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30日第5期 总第四十五期 2008年9月13日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 ——————————————————————————————————————— 老知青专辑 编者说明： 这个专辑所称的“老知青”，指在文革以前上山下乡的知青。在知青文学、知青研究和文革研究中，存在一个空白：文革前上山下乡的近一百三十万老知青几乎无人提及。截至2006年，中国仅有一部学术专著——定宜庄的《中国知青史——初澜》是关于文革前老知青的。此外，关于这个群体的文学作品也寥若晨星。 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文革前的老知青完全成了一个“无声的群落”。在文革中，他们是以知青而不是以学生或农民的身份被卷入。文革在他们的血泪人生史上留下了沉重的一页。他们在文革造反运动中的表现，又因其较为明确的经济、政治诉求而与当时大闹所谓“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合同工、临时工等群体一样，成为造反派中的异类而为某些主流造反派所不齿，甚至遭到主流造反派的排斥、打击。近年由邓鹏主编的《无声的群落》及其续编相继出版，在抢救这段历史记忆方面填补了一些空白。这两套书集中收集了大量文革前老知青的回忆，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生动的史料。 本专辑中的几篇文摘均摘自《无声的群落》（续编），读者可以从中大致看到当时在四川、新疆、湖南、陕西、广东等地的老知青们在文革中的苦难。两篇特稿是从两位作者（特别令人欣喜的是其中一位还是并无文革经历的“80后”学子）提供的长篇论文中节选的，谨向他们为此做出的努力，以及他们对本刊的支持致谢。 本期目录 本刊特稿 邓 鹏 老知青——贱民与殉道者 向 前 湖南老知青在文革中的造反 文摘 宋晓涛 我们的特殊造反经历 董大南 兵团战友阿蔡 郑文斗 王百明罹难四十周年祭 魏宽达 红与黑的颠倒——三十九年前知青点风云突变回忆 施 明 我的偷渡经历 编读往来 1、 沈仲文三点建言及编者答复 2、黄和平来信购书 3、石舟称赞戴为伟的散文 4、吕千岩悼念向宏 —————————————————————————————————— 【本刊特稿】 老知青——贱民与殉道者 邓 鹏 在过去二三十年时间里，中国大陆的许多人、包括一些学者将上山下乡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对文革十年和知青运动进行同步考察，一些地方政府的文史（地方志）编撰人员甚至将毛泽东1968年底发表的“12·22指示”作为上山下乡运动的起点。这种概念和史实上的混淆表现出许多人对上山下乡运动或知青运动的了解不全。 根据参与这项工作的政府官员提供的信息，这一运动肇始于五十年代中期、合作化运动方兴未艾之时。1964年，中国政府将上山下乡定为发展经济的一项国策，其标志是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一重大决策导致了1964、1965两年间上山下乡运动的第一个高潮。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老三届和新三届的下乡则是这个运动的又一个高潮。 1968年以前的上山下乡运动大致有这样几个重要特点： 一、经过1955年至1963年的摸索，1964至1966年间中国官方关于上山下乡运动的理论框架基本形成，对这一运动的宣传形成气候； 二、尽管上山下乡自始至终都是经济上的权宜之计，但是在宣传上政府却一再给这一举措覆盖上浓墨重彩的政治包装。所以相比之下，1966年以前的上山下乡运动较之文革中的知青运动有更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这一时期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阶级斗争和政治歧视的牺牲品，却富于一种蒙昧的浪漫主义情怀； 三、在现已公布的资料中，虽然未见毛泽东关于这一运动的“战略部署”，但是，这一运动仍不可避免地成为其空想社会主义的有机组成。 为了讨论的方便，我将这种空想社会主义称为毛式乌托邦。这意味着，首先，上山下乡运动的缘起跟毛式乌托邦的失败基本同步；其次，文革前的上山下乡运动的整体和参与运动的个体都体现了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再者，和毛泽东时代的其他群众运动一样，毛式乌托邦在上山下乡运动的自始至终都带有欺骗（包括自欺欺人）和强制的成分，而由于欺骗和强制跟乌托邦提倡个性自由和捍卫生命尊严的本质相对立，所以靠极权手段来推行和维持的毛式乌托邦有一种先天不足，注定会以失败告终。 上山下乡运动的第一个高潮是毛式乌托邦的苦果 跟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乌托邦相似，毛式乌托邦的核心是对一种理想社会的向往和追求。但毛式乌托邦是中国现代的巨大政治动荡的特殊产物，所以它又跟其他国家的乌托邦有明显的区别，其重要历史条件是激进的知识分子组织和领导的一场农民革命，在它被付诸实现的过程中，由于革命暴力的惯性、由于来自内部的阻力和外部的压力，这一乌托邦更加偏激、更加任性、更加盲目，因之也造成更严重的破坏，失败得更惨重。 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后，中国刚经历过八年抗战和四年内战的巨大经济消耗，人民亟需休养生息。但是五十年代初，政府迫不及待地在农村实行了疾风骤雨似的土地改革，以彻底破坏传统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高昂代价来巩固政权。土改结束不久，毛泽东发动了农村的合作化运动，紧接着又在1955年以社会主义改造为名，取缔了城市里的私有工商业。此时他大权在握，踌躇满志，不仅计划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实现所谓“一化三改造”，而且要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中国绝种，在全世界绝种。（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思想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93-194页）领袖头脑的急剧膨胀导致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迅速泛滥。1958年，毛泽东及其支持者不顾党内的阻力，迫不及待地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发动了大跃进，在全国农村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号令全国人民高举“三面红旗”，实现在短时期“超英赶美”的奋斗目标。结果事与愿违，大跃进以失败告终，中国大陆随之陷入经济严重失调、民众士气低落的困境。1962至1966年间，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的较为务实的经济政策缓解了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所造成的困难局面，使中国在1964、1965年重新出现生机。但整体而言，计划经济的模式没有受到根本触动，市场没有发挥对经济发展应起的杠杆作用，中国的经济仍然跟世界市场隔绝，在低技术、低管理、低效率的层次上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城镇人口持续增长，对本来就“一穷二白”的经济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减少城市人口成为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1961年至1963年，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将2600万城市人口“压缩”到农村。这样的人口迁徙在人类历史上实属罕见。 1955年到1966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就是这样的乌托邦试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毛泽东在这个时期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造领域里的每一次重大冒险都波及知识青年。五十年代中期，随着计划经济步伐加快，毛泽东和一些中共理论家开始提出有关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设想。1955年，当大规模的合作化运动暴露出中国农村智力资源的匮乏时，毛泽东提出：“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顾洪章、胡梦洲主编《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始末》，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同年，毛泽东在另一篇关于合作化的文章的按语中写道：“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毛选》五卷第247-248页） 通过几年的实验和提炼，毛泽东提出的这种观点逐渐形成体系。这一体系包括了知识分子的所谓红与专的关系，所谓消灭三大差别、反修防修的理论，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创想，备战备荒、三线建设等举措。参与策划的领导人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谭震林、彭真、胡耀邦等。1963年至1965年，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根据国民经济的发展落后于人口增长的严峻现实，决定把上山下乡作为一项国策，并为之制定出一个15年计划。时任农垦部长的谭震林在一次关于城市青年下乡的会议上提出“建设新农村”、“移风易俗”和“反修防修”的观点。1964年伊始，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一文件的出台标志着中国领导人把上山下乡定为安置城镇知识青年的一个长远措施。中国政府很快建立健全了动员和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各级机构，将动员知识青年下乡提到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上，各种宣传机器——报纸、出版社、广播电台一齐动员起来，为这一政策鸣锣开道，《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更是临危受命。工于心计的周恩来为了推动上山下乡运动，在1963年为毛泽东70岁生日安排的简单寿宴上，特地把知识青年代表人物董加耕和邢燕子安排在领袖的左右。这一戏剧性场面当然具有神奇的宣传功效。 在官方连篇累牍的宣传中，城市青年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成为一种移风易俗的伟大创举。然而，在中国这样城乡差别悬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明显的社会里，移风易俗谈何容易！面对这样的现实，政府宣传部门在1964、1965年两年里对上山下乡运动进行了挖空心思的包装，天花乱坠的官方宣传反复强调上山下乡的政治意义，对国家经济上的需要和政府的真正企图往往避而不谈。行政上的多种措施和强大的宣传攻势果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截至1966年上半年，政府居然把近一百三十万城市知识青年送到了农村。 然而与中国在五六十年代开展的所有运动一样，上山下乡这一运动由于其在理论上的错误和实践上的武断，由于它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由于它与毛式乌托邦的关系以及毛式乌托邦自身无法解决的诸多问题，势必以失败告终。而且，执行这一政策的人的决心越大，这一运动持续的时间越长，对国家、对社会和民族的损害也就越严重。在意识形态层面上，上山下乡运动像是一个肥皂泡，迟早要破。吹得越大，越临近破灭。 毛式乌托邦在文革前上山下乡运动中的演绎 从五十年代上山下乡伊始，这一运动便掺和进了大量的意识形态元素。 新中国的教育政策强调教育与工农业生产实践的紧密关系，强调体力劳动的重要和光荣，特别强调工农业劳动之间没有贵贱之分的观点。在有关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宣传中，苏联的集体农庄成为中国农村的楷模。政府号召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为之奋斗牺牲。出于这种需要，宣传机构发掘出一些有代表性的知青典型如山东省的徐建春、吉林省的吕根泽和广东省的杨明汉。这一时期投身农业的大部分中小学毕业生属于回乡青年，国家还没有动员大批城市青年下乡的企图和计划。（吴洵等编《中国知青总纪实》，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6页。） 然而也就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北京青年垦荒队、上海青年垦荒队和江西的共青城这样的城市青年参加农业生产的试验。这样的试验比较回乡青年对官方媒体更有宣传价值，因为它不仅符合中国领导人减少城市人口的实际需要，而且跟他们的空想社会主义不谋而合。它的出现显然受到苏联当时的垦荒运动的启发。既然是效法苏联的经验，而中苏两国又正处于双边关系的蜜月时期，所以五十年代中期的青年垦荒运动也自然带有苏联社会主义的色彩。反映苏联青年开发远东、建设共青城的长篇小说《勇敢》被及时翻译出版；共青团中央的喉舌《中国青年报》不仅全文刊载了赫鲁晓夫在莫斯科青年自愿开垦者会议上的演说，而且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以历史使命来激发中国青年的献身精神。1955年，中国共青团中央还组织中国青年代表团到苏联考察该国的青年垦荒运动，其书面汇报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值得一提的是，在组织和动员青年垦荒这件事上，共青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倾注了极大的精力，胡本人的思想状态给中国的青年垦荒运动注入了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是，中国当时的经济状况和中国固有的农村环境根本不具备全面实现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基本条件。所以，尽管这运动轰动一时，对于后来的上山下乡运动并没有指导意义。作为一个运动，垦荒运动总体上是失败的。但是它所造成的政治文化气氛却对后来的知识青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毛式乌托邦的形成过程中，其炮制者还从中国的革命年代寻求精神资源。大量文艺作品除了记叙中国农村的集体化进程之外，还着重塑造了一些投身农村建设的年轻的主人公。这些作品、加上苏俄的文学作品，在中国造成了舆论环境和文化氛围。同时期的电影、音乐、绘画等艺术形式统统被动员起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献身精神、公而忘私等等构成了中国学校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主题。这样的主题通过各种形式和手段、在各种场合对青少年进行了大剂量的灌输。纵观世界现代史，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政权比这个时期的中国政府在意识形态上花的功夫更深，更卓有成效。 学者刘小萌认为，毛泽东在1968年底发表的《12•22指示》改变了上山下乡的性质，把文革以前这一运动的经济措施性质转变成以改造人为宗旨的政治运动。（刘小萌《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见刘小萌等编《中国知青事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1页）事实并不尽然。在文革前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宣传中，政治就已经“挂帅”了。实际事例可以信手拈来：《人民日报》1965年5月5日的社论写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但对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逐步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为将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条件，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是一项具有革命的战略意义的大事情。” 然而经过了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至1961年的大饥馑，中国空想社会主义初期的那种花好月圆的气氛到六十年代初已经荡然无存。面对在国际上的孤立和中共内部日见明显的意见分歧，毛泽东一方面在外交上虚张声势，高谈反帝反修和世界革命；另一方面对国内和中共内部的对立面摆出了全面整肃的态势。1962年，毛泽东煞有介事地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警告，接着发动了在农村的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了实现中国式的乌托邦，官方大力鼓吹革命精神，以新式圣人雷锋、焦裕禄的事迹来激励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总体上来看，这一时期中国官方推行的各项政策迅速加固国家的极权性质，全面树立毛泽东的威望，加快从一党专政向领袖独裁的过渡。 文革前上山下乡运动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中进行的。这种时代背景决定了文革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这个群体的若干重要品质。这些品质包括： 一、“出身不好”——老知青队伍的特殊构成。1964、1965年，正当中国政府将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定为国策时，在中国教育领域里同时执行了阶级路线。这种毛泽东时代特有的政治株连使大批虽然品学兼优、但出生于“非劳动人民家庭”的青少年失去升学的机会，他们构成了这段时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主体。 二、贱民的自卑和殉道者的忠诚——老知青的双重人格。这些青少年自幼感受到各种形式的政治歧视，许多人目睹了父辈遭受的政治打击，在1964、1965年学校进行的阶级教育运动中，他们当中的不少人担任的学生干部职务被撤换。学校的领导、班主任不仅要求他们对此心服口服，而且还要求他们跟自己的父母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划清界限”，“背叛自己的家庭”，实现脱胎换骨，以期得到政权和社会的接受。反人性和不人道的教育在这些青少年心里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上山下乡几乎成了向政权表示忠诚、获得社会承认的唯一途径。再加上学校长期的思想灌输，他们多半对毛泽东怀有崇拜心理，对共产党衷心拥护，对社会主义深信不疑，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服务精神。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有十分鲜明的浪漫色彩，向往崇高，愿意为国家做出牺牲，对革命的暴力本质缺乏认识，对毛式乌托邦的内在矛盾更一无所知。所以，虽然他们因为自己的家庭出身被剥夺了接受正规教育的权利，却满怀豪情壮志，奔赴农村和边远山区。文革前老知青的命运的悲剧性就在这里：一方面，他们因为家庭出身已经落入贱民的行列；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毛式乌托邦的殉道者。 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前的几年里，许多老知青怀着建设新农村的理想和改造自身的强烈愿望，全身心地投入了农业生产劳动。他们克服劳动上、生活上、甚至语言上的困难，抑制了对城市生活的眷恋和对父母与故乡亲友的思念，跟农民同甘共苦，辛勤耕耘。他们当中的小部分人加入了共青团，极少数人甚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修成革命正果。但是总体上，在阶级斗争日炽的年代，老知青的“家庭出身”决定了这个群体必然成为暴力革命祭坛上的牺牲，面临在农村自生自灭的命运。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往往比当地农民付出的代价更大；由于缺乏安全意识，他们一些人在劳动中受伤致残；由于缺乏母亲的爱护和指点，一些女知青身体受到无可弥补的损害……周恩来当年多次强调“国家关心，负责到底”。但是，根据当时中国政治的走向和经济发展的状况，总理的许诺是根本不可能兑现的空话。关键在于，上山下乡本身的功利本质决定了它不可能善始善终。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一个新的等级制度正通过革命暴力日益固化，极权政治正在造就新的特权阶层。在这样的环境里，连教育的公平都遭到践踏，社会上的公平竞争就更不可能。老知青跟他们的父辈一样没有发言权，一旦下乡，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文革中的老知青命运及上山下乡运动的终结 1966年夏天，毛泽东的乌托邦开始了它的死亡之舞。文化大革命搅乱了中国社会，也打乱了上山下乡运动。 老知青对文革的最初反应是兴奋和参与，跟城市里的红卫兵一样，他们的造反起初是自发的和盲目的，是城市红卫兵运动在农村的蔓延。但是老知青这个生活在中国社会最底层而又有点自命不凡的特殊群体很快调整了自己的奋斗目标，纷纷回流城市，一些人参加了城市的造反派组织，另一些人则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上访、告状等方式，非常天真地在理论上对上山下乡进行偷梁换柱的诠释、以达到最终回到城市升学或就业的目的。 遍及全国的知青造反与“回流”很快引起政府高层领导的重视，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的社论，根本上否定了老知青的造反宗旨，迫使他们返回农村。这样的政策和每况愈下的处境迫使许多老知青重新认识自己的人生选择，引发他们对自己的理想、国家前途的独立思考，由此产生了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合理性的根本怀疑，毛泽东和他的思想体系自此在许多老知青心目中渐渐失去神圣的光环。老知青有组织的造反虽然昙花一现，虽然被其他事件掩盖，但是它宣布了毛式乌托邦在上山下乡运动领域里的破产，因为这一运动的主体、即成千上万的老知青已经冲破了蒙昧，开始产生自我的意识，而自我意识跟愚民政策在本质上是势不两立的。 由于举国上下的动乱，各级知青安置部门陷入瘫痪，上山下乡被暂时搁延。1966年以后的上山下乡运动很大程度上成为文革的延伸。文革十年间，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党内左派人士，在上山下乡运动的理论和实施方法上都没有什么创新，只不过调子更高，决策更加离谱罢了。 从1967年10月起，为数不多的一些思想狂热的城市红卫兵开始了自发的下乡，以表示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忠诚。1968年4月，毛泽东在一个有关大学毕业生工作分配的文件批示中亲自提出了“四个面向”的原则。一些城市的革命委员会对伟大领袖的意图心领神会，借题发挥，采取各种措施，动员应届毕业生到农村去。然而时至1968年下半年，响应政府号召者为数寥寥，他们的政治做秀并没有引起大多数中学生的响应。三届高、初中学生近千万人滞留在城市，对当局形成巨大压力，这样才有了毛泽东的那条“12•22指示”（有趣的是，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不清楚这条指示究竟是毛泽东的御笔呢还是秘书们记下的领袖口谕），将城市的红卫兵小将全部赶到农村。虽然“12•22指示”表面上掀起了上山下乡的又一个高潮，其实给上山下乡运动敲响了丧钟。原因很简单：古往今来，凡是一哄而起的事情，总是以一哄而散告终。更重要的是，这一哄而起的高潮虽然暂时掩盖了老知青的困境和要求，却将原来仅属于老知青的问题变成整个中国社会的问题，它让处于绝境中的老知青看到了微茫的希望。这叫物极必反。 在七十年代的大招工中，老知青再一次面临政治歧视，他们虽然比老三届知青早三至五年下乡，但在参工、回城这个跟他们命运攸关的生存竞争中处于劣势。由于招工程序中的政治审查，他们一再痛失回城的机会。很多人即使回到城里，获得的也是比较艰苦、待遇较低、技术含量较小、发展前途不大的工作。还有许多老知青因为家庭出身“太坏”，在反复被淘汰出局之后彻底丧失参工回城的希望，最后靠父母退休“顶替”回城。这时的老知青已经不再有当年“舍我其谁”的豪迈，只有“瞻念前途，一片茫然”的悲凉心境。不少的老知青在招工一再受挫、理想破碎之后，为了获得最起码的公民权利，他们只能咽下自尊，被迫选择了办理“病残”手续回城的途径，从自己曾经坚守的阵地上落荒而逃。 无可讳言，文革前上山下乡的知青实践了他们献身民族复兴大业的庄严诺言，在国家面临重大困难的时候，他们用自己那尚未成熟的肩头扛起改变农村“一穷二白”面貌的重担。他们跟农民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周而复始地在土地上耕耘；在短短的时间里，他们掌握了农业技术，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甚至生产队、农场的顶梁柱；他们把文化带到农村，在偏僻的山乡办起了农民夜校，向农民传授文化知识；在跟农民朝夕相处的那些日子里，他们了解了农民、了解了农村社会，跟农民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在这种意义上，老知青无愧于民族，无愧于列祖列宗，无愧于自己，也无愧于后代。 但是，上山下乡运动归根到底是一种人为的社会工程，是违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举措，是领袖意志的演绎，是极权政治在经济和教育领域里的延伸，它起源于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失败，它的实施依靠不实的宣传、教育领域里的政治歧视、行政上的压力和违反宪法的户口制度。它可以在一段时间里形成声势，但终究是一件“皇帝的新衣”，所以迟早要遭到知青的怀疑、社会的拒斥，迟早要面临危机，迟早要受到历史的否定。（邓鹏《永恒的一瞬：〈大巴山重庆老知青剪影〉序》，《博览群书》2006年第5期第94页。） 现在中国的官史和一些民间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文字中流露出这样一种观点，即上山下乡运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文革前的上山下乡运动的成功是主要的，问题是次要的。言下之意是，如果不是文革，上山下乡运动将是另外一番光景。这一观点的要害在于它忽略了毛式乌托邦内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文革前上山下乡运动的先天不足。其实，这种所谓文革破坏了上山下乡的观点跟把中国1976年以来的种种弊端归咎文革的论点如出一辙。1966年至1976年间的文化大革命不是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毛式乌托邦的必然延伸。常言道，物极必反，文革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它搞得天怒人怨；同理，上山下乡运动也必定以失败告终，因为它总体上是强制性的政治运动和违反历史发展规律的社会工程。在其实施过程中，工农群众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乌托邦理想被思想专制和极权政治践踏得面目全非，结果是工农受到愚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两败俱伤，所以上山下乡运动最后落得“四个不满意”。随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拨乱反正，上山下乡运动偃旗息鼓，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节录自作者《文革前上山下乡运动与毛氏乌托邦》（原文27000字），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作者简介： 邓鹏，1964年重庆第六中学初中毕业，同年10月下乡到四川省万源县新店公社青山茶场。1971年调达县地区万福铁厂。1978年考上四川医学院英语师资班，次年考入四川外语学院英语系研究生班。1985至1990年就读于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获得美国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海波因特大学历史教授。 —————————————————————————————————— 【本刊特稿】 湖南老知青在文革中的造反 向 前 “知青”是“知识青年”的简称，约定俗成地指称结束学校学习以后参加“上山下乡”的学生。横向来看，“知青”分为回乡知青和家在城镇的下乡知青；纵向来看，“知青”有文革前的知青和文革时期的知青，前者在1966年以前已经下乡，后者1968年以后（有极少数在此前）下乡。当前，对“知青”和“上山下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下乡知青群体，尤其是1968年以后的下乡知青。文革前的老知青大多作为1968年后大规模上山下乡的序曲顺带提到。专门对文革前下乡知青的研究有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年）》，邓鹏主编《无声的群落》、《无声的群落（续集）》等。本文所谈“知青”仅指文革前尤其是1964年和1965年上山下乡的知青，故称“老知青”。其中多数人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无法升学被迫下乡，他们后来成为造反的群体之一。 文革期间，湖南老知青造反有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出现在1966年底到1967年初，伴随“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兴起，属于“反革命经济主义”的一部分。 1966年8月，工作队撤离之后，知青投身文革运动自主行动起来。名目繁多的知青组织如雨后春笋争相出现。开始，知青组织的口号和行动多为控诉对知青的迫害、歧视。挨过整的知青首先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当地干部和四清工作队，以前所受的冤屈和压抑终于有了发泄的渠道。江永县白水知青成立了“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后来改名为“湘江风雷反到底战团”，就地造江永县委的反。 很快，知青就不再满足于在农村“闹革命”，他们深知知青问题不是在农村能够解决的，问题出在下面，根子却在上面。大串联开始以后，知青回流城市，湖南约有6万多知青借串联之机返城（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共产党志》，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版第221页）。他们“回城闹革命”的活动之一是“造户口反”，即要求相关部门的领导干部解决城市户口、粮食、工作及“革命经费”问题。“造户口反”的知青提出，文化大革命不应该只是口号革命、罢官革命，而应该是一场社会革命，应该解决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首先应该改变知青被安置的命运。知识青年不是失业者，应该有参加革命和工作的权利，应该到社会上去闹革命（韩刚《遥远的太阳坡》，黄尧，蒋巍等著，石舟编《辉煌的青春梦——知青生活纪实》，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139-140页）。有的知青趁乱威逼相关单位工作人员办理户口迁移，拿到盖着公安局鲜红印章的那张纸时，欣喜若狂，泪流满面。除了千方百计迁户口之外，他们还热衷于批斗农垦局的“走资派”和街道办事处干部。批斗农垦局领导干部，是因为当时“安置办”在省级以上附属于农垦部门；批斗街道办事处的人，是因为当初就是这些人直接动员甚至强迫知青下乡的。在长沙，知青和他们的父母举行了全市性的集会示威，并召开了对长沙上山下乡办公室一位主要官员杨某的批判会。 知青不仅在省内造反，也参与了全国性的大串联。1966年8、9月间，广西、湖南等地赴京的知青占领了中央安置城市知识青年办公室，砸开档案柜，公布了某些奸污迫害下乡女知青的案例，开办接待站接待更多的来京造反知青，还多次召开大会对安置办领导进行批判。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展以后，知青建立的“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色造反团”等组织已见雏形。湖南知青在长沙相应成立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色造反团湖南总部”，该组织总部设在省农业厅内，是省内影响较大的知青组织。省内其他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组织，如邵阳有“小兵司令部”和“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造反司令部邵阳兵团”等（后者只有招牌而无实际活动）。（朱鹏涛《峥嵘岁月中的“小兵”——忆文革初期邵阳市下乡知青红卫兵“小兵司令部”》，政协邵阳市学习文史委编《抹不去的记忆——邵阳知青回忆录之一》，内部出版，1999，379页）另一知青组织“湖南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联合调查团”在不少地区串联、宣传发动，联络了更多成员，同时调查各地知青生存状态，召开了多次动员会、座谈会，掌握第一手材料，为以后的宣传鼓动做准备。该组织除了调查临湘的黄盖湖农场、平江的时丰茶场等岳阳地区知青集中地以外，也顺便去了湖北的洪湖与赤壁，与当地的武汉知青进行了交流。下乡知青的串联极具亲和力，因为他们有着相同的生活经历和家庭背景，尤其是受到迫害和侮辱的知青，更是把串联知青当成亲人和救星，有些遭到干部侮辱强奸的女知青，克服了羞涩和心理障碍，哭诉自己的悲惨遭遇。（庄生蝶《文革中的长沙上山下乡知青运动——记我在文革期间的一段经历》，未刊稿）1966年底，湘江风雷成为省内第一大造反派组织。知青组织全部站在湘江风雷一边，成为造反派阵营的成员。部分知青加入湘江风雷，建立了以知青为主，隶属湘江风雷的“山鹰战团”。 闹“经济主义”的多个群体（除了知青，还有合同工、临时工等）名义上是在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实际在自主行动争取自己的权益，并且已经发展出一定的自主意识。其自主意识与毛发动文革的想法完全不合拍，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干扰了运动的大方向”，被斥为“反革命经济主义”和“经济主义妖风”，原因归为“有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转移斗争目标，挑动不明真相的少数人大闹经济主义，向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斗争。”至于解决方法，中央的通知说：“在中央没有提出新的办法以前，暂不变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应当安心参加农业生产，参加农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安置工作中的问题，应由各级党委负责逐步加以解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1967年1月11日）2月，中央先是下令取缔了一系列全国性组织，其中大部分是知青组织和临时工、合同工等为主体的群众组织，如“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全国国营农场红色造反兵团”、“全国上山下乡红色革命造反团”、“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色第一线战斗队”等（《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1967年2月15日）。然后，中央针对知青发出通知，规定：“凡尚在外地进行串连、请愿、上访的下乡上山知识青年、支边青年、农场职工，所有人员应立即返回本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并搞好生产。所设联络站，一律取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通知》，1967年2月17日）1967年春，知青返城造反风得到了有力遏制。 2月初，湖南省军区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二四批示”镇压了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不久，支持湘江风雷的群众齐心协力掀起了为湘江风雷翻案平反的新一轮造反活动。此时，知青返城风再度刮起，在造反派逐渐得势的大趋势下，知青造反也搞得有声有色。 5月以后，各地知青再度大量进城。长沙、衡阳、郴州、黔阳等地20多位安置部门的干部反映，全省夺权斗争十分激烈，70%的下乡青年长期逗留在城市，要吃住，要看病，要户口，要安排工作。长沙知青组织以“反迫害”、“反歧视”等名目出现，比较大的组织有“红一线”、“反迫害”、“山鹰战团”、“红农会”、“斗批改”，以及后来成立的“长沙市中学毕业生红旗联络站”（简称“中毕红旗”），以上组织都出版了自己的铅印报纸。（庄生蝶：《文革中的长沙上山下乡知青运动 ——记我在文革期间的一段经历》） “反迫害总勤务站”总部设在省委接待处，负责人许九皋是浏阳县中岳公社赵湾大队的知青，家庭出身是“城市贫民”。在充斥着“黑七类”的知青中，这算是很优秀的家庭出身了，也是因此而被推举为“司令”的重要原因。（张扬《我当年研究“上山下乡”》，未刊稿）使“反迫害”声名鹊起的是张扬（即《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当时他是下放浏阳的老知青）针对省委机关造反派“永向东”（全称是“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永向东革命造反战斗团”）的传单《造户口反无理》所撰写的一篇批驳文章，争论的焦点是“造户口反”的问题。大量知青“倒流”回到城市以后，很多人继续年初没有完成的事情——强行上城市户口。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力图制止知青“造户口反”，动员他们返回农村搞好生产。“永向东”紧跟形势，满街张贴《造户口反无理》的传单。9月，参加“反迫害”组织的张扬写了约七、八千字的传单稿《评〈造户口反无理〉》，点名批驳“永向东”，为知青“造户口反”的行动辩护。该文章从知青受迫害的角度出发，提出迫害知青的恶人都在城市里，因此他们有权回来造反等等。文章只是论证知青“造户口反”的行动是可以理解的，尚未从理论上彻底否定“上山下乡运动”。据说该文章铅印了8000份，张贴散发到长沙的大街小巷，因为文字较好，逻辑严密，说出了千千万万知青和他们的家长的心里话，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张扬《我当年研究“上山下乡”》，未刊稿） 10月，张扬再接再厉，写了一篇36000字的大文章，题为《控诉罪恶的新型农奴制度——刘氏上山下乡运动》，旨在彻底否定“上山下乡”运动（郭晓鸣，梁小进《长沙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1955—1982年）》，长沙市政协文教卫体和文史委员会编《长沙文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专辑》，内部出版），294页）。他在日后的回忆文章中坦言，文革要打倒刘少奇，于是揣着各种心思和目的的人们便都把自己讨厌的人和事，把自己想打倒和否定的东西都划作“刘氏”，都算作“刘少奇的资反路线”和“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一种“策略”，一种“保护色”，与对刘少奇、对文革、对所谓“两个司令部”真实的看法和感情毫无关系。文章拿到“反迫害总勤务站”常委会上讨论，部分常委提出，“农奴制度”放在标题过于刺眼，“新型”、“罪恶”的形容词过于激烈，认为口气应该和缓一点，要“壕堑战”保护自己。于是标题当场改为《刘氏上山下乡运动是对毛主席“青年运动的方向”的彻底背叛》并一致通过。会议最后决定文章在“机关报”《反迫害》上全文刊登，不以个人名义发表，署名为“反迫害总勤务站”两个下属部门——“政策研究室”和“动态分析室”。该期《反迫害》报印刷了几千份，除了分发，便是派人满街叫卖，群众踊跃购买。这篇《刘氏上山下乡运动是对毛主席“青年运动的方向”的彻底背叛》，可能是全国范围内自文革以来唯一一篇大量占有材料、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入手的全面研究和系统分析“上山下乡”运动的论文。（（张扬《我当年研究“上山下乡”》，未刊稿））《反迫害》的小报不仅在长沙发行，部分串联的知青还将该报带到广州街头叫卖，少量报纸流入香港。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这被称为“造成了极坏的国际影响”，事后还有人因此遭到追查。 “红一线造反团”是以江永县桃川农场万正凡为负责人的知青组织。万正凡曾参与“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色造反团”的诸多活动。而此时的“红一线”不仅有自己的武装，还建立了“红一线”文艺宣传队，并出版《红一线》报。 “道县事件”（1967年8月，得到县武装部支持的道县“红联”在与造反派“革联”武斗中失利，为报复而对长期受到专政的农村“四类分子”大开杀戒，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1590个大队，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死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零陵地区其余县市受到不同程度影响。详见卜伟华著《“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600—601页）发生之后，临近的江华、江永两县受到波及，呆在农村的知青人心惶惶。8月17日，江永县农艺队知青王百明（小有名气的知青诗人）在城关饮食店被打死。19日，零陵前进公社部分长沙知青乘车返城，途经零陵县城汽车站时，突遭枪炮伏击，何小明等9名知青死亡。（彭稚鳌《血溅东风镇》，长沙市政协文教卫体和文史委员会编《长沙文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专辑》，长沙（内部出版），232页）还在农村的知青再也无法立足，纷纷逃离返回城市。知青被杀的消息传来，城里的知青悲愤异常，激起了他们同仇敌忾的情绪。长沙市的知青组织都行动起来，统一成立治丧委员会，在黄兴路的燎原电影院设立了灵堂，各知青造反组织的头头担任治丧委员会成员，其中有“红一线”的万正凡、“反迫害”的万力、“山鹰战团”的陈立主、“斗批改”的黄萍根等。“红一线”宣传队编排节目《血的控诉》、《怀抱战友》等在街头、剧院演出，举着血衣控诉和呐喊，使观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危大苏《血红的理想之旗——“红一线”知青回忆实录》，长沙市政协文教卫体和文史委员会编《长沙文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专辑》185—192页）知青的游行队伍从燎原电影院出发，经五一广场、南门口、天心阁、火车站，环游了大半个城区，最后回到五一广场。这次追悼会和游行组织严密，步调一致，规模盛大，社会影响很大，在长沙市是空前的。（庄生蝶《文革中的长沙上山下乡知青运动 ——记我在文革期间的一段经历》，未刊稿）10月初，针对省革筹成员梁春阳等要求下乡知青必须返回农村，长沙知青程亚林等与之进行辩论，坦陈下乡知青的生存困境，赢得了在场群众组织代表的理解与同情。10月10日，“红一线宣传队”小报《红一线》刊载程亚林《弟弟，我变了》一文，反映了长沙下放江永知识青年生产生活的困苦情况。其中写道：“一旦我们想在政治上有所进步，就有人指着我们骂：‘你们有什么资格发言！’小孩子们就跟着后面喊‘地主崽子’，和我们同甘共苦的贫下中农同我们疏远了，因为我们家庭成分不好。”（郭晓鸣，梁小进《长沙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1955—1982年）》，长沙市政协文教卫体和文史委员会编《长沙文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专辑》294页） 前期曾经从事知青生存状况调查的调查团成员参与组建了以黄萍根为首的“湖南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斗批改调查团”，总部设在省委招待所。之所以叫“斗批改”，主要是想在斗争、批判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希望为以后的上山下乡运动找到一个好的安置形式。（庄生蝶《文革中的长沙上山下乡知青运动 ——记我在文革期间的一段经历》，未刊稿）还有知青以“长沙市红农会广阔天地红卫兵通讯社”的名义创办小报《农奴戟》。报名出自毛泽东七律《到韶山》中的“红旗卷起农奴戟”，反映自己身处高压却不甘心就范的心态。该报在一篇署名“邵阳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小兵司令部”的文章中，针对上山下乡提出了16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什么安置方式要以分散插队为主、原则上越远越好，究竟把青年个别分散在僻野山林有什么好处？上山下乡的地址是在山区和边疆，在军事上有何战略意义？为什么国家发展工业建设需要大量劳动力，宁肯抽调其他农业人口，却不抽调城市下乡青年？为什么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下乡时，使用一套高压和欺骗的手段？下乡青年合乎参军条件的为什么不能参军？为什么在动员中规定任务？并可以顶替？名额上则是多多益善，知识青年像旧社会去充军还是像到农村去干革命？为什么许多有理想的、朝气勃勃的知识青年下乡三年后就变得悲观失望，意气消沉，他们的雄心壮志到什么地方去了！”（郭晓鸣，梁小进：《长沙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1955—1982年）》293页） 除了长沙，知青在省内外的串联活动也十分频繁。1966年9月成立的邵阳地区下乡知青组织“小兵司令部”曾参与反对“9·24报告”，争取为“黑鬼”平反的活动。1967年2月，“小兵司令部”翻印遇罗克《出身论》，与当地保守红卫兵组织展开论战。3月以后，遵循中央“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人民日报》1967年2月20日）的号召，“小兵司令部”成员返回农村，组织停止活动。1967年8月以后，下放在绥宁、城步、洞口、新宁等县的四、五千名知青全部返回邵阳市，“1079”各个组织应运而生。“1079”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只是农业生产工具扁担、斗笠、锄头、尿杓的形象比喻，以此作为下乡知青的代名词。8月下旬到9月中旬，邵阳市一下涌现出20多个“1079”组织，如遂宁知青成立的“1079野战军”，城步知青的“1079前卫军”，洞口知青的“1079雪峰战团”等等。“小兵司令部”也在邵阳市重新竖旗恢复活动。（朱鹏涛《峥嵘岁月中的“小兵”——忆文革初期邵阳市下乡知青红卫兵“小兵司令部”》，政协邵阳市学习文史委编《抹不去的记忆——邵阳知青回忆录之一》，内部出版，1999，375-393页）邵阳市的知青组织有成员长驻长沙，将省城的运动情况不断传递到地市县级地区。长沙知青组织“32111挺进纵队”办了小报《32111》，揭露知青安置工作中一些鲜为人知的黑暗与丑闻，以争取社会舆论的关注，促使有关部门的重视。该组织成员还北上武汉发售自己的报纸，南下广州与当地知青组织串联交流。（谢芝罘《天下知青是一家》，长沙市政协文教卫体和文史委员会编《长沙文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专辑》257-262页） 1967年秋，山东师范学院附中学生刘锦长（反康生的“渤海战团”成员）来到长沙，11月，长沙“红中会”成员杨曦光以个人名义与刘锦长无视中央禁止任何全国性组织和会议的规定，在长沙共同主持了一次若干省份知识青年参加的“全国下乡青年座谈会”。（杨大庆《文革中的长沙“红中会”》）经过座谈、个别交谈和调查，杨曦光写就《长沙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以“夺军权一兵”署名张贴长沙街头。（郭晓鸣，梁小进《长沙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1955—1982年）》，长沙市政协文教卫体和文史委员会编《长沙文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专辑》，294页）该文公开为知识青年打抱不平：“知识青年——农奴阶层的出现就是这分化的明证。知识青年被特权阶层压在社会的最低层，他们是特权阶层的廉价劳动力。他们成年劳动都养不活自己，他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他们劳动并不是不卖力，为什么养不活自己？是特权阶层通过种种巧妙方法，刮走了他们的血汗。”文章反对中央和省革筹要求知识青年回乡的指示，认为知识青年群体“受压迫”最深，是最坚定的革命力量。（《长沙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1967年11月16日）外地与会知青组织代表的发言主旨就是到湖南来取经并欢迎湖南战友去“传经送宝”，于是便有了赴外地传授经验小组的产生。“斗批改”的黄萍根和“红农会”的孙天南、高长国等组成了赴广东的小组。他们在广州召开座谈会，协助广州知青办报纸，从组稿、编辑，一直到出主意搞纸张印刷全程参与。后来还赴增城等广州知青下放点去考察，写成调查报告和文章发表。（庄生蝶《文革中的长沙上山下乡知青运动 ——记我在文革期间的一段经历》，（未刊稿）） 1967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简称“八十决定”）发出，镇压湘江风雷的“二四批示”被推翻，湘江风雷获得新生，“工湘派”大获全胜。9月5日，湖南省成立以黎原、华国锋、章伯森为首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简称“省革筹”）。 9月7日，中央发出《关于一九六六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决定“对一九六六年大专院校毕业生，从九月起，开始进行分配”。该通知把大专院校的学生召回了校园等待分配。之后，中央又命令“在外地串连的学生”“立即无条件地全部返回原地，集中力量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动员在外地串连的学生立即返回原单位的决定”》，1967年9月23日）10月，中央再次发文命令所有学校开学，“按照教学的班、级、系的系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建立革命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1967年10月14日）显然，这一次的“复课闹革命”势在必行。以学生为主体的群众组织负责人部分被结合进各级革命委员会（或其筹备小组），其他成员回到学校，按班级实现大联合，全部被统一到红卫兵（或学生）代表大会。“红代会”（或“学代会”）建立以后，绝大多数的学生红卫兵组织宣告解散。 湖南省革筹和四十七军采取进一步措施力图控制局面——“军宣队”进驻各单位，要求各派群众组织迅速实现“大联合”；制止武斗、收缴枪支弹药、开办学习班；镇压“省无联”（全称是“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规范各群众组织，将群众纳入预设轨道。到1968年初，省革筹和四十七军基本掌控了全省。1968年2月17—20日，长沙市工人首届代表大会召开，宣布长沙市工人代表大会成立。原工联、湘江风雷等12个群众组织全部都宣布撤消了总部，所属人员各回本单位实现大联合。19—22日，长沙市贫下中农首届代表大会召开，长沙市农民代表大会宣告成立。群众组织中的工人、农民都已经按照省革筹的计划，通过建立“工代会”、“农代会”完成“大联合”。 知青一直是中央头疼的问题，他们造反最积极，行为最激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他们是查抄“黑材料”的先锋；“经济主义妖风”盛行的时候，他们绝大多数闹回城并要求安排工作；武斗期间，不少人是造反派组织的武斗干将；湖南全省局势初步稳定的时候，他们是“省无联”的最坚定支持者，要求“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央三令五申要求知青不得滞留城市，他们却置若罔闻。湖南省革筹建立之后，也曾和四十七军发出联合通告，要求回城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回农村。（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大事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794页）但多数知青并不执行通知，仍然留在城市，寄居在各个造反派组织中，成为各种武斗的参与者，“联合通告”的效力并不大。 1967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必须坚持在农村抓革命促生产的紧急通知》，严厉要求：“现在仍然逗留城镇的下乡上山青年和其他人员，包括支边人员、农场职工、退伍战士、精简下放人员、社来社去人员，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动员下乡落户的人员，都应当迅速返回农村去，就地闹革命”，“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在城镇建立的各种组织和所设的联络站，要立即撤销。城镇的群众组织不准吸收下乡人员参加。坚持逗留城镇不走的，不予落户。以非法手段强行在城镇落下户口的，一律无效”，“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必须坚持在农村就地闹革命，业余闹革命，节约闹革命，同贫下中农一起闹革命，不得随便离开生产岗位外出上访或串连。”这一通知在城乡广泛张贴，其中撤消联络站，城镇的群众组织不准吸收下乡人员参加，不予落户，强行落下户口的一律无效四条基本断绝了继续滞留的可能。1968年，随着湖南各城镇里群众组织“大联合”完成，“工代会”、“学代会”建立，各个群众组织相继宣布解散，知青活动空间越来越小，最后只好“回乡闹革命”。正是这一年底，更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拉开了序幕。 从知青造反可以看到，不少社会群体借文革东风争取自己的利益，是客观事实。 文革前十七年间，社会矛盾的积累已经达到一定程度，群体间的紧张关系也的确存在，这是一切社会都避免不了的问题。健康的社会里有良好的矛盾解决机制，保证矛盾产生以后能够得到及时的化解，起到“社会减震器”的作用。健康的社会里，争取利益的形式多种多样，有多种方式表明利益诉求，获得自己的正当权益。然而，在文革前的社会环境里，所有问题都是政治问题，都要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来解决。整个社会缺少“减震”的制度设计，矛盾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被不断激化和积累起来。从老知青造反入手观察文革，可以发现，造反运动很大程度上是利益受损的群众发泄不满，争取权益的一次“无政府主义”狂欢。当然，在后来的日子里，很多人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不少研究集中关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从领袖个人因素的角度分析文革产生的原因。但就文革的根源来说，毛的个人因素是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如果没有社会矛盾的积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可能调动社会大众如此高涨的参与热情；如果不是与自己的利益休戚相关，人们就不会卖力地去查抄“黑材料”，更加不会义无反顾地到武斗的战场上去厮杀了。因此，从普通群众的角度来看，社会矛盾的积累是文革之所以成为文革的充分条件。最高领袖发动文化大革命给予了人们表达不满的机会。 只有社会矛盾的积累，而无毛的发动，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将以其他的方式表现出来，最典型的是70年代末知青闹回城。这时候知青闹回城跟文革期间知青“造户口反”目的完全一样，只是不喊“革命的口号”，不打“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旗号，也不再批斗“走资派”了。对70年代末的知青来说，“回城”是目的，上访、绝食、堵火车是手段。同理，对于文革中造反的知青来说，“回城”是目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批斗“走资派”都是手段。 只有社会矛盾的积累（充分条件）和毛的发动（必要条件）二者结合起来，才出现了文革造反这一特殊的政治运动形态。人们常常把文革比喻成熊熊烈火，伟大领袖的发动和号召无疑是播下火种的行为，这是一个必要条件。社会矛盾的产生和积累正如干柴的堆积，一有火苗就很快呈现出燎原之势。 作者简介： 向前，男，湖南永顺人。生于1982年，复旦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学生。研究方向为中国政府与政治，论文选题为长沙文革个案研究。 —————————————————————————————————— 【文摘】 我们的特殊造反经历 宋晓涛 1966年秋末冬初，文化大革命的洪波巨浪席卷全国。驻我们这个“社办林场”搞“四清”的工作组根据中央文件撤走了，当权派“楼”没下完也只能靠边站，林场群龙无首，我和朱小容等几个“场委”挑起了领导的重担。当时全国就一个声音：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们要革命，但我们敢造反吗？不敢！我们有资格造反吗？没有。我们是“黑五类”子女，谁给你造反的资格？ 是一次意外的姐弟重逢，一次红卫兵的“煽风点火”，彻底改变了这一切。 我二姐晓慧在云南地震中去世后，我大姐晓鹓多次来信安慰我。当年父母离异后，我大姐随母亲到了北京，继父是高干，我大姐后来考进了北京师范学院。文革开始了，大姐成为北京第三司令部的红卫兵，开始了全国的大串联——实则是一次免费的全国旅游。她从南京写信给我说：我又去了雨花台，这是你出生的地方，为了缅怀革命先烈，我已改名“丁烈”。我准备到延安、成都、重庆走一趟，最后到你们林场。 这封信在林场掀起了波澜，焕发了激情。我当即改名“宋红涛”，朱小容改名“朱向东”，林场也改名“红卫林场”，全林场期待着首都红卫兵的到来。 12月7日，大姐终于来了。我去垫江县车站接到她后，立即翻山越岭。30里山路真够受的，但穷乡僻壤的穷山恶水在京城之客看来，道道都是浑然天成的风景线。当天晚上，我们烧起篝火组织联欢，我大姐的才艺表演让大伙儿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第二天，我们原准备陪大姐游山玩水，看看林场全貌，不想出现了意外——驻场干部从山下回场了。也许是他想在北京红卫兵面前摆摆谱，突然宣布开大会，不准游山玩水。 我们都傻了眼——公社派驻干部的命令谁敢不从？ 我们问：怎么办？ 大姐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怎么办？造反呗！ 大姐的话，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又像一粒火种点燃了知青们心中的怒火。大伙儿一商议，对，反了！ 胆大的朱向东和龚可，走到驻场干部面前说：大会不开了，我们“造反”了！于是几十号人簇拥着大姐游山玩水去了。 1966年12月8日，这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一群心灵煎熬多年的知青们，终于借文革之威，壮着胆说了一句“造反”。 下午，游山玩水后返回林场，大姐介绍了北京的形势，说，你们的眼界太小了，应该出去串联串联，“经风雨，见世面”。 我不敢附和，因为年底了，几十亩冬水田还没犁完。再说，人走了，猪谁喂？ 大姐留下“火种”走了。“造反”后，我们有了一种当家做主的自豪感。 （右图：当年作者） 既然可以做主，我们合议，成立“上山下乡革命青年五四红色造反团”。造反团的宗旨是：坚持五四运动指出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中锻炼成长。我亲自设计并刻制模版，印刷袖标。我把“五四”二字设计为一束火把，居于图案的正中，突出“造反团”的宗旨。 我和朱向东被推选为“头头”。 实在说，我们当初造反，没有想过返城要户口，甚至真没动过另谋出路的念头。我们心里仍然崇尚保尔、卓娅、林道静和雷锋，仍然要坚持办苏联式的集体农庄。 印旗帜，发袖标，除了几个走资派，大家都成了红色造反派啦！一大群“黑五类”子女首次感到了与“红色”沾边的巨大喜悦。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儿是我始料不及的，也够我烦心的—— 两天后，朱向东、龚可、张源忠三人不辞而别，不用说，大串联去了。这都怪大姐“煽风点火”。既然开了头，接二连三的，大伙儿在三五天内全走了，只剩下我一个光杆司令。 作为“头头”，我深感对林场负有责任。十几天里，我一人犁完了剩下的冬水田。当时水面已经结了冰，早上赶牛下田，黄牛一伸腿都打哆嗦。冰碴子把我的腿都划出了血，“革命人不怕苦”，我仍然咬牙犁田。12月29日，我和本地场员张乾利把肥猪拖出来，我亲自操刀把猪杀了，把肉腌了，把油熬了，装在陶缸里，埋入地底下。我说，明年春节后我们回来才有吃的。 1966年的最后一天，我收拾行装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林场，我真没想到，林场的蓝图在两年后会成为乌托邦…… 1967年1月3日，我从重庆知青联络处搞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带着17个人去了北京，在国家林业厅招待所被接待吃住，与朱向东们胜利会师。 1月22日，首都工人体育场召开大会，我们听到了周总理代表中央发出的号召：杀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 当时的“老家”，在我们心中，很明确的就是农村，就是林场。 回到重庆，与一些知青造反队伍一接触，他们“老家”的概念，让我们大吃一惊。 他们说，“杀回老家”，就是从农村杀回重庆，要把户口办回来。 我们说，这怎么可能？ 他们说，所以要造反！ 我的直觉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另外，我真切地认为，“杀回重庆”讨要户口，与党中央、毛主席的要求相悖。 回到重庆的两三天里，我亲自拟就了《告知青战友书》、《“杀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倡议书》，四处张贴，八方散发，号召返城的知青们尽快回到农村去，抓革命促生产。市中区文革小组应我们要求，请部队准备四辆大卡车，过几天送我们返回农村。 没多久，一条海报消息让我激动不已：由部分知青造反组织发起的“杀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誓师大会”，将在重庆人民大礼堂举行。 但此时，我并不清楚这个誓师大会发起者们的真实意图，我更意料不到这将是重庆知青营垒两种观念的一次大碰撞…… 重庆人民大礼堂是重庆市的标志性建筑，知青誓师大会在此召开，本身就说明知青的活动能力和对此会的重视。 实在说，这天在踏入大礼堂之前，我并不清楚组织者和参会者是一腔什么样的心愿。 我们“五四红色造反团”由年纪最小的胡伯寿高擎团旗，整队入场，上了二楼，为的是把我们宽4米高3米巨大的团旗平展在二楼的栏杆上，引人注目。 可是，在二楼居高临下，很多团队的标语口号赫赫在目，让我惊讶：“还我户口，还我青春”；“杀回重庆来，就地闹革命”；“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知青换新天”……这些舞动的大幅标语，拌和着嘈杂的锣鼓声和喧哗声，使重庆人民大礼堂不再神圣，不再庄严，而是在浓烈的造反气氛中，抹上了沉重的悲壮色彩。 我一下子意识到此次大会的性质与我们的意愿是相悖的。 说真的，我们来参加这个大会，原本不是来唱对台戏的。 我对胡伯寿说，我一会儿要上台发言，你看我的手势，当我说到“我们一定会坚持走‘五四’道路”的时候，我们造反团撤离。 誓师大会开始了。似乎没有细致的大会议程，上台的人乱糟糟的，像生产队里开大会。一些人上纲上线地批判，他们过激的批判语言让我头皮发炸，但他们过人的勇气多少有点让我佩服。 大概五六个人发言之后，我往舞台的边幕走去。腹稿很简单，就是谈谈参加首都“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誓师大会”的感想，表达我们要回农村去的意愿。意外地，在舞台边幕旁，见到了儿时的伙伴朱大明，我俩从小在市话剧团一块儿长大，这会儿他在主持会议，或者是他在操弄话筒和音响。 我说，我要说几句话，我刚从北京回来。 接着，朱大明就冲向台中喜滋滋地向全场宣告：现在请北京来的宋晓涛讲话！ 我的第一句话是：知青战友们，首先，我代表“五四红色造反团”向你们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一定是朱大明的介绍和我那标准的普通话（从小在话剧团文艺家庭长大语音纯正）让大伙儿误会了，一句话引得掌声雷动足足半分钟，真把我当京城红卫兵了。 有人在台下领呼：感谢首都红卫兵对我们的巨大支持！ 我不能糊弄我的战友。掌声终于减弱的时候，我说，我不是北京的红卫兵，大家请往二楼看，那里有一面巨大的团旗，我们是“五四红色造反团”的。 我不紧不慢地讲述首都“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誓师大会”的情况，其间，在讲到“幸福地见到了周总理和江青同志”时，台下又响起了几次掌声。再往后，我就从个人的角度，来理解首都这次誓师大会的意义。我讲得很谨慎，我没有否定现在的知青大会。我说，知识青年与工农结合会遇到很多困难和痛苦，但我们不能失去信心，与工农结合是革命的需要，是时代的需要…… 渐渐地，台下有些哗然了，显然，这声音不是与会知青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朱大明借整理话筒之机，过来提醒我：你讲偏了！ 这时，台下冲上来两个人，他们憋不住了，伸手抢我的话筒。 我觉得我该说结束语了，于是抓住话筒不放，最后说：知青战友们，相信自己，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我的动作和语言多少有点像革命者临刑前的那一刻，既悲壮，又滑稽。 可是，话没说完，声音没了——显然朱大明关掉了音响。 大礼堂乱起来了。我看见二楼胡伯寿挥舞着大旗，我们的队伍开始退场了。 我往台下走去。掌声响起来，我知道是喝倒彩，但我脸上始终挂着微笑。当然，是装出来的…… 1967年2月中旬，誓师大会的第二天清早，我们石子区近百名知青，分别乘坐军分区提供的4辆大卡车，准备返回大竹县。我们汽车经较场口去解放碑绕行一周，一作告别，二作宣传——我们准备了不少《告知青战友书》和《“杀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倡议书》，要在那里抛撒。不巧的是，天下小雨，行人稀少。绕行解放碑时，我们依然把宣传品撒向空旷的街道。李焕琨领头唱起了“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老歌，此歌在两年多前我们首次下乡经过这里时也唱过，但此时重唱此歌，似乎多了几分新意，又添了几分悲壮。 当晚车到大竹县，我们被安排在县委招待所吃住。 第二天，我去县安置办公室，争取得到一些宣传用品。安置办公室是负责安置复转军人和知青的办事机构。小楼里已是一片狼藉——造反派的队伍入驻后，院里人进人出，屋内柜门大开，文件散落一地，没人打扫卫生。墙角，有一摞凌乱的信函文件，我随手拿起一叠来翻看。可就是这一看，让我心里“咯噔”一下，因为有几个字眼非常刺目地跳荡在眼前——这是一些公函便笺写就的往来信函，纸张的上边是一行铅印的便笺字头，字字夺目：“重庆市精简城市人口办公室”。 “精简城市人口”？我心一惊，怎么，我们知青该不是“精简的城市人口”吧？一下子有好些问题在脑子里翻飞，需要答案。我急切地翻看这些来往函件的日期，我真希望它们是最近的。 翻看的结果让我非常失望，来往函件的日期可以上溯到1964年、1963年……也就是说，我们1964年上山下乡，其实就是重庆市精简城市人口办公室在操作。我恍然大悟，原来，我们1964年光荣的上山下乡，其实是作为被精简的城市人口而安置的。 我手拿函件愣在那里了，以至于同行的知青叫我，我都反应不过来。 我心里犹如打翻了五味瓶，乱七八糟的说不出什么滋味。当年动员我们上山下乡，舆论机器众口一词——占领山头、反帝反修、革命接班、实践理想、缩小差别、知识下乡……其实，真实的情况是，为了让城镇人口和吃商品粮人口消肿，动员群体下乡，把大批中小学毕业生引导到农村从事生产的思路，并试图把解决城市剩余劳动力问题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开发边疆和偏远山区结合起来。但是，城市人口精简的原则是什么？国家的当权者使用了一个主要的尺度——唯成分论！正是这一标准，把我们从城市户口中扒拉掉了。 过去我们曾经闪过这样的“臆想”，但不愿去印证它。 可是，现在一切明白了，心灵的崇高在一瞬间嬗变，原有的价值观于隐痛中发生动摇。 我头脑乱糟糟的，情绪激愤，我哇啦啦地述说“意外的发现”，阐述联想，喋喋不休，过去常常自我批判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幼稚病”、“动摇性”这会儿又犯了。 造反团的知青们听到我的“发现”，先是惊讶，继而和我一样情绪激愤，心潮难平。 于是，我主动找到一个本地知青造反组织的头头，与他们沟通。我认真地听他述说他们现在“造反”的内容。这位知青头头说，社办林场是修正主义的温床，它的建立损害了群众利益。首先林场住房完全是“一平二调”，把农民的住房、猪圈以建林场的名义据为己有；其次耕种的田土，大部分是农民的自留地，生拉活扯地掠夺过来，完全违反了土改时“农民耕种，不得平调”的承诺；第三，知青在农村“修补地球”，浪费青春，是知识的退化，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他们现在的做法，就是把土地、房屋还给农民。 “那……把土地、房屋还给了农民，我们开荒、建房来得及吗？”我问。 “建什么房啊？知识青年应该回到城里重新创业！”这位知青头头肯定地说。 “回城？谁给你办户口呢？” 知青头头沉吟片刻，说，“所以正在造反呢！” 我知道，中国是一个户籍管理极其严格的国家，城乡的二元化就是靠一纸户口簿来严格分划的。户口迁出城市易，迁回城市难。 但是，有一个念头渐渐坚定，就是知青要敢于造自己的反。林场真是一个畸形的怪胎，寄托的是不可实现的乌托邦，知青只有先把自己的窝给端了，才可能闯出生路。 三天后，我们重新回到林场，开始酝酿“砸烂林场”的实施步骤。 这是一个包藏着“私心”（回城）的阴谋，我们不敢“阳谋”，我们不敢公开喊出“要户口回城”的口号，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我们背负着“黑五类”子女的罪孽名分，它像一把高悬头顶的利剑，时时让人颈项发凉，不得不小心从事。 我们开始草拟各种理论文章，引经据典寻找和阐述各种貌似正确的理由，为知青“砸烂林场”的观点辩解。同时，由于自己不自信，因而在程序上愈加注意“合理合法”，愈加想得到政府和群众的支持。 首先，我们不忘组织观念，尽管当时的公社党委、政府已经瘫痪，但我们还是发了《致张家公社党委、政府公开信》。其次，我们编印了成册的材料，把对撤销林场有利的“最高指示”、“马列主义”和“普通群众的议论”实用主义地一并拿来，附在《公开信》之后，以增强说服力。同时，我们还把这些内容抄写成大字报，在张家公社场镇的街道上广为张贴，让全公社的干部和群众知晓。 接下来，我们划分成几个组，分头到各个大队去游说，让农民把林场“一平二调”弄来的住房、猪圈、自留地通通领回去。 我和曾康宁一组，跑前锋大队，首先去冯家湾找生产队长冯达山，处理“飞地”（邻水县插入大竹县的零星地块）。过去山上打猎我们有几次合围撵山，处得很熟，如果他看在好朋友的份上，带头把原来属于他们邻水县的“飞地”收回，我们就开了一个好头，不愁后边的工作做不下去。 可是，我们磨破了嘴皮，他仍然“冷水烫猪不来气儿”。道理他懂，也觉得我们在理，但他不敢应允收回。 于是，我只好我行我素，把一张加盖了公章的退还田土的说明放在他家桌上，扭头走了—这就算退田了——我总不能把田土背到你家还你吧！ 就这样，一段时日里，我们奔走了若干家，如法炮制，自以为万事大吉。 我们非常温和地实施着我们的阴谋，没有任何过激行为，我们以为胜利在望。但是我们错了。在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的文化大革命中，早已有人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 1967年4月底，我们像往常那样到山下的张家公社集镇赶场，一进街场我们就愣住了——二三百米长的街镇房屋墙上，齐刷刷地贴满了大字报和大标语。大字报对知青们退还田土的观点和做法予以批驳，而大标语的内容更是触目惊心——“把妄想复辟变天的知青黑头目绳之以法！”“镇压破坏知青运动的反革命分子！”“枪毙知青败类，火烧牛鬼蛇神”…… 尽管心惊肉跳，我还是强作镇定地浏览大字报。但心中已然有一种被人看穿的失落感——我们的阴谋落空了。 我们返回林场，重新振作精神，再操笔墨，准备反戈一击打笔仗。 万不料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林场的悲剧发生了。 这天深夜，女生宿舍传出曾丽珊自杀了的消息，她吞服了四十多片阿托品，这是致命的剂量。 曾丽珊是个性格孤僻的弱小女知青，她爷爷曾是袍哥，她自然读不上大学，但她高中毕业来到农村一直在作“复考梦”，现在眼见林场难保，前程渺茫，心灵绝望了。 公社医院王院长被连夜请上山救治。三天后，曾丽珊才从死亡边缘被拉了回来。 这件事发生后，大家都瘫软了，等我拿主意。我也万念俱灰，说，“树倒猢狲散吧，溜回老家去。”一个月前“杀回老家去”的漂亮口号被改了一个关键字，且此“老家”已不是彼“老家”了， 谁料想，当晚，又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传来，说杨通公社的解放军驻军部队已经出发，将要抓捕砸烂林场带头闹事的知青头头，我也预感自己在劫难逃了。 山林笼罩在一片肃杀的气氛中。我们搬《社论》、找“经典”，企图证明砸烂修正主义温床合乎逻辑。这一群十多岁的大孩子们在惊恐中苦苦寻觅着回老家的合法依据，乱成一锅粥……此时，谁又能预想到或者顾及到曾丽珊第二次自杀呢？ 当曾丽珊被发现不见了的时候，直觉告知大家，她在寻死。因为那一刻大家的神经都快崩溃了，何况她这样一个神经质。 时间就是生命！寻觅的火把和电筒光闪烁在山岩、深沟、溪涧、丛林之中，呼喊声夹带着哭叫声让山林战栗…… 那一晚，不知为什么，夜空中频频划过流星，每当星光一闪，就有人哭喊“完了”。一个弱小的生命，居然和诺大的星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知青们已经听信古人的迷信说法了。 寻找了近一个小时，是张源忠把她从深潭里捞起的。我们赶到后，黄丛洲脱下全部衣服将瑟瑟发抖的曾丽珊裹起。张源忠说，他先听到她的哭声，呼叫后才听到她的跳水声，晚一步就没命了。 我暗暗自责，我在这件事上负有很大的责任，因为我早已预感知青要户口回城无望，却灯蛾扑火自取灭亡！ 此后事情的发展没有知青们在惊恐中臆想的那么险恶。第二天，公社委派干部来到林场，郑重地念起“最高指示”（当时谁都可以找出对自己有用的“最高指示”来的），同时，带来了5月4日的《人民日报》社论《知识青年必须同工农相结合》，那内容，仿佛就是针对我们这次砸烂林场的行为。字字刺目，有如芒刺在背，因为那些内容原本是我在重庆大礼堂主席台上说过的，而那时是劝阻重庆知青回城要户口有感而发。 其后虽然“祖国形势一派大好”，但知青们再也无心“将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返回重庆当了“逍遥派”。 节录自《无声的群落》续编中《笑谈悲情岁月》一文，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作者简介 宋晓涛，男，生于1948年。1964年于重庆市官井巷民办工业中学初中毕业后因父亲“右派”问题不能升高中，上山下乡到四川省大竹县张家林场。1970年招入大竹县文工团，任演员、导演、舞美、编剧。1993年调入重庆市人口宣教中心，任电视栏目编导、中心副主任。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重庆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编剧。 —————————————————————————————————— 【文摘】 兵团战友阿蔡 董大南 1965年初，上海市公安局通知我可以报户口，我终于结束了没有户口的日子。之前因为我被北大稀里糊涂开除退回上海时，没有任何证明。谁知道我有没有杀人放火，有没有现行反革命呢？市公安局要调查，当时没同意我报户口。 户口刚报上，街道里委马上通知我参加社会青年活动。 当时的社会青年，就是失学青年。所谓的社会青年活动，无非是里弄干部车轮大战，动员你报名去新疆。说是社会青年，社会地位其实是很低的。连小孩子都会在街上追着他们叫：“社会青年勿要老嘎，老嘎叫侬到新疆去。哈哈哈！” 第一次去参加这样的活动，我就告诉里委干部，不用对我动员，我早就决心去新疆了。要不是去年考上北大，去年我就走了。里委干部喜出望外，她们告诉我，里弄里还有一个不用动员就决心去新疆的，他就是阿蔡。 一 第一次看到阿蔡，就在这次活动。一看就知道是个精明能干的青年。他理着短发，性格活跃，一副精力充沛的样子。他去年初中毕业，其实他和我同年，我因为念书早，去年高中毕业。在学校里，阿蔡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过去还是少先队大队长呢。这样一个好学生，怎么连高中都考不上呢？ 还不是因为家庭出身。阿蔡的母亲，是“地富反坏右”中排行老四的“坏分子”。说真的，这“黑五类”中，其他四类常常看到，就这黑老四还是第一回见识。更离奇的，阿蔡的母亲不知得罪了哪个里委干部，所以并非是她的工作单位，而是里弄把她打成了“坏分子”。 其他的社会青年，有意识地回避我和阿蔡，担心我和阿蔡动员他们报名到新疆去。这样，我和阿蔡接触的机会更多些。 其实我和阿蔡的思想觉悟并没有那么高。我们当然希望多一些人决心去新疆，大家也热闹些。但我们还不至于去做别人的动员工作。咱连团员都不是呢。不去新疆的人中间，倒是有一些团员。我们俩有一点是共同的，在学校里都是三好学生、班干部，干什么事都积极，从来都是在赞扬声中长大的。因此，我们都不想背社会青年这个名声，希望早一点解脱。 但我们决心去新疆的动机，却不完全相同。 当时我的书呆子气极重，整天喜欢想些社会、人生的大道理，已经被整成那个熊样，还好像自己是党委书记似的。我是为了寻找真理去新疆。因为广播中讲的，报纸上写的，和我看到的现实根本对不上。我要弄清这到底为什么，我要知道真理。 阿蔡不但是个好学生，他还是个出色的航模爱好者，当时已经是个二级运动员了。但在航模高手如林的上海，他还排不上号。可在新疆，他的水平可以进省队了。他相信，只要自己在新疆兵团好好表现，就可以抵消出身不好的负面影响，可以进省队的。 新疆建设兵团的招工一开始，我们俩就第一批报了名。那一阵子，我们每天都兴奋得像个天真的小孩子。报纸上、杂志上，只要是新疆的消息我们就爱看。广播里，只要是新疆的新闻、故事我们就爱听。 晚上，我们俩喜欢在法国梧桐笼罩的马路上漫步。我们互相激励要经得起边疆艰苦的考验，我们互相提醒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和体能上的准备。 有人说，有理想的生活才是真正充实的生活，是任何金钱买不到的。这话不假，可以说，那一阵子，我们的生活是相当充实的。但是，如果你现在问我，假如时光能倒转几十年，再让我重新作一次选择，我会不会还选择走这一条路呢？我对自己走过的路，并不后悔。从朴实善良的父老乡亲那里，我学到了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然而，如果我知道上山下乡的真实背景，绝对不会再走这一条路。 二 要出发去新疆了。我们两个里委的支边青年组成一个班，我和另一里委的一位知青担任正副班长，阿蔡就在我们班里。 火车一开，车厢里、月台上，哭声震天撼地，尤其是那些女知青。虽然到新疆是自愿报名，报名的动机却形形色色，有相当一部分是在里委干部软硬兼施压力下无奈的选择。平时为了不让父母伤心，他们会强装出笑容，在和亲人分别的最后瞬间，内心的真情冲破一切伪装，决堤了。 阿蔡没有哭，他是笑着告别亲人的。在车厢里，他还不断地安慰鼓励其他知青。虽然他从来也没说过，我总觉得，他自愿报名去新疆的心灵深处，包含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减轻母亲在里弄所受压力的成分。为了不让母亲为此伤心，他把这种感情深深地埋在心底，在最后分手的时刻也没有流露。阿蔡够坚强的。 在吐鲁番下了火车，又坐上了大卡车。整整开了十天（途中休息一天，共11天）才到农场。一上大卡车，知青们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心情，又开始动荡了。黄沙、灰雾、茫茫戈壁，开几个小时车不见人烟、房屋和树木。颠簸的道路，发麻的双腿，干裂的嘴唇，身体不时弹起来脑袋撞上卡车顶篷。想到今后要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又有女知青开始哭了。有的闹着要回家，死活也不肯上卡车。 要稳定大伙儿情绪，而且要把大伙的情绪提上来，班长的工作不好做。难得的是，不是干部的阿蔡不但自己情绪稳定，还不断鼓励大家，想着点子把大家逗乐。途中歌咏比赛开始了。卡车和卡车，班和班，里委和里委，挑应战不断。阿蔡领着大伙做拉拉队，嗓子都哑了。 戈壁沙尘中，颠簸的卡车里，传出一阵阵歌声， 我们年青人，有颗火热的心， 革命时代当尖兵。 哪里有困难，哪里有我们， 赤胆忠心为人民…… 大伙的情绪高涨起来。有趣的是那帮女知青，哭得最凶的是她们，笑得最欢的也是她们。那一年支边青年中，据说我们这一批途中的情绪最高，纪律最好。可能和我们这一批中，有相当一部分像阿蔡这样主动要求到新疆改造自己的“狗崽子”有关吧。 三 我们的农场属于农一师四管处，位于昆仑山脚下的戈壁滩。这儿应当算离上海最远的团场。当然，如果朝西绕地球的另一个方向量，这儿是离上海最近的团场。文革中想家时，我们常用这样的玩笑自嘲。一年后（1966年），兵团以农一师四管处为基础成立了农三师，从此我们就是农三师了。 兵团素有“富八师，穷三师”之说，这话不假。我们这儿土地贫瘠，物资缺乏，交通不便，连喝的水都是盐碱水。一天至少拉两回肚子，大田劳动时不时有人扔下砍土镘往两边奔。男男女女也顾不得羞耻，男的往一边奔，女的往另一边。有的奔到沙包边还来不及蹲下就开始解裤带。 一系列艰苦的考验，阿蔡都经受过来了。不多久，他已在各项劳动竞赛中名列前茅。 三个月后，我和阿蔡同时调到农场值班连。 值班连是农场的武装连队，通常只有出身好的才有资格进。我们两个“狗崽子”怎么混得进来，这真是个谜。也许这回真的是重在表现，党和组织把我们当做好同志了？我们俩真是受宠若惊，感激涕零。皇上英明啊，老佛爷吉祥！ 那段时间，阿蔡干活简直像玩命。冬季军训结束，阿蔡的名字列在优秀射手名单中。 1966年春天，我调出值班连。那年冬天，阿蔡也调出值班连。阿蔡回到了原来的农业连队，我调到另一个农业连队，我们从此分开了。 1966年是全国人民难忘的一年，文化大革命就是那年开始的。兵团是军管单位，1967年初才正式开展文化大革命。文革中，支边青年的遭遇大不相同。有成为革命派的，有入党做官的，也有被揪斗的。进疆时和我搭档的副班长，仅仅和其他几个上海支边青年开玩笑说不打算找对象结婚，就被打成反革命集团揪斗。他被迫自杀，碎尸五段，埋在沙包里。 奇怪的是，阿蔡的消息一点也听不到。既没有被揪斗，也没见他揪斗别人，群众大会上也见不到他，就好像他已从地球上蒸发了。一次，我正好有事去阿蔡连队，顺便打听了一下阿蔡的下落。原来，阿蔡被安排在戈壁滩放羊，一个人单独住在戈壁滩，连队每两个星期派人给他送一次东西。 正好这天连队有人去给他送包谷面，我二话没说，跳上送面的牛车一块儿去看他。牛车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吱吱呀呀地前进，两旁长着些骆驼刺草。戈壁滩上本来没有路，牛车碾过几道，也就成了路。这种大轱辘车，关内已很少看到了，西汉古墓的壁画上，倒是可以看到。要是我们能穿上那时的袍子，简直就是刘邦的部下了。 在牛车上晃悠了个把小时，赶车的把式指着远方告诉我：“快到了，就在那儿。” 远远的，我望见一座孤零零的羊圈。阿蔡就在那儿。是吗？我真难想象。 还没到羊圈，一条大黄狗蹿了出来，恶狠狠地朝我们吼叫。 “阿黄，阿黄，别叫。给我们送吃的来啦。” 随着声音，一个人走出门外。大黄狗围着他转了两圈，狂吠变成了呜呜的哼声，眼睛还瞧着我们，不过眼光温和多了。这个人就是阿蔡吗？ 阿蔡的模样变了好多。头发乱蓬蓬的，好久没理发了。身上的衣服被骆驼刺钩破了好多地方，任那些布片挂着。腰上缚着一根麻绳。看见我的到来，阿蔡又惊又喜。 我们把包谷面带到屋内。屋内地上堆了些麦秸，铺上被褥就当做床铺了。墙角的一只坛子是放包谷面的，还有些瓶瓶罐罐，就是全部家当了。 屋子中间吊着盏煤油灯，窗户没有玻璃，用装化肥的塑料袋封住，只能透过一点朦朦胧胧的光线。阵风吹过时，塑料袋会发出嘭嘭的响声，房顶的草丛也会窸窸窣窣，抖出一捧灰尘。羊粪味无孔不入，钻进屋内每一个角落。只有阿黄最忙碌，跑进跑出，用鼻子在地上嗅来嗅去，想发现什么好吃的东西。 阿蔡最迫不及待的，就是能找人说话。他问了农场情况，老战友们的情况，还有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尽我所知，把大小新闻告诉了他。 阿蔡对外面的情况了解很少，对文化大革命的想法甚至有点天真。可以看得出，他是非常渴望能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我能够理解，对一个什么运动都积极参加的人来说，这么伟大的一场运动到来，却偏偏无法参与，心里是多么难受。但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这么迅猛的变化，好端端的人一夜之间就可以变成反革命。我的脑袋也是乱哄哄的，根本不可能三言两语对他讲清楚。何况，有些心底的想法，我也不敢对他讲。一旦透露出来，就可能有灭顶之灾呀。 一个青年，终年累月，孤单单地住在戈壁滩上。陪伴他的，只有一只忠实的牧羊犬。这种孤独寂寞，没有坚强的意志是无法坚持下去的。 我行吗？我不敢回答。忽然想起了苏武牧羊的故事。 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回去了。阿蔡依依不舍地送我们到门外。阿黄跟了出来，非常友好，它已经相信我们是朋友了。 牛车走远了。暮色中，阿蔡还站在门口，阿黄还在摇着尾巴。 四 1967年秋天，全国各地派系对立，武斗升级。又是文攻武卫，又推出什么支左，生怕天下乱得不够。 我们封闭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对外面的情况基本是漠然无知的。 一天下午，戈壁滩上突然开来了几辆大卡车，其中一辆开进了我们连队。全连立即收工，紧急集合。连长拿着一份名单，说是有紧急任务，喊到名字的上卡车，去喀什参加文化大革命。听到可以去喀什参加文化大革命，我心里痒痒的，巴不得自己能混上卡车。一则可以亲自体验大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二则在戈壁滩上呆了两年，也实在闷坏了，真想出去开开眼界。当我听到了自己的名字时，真是喜出望外，又一次受宠若惊了。 卡车一共四辆，在团部集合后马上出发了。开始那两个小时，我还笼罩在兴奋之中。好久没出农场了，看到什么都新鲜。慢慢地，脑子里有问号了。怎么这次紧急任务都交给农业连队的人了？其中还有不少“狗崽子”。怎么连去什么单位，去干什么都不告诉我们？喀什怎么缺人了，非要把我们这帮什么也不知道的人请去？ 天擦黑时分，车子开进紧贴喀什的疏勒县一处高地。大家跳下车洗把脸，这时，我看见了阿蔡。阿蔡兴奋激动的心情，远远超过了我。可以想象，常年累月孤零零地生活在戈壁滩羊圈里，突然点名到喀什参加文化大革命，党和组织的信任啊！就像从原始社会一下子蹦到了共产主义，天壤之别，能不兴奋吗？ 我有点纳闷，这么久了，阿蔡一直是被遗忘的角落，怎么这次想起他了？ 这次行动的背景，过了好久才慢慢弄清。当时我们是完全不知情的。 简单地说吧。新疆的群众组织分裂为打倒王恩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红二司和拥护王恩茂、打倒武光（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的一、三司两大派。喀什红二司占上风，武斗中把一、三司赶出了喀什。一、三司向兵团求援。兵团各级领导是王恩茂的老部下，当然要为老首长出把力。然而中央有明文规定，兵团不得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师里的头头还是决心介入，只要能找到个借口向上级交代。 一、三司占据的疏勒县和喀什只隔一条大河，河上的一座大桥是连接疏勒和喀什的唯一陆上通路。红二司在河边修筑工事，在桥中央修筑了碉堡，架起机枪，封锁交通，严守喀什。兵团武装部队在河这边早已修好工事，架起枪炮，只等一声令下，强攻喀什。万事俱备，只缺一个借口。 如果有一批赤手空拳的兵团人员经过这座大桥，碉堡内的机枪必然开火，这批兵团人员必然壮烈牺牲。于是，红二司打死了手无寸铁的兵团人员，这不是一个绝妙的借口吗？让谁来充当这批烈士呢？领导想起了我们这些被遗忘的角落。 洗完脸开始吃晚饭，一大盆红烧肉端上来了。哇，我们好久好久没吃过肉，见了红烧肉，我的眼光发直，眼珠都不会转了。不一会儿，我们这批“蝗虫”就把它干得盆底朝天。那一顿饭的滋味真是终生难忘。空气中弥漫着红烧肉的香味，偶尔有流弹从头顶上嗖嗖地飞过，河对岸喀什城内灯光闪闪。还有比这更浪漫的吗？ 吃完饭，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块毛主席语录牌。我们的任务是，高举毛主席语录牌，进喀什城宣传毛泽东思想。 任务布置完毕。上车，出发！ 卡车向着大桥急速开去。后来回想起来，师里这些头头也真是煞费苦心。赴刑场前让死囚美美地吃一顿，是中国人道主义的优良传统，《水浒》中就有不少这样的描述。何况，我们还不是死囚犯，是选拔出来当革命烈士的呢。一顿红烧肉，体现了领导同志对我们的亲切关怀。 每人一块语录牌，这个设计更是颇具匠心。试想一下，这些烈士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卡车上，手里还紧紧抓着毛主席语录牌，这是多么壮烈而感人的画面啊！ 南疆军分区得到了兵团准备对喀什发动进攻的消息，派了一位参谋赶来阻止这项行动。在卡车上，我清晰地看到，一辆军用吉普沿着河边的便道急速地往前开，几乎和我们卡车平行地前进。就在卡车要转上桥时，吉普把我们拦住了。 参谋传达了军分区命令：立即撤回去！ 卡车按原路返回，原定的进攻计划流产了。埋伏在河边指挥军事行动的师参谋长气得大骂： “叛徒！戴帽徽领章的叛徒！” 临时决定，我们中间留下两个班的人在喀什待命，其他的人连夜返回农场。 我要返回农场，阿蔡留在喀什。分手前，我匆匆地向阿蔡告别。这一系列事情发展太快，我脑袋里嗡嗡的，还理不出个头绪。但是，离开农场时兴高采烈的心情早就一扫而光。阿蔡的兴奋期好像还没有过，他还为能留在喀什参加文化大革命感到高兴。 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健康的阿蔡。 我们回到农场没几天，从喀什传来一个消息。农场留在喀什的两个班中，有一个人受了枪伤，伤势严重。 这个人正是阿蔡！ 那天阿蔡奉命在哨位上站岗，刚交完岗走在回驻地的路上，一颗子弹射过来，阿蔡一声没吭就栽倒了。这不是流弹，是河对岸狙击手射来的子弹。子弹从阿蔡的左腰射进，从右腰穿出，阿蔡当时就昏迷了。 五 阿蔡回到农场，已经是一年以后了。 阿蔡中弹后，立即送到南疆军分区医院。医生们立即进行抢救，命总算保住了，但是，脊椎已被打坏，从腰部以下彻底瘫痪了。 然而，这个手术只是控制了伤势，要真正恢复体力，还必须休养一段时间后，再进行康复治疗。这儿只有喀什市人民医院有条件做这种康复治疗，可是，通往喀什的道路已被红二司封锁，怎么把阿蔡送进人民医院呢？ 据说有一位神通广大的人物，他可以和喀什市内红二司头头挂上钩。通过这位大仙的安排和协助，红二司的前线人马让运送阿蔡的几个人过封锁线，阿蔡终于住进了人民医院。 在医护人员的照料下，康复治疗是成功的。但是，阿蔡的脊椎被那颗要命的子弹彻底打坏，从腰部以下的瘫痪却是无药可救了。 回到农场的阿蔡，如果脑袋灵活，说一些领导爱听的话，也许会受到热烈欢迎，说不定他的瘫痪还会变成什么英雄事迹，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呢。 据说，领导开始也确有这样的打算。只要阿蔡能够领会领导的意图，控诉喀什城内那些暴徒的打砸抢行径，鼓动一下农场职工的革命热情，就可以捞个先进模范当当。 可是，不识时务的阿蔡，却偏偏说出了领导最不爱听的话。阿蔡说，红二司的人不是暴徒，不是坏人，红二司和一、三司一样，都是革命群众组织。阿蔡还说，虽然他的脊椎是红二司的人打坏的，他不怨恨红二司的群众。 阿蔡悄悄地回到了农场，几乎无人知晓。因为阿蔡的生活已无法自理，他被安排在卫生队一间病房里，养着。每天卫生队开饭有他一份，饿不死而已。他就像一块用过的抹布，被扔在墙角里，几乎被人遗忘了。 然而现在的阿蔡不再是刚从戈壁滩羊圈出来，说什么都信的阿蔡，他开始思考。在喀什呆了大半年，对文革的体验，他远远超过了我们。一年多前，在戈壁滩羊圈里，他傻呆呆地听我吹文革的消息。现在轮到我张开嘴，傻呆呆地听他讲城里“文革”的故事。 1969年初，我们同一里委出来的一位女知青在卫生队病故。 这位女知青刚住进卫生队时，我还去看过她，顺便看望了阿蔡。她看上去精神很好。那一天下午，我们三个还在阿蔡的病房里说说笑笑。我们回忆起进疆前夕一起向往新疆的心情，还回想起里弄生活中有趣的点点滴滴。分手时，她还关照阿蔡要注意勤换衣服。 谁能想到，这一分手竟成永别呢？ 她在上海就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高中毕业时因为这关节炎不能参加高考。像她这样的身体是不应该到新疆来的，可是她坚决要求，反复要求，最后街道批准了她的请求。 真不知道，关节炎竟会这么致命。 到团部参加这位战友的追悼会时，我再一次探望了阿蔡。 阿蔡的神情十分沮丧，他喃喃地说： “真想不到，几天前她还在这儿和我聊天呢。” 阿蔡更为无法参加她的追悼会而沮丧，他让我代他向这位老战友告别。 我们里委那一年共有七位知青到新疆兵团。还不到四年，现在死的死，伤的伤，疯的疯，斗的斗，只剩下两位能参加她的追悼会。 戈壁滩上一块高地，孤零零地露出几十个坟堆。我们的老战友，长眠在这儿，这一片她立志贡献青春的土地。 六 文革结束了，“四人帮”倒台了，高考恢复了，上山下乡不提了，绝大多数在农场农村的知青通过各种政策返回了家乡。我的冤案也平反了，重返北大学习。 阿蔡怎么样了？ 阿蔡到上海后，腿上的肌肉早已萎缩，两条细细的腿，软软的。农场是按长病假待遇给他发工资（70%工资）。这点阿蔡无法接受。他并不是生病而瘫痪的，有这样的病吗？他要求按工伤待遇（100%工资）。这农工一级可怜巴巴的工资，就是拿100%也没有多少。阿蔡要的是这个名目。阿蔡的道理是，他是执行上级布置的任务时受的伤。至于这个任务是不是正当，那是策划者的事，不能由不知情的群众承担。但是，工伤是要经过有关领导签字批准才算。哪个领导敢签字呢？形势已经变了，我们那次去喀什的行动，已经变成了一只烫手山芋。现在各级领导躲都来不及，谁还敢去接呢？ 一场足球大赛开始了。 新领导把球踢给了老领导。老领导把球踢给了新领导。 阿蔡的问题在团里，师里没法解决，他决定到兵团上诉。 第一次到兵团还是在冬天。一个从腰部截瘫的人从上海赶到乌鲁木齐，即使有他弟弟同行，也不是件容易事。特别在冰天雪地里，把他从车站背到兵团大院，他的弟弟累得满头大汗。 兵团机关工作人员很多，却难以找到一个管阿蔡这件事的。这个部推那个部，这个处推那个处。阿蔡累了，不愿像皮球那样被踢来踢去。哪个处也不去了，就呆在接待处办公室，你们看着办吧！ 兵团也有困难呀，总不能光听你一面之词，也得给我们时间调查一下吧。何况，武斗中受伤怎么处理，什么待遇，上级也没有文件规定，我们也得研究请示呀。你的情况我们一定会向领导汇报的。你先回去，大冷天的，呆在这儿还不把身体冻坏了。等我们弄清情况，就会通知你。 说的也蛮有道理的，那就先回去等吧，反正兵团领导已经知道阿蔡的情况了。 等了一年，又是一年，这件事像石沉大海，毫无音讯。 再一次去兵团，再一次回来等待，再一次石沉大海。 多次去兵团上访，多年的交涉，阿蔡终于踢进了一球，他的要求达到了。到底是个什么政策，到底根据什么名目，阿蔡没具体讲，我更无从知道。 阿蔡十多年的生活经历，相当一部分竟然消耗在这么一桩小事上，我不禁感叹嘘唏。值吗？12年的时间，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可以从一年级上到高中毕业，能学到多少东西呀。人生能有几个12年呢？ 然而，对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自腰部截瘫的人，他的后半辈子也许就靠这一点工资生活。他如果不争取这一点权益，还能指望什么呢？ 我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 一个当年的三好学生，一个二级运动员，一个充满朝气的青年，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 节录自《无声的群落》（续编）。 作者简介： 董大南，1964年上海市上海中学高中毕业。当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不久因他人诬陷被学校取消学籍。1965年支边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79年平反重返北大学习。1982年考取中国科学院研究生。1987年赴美国，取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现为美国宇航局科研人员。 —————————————————————————————————— 【文摘】 王百明罹难四十周年祭 郑文斗 王百明，原长沙三中高中毕业，1964年下放江永，他擅长写诗，素有“知青诗人”之称。1967年8月17日在江永县城无辜惨遭枪杀，当时他只有22岁。 我想，王百明的遭遇，应不仅仅只是一个家庭之痛，也不仅仅只是江永知青之痛；纪念不仅是为了怀念，更是为了记住，为的是观照生命，使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更加辨清今天，顺利地走向明天。 一 我与百明大哥其实从未谋过面，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是在他遇难后没多久的一个酷热的夏日。当时学校正处于停课闹革命时期，我们终日无所事事。学校里驻满了各种派别组织，很多江永知青也都住在学校的大礼堂内，“红一线”宣传队长期在此排练节目。 那天忽听到一阵人声喧闹，还夹杂着哭声，我们几个同学闻声赶到礼堂，原来在江永和零陵都相继发生了杀害知青的惨案，一大批从这两个地区逃出的知青聚到一起来了。知青们相拥而泣，群情激愤，地上摊列着一件件已凝结成暗红色的血衣。不知为什么，在被害人的当中，我特别记住了王百明这个名字，也许因他是江永知青中的第一个遇害者，也许因听人说他是一个极有才华的人，也许是冥冥中我与他有着一份缘。 （上图：王百明遗像） 因为我们与很多江永知青都是朋友，那些日子我们常去看“红一线”排节目。那个为纪念王百明而作、曾轰动一时的歌舞“怀抱战友”，我们是看着排练出来的，甚至我们也能哼上几句。常在那一遍又一遍的悲愤旋律中，我想象着王百明的模样，感叹着这些知青的命运。 没料到，第二年的冬天我也成为了知青。 在洞庭湖畔，我有幸又结识了一群江永知青，他们是几经辗转落户来到我们公社的。我们那时经常聚在一起聊天，多次听他们钦佩地讲起王百明，说他书读得好，中学时就与几个同学组成了一个“红云诗社”，他的诗当时在师生中很有影响；还说他的口才十分了得，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说他当过乐队指挥，曾是长沙市中学生歌舞团的指挥，还会作曲等等。文革中，他积极投入运动。当时知青大多因出身不好，被视为“狗崽子”，而江永邻近的道县对地富分子及子女正在进行大屠杀，他却毅然从长沙赶赴江永，要坚持在乡村革命。说到王百明之死，这些老知青们总是神色黯然，扼腕长叹。 从这些零零散散的叙说里，王百明给我留下的是一个复杂的印象，他像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斗士，一个“男儿国是家，长剑走天涯”式的悲情英雄，又有几分像是一个缺乏理智的狂热理想主义者。 回城四年后，命运竟然让我成了王百明的妹夫，我成了他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岳母是个很热情且健谈的人，但她在世那几年中，百明大哥总是家中一个不愿提及的话题，亲人们总是小心地不去碰触这个隐痛。 二 我只看过他不多的几首诗，都是一些富有那个时代特色的诗。感觉这些洋溢着激情的文字，与前苏联诗人马雅科夫斯基的诗风格有些相仿，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被政治化了的长短句。几个月前，一位江永知青朋友送给我了王百明部分日记的印刷件，断断续续的共有六十多篇，很多篇节都经过了裁剪，有的只是摘抄了其中的几句。 我小心翼翼地揭开这些日记，内容基本都是那个时代绝大多数人的那种标准日记，从这一篇篇简短的文字记录中，没看到个性张扬的青春生命，相反，我看到的却是一个对自己几近苛刻约束的谨慎青年，一个几乎处处都在极力使自己能溶入那个时代、虔诚不忘改造的卑微的自赎者。 他的一篇日记中这样写道：“这次又把我召回轻骑队，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我既然能够用一年的时间使家庭出身对我的影响降低到这样的程度，那么，我也能用三年、五年的时间，用热汗涤净我的灵魂、赎清我的罪过。” 我理解，所有的一切，都是源自于他身上那种深深的原罪感。 所谓家庭出身问题，曾使成绩优异的他连续三年考不上大学，曾使他多次应聘工作不被采录。现实迫使他下了乡，怀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负罪感，他极其希望能脱胎换骨，能获得社会的认可。即使是被召到轻骑队这样的认可，也能使他有一种成就感。 他殚精竭虑追求的所谓认可，就是能让他享受到一个普通公民的正常待遇。于是他处处谨小慎微，甚至到了扭曲自己的程度。 在百明哥的日记中到处都能看到这样的自我告诫： “家庭包袱依然是个大问题……历史注定你的个人遭遇是会很坏的，要正视现实……如果要去和人家比前途，比政治身份等，你就只有苦恼一辈子了。” “以后唱歌一定要注意，在一切公共场合都不唱外国歌，切记，切记。不要以自己会唱外国歌来炫耀。” “看书，尤其是看理论书时尽量避开人家，宁肯夜里迟点睡，短几年寿也行！切记，切记。” “不要到处鼓吹读书，讲那些文绉绉的俏皮话；不要公开谈论国际局势、文化、科学、艺术方面的任何东西，谈的只能是穿衣、吃饭、挣工分。” “不和人谈书，不在人前读书，不在外面摆农业书和‘毛选’以外的任何书。” “以后要宣布不买灯油，摸几个月黑，学会在黑暗中写作。这是你唯一的出路。” “跟农民的交往也要注意，不要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子，一谈就是生产、学习、时事，要多跟他们谈生活、谈天气、谈吃喝、谈村里的逸事。说古道今，态度随和，不显清高。” “多干活，多看书，少讲话。这就是你今后的行为准则。” “要明白自己的处境。有的人走上层，三年就会高升，而你却注定要在这里过一辈子。所以一切都要从长计议。要把自己深深地埋进泥土里去。” …… 读着这些文字，我不禁从心底感到一阵阵的寒栗，在这频频不断的自我提醒之中，人性竟然被抑制到了一种极端的地步！唱外国歌曲、在别人面前读书、说文绉绉的俏皮话，这些在今人看来是极其正常的行为，却令他有着一种深深的犯罪感，于是他只能放弃休息在别人睡了后读书，只能学会在黑暗中写作，只能和人聊穿衣、吃饭、挣工分，只能写歌功颂德的诗句。表面上他很坚强，他激情澎湃地为新生活写词谱曲，不遗余力地投身劳动刻苦磨炼自己，对下放在一起的妹妹立明也要求十分严格。但在内心深处，他却是那样痛苦。在那黑色长夜中，他就像是一个艰难的独行者，踮着脚尖，万分谨慎地避绕着满布在前进道路上的荆棘与陷阱。 关于这些文字，我猜想有几种可能性，一种可能他确实是发自内心认定自己需要赎清罪恶，以至不惜采用几乎是自虐的方式来改造自我，希望能获得一种正统的承认，所写下的都是他真实的内心世界；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检举揭发肆行，出身不好的人在集体环境中如履薄冰，稍有不慎，都将给自己和家庭带来灭顶之灾。因此这里写下的并非全是他的真实思想，更有可能是这两种情况都兼而有之。 然而，不管是哪种可能，我从中看到的都是一个悲剧，这是一个人的悲剧，也是一代人的悲剧，更是一个时代的大悲剧！从百明大哥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惶恐和盲目，实际上就是当时我们整个社会生存状态中的一部分。 虽然环境是如此险恶，我却从百明哥的日记中，看到他若明若暗地对于农村那种仍然贫穷落后的现状、对于某些神圣的著作也有批判的倾向，还隐隐看到了他一些在那个年代被视为不健康的小资情绪。他有很深的屠格涅夫情结，他思念故乡、向往爱情，这些情绪通过文字淡淡的、曲折隐晦地表达出来。尽管对于看书学习他深恐被人非议，却仍顽强地坚持下来从没放弃过。怕虚度时光的恐慌感特别强烈地体现在他的字里行间。有几天没看书他就惶惶不安，一再警告自己要抓紧时间。仅从这些残缺不全的日记里看，几年时间里他已读完了《政治经济学》、《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起源论》、《美学原理》等，还涉猎了俄语、农业知识书籍以及不少文学作品，写了不少的读书笔记。 那是一个思想禁锢的年代。他像一颗顽强的种子，在苦难的岩缝中谨慎地生根发芽，小心地探出枝叶，在风霜雨雪中苦苦挣扎，心中却总还怀着一个梦想，他迫切地想要与长在平原上的其他树木一样，也成为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 在1965年元旦那天的日记中他写下了这么一段话：“新的一年开始了，明年意味着生命，生命的强音要爆发在明年。” 同年9月，他又写道：“要加强文学、艺术修养，在这方面为人民作出贡献来。要快，你的时间不多了！一年之后，将有大的变动发生。” 此刻，他仿佛已隐隐地预感到实现那个梦想的日子快要来临了。 三 1966年，百明大哥怀着满腔热情投入文革。他积极参与开会、写大字报、与人开展辩论。虽已听说出身不好的知青会要遭屠杀，已在长沙的他却决然返回乡下去“抓革命、促生产”。 从日记上看，他应是一个极其内敛谨慎的人，一个平时连聊天谈国际形势都有顾忌的他，为什么突然发生了如此大的转化呢？ 我试着将自己放到四十多年前的那个时空中，去尽量设身处地地分析他的行为，我想主要应该是有以下原因： 长期以来，我们那一代人是在一种革命英雄主义和斗争哲学的熏陶下成长的，反复观看的《红岩》、《刘胡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类文艺作品，常使我们热泪盈眶，深感生不逢时。而文革的发生，使一代人的这种渴望找到了一个宣泄口。实际上，那时不管是哪个派别的人，参与文革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以这些英雄为榜样，都坚信自己的行为是一种无比崇高的壮举，即便是一些搞打砸抄的人，模仿的也是义和团、农民运动等榜样的革命气概。在这种几乎是全国人民都在煞有介事地维护真理的斗争中，在这种一个俨然英雄辈出的时代里，有着浓烈诗人气质和理想主义精神的王百明也就不可避免地被卷了进来。 更深层次的是，长期以来迫切希望赎清罪行、涤净灵魂，希望获得社会认可的百明哥，将这场运动视为是一场响应领袖召唤、保护神圣政权的斗争，是一次脱胎换骨的机会，他想通过出生入死的努力，来表达自己的赤胆忠心，成为一名红色阵营中的红旗手，一名叛逆反动阶级的革命人，以此改变自己以前那种始终得不到信任的卑微命运。 然而，那种不可更改的家庭出身，最终还是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 1967年8月17日，一个极其普通的日子。 那天，百明哥与另一名知青朋友正在县城的一家饭店吃早餐时，闯进四个农民，手上的鸟铳与大刀一齐对着了他们。来人喝道：“谁是王百明！” “我就是……”百明一边应答着，一边站起来从衣兜中掏手帕。 “打死你这个地主狗崽子！”枪声砰然响起，百明大哥猝然倒了下去，躺在血泊中还在抽搐着的他，手里正紧握着一条小手帕。 枪声响过，硝烟四散。此刻，一个冤屈的灵魂，正袅袅飘升在这个贫穷荒凉县城的上空，飘升在这片他曾激情讴歌过的土地上空。天堂里多了一位知青诗人，天堂里不再会有阶级斗争。 多年以后，有人向我介绍到掏手帕的这个细节时说，也许就是他这个讲究整洁的“小资”习惯，使对方误以为他是掏武器便抢先开了枪。可我不这样以为，即使没有这个动作，百明哥能逃得过这一劫吗？ 王百明的生命乐章猝然中止在22岁的那一年！他没有战死在疆场上，他的梦想没有实现，他的死并不壮烈，他也算不上是英雄，他只是用自己年轻的生命证实了一个荒诞、黑暗的时代。他一直在追求被社会认可，甚至最终他把自己的生命都奉放在那红色的祭坛上了，却仍是死得不明不白的，给所有的亲友们留下了一个永远的痛。 在他的日记中有过这样一段话：“要有在这里一辈子的想法，哪怕走了59个，留下的一个也是你。”看到这里时我不禁心中一颤，没想到，他的这句话竟然是一语成谶！ 听立明姐讲，他最佩服牛虻，《牛虻》的书他看过了好几遍，每看一次后都要激动好几天，他一直以牛虻为自己的榜样。意味深长的是，那个曾一直把蒙泰里尼作为精神教父崇拜的牛虻，虽然发现被欺骗之后，一直都在向虚伪的蒙泰里尼发起斗争，但在他的精神深处却仍深深依恋着蒙泰里尼。革命者牛虻被当局杀死了。实际上，蒙泰里尼教父是杀死牛虻的真正凶手。 一直渴望成为革命者的王百明，何尝不是死于他的精神教父！ 四 岳父生前我只见过一次面，那时我还不是他的女婿。 那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晚上，蒲生哥拉了我一起去百明家还一本书，在那昏黄的灯光下，我看到一个瘫坐在围椅上的白发老者。话题是从蒲生哥还来的那本书聊起的，那是雨果的《九三年》。我们一起谈雨果，谈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谈欧洲文学，这位老者很平和地与我们侃侃而谈，竟然谈了一个晚上。我对他的敬意油然而生，我没想到在这间破旧的小屋内，能有幸与一位有学识、思维敏捷的老人邂逅，更没想到几年后我会成为他的女婿。 我想到了岳父的人生，百明哥所有的原罪就是从这里而来。 岳父是做会计工作的，百明哥的外公原是国民党政府的官员。1949年前夕，岳父遵百明哥外公嘱托，替他买了去台湾的车票，并将其送上火车，没料到厄运就由此开始了。解放后，正直、年轻的岳父因此事被逮捕判刑数年。再之后就是历次运动中都被拉出来批斗，反复投入牢中，由反革命演变成历史反革命，又加上右派，直至失去工作，瘫痪在家。 还有我的岳母，一个美丽善良的女人，因为丈夫的牵连，几十年来一直承受着反革命家属身份的种种屈辱，整个家庭的生活担子也全压在了她身上。她用那瘦弱的肩头默默而又坚强地承担起了这一切。而对她人生打击最大的，莫过于百明哥之死了。家中唯一的男孩，一个聪颖有才华的儿子，一个曾让她寄予了莫大期望的儿子，竟这样惨然离去。我不敢想象她当时心中的感觉，那该是一种怎样锥心泣血、肝肠寸断的痛楚啊！ 在我与她相处的几年中，她极少提及百明哥，但我知道，在她内心深处那种刻骨铭心的思念与痛苦是永远无法释然的。百明哥最小的妹妹的儿子出世后，要外婆给取个名，岳母缓缓地说：“就叫小百吧。”这是一个深受伤害母亲的思念之情，其深沉的爱与痛，悠悠绵绵，不绝如缕。这种生命不能承受之痛，以至使她忧郁成疾，还只六十多岁时就溘然逝世了。 记得那次岳父出葬，她追着灵车呼喊着岳父的名字时，满怀悲怆地迸喊出了一句：“你要好好带着百明啊！” 20世纪80年代初，一次我去看岳母，她神色悲戚地拿出一张纸对我说，是法院送来的。这是一份用打字机打出来的通知，上面写着岳父的名字，内容大意是，经重新审查，原所判的反革命罪一案系错案，现予以撤销。只有几行字，连句致歉的词语也没有，其时离岳父去世时间已有四五年了。 错案可以撤销得了，可是，一个家庭这几十年所经历的那一切不堪回首的痛苦能撤销得了吗？王百明那鲜活的无辜生命所遭受的死亡能撤销得了吗？这些，该由谁来补偿？ ──漫长的苦难历程，所能换回来的仅仅只是一纸薄薄的通知书！ 但毕竟，一个荒唐年代的凄凉故事终于落下了帷幕，虽然闭幕时也仍有荒唐。 百明哥，愿你在天之灵永远安宁！ 节录自《无声的群落》（续编）。 作者简介： 郑文斗，湖南长沙人，1949年出生。1968年初中毕业，同年12月下放湖南省沅江，1975年12月招工回城任搬运工，改革开放后从事商业经营管理工作，经多年努力，成为国内一上市公司的高层管理者，现为该公司顾问。 —————————————————————————————————— 【文摘】 红与黑的颠倒 ——三十九年前知青点风云突变回忆 魏宽达 晴天霹雳 祸从天降 放下手中那封沉甸甸的征稿通知，望着窗外的绵绵秋雨，思绪不由得又回到那不堪回首的39年前。 同样是初秋的9月末，同样是下着这令人心烦的连阴雨，同样是一个灰蒙蒙的傍晚，在陕西省眉县最西端的一个小村庄——第五村公社余管营大队的泥泞村路上，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冒雨赶往村小学校。几分钟前，一位小学生跑到知青点告诉我，我的同学、一起下乡的知青德安从县城回来，叫我赶快去小学校见面。我边走边想，我同德安还是两个多月前在母校的上山下乡动员会上见了一面。当时我和他都是被邀请回陕师大一附中，给1968年准备上山下乡的校友作先进事迹汇报和动员的。那以后，我在村上忙于大队实验种子农场的生产，他则在县革委会帮忙工作。今天他冒雨步行十几里路赶回来，肯定是出了什么大事。但能出什么大事呢？全大队知青大部分都在队里参加生产，还有两位在宝鸡、西安随团参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宣传动员，不可能出什么事呀？ 当我忐忑不安地推开德安的房门后，只见他神色凝重地望着窗外，半晌才回过神来问我：“你知道一队知青的事吗？”我告诉他也只是知道个大概，怎么出事啦？！他告诉我：今天下午县革委会召开大会，吴主任宣布，一队知青前一段出的事定性为“阶级报复打死贫下中农”罪，并命令县公检法军管组立即前往该队抓捕罪犯。 晴天霹雳啊！我站立不稳，跌坐在土坑上。德安摇着我的肩膀说：“你要冷静，要挺住，想一想，这事与你有关吗？”我对他讲了这件事情的大致经过。 年轻的代价 1968年4、5月份，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步伐，眉县各村都在批斗走资派和“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我大队第一生产队的知青们依据大队革委会和队委会的安排，借此批斗之风，翻出了六七年前本队棉花失窃的积案：一个冬季的晚上，存放在小队仓库中的1000斤棉花不翼而飞，当时县公安局侦查了很长时间，终因证据不足一无所获，将此案搁置了下来。明眼人都认为是内盗，矛头直指当时的队干部。 第一生产队为此成立了专案组，将重点怀疑对象——原生产队队长李生荣隔离审查。在审查中，一队知青自然成了专案组的主角。成为主角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文革的大形势使青年学生成了运动的主力军；二是下乡知青在队上无亲无故，无牵无挂，没有户族矛盾。膨胀的“革命”情绪，导致他们极不慎重地将审查室设在知青院子中。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些涉世不深、远离父母亲人、缺少正确引导的年轻学生，在审查李生荣的过程中采用了流行的逼供手段。到7月初，李生荣一只胳膊因捆绑时间长而发青（原因是谭永宁睡过了头，没有及时给李生荣松绑），急送县医院抢救，后又转宝鸡市中心医院治疗，8月初李生荣死于该院。事情发生后，当时公社革委会委派一名公社干部和我（我在第二生产队，是全大队知青负责人）去宝鸡市中心医院索取死亡证明，医院开据的死亡证明中注明李生荣死亡原因是：病人长期拒绝饮食，脱水致死。证明拿回公社后，公社革委会认为李生荣抗拒交待，自杀身亡。公社革委会在宣布此定论的同时，对第一生产队部分知青采取的私设公堂和逼供手段提出了严厉批评。 正因为我受公社革委会委派参与了李生荣死因的调查，从而粗略得知，第一生产队知青在审查李生荣期间为了保密，没有跟其他小队的知青通气，更没有同我这个负责人打招呼；也得知审查李生荣过程中有该队队委会干部参与其中。 红旗变黑旗，先进典型成“小蒋介石” 听我讲述完，德安长出了一口气，连声说：这就好，这就好，基本与你无关。至于抓人的事只能看形势的发展再说了。 同德安见面的第二天，县公检法军管组冒雨进村了。当晚在三小队马房召开全大队贫下中农会，全体下乡知青被要求参加会议（我们当时下乡，根据上级有关精神，下乡知青参加贫下中农会议）。 会议开始不久，县公检法军管组一个红脸膛的干部发表了如下讲话：我们是根据县革命委员会吴主任的命令来大队抓人的，抓捕对象就是一队的部分知青。这些知青出身反动家庭，实施阶级报复，打死贫下中农李生荣。有人说余管营大队的知青是全国知青的一面红旗，是什么红旗？是黑旗！他们是一伙小蒋介石！就是要镇压！ 当时在场的知青们无法接受这种攻击，群情激愤、据理力争。我公开要求发言，我说：我们全大队四十多名知青从1964年到村上后，自觉接受贫下中农教育，苦活累活抢着干，访贫问苦，用少得可怜的生活费接济生活困苦的贫下中农；我们组织宣传队和科研组努力改变农村的精神面貌和生产面貌；完全同贫下中农融为一体战天斗地，被共青团中央和陕西省委命名为全国下乡知青的一面红旗。你们说是黑旗，用心何在？医院证明李生荣不是被打死的，这也是公社革委会的定论。你们凭什么说是被打死的？把你们的证据拿出来给全体贫下中农看看。说我们是小蒋介石，小蒋介石能当先进典型吗？！ 那个红脸膛的干部被问怔了，他指着我大喊：你叫什么名字？医院的证明不用给你们看，你们这些小蒋介石！就是要镇压！ 一队知青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 第三天开始，第一生产队知青林源生、夏伟生、谭永宁等七人被看管、隔离起来，并逐个进行审讯（当时全大队知青曾组织一部分知青赶往西安到省革委会反映申诉，但无人给伸张正义）。几天后，谭永宁（时年18岁）在高压下偷喝农药自杀了，公检法小组放言：死一个谭永宁怕啥，还要抓出幕后操纵者和打人凶手！ 大概十天后，公检法小组在大队召开公捕大会，抓走了“幕后操纵者”林源生（时年22岁，是知青小组长）、打人凶手夏伟生（时年20岁）。其余凡是参与此事的第一生产队知青数人除大会陪绑、反复接受批斗外，还出资受罚。召开公捕大会时，大标语、大喇叭声称我是幕后操纵者，要求逮捕我，要我到会陪绑、接受批斗，我称病拒绝到会。终因证据不足，我没有被定为幕后操纵者，逃过一劫。用那位红脸膛干部的话讲，只要查出我参加过一次李生荣的审查，就可以按幕后操纵者抓我，他还说我太嚣张了，竟敢跟公检法小组对抗！要求公社、大队对我进行批斗。因此，撤销了我的大队种子试验农场场长职务，并多次批斗。 全国知青的一面红旗倒下了，余管营四十多名知青四年时间用辛苦换来的荣誉扫地了！此后，他们大部分人备受歧视、被打入另册，挨批斗成了家常便饭。 20世纪70年代初，一位在第五村公社驻队的军宣队黄营长听说这件事后，曾多次召开知青和贫下中农座谈会了解真相，并组织驻队工作组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取证，试图为该事件平反，但不知何故，黄营长突然被调回部队。全大队知青的心彻底绝望了。 随后开始的下乡知青大招工，我们这些在农村苦苦劳作六七年的老知青就因为“黑旗”、“小蒋介石”的罪名没人敢推荐，没人愿意接纳。我们中的大部分拖至1975、1976年乃至1979年才返城，那时年龄最小的知青也已三十岁左右，返城后的窘况可想而知。 林源生、夏伟生在公捕一年后公审判刑20年，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被释放。夏伟生，这位提笔能作画、吹拉弹唱具有一定水平的多面手已经神经错乱，出狱时前妻和女儿不敢相认，几年后凄惨地死于劳改场。林源生曾多方奔走呼吁，终因势单力薄、证据不足，没人给予平反。 反思那段历史，李生荣和第一生产队的部分知青都是文革的牺牲品。前者和他的家人蒙受巨大的精神及物质上的损失，留下了永久的痛；而后者，则为自己的鲁莽和残酷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1964、1965年几千西安知青抱着改造自我、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理想上山下乡。当年的追求、困惑和失落，如今变成了我们这些亲历者刻骨铭心的记忆。 节录自《无声的群落》（续编）。 作者简介 魏宽达，陕西西安人，1964年高中毕业于陕西省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同年11月25日下乡到陕西眉县第五村公社余管营大队二小队。1975年招工进宝鸡石油钢管厂工作，曾任该厂技工学校教务主任，现退休。 —————————————————————————————————— 【文摘】 我的偷渡经历 施 明 1973年这个年头，因为我的逃亡偷渡经历而永远铭刻在心。 但凡重大的人生叛逆之举，皆事出有因。 日子混到这一年，我在珠江农场已经历了八个寒暑。 3月的某一天，我在石山上开山炸石。移炮位时出了大意外——当我攀附另一根缆绳时，绳的中段被一块突出的石尖架住，并没有直垂下来，我一借它做力，被隔着的部位滑开，绳子长了许多，霎时间没有了支撑，失去了平衡。我本能地抽出扶着肩上工具的右手，双手死命拉着绳子，钢钎铁锤已飞滚下山。我的身体也吊在空中往下滑，快要力竭松手时，也是命不该绝，脚跟蹬住一块突出的石托，缓冲了下坠的力度，得以拉紧绳索，终于化险为夷。我爬起来往下望，还有十几丈高，深深倒抽了一口气。 虽然捡回一条命，但已是遍体鳞伤。最严重的是下巴划去一块肉，而脚跟第二天肿起像猪蹄，脊柱部位淤黑了一大块，摸摸都痛。这件事轰动了全农场，我养伤养了一个月，因为无法再干重体力活，于是被调去碎石班，以示照顾。从此与妇孺为伍，工资不到20元，我非常沮丧。虽然不再一瘸一拐走路，但腰部还痛。心想，如果我那天一松手掉到山下，肯定肝脑涂地，死无全尸。如斯死法，是重于泰山，还是轻于鸿毛？我不得而知。《“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林彪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失业”、“干部下乡是变相劳改”，如果此话当真，那我的血汗岂不是白流了？ 我才二十多岁，正当盛年，难道就在这妇孺工棚过一辈子？晒场上的风柜把谷子和秕糠分作两摊，难道我甘愿是被淘汰的秕糠？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往往刺激起人的反思、顿悟、求变，有两首词记录下我当时的心路： 《云》——轻骑西风走万里，霹血雷鸣惊天地。洒泪洗五湖，沉重心愁苦。无知且洁白，浮名空显赫。破碎何为早，云涌逐浪高。 《星》——月色柔和，飞身渡银河。天庭欢唱自由歌，胜比月里嫦娥。莫道岁月孤清，胸中无限热情。历尽悲欢离合，乐在万里行程。 这大概便是我欲偷渡香港从闪念到行动的宣言吧。 偷渡因为有个“偷”字，似乎有失修为。而香港隶属英联邦租借地，去那里自然有投敌叛国大逆不道之嫌，但穷途末路已顾不到许多了。那时广东地区的偷渡风潮在知青群体中已经一发不可收拾。广州珠江大桥下有条白沙河，河面上天天浮动着五颜六色的气枕，万头攒动，都是苦练长游的准偷渡者。越秀山中山纪念碑下的百步梯，亦是人潮汹涌。上下奔跑的晨运者为何乐此不疲？自然心照不宣。那时我便是这两处操练场的常客，也暗自写下两首词以作励志： 《长游》——未尝冬泳，先试夏游，六月江水清悠悠。畅洗人间跋途累，一腔热血逐急流。不图春风，却惹春愁，烟水茫茫何尽头。送我渔波八十里，跃过龙门即自由。 《越秀山登高》——越秀瑰奇，登临早，七彩迷离山色。绽放金波万道绫，天下朝阳无敌。百步飞驰，石梯眼底，鸿雁初试翼。心旌飞扬，凭栏别有胸臆。 韶华误了谁惜？童心已逝，铁肩千斤力。满城莺燕颂光明，何堪嗟来之食？大地无边，海月有期，鹍鹏扶摇直。明朝谢别，云横万里踪迹！ 万顷沙属边境地带，常有人算好潮汐，偷条木船，乘着月黑风高，顺流而下，避哨所，过龙穴，入零丁，越青山，六个钟头便可直达香港。但珠江农场政治空气甚浓，且戒备森严，所以农场知青偷渡者大部分都放弃地利之便，而是先撤回广州，边操练边串联。我第一次从事偷渡也是采取“踩线”（暗语：“较脚”即偷渡；“着屐”即水路；“踩线”即陆路）。 我的偷渡伙伴，一个叫阿新，是初中同学，为人粗豪讲义气，高中毕业去了公社插队，合作时他已经有了两次偷渡案底，我想借助他的经验（此人1974年第四次偷渡不幸失踪，之后再无音讯）；另一个是校友兼农场农友道兄，生得唇红齿白，仙风道骨，酷爱文学，写一手清秀的柳体字，割禾时小指割断了上截，出身不好，家境凄凉。总之，与我甚是投缘（此人现在是下岗工人）。我们“埋堆”的地点是东莞塘头厦，因道兄的姐姐是那里的知青，答应帮弟弟作内应。 1973年7月21日，我们在广州火车站出发。所需的物品已由道兄的姐姐偷偷带入东莞，不外是布鞋、气枕、药物之类。干粮是炒过的面粉拌上白糖和猪油，体积小而充满卡路里。指南针在当时广州已经断市，我们是自制的。 我们顺利上了火车，三人分散找座位坐，假装不认识。火车飞驰南下，离香港越来越近了，但过樟木头的时候，车上要逐个检查行李证明。阿新和道兄的证明露出了破绽，当场被捕了，而我竟然过了关。眼看着他们被带走，唯有不动声色，故作镇静。下一个站便是塘头厦，离香港只需六晚路程。但孑然一身，脚踏一双破凉鞋，手执一柄折扇，再无长物。我下了火车，随着人流漫无目的走在路上。如退却，连买火车票的地方也不知道，肯定会自投罗网。我想既然是漏网之鱼，或许老天爷额外开恩，给我一条生路，哪有临阵退缩之理？人群把我引进一个小镇，我大喜过望，身上还藏有几元钱和一些粮票，凭着在石场混了几年学了几句东莞话，我大模大样走进一家小食店，叫了两碗米粉，先把肚子填饱，再找一间杂货铺买了两斤鸡仔饼，我又买了一个鱼丝网，把饼装入网中，重返大路。前面有片小蔗林，眼看四下无人，一闪身钻进蔗林，在里面等待天黑。 终于夜幕降临，我把那珍贵的干粮系在腰间，像鬼魅一般窜出蔗林，开始了黑夜独行侠的征程。我背着北斗星，迎向南风，唯此辨认路向。这时探照灯横扫在原野上，不过我一个人目标太小，何足惧哉！孤身上路真是好处多多，跑也好，歇也好，无须首望相助；饿也好，渴也好，只有冷暖自知。有一次，我穿过一个小村落，惊动了讨厌的狗，吠得震天价响，我竟然与打着手电筒的民兵捉迷藏。有时碰上铁路，为了抄捷径，干脆在铁路上走一两个钟头，然后又消失在山林中。日间就藏在山障的坑沟边，躺卧在草丛中，哪管它蛇虫鼠蚁。不知翻过多少座山，涉过多少道水。第四天，我已经断了粮。第五天我在高高的山峦上终于看到大海，看到对岸一团光气，兴奋莫名的心使我忘却了饥饿与疲劳。我沿着连绵不断的山脊踽踽独行，第六天早晨我终于来到了最后的一座山顶上。那里随处可见前人丢下的衣物，我捡到一瓶红药水，涂一涂跌伤的膝盖，还意外拾到一包炒面粉，有拳头大小，舔一舔还没有变质，抓一团放进嘴里，又香又甜。我找了一个藏身处，一边品尝这天赐佳肴，一边凝视山下那片约四千米宽的滔滔恶水。水的对岸，便是另一个世界，那里有我的外祖母，在香港生活了二十多年，一直当女佣，但她老人家答应收留我，给我找工作做。我想我今晚一定能征服这片大水，尽管没有气枕，徒手横渡。我在水乡生活了八年，民兵训练参加过二万米泅渡，在水中泡了七个钟头，为此还得过一张奖状：“在大风大浪中奋勇前进！”人生能有几回搏？我相信自己的意志和毅力。 静静地在山坑里歇息了一个白天，天还未入黑，就开始下山，我想赶在巡逻兵尚未上岗时突破防线。一下山便越过国防公路，前面是一片烂泥地，那时天已黑透。为了减少声响，我甩掉了塑料鞋。离水只有数丈之遥，我俯身向水边奔去。这时突然右边传来人的咳嗽声，接着还有一声犬吠。我心中一怔，不妙，于是全速向水边冲刺。说时迟那时快，一条“大猫”已经恶狠狠地从后边扑来，一口咬住我的肩膀，但我没有停步，“沙啦”一声上衣被撕去一大条。另一只军犬从我左方包抄过来，我左闪右避，不肯就范。折腾了好一会，浑身上下衣服差不多被撕光了，最后我一点力气也没有，趴在泥塘里，泥水混着鲜血，有如万箭穿心，疼得发麻。四条巨大的军犬张牙舞爪围着我狂吠，几支枪“咔嚓、咔嚓”上了膛对着我，那些兵大哥用怪怪的北方口音吆喝着：“偷渡？干过什么坏事？”“怎么只有一个，同伙在哪里？”我一边爬起来一边喘着气作答：“没有同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个兵扛起枪托，做着向我扎来的姿势，我连忙将双手举起，紧闭双眼：“解放军优待俘虏！”接着又说：“我说的是实话，若找到同伙，就马上枪毙我吧。” 偷渡失败了。当天晚上，我光着上身戴上手铐脚镣，被推到营地旁边一棵大树下，由一个民兵看守着。背和屁股被狗咬过的伤口淌着血，可恨的大蚊又来叮我，抖动身躯仍驱赶不去，只得在沙地上滚来滚去，好容易才熬到天亮。他们除开我的脚镣，押解我走在国防公路上。我一边瘸着前行，一边东张西望，默默记住这一带的地形。灼热的太阳晒得我的伤口快要裂开了，那民兵还算好心，让我趴在路边喝了几口沟水。 之后，我被辗转押往深圳收容站、樟木头收容站。最后到了广州沙河收容站，那是一个大集中营，一个大仓几百人接踵比肩打地铺睡在一起，大部分都是偷渡的知青。在那里我与阿新、道兄相遇了，大家并没有悲伤，既然豁出去了，小小失败等于激励。阿新告诉我，我下山的地方位属240国防公路，叫白石洲，又名“白骨洲”，由北方兵巡逻，对偷渡者无同情心，必要时会开枪，而且水域不止四千米，如果潮汐不对，被大水冲出零丁洋，那就绝无生还的可能。如此看来，那几条大犬倒是救了我一命。 沙河是个中转站，两天后，知青们分别被解往下乡落籍的各县收容所，至少要关上一个月。被关的日子，与其说面壁思过，不如说是偷渡知青经验大交流、大串联。一些人主动过来结识我，向我打听水边的情形。在里面不会寂寞，我们用蚊香盒做象棋，用破玻璃刮胡子，劳动时沿途捡香烟屁股，回来分给大家卷烟抽。正是：“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常常在一起讲故事，唱粤语流行曲。有首《知青较脚歌》到现在还记得，是用《望穿秋水》的曲谱配词，当时在广州非常流行： 窗外东风劲吹百花正吐艳， 田野里的知青遥望远方有何念？ 在它乡，希望变失望， 就要奋起奔赴前程路。 较脚—求前程—做知青—尽努力—学游泳， 洞察世界那一边灯光撩人面， 红男绿女穿梭不止个个笑盈盈。 跌倒不妨决心再来过， 青山过后跨过浪头K城见！ 为了“K城见”，1973年12月我们计划了另一次偷渡，那次是准备走水路，“堆点”就在我们石场附近，可惜戒备森严，落船时被追捕而作鸟兽散，连夜逃出广州。1974年又酝酿过第三次。 偷渡需要经费，父亲和哥哥长期以来周济我和妹妹（六八届海南兵团知青），已经不胜负荷，我不能动辄向家里伸手，没有很大把握不敢贸然行动。 这样拖了两年，知青们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回城，我凭着一张骶椎隐裂的X光照片（并没假造），1976年1月被批准病退回城。 既然可以逃亡回城，便不再逃亡香港了，事实上除了极少数死硬分子，大多数有过偷渡案底的知青，都就此作罢，打算重新做人了。 节录自《无声的群落》续编。原题为《逃亡》，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作者简介： 施明，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市，1965年广州市28中高中毕业，当年9月下乡到珠江农场务农。1976年病退回城在街道当待业青年，做了一年多的搬运散工。1978年进街道工厂当工人。1982年至1984年为工业公司工会主席。1984年9月随亲属移民到美国洛杉矶，在餐馆当厨师数年。1997年起进入报馆工作，现在《南加州侨报》供职。 —————————————————————————————————— 【编读往来】 一、沈仲文四点建言： 我是《往事微痕》和《记忆》的忠实读者。因为我是当年的右派，所以先接触的是《往事微痕》。后来才看到《记忆》。最早看到的《记忆》是第二十七期。后来我想办法凑齐了。为了阅读方便，我还把《记忆》打印下来。这两个刊物各有特点，各具春秋。 《记忆》更专业，更有学术性（近来也在注意可读性）。它的篇幅虽说比不上《往事微痕》，但信息量比较大。这和它的撰稿人有关，我注意到，《记忆》的撰稿人有的很年轻。有六零后，七零后，甚至还有在校的研究生（我不知道是不是八零后）。估计撰稿人的主力是中壮年。我在大学时办过校刊，还有一点专业知识。我知道，一个刊物的质量和面貌与编辑的水平直接相关。客观地说，你们在编刊上是比较专业。比《往事微痕》要专业。我也曾经就这一点给《往事微痕》的编辑们提出建议。 但是你们也有不如《往事微痕》的地方。我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是缺乏宣传。我指的是向外扩展，扩大影响。这方面尽是古稀老人的《往事微痕》反而比你们强得多。他们把《往事微痕》印出来，分赠给哥伦比亚、哈佛、史丹福等美国大学，我看到至少有五六所美国大学给《往事微痕》编辑部寄来了赠书纪念。这无论对于编者还是读者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提高士气嘛。 二是没有集体活动。我指的是召开会议，研讨会或者议事会。《往事微痕》都是耄耋之人，按理说，体力有限，活动能力差了。可是刊物牵头举办了多次聚会。不要小看这种集体性活动，这是团结同道，凝聚人气的好办法。春节我去上海，朋友们聚会。席间有一位《记忆》的撰稿人。他跟我说，自创刊以来，你们还没举办过一次集体性活动。 三是没有纸版。《记忆》出了近五十期，始终停留在电子版上，没有纸版，更没有印成书。这对于很多读者，尤其是老年读者来说是很不方便的。电子版与纸版的读者群不一样，有了纸版会扩大影响，会让更多的人，尤其像我这样的老年人，了解《记忆》，方便阅读。 四是没有更多的社会和历史的承担。今年是张志新死难三十五周年，是林昭死难四十二周年，是李九莲牺牲三十三年周年、钟海源就义三十二周年。现在林昭像、张志新像都雕成了，我参加了几次这样的会，却没有见到有《记忆》的人参加。张罗这些事的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为什么《记忆》不去做这些事呢？它是一个很好很难得的平台，纪念这些英烈责无旁贷呀！ 以上四点，谈不上意见，只能算是建言。它不是我一个人的建言，而是我们几个老人在一起议论的结果。我们没有别的意思，无非是希望《记忆》蒸蒸日上，越办越好。 编者回复：沈先生，感谢您慨然赐教。大札中提出的对于《记忆》的四点建言，寄托了您和您的朋友们对《记忆》的希望。殷殷之情，拳拳之心，感人肺腑。但是，我们不得不向您说明，《记忆》之所以不印纸版，不搞活动，不做自我宣传，是因为我们要恪守办刊的宗旨。这宗旨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学术、低调、安全、长远。关于您提出的社会和历史承担，既然已有热心人士筹备，鄙刊又何须越位承乏。特此说明，敬请谅察。 二、黄和平来信购书： 上期的《路漫漫》让我再次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艺术家。我在美国时，看过严正学的画展。知道他写了一本叫《阴阳陌路》的著作。可惜无缘购得。最近又听说他出了第二本书，叫《行为艺术下课》。此书还获得了一个澳大利亚颁发的奖。麻烦贵刊帮我联系严先生，问问他，我上哪里买到他的书？ 编者回复：黄先生，大札已转给严正学先生。他会跟你联系。 三、石舟称赞戴为伟的散文： 我是中山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读到了这一期登载的戴为伟的《快乐琴与爸爸探亲》一文。让我很感动。好久没看到有如此真性情的散文了。请《记忆》的老师们代我向戴为伟老师致敬，并问候她的可敬的父亲戴煌先生。我读过他的书，打心眼里敬佩他。 四、吕千岩悼念刘向宏： 刘向宏老师曾经帮过我出书。没想到她会英年早逝。向宏也给我写过诗。看到启之的文章后，我找了好几天，竟找不到了。向宏是值得敬仰的杰出女性。建议将这篇纪念文章发到网上去，以便征集到向宏更多的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