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XCK201008A （本期2010年07月25日发） 本刊是免费电子刊，欢迎来邮件索取与转发 联系邮址wang2478@gmail.com或wang24780@qq.com ∽∽∽∽∽∽∽∽∽∽∽∽∽∽∽∽∽∽∽∽∽∽∽∽∽∽∽∽∽∽∽∽∽∽∽∽∽∽∽∽ 建设和谐社会学习参考资料 ∽∽∽∽∽∽∽∽∽∽∽∽∽∽∽∽∽∽∽∽∽∽∽∽∽∽∽∽∽∽∽∽∽∽∽∽∽∽∽∽ 本期目录 晋升上将 胡锦涛又破常规•苹果日报 1 习近平关于“反对丑化党史”讲话遭人批评 2 从邓小平的一句惊人之语谈起•胡平 2 习近平的接班人地位让薄熙来恨到咬牙•萧良量 4 中国公务员九成反对申报财产·明报 5 溫家寶的難關•作者 : 梁京 6 中国领导人并不像表面那样自信•贺卫方 7 2010年7月香港书展隆重推出《放言救党论国是》 8 赵紫阳和七位老将军代表了人民军队不变的军魂•辛子陵 9 李鹏日记触犯元老家族，邓家曾阻李鹏吊唁 12 吴仪闺中好友泄密, 爆李鹏要出版六四日记 14 说东道西：过去的怎样让它过去•作者: 刘瑜 14 试析“批温高潮”的来龙去脉•杜 光 16 华尔街日报：好日子快到头，中国准备好了吗？ 18 大石门村的尹震和王树珍夫妇•Kersten Zhang/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 朝鲜是如何“维稳”的？•作者：颜昌海 22 有些词是不能说的•雷颐 25 省委门口警察打人没错，错在打了领导夫人？•胡克 28 “打错门”里的“仇民式维稳”何其丑陋•毕诗成 29 他人的經驗與我們的現實——有關米奇尼克中國對話的幾點思考•何清漣 30 朱学渊：评米奇尼克访问中国 33 法广曹国星：亚当•米奇尼克访问北京 33 崔卫平：在社会冲突中寻找共同语言——亚当•米奇尼克访谈 35 達賴喇嘛2010年7月19日回答中文網友（全文） 41 什么毁了中国的大学？•作者：黄俊杰 42 唐骏和吴征杨澜一样无耻•曹长青 45 习近平法学博士学位被质疑 48 封得掉博客，封不掉良心•杨银波 49 菩提树下•那岱仁 51 中美俄朝韩五国中学教科书中的朝鲜战争 63 ～～～～～～～～～～～～～～～～～～～～～～～～～～～～～～～～～～～～～～～ 晋升上将 胡锦涛又破常规·苹果日报 中共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昨日向11位军头颁发晋升上将军衔命令状。这是他自2004年出任军委主席以来，第七次晋升上将，一共提拔了47位上将，而解放军现役上将增至30位。 按军衔条例及往年惯例，晋升上将的除中央军委委员之外，须具备两项资格，包括担任正大军区职（即四总部、七大军区及各大军兵种主管）两年及晋升中将四年。至今年7月，担任正大军区职满两年的中将共有15位，晋升中将满四年的有16位，同时具备两项资格的有13位，但胡锦涛今次晋升上将，又打破常规。 为江泽民爱将设障碍 新晋上将中，副总参谋长章沁生，总政副主任童世平，总装备部副部长兼科技委主任李安东，军事科学院院长刘成军，北京、兰州、南京、成都军区的司令员房峰辉、王国生、赵克石、李世明，南京、广州军区的政委陈国令、张阳，这10位均如期晋升上将，意外的是国防大学校长王喜斌刚晋升中将三年，不知是否胡锦涛要显示对国防大学的器重？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央军委前主席江泽民的爱将、总政副主任贾廷安未能晋升上将。贾廷安跟随江泽民，由上海市委调入中央军委，1994年出任军办副主任，2005年晋升中将，2007年出任总政副主任，已具备晋升上将资格。早前内地军事论坛有传言指，贾廷安未必能如愿将肩章由两星换上三星，如今胡锦涛果然为江泽民的爱将设下了障碍。 胡耀邦女婿未获晋升 另两位合资格未晋升的军头是海军政委、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女婿刘晓江，兰州军区政委李长才。论任大军区职及晋升中将年份，刘晓江与李安东一样，李长才与陈国令、张阳一样，为甚么待遇不一？有熟悉内地军情的网友指，刘晓江、李长才未晋升上将，与他们的军龄较短有关。如果真的新增军龄限制，军龄比李长才短20年的贾廷安，岂不是到退役也未能晋升上将？ 习近平关于“反对丑化党史”讲话遭人批评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关于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共产党历史的错误倾向的讲话，在网络上引发公众大量反馈，网友们认为美化党史就是歪曲历史。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报导。 中共党史工作会议星期三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在会上发表的讲话周四被各大网站摆放在网页头版，其中凤凰网还将其作为头条新闻。习近平表示要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揭示和宣传中共在长期奋斗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他还说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 习近平的这番讲话引起了外界的关注，在美国的《北京之春》主编胡平星期四告诉本台记者，“尽管他没有指明哪些地方、哪些人、哪些书歪曲了中共的历史，但是这句话有相当的普遍性，包括邓小平那一代都很清楚，知道中共过去这么多年犯下非常多的错误乃至罪恶，早在70年代80年代万里就讲过，他说这些事情要是让工人、农民、老百姓知道了，那不推翻共产党才怪呢。但是总是有一些人完全出于维护一党之私，为了维护本来就丑陋不堪的共产党的形象，这么一个目的下，就会时不时出来讲几句话，对于勇于揭露历史真相的人去打压”。本台曾经报道，北京历史教师袁腾飞直言中共各种历史真相的录像在网络上走红后，被中国官方封杀。 华夏快递：从邓小平的一句惊人之语谈起·胡平 我的朋友高伐林在不久前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引述了一位老先生讲到他在1980年访问中国时亲耳听到邓小平讲出的一句惊人之语。 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六名发明者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美籍华人朱传榘老先生说：1980年，我回祖国大陆时，见到了邓小平先生。邓小平先生一见我就讲：“朱先生啊，你看这怎么好啊，我们共产党对人民犯了罪啊！对不起人民啊，共产党怎么才能挽回嘛……” 看来邓小平这句话是真的，因为这位朱先生在2008年于国内公开出版的一本书里，曾经用比较含蓄的语言提到这件事。朱传榘写道：“1980年10月，通过赵东宛和吴明瑜的安排，我见到了邓小平先生。他的一句话令我感触很深。他说，共产党犯了很多错误，欠人民很多，我们必须向中国人民还债。我被深深地感动了，下决心从此要为中国的改革事业贡献我的力量。” 我相信，大多数人在读到邓小平这段话时都会感到很惊讶，因为这和中共官方过去三十年来公开讲话的口径很不一样。邓小平明确讲到共产党对人民犯了罪；而且，邓小平没有把共产党过去犯下的罪过都归咎于四人帮，甚至也没有都归咎于毛泽东，而是直截了当地记在共产党的帐上。身为中共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对中共的罪过讲得如此坦率，如此痛切，确实令人感动。但问题是，邓小平的这番话为什么不对中国人民讲，却只对一位美籍华人讲呢？ 这事一想就明白，假如邓小平对中国人民公开讲出这番话，固然会感动不少中国的民众，但与此同时，邓小平也就很难再坚持共产党的专制权力，很难再压制人民对共产党的严厉批评了。既然你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犯下这么大的罪过，可见你既不伟大又不光荣更不正确，那你凭什么还要高坐台上独掌大权坚持你的一党专政，凭什么还要把来自人民的批评意见打成“反党反革命”呢？ 邓小平说中共“必须向中国人民还债”。这话看上去很是不错，因为它表明了中共下决心纠正错误，大力推动改革。其实这句话大有问题。因为所谓还债，所谓改革，其不言而喻的前提是继续把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就不对了。共产党既然对人民犯了罪，按理说就该引咎辞职以谢天下才是，凭什么还要继续赖在台上霸在台上啊？除非人民原谅了你，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这就必须要经过一道程序，让人民讨论你的去留，用选票作裁决。要改革，首先就要放弃专政，开放民主，至少也要开放言论。如果没有这道程序，那就是耍无赖耍流氓，既无耻又蛮横。 哈耶克在他那本批判极权主义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里专门写了一章，题目就叫“为什么最坏者当政”。哈耶克写道：“我们很有理由相信，在我们看来似乎是构成了现存的极权主义制度的最坏特点的那些东西，并不是偶然的副产品，而是极权主义迟早一定会产生的现象。”因为共产党那套主义、那套政策是完全错误的，实行起来必定祸国殃民，以至于到后来，共产党自己都不得不意识到他们对人民犯了罪。这时，共产党就被迫“在置一般的道德于不顾和遭受失败之间作出选择”。要么，它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对人民犯下的罪过，那就失去了维护一党专政的理由，从而必然导致一党专政的瓦解；要么，它强词夺理，文过饰非，以错为错，甚至变本加厉，或者是，在一系列基本政策上作出大幅度的、甚至180度的改变，但仍然坚持政治高压以保住自己的专制权力，这就必须敢于冲破起码的道德底线，直接诉诸赤裸裸的暴力。如哈耶克所说：“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那些无耻之徒和放荡不羁之人，才在一个趋向极权主义的社会里有更多的获得成功的希望。” 我要补充的是，共产党当年搞血腥共产，固然是极大的罪过，但是这种罪过或多或少还可以归结为所谓“理性的狂妄自负”（哈耶克语）或者说意识形态的狂热，因而在道德上还不一定是最坏的；“六四”才是更大之恶，因为“六四”和理性的自负、和意识形态的狂热毫无关系，“六四”是一个自己分明知道自己对人民犯了罪的政党，为了维护自己的专制权力而对人民大开杀戒，因此是更大的恶，是道德上的极端的恶。这是任何经济的或其他方面的成就都无法抵消无法掩盖的。在考察当今中国时，我们切切不可忘记这一点。 □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 习近平的接班人地位让薄熙来恨到咬牙·萧良量 【人民报消息】最近有一个让薄熙来发疯的消息──习近平不但任军委副主席，而且担任十八大筹备工作领导班子的副组长，并兼任十八大筹备领导组办主任。 ● 习近平的接班人地位让薄熙来恨到咬牙 据军方透露的消息，今年三月两会召开后，胡锦涛就带着习近平到四总部、各军兵种、中央军委隶属军事院校、各大军区，和军方高层见面，谁心里都明白，这是中央在打招呼。 胡锦涛直截了当的说：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已经讨论决定，在十七大五中全会上宣布习近平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并说习近平经历了农村、地方基层、以及省市各层次、阶段，党政军机关部门的工作经历和锻练，已经表现出较出色「驾驭全局」的才智。也就是明确了习近平是十八大接班人的不二人选。 薄熙来的履历怎么美化，第一个人生经历就是踹断父亲三根肋骨后，依然流落街头，随后偷汽车等被判劳教5年。60年代薄熙来的心恨手辣就让他亲爹领教过了，尽管习近平和薄熙来之间没有过节，但习近平受到重用就是被薄嫉恨的理由。据薄熙来身边的人私下透露，每当他提起习近平，羡慕和妒忌交织在一起的狠毒目光让人毛骨悚然。 薄熙来从来不提习近平的名字，只要一说「那肥猪」、「那蠢猪」，身边的人都知道薄熙来指的是谁，也知道他为什么那么恨习近平。 有人说，其实讨好薄熙来非常容易，只要顺着他的话往下说，什么风头都让他一个人出，你的职位铁定就往上升。 ● 十八大筹备工作领导班子让薄熙来不满 7月2日 ，中央政治局宣布：「习近平同志为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并待五中全会通过，习近平同志即日起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和中央军委领导工作」。 实际上，五月初以来，薄熙来正在重庆折腾凶的时候，习近平已参加了中央军委会议。 7月2日 ，中央政治局宣布：中共十八大前期筹备工作已进入新阶段，经党内、党外讨论和徵求意见后，中共十八大筹备工作领导班子正式成立，并宣布十八大筹备工作的主要工作任务。 薄熙来是政治局委员，十八大筹备工作领导班子人选当然他比下面的官员知道的更早。不过，扒拉扒拉看一看，「这帮子人没一个明白事儿的！」薄熙来一肚子怨气。 中共十八大筹备工作领导班子都有谁呢？ 组长：胡锦涛； 副组长：习近平、吴邦国、温家宝、李克强、贺国强、郭伯雄； 主要成员：李源潮、刘云山、王兆国、王刚、陈炳德、令计划、马凯、王沪宁、童世平、马(马文)等。 十八大筹备领导组办主任：习近平（兼），副主任：李源潮（兼）、令计划（兼）。 到现在为止，薄熙来也认为2007年十七大把他提升政治局委员，是把他外放直辖市重庆的前奏曲。薄熙来认为这是胡锦涛的阴谋，「姓胡的不愿意有个能力过人的在身边比着，所以把我发配了！」 ● 胡锦涛：一个薄熙来就让我头大了 薄熙来说的什么话，基本上没隔多久就传到胡锦涛耳朵里，胡苦笑道：当年薄熙来当商务部长，在外国被起诉，不能出国进行贸易谈判，即使出国了，他也只能躲在旅馆里，由副部长临时上阵替他去谈。现在薄熙来还这个那个的，一百个不满意，还好只有一个薄熙来，这就已经让我头大了。 最近，有不少省市领导联名给中央写信，强烈反对薄熙来进十八大政治局常委会，说「薄熙来要得了势，我党不知要有多少人头落地！」△ （人民报首发） 华夏快递 : 中国公务员九成反对申报财产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发出《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与之前的同类规定相较，此次规定新增了住房、股票投资以及子女海外工作和投资的内容，并将监督对象从处级以上扩展到副处级以上官员。 《规定》受到内地网民和舆论的普遍讚扬，但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一直鼓吹为官员财产申报立法的前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做的一项调查显示，97%受访官员反对「个人财产申报」。有学者指出，不能将反贪防腐寄希望于官员的自觉行动。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表示，人们担心这个规定会成为「形象工程」，是可以理解的，之前很多地方也搞过类似的规定，廉政守则、各种反腐文件等等都出了很多，但实际效果是，公众既无法过问，更无法监督。 此外，有专家指出，《规定》和社会所期望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还有距离，《规定》缺少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应具备的公示和法律惩罚的关键环节。 由于官员财产申报的複杂性和敏感度，有内地学者指出，目前实施向社会公开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条件并不成熟。 竹立家表示，这个规定明确了向上级组织部门申报，扩大了申报的范围，实际操作性更强，但是难度也非常大。逾60万人申报财产，资讯该如何收集、如何核实，都是非常难的问题。不妨先把5万多局级干部的财产申报工作做好，把程序、规则理顺了，然后再扩大范围，效果可能更好些。同时，中国有句老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不妨先把上梁给校正了，下梁也就不会歪了。现阶段，暂时缩小一下财产申报主体的范围，便于管理和操作，实际执行的效果应该会更好。 中央某部委一名副处级干部则表示，公示财产不应只单单从级别上来看待，只要是掌握了实权的职位，不止副处级，有些科级干部手头上掌握的国家拨款就成百上千万；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很多科级有独立财政权的机构，很多的支出事项只要「一把手」签了字就行。像这些部门的科级甚至股级干部也应该纳入申报范畴。 显然，财产申报绝非一「报」了之，需要一系列完善的公示、核查、监督、问责等机制相配套，才能避免财产申报沦为一场廉政骚。 □ 明报 溫家寶的難關·作者 : 梁京 雖然6月份中國經濟數字還沒有公布，但種種跡像表明，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速度之快超過了當局的預期，因此，溫家寶不得不決定再次放松貨幣龍頭。據媒體報道，中國貨幣政策委員會二季度例會指出，下半年將繼續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http://news.qd.soufun.com /2010-07-11/3539333.htm) 針對當局的這一動向，一向敢言的葉檀發表評論“經濟增速下降是好事”。評論指出，“如果 GDP 增速下降意味著生產效率的提高，意味著經濟結構的調整，意味著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下降，有什麼不好？難道我們追求的不是精干之美，而是大而無當？如果因為經濟數據略有下挫，今年繼續刺激經濟，除了收獲國際主義戰士的虛名之外，我們將一無所獲。” 問題是，溫家寶何嘗不懂這些道理，但正如葉檀自己也明白的，中國經濟早已經“被既得利益集團裹挾”。要把大量浪費資源的增長速度降下來，就必然要沖擊權貴的利益。因為權貴集團正是從大量消耗和浪費資源中攫取財富。降低經濟增長的速度，還有可能加劇已經十分尖銳的貧富矛盾，因為降低增長速度，就要求更公平地分配機會和收入，而這恰恰是中國政府做不到的事情。 真正的問題是，溫家寶再次放松貨幣龍頭，會不會給中國宏觀經濟帶來難以承受的風險？這才是溫家寶最關心也最頭痛的難題。所有人都看到，中國的超高速經濟增長，是靠透支未來，靠犧牲民眾的利益來實現的。對此，中國的權貴集團不會有任何的良心不安。但前一段時間中國房市的瘋狂上漲，說明 這樣的增長的政治和社會風險已經達到了很高的程度。正因如此，溫家寶多次公開地承認自己面臨著兩難的困境。 毫無疑問，目前社會關注的最大焦點，是下一步溫家寶的宏觀調控政策對于房地產業和房市將發生何種影響。在這個問題上，溫家寶面臨著最大的難題。一方面，房價的泡沫已經很大，如果放松銀根再度刺激房價飆升，其政治後果不堪設想，但溫家寶又不敢讓房價大幅下跌，因為由此帶來的銀行業的風險也難以承受。正因為大家都看到了溫家寶的兩難的困境，中國的房市目前已經呈現出一個僵局，許多城市出現了“零成交”的局面。 中國指數研究院的統計數據顯示，５月監測的３０個城市中，有 ２９個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積環比下跌，半數城市成交量下跌接近或超過５０％。６月，大多數城市成交量在５月份的基礎上進一步下跌。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0-07/06/c_12302873.htm) 這樣的局面顯然是難以長久的，但現在還沒有人能夠看到，溫家寶有何良策來打破這一僵局。這一僵局最深刻的根源來自于當局住房政策極大的不確定性。不確定性之一是當局會允許房價下行走多遠，會不會在房價開始下跌時采取緩和房價下跌的政策。但更大的不確定性則在于當局將如何擴大保障性住房的供給。當局雖然明確了發展保障性住房的基本方針，但這一方針有兩大問題還十分不明朗，第一是如何融資，特別是能不能找到一種能用銀行信貸資金支持的保障房發展模式，如果找不到的話，靠財政資金來支持保障性住房的快速發展顯然是不現實的。第二個問題是什麼人能夠得到保障性住房，低收入人群的住房成本會有多高。 這些問題不解決，城市居民的住房投資決策就難以形成穩定的預期，從而使得房地產業的發展陷入極大困境。 有消息說，重慶正在探索一條利用銀行資金支持保障性住房的新路子。如果這條思路獲得突破，有可能產生重大影響。但即便如此，在如何分配和規範保障性住房的問題上，中國的決策者還面臨著困難的政治決定。 在住房和房地產政策問題上存在的巨大不確定性不會在短時間內被消除。因此，還有兩年時間的溫家寶將不得不繼續在住房政策和房地產市場高度不確定的陰影下來穩定中國的宏觀經濟。這是溫家寶無法逃避的難關。如果中國的宏觀經濟出現大波動，溫家寶為此而付出沉重的政治代價，他不能埋怨任何人，因為正是他的機會主義 和自以為是，使得中國的住房和房地產政策走了太大的彎路。 德国之声采访贺卫方：中国领导人并不像表面那样自信 问：贺卫方教授，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访华的时候会见了中国公民社会的代表，您是其中之一，你们谈到了那些话题？ 答：其实有点像聊家常。她很关注在座的四位每个人都在作什么，有什么样的感受，受到怎样的限制等。像崔卫平教授比较关注公民社会的发展，包括民间与政府的沟通，以及西方一些理论在中国的引进。于建嵘教授是研究中国底层社会近年来比较有成就的一位学者，我个人对司法改革和宪政建设比较关注。 问：您感觉她对什么问题感兴趣，愿意更多了解？ 答：对知识分子目前在中国的处境、他们跟政府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她比较感兴趣的。当然她也感兴趣我个人到新疆去支教，新疆的一些情况，包括我个人为什么去，也作了一些了解。 问：您在接受《新苏黎世报》采访的时候谈了您对中国领导人的一些看法。您认为中国领导人实际上并不像他们对外表现得那么自信。 答：对。我觉得如果真正深入了解一下中国的情况就会知道，其实中国的问题太多了。包括民主制度的建设没有走上轨道，使得领导人其实未见得有他们表面上表现出来的那种自信。 问：西方现在有一种"民主危机论"，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受到了中国这样的威权体制的挑战。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答：就我所了解的西方知识界和媒体的情况，我觉得其实知识分子总会从各种角度对他们的政府和一些社会弊端提出批评，包括不断地说他们的社会存在着危机。我想这可能是周期性出现的一种思潮，一点不奇怪。大多数质疑西方民主或现行体制的人，可能很少有机会深入到中国的腹地，了解中国农民、维权人士的具体情况和处境，包括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怎样一种基础上的。也许所谓8%的增长率有时候很可以让许多人感觉到这好像是一个奇迹。 问：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看似乎的确很成功，而西方民主社会的民众看到自己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富裕水平受到了威胁，这是让很多人感到无奈和困惑的。 答：判断一种制度如果仅仅建立在经济发展的效率上，或者某个时间段的经济发展效率，我觉得这完全不符合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对社会评价的标准。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人们的自由能不能得到保障，是否有健全的法制，政府的权力是否受到严格限制。我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会被短时间内的一种所谓经济奇迹搞得神魂颠倒，不知所措。 问：在和默克尔会面的时候您建议她，在下次中国领导人访问德国的时候带他们去参观宪法法院。她对这个建议有什么表示？ 答：（笑）她说很好很好呵。 问：中国领导人从德国的宪法法院能看到什么？ 答：我觉得宪法法院是能让一个社会获得良好的秩序，同时又能保障每个人的自由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机制。一个社会里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冲突，会出现某些立法违反宪法的情况。如果这些冲突得不到一个稳定的、公正的解决，法律之间相互打架，社会就无法实现所谓的稳定，无法实现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我想这是卡尔斯鲁厄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所能给我们的最大的教益。 —— 原载: 德国之声《纵览中国》刊登日期： Thursday, July 22, 2010 2010年7月香港书展隆重推出《放言救党论国是》 封底介绍 这个集子收录的是海内外著名学者辛子陵先生一系列关于中国当代政治发展历史、趋势和出路的精彩讲演和文章。他自称和李锐、谢韬、朱厚泽、杜导正、胡绩伟、何方、杜光等老人同属于救党派。自谢韬重病，厚泽辞世后，常有“知交半零落”来日无多的伤感。遂越益蹈历奋发，对党内危机及救治之法，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因心地光明，立论无私，从未引起当局误解，在一些理论问题上并有良性互动。 去年“六四”，辛先生发表《致前总理李鹏书》，劝说李鹏学习周恩来，主动提出为“六四”平反，帮助后任掀过这与全民对立的沉重的一页。李鹏坚持发表“六四”日记，先生非常失望。撰文对此事表态，成为本书的重要看点。先生认为，如把李鹏此举仅视作推脱镇压责任，就把李鹏看轻了。“他以自己的政治经验告诉后任领导人，不要怕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必要时再制造一次‘六四’，反正党掌握着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军队，再流一次血，又是二十年‘稳定’。”李鹏日记正面肯定“六四”，给出来的信号主要是这个。遴选十八大领导班子，要选真正忠于人民的人，对人民有感情的人。警惕李鹏余党和追随者进入中枢。 辛 先生最后说： 杨尚昆临终前为邓公分担了责任，建议尽快为“六四”平反。李鹏却惦记再搞一次“六四”。他不仅成不了党内“正确路线的代表”，却坐实了他是权贵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如果他的继承者们上台，为了坐稳江山，为了家族私利，将制造大大小小的“六四”，一次次地将人民推入血海。同胞们，警惕呀！ 奉劝李鹏为代表的权贵资产阶级，不要指望人民解放军再一次镇压人民给你们带来二十年的“稳定”。谁敢再下戒严镇压的命令，一定是齐奥塞斯库的下场。 【辛子陵《放言救党论国是》文选】 赵紫阳和七位老将军代表了人民军队不变的军魂•辛子陵 去年“六四” 我写了篇文章《学习段祺瑞——致前总理李鹏书》在网上发表，后来收入文集《中共兴亡忧思录》，在香港天行健出版社出版。文中说： 经过二十年历史之检验，那次镇压的长远后果是为权贵资本主义，即官僚资产阶级的形成保了驾，护了航，在历史上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六四”处置之大错特错，已如十日并照之明。全党上下，如果公决，95%以上的同志会同意平反，我遇到的党内同志都是这个意见。您不能与全党保持一致，错用元老重臣的身份，将党和政府推向与人民为敌的地步，午夜扪心，能无愧疚？ 近读段祺瑞轶事深深打动了我。1926年3月18日，共产党人李大钊，国民党左派徐谦率领几千学生到执政府请愿，卫队开枪，死47人，伤150余人，是为三一八惨案。事发时段祺瑞未在铁狮子胡同执政府，而在吉兆胡同私宅与友人对弈，绝非预谋。他完全可以逃避责任，或惩戒下属保全面子。但他作为政府首脑，主动承担了责任：查清死难同胞的名字，厚加慰恤；亲自出席悼念三一八死难同胞大会，当众长跪不起，以示赎罪。执政府总辞职退出政坛后，他一直吃素，不听家人和医生的开斋劝说，直到终老。[1] 如果段公强调有苏俄帝国背景，有革命党操纵（他们有证据）群众，图谋推翻政府，镇压动乱有理，也能胡搅蛮缠几年。那时时局动荡，战乱频仍，他躲进天津公寓，没人能奈何他。或曰段公做秀，厚恤死者、当众下跪，可能有请求国人谅解的成份，下野后在天津做寓公吃素就解释不通了，这不是做秀，是终身的愧疚，终身的忏悔。读书至此，我忽然觉得段祺瑞的人格比您高大起来。 文章发表后有网友跟帖说，段祺瑞是政治家，李鹏算什么呢？后面不恭的话我就不重复了。前段日子听说李鹏一意孤行，坚持在香港发表《李鹏日记》，始知他做了一任总理、一任委员长，极尽富贵荣华退休之后，还是一个错被推上历史潮头的老衙内。只对个人和家族负责，为党国则惜身，视人民如草芥，全无政治家的眼光、胸怀与品德。夫政治家者，明历史潮流，知人心向背，纠错规正，推功揽过，平冤狱而顺舆情，亲黎民而安社稷。在我党历史上，周恩来、刘少奇、胡耀邦、赵紫阳可当之，李鹏差之远甚。 尚未出版已经轰动的《李鹏日记》，本来说是由新世纪出版社在6月22日 推出的，可是，出版人鲍朴近日突然发表声明，说由于有关机构提供的版权信息和香港出版法方面的考虑，取消了这本书的出版计划，引起舆论愕然。最新消息是：李鵬承認日記出自其手，但坚决否認委托給鮑樸出版。虽未出版，但网上《李鹏日记》版本已传得沸沸扬扬。 这件事情很可能是李鹏耍的一个小把戏。他明知世界公论不会接受他对“六四”的解释，在香港出版是明修栈道，在国内网上公布属暗度陈仓，他主要想给体制内人士看，统一他们的思想。 他在日记开头就和赵紫阳争“正确路线的代表”，说5月17、18、19日他和赵紫阳发生了关于如何处理学潮的三次冲突，赵主张说服、教育，在民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他独具慧眼，连学生呼喊“拥护共产党”的口号也是“蛊惑人心”，给学潮上纲上线，自己承认了在政治局常委内部是力主镇压的暴力派的代表。他如果争的是这个，用不着发表日记，党内、社会和历史早就公认他的暴力派代表人物的地位了。显然他的目的不止于此。他回到当时的语境，正说“六四”，用歌颂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杨尚昆、王震等老同志的办法，说镇压是大家的主意，特别把邓公推到前台。日记记载：5月17日 在邓府开常委会时，邓小平说：“措施不坚决不行，不迅速不行，我想的办法是戒严……戒严是我的主意，实行戒严如果是个错误，我首先负责，不用他们来打倒，我自己倒下来……将来写历史，错了写在我账上。”另外，《李鹏日记》还写道，6月3日晚的武力清场方案也是邓小平批准才实施的。这些记述是想说明，邓小平是“六四”屠杀的罪魁祸首，李鹏和镇压没有沾边。这样，在政治决策上李鹏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在开枪杀人上李鹏不负任何具体的责任。这就是他想告诉党内同志和体制内人士的最重要的话。他以自己的政治经验告诉后任领导人，不要怕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必要时再制造一次“六四”，反正党掌握着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军队，再流一次血，又是二十年“稳定”。 前国家主席杨尚昆留下遗嘱说：“‘六四’是我党历史上最大冤案，我本人当时虽然只好服从老爷子的意向行事，也负有责任。我已经多次向组织上表明，平反越早越主动。”[2] 别人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李鹏是人之将死，其言益恶。中央政治局常委不同意他发表日记，是想让岁月淡化这段历史，为将来平反“六四”创造条件。他坚持要发表日记，是要对原来的错误结论加上一贴李鹏签署的封条，告诉后任领导人，谁也不能动这个结论。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都没有这个底气，只能是交给历史，交给后人评说。试想毛泽东留下一部文革日记，能阻止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吗！李鹏加贴这个封条，是把自己太当个人物，太自不量力了。他坚持“六四”结论不能动，其最大的现实意义就是要党和政府继续保持对全国人民的政治高压态势，借“六四”余威保护他们的财产。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历史不会重复，可以有第二次“六四”，但不会有执政党第二次胜利。“六四”惨胜是靠邓小平这块牌子（邓将为此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历史会有公论），邓任过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统率过两大野战军，军队服这个。现在，没有邓小平了。不能把新版的“六四”当作坚持一党专政的最后的王牌。 李鹏的思维定格在1989年，为镇压评功摆好，是下一次“六四”的舆论先行。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当政者须知，人民解放军并没有因为在高压下执行戒严镇压任务就从此被拉下水，成为替权贵资产阶级看家护院的奴仆。就在中央军委做出戒严调兵的决定的前夕，萧克、张爱萍、陈再道、杨得志、李聚奎、宋时轮和叶飞七位老资格上将写信给邓小平和中央军委，力谏首都不要戒严，不要调部队进城。萧克对军报记者说：“中国不能出现流血事件，如果出现流血事件，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耻辱。倒退五十年遇到这种情况，我也会上街的。”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和七位老将军，代表了人民解放军不变的军魂，人民军队的本色并没有变。 参加过六四“平暴”的部队，都讳言这一段历史。“共和国卫士”复原还乡，不敢把军功章交给父母；转业的中下级军官不敢把这段经历告诉地方领导和同事；升职晋级的高级干部退休以后没人敢写回忆录宣扬这一段使自己高升的业绩。现在军中传扬的英雄不是张工，而是徐勤先，最近又传颂李连秀。李连秀是38军老军长，徐勤先是他发现保荐的，时任武警部队司令员。是李连秀告诉徐勤先，要有军委主席邓小平的命令，要有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的命令，要有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的命令，三人命令齐备才能执行。赵紫阳不会副署镇压群众的命令，李连秀对这一点有底，所以出了这么个抗命的主意。 抗命的何止一个军长。1989年6月4日 凌晨7点左右，西路第二梯队的28军风尘仆仆地来到木樨地桥，又被群众重新设立的路障挡住了。虽然38军推进时打死打伤那么多人，但还是有许多不怕死的学生、群众将后到的28军围住，向他们控诉“27军”（当时国内外都把38军当成27军）的暴行。28军的战士干部都不相信群众描述的情景，他们讲军队绝不会向人民群众开枪。于是一些年轻人跑到复兴医院，高喊着：“要血衣，要血衣，28军不相信军队会向群众开枪。”这时我正在复兴医院和那位医生交谈着，看见这些年轻人很快从医院拿出血衣给28军送去。血的事实立即震撼了整个28军，导致军心混乱，许多战士气愤地撕掉领章，扯下帽徽，有的甚至把枪扔到河里。靠近木樨地桥的约有七八十辆车的军人全都下了车，弃车而不顾，整个部队几乎失去控制。 中午12点半左右，一架直升机飞到木樨地28军的上空，用高音喇叭反复传达军委命令：“军委首长有令，军队不能受阻，受阻坚决还击！”这实际上是在公开下达开枪的命令。一时间整个木樨地地区再度紧张起来。但28军始终没有执行军委的命令，相反，有一个战士开着装甲车，用高射机枪向直升机扫射，将直升机打跑。 除了28军外，还有一些部队包括一些属于第一梯队的部队也有抗命的，如从北边方向来的一支部队在颐和园后的青龙桥被当地的群众拦住，部队也是没有执行开枪的命令即撤走了。6月4日晚上 ，北京南边传来了隆隆炮声，我们全都跑到南边的阳台上，什么也看不见，但炮声是确实的。后来传来各种消息，说在南苑机场有两支部队打起来了，但无法得到证实。当时从国家领导人到老百姓，个个人心惶惶， 不知还要发生什么事情。[3] 《李鹏日记》最后的经验教训部分强调：“公民享有宪法规定的一切权利，但行使这些权利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如果出现任何可能导致动乱的苗头，必须依法采取果断措施，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是不是出现了、何时出现了“动乱的苗头”，是由李鹏这样的秉政者下判断的。这就暗示了必要时要有制造第二个“六四”的决心。 李鹏坚持发表“六四”日记，是要把自己打扮成捍卫共产党江山的顶天立地的英雄，用党内术语说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他是带着取代赵紫阳的私心（说大一点是野心）上蹿下跳，游说邓公的。邓公发现了他的私心，坚持另选别人，不让李鹏高升一步。如今他用恭维邓公的语调，把戒严和开枪的责任让邓一个人背起来，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显得特别不厚道。 赵紫阳坚持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为了保护人民，不惜辞去总书记，赔上身家性命，也要反对戒严和镇压；李鹏为了觊觎总书记职位，扩大事态，激怒邓公，主持戒严和充当镇压的推手。两人的政治品格高下立见。 杨尚昆临终前为邓公分担了责任，建议尽快为“六四”平反。李鹏却惦记再搞一次“六四”。他不仅成不了党内“正确路线的代表”，却坐实了他是权贵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如果他的继承者们上台，为了坐稳江山，为了家族私利，将制造大大小小的“六四”，一次次地将人民推入血海。同胞们，警惕呀！ 奉劝李鹏为代表的权贵资产阶级，不要指望人民解放军再一次镇压人民给你们带来二十年的“稳定”。谁敢再下戒严镇压的命令，一定是齐奥塞斯库的下场。 2010.6.22 （本文选自《放言救党论国是》一书，香港书作坊出版社2010年7月在香港书展隆重推出。2010年8月号《开放》杂志将发表此文。） 华夏快递 : 李鹏日记触犯元老家族，邓家曾阻李鹏吊唁 中共中决策层为什么对出版“李鹏六四日记”如临大敌？刚出版的《李鹏日记VS.赵紫阳录音》引述知情人的话说：李鹏的书得罪了太多利益相关者，从中共元老，到江泽民、李鹏当时班子的成员，再到现在在位的不少高官，都出现在李鹏的笔下。这才是元老、高官及其子女几乎异口同声要求制止的首要原因。 中国高层决策者尽管对外咬着牙坚称“六四”镇压是正确的、是必要的，但是内心深处，谁也不将“六四”看成“历史的丰功伟绩”，将自己在关键时刻参与挽救党视作自己平生经历中“光辉的一笔”，恰恰相反，他们根本不愿自己的名字与“六四”沾上边。 对比评述领导人物在六四中表现 《李鹏日记VS.赵紫阳录音》所揭示的《六四日记：关键时刻》(李鹏着)出版幕后的“罗生门”，比枯燥的李鹏文本有了更多曲折内情，暴露出中共高层一触及六四事件便紧张兮兮的脆弱心态。 由外参出版社出版的《李鹏日记VS.赵紫阳录音》同时将赵紫阳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杜导正《赵紫阳还说过什么？》、张良《中国六四真相》，与李鹏《六四日记：关键时刻》中对“六四”主要人物的不同叙述和评价，集中并列，以作对比，读者可以从中辨明真假，透视中共高层错综复杂的矛盾。 《李鹏日记VS.赵紫阳录音》对比评述的领导人物包括：邓小平、杨尚昆、陈云、李先念、王震、薄一波、宋任穷、邓颖超、赵紫阳、李鹏、乔石、姚依林、胡启立、万里、李瑞环、芮杏文、阎明复、江泽民、田纪云、李锡铭、温家宝、彭冲、刘华清、张爱萍、王平、聂荣臻、徐向前、迟浩田、陈希同、杨白冰、周衣冰、袁木、徐惟诚、张工、鲍彤等。 《李鹏日记VS.赵紫阳录音》指出，许多元老高官，当年出于真心也好，出于无奈也好，或者在不知情的情况名字被盗用也好，对邓小平、杨尚昆、李鹏的镇压表示了接受甚至支持，但他们绝不愿意人们再来揭自己的这个历史疮疤，宁愿这笔糊涂账就这么翻过去，所有人统统忘掉自己历史上还有这一笔。而李鹏的“六四日记”却记录了他们当时的表态，若出版，等于将他们统统拴在了“六四”的耻辱柱上，这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 很多人不乐意李鹏“记录在桉” 消息人士说，李鹏写了很多人，看似保存历史记录，但他实际上有极强的筛选意识与扭曲意识，选取什么资料，淘汰什么资料，都是为他自己的目的服务。在他笔下，许多反对“六四”镇压决策的人，基本上就不提了。例如，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就是反对者之一，后来还单独一人去看望过赵紫阳，李鹏就只字不提。 还有一些人，明明态度是反对的，李鹏的笔三涂两抹，居然就“悄然改变立场”，变成了支持者。像大批将领反对军队进城戒严、镇压，甚至发生着名的“七上将上书事件”和其它上书事件，但是李鹏写道： “萧克：我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领导集体”； “杨得志：……这封信本是写给中央的，不知怎么搞到社会上去了”； “王平：拥护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央，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没有在七人联名信上签名，我拥护中央、国务院为制止动乱而采取的措施，也赞成中顾委表态”。 这些人及其家属，自然很不乐意李鹏将他们“记录在桉”，很多人对自己的名字与李鹏联系在一起，都觉得恶心。消息人士说，就连亲自拍板造成“六四”旷世悲剧的邓小平，其家属对李鹏也是怨恨有加，认为是他的汇报渲染和推波助澜，造成了邓小平的历史名声受到极大的损害。 据称邓小平遗孀卓琳去世，邓家就曾反对李鹏前往吊唁。李鹏在书中再怎么对邓小平的英明决策歌功颂德，他们也一点高兴不起来。 李鹏早在2004年就写好“六四日记”书稿，印送元老高官，他们没有谁对此表示鼓励。这次得知“六四日记”要在海外出版，便触犯包括邓小平家族、陈云家族在内的众怒，群起而攻之，施加强大的压力，要求李鹏和有关方面强硬制止该书出版。 李鹏“六四日记”的书稿提醒了很多退下的元老，都投入了整理日记和写作回忆录之中。有的文化水平较高的，是自己伏桉，有的是子女捉刀，更普遍的，是由公家配备笔杆子帮其录音、整理、舌灿莲花。而且，他们往往一开始就策划制作两个版本：一个是在中国目前体制下能够公开出版、给当下民众看的版本，一个是私下写作、秘而不宣、留给历史的“内部版本”。 《李鹏日记VS.赵紫阳录音》编者说，六四事件是中国埋藏的最大的政治炸弹，必定被重新评价，相关领导人物注定被追究历史责任。 □ 一读者推荐 吴仪闺中好友泄密, 爆李鹏要出版六四日记 最新一期《多维月刊》披露，早前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李鹏「六四」日记》要出版一事，多年前最先被本港某时事周刊披露时，中共一度追查泄密途径，有关香港记者被内地当局扣查后，最后查出原中新社北京分社女负责人涉嫌泄密，而她曾是前副总理吴仪的闺中好友。 报道指， 2004年 3月，本港某周刊披露中共前总理李鹏退休后写成数十万字日记书稿，回忆 1989年六四事件前后，中共高层决策的来龙去脉；书稿发给中共政治局委员审议征求意见，希望中央同意出版，但被否决。周刊披露消息引起李鹏不满，向中央发难，指不同意出版也罢，但不应将消息泄给海外媒体，造成恶劣影响。 当局指示追查，撰写报道的记者之后被内地当局扣查。数日后该记者招出，是从原中新社北京分社一位姓徐负责人那里得到消息。而徐姓负责人后来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并是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兼副总理的某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属闺中密友。 报道指，因事涉副总理，当局最后调查只到姓徐教授为止，该教授被审查后获释，并已转往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 报道虽无提及上述人等姓名，但「闺中密友」显示当事人为女性，而当时只有吴仪一位女性副总理；徐姓教授的情况与现任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徐泓脗合。 2004年 3月爆出李鹏要出版六四日记的周刊是《亚洲周刊》（图），撰稿记者为江迅。 (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说东道西】过去的怎样让它过去·作者: 刘瑜 2010-07-15 08:43:49 来源:南方周末 6月15日 ，英国首相卡梅伦在议会下院宣读了塞维尔报告的结果，并正式向38年前“血色星期天”的受害者家属道歉 都赫提 先生，31岁。听到枪声，他慌乱中趴下，向街边的建筑匍匐，但是还没来得及抵达安全的地方，一颗子弹向他飞来，打中了他的后背。麦克吉干先生，41岁。看到中弹的都赫提跑过去施救，同时挥舞着手中的一块白手帕，以示他的救援意图，但是他还没抵达伤者，后脑门上也中了一弹，立刻倒地身亡。 这是1972年1月30日 发生在北爱尔兰德瑞市的一幕。开枪的是英国军人，中弹的是成千上万个北爱尔兰游行示威者中的两个。除了他俩，那天还有11个人中弹身亡，此外还有18个人受到枪伤。这一天后来被称为“血色星期日”。 血色星期日是北爱尔兰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悲剧时刻。在此之前，虽然北爱尔兰天主教徒已经和英国军队冲突不断，但此后矛盾急剧激化。北爱尔兰共和军的队伍空前壮大，士气大涨，1972年也成为双方冲突最激烈的一年，近500人在冲突中丧生。直到1990年代末，北爱尔兰问题才逐步缓解。 在此后的几十年中，那一天发生的事情在英国不被提起，不被纪念，不被反思，鲜活的生命无声消失在历史的记忆里，好像指纹被狡猾的罪犯巧妙抹去。那些生命好像从未存在过，亲友的痛苦仿佛只是历史前进的狂欢中扫兴的岔音。对于不愿意面对伤疤的人来说，这种遗忘也未必是坏事，“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只是，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曾说，“那些拒绝从历史中学习的人注定要重复它的悲剧”。 这种在历史面前的警醒，大约也是塞维尔报告的由来。1998年，布莱尔政府在推动解决爱尔兰问题的过程中，发现血色星期日这个疙瘩一天不解开，北爱尔兰的民心就一天还在纠结。于是它推动了新一轮的调查，即塞维尔调查。12年之后，也就是血色星期日的38年之后，一个详尽的调查报告终于出台。 卡梅伦在演讲中说，虽然我很爱国，虽然我不愿意相信任何关于我们这个国家的负面信息，但这个调查报告显示，当年血色星期日的惨剧，是无可辩护的。 他指出，虽然开枪的士兵自称受到示威者手中武器的威胁，但塞维尔调查显示那些中弹者手中并没有任何武器，而且士兵开枪前也没有给出任何警告，而是直接开火。虽然开枪并不是来自上面的指使，而是某些士兵当场的自发行为，但“政府最终要为其部队的行为负责，我代表政府、代表国家向受害者家庭表达深切的歉意”。 卡梅伦的演讲让聚集在广场上收听演讲的人群情雷动。对于那些受害者的家属来说，等了38年，终于等来了彻底洗清污点的一刻。一个死者的妹妹说：“38年前，他们说被杀死的都是武装分子，今天这个谎言终于被揭穿了。我哥哥威廉知道他是无辜的，我们也知道他是无辜的，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但这个报告的意义绝不仅仅是为了让那十几个死者安息，它更是一次整个社会重新确认政府行为边界、重申正义以及表达对生命敬意的机会。正是因此，虽然该报告耗时12年、花费近两亿英镑、洋洋洒洒5000页，但英国社会愿意花费这个人力物力去确认这样一个道理：政府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去伤害手无寸铁的民众。 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民族的悲剧其实也可以是它的财富，而拒绝挖掘这个财富则往往导致一个民族在历史的死胡同里原地踏步。很多时候，拒绝反思，“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导致的往往是苦难的死循环。 其实诚恳地反思过去，核心意义并不是“秋后算账”，而恰恰是在直面历史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和解与稳定。即使是塞维尔报告，也指出当时英国军队所面临的困境：在事发前三天，已有警察被北爱尔兰共和军打死，此前此后有上千个英国军人以及更多的平民被共和军袭击致死，正如军队滥杀无辜不可原谅，恐怖分子的行径同样可耻。 关于是非曲直的道理看不见摸不着，它不论斤卖，不以平米计，但正如交通规则不论斤卖不以平米计，但如果没有它，都市里的我们可能寸步难行。 （作者为剑桥大学讲师） 试析“批温高潮”的来龙去脉·杜 光 自从前年下半年某些政治势力掀起批判普世价值的高潮以来，谴责温家宝的风声不绝于耳。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借批判普世价值之名含沙射影、指桑骂槐，接着是张勤德的《对温家宝总理的六条意见》，再是署名为李必胜者所写的《对30年改革十大失误原因和责任的追问》。这两篇文章声势汹汹地把改革开放以来所出现的种种社会恶疾，一股脑儿都算在温家宝的头上，把他描画成为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直欲掀起“全国共讨之，全民共诛之”的“大批判”高潮，置温家宝于死地。 近一年来，对普世价值的批判渐趋低潮，但批温之声却仍然持续不断，批温的主力是毛左派和权贵势力。这两股政治力量走的本来不是一条路，一个企图在中国恢复毛泽东时代，一个致力于维持现状，以保护既得利益。但他们在一个问题上有着共同的语言，那就是反对政治体制改革。批判普世价值和温家宝，实质就在于抵制政治体制改革。我在去年12月写的《哪里来的“赵紫阳集团”？》一文里指出：“批判普世价值的人士所反对的，不是普世价值这个概念，甚至也不是自由、民主、平等、人权这些价值理念；他们所反对的，是根据这些价值理念来设计和建设的制度。他们反对按照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来改革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至于批判温家宝，根本原因也在于他赞成普世价值，主张政治体制改革。早在2006年9月，他在接受5家媒体采访时就说过：“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在2007年2月的一篇文章里，他进一步指出：“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2008年他在美国接受CNN采访时说：“我相信我们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要推进政治改革。因为发展是全面的，所以改革也应该是全面的。”这些讲话无疑强烈地触动了那些政治体制改革反对者的神经。于是，他们借司马南挑起普世价值争论的由头，掀起批判普世价值的高潮，并把这股批判的烈火引向温家宝。 不久以前，温家宝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温家宝纪念胡耀邦逝世21周年的文章，竟引起毛派的狂怒。他们发表文章大肆毁谤、污蔑胡耀邦，把胡耀邦说成是“中国诸多灾难形成的标志性人物”。他们说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错案是对老百姓的政治权利的全面剥夺，对造反派的反攻倒算和血腥报复；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则被贬斥为摧毁中华民族道德体系和伦理基础的“兽性化口号”。如此颠倒是非，伪造历史，用令人齿冷的文革手法来否定胡耀邦，借此打击温家宝。这个事实，充分暴露这些毛派的文革余孽真面目。 接着是张宏良的《千古兴亡 亡于一相》，把两三千年的中国历史，描述为“宰相亡国史”，以古喻今，用来影射给国家带来最大危险，威胁着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的，是当朝宰相——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大教授玩弄小儿科，堪称当代一绝。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所谓“赵紫阳集团”的新概念。去年有一篇文章批判陈奎元反对普世价值的谬论，竟被毛派说成是“赵ZY集团的大反攻”。他们危言耸听地说什么“赵紫阳集团是当前最危险的敌人”，“眼下我们面临的斗争焦点，是如何防止和反对赵紫阳集团”。而且不点名地把温家宝封为“赵紫阳集团的新头子”。稍微有点当代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赵ZY和胡耀邦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带头人。把温家宝看做“赵紫阳集团的新头子”，一方面反映出毛派反对改革的本性，同时也说明温家宝受到他们攻击、毁谤的真正原因，是他坚持了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 “赵紫阳集团”的提出，并且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温家宝，表现出毛派的策略与机心： 首先，离间、破坏“胡温体制”。虽然胡锦涛也说过一些承认普世价值的话，如：“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自由、民主和人权，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2006年4月在耶鲁大学讲话）、“我们衷心希望各国人民自由、平等、和谐、幸福地生活在同一个蓝天之下”（2008年新年贺词）、“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2008年5月7日签署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但毛派却只批温而不及胡；给温家宝戴上“赵紫阳集团的新头子”的荆棘冠冕，更把胡锦涛排除在改革派之外。表面上是拉胡倒温，实际上是通过打击温家宝来架空胡锦涛，这已成为毛派近几年的主要策略原则。 其次，把改革派缩小为一个集团，颇有“长自己志气，灭他人威风”的劲头，为毛派战友壮胆，吓唬不明真相的老百姓。打出赵紫ZY的的名号，则是利用了当局幽禁赵紫阳达15年的政治优势，制造自己与当局一致的假象，突出改革派的孤立和不合时宜，蒙骗民众。 再次，把“赵紫阳集团”从体制内分离出来，以抚慰、拉拢权贵集团。毛派近年来十分注意拉拢体制内反对改革的政治力量，而且颇有成效。国庆60周年的“毛泽东思想方阵”，重庆的“红歌”、“红短信”，都表现出权贵集团向毛派靠拢和两者配合默契的趋向。特别是中国工人（共产）党去年7月23日到8月1日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有56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会议期间还浩浩荡荡地参拜了“毛主席纪念堂”。这个事实说明什么问题呢？在国家安全部门的严密监视和控制之下，许多学术性的研讨会都被勒令禁止，我们有些老年人准备在一起喝喝茶，谈谈天，或者是就一部新书座谈一下，都要受到阻拦或禁止，而一个党派的有五十多人参加的代表大会，会期长达7天，而且来自全国各地，开会之外，要吃要住。这些都是在国安部门的眼皮子底下进行的，居然安然无恙。没有权贵集团的支持、默许、配合，这个分裂性的党派能够这么顺利建立吗？ 令人意外的是，除了毛派和权贵集团合力批温外，近来还有些民主派自由派的朋友也参加了批温的队伍，形成了新的批温大合唱。不同的是，毛派和权贵集团反对政治体制改革，而新的批温人士反对的却是由共产党来主导或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其实，反对由共产党来主导或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不是近一两年才出现的，但把批判的矛头集中在温家宝身上，却是近期才有的现象。这个值得注意的趋向是许多客观条件积累而成的。在八十年代的“胡赵新政”时期，民众曾经把未来的发展寄托在共产党的领导上，1989年的和平示威，提出反腐败和政治民主两大诉求，实际上是表达这种期望的特殊形式。不幸的是，暴力镇压了和平，粉碎了许多人对共产党的期待。但是，人们还是希望着、等待着。熬过江泽民当政的13年，盼来了“胡温体制”。它曾经给许多人带来美好的想象和期盼。可是，8年过去了，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又一次地陷入了失望的深渊。不少人对共产党丧失了信心，不寄予任何希望，甚至认为只有根除共产党，中国才有前途。所以，他们乐于见到共产党的腐朽溃烂，脱离群众，不可救药。可是，温家宝却以一种开明的、亲民的改革派的姿态出现在公众面前。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欺骗民众的假象，它会给老百姓带来对共产党的幻想，阻碍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进步。毛派和权贵们对温家宝的诋毁和攻击，更使他们觉得温家宝是共产党内的积极因素，他的存在和当政，不利于共产党的加速腐烂。 但是，他们的思维方法却同毛派如出一辙，如把目前社会上的种种不良现象，包括舆论钳制、政治迫害、经济停滞等等，都归罪于温家宝，甚至责备他要对刘晓波、谭作人等的判刑负责。对于温家宝的亲民、流泪、谈民主，则斥之为“作秀”，“更具欺骗性”，“危害性反而更大”。最近博讯网上有一篇说温家宝“左右开弓打压批评”的文章，谈到张宏良博客被封、廖祖笙因撰写批温文章受到国保威胁而宣布“不再写作政论、时评的声明”、余杰因准备出版《中国影帝温家宝》书稿被国保警告，等，认为都是温家宝打压的结果。所以文末有“要得罪君子，莫得罪小人”的结论。这位作者凭什么根据可以做出如此肯定的判断？也许，在这位作者看来，凭臆想，凭感情，就可以独立地判定是非。这是许多批温文章的通病。就以他这篇文章所说的事实来看，打压批温作者有三种可能：最大的可能是那些主管宣传和政法的人员自行干预，因为他们习惯于把官员形象等同于国家利益，以此为借口作威作福；最小的可能是温家宝亲自指令宣传和国安部门，封杀一切对他的批判，这个可能性几乎等于零；此外，还不应排除另一种可能，掌握宣传和政法大权的权贵们有意制造扼杀批温文章的事件，以败坏温家宝在老百姓中的声誉。在这三种可能性里，作者选择的是最不可能的那种可能性。为什么呢？恐怕只能归因于某种“反共情结”：他们期待着共产党的腐烂溃灭，而温家宝所代表的却是共产党内那股健康的、开明的、可以抑制腐烂的力量，在他们的眼里，这是共产党用来欺骗老百姓、挽救民心的招牌。 存在某种反共情结是可以理解的。六十年来，共产党的错误政策造成了无可计数的冤案，导致亿万公民倾家荡产甚至死于非命，使大量拥护者转变为反对者。俗话说得好，“冤家宜解不宜结”，“解铃还须系铃人”，解开这个冤仇之结的，只能是施加伤害、造成恶果的一方。这就是说，执政者应当主动采取措施，承认错误，该道歉的道歉，该赔偿的赔偿，这样才能化解民间的怨气、戾气，共建和谐社会。无奈当政者毫无这种政治器量，他们不但拒绝公布历史真相，拒绝承担应有的政治责任，而且还不许民众讨论、反思某些历史上的重大问题，这就更加深了民间的这种抱怨、对立、怀恨的情结。 正是这种反共情结影响了许多朋友的判断力。我认为，真正忧国忧民的人士应该超越反共情结，正视当前中国的现实：共产党目前有七千多万党员，并且全面掌握着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甚至军队的领导权，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摧毁它、取代它。因此，期待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健康发展，不能不承认这个政党的领导。尽管它在思想、文化、政法、社会等领域的专制日益加剧、日益严峻，但这个趋势并非是不可逆转的。这个政党不是铁板一块，也绝不是没有完善化、民主化的可能。批温高潮，正标志着分裂和剧变的开端，转型和改弦易辙的征兆。它在七八十年代曾经产生过胡耀邦、赵紫阳那样的主张民主自由的改革派领导人，为什么今后就不能再出现王耀邦、张紫阳，推行政治体制改革，把中国引上民主自由、健康发展的道路呢？ 杜导正7月8日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我认为中南海是两种主张、两个力量在那里较量。”这“两种主张、两个力量”，我认为，一个是主张保持现状、腐败透顶的权贵集团，一个是主张改革开放、开明健康的进步力量。对于前者，我们不能寄以任何希望。但这个集团目前正主导着大政方针的决策权，遍布各个层次的大小权贵，沆瀣一气，狼狈为奸；进步力量则被排挤而日益边缘化，以至有利于社会发展和维护民众权益的法例政令，往往由于某些中央机关和地方诸侯的阻挠而无法贯彻，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就是目前这种权力格局的生动刻画。在这两种力量的较量中，支持主张改革的力量，就是对权贵集团的打击；相反，打击改革的力量，就支持了权贵集团。目前的批温高潮，实质上是权贵和毛派向改革派进击的表现。面对两种力量的较量和对决，希望所有朋友都能做出明智的抉择。 在权贵集团和毛派日益合流的危急形势下，一切主张改革和民主的力量都应密切合作，“团结就是力量”，这个团结的力量包括在朝在野的所有主张改革和民主的人士。朝野改革力量的团结和合作，最终将主导社会发展的方向，把中国引上政治民主、文化自由、社会平等的轨道。目前的批温高潮，既表现出权贵集团和毛派的得意和猖狂，也反映出他们内心的紧张和恐惧，说明他们已经黔驴技穷，只能以对温家宝个人的人身攻击，来实现铲除在朝的改革力量的妄想。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企图，是绝对不会得逞的。 2010年7月14日 华尔街日报：好日子快到头，中国准备好了吗？ 在大石门这个中国北方生产玉米的村庄，有迹象显示中国极具动力的经济增长可能正在接近上限。 无穷无尽的廉价民工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资源之一，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的繁荣。但所有身体强壮的劳动力已经离开了这个村庄，留下的多数是老年人。今年58岁的王树珍说，所有男青年都已经外出工作了。她的两个儿子也离开了村镇，一个在建筑业工作，另一个是司机。 前往中国沿海制造业地区的民工越来越少，因为像大石门这样的村庄里的劳动力已被挖掘一空，工人工资承受着上升的压力，而且引发对劳动力短缺的忧虑。根据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在中国南方制造业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就业中心，今年第一季度职位供大于求的比率为9%。 中国经济这一庞然大物仍在这些趋势的背景之下超速增长。周四公布的政府数据显示出经济仍在强劲增长。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较上年同期增长11.1%，这说明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速低于第一季度增长的11.9%。 经济长期增长的一些巨大引擎似乎不太可能停息下来：中国新富的支出以及亿万人移民到城市。从平板玻璃到汽车再到电子产品，中国各产业正在成为美国、日本和欧洲大型企业的潜在竞争对手。 但中国官员和经济学家说，对中国经济发展轨道的控制越来越难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学家李善同说，过去的经济增长率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她说，中国需要适应出口和基建业重要性下降、更多经济增长来源于科技和创新的的未来走势。经济可能不会像以往那样快速增长，但我们不能再继续资源密集型的发展模式了。 中国国内工资上涨，而其他国家工资较低使中国这一全球最大出口国更难维持快速的出口增长。地产泡沫已出现在海南等地区，促使政府拿出措施给这些市场降温，以使它们不致威胁金融体系。 促进经济增长的有利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着改变。根据联合国数据，年龄介于15至64岁的中国就业年龄人口虽在持续增长，但部分由于多数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就业人口的增长正在放缓。联合国预计，劳动力资源预计将在2015年左右达到顶点，然后开始下降。在中国，体力劳动者一般在65岁前退休，这既是工作的需要，也因为雇主更愿意聘用年轻工人。 对基建业大量的、银行资助的投资一直是中国支持经济增长的有利工具，但这在未来可能也不会奏效，因为越来越难找到有价值的项目。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挑战可能是，确保经济放缓的过程是逐步和可控制的，而不是急速和破坏性的。 中国经济增长部分源于中国意欲在科技、基建和教育方面赶上富裕国家。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都经过了相似的时期，经济快速增长最终将放缓。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帕金斯(Dwight Perkins)说，没有哪个国家能永远以8%-10%的速度增长，在所有的国家，这样的增长速度最终都会走到尽头。他预测了三十年前由市场改革催生的中国经济发展热潮。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平均每年增幅超过9%。帕金斯估计当前的高增长阶段最多还能持续十年。 中国经济增长一旦减缓，将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影响。拉丁美洲和非洲资源丰富的国家有赖于中国日渐扩大的市场。美国和欧洲等成熟经济体则将中国作为出口市场，也是新的投资目的地。 在中国内部，持续的高速增长令政府更轻易地推迟应对众多问题，从国有银行的贷款坏帐到城乡居民之间的巨大社会差距等等。中国最重大的政治交易一直很简单：坚持共产党的统治，换取经济繁荣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政府官员表达了计划一种不同的经济未来的必要性。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今年早些时候说，“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说，政府需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以便“促进国民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 最在人们预料之中的问题是适龄劳动人口持续了约35年的稳步增长将结束。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之际，劳动人口的增长推动了经济发展。据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数据，自70年代末以来，人口构成的改变每年为经济增长贡献了约1.8个百分点。不过该中心预测，到2030年前，劳动人口的萎缩每年将使经济增幅减少0.7个百分点。 ※ ※ ※ ※ ※ 大石门村的尹震和王树珍夫妇·Kersten Zhang/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在河北省北部的大石门等地，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已经到城市中工作了。王树珍61岁的丈夫尹震（音）说，他自己曾经是一名农民工，直到约五年前他的雇主开始选择更年轻的人而不再用他了。 随着劳动人口增长的放缓，农民工有了更足的底气与雇主讨价还价。中国央行今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农民工的平均工资同比上涨了17.8%。农民工通常从事最不需技能的工作，经济上没什么自主权。 工资的上涨将改善这些最贫困的城市工人的生活，还将增大服装、玩具等中国低端产品出口商继续依靠价格进行竞争的难度。出口商必须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以便弥补工资的上涨，并开始生产对价格较不敏感的更高端产品。 这就令贸易这个中国最主要的增长引擎之一处于承压状态。过去10年来，中国出口额平均每年增长21%。在未来几年欧美市场很可能放缓的情况下，中国将难以保持这样的增速。 杭州服装生产商桐庐富春江织造集团有限公司进出口部经理齐丽红（音）说，工资的上涨和政府下令实行的福利使她的劳动力成本今年上升了约10%。为了在不断紧张的劳动力市场上吸引工人，该公司开始修建更好的宿舍。 成本的上升加大了桐庐富春江织造集团有限公司走出全球经济低迷的难度。去年，该公司的年收入从2006年4,000万美元的高点减少至2,800万美元。对于纺织品和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如今有比中国更便宜的生产地。越南和巴基斯坦的平均工资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齐丽红说，我们可以看到有更多的订单流入低成本国家。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面临的又一威胁出现在海南省的海滩上。省会城市海口的写字楼虽然见证了上世纪90年代初地产业的兴衰，但与新建的豪华公寓和度假村相比则相形见绌。 度假 地三亚的半山半岛公寓起价约为100万美元，该项目的销售代理金达利筑地(Kinderly Real Estate)的营销总监徐能力说，中国人越来越富有了，正在学着如何消费。 半山半岛2009年每月平均销售额超过4亿美元，更多建筑正在拔地而起。徐能力说，每个人都认为这一行好做，希望进入这一市场。根据官方数据，今年对海南房地产的新投资增加了一倍多，海南房地产的价格平均上涨了50%。 人们越加担心海南和其他地区的房地产泡沫推高了房价。为了防范危机，北京方面正在要求银行提高抵押贷款标准，许多城市纷纷限制非本地居民购买房屋。 其结果是，销售有些放缓，尤其是最热点地区的房地产市场。但如果北京使用太多限制措施，或将损及就业岗位的主要来源──建筑业。 部分受益于道路、桥梁和机场等营建项目的增多，中国政府迄今在避免中国受到本次金融危机最严重冲击方面一直干得不错。 即使在实施经济刺激政策前，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44%，高于日本和韩国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所创下的水平，这些投资的回报率很大程度上关乎中国经济将如何增长。 但与前些年全国高速公路体系等第一批核心基建项目相比，新一轮公共工程项目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效用可能会下降。 山东省日益繁荣的港口城市青岛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城市建设。该市位于胶州湾的东部，只有向北部和西部发展的空间。沿胶州湾有一条公路，但经常堵车，为解决这一问题，地方政府已开始建设一条17英里长的跨海大桥，但成本是14亿美元，主要由银行贷款支持。 建设这座大桥的山东高速青岛公路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邵新鹏说，经济发展带动了交通，交通又推动了经济发展。 但有一条隧道也连接青岛市区和胶州湾西侧，它的长度更短，这座大桥面临着这条隧道的竞争。青岛大学经济学家闵正良对跨海大桥持怀疑态度，他说，花这么多钱只节省20分钟的车程，真是不值。 中国的银行体系为许多这样的工程提供了融资。去年的银行贷款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三分之一，今年有望相当于GDP的20%。过去两年新增贷款总计约为2.5万亿美元（在美国信贷热潮的高峰期，通过银行和信贷市场发放的新增贷款相当于GDP的18%，不过中国的经济发展更快。）由此导致的信贷负担可能将抑制中国未来通过银行贷款推动经济增长的能力。 过去30年中国通过不断进行经济改革，摒弃失败的做法，贯彻成功的经验，实现了经济繁荣。哥伦比亚大学全球研究中心驻东亚地区主管肖耿教授列出了几项必须进行的政策调整：改善社会保障体系、放松对能源和资本的价格控制，以及改变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他说，中国经济未来要实现可持续增长，确实需要非常巨大、深刻和持续的改革，我有点担心，但仍相当相信中国能做到这一点。 □ 华尔街日报 朝鲜是如何“维稳”的？·作者：颜昌海 自由朝鲜广播2010年6月29日援引朝鲜内部消息人士称，朝鲜咸镜北道会宁市近日突现大量谴责金正日体制的传单，会宁市保卫部紧急动员保卫部人员，到处回收传单。 消息人士称：“25日凌晨5点，会宁市保卫部向下书包委员们下达非常动员令，秘密地实施了回收传单的工作。”；“25日凌晨5点，道保卫部接到报告称，会宁市的某地区突然出现了大量传单，保卫员们正在彻底收缴传单。”；“会宁市保卫部当天上午11时完成了对传单的收缴和销毁工作。”；“道保卫部下令会宁市保卫部必须查明传单的来源并严格保密，不要让普通居民知道此事。”；“会宁市保卫部还在秘密地调查居民中是否有人捡到或读到传单并散布传单内容。” 如此看来，朝鲜内部的“维稳”，将开始大规模地针对国内普通民众。 此前，朝鲜的“维稳”，从公开报道的新闻上看，特征与趋向有三：一是以对官员的清洗来平息民愤；二是针对脱离金正日封建残酷统治逃奔西方、韩国、日本以及中国的民众；三是针对中国人。似乎很少见到朝鲜如何针对国内老百姓的“维稳”活动，相反都是动辄10万人对美国的示威游行等。 媒体报道，今年3月10日凌晨，朝鲜国防委员会突然召集劳动党副部长级、各省副相级以上高官乘坐大巴到位于平壤顺安区域的康健军校，在军校射击场里，曾经主导货币改革的劳动党计划财政部部长朴南基和副部长Kim Tae-yeong被捆绑在一起。高官们一看他们就知道国防委当局要实施公开枪决。一名目击者称：“朴南基被保卫部人员殴打，脸部肿起来，连眼睛都睁不开。旁边有曾经负责货币改革实际业务的劳动党计划财政部副部长Kim Tae-yeong被捆绑，嘴巴也被勒住。”审判部公布：“朴南基和Kim Tae-yeong两人并没有正确把握现实情况，盲目实施货币改革，这给党和国家以及人民经济带来莫大的损失，因此成立‘民族逆反罪’。”然后向每人发射9发子弹。 朴南基是在民意急剧恶化的时候突然被执行枪决的。他被枪决之前，朝鲜采取了关闭市场、禁止使用美元等货币改革后续措施，这致使国家机构和企业等接连关门，导致经济状况严重恶化。一位中国企业家表示，“2月去平壤时发现，除了高丽宾馆和羊角岛宾馆之外，所有餐厅都关门，险些饿死。”该企业家表示，“劳动党下属企业中也有很多因得不到分配而停工，街头出现饿死的人后，朝鲜以国防委员会的名义下达了特殊措施。”他所说的措施是指，人民军下令各军将军粮发放给驻扎地的饥荒地区，各地党组织也下令让指导员负责养活各个郡面临饥荒的人。据悉，根据这一指示，第一军负责黄海南道地区，第二军负责黄海北道地区，西海舰队司令部负责平安北道地区，他们开仓发放军粮，阻止了大量人饿死的事态。但恶化的民意并未因此而好转，而且也没有其他处理失败后果的手段，所以朝鲜当局只好把朴南基当成替罪羊。 这次，除朴南基和Kim Tae-yeong被公开处刑外，还有100多名高层干部因各种罪名被罢免，其中包括统一战线部下属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副局长 Park Gyeong-cheol。朝鲜国防委员长金正日可能一边推进大规模肃清工作一边宣传称：“干部作风不正导致人民生活困难。”朴南基被公开处决后，朝鲜干部社会饱受着其“后遗症”的困扰。据说，部分高层干部甚至愤怒地说“怎么能以这种方式处决劳动党干部”、“金正日彻底疯了”、“等到我们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也会这样被杀死”。 朝鲜当局从处决朴南基后的4月份开始全面动员劳动党宣传部，发表控诉干部不正风气的演讲称“当今共和国是只有干部过得好的国家”，同时开始展开大规模监察活动，以杜绝干部不正之风。这种状况持续了一段时间以后，干部社会从今年春天开始出现“缅怀金日成时代”的氛围。据说，很多干部露骨地指责称：“金日成时代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情”，纷纷怀念“金日成时代”。朝鲜内部一位消息人士表示：“从这种现象中可以看出朝鲜体制的支持者也开始渐渐远离金正日。”金正日将三次担任金日成责任秘书的崔永林（81岁）任命为新任内阁总理，和干部们缅怀金日成的氛围不无关联。 以对官员的清洗来平息民愤，成了朝鲜当局“维稳”的一招杀手锏。 近日，由朝鲜“脱北者”组成的民间学术团体“NK知识人连带”表示，朝鲜已向中国东北地区派遣了60人，成立20 个小组，逮捕已获得韩国籍的“脱北者”。 “脱北者”又称“逃北者”，原是专指从朝鲜亡命到南韩的人，现在泛指所有从朝鲜逃出来的人。据估计，在中国大约有1万1000名到3万名“脱北者”。据韩联社报道，“NK知识人连带”表示：“朝鲜称脱北者为越南者或叛逆，并指称他们在中国进行反共和国的阴谋”、“为了铲除这些叛逆，6月 27日向东北地区派遣了60人逮捕组。他们由保卫部、保安部、侦查局的工作人员组成，每3人一组。”相关人士还说：“中国吉林省某市的缉毒小组6月29日逮捕了3名朝鲜人，并查出了携带的15公斤毒品，但是在调查过程中，嫌犯自称是前来逮捕脱北者的逮捕小组。”报道引述消息说，逮捕活动由朝鲜保卫部主导，目前在沈阳、丹东、长春、延吉等地展开活动。 自2009年11月开始，朝鲜对具有反金正日体制倾向的“脱北者”进行“扫荡”，“脱北者”失败后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譬如送去集中营羁押受虐，甚至被判为 “叛国罪”而受到极刑，其在朝鲜的家属亲戚往往也受到牵连。 有分析认为，朝鲜以2009年11月下令暗杀前朝鲜劳动党书记黄长烨为信号，开始了对“脱北者的扫荡”。前朝鲜劳动党秘书长黄长烨，是朝鲜叛逃的最高级别的官员。他曾经是金正日的父亲金日成的心腹，也是金正日的导师，负责他的教育。黄长烨对金正日的评价是：“金正日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为紧紧抓住权力会不惜一切代价。”黄长烨还认为，美国和朝鲜在1994 年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个错误，因为只要美国继续向朝鲜提供经济援助，金正日就会把援助用来制造更多的导弹和核武器，因为他绝对不是愿意和平相处的那种人。 韩国中央大学教授李祚远表示，2009年11月至12月，朝鲜国家安全保卫部首席副部长禹东测和人民保安相朱相成先后访问中国，可能同中方就脱北者问题进行了讨论。“尤其是在国内定居的脱北者暂时前往中国后失去联系的情况，仅今年就发生3至4起”。另据朝鲜内部消息人士称，朝鲜政府已经向各地区公安机关下达通知“彻底惩罚脱北者等民族叛逆势力”。此后，朝鲜全境开始大力查处与脱北者等外界联系的居民。生活在朝鲜中国边境的脱北者家属被驱逐到内陆，三、四年前被发现与外界通话的居民再次接受调查。 朝鲜政府并通过“民族和解协会”发言人谈话，一一列举韩国脱北者团体实名，公开威胁说“将成为第一个处决对象”。朝鲜安全部门一位官员介绍说，政府对脱北者采取如此强硬的措施，是由于朝鲜认为“以黄长烨为首的脱北者的‘反金正日’活动已经达到了威胁朝鲜体制安全的程度”。在“脱北者”散发的对北传单内容中，包括在朝鲜人人避讳的“金正日家谱”等。这些传单对继承人金正云的偶像化工作，是一项很大的阻碍。对北电台有关负责人表示，“脱北者出身的播音员用朝鲜居民容易理解的语言进行播音。在最近的脱北者中，有不少人是在偷偷听取对北广播后决心离开朝鲜。”目前，共有13至14家电台面向朝鲜播出。韩国内的脱北者人数即将超过2万，在中国等国，也有3万至4万多名“脱北者”。 针对脱离金正日封建残酷统治逃奔西方、韩国、日本以及中国的民众进行扫荡，是朝鲜“维稳”的一大重要而色。 此外，有消息称，朝鲜当局因为对中国的对朝谍报活动深感不安，2002年开始由国家安全保卫部组织实施“捕杀中国狗（间谍）”的行动。6月28日，朝鲜“脱北者”组成的民间学术团体“NK知识分子连带”说，金正日2002年6月通过写给国家安全保卫部的信件下令，全体国家保卫部要开展“捕杀中国狗（间谍）”的工作。当时金正日指出，“随着经济困难，人们的国家观日渐淡薄。中国的坏蛋们趁此机会收买见钱眼开者，加强对我们的谍报活动。”消息人士说，正是从那时起，国家保卫部写给金正日的报告书上开始出现“中国的坏蛋”、“中国狗” 等字样；“表面上似乎加强朝中之间用鲜血打造的友谊，但是事实上，他们把中国当成是敌对国家”；“保卫部进一步加强了对隐私旅行者、贸易业者、走私人员们的监管力度”；“当中国开始加强朝中边境地区的武力时，朝鲜当局认为那是中国和韩国合伙腹背夹攻，表现出极度的紧张。” 消息人士强调，货币改革后，朝中之间的不和谐音符日渐加强，中国对朝鲜的鄙视日渐凸现；随之当局下令，相比于韩国、美国间谍，更需要严格监督“中国狗”。 最近的国际新闻似乎也印证了上述朝鲜内部人士的说法。据媒体报道，2名中国商人在朝鲜慈江道晚浦市遭到保卫部的逮捕，在接受间谍嫌疑的调查过程中，6月20日被殴打致死。这2人是中国吉林省集安市的商人，他们以旅游的名义抵达朝鲜，但却脱离了旅游的路线，进入军事装备的制造区，在军工企业的工人家中住了10多天，经举报，遭到逮捕，当时身上携带照相机和录音机。据悉，包括朝鲜族等不少中国人以旅游的名义前往朝鲜，然后脱离旅游路线，深入朝鲜境内兜售他们随身携带的商品，该行为被俗称为“跑单帮” 。上述2名商人在逮捕时曾表示，照相机和录音机是兜售的商品，但是朝鲜保卫部不但没有接受兜售商品的辩白，反而活活地打死了2人。 朝鲜消息渠道说，事故后，朝鲜向中国方面交代了间谍活动和相关调查，中国则要查尸验证，但被朝方予以拒绝。 由此可见，朝鲜“维稳”的又一个特色，就是直接针对中国人。 2名中国人在朝鲜被打死并非偶然，6月4日朝鲜军队在边境也开枪打死了三名中国人。事发后中国媒体一直沉默，直到6月8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才证实了中国边民遭朝鲜军人枪击事件。并说中方“高度重视”，立即向朝方进行了“严正交涉”。同一天，中国《环球时报》记者在丹东官方协助下报道此事。该报道说，遭枪击的中国船只在晚间开到朝鲜新义州附近，船上的边民用朝鲜语与对方来人搭话，在手电筒光照下，才发现对方是朝鲜边防军。朝鲜士兵没有确认来者身份就开枪了。报道中，《环球时报》还说，“据说这人是拿朝鲜护照长期在中国居住的朝鲜人。”《环球时报》引述当地不明身份的“知情者”说，中朝边界经常发生这类事件；“越界捕捞者或搞非法贸易的人员被朝方追赶时，有时因为紧张导致翻船淹死。也有时朝方人员上船查没时，中方人员与其发生争执而受伤等。”当地官方转述朝方解释：因“天安”号事件，朝鲜方面提高了戒备，中国边民讲朝鲜语，又身穿迷彩服，朝鲜士兵有可能以为是韩国间谍，所以就开了枪。据说，朝方表示“愿意慰问和抚恤死伤者家属，同时希望不要因为此事影响中朝关系。” 官媒的“朝鲜士兵有可能以为是韩国间谍，所以就开了枪”，似乎振振有词。但中国人在朝鲜境内被活活打死，理由却是“中国间谍”。不知道现在官媒又有何说辞？！ 众所周知，朝鲜战争在中国被称为“抗美援朝”， 至少数十万中国青年战士为援助朝鲜而牺牲。就在抗美援朝60 周年的今年6月，多名中国人在朝鲜被打死，让人意识到牺牲至少数十万中国人的边际效益已经全部消失，朝鲜根本不领情，也不买帐。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作家赫塔·穆勒在接受韩国文艺季刊《文学村》的采访时说：“朝鲜的恐怖、贫穷的规模和状态让人无法想像。感觉无异于大型收容所。”穆勒痛批朝鲜称：“朝鲜已告别历史与文明。”北京艺术家艾未未在朝鲜军队枪杀中国平民后评论，“俄国海军开炮打死许多中国船民还沉了船，这次朝鲜又击毙了几个倒爷，（中国）富了却仍被恶邻们调戏耻笑。” 这中外两位著名文化人的评论，一庄一谐；但都值得中国人认真思考。 —— 原载: 作者博客，《纵横中国》刊登日期： Friday, July 16, 2010 有些词是不能说的·雷颐 名目繁多的各种“禁忌”是人类社会自远古以来的普遍现象，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的经典著作《金枝》将原始社会的禁忌行为作了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其中之一，就是词汇的禁忌。直到现在，所有社会仍有各种各样的词汇的禁忌。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种种禁忌，包括词汇的禁忌，毕竟是越来越少。因此，词汇禁忌的多少，往往可作为时代、社会“发达”与否的标志之一。 中国的词汇禁忌史来尤多，不知避讳就身陷牢狱之灾，许多人还因此丢掉脑袋。由于禁忌的有关规定并无严格的“法治化”，为官家提供了操作空间过大的“自由裁量权”，百姓稍不留意就可能犯禁罹罪。例如，对帝王姓名避讳的惯例是讳名不讳姓，但李唐王朝就曾讳“李”。所以开元三年、十九年朝廷曾两次 “禁断天下采捕鲤鱼”；曾有规定“取得鲤鱼即宜放，仍不得吃”，有卖鲤鱼者被杖六十，盖因“鲤”为“李”也。所以，鲤鱼也被改称“赤公”。宋代苏轼的《庐山二胜·开先漱玉亭》中即有“愿随琴高生，脚踏赤公”之句。安禄山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所以唐肃宗李亨对“安”字甚恶，认为有害天下，故将许多有“安”的地名改为他名。据著名史学家陈垣在《史讳举例》中的不完全统计，30多处地名中的“安”字被改，如将安定改保定、将安化改顺化、安康改汉阴、保安改保宁、遂安改晋康……中国官权向来强大，甚至地方官也可要求属下、百姓避其名讳，州官田登不许人用“灯”字，于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已是尽人皆知的成语。 说来有趣，清王朝是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入关，定鼎中原，曾被中原“华夏”视为“狄夷胡虏贼蕃”等，因此清初对这些字深深忌讳。如明末的“红夷大炮”，清政权改为“红衣大炮”，直到“盛世”乾隆时编纂《四库全书》，还对书中的虏、狄、夷、胡等字作了改、挖。虽然雍正、乾隆对此都曾明确表示不以为然，但编书的史臣对真实的 “圣意”体会至深，仍不敢不改。从清初对这些字的改、挖，到雍正、乾隆表示不必改、挖而编书史臣却仍然改、挖的这段历史，可以看到原本属“狄夷胡虏”的清政权入主中原后、又以“华夏”文明代表自居的矛盾心态。 随着统治日久，无人否认清王朝是“华夏”正统时，这些词汇才“脱敏”，并在鸦片战争之后“强化”，“严夷夏之防”思潮再起，因为此时的“狄夷胡虏”所指的是侵略中国的西方列强，清王朝已俨然成防止“用夷变夏”的“华夏”的捍卫者了。翻来覆去，当它对自己是“华夏”正统不够自信时，“狄夷胡虏”便是禁忌，至少是“敏感”；当它对自己是“华夏”正统充满自信时，这些词便全部“解禁”。 对“反清”的太平军，清政府规定自然不能“直呼其名”，不是“贼”就是“发匪”、“发逆”。而太平天国也是等级森严，禁忌词汇种类之繁，字数之多，范围之广，执行之严，较之历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同样规定称敌对的清政府只能为“阎罗妖”，清官为“妖头”，高官为“大头妖”，清兵为“妖兵”，清军营为“妖穴”。还规定“鞑”、“咸丰”等字样都要加上反犬旁。 国共相争最激烈之时，彼此也忌讳“直呼其名”而互称为“匪”。这种情况，延续数十年。对此现象，著名民国史专家杨天石写道：“‘蒋匪’与 ‘共匪’，其核心为一个‘匪’字。”（《摆脱“土匪史观”，跳出“内战思维”》，2007年11月29日《南方周末》） 在“史无前例”的“全面专政”年代，认为有毒、有害的禁忌词汇瞬间暴增，从暴风骤雨般的商店、街道改名运动，即可略窥一斑。从1966年8月20日开始，北京红卫兵在“伟大号召”下冲上街头，开始“破旧立新”，给许多商店、饭店、街道强换新名。8月23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的长篇报道，同时发表了名为《好得很！》的社论，热烈赞扬说，“这是振奋人心的大事，这是大快人心的喜事”。因为“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依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随后几天，《人民日报》连续发报道、社论、评论，赞扬红卫兵“横扫‘四旧’的革命风暴”。据报道，北京的长安街改为“东方红大路”、王府井大街改为“防修路”后又改为“人民路”，景山东街、后街改“代代红路”，天坛路改“曙光路”，白石桥至中关村叫“文革路”……同仁医院改为工农兵医院，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友谊医院改为反修医院，宣武医院改为东方红医院，清华附中改为红卫兵战校、王府井百货商店改为北京市百货商店，颐和园改为首都人民公园，全聚德改为北京烤鸭店，东安市场改为东风市场，荣宝斋改为人民美术出版社第二门市部，天桥剧场改为红卫兵剧场，蓝天时装店改为卫东服装店…… 几天之内，改名风暴席卷全国。连四川名菜“麻婆豆腐” 也被改为“麻辣豆腐”，成都的陈麻婆饭店改为文胜饭店，寓意“这次改名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穷乡僻壤，森山老林，也难以能免。产于福建武夷山深处著名的武夷岩茶“大红袍”也曾被迫改名。由于“大红袍”散发着“中状元，加红袍”的“封建毒素”，红卫兵来到茶树前要砍掉此树，崇安县茶叶局茶科所管理人员吓得不知如何是好，突然有人想起毛主席也喝此茶，就对红卫兵解释说毛主席也喝过大红袍，所以“谁敢砍大红袍茶树，谁就是阶级敌人”，这才使大红袍茶树免遭砍伐之灾。但是，红卫兵还是勒令树名必改，一位吴姓生产队长想起了新近发表的毛主席词《卜算子·咏梅》，歌颂梅花，而且在“文革”中梅花被认为是非常革命化的植物，“是当时红极一时的政治符号”，于是提出将“大红袍”改为“大红梅”，终于顺利“过关”。但不久，问题却接踵而来，原来“大红袍”相当部分出口海外，改为“大红梅”后引起海外误解，严重影响出口创汇。想来想去，茶科所人员又将“大红梅”改为“大红岩”，既具“革命色彩”，又贴近“武夷岩茶”。“观音”也是封建迷信，所以“铁观音”也改名为“铁冠音”（邹全荣：《“大红袍”险遭“文革”浩劫》，2008年11月25日《人民政协报》）。 改得最多的，恐怕是人名了。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为女红卫兵宋彬彬改名“宋要武”后，改名风潮霎时涌起。连“文质彬彬”都属政治 “不够正确”，那富贵、进财、光宗、耀祖、仁智、孝悌、淑芳之类，就不必说了。直到“文革”后期，江青还为人“改名”。据胡学常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管的《百年潮》杂志2005年第4期发表的 《江青与小靳庄》中说，1974年6月，“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正在高潮，江青来到小靳庄。这时“孔”、“周”等也成忌讳。“面对每一个人,江青几乎都有 ‘正名’的冲动”，女社员王淑贤刚自报家门，江青就说又有淑又有贤，《三字经》里全有，要改成“王树先”或“王先”，由其任选一个。有于瑞芳者，江青认为 “瑞”字特别要不得，同样透着《三字经》气味，于是为她改名“于芳”。老贫农魏文忠刚报告“我叫魏文忠”，江青就批评他的名字太封建，后来这个老农自己给自己改名为“魏文中”。王孝岐这个名字更把江青吓了一跳：“啊呀！你这个‘岐’字改了吧，周文王啊！”最终，王孝岐改名“王灭孔”。妇代会主任周福兰是负责接待江青的人员之一，江青见面就问她的姓名，然后说：“你这个名字太封建了，我可要造反了。”遂为其改名“周抵周”或“周克周”，要“抵抗奴隶主头子周公”，或者 “克制周公”，“用咱们这个周，克制他那个周”。 “文革”后，词汇禁忌锐减，地名、商店企业名和人名大多重新改回旧称。不过，在某些时候，仍会有某些“敏感”。邵燕祥在 《百年潮》1999年第7期发表《何必改词》说，有次他在电视中看在北京直播的《黄河大合唱》纪念性演出，结束时，齐唱 《团结就是力量》。这支歌他会唱，歌词也能记诵：“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他在电视屏幕前跟着哼唱，但是，“唱着唱着不对了，再唱第二遍时，仔细盯着字幕看，发现原歌词中的‘向着自由’被改成‘向着胜利’了”。在介绍了这首唱遍全国多少年歌曲的背景后，他感叹道：“我真不明白，到了本世纪的九十年代末，为什么要去改掉五十多年前唱遍全国的一首歌曲中的‘自由’两个字，以为这样就能改变人们的历史记忆，就能抹煞当时革命者和爱国者们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吗？” 王辑志是我国IT业前辈、著名语言学家王力之子，2006年10月31日他在自己的博客中发表博文 “不能理解的禁止”，他写道：“我常用北京移动网站来发手机短信，这样比在手机上输入短信内容方便些。现在我在南宁，住在我姐夫家，在民主路。明天我要去老家博白参加他们举办的客家文化节，他们来车接我。刚才我用上述网站发短信，告诉他来南宁民主路来接我。但是短信发送失败，理由是：您的短信内容里含有不许发送的内容。我把‘民主路’三个字去掉之后，短信就发送成功了。于是，我还要用别的手段告诉对方我的地址。真的不明白为何不许在短信中出现‘民主’两个字？”但经历过“史无前例”的他毕竟具有历史感，对此虽不理解，却不否认时代的进步：“这种做法，我觉得很可笑。不过，社会毕竟在进步，回想起‘文革’期间，如果用废报纸包东西，被发现报纸上有主席相片，会被批斗。如果不小心打碎了主席的石膏像，甚至要被定罪为反革命而进牢房。” 词汇禁忌史不绝书，一直是历史研究的对象，这种研究也是史学家应该掌握的基本功之一。“禁忌词”包含的历史信息至为丰富：可以校勘历史文献年代，探究时代特色，窥视社会特点，观测政治风云，分析文化政策……而最重要的意义，两千五百多年前老子的短短一句话早就一语道尽：“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畔。”（作者：雷颐） 转自加拿大华人网www.sinonet.net 2010-07-21 来源：经济观察报 省委门口警察打人没错，错在打了领导夫人？·胡克 “打错门”，就是强权力与弱权利背景下的一出乌龙。官员家属似乎是可以受到权力的庇佑，但是在“强权力、弱权利”背景下，他们也有可能成为失控权力的受害者。 6月23日 上午，湖北省政法委综治维稳办某领导的妻子陈玉莲到省委办事，省委大院突然冲出6名便衣警察，不由分说，在大门口对陈玉莲围殴16分钟。事后警方称打错人，“纯属误会”。有网帖则称，公安便衣是把领导家属当做上访对象给暴打了。公安领导前去医院道歉说“没想到打了你这个大领导的夫人”。有人当场反问，“领导的夫人不可以打，那老百姓就可以打了？” “打错门”真够乌龙，首先是因为人民警察在省委门口公然违法施暴。省委大院，应该是一省范围内具有最高政治权威的场所，本应该是“法治首善”之地，一切公职人员包括警察本应该严格遵守法律才是，一切守法的公民在这里应该最安全才是。但是，从湖北省委大院冲出的六名干警，出手不逊，见人就打，完全是“黑社会”的做派。在女事主陈玉莲及其他人讲明身份的情况下，6人仍不住手，还叫嚣“即使是省长夫人也照打”！据记者调查，打人的6名警察是公安部门设在省委大院的“信访专班”人员，他们的职责是维护治安秩序，如一旦发生冲击省委大门，由他们来维持治安。58岁陈玉莲仅仅是来省委办事，连上访都不是，更不用说扰乱秩序或“冲击”省委，却突然遭此毒手。六名警察到底履行的哪门子职责？退一步说，即使是群众来省委上访，就应该不由分说先暴打一顿？“打错门”发帖者分析说，打人是“正常的”，只不过今天打错了，所以是“误会”。“信访专班”的名头如果真的暗含这种杀机，它本质上就是法治耻辱的标签，政治权威的公信将遭受重创，因为它似乎是在默许对上访者直接施暴，即使是在省委门口。 “打错门”够乌龙而且遭受严重质疑，还因为警方事后所谓“误会”的说法。“没想到打了领导夫人”的说法让人产生强烈质疑：领导的夫人不能打，即使错打了，也会及时纠正并道歉，但如果是普通老百姓，打了就白打或者就该打？厅级官员的夫人被错打，各方的确够重视，公安去医院道歉，政法委数位领导查看打人录像，当事六警察也不断找被打者乞求高抬贵手。但是越是这样，受伤者家属就越是质疑：如果一个普通人被打，他们能这么重视吗？ 家属及网民质疑，完全是因为我们公权部门大量存在“区别执法”行为，一些执法者首先要看执法对象是不是有权力背景、是否有钱有势。如果对方有背景，执法就会谨慎许多。如果对方是平民百姓，就无所顾忌甚至执法犯法。近来媒体报道了不少警方扫黄的新闻，“小姐们”或者被公布裸照、姓名，或者被绳索牵缚游街，毫无尊严可言。卖淫固然违法，但警方公然践踏公民尊严、执法犯法，也令人震惊！公安为什么敢这么做？无他，正是因为小姐属于社会底层，无权无势，肆意践踏就是了。我们大概都不会同意将湖北省委门口便衣警察打人视为“执法”，但是不管警察是否在正常执法，违法施暴背后的“区别对待”逻辑是一致的。 “区别对待”、违法施暴，其背景则是“强权力、弱权利”的社会现实。不受制约的权力无所不能，张牙舞爪，十分强大；而公民的权利却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与强大权力相比相当弱势。权利不能有效监督权力，反而会受到权力的伤害。“打错门”，就是强权力与弱权利背景下的一出乌龙。官员家属似乎是可以受到权力的庇佑，但是在“强权力、弱权利”背景下，他们也有可能成为失控权力的受害者。因为他们首先也是公民，他们的公民权实现也要依托既有的制度环境。他们受到的权力庇护，但也会暂时失效。相反，如果普通公民权利得到严格保障，领导夫人被错打的乌龙就不会发生。所以还是老话，当前制度建设的重点就是，制约权力、保障权利。 □ 观察 “打错门”里的“仇民式维稳”何其丑陋·毕诗成 “大水冲了龙王庙，公安便衣把省委政法委领导家属当上访对象暴打了！而这事就光天化日下发生在湖北省委大门口。”6月23日，武昌公安分局派驻湖北省委大院的6名便衣警察“错打”了湖北省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副厅级干部）58岁的妻子。令人咂舌的是，公安方面领导到医院道歉时称打人纯属误会，“没想到打了你这个大领导的夫人”，当场就有民众反问：“领导的夫人不可以打，那老百姓就可以打了？” 这是何其戏剧性的一幕！大家都说“打错了”，如果挨打的不是“大领导夫人”，而是正来上访的老百姓，即便打残打个半死，是不是也算“打对了”？是不是也就没什么新鲜感连“新闻”都算不上？有网友调侃，以后领导和领导家属靠近政府大院时身上应该挂个牌子——— 我是有身份的，不要打我。调侃很俏皮，现实却很苦涩：若真沦落至此，老百姓又能挂什么“护身符”呢？ 这哪里是误会？这哪里是打错？这分明打出了一堂生动鲜活的 “揭丑课”——— 将当下一种“仇民式维稳”的丑态暴露无遗。拳头落在副厅级干部已退休的家属身上，是偶然；拳头落在普通上访者身上，却是必然？“简直就像一群疯狗”“看上去完全就是黑社会”——— 这是挨打者的“心得”，描述的竟是设在省委大院“信访专班”的人民警察。而从不假思索就拳打脚踢16分钟，以及打完人后迅速送到信访中心公安室等一系列娴熟操作来看，他们对上访者“发飙”绝不是第一次，只不过以往冲的不是“龙王庙”，冲的都是小百姓的破屋烂灶罢了。 不由得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生活于中国当下，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一生不遇冤屈事儿，是不是信访到了省委门口，或者偶然走在政府门口掏出手机打电话，就可以视为“扰乱社会治安”的潜在暴徒，列为“来一个暴打一个”的对象？这哪里是维护社会治安？这分明是以“维稳”之名，行粗暴截访之实！以往我们对基层政府不择手段、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到处“截访”有所耳闻，今日观之，他们的野蛮还是超越了我们的想象，已经几近于“非法”且见不得人的丑陋——— “某些警察犹如黑社会”，让人无语！ 前几天媒体曝光，长沙一位房产局前副局长在日记中记录了一位副区长的雷人之语：“对待上京上访人员，请公安按敌对势力办。”现在看来，把上访百姓当成“阶级敌人”的大有官在！我们不时有所耳闻，某某上访者被送进了精神病院、被关进了党校柴房、被软禁在宾馆……我们无法想象，在某些基层政府维稳安排中，让人民警察穿上便衣，杀气腾腾“摆平”上访者，具有多大程度的普遍性？是不是象此处常设“信访专班”一样，已经成为一种维稳经验与制度安排？ 据报道，打人的6名警察目前“下岗、停职、反醒、等候处理”——— 让几个“小喽啰”买单能有用吗？他们不过是“仇民式维稳”思路下被滥用的“打手”罢了。某种角度讲，如果赋予了“信访专班”的便衣警察这种挥拳头的权力，那么“打人”就是分内职责，他们“错”只在于该打普通百姓，却误打了大领导家属。更大的“错”在哪里？该谁负责？不会不了了之了吧？ “打错官太太”犹如一出戏剧，带出的问题沉重无比。这绝不只是普通的治安案件，它暴露了民众信访权利、公安司法滥权、一些地方政府暴力维稳等一系列政治、社会命题，形态非常丑陋，民众非常不满。严惩打人者只是最起码的一步，清理民众诉求道路上的暴力陷坑，清理那些把老百姓当成敌人的维稳举措，才是掌权者更该干的事儿。拿出刮骨疗伤的勇气，而不是懦弱地把丑态遮盖起来——— 希望对大领导夫人的 “乌龙暴打”，能带来维稳制度上的彻底反思。 ── 原载 凤凰网Thursday, July 22, 2010 他人的經驗與我們的現實——有關米奇尼克中國對話的幾點思考·何清漣 最近，波蘭民主轉型時期的代表人物、“自我克制的革命”理論的倡導人米奇尼克先生訪問中國，與中國部分自由知識分子及維權人士開展了兩場對話（一次座談與一次推特對話）。從兩次對話的內容來看，我感覺與其說讓中國民主邉拥南冗M（包括本人在內）在這次對話中找到了可資借鑒的經驗，還不如說讓大家看到了波蘭與中國社會政治轉型的巨大差距。有時候認識差距也是一種必要，因為只有認識到差距才會知道他人的經驗有多少可資借鑒。 米奇尼克在兩場對話中主要是答問，思路隨問題而生，比較零散。但其中的核心觀點可以概括為︰“只有依靠黨內改革派才能實現非暴力轉型”，其余“要有力量，有對話的意願，還要有耐心”；“面對共產黨，我們缺乏想象力”等都是圍繞這一觀點的闡發。 一、“只有依靠黨內改革派才能實現非暴力轉型” 米奇尼克首先聲明他不了解中國（從後面的談話看，這並非自謙之辭），因此他的所有判斷與建議確實只能依據當年他在波蘭民主化進程中積累的經驗。因此，參與並讀到這些對話的人士只能根據中國現狀來判定哪些建議可行。 7月9日 北京座談會的主題是“分享波蘭社會轉型過程中的聯合、 非暴力與和解”，其中“只有依靠黨內改革派才能實現非暴力轉型”應該算是米奇尼克的重要告誡。米奇尼克還談到︰“我認為，波蘭的模式對各位來說，應該是一個很有興趣的模式。圓桌會議就是一個既不毀滅國家又能消滅專制的方式。各位一定要組織一個公眾輿論的機構，輿論是力量聚集所在。”米氏所談到的，中國異議人士與維權人士其實都早就想到了，近年的網絡輿論與以南方報系為主的一些媒體都在努力踐履。與中國知識界早在80年代初就成形的“必須借助于體制內的改革派，形成從上到下的合力”的策略相比，米氏建議亦無新意。事實上，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各界包括政壇精英，一致承認中國社會當時正處在從專制逐漸向民主過渡的社會轉型期，除了胡耀邦、趙紫陽被公認為中共黨內改革派的領袖人物之外，連鄧小平都被視為改革派的強大主心骨，陳雲、鄧力群等人及其周圍人物則被視為黨內反改革的代表人物。當時中國知識界提出的“借助于體制內改革派”的策略，不僅具有一定現實基礎，亦較好地付諸操作，黨政分開、政企分開成為當時改革重點，深圳蛇口甚至一度創造“小政府、大社會”的模式。 但自1989以後至今，從江朱到胡溫， 其經濟與社會分配政策日益向利益集團傾斜，意識形態上更是明顯地一步步向左回歸。盡管知識精英中的民主派日漸式微，但異議人士中的溫和派倒是從未放棄“借助于黨內改革派力量”的想法，問題是他們自己可能也無法確定哪些人才是黨內的“改革派”的代表人物。目前要在中共黨內高層找出主張政治轉型的“改革派”，確實得發揮非凡的想象力，至少應該具備類似清雍正時期湖南儒生曾靜策反岳鐘麒的那種“想象力”。其實，米奇尼克提到的對共產黨的“想象力”，在中國民間從來就不缺少，上世紀80年代民間對鄧小平、“六四”期間對萬里、90年代中後期對朱**基都曾寄以厚望。胡鍧齻湮黄陂g直至上任兩年後，對其能力與志向發揮“想象力”的不僅是中國社會，還有國際社會。許多文章的豐富“想象力”，可能讓作者自己都不願意再回頭檢視。充滿深情的“胡哥”之稱從互聯網上消失只不過是昨日之事。 二、自我克制的革命與中國非暴力革命理同勢不同 米氏談到︰“波蘭有天主教因素，很有力。自由邉尤笠蛩丞U知識界、工人和天主教。歷史上講，波蘭工人邉佣际亲园l的，比如60年代，沒有政治上的結果。”“沒有力量的真理是無法說服當權者的，我們首先要有力量，有對話的意願，還要有耐心。我深信，中國必然會發生民主化的變化，要不，通過協商；要不，通過沖突。” 這里應當稍稍介紹一下波蘭轉型前的社會狀況。在共產黨國家中，波蘭率先出現了具有大規模號召力的民間組織團結工會，當時米奇尼克提出的“自我克制的革命”理論成為團結工會的行動綱領（也是波蘭民主化進程的行動綱領）。但這一切並非從天而降，此前的波蘭已經歷了長達20余年的一系列變革。在政治上，1956年波茲南事件後，波共開始了政治上的改革，1957年1月進行了新的議會選舉，開始實行了差額選舉制，意識形態控制明顯放寬，民主化思想如春潮涌動，在國際上造成相當影響。其間雖然經歷了哥穆爾卡的鎮壓，但其後任蓋萊克執行了一條更大膽的改革路線，政治透明度大大提高。正因為當時的波共領導層保持了這種開放姿態，米奇尼克才確定了他的行動綱領︰不要求建立民主，而是贏得自由；不向共產黨奪權或分享權力，而是限制共產黨權力的範圍，並在共產黨政府之外開闢出一片自由的活動空間，建立起真正的民間社會。“甦東波”到來時，波蘭的國家與社會已成二元對立之格局︰國家（即政權）掌握在共產黨手里，而社會卻已經是民主派的天下，執政黨和反對派形成分庭抗禮之局。在此背景下，米奇尼克提出的“自我克制的革命”這一斗爭策略，並非一廂情願的想象，而是審時度勢之後的明智選擇。 正是在知識界、工人和天主教這三者合力推動之下，波蘭最早實現了由共產極權轉入自由民主的偉大變革。但這些因素在當今中國全數缺位。中國沒有能影響大部分社會成員的宗教，知識界的主流已成為政權的同郑F階段的工人“邉印敝皇菫榱思有降扔邢薜慕洕康木奂範�****如果說1976年瓦文薩與米奇尼克在建立團結工會之初時就提出“反對所有旨在社會及經濟方面要求的罷工”的戰略，那麼在中國現階段，除了經濟方面的要求比如加薪與工資談判權等，幾乎再也沒有其它可以將工人組織起來的動員口號。即使是有意避開敏感政治問題（如不談自由民主等政治改革要求、不談“六四”、不與敏感的國際組織聯系）、希望“脫敏化操作”的維權活動，目前也因中國政府當局有針對性地實施“政治問題非政治化處理”而幾乎陷入停滯狀態，中國的民間社會是如此弱小，根本無法凝聚成任何讓政府感到威懾的力量。 而與民間力量分散弱小相對的是當下中國政權的異常強大︰中共掌握了政治、經濟與所有的社會資源，國家牢牢地控制著社會，不允許民間結社，在中國從事環保、慈善、醫療救助的外國NGO一律被政府視為“顏色革命的工具”，想方設法限制其活動。經濟發展成果也被用來強化政權的壓制力量，2009年中國政府投入的“維穩費用”高達5,140億元，佔GDP總量（335,353億元）的1.53%。比較一下同年教育經費只佔GDP總量的3.48%這一事實，從中可以看到中共擔心亡黨的恐懼感之強烈及其不惜一切代價保持執政權的決心。從江澤民時代開始，當局就把將一切反對力量扼殺在萌芽狀態確定為治國戰略。由于各種源于對社會不滿的泄憤型報復事件頻發，今年5月30日，政府竟借《**望》新聞周刊宣布中國有1億多精神病患者需要逐步收治，為了保持政權穩定，將整個國家變成“第六病室”亦在所不惜。 徐友漁一直崇尚和平轉型，主張耐心等待中共變革。在這次座談會後他接受自由亞洲電台記者采訪時卻表示︰“當他（米奇尼克）談到和解的時候，我最大的啟發是中國現實條件和當時波蘭的條件是完全不一樣的。一方不能絕對壓倒一方的時候，才能提和解，但是如果現在統治者自認為可以使用暴力絕對壓制對方的話、根本沒把對方當一回事的時候，談和解是不行的。你知道中國近年也有很多人提和解，並成立了一些相關的東西，理念上我當然是贊成的。談和解要掌權者對你有一定程度的尊重、有一定能力讓他們認真傾听你的聲音，如果沒有的話，現在談和解純粹是一廂情願的。” 三、波蘭經驗能夠適用于中國嗎？ 在甦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相繼垮台之後，亞洲共產黨政權卻頑強地延續下來，中國更是藉經濟改革獲得了更強大的生命力。中國民主先進們的思考並不輕松，“為什麼東歐能夠完成政治變革而我們中國卻不能”成了壓在他們心頭的一塊巨石。 與前共產主義國家的民主邉酉闰寕兘涣飨嚓P經驗，對于中國的民主先進們絕對必要。但如果因為人家的成功就罔顧國情地將其所有經驗奉為圭皋，確實又有膠柱鼓瑟之嫌。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毛式共產主義革命與甦聯十月革命都屬于原發性的，在這兩個革命的搖籃里，崇拜威權與暴力革命都有深厚的社會文化基礎，去除其影響非常不易，比如已經完成民主化的俄羅斯在普京的強權統治下有回歸前甦聯的明顯傾向。而波蘭、捷克、東德等國的共產黨政權則是甦聯在二戰後用坦克機槍送進去的，即外部強力輸入型政權，統治者絕大多數是經過甦聯政權挑選出來並在莫斯科培訓的“代理人”，共產革命在這些國家本就缺乏原發性基礎。作為“甦聯代理人”的共產黨政權始終面臨本國民族獨立和社會自由的強烈訴求。顯然，在這兩種國度里祛共產主義之魅的難度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波蘭本土並無共產主義革命的基礎，這個國家歷史上的災難大多由外國制造，其中也包括曾經吞並其大片領土、殘殺波蘭數萬精英的甦聯共產政權。正因為如此，它與捷克一樣，無論是當政的波共還是民間力量，早就與莫斯科離心離德。也因為如此，米奇尼克得以在波共統治下致力于創建一個“公民社會”，並在時機成熟時推動整個國家脫離甦聯陣營，實現波蘭國民數代人的獨立自由夢想。但米奇尼克如果生在中國，恐怕就沒有這種好吡恕Ｖ袊R界關于這一點的思考由來已久，早在2004年，“畢巧林”在“米奇尼克方式適于中國嗎——讀書斷想”一文中就談到︰“東歐的統治者與民眾之間有許多可以相互妥協與談判的因素，除人道主義傳統和基督教民主主義而外，民族主義——對甦聯嚴密控制的共同反感，恐怕也起作用。這使統治者不想過多地加害民眾，不想成為歷史的罪人。亞洲一些類似國家不具備波蘭和東歐的條件。更重要的是它們的權力階層是最自私、最沒人類意識、最無現代政治理念、最無能，因而最喜歡用最凶殘、最簡單的辦法解決社會問題的一群。因而對他們不可抱有希望。他們從青年時代起就都是小爬蟲，現在也不會有多大改變。按米氏和哈氏的辦法，在亞洲很容易變成犬儒主義。”希望了解中國社會的犬儒病如何形成，胡平的文集《犬儒病——當代中國精神危機》是本很好的讀物。 東歐共產黨領導人的權力之路未經歷過暴力革命，其權位不是“ 靠流血犧牲、拿人頭換來”的，因此少有依靠“菜刀、盒子炮”起家之徒的那種心狠手辣及不擇手段。而亞洲的共產黨國家的歷史文化背景不同，在共產黨建立政權之前並無比較發達的市民社會和建立在普及現代教育基礎之上的公民文化，在這樣的社會里，共產黨的暴力革命比較容易得逞。更重要的是，亞洲共產黨國家的權力階層普遍缺乏現代文明的燻陶，篤信“槍桿子里面出政權”，迷戀暴力，放縱權力並蔑視民眾。長期的暴政統治極易養成犬儒主義。在這樣的社會環境里，與其說東歐共產政權晚期的經驗可資借鑒，還不如說通過比對中國與東歐社會的差距，可以反思中國更需要什麼。 還是借用黃萬盛在“革命不是原罪” 中所講的一個小故事來做為本文的結尾吧。“哈佛的羅爾斯是自由主義的重要學者，一次，他在課堂上講關于‘無知之幕’的理論，那是他的公正理論的邏輯起點，突然，一個學生舉手提問︰老師，你講得很好，我都能接受，可是，這套理論如果踫到了希特勒，怎麼辦？羅爾斯怔住了，他說，讓我想一想，這是個重要的問題。他在課堂上沉思，整個教室了無聲息靜靜地等著，十分鐘以後，羅爾斯抬起眼來，嚴肅而平和地給出了一個答復︰我們只有殺了他，才能討論建設公正的問題。” ——原載《中國人權雙周刊》，劉自立供稿 朱学渊：评米奇尼克访问中国 波兰共产时代著名异议分子米奇尼克在北京与北京崔卫平、戴晴、许志永、秦晖、仲大军、陈冠中、徐友渔、梁晓燕、郭玉闪等十名温和公共知识分子会面，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动向，甚至比北京同意香港民主党政改方案更为敏感。政府无疑监控了这次会面，当然也默许了这次会面，甚至还安排了一名优秀的翻译。 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曾经是有某种合法性的，首先，它是暴力革命的胜利成果；其次，它曾经言行一致地贯彻实现无阶级、无剥削的共产主义理想，而手段是极其残暴的；其三，它的确一度有效地消灭了中国社会传统的腐败现象，因此中国人民曾经是屈从它的。今天共产党放弃共产理想，重归传统腐败，因此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合法性就唯一等价于暴力革命的合法性，或者说它是在暴力革命前景的绞索中求生存，因此它当前面临生死抉择的困境。 当前，中国共产党既无法克服党内的腐败，更无法阻止社会动乱态势的快速发展，党内理性的上升势在必然，政治转型不可抗拒。理性，无论是来自理性本身，或者是来自精神崩溃，都是值得称颂的，蒋经国和雅鲁泽尔斯基都是精神崩溃而走向理性的。民主派也有两种功能，激进主义把绞索收紧，缓进主义诱导对方走向解脱，推与拉的作用同样重要，缺一不可。我认为，米奇尼克的访问中国，可能是中国共产党向波兰引进政治转型技术（know-how）的一个动作。也可能前波共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早已经向中共传授了许多兄弟心得，如果我猜错了，中共应该赶快这样做，雅鲁泽尔斯基的经验比米奇尼克的经验更重要。 ·········· 法广曹国星：亚当·米奇尼克访问北京 明天(二○一○年七月十日)下午，波兰共产时代的著名异议知识分子、《通往公民社会》一书作者亚当·米奇尼克（AdamMichnik）将在北京与当地知识分子进行一次“小众”交流。就此，北京知识分子崔卫平撰写了长文《谁是亚当·米奇尼克？》，并为这次交流撰写了十六个问题的访谈提纲。 一九八○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兰诗人米沃什曾说，米奇尼克在波兰所扮演的角色和力量“如同甘地”。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政治学教授KenJowitt为《自由书简》一书的序言中，则称米奇尼克为“波兰的路德”。 那么，谁是亚当·米奇尼克？亚当·米奇尼克一九四六年生于波兰华沙，犹太人，父母都是波兰的老共产党员。十三、四岁的时候，他就在课堂上大声质疑被掩盖的事情，“如果共产党员必须说出真相，那么为什么不说出发生在卡廷的事实？”结果是他被老师赶出了课堂。当时，他的想法是：“信上帝，但不信教堂。”（信共产主义学说，不信掌控大权的某些人。） 在他十八岁的时候，他一些年长的朋友策划了一封公开信，内容关于波兰独立和议会民主，米奇尼克参与其中。警察第一次造访了他，被关了两个月。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八年是他的大学生涯，他进了华沙大学历史系。在校园里，他和伙伴们讨论中所触碰的尖锐问题，引起要员们的关注，哥穆尔卡的秘书曾出席过他们的讨论会。 一九六八年国内外有两件事情震撼了他，最终导致他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扭转。一个是发生在邻国的“布拉格之春”，波兰作为苏联的胁从国也参与了出兵，一个是波兰诗人密凯维兹戏剧《先人祭》的上演和最终被取消。 密凯维兹是十九世纪波兰浪漫派作家，在“恐俄”的年代是一个旗帜鲜明的一个沙皇反对者，该剧上演时的盛况引起了当局的恐慌，当局下令禁止，米奇尼克和年轻人随即走上街头表示抗议。很快他和他的伙伴们被大学开除，接下来是十八个月的牢狱。 一九六九年出狱之后，他拒绝了父母让他出国的催促，进了一家制作电灯泡的工厂——“罗莎·卢森堡工厂”，当了一名焊接工人。这期间他所完成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一九七六年九月“KOR”——“保护工人委员会”的诞生。 稍前，在拉多姆和乌尔苏斯地区发生了工人抗议事件。米奇尼克参加了一次对于乌尔苏斯工人的审判。“我听到了不适当的宣判词，我见到了人们波浪般的喊叫，我为愤怒的浪潮感到震惊。我感到不可能把这些人丢下不管。” 米奇尼克后来用了一个类似哈维尔的表达，“它来自一个道德上的冲动。”随即KOR诞生。“它建立在后极权主义政治行动的哲学上面”。在回忆录中，米奇尼克写到一九七八年夏天他和哈维尔第一次会面，是在与波兰比邻的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一个叫做白山的地方，一边是作为“七七宪章”的代表，另一边是作为KOR的代表。 不久哈维尔和他的同伴们坐牢，米奇尼克们组织了一个教堂绝食抗议来声援他们。一九八○年团结工会颠峰时期，波兰朋友们抓住每一个机会为捷克朋友们呼吁，直至他们自己也身陷囹圄。接着是这种循环：被捕、抗议。 一九八○年，亚当的伙伴库隆在华沙的一次会议上问是否有人愿意去格但斯克，因为那儿船厂的工人们正在举行罢工，是由一个KOR成员组织的，米奇尼克前往，他力图说服工人们作出某些让步。 一九八○年八月，他和其他几个工人被抓，船厂的工人们开始了规模浩大的声援运动，团结工会诞生。结果不仅是释放了这几个人，而且争取到了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 一九八一年，KOR宣布其作用将由团结工会取代。米奇尼克和库隆都加入到团结工会的运动中来。后来，团结工会的领袖，波兰前总统瓦文萨在回答为什么团结工会能够做得这么好，能够用说理、谈判的方式而不是用汽油瓶来解决问题时，指出是知识分子帮助了他们，是KOR帮助了他们。 一九八九年圆桌会议之后，米奇尼克一度出任国会议员，但不久后辞职，主编波兰最大的一份报纸《选举新闻》至今。在这份报纸上，他依旧批评现政权，依旧批判波兰社会。他认为自己真正的角色是一个“波兰知识分子”。 ········· 崔卫平：在社会冲突中寻找共同语言——亚当·米奇尼克访谈 学渊兄： 日前在网上看到《崔卫平：在社会冲突中寻找共同语言——亚当·米奇尼克访谈》，原以为是书生的学术之作而没有在意，经您推荐，仔细拜读，深感您的分析和崔文很有道理，很受启发，并转发多位朋友分享。 一位年轻的北大人张山回信问：“朱学渊的评论很到位。但是现在看来，我国还没达到他们（党政）七、八十年代的组织水平吧。”送上我给他的回信，供参考。 另有七、八位朋友分别把您的此文转发给我，这是从未有过的现象，足见您的这组文章引起广泛重视。其中79岁的离休老同志姜万里还加了一句按语：“面对社会风暴山雨欲来，当局也在悄悄地做着什么”。 谢谢您每每向大家推荐的文章，给我以莫大的启迪。 俞梅荪敬上0716 张山：你好！ 你的问题很好，使我思考良久，重读学渊兄文，又从网上找了雅鲁泽尔斯基会见邓小平的材料。感到80年代邓胡赵新政的开明，1986年9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雅鲁泽尔斯基时，更加明确、完整地将总目标概括为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邓小平文选》179页）那时，各方面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如火如荼，时有小阳春，但在总体上并未突破传统观念和方法的束缚，所以后来导致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使胡耀邦下台；乃至1989年“六四”赵紫阳下台。 二○一○年七月十日下午，波兰共产时代的著名异议知识分子亚当·米奇尼克说：“雅鲁泽尔斯基所面临无非是两种选择，一种是和反对派谈判；另一种是继续长期地冲突。他当时的问题很简单，就是‘同志们，你们自己决定吧。’”如果雅鲁泽尔斯基的做法发生在我国“六四”之后，则是他汲取了我国“六四”的教训。 俞梅荪0715 附件： http://www.360doc.com/content/09/0212/21/103320_2527574.shtml http://www.360doc.com/content/09/0212/21/103320_2527586.shtml 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1946——），上个世纪波兰反对派运动的设计者，曾经被多次关押，后参与一九八九年圆桌谈判，现任波兰最大报纸《选举日报》的主编。能够找到他的中文译本为《通往公民社会》。 作为“反对派”，也许称他为“共同派”才更恰当。一个由特权和歧视所支配的社会，是一个被撕裂的社会，其中充满各种各样的分裂和隔离。亚当·米奇尼克所提出的设计是——最大限度地寻找社会的共同地带，寻找社会的共同语言；在剧烈的社会冲突面前，能够命名社会的共同利益，以期找出各方都能够接受的共同方案。所有这样做的最终目的，是让不同立场、利益、思想、信仰的人们，能够生活在共同的波兰。“只有一个波兰”，他喜欢说。 所有这些问题也是转型时期的我们所要思考的。诸如此类的考虑处于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是抓住时机，让我们的民族走出困境，接受祝福，还是放弃一切建设性的考虑，继续深陷在各种泥潭当中，接受诅咒。 二○一○年七月八日上午，笔者在北京访问了这位传奇般的当代思想家。 ·反对派需要一个政治上的规划 崔：一九六三年在当时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中央委员会上，总书记哥穆尔卡点了您的名（多么遥远的岁月），当时您才十六岁。您很早就参加了波兰反对派运动，走上了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您参加这个运动的起点和动力是什么？ 米：如果说动机，首先的动机是对于专制的否定。这便是否定共产主义专制。在共产主义体制的国家内，人被看成是国家的所有物。对于我个人以及我的朋友们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 在中欧及东欧的专制体制当中，可以分为两种流派。第一大流派是基于苏联的武装部队之下的模式，第二个流派是基于所谓“社会主义的模式”。“社会主义流派”秉承了一些所谓社会主义理念，但实际上其做法并没有真正忠实于社会主义价值所在。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斗争，而获取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获得）工人阶级的解放，（以及）工人阶级在企业内部的管理权。这一切，都直指向政治民主。 崔：作为知识分子，您在这个运动中扮演什么角色？ 米：实际上，我的角色与所有当时的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一样的，起到了一个纽带的作用，即如何将工人阶级的利益与价值观念结合起来。 我的角色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角色。在我生命的不同阶段，我也曾经做过工人。在我刚刚走出监狱的时候，以及六八年前后，都从事过工人的职业。六八年我参加过学生运动。后来又参加知识界对于被捕工人的营救运动。工人反抗运动是在一九七六年，那时候许多工人被捕，我参与了如何捍卫他们的权益，怎么组织律师的工作，以及筹资为被捕工人家庭取得基本生活来源。 崔：您说过一九七六年曾经目睹对于乌尔苏斯工人的审判。当听到了妻子们的哭泣，您意识到丢下这些人不管是不能允许的。这是一个道德上的起点。但是，在同一年您所发表的《新演进》这篇文章中，您分析了当时苏联最高层、波兰当局和反对派这三者之间，有着某些利益上的“共存”——接受波兰现有秩序，反对派也只有在“勃列日涅夫教条”的框架之下才能进行，新兴的公民社会是与现有秩序相平行、求共存而不是立刻抛弃它，这是一个政治上的思路。您如何能够将分属不同起点的“道德”与“政治”结合起来？ 米：是的，您说的有道理。严格来讲，道德与政治之间是不相平行的。但是既然我们已经给出了道德上的起点，承诺要反对专制，我们就已经进入了政治生涯。因此，我们要建立的是一种希望上的规划，充满希望的规划，它不仅停留于一些道德上的做法和举措，而在于有一定的规划，要有一个现实意义上的战略，以期取得一些变化。 什么样的变化呢？既然是在苏联帝国的背景之下，革命已经是不可能的。布尔什维克一切的革命都让我们看到了这一点。因此，我才会在《新演进》中讲，我们需要找到通向自由的道路本身，如何将自由变成一种日常生活。因此我所寻求的，不是革命的道路，而是改革的道路。 崔：寻找前方的一个规划，一个充满希望也是现实主义的规划，一个政治意义上的规划，您所说的这些，十分有意义。 米：我想我还是谦虚一些，中国是这样一个大国，很难讲能够对中国有所启示。但是从基本上讲，专制体制都是类似的，具备一定的可比性。尽管这些国家之间是不具备可比性的，每一个国家都具备自己的地方特性。比如中国和北朝鲜，他们的背景不具有可比性。因此每个国家实现民主，应该有它自身的方法。比如您自印了这本书（指《通往公民社会》），这种模式在北朝鲜是不被允许的。 从原则上讲，革命作为一种方法，是应该遭到摈弃的。专制其实也是可以变的。我们认为革命不是一个好方法，它最后到达革命者的专制。而民主是承认差异和分歧，它接受差异和分歧，而革命恰恰是不遵守承认差异的原则。因此，我们所要反对的是专制本身。波兰所遵循的道路，就是平稳地过渡到自由化的道路。我可以说这种道路是无暴力的道路。 ·政府在容忍和逮捕之间动摇 崔：当年的哈维尔，喜欢带点自嘲地将“七七宪章”的成员描述为“一小撮”，但是有着丰厚的社会基础，那就是人们的“良心”、“自发性的生活”以及“责任感”，这是一位哲学家的表达；您愿意用什么样的一些关键词汇，来描述波兰反对派的面貌、所拥有的社会基础和行为准则？ 米：哈维尔是我多年的朋友，我们一起参与了那些久负盛名的在边境山区的会议。从历史上看，波兰和捷克所走的道路，是基本类似的。要说差异，有三点： 第一是国家传统的差异。捷克向来是一个有组织的（地区），倾向于有组织的活动，但是波兰的传统向来基于一种反抗、阴谋、混乱。 第二个是国家意识上的差异。波兰向来拥有一种大国意识，民族认同（社会上的民族认同意识）是我们地区是最为常见的，并且是一种贵族文化占主导的地方；捷克不同，驾驭捷克的是资产阶级文化。 第三是宗教上的差异。以哈维尔为代表的大多数捷克反对派，都是带着一种世俗的观念，是世俗化了的；但是波兰不同。波兰大多数反对派人士，都明显带有天主教的烙印，在捷克宗教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影响。 崔：从反对派来说，比如捷克的反对派强调良心，他们更多地是从“个人的自主性”出发，而波兰的反对派强调“社会的自主性”。这是否有一些不一样？ 米：波兰（反对派）最大的特点，就是形式上的丰富多样。比如说，在大学内部举办不同的研讨会，地下工会的形式、农民团体的形式等等。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忘记“七七宪章”所代表的精英模式，这应该是丰富多样的。 在捷克、匈牙利和波兰，她们平行存在的一个特点是——“平行化的机构”，即通过出版社，通过研讨会，来组织对于社会和宗教的思考。一些独立的经济学家，在专制统治结束之前，就已经在思考各式各样的改革。 崔：但是在那种覆盖整个社会的全面控制之下，能够有一些民间的机构存在吗？ 米：确实是这样。“平行化的机构”是分不同阶段的，是一步一步实现的。在第一个阶段，是一种非正式的团体，第二个阶段是可见的，但依然非法的，不被权力所承认。但是权力一直是在权衡，它是在平衡，在容忍和逮捕之间平衡。政府在容忍和逮捕之间的动摇，集中体现76年到80年代。原则上讲，这还是一种来自权力的政治。在这样的体系之下，权力所采取的是有选择的镇压；而不是斯大林采取的全面镇压。这个时代，我和我的朋友们多次被逮捕，关两天、两周、三个月不等，但毕竟不是一种非常严酷的镇压了。当时对于政府而言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国际舆论，发挥了很大作用。 崔：有选择的镇压，的确代表了不同阶段。不同在于到了某个时候，你们被关的时间很短，而我们这里有人被判的时间很长，比如刘晓波。 米：我也认为被判十一年的确是太重了，太严酷了。当时我得到消息就认为这是一个悲剧性的消息。对于知识分子如此强烈的镇压，无论在哪个国家，对政府而言都应该是一个错误。 我本人不是中国问题的专家，对于中国情况不是很了解。到中国看到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城市，这样一个美丽的城市（指窗外），我就不仅在想，民主的自由化，或者自由化的民主，是否对于人民而言是一种必然性？它应该是一种必然。 现在我看到一种强烈的反差，一方面是人们还有自由；另一方面仍然渴望未来。我认为任何专制都是短视的。这种专制体现在社会、经济、人文方面，都是短视的。如果说，一个社会如果能够善用现代文明所有价值的话，专制就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以及经验，学渊评） 而假如我们有幸见证了、已经见证了那些被镇压的行为，它恰恰证明了这样的行为是有价值的，是人们所需要的。 ·共同地带和共同语言 崔：不管怎么说，这样的政府掌握了所有资源，它看上去很强大；而您与您的朋友们决定从“下面”开始，从“自身”开始，这需要很大的力量，你们的决心和自信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同时也伴随着，如果把力量放在自己身上，那么如何看待共产政权在社会转型中的作用？ 米：无论以什么样的形式，风险总是存在的。我的分析是对于处境的分析。我认为历史性的折衷或者让步肯定是可能存在的。如果说，这种历史性的让步，它能够既符合共产党政权的利益，也符合民主的反对派的利益，就有可能发生。 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政府内部分歧较大，它自相分裂，这是完全可能的。这个例子可见于原来的苏联、匈牙利以及波兰。还有一种可能是，国家权力过于虚弱，它不能够整个取消反对派及其实力；而反对派的权力也过于虚弱，它不可能颠覆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折衷的共同地带。 崔：请描绘这个共同地带。 米：关于这个共同地带，它的机遇是三个要素的结果。第一个要素是，当时波兰正在经历着经济与社会危机；第二个是前苏联历史进程中出现的一些变故；第三个是大多数波兰人已经坚信专制的方法不再有效。如果说这种大众的看法、大众的舆论已经侵入到政府部门的一部分人，内部也有一部分人持有这种观点的话，实际上已经产生了这个共同地带。 崔：然而最有可能的是，人们的确分享一些共同看法，但是都私下说，而在公开场所，开会的场合或者在报纸上，都不表达出来。社会中存在强势的主导语言，而同时人们自己的私下语言和公共语言也是分离和分裂的。显然，“共同地带”是需要人来建立的，如何将这个“共同地带”挑明，寻找语言而将其建立起来？ 米：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出现了一个矿难，这时候不管是政府的权力也好，民间也好，反对派也好，他们都应该有一个共同的行为，来维护受害者的权益，妇女儿童的权益。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要采取一致的行动。这时候，那种“正统”的语言，马列的语言，将不再有 效，它们不能启示什么，因此大家可能就会共同地试图寻找新语言重新界定。这就是对于冲突的一种平衡。 具体问题出现时，不同的观点很可能会寻求共同的地段，不同的观点也会在共同的地段当中被接受。如果某一观点不被接受，我们就应该去表明自己的立场，撰写一些宣言，哪怕是非正式的宣言，以期寻得力量上的变化。新一代掌权者也不再相信马列了，他们对于现存处境的分析，往往是务实性的，这种务实分析，实际上已经是冲突和压力的结果。 我们可以做一下的几种努力： 第一种努力是：非正式形式的组织。在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一个导向性的非正式组织。比如说组织对于未来的对话，讨论未来二十年中国可能存在的形式，各式各样的讨论和研讨。这种努力一言以蔽之，就是激起对话，激起讨论。 第二种努力是：自我防卫。反对派的自我防卫行为，就是面对镇压的自我防卫行为。当某一个反对派人士遭受拘捕时，他应该能够意识到，他不是孤立的一个人，他的周围有团体，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在法国，或是在波兰，在英国，都有人支持和捍卫他们的权益，有一个团结的理念。 第三种努力是：对于罪行的揭示，对于腐败的揭示。 崔：您在八九年之前，作为反对派，强调“共同的地带”；八九年转型之后，您终于走到社会的“正面”来了，还是强调社会的“共同语言”，这其中有什么不一样，或者在侧重点上发生了哪些变化？ 米：八九之前，我是持不同政见者的语言；八九之后我是公开发行的报纸的语言。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你要能够识别当前的状态。专制时代我作为反对者，是政府的反对者，我不认为那个政府是我的政府。但是作为反对党或者说在野党不同，这时候政府是我的政府。 当时的政府是歧视的政府，歧视所有的非党员。可是今天，共产党人实际上是我们社会的一个组成片断。过去不是这样。过去社会分裂为两级：共产党人和剩下来的人们。共产党人自己也是有冲突的，有不同意见的，有不同派别，对于未来有不同的想法。 这就是当年的圆桌会议，我们为什么能够寻求折衷的原因。折衷——是在共产党人中的改革派，与反对派当中支持改革反对暴力的人们之间，取得了折衷。当专制制度垮台之后，我们实际上和共产党人已经能够携手合作，我们共建的是波兰民主。 这样的一个折衷，不管是对于民主人士，对于共产党人，都是一个机 会。我们曾经三度携手，不管是在总统选举，还是在议会大选当中，获得了胜利，这就是一个例子。 ·同志们，你们自己决定吧 崔：在波兰转型时期，雅鲁泽尔斯基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他为什么会改变自己的做法？改变的理由是什么？ 米：这是一个好问题，但这个问题最好去问问雅鲁泽尔斯基本人。我与他现在倒是有一些私交了。雅鲁泽尔斯基从来就不是一个民主派，他是一个将军，是一个军人。他当年签署命令要取缔腐败的时候，就不明白为什么已经签了命令了，可是腐败依然存在。他之所以选择有所变化，他的动机是很清楚的。 一，在当时波兰，处于各种危机当中，没有改革肯定是行不通的；第二，当时的军事政府、军事政策已经失败了，以失败而告终；第三，八年实施军事法之后，反对派没有消失，依然存在；第四，苏联的干预，在人们头脑中变成一个决定性的要件，即一定要结束这种情况。 戈尔巴乔夫的一系列改革，使得大家看不到苏联模式的未来。雅鲁泽尔斯基已经听到了在共产党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正统派要求一如既往，不再有新的规划和出现新的观点；而同时，共产党内部的改革派却需要变化。他们认为，要想使得我们所进行的变革，能够取信于社会，也能够取信于国际社会，那就必须与反对派进行谈判。 当时雅鲁泽尔斯基所面临无非是两种选择，一种是和反对派谈判；另一种是继续长期地冲突。他当时的问题很简单，就是“同志们，你们自己决定吧。” 崔：这个人还是比较明智的。当意识到了危机之后，也有人采取的做法只是将表面弄得光滑，只是希望不要出事情，不要矿难、不要失火，不要爆炸；至于社会中的人们有什么要求，当权者是否要去满足社会的要求，甚至不去考虑。 米：你讲的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一个强权的政府，愿意与反对派谈判，这其实是不正常的途径。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如何组织社会压力，即通过具体的问题，来组织社会压力。而这样做，所面临的障碍往往有几个。一个障碍是“恐惧”，第二个障碍是“被动”，还有“去政治化”的影响。政治化，或者说政治形式，就是说在某一个具体的情况下，对一些特殊利益予以保护，比如矿难出现时，先是保护工人的利益，然后上升到地区的组织，这就是“社会的自我组织”，（需要考虑）如何组织社会压力的自我组织，保护各方的利益。在波兰出现的谈判，原本是社会的自我组织或对政府施加压力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或者说强权政治，才有可能与公民社会谈判。 崔：您也说过，在运动中最激进的声音最容易被听见。当您强调“自我限制”的时候，提倡“让步”、“妥协”，来说服周围的人？ 米：这是一种理念，一个哲学上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是有梦想的，但是我们也需要知道，可能性在哪里。假如说我们对于梦想与可能之间不加区分的话，这个政治根本就不是有效的。 崔：谢谢您谈这些，谢谢您的慷慨，非常谢谢。 （访谈稿，未经本人审阅） （当日下午与一干人的会面中，本人问及一九八一年团结工会被镇压之后，如何弥合与政府之间的裂痕，米奇尼克答道：弥合有“心理意义上”的，有“政治意义上”的。补记之） 2010年7月10日 達賴喇嘛2010年7月19日回答中文網友（全文） 2010年7月19日 ，達賴喇嘛通過他的中文推特 @DalaiLamaCN 對“與達賴喇嘛對話”匯問“受歡迎程度排序”前十位問題的進行回答。這次回答了排序第一和第二的問題。 問題（排序第一）︰ 從現在看來，在尊者有生之年 是很難能和中共政府達成和平的方案，在尊者往生之後，比較極端的藏青會是否會沒有了尊者的束縛而開展大規模的恐怖活動，我知道尊者是愛好和平的，但是怎樣 防止藏青會走向極端的恐怖活動，不知是否有對策？ 達賴喇嘛︰ 總體來講，我往生之後，西藏流亡組織，特別是教育體系依然會繼續咦鳌l展。另一個重要面是佛法的傳承，目前各佛法宗派中出現了一批經過二十到三十年的學習、能擔當宗教領袖的精英。從行政組織上講，過去十年我處于半退休狀態，所有政治上的重要問題都由經選舉產生的領導決定，未來也將繼續這種模式。 藏青會等一些團體發出批評我的中間道路，尋求西藏完全獨立的呼聲，而且這種聲音近來有所擴大。他們是情有可原的，因為我們為互利所作的努力，沒有取得任何正面的成果，使得他們的意見越趨尖銳。然而，總體來講，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會信賴非暴力的和平路線，這是非常清楚的，不用擔心。以上是我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希望我的回答能讓您有個比較清楚的了解。 問題（排序第二）︰ 達賴喇嘛尊者，您尋求自治的大藏區與現有中國的省份行政區劃有很大重疊部分，請問您建議如何解決這一問題？重疊區域的其他民族中國人是否由“大藏區自 治政府”來管理？這部分非藏人的意願如何得到保障和貫徹？謝謝！ 達賴喇嘛︰ 我們從未提過“大西藏”這個詞，這是中共統戰部等反貼在我們頭上的。我們的訴求是，語言、文字同一的所有藏人，需要有保護、發揚宗教文化的同等權利；以及經濟發展等的平等權利。中共政府似乎承認了 這一點，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提出了自治區及其他四省藏區的發展要統一部署的政策，溫家寶也在人大工作報告中有同樣的宣示。這是符合現實的做法。 平常一提“西藏”，就認為是西藏自治區。然而，自治區只有二百多萬藏人，其它近四百萬藏人分布在其他四省。我們要求平等、同一的權益。比如我，也不是來自西藏自治區，而是青海。從歷史上來講，現今的四省藏地出現過很多高僧大德；當今在印度的不同宗派的佛寺中，重要教職人員大部分來自這些藏區，而來自自治區的較少。所以，我們關注的主要是宗教與文化，因此提出了統一的訴求。如果我們尋求的是分離或獨立，那就另當別論，然而，我們提出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框架中尋求保護發揚自己的文化、宗教、以及 語言文字。 相關自治的具體的細節，如有機會詳細討論，應由境內藏人負責，在無恐懼的環境中能進行自由協商，相信不會遇到什麼困難。 關于西藏的漢人部分，在上次推特對話中我有詳細的說明。比如在西藏自治區，五零年代之前就有一些漢人，康和安多地區，特別是我的出生地有不少漢人，這些是很早就居住于此，藏人從未提出除了藏人之外 不允許漢人或其他民族居住。重要的是，冠以“藏族自治”的名稱之後，應該是藏族為多數，其它民族為少數，如果顛倒了，就失去“自治”的意義。我們希望能建 立一個像歷史上漢藏民族千年共處的友好大家庭；也祈願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有民族抱著平等一家的心態和睦共處。 ——《族群對話與新媒體》http://wanglixiong.com/2010/07/28.htm 什么毁了中国的大学？·作者：黄俊杰 当大学成为消灭童年、浪费青春、消磨斗志、回报渺茫的人生圈套，知识就无力改变个人命运；当大学成为官场、商场、欢场与名利场，大学的谎言就毁了中国精英的生长土壤——可敬的大学，就成了可怕的大学。 校长官员化、行政官僚化，评估泡沫化、建筑浮夸化、人际厚黑化、排名黑幕化、资源集权化、招生产业化、扩张盲目化、文凭贬值化、财政腐败化、监督无力化、授课形式化、学术边缘化、科研虚伪化、精神犬儒化、姿态保守化、文化表面化、教旨雷同化、大纲统一化、设科短视化、教授娱乐化、学者江湖化、教师妖魔化、学生堕落化、学社商业化、作弊正常化、情爱游戏化、暴力频繁化、心理危机化…… 简单归纳，即可得出出30个常遭舆论批判的大学之病。但即便中国的大学如同一个身躯日益臃肿、精神日益枯萎的病人，为了得到她的肯定，你仍心甘情愿押上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你白以为用生命的前18年来支付这笔未来的幸福保证金实属必要，皆因青春时父母需要这个目标，独立时老板需要这个证据，成家时丈母娘又需要这个指标，一张文凭足以拴住你的一生。 山西临县因即将高考强制关闭网吧，全县网吧都在劫难逃；杭州有妈妈为让孩子好好学习开出千元工资，同时有小学生为学生周刊写出《搞好学习是我的生财之道》的“评论”。“考上大学是脱贫致富的唯一出路”的大幅标语贴在小城的中学教学楼上，这条“出路”，仿佛全社会为你而设的一个赌局，你用快乐、自由、幻想与纯真投注，哪怕收获的是北大学生贬值到卖猪肉的残酷结局。 这是中国大学的黑色幽默——这个人生必经的圈套越是“毁人不倦”，越显成就珍贵；这个圈套越是明显，拥戴者越多；这个圈套越是被你认清危害，你越是不得不进入。皆因这个圈套的布局者、参加者与受害者，老实说是人人有份。 大学已经功利化，因为你我的欲望都走向了最大化。当读大学成了一个消灭童年、浪费青春、消磨斗志、回报渺茫的人生圈套，知识就无力改变个人命运；当大学成为了官场、商场、欢场与名利场，大学的谎言就摧毁了中国精英的生长土壤——可敬的大学，就成了可怕的大学。 大学为什么不能改变命运? “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学了这么多知识，也不见命运有何改变?”2009年，上海海事大学法学系研究生杨元元自杀前如是说。“耶鲁改变了我一生。”2010年，耶鲁毕业的中国人张磊公开告自如是说。他要给耶鲁捐款888.8888万美元，据说是给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捐款最多的人。 两者皆拿一生的命运说事。杨元元的话让公众质问教育，张磊被公众质问为什么不给中国的母校捐款一好在，仍有天涯网友为他解围：“捐到耶鲁不一定能体现价值，但是捐到国内一定体现不出价值。” 2009年，重庆上万农村高三应届考生拒绝了高考，湖北省2.6万学生放弃了高考：2010年，中国高考报名总人数比2009年减少了65万人。新的“读书无用论，，正在抬头——《中国青年报》曾报道一个小故事，表弟是一位装修工，平均每月可以拿到2500元左右。表哥大学毕业快一年了，还没有找到工作。农民工表弟因而深有感触地说：“我真谢谢我自己，没有考上大学。” 大学为什么不能改变我们的命运? 也许，全因我们与大学的关系早已改变。古时，彼此是家庭关系，“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1919年以后，蔡元培要把京师大学堂变成现代大学时，学校自治，学生自由，彼此是朋友关系；1952年以后，中国大学学习斯大林模式，大学其实是高等技术专科学校，都是为社会服务的螺丝钉，彼此是同事关系；1977年，关闭11年的高考闸门再次开启，大学得到了一批最有理想主义的追求者，彼此是恋爱关系；到了2010年，大学招生推动GDP、大学城建立拉动房地产，彼此早就成了交易关系。 当我们与大学失去了亲近如父子、知心如朋友的精神伦理，大学就只剩满足短期需要的供需关系——江苏省10年换了5个高考方案，50 万考生的命运也跟随着朝令夕改；《2010年就业蓝皮书》显示，数年前的热门专业转眼便成了“失业热门”，法学、计算机、英语、国际贸易、工商管理等专业是2007年至2D09年连续三届失业人数最多的专业。 也许，全因中国“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阶层”严重缺货。北大和清华都未进亚洲大学排行榜前十同时，斯坦福大学校长有一个说法，中国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最快还需20年。这是客气的说法，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施密德特曾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批判中国大学：“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而在他看来，大学本应该是“孕育自由思想并能最终自由表达思想的、最糟糕同时又是最理想的场所”。 当大学失去了理想主义和独立精神，也就失去了培养精英的生产力——北京不少于10万大学生患有抑郁症，毕业后又沦为唐家岭的蚁族；《中国青年报》一项上万人参与的调查显示，34％的人后悔读大学，51％的人认为，在大学里没学到有用的东西。 也许，全因大学生只是流水线上的产品。在生命中最好的18年时光，他们为了考上大学，只学会了考试；考上大学后，他们为了找到工作，只学会了考证——父母、中小学与大学联手制造了一个工具的输送带，最后这个“工具”会发现，他用18年学习的，全是以后根本不需要的东西。 当太学让人才教育变得数据化，也就失去了改变命运的神秘力量——能力可以学分化，人格也可以证书化，道德也可以数据化：上海交大曾想给毕业生颁发3张证书，包括学业成绩单、能力证书，外加“人格证书”；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推出道德银行储蓄卡，分金卡、白金卡、钻石卡，做好事开证明就可以加积分——大学行政化的最大坏处，是官僚风气让学者变成了唯唯诺诺的花瓶；大学产业化的最大坏处，是以为才华和人格可以数字化。 我们都是大学的灾民 中国的中学生总是睡不着——一份中日韩美四国高中生的比较研究报告告诉我们，中国高中生的压力居四国之首，超过七成的中国学生情绪低落、烦躁，近半中国高中生“睡不着”。 中国的大学生还没有睡醒——大学生模仿小沈阳创作的大学版《不差钱》写道：“眼睛一闭一睁，一堂课过去了：眼睛一闭不睁，上午就过去了。人生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下课了，但人没醒。人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醒了'但没下课。最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上课了，但睡不着。” 这就是人生。对那些三四年后即沦为卡奴、房奴、婚奴、孩奴的中国年轻人来说，大学不过是延时进入残酷社会的避难所，也是人生苦旅中最后的一个乐园——近有李咏不小心口吐真言：“大学期间没有谈过恋爱，没有失过身，就白上了”；远有中国大学周边由邋遢饭馆、通宵网吧、廉价招待所、无证小诊所形成的堕落街。无数大好青年从室友手中接过第一根烟开始，本该厚德博学的大学时光，就沦为一部青春堕落史。 可惜好日子在大学毕业时就到了头。有分析指，2010年，至少有1000万应届毕业生将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境况。这个结局，让中国的父母被看作教育产业链上最盲目的投资者，中国的大学生被视为教育产业链上最大路货的低端产品。上海交通大学新闻中心副主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如是说：“大学生是整个食物链最后的环节，没有选择空间。” 韩寒的博客《青春》算是一个解答：“心理辅导是没有用的，当我看见我们的女人搂着有钱人，有钱人搂着官员，官员搂着老板，老板搂着林志玲，你怎么给我心理辅导?一打听，同学们混得都更惨，有混得好的男同学，那是靠家里，有混得好的女同学，那是嫁得好……方圆几百公里内，连个现实的励志故事都没有，这就是很多中国年轻人的生活。” 施密德特在耶鲁大学学报是这样嘲笑中国大学的：“它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并竟然引以为骄傲，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这不仅是施密德特眼中唯利是图的中国大学的问题，事实上，中国人早已将“经济上的成功’视为“成功”的全部一拜金女会告诉男人，《非诚勿扰》就是 “非钱勿扰”；市长会告诉市民，增加GDP一定可以提高你们的幸福感。 在这个欲望贲张的时代，大学时刻面对两难的选择——是随波逐流，还是保持独立?这是一个寓言：16年前，北京大学曾拥有一堵围墙，一边是假证件和盗版光盘贩子的聚集地，一边是诗人、学者与未名湖，当年围墙在争议声中被轰然推倒，在原来的墙基上建起了商业街；而16年后，进入美国耶鲁大学学院的人仍必须持有白色的门卡，因为学院大铁门总是紧闭，没有门卡，绝对进不了大门。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曾说过，大学物理的围墙可以拆掉，“精神围墙”绝对不能拆。因为没有了“精神围墙”，大学就无法满足人们对她高尚性和纯洁性的期盼，就丧失了大学存在的价值。问题是，中国大学的“精神围墙”也正在倒塌。大学在电视宣传片中吹嘘的是它的建筑物，而不是它的人文精神；学生选择大学，选择的标准不是一个大学的教统，而是就业率的高低。 中国人有两个出身，一是家庭，一是大学。中国人对大学的执念，源于个人对身份的焦虑。当整个社会都认为读大学是成才标准，大学却不能提供社会需要的人才，是大学的失败；当孩子要提早告别童年的快乐、父母要牺牲全部积蓄、兄弟要放弃接受教育机会，才能让大学生读上一个找不着未来的大学，则是社会的变态——我们对大学失望，是因为期望过高：我们对它期望过高，只是因为成本昂贵。 大学要培养的应该是“健全”的精英，他需有自由独立的思想、天马行空的创意、逆流而上的意志、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有着蓬勃的生命力。但今时今日，大学是官场、商场、名利场、欢场、广场，是盲目扩张的流水线、靠人头计算利润的坏公司，是潜规则当道的小社会、官腔流行的小政府、占地面积巨大的小城市，却唯独不是理想主义者心中的“大学”。 从小处说，大学应让一个人成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从而改变个人命运；从大处说，大学应促进社会阶层之间进行垂直流动、缓解社会的阶层板结，从而改变国家命运——这正是中国的大学的最大失职之处：大学本应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有力臂膀，但从什么时候起，虚胖多病的大学隐隐成为了社会的负担? —— 原载: 新周刊《纵横中国》刊登日期： Monday, July 19, 2010 唐骏和吴征杨澜一样无耻·曹长青 “中国什么都假，只有骗子是真的。”话虽说得比较绝，但却传神地反映了当今中国的现实。在政治专制、经济开放的双轨制度下，中国人的造假和道德沦丧，简直是拾级而上，要登峰造极。其中学历造假，已是普遍现象，很多名流和政府官员也敢造假。 最近在中国博客上成为焦点的唐骏造假事件，就是典型一例。唐骏在中国是相当的名人，曾是美国微软公司中国区的总裁，被称为是给美国公司打工的最高管理者，是“打工皇帝”。他的自传，书名就是《我的成功可以复制》，那口气，简直他就是成功的代名词。 但最近被多年打假、揭露过多起造假事件的方舟子查出，他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电脑博士学位是假的，该学院根本没有过这么个唐骏博士。他也没有做过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后。在媒体追问下，唐骏否认他说过是加州理工学院博士。但他的自传电子版和各大网站上那些关于唐骏是加州理工学院博士的消息来自哪里呢？除了他本人，谁敢，谁有必要给这个微软中国的前总裁编历史？在中央电视台记者明确指出（并在电视屏幕上展示）他的自传里有在加州理工学院做博士后研究的文字后，他仍当着所有电视观众否认。实令人感叹：真得拿这种人当外星人一样刮目相看。 连Pacific都不会发音的博士 唐骏不仅没有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甚至被人查出，他的美国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也不是那么回事。那是美国一所野鸡大学，靠所谓网络远程教学卖学位。唐骏连“太平洋”Pacific这个词都不会发音，发成“派克”，不信请在这里听：http://video.sina.com.cn/p/finance/20100707/ 094261057303.html。一个英语再不好的人，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怎么也会把自己学校的名字发出来吧。 面对这样明显的弄虚作假，唐骏不仅不认错、不道歉，反而理直气壮地对媒体回应说，“如果所有人都被你欺骗到了，就是一种能力，就是成功的标志。”天哪，这不仅是赤裸的流氓逻辑，他甚至敢公开宣扬这种流氓逻辑。这真是“没治了”。这等于说，即使我是强盗，抢了银行，即使我是海盗，劫持了商船，但我由此成了百万富翁，“就是一种能力，就是成功的标志。”真是到了“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境地。有评论指出，唐骏已成了当今中国的“厚黑学大师”，“可以化虚伪为真诚，化谎言为成功学”，真诚地宣讲“不管黑谎、白谎，只要骗成就是好谎”的逻辑。 唐骏这种“真诚地撒谎”，由来已久。看过唐骏演讲的人在网上描述说，“当你看到唐骏演讲，你会由衷地被他的真诚感染，简直太他妈真诚了。你会发现他演讲时候青筋暴露，声嘶力竭，时而故作痛苦状，时而浑身颤抖，肢体语言和表情语言运用得炉火纯青，以至于我看了之后差点呕吐。”“如果说有一个人可以把虚伪演绎的无比真诚，那么这个人必是唐骏。”“他敢于说自己年薪十亿，脸不红心不跳。他敢于说自己八岁就为将来的媳妇造了一座房子，洋洋自得。他敢于说是他拯救了微软，盖茨经常求他，镇定自若。他敢于说他的成功可以复制，敢于把他的谎言发扬光大，而且振振有词，气壮山河。这样的牛逼不再是牛逼，而是一种高深的境界，很难有人可以超越。” 唐骏在学历（还有专利、成立公司）上敢极为嚣张地造假，无法不令人质疑，他进入微软和升迁，是不是也同样靠造假唬住了美国人？大家都知道，美国人对造假、欺骗之类毫无防范之心，是最好骗的，而被共产文化毒化过的人，是最会造假骗人的。这一对配起来，美国人根本不是对手。 吴征连“野大”博士都没有 中国的名流学历造假，被揭出之后，不认错、不道歉，还理直气壮，唐骏并不是第一个。早在九年前，中国最大门户网站新浪网的共同主席吴征，就被查出是从美国巴灵顿这所野鸡大学拿的博士。巴灵顿是美国一个19岁青年开办的，通过所谓网络远程教育，卖学位（后因不法经营被政府取缔）。吴征当年被揭出来是“野大”博士，也是坚决不认错、不道歉。事实上，吴征连巴灵顿大学的博士都没有，因为那个野鸡大学，根本就没设过博士学位，所以吴征始终都拿不出巴灵顿的博士证书。连那个野鸡大学的假博士都没有，你说荒唐到什么地步！ 当年也是方舟子最早在网上指出吴征的假博士，我随后写了几十篇调查性报道和评论等，但吴征杨澜夫妇不仅没认错，没道歉，反而找纽约曼哈顿的美国著名的大律师事务所给我和发表调查报告的媒体发律师信警告。那个律师事务所，曾代理美国《时代》周刊被印尼总统苏哈托状告诽谤一案（苏哈托索赔270亿美元）。可想而知，吴征杨澜找这样的大律师事务所，也没少花钱。当时律师信是用专人直接送到我家里，主要是想吓住我，不让我再继续调查和批评。但面对欺骗事实，他们根本不敢真打诽谤官司。但从这个手段可以看出吴征杨澜的卑劣，他们不敢面对事实，更不认错道歉，反而是利用他们的假学历、伪经历骗来的金钱，雇用大律师所，进行威胁恐吓，想封住别人的口。他们甚至声称要设立“警察网站”全球缉拿揭发和批评者，那种气势，比今天的唐骏更嚣张。而且吴征的妻子杨澜也造假，夫唱妇随，是一对“绝配”。 中国为什么盛产“唐骏” 曾任香港阳光卫视总裁的杨澜，夸大她在美国的经历，编造出她是哥伦比亚大学校董、以及美国三大电视台都请她做主持人等谎言。说她拒绝了在美国三大台做主持人的机会，要回去报效祖国。而任何对美国情况有所了解，或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像杨澜那种二十多岁才到美国留学的人，只学了两三年，她的英文程度和对美国社会的了解根本毫无可能当上美国大电视台的主持人。杨澜的英文能力，念读稿机都不流畅呢，说美国三大台都要她当主持人，只能唬唬那些没到过美国，对西方情况根本不了解的中国人。 吴征杨澜夫妇靠这种学历经历造假，办公司，又通过媒体宣传上市，不仅发了横财，杨澜甚至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成为政府的红人。虽然吴征杨澜的造假事件，在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网民们几乎异口同声，批评他们夫妇弄虚作假，但杨澜有来自官方的袒护，禁止媒体讨论和追踪报道，所以对他们夫妇造假的事情，在中国国内，远没有像今天对唐骏假博士事件这样广泛的报道和批评。 中国人的撒谎欺骗，这些年之所以能越演越烈，是因为像吴征杨澜那么严重造假的人，在被揭发后，在根本没有向大众做任何道歉的情况下，不仅继续红火，还可以高升到政协委员的位置。那是一个只要有官方保护，就什么是非都没有的地方。所以才会继续不断出现大小唐骏。 艾蓓冒充周恩来“私生女” 除了在中国国内，他们在海外也骗。比吴征杨澜更早些的时候，一个叫艾蓓的中国女人，写了一本所谓的自传体小说，题目是《叫父亲太沉重》，冒充是周恩来的私生女，也是名噪一时，成为热门新闻。那本书因为有损周恩来的所谓光辉形象，在中国不能出，所以台湾成了该书的最大市场，曾在台湾喧嚣一时。台湾女作家曹又方帮助出了这本书，另一位女作家陈若曦则卖力推销，《传记文学》的老板刘绍唐还开记者会推荐。后来艾蓓嫁给了从台湾来美国的哈佛教授杜维明，不知她怎样把那个儒学大师给唬住了。 面对唐骏的假学历被揭出和遭广泛批评，有人分析，唐骏到底得罪了谁，才会有如此结局？香港英文《南华早报》给出了答案：“唐骏从媒体宠儿成为一个灾难，但这与媒体多变的特性并无太大关系，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人们对中国内地整个社会猖獗的学术欺诈和诚信缺失，以及（政府）对该问题处理不力的愤怒。事实上，几乎每天都会出现有关学术造假的报道，包括剽窃、考试作弊以及伪造证书。许多人都将这视为快速变化的中国社会道德遭受破坏的标志，是继金钱和虚荣之后贪求的另一种东西。” 年轻人有时为虚荣或谋职，吹点牛，撒点小慌，不值得大动干戈。而且谎言一旦被指出（甚至没被发现时），一般人都会有羞愧之心。但唐骏和吴征杨澜等人，靠撒弥天大谎，赢得了大众的信任、崇拜，这些东西随后成为骗子们手里的股票价值。他们完全等于从（他们参与的上市公司）股民、（书的）读者、（电视节目的）观众手里偷钱、骗荣誉。 唐骏得罪了所有人 更严重的是，吴征杨澜和唐骏等人，在被揭露造假之后，不是马上出来认错、道歉，而是面对事实百般抵赖，并指控揭发者的目的，甚至威胁揭发者。也有糊涂的网民们猜测，他（们）到底怎么得罪了打假的人。难道只有个人恩怨，才容忍不了撒谎，才出来揭露吗？这是多荒唐、多可怕的逻辑。 事实上，唐骏不是得罪了哪个人，他是得罪了所有人。他践踏了人类从小到大所建立起来的道德准则；而且践踏得理直气壮：“如果谎言可以欺骗全天下人，那么就不是谎言，就是成功的标志”。唐骏实在不是一般的诚信、虚荣问题，而是被流氓哲学浸透的恶棍。如果这种恶棍逻辑不受到严重惩罚，如果吴征杨澜唐骏之类可以绝不道歉地继续在中国得意下去，那就不再是骗子们的问题，而是一个让骗子得意、得志的价值颠倒的社会问题。 2010年7月18日 于美国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Tuesday, July 20, 2010 习近平法学博士学位被质疑 随着打工皇帝唐骏「学历门」事件越来越热，网络上对更多官员的学历是否真实，提出了质疑。中共高层人物习近平的法学博士，最近也陷入了这一造假风波当中。 《政府丑闻》网12号披露，中共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的法学博士涉嫌造假。 据中共官方的《新华网》刊登的习近平简历，习近平拥有三个学历：清华大学化工系本科毕业、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在职研究生学历，和法学博士。他的法学博士论文是《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 中国网友「西山斋」在他的博客中，详细阐述了对习近平法学博士的质疑。 西山斋说，《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与法学或法律毫不沾边，以这样的论文来申请法学博士学位，是否合情合理？ 经过西山斋查证，习近平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刘美珣的学科方向是：马克思主义与邓小平经济思想。而刘美珣本身对法学一窍不通，他质疑这样的教师，如何能成为指导「法学博士」论文的指导教师？ 西山斋另外还怀疑习近平攻读博士学位的入学资格。根据清华大学关于博士学位实施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申请博士学位的人员必须已获得硕士学位，并在获得硕士学位后工作五年以上。 那么，习近平何时取得硕士学位？是否在取得硕士学位后五年才申请博士学位？ 简历显示，习近平在1998到2002年期间，在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职研究生班学习，并在2002年获法学博士学位。 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早在2008年时，就曾在一篇关于习近平的文章中提过，「清华规定申请博士学位者必须有硕士学位，...，这个「法学博士」从何而来？中国这种莫名其妙的事遍地都是，人们可以一笑置之。但是，一个十三亿人的最高权力者，有这种嫌疑，他不能不作出交代。」 习近平法学博士涉嫌造假的丑闻被揭露后，中共开始封杀相关消息，一名叫「温时顿」的网友曾经发过两条关于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法学博士论文的消息，但原网页和快照都被删除。 实际上，中共官员利用权力混得博士学位早已成为中共的官场惯例。据《环球网》报导，早在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就讲过，中国大陆「学术权力市场化」，各式各样的博士学位氾滥，他并指出：「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 【本刊读者赐稿】 封得掉博客，封不掉良心·杨银波 中国网络的“集体屠杀” 这是一个有着4.2亿网民的国家，除去4914万仅使用手机上网的用户，标准意义的“网民”数量仍有3.7亿，即每四个中国人当中就有一个网民。互联网推动着中国的发展，尤其是资讯和公共意见，甚至在改变国民的思想意识。这当中，传媒的编辑和记者，民间维权者和律师，大学教授和社会学者，还有其他无法一一归类的公民，积极关注公共事件和自身权利，也纷纷报料于互联网。网站、贴吧、论坛、社区、博客、空间、微博，加上“墙”外的大批被屏蔽的网媒，这一切都在对中国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多是积极的。但政府不这样看，网络服务商不这样看。于是，网络封锁永远没完没了，最近又如“集体屠杀”般封了一批。与之相随的是，许多律师的律师证通不过年检，传媒也不被允许“异地监督”。 看着墙上悬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我不免想到如此冷嗖嗖的场景：一群肥头大耳的媒体老总，坐在底下乖乖地听着比他们还要肥头大耳的官员训话。同志们，这个名单上的律师一律不准通过年检，他们老喜欢跟政府作对；这个名单上的博客全部封掉，他们别有用心，错误引导，煽动网民；这些都市报太膨胀了，今后国内报道一律用新华社通稿，广东的记者只需要报道广东的事就可以了，北京跟他们没关系，不准再碰；对了，还有微博，不就是推特的翻版吗？当初推特把伊朗的革命都搞起来了，消息传得太快，太密集，后果不堪设想，微博这个阵地要严肃整顿一下。这当然是想象，但真实状况或许比这想象还要萧杀凌厉，“莫名的恐惧”常常比“降临的恐惧”更加恐怖。 一批知名的敢言者博客、微博被集体关闭，境外记者遂打电话给网站管理员询问究竟，得到的答复是：“这我们不敢说，如果泄露了就会去坐牢。”原来，事态已严重到这等程度，那足以“坐牢”的“泄露”，具体内容是什么？是国家机密吗？张祖桦的一位朋友，询问自己的博客到底是哪个部门下令封杀的，得到的答复是：“不敢告知，不能告知。”有位参与关闭博客的工作人员，私下向被封博主道歉，也算是良心发现，罕见得很。其实仔细想来，那些奉命封杀的人，无非就是看在一碗饭的面子上，不得已为之。为了每个月那点吃得起饭的工资，他们必须听主管的，主管听老总的，老总听地方政府的，地方政府听中央的，都是一群可怜虫。朋友在电话里说：“银波，我们都要同情他们。” “手术台”上的博客 中国的博客与日本、韩国的博客不同，大多不是拿来写私人日记的。什么美食、购物、旅行，这在中国的知名博客中皆不是第一主题。娱乐界的人，无非是把博客当广告阵地，放点照片，透露行程，但这不是中国博客的主流。访问量大的博客，要么是教你如何炒股，要么是谈一些公共事件，关注社会，勇敢发声。这是一个人人都想说话且希望有听众的时代，同样一件事，譬如唐骏的学历造假问题，可以在短时间内激起全社会关注，这时的唐骏只不过是万千者的缩影和代号，人们会把目标瞄准比他更有份量的高层权势者。在这网络时代，哪里杀了个人，或者出了个贪官，就能在网上迅速成为全国热点，众人评议，谁能彻底控制？ 我坚持七年独立写作，博客史却只有两年。起初想的是开一个就好，没曾想，一开就被封，遂一次性注册十个大陆博客。没想到，一个月内就被关闭了四家。我原本是这样想的，封杀大陆博客是常态，干脆再注册六个港台博客。结果，一个台湾博客被封，三个香港博客被封，而且封的皆是整个网站。没办法，再注册几个美国、日本、德国博客，没几日，注册在美国的论坛、博客都被封掉，一个日本博客被封。我粗略统计了一下，这两年我总共注册了36个博客，到现在只剩下15个，最近被关闭的一家是和讯博客。我已谨慎再谨慎，将已发表的作品从敏感度最低的部分抽出，再精挑细选，放些到博客上，但仍被时时告之“正在审查中”、“已删除”、“已设置为私密博文”，或者“有敏感词汇，请修改”，“涉及敏感政治话题，不予通过”等。 每次打开博客前，我都在祈祷：“上帝保佑，不要被删掉！”同一篇文章，放在15个博客里，最惨之时只有五六个博客放了行。持续了一段博客生涯后，我干脆决定，把境外博客作为主要博客，境内博客只发“不可不发之文”。却还是没料到，有家香港博客也“自我审查”起来，规定只有注册用户登录后才能看到博客内容。长此以往，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到底还要不要这些博客？征求诸多朋友的意见，最后统一为：对社会有重大意义，同时又不敏感的文章，在迫不得已之时，可以放入博客。在虎口脱险的博客中，我在1510部落的博客，有20余万次浏览量，这是大陆读者熟悉我的地方；至于我在《博讯》和《大纪元》的博客，管理者不是我，但浏览量极大，仅前者就有200余万次浏览量。 对于博客，我已无精力经营，无论是境内还是境外。这无疑是“自我阉割”的讽刺之举，原本想雄心勃勃地运用互联网建立作品平台，却没想到上了政府和网络服务商的“手术台”。每篇文章都像一个将死的病人，要么被抛之荒野，要么被踢打得奄奄一息。也许某篇文章被临时放行了，但时隔几个月，又遭“过期追诉”，被告之“已删除”。这无疑是网站搜索敏感词时的“批关批删”之举，一批一批地关和删。删的博文多了，嫌麻烦，他们干脆把整个博客给你关掉。如果这样的博客在同一个网站中实在太多，干脆把整个网站也屏蔽。我曾将我的几百篇政论社见文章整理出来，统一放在香港的一家网络日志站点上，还没存几天，整个网站都被屏蔽。这种事情发生过好几次，注册一个站点，居然整个网站都遭殃。如此看来，我这样的人实在害人不浅，祸及全体。为了不惹祸，干脆忍了，不再申请新的博客。 我们找得到说话的地方 从今年7月开始，有一批公共知识分子的博客陆续消失。仅我所知，就包括：刘军宁、张祖桦、温克坚、吴祚来、杨恒均、浦志强、姚小远、贺卫方、许志永、章立凡、老虎庙、滕彪、刘晓原、李天天、张建中等人。这些人，我大多熟悉，不少人还曾与我有过联系。服务商开办网站，是商业行为，按理说必须遵守商业规则，但网商们很无奈，他们又不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Google，更不是《牛博网》捍卫言论自由的站长罗永浩，他们必须100%听政府的话。甚至，政府没要求做的，他们也要先为政府考虑到，对于所谓“敏感”的容忍度，他们连政府都不如。当Google撤离中国大陆之时，百度总裁李彦宏正在出书炫耀他“成功的人生”，一将功成万骨枯啊，这种个人的“成功”借的是专制屠刀的东风，满城杀戮之后，只剩下胜利者的高枕无忧，以及鹰犬之辈疯狂数钱的巨响。 对比我们的邻国印度，我们自愧不如。2006年7月，孟买发生火车爆炸事件，200多人丧生，该事件之后，印度封杀多家博客网站，引发民间抗议。最初，印度电信部要求印度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协会禁止接入15家网站的某些博客，但是网络服务商却采用拉网方式，将封锁范围扩大至那些网站的全部内容。政府解释说的，他们只下令关闭几个人的博客，但网络服务商把打击范围扩大了，封了那么多网站，全体遭殃。被封掉博客的网民极为愤怒，在网上从知情权一直讨论到立法缺失，并纷纷写信给政府和电信部，要求作出解释；而且，他们还组织了抗议活动。有位叫格立芬的官员说，一天之内，他个人就收到了300封控诉信。这时，政府和电信部赶紧为自己开脱，把责任都推给网络服务商。随之，印度解封了大量网站，网民写博客的言论自由再次获得了保障。而且，经历这一事件之后，印度政府再也不敢动不动就搞网络封锁。 安全部门或者网管警察，固然有“国家安全”、“社会秩序”的考虑，但是不能以此为由，搞扩大化的镇止异见行动。刘军宁、张祖桦、温克坚等人的博客，既不会威胁国家安全，也不会扰乱社会秩序，相反，他们是发表公共意见的杰出者，是敢说真话的有良心的人。中国那么多专家学者，与民众之间隔着高墙，现在网络时代有一部分人公开站出来，和民众打成一片，对公共政策、国家事件、社会现象发表意见，为民众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很多时候，他们的意见比政府和传媒要诚恳得多，真实得多，也有用得多。如果真的是间谍或恐怖主义制造危机，封掉他们的网络阵地，估计美国的FBI也会这么做。但是，刘军宁、张祖桦、温克坚等人不是这种人，他们确实有社会影响，与许多人都成了共同命运体，但总不至于有影响力的人与政府稍有不同意见，就一概铲除吧？ 封，是封不完的。全世界的博客服务商成千上万，一个人一天就可以注册几百家，这个封了，那个又继续。但中国人希望自己的博客产生社会效应，所以大多数人会在排名靠前的博客网站注册发文，譬如新浪、网易、百度、搜狐、腾讯、和讯、凤凰等。开个博客，只要你水准足够，圈子就会越来越大，仅需几天“好友”就能超过千人，再加入上百个“圈子”，博客、微博一起做，网友转载、推友散发，每篇博文都能做到“无远弗界”。推特、牛博网、Blogger、饭否等网站虽然被屏蔽了，但在网络科技越来越发达、表达欲望越来越强烈的中国，网民们是会想方设法突破封锁的。不管政府有多少禁令，网商有多少潜规则，网民始终找得到说话的地方。正如一位友人给我发来的短信所言：“就算某一天‘第一博主’的韩寒被封掉新浪博客，韩寒还是韩寒。制造恐惧，其实也是在制造仇恨。川壅则溃，民怒思变。”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Wednesday, July 21, 2010 【政治寓言】 菩提树下·作者 那岱仁 这是一块大青石，是天国大门外边一 棵菩提树下的一块大青石。这块大青石光滑平整，有一丈多长，四五尺宽，两三尺高。青石的周边并不整齐，看来并非人工雕琢，而是天然形成。在它的四周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青石块，可以坐人。这简直就是一套天然的会议桌。 这不，现在就有一伙人围坐在这会议桌旁开会。 这是一伙上了年纪的老人，看上去个个都气宇不凡，让人望而生畏。有的人还穿着将军、元帅的制服，显得十分威风！但是,这些人个个表情严肃,眉头紧锁，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似乎都被什么问题困扰着无法决断。 若走近些仔细看看这些人，就会发现这些人都是大家十分熟悉的人。虽说普通的老百姓是不容易和他们直接见面的；但是从报刊杂志上，从电视电影上对他们却非常熟悉。原来，他们是共和国的缔造者！都是老一辈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现在，他们都从人世间来到天国的大门外。他们在这里——在天国的大门外的菩提树下,召开临时紧急会议，讨论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紧急情况。从会议的规格上看，真像是一次‘身后’扩大的政治局会议。 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是：天国大门的守护神竟然不让他们进入天国！ 可是会议开始后不久，就吵得一塌糊涂。特别是毛泽东和邓小平，他们都睁大着眼睛互相瞪着对方，那架势差点就要演出全武行来…… ‘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这句话是说天上和人世的时间是不一样的。虽说这些共和国的缔造者们离开人世的时间有先有后，有的甚至相差了一二十年，可是他们到达天国大门外的时间却相差不远。共和国的缔造者们前前后后，陆续来到天国的大门外。可是，无一例外，他们都被挡在天国的大门之外。 天国大门的守护神告诉他们：他们不能进去，这里没有他们的位置。 当他们要求解释时，那守护神睥睨地看了他们一眼，然后用手指了指脚下说；“你们应该到那里去！” 这下可把他们气坏了。 要知道，他们可都是共和国的缔造者！都是身经百战，建功立业的人。在共和国都是叱咤风云，一呼百应，说一不二的人物！他们都是应该彪炳青史的！可是，他们根本没想到，当他们灵魂出壳后竟然被挡在天国的大门之外！是可忍孰不可忍？但是，不可忍又能怎么样？ 面对守护神毫不通融的面孔，他们只能无可奈何地在那棵菩提树下的大青石边坐下来，开会研究对策。 可是，也许是他们在经过了灵魂出壳时绝望挣扎的痛苦，再加上长途跋涉，都非常疲惫了；也许是天国守护神的态度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完全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以至于这些共和国的缔造者们一时都想不出妥善的办法来，会议一时冷场了。 “我看，还是陈毅同志先说说吧。”毛泽东作为当然的会议主持人，不能让会议沉默下去。他朝大青石四周沉默的面孔看了看，觉得可以让陈毅先说话。只要陈毅先开了头，就好办了。他微笑一下，半开玩笑地说：“陈毅同志，你生前不是在一首诗里说过‘此去泉台集旧部，十万旌旗斩阎罗。’吗？你看……” 一石激起千层浪！毛泽东为了打破沉默，引导陈毅发言的两句话让冷清的会场顿时开了锅。 “算了！陈毅那‘十万旌旗斩阎罗’算什么？你还‘百万雄师过大江’呢！你连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不放在眼里，这小小的天国守护神算得了什么？我看，还是你自己拿个主意吧！”说话的人声音低沉，还有点嘶哑，可是对毛泽东的不满和不服的意思却很清楚。毛泽东扭头一看，原来说话的人是彭德怀。 “彭老总的话说得有道理！”说话的人是个尖嗓子，那声音就像是用铁钉在玻璃上划出来的,让人听了十分难受。毛泽东再扭过头来一看，发现说话的人是林彪。 “你不是说过你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吗？你看，那天国大门上方的匾额上写着‘共产主义天堂’，那天国的主持人就一定是马克思。你是我们中国第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货真价实的共产主义战士，死后进共产主义天堂，那是名正言顺的事。我看最好由你去找马克思，让他给个说法！”林彪完全是一副挑衅的态度。 毛泽东被两位元帅顶得说不出话来。可是他不能发脾气:今非夕比呀！这两个人曾经是他的两任国防部长。他们都是身经百战、为他打江山出过大力、立过大功的人。是他的开国元勋。林彪还曾被他指定为共和国的‘接班人’。而且他知道，是他对不起这两个人。这两个人都是被他……，他一方面内心有些愧疚，另一方面有些担心他们这时找他算帐。那样一来，就会把事情弄糟。所以他忍耐着，不直接回答他们，但是心里还是十分恼火的：这两个家伙，竟敢这样和我说话！ “对——头！两位元帅的话，说得就是有道理！毛泽东先生……” 听了这样的称呼，毛泽东吃了一惊，虽说没看见说话的人，可是听那四川口音就知道是邓小平。来者不善哪！从眼前的形势看来，虽说带头发难的人是彭德怀，但是真正难对付的还是邓小平。这不，他一开口就称自己为‘先生’，完全没把自己这‘伟大的领袖’放在眼里！看来得先把他压下去，否则，让他信口雌黄下去，今天这个会议就没法开了，说不定还要……！他的反应非常敏捷，上面的想法只是在他脑海里电光一闪，他马上打断邓小平的话，厉声喝道： “邓小平！你在说什么？你叫我‘先生’？” “叫你先生啷个不对头？难到还要我叫你万岁、 万岁、万万岁不成？”邓小平扁着嘴，仰着头，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事情到了今天这一步，都是你毛泽东先生造成的！你不负责谁来负责？” “你……你……你……你说什么？？”毛泽东气得说不出话来。憋了半天，他突然站起身来阴森森地说： “邓小平！我早就知道你对我不满。每次开会，你总是躲在一边，不愿和我照面。背后尽说些阴阳怪气的风凉话。今天你倒是先开口说话了，看来，今天你是想和我算总帐了！” “我和你算啥子总帐？是那天国的守护神不让我们大家进去！不过，人家不让我们进去，总是有他的道理的。总不是我不让你进去吧？” “那你说说看，他们有什道理？还有，你刚才说，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你倒说说看，怎么是我造成的？这么说，就是我害得你进不了天国了？你自己就没有一点责任了？” “那守护神是怎么想的我不晓得。不过人家不让我们进‘共产主义天堂’，那就是说我们不是共产主义者，那守护神已经说得够明白的了：我们这些人不配进天国，只配下地狱！” “那守护神算什个么东西！他说的话能作数？” “那守护神的确不是东西，他只是天国大门口的一个小小的守护神。但是，他就能让你进不了天国的大门！” “邓小平！你到底要说什么？这是一次决定我们命运的会议，你不要在这里阴阳怪气的！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出来！” “那好！我就说一点看法。”邓小平站起身来面对着毛泽东。别看他的身高要比毛泽东矮大半个头，可那气势一点也不比毛泽东差。他慢慢走到毛泽东面前说：“对不起，我还是只能叫你毛泽东先生。” 毛泽东看了他一眼，冷笑着没有答腔，看他究竟想说些什么。 “毛泽东先生，我想请问你一下。你自己认为你是共产主义者吗？”他停顿了一下，见毛泽东没说话，就接着说：“你若自己认为自己是共产主义者，那你就理直气壮地去找那天国大门的守护神，要求见马克思！进不了共产主义天堂，拜会一下马克思总该是可以的吧。见到了马克思，你就把你的共产主义事业对马克思摆一摆，让他来评论一下。马克思若承认你是个共产主义者，那他就会让你进天国，我们这些人就跟着沾光了。”说到这里，他又停下来，想看看毛泽东的反应。见毛泽东神情漠然，就接着说：“你要是觉得心中有愧，没有勇气去见马克思。那你就只好拍拍屁股走路，赶快到地狱去报到！我们这些人也只好跟在你的屁股后面下地狱了。还开这会干啥子嘛？你刚才还对陈毅说什么‘十万旌旗斩阎罗’，难到你还想让朱老总、彭德怀、林彪、陈毅这些人来领兵帮你攻打天国不成？” “邓小平！”毛泽东再也忍耐不住了，他大声喝道：“你不要在我面前耍花花肠子！你想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身上，那办不到！为共产党打江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在座的这些人都脱不了干系！有功，是大家的；有过，大家也要一起承担。谁也别想溜肩膀！” “溜肩膀？想溜就溜得掉吗？哈哈……”邓小平哈哈大笑：“毛泽东先生，你以为你还是在中南海？想指鹿为马就指鹿为马；想说谁是资产阶级谁就是资产阶级；想‘炮打司令部’，我们就是‘资产阶级的司令部’，由你来炮打？你又想来打我的态度了！你还是那样为所欲为！毛 先生，这里是在天国的大门外面！你要知道，你和我，还有我们这伙人都不过是从人间来的幽灵罢了！都是前途未卜！是进天国还是下地狱，我是不能说了算的！就是你，恐怕也不能说了算！再说了，我们这些人，虽说现在还很难说会不会变成孤魂野鬼，会不会下地狱。但是在生前，哪一个不是敢想、敢说、敢做、敢担当的好汉子？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我只怕想溜肩膀的是另有其人！” 看来，邓小平是摽上劲了。彭德怀和林彪是一肚子怨气。其他人的态度怎么样？毛泽东向四周瞟了一眼，周恩来双手抱着膀子，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们；刘少奇正襟危坐，两眼平视，脸上没有一点表情；朱德两手捧着硕大的脑袋，双肘撑在大青石上，两眼似闭非闭，好像要睡着了；陈云和李富春远远坐在一边，小声在交谈着什么，似乎对他们在说什么丝毫没放在心上。 坐在远处的许世友有点着急了：邓小平竟敢对毛主席不敬！保卫毛主席是我们军人的天职！他突然站起身来，想斥责邓小平对毛主席的无礼，却突然听到一声断喝： “许世友！你想干什么？你坐下来！主席和小平同志在讨论重要问题。你不了解情况，就坐在一边听着。这里没你插嘴的！”周恩来知道这莽和尚想干什么，连忙出声制止。 许世友听见是周恩来发话，他被镇住了。在周恩来面前，他是不敢放肆的，只好乖乖地坐下，把头低下来。和他身份地位相当的韩先楚、杨得志等人在一旁暗暗发笑：这莽和尚！真是不自量力！也不爬到称勾上称称自己有几斤几两！他还真敢往前凑！ 看这形势，毛泽东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孤家寡人’！是没有人来帮自己了！江青、张春桥这些人又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唉！就是他们在这里，又能起什么作用？他们只会坏事！毛泽东心里着急，可是他知道不能退缩，不能有丝毫示弱的表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干咳了两声，清了清嗓子说：“邓小平，你说你是好汉子，敢作敢当，不会溜肩膀。那好，你就说说看，你——是共产主义者吗？我在共和国的时候所有的事都该我负责，我不推脱。可是我走了以后呢？共和国的事是不是该你负责？你躲在赵紫阳、江泽民的背后，你又干了些什么？你干的是共产主义事业吗？怎么天国的守护神也不让你进入天国？” “毛泽东先生，你问得好！我本没打算说什么的，既然你问了，我今天就借这个机会向你汇报一下，你走了以后我都干了些啥子。不过，你听了以后，可不要生气唷。”邓小平似乎早已料到毛泽东会有这么一问，他的脸上露出一丝嘲弄的笑容，慢吞吞地说：“自从你魂归大梦，扔下一个烂摊子不管了，朱老总、少奇同志和总理也都走了。我只好勉为其难，为赵紫阳、江泽民他们把把关。我所做的一切，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那就是：我在给你揩屁股！” 邓小平这句话一说出来，让全场的人都惊呆了。这句话把邓小平对毛泽东的不满，乃至于对毛泽东的全盘否定都表露无遗了。这句话又粗又直，真像是一把‘四川锤子’狠狠地砸在毛泽东的头上，让毛泽东两眼直冒金星！ “邓小平！你太放肆了！”毛泽东气急败坏地说，头上的青筋鼓胀起来。 “小平同志！你怎么能够这样讲话？亏你还到法国去留过学，讲话太不文明了！难道你也是一个农民？”刘少奇突然开口说话了，似乎是在批评邓小平。可是，毛泽东听了他的话，感到非常不舒服。刘少奇不像是在批评邓小平，倒像是在骂自己。不过，毛泽东知道，他现在不能把刘少奇扯进来，否则，事情就会变得不可收拾，自己能不能逃到地狱去都成问题！所以他装着没听懂刘少奇的话。他要集中力量把邓小平摆平。只要把邓小平摆平了，就可以杀一儆百，其他人就不敢另生枝节了。 “好！好！好！你邓小平真是出息了！真不愧是到法国去吃过洋面包的！不过，少奇同志，他的态度，我不计较。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暂时不讨论了。”毛泽东向刘少奇看了一眼，见刘少奇在说完那句话后，就恢复了正襟危坐的姿势，对他的话没丝毫反应。就扭过头来对邓小平说：“你还是对大家说说：你是怎么给我揩屁股的？是你的‘不谈姓资姓社’？还是你的‘摸着石头过河’？是‘分田到户’？还是‘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在我看来，你不过还是那套什么‘黑猫白猫’，不会有什么新鲜东西！” “我就知道，你会拿这些东西来挑我的刺！”邓小平冷冷一笑：“不错！‘不谈姓资姓社’也好，‘摸着石头过河’也好，‘分田到户’也好，‘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也好，这些都是我提出来的。但是，这些都是为了给你揩屁股！” “说的比唱的还要好听！为什么不谈姓资姓社？那是因为你实际上是要背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居然扯到我的头上来，说什么是为我揩屁股，你太无耻了！” “你先不要骂娘。还是听我把话说完。”邓小平不为毛泽东的谩骂所动，平静地说：“1976年你撒手一走，你知道中国处于一种什么状况？整个中国的国民经济都快要崩溃了！人心也都涣散了，共产 党在人民心中的威望降到最低点！结束你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从思想上拨乱反正，彻底纠正在全党全国泛滥的极左思潮，就是你死了以后的第一件大事！这就是给你揩屁股。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6年你去世，你统治中国前后有27个年头，在这27年里，你都做了些啥子？现在坐在这里的这些人，还有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牺牲了生命的千千万万个共产党员，用宝贵的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新中国。可是，在你统治中国的这27年 里，你都做了些什么？你嘴巴里喊的是‘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可是在实际上，你给中国的老百姓带来了什么？是福还是祸？你扪心自问一下，在这27年里，你干的是共产主义事业吗？” 邓小平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见毛泽东没反应，就接着说：“建国初期的土改，就可以看出你的基本思想就是一个农民。你的‘急风暴雨’掠夺式的土改，只能说明你是又一个李自成，压根就与共产主义不沾边！这且不说它，虽说‘土改’只不过是哄小孩的‘棒棒糖’，毕竟还是把土地分给农民了，让农民尝了一下甜味。接下来就是‘镇反’、‘三反’、‘五反’。虽说是为了巩固新生政权，但是在运动中出现了不少冤、假、错案，而且杀的人太多！在国际和国内都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阿弥陀佛！邓施主竟然也有菩萨心肠！哈哈……”毛泽东突然放声大笑，可紧接着他止住笑声，阴森森地说：“我还真没看出来，原来你就是当年章伯均、罗隆基、储安平这些大右派分子的总后台！他们也不是说我们肃反扩大化，要成立什么‘平反委员会’吗？从我走后你所做的种种‘平反’的事情看来，你原来就是他们‘平反委员会’的委员长！” “你别用扣大帽子来吓唬我！这是四人帮的惯用伎俩！原来，四人帮‘帽子公司’的后台老板原来就是阁下！” “你……！” “我怎么样？我还说错了不成？四人帮狗仗人势，横行霸道，大帽子满天飞，搞的人人自危，难道不是你的旨意？没有你，他们有什能耐？能把在座的这些开国功臣一个个整得死去活来？” 邓小平的话像一把钢刀插进了毛泽东的心脏！毛泽东气得脸色发青，嘴唇颤抖着却说不出话来。他心里明白：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个人就是他‘文化大革命’的‘前敌指挥部’，现在在这菩提树下的大多数人都吃过他们的亏，有好多人就是被他们整死的！要是把这个问题扯起来，自己会吃不了兜着走！可是这狡猾的矮鬼已经把事情引到他们身上，就不能不应对。这该怎么办呢？就在他觉得十分为难的时候，周恩来说话了： “主席，还有小平同志。我建议讨论问题最好是就事论事，尽量不要涉及到人。更不要互相指责，甚至互相攻击。不然的话，这会就没法开下去了。” “那好！我接受总理的意见，继续我刚才的话题。”邓小平看了看毛泽东阴沉的脸，微微一笑，接着说： “毛先生刚才提到‘右派分子’，那我就说说右派份子。你知道 1957年全国有多少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吗？总共是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其中，大多数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可都是国家的宝贝呀！特别是1957年正是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家百废待兴。这些人中有好多人都是学有专长，对国家是非常有用的人才！就是因为给党提了些意见，有的仅仅是对基层的党支部书记个人提了意见，就说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就被打成右派分子。结果，这些人就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一辈子就这样毁了！你说他们冤不冤？对不起！你走后三年，1979年我就把这事给一风吹了， 全部给这些人平了反。不过，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也留下了一点尾巴：没有给章伯均、罗隆基、储安平这些大右派平反。这‘不得已’就是为了你！我‘投鼠忌器’！因为你毕竟是全党的领袖，代表着中国共产党。我担心若把你全部否定了，就会造成全党的大崩溃！你说这件事是不是给你揩屁股？” “照你这么说，章伯均、罗隆基、储安平这些人都不是右派分子？他们都不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那章伯均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储安平的‘党天下’都不是在向党进攻？都不是想向党夺权？照你的说法，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政权拱手相让？” “不错！章伯均这伙人的确是资产阶级右派。他们的民主党派，什么‘民盟’，什么‘农工民主党’，什么‘九三学社’等等，本来就是资产阶级政党嘛！这些人大多在英、美、法、德留过学，他们崇尚英、美那一套。崇尚欧美的民主、自由；崇尚欧美的国家管理方法。说他们是资产阶级右派一点也不冤！可是，他们说的那些话，是不是全都错了呢？是不是全都是‘猖狂向党进攻’呢？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都是爱国的！都是愿意把中国的事情办好的！”邓小平说到这里，顿了一下，点了一颗香烟狠狠地吸了两口，接着说：“我们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可是，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路该怎么走？是完全按‘苏联的共产主义模式’走，还是根据中国的的特点来选择自己的路？我们自己不是也还有好多问题没弄清楚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2年就告诫过我们：《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应该采取的措施的提法大多过时了，随时随地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你想想：《共产党宣言》是1848年年初发表的，到1872年 还只经过了24年。按导师们的意见，这些具体的措施就已经过时，应该根据实际情况修改。而1848年距我们打倒蒋介石的1949年 已经整整有一百年！这世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更何况1949年的中国和1949年的欧、美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别？我们就更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来办。我们夺了蒋介石的权后该怎么来管理这个国家，应该如何向共产主义过渡,我们没有经验，就要广泛征求意见。可是，我们自己要别人提意见，然后再狠狠地给别人一个嘴巴！这说得过去吗？特别是，还有那五十多万人呢？他们全都是资产阶级右派？就算他们都是资产阶级右派，就一定要对他们采取专政措施，要给他们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就要把他们送去劳动改造吗？这‘分子’二字就把他们全都推到敌人那边去了！我们为什么要自己给自己制造一个敌人呢？”“哈哈！”毛泽东干涩地笑了一声：“邓小平，亏得你还是一个政治家！还到法国去留过学！我看你连‘政治’这两个字是怎么写的都还没有弄清楚！还在这里高谈阔论！” “不错！我的确不知道你说的那‘政治’两个字是怎么写的！不然，我也不会成为‘资产阶级司令部’中的一员，让你来炮打了！你通晓中国历史，熟读二十四史，特别是对‘资治通鉴’研究得很深。我自愧不如。不过，在我看来，你研究的都是帝王之术！你的所作所为，都说明你只是一个在新时代的皇帝！你所谓的那‘政治’两个字只不过是封建帝王的统治之术，与‘共产主义’毫不相干！” “好！好！好！邓小平先生的高论真是妙不可言！”随着一声喝彩，两个大胡子外国人突然出现在菩提树下。人们都没看见他们是怎么来的，就像他们原来就站在那里一般。 这两个人大家都没见过面，不过，大家对他们又都很熟悉：这两个大胡子就是他们的精神领袖卡尔.马克斯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思。在场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站起身来，向他们鞠躬行礼： “大师！” “大家不要多礼，都请坐下。我们还是继续听邓先生的演讲。”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右手放在胸口上向大家弯腰回礼，然后两人盘膝坐在大青石上。马克思面向邓小平，示意他继续往下讲。 “还是接着刚才说的话题。”两位共产主义大师的到来，让邓小平有点紧张。他点了一颗‘熊猫’牌香烟，猛吸了一口；又朝毛泽东瞟了一眼，见毛泽东也点燃了一颗‘大中华’。他开始镇定下来，接着他刚才的讲话： “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以后，我们接管了整个中国大陆。那接下来该怎么办？要知道那时不仅是四亿五千万中国老百姓在看着我们，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不用说，共产党就是要搞共产主义。但是，共产主义在我们中国又该如何实现呢？说实在的，我心里没底！不知道在坐的诸位心中是否有底？也许你毛泽东先生心中是有底的，但当时我不知道。在具体管理这个国家的时候，就面临着很多困惑。比如说：在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处理党和政的关系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说到这里，邓小平看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眼，见两位大师互相交换了一个眼神微微一笑。邓小平有些放心了：自己的话引起了两位大师的注意。他又点了一颗烟继续说：“大右派分子储安平的‘党天下’的言论，一方面是表现出他对党的领导不满，但同时也从客观上反映出我们在整个国家的管理体制上存在的重大问题。在战争年代，‘党支部建在连队’的作法的确在保障党对军队的领导，对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全国解放后，应该如何在施政上保证党的领导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实际上，我们的办法是沿用了军队的老办法。全国从上到下，每个地区、每个单位既有行政领导`，又有党委或者党支部的领导。我们的说法是既保证了党的领导，又不干预行政职能。但是，这只是一相情愿。这种重叠领导带来的后果就是谁都有权，但谁都不负责。有了功劳是大家的，有了错误也不知道是谁的，最多是倒霉蛋的！‘集体领导’实际上变成了‘集体无导，都不负责。’而另一个问题是‘以党代政’的现象不仅普遍存在，在有的地方还非常严重，使行政部门形同虚设。这不仅在当时，就是直到现在，这个问提也还没有解决好。这就是储安平的‘党天下’言论所反映出的实际状况。而且，章伯均、罗隆基、储安平这些人，并不是有组织、有计划、主动提出这些问题的。他们不过是按我们的要求，给我们提了些意见。不论其动机如何，我们都应该认真听取，认真研究。像毛泽东 先生这样，把人一巴掌打死，而且这一巴掌就打死五十五万多人！这不仅反映出你的霸道，也让别人看出你没有自信和虚弱。我不知道你考虑过后果没有？” “邓先生真是有一副菩萨心肠！”毛泽东微微一笑：“看来你与章伯钧这伙人的观点是一样的啰。那我问你，你为什么不给他们平反呢？给他们也平了反，你就会完全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拥护，你在中国历史上的评价就会更高啰！” “毛泽东先生，你不要逼我！”邓小平被毛泽东的话激怒了，他冷冷一笑：“我老实告诉你，我虽说是在给你揩屁股，可并不是为了你！” “那你说说看，你到底是为了谁？” “我是为了全中国千百万共产党员！我不能因为否定你而让他们遭受灭顶之灾！”邓小平激动起来，他斩钉截铁地说：“在你统治中国的这27年里，不是简单的‘犯错误’三个字就能向全国亿万老百姓交待的！你在这27年里的倒行逆施简直就是犯罪！” “小平同志的这话正是诛心之论！”刘少奇又冷冷地插上一句。 “反右斗争刚一结束，你知道再也没人敢讲话了，没人敢对共产党提出批评了。你就开始自我膨胀，像发了疯一样，在全国搞什么大跃进！粮食产量放卫星，亩产10万斤！大办钢铁，1070万吨钢！哼！还说什么15年超英赶美，要提前进入共产主义！这样发疯的结果如何？让全世界的人都笑掉了大牙！让人家笑话还是小事。最严重的是这样一来，就把整个国民经济都搞乱了！其结果就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全国有几千万人死于饥荒！你我心里都明白，什么‘自然灾害’！那都是人祸！‘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不过是‘打折了胳膊往衣袖里塞’，自欺欺人而已！彭老总实在是看不下去了，1959年在庐山给你提了点意见，结果，让你龙颜大怒，一巴掌把他也打下去了！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一起被打成‘反党集团’！这次是在党内，又被你制造出一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彭德怀嗡声插了一 句。 “对头！”邓小平恨恨地说：“最丧心病狂的还是你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你说的好听！说什么担心中国出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你不就是认为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吗？那你就把他打倒好了！建国以来被你打倒的人还少吗？可你为什么要发动这一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呢？你置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于不顾；置亿万中国老百姓的生计于不顾；置千百万党员干部的身家生命于不顾；置几千万青年学生的学业于不顾；置国家的发展前途于不顾。你一意孤行！你利用江青网络了姚文元、张春桥、王洪文等一批‘流氓文人’大造舆论，又蛊惑一些不懂事的学生娃娃起来‘造反’。全国上下被你搅得乌烟瘴气、黑白颠倒！最后，‘文化大革命’演变成‘武化大革命’！成千上万的人被你整死、人心惶惶、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国民经济崩溃、民不聊生！造成了中国史无前例的一场浩劫！你的目的就是为了造神！你的目的达到了。你成了中国几千年来最伟大的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现在，你安安谧谧地躺在水晶棺材里，接受千千万万人的顶礼膜拜。你的灵魂可有丝毫不安？你自己说说看：你到底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呢还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帝王？” “水晶棺材是我身后的事！我自己怎么作得了主？那完全是华国锋陷我于不义！”毛泽东愤愤地说：“说不定这还是你邓小平的鬼点子！哼，你千方百计地让‘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倒，却在我的旗帜下干复辟资本主义的勾当！你！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嘿嘿！‘邓小平理论’！我毛泽东仅仅是‘思想’而已，而且按你的说法，‘毛泽东思想是全体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同创造的’！我不过只是其中的一个而已。你邓小平呢？却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了！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薄一波在你死后给你送了一副挽联：‘一人千古，千古一人。’！了不起呀！‘千古一人’！连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位老祖宗都不放在眼里了！对你吹捧到了何等地步了！到底是谁在为自己树碑立传？到底是谁在造神？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好了！好了！你们不要再作无谓的争论了。”恩格斯似乎有点不耐烦了。看见邓小平又要说话，就马上打断他：“还是听听马克思怎么说吧。卡尔，你来说两句吧。他们这样争论下去，会没完没了的。” “亲爱的弗里德里希，听听中国来的这些先生谈谈他们的‘革命’，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卡尔，他们已经说得够多了。再说下去就是互相指责和攻击了。你还是说两句吧。我想，这些先生们都在等着你的‘结论’呢。” “‘结论’？那可不敢当！不过，既然作为‘不速之客’参加了会议，不说点意见是不行的。”马克思微微一笑，用手捋了捋大胡子，站起身来高声地说：“先生们！首先申明一下：我和弗里德里希只是偶然参加了你们的会议。对中国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的不多。按毛先生的说法是‘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和恩格斯本来不知道你们的会议，可是天国守护神告诉我们说，有一群中国来的 先生在天国的大门口不走，而且 说这些人自称是中国的共产主义战士。守护神要求我们来看看。没有征得大家的同意，我们来得冒昧，请大家原谅。”说着，马克思把右手放在胸口上，微微弯一下腰。坐在大青石四周的人连忙站起身来，鞠躬还礼。 “先生们！”马克思等大家坐下后，用他那犹太人特有的深邃的目光打量了一下整个会场，开始讲话：“我和恩格斯来到天国后，仍然在关注着下方的世界；关注着我俩倡导的共产主义运动；当然，也关注着你们东方这块古老广袤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在中国发生的一切，在座的先生们比我有发言权。我不想在这里和你们讨论在中国发生的具体事情，那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但是，涉及到共产主义的大的原则上的问题，我想谈谈我的看法。也许会涉及到个别的人和事，请你们原谅。”说到这里，马克思停下来，用目光向大青石的四周打量了一下。见所有的人都睁大期待的眼睛看着他。他微微一笑，继续说下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上又出现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包刮在你们的古老土地上的‘社会主义中国’。这里还要提一提：希特勒也把他的国家称为‘社会主义’。不过，别的人把它称为‘法西斯’。这已经有定论了，我就不在这里多说了。 当世界上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时候，我和恩格斯是感到十分欣慰的。特别是当中国的共产党从蒋介石手中夺取了政权以后，我和恩格斯更是欣喜。恩格斯甚至对我说：看来我们俩的许多理论和原则要修改了。比如说，‘共产主义不能在一个国家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必须要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等等。 老实说，一个封建基础十分厚重、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一个资本主义还处于萌芽状态、无产阶级的力量还非常薄弱的中国，居然由共产党夺取了政权！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我和弗里德里希都感到意外。因此，也十分注意事态的发展。我们都希望在东方出现一个真正的、由无产阶级掌握的、能逐步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共产党的政权；希望它能得到长足的进步，希望它能开拓一条新的、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希望它能补充和修正我们的理论和原则。”说到这里，马克思看了恩格斯一眼，恩格斯朝他点了点头，微笑了一下。 “可是，先生们。”马克思朝大青石四周的人们环视了一下，摇了摇头：“你们让我失望了！我不知道你们的继任者会怎么做。可你们这些中国‘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却让我们十分失望！你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一下，就是我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批判过的‘封建的社会主义’！ 当时，我们批判‘封建的社会主义’的时候，它还只是一种反动的理论。在当时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欧洲，它并没有多大的市场。可是，在一百年后，在地球的东方，它却成了一种实践！而且是成功的实践！” 马克思说到这里停下来。见会场上的人们个个沉默无语，表情凝重。知道他的话对他们产生了冲击。他看着毛泽东说：“毛泽东先生，你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你把在中国革命的重点放在农村，以农村作为你的革命根据地。因为那里是新生的中国资产阶级还力不能及的地方，那里是你的广阔天地。你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农民革命运动’——一次成功的、在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的农民起义。中国历次的农民起义的革命对象都是当时的封建王朝，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其结果充其量不过是一次‘改朝换代’而已。而你的‘农民革命’的对象却是中国新生的、刚刚推翻了满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从这一点来看，你的确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伟人。我想中国的历史将来肯定会有评价的，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我想说的问题是在你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掌握了政权后你都干了些什么？你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号，宣称自己是共产党人。可是，正如刚才邓小平 先生所说的，你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封建帝王！ 也许，在你的主观愿望上，你并不想当皇帝。实际上，你也没有穿上龙袍，坐进龙椅。可在打倒了新生的资产阶级以后，在这块封建的土地上你又能干什么呢？客观一点说，你只能像你们中国的鲁迅先生所形容的那种人：抓住自己的头发拼命往上拔，想离开地球！毛泽东先生，你是离不开地球的！其结果只能是在封建的泥沼里越陷越深！当你的臣民高举着你的‘红宝书’向你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时候，你美滋滋地用‘人民万岁’来回应他们，以表明你的‘谦和’和‘英明’；可是当有人对你的所作所为表示不同意见时，那他就成了罪大恶极的‘三反分子’！所谓‘宪法’、所谓‘党章’、所谓‘民主’、所谓‘自由’、所谓‘集体领导’、所谓‘人民民主专政’、所谓‘工人阶级领导’、所谓‘工农联盟’、所谓‘人民当家作主’……等等等等，这些美好的词语通通成了你封建独裁的遮羞布！实际上，你只把‘人民共和国’当作是你一个人的天下。你的‘最高指示’和中国历代皇帝‘金口玉言’的‘圣旨’没有丝毫的差别。 恩格斯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曾经这样批判过资本主义：‘……卑贱的贪婪乃是文明从第一日起以至今日全部底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渺小的个人的财富……’。我看，只要把这段话里的‘财富’二字改为‘权力’二字就完全是你毛泽东的真实写照了：‘……卑贱的贪婪乃是你从建国的第一日起以至今日的全部动力，权力，权力，第三还是权力，——不是人民的权力，而是你毛泽东个人的权力……’。 就象对‘财富’的贪婪是资本主义的特征一样，‘权力’正是封建帝王至高无尚的象征而绝不可‘旁落’，或受到挑战的。” 说到这里马克思停下来看了毛泽东一眼。见毛泽东双眼微闭，嘴唇轻轻地抖动，似乎想说什么。他微笑了一下，继续说：“毛泽东先生，我不想在这里对你在中国的历史地位作任何评价，也不想对你们党内的权利之争作任何评判。那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只要进步是社会发展的原则，未来的中国人一定会理智地作出自己的判断和结论。只是你既然以我为旗帜，声称是以我为师。我不得不说说我的意见。你曾经说过你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你拿我和你们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来自诩，就可以看出你内心深处的问题。你以我来自诩，我暂且不论；可秦始皇呢？据我所知，他的功劳可以说是非常之大，你毛泽东 先生还不一定能比得上：统一中国，结束七国争霸的战乱局面；统一文字，便利全国的政令畅通和文化交流；统一度、量、衡，统一钱币，便利全国的经济贸易和物资交流；统一车辆，统一道路，便利全国交通。要知道，这些统一是发生两千多年前！这些统一都是开创性的！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所带来的好处是无法估量的！可以说是千秋万代的功业！他完全可以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可是，作为中国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被他的胜利冲昏了头脑。竟然不顾人民的死活，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修宫殿、修陵寝、修万里长城！弄得民不聊生，民怨鼎沸。特别愚蠢的是他一方面把全国民间的兵器都收缴起来，铸成四个大铁人，让老百姓十家用一把菜刀，他以为收缴了老百姓的武器，就可以防止老百姓造反；另一方面，为了防止思想上的异化，竟然把全国儒家的书籍都收缴起来全部烧掉，还坑杀了四百六十个儒家学子！他以为这样一来，他的江山就可以稳固，他就可以万岁、万万岁了。他的这些作法也许就是你的‘枪杆子和笔杆子’理论的源头吧。可是结果呢？人民虽说没有了武器，却‘揭竿而起’！秦王朝只存在了短短的十五年就被推翻了。而中国的历史把秦始皇称为‘暴君’！他的伟大历史功勋也被这‘暴君’二字淹没了。这是秦始皇的悲哀！你是熟知中国历史的，你怎么就对他的历史教训视而不见呢？还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你以我自诩，在我看来，我不过是你高挂在你的封建狗肉摊上的羊头罢了！ 当然，我的意见不仅仅是对你的。若仅仅是你一个人，你的‘农民革命’是不会成功的；你的‘人民共和国’也是无法运转的。因此，对在座的诸位先生我同样要说几句。” 马克思把头转过来说：“刘少奇先生，还有你们，周恩来 先生和朱德先生，你们都是毛泽东先生的亲密战友。按中国的传统观念，你们的资历都不比毛泽东先生差，文化知识甚至比他还高些。而且你们都到欧洲留过学，接触过西方的先进的文化和思想。你们可以说都是 ‘满腹经纶’，在中国的革命事业中也是功不可没的。可是，我想请教各位先生：在你们内心深处，毛泽东先生和你们是什关系？是同志？还是君臣？依我看，应该是后者。不然，你们在毛泽东先生自我膨胀、倒行逆施的时候，在面对着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利益糟受践踏的时候怎么就无动于衷呢？ 你们中国有句古话：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身为‘国家主要领导人’和中国‘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你们难道这点轻重都分不清吗？你们若是以人民和国家的利益为重，挺身而出，难道还不能制止毛泽东先生的倒行逆施吗？或许是你们既得利益，在你们心中，这轻重秩序根本就是颠倒的！或许是忠 君的封建思想还牢固地盘据在你们的脑海深处，你们害怕背上‘不忠’和‘叛徒’的骂名！所以，你们才或者装聋作哑以求自保；或者推波助澜助纣为虐。结果呢？人民和国家陷入灾难，你们自己也是陷入困境而朝不保夕。刘少奇先生甚至还身陷牢笼，凄凉地死在开封。” “刘少奇先生真是‘修养’到家了！”恩格斯突然插话说道：“你的《论共产党员修养》可真是一篇奇文！竟然要求共产党员当‘驯服工具’！这是马克思教你的，还是你们的孔夫子教你的？马克思没有教你。他是‘怀疑一切’的，那就不用说了。你们的孔夫子不是说过‘吾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吗？这可是与‘驯服工具’背道而驰的！你这‘驯服工具’可真算得上是一种的‘创造’！只可惜这‘创造’是在为毛泽东 先生的封建独裁张目！最后，你自己也成了你的‘创造’的牺牲品！你们中国的语言非常丰富，我弄不太明白。请你告诉我：你这是叫‘请君入瓮’还是‘作茧自缚’？” 刘少奇低下头，汗珠从两鬓花白的头发上滚落下来。马克思看他那愧悔的样子，不忍再让他难堪，就转过头来对周恩来说：“周恩来来先生，你曾经在日本、法国和德国留过学，在在坐的这些人中间，你的学识是最高的。你和毛泽东先生共事了一辈子，对毛泽东 先生应 该非常了解，你完全能认清毛泽东先生的问题的本质。以你在军队中和政府中的威望，以你在党内的地位，以你处理问题的能力，你完全可以团结一批人制止毛泽东先生的独裁行为。可你没有这样作做。相反，你还在毛泽东的鞍前马后，极力为他的倒行逆施奔波效劳！真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你自己却陷入了‘周公恐惧流言日’的恐惧之中！让江青的‘批周公’弄得惶惶不可终日。因为你知道江青是代表谁的意旨的。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你出身于一个旧官僚家庭，脑海里还充满了‘忠君’的思想？你把自己的骨灰都撒了，看来你还是心中有愧的！可是你要知道，你既然是身在其位，你就应该对中国人民负责；也要对你在毛泽东先生的指使下所做的一切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这责任是撒不掉的！” 周恩来抬起头来看了马克思一眼，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 “对带兵打仗的将帅先生们我就不多说什么了。”马克思看了林彪一眼说：“你们都是在枪林弹雨中走过来，对你们的共和国有大功劳的人。林彪先生更是一位战神。你现在也许正在想着和毛泽东 先生算帐的事。我不想在这里谈论你和毛泽东先生之间发生的事情，你们 会有机会把这事说清楚的。将来的中国人也会得出自己的结论，给你们一个公正的评价的。我这里只想提醒你自己要做出反省的一件事：那就是你在辽沈战役的时候，围困长春城达五个月之久，造成十几万老百姓饿死的事。不错！战争是残酷的。死人的事是不可避免的，有时伤及一些无辜的老百姓也是不得已和无可奈何的事。但是，像你在长春城所做的，把全城的几十万老百姓和国民党的部队一起围困起来，不让老百姓逃跑，用刺刀把企图逃跑的老百姓堵回城里去。用这样的办法来增加国民党军队粮食供应的压力，而且时间长达五个月之久！致使十几万老百姓因饥饿而死！据我所知，在世界上这是绝无仅有的！这样的事实在是灭绝人性的！实际上你是在拿长春城五十万老百姓作人质，并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这是极不人道的！美国人在广岛投下一颗原子弹，九秒钟的时间炸死了十四万日本人；你大军围困长春，用五个月的时间把十五万无辜的老百姓、自己的同胞活活饿死！你的良心可有丝毫不安？为此，你无论对你的国家有多么大的功劳，此事都将会受到历史的谴责！” “这……”林彪抬起头来似乎想说什么。马克思挥了一下手打断他说：“你不需要在这里解释什么，会有你说清楚的地方和机会的。” “我最后要说的就是邓小平先生了。”马克思面对邓小平微微一笑：“邓小平 先生，你刚才和毛泽东先生的争论我们都听到了。看来，你和毛泽东先生的矛盾还是蛮大的。不过，你们中国的事，还真让我有点闹不明白！在毛泽东先生生前，有一个时期，你曾经是他的亲密战友之一。不是吗？毛、刘、周、朱、陈、林、邓嘛。可是，没有过多久，你却成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成了毛泽东先生要打倒的对象。而你呢？在毛泽东先生生前，对他是百依百顺，在他的鞍前马后奔走效力，对他的旨意不敢有丝毫忤逆。你刚才不是说毛泽东先生统治的27年是‘犯罪’吗？我看，和刘少奇、周恩来先生一样，作为毛泽东先生主要助手之一，你也要对毛泽东先生的‘犯罪’负历史的责任！你想想看，土改时你在干什么？镇反、三反、五反时你在干什么？反右时你在干什么？大跃进你又在干什么？59年反右倾你又是什么态度？也许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你成了中国的第二号‘走资派’，成了毛先生要打倒的对象，你才醒悟过来的吧？不过，在毛泽东先生去世后，你能改弦更张，把中国引导上正常的经济发展的轨道上来。这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应该算是一件大好的事情。可是，你在很多原则问题上还是羞羞答答，不敢触及你们的既得利益。用你刚才的话来说，你是‘投鼠忌器’，你是顾及到了千百万共产党员。但是，你在顾及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的时候，又是如何考虑全中国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 ‘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是你的‘改革开放’的一项政策。但是，你并没有说让哪些人先富起`来；没有说让他们如何富起来；更没有制定相关的政策和相关的约束、监督机制；这正是你的‘高明’之处。你在放纵少数人手中的权力的同时，为这一项政策配套了一个叫‘双轨制’的经济制度。这样一来，在有意无意间，‘钱——权交易’就成为你的‘改革开放’的一道‘亮丽的风景’！这是不是就是你所说的‘中国特色’呢？我不能断定这是你有意所为，还是一时的疏忽；你也可能会辩解说要‘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开放’是新事物，错误在所难免。可是，不可争辩的事实是，在伴随着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的同时，你‘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了。实际上，你是把大量的国有财产—— 那本来应该属于全体中国人的——塞进了少数人的腰包，让他们先富起来。而绝大多数中国人却落空了，特别是广大的城市里的工人‘下岗’了——失业了。成了你‘让少数人先富起来’这一政策的牺牲品，成了国有资产流失的‘陪葬’。我不想在这里对中国现在发生的事作过多的评论，也不想对中国将要发生的事作任何揣测。我只想告诉你一句话，也是老生常谈：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一定要和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就是要能动地促进这种适应，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革命’。这‘革命’的唯一目的是解放全人类。任何一种牺牲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保护少数人既得利益的行为和企图都是与‘共产党人’这四个字格格不入的。 对你，我还要特别说说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六.四事件’。学生们对政府官员的腐败现象不满，对政治上的不民主不满，在天安门广场集会、示威游行。这是他们的权利！他们表达了全国老百姓的心声！代表了中国的希望！这当然也威胁到你们少数人的既得利益。你在处理这一事件时，竟然采取用全副武装的正规军队残酷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的手段，造成青年学生血染天安门广场的骇人听闻的惨案！为此，你将受到历史的谴责！还有，你发动的对越南的战争，你怎么解释？所谓的‘自卫反击’纯属欺人之谈！我真没想到，为了支持柬埔寨的‘红色高棉’，为了支持那个疯狂的波尔布特，你竟然对自己昔日的 ‘同志加兄弟’大打出手！造成十几万人的伤亡！你刚才说毛泽东先生研究的是‘帝王之术’，你的这些行为又算是是哪一门子的‘术’？不过，话还得说回来。虽说只是跨出了一小步，你毕竟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拨转了中国的航向，让中国从毛泽东 先生的‘闭关锁国’的封建阴影中走了出来。对中国来说，这是有划时代的意义的。薄一波给了你‘千古一人’的评语，对你的评价已在毛泽东先生之上。而你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却是什么‘三七开’、‘四六开’。但是，历史却认为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功过是不能相抵的！历史的评价绝不会像你所说的什么‘三七开’，‘四六开’那样简单含混。就如刚才所说的你们中国的秦始皇，对他的评价应该是‘三七开’还是‘四六开’？或者是‘倒三七、倒四六’？其实这种‘三七开、四六开’的说法完全是一种自我安慰，是试图逃避历史责任、欺骗社会舆论，是一种没有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将来的历史，将来的中国人会给你一个公正的评价的。我也希望你的继任者……哦，我说得太多了。亲爱的弗里德里希，请你也说说。还有，这些先生们怎么安排？” “卡尔，该说的你都说了。不过，为了让中国的先生们对即将到来的反省有个思想准备，我还要补充一点意见。”恩格斯站起身来环视了一下会场的四周说：“先生们，刚才邓小平 先生提到1872年马克思和我曾经说过的话。那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说的。这段话的意思已经非常明确，我就不多说了。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类社会必然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一基本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但是，共产党人为实现这一过渡所采取的革命措施必须是与时俱进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是可以，甚至是必须不断修正的。我和卡尔都诚心地期待着这标志着人类文明进步的修正。 至于这些先生们的安排嘛……” 恩格斯站在大青石上向远处眺望了一下，又回过头来环视了一下坐在大青石四周的人们，见他们都抬头望着自己，知道他们都急于想知道能否进入天国。他微微一笑，慢慢的说：“先生们，你们在这里开会，讨论的就是进入天国的事。其实，共产主义天堂不仅是对共产党人，而是对所有的人都开放的。也许是天国的守护神没解释清楚，也许是你们没有理解守护神的意思，你们才在这里开会讨论应对的办法，以至发生了争吵。不过 这样也好，这样对你们生前的所作所为检讨一下是很必要的。这让你们为即将面临的审判有了一个思想准备。因为，所有的人在进入天国之前，都必须经过审判。就像你们中国人在入党的时候都要接受组织审查一样。不过，进入天国的审查和你们党对要求入党的人的审查不一样，它更像是一种审判——对每个人在人世间的所作所为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算。审判结束后，你是可以进天国还是应该下地狱的问题自己就清楚了。 这次审判将由你们中国人都很熟悉的包拯判官来主持。他是一位聪明正直之神，且铁面无私。为了这一次审判，他已经准备了好多年了。你们看，他已经来了。”恩格斯说着，手向西边一指。 大青石周围所有的人都转过身去，只见一片轻纱似的雾蔼裹着头戴一黑一白高帽子的两个瘦长身影缓缓飘过来。众人都竦然一惊：这是地狱的使者，黑白两位‘无常’到了！可是包拯在哪里呢？等他们回过身来想询问大师时，却发现站在大青石上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消失了，只有一缕轻烟正缓缓地飘向苍穹…… 2007年12月2日 星期日初稿 2009年6月17日 星期三修改稿 2009年8月27日 星期四第二次修改稿 附： 我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文学工作者，对政治更是一窍不通。我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读过几天书，被别人叫做‘知识分子’的技术人员。照中国历来‘礼不下庶人’的规矩，‘国家大事’和我应该是毫不相干的。（至于毛泽东所说的‘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那不过是他老人家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哄骗无知孩子的一种谋略，是当不得真的。）我的这篇文字应该算是一种‘僭越’。难怪我想把这篇文字放到某网站去的时候，被编辑以‘不合时宜’加以拒绝，那是怪不得编辑的。 我虽说不是学历史的，但也知道‘太史简’和‘董狐笔’的故事。我很庆幸我中华民族有这样不畏权贵，不怕杀头的史官，才得以让中华民族的史实不致湮没。我从心底里佩服这些先贤。这些人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可后来我又听人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加上目睹了现时生活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弥天大谎，这又让我惶惑起来：‘新中国’的历史将以一种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在子孙后代的面前？我们的子孙后代还会重蹈这样的覆辙吗？所以，我才写了这篇文字，表达一个生在其时的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的心声。 话说回来，进步毕竟是社会发展的原则。希望我的惶惑只是杞人忧天。 2010年1月25日 星期一补记 【韩战60年】 中美俄朝韩五国中学教科书中的朝鲜战争 美国·教科书名：《世界历史》（第五版） 课文题目：朝鲜战争是中国的不幸 作者：威廉·杜伊科尔、杰克逊·斯皮尔沃格尔（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历史学家） 出版社：汤姆森·沃兹沃思公司 编者按：美国的公立中小学不采用统一编写的历史教科书。本文所参考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是现今美国最流行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之一。 美国公立高中一般在一年级教授《世界历史》。关于朝鲜战争的章节在本书中被归入“冷战在亚洲”目录。书中谈及朝鲜半岛双方时使用的是“北朝鲜”（Nort Korea）和南朝鲜（South Korea），为读者方便，本文翻译为朝鲜和韩国。全文如下： 朝鲜战争帮助冷战扩散到了东亚。在1894－1895年的日清战争后，朝鲜这个中国的附庸国逐渐落到了日本和俄罗斯的掌控之下。1905年日本打败俄罗斯后，朝鲜被归并进入日本帝国，并延续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国宣布的目标之一，就是让朝鲜摆脱日本的控制。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苏联和美国同意按照38度纬线将这个国家分成两个不同占领区。他们最初想在朝鲜半岛恢复和平后举行全国大选，但随着美苏关系恶化，朝鲜半岛出现了两个各自独立的政府，一个是北方的共产党政府，一个是南方的反共产党的政府。 两个政府沿着分界线的对立非常紧张。1950年6月25日，朝鲜军队入侵南方，他们的行动显然得到了斯大林的允许。杜鲁门政府立刻命令美国海军和空军支援韩国，联合国安理会还通过决议要求会员国联合抵制侵略（由于联合国拒绝将中国席位给予北京的新政府，苏联为示抗议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到9月份的时候，在美国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率领下，联合国部队越过三八线向北挺进，目的是统一朝鲜半岛，成立一个单一的非共产党的政府。 杜鲁门总统担心，联合国部队逼近中国边境鸭绿江会挑起中国的干预。但麦克阿瑟向他保证，中国不会做出反应。然而到了11月份，中国的志愿军部队站在朝鲜这方开始武力干预，并击溃了联合国部队，将其驱赶回南方。尽管战争还在持续，在最初的38度分界线附近最终形成了一个静态的防卫线。 对很多美国人来说，中国干预朝鲜战争是想在亚洲推行共产主义的明显证据，最新资料也显示，毛泽东当时认为亚洲正在兴起一股革命。但事实上，中国参战的原因可能很大程度上是担心敌对的美国在其前沿驻军，并可能越过边境发动攻击。麦克阿瑟当时还公开鼓吹轰炸中国东北地区、为攻击共产党中国做准备，这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的担忧。 不管怎样，朝鲜战争的爆发对中国来说尤其不幸。在朝鲜入侵韩国后，杜鲁门总统立即下令美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以防止中国（大陆）进攻台湾。更为不幸的是，战争强化了西方对新中国政府的立场，导致中国有20年的时间被主要资本主义大国孤立。美国继续支持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作为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并支持其占据联合国的席位。结果，中国无法获得各种形式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不得不完全依赖于苏联。中苏两国在1950年签署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本文译者为人民日报社美国分社记者管克江） 中国·教科书名：高中历史选修3《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编著：课程教材研究所、历史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 主编：吴伟 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7年2月第2版 记述章节：第五单元“烽火连绵的局部战争”的第一课“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的爆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两国军队进入原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接受日军投降。双方以北纬38度线作为受降分界线，形成了南北两个占领区。在美国扶植下，1948年5月朝鲜南部成了以李承晚为总统的大韩民国；9月，在苏联支持下，朝鲜北部成立以金日成为国家元首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半岛出现了两个对立政权。 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视为自己称霸全球的最大障碍。在美国看来，朝鲜半岛的冲突不仅仅威胁到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利益，更是“苏联发动全球性战争的第一阶段”。对朝鲜进行武装干涉，既可以维护和扩大美国在东亚的利益，也可以借机向全球进一步推行自己的霸权政策，加紧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包围和封锁。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朝鲜人民迅速攻占汉城，并向南推进，韩国军队节节败退。这引起了美国的强烈反应。美国利用苏联代表拒绝出席联合国安理会讨论朝鲜问题之机，操纵安理会通过了指责朝鲜是“侵略者”的决议，并宣布武装援助韩国，并悍然出动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干涉中国内政。7月，联合国安理会又决定组成“联合国军”干涉朝鲜战争，美国的麦克阿瑟被任命为“联合国军”总司令。朝鲜战争从内战扩大为一场国际性的局部战争。 同年8月，朝鲜人民军已占领了南部90%以上的地区和人口，把“联合国军”和韩国军队压缩在东南海岸一带。为挽回败局，在麦克阿瑟策划下，美国调集在东亚的全部机动兵力5万人，在500架飞机和300多艘军舰的配合下，于9月15日突然在半岛中部的仁川登陆，并切断朝鲜人民军南进部队的后路。朝鲜战场上的对比发生了改变。9月28日，美军占领汉城；10月，又越过“三八线”占领平壤。美军很快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的鸭绿江畔，并轰炸中国东北地区，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安全。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950年10月，金日成向毛泽东主席发出紧急求援电报，请求中国出兵援助。为维护国家安全，援助社会主义国家抵抗外来侵略和干涉，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主要领导人进行了慎重考虑，决定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10月19日，在司令员彭德怀的指挥下，志愿军兵分三路跨过鸭绿江，开始抗美援朝作战。志愿军利用敌军轻敌和分兵冒进的弱点，先后取得两次战役的胜利，解放平壤，把美军赶回“三八线”以南。以后双方的战线基本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进行了三次互有攻守的大规模战役。 1951年7月，在苏联建议下，交战各方开始进行朝鲜战争停战谈判。从此，朝鲜战争进入边谈边打、打打停停的新阶段。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占有数量上的优势，士气高涨；美军在技术装备上拥有明显优势，掌握着制空权和制海权，地面部队的火力和机动能力很强。但美军士气低落，无力展开大规模反击战。 经过战场上和谈判桌上的反复较量，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最后签字。协定规定，双方在朝鲜停止一切敌对活动，以北纬38度附近的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并在协定生效后60天内遣返战俘。 朝鲜战争的影响 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为背景的一次大规模局部战争。它对主要参战国及东北亚的国际局势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加剧了朝鲜半岛的分裂局面。 在朝鲜战争中，新中国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进行了三年战争，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美国通过战争扼杀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企图彻底失败。新中国是在帝国主义势力把战火烧到了家门口的情况下，被迫进行“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战争。它捍卫了中国的国家安全，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事业，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同时，在这场战争中和战争结束后，美国对中国实行长期封锁，致使两国关系长期处于敌对状态。 朝鲜中学教材中有关“6·25战争”的主要内容 一、南朝鲜侵略朝鲜的战争准备 1.政治生活的法西斯化 1948年12月1日炮制了《国家保安法》；1949年初炮制了《报刊法》，完全抹杀了舆论和出版的自由；之后，又陆续制造了《国防警备法》（1948年7月）、《国军组织法》（1948年11月）、《兵役法》（1949年3月）等其他一系列的反动法律，由此全面确立了法西斯统治机构的傀儡体制。 2.镇压革命力量 ①完全禁止了民主主义政党和社会团体组织的活动 1949年9至10月期间，强制解散了132个政党和社会团体组织。 ②镇压济州岛人民的反抗 在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罗伯特的指挥下，美帝国主义和南朝鲜傀儡军队于1948年镇压了济州岛人民的反抗斗争，屠杀了7万多人，相当于全岛人口的四分之一。全岛400多个村庄中的295个村庄，约1万户民居被烧为灰烬。 ③镇压丽水军人起义 为了镇压丽水军人的起义，1948年10月美帝国主义和南朝鲜傀儡军队动用了飞机、坦克和军舰，纵火烧毁了5000多户居民的房子，野蛮屠杀了6000多名无辜的百姓。 3.为战争做准备的“援助” 美帝国主义炮制了《相互防卫援助法》（1949年）和《军事援助双边协定》（1950年1月），特别是1950年2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对南朝鲜的《援助法》之后，进一步扩大了对南朝鲜的直接军事援助，另一方面所有的援助资金只用于侵略朝鲜的战争。 4.扩大傀儡军队 南朝鲜傀儡军队在改编之前不过是区区5个旅，1949年年末武装力量已增加至8个步兵师团和一个装甲连队、2个独立营、6个105mm曲射炮大队。此外，还拥有了数千名的海军、空军部队和5万名的战斗警察部队。之后，到1950年6月，南朝鲜傀儡军队增加到了15万人。 美帝国主义不断增加军事援助，大规模地向南朝鲜供给军舰、飞机、坦克等战斗武器和战斗器材。 5.加强推进南朝鲜军事基地化 推进军用道路、港口、飞机场的建设与改建工程，在重要地区构筑永久性军事设施，沿着38°线全域筑造了战壕等防御工事。 6.进行蓄意的武装挑衅 美帝国主义从1947年开始就不断地进行武装挑衅，仅1949年就共有1863次武装侵犯。 到1949年止，美帝国主义在对朝鲜的武装侵犯中，不惜动用了南方傀儡军队的81步兵师团和首都师团的营连部队、虎林部队、白骨兵团等连队，投入了师团规模的兵力，甚至调动了特殊部队、海军和空军。 1949年，美帝国主义已经完成了对朝鲜的武力进攻计划的准备工作。然而，南方傀儡军队在38°线区域的武装侵袭中一直遭受着惨败，因此美帝国主义和南方傀儡政权不得不对“北伐计划”重新进行全面的商讨和修正。 二、侵略朝鲜的战争 1.罗亚尔对“北伐计划”的指导 1950年1月，美国陆军部部长罗亚尔进入南朝鲜指挥傀儡军队的北伐计划。 2.麦克阿瑟的指示 1950年2月，麦克阿瑟把逆贼李承晚和傀儡军队的总参谋长叫到美军远东军司令部，对进攻朝鲜做出了具体的指示。 3.颁布非常警戒令 1950年6月9日、11日和13日，美帝国主义分别颁布了《特别稽查警备令》、《非常警备令》和《预备非常警备令》，在38°沿线和南朝鲜全域制造了戒备森严的战争氛围。 4.杜勒斯的进攻指示 1950年6月18日，杜勒斯作为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进入南朝鲜，带领着美国军事顾问团和南朝鲜傀儡军队的高级官员视察了38°线一带，并在38°线的防御工事中最终批准了北伐的作战计划。第二天，杜勒斯向李承晚傀儡集团发出进攻指示，决定6月25日开始进攻北部。 由此可见，美帝国主义为进攻北方进行了缜密的计划和充分的准备，终于在1950年6月25日掀起了反对北方的侵略战争。 三、战争期间，美帝国主义欲铲除我们的共和国的险恶用心 1.动员一切侵略势力 ①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队 1950年6月25日美帝国主义把南朝鲜傀儡政权投入战争之后，6月26日全线出动了美国海军陆战队，6月27日按照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命令，开始全面出动美国海军和空军部队。 此后，在我人民军队的猛烈反攻下，极度慌张的美帝国主义于6月30日开始出动了美国陆军部队。 他们调动了本国陆军部队的三分之一、空军部队的五分之一和太平洋舰队的大部分兵力前往朝鲜全线战场。 依据美帝国主义官方发布的资料，整个朝鲜战争期间参加战斗的美帝国主义侵略军总人数超过了400万。 ②操纵联合国军队 1950年7月7日，美帝国主义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以应对所谓的北方的“侵略”为理由，结成了联合国军队。 此后，与美帝国主义侵略军一起，追随美国的15个国家（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埃塞俄比亚、法国、哥伦比亚、卢森堡、新西兰、荷兰、土耳其、泰国、菲律宾、南非、希腊、比利时）的雇佣兵被卷入侵略朝鲜的战争。 ③日本军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势力参加朝鲜战争 据1950年7月27日英国路透通讯报道，2万5千名的日本侵略军的武装力量参加了朝鲜战争。 2.现代武器和战争器材的使用 战争初期，美帝国主义动用了以B-29为主的各种飞机1500多架，而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投入了约1万多架。还使用了细菌、化学武器等大量杀伤性武器。 3.军费开支与军需物资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的军费开支约为200多亿美元。军需物资大约消耗了7300万吨以上，是太平洋战争时期的11倍。 4.最野蛮和最残酷的战争手段 ①不正当的侵犯 ②大规模登陆作战 1950年9月，仁川登陆作战时，美帝国主义倾巢出动了在太平洋地区的陆海空部队，地中海舰队和追随美国的15个国家的军队也都被拖入了大规模的作战计划。 我们的人民军勇士们仅靠4门大炮和1个中队的力量对抗了5万多的兵力和300艘军舰以及1000架飞机，苦守月尾岛3天，保证了人民军队战略性撤退，保存了力量。 ③大规模的集中进攻 美帝国主义为了配合部队在元山近海的登陆作战企图，在1211高地一带发起大规模的疯狂攻势。 ④焦土化作战 当时，担任联合国军队司令官的克拉克在1952年8月叫嚣着要让共和国北半部的78个城市“从地球上消失”，命令军队进行无差别轰炸和炮击。仅在平壤市就投下了42万7千多个炸弹和凝固汽油弹。 5.美帝国主义耻辱的惨败和停战协定 美帝国主义在前线战场上未能得逞的侵略野心，试图通过谈判来实现，于是展开了寡廉鲜耻的军事外交策略。 1951年6月向我方提出停战谈判的请求，企图通过谈判来达成他们狼子野心般的侵略目的，实现所谓的“荣耀之战”。谈判一破裂，美帝国主义立即用原子弹进行威胁，并发动最后的、大规模的疯狂进攻。 他们宣扬“行动重于交涉”，一方面发动新的攻势，一方面利用间谍集团，阴谋分裂和颠覆我党和政府。然而，美帝国主义和南朝鲜傀儡政权的所有恶毒的居心和计划均被我们毫不手软地粉碎了。 6.朝鲜半岛北半部与南半部被杀害的无辜百姓的人数 北半部：数十万人； 南半部：100多万人。 7.所投炸弹、炮弹数量 平均每平方公里投下18颗炸弹、炮弹，仅平壤市投下的炸弹和凝固汽油弹的数量就相当于平壤市人口总数。 8.建筑、田地和文化遗迹遭受的破坏和掠夺 战争期间，北半部的8700多个工厂和企业、60多万户的住房、5000多所学校、数千家医院、数万公顷良田和6700多处文化遗迹遗物被破坏。 南半部在战争开始时的4个月时间里，50多座城市被破坏，12400多个村庄化为了灰烬。［本文译者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朝鲜（韩国）语言文化系硕士研究生张友兰］ 韩国·中学历史教科书 编者按：韩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国史》中，在《大韩民国的建立》这一章里，用一个小节（共3页）介绍了朝鲜战争的原因和影响，朝鲜战争在韩国被称为“6·25战争”，原文如下： 6·25战争的背景 苏联军进驻朝鲜之后，金日成等朝鲜共产主义者们受到苏联支持开始掌握实权，并开始建立专制体制的基础。与此同时，他们开始肃清民族主义者，并对民族主义理念进行镇压，很快完成了对朝鲜的共产化。 1946年2月，金日成成为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通过颁布土地改革法令、重要产业国有化法令等，强化了共产主义体制的基础，并在1948年9月建立了朝鲜共产政权。 朝鲜共产政权与苏联秘密签订军事协定，增强军事实力，为入侵大韩民国做准备。但当时韩国由于各地发生骚乱和罢工等，社会还没有完全恢复稳定，而且政党和社会团体也是各为其事，政界同样一片混乱。 朝鲜的南侵 朝鲜一方面加快为南侵做准备，另一方面在表面上希望与韩国和平相处，以掩藏其南侵的意图。1950年6月25日凌晨，朝鲜越过三八线，开始南侵。 韩国军队不顾武器落后，为决心守护自由，勇敢地与朝鲜共产军进行了战斗。但是由于兵力和装备的不足，韩国军队面对大规模的共产军入侵，不得不采取了临时后退。韩国政府为躲避共产军的侵略，经过大田、大邱一直撤退到釜山，并将釜山作为临时首都。 6·25战争打响后，年纪尚轻的学生们也为守护自由而投笔从戎，与韩国军队一起勇敢战斗，很多青年为支持军队，而站到了最前线。 随着朝鲜共产军的入侵，联合国安理会也紧急召开会议，将朝鲜确定为侵略者，并要求其撤出，与此同时，联合国还达成了向韩国派兵的决议。 韩国军队与联合国军以仁川登陆为契机，开始了反击，并在1950年9月28日收复首尔，为借此机会实现统一的夙愿，韩国军队与联合国军在击退朝鲜共产军之后，开始向朝鲜境内进军。 韩国军队与联合国军一直进军到鸭绿江畔，眼看统一就在眼前，但由于中国军队的介入，不得不进行撤退。 中国动员了大量军队，实行人海战术，将战线向南大幅推进，并一度占领首尔。经过韩国军队与联合国军的奋力斗争，首尔得以再次失而复得，此后战线就在三八线周围呈胶着状态。在战争处于攻防状态的同时，停战会谈开始召开，并最终达成了停战协议（1953.7）。 6·25战争的结果 朝鲜挑起的6·25战争是对自由与和平的挑战，也是同族相残的悲剧，无数人民在此次战争中失去了生命和财产。此次战争中，韩国共有多达150万人的死伤者，并产生了无数战争孤儿和离散家属。 经过此次战争，韩国土地荒废，工厂、发电站、建筑、桥梁、铁道等经济设施彻底遭到了破坏。不仅人员和物质的损失十分巨大，人们精神上的伤害也同样巨大。韩朝之间因为此次战争产生了严重的敌对情绪，其结果就是，和平统一无法实现，双方长期处于对峙状态，民族悲剧持续至今。（本文译者为人民日报社韩国分社记者莽九晨） 俄罗斯·教科书名：《外国最新历史》（第五版） 作者：阿·舒宾 出版社：莫斯科德罗法出版社（Дрофа） 出版时间：2008年第5版 使用对象：俄罗斯教育和科学部推荐供全日制学校9年级使用（相当于中国的高中一年级） 记述章节：第5章“冷战”中的第16节“1940-1970年的远东和东南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朝鲜分裂为两个占领区：苏联和美国占领区。根据国际条约，在外国军队撤出后应举行全国大选。但是，在共产党和亲美力量在全世界对抗的情况下，这些条约并未履行。在撤军前，苏联在北方扶植了自己的金日成独裁政权，而美国在南方扶植了自己的李承晚政权。1948年，朝鲜分裂为两个国家：北方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南方的大韩民国。两个政权都镇压反对派，并开始准备武力夺取整个半岛。1950年6月，北朝鲜军队侵入南方，并正式宣布他们是为了反击李承晚军队的攻击。共产党分子占领了南朝鲜首都汉城，并渴望继续前进。8月，南朝鲜军队手里只剩下半岛南部面积不大的釜山基地。 联合国的多数成员国视北朝鲜的进攻为侵略。联合国安理会决定动用武力对付侵略者。苏联没有对这一决定投反对票，苏联代表因对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抗议而缺席该会议。1950年9月，主要由美国人组成的联合国军在北朝鲜军队的大后方仁川登陆。共产党分子只得慌忙撤退。他们不仅丢失了汉城，也丧失自己的首都平壤。 1950年10月，美军先头部队抵近朝鲜北部边境。美军几乎控制了全国。斯大林和毛泽东不能接受共产党势力失败的结果。中国宣布派遣志愿军入朝。实际上，进入该国的是上百万的中国军队，他们将美国人赶回到三八分界线，战争由此爆发。1951年至1953年，汉城和平壤之间进行了血腥的阵地战。任何一方都无法突破前线。数十万人死亡。美国空军残忍地轰炸北朝鲜，甚至中国。为反击这种攻击，苏联飞行员秘密参战。1953年7月，签署停战协议。（本文译者为人民日报社俄罗斯分社记者谭武军） —— 原载: 文史参考，《纵横中国》刊登日期： Thursday, July 15, 2010
[1] 杜婉华：《另一个段祺瑞》，《炎黄春秋》2009年第5期第73页。 [3] 林彬：《8964大屠杀 28军抗命拒向百姓开枪》【 阿波罗新闻网2009-06-06 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