的“左派”占20%，中间派占70%，“右派”占10%（这些“常识”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各县市原先准备的“右派分子”不够，必须立即找人凑足。奉节师范和奉节中学都还差一个。教导主任胡焕章听到了一丝风声，曾背下提醒我：“有人在说你斗‘右派’时没发言，小心点！”我当时刚满23岁，土改运动，我是农民的儿子；思想改造运动，我还是学生；反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我连“三青团员”都不认识一个；这次运动中已经抓出的“右派分子”，远的都是民主党派中的知名人士，近的都是中老年教师——旧知识分子。我对政治运动极为迟钝。胡焕章先生好心地提醒，我仍没想到会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我。时过30多年后，胡焕章

八月底，运动到了后期，领导小组安排我们分组作自我总结。领导一再强调人人都要联系思想发言。我没想到，这是党支部下的钓饵！他们就是要通过自我小结来套我这个“候补右派”的“右派言论”——可能是因为要把我弄去凑数，仅凭我在斗“右派”时没发言，材料还不够充分。新任副校长、党支书黎继品亲自来到函授部小组听取发言，特意来抓我的辫子，以圆满完成反右任务。

我发言时说：储安平的“党天下”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我们在办公室都议论过。通过这次运动，才认识那是右派言论——我没想到，这是自投络网！

接着，黎继品就召开大会，将我揪出批斗！他宣布了我的两条“罪状”：一是在办公室就公开宣扬过“党天下”，今天还在继续“放毒”。二是一贯散布反党言论，曾攻击共产党的建党原则，说新党员中有神经病人。

储安平关于“党天下”的发言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谁没谈论过？我本是按要求联系思想谈“收获”，却被诬为“继续放毒”。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至于“攻击建党原则”一事，发生在1956年肃反运动期间。在一次小组会前，从几个教师的闲谈中听说，县里1955年在教师中发展的第一批新党员（黎继品就是其中之一）中，有江南小学的代课教师王昌泽，并已被派到青龙中心校当主任。我感到惊讶，就插了一句：王昌泽神晃晃的嘛。大家议论时，黎继品作为肃反领导小组成员在场，并没吱声。没想到，一年前的一句大实话竟成了“右派”罪行。王昌泽，本县甲高人，1954年初中毕业后到江南小学代课。我和他同在一校相处过三个月，所以知道他神经确实有些不正常。至今还记得两件事，足以为凭。第一件，那几年天天批判恐美崇美，宣传仇美轻美，而他在所任的三年级教室窗户纸上画满了美金符号。我好心地劝告他，他却说，“打洛儿”（美金）就是好看。第二件，那年代，若男教师“偏爱”某女学生，就属“侮辱女生”，轻则挨批，重则受处分。王昌泽来校不久就想方设法接近我教的六年级的几个女生，甚至毫无顾忌地对我说：我看上了你班的毕某某（就是后来县教委的毕股长），你帮我劝她答应我哟！在今天，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除了精神不正常，哪个教师都不会有那样出格的言行。后来听说，因其胞兄是党员干部，于1955年初调到江南乡政府——那时每个乡建有一个支部，因而被首批吸收入党，随即升官。文革中，王昌泽不知胡说了一句什么当时不该说的话，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捕入狱。说句良心话，把一个精神不正常的人打成“反革命”关进监狱，也太不人道。到文革后才释放出狱。我到县人大常委会后，得知王昌泽那个哥哥（时任区委书记）是童主任的亲家，童主任原是县委组织部长、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我很慎重地向童问起王昌泽的情况。童主任说，王昌泽从来都是神晃晃的，已平反提前退休了。

接着，函授部主任陈南揭发我“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有几个女人。

事情发生在四个月前的一天晚上，几个教师在办公室闲谈，不知是谁问毛主席的夫人姓什么，引来七嘴八舌的议论：有人说姓杨，有人说姓贺，有人说姓李，还有人说姓江。我也插了一句：可能姓李吧。并说我上学时听一个姓李的同学说的。大家争论不休，陈主任出来解了围：你们莫争了，可能都正确。大首长差不多都有几个女人。刘伯承早年在家结了婚的，在外面不是又有一个女人吗？莫说这些大首长，就是县里的南下干部抛弃了农村的结发妻子再婚的也不少呀。我们都知道，他是刘伯承的孙女婿，刘家的事他当然清楚。南下干部进城后另组新家的也确实不少。争论就此结束，事后谁也没放在心上。没想到，陈主任竟把他在办公室当众说的话趁机硬扣在我头上。我被打进了万县地区第一批“右派”行列，下了地域；他成了“左派”，入了党，并荣升为县教师进修学校副校长。

此外，前一阶段批斗几个右派分子我没发言，早就和“右派分子”坐在一条板凳上了，也是一条“罪状”。

我被揪出来了，会上无情批斗，会后几个积极分子轮番强逼我按他们设计的框框写交代。否则，不准睡觉，不准吃饭，还常用拳脚为我驱赶瞌睡。我这个教语文的教师，写的交代材料还得经黎继品一字一句地批改。如不按他的意见写，就过不了关。

在那场运动中，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绝不允许你“狡辩”。例如，关于“恶攻”一罪，本是陈南当众说的，他却用“以攻为守”之计扣在我头上。我提出请领导调查，黎继品（陈的同乡好友）当即制止：“右派”是现行破坏，不是历史罪行，哪需调查？

因我刚进奉师半年，揭发的材料不够充分，就派县委工作组的秘书唐政均回奉节我原来工作过的一些单位搜集我的“右派”言行，查找我在报刊上发表过的一些短文。于是，我就被留在万县市，在黎继品和陈南的监管下继续“交代罪行”——等回县的人搜集更多的罪行材料。他们的任务是日夜逼我交代“右派”言行及其动机，深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

我的“功课”就是按他们的要求写交代材料。“油水”榨干了，才于10月初“毕业”回校，向全校师生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再次接受大会小会批斗。王邦沛刚从万县师专调到奉师函授部，我俩素不相识，他也大使拳脚，以“端正”我的态度。

黎继品宣布，“右派分子”每天下河挑水，等候处理。当时县城还没有自来水，学校师生生活用水都是人力从长江边挑上来的。挑一担水，涨水月份最少也要一个小时，枯水月份，一个半小时也难挑回一挑。黎继品给我下达的任务是每天挑十担水。并派工人监督记数。晚上也不让我歇口气，不是挨批斗，就是由总务处派活做。每天劳动时间都是10多个小时。

随后，县属单位和供销社系统相继开展了反右运动，1958年1月，全县公民办小学教师集中在县城反右。同时，农村也展开了“大鸣大放大辩论”。

湖北黄冈县雇农出身的党员干部刘介梅在“鸣放”中“攻击”粮食“统购统销”，成了“忘本”的典型。奉节也找了一个贫农出身的党员干部“忘本”典型——易学沛。大批特批。

新编《奉节县志》438——439页记载了反右运动。现摘录如下：“运动结束，全县被定为‘右派分子’的934人，‘反社会主义分子’3752人。中央《关于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分子的通知》下达后，对反社会主义分子的错误言行只作批判，未戴帽子。”

我国那时有个口号：“计划就是宪法”。党委为了完成抓“右派”的指标，即使你在“鸣放”时一言不发，也可能被扣上“右派”帽子。

胡雷腾，党外民主人士，解放前的大学生，时任县文教科长，为人十分谨慎，鸣放时根本没提意见。胡分管文化，运动前，在一次工作会议上，有人建议在农村多建俱乐部。他调笑着答道：农村红苕都没得“锯”的，哪有“萝卜”“锯”？反右运动中，就凭这样一句话，给胡雷腾戴上了“右派”帽子。

周尚文，时任县委统战部秘书，奉节县开展反右运动前，他就陪同统战部长到奉中、奉师等单位以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听取意见为名，寻找“右派分子”。他知道打着“整风”的旗号就是要抓“右派”。所以，在县委机关“鸣放”时，他没提任何意见。但县委为了完成任务，却把他打成“右派”狠狠批斗。周尚文向分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李洪猷申辩。边眼书记（李洪猷有一只眼睛先天残疾）回答说：“你周尚文从妈肚子里生出来就是右派。不管你提不提意见，发不发言都是右派！”周尚文是地下党员，当年的地下党员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多数都出身于地主家庭。而当时县委、县府的领导都是南下的工农出身的干部。所以，周尚文在县委机关就成了“先天”的“右派”。

李宝文，解放初期从西南革命大学结业派到奉节来的知识分子干部，时任县供销联社生产资料部经理兼共青团财经企业总支书记。供销系统开展运动前，李宝文对形势有所了解，按他自己的说法，在“鸣放”中“十分理性”。党总支将其定为“中左”。反右运动即将结束时，李洪猷派员下达指令：将李宝文抓出批斗。李宝文成了“御批”的“右派”。他心里明白，其“反党”言行发生在1952年。他因一件小事与时任县委组织部长的李洪猷发生过争执，曾顶撞过当今的边眼书记。时任县供销联社主任的刘汉俊知道事情的原委。据负责落实“右派”政策的县供销联社的晏副主任透露，经查李宝文的档案，县委对李宝文划“右派”的批复文件原文是：“李宝文暂不戴帽，交群众批判。”宴副主任还说，李宝文若不是有1961年的“摘帽”文件，还无法“改正”。是不是因为反右时已升任县委副书记兼县长的刘汉俊，了解边眼书记与李宝文的嫌隙，对李宝文定为“右派”持有不同意见，才决定“暂不戴帽”呢？但李宝文终没跳出执掌干部政治生命的边眼书记的手板心，当了22年“无冕右派”。

鲍伯威，家住县城，朱衣小学教师，反右运动时，他在农村扫盲。1958年春通知他到茅草坝劳动。他到茅草坝后，才听说自己是“右派”，与其他“右派”一样，每月领23元生活费。1961年，他和教育系统其他“右派”一起转到竹园公社劳改。1962年暑假，他们又一起进城参加统战部召开的会议（主题就是动员“右派”退职支援农业），随后回到朱衣参加精简教师动员会。县里派的黎继品到朱衣区主持精简动员会，黎继品要人人都必须书面申请“自愿”要求退职支援农业。其实名单是早已定了的，没摘“右派”帽子的鲍伯威就在精简名单之内。他领了两百多元退职费回到县城“支援农业”。后来才听说，按政策，精简的对象该是1958年后从农村吸收的教师。但1958年后参加工作的人员都是大跃进的积极分子，他们不会被精简，就把精简的名额“让”给那些政治不可靠的人了。到1979年落实“右派”政策时，县委“摘帽办”说：“右派”名册上没有鲍的名字，他是被精简的，不属落实对象。他“享受”了22年“右派”待遇，却不能像其他“右派”一样恢复公职。他找到他曾经教过的一个叫吴训清的学生诉说。吴从部队转业在竹园区当区长。竹园区委书记李永清刚调到县委当副书记。吴向李副书记反映了鲍的情况。县委其他领导都到地委开会去了，李副书记很信任吴区长，他按吴的要求在鲍的申请上签字同意恢复公职，安排到新城乡做扫盲教师，随即办理退休手续。

1958年3月，县委分系统开大会宣布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决定。就像如今开公审大会，对罪犯宣判一样。“右派分子”一个一个地被喊上台前，由各单位党支书宣布县委的决定。宣布顺序是由轻到重。第一批是撤职发生活费，送农村接受监督改造。第二批是开除公职，出身于农村的遣送回老家所在地监督改造；出身于城镇的，押送到煤厂督督改造（下井挖煤）。第三批，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押送到川滇边境修成昆铁路。我有幸列为第一批。

第一批宣布完，就到了中午。奉节师范的右派分子张休甫的处理决定尚未宣布。散会后，他唉声叹气地吃不下饭。我们都知道，张休甫原是中共地下党员，川东游击纵队领导人之一，出身于地主家庭，当年为掩护地下党活动，曾通过“竞选”当过国民党政府乡长。解放前，他的房子被国民党烧毁，当游击队员的儿子被特务杀害后挂在树上示众！解放初，张休甫在县人民政府工作，后因其出身于地主家庭，又当过伪乡长，被清洗出党，调奉节师范当教师。我安慰他：你是有功之臣，年纪又大，也许会从轻发落吧。张休甫“鸣放”时没在会上发言，只是背后议论过黎继品：黎的老婆就是地主分子，他的历史就那么清白吗？他只是会见风使舵，才入党升官，还当上了县委肃反“五人领导小组”成员。那时，“攻击”党员，就是攻击党。积极分子向黎继品打了小报告，张休甫自然就成了奉节师范揪出的第一个“右派分子”。张休甫对我说：“黎继品心狠手辣，认为我瞧不起他，他不会轻饶我的！”

下午开会，把年近六旬的张休甫揪上台，宣布了他的历史“罪行”和现行“破坏”言行，决定对其押送回老家大寨乡交贫下中农监督改造。张休甫年老体弱，家庭又是地主成份，1958年就饿死了！也有人说，张休甫听说原川东游击纵队司令员赵唯以及卢光特（彭咏梧牺牲后的继任者）、王庸（彭咏梧的入党介绍人）等都被打成“右派”，他是绝食而死的。

出乎意外，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决定宣布完后，黎继品又接着宣读了县委对三个老教师的处理决定。他们都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早已学乖了，在反右运动中，或者装哑巴，或者顺水推桡，或者只说恭维话，都没戴“右派”黑帽，却也遭到“右派分子”一样的下场。两个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一个开除公职送农业社监督改造。加上“右派分子”张休甫，奉师一共开除四个老教师，时称“除四害”。

江克钦，重庆江津人，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军队103后方医院任职（该医院曾驻奉节县城），曾任奉节地下党负责人。后来，随医院的搬迁，先后去到云阳、重庆。解放后，共产党执政了，他高高兴兴地带着老婆回到奉节。因其脱党多年，新县委没承认他的党籍，他被安排在奉节师范任教，肃反运动中受过审查。因其当过国民党军队后方医院的军官，被宣布押送到成昆铁路工地劳动教养。据说劳教期满回奉，与他同舟共济几十年的妻子杨秀英（小学教师）和他分了手，他又无子女，独身一人回老家江津去了，也只能饿死。

张若愚，解放前在湖北房县无线电台任过职。也是押送成昆铁路工地劳动教养。文革后得到平反，回到奉师任教。

刘敏初，其“罪行”更简单，解放前在省城拿脉处方为官僚地主服务。送康乐乡农业社监督改造。他是外地人，家眷不在奉节。他请求回老家，黎继品回答得很干脆：“不准！”因其年老多病，还得劳动挨批。公共食堂分的一点清水菜糊也弄不到口。1959年初，就饿死在康乐公社了！

1958年4月，县委第一书记侯荣卿召集县属单位尚保留公职的“右派”到大会堂训话。出乎意外，侯书记在那次会上并没痛骂“右派”，反而说了些勉励的话。他叫大家随下放干部一起去，好好劳动，好好改造，今后还可以重新回到人民队伍。一些单位的领队（都是单位的负责人或积极分子）听了侯书记这几句话，纷纷交头接耳地议论。县委书记训话后，主持人宣布，县委决定，将“右派分子”分到三个地方劳动改造。一部分到茅草坝林场开荒种树，一部分到新民区修公路，一部分到康乐乡（县委的工作重点乡）农业社劳动。“右派”的户口迁移和粮食关系由单位统一办理。奉中、奉师的“右派”都到康乐乡农业社劳动。

会后，我买了一个箱子将几件好点的衣物装好邮寄回老家，又买了一个大篾篓将书籍和一些日用品装好，想存放在总务处保管室。但遭到总务处负责人李咏衡的拒绝，他要我存在朋友家里。天啦！那时哪个敢认“右派”为朋友啊？我只好厚着脸皮去找老校长陈汉书（地下党领导人之一，当时奉节的地下党成员都不吃香。肃反运动后，黎继品提拔为副校长、党支书，陈汉书只分管总务工作）。陈校长听了我的诉说后，以同情的语气说：你还是奉师的人嘛，这么点事总务处怎么就不管呢？——你把东西搬来放在我楼上。1979年我调奉中后，特地去奉师拜望已离休的陈校长。他也许早就记不得这件小事了，而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一天早上，我们奉命在县府门前集合。奉中、奉师的“右派分子”、没戴黑帽的刘敏初和下放干部由奉中的青年女党员张远琼带队，到康乐乡大面村劳动。大家都分别住在大面村三个高级农业社的社员家，同吃同住。下放干部叫“劳动锻炼”，“右派”和刘敏初则是接受监督改造。

我住在大面二社三队李队长家，按月到粮店买回供应粮交给李队长家，并按规定交伙食费。在生产队劳动和社员一样记工分，但不参加分配。在大面村，生活虽苦，但农民并没虐待我。我们去之前，乡党委就按县委要求，给社员强调过：下去的“右派分子”就是“现行反革命”，要和“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当时还没有“五类分子”之说）一样看待。农村刚经历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我所去的生产队原会计就因为“反对粮食统购统销”被定为“反社会主义分子”，被斗得死去活来。虽说后来没给他戴帽子，但脱产干部和党支书一直把他当“坏分子”对待。农民对购过头粮十分反感。一些社员以为我也是因为“反对粮食统购统销”而被打成“右派”的。李队长把我带到生产队，一个社员就公开说：老陈（第一次听革命群众没喊我“陈右派”）是为我们农民说话的，我们不能亏待他！李队长赶快制止：这个话只能烂在肚子里，千万不能传出去！

大面二社三队在大面坡上段，全是山地，家家都是贫下中农。细粮都交了征购，吃的都是红苕、洋芋、豌豆、胡豆等粗粮，而且是一季接不上一季，青黄不接时，只能用菜叶充饥。自从成立了高级社，社员都养不起过年猪了。李队长家小孩多，也是缺吃少穿。

虽然社员没虐待我，但因我身体不好，天天和男劳力一样干重体力活，实在吃不消，也只能拖着病体干重活。不过，因为我不参加年终分配，即使挑的煤炭没有社员重，挖的板田没有社员多，他们也照样给我按整劳力记工分。

紧盯着我们这批“右派”的，有县委工作队、乡里的驻社干部和下放干部。他们可以随时组织大会小会批斗“右派分子”，以显示他们的“革命”和“进步”。有一次，县委派纪委副书记王尽忠到康乐乡慰问下放干部。下放干部早饭后就到乡里开会聚餐，“右派分子”下午也到乡里接受教育。王尽忠和我是云阳老乡，初中同学，解放后我升学读书去了，他到奉节参加土改后留下当了官。我毕业分到奉节，见了面十分友好。在这天的大会上，他表扬了一批下放干部后照例要批“右派分子”，没想到，他突然命令我站起来，无中生有地把我大骂了一通：什么装病偷懒呀，什么拉拢社员呀……我真想哭，但又有谁同情我这个“右派分子”呢？后来我想通了，他也要借机显示他的“革命”呀！

我们到康乐乡不久，就吹响了“大跃进”的号角。实施“农业八字宪法”，大搞深翻、密植、高产。领导提出要求“深翻一尺、亩施一万（斤肥），株距一寸，亩产一万（斤）。”（当时实行的市制计量，下同。）后来还遭到领导的批评：太保守！结果，小麦试验田里的种子下了几百斤，长出的是一片茸毛般的麦苗，一颗麦粒也没收到。

康乐乡是县委重点乡，事事都得走在前头。农业要放高产卫星，又要大搞水利建设。全乡的男劳力都拖到干溪沟累堤修坝。一会儿又要求半个月内扫除文盲。粮食正要收割了，又把劳动力调到干溪沟大办钢铁——当时称“小（小高炉）、土（土法炼铁）、群（群众运动）”。

我们接受的第一件任务是突击建土高炉。肚皮饿得呱呱响，24小时不准休息，限定一晚上筑起一座高炉，号称“一夜炉”。炉子建起了，我和几个社员被派去给八个高炉加窑（不停地给炼铁炉添加矿石、煤和木柴）。指挥部领导警告我：炉子死了，就得坐牢！县委工作队员和乡干部都手持木棍日夜巡视。几天几夜不睡觉，怎么吃得消？我们几个只好趁巡视的干部离开时轮流打盹。

挑矿石和煤炭的社员日夜奋战，不准休息。每天不停地加柴，哪有那样多的柴加？大小树都砍光了，就拆农房的檩椁门板烧。后来，连老人备办的棺材也拖去填了高炉！如此胡闹哪炼得出铁来？就派人到家家户户搜铁器、搪瓷盆，下门窗和箱柜上的铜铁配件，放进高炉。原本是好好的器皿，变成了一堆堆垃圾。我干了十多天，队长看我实在熬不住了，就派我回生产队突击挖红苕。不然，我这条小命早就丢进高炉里烧成灰了！

八月底，康乐人民公社率先成立了！随后，原平皋区的六个乡都变为康乐公社的六个管理区。声称“吃饭不要钱，按月发工资。”一个生产队的社员都到一个公共食堂喝大锅清水汤。但等到年底，也没有领到一分“工资”。有的社员饿得忍不住，就偷偷地将田里尚未成熟的粮食弄点回家，深更半夜地煮熟充饥。不久，家家的锅、盆都被砸。有的社员就从田里抠出红苕生吃。我是“右派”，当然不敢犯规，实在无法忍受时，只好咕噜咕噜地喝冷水。

当时，主要劳力都大办钢铁去了，眼看成熟的庄稼收不回来，就在田里点着煤气灯，名之曰“挑灯夜战”。表面上搞得轰轰烈烈，实际上，大多数时间都是杵着锄把打瞌睡。

1959年4月，康乐乡的下放干部大多数都回到原单位了，“右派分子”由两名警察押送到茅草坝林场继续改造。我们“右派”的身体经过大办钢铁、挑灯夜战等一系列折磨，都很虚弱，又背着被褥行李，第一天从康乐走到县城对岸就黑了。那时从县城对岸到三角坝已有运硫磺的汽车，押送我们的两名警察本想让大家搭乘空车去三角坝再上茅草坝。但第二天不见车。警察叫大家沿公路走，希望能在途中遇到回三角坝的空车。第二天走到新民就开始下雨，到敞河坝天就黑了，带队的安排我们一行到五马小学过夜。第三天雨更大，路更滑，深夜才摸到一磺厂，晚饭也没法弄到，就在一间废旧空房里打开被子躺下。第四天细雨夹着雪花，一路冻饿交加，拖到三角坝都已疲惫不堪。第五天要翻雪山。走出三角坝就看不见路了。林业局的“右派”陈度，建茅草坝林场前，他参与过勘测。他带领我们踩着足有三、四寸深的积雪从一条近路（实际上根本没有路）翻越一座大山，远远望见了细如蚯蚓的永安河（林场场部设在永安河边）。

茅草坝，顾名思义，那里一定生长着丰茂的茅草吧？但那里一根茅草都没有。它地处川鄂交界的高寒山区，高山中间夹着一块盆地，永安河在中间缓缓地流进天坑，坝子里土地肥沃，但无霜期不到100天。茅草坝周围还有一些已被开垦的小盆地。土家族人在那里繁衍生息。他们夏天种苞谷，只要不遇天灾，足够一年吃饭、酿酒、喂牲畜。秋天上山挖野生药材，冬天青壮年赶着骡马远到湘鄂贩卖。山上有筷子粗的荆竹林。那里霜雪大，当地居民家家都筑厚土墙，将荆竹连枝带叶砍来盖房。那样的房子，和低山的茅草房相似。所谓“茅草”，其实是细如茅草的荆竹。茅草坝地区以外的荆竹，一般有拇指一样粗，唯有那里的荆竹林极像茅草丛，当地居民又用它盖房，因而得名。

茅草坝林场原是县林业局史明亮带的一批县城无业人员（称开荒队员）开辟的。史回城后，林场的脱产干部只有一个场长胡德庸，一个会计，两个场医，几个林业技术员。1958年公社化后，茅草坝地区（原属荆竹乡）的农田都并入林场，但原先的大队生产队编制没变，那些社员也在他们的公共食堂吃饭。茅草坝主产苞谷、洋芋和药材。林场的领导脑袋发热，荒山上一律栽植桦山松，平地大种甜菜（糖萝卜），还建了一座糖厂。农忙时，场部还派“右派”到农民的生产队突击面洋芋、种甜菜。1959年底，地区来人视察后，将原先的社员分出去，新建了永安公社。我记得当时地区来的领导是曾在奉节当过副县长的刘同华。他给林场的职工（右派也到场受教育）作报告，首先肯定了林场的成绩。诸如种植甜菜4万亩，栽种桦山松8万亩，等等。他还举了一个令人永远难忘的数据：永安河从没养过鸭子，今年养活了两只，比上年增长了200%（稍有一点数学知识的人就知道，其增长的倍数该是“无穷大”），这不仅是大跃进，而是特大跃进！他又宣布林场和公社划分的原则：原有的熟田归公社，所有荒山荒地都归林场。从此，当地农民失去了药材收入，增加了大面积甜菜种植计划。

1958年下放干部和一批“右派分子”去后，从场部到工队实际是下放干部的领队当家。原在新民区修公路的右派已于1959年2月被押送到茅草坝去了。我们康乐的这一批右派又被分到六个工队劳改。我被编在茅草坝工队（即场部）。

别以为场部的条件好些，实际上，场部的“右派”最惨！因为以支书秦序全为首的一批下放干部“左”得无以复加！秦原是安坪区青年干事，反右运动特别积极，新近调任县委组织部干事，书记派他下来镀金，回去接任人事局长。副场长彭宗承，是商业局的股长，也是下来镀金后提任商业局副局长的。第一天出工，彭宗承就大声呼喊：大家把新来的“右派”看紧点。他们在农业社懒惯了，不给他们一点颜色，他们不晓得锅儿是铁铸的！仅举一例，就可看出他们多“左”。场部秘书，是法院的下放干部，叫钱凯。他脑袋里多少还有点法制观念，对“右派”不够狠心。反右倾时，钱被罚跪在雪地上，几乎冻死了。由此可见，秦支书的阶级觉悟多“高”，斗争性多“强”！对他的秘书就是如此，不把“右派”当人何足为奇？

我们场部（茅草坝工队）一切都由下放干部指挥，原来的场长胡德庸也管不到事。下放干部的工队长是气象站的王站长（南下干部）。他也“左”得失去了人性！原工队长和开荒队员，本是县城的无业游民，其中多是流氓无赖，过去打人还犯法，如今打“右派”成了“革命行动”。无须动员，他们就积极充当“左派”的打手。“左派”还在每个工队里找一个“右派”来管“右派”（好像“牢头”一样，我们称其为“特殊右派”）。“右派分子”和下放干部、开荒队员都是分开住的。我们工队的“特殊右派”是县府的曾芳祥。他除了随时向“左派”密告“右派”的“反动言行”外，还给“右派分子”派工，分任务，发饭票。他说一就是一，“右派分子”不得讲价还钱。“右派分子”受到场部领导、工队长、下放干部、开荒队员和“特殊右派”的重重虐待。

骡马下力还让它吃饱，还不让它淋着冻着。我们五月间到那里，还是白雪皑皑，中秋节前就有霜冻。白天干重活，在荒山上挖树窝按不同地块的定额是8000——10000个，规格是长、宽、深各3尺。从早到晚就是不喘气也完不成。种甜菜和洋芋时，犁地、挑粪等重活都是“右派”的。全队（连场部职工）近百人吃饭，每天要烧十多捆柴，吃六七十斤苞谷面。砍柴和磨苞谷面都是“右派”晚上必做的“加班活”。炊事员只烧茶杯粗的木材，不要树枝。灶孔很大，干的湿的各放几根，干柴燃烧完，湿柴又炕干了。天天晚上，有的“右派”摸黑钻进原始森林砍柴，有的“右派”用石磨推苞谷面，常常搞到下半夜也难完成任务。有一次，我白天溜溜滑滑地挑大粪面洋芋，已经累趴了，晚上还得和几个难友淋着雨进山砍柴，任务是每人80斤。我钻进树林想歇口气，不知怎么就睡着了。突然被狼嚎声惊醒了！我的衣服里外都湿透了，发现难友们都已离去。我摸起柴刀赶紧去找合适的小树。刚走几步，被一根枯死的树干绊倒。天助我也！我把那根枯树背回去放到柴堆上——那时过秤记账的“特殊右派”已睡着了，我摸到铺上才感到后怕：如果遇到虎豹，连骨头都不会剩下！推苞谷也是重活。两人推一扇大石磨（比低山的石磨大得多，高山人称石擂），磨了筛，筛了又磨，要磨四遍。六、七十斤苞谷要磨多久啊！下放干部和开荒队员的任务是监督“右派”，劳动没有定额。“右派”的粮食定量被层层克扣（曾芳祥之流的“特殊右派”也要刮一层，称之曰“以干活的态度和劳动强度定量到人”），除了曾芳祥之流，哪个“右派”不是饿得肿脸泡腮的？

下放干部和开荒队员没有一个得肿病的。其他队我不清楚，我们茅草坝的下放干部和开荒队员，不但饭票发得多（他们可以任意克扣“右派”的粮食定量），区里给林场供应的副食品也都被下放干部和开荒队员分光了。彭副场长又常开条子派人到县商业局弄副食品（那时的副食品还不兴凭购粮证发票，饼子也不收粮票，全是通过“后门”销售）。我至今也弄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信任我，多次派我到三角坝为他们挑饼子、罐头和白酒。下放干部可请假回城探亲。他们还把茅草坝的包包菜带回家充饥。有的还要“右派”给他挑到三角坝，送上汽车。我就给奉中的成仲英挑过包包菜。从茅草坝到三角坝，说来只有60多里路，就是打空手翻黄连坝那座大山，也很费力啊！

那时饭票就是命！一天，我和几个难友挑大粪面洋芋，我把上衣挂在粪池旁的墙上，收工吃饭时发觉放在上衣荷包里的饭票没有了！那可是刚发的半个月的饭票啊！那是拿多少钱也买不来的啊！难友丁崇惠（邮电局的）帮我排查，认定是一起挑大粪的“眼镜”（也是难友，商业部门的，近视眼）偷的。丁崇惠借了1斤饭票给我。我和丁连续两天每顿吃饭时就悄悄地记下那“眼镜”打饭的数量。果然，他每顿都要打两碗饭。我和丁一起去质问那“眼镜”。他谎称在路上“捡拾”了几斤饭票，还了我一部分。他也很可怜，我们都没再说什么。我在那半个月只能靠多喝水度日。

茅草坝的夏天雨多晴少，冬天霜雪又大。“右派”天天都是汗流浃背，又是在雨雾蒙蒙中下苦力，加之狭窄的道路两边灌木丛的枝叶经常是水淋淋的，衣服没有几个时候是干的。冬天早晚路被霜冻凝结，太阳一照，就稀糊糊的。绝大多数“右派”都没有胶靴，只能像当地土家人一样穿棕袜子套草鞋。领导又不准“右派”烧火烤（下放干部、开荒队员的房间可生煤炉）。我又累又饿，再加风湿，晚上一躺下不仅腰疼得要命，而且满身虚汗。我到九里挑粮时和一个卖草药的游走郎中一起躲雨，他自称“朱法官”（“法官”是当地对骨伤科草药医生的俗称）。他仔细看了看我的面部和眼珠，说我患有风湿病，一定腰疼吧？喝了他配的几包草药粉，我的病痛才稍有缓解。“右派”没日没夜地下苦力，还常常挨斗。雨大不能出工，就斗“右派”，有时晚上也开批斗会。那些打手们心狠手毒，“右派”不但要低头弯腰，还要遭受拳打脚踢。最惨的是在雪地上罚跪，冻得全身像筛糠一样。下放干部中的“左派”们毫无人性可言，开荒队员中的地痞流氓更以整人为乐，用雪坨砸“右派”的头，甚至朝“右派”头上泼水！不要多久，跪在雪地上的“右派”从头到脚就结了一层冰！

我们多次被派到林校（白草池）突击。林校是大跃进的产物，招的高小毕业生“半工半读”。那里下力的“右派”少。我们场部的“右派”多，常派“右派”去突击（后来才新建白草池工队）。我就是在林校突击时吃了苞谷头子（粗壳）饭，一放碗就被撵上山挖树窝，得了肠梗阻，到阎王殿门前走了一趟。那天下午，我下腹部胀痛难忍，想屙又屙不出来。后来就倒在工地上翻滚。收工时，一个难友想把我背下山，但我腹部一挨他的背就痛得要命。几个难友才架着我拖回林校放在地铺上。上半夜我还翻滚着哼，下半夜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天亮后，难友们看我还有一丝气，有的给我掐人中，有的给我灌大黄水。但都无济于事。我仿佛听到成卓夫对难友们说：我们“右派”不管，没有人会管他的死活！我们还是把他抬到场部医务室去吧。刘廷全当即响应。刘廷全是吐祥小学教师，我们原先就相识，而我与成卓夫仅仅是难友而已！他们几个轮换着把我抬回场部放在我的铺位上（我和奉节中学的右派任天林合睡一铺，他外出挑粮去了），急忙请医生。那位张医生（他原是部队卫生员，转业到县医院当过护士，我早就认识）还存有一点人性，我模模糊糊地感到他好像给我灌了一瓶“泻盐”之类的药。天擦黑时，我终于苏醒了。我请收工回来的难友把我扶起来坐在尿桶上（像监舍一样，房内放有尿桶，晚上太冷就在房内方便）哗哗地屙了很多，开头有苞谷渣，接着全是粪水。我的命保住了，吃不得饭光喝水，浮肿得更厉害，睡了三天才下床。苞谷饭我不能吃，每顿我只打一份无油少盐的白菜（一人只能打一份）勉强度日。拖了几天，浮肿渐渐消退，先是手心脚底的硬壳脱了，随后全身的皮都掉了一层。我去请医生开张证明，一是肠胃消化不了苞谷饭，要求用饭票换两斤生苞谷面自己煮糊糊吃，二是双手的旧皮已脱，全是红红的嫩肉，想再休息几天——能吃饭不出工是不可能的。那位医生真是天下第一流的“左派医疗专家”，他很快就做出诊断：“右派”犯懒病，几天没出工致使全身“蜕皮”，不需服药，上山挖树窝。并狠狠训斥了我一顿：“右派”是来改造的，怎么还这样娇？那位阶级觉悟特别“高”的医生，就是原在私营“同昌祥”中药铺坐堂的刘医生。大病一场，我吃的唯一“补品”就是难友任天林外出挑粮时在九里路边小店买回的半瓶“宝塔糖”（小儿驱虫药）。

甜菜成熟了，我和一批难友被派到糖厂突击。先到湖北建始硫磺厂挑过几天煤炭，后来派我在厂里熬糖。熬糖虽比挑炭活轻，但24小时不能离开，实在困了，只能轮换着打个盹。糖灶房雾气腾腾，衣服湿漉漉的，深夜零下十多度，只得把手伸进糖水锅里烫。

我在茅草坝只熬了8个月，就亲眼看到整死3个“右派”。一个姓潘的，年纪较大，是商业系统的，是在斗争会上打死的。在林校突击时，我就和难友们掩埋过两个“右派”。一个叫吴星平，安坪小学的教师，他年老多病，痔疮特别严重，又流血又脱肛。行走都很困难，但每天还得干沉重的体力活。“左派”们连这样的老弱病残者也不放过，经常在斗争会上边打边骂！他死在收工回队的路上，“左派”们不闻不问。我们几个难友刨坑把他掩埋了。另一个是郭小帆，新城小学的青年教师，也是场部的，那次他没到林校突击，挑包包菜时死在林校附近的。我听说后和几个难友连夜刨坑将他掩埋了。后来听同工队的刘定然说，郭小帆头晚挨斗被打得很惨，第二天派去白草池挑包包菜，实在走不动了，他不得不坐下歇口气，同行的难友走了，没想到他独自一人坐下去就没起来！郭小帆离世两三个月后的一天，我被派到庙宇挑东西，下山时遇到一个年轻人向我问路，他自称是郭小帆的弟弟，说郭小帆很久没给家里写信了，老人要他到茅草坝来看看，昨天出发，在庙宇歇的，今天一大早就上山，想早点见到哥哥——对执行死刑的罪犯也还要通知家人收尸啊，“右派”被整死了不如踩死一只蚂蚁！我当时强忍着泪水，没说出真相，叫他直接到场部询问！下午，我们上山，郭小帆的弟弟提着一卷被子哭哭啼啼地下山。我们在山腰都放声大哭了一场！1979年初夏的一个星期天，我到县政路一个同事家玩，那同事的邻居——郭小帆的姐姐听说我和郭小帆是难友，她向我询问了郭惨死的详情。她呜咽着说，弟弟还没结婚就被整死了，连尸骨也找不到，她要将自己的小儿子过继给郭小帆，到清明节、七月半才有后人面向茅草坝为他点香烧纸。

到了1960年，别说人间地狱茅草坝，全县城乡的肿病号都更多更严重了。在茅草坝的“右派”，累死、饿死、冻死者总计有多少？官方没有公布过。后来，几个难友在一起凑，至少在40个以上。据和我同一工队的难友刘定然说，他就亲手掩埋过3个“右派”。一个是他的小老乡向洪图（向本在黄连坝工队，是到糖厂突击时整死的），另两个已记不清姓名，其中一个是小学教师，一个是供销社干部。他说，一个是用农民晒烟叶的烂竹筐装着抬出去埋的，另两个是用绳子拴着抬出去埋的。他说，仅茅草坝工队，1959年、1960年整死的“右派”就将近20个。又据大屋倘工队的董应翠和罗尊杰说，他们工队在1959年和1960年先后被整死的“右派”至少有7个。董应翠是1959年从新民区公路工地上转到茅草坝的，1960年初就摘帽回到县城了，她只在大屋倘熬了一年，她叫得出冤死者的姓名就有：娄尊堂、张明道、高进修、徐龙炳和李亚白。他们都是1959年或被打死的，或被踩死的，或被踢死的，或被拖死的。罗尊杰说，1960年一个大冷天，晚上集中到场部看电影纪录片，接受教育。“右派”们本来就很虚弱，加之冻饿交加，回工队时，有两个“右派”死在路上。大屋倘工队规模小，“右派”人数不多，下放干部队长张作礼（县卫生局长）也还有良心，就整死了那么多“右派”，全场有六个工队，到底有多少“右派”的尸骨丢在茅草坝了？再说，刘定然、罗尊杰都是小学教师，中、小学教师中的“右派”1961年转移到竹园公社劳改，后来其他系统留在那里的“右派”又死了多少？只有天晓得！

据我所知，县工商联一个姓周的“右派”，1980年后才逃出茅草坝那座人间地狱。一天，我们偶然在街上碰见了。他年近六旬，妻离子散，无家可归！暂时寄居在洗澡堂的一间不到10平米的楼梯间。他邀我到他“家”中坐了一会儿。闲谈中得知，他妹妹（小学教师）可怜他，把心爱的小女儿过继在他名下，给了他一点安慰。那女孩是我的学生，是个品学兼优的尖子生。经他一说我才明白，那女学生原来姓“甘”现在改姓“周”的原因。

我幸好年轻，在人间地狱茅草坝的时间又较短，才保住了这条小命！

前两年，听刘定然哽咽着说起向洪图两弟兄的悲惨遭遇。哥哥向洪尧原是小学教导主任，打成“右派”后，被开除回农村监督改造，被那场人为的“天灾”吞噬了！弟弟向洪图原是文教科主办科员，打成“右派”后押送到茅草坝林场黄连坝工队劳改。他和一批“右派”被派到糖厂突击，天天到湖北建始挑煤。“右派”们睡在农民房内荆竹条子铺的楼上，像面红苕一样挤着。向洪图就睡在他身边，早上发觉向已成了一具僵尸。“左派”还说他装死，踢了他几脚。刘定然的体力也很弱了，无力将向的尸体背下楼，就用一条绳子拴着顺着楼梯向下放，刘的力气用尽了，下面又没有人接，向的尸体落在地上，脑袋都摔碎了。第三天他去到掩埋向的地方，发现向的尸体已被野兽刨出吃了，只剩下几根骨头散落在地面，禁不住潸然泪下！向家的后人曾请他帮忙寻找尸骨。他怕说出真相后向家后人更伤心，只好说记不清地方了。

一个是地区文教科长、地下党员罗承晔。当年地委、专署机关的“右派”多数随下放干部到巫溪高寒山区红池坝劳改，也有一批“右派分子”分到各县劳改。专署文教科的两个“右派分子”就被送到奉节劳改。我们县教育系统的“左派”为显其“革命”，把地区文教科的“右派”（有罗科长和一个姓刘的女会计）带到奉师附小批斗，“左派”们挑唆不懂事的小学生侮辱他们，罗忍受不了，跳崖自杀了！

另一个是小学教师夏明星。小学教师中的“右派”在等候处理时，被赶到县城后山坡栽广柑树。年老体弱的夏明星被派下河挑水浇树。当时正逢枯水季节，夏明星连一挑空水桶都挑不上山坡。“左派”就命他用面盆端。他从河边端着一盆水爬到县城后边，实在爬不动了，想坐下歇口气，遭到押解的“左派”训斥，他用尽最后的力气爬起来，但已站立不稳，摔得头破血流，再也没爬起来！“左派”还骂他“装死”。

有的“右派”为了活命，想法逃亡。我现在还记得我们茅草坝工队的几个逃亡者。

任天林，奉节中学的政治教员。反右运动前，县委宣传部长王育贤带着“任务”到奉中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任天林不知王部长一行是来“钓鱼”的），当面向王部长提意见：请王部长今后作时事报告（当年县委宣传部不定期地集中县直属单位的干部、教师作时事报告）前把秘书打的稿子读一遍，以免念错字或临时转身向秘书询问（王部长是南下工农干部）。那时，“攻击”党员就是“攻击”党，任天林竟敢公开当面“攻击”县委宣传部长，当然是罪大恶极的的“右派分子”。到茅草坝工队后，他被派到九里粮店挑粮。他们几个“右派”在一个下放干部的押解下，早饭后就下山，挑一担粮食爬二十多里上坡，天黑才能回来。他实在耐不活了。一天，他乘外出挑粮时逃到劳改磺厂，苦苦请求留下劳改。但终被狱警赶出。回来被狠狠斗了几天。

张文卿，企业公司会计，他的妻子严钦蓉在百货公司工作。1960年初夏，严去茅草坝看丈夫。第二天早上，张请假送妻子到山下的庙宇槽。几个小时后，严提着张的鞋子回到茅草坝向林场领导哭诉：张跳河自杀了！严收拾好张的行李（那时的破衣破被都很珍贵）带走，从此就失踪了。文革后，张文卿突然回到县里要求落实政策。原来是严钦蓉带着张偷逃到新疆劳改农场活下来的（严有个哥哥在新疆劳改刑满留场）。文革后，严因为失去了公职没跟着回来。

杜林圭，新民小学教师，家住县城，一天夜里，他被赶到原始森林砍柴，没回队。都以为他死在深山老林了。大约是文革前两年，我在县城偶然碰到他。他摸出一张五元的公债券，要我给他换成现钱。他向我说起怎样逃到新疆，并说新疆农场只需说明自己的来历都收留。后来，有一批人从新疆偷逃去苏联、印度。他们一伙准备偷逃印度。他们刚到国境线，恰逢中印边界战争爆发，被挡住遣送回到原籍。

李梅盛也是偷逃到外地流浪了十多年，保住了性命，文革后才回来。他退休前当过县经委副主任。

冯瑞龙，南下干部，县府科员。1960年深冬的一个晚上，工队开会把他斗得死去活来。会后，他冒着雪花偷偷钻进了原始森林。当时，厂部领导认定冯瑞龙叛逃了。十年后，公安人员边防巡逻时，发现一具身首异处的骷髅。凭尸骨上一颗金牙和尸骨旁的一支钢笔，确认那是冯瑞龙的尸骨。当时领导推论，冯瑞龙在严寒的大雪夜，走投无路，畏罪自杀！

李亚白，小学教师，年近六旬，深度近视。晚上进山砍柴，回队时，眼镜被树枝挂落，他停下弯腰摸眼镜，没和其他“右派”一起归队。“左派”诬陷他畏罪潜逃，立即派人上山捉拿归案。“左派”不听李亚白辩解，将其活活打死！

林场狠心整“右派”的杀手主要有这样几部分人：一是下去镀金，准备回来提拔的。秦序全、彭宗承等，就是典型代表。二是本身就不干净的下放干部，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借机捞取政治资本。我们茅草坝工队后来加了两个副队长（也称副排长）：向昌龄和廖仃。他俩都在本单位挨过斗，才下放劳动的。奉中的向昌龄，反右后消过毒（即“中右”），和我们一起到康乐劳动，又一起到茅草坝的。他是一个擅长“演戏”的人。廖仃是文化馆的。他是国民党驻奉部队政工队的军官，起义人员。他也是“表演明星”。那些因不受领导喜欢而遭下放劳动的干部，却并不像向昌龄、廖仃之流一样“左”，如地下党员、奉节中学教导主任刘辅高等都只是随大流，没特别挖苦“右派”。三是开荒队员中的地痞流氓。他们过去在城里打人、侮辱妇女还会受到惩罚，如今整“右派”成了“革命行动”，还受到领导的夸奖，何乐而不为呢？那些家伙已没有一丝人性，整右派从不手软。刘定然向我讲，他在茅草坝工队亲眼看到开荒队员李麻子（已记不清名字）两口子无缘无故地打死过两个“右派”。一天，有个又老又病的“右派”（商业系统的）坐在屋里休息，李麻子在门口喊了一声“右派”，要他去做什么事。那“右派”没理。李麻子责问那“右派”为何不动。那“右派”顶了一句嘴：我有名有姓，我晓得你喊的谁？李麻子骂他：你这臭“右派”还敢顶嘴？上前抓住那“右派”朝胸膛就是几拳头！那“右派”当即口吐鲜血，三天就死了！事隔不久，李麻子两口子扯皮，姓易的“右派”（小学教师，巫山人）上前劝说，那泼妇认为易某在帮李麻子的忙，就把气往姓易的“右派”身上出，拖起扁担狠狠地打易某。易本来就很虚弱，又疼又怄，不几天就命归黄泉了！开荒队员中也有不少对“右派”怀有怜悯心。据难友董应翠说，大屋倘工队的伙食团长、女开荒队员罗某，不但同情含冤受屈的“右派”，还爱上了很有才华的“右派分子”陈慕诚（退休前是航道段段长），成了患难夫妻。四是所谓“特殊右派”，我们工队的曾芳祥就是代表。他很会见风使舵，深得那个王队长（下放干部）的信任，成了王队长的“狗腿子”。“右派”的饭票由他发，他给“右派”按劳动态度和劳动强度“定量”，发多发少他说了算；右派的活由他安排，他派你干啥就干啥，干活的定额也由他说。至于打小报告、狠斗“右派”之类的坏事他都没少干。他们是“左派”的“帮凶”、坑害同类的“杀手”。当然，更多的“右派”是同病相怜。

1979年落实“右派”政策，劳教的（包括前文提到的没戴“右派”帽子的江克钦、张若愚）全回来了，外逃的全回来了，开除送煤矿劳改的全回来了，开除遣送回原籍农村监督改造的死了3个（加上前文提到的没戴任何帽子的刘敏初共有4个），而当时处理最轻的——保留公职者，遭遇最惨，有40多具尸骨丢在茅草坝了!

开除遣送回原籍农村监督改造的“右派”，在大跃进中饿死的，除前文提到的张休甫、向洪图外，另一个叫刘君石。刘是川西人，他是在职教师考上西南师院，毕业分到地处川东的奉节中学任教。1957年暑假，他被批准调回老家与妻儿团聚。我们到万县市集中时，他带着专区文教科开的调动手续到会场和同事告别。奉中的党支书叫他留下参加学习后再走。他本来就有些依依难舍，很乐意地留下参加“整风学习”。后来奉中差一个“右派”，党支部就把那顶“右派”帽子送给了他！刘

“摘帽右派”回到单位，事没少干，但仍然享受的“右派”待遇，只领“生活费”。就拿中小学教师来说，1956年工资改革，中教十级（最低级）月薪是37元，小教十级（最低级）月薪是25元。“摘帽右派”拿的却是“等外级”——23元。直到1979年“改正”后才恢复原工资级别。

无论哪个单位的“左派”对“摘帽右派”都没当“人”看待。

我1960年摘帽后回到奉师函授部，经常受到函授部主任陈南和那个老奸巨猾的刘远尧的凌辱。有两件小事至今无法忘却。

有一次，我出差到一个偏僻的公社，因感冒到卫生院买药，竟然发现药柜里摆有两瓶药酒，标价4元（内装1斤）。那时，干部可买3角5分1斤的白酒，社员过的“共产主义”生活——干活连工分都不记，哪有钱买酒？我本不喝酒，但听老人说，酒是粮食酿的，有营养。那时无论什么都凭票供应，我单身一人，拿起钱也无处花，就把那两瓶药酒买下带回来了。我打开一瓶喝过，喝进口就感到口干舌燥的，不敢多喝。我把两瓶酒藏在我唯一的家具——装书和换洗衣服的篾篓里。饥饿难忍时就偷偷地喝一口，心想总比喝白开水强。没想到，我这点秘密被姓刘的发现了。上班时，陈南悄悄地到我们集体宿舍查看了我那两瓶药酒。随后，把我叫到一边，和颜悦色地问我是在何处买的药酒。我如实告之。他说，他患腰痛病，要我帮他买一瓶。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嗜酒如命的人。他的意思我当然明白，就把那瓶没开封的药酒拿出递给他，并说，你拿去喝吧。他当然不会客气。这周星期六下午，陈南召开生活检讨会。开场白说完后，他就把矛头指向我——恶言厉色地批判我这个“摘帽右派”的资产阶级享乐腐化思想作风，其有力的证据就是一次买了两瓶“高级酒”！接下来，猛烈的炮火就向我轰击。我真是有口难辩！

再一次，我被派到乡下给中师生办口粮转移手续。当时，我们的口粮是每月18斤。大月每餐不足2两。下乡一天步行60里以上可补助2两粮票。我回来时，在上庄中心小学吃了一顿午餐，照规定该给2两粮票两角钱。我给了一张半斤面值的粮票，农村小学很少有人来吃“客饭”，他们没有3两粮票找补。我急于赶路，就说，存在你们这里，下次来吃。事过半个月，在一次政治学习讨论会上，那姓刘的突然向我发起进攻：学校党支部早就宣布过，节余的粮食一律上交学校，你却把粮票存在上庄中心校。我给你带回来了，你打算怎么处理？我只好说：交给伙食团。他说：我已经上交总务处了（伙食团长是他的胞弟刘远舜，所以他特别说明已交总务处）。接着，他又责问：你出差怎么会有剩余的粮票？你虚报步行里程冒领了多少粮票？随之而来的是一顿猛批。我仍是有口难辩！

1961年，我被下放到朱衣公社小学，朱衣区公安特派员张远迹在一次大会上讲：“摘帽右派”的骨头就要轻几斤（意为“贱骨头”）！区委宣传委员汪庆树无论大会小会都说：“摘帽右派”还是“右派”，那顶黑帽就拿在革命群众手上的，随时都可以给他重新戴上！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无论哪次政治运动，“摘帽右派”都是阶级斗争的“活靶子”。从“四清”到文革，当权者都把“摘帽右派”列入“牛鬼蛇神”给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文革时有句最响亮的口号：“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

1964年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回到老婆所在的五湘村小，看到姨妹来信说，她通过学习懂得了节约是好品德，叫我们今后每月少给她寄1元生活费。我老婆父母双亡，她们一家只剩下姐妹俩，姨妹正在县城上中学，其用费当然由我们供给。接到姨妹的来信后，我俩都很高兴，说她懂事了，表扬了她一番。事过几天，全公社教师集中学习，听过公社书记“四清”动员报告后就座谈讨论。与我老婆同校的女教师陈期珍争先发言，揭发我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她向与会者讲了这样一则“故事”：上个星期，我姨妹给她姐姐来信说，她通过学习“四清”文件，思想觉悟提高了，认识到，我给他寄钱是在用钱去“腐蚀”她，决定和我划清界限，不要我给她寄钱了！我在周六晚听说后，痛骂了我姨妹一顿。并说，她丈夫当时就说我思想立场太成问题。她说得有鼻子有眼睛的，有时间、地点、人证。随之而来的自然是一顿无情的批斗！那时，是绝不允许“摘帽右派”“狡辩”的。

文革中，朱衣公社发生过两次“反革命案件”，我都无端被列为“嫌犯”。

一天上午，有人发现学校男厕所隔板上有人用铅笔写了一行字：“毛主席坏，红卫兵坏。”从字迹上看，像是一个小孩写的。学校造反派立即报警，并把那块隔板撤下保存起来。县公安局来人侦察，他们认定那是学校的阶级的人写的。按当时的政策，阶级敌人有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学校的“走资派”校长、主任都是女性，不会到男厕所去，被排除了。公安人员认为最大的“嫌犯”有两个：一个是“历史反革命”，另一个是“摘帽右派”。那个国民党政府留用人员，肃反时受过审查，但他为人十分谨慎，量他也不敢胡作非为；于是，就把我这个“摘帽右派”作为重点审查对象。又是查对笔迹，又是逼供诱供，无所不用其极。但没从我身上找到蛛丝马迹，只得不了了之。

又一天早晨，公社中心小学、公社机关、区粮站、区供销社门前都贴有一张“反革命传单”。那张传单一看就是“恶劣攻击林副主席”：“双木同长视谁高，老虎背上砍三刀。”不就是“林彪”二字吗？传单末尾还写明了作者的姓名和住址：“要问此曲谁人写，朱衣农中鲁国彬；家住何处啥地名？举目望见单楼村。”公社武装部陈部长凭此把“嫌犯”锁定在双楼大队（双楼村）地主的儿子曾国林身上。因为朱衣农中的学生曾国林与“鲁国彬”字形相近，双楼村与“单楼村”也相对应。陈部长一边急电上报县公安局，一边带着传单去双楼生产队找积极分子核实。双楼的积极分子都说那传单不是曾国林写的，而是生产队会计刘光应写的：一是曾国林不会那么傻，二是笔迹很像刘光应写的，三是刘家与曾家有矛盾。公安局王局长带着侦破组赶来了，王局长否定了公社陈部长意见，他说：第一，刘光应是贫农，只有受过关、管、斗的人才会对“林副主席”如此刻骨仇恨；第二，反革命分子是用熟洋芋粘贴的传单，他尝过有盐味，农民吃洋芋哪舍得放盐（那时食盐也是凭票供应）？于是，把“嫌犯”锁定在学校和供销社的阶级敌人身上。供销社那个“摘帽右派”文化不高，很快被排除。学校那个“历史反革命”很谨慎，平时也从不舞文弄墨，也被排除。侦破组又听说我曾多次奉命为学校宣传队写过顺口溜，就强令我交代犯罪事实。当时公检法实行军管，我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伸。”我在万般无奈之际，只好说：我是住的集体宿舍，发现传单的头晚上，公社副社长刘克明来学校组织教师学习，因时间很晚了，他没回去，和我同睡一床。请你们问问刘副社长，我半夜出过门没有。因为粮站、供销社、公社离学校都较远，从学校到公社来回一趟，至少得一个半小时。很幸运的是，刘副社长凭他的良心证明我不可能夜里外出贴那么多传单。此后，侦破组才去将刘光应逮捕判刑，文革后，刘才被释放。

1975年，位于三江公社的一家国营煤厂倒闭，区里决定将附近三个公社的初中班集中到煤厂留下的几间空房里上课。我被派到那荒凉的山沟里任教。在那名副其实的“夹皮沟”里，既无电话，也无广播，更无收音机，连农户都看不到。一些年轻教工耐不住寂寞，出现了“异性相吸”的现象，有两对男女（两男都有妻室，一女离婚，一女未婚）关系暧昧，偷偷地过着同居生活。那几个人背景都硬，领导不敢得罪他们，教职工对他们的行为难免要发议论。一天，区委宣传委员汪庆树来校检查工作，他听了领导的汇报后，当晚召集教职工开会。按惯例，会前要学习“最高指示”。他先读了一段对错误思想不能让其自由泛滥的“语录”，接着叫大家齐颂“三要三不要”的“最新最高指示”：“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身为区委宣传委员，当然善于活学活用。他一读完“最高指示”，就劈头盖脑地大骂我这个“摘帽右派”不明白自己的身份，不老实改造，说东道西，破坏团结！紧接着，几个“积极分子”就向我发起了进攻。前后两个小时，这个分管文卫工作的区委领导，对教师搞婚外情只字没提，最后还责令我写书面交待。我真是比窦娥还冤！但在那时，打掉牙只能往肚里吞！

不过，比起另外几个“摘帽右派”来，我还算是比较“幸运”的。

吴建华摘帽后安排到新成立的朱衣区银行营业所，而所长正是他的情敌——妻子的表哥何权武。何是在舅舅家和表妹一起长大的，后来都在银行工作。表哥心爱的表妹被时任县银行的股长吴建华“夺”去了。何一直耿耿于怀。如今，上级把“摘帽右派”吴建华交给他“监管”，他就想方设法找小鞋给吴建华穿。“四清”时，吴因曾在一份支农报告中反映过“农民缺衣少吃”的实情，被加上“丑化社会主义”的罪名整得死去活来。文革一开始吴就被批斗后开除公职。他是川西人，在亲友的带领下到“省革筹”上访，“省革筹”给他写了一张条子：根据“十六条”的规定，应放在运动后期处理。经过几年奔波，吴建华才回到单位。何所长安排他每天上山挑煤炭。无论是区或是公社组织的批斗大会都有他上台，即使不挨斗也要去陪斗。陪斗者也难免要罚跪挨打。

董应翠，原城关小学女教师，1960年1月首批摘帽回到县城。她天真地以为从地狱回到了人间，要和日夜思念的孩子相见了，怎不激动？但三个女儿见了她就哭诉她们因母亲的“右派罪”处处受歧视，连读小学的资格也被剥夺了！开学前，文教科将她分到高寒山区青龙小学任教。没想到，学校负责人李东海在教师大会上宣布：“摘帽右派”还是“右派”，你董应翠的“右派”帽子在我手上拿着，我随时都可以给你重新扣上！李东海时时事事都以“阶级斗争为纲”，全公社公民办教师周末都要集中学习，第一个节目照例是斗争会。董应翠是唯一的“阶级敌人”，每次都对她既触及灵魂又触及皮肉。3月25日，一个住校女生的饭票丢

失了，李东海硬说是董应翠偷了，当众对其脱衣搜身，将她仅有的3斤饭票搜去，并强令董应翠承认偷盗学生饭票。董应翠据理力争，几个“积极分子”在李东海的指挥下，对其拳打脚踢。她站立不稳，倒在地上，还骂她是在装死。饭票被搜光了，这个月还有6天怎么过？他只得扯些野菜到一个同情她的学生家长屋里偷偷煮来充饥。李东海见她几天没饿死，又开会斗了她几次，逼问她：你没偷别人的饭票，这几天吃的什么？当时还在大喊“公共食堂万岁！”社员家里冒烟属于“犯法”，她只得沉默以对。学校放了暑假，李东海安排她下队扫盲。由于饥饿加无休止地折磨，董应翠全身浮肿，又因感冒发高烧，她请假回县城治病，李东海不准假不说，还说她是企图进城搞“反革命串连”，组织积极分子到她床前开斗争会。1962年暑期，全区教师集中开会，动员部分教师退职回家“支援农业”。李东海不顾当时的“精简”政策，将董应翠列为精简对象，硬要她“自愿申请退职”。李东海的目的没达到，就不断向县文教科告她的黑状。1963年暑期，县文教科派人到董应翠家中，送达她已被“批准退职”的通知，并交给她185元“退职费”（她至今也不明白那185元“退职费”是怎么计算出的）。董应翠的丈夫是个普通工人，顾不了她和孩子，还动不动要和她“划清界限”。她只得求人帮忙介绍到粮库做小工。没干多久，码得很高的粮食包子突然垮下，她的头部受伤，右锁骨被打断！虽然粮库领导用公款为她治好了被打断的右锁骨，但她的脑外伤后遗症无法治愈。为了活命，她拖着病体带上孩子到渣滓堆捡碳花（没烧尽的煤炭黑）烧，到“交易市场”（刚开放的农贸市场）捡烂菜叶吃。她实在无法生活下去，不得不忍痛将刚满12岁的大女儿送给别人当新时代的“童养媳”！

丁崇惠，邮电局的营业员，1961年9月才摘帽回城，安排到城关镇架车队（街道集体企业）拉板板车。他虽是“摘帽右派”，但还是“享受”的“右派”待遇。其亲属也受连累。他妻子原是草堂区粮站的干部，1963年生孩子后身体虚弱，产假到期前拿着医院开的证明去请病假，粮站的领导哪能“优待”“右派”的老婆呢？因没按时回单位上班，给以“自动离职”处理。实质上是不叫“开除”的“开除”（丁落实右派政策后，他妻子才开始享受退休待遇）。文革中，公安派出所的领导以“右派翻案”（丁曾说过，他是工人，中央有文件不给工人农民戴“右派”帽子）为由给他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丁崇惠不“低头认罪”，满口的牙齿都被派出所的指导员王汉忠打掉了！还被关押了半年。丁的妻子和一个未成年的儿子也因“为右派翻案”坐了半年牢。在那22年里，丁崇惠一人“犯罪”三代人受株连。和他一起生活的岳母被饿死；妻子失去了工作；年仅11岁的大儿子做小工被摔死；三个孩子都不能读中学，不能参军，不能就业；文革中一家三人坐班房！出狱后和其他“五类分子”一样，胸戴白牌，受尽了凌辱！他用顺口溜的形式写了一篇《难忘的往事》。他虽不是诗人，但每一句都饱含血泪！现摘下几句：风华正茂遭劫难，被人踢进鬼门关；不如猪狗蹲低檐，三代老少受株连。林场成了集中营，右派蒙冤泪盈盈；病饿交加干重活，受尽凌辱不敢哼。日挑煤炭两百斤，夜罚推磨到天明；人已断气骂装死，再踢两脚显“革命”。雪地罚跪加水淋，霎时满身结冰凌；开荒队员蛇蝎心，下放干部无人性。惨绝人寰天地昏，几十右派成冤魂；亲人凭栏盼来信，尸骨早被虎狼吞。摘帽仍然叫“右派”，胸前常年戴“白牌”；满口牙齿被打掉，一家三口同坐牢。就是钢打铁铸的汉子读了也会眼泪含含！

陈卓夫，原是县供销联社下属的农资公司经理，1962年摘帽后回到原单位，领导安排他跑外勤，到区供销社联系业务。每逢运动一来，“左派”就拿他开刀！1964年冬，全国的“四清”运动搞得轰轰烈烈，领导令他从乡下赶回县城“学习文件”。他回到县城，天已黑了。他听说自己已列入打击对象，恐慌之极，当晚就“失踪”了。领导在会上宣布：“摘帽右派”成卓夫贪污公款畏罪潜逃。单位的同事到他寝室察看，他床上放着从身上脱下的短棉袄，桌上有一卷小钞和几张粮票。在那冰天雪地的夜晚，他穿着单衣不带钱粮往哪里“潜逃”？他没管账款，怎能“贪污公款”？职工们都认为成卓夫是投江自杀了！

1979年春节前，县教育局根据奉节中学的提名，发文将我调进奉中任教。我这个在朱衣区臭了18年的“摘帽右派”，他们却坚决不放我进城。1979年5月，我才到奉中报到，奉中的一个同事转告我，县委统战部（当时有个“摘帽办”）通知我去签字。我看到我原单位县教师进修校报的材料，“单位意见”一栏中，还给我留了一条尾巴，而县委最后意见是“经查无右派言行，应予改正。”我对进修校领导留的尾巴，心知肚明，没理会，提笔写下“同意结论意见。”不久，我接到了“改正”通知。

当年主持整风反右运动的邓小平说“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所以只给错划的“改正”，而不给以“平反”。在某些“左派”心目中，我们只是由“戴帽右派”——“摘帽右派”——“改正右派”，仍属“右”字号。

当时，我们县为了显示邓小平对反右运动结论，曾打算留几个“右派”不予“改正”。经过筛选，认定任天林是货真价实的“右派”，不属“错划”。到了落实右派政策的结尾阶段，上级召开专门会议，听取各县汇报。省、地领导认为任天林在全省、全地区算不上代表人物，才给予“改正”。远的不说，我们县，我们地区，反右是100%的“扩大化”了。

既然是“错划”了，对那些因“右派罪”被撤职的领导干部，“改正”后该不该恢复原职级呢？原法院院长刘义昌离休前只享受副科级待遇；原交通科长丁先德（党外人士）回到交通局打杂，原文教科长胡雷腾（党外人士）安排在县交管站，都只享受科员待遇。

那些在反右运动中的“功臣”都得到了奖赏，个个都志得意满！前几年，我看到一篇文章，说周扬在“反右”时伤害过不少文艺界的同志，后来他向那些同志诚恳地检讨了自己，在文艺界得到了好评。再后来，我又看到漫画家华君武刻闲章“大愚若智”的故事。他说，在反右运动中，他画漫画讥讽浦熙修等人，无非是想表现自己积极进步，好像很聪明，其实很愚蠢。所以说，自己那一段人生是“大愚若智”。我还看到一篇文章说，胡耀邦回顾一生，他有两件事不能原谅自己，一是批判彭老总，二是开除刘少奇，他都勉强地举了手。他认为，这是做人的道德问题。我们县当年那些挖空心思狠整“右派”的“功臣”，并无毫无愧疚之心。他们的“良心”和“道德”何在？

日历翻到了1984年，奉中的“左派”教师王家金还多次在我家门前故意高唱当年的“反右战歌”——原版的《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我向李清明校长投诉，李校长说他患过神经病，劝我别和他计较。这个“左派”不久就成了共产党员。我不再惊奇：王昌泽可以入党，王家金又怎么不能入党？

大约是1992年夏天，我因公乘车经冯坪、九里翻山到三角坝，车过茅草坝，看了路边的景色，感慨万千。那座无墙监狱已不复存在，当年建的糖厂已成废墟，山头的原始森林已砍伐殆尽，右派们用血汗乃至生命种植的桦山松只剩下零星的树桩。据说是因为破坏了生态环境，单一的桦山松林难抵病虫害——对此，“中共奉节县党史大事记”是这样记载的：“同月（指 1981年5月——笔者），茅草坝林场8.88万亩桦山松人造林因病害全部枯死。”这些都是“左派”们留下的“丰功伟绩”！如今，茅草坝不再那么恐怖了！但这座人间地狱在我心中留下的创伤永远无法愈合！洪瑞龙、向洪图、吴星平、郭小帆、李亚白等熟悉的难友们的阴魂一一浮现在眼前！杀人者弹冠相庆，冤死者尸骨无存！我这个幸存者，当年是怎么熬过那二百多个日日夜夜的？虽是夏季，又坐在舒适的现代交通工具内，仍透身寒凉，泪水再也忍不住了！我真想大声痛哭一场！

苏轼说：人生如梦。在我心头已笼罩了半个世纪的噩梦，尚不知何时才能驱散！

编者按：此文是《云南保山专集》中一篇文章，因编排上的疏漏特补发在这里，并向作者管见深表歉意。

我的父亲管西屏，一九一一年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市所家村，曾就读于济南教会大学哲学院，获哲学学士学位。留校任助教一年后，翌年又考入济南医大。一九三八年投身抗日到武汉，被政府分配到国民党七十一军人军医。曾参加了著名的晋东南战役，武汉保卫战和云南保山松山战役。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后，他不愿参加内战而脱离七十一军，留居保山开一诊所。经保山地下党负责人孟循发展，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而后因当局追捕。经组织安排，奔赴剑川中国人民解放军滇贵黔边区纵队七支队，成为一名解放军军医，职务是医务主任。关于他学生时代的历史，他的同学许一军，在位他写的《剑川风雪》---中国人民解放军滇贵黔边区纵队七支队敌后游击回忆录一书作序中，是这样评价的：“管西屏同志是我们青年大学时的同学。在校期间，屡任学生自治会会长。当“八一三”上海事变，倭寇入侵。他带领全校同学掀起抗日救国热潮，组织抗日救国会。缩衣节食，捐资抗日。满腔热血沸腾，一派正气感人。“九一八”事变后，概然舍弃赴美留学宿愿。毅然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由东此而西南。转战于晋东南战役。包围大武汉战役及云南怒江松山战役。同学们莫不钦佩其爱国之民族气节。抗战胜利后，他视蒋介石集团腐朽卖国政策极为愤慨。毅然反蒋而投入无产阶级革命行列。经共产党的培养教导。由一位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转变成一名爱国爱人民的共产主义战士。实属难能可贵。如今，管西屏同志已七十三高龄。犹以“誓将余生献四化，不负党恩空白头”自策自勉，夜以继日地为四化建设而努力工作。除平时搞创作外，还孜孜不倦的写医学心得。勤勤恳恳地为病人无偿诊治。实在令人钦佩。”

就是这么一个人，在一九五八年，由于相信了党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着足戒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的整风承诺。基于帮助党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等不良作风的目的：对党提出了“我们的农村，现在缺医少药的现象还比较严重，所以我们应该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在农村；”，“我们有些医务人员怕艰苦，不愿下乡接触老百姓，让老百姓从山上几十里地进城看病，建议成立医疗队，送医下乡”；他还提出“医务人员要进行严格的培训和考核，不能拿老百姓的生命当儿戏。”把这些有利于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议说成是攻击党的卫生路线；把他说的现在翻译的外万文书籍水平太差，看起来比看英文版还吃力。说成是攻击党的文化路线。这些发自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有责任心的姿势知识分子没有半点私心杂念的肺腑之言，统统被说成是反党言论，言者无罪变成言者有罪，被抓住了历史上的本已说清，在入党和历次运动都有过结论的问题作为辫子。大做文章，甚至把他在七十一军曾严厉处分过一个姓虞的，调戏农家女子的贵州兵一事，也搬进判决书，说成是军阀作风，官僚主义，虐待士兵。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结果抓住了历史的辫子，扣上右派分子帽子。一棍子被打到省一监。叛无期徒刑。历时十七年。一九七五年才滑稽地和国民党最后一批战犯特赦释放。右派问题于一九七九年改正。一九七八年因病去世。

一九五八年，我刚十二岁。政治斗争我还不明白，但根据社会对我父亲的评价和我的直观感觉，我父亲应该是一个正直、善良、有文化教养而且热爱党热爱祖国的好医生，不然，他不会在对我们的教育中，总是较大教我们听党和毛主席的话，要努力学习，长大报效国家。为此，在我的一生中，哪怕是成为右派子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做人的尊严受到别人的歧视。也从来没有忘记要听党的话，做一个正直的对社会有用的人。我稍懂事时，父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一师野战医院院长兼卫训队队长，在此期间，经他的手为部队和地方培养了近两千名各族医务人员，后复员到保山地区医院，不久又调梁河筹建梁河县卫生院，是梁河县卫生院的创建人之一。也是首任院长。在梁河三年时间里，他边建边治病，边选择有经验的医务人员边培养新人，在刚解放，财政极困难的情况下，起了既解决了国家财政困难的现实，也解决了老百姓急需防疫治疗得实际问题。同时也解决了医务人员缺乏的矛盾。在这期替他走遍了梁河县的山山水水，巡诊在两界，平山、萝卜坝，河西等各族群众的村村寨寨。在诊病的同时，深入调查了当地的流行传染病和地方病，制定了一套传染病和地方病的防治措施。使原来梁河县流行多发的痢疾、霍乱、天花、血吸虫病等疾病得到遏制。赢得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一九六六年我到盈江路过梁河时，前去拜访我的一位同学。

他父亲就语重心长的说：“管院长这样的人如果是反革命，那么世上还有好人吗？”可想管西屏是一位怎样的医务人员。

一九五六年，肃反运动我父亲被召回保山接受审查，三个月的审查给出了个“在国民党军队近七年时间，没有参加内战，抗日战争中给抗日将士治疗。日本投降即脱离国民党军队，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解放军。”的结论，在一九七九年右派改正时的结论也是这样写的。

一九五八年被错划右派后，在云南省第一监狱服刑的情况据说还不错，由于医生的一技之长，还是在医院行医，由于人品好，干警对他还比较好。经常还能外出看病和上山采药，他还利用这段时间，总结了一套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法，并在狱中实施。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去省一监出差，跟干警们提起我的父亲，干警们都说：“管西屏是个好人，不只医术好，人品也好。在一监从来没有把他当服刑人员看”。

右派改正后，六十九岁的他等来了迟到的退休。一九八一年办理了离休。二十一年的右派生活虽然没有给他肉体带来太大的伤害。但心灵创伤却是很沉重的。虽然他口口声声叫我们不能为这点冤屈对党产生抱怨，并教导我们要理解党，就像他在我们有售错时了我们一样来对待错划右派问题。可是他忘记了，这是两码事，因为他们本身是有故意和非故意的，质的区别。但他认为：“判刑劳改是劳改了子女，而不是他。”从中也道出他的酸楚和愧疚。这又怎么能怪他呢？他也是无辜的呀！

这里也不防说说我们吧!父亲被划右派，我们也被赶出了医院，过去父亲的彻底无产阶级思想，使我们无处安身。无奈之下求助居委会，在一间暗潮湿有低矮的房屋里栖身下来，刚安顿好，过去素不相识的治保主任带着警察光临寒舍。他们荷枪实弹的将我们逼到墙角。便翻箱搜查，既无证件也不说明，一个多小时，他们将我父亲的“复员证”和奖章，纪念章，奖状等原部队发的全部证件及一些未缝的衣服的布料拿走，并扬言右派没有资格享受这些荣誉。以后再没有归还，我们的日子就在这种阴霾中度过。后来便是我小学毕业后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弟妹也因此没有读书，因母亲没有工作。由于精神打击而卧床不起。十二岁的我便带着弟弟上山砍柴。九岁的妹妹操持家务，没有钱为母亲治病，逢街天便将家中稍值钱西搬到街上贱卖。其中包括我父亲视为生命的书籍。不长时间，家中就被治保主任隔三差五的搜查没收和我们的变卖四壁空空，仅剩下两个旧木箱和两个条凳，四块床板。最后，我把我的连环画搬到街上，摆了个租书摊。这时我仅十二岁。

家中的不幸给了左跛子治保主任施展权威的机会。不知为什么，他总是爱找我家的麻烦。一九五八年，伴随着大炼钢铁而来的一场被称为“除二十四害”的社会治安整治运动。一天治保主任左跛子来到我家，通知我去街公所（居委会），我到时，街公所已有很多大人小孩被关在几间屋里。我被左跛子带进办公室，里边一名公安便问我的姓名和住址，随后他便以审讯的口气问我：“左主任反映你有偷窃的行为”。我说：“没有，我父亲教育我，不许要别人的东西，我从小都不要别人的东西”。这时左跛子站起来吼叫地说：“右派子女不偷东西？放屁，家里穷得叮当响，不偷，鬼都不信”，我当时就哭了，并继续申辩说：“我从来不偷别人的东西，不信你们去打听。”没等我说完，左跛子便叫民兵把我带下去，和小孩子们关在一起。说实话，如果说小孩子摘路边的水果不是偷的话，我连水果都不随便摘别人的。晚上，街道居民却都到街公所开会，被关押的人们被一一拖上桌子。左跛子手提汽灯，逐一宣布姓名和罪名，我硬是压强加了一个“小偷”的罪名。我冤枉的哭着回到家，一直哭到深夜，母亲也背着我流泪，一边哭一边安慰我“人到矮檐下，不得不低头，我们家比这更大的冤枉也受了，何况这点，善人低低头，恶人来还仇”。居民大组长马大妈也来找我，并骂道：“左跛子这个挨刀的，我们报的名单中并没有小保，他咋个私自把小保也抓去。”我当时为这刻骨铭心的冤屈咬牙切齿，并发誓将来长大一定要宰了左跛子这个杂种。

当然，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政治上的歧视和精神上的打击有些比左跛子更严重，手段更卑鄙，它直接影响了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随着年龄的增长，自我保护意识也在增长，虽然学会了辩证地看待周围的一切，但这种看法是冷漠的。右派子女的阴影至今无法抹去。因为这一残酷的事实剥夺了我上学接受教育的权利也剥夺了我服兵役的义务。由此在我后来的择业中，因政审而失去了很好的职业和公平竞争的权利。总之，就因为父亲被错划右派，我和弟妹们的人生被彻底改变，使我们永远处于社会的底层。有些间接影响甚至关系到我们的下一代。因此，我们弟妹由于没有文化而导致无业和失业，至今晚年生活都无保障。

反右派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反右派的阴影却一直笼罩着我们的一生，虽然通过了改正，但我们的命运并没有通过改正而改变。面对别人的风光再看看自己的阴暗，不能不让我们感到悲哀。人生只有一次，自己一次的人生被错误的践踏而没有一个，哪怕是微不足道的经济或精神赔偿。实在太令人寒心。

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新一代领导人的务实的领导下，社会主义法治不断健全完善，特别是当前政府将人本思想提到以建设和谐社会的高度。使我们看到了祖国的未来。正由于公平，公正，公开越来越显示出他的生命力。右派改正永按冤假错案过进处理的不公平也明显地凸现出来。所以，我认为，我们都必须实事求是的来正视反右的错误，还给右派一个公道，只有这样才是彻底改正错划右派的行动。改正右派错划问题的彻底性更能证明政府的务实和光明磊落。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谓畏惧的，何况是自己的错误，这是来自社会底层，一个右派后代的呼唤。

在中国，政府言而无信、黑白颠倒、说谎习以为常的修炼，已达到世界超一流水平，立着牌坊当婊子的功夫更是无人可比，应该是举世无双吧！看看我的经历就知道了。

我是北京市西城区玉桃园小学（原马相小学）退休教师，1950年8月参加工作（连续工龄34年），1956年定为小教二级，工资76元，一九五八年划为右派下放劳动，文革中被遣返农村，1979年改正回原单位工作，退休日期：1981年1月。从一九五六年起直至退休没升过一级工资，工资在小教老二级中是最低的——1838元，与同是老二级的老师比，工资少一千元多。

2006年8月我向学校要求落实中办发【1986】6号文件的补充文件——组通字【1986】45号文件（简称45号文件），文件规定的条件完全符合，学校答复：学校和上级相关部门正在核查审理之中，查相关文件，查询后，根据调查情况及有关文件精神予以解决。之后再怎么向学校、向西城教委要求，不再理睬，无奈于2008年4月给中组部长李源潮、北京市人事局长写信，要求落实，西城教委才不得不答复，答复如下：

您向中组部提出的有关“退休时间和落实政策后的工资问题”的信访事项，经北京市教委信访部门转交我委，现答复如下：

对于您提出落实政策后的工资问题，经请示上级主管部门，了解到在执行组通字[1986]45号文件《关于因冤假错案造成工资级别明显偏低应予照顾的补充规定》过程中，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一是本人是不是确实没有调过资，二是单位其他相同情况人员是否调过资。如果相同情况人员都没有调资，就不存在照顾的问题。

赵老师在信中反映比原同级的人员工资都低很多，我们与相关学校进行了了解，来信中提到的三位老师在1981年10月前标准工资都是76元，与赵世秀老师相同，赵世秀老师不存在标准工资明显低于同类人员的情况。因此不能增加一级工资，作为计算离退休费的基数。

如对以上答复意见不服，可于收到此件的30日内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复查申请。

《北京市信访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请求事实清楚符合或者部分符合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其他有关规定的，予以支持或者部分支持”我完全符合45号文件，为什么拒绝落实？第四十三条：信访条例答复意见应当包括下列事项：（二）对基本事实的认定；（三）“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有关规定”，西城教委的答复没有对事实给予认定，更没有给出不予落实45号文件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有关规定”，完全违背《北京市信访条例》，说一套，做一套。

申请复查到西城区政府，没有给出任何不予落实的法律依据，就维持西城教委的答复，还说：我们和西城教委就是一家人，看看！一家人复查一家人，还能复查出什么不一样的结果？？申请到北京市政府复核，其结果可想而知。

组通字【1986】45号文件是全国统一执行文件，请看45号文件全文：

【法规标题】中共中央组织部、劳动人事部、财政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对中办发（1986）6号文件关于因冤假错案造成工资级别明显偏低应予适当照顾问题的补充规定

【颁布单位】中共中央组织部/劳动人事部/财政部/中央统战部/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

中共中央组织部、劳动人事部、财政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对中办发〔１９８６〕６号文件关于因冤假错案造成工资级别明显偏低应予适当照顾问题的补充规定

　一、中办发〔１９８６〕６号文件规定的因冤假错案造成工资级别明显偏低应予适当照顾的对象，是指被错划为右派或“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及其他被立案审查而受到错误处理，现已彻底平反纠正的冤假错案人员。不包括由于其他原因造成的工资级别不合理的人员。

四、符合调升工资级别条件的，由所在单位（离休退休人员由原单位）提出意见，按干部管理权限，经主管部门审核，报上级批准。调升的工资从一九八七年一月起发给，过去的不予补发。

西城法院重审以：“原告请求事项属于政策调整范畴，不属于行政诉讼合法性审查的范围”为由驳回我的起诉，一中院维持原判。

我以法【2004】96号规定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的三种类型之一：“立法法施行以前，按照当时有效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务院部门公布的行政法规。但在立法法施行以后，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务院部门公布的规范性文件，不再属于行政法规”为依据，证明45号文件是合法有效的行政法规，但一中院只字未提法【2004】96号的规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

给我的口头解释是：组通字【1986】45号文件是中组部的文件，属于党的机关发的文件，党的机关没有立法权，不属于行政法规，我们判案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但文件中劳动人事部、财政部这两个管人管钱的中央行政机关也参与了组通字【1986】45号文件的制定难道也没有立法权吗？按照一审、二审法院的逻辑，既然党的机关没有立法权，那党怎么就可以连个文件都没有，就把五十五万人打成右派，这五十五万右派又是根据那部行政法规、那部法律打成的，这种解释岂不是自相矛盾？就是说：想打右派的时候党和政府没有任何文件、抛开法律就可以打，你想落实党的文件的时候，就可以说党的机关没有立法权，它的文件不是法律法规，不落实法律管不着，党和政府象翻烙饼，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百姓就是他们刀下的鱼肉，法律就是他们的御用工具和机器。

由此看来，中组部这个全国统一执行文件，哪个省市想执行就执行，不想执行就不执行，不执行也没有法律约束，视组通字【1986】45号文件如同敝履。

从要求落实45号文件到终审裁定用了4年时间。期间，各级政府的置之不理、实在躲不过去后的违法答复、足以证明政府立着牌坊当婊子，而且一贯如此，毫无羞耻感，且西城教委在答辩状中大言不惭的说：“被答辩人（我）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被答辩人的起诉，以维护答辩人的合法权益”。我要求落实45号文件，倒侵犯西成教委的合法权益，真是倒打一耙的高手。

一个没有信用的政府，也就是一个没有尊严的无赖政府，一个枉法裁判的法院不过是无赖政府的“文明”招牌。

什么叫信用，是制定者和受众共同遵守的约定，什么叫诚信，就是从不去亵渎这种约定。西城教委大小也是一级政府，是管理育人的地方，首先应有最基本的信用，才能去教育学生诚信，如果政府都这样说话不算话，说一套、做一套，立着牌坊当婊子，教育出的学生可想而之，这个民族因这种教育会成为一个堕落、无耻的民族，一个没有信用的政府，也就是一个没有尊严的无赖政府，曾有一种说法，中国最大的失败是教育的失败，现在相信了，有这样没诚信的教育部门教育出来的人，一定是打了自己的耳光也不觉羞耻的。温总理说：要让人民活的更有尊严，我奇怪，政府可以立着45号文件不遵守，不要尊严，人民哪来的尊严？一个没有监督的政府，实际就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政府。

这个国家的法律就不公平，请看——法【2004】96号：“国务院部门以及省、市、自治区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或其主管部门对于具体应用法律、法规或规章作出的解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行政机关往往将这些具体应用解释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直接依据。这些具体应用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不是正式的法律渊源，对人民法院不具有法律规范意义上的约束力。但是，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具体应用解释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合法、有效并合理、适当的，在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时应承认其效力；人民法院可以在裁判理由中对具体应用解释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是否合法、有效、合理或适当进行评述”。

既然上述具体应用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不是正式的法律渊源，对人民法院不具有法律规范意义上的约束力，为什么“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具体应用解释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合法、有效并合理、适当的，在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时应承认其效力”？这样的说法自相矛盾，行政相对人就必须使用法律、行政法规作为判案的依据，对政府，具体应用解释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合法有效并合理、适当就承认其效力，那组通字【1986】45号文件不是对中办发【1986】6号文件的解释吗？它不是合法有效的吗？法学专家们，你们制定出这个东西的时候，法的天平平衡吗？你们的牌坊都立歪了，政府当起婊子自然堂而皇之，也就无所谓害臊（从来就不知羞耻），这就是你们提倡建立法制社会的立法？

法律的尊严如果不能通过立法、法的实践来体现，只是高高的、歪歪的摆在那儿，连执法者都蔑视它，还有谁相信？一个不被法律约束的民族，将是冤案遍地远离文明的原始、野蛮、残暴的民族（1949年以后的一系列运动、遍地冤案已经证明），法的尊严体现了文明的进化，体现了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对公民的尊重和对自己的尊重，即国家的尊严、政府的尊严是通过法律和执法来体现。

一言以蔽之，没有民主制度监督各级官吏，就会象玉桃园小学的人事干部刘春兰说的：我没看见45号文件就不能落实，这个还不是校长的小小官吏嘴巴一张，就把中组部的文件枪毙了，再大点儿的官吏当然是金口玉言了。这种政府侵害老百姓利益的事，在他们来看太正常不过了，依法办事倒不正常，这样的政府不花巨资“维稳”、“截访”能稳定吗？湖南永州零陵区法院杀死三名法官的凶手朱军，被当地群众称作是人民大英雄就不足为奇了，政府还是给自己点儿脸面，给自己点尊严！别摆出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尊容”，既然不怕，还不惜花巨资去“维稳”？

无论是西城教委的答复、西城区政府的复查答复、北京市政府的复核答复、45号文件不执行都暴露了这个政府立着牌坊当婊子、上行下效，可谓：上梁不正下梁歪。

苏铁山在《在历史大背景下的张志新案》一文中说：“张志新案在那个年代（1969——1975）是一个正常处理的案件。”他用了许多文字论证，得出结论说：没有“割断张志新喉管”这件事。只是“对张志新做了割破声带的手术”。

我认为，苏铁山和他所引用的陈禹山、张志勤、许俊基、郭罗基等人的文章中关于张志新在宣判会前、宣判会上、宣判完了这一过程的描述，有多处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我是1975年4月4日那场宣判会的见证者之一。

我是1931年生于沈阳，1948年参军，曾在第四野战军《后勤》报社任见习编辑，1957年在转业后的地方单位被错划极右分子。1968年又升级为“反革命集团骨干”而被判刑20年，关押在沈阳第二监狱（大北监狱）服刑。（均已改正，现为离休干部）

第二监狱（大北监狱）坐落在沈阳市大东区联合路与北海街的交叉路口处。

三大队对外名称叫“新生油脂化学厂”，全关押女犯人。三大队的位置，在整个第二监狱（大北监狱）的最南端，院内西侧有一个可容纳一千多人的大操场，操场的东北角有一座二层小洋楼，是三大队管教干部的办公楼。办公楼和操场的东边就是女监的监舍和生产车间。

我所在的二大队包括一中队（再生胶厂）和二中队（印刷厂）。二大队在三大队的北侧，两个大队之间由一堵高墙隔开。我当时是在二中队（印刷厂）。

我们进入三大队操场时，靠南边已有多个中队的犯人列队，靠南边席地坐好，我们中队就靠北边席地坐下。我们队伍的右后侧就是那座三大队干部办公的二层小洋楼。

犯人队伍到齐后，过了很长时间也不宣布开会，也不知道等什么。4月初的沈阳天气还是比较冷的。俗话说“冷尿热屁”，我们犯人虽然穿着棉衣，席地坐久了也来尿。憋不住尿的犯人们就不断地走到所谓“主席台”左后侧的一块小空场撒尿。这个撒尿场就在大队犯人们的众目睽睽之下。因为管教员怕犯人逃跑，就得在直接目视下监看，也不管人们的羞耻感，就是女犯人们也不过只能低头不看，也不知道女犯人们怎么样解决她们的憋尿问题。犯人们上前撒尿的越来越多，络绎不绝，以致惹得管教员们不断地喊“别去了，别去了！”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描述犯人们撒尿的场面，是为了说明我们等待时间之长。

大约等了一个小时，正在我们纳闷为什么还不开会，突然听到右后侧小洋楼方向传来一阵急促的脚镣撞击声：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把我惊得回头一望，只见几拨人急速地从小楼前门出来跑向主席台，他们一共是五拨，每一拨都是由二名“军管”（解放军战士）左右夹着一名双臂反绑、下戴脚镣的犯人飞快地跑，那犯人根本不会走，是被拖拽着、像拖死狗一样，硬拖到主席台前的。脚镣的撞击声是在地面拖拉造成的。从小楼门口到主席台前，约100米的距离只约一分钟就跑到了，就像在田径赛场上的速度。这样的阵势给我们犯人造成极大的惊骇和压力。

就在我们惊魂未定，心跳不已，前边宣布公判大会开始。这时我们看到被宣判的是四男一女，都是由两名军人架着，他们胸前的衣襟都湿了一片，嘴里还流着涎水，还有鼻涕。当时我以为是天气冷冻的。他们五人都是有气无力的样子。他们一直默默无声地听着宣判。宣判后，就把他们架上汽车拉走了。

宣判时那几人的名字我不记得了。但是到了1979年宣传张志新事迹时，我就知道那天被处决的女犯人是张志新了。

1．在大队犯人等待的一个小时内，是在小楼里对即将被处决的五人施行“手术”，即苏铁山所谓的“割破声带”。

2．那一次被割破声带的不只是张志新一人，而是一共五人。苏铁山也承认，说：“经了解，此种手术，对其他死刑犯也曾做过。”以此可以证明，当时这种非人道酷刑已不是个案，而是形成制度的。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性格。

苏铁山声称“没有割喉管的事”,只是“对张志新做了割破声带的手术”。这是玩弄文字的诡辩。

首先，“割破声带”是刑罚、还是普通医疗手术？世界上有哪些病人、哪一类疾病需要通过割破声带来治疗其疾病？可以肯定，没有任何一类疾病需要通过割破声带来治疗。所以，“割破声带”只能是对人的生命的摧残，是非人道的酷刑，是非法之刑，是毛泽东时代的“创造”。

其次，苏铁山把割破犯人的声带这一酷刑说成“手术”，并且说“经了解，此种手术，对其他死刑犯也曾做过”，说的如此轻飘飘，如同司空见惯之事，对人的生命毫无珍视之情。可见其内心如何阴暗、无人性。

再次，在推翻国民党统治过程中，共产党总是指责国民党残暴，如何如何残杀革命者（政治犯）。可是我们都知道陈铁军和周文雍在刑场上高呼“让刽子手们的枪声作为我们婚礼的礼炮吧”时，国民党不但没有给他们“割破声带”，甚至连口也不堵。方志敏牺牲时，挺胸昂首，敌人让他转过身去。他笑着说：“我都不怕，你们怕什么？我要看看法西斯的子弹是怎样射穿我的胸膛！”还挥起右臂，用尽全身的力气高喊：“打倒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 瞿秋白牺牲时，高唱《国际歌》，唱红军歌曲，泰然自行至刑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盘腿席地而坐，令敌开枪。两相比较，是国民党残暴呢，还是苏铁山先生们极力歌颂、留恋的毛泽东时代残暴呢？

苏铁山在《历史大背景下的张志新案》一文中说“连毛泽东饿死了三千万人这样的天大谣言都敢造”，批判凡揭露毛泽东时期所犯错误和罪行的著述是在搞“阴谋历史学”。

关于这段历史公案，还是先引用一些共产党内高级领导人的话来让人民公论吧。

1．1960年“信阳事件”爆发，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真正感到形势十分严峻。“信阳事件”是一幅怎样的情景呢？当年的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在讲话中说：“我到光山（信阳地区的一个县）去看过，房屋倒塌，家徒四壁，确实是这样，这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攻击我们，这是真的。”①1 998年邓力群回忆说：“我的一位老朋友彭大章（中南海秘书室的负责人之一）从信阳调查回来，对我讲：老邓啊，问题真严重啊！说时神色惨然！后来先念同志也去了，回来讲，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②（引自《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这一事件中，信阳地区死了100万人。

2．江苏省宝应县从1959年冬到1960年4月，共死亡35391人，绝大部分为缺粮饿死。（见《70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48页）

3．江苏省高淳县在1958年冬至次年春，“非正常死亡6000人（见：钱刚、耿庆国合著：《二十世纪中国重灾百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80页、第582页）

4．1980年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认为四川饿死人在1200万。（见杨继绳著：《墓碑》第二十三章）

5．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安子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下放到安徽省考察结果，认为安徽饿死500万人。（同上，第二十三章）

以上仅举几例，更全面的调查，由著名作家、《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编著的《墓碑》一书，引证了大量档案资料，确认三年大饥荒饿死人为3600万。此书在内地不准出版发行，后在香港出版，内地却封锁不准流入。苏铁山先生们，你们若认为饿死3000万人是造假、是给毛泽东造谣、是阴谋历史学之作，你们可以向法院起诉，并把《墓碑》一书向全国人民公布，让全国人民来批判，来鉴别，究竟是“阴谋历史学家”造谣呢、还是你们在极力掩盖历史真相？你们敢吗？

那么，1966年8月20日《光明日报》刊载的署名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红卫兵’宋要武（宋彬彬）”，标题为《我为毛主席戴上红袖章》这篇文章又是何人所为？

1．苏铁山利用“割声带”与“割喉管”在概念上的混淆，否认对张志新实行了惨无人性的酷刑，把酷刑诡辩说成是“手术”，这不是正派人所应有的诚实态度，而是泼皮无赖的作风。

2．苏铁山把割犯人的声带这种酷刑，轻描淡写说成是“手术”，可见其精神世界的阴暗冷酷，可以和希特勒残杀犹太人的冷酷相并论。

3．苏铁山面对大量档案文书、史料，面对千百万死难者后人的控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硬要说饿死3000万人是天大的谣言。从治史的态度上说，客气说也是不严肃，认真说，就是有意掩盖毛泽东犯下的罪行。究竟是别人在搞“阴谋历史学”，还是你们一伙在掩盖历史真相，搞阴谋？这样的品质怎么可以担当“国史学会的副秘书长”？

4．宋彬彬在文化大革命中改名“宋要武”，是当时登上各大党报，并且，各地广播电台反复宣传播送，红卫兵小报传得满天飞，尽人皆知的事实。如今却矢口否认，这是无赖作风。中国老百姓有句话，叫做“好汉做事好汉当”。如今赖账，是因为自己也认为是丑行，反悔。如果真诚认错，公开向人民大众道一声歉，人民也不会揪住你不放，因为当年你也不过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悔过可以，赖账不行。想当年率领女红卫兵斗争走资派时，是何等豪气冲天，如今却赖账。还要搭上个苏铁山替你做伥鬼，双双叫世人看不起。哀哉！

5.苏铁山等人打着横幅标语，念着“大批判”稿，喊着打倒某某某的口号，举着“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大帽子乱扣……这不活脱脱是文化大革命的再演吗？！当年你们“红色子弟”高举“血统论”的大旗，在毛泽东的蛊惑下为其火中取栗；现在你等身居高位，以红色贵族身份又跳将出来，掩盖史实、歪曲历史，为权贵既得利益集团的破车加薪添油。只能引起人民的反感和警惕。

苏铁山先生说得好：“历史在前行，历史的真相终归会大白于天下的。/对历史真相的深入发掘和思考，将有利于中国的今天和明天。/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到来是不可阻挡的！”这话我也赞成。

但是，若要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必须以解密一切历史档案为前提，就像俄罗斯解密卡廷惨案的密档一样，把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整人的秘密档案都解密出来。最起码的，也应该让《墓碑》一类揭露历史真相的书籍由人民自由阅读。全国任何党派、任何个人都严格遵守宪法，依宪法行事，而不允许某个党派凌驾于宪法之上。只有做到这一步，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共和。苏铁山们蔑视宪法关于言论自由的规定，动则给揭露太上皇丑事的人来一场“无产阶级专政”的掐喉咙，恐怕真相永远不会大白的。

　　5月4日上午8时40分至下午1时，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北大112周年校友返校大会”和农园餐厅，十来位反右受难者举冤牌示众，呼唤五四精神，要求彻底推翻反右冤案并索赔，散发维权上访材料。

　　当晚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上午9时55分至下午1时，温总理与北大学生座谈说：“要继承‘五四’的‘科学、民主’精神，发扬北大的光荣传统。公平正义比阳光还要光辉，一个不公正的社会注定是不稳定、不和谐的。让中国实现公平正义，这是我年轻时就怀着的理想，我们做不完的事情，要靠年轻人来做。”温总理在校园步行的五四大道，图书馆，午餐的学一食堂，均离北大英杰交流中心仅二、三百米之遥。

当晚，博绳武（70岁，原北大物理系17岁学生右派分子）来电话说：“没想到今天温总理也来了，如果被我们撞上则要出大事啦！”

　　燕遯符（72岁，原北大物理系19岁女学生右派分子）感慨道，难怪今天各位校领导格外热情，看来是要把我们稳在会场里啊！其实，即使遇见温总理，校方未必能让我们接触；即使把状子交给他，未必能解决问题。但是，我们与温总理同时在校庆日呼唤“五四精神”，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啊！

　　黄绍甫（85岁，1943年参加抗日远征军赴印缅作战，后为右派分子而冤狱）：2007年以来，我们两千来位反右受难者联署致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的维权上访公开信，至今杳无音讯。对我们这些耄耋老人的维权上访，请问温总理，难道也“要靠年轻人来做”吗？

石天河（87岁，原四川《诗刊》编委右派分子）：我们对温家宝不必存过高希望，但此人的亲民作风，应予肯定。北大人的依法维权抗争是不朽的。

在“北大112周年校友返校大会暨校庆名师讲座”，主持人要主讲人钟南山介绍养生之道。钟南山说：“刚才校友们（在主席台上举冤牌）的情况，我都看到了……这个账怎么算？找谁算？我的养生之道是要忘记过去，忘记苦难……”（见本文上篇）

　　杜光（82岁，北大校友，原中央党校教师右派分子，离休）：北大反右受难者走上主席台，展示伸冤牌，散发反右维权资料，呼唤“五四精神”，这对与会者的震撼自不待言，校领导们不便表态，倒是钟南山自告奋勇作出评论。他哪里是在讲养生之道，分明是批判那些伸冤并索赔的校友。钟南山可以忘记过去，他已功成名就，沐浴着备受尊宠的光辉。但是，那些在反右派运动里遭受围攻、辱骂、污蔑，接着又过着二十多年的非人生活，侥幸存活下来的耄耋老人能够忘记过去吗？他们被剥夺的青春，葬送的前途，如今白发苍苍，却仍然讨不回公道，得不到合理赔偿，他们难道不应该挺身而出，向校方讨还公道吗？这不是纠缠过去，而是行使被迫害受难者的权利。近几年，北大反右受难者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伸冤索赔，是权利意识的觉醒。五十三年之前，在反右运动前夕的那场民主运动，北大学生是民主运动的先锋；现在，他们再次成为全国反右受难者的榜样。他们绝不会忘记过去，谁也不能要他们“忘记”过去！

沈志庸（77岁，原北大物理系学生右派分子）：钟南山希望忘了过去的苦难，理由是：1.找谁去算账；2.有益自己的健康。他说自己的母亲受迫害死亡，他不追究了。我说还有杀母的逆子呢。

王书瑶（74岁，原北大物理系学生右派分子）：我已收集的北大400多名反右受难者名单中，非正常死亡26人，其中8人被无端处决，更有其他的病死、饿死、自杀等。他们都是风华正茂，要以聪明才智报效祖国的优秀青年，是父母的掌上明珠，都有自己的家庭和恋人，但却死在暴君、暴政之下。钟南山你可以忘记他们，或者你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侥幸活到今天的反右受难者们，哪一个不是饱受摧残，历尽苦难，1979年“改正”之后，还是生活在痛苦的延长线上？钟南山，你是不是还要求中国人忘记南京大屠杀、犹太人忘记纳粹、波兰人忘记卡廷事件？你还有一点良知吗？冤各有头，债各有主，我们反右维权要求的是社会公正。1957年钟南山就读北京医学院，并不了解当年北大的反右情况。

燕遯符：我理解钟南山的忘记说，苦难如果超越极限，就不愿意去想，我一直试图遗忘，这是一种解脱，也能养生。但是，由于苦难并没有结束，就会逼着我去想，被逼入绝境，只能奋起抗争，不屈不挠，也是一种宣泄，同样可以养生。

冯志轩（79岁，原国家机械工业部右派分子）：北大怎么找来钟南山这位数典忘祖，忘记民族苦难的北京医学院的非北大人来作“校友返校大会暨校庆名师讲座”主讲人，不知是何道理？

李蕴晖（77岁，原中国医科大学学生右派分子）：挂牌请愿本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人或中年人的做法，不该是耄耋老人之所为。但是，他们做了，历尽打压而不灭，“五四”的民主、科学精神不死。假如在1979年，妥善处理反右冤案：赔理道歉，发还所欠工资，赔偿损失，而不是“一纸改正”了事，他们不至于这样做，这是“没有答复”而激化的结果，是逼出来的，是希望，更是绝望之举。北大人的三波三折，看来还得继续下去，即使老人们一年老一年，但精神、理念却在扩大。

严家伟（73岁，四川石油管理局勘探队队员右派分子，至今未予“改正”）：幸好还有这样一批铁骨铮铮的“右派”校友，才为当今已被犬儒化和堕落的“北大”挽回了一点面子！至于钟南山要我们忘记过去,并说“要满足现在的好生活”。我相信这是他的心里话，也尊重钟先生对他的党妈妈的忠诚，不过请钟

华夏匹夫（网名）：我不能同意钟南山“忘记过去”的说法。这个明摆着要以“五四”运动为中心议题的北大校庆，已有校友通过讲述冤情切入了议题，其主持人却要钟南山讲什么养生之道，这不能不让人怀疑主持人的别有用心，甚至可以认为，北大官方早有预谋，为中共和校方解围，给反右受难者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

　　姚燮庭：北大“五四”校庆的意义在于，总是把光荣传统，作为民主运动的先锋而骄傲，并以此培养出许多仁人志士。如果“忘记过去”，哪里还有“五四精神”，还有何“纪念”和“发扬”之必要。面对反右受难者的维权索赔，“忘记过去”正是校方想说而不敢说，却由钟南山出面说出来。“忘记过去”在这里是当局的一注“麻醉剂”，将消融反右受难者维权索赔的意志和努力。面对这个追求民主进步的反右受难者群体，“忘记过去”则严重背离北大的“五四精神”。

施绍箕（73岁，原上海交大船舶系学生右派分子）：1996年纪增善、燕遯符等反右受难者致中共北大校党委的上访信，答复是“没有中央新的精神和政策规定”。2006年，他们上访北大党委，答复是：“划右派是根据中央政策划的，北大不负责任。要索赔可以到法院起诉党中央。”2010年4月20日，陆清福等60位四川反右受难者向最高法院提起集体诉讼，起诉胡锦涛总书记、吴邦国委员长、温家宝总理。要求法院判令三被告，向全国55万反右受难者赔罪道歉和赔偿。维权上访无果而终于走上法治之路，结果如何，拭目以待。

一位80多岁的北大反右幸存者H先生谈其亲历：1958年2月，北京市政府为“净化首都环境”，把中央有关部门及高校的右派分子数百人，押送中苏边境北大荒兴凯湖劳改农场，与流氓小偷一起劳教；流氓小偷属人民内部矛盾为上等人，右派分子属敌我矛盾为下等人，条件比流氓小偷还差，口粮更少，干活更多，还要受欺负……，致使其目睹身边四位右派难友殉难。

顾翔天（北京电影学院讲师）绝食而死。他毕业于西南联大无线电系，在电影学院教无线电课程，到兴凯湖劳改农场7分场，与H先生同队。30多岁的顾翔天，刚到那里就绝食，当月底含恨去世。

　　莫桂新（中央歌剧院唱《二郎山》的男高音，和其妻著名女高音张权，因批评歌剧院“只要是中共党员，即使水平不行，也能上场表演；如果不是党员，即使有水平也难以上场”的片面讲政治的怪现象，夫妻双双成右派分子。）病逝。莫桂新和H先生同队，由于卫生条件极为恶劣，两人都患痢疾，缺医少药，拉肚子不止，有时每天达40次，30多岁的莫桂新拉痢疾而死，29岁的H先生侥幸活了下来。

　　刘治平（15岁考入北大物理系，三年级时在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报》发表论文；1956年毕业时19岁，被遴选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1957年因其父是国民党专员在数年前被枪杀，而受株连成右派分子。）工伤而病死。1960年10月，中苏关系恶化，边境局势紧张，为防止右派分子逃往兴凯湖对岸的敌国，右派分子被转移到河北茶淀劳改农场。H先生在3分场同队的刘治平因光脚下水田干活，被玻璃划伤，缺医少药，酿成大病而死。

徐刍：（1952年清华大学数学系毕业留校研究计算机，在我国首开计算机原理课程，1956年被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1957年因回校有言论不当且被反映到数学研究所而成右派分子。）被整死。徐刍经多年劳教，被解除后，在北京功德林监狱所属新都铁工厂就业，因10岁的儿子送来其离婚妻子的信，30多岁的徐刍钻过铁丝网去取信而被抓，严刑拷打，一周后，因伤势过重于1967年1月8日去世，被按自杀处理。徐刍是我国计算机领域的开山者之一，是现在若干先驱院士的老师。

　　胡平（63岁，1981年毕业于北大哲学系研究生班）：看了本文上篇“关于数百人好奇地看着燕遯符等举着‘哭北大’、‘右派索赔’纸牌；钟南山说要忘记过去，忘记苦难……”这使我想起：王友琴博士（1979级北大中文系校友）转述关于牛和鸡的故事。一位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教师在劳改农场放牛，其中一只牛老了，干不动活了，人们就在大树旁把这头老牛杀了。自那以后，这位右派教师再带牛群去那棵大树附近吃草的时候，牛群都不肯过去，并且发出悲伤的叫声。一连几次，都是如此。以后，他再也不把牛群赶到那棵大树附近了。原来，牛这种动物竟有着这么强的记忆力和同情心！但鸡就不一样。在杀过鸡的地方，别的鸡照样吃喝玩乐，若无其事。有时候，一群鸡中间有几只被斩，开膛破肚，一些肠子什么的丢在地上，别的鸡还跑过来争抢着吃。王友琴写到：“听到牛和鸡的故事，我想到了人。我们都被置放在牛和鸡之间的某个位子。”

诚如昆德拉所言：“人类反抗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斗争”。钟南山讲话最令人惊讶的是，他不但公开号召大家遗忘，而且还底气十足，理直气壮。似乎象他那样主动遗忘才是对的，别人拒绝遗忘倒是不对的。他没有同情心没有正义感不肯仗义执言倒也罢了，居然能毫无愧色，心安理得，反过来倒是对有同情心有正义感肯仗义执言的人不以为然。一个怯懦的人，如果他不肯因自己的怯懦而惭愧的话，那他就一定要对别人的英勇表示不以为然。沉沦并不总是痛苦的，只要你还在痛苦，那就证明你还没有完全沉沦。不消说，冷漠的蔓延和遗忘的蔓延都是暴政的后果，但我们也必须明白，克服冷漠，克服遗忘正是克服暴政的前提。

龚定国（80岁，原海军总部军械部中尉技术员右派分子）：敬佩北大人的坚持不懈，支持你们！我认识的反右受难者中，有很多采取“遗忘”的态度，希望他们为了子孙后代，而不再消极。北大人的努力，会帮助他们。

张轶东（79岁，1952年北大历史系毕业，曾被以反革命罪判重刑）：我同情老校友们的不幸遭遇，佩服他们坚持争取正义的斗争精神。

　　冯志轩（79岁，1947年参加革命，原国家机械工业部右派分子，离休）：北大学生反右受难者闫桂勋老人的遭遇，令我久久不能平静！迄今为止，我们的社会究竟是在哪里出了病灶：使人见利忘义，对冤者冷漠，对苦难漠视，对邪恶忘记，对黑白颠倒……。闫桂勋班里的一个小组长就能把闫同学随便划成右派分子；九年后发展成“十年文革”的公民之间可以打死人，学生可以打死老师！天啊，难道三千年的文明古国，应用丛林法则，兽性化了？然而这些是活生生的事实啊！放眼神州，仰天长啸，感慨系之。作诗“闫公冤”回应：

　　姜万里（79岁，原湖北省江陵县供销分社经理右派分子，离休）：向北大人的维权抗争致敬，大家团结一致，不懈奋斗，终必胜利。

　　刘皓宇（79岁，原《新湖南报》记者右派分子，离休）：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向着法西斯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灭亡．这是最后的斗争，正义一定要实现。

　　王志勇（78岁，原湖南邵阳市祁剧团团长右派分子）：新颁《国家赔偿法》将于12月1日起施行，我们应加大索赔的宣传力度和大造声势，要正式向中共当局提出申请书，索赔补发工资和精神损失。北大人的维权行动，对推动全国的反右受难者维权有重大影响。但有些右派已是既得利益者，他们不愿为索赔出力而担风险了。我们要坚持正义，不怕风险才能取得胜利。

　　胡显中（78岁，原吉林大学学生右派分子，曾被判无期徒刑，离休）：北大人多么勇敢、坚强、自信，对比之下，吉林大学的反右受难者真是惭愧啊！如果都能行动起来，力量一定更大，当局就不敢小视了。

　　黄一龙（77岁，原共青团成都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右派分子）：最使我心寒的是此文上篇中记载的那些“多数校友”冷漠的眼光，它令我心头一直发冷！他们也是“北大人”啊！

　　卓继贤（77岁，原西南煤田地质局生产处长右派分子）：北大人依法维权抗争，使我受到鼓舞！

钱煇焴（76岁，原城建部城建出版社编辑右派分子）：我的命运自1957年开始逆转，还有55万名右派分子同样受难，整个国家的民主政治遭受致命的重创。从此“一言堂”横行天下，九年后演变成“十年文革”浩劫，这是断然不能遗忘的。

　　陈华东（76岁，原开封机械厂技术员右派分子）：此文这是最好的历史见证。

殷畅宙（75岁，原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学生右派分子）：北大人如此执著为正义，钦佩之至！我估计自己看不到维权实现的那一天了。

李淑娴（74岁，原北大物理系助教右派分子）：文中的反右死难者刘治平是我的同班同学，1952 年我国第一次全国统一高考，他从福建考入北大物理系时仅15 岁。他很有才华，在大学三年级时写了物理学论文，得到王竹溪先生（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时的恩师）的称赞，且得以发表。我1956 年毕业留校在物理系当助教，任苏联半导体专家的业务翻译，随即被打成右派分子。

施绍箕（73岁，原上海交通大学船舶系学生右派分子）：1960年学校把我们在上海郊外农村劳动的百余位师生右派分子送到新疆建设兵团，40多年后我退休回北京。1984年，我们4位反右受难者联名向上海市高级法院起诉当年的交大党委书记邓旭初，起诉书被转到交大党委，学校党委统战部复信说“党的历次运动不追究个人责任”要大家“向前看”云云。2004至2007年，新疆数十名反右受难者（以上海交大者为多数）连续三次给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维权上书，终如泥牛入海。2007年反右五十周年之际，上书公开信被披露，37位联署者被逐一关照和劝说，依然是“没有中央新的精神”而被搁置。1996年交大百年校庆，我的《上海交大反右派亲历记》发在交大网站的校友园地和国内多个网站。看到北大人反右维权的劲头，不屈不挠，深受鼓舞。

纪增善（73岁，原北大化学系学生右派分子）：我们维权上访15年来，杳无音讯，尽管我们不可能得到什幺赔偿，但必须坚持不断地提出索赔，记录在案。不然，当局就会说，因为没有人提出索赔就没有这回事了。长此以往，反右就被湮没。

方能御（72岁，原上海第一医学院学生右派分子）：我1989年到美国，现在华盛顿特区政府任职，此文为保持历史真相及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所做的工作非常重要，我敬佩所有这类作品。

张淑芬（72岁，原北京18中学教师右派分子）：共产党毁了许多德才兼备的人，“忘记过去”就是想要掩盖血腥的罪恶历史，就是贻误子孙后代。此文是血和泪铸成，很有教益，很受感动！闫桂勋老兄很值得同情和支持，向他的坚持不懈表示敬意！钟南山的健康说，不对啊！我始终不忘过去，写了很多回忆文章，可我也很显年轻啊，肯定要比钟南山年轻得多，谁看见我都说不像老年人，像中年人。

　　陶渭熊（71岁，原西南师范学院<现名西南大学>生物系学生右派分子）：北大人的维权行动，对全国的反右受难者的维权斗争是很大的鼓舞。西南师范学院被打成学生右派分子而长期劳动改造约130人。（另据悉，当年四川一些学生反右受难者已收集到各自学校的难友名单：西南政法学院69人；西南俄文专科学校46人；西南农学院18人；四川省团校教职员工右派分子8人，占该校总数40人的20%。）

　　张成觉（70岁，原上海交通大学起重机械系17岁学生右派分子）：对于北大反右受难者学长们多年来的维权斗争，我至感钦佩，谨致由衷的敬意。

　　黄肖路（原清华大学右派分子黄万里教授之女）：北大人干得好！

向兰（反右受难者之女）：北大人坚持不懈的努力过程就是成果。

　　李炎（北大教授）：读此文，斑斑血泪，多少风流少年，匡负大才，而今却耋耊老已，风烛残年，而冤不得雪！这是人间的大悲啊！

　　姚燮庭：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会忘记吗？鸦片战争的屈辱求和会忘记吗？日寇入侵国土沦丧会忘记吗？辛亥革命建立民国政府会忘记吗？大军南下全国解放会忘记吗？大跃进弄虚作假能忘记吗？人民公社饿尸遍野能忘记吗？反右斗争扼杀民主能忘记吗？庐山会议排除异己能忘记吗？文革十年浩劫能忘记吗？忘记过去即是忘记祖宗；忘记过去即是否定历史；忘记过去即是淡化民族；忘记过去即是舍弃文化；忘记过去即是扼杀民主；忘记过去即是背叛革命。

周洪：中国数千年的儒释统治，把人性磨灭到了只知自己或小家之外什么都顾不上的地步。其根源就是罪性中的私欲啊！孔夫子曰：“大道既隐，天下为私，各私其私”，天下没有天道（大道），人心怎么会有公平公义？人若废大道而求仁义，那所谓的仁义也就不过是既得利益者的仁义。呐喊的不仅是为了一部分人的冤屈，更应对世上一切的公平和正义的呼唤，需要人民的觉醒。

华夏匹夫：永远醒着，但不要害怕痛苦。意识到了痛苦，才有可能奋力挣扎，在痛苦中挣扎，就有生的希望。

◆这照片还真很难得！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忘记历史的人，历史必将向他讨债。

　　◆一句忘记，一张改正的纸，所有的旧罪过都被掩盖了。

　　◆几位北大老人的行为，继承‘五四’科学、民主的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必须发扬科学、民主精神。大家不但要懂得这四个字的含义，而且要身体力行，融入到实践当中去。

◆那段腥风血雨的时代，不堪回首，我们这代人也无法感受。但也不应忘记，前事不忘，后世之师，要从中吸取教训啊。校庆112周年，五四91周年，这样的行动是纪念。“不信青春唤不回，不容青史尽成灰”（于右任语）。

　　◆错误的时代造就了许多错误，如今还在一错再错。那个疯狂的年代如果回来，简直不可想象。不应忘记这个教训。

　　◆ “忘记过去”好处很多。德国总理不用下跪了，中国政府不用鼓动民间对日本政府索赔了，波兰总统不会死了，犹太人不用苦苦追捕纳粹杀手了……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就可以精巧的用自然灾害解释，现在就可以正大光明的屏蔽，温习，胡萝卜……

　　◆北大和清华的反右运动搞得恨，那是一段烹子而仕的历史。后虽低调改正，但沉冤仍在，正义未伸。如果提倡忘记，那是不可能吸取教训的。勿忘校耻，忘记过去就注定会重蹈覆辙。

◆北大有光荣传统，当年胡适校长风尘仆仆为被捕的中共疑犯师生奔走作保！而时至今日，面对集体受冤的老校友前辈，竟不作为，岂不愧对？！而那位出身北京医学院，可能满足现在的一点待遇，竟然叫人做叛徒！昔日制造的千古奇冤，根本没有请理！难道要像加里略那样等侍三百年后！？要像袁崇焕那样等待一百五十年？……

◆共产党人革命者曾经高喊：“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现在却让别人忘记他们自己的错误，这叫什么嘴脸？既得利益者对待自己的错误时都喜欢忘记过去，他主子说的“以史为鉴”，原来这是针对别人的错误的。

改正右派肖及忠

七十又五一老翁

不堪回眸忆旧事

苦难此身实在多

行车四岁父见背

五岁又罹母易夫

姨母篱下遭白眼

终日寡言似哑人

十岁改名陈为富

孤儿院里把命活

十四重庆换朝代

储奇门迎解放军

十六公安叹赍志

十七“三反”言贬斥

十八赴滇把国建

矿山测量作奉献

五七毛氏施“阳谋”

五八忠言成“罪人”

资产阶级都不是

然何“右派”一分子

冤乎愤乎奈若何

毛氏暴政杀予夺

“有期徒刑”廿一年

肉体精神受摧残

由人变鬼炼狱过

一天等于二十年

感谢耀帮逆毛旨

七九元月争改正

是时方知无后大

四十六岁作新郎

新娘夫去嫁与我

断子绝孙罪难饶

罪过罪过真罪过

罪魁祸首是毛祸

中“阳谋”诡计

一九五七年春，党皇帝诏告全国，共产党要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党外人士可参加，也可以不参加，进出自由，并称整风“不再是狂风大雨，也不是中雨，是‘毛毛雨，下个不停’似的和风细雨”。同年四月二十七日发布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还强调：整风运动“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可是在其后的整风过程中，毛泽东却巧施“引蛇出洞，围而歼之；他们犯的错误愈大愈好；毒草可以肥田”的“阳谋”。让成百万善良之士掉入陷阱。

就在事隔不到两个月的同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转向风帆《这是为什么?》社论，彻底暴露了毛泽东言而无信，出尔反尔的丑恶嘴脸，将552877(含中右及内控人数为3178470)名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民主党派及其他各界人士，屈打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正是“忆江南”：

毛泽东，恶癖与人斗。二十四字毒钓饵，制造右派逾兆半，小平是帮凶。

整风补课的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我被打成资产阶级一般右派，五月二十一日受“撤职降级，下放生产，监督劳动”的处分。在处分右派分子大会上党委副书记郑重其事宣布：“党委日前正在工人中开展肃反运动，你们下去劳动的时候要帮助党支部搞好工人中的肃反运动，多则一年，少则半年，你们又可以重新当干部，重新入团、入党。”这是共产党的又一次欺骗。当时被处分的30多名右派，除一名在五九年摘帽成为“摘帽右派”外，其余人士均在七八年根据中共(78)11号文件同全国其他右派人士一道成为“摘帽右派”。在“一天等二十年”的日子里，50余万右派人士人格遭蹂躏，政治受歧视，精神受折磨，肉体受摧残，经济受损失，苦熬了二十一(二)年的苦难生活。我想全国50万余右派人士，当年若果知晓自己被判二十年有期徒刑，都会选择做当代屈原。这是毛泽东又一次践踏宪法。

在处分右派分子大会的当时，我觉得留在本单位劳动不光彩，就向那位党委副书记提出：

我：请求送我劳动教养。

副书记：那怎么行，市委已批准你留在单位生产劳动。

我：怎么不行，按治安处罚条例，单位可送职工，父母可送子女，我可以要求送我本人去劳动教养。

副书记：我个人做不了主，你先下去劳动，待我向党委汇报研究报市委批准后，再告诉你。

这是共产党对我的又一次欺骗。

一九五八年五月下旬我到云南锡业公司老厂锡矿胜利坑下，当一名凿岩探矿工人。每日从下坑(井)到上坑(井)约十一二个小时，劳动强度大并伴有有毒气体危害及冒顶(垮塌)之危险，工人们形象的称为“阴间找钱阳间用”。作为另类的右派贱民的我更是苦不堪言，眼泪在眼眶里闪动，血液在血管里奔涌，痛彻心扉。

人肉气腿

在巷道里凿岩，有的岩体不够坚硬，运用金属气腿(支架)支承凿岩机钻孔，凿岩机的喷气，喷水中心孔道会被岩体石浆堵塞，造成凿岩机停止转动冲击而不能形成钻孔，这时凿岩工人就会将金属气腿拆卸掉，由人用肩头将凿岩机扛起，再由凿岩工人将凿岩机推动凿岩。这一“人肉气腿”(支架)支承凿岩机的“光荣”劳动，“革命”工人是没“资格”享受的，是我这个右先生的“专利”：每次做了“人肉气腿”(支架)下班后，肩头红肿并伴火辣的疼痛，有时还会破皮渗血，全身骨骼好似散了架，双耳嗡嗡作响。凿岩时喷出的岩浆从颈脖流遍全身，由坑(井)下上到地面，若岩体是红褐色的则像是粽种人，若岩体是黑色的则像非洲人，若岩体是灰白色的则像白面“胖官”。

劳动使我思想得到了“升华”，党啊，我再不敢做“出洞”之蛇了!

十指连心

在坑(井)下劳动不仅要付出比地面上更大的体力，还得经受比地面多得多的安全危险，轻则断指折臂，重则一命呜呼。五九年十一月份，我单独一人在废旧坑道用矿车推岩碴，每一矿车(含车自重)约一吨多。我首先用身体将矿车在轨道上滑动，然后再用双手扶住矿车在轨道上推动，将一矿车石碴推至倒碴处要付出全身力气，一个工作班完，全身瘫软，疲惫之至。有一次我在推运一车矿碴时，由于旧铁道常年失修，加之阴冷潮湿，铁轨下的枕木霉变腐烂，在矿车重压下铁轨向两侧分别移动，矿车前面两个铁轮跌落进轨道芯里，后面两个铁轮翘起，矿车铁斗的后沿向巷道上空的输送通风铁管靠拢，随之我本能地将扶住铁斗后沿的右手掌抽出，残酷的惨象发生了，我右手掌无名指第一节齐关节被截断，只有手指背面的表皮粘住，我的心当时就麻木了，手指也没感到疼痛，不自觉地用左手将断指复位固定，立即乘卷扬机上到地面矿山医院。外科医师做了截指处理，从此造成右手无名指残疾。医师处理后的几天时间里我才‘感到十指连心，疼痛异常。尽管如此，我还是在保卫工作人员面前承认自己安全意识不强，故而导致断指事故的发生。改造“成效”真大，学会“自责”了。

改行之后

一九六零年，罗瑞卿制定了地富反坏右分子不能留在重点国有企业里，我所在的云南锡业公司就属于有色金属系统重点国有企业之一，我就当然属于被扫除之列。于二月份我和其他被扫的“五类分子”一道，被扫到当时人们公认的藏污纳垢的——第十四冶金建设公司第一建筑公司，从此我由一名矿工变成为一名建筑工人、技术人员、高级工程师、一九九五年退休留用至九八年三月。在当建筑工人的岁月里，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同其他“五类分子”一样，不但很少有节假日，平常八小时劳动比其他“革命”工人所付出的要多的多，当下班，突然高音喇叭响起“大海航行靠舵手”或“社会主义好”的革命歌曲后，接着便会传出“五类分子”注意：“伙食团门前来了一汽车大米，赶快前去卸车，快!快!”这时不论我等“五类分子”是在做什么，是在吃饭也好，拉屎拉尿也罢，都得赶快放下手中未了之事或碗筷，揩完屁股提起裤子，迅速去到汽车尾部，放下车后门，将重约100kg一袋的大米扛在肩上，运到伙食团的粮仓里。到大米卸完时虽己臭汗淋漓全身，但我“五类分子”思想却又次“升华”了一大步，妙。

这种“大海航行靠舵手”或“社会主义好”劳动，不只是给伙食团，“互工”，更多的是为装卸工“代劳”：诸如卸钢筋，卸沙石，卸水泥等建筑原材料。这种“劳动”是高强度的，是不自愿的，是无分配的，更是“可耻”的。有什么办法呢?不干行吗?因为我是右派贱民啦!

大饥荒的年代到来了，一九五九，一九六零，一九六一，这三年在杨继绳先生名著《墓碑》里作了有据的科学描述，“根据以上分析和多方面听取意见，我估计，在大饥荒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600万人，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数大约4．000万人，大饥荒中全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人。”

在那全国人民都不得不忍饥挨饿的日子里，我虽未被统计入3.600万非正常死亡人数之列，但在六一年我也“发福”了，罹染了营养严重不良的时代病“水肿”。水肿病的苦痛对我这个右派是匪可言宣的。

一九六二年，我单位党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组织我等右派分子培训，培训中有一段“佳话”。培训开始初期在学习室的门框上悬挂着一块长约1.5m宽约0.3m

这不是赵本山的小品，是我这个“右训班”学员滴血心灵的回忆。

在“开班”第一天上午，云锡建筑安装工程公司中共党委书记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同志们好，你们辛苦了!三年多来，你们不仅承担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更受了不少委屈，我们是知道的，党是知道的。今天将大家组织起来培训学习，就是给大家创造一个机会，让大家把自己所遭受的委屈，苦痛都讲出来，我们绝不打棍子，抓辩子，戴帽子，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吗。”接着他还说：“在培训学习期间，伙食团还专门为你们办了伙食，有菜有肉有汤，管吃饱，还不要大家掏钱”。党委书记讲话是大意，不是原话。但我等右派怎能忘记，五七年整风鸣放时不也有人信誓旦旦的“知无不言”“言者无罪”并请到酒楼里“大吃海喝”“酒过三巡”发言后，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的惨痛教训呢！

为了我等右派人员学习好文件资料，按党方期望“谈委屈”，“道苦痛”，特派了一名文姓保卫人员参加我等右派人员培训学习，美其名为我等服务，其实是“卧底”。领导未免太“高看”我们近几年的“改造”成果了，我们怎能再中五七“阳谋”诡计。大家的发言虽说是热烈、踊跃，但都是学舌文件、报刊的话、套话或者联系自己时讲一些无关痛痒的违心话。诸如“党是伟大的；尽管我们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派，党还是没忘记我们：仍在关心我等政治上的进步，脱产让我等吃好，休息好、学习好；我等怎能不万分感谢党的一片苦心；决心，通过此次难得的培训学习，进一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用更多的劳动汗水洗刷自己的反党‘罪恶，早日回到人民行列里。”这些好话文姓保卫人员当然要将我等的发言记录及他听到的一并向领导会报。上述发言领导是不感兴趣的，但又不能如五七年“抛砖引玉”、或“引蛇出洞”。以后的培训文姓保卫人员就再没参加了。初次我们还误认为他“老兄”(因我等右派均是不足30岁的年轻人，而文兄已近“不惑”)临阵脱逃了。后来我们仔细搜寻发现“文老兄”是转移了“阵地”，躲在学习室隔壁的空房内，左手拿笔记本，右手拿笔在窃听记录我等的发言，可仍无预期效果。真是辛苦“文老兄”了。按照现代广泛使用的窃听器，录音机，“文老兄”就可以跷起二郎腿，品着香茗，让我等大放毒草，然后再“锄而歼之”。何等惬意也。

历史的车轮，终于滚到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通知》。由于是在五月十六日通过的，也就被人们称为《“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是“文革”的宣言书，是进行“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历史学家已经把《通知》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通知》的通过之日——1966年5月16日，定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之日。

然而在十年“文革”中死亡人数最多的却是四小运动，是清理阶级队伍。这个小运动中，斗争的矛头，主要是指向传统的地富反坏右。所谓走资派和他们的子女，虽然受了点苦，但被整死的人并不多，“文革”结束后，大都平反昭雪，补发工资，提拔重用。而地富反坏右却仍居另册，只能是摘帽地富反坏和“改正右派”。

“文革”时期，我所受的折磨，屈辱是匪可言宣的。1960年我脱离矿山到了建筑施工企业，最初的两年里，我当过石工，开山放炮；当过泥瓦工，搅拌砂浆运砖头；当过钢筋工、绑扎钢筋；当过混凝土工、人工搅混凝土。所有的建筑工种，(除木工)我都干过。在干这些工种的时候，“革命”工人还可以劳逸结合(偷懒)，我这个“戴帽右派”却不能，还得苦干加苦干，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1961年以后，由于我“发福”了，虽经过“休养”减肥了，但体质还较虚弱，党方发“慈悲”又次让我负责建筑施工技术管理工作。1966年《五一六通知》在全国公布不久，中共又发出《公安六条》。“文革”如激风暴雨席卷中华大地，很多“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被扫进了“牛棚”，我这个“戴帽右派”也当然的被从技术管理岗位上拉了下来，被“踢”进建筑劳动队伍，一干就是12年。1978年全部“摘帽”成为“摘帽右派”后，又才恢复建筑施工技术管理工作。

“文革”中我是一名“戴帽右派”，所受的凌辱比地富反坏还要沉重，不是吗?六二年党方曾刮起了一阵“平反”风，但却明确规定不给予右派“平反”，可见“左派”党方对“右派”的刻骨仇恨。“文革”期间，我自始至终规行矩步，严格遵守法律、法规，遵守《公安六条》，没有参加文化大革命。可是在那血雨腥风、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岁月里，我怎能逃脱劫难。红卫兵最初“破四旧”时，由于我尚在单位内部，是单身汉一个，远离老家重庆，故未受到多大冲击。但当全社会都行动起来，广大“红卫兵”及“革命造反派”更早行动起来之后，我的日子也不好过了。两派“革命”群众为了显示其“革命”的坚决性、彻底性，都将我们这些“五类分子”揪出来捆绑批斗。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进入清理阶级队伍时，我等“五类分子”更成了活靶子，每个人胸前挂一块长约42cm，宽约32cm

有一次，我双手被反捆在背上，胸前挂着大木牌，跟在被清理出来的“坏头头”(被捆绑着)们及其他“五类分子”(被捆绑着)一道游街，然后又到解放军死难者陵园扫墓。在远离墓地50余米的时候，“工纠队员”高声下令所有“专政”对象，全部下跪前行，刹时间几十人的扫墓队伍刷地一下跪在地上前行。由于跪着前行的人年龄参差不齐，从20多岁到50多岁的人都有，难免跪行的速度快慢不一致，“工纠队员”，也不愿过分劳累，就叫“专政”对象起立跑步前进。我听到“命令”如获“稻草”，赶快起身，刚跑两步，忽见一“革命”群众伸出脚来拦我的脚。说时迟，那时快，我赶快双脚起跳。右脚脱离其勾拦，身躯向前踉跄几步后，终于站稳了下来。好险!事后想起还真有些后怕。当时如果我被那位“革命”群众勾拦住脚而摔下，那后果惨像是不可想象的。阿弥陀佛，谢谢菩萨保佑。

“革命”群众啊，我与你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你为什么要对我下此毒手啊!但仔细想来，我懂了，“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对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工纠”捆人是经过培训的，具有极高的“专业”性，捆人时，两名“工纠”各拽着一根粽绳的两端，在跪于地上的“五类分子”或“坏头头”的颈脖上绕一圈，接着在两只手臂和手腕上分别绕三四圈，再将两手反捆背上，在手腕上打死结。在捆绑绕圈过程中，“工纠”将“五类分子”或“坏头头”，视作包裹，使出全身吃奶的力气，拉紧再拉紧，使粽绳深深的嵌入肉中，这还没达到“工纠”的要求，还有一道，“物理力学”工序没完成。这就是往棕绳喷水，就会迅速收经缩，使其更加深嵌被捆者肉中，肉体摧残使人刻骨铭心。记住，“物理力学”工序是捆绑完后再往粽绳喷水，不是先将棕绳浸泡后再捆人。不能将工序弄颠倒了，否则达不到“更加深嵌入肉”的“良好”效果。

棕绳捆绑人后再“喷水”这也算是一个“发明”、“创造”“工纠”捆绑人的“专业”水准也可申报评定为“捆人技师”。

胸挂大木牌陪斗、游街、扫墓许有时日，某日，“工纠”队员召集我等“五类分子”开会宣称：“为了你等劳动方便，也为了让‘革命’群众时刻监督你们，从今天起你们可以自行制作一个小纸牌，除睡觉外的其余时间都必须挂在胸前。这哪是为劳动方便”，因为我等以前挂大木牌劳动时可以将大木牌摘下，混在“革命”群众中享受短暂的人格尊严。改为小纸牌之后，我等“五类分子”除睡觉外的其余时间，都得胸挂纸牌以示其“牛鬼跎神”的身份，短暂混迹于“革命”群众中的“福分”都不可能了。“大”改“小”这也可算是党方侮辱人性的又一“发明”、“创造”。

“文革”中，特别是“清理阶级队伍”时期，我等“五类分子”被“邀”参加市“公检法”召开的“宣判”（公审）大会多次。每次参加前“工纠”都要召集我等开会，严厉宣布：今天带你们前去参加市里召开的“宣判”（公审）大会，接受教育，你们一定要给我“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否则，莫怪“老子”太野蛮。到了“宣判”（公审）会场，我等“五类分子”站或坐在地上，其位置距参加大会的“革命”群众第一排不小于一公尺，离“人犯”约10公尺

每参加一次“宣判”（公审）大会，我的心灵就受到一次强烈震撼。深深痛恨自己，当年“整风”“鸣放”为什么不聪明点。身中“阳谋”诡计，是“罪有应得”。

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发出(78)11号文件，我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成为一名“摘帽右派”。紧接，中共中央于一九七八年五月又发出（78）55号文件，我根据文件精神给中共云锡老厂锡矿委员会写了要求“平反”的申请，经“老厂党委常委一九七九年元月二十四日讨论认为”，“肖及忠(错为肖积忠)在整风期间提的意见，没有右派言论”，“应予改正”。自此，我由“摘帽右派”蜕变为没有右派言论”的“改正右派”。

肖积忠(应为肖及忠)在整风期间，对技术人员的进修，干部培训，工资政策以及党委对地测科教育帮助不够等提过一些意见。经个旧市委整风领导小组一九五八年四月二日批准：划为一般右派给予降薪(原工资65元)处分。一九七八年五月根据中共中央(1978)11号文件精神，摘掉右派帽子。

老厂党委常委一九七九年元月二十四日讨论认为，根据中共中央(78)11号、55号文件精神，肖积忠(应为肖及忠)在整风期间所提意见，没有右派言论，原划为一般右派给予降薪处分，属错划、错处，应予改正，恢复名誉，恢复原工资。

在我冤为“戴帽右派”的二十一年里，我的七情六欲被禁锢着，但我不是拒妇女于门外的鲁男子，更不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我只是党皇帝后宫一名没有被阉割的太监而已。虽然我有七情六欲，但我不像有的人士“40天不与女人接触，就难忍受”，尽管我在近200个“40天”里未能与女人接触，

1964年新春百花争艳的时候，我在一次与同学小聚中结识了一位芳年二十岁的姚姓女青年，没几次接触，我发现女青年对我示以异性的好感，我的春心也似为之一动。但我很快就意识到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是“戴帽右派”，我爱的权利从沦为“右派”的那一刻起就被剥夺了。更何况姚姓女青年是那样的年轻、善良、纯洁，她应该得到属于她的幸福、温馨、美满的爱情、婚姻、家庭生活。爱情固然是自私的，但对于我这个“右派”另类，如果占有自私的爱情，而让这位年轻貌美的姚姓女青年痛苦，那我将终生生活在此冤屈与羞耻之中，而不得超生。我“退却”了。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与同学明确约定，有姚姓女青年参加的聚会，就不用通知我了。当姚姓女青年发现我多次不参加同学聚会时，曾询问我同学是为什么，同学们只好含糊其词答复说我不愿连累她。说实话，我还是心仪她的。我当时年龄比她大九岁，在她身上我又一次看到了青春美。姚姓女青年有1.62米高的丰满个头，秀美的脸庞有一双含情脉脉的杏眼，面颊红润。倘若我当时不是“戴帽右派”，我敢说，她不对我“示爱”，我也会主动问她发起进攻至鸣锣收兵。但这只是“倘若”。

一九六七年冬，一位罗姓离婚少妇来到我身旁，对她的示爱我没像对待姚姓女青年那样“回避”，而是晓之以理。对她说，与我相爱是不理智的，党方知道会施加压力的。当时她尚表示党方不至于这样吧，即使施压，她也不怕，我与她相爱了，但好景不长，六八年春，当党方知道了她与我的关系后，就公开告诉她，肖及忠是右派分子，要她立即与我断绝关系，断关系后可以替她另外物色，如果不听忠告，将被调离护士岗位，为了她的前程也为了我不背负孽债，我俩只能相拥泣别。

十三年后的一九八—年五月，我已由“戴帽右派”到“摘帽右派”，又再到“改正右派”，总算由鬼又变成了人，可以享受七情六欲。由云南回渝养病之机，与我现在的妻子罗运桐女士结为伉丽，迄今已二十又九年。

时至今日，鄙人已戴“改正右派”桂冠三十又一年，不知这顶“改正右派”之桂冠将戴至猴年马月，鸣呼！

每当我重返燕园,漫步于未名湖边的山麓曲径,望着默默无语的湖光塔影,总要忆起燕京大学的往事。随即想到燕园已经易主,这里已改为北京大学,心头会泛起物是人非的今昔感慨.当年燕京大学曾在这里创造了33年的辉煌业绩,顷刻之间竟烟消云散,以令人心碎的悲剧收场 ……

燕大始建于1919年,是由北平的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通州协和大学等三所美英教会学校合并而成。学校董事会聘请司徒雷登任校长。他受命之后,于1922年靠徒步、骑自行车、骑毛驴,跑遍北平四郊,寻觅踏勘新校址.最后相中位于海淀的前清亲王赐园,睿王园旧址。它是陕西督军陈树藩将军的产业.几经磋商,以六万块大洋买下,作为燕大的建校基地。1922年～1936年,司徒雷登先后十次前往美国,殚思竭虑,通过基督教会募捐.终于为燕大筹集了相当充裕的创办基金。

司徒雷登又延聘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美国建筑专家亨利·墨菲进行设计。巧妙构思,以未名湖为中心,将中国古代园林和西方现代设施内含相结合,以布局合理的总体设计,建成美仑美奂、如诗如画的现代高等学府。燕大建成后,一些来华讲学的欧美学者,对燕园赞不绝口,认为是世界一流的campus!

燕大机构精炼,注重实效,把师资力量摆在首位。对海内外教授,在薪俸、住房、休假、医疗等方面待遇,一视同仁。只要学有专长,不论思想观点、学术流派,均重金礼聘执教.使燕大名师云集,学者荟萃,极一时之盛。外籍教授有埃德加·斯诺、赖普吾、高厚德、班威廉、谢迪克、林迈可等；国内包括留学载誉归来和内地著名学者教授,如胡适、吴宓、闻一多、冯友兰、许地山、熊佛西、陆志韦、郑振铎、吴雷川、周作人、郭绍虞、钱穆、钱玄同、俞平伯、朱自清、顾颉刚、金岳霖、高名凯、徐献瑜等。

司徒雷登从圣经中摘取：“非以役人,乃役于人”；“你必须明白真理,真理将给你自由”此两句格言,归纳而成燕大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ThroughTruthForService）。

燕大崇尚民主自由学风,创造了学术流派百家争鸣,学术团体百花齐放的宽松宽容教学环境。学生除主修的专业课程与必修的国文、英文之外,可以跨系、跨院自由选修其他课程，按要求修够学分即达毕业标准。当年我主修经济学,但曾先后选过历史、地理、文学、新闻、心理、哲学、逻辑学、社会学、民法、物理等课程。从而充实了学术基础,拓宽了知识视野；为今后从事学术研究和应对工作需要准备了有利条件。学校图书馆藏书丰富,不仅有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中国之命运》；也有克鲁泡特金、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学生可根据个人兴趣和需要,在书海中自由选读或研究，并得到尊重,无人干扰。师生之间,通过各种社团活动,关系融为一体,亲密无间,形成凝聚力极强的“燕大一家”的燕京精神。在燕大被撤消近六十年后,每年的返校节,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的老校友,仍然从海内外重聚燕园,坚持参加校庆活动。

燕大创建不久,即在国际上崭露头角,逐步形成中西文化研究中心，活跃于国际学术舞台上。燕大与世界知名学府建立了交换教授和学生的制度。中西教授讲授不同源流、不同背景的文化,来自各国的学生同堂受业,熔中西文化于一炉,博采众长而形成自己的特色,誉满遐迩。燕大在短暂的教育生命中,培养了众多知识精英,成为各学科的出类拔萃人才,如黄昆、黄华、谢婉莹（冰心）、吴阶平、陈翰伯、韩素音、萧乾、李慎之、韩叙、费孝通、楮圣麟、候祥麟、候仁之、朱启平、周南、龚澎、严东生、沈元、谭文瑞、孙道临、周汝昌、阎简弼、赵兰坤、黄笃修、蒋彦永,等等.在中国科学院、工程院的院士即有燕大校友五十多人。

司徒雷登为燕大向国际学术交流拓宽道路,1925～1928年,他争得美国霍尔基金会的资助,与哈佛大学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为中美学术交流,选派留学生提供资助与奖学金。通过这一渠道,培养了许多有名学者,如费正清、齐思和、翁独健、林耀华、周一良等.

1928年美国加州大学,对亚洲高等院校的学术水平进行了考察,燕大被列为两所甲级基督教大学之一；确认其毕业生资格,可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

燕大教学的辉煌成就,也使司徒雷登获得殊荣:1930年6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36年12月中国政府教育部为奖励其创办燕大的功绩而授予勋章。

燕大建校33年,便发展成富有传奇色采的名牌大学,在教育界、学术界受到国际上刮目相看,赢得一席显荣之地.环顾当今国内众多高等学府,可谓无能出其右者。当然也找不出一位像司徒雷登、陆志韦那样尊师重教、无私敬业的教育家和大学校长了!

抗日战争期间,北平沦陷后,燕大变成孤悬敌后的抗日堡垒,师生坚持抗日活动,日寇恨之入骨。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入燕园,把师生赶出校门。将陆志韦、张东荪、、赵紫宸、洪业等14名教授,和李慰祖、刘子键、李欧、孙以亮等10名学生关进日寇宪兵队监狱；将司徒雷登、夏仁德、谢迪克、贝卢思等6名外籍人士关进山东潍坊集中营。共抓捕三十余人.燕大师生第一次被扫地出门。日寇侵占燕园后,将其用作伤兵医院和马厩.优美秀丽的燕园被日寇糟蹋得满目疮痍,污秽不堪.燕大蒙难,遭受奇耻大辱。司徒雷登等被关到1945年日寇投降,才从集中营获释。

流亡大后方的燕大师生,经历艰苦创业,于1942年使燕大在成都复校。1946年因雅尔塔密约引发的反苏大游行,成都燕大在中共地下党主导下,抵制了这次游行,致学校被砸,再度蒙难。为此,成都燕大曾被重庆的中共《新华日报》誉为“民主堡垒”。

1945年抗战胜利后,燕大率先在北平复校。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军警围困了燕园,强行进校搜捕列入黑名单的中共地下党员和左倾学生。在美籍教授夏仁德等的掩护下,燕大没被抓走一人。军警令学生集中于贝公楼大礼堂,逐个检查。燕大第三次蒙难受辱。在208师林团长监督下的师生大会上,陆志韦发表了铿锵有力的讲话,把这次搜查与日寇入侵燕园相提并论,对国民党当局加以贬损。陆校长的高风亮节形象,得到普遍赞扬.

在风雨飘摇、多灾多难的岁月里,燕大师生忍辱负重,以大无畏精神,坚毅地顶住磨难和压力,没有倒下去,终于从荆棘丛生的坎坷征途上闯过来了。

燕大也曾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关怀。1948年解放战争逼近北平时,毛曾两度电令林彪等,通知部队注意保护清华、燕京等校及名胜古迹.1949年夏,邓颖超专程到燕大,代表中央和周恩来,看望陆志韦校长。1951年12月燕大由私立改为公立,并经毛泽东任命陆志韦为第一任校长.毛还亲笔为燕大题写校名,由彭真送到燕大.燕大以毛的笔迹制成匾额悬挂西校门,并制成校徽,供全校师生佩戴。

然而上述光环和耀眼迷采,迅即消失无影无踪.阶级斗争狂飙呼啸而至,令人心碎的悲剧拉开大幕。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中,陆志韦校长、张东荪、赵紫宸等教授遭受了严酷凌辱和批斗；有的教授如齐思和、陈芳芝等被逼痛哭流涕检查交代;聂崇歧教授被隔离反省；有的教授被斗得跪地呼求饶命。还唆使陆校长女儿陆瑶华“大义灭亲”,上台揭批生父,造成极坏影响。

在思想改造运动基础上,乘势迅猛前进,以院系调整名义,一举宣布撤消燕大,燕大师生再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扫地出门。在中国乃至全球的教育史上,曾经辉煌33年的燕京大学,顷刻之间化为乌有,西校门的燕京大学校匾被摘下,换上北京大学校匾。燕园更易新主，燕大艰苦创业、惨淡经营积累的全部校产,竟为北大幸运地唾手而得。实践了《诗经》的名句:“维鹊有巢,维鸠居之”.在国际上知名度很高的一所高等学府,,燕京大学,以令人心碎的悲剧收场。多人认为,即使论功行赏轮不到燕大,也不该将其一脚踢开.那么,为何抹掉燕大?权威人士分析:可能由于燕大沾了美国的边,成为亲苏反美“一边倒”的殉葬品；也许因毛《别了,司徒雷登》一文的判定和其后两个“凡是”的作用;或者由于燕大沾了教会的边而被株连。但是,燕大在学运中一向反美；燕大宗教自由,师生绝大多数与宗教无关;而且1951年已改为公立大学,与美国及宗教切断关系了。两个“凡是”早已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取代，不应再以昔日的死者来压今日的活人，这些都不是抹掉燕大的缘由了。有识之士应振臂高呼：还燕大以生存权!

大陆抹掉燕大之后,旅美与在台湾的许多燕大师生及有关人士,曾为在台湾复校而奔走。当时美国托事部存有燕大的一笔巨款,复校所需人力、财力均无问题.但是由于历史上燕大一些师生的拥共反蒋的左倾表现,而不见容于台湾,蒋中正先生断然拒绝燕大在台复校.其后,美国托事部用支持燕大的基金在台办了东海大学。为此,燕大处于左右夹攻之中,立锥无地,求生无门,使燕大成为可悲的历史弃儿。当年追随中共、反美反蒋的那些燕大师生,积极投身革命的左倾志士,竟扮演了燕大母校的掘墓人角色.这些掘墓人,极少数获得机遇幸运搫升,官至省部级,从既得利益特权集团分得一杯羹；而绝大多数均遭整肃(包括笔者在内),戴帽、流放、打入炼狱,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他们想不到自己在政治上会沦为墓俑,为母校殉葬;这也无异于搬石砸脚,自吞苦果,成为燕大悲剧里最可悲的角色。可以设想,当年蒋中正

今天沉痛追思怀念燕大,我们更不能忘记那些母校师生中,在历次政治动的受难者,非正常死亡者,受到不公正对待者。例如,1949年春溺水未明湖的研究生候国聘，以及其后非正常死亡的,如张东荪、阎简弼、蒋荫恩、沈廼章、许政扬；姚祖彝、李铿、孙会鑫、顾之安、陆志韦,等等。特别是张东荪一家的悲惨遭遇:张东荪作为哲学家,其学术生命已于1949年死亡。在首届政协选举国家主席时,576名委员中,只有他投了毛的反对票。毛查明后,记恨在心，从此注定其全家命运的终结。1951年中共以“泄露机密”为由,开始整肃张东荪；1968年1月被捕,1973年庾死狱中。夫人刘拙如也被批斗并关押1年；长子张宗炳是昆虫学家,下狱后精神错乱；次子张宗燧是国际著名物理学家,遭批斗而自杀；三子张宗颖精通英语,也因被批斗与妻吕乃朴一起自杀；长孙张鹤慈与次孙张佑慈分别被判16年、15年重刑。张东荪早年因爱国抗日而被关进日本监狱,尚能生还；待关进中共监狱,再也不能生还。祖孙三代人遭受毁灭性迫害,家破人亡,实属旷古奇冤,无法无天至极!陆志韦校长文革中再遭凌辱批斗,下放河南,历尽折磨而致沉疴,获准回京后,夫人已逝,家无亲人,瞬即悒郁辞世.一代心理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诗人,爱国敬业、高风亮节的大师学者,竟落得如此可悲结局,天乎痛哉!

大学是教书育人的社会公益事业,理应受到社会尊重和国家爱护,而不该随政治变迁兴替；教育绝对不是政党的玩偶或工具,可由党魁随意玩弄于股掌之上。英国的牛津大学建于1168年,剑桥大学建于1209年,法国的巴黎大学建于1261年,校史均已七八百年；美国的哈佛大学建于1636年,耶鲁大学建于1701年,普林斯顿大学建于1746年,这些大学都建于美国开国之前,校史均已二三百年了。这些世界驰名的大学,经过多次政局变迁和人事更迭而巍然屹立,毫发无损,为人类的文化发展和科技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我国最早的大学是上海交大,建于1896年,北京大学建于1898年,校史只有一百一十几年而已。这与我们号称五千年的文明古国是极不相称的,也反映了我国教育落后的一个侧面,令人羞愧汗颜。面对中西大学教育发展的惊人差距,回顾燕大的辉煌业绩和不幸夭殇,无情的客观实际,向我们提出一个多么值得反省的尖锐问题啊!拥有365万平方公里的泱泱大国,何以不能容纳一个燕京大学!?我坚信历史一定会作出公道说法和正确裁决。

燕大的北京校友会同仁,呕心沥血,力争创办了“燕京研究院”,并在未名湖畔竖立起刻有“原燕京大学未名湖区”字样的纪念碑。在海外校友和大陆官方的努力下,杭州市把位于天水桥耶稣堂弄的“司徒雷登故居”,列为市文物保护点；经过修缮,对外开放。司徒雷登的骨灰也得以来杭州落地。各路校友煞费苦心地保存了燕京和燕京大学的痕迹,供后人追思和怀念；也只有这点珍贵而依稀的雪泥鸿爪,或许能唤起人们穿过近六十年云谲波诡的历史风雨,重温燕京大学的33年辉煌一梦吧!

我们是历史的受害者也是历史的见证人，为了支持“改革开放”，拥戴“胡温新政”，本着“史鉴知兴亡，人鉴知得失，铜鉴正衣冠”的古训，反击毛派极左势力，希望共和国不再走“阶级斗争”的回头路，于2008年7月在前人大副校长谢韬老人的倡导下，靠全国难友的支持，印制了旨在“正视历史，拒绝遗忘，支持改革，促进民主”的内部交流资料《往事微痕》。此资料全是我们三十多年前的亲历、亲见、亲闻的历史事实，用不渲染不夸大的太史公直笔将它记录下来，用复印机复印出来，在我们受害人当中交流、传阅、探讨，而且是不出售、不进入流通领域，每期还寄赠给中共中央九大常委。

我们行事光明磊落，爱国爱民之心耿耿可鉴。可是一些基层的执法部门却常常视我们为“不稳定因素”，认为我们这批七老八十行将就木的老朽是在“颠覆国家政权”，总是不停地打压、监控、追踪。他们的行为不但违法，还有借此非法聚敛钱财之嫌。

为了保存这份珍贵的历史资料，大家建议把已复印出的《往事微痕》用胶印印成合订本。于是大家出钱出力着手此事，今年3月由义工孙传久出面，找到廊坊市一家印刷厂承印，交去一万元定金，不几天即被廊坊市有关部门收去。7月上旬，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了廊坊市马杰先生所经营的印刷厂，又交了一万元定金。可还未开机，印刷厂即遭廊坊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抄查，声言是奉全国维稳办之命行事，并以“非法印刷”之罪名，先是扣押马杰厂长的汽车、电脑，再后是罚没人民币捌万元。

奇怪的是，这两次罚没都不给任何凭据，还不准印刷厂告知北京五七老人。我们得知后向马杰厂长说：印《往事微痕》有什么错？即使有错，还未开印，也未形成事实呀！我们准备主动去“投案”，想质问廊坊市公安局：一个历史资料性的《往事微痕》，到底“非法”在哪里？为什么要罚款？罚了款为什不写收据？马厂长闻言吓得脸色灰土，说话直哆嗦。一再说你们千万不能去，去了他就要被抓捕。

我们认为此事严重悖理违法，有必要报告国家上一级纪检部门、反贪局和公安部彻查此事，必须弄个水落石出，把违法者绳之以法，不然难以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

1．《往事微痕》面世两年多来从无政府机构公开向我们宣称它是“非法”资料，更无文件告知我们它是“非法刊物”。“57右派老人”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守法的模范公民，数度向有关部门表示：只要有关部门有正式文件，定性《往事微痕》为“非法刊物”或“非法资料”什么的，我们立即停止复印，可一直没有。廊坊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凭什么不让印，还要查扣别人汽车、电脑和罚款？

2．按照国家相关法规，廊坊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是无权处置罚没一个企业的。只有工商、税务或者法院才有这个权力。更奇怪的是既罚没了别人捌万元，为什么不出凭据？我们怀疑，此钱是被他们黑吃了，这是严重的违纪犯法行为。我们除向你们反映外，并将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等最高权力机构控告。

无论《往事微痕》合法与否，罚没必须按国家政策法令程序办理，必须有法院的正式判决。我们一定要为这两万元讨个说法：到底这个“罚没”是政府行为还是个人贪腐行为。不会无声无息了结此事，会上告到底。

主送：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反贪局、公安部

抄送：河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河北省高检、反贪局、公安厅

举报人：《往事微痕》北京义工博绳武、纪增善、李家骙、马文都、孙传久、铁流、燕遁符。（按姓氏拼音排列）

这三首诗歌是我准备在三月廿七在聚会上朗颂的诗篇，由于多种原因聚会受阻只能发表在《往事微痕》刊物上，望读者阅后指正。

我把壮丽的青春献给党，

浑身沸腾的血迸涌出启蒙的理想，

鱼游大海何曾想到“阴谋”“阳谋”？

娇稚的思想更未料到“纲举目张”！

生命的摇篮在铁网内拼死挣扎，

有多少同伴们在网内夭殇，

我在岩石的裂缝罅眼中复苏，

九死一生的命向微弱的亮光处伸张。

大自然的雨露延续了我半截生命，

风暴的催残锤炼我毅志更强，

半个多世纪的垂死拼争，

耄耋年重返回生我养我的故乡。

可是啊，

我那些同伴们将永不复返了。

再不能欢聚一起淋漓畅快地纵情欢唱。

永不愈合的伤口就象无解方程，

剥离的痛楚直到生命临终。

旋转乾坤—春光总能化尽冰雪，

千年幽谷终要见到光明。

（二）死亡的修炼

它死亡多少次？

却又顽强地复生——奇迹！

苦难磨砺它小小的灵魂。

催残它残缺不全的肢体。

岩石缝隙里的一株小松芽呵，

它经历了多少年电烤雷殛？

严寒风霜刀剑般削

枯萎的身趴倒在冰冷的石脊。

可它，砍。

从不畏惧死亡在时刻逼近，

娇嫩的身躯却吸足了天穹之气，

日精月华滋养了它的肢体

经络的血脉再一次顽强地伸展，

伸展扩张到微弱的细嫩根须，

当灿烂的天光又一次冉冉腾起，

它仍然昂首挺胸向上，向上伸张出去！

　（三）总理啊，我们尊严在哪里？

二0一0年在全国代表大会上，

人民的总理在讲话中几经重复：

“让我们的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

霹雷般巨人的声音——惊动天地！

这是；

人民从来沒有听到过的福音，

全世界为中国人感到骄傲。

民主、自由之神光，

悠然在人民心底凝聚。

亘古至今，

从来都是至高无上的皇帝，

在臣僚小吏面前大显尊严，

草民之上的尊严是奴才的奴才——小吏，

台阶式的尊严；

是我们民族五千年来的文明史，

但，这专制强权的起点——

驽弱而疾，高者是借助于风向的惯力。

殷鉴的血史有否尊严？

斑斑的血迹可否抹去？

人民赋予的国家宪章，

能否在阳光下公开审理？

禁锢封杀掩盖真实历史的是谁？

卑鄙无耻地窃取真实史料书籍，

是什么法则给窃贼如此胆量？

尊严是中华民族的国体

尊严是国家宪政的火炬。

人、不能无休止地忍耐、沉默

不、捍卫人的权力

是我们草民的，

没有权力的最大权力！！！

我是上世纪《星火》诗刊的读者想不到甲子年后，我又是《往事微痕》的读者。真是有缘六十年后再相会。我是1958年5月中旬在一次“批判”会上以“逃跑”莫须有罪名，（我要求自动离职未准当天晚上遭批斗）会上被公安局逮捕拘留15天后送广东佛山市石湾劳教场劳教到9月份再转送三水农场宝月农场劳动教养。1962年2月以坏分子名义解除劳教。我自选回杭就业。同年2月26日

农场党委纠集御用“红卫兵”在某日到我宿舍抄家，我抗议说：“没有公安局搜查证，我的公民权利不容侵犯。”，“红卫兵”在坏头头授意下诬我：“反对‘红卫兵’革命行动”是“现行反革命”揪斗，当时就把我的二本日记本和有些书藉抄去，其中有本鲁迅全集也当“四旧”抄去，真是“孰可忍，孰不可忍！”后来我在全农场被揪斗长达4个月。

有一次全农场一个菅理处一个菅处批斗。农场这批“红卫兵”把全场己揪斗的无辜干部群众游斗，现在我记得有生产科长柳华根夫妇、大热天杷柳的老婆穿上裘皮衣，职工方中一挂上国民党政府银行发行的金圆卷、我一无所有，是部队转业的军衣、蓝工作服，就把我一双穿了多年塑料凉鞋挂在头颈上游斗。在四管理区，强迫我自喊：“反对红卫兵的现行反革命”，我高呼：“毛主席万岁！”咔坏了这些“红卫兵”，捂住我的咀把我蓝球架子上吊起来。有次游街到第二管理区，坏头头娄永法（早死）威逼我女友“和我划清界线”。给我心灵和正常生活造成极大伤害！让我的婚姻又推迟了20年，整整少了一代人。（现在儿子才27岁未婚）

1966年11月我借回家取寒衣与坏头头娄永法争自由，娄无奈革命知青杜志忠说：“顾岁荣在公安局未明文逮捕法办前，应该有回家的自由。”我回杭看望了母亲，要了些钱到上海又到北京踏上了“上访”之路。在北京我被安排在“农业展览馆”。某日到了国务院文革小组信访办公室一位少尉军官接访，他听了我在1958年仅为一张“不能让他绝望！！！”的大字报被打成“右派ｉ”受害十年不可恩议。后来他大慨请示了领导后就给我介绍到广东省信访办的证明。我当时拿到这份介绍信犹如得到封建皇朝的御赐“铁卷文书”。腰板毕挺地到了广东省信访办，又从广东省信访办转到佛山市信访办，再到佛山市公安局，当时佛山市公安局负责人教导员董耀福同志是沙堤机场转业的为人正直，当时接了我的案子就和佛山水泵厂厂大联合委员会、军菅会调查甄别；在1967年7月给我出具证明是错案。我回到杭州就免受农场“红卫兵”揪斗之苦。而一度成为钱江农场文化革命，“抓革命、促生产”，“要文斗不要武斗”的中坚力量组织者和实践者。和知青方木清救了一位二派武斗中被害者技术员张祖熊姓命，保护了党委书记焦福德在群众围斗中人身安全。

我当时虽是个摘帽右派，但系领导和各位老师并没有岐视我，工资待遇到是我1956年的四级技术员67元月工资标准，当时科研组副组长丁可珍（现从杭州市人大主任位置退休）才54元。所以我是全心全意的投入整套机器是七台分机组成，我一人完成了五台分机的设计制图工作；在图纸设计、加工制造完成后我独自留下，配合制茶工艺组完成整套茶机制茶工艺试验成功。

1978年长庆街道给我按排了一个铜棒厂做四级钳工四十几元月工资的指标工（有劳保待遇）我为什么舍掉农大茶叶系的四级技术员工资，去一个又脏又累的集体性质又污染的铜棒厂当四级钳工？为的是摔掉“臭老九”的帽子、和三等公民（临时工）日子，早日结束。

1979年10月广东佛山水泵厂党委派黎、王二位政工干部到杭州贯彻改正错划我的右派案。1979年11月到佛山水泵厂技术科复职、复薪、恢复党藉，党龄从1957年算起。从此结束了我长达22年的中共预备党员九死一生的严峻“考验”。（我1956年6月批准入党预备期为一年，1957年因想报考大学想法向厂长兼副书记余实干汇报，却遭到他在全厂干部大会上不指名的‘个人主义’指责，造成我后来被打成右派的伏线）

1980年1月我淡泊名利，鉴于妈年迈多病，调到杭州水泵厂，不久任技术科长。当时该厂正在试制单相、三相下吸式潜水电泵。出现750Ｗ泵壳车加工，和老产品qy-7泵扬程达不到等等的技术问题。我对泵壳夺加工问题是下车间与工人交朋友发现生活上不拘小节但车工技术肯钻研的徐宝森能解决，就动员他操作，为了赶进度，我亲自陪他加班加点，顺利完成。时隔30年，我是完全忘了这回事，到是今年8月8日原杭泵厂工会主席王妙土组织部份退休老职工到西天目“乐家乐”避暑，晚上夜餐时，徐宝森回忆这段历史才知道我那时当科长的‘政绩’。

但是我这个科长还是要不过新来的摘“桃”厂长（早死）。1984年杭州水泵厂经历了新产品qx-6、qx-10试制成功，填补国内空白并打开销路，产量几何式上翻，4年进行了三个技术改造规划，产量又原来不到3000台猛增到有3-4万台产量的能力。新来的这位厂长，早5-6年前原是杭州水泵厂初建时由杭州水泵厂出面从沈阳水泵厂请回杭泵厂的一对水泵专业技术人员，是1958年工农速成中学学习后保送浙江大学水力系就读后分配到东北的学生。单位工作历史不详，但家庭生活不幸三个小孩一男最小二女，但大女小男均是先天性胎疯瘫，真是不幸，组织照顾从四千里外的沈阳调到杭州老家也不容易。本当为杭州水泵发展尽心尽力才是。但这位男主人当年却留下夫人在杭泵厂就业，自已却跳槽到了国营大厂杭州汽轮机厂钻营，1983调到杭州台钻厂当技术副厂长，因与厂长协作不好，1984年调来杭州水泵厂任厂长“群众送个雅号就是开头讲的‘摘桃’厂长”。

当年杭泵厂领导班子好不容易把他全家大小5口东老远的沈阳调到杭州，这位摘桃厂子那知到了杭州就变脸，把老婆留在杭泵了事，自已用五头黄牛也拉不住的往杭州最大的汽轮机厂跳槽。但说良心话他留下的夫人张德英到是个水泵技术设计工作可独挡一面过得硬的实干工作者，作风正派，遵纪守法，为工作出差不计较家中二个残疾小孩需照顾的困难。能和厂里工人科室管理人员和睦相处。86年被评为区人民代表应该说当之无愧。但他的老公人品与她的反差实在叫人难以相信能结为夫妻共同生活40来年。

姜文海1984年由杭州台钻厂调来我杭泵厂，就奉行一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独裁专制的人事路线。他一到厂就把原来把他全家从沈阳水泵调来的厂长兼书记姚李寿卸职的原技术科长董勇林（已死）、张xx（早死）、和原行政副厂长许愿封官拉帮结派，把平时与姚李寿书记来往较多的中层干部技术人员、工人寻故撤换、重的送司法部门，然后在没有充分事实证据的情况下以莫须有向书记姚李寿夺权，对姚书记完全用“文革”的遗风，把姚书记搞到菅仓库为止。审查了近二年姚书记确实没有大贪污和黑受贿。群众义愤日增，用各种方式与姜交量；在上级领导觉察批评压力下才不得不罢手。

姜曾和我谈“心”讲他舅佬也是转业军人套战友情，然后要我揭发姚书记，我当场就回绝说：“我这个吃了22年阶级斗争苦的改正‘右派’只晓得自已像老黄牛一样埋头拉车，对姚书记的为人无可奉告。并向姜主动提出辞去技术科长的要求”。“摘桃”厂长对我的表态大为恼火，总于有一天他召集全厂技术人员约15、6人和我辩论他刚调来厂一个技术讨论题-电脑是否可以测试机械另部件加工精度，我持肯定可以观点，姜则反之。这次姜召集全厂技术人员，要和我辩论给我个“下马威”。可是天助我也，我这个并不想当的技术科长原来还兼标准化菅理工作。当姜文海要我改行搞销售工作我当场拒绝，他撤了我的科长职务和仍赖在技术科，搞我的标准化管理，我早年订了份《标准化管理》什志，那一期正巧发表一篇电脑测试机械另部件精度的论文。我在这个辩论会上，当这些摘桃厂长豢养的打手不学无术的雌黄信口后，我读了这篇论文摘要后，这批仗势欺人的工程师或高级工程师们，脸红也有脸白也有，最多的还是溜之大吉。最后这位也想站起来走人的时候，我就叫住他：“姜厂长你这样的对我搞‘突然袭击’我受之有‘愧’请你放我走。”。

不到一个星期我拿到厂部人事科调离杭州水泵厂的介绍信到市机械局人事科鲍科长开往下城区民政局建工电动工具厂的介的信时鲍科长真诚地劝我留在市机械系绕其它的厂，由我挑，我谢绝了鲍科长的好意，坚决和摘桃厂长走相反的路线-越调单位越小……看谁笑到最后？！岁月无情，历史人为！我们的姜文海先生已离开人世十多年了。他唯一正常的小女几据说患上癌症才四十来岁，后人对他的评说：“一、烂赌，二、贪色、三、爱钱。”真是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我这个改正了“右派”，还“夹着尾巴”做人的老人已退休了20年，提前五年退休，打退休申请时，领导以为我要“官”做，、就叫我任书记，我忙说我这个工程师只为干技术工作不会管人，还是让我病退多活几年罢！而今我已过了农历二月二十四日的生日实足七十又七岁，眼不花可看报，耳不聋，牙齿只二颗假牙好嚼甘蔗，咬山核桃，血压正常，睡眠好，逆来顺受，心态好，不比权势、财富、争斗；比健康、长寿、行善！我娘活了九十四岁，我要活到一百零。

已有四年多没有联系了，此间从与汉、宇伦那里曾听到过你的少许信息，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住上海闵行？身体好吗？

我找到了你四年前的电子邮箱，试着给你发这封信。刚才给石河子昌斌打电话问你的情况，他也说跟你失去联系好久了。他退休后情况依旧，电话还是老的。

1）有一个《往事微痕》的交流材料（每月一二期，每期10万余字，有电子版，也有纸质版），你看到过了没有？如果没有，我可以给你发过去看看。

《往事微痕》的主编铁流先生，有意主编一个《上海交大反右派专集》（拟11万字），他委托我组织收集相关的稿子，我已经欣然受命，并且已经分头尽量多地通告了我们交大同派诸位，毕竟对于我们大家，也是一个可以说点什么的机会吧。所以，想请你也来参与，记得你05年就有意写了，或许已经写好，要是还没有写，现在开始也行啊。已经写好的有赵叔东君的《回望人生》，张成觉君的多个短篇等，新疆大学的周国兴老师、乌鲁木齐工二师的徐立汉君，石河子的王伯兴君等都有意写。只是还需要有更多的同仁来参与。

2）潘震昌、夏寅孙、黄翼夫、吴祖宁等诸位老师常常念及，黄翼夫老师的名字在交大网上看到过。如果你知道他们的联系电话或信箱，请你告诉我，我也要把这个信息报告他们。

3）今日武宜三先生说起交大校刊复印件的事（信在后面）他是在整理右派名录的工作，是一件大善举。未知你那里的资料情况。我这里只有一份《交大》（58年2月12日

不错，从这一期校刊可以推断，右派名单是“张榜公布”的，把他们搞臭吧。另外稍前的几批，也必定公布在校刊。这样，要是陈老师方便有精力的话，可以到交大图书馆去查找加以复印。而且也可以肯定，这一套《交大》校刊，必定被保存在图书馆。（我的一篇57年6月1日

读了您的大作《我所经历的新中国？——天翻地覆和风波万里，深感这是一部具有历史价值和艺术水平的自传体纪实作品，将留给后人的真实的史料，古往今来，凡能成为传世之作的名家巨著，莫不是在饱受磨难，深受压制之下的悲愤之作：屈原遭放逐而赋离骚，司马骚遭受宫刑而作史证，曹雪芹被抄家而述红楼……。先生在《翻天覆地》中揭露了不少历史真相：如南泥湾大生户开荒，竟然种植祸国殃民的罂粟；北大女生沈崇遭美军士兵强奸，竟是地下党组织为政治目的而导演的一出丑剧、闹剧；雇用香港作家序人编写的《金陵春梦》完全是为了丑化蒋介……。

正视历史，还历史以本来的、真实的面貌，应该说是个艰巨的、庞大的民心工程。只有一个讲诚信的、说真话的政党，才能给老百姓的心悦诚服的信任和拥载。最近有领导人在相关会议上要求：研究党史不要歪曲、丑化共产党。我们作为一个草根牧民，切盼党史工作者、能#写史的道德、良心，不唯上、不讳上，秉笔直书，写出真实的党史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史”。否则，歪曲、丑化共产党的不会是别的什么人，只可能是共产党自己。

读了你们对廊坊市国保大队的揭发举报信，我也万分愤慨。当局的一些人，就好像一群阴魂，不敢堂堂正正的拿出国法文件，只能躲在阴沟里搞鬼，夺走人民的金钱，既不给开收据，还不准被害人声张。是一群什么东西！简直猪狗不如。中国共产党养了这样一群恶狗，不脸红吗？再者，不准你去美国看望女儿，更是霸道。不仅违背宪法，更是违背人间常情。这样的霸道行径，还能指望人民拥戴你们吗？古语云，多行不义必自毙。秦始皇残暴横行的结果如何，霸道者都不会有好下场。

二位为五七难友伸冤、诉苦付出的劳瘁，在青史上深深地足迹。同属毛泽东的贱民，给我力量和鼓舞。黄兄至胡锦涛的第九封公开信：揭示中共中央2007年3月《关于1957年反右运动问题的若干意见》是否有文件号？如有烦请告诉我。以《若干意见》为依据，我已经向阜新市党政府提出要求，已有六七个月之久。没有最终答复。文件内容在公开信中获取，如再有文件号，我将以地方政府不作为诉讼法律解决，静观司法如何。二位很忙，我不能出力效劳又打扰，实是不安和愧疚，请原谅! 祝顺辽宁阜新难友刘凤麟 2010年8月25日

一、我们不收费用，只接受捐赠赞助。凡来信来稿与捐赠，仍按原来的地址，现再重申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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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为节约开支，我们每月初寄发一次，每次寄两期。北京由义工李家騤先生亲自分户送达上门，电话（座机）010-84210475手机：15311651309。其它地区仍由黄静女士寄送。为此，凡未收到“往刊”的读者，请分别向两人查询。

六、至今我们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也不可能聚在一起办公，只能在各自家里做事，尽自己微薄之力做好义工，若有不到之处请大家指正。

七、由于我们人手有限，不能够对手写稿件进行处理。希望您或者朋友如果要投稿，请把文稿处理成电子文稿，寄到我们的邮箱：zhengyijian_5010@yahoo.cn 我们会及时处理您的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