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 一九六三年八月,那日子实在是活不下去了,一天遇到一个姓李的。有点亲戚关系吧。夫妻两同时下放到了西昌农村,当时的所谓下放干部,大多数都是有点“夹灰镌口”的——出身成分不好;历史上多少有点问题;运动中处于“临界”状态;不会“吹、拍、捧”得罪了领导的等等诸多原因而被“净化”“清洗”掉的。到了饥荒年代,实在坚持不了,眼见许多人在那里被饿死了,不想一家人活活的饿死在那里,赶快挈妇将雏从西昌农村逃跑了回来。【荥经县饿死了一半的人】皮裂嘴歪的还带着四个小孩。小的刚刚出生呢! 以前本来都是国家干部,“下放锻炼”〔实际是“净化”——强制移民〕就都变成了农民,回来全家六口人都成了“黑人黑户”,全靠吃高价的黑市粮食度日。没有工资没有任何收入,当尽卖光,走投无路吧。要活下去,迫不得已铤而走险作起了走私香烟的勾当。那时候烟、酒专销。有“茶、糖、烟、酒公司”专营。管制很严,私人绝对不准许干经营香烟的买卖,抓着了肯定坐牢。他跑了几趟昆明去走私香烟。一次一大皮箱,当然都是高档香烟。据他说跑一趟下来可以“拣”一千多块钱。〔至少顶现在好几万吧〕为了逃避检查。据他摆谈起来,那等惊险的故事其惊心动魄不亚于而今那些贩毒的行径吧。冒着性命,跑过无数趟,整了大笔钱。而今每天出入那高级餐厅。每天都全家酒足饭饱,吃鱼吃肉,口角流油。 当时高级餐厅在自贡市只有一家,因为高价所以不收粮票。在工人文化宫斜对面。每天都有鸡、鱼、肉之类菜肴卖,当然价格非常贵。比以往价格高出十倍十多倍吧。比如一份肉丝平常价格是五毛,他这里就得卖上六七块一份。每天还是宾客盈门,当然都是些干之类走私勾当,用各种手段各种伎俩钻计划经济的空档,内外勾结狼狈为奸之徒发了国难财的以及那些“财产来源不明”之流者才有那么多的票子能够去光顾。以那高级价格而论,一个“鸡干部”每个月工资只有三、四十块钱,而这三四十块钱是只能在那高级餐厅吃得上一两顿的。 我自然是从来一次也不敢问津的。这种高级餐厅全国各地都有。是国家经营的牟取暴利的买卖,据说通过如此经营方式使得通货膨胀中许多票子得以回笼。 我那时还穿了那套美国麦尔登呢作的中山服。已经只有五、六成新了。“衣锦还乡”之后没什么衣服穿,糊口也难当然更无能去添制衣服,只有拿出来穿,那时已经是唯一的一套“外出服”了。手上还有一块金壳的瑞士手表。那是一九五四年在雅安买的。当时尼泊尔商人之类从西藏运进来大量大量的高档瑞士手表,三几百块钱能买到最好的名牌,瑞士的罗来克斯牌手表四百多块就能够买到。在拉萨那时候的尼泊尔商人用大麻布口袋装着手表,一口袋里装着几百只各种各样的瑞士手表,只要交两三百块钱之后,让你伸手进麻布口袋里面去瞎摸,凭你的运气摸着什么手表就给你什么手表。我在雅安买这块手表已经是转手的买卖了,我这块金壳表一直带着,下农村、进“集中营”、栽监狱、“衣锦还乡”一至都在这手上。因为它是负伤住医院时候余下的几百块钱买的。觉得是一种纪念。不忍心轻易的舍弃了。【最后还是被共产了。】 姓李的说:“你这不是端着金饭碗讨口吗!。少说你这块金表也可以卖个一两千块钱〔那时通货膨胀,物价昂贵〕你这身穿着,仪表堂堂、风度翩翩、一看就是个科长什么的干部。提上一口大皮箱,遇到什么检查站之类,只要一说是图纸、档案什么的,检查站是不能够检查的,再一亮介绍信〔那时还没有使用身份证,身份证明全凭一张介绍信〕谁还不开路开路的。再说这介绍信,什么介绍信我都还有……中央的都有……老兄,干,把金表卖了作本钱,兄弟舍命陪君子,陪老兄跑两趟,弄几个钱起来,才能躲得过这场劫难……”我说:“让我考虑一下吧……” 回来认真想了想,我还是不想干这种作奸犯科发国难财之类的勾当。心底还有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为人处世之道。但是生计实在太艰难了。我最不安最痛心的是拖累了老娘。整日无计可施,整日如坐针毡,生计太逼人。 又有个亲戚来说,有个姓余的小学教师正在给文教局找人。现在正值公办小学全面压缩,公办教师被压缩了不少,招生人数也随之压缩了,因而好多地方八、九岁的娃儿都上不了学。所以特别开禁,准许私人办学。〔在此之前是从未有过的。〕只要去文教局办个手续,就可以自己找地方自己办学。我觉得可以去问一问再说。 我衣冠楚楚的来到了文教局,一个女干部接待了我,她见我文质彬彬谈吐儒雅,也没多盘问。拿出一张表来叫我填了。也没多细看。就拿出介绍信来一边写一边说:你是第一个来应聘的。火车站那边靠近农村,因为距离市区较远一点,四面没有一所小学,那都是属于城市的户口,有很多儿童迫切要求入学。你拿这介绍信先到东街街道办事处去,他们会协同办理的。写好了介绍信,还盖了一个大红公章,红的很是醒目。当然是取得了“最正当”的合格手续了。 不多周折,比较顺利的来到了火车站外面四川省建筑工程公司的宿舍。那居委会主任看了介绍信。非常热情的说:“太好了,哎呀,这里失学的娃儿太多了,满十岁的都有,大人都焦死了。太好了!”一听说是来招生办学的,一个一个的都来打听……娃儿们在那大院里一群一浪的,看来野惯了,野得很,有人悄悄的说这些娃儿不好管啰!没有“王法”是降不住啊!伙起去偷东西的都有。 我现在只想着眼前的,只担心着能不能招上几十个人,好歹把这个班办起来。能够先把几百块钱“学费”弄到手。以后的事还没能去想。娃儿失学对大人太揪心了吧。这是主要的。加上我拿着盖了大红公章的介绍信,不仅衣冠楚楚也还仪表堂堂,一派“公事人”煞有介事的庄重,还有居委会主任在旁边打边鼓。所以极为顺利,一天多时间,就在那个大院了招了五十多个学生。如此顺利,连我也没有想到。我收费十分合理:学费、书本费一共五块,报名费五角。一人一学期总共五块五。和公办小学的收费差不多。我一共收了将近三百块钱。我想除去为学生购买书本、作业本、粉笔……之类一切开销,剩下来的,平均下来我一个月的“工资”也有个四十多块吧!也就相当于一个“鸡干部”的月工资了,有了这些,也可勉强维持一段时日吧。“衣锦还乡”半年多以来,逼于生计,焦急无安,正如陆游的那两句诗,真乃“山穷水尽疑无路”突然降临这“柳暗花明又一村”。暂时可以凭这合法劳动来获取生存。失业的挨饿的焦急无安的半年多来紧崩的神经自然得到了暂时的放松。 为了“庆祝”,破题儿第一遭去买了四个一元钱一个的“高级粑粑”回家想和娘共享。我排队刚刚买好了那高级粑粑。我身后一个老头递过去两块钱买了两个高级粑粑。迫不及待的张口咬了一大口,突然从我身旁訇然倒地。那粑粑还咬在嘴里。两腿一登。已经死了。立时围观者里三层外三层,原来是饿死了的,不知道好久没有吃东西了。咬着那块粑粑,心情激动,一下子猝死。围观者感概唏嘘…… 实在不是好兆头。我快步离开了那家商店。刚刚到家,还没落座。那狗又找上门来了。在小门外高声大气直呼大名,提高嗓门说道:“派出所陈所长说的,你们俩个都是下乡对象,一个星期之内,自己去找个农村落脚地方,一个星期阿!派出所是要下户口的阿!要下户口的啊!这是正式通知啊!一个星期啊!” 暂时放松了的神经立即紧崩了起来。我们一夜无安,凭什么?想赶就可以随便把我们赶到农村去?一旦真被赶去农村,如此老、弱之躯,我们是根本无能去谋求生存的。去农村遭罪、等死、对于那种种恐怖的现实实在不敢去想象。突然降临的这五雷轰顶的灾难折磨得我们一夜无眠,我们不能不“挖空心思”去盘算着各种能逃脱这一灾难的对策,被打入“另册”的份子,你敢予不规规矩矩听专政机关的话么?这确实是面临一道险恶的难关,要怎样才能够渡过这道险恶的难关呢? 过了很久才知道,是这条狗在派出所开会时候,研究哪些是可以动员上山下乡的对象,这条狗“积极”的把我们作为“可以动员对象”上报给派出所的,所以下来“假传圣旨”,说这是什么所长大人的决定要赶我们下农村,而且以一个星期为限。否则就要下户口!强迫你去到农村。 这是这条狗向我们第一次发起的“致命性”的攻击,那年月,即使是如此一条狗,也有能耐随意的摆弄人的命运甚而草菅人命!!象我们这样的人我们的命竟是如此的脆弱。如此的一条狗都能够把你置之于死地。如此的一条狗就拥有草菅人命的能耐。那法西斯的恐怖“软”暴力威力竟大到了如此程度!!冤魂之多,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天。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拿着我家的户口簿来到了郭家坳派出所。我先拿出文教局盖着大红公章的介绍信给那个户籍员讲,我已经应聘在火车站那边办学,这是文教局的介绍信,为了教学方便,他们要我把户口转过去。本区转本区,又有文教局盖着大红公章的那张介绍信,那户籍员瞟了一眼,没什么周折,把户口关系转过去了。然而因为是个“空”户口,所以特意去给那边的居委会主任打了个招呼,首次采用了“游击战术”来对付那狗,也算是取得了胜利而得以逃脱那狗的致命性的打击,也真是鬼使神差手头有这么一只文教局的介绍信,被我运用了一下,否则真不知道将会怎么来对付那条狗的攻击了。 不到一个星期。那狗又神气活现的来到了我家小门前。依然高声的直呼大名小姓,依然高着嗓门说:“陈所长问你们有没有落脚地点。要是没有落脚点的话。派出所已经给你们找好了落脚点,陈所长叫你们明天就去下户口,后天居委会就开欢送会。欢送你们下乡去安家落户!” 那狗凶狠的刻不容缓的要逼我们就范。而我的快速应变胜狗一筹。 我昂昂然的站在小门前,冷眼直盯着这条狗得意洋洋的在那里吠、吠、吠,待它吠罢,我昂昂然也提高了点声音说;“去告诉那个陈所长。叫他少费点心思吧。我的户口已经转走了。不在他管辖的地盘里了,我到那边教书去了。”那狗听了这样的话,自然大为惊愕。万万没有想到我会来个“短、平、快!”,也还玩了点“游击战术”。但它又不能不相信我竟这么干了。无可奈何之际,那狗又问及我娘,我说:“你也叫他少费点心思吧,六、七十岁的人了,那里也不去!”不软不硬的钉子碰得那狗冉冉而去。 在重庆师专还有很多书想把它运回来。于是去了重庆。重庆师专在把我们打成“反党小集团”之后,一年左右,就得到了国家教育部的批准,正式更名为重庆师范学院了。那时候我们这些为此“学制改革”而获罪还在农村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们真是哭笑不得。几十年的沧桑变化,现在而今当年的重庆师专已是具有相当规模的重庆师范大学了。 回到于我是伤痕累累的母校。真有点“不堪回首”。我去看望了一下赵德华老师,他的右派帽子依然带着,他请我在家里吃了一顿玉米丸子,临行时候我悄悄的放了两斤“全国粮票”在他的写字台上面。算是点“不成敬意”的小小“礼物”。黑市价相当于一个普通干部四分之一的月工资呢! 大多右派学生都还依然带着帽子,还是在学校的砖厂里干作砖、烧砖的苦力的干活。对于摘帽亦或未摘帽都显得麻木,兴趣索然,因之对于我之“出来”以及摘帽之类非常淡漠。闲谈之间,心情颇多抑郁。右派份子亦或摘帽右派。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于他们而言,都是不许乱说乱动,充满了无限辛酸,没有自由,没有人权,人格扫地的大监狱而已。 从重庆回来。娘很不安的说。文教局通知叫你回来立即到文教局去。我去到文教局。两个公安警察正和那个经办此事的女干部正在紧张的谈及此事。原来前来应聘敢于私人办学的“铤而走险”的“勇敢者”,别无他人就我一个。再一打听原来是个右派分子〔对于右派分子亦或摘帽右派分子他们都“一视同仁”的〕,这可把他们吓着了。赶快以诈骗案报给了自流井区公安分局。于是自流井区公安分局立即派了两个警察来调查此案。 我自然理直气壮的说道;“你们邀请我来办学,你们出具了盖着大红公章的介绍信。我通过街道办事处,通过居委会,光明正大的去招生,还有居委会主任一直在旁边参加招生工作。何诈骗之有??” 我不想和他们多作纠缠,跟他们肯定说不清,便说。“我已经把这事告诉市委统战部了,你们是不是去和他们联系一下。”那文教局的女干部说:“你把收的钱先交给我们,余下的事再说吧。”我说:“收了三百来块钱,还了些债。所剩无几,没法交给你们了”。 其实那时候我也还没有告诉市委统战部的。这不过只是个缓兵之计而已。连市委统战部都知道了,那两个公安便不好插手,那文教局的也无法,我便告辞而去。我出了文教局转身立即去到了市委统战部,找到一个叫邹永杨的科长。谈及此事的前前后后。邹永杨听了以后说:“这怎么能说是诈骗呢?不是诈骗,也不涉及公安局的关系。不过,这事我们得研究研究,还得和区里联系……看怎么合理的去解决” 我对这个邹永杨科长的比较懂道理也比较讲道理的态度,第一印象不坏。后来渐渐得知道这邹永杨。店员出身,解放不久即参加工作。自贡市的土著右派分子〔我是外来右派分子〕对他印象都不错.只是“进步”不快,到了九十年代,快退休了,还是个副部级。兢兢业业干了四十多年,只“进步了”一个台阶。为此自己去找市委头头谈话,想找市委头头去讨点,当然只能是在心里想,而又不能明说,想去讨点“公道”的意思。刚一开口,还没有来得及“讨”“公道”,心情激动,心肌梗塞。当场死去。知道他的人,免不了一番感慨! 邹永杨为我这事还费了好些周折。找了中共自流井区委的一个性陈的区委书记,这位区委书记还通知我去他那办公室面谈过一次。最后市委统战部,区委统战部向区文教局“打招呼”。区文教局无可奈何才不得不给我这个“摘帽右派分子”开禁,破列的给了一个小学代课教师的饭碗。给了个最高额的工资每月二十五元,〔当时小学代课教师月工资是:大学生是二十五元,高中生是二十一元,高中以下是一十九元〕但每月还要从那二十五元中扣去十元“抵债”。每月干下来只有十五块钱收入,五毛钱一天,当然只能一人“吊命”而已。 即使如此“吊命”之下——五毛钱一天。我依然全力以赴、任劳任怨、声嘶力竭、辛辛苦苦的非常出色的干了一年多小学带课教师。小学教师那行当实在是太辛苦,从七点多早读到放学加上晚间两个钟头的政治学习“提高觉悟改造思想”,一天十三四个钟头,体力劳动为主脑力劳动次之,全力以赴的干活,天天弄的筋疲力尽……当然还是在“糟践”自己。 在那个可怕的年代,这样的“糟践”当然比衲鞋底一天劳累下来收入几分钱要好了许多。 那个可怕的年代,要去寻求这种“糟践”都还得使尽那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到手。那真是个知识分子斯文扫地的年代,还不止此,因为即使是如此最起码的“生存权”,随时都会被剥夺的。 一九六四年“四清运动”前,什么也没说就把我炒了鱿鱼了。我最后在石板田小学带课。距离我家有二十多里地,只能住在那学校里面。凭我这点能耐,凭我的热忱,加上全力以赴,再加上为人公正〔小孩是最讲公正的〕“一视同仁”决不厚此薄彼,自然深受学生喜爱和敬重。一下子突然莫名其妙的被炒了鱿鱼,老师[因为我的水平比他们为高,难免向我请教些问题,而我又和气待人,诲人不倦,所以都能和睦相处.]和学生在惊讶之余对于我都恋恋不舍。临行时全班学生送了我十多里地。“介之个”一程又一程,不少学生噙着眼泪掉着眼泪和我“介之个”依依惜别。学生说,没有遇到过象我这样的高水平的好老师,我相信学生们的这种真实感受相信这种由衷之言。 不久每个学生都给我来了一封封充满热情的“歌功颂德”的信。我心里自然愤愤不平。便把这几十封信一起交给了文教局。 不几天区委统战部一个叫刘克昌的干事把我叫了去。声色俱厉的训斥道:“你这是去向政府示威!”他说对了,当然有这么一点意思,但我说:“示什么威!那些信上不是都写了。他们要到我家里来看望我。这当然不行,所以请文教局的去阻止。就这意思。”最后区委统战部那个叫刘克昌的干部说:“你这种情况不能作这种工作,只能作劳动工作。” 当时所谓的劳动工作就是挑、抬、打、挖、拗苦力的干活才算是劳动,其它都不算。脑力劳动是不算劳动的。自贡市市文联主席张羽高——解放前作过大学教授。被打成右派分子以后,被“抹光”了一切。生活无着。便特意在市政府对面,[似乎也有点示威的味道.]一家大茶馆门前摆了一张桌子,写了块大招牌:“下里巴人代书处”。尽管生意清淡无能糊口,不久,也被取缔了。因为当局认为张羽高那干的不是劳动,得不到改造。不过给他安排了个到“清洁管理所”打扫公共厕所的干活。当时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被弄去“扫厕所”的,从中央到地方真是习以为常。许许多多的在世界上在全国著名的高级专家教授都去“享受”过这种“光荣劳动”。给张羽高每月工资二十三块钱。〔比我那小学代课教师每月二十五块还要少两块钱。〕张羽高年过花甲,在那厕所里没折腾几年也就死在了那里。 还有个副市长聂无仿早期留学日本,系“民革”头头。打成右派分子以后下放劳动,每月给三十块钱生活费〔比我多五块钱〕,不时酩酊大醉,倒卧在市政府门前的大街上。很有点“醉卧街旁君莫笑,管他春夏与秋冬!”的无奈。自然“影响”很不好。然而其赖我何?当然最后还是被“劝阻”了。 市检察长赵清洁,抗日战争时期的小八路。只有十四岁,一九五二年和我在五通桥市一起工作过。被打成右派分子以后弄去作护林员,山上去看守森林,巡山、防火、防盗之类……赵清洁不幸早死了,21世纪,聂无仿还活着,九十多岁了,总而言之。所有的右派分子都必须去苦力的干活才叫劳动改造 人格档案: 尽力的想过普通人的凭劳动吃饭的日子。作小学代课老师。全力以赴。受到学生的尊敬,受到老师的尊重,当然也有一两条狗。但我能够极力的维护我的人格。展示我的人性。当时班上有两个地主子女。一直抬不起头。学习无精打采。我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两个小孩也很聪明。很快“精神焕发”学习大大提高。临别时候两个小孩涕泣纵横,从来没有过老师像我这样对他们!为什么要虐杀儿童?在农村小学,阶级斗争的余孽依然泛滥,扼杀人性。不久到来的文化大革命。一些地区连这样的儿童也被“净化”【杀】掉了!人性、人格在那样的体制之下。依然是无法抬头的! 六十一 或许正因为有了带课的这段机缘,解决了另一件生存着的大事,也就是孔圣人的名言:“食、色性也”。于“食”也,暂时每个月有了那十五块钱吊命。在代课教师的劳动之中苦干了一年多,于“色”也,那是“水中月、雾中花”,可望而不可及。 三十多岁正是性欲最最强烈最最旺盛的年龄。虽然常年处于半饥半饿,那欲还是没法绝的。这人世间几十忆人口,男女参半。大概也就是便于调整这“食、色性也”的平衡,使得人类生存中之另一件大事“色“。能够较为“平均主义”的大多能够得到满足,不至于落下那么多的“旷男怨女”。然而这人世间尽管造化生就了几十亿的女人,依然“分配不公”。有的男人怎么也捞不着一个女人。当然,“色”从人类起始便是强者、统治者有如占有奴隶、土地和财富一样的可以随意占有。这有如动物世界里的许多动物一样,一条强壮的雄动物可以凭借其强壮驱逐其它的雄动物,而占有一大群雌动物,而流落许多的“旷雄”。许多动物都是一雄多雌,此乃人类这一万物之灵的动物一夫多妻的由来,其实也是兽性。 此种兽性在人类的进化过程当中,比动物类更为“文明”一点的是没有动物类那么“绝对化”,普遍现象在进化过程中被淘汰了,只是遗留给了部分权势者流可以凭借权、钱、势去享有这种“色权”!想不到的是到了现在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对于“色”的享有权却变得来如此的残酷如此的罪恶滔天!!中国现在拥有的妓女至少是一千万至两千万人。因为几年前十七个国家部长级离退休干部在给胡锦涛、温家宝的一封公开信中就特别提及妓女达一千万人!时至今日妓女人数应该早已经达到中国总人口的1%以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一百个人中有一个以上的妓女!而更为怵目惊心的是这一千多万花样年华的少女所受到的凌辱、欺压、剥削是如此的残酷!黑帮、流氓、鸨儿、官吏、警察都在同时吸她们的血!管仲在两千多年之前已经为之立下了几条基本规则:公开、合法、国营。当今如果遵照宰相管仲这三条基本规则进行,问题定然迎刃而解!现在土地已经卖得所剩无几了。然而“性资源”却是如此丰富呀!总人口1%算什么?再来个1%,但必须“收归国有”,不能够还叫黑、恶、鸨儿去霸占了这一宝贵资源!下大力气发展成为第三产业的“龙头行业”。成立“性行业工会”,建立党委、团委。党支部、团支部、有了党的坚强领导。黑、恶、鸨儿可能不敢来“争权夺利”,除此之外,谁收拾得了他们?公开、合法、国营,按质论价!多劳多得!立功受奖!达到了李师师层次的可以授予将军衔,奖励别墅!随行论价,标准可以定为数百、数千,数万,数十万……为了普及,亦可以如中国中央电视台在2004年7月一次《焦点访谈》的节目中展示的——在四川渡口市某综合市场二楼紧紧相连着几十家“妓院”,妓女站在、坐在门口公开拉客,公开喊价是:‘只要十块钱快来“耍一吓”’。那些镜头就是如此展示的……而武汉的“开处”在三万元以上。可见这些规则早已经有了“先行者”。但由黑、恶、鸨儿所把持,则受凌辱、欺压、残酷剥削的处境定然无法改变! 其实早在2005年8月,中国中央电视台已经出现了一个新鲜名词:“性从业者”。大陆没有妓女,只有“性从业者”。既然被认为是“从业”,便有了“职业准入”的默许。既有了默许,距离公开、合法、国营,也乃五十步较一百步之异而已矣! 公开、合法、国营此三原则,最能够“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发挥这总人口1%以上人群的最大效益。元朝时候,蒙古人把人分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盗、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而现实中的娼总体地位应该是“提升”了的。高级的娼已经混入了二、三等人的队列。早两年,国家评什么什么“十大”之际。老百姓也学着“评选”“十大老虎”,“评选”“七匹狼”,已经把娼评入于“七匹狼”“狼”的行列,与官、警、黑、匪……并驾齐驱!娼之总体状况比较大多数之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可能“好”一点。在“笑贫不笑娼”的“现代化”观念俯视之下!知识分子虽然自愧弗如!然而对于这一、二千万中华民族的“花朵”被官、警、黑、匪……残酷吸血、残酷凌辱、残酷压榨的残酷现实!却不能不哀叹莫名!! ---------------------------------------------- 蓓蕾祭 人肉市场满乾坤 千万蓓蕾坠风尘 女儿父母心头肉 万户千家痛难呻 花季少女成玩物 爱滋梅毒堪恐怖 緑岛魔窟毁身心 黑首鸨儿胜毒蠹 吃喝玩乐皆权贵 开处比赛尽衙内 黎民不被视为人 玩弄女人如践卉 千多万人沦娼妓 总人口竟十之一 良知未灭心滴血 民族兴亡徒自毙 皮肉生涯为生存 求生荡尽民族魂 人间笑贫不笑娼 廉耻丧尽世浑浑 贪官污吏为祸首 黑帮匪盗狼与狗 权贵同流尽污垢 蓓蕾凋败任狎狃 山河无处不痈疽 沉屙无力恶疾除 安得除魔倚天剑 尽斩鬼魅护蕊蕾 ---------------------------------------------- 记得有个叫李正联的,也是自贡市名门李家之后,富家子弟,追求真理去投身革命,在新四军作随军记者时候写了些作品,汇集成册。还请聂荣臻作了序。出版前给胡风看了,有过信件往还。因而被打成“胡风份子”〔反革命份子〕判了徒刑,送到青海去劳改。 刑满以后,要他留在青海,因为在自贡市有个年迈的无依无靠的老母,毅然偷偷的回来了。当然没有户口和粮食关系,成了“黑人黑户”。那时候在修龙王爷庙一段滨江路。全是石灰岩,坚硬异常,打石头、抬石头全是最苦力的干活。这李份子在青海劳改时候“锻炼”有加。炼就了一身“莽力”。所以在那里干计件工干得很得心应手,每月能拿到一百多块钱,相当于两三个“鸡干部”的月工资了。 下班之后一个人呆在工棚里。无所事事,便拿着一本英文板《资本论》来读。读《资本论》当然无人可以去禁止。然而当时读“洋文”虽无明禁但极稀罕。于是自然招惹来了有关当局的关注。一查原来是个“黑人黑户”,于是便要把他赶走。李份子无奈,便写了个“万言书”直上国家主席刘少奇。既逾万言,其中自然高论不少。据说此中引经据典,国际法某条某款,中国宪法那章那节……最后请问“到底允不允许居住自由?有没有居住自由?” 不久派出所主动上门给李份子把户口粮食关系都上了。李份子合法斗争取得了如此胜利,在当时苦力群底层之间传闻很广。因为苦力之中“黑人黑户”不少,要想上个户口粮食关系真是比登天还要难。便有人效仿,全都无果而终。当时“挑、抬、打、挖、拗”最最苦力、繁重、劳累、危险而又廉价的是“临工”族,其间确也“藏龙卧虎”。 李份子得到了户口粮食关系,又能够去承受那繁重的苦力的干活。在底层者中收入可算不少了,饱暖之余,便托人找老婆。李份子的生存两需求论也在苦力底层之中流传……李份子也算“命大”,熬过了“劫难”。八十年代,“胡风反革命集团”被作为“冤案”推倒之际,还没死,以后到一个大学教书去了。 我自然也有生存两需求,尽管常年处于失业处于饥饿状态,三十多岁的“处男”,同样也有着“两”需求。无奈那带课的干活也被炒了,连“食”的需求也求天天不应告地地无门。 那是落花有意,流水生情。一回懈逅,结成了一段姻缘。 我在红旗小学带课时候,认识的那里一个教师叫伍叔华。比我年长一岁,在那里带课时候只是一般的交往。有天。我出外谋生无果,郁郁而归。刚刚走到家门口,偶然相遇,免不了打个招呼,闲聊几句,人之常情是也。她听说那小门里便是我的家,然而那哪是个什么“家”啊!我自然不好意思随便请人进去坐坐之类。她往那屋里张望了一眼,说道:“时间不早了,娃儿要回来吃饭了,我得走了。”走了两步又转过身来叫住了我,把手中提着的几个馒头递过来,说道:“给你。”我说:“这不行,你肯定是给娃儿当午饭的,”她说:“不是,我在光大街小学开会,他们分馒头,我分了几个。” 那时候馒头也很稀罕。她见我执意不要,把口袋放在那台阶上,转身匆匆走了。我提起馒头要追上去还她,她已匆匆而去。大街之上,衣冠楚楚,提一口袋几个馒头追人,似有些不雅,只得作罢。 过了两天。她来敲门,只得邀请进屋。这“家”里只有一张矮凳子,放在那巷里。请她坐了。看她手里又提了一个口袋。她说:“那天给你几个馒头,有些失礼,是不是生气了?”我说:“不,不。按常理而言,送几个馒头,似乎,然而而今米珠薪桂,这几个馒头也是难得之物。”她打开口袋说:“我们一个人分了五斤红橘,给伯母送一点来。”那时侯别说红橘,一切,任何水果世面上都没有卖的,内部分配,当然是低价的。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特权的延续是从来没有中断过,任何年代都如此…… 如果这样一个小学教师都可以分到五斤的话,一个干部,一个当官的便可以得到十斤二十斤……八十斤……其它稀罕的紧缺物资自然也如法炮制。故尔“灰色收入”特权享受那是由来已久。 从此开始更多来往。后来知道她父亲叫伍成章,是上“牌坊”的大管事。娶了三个妻子,故尔兄弟姊妹有十来个,她十七岁时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给了一个叫陈子俊的。陈在自贡市市政府任职。解放以后被弄到屠宰场作为留用人员使用。几年前患肝癌逝世。有四个儿子,老大在蜀光中学读高中,小的还在红旗小学读书,她有四十多块钱工资,养活全家五口人,平均一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只有八、九块钱,其拮拘艰难可想而知。这些年的艰辛劳累自然给三十岁刚过的女人平添了满目风霜,然而依然眉清目秀,确也“风韵犹存”。 她家里的姐、弟等人知道我们交往而且有了结婚的打算,全都反对。一个连“临工”也捞不上作的人,生存都成问题,而且是个右派分子,不是自找麻烦吗? 几番争吵,少不了逼出些难听的话来。在这样的强烈反对和激烈争吵声中,我们去扯了结婚证。 后来有人给右派份子的婚姻状况做了个“概括”。那年月能够嫁给右派份子的是——瘸子、瞎子、傻子、疯子、寡母子! 右派份子“熬”到了头以后。到了所谓的“错划改正”之后的八十年代。右派份子才有黄花闺女找上门来。像右派份子王泽隆从自贡市回到北京,被安置在教育部作了司长,和一个黄花闺女结婚了。然已经“知天命”之年矣!! 六十二 真乃“旁观者清,当局者迷!”。那时候我依然失业在家,分文收入也没有。于是只能吃饭各吃各,晚上同上床。那畸形年代里这样的畸形夫妻不了我们,多乎哉也!!生计太艰难,犬彘之食都只能各顾各。同上床,那是生存的另一需求。当然除了需求之外,于我们这样的人而言,也得要有爱情因素才能结合,这人世间,唯有爱情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我们就在那严酷的现实里结成了患难夫妻。 当然,就伍叔华而言,如此决断,一个手里捏者“铁饭碗”的人要下嫁给我这样一个最最最下层的第十一等人〔工农兵学商地富反坏右〕,她至少也可算是个四、五、六等人吧!元朝时候被分成了十等人.一官、二吏……官和当今的干部同样都被尊为一等人……八娼、九儒、十丐.儒即知识分子只排在乞丐的前面而在娼妓的后头.所以被称之为“臭老九”,岂不是大大提升了吗!她当年确实也是需要相当大相当大的勇敢才能如此敢作敢为的! “新房”只能选在我那一巷一角的那个“窝”,她在她姐家里借住了一间房,房里挤下了两张床,容纳五口人已达到了极限。而我那个“窝”的头上铺有一些木板,绝对不能称之为“楼”的。以前在那些木板上面只放了一些杂物,故尔用两根园木钉上几条横拴算作“梯子”以供上下。而今便在那头上的木板上面打扫打扫铺点垫的,拿上一床被盖,就成了“新房”!! 人是文明动物,当然不能象阿猫阿狗性之所至,可以不选择时间不选择地点,大街上、山坡上,随处都行,白天、夜晚,随时都可,人却不行,人一般而言要有个遮挡,一般不在露天下去“野合”。 中华民族有这么几千年的悠久文明史,故而有幸赏赐了如此屋檐遮蔽下的一个“窝”!使能成其好事。无奈那些木板太简陋了,平添这两百多斤的重压已经到达了承受极限,何况这两百多斤又是生物而不是死物,还得动作,连续动作……不知道孔圣人动作起来是不是也“温、良、恭、俭、让”,这比贫民窟还贫民窟的“窝”!动作起来,这“窝。”便有了摇摇欲坠甚至地动山摇的险情,同时那“余震”波及四邻! 那狗的可恶竟可恶到如此地步,它把“群众反映”警告我娘。娘无奈,便坚持要上“楼”去住。娘是缠过脚的“小脚妇女”,担心她上、下那“梯”,摔一下可怎么办?娘的坚持,只得提心吊胆看着她上去。 这时,阶级斗争的弦又开始拉紧了!饿死四千二百万人之后,嘴里托辞天灾,心里在相照不宣之余,不能不有所反省,“七千人大会”上,刘、邓把毛泽东被迫“退居二线”!刘、邓开始走“资本主义道路”搞“三自一包”,让几忆农民暂时得以喘口气,那时候的邓小平还来不及发明“中国特色”、“初级阶段”,这样一些发展了的“新鲜理论”……所以在毛泽东的“维权”余威之下,“三自一包”没有“理直气壮”几天! 不久,毛泽东杀回马枪,斥责刘、邓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卷土重来!发动了“四清运动”以求重新握权。只有重新握权,才能够去实现他的皇帝梦!毛泽东必须重新举起“阶级斗争”的超级法西斯的屠刀指向全国!实际上是准备最后一搏。去实现他的“始皇梦!”于是便拉紧阶级斗争这根弦。 展现“软”暴力的强大威力。具体落实到了我们这样的社会底层便是:把所有地、富、反、坏份子的帽子全部一个不拉的给以重新带上去。不知道为什么把右派份子“从宽”而未予以“重新”。何所考虑,尚不得而知。 毛泽东为了突显他的“阶级斗争”,必须突显阶级敌人。没有阶级敌人,他的阶级斗争也即“无的放矢”!虽然阶级敌人已经整死得所剩无几了。余下的也已经被认为改造好了。现在为了阶级斗争的需要。全部,一个也无列外的重新戴上“帽子”。重新打入另册!实质上这是一种对于全体草民的警示!告诉你:暴力法西斯专制独裁的屠刀就悬在你的头上!只准许规规矩矩,人人自危! 如此大气候之下,娘自然没有例外。一个年近七十的老妇,循规蹈矩兢兢业业的挣扎在社会底层,其“破坏性”、“反抗性”几乎趋近于零。也毫不含糊的被卷入了这根紧绷的阶级斗争的弦上去了。重新代上了帽子,亦即纳入了“杀、关、管”的“管”,属于“管制份子”,通称“现管份子”,现成的“专政对象”。必须定期回报,平添一些劳役,属于这社会底层的最底层。 当娘告知我她毅然作出的决定:她已经把城市户口“下了”,而且把户口迁到了农村,去安家落户。已经在农村生产队里去租好了一间住房,准备近日迁居了。我真被惊愕得目瞪口呆!“这么重大的决定,怎么不和我们先商量商量呢?”“正因为你们必然会反对,所以不和你们商量。”“那里可不是狗而是狼啊!会把你撕咬的遍体鳞伤,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要了你的命!”“信教的人不是有句话: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现在是管制份子,对你们,对你们以后的小孩……住在一个家里影响太大了,分开总要好一点的。”“你快七十岁的人了,一个人去那样的环境有多少难处,想没想过哦!”“当然想过,我会尽量挺住的。”“你能挺得住吗?” 我知道,最根本的目的,娘是要为我挪出这样一个可怜见的“窝”来。所以毅然的勇敢的做出如此决定,选择了这样重大的牺牲。 然而娘付出的代价有多么巨大,我们一时还没能预计到。不久之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些狼真把她撕咬得遍体鳞伤最后要了她的命。 多少日子里我都无法放下心来,如此年高体弱还为我作出这样沉痛的牺牲,我能够心安吗?覆水难收,那户口迁出是绝对迁不回来的。那是一条走入地狱的不归路啊!还能够怎么办呢? 在娘伟大的母爱、伟大的人性、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面前!我万分愧疚!我无法心安!我的人性我的人格相形见拙萎缩得亦如侏儒!这是我造成的罪孽。我不应该结婚,结婚是我有生以来第一个真正的错误。在那不正常的年代,我本来就应该过不正常的生活。不是好多右派分子都在“打单身”受煎熬吗。和尚、尼姑不也是人吗!娘为我挪出了这样一个可怜见的窝。负罪的心情折磨了我很长很长的一个个日日夜夜。 不久之后。“四清运动”开始了。全民都在学习文件,讨论文件,伍叔华那小学里,一学习讨论,那些人发言便是“有人和老虎一起睡觉!”。伍叔华实在是受不了了,回来说:“怎么办呢?”能怎么办呢?说来说去,离婚吧!其它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于是向法院正式提出了离婚申请。法院开庭问“感情怎么样?”两个人同时都说:“还不错。”“那为什么要离婚呢?”我只得说:“那些人天天说她和老虎一起睡觉,她实在受不了了,所以我这个老虎请求离婚。让她得到解脱。”显然这理由,无法判决,于是那些人又说我们是搞的假离婚。 此时伍叔华已经怀孕了,是第五胎。1964年,那年月还不讲什么计划生育。“大鸣大放”时候,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宣扬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被毛泽东斥之为反动的“新人口论”,而且把马寅初打成了右派份子。殊不知马右派又不幸而言中。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认为:人类人口增长成几何级数的增长,而人类生产物资的增长,只能成数学级数的增长,因此二者间增长的速度,其差距随时间的推移而日益加大,物资增长速度缓慢,人口增长速度快速,物资生产便满足不了人口增长的需求。到了一定的期间,就会出现战争、瘟疫、饥荒、灾害……等等造成大量的人口死亡,大量的人口死亡之后,可以使得二者间的矛盾一度得到缓和,暂时得到平衡……然后又一度新的矛盾又开始发生、发展…… 二十世纪初中国人口是四亿五千万,五十年代增加到了六亿,几何级数增长,后三四十年间翻了一翻,现在是十三亿多,二十世纪这近一百年间,中国经受了多次的长年的特大的战争,特大的饥荒。这些灾难造成中国人口非自然死亡至少在一、二亿人以上吧。尽管如此,依然无法缓解二者间的矛盾差距。 马寅初的“反动理论”被批驳。马寅初被打倒之后,仅仅十多年间,中国人口那几何级数的可怕增长吓倒了中国吓倒了世界。于是亡羊补牢,迫不及待的“狠抓计划生育”,订之为“国策”。所以有人“算倒账”,“科学计算”认为:当年如果毛泽东不打倒马寅初,而是听了他的忠言。早十多年就抓计划生育,这后半个世纪里中国人口有可能少生四个忆!四个亿!! 伍淑华要生小孩了,我还没有谋得一个不管什么样的饭碗。一切求生之道都在当局的严格控制严格管制之下,很难得找到一点点的谋生缝隙。“找”一碗饭吃竟比登天还难!有一天也是一个象我这等生计维艰的人,他不知道怎么获息得到了这么一个谋生的缝隙。他说蔬菜公司找人要打一百床“篙帘子”〔草垫子〕。找那些“叫化儿”〔乞丐〕都不干。 至少也有几百年的悠久历史。打“篙帘子”和扎“鸡毛扫”〔掸子〕都是丐邦的“传统工艺”。鸡毛不花钱,稻草很廉价。也不需要“设备”,所以久而久之已经成为了丐邦的“专利”。 第一天我没有在意,过了几天,那人又提及此事说,以前是丐邦坚持要五角钱一床的工钱,交易没干成,现在是蔬菜公司出到了五角钱一床,丐邦怎么也不干了。 我说:“为什么呢?”那人说:“太麻烦……” 这使得我有点动心。打一百多床“篙帘子”工钱能够挣到五、六十块钱,于我而言实在是个诱惑。对于我那将要来到这个美好世界的虎子,我这条老虎真想也能够作出点微薄的奉献。能够挣到五六十块钱!够诱人的,还能够怕什么麻烦呢。 我决心进行一番调查研究。第一原则,我绝对不能够去和丐帮口中争食,而且对于这打“篙帘子”的操作工艺等等毫无所知。所以我把调查研究的第一站选择首先去丐邦进行私察暗访。我得知打“篙帘子”的丐帮就菌集在釜溪河岸边的一条陋烂的窄巷子里。私察暗访当然得穿着朴素一些。我找到了一家丐邦的住屋,篱穿壁漏,暗黑黑的窄小的窝棚,和我那窝棚的层次可以比美吧!! 我当然不能泄漏我“私察暗访”的真正意图。只得谎称想买一些“篙帘子”【草垫子】。来看看质量,讲讲价钱,那丐邦当然想不到我会是前来打听他们的商业秘密收集他们的技术秘密的“竞争对手”。我先问了问价格,再查看他的质量。实际目的是看看它的“设备”和“工艺流程”。原来如此简单:一边一个木头桩子,其间横放着一根小的木棍,木棍是用来卷篙帘子的,先选好了一小把稻草,得剔去了草衣子余下那草茎,那小木棍上面已经拴好了四五根细细的草绳,草绳是用来捆那一束草的,放进草打上一个死结,一束一束的扎起来。但其一束一束之间得捆紧了不能留有间歇。也就如此简单。我认真的看了看,还动了动手。很自信把一切机密都已经弄到手了。 第一个目的已经达到。于是转换话题,已经得知原来对方正是这码头的丐帮首领。我说:“听说你们很忙吗。”他说:“不忙不忙”。我说:“唉,不是要去蔬菜公司加工几百床篙帘子吗?”他说:“只有百多床,不去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太麻烦,要我们去他那个地下室里干活,又黑又潮湿,霉臭,那些草都发霉了……”“百多床是个大生意哦。”“命总还是要啥!”我说:“真不想干?”他说:“我都说了不想干,那个还敢去干”。 看来丐帮首领还很自信自己拥有的权威。私察暗访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便告辞而归。 听说一个姓李的女的手工业者曾经想去承揽这宗活路。但不想去和丐帮争活路,可能怕丐帮惹不起。我把私察暗访得到的最新信息告诉她,怂恿她去把活路承揽下来。因为象我这么一付尊容出面去承揽丐帮的专利业务,实在觉得有诸多不便之处。那女性果然带着她的设备去那地下室干了一天,来找到了我,说:“太可怕了,那个地下室又潮又臭,冷得叫人发抖,干上几天怕把人都会整死。我不干了,你要干你去干吗。” 我去参观了一下那地下室,实在不是人能够呆的地方。所以连丐邦都不想干这样的苦活,我已经心灰意冷。打算放弃了。 过了几天,我偶尔路过张家沱。看见河岸边有一遍简陋的牛棚,那时候土产公司在作贩牛的生意,私人是不准作的。这是贩牛流转途中临时喂养牛的牛棚。还看见饲养员在抱一捆捆的稻草去喂牛。灵感一动,计上心来。我找到了这牛棚的负责人。先递给他一只烟。说道:“蔬菜公司买了一些稻草,买多了,便宜些处理给你们喂牛。”我并没有乱打招牌,但那人则以为我是和蔬菜公司总有点什么什么的人。满口答应的说道:“没问题,兄弟单位吗。价钱无所谓,只是要给我们运过来。”我说:“那当然,明天运来,行吗。”那人说:“行行行。” 既然已经成功达成口头协议,我于是来到了蔬菜公司,那时候蔬菜公司在张飞庙。我找到了那位负责人提及篙帘子的加工项目。他正愁急着需用篙帘子,因找不到人加工而着急呢。交易一拍即合。堆积的草全部卖给土产公司喂牛了。然后由蔬菜公司每天给现钱由我自己去市场买草,加工好了再把“篙帘子”给他运过去。 于是我那曾经作过“新房”的嘎啦立即作为了“篙帘子”生产车间。那丐邦的营生真是要多苦有多苦,和稻草打交道只能赤膊上阵,一身都被稻草霍得又红有肿……干了两个月,弄了五六十块钱,为我那即将降临这美好世界的虎子买了点黑市糖黑市油之类,聊以自慰而已。 一天居委会来通知,派我出去作“临工”。这对于之类失业者而言实在是特大的喜讯。后来得知是娘给自贡市市政府的“来信来访处”去了一封“哀的美敦书”,陈述种种。于是这市里才给居委会打招呼,才有了这样的派遣。 这回是被派到木材公司去修一个很大的储木场。要推平一座山筑成一个平坝用来作储木场。招来的“临工”上百人,全是些土方、石方苦力的干活。因为要“抢”时间,必须赶在“雨季”之前建成,为了提高功效,拿钱买进度,故尔是搞“计件工资”,非常廉价,为了多挣几个钱,能够被派出来捞得上“临工”活干的。大多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最穷光蛋。所以对这“计件工资”的活计,尽管廉价,也是难得的求之不得的大好事。 小组计件,为了一家子的生计。谁都舍命的拼着命的干,人人舍命,小组计件,我还能够不去舍命的拼命干吗??当然不能够一个人拖十多个人的“后腿”.拼命的干还不到一个月...... 糟了!在凉山“剿匪”期间负伤的伤口暴了。五十年代在野战医院茅草棚里作的手术。太粗糙。缝合的肌肉全破了,肠子鼓出来拳头大一坨,一层皮把那暴出来的肠子包住……生命之忧,于是赶快送医院作手术..... 手术之前,很难以忘怀的一件事情:我们那个小组有男女临工二十来个人。我被大家选举为“学习组长。”而且负责每天的评工记分。这是大家非常看重的差事。因为关系到月底的工资分配。许多人为了多评半分常常勾心斗角。我则大公无私。常常是大家要为我评高分。我一直拒绝,只为自己记中等分。因此很受到尊重。特别是每个月分发工资。我们那个小组总是在下班之前,我就已经分别计算清楚,而且一份一份的包好了,一下班,个个都欢欢喜喜的从我手中拿过包好了的钱,数也不数,拿着就跑回家。穷光蛋们那一家不是急等着钱买米呢?而好些小组下班之后等到天黑还没有计算清楚…… 如此等等。在我进医院之前。全组二十多个人一致决定,要在当月工资中给我提取一份,记得大概有三十块钱给我送到医院里来。我非常感动。尽管是些最穷光蛋。也能够如此雪中送炭。也可见他们的善良心地和对于我的无比尊重。手术以后,木材公司给了我三个月的“临工”工资,按月工资二十九块五计算总计不到一百块钱。那年月的“临工族”没有任何劳保福利之类保障。给了你百十块钱,算是把我打发了。经过了这么一次的折腾,自然心有余悸,从此以后,当然再也不敢去承揽苦力的干活了。求生之路也就更为狭窄,生计自然也就更加艰难! 生存权!你在那里??我要怎样才能求得一条得以活命的生存之路呢? 六十三 要活下去!怎么办呢?当年那种现实。凡是与写写、算算,与纸、笔、墨、砚有点牵连的干活,即使算不上脑力劳动的活计吧,也是不准许右派份子干的。而我现在身体状况当然是绝对不能再干苦力活计了。不能去偷,不能去抢,不能去乞讨,不能去投机倒把作奸犯科。还有那一条是容人得以求生之路? 经过多番探求,各种斟酌,我想去干缝纫工。但这是完全陌生的干活。只是在想象中认为这是用不着花多大力气的手工类的活计。听说我六伯父曾鲁将军被枪毙后,六伯娘、八婶生计无门,都只得去了一家街道工业的缝纫店里干活,以之谋生。但我没有脸面去见她们。 然而即使想干缝纫工,没有门路,也没法干得上。那年月限制重重。任何活计都不准许随意去干,即使是去干个体缝纫工,那也被叫作“走资本主义道路”,也是犯法的、不允许的。求生之路予我竟是如此的艰难。 我只得又去找市委统战部,邹永扬科长得知我这等具体情况之后,答应去和下面研究研究。待市委统战部层层往下打过招呼之后,叫我去郭家坳街道办事处找到了街长赵自金。赵把我安排到了“街道工业缝纫店”。 那是十多个老妪凑在一起的一家缝纫店。不入流的最低等店铺。我什么也不会。连缝纫机都没碰过。那些人一看就知道我是个一窍不通的门外汉。第一关是要把缝纫机踩得转。应该踩得来顺时针转动,外行总是踩得来逆时针转动。咬牙切齿,出了一身毛毛汗,不到一个小时。它听话了。于是开始干活。打蚊帐,走直线。打一笼蚊帐营业额是一块钱。自己可以得到四毛三分的工资。〔缝纫工计件工资是百分之四十三〕第一天干了一半,第二天把它干完了。两天找了四毛三,也算开了一个“好头”!第一个月下来收入了十来块钱,根本还没入门。勉力干了几个月,依然是只能干些简单的活,什么三角裤、长裤、短裤之类。还不会作衣服,那得上一个等级的干活。因此每个月工资总超不过二十元,还天天干得精疲力竭。生计依然十分艰难,但总算暂时有了个得以吊命的饭碗。 殊不知这几个月里却已经暗暗的惹脑了、激怒了一个老妪。此妪很笨,手艺一直处于末尾,我来此之前,之类简易活一直由她独览……而今把这些低级的干活给了我,她认为是我夺了她的饭碗,使得她不仅遭受折磨而且收入也减少了,她不能容忍我的存在。 如此一个小店也有一个“统治者”。这人世间生存规律也就如此,动物世界里生存规律也是如此。任何高低层次的动物群体里都有大小不等的各式“统治者”:猴有猴王、蜂有蜂王、国有国王、山里有山大王、小旮旯里还有土霸王……各有其统治着的势力范围。 连这样一个可怜旮旯里也有它的“统治者”。这里的“统治者”是小店里的“裁工”,也是一老妪。“活路”的分配权属于“裁工”。她想给你便宜又来钱的活就给你,想给他吃力又不来钱的活就给他。分配权绝对由她说了算。因此每个人的饭碗似乎都是她赏赐的。于是几乎每个人都得仰承鼻息。老妪们中午带来的饭菜里头少不得夹一筷子请她尝尝……特别是那个笨老妪,为了能够独览那些简单便宜的活干,一直给那“裁工”贴得很紧。现在,她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了,一个拙劣的阴谋悄悄酝酿出台 六十四 那时候“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在全国各地开始了,北京的“红卫兵”已经开始闹的很热腾了。这市里也开始了热腾的群众“大辩论”了。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已经越来越浓。共产党多年的阶级斗争教育,启发了那几个老妪竟也要乘机来一个“抓阶级斗争”。想用这些年并不鲜见的栽赃、造谣的手段来惩罚我这个敌人,至少是把我赶出那个小店。 那样一个罪恶的年代,其可悲、可怜竟到了这样的地步。本应该是善良、宽容的老妪竟是如此的凶狠、恶毒!把我这样一个“阶级敌人”当成了她们阶级斗争的活靶子。而竟又采取密谋的伎俩,鬼鬼祟祟的来施展她们的阴谋。而且还狠心往死里整!! 中华民族啊!五千年的道德文化,人心啊!为什么竟堕落到了如此地步?连这样的老妪都学得使用起这等卑劣的阴谋栽赃害人的伎俩来整人。我真为那个可悲的年代心疼!连如此卑微的草民都有草菅人命的罪恶心理都有草菅人命的罪恶手段和能耐。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堕落到了何等地步? 一天下班以后,那“裁工”叫大家留下。说街里头要下来开会。不一会,赵自金带着两个街里的干部来了,二门市部、三门市部的人都来了,密密麻麻的挤满了一屋子。据说,把三个门市部的人集中一起来开会这是第一次,赵街长亲自下到这么一个可怜见的缝纫店来开会这也是第一次。 我对当前现实没有任何感觉,还不知道有什么大事将临。 赵自金很严肃说了几句开场白。似乎是会上将给某某人提意见,似乎是“斗争会”,而又不是“斗争会”。赵自金带点强调的语气说:“提的意见要有根据,有根据的意见才站得住脚。”那年代的流行词汇里头已经没有“实事求是”这个词汇了。“实事求是”已经被充满各种各样的斗争现实埋葬了。 那“裁工”老妪。第一个发言。一开头便骇人听闻。把会议推上了高潮。那“裁工”老妪很“蹩脚”的上纲上线,有点牛头不对马嘴,然而声嘶力竭火力十足,矛头直指向我。在那年代那是死罪的罪名。这时候我才意识到这是专门斗争我的斗争会。要抓我这样一个现行反革命的。难怪赵自金不得不亲自下来。 在“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年代里,谁敢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有一丝、一毫、半分、半点的不敬,就是死罪。像我这样的人更是罪不容诛。那年代有人不小心砸破了毛泽东石膏像,不小心弄脏了毛泽东画像而被斗、被打、被抓、被打死、被处死的并不鲜见。 给我的罪名便是:“恶毒的撕毁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而且把他焚毁了。”我这样的“敌人”胆大妄为的犯下了如此现行反革命罪孽,赵自金敢不亲自过问吗?不过问他也会挨“包庇”的罪名。 三个主攻手,三个老妪,相际发言之后,冷场了。因为所有的与会者都被这罪可致死的现行反革命大罪名吓坏了。二、三门市部的没有一个人发言,会场静的可怕..... 赵自金叫我也说一说。当然得说,这个罪名太大了吗!罪可至死! 那是在一个月以前。他们要我在这小店外面的高墙上面去写大标语。那时候,全国人民都在写,普天之下,旮旮角角无处不在写这样的大标语。我写的就是外面墙上巨大的“毛主席万岁!”这五个大字。一个字有一个人高。那年月如此的大标语无处不在,其数量比中国人口数量不知要多出多少?!那墙那么高,梯子够不上。就弄了一张小桌子,把梯子放在小桌子上面。太不稳了,摇摇晃晃,有四、五米高,稍有不慎,摔下来肯定呜呼哀哉!那真是太危险的干活,至今想起来还有后怕,麻起胆子提心吊胆的在那摇摇晃晃的梯子上去写,刘长春在下面帮忙。写着写着实在不想冒个无味牺牲,我便站在梯子上叫刘长春找点什么来垫稳梯子的脚脚。刘长春去拿了点报纸来……我站在梯子上给他说:“哎!你还是检查检查那些报纸啊!”提醒他不要犯禁。他胡乱的看了看就垫上了。依然不稳。我就从梯子上下来,站在小桌子上面,叫他把梯子垫好了。刘长春拿出报纸一牵。我站在小桌子上晃见那张报纸已经撕破了,撕破处有一幅毛主席头像。我说不行不行。刘长春便索性把那报纸撕碎了,然后随手一扔。我又说不行不行。提醒他犯忌。刘长春只得把那张撕破了的毛主席头像扔进炉子里烧了..... 那报纸是你刘长春去拿的,垫是你垫的,撕是你撕的,烧是你烧的,我一直都站在那梯子上,一直都站在那小桌子上,跟那张报纸远远的沾也没沾着一丝一线,我还一次再次的提醒你刘长春,全都是你一人干的,一手干的,那报纸我连手都没有沾一沾,这与我何干??你这不是血口喷人吗!?你这不是栽脏诬陷吗??我心平气和然而理直气壮。真相大白,所有的人都轻松了,赵自金沉默着。 那“裁工”老妪真的脑羞成怒耍起无赖来了,连哭带骂的说:“这个右派份子,有他无我,有我无他,我不干了,我走我走!”她似乎很知道她在这个旮旯里的斤两,那十多个人的饭碗都系在她身上,这该有多么的了不得! 这等无赖技俩和刚才的无端诬陷,激起了不少人的不满。人们沉默着,赵自金也沉默着,在这长久的沉默中,我不由得想起了那句古老的戏文“龙游沟壑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看来我而今如此处境是“古已有之”,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长河中,遭受过种种诬陷、屈辱、磨难的,定然不在少数。 沉默中,突然,三门市部的一个人,大家叫她曾三姨的,解放以前曾经风尘中人。走州闯县,见识过这等人间险恶,染了些江湖气魄,有点路见不平,拨刀相助的义气。这个和我素不相识的曾三姨站了起来带点激动的语气说:“赵街长,我可不可以说几句”? 赵自金说;“可以可以”。 曾三姨很激动的说道:“杀人不过头点地吗,作事何必作的那么绝呢?她不要,我们要,我们三门市部欢迎曾师傅到我们这里来,你们说,欢不欢迎?”三门市部的人说:“欢迎欢迎”,这一问一答,显然是刚才已经商量过的。这三门市部的不少曾经风尘中人。都少不了点“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江湖侠义。 落难这么些年了,第一回有人称呼我为曾师傅。第一回有人对我说声欢迎欢迎!我不由得想起了“自古侠女出风尘”的诗句!谁能够想到竟有如此曾经风尘中人,竟会在如此境况下不期而至呢?! 戏剧性的巨大变化,在我所面临的“生死存亡”之秋的险恶关头,向我伸出一支“救援的手”!刚才愤怒郁闷的心情一下子被这种“侠义”的豪情感动了,也同样的是老妪,竟能挺身而出,在这危难之间,竟能“拔刀相助”!我真有点热泪盈眶,但我强忍住了,平静的说一声:“谢谢你们!” 赵自金问我说:“你的意见呢?” 我说:“只希望用劳动去换取一碗饭吃,别无它求。”赵自金说:“散会”。三门市部的人笑笑骂骂的走了…… 三门市部的缝纫机是每个人自己带来的。属私人财产。我没有缝纫机,这成了我进入三门市部的第一大难题。曾三姨很热心,她去找人为我租赁了一台很旧的缝纫机,每月租金三块钱。第一个大难题算是解决了。然而那三门市部店铺太窄,实在无法再挤得下去一台缝纫机的落脚之地盘。这一难题比第一难题要大得多了!无计可施之际,曾三姨竟想出了个办法。原来那三门市部里有个雷三姨。是个残疾人,只有一条腿。在三门市部“锁扣眼”。是最最费时费力而又不来钱的干活,熬更守夜一个月能找到十来块钱。她有一间住房,虽然陋烂但是临街,距离三门市部有二十多米远近。与一门市部隔着一条街遥遥相对。那房是个“吊脚楼”,有二十多平方米大小。前半间“脚踏实地”临着大街。所以放置了一张床和一张饭桌。而后半间却悬空吊着,用几根木头支撑在悬崖之上。悬崖间有一个下水道的出水口。那又臭、又黑、又脏的污水无分昼夜的从那出水口倾泄喷洒有如一瀑布。风一吹,那噩心的臭气吹来,能叫人晕倒。 曾三姨千方百计去说服了雷三姨,叫她把床和饭桌挪进了后面那半间吊脚楼上,用一张篾折把临街那前半间弄成了一间铺面。交换条件是每个月给她十块钱房租,同时帮她去租一台缝纫机,负责教她学会作缝纫。这样的交换条件,给予她的好处是很大的,雷三姨当然求之不得。 于是一条腿的残疾人雷三姨,曾经风尘的曾三姨和我这个“摘帽右派分子”,用了三台破旧缝纫机在那风雨飘摇、篱穿壁漏、摇摇欲坠、常常臭气逼人的旮旯里干起了艰难的营生。 文化大革命越来越闹得天翻地覆,红卫兵运动越来越风起云涌,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一步一步的降临了。殊不知,就是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篱穿壁漏、摇摇欲坠的小小旮旯,文化大革命的时势造就了她一回“灿烂辉煌”!!声名大震!!用我们的劳动、知识和智慧发了一回不大不小的财!!我也从那要饿死人的艰难困窘之中,闯出了一个“声名远播”的“大学生裁缝” 人格档案: 在这最底层。人性的展现是最为直接的。狗们由于“狼奶”的喂养。总会咬人。而在苦难中——如曾经风尘中人却依然还能够保持人性!这既是中华民族的道德底蕴深厚之所在,也是不断的唤醒我重整人性,抗争狼性的激励!尽管“狼奶”泛滥。而在其泛滥之下,人性依然不能湮灭。总会“春风吹又生”!草民的人性的强韧,我的人性的强韧皆源于中华民族的道德文化的涵养是无法断裂的。在沉默中在忍耐中坚持着强韧!人类不灭,人性不灭! 六十五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自贡市也和全国一样,没有任何不同之处。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古今八怪、谎诞不稽、凭空捏造、夸大诬陷真是史无前例集胡说八道之大成…… 当然,这些“大字报”于草民而言也是一种发泄。对于法西斯专制的诸多罪恶的发泄,也揭露了法西斯专制的诸多肮脏、丑恶的人和事。使得这么多年的所谓“光明、伟大、正确”的遮羞布被撕裂,显现出被经意遮盖着的历史中种种面目狰狞、鲜血淋漓、臭气熏天的诸多肮脏、丑恶的历史!如此肮脏、丑恶的历史也是首次公开揭露。使得亿万草民大开眼界!! 大字报灾难的时候,自贡市出了个“小字报名家”。此人名叫诸葛有进。蜀光中学毕业。比我低两个年级。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到了快毕业之际。却犯了精神病,只得休学回家,其病时好时坏,也就一直未能复学。大字报灾难铺天盖地泛滥在这大街小巷的时候。中国的一切忙人和闲人都卷入了这场混乱的所谓“大辩论”的漩涡,“枪杆子语言”在那些大字报海洋里已经发展得随时随地都在迸溅出“革命的火花”!各种暴力政治暴力意识形态交互用“枪杆子语言”的大混战!什么“砸烂你的狗头”之类“枪杆子语言”,对压抑了多年的普通民众是一种难得的发泄!变态的发泄! 因而连诸葛有进这样的精神病人也被卷了进来,而且成了无分昼夜时刻关注的积极份子。被那种疯狂的躁动也惹躁了,按捺不住也想参与这场论战的躁动中去,所有的人写大字报的纸笔墨砚都是“单位”免费供应的。而他却只能够从那只足以维持生活的不多生活费当中挖出一点钱去买纸、笔。于是只能用屁股大点的纸片,以蝇头小楷去发表他的高论。在大街小巷密密麻麻的汪洋般的大字报群间,他为了不至被淹没,总选择最醒目的地方比如刊头之类,去贴上他那屁股大点的,有遏观瞻的小字报。 自然激怒了原大字报的主人。有的给他撕去。撕了又贴,很有点韧性战术,而且几乎无处不在。几乎有大字报的地方就有他的小字报。而且坚持不懈,一时间当然立即名声大噪!!诸葛有进先生必须浏览过目一切大字报,得用他那时疯颠时明白的脑袋去思考。有感而发,去抨击、去表示支持、去表示反对、去发表他疯狂的、正常的、半疯半傻的各种高论。他得看、得想、得写、得拿出去贴。他忙得来废寝忘食昼夜不停,他象一个总裁判,几乎每一处大字报他都得去亮一亮相,或褒或贬,用他的小字报去亮出他的高论。 诸葛有进先生高度近视、光头,虽然尚属老青年,距离不惑之年还早,但已明显驼背,走起来“脑壳朝前窜”,一颠一颠的。这般具有特色的形象。令广大观众很有点过目不忘的深刻印象。加之诸葛有进先生起早贪黑,朝朝日日都匆匆忙忙的出没于群众熙熙攘攘的大庭广众之间,毫无抛头露面的顾忌。于是不多时日,便“天下何人不识君!”了,于是每当诸葛有进先生出现在大庭广众之间,热心观众立即围堵上去,有如当今的歌迷、影迷、球迷之类追星族去追赶他们心中的偶像那样的狂热,生怕漏掉了每一次难得的遭遇的好机会。而那些红卫兵小子们又总不忘趁机寻点开心,找点乐子,随意点恶作剧什么的…… 这些红卫兵小子们把文化大革命作为游戏人生的第一场游戏!!而一时间这些红卫兵小子们竟成为了这场游戏的主角,任凭他们去“全武行”开打。如此这般的人生第一课会给予这亿万之众的品质,道德,心灵烙印下些什么。毛泽东去想过没有? 毛泽东为中华民族历史、道德、伦理在这一代人身上犯下了多少罪孽?清算还并没有真正开始! 诸葛有进先生自然成了红卫兵小子们作游戏,寻开心、找乐子,恶作剧的最佳人选。邀请诸葛有进先生来个什么表演之类,比如唱个“毛泽东语录歌”,跳个献给“红太阳”的“忠字舞”——有如原始的“跳神”之类装神弄鬼的动作,很能够和非州的土著舞蹈相比美……来个对于“红太阳”的“早请示、晚汇报”——比基督教徒作祷告更频繁更烦琐……的示范动作等等……当然立即引来成堆成堆的热情观众集体欣赏诸葛有进先生种种神乎其神的精彩表演,一群群笑得来前仰后合直叫肚子痛!诸葛有进先生认真而严肃的“为革命做贡献!”不在乎红卫兵小将们把他作为小丑来逗弄戏耍!! 而最使得远近传播的是蜀光中学的“红卫兵”小子们的杰作:蜀光中学的一群“革命小将”“红卫兵”以欢迎老校友返校指导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名义,连簇拥带绑架的把老校友从城里“拖”到了伍家坝蜀光中学大运动场里。当然一群群的热心观众长串长串的蜂拥尾随其后。人群来到了大运动场,消息传开,立即更招来千百观众。闲着也是闲着,早已经停课闹革命。也难免有点闷得慌的难受,如此诱人的场合当然蜂拥而来。 “主持人”盛情邀请老校友教他们跳“忠字舞”,跳了一遍又一遍,教他们唱“毛主席语录歌”,唱了一首又一首……老校友虽然不善歌也不善舞,就凭老校友那光头,那高度近视,驼背佝偻,脑壳朝前窜,一双八字脚……种种上天赋予的光辉形象,抬手举足出来的,那等舞姿的“优美”不亚于卓别麟,那歌喉的“美妙”不亚于黑老鸹。自然给广大热心观众带来了一场免费的,比欣赏一场马戏还更惬意的,笑得来肚子痛的笑声。从中午折腾到了傍晚,老校友挨饥受饿的“干革命”,弄得精疲力竭的一屁股坐在那草坪上面。 那些“忠心耿耿”“闹革命”的红卫兵小将们一哄而散,老校友有点胡涂似乎又有了点明白才无可奈何花落去一颠一颠的模黑离开了母校的校园。 大字报是毛泽东给全国人民掀起的第一次疯狂。从笔战、舌战到血战,枪杆子语言衍化成为了枪杆子。进而机关枪、大炮、高射炮、“百万雄师”血流成河……全国被卷入一次一次的疯狂!!中华民族一次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在毛泽东运筹帷幄之下,一幕一幕惨烈的在祖国的大地上扮演!! 胡乔木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宗教和陷阱!’这是胡乔木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解读。其它还有各种解读。 我的解读:我发表的一篇文章《毛泽东的始皇梦》中,是如此解读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实现他的“始皇梦”的最后搏斗。在此之前又出现了毛泽东追求“始皇梦”的严重危机:毛泽东一手捣腾的“大跃进”。使得“大跃进”三年期间,中国国民经济损失达1200亿元。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建设投资才550亿元。“大跃进”的损失超过了两个五年计划的资金——十年的资金!多么惨痛的损失!随之而来的是工农业大幅度减产,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危机!以后用了五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才恢复到“大跃进”前1957年的水平。使得中国经济发展,浪费了八年宝贵的时间。 1959年—1961年三年间,全国饿死人达四千二百万。全国各地出现“人吃人”的恐怖事实!……毛泽东深知自己一意孤行的所谓“三面红旗”造成了历史上罕有的巨大灾难!深知自己犯下了最大的罪过。毛泽东绝对不能够承认罪过更不愿意承担罪责。毛泽东采取了最为恶毒的手段。他要把罪过推诿于刘少奇等等人,要刘少奇等等人为之承担罪责。而且必须把刘少奇等等人置之于死地,死无对证,毫无还手之力,更无招架之功。这样毛泽东既可以披着“永远”正确的外衣,又可以顺理成章的实现他的“始皇梦”!’ 因此,我对于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解读是: “第一,把他历史上所犯的一切罪过推诿于刘少奇等人。而他是永远正确的、英明的、伟大的“圣人”。第二,用法西斯专政,消灭一切反对力量。震慑全国民众,在全国全民规规矩矩,服服帖帖的奴隶般的驯服中,去实现他的始皇梦。此时的毛泽东是绝对的拥有一切威权,因此他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种种“异乎寻常”的手段。满怀信心的“胜利在握”。毛泽东认为只需要三个月最多一年把时间就能够彻底摧毁异己——“资产阶级司令部”。就能够结束“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胸有成竹的认为,这场运动和他多次运动过的一个样,只不过在他“运筹帷幄”之下,在他熟练的中国这块政治舞台上,按照他的导演,把这场在暴力控制下的政治斗争搬演一回而已,这是一场以强大的暴力优势控制下的“恃强凌弱”的歼灭战而已。” 殊不知越陷越深,竟至混乱了十年。陷得来不能自拔的尴尬,那是他根本未能想到的。“天下大乱”是毛泽东的战略中的战术。在林彪、江青等人毫无顾及的、疯狂的、迫不及待的,大肆掀起“造神运动”的同时,立即全面的掀起“天下大乱”的狂潮!毛泽东首先选中了阅世不深的正处于青春躁动期的单纯、幼秩、冲动、盲从的青年学生去作他冲锋陷阵的急先锋。他深知这些一旦躁动起来的幼稚群体是势不可挡的…… 全国大、中、小学立即全部停课。“红卫兵运动”立即风起云涌震荡全国!毛泽东一次又一次的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一批又一批的,一百万又一百万的全国来的红卫兵。被接见过的红卫兵有一千多万人。 “红卫兵运动”一开始,便泛滥种种无政府主义的“造反”行为,很快已经天下大乱,已经乱得来无人能予驾御。毛泽东也无能控制! 当此时也,已经被“发动”起来了的全国亿万之众,无论谁都想“揭竿而起”,无论谁都可以“揭竿而起”;而且谁都明白,只有造反“入伙”,始能分得一块蛋糕。当此时也,无论十个八个人、百个千个人,都可以自由组成一个“革命造反兵团”,武汉的“百万雄师”竟拥有百万之众……毛泽东一再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不参加造反派就是不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参加了还能分得一块蛋糕。谁都能权衡利弊之所在。一时间“革命造反兵团”如雨后春笋,普天之下“革命造反兵团”多如牛毛,也就可想而知了。 “革命造反兵团”实际上全都是些乌合之众。乱七八糟的一些人乱七八糟的胡乱纠集而成的。“揭竿而起”之后,绝对不可少的是得高举一竿“革命造反兵团”的红旗。没有一竿红旗。就没有他们的存在。红旗成了他们存在的重要标志。自从北京的红卫兵打出“革命造反”的大红旗之际,全国各地早已效仿。 自贡市亦然。开始限制很严,需要持介绍信,市里专门指定了一家名叫“先锋”的甲级服装门市部制造,而且还特意从工艺美术公司调了两个书法家去为之写字。 全市只此一家,绝无分店。不准许到指定之外的其它任何地方去制作这种革命造反大旗! 六十六 一天,三门市部的保管徐正容突然领着一个造反派头头,来到了我们那个篱穿壁漏的旮旯,保管徐正蓉介绍说;‘这是兵团的一号“勤务员”’。 “勤务员”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新生”出来的官名。其名虽小小的而其官、其权却是大大的。一号“勤务员”也就是“一把手”,一切说了算!战时命令冲锋陷阵,掌握进退应对的指挥权;平时当家理财,拿国家的钱挥霍犒赏。造反派已经控制了一切,把“党、政、工、群”的权柄独揽于一身。因之,这嘎啦的“天下”全都得听这一号“勤务员”的。所以很是威风!不过以后许多的之类“勤务员”都被另一派的投入了监狱。 一号“勤务员”显得颇有点派头。那时的造反派,头上大多戴一顶草绿色军帽,左臂上一个红色臂章。那是那时候的“时装”,如果还有一套草绿色的军装,那就是顶级的“时装”了! 一号“勤务员”穿了一套很合体的深灰色毛服,头上是象毛泽东那样往后疏的大披头。看了我一眼,拿出了一包好香烟,大前门之类,市面上是买不到的。递给了我一支。这时我看见他身后还有两个人,他的“服务员”也就是保镖之类。 一号“勤务员”对我说:“来找你帮个忙!”原来这些造反派们合并成立了一个“总团”。“总团”没有旗子。过几天全市要斗争市委书记李唐基,十万人的大会。这么一个近万人的大“兵团”,岂能没有一面红旗。没有这么一面红旗还能显得出这么一个大兵团的存在吗!所以一号“勤务员”为了完成这样的重要任务,才亲自出马,来“找我帮个忙”。因为他找了好几家缝纫店,一是不准许制作,二是太深奥,没有裁缝制作过这红旗,不知道怎么制作。更怕弄坏了生出些是非,所以找了好多个裁缝铺,没有一家敢承揽下来。正在无计可施之时,听说有个“大学生裁缝”。便急急忙忙四处寻觅,终于找到了这篱穿壁漏,风雨飘摇的小旮旯来。先去了解了一下情况,才邀着保管徐正蓉一齐来求我。 说明来意之后,我考虑了一下,怕惹麻烦,想推脱,便说:‘我们作这种红旗不合适,上头也不许可。听说只准许“先锋”独家制造,是不是请你们拿到“先锋”去作’。一号“勤务员”说:‘这些我们都知道,在“先锋”去作一面旗子,要两个月才能取货。那里要作的旗子堆了几间屋子,我们因为急着需用,才从那里去退出来的。所以才请你帮忙。’我说:“这怕……”一号“勤务员”说:“明白了,你有顾虑,怕,怕什么,现在形势不同了,李唐基我们都要斗争,踢开党委闹革命……”他后面的人说:“现在打倒一切走资派,砸烂“公、检、法”,一切都是咱们造反派说了算,有问题咱们造反派负责”。一号“勤务员”说:“你这是为革命造反作贡献,也算立功吗。谁敢来难为你,我们完全负责”。后面那人说:“一号‘勤务员’都这么说了,你还能说不”。 徐正蓉说:“这样好了,这个活算是我接的,我分配给你作的,一切责任由我来负”。那些人说,“太好了。你什么责任也不用承担”。一号“勤务员”说:“但是,〔又递给了我一支大前门〕一定要作好啊,这是革命任务,要出色完成”。我说:“既然答应了,就绝对会作好的”。后面那人说:“大学生吗,相信你所以才来找你”。徐正蓉说:“曾师傅收多少工钱呢?”我说,“这可不知道”。后面那人说:“要多少给多少。只是要张发票才行”。徐正蓉说:“发票有,只是收多少钱合适?”我说:‘哎,“先锋”他们收多少钱一面?’一号“勤务员”说:“十来块吧”。徐正蓉说:“他们是甲级门市部,我们,最多收七、八块”。我说:“就收七块吧”临走,一号“勤务员”把那剩下的大前门递给我,算是一点小“奖励”,又叮呤说:“帮忙了,三天、三天一定来取货”。 等这些人走了以后,我牵开旗子一看,那是用最好的红绸作的一面大红旗。有四米长、三米宽〔黄金比例〕。上面用金黄色的绒剪成的字,已经布局美观的匀称的粘贴在了大红旗上面。字是三排。上面一排是“毛泽东主义”五个字,每个字三十公分大小,下面一排是“革命造反兵团总团”八个字,每个字有二十五公分大小,这两排字用的是艺术体。字形美观,排列匀称。中间是“风雷激”三个大字,用的是毛体,龙飞凤舞,每个字有八十五公分大小。好大好大的气派非凡的一面大红旗。这旗面一展开,简直就是一幅艺术品:无论字体组合、字形大小、排列间距、综合评价都显得谨严、美观、大方、气派。不失为一幅颇具匠心的佳作。 我对这面红旗要作的事只不过把那些已经粘贴上的绒字,用缝纫机把它扎好。大多“工程”别人已经作了,留给我的只不过是“扫尾工程”而已。这应该说是件轻而易举的容易事情。然而裁缝们都是些没有文化的。对之望而生畏。所以一号“勤务员”才特意来找我这个“大学生裁缝”,而且还费了那么多的唇舌。 我既然很欣赏这面红旗,于是便连夜连晚的花了大半夜功夫把它扎好了。既然几个钟头就完成了七块钱的营业额,回过神来,不由得又惊又喜得傻了!当时作一件中山服营业额是八角到一元。这七块钱营业额,相当于去制作七,八件中山服的营业额,要完成七,八件中山服至少得七,八天的时间,而今只花几个钟头就找了七,八天才能找得到的钱,这不是在“拣”票子吗! 这种“刺激”不能不使得我突发奇想,既然已经作了第一面红旗,那何妨再作它个十面、百面,有如杀一个人也是杀,杀它个十个、百个也是杀。既然已经开了禁。还怕什么?只能一不作二不休了。加之我既然欣赏这面红旗,就让它“路人共欣赏”。 于是第二天清晨,我特意把这面鲜艳而又美丽的大红旗,高高的张开悬挂在那旮旯小店的大门前面,实际上这是最好的宣传广告。果然不出所料,引得来往行人驻足。消息也就不胫而走,“大学生裁缝”在作造反派的大红旗。于是从全市只此一家变成了只此二家。“先锋”要两个月才能取货,我这里只要几天..... 一霎间“勤务员”们蜂拥而至。许多人从“先锋”去退了活拿到我这旮旯来。萧条的旮旯突然热闹起来,一时真是门庭若市,来往的人们陡然增多,真怕把那吊脚楼压塌了,只好借了几张高凳把门板铺在上面,放在大街旁边的屋檐檐坎上来接待众多的造反派“勤务员”。为了能够最快的得到那面“梦寐以求”的红旗,“勤务员”对曾师傅当然客气异常。那时候的交往常礼,首先客气的先递给曾师傅一支烟,然后才进入下文。因为那面红旗对于一个“革命造反兵团”而言,简直就是她存在的一种体现, 伟大领袖毛主席制造"天下大乱"这伟大时刻,一时间"天下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遗憾的是此时还弄不到枪,伟大领袖毛主席下令"给全国的左派发枪"那是一年以后的事情了.当此时也,"有旗便是草头王!"。这些"草头王"的心目中一杆红旗的"斤两"也就可想而知了! 然而不两天红绸、红布、黄绸、黄布在我这旮旯也很快堆起一榻一榻的,也得等“轮子”,你要想往前靠,尽快把旗子弄到手,你能对曾师傅不客气吗? 曾三姨很精,她提醒我:“曾师傅,来作旗子的要他们一起作袖章,你作旗子,我们作袖章”。我说:“好啊!就这样,有饭大家吃”。我心里想这不仅是饭,这简直就是肉就是糖!当然得大家吃,我岂能独吞?作那袖章真的就是肉就是糖。作一个袖章一毛钱,作一千个就一百元营业额,可得工资四十三元。以往他们拼命的去干,一个月也只能挣到个二十多块钱。一千个袖章也就两三天的活。也就是说:干袖章一天相当于平时干十多天的收益。这难道还不是肉不是糖?既作红旗又作袖章。这小旮旯立即红火起来了。连夜连晚,每个夜晚都挂起了三百瓦大灯泡,挑灯夜战!把小旮旯照耀得如同白昼。那曾三姨、雷三姨实在疲倦了,便伏在那缝纫机上打个盹,她们自然知道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错过此渡无好舟,拼着命的干一回实在是值得的。 我自然也得一个通宵、一个通宵的熬下去。不仅是我,伍淑华也“入伙”了。当此时也,小学也已“停课闹革命”。课停了、学校可以不去了,然而她没有去“闹”,迫不得已之时,偶尔才去“闹”一回“革命”。那时候我们已经生了一个儿子,名之曾焰,已经两岁多了。此前找人带白天,给人一个月八块钱工资。而今停课了,为了省下那八块钱,伍叔华便挪用了这“闹革命”的时间偷偷的把小孩留在家里自己带。干起了作旗子这营生,她一看许多活她都可以干,而且干起来比我快比我好:比如用剪刀剪旗子上那些字,她是得心应手。“批量生产”那“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兵团”之类字绸。因为每一面旗子上面都少不了的“毛泽东”、“主义”、“思想”、“革命造反兵团”这些字的。她把那些黄绸迭起来三、五层。一次剪下来就是三、五个,工效一下子提高了几倍。 当然中间那几个大字,那是不同的兵团的各自不同的命名,比如什么“风雷激”、“向东”、“卫东”、“千钧棒”、“永红”当然只能一个一个的去剪。而且那些团名,字体巨大,大多要求使用龙飞凤舞的毛体。必须由我去临摩、放大、逼真而不得走样,干这活还颇有点费时间、费功夫…… 旗子已经接了许多活。堆集有如小山,然而我已经养成认真负责的性格,再忙我也绝对不粗制滥造,每一面旗子我都精心设计。无论从字体配置、字形大小比例、架构布局,都不断推敲更新,希望能一面比一面好,力求每一面都是一幅艺术品。每完成了一幅红旗,就把它挂在那小旮旯外面,临着大街,公之于众。十面、八面迎风招展的红旗,一面面字型优美,制作精良,真是一幅幅艺术品。我制作的所有红旗绝对的毫不逊色于市里指定的“先锋”甲级服装门市部制作出来的。没有一幅次品,在这大街旁边一遍美观的红旗,迎风招展。当然迎得不少行人驻足,自然的成了宣传广告,越传越远,接活也越来越多。我们只有天天熬夜,有时只能睡两、三个小时。 忙的来饭没法自己作了,全家人都去吃馆子。距离那小旮旯十多米远近,有一家名叫“合力”的小店,三顿都在那里吃。早上浠饭、馒头、咸菜。中午有白萝卜烧牛杂、红萝卜烧猪大肠、那是《儒林外史》里胡屠户赏赐给穷女婿范进的货色,贱民才吃的。还有豆花、小菜……晚上有点卤猪头、豆腐干之类。这实际上是家最低级的饭馆,裹腹而己。可是此前,我们却是从不敢问津的。目前主要是要忙于赶活,没有时间做饭,同时“量入为出”,预计干完这些活计能捞到不少钱。 我这小旮旯挂满了的鲜艳红旗,十分惹人瞩目,天天宾客盈门,夜夜灯烛辉煌,通宵达旦。不仅使得对面一门市部的大大惊讶而且急红了眼,这样的活计他们连一样也捞不上作,根本没有谁去找他,真乃气煞人也! 更叫他气煞的是关工资时候,第一个月我进了一百多元,第二个月我进了两百多元,曾三姨、雷三姨都进了一百元左右,破天荒的收入!太惊人了。 那年月市委书记李唐基月工资有一百来块钱{灰色收入除外},溥奕皇上特赦以后当了公民,被安排在国家文史馆作文史研究员,月工资才一百元。而我的工资比溥奕皇上还多了一倍多。如此的高收入,使得这些人不仅眼红甚至气忿。上下都知道了,那些人又去“反映”,四处“喊黄”。于是惊动了街道办事处,来人一查,确实有那么多任务单,确实干了四五百块钱的营业额,就是应该得那么多的工资,其奈我何? 六十七 小旮旯“灿烂辉煌”了好几个月。造反派“雄”了几个月,我看见他们高举着我制造的那些美丽的红旗,招摇过市。冲过来、闯过去,雄赳赳,气昂昂,威风凛凛!不可一世!千万之众喊着革命口号,高唱革命歌曲,似乎这世界真成了他们的了。而他们又成了什么?不知道有没有谁去想过?定然有人会去想的。 那年月,高唱的“革命”歌曲不少。特别是各种“毛泽东语录歌”,也就是用毛泽东的几句话,谱上曲,就成了一首“语录歌”。要全国人民天天唱。比如什么:“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之类,就这么几句被谱上曲就是一首“语录歌”,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流行歌曲”。人人唱、家家唱、男女老少唱、小学生唱,居民唱,农民唱、军人唱……不仅要天天唱而且要天天反反复复的唱。 但每天全国人民都不可少唱的有两首歌:《东方红》和《国际歌》。 《东方红》唱“他是人民大救星”!! 而《国际歌》却唱“世界上没有任何救世主”!! “大救星”和“救世主”显然是一回事,然而“有”或者“没有”却是截然相反的两个概念。 中国的小老百姓就是这么的可爱当然也实在是可怜!!这边高唱有“大救星”那边高唱没有“救世主”,唱罢有“大救星”接着高唱没有“救世主”。他们的那些脑袋瓜真的就连这么一点点判断能力都胡涂到家了吗?他们忆万之众都变成了驯服的羊群?任其“若驱群羊,驱而来,驱而往,莫知所之。”【《孙子兵法》】了吗?“众人皆醉,唯我独醒”。我想当年没醉的,清醒的或者半清醒的定然还有,然而却不得不一同去“装疯卖傻”,几亿芸芸众生天天去唱“有”“大救星”“没有”“救世主”!! “红卫兵”运动,“打、砸、抢”导致全国混乱而不可收拾,这是毛泽东踏入“文化大革命”陷阱的开始,从脚髁陷进了大腿了!。然而自己尚毫无自省,毫无醒悟,他要为了实现他的始皇梦向着陷阱踏下去——利令智昏! 到了一九六七年七、八、九这三个月。全国的武斗发展到了如火如荼、激烈空前的地步。中央文革已经没有任何的能力能够去稍微加以制止。毛泽东几乎丧失了驾御局势的一切能力,使得全国陷入了一种完全失控的状态。 一九六七年是中华民族充满灾难的一年。这一年。从春到冬,全国性的,两大派别多次反反复复的生死争斗,残酷火并之中全国老百姓在灾难中痛苦的挣扎。然而从血的教训之中。小老百姓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醒悟。人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去审视、去思索、去判断那些被宣扬的“真理”。 现实迫使“愚兵、愚民”的“造神运动”的破产,毛泽东的威望低落到了从未曾有过的地步。一次一次的无能控制局势,已经使得毛泽东深深的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陷阱而无力自拔。一次一次“与民为敌”,不顾后果,轻举妄动的诸多自我戕害举措,验证了两千多年以前姜子牙说过的一句话:“人必自毁方能毁之!” 军队已经完全不听从毛泽东指挥,这是中国军队从来未曾有过的可怕状况。 中央文革已经声名狼藉,文化大革命已经越来越不得人心。毛泽东自己已经越益明白“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人越来越少,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越来越多”。北京人已经把“四人帮”叫做“五人帮”。毛泽东等人沆瀣一气把中华民族拖向更加苦难的泥潭。 六十八 无忘的一九六七年啊,予中华民族,予我而言都是颇多思索的一年!对于毛泽东,从多年的“强大意识形态灌输”中告诉我和国人的是——毛泽东赶走了日本鬼子【谎话】,打倒了国民党,使中国人民过自由、民主、富强的幸福生活【谎话】。都是构成了我的敬重。即使在我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极端右派份子”、苦役、蹲监、陷入社会最底层、饿饭、无助的这种时候。对于毛泽东的这些敬重之情,真正的依然没有淡漠没有动摇。因为还依然相信着以上的谎话!可见我和亿万黎民所受毒害之深!! 这种敬重之情是我读初中三年级时候开始的。1946年,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重庆和平谈判期间,毛泽东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公开发表了“他”的词《沁园春.雪》。国文教员张**拿到课堂上来讲了两节课。本来就喜爱古诗词的我,立即喜爱上了这首词。因此毛泽东进入我少年的心灵而得到我的敬重的,首先因为他是个伟大诗人。敬重之情从兹伊始。后来鲁迅对人说毛泽东的那些诗“有山大王气息!”。也没有消失我少年时代的心灵感觉。 最近读到了《毛泽东选集真相》一书,其中有:“胡乔木提出:毛泽东著作中三篇名作(俗称《老三篇》)——《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和《为人民服务》,甚至毛泽东诗词中最有代表性的《沁园春·雪》,即那首“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都是出自他的手笔,并要求恢复用他胡乔木的名字。” 唉!我还能够说些什么呢!!两个骗子无耻的骗了我六十多年,骗了中国数以亿计的草民六十多年。在骗子们眼中我们都是傻子!他们干的就是愚兵愚民的伎俩!瞒和骗就是他们的革命史!就是他们的“伟大”人格!中华民族的人格在瞒和骗的伎俩戏弄之下,还有可能不支离破碎吗?还有可能存在吗?近年来这些对于瞒和骗的不断的揭露过程,也即是对于我们者流亿万“傻子”的启蒙过程,煌煌庙堂的颠覆过程! 虽然我们被瞒和骗戏弄了六十多年。现在能够“醒”来。应该说是幸运的,较之还在瞒和骗中迷迷糊糊的“瞌睡”虫们,确实是莫大的幸运!我们能不抖擞精神重塑人格吗!能不良知萌发复苏人性吗!重塑人格,复苏人性成为了我们这些耄耋之年的幸存者的神圣而严肃的课题!也是奉献给我的中华民族的使之能够得以延续人性、人格的神圣使命! 一九六七年在审视中国的同时,也审视我自己。并非“百无一用是书生”。造反派雄起的时候,造反派求我为之制造造反派大红旗;造反派被战斗军打倒了,战斗军把造反派的旗子全部都焚毁了。战斗军雄起来,求我为之制造战斗军大红旗;在造反派和战斗军争夺撕杀、起起落落、反反复复、间间隔隔的这几个月里,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亿万芸芸众生在毛泽东“制造天下大乱”的指挥棒的搅捣之下,神州大地真是罡风呼啸,天昏地暗……亿万芸芸众生都只能身不由己.“乱纷纷蚁排兵,闹嚷嚷蜂争蜜!!”那就是当年的真实写照。 我先先后后制造了几百面大红旗。赶赶、歇歇、忙忙、闲闲的找了好几百块钱。忙碌、间隔、闲散的几个月里,找了相当于一个“鸡干部”一两年才能挣得到的工资。从而能得以暂时摆脱那饿死人的困窘。 “知识就是力量!”这是十六世纪时候培根的名言。一条赤裸裸的真理。我坚信这条真理!未来的路,依然是漫漫茫茫,依然只能也必须依靠知识和智慧去拼搏、去挣扎,始能求得生存。 红旗渐渐的没有制作的了。加之到了冬天,负伤伤口疼痛,只得告假,回家里休息。再以后,街道工业不让我再回去了。 被生计逼迫无法。只得租了一台旧缝纫机,违禁的去摆上小摊,接些另活谋生。然而对于裁剪却是一窍不通,只能接些最最低级的活计,吃力不来钱,生计实在难以维持。把缝纫机搬到我那个小窝屋檐下面。距离街面有一二十米之遥,还得下一条弯弯曲曲的梯坎。大街上过路的行人根本就看不见那里还有一台缝纫机,还有人在接活路求取生存。 生计日益难以维持。娘一天天的老了,儿子一天天的长大,我无法养活他们。作红旗集攒下的钱也很快就用完了,我又陷入了山穷水尽无路可走的困境!! 六十九 有一天下午,我无事可干,住家在我那旁边小院里的几个年轻人,站在我那小窝旁屋檐下吹牛。平时他们吹他们的,我远远的坐在我那小窝的屋檐下。有点“井水不犯河水”,互不相扰。 那天真有点“鬼使神差”,不知道受了何方“神灵”的“驱使”,我手中没有活干便无意识的站过去听他们吹些什么。其中有一个姓李的,几年前被招工去了云南。那时候失业的年轻人非常多。云南森林工业局、东川铜矿、东北森林工业局、煤矿……之类很艰苦、危险的行当来招工,“慌不择业”的去了不少的人。这回是回来休假的…… 听他们胡乱的吹牛,我只是听着,也不插话。姓李的年轻人忽然对我说:“我从昆明带回来两段灰色咔叽布。想作两件衣服,不知道哪里作得好些?”我说:“正街几家甲级门市部啊。”另一个年轻人说:“现在咔叽布太难买到了。自贡市根本买不到。”确实如此。因为全国的工厂都在停工闹革命,一切物资都停止生产了,哪来卖的?闲谈间,我发现那姓李的年轻人身上,穿着一件很是新颖而别致的上衣,我审视有间之后说道:“你身上这件衣服还不错吗!在哪里作的?”姓李的年轻人说:“不是作的,是买的。昆明买的。哎哟!太不好买啰。那天听说昆明大百货公司只到了一百件,很多年轻娃儿都去买,拥挤、抢购、把柜台都挤翻了,好不容易才买到了这件。”这种卡克衫只有上海一个地方会作,全国没有任何地方会作。是一件“双面穿拉链卡克衫”。 这在当年确实是件非常非常稀罕的,新颍而又别致的服装。当年所有男性穿的,全部是清一色的中山服亦称毛服。一统天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始得以改变。所以姓李的年轻人穿上这么一件卡克衫,十分引人注目。我说:“就照你身上这种样式作两件吗”。他说:“谁会作?开玩笑,全国都只有上海一地会作”。我说:“正街上……”他说:“我去问过啊!没人敢作。他们都说根本作不出来。太复杂了……我到是真想照着这种式样作两件,没有地方能够作阿!” 我突发奇想,我说:“我照着这式样给你作两件”。他有些惊愕而又惊喜的瞪着我说:“好啊好啊!太好了!我马上去给你拿布来!”说着一溜烟跑回家去,拿来了两段质量色彩具佳的灰色咔叽布。那在当年确实是很难以买得到的。大家在鉴赏之余。又打量那件卡克衫。还叫他脱了下来仔细审视。 这确确实实是一件别具一格的卡克衫。其制作之烦难精细,设计之巧妙精心,款式之新颖别致,无论从设计构思、工艺制作,即使在二十一世纪的现在而今各式服装万紫千红、鲜艳夺目、奇装异服遍布天下的情况之下,也绝对是堪称第一流的。 我把那衣服认真审视,其难度之大,真令我有点望而生畏。我连一件上衣都没裁剪过,稍稍凭一点点理智,都应该知难而退。 我说:“你把衣服先放我这儿,我看一看,我一定给你作好,作坏了我赔你”。姓李的年轻人却说:“赔啥子啊!你大胆的作,作坏了就算了”。把这件卡克衫拿回家里,我仔细“研究”了一番。认真解剖了一番,总结出其能以单层布而却能双面穿,翻过来、翻过去都同样显现出是“正面”。其奥妙之处有如下几点:一,【从略】 当时的上海服装研究所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中国全国唯一的服装研究所。这件双面穿卡克衫,不知道花费了师傅们多少心思,多少实践才得以成熟定型的。这是绝对可以称之为服装史上一次创造性的成果。我只不过以“反向”探求的手段,逆向思维的方法,从成品去追朔出它的初始状态。先认真“解剖”它的工艺制作,再仔细的一一比量了它衣片各个部位,有如把一架钟先拆卸成零件,再把它组装起来。心中有数之后,便麻起胆子下刀动手…… 整整两天。哎!当然,少不了许许多多的周折,哎!第一件作出来了!我成功了!!我所说的“成功”,并不是指模仿那件卡克衫,能够依样画葫芦……这只能说是“雕虫小技”而已。我所说的成功,是在寻求犬彘之食以求吊命、寻求最廉价出卖自己的劳动都不可得,在生计无门,万般艰难的情况下,去“杀”开了一条血路!!并因此而改变了我“明天”的生存条件。较为安定的生存了下来。 我所说的成功,是为生存权去“杀”开了一条血路! 有了这第一件的成功制作,从此揭开了我“摘帽右派生涯”一段崭新的历史。为我这小旮旯的窝,谱写了一页“灿烂辉煌、惊天动地”的篇章!制作那红旗,是从全自贡市只此一家,变成只此两家。而今制作“双面穿拉链卡克衫”。是从全国只此一家,变成了全国只此两家。我使用了上海服装研究所的师傅们的研究成果。而得以生存了下来。 年轻人追求美、追求新鲜、新颖是永恒的,因为他们年轻。即使在那压抑沉沉、束缚重重的岁月里,他们的追求也是勇敢的、无畏的、疯狂的。正因为他们的勇敢、无畏、疯狂造就了我的“辉煌”,造就了我的声名远播。然而那个愚昧、野蛮、可怕的社会主义社会却因此而给了我又一次沉重的打击。 我被列为“现行反革命”大案而大动刀兵!!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我制作的这第一件与上海那件比较而言,实在是太差劲了,自愧弗如。然而就其工艺而言,却与上海的那件完全的一致,就这一点,我取胜了。因为那工艺,尚无他人问津,因此从全国只此一家变成了只此两家。没有几天。第二个顾主来了。来人名叫史五。在自贡市是当时很有名气的地头蛇,貌不惊人。一付笑脸。丝毫看不出什么地头蛇的形状。客客气气的称我师傅,递上好烟。客气的说:“麻烦师傅,给我作一件李五穿的那种双面穿卡克衫。听说只有你会作,太好了……” 我很快就给他作了一件,比较给李五作的那两件又长进了不少。这史五本来就是有名人物,穿在身上,就是宣传广告。于是渐渐的问着找着上门来的日益增多,当然都是些年轻人。先是市中区的年轻人,然后贡井区、大安区……先是市内,然后市外。当时各地的学生还没有复课,学生们还在游荡,游荡在重庆、成都、南充、宜宾等四川各地……他们来来往往的所到之处。穿在身上就是宣传广告。这种咔叽布,因其耐磨,故而耐穿,以前只能单面穿。面子的颜色已经洗旧了、洗白了、洗得掉尽色了,而不能翻过来穿的里面的颜色还是新的。而今可以翻过去穿,翻过来穿,两面都同时“兼顾”了,而且两面的式样又“各有千秋”,似乎一件当了两件。优点确实不少,而且实实在在。 我收的工钱非常合理。一件两元钱。再繁荣、再忙碌、都只收两元一件,从未多收。在制作上,却力求精益求精,一件比一件更好。如此一来,自然生意日益兴隆。我租用的那台旧缝纫机用来制作这种服装,实在是太不相称了。机械太破旧,转动速度太慢,针脚效果太差。渐渐的生意日益兴隆,集存了几个钱,一次有个百货公司的年轻人来作衣服,看见我使用的缝纫机如此低劣便说:“怎么不换一台?”我说:“买不到啊!有钱也买不到啊!”他说:‘是啊,好几年都没有卖过缝纫机了。不过,我们公司最近要到三十台、说是上海的缝纫机厂开始“抓生产闹革命”才恢复生产的、听说还是新产品。不过,可能我们公司里的头头,“后门”开得都差不多了。’ 那年代,一切物资紧缺。许多东西公开拿出来卖的没有,暗地里卖,卖给有关系的人、有权势的人、亲戚家门人等,叫作“开后门”。那年轻人说:“你想要的话,我去想想办法,无论如何也给你搞到一台。”我说:“得多少钱?”他说:“听说一百六十多块,但是还要三十张“工业票”’。我说:“钱到可以借……”因为那时候的一百六十块钱是个大数目,相当于一个鸡干部四个月的月工资。一般人家要想拿出这么多钱来是根本办不到的。月工资那几个钱只能勉强维持生计……不过当时我因为干这“双面穿拉链卡克衫”的营生。经济实力之“雄厚”,我已经有票子可以购买这么一台“大件”。 其实这已是我干这营生以来梦寐以求的“理想”。年轻人的如此允诺真乃喜出望外。因为怕“露富”,只能说钱可以借,只是这三十张“工业票”难!太难!你想想,一家人一年只发两张工业票,三十张得十五家人的,那里去弄?他说:“买得到。一块多钱一张,不就是多个三四十块钱吗!加起来也就两百多块钱!你还可以叫那些娃儿去给你想想办法吗。” 那时候,来作卡克衫的娃儿们〔年轻人〕,已经与我朋友相待。四面八方闻风而来,我那旮旯本不好找,真乃“酒好不怕巷子深”,每天都有人找上门来。象成都、重庆、南充、宜宾……这些地方的年轻娃儿凑集三、五件,七、八件专人“不远千里”而来。然后预定好时间,再专人来取。我自然不能失信于人。正因为我的诚信、我的认真、得到了这些娃儿们的友善和尊重。 新缝纫机买回来了,真是如虎添翼。大喜大快之事。有了这台新缝纫机,工艺品质大大提高了。制作速度大大加快了,我坚持一丝不苟,旧缝纫机一天作两件,新缝纫机一天可以作三四件……我制作也日益熟练,成品越来越精美。两年的含辛茹苦,我的产品与上海买回来的产品已经达到了可以乱真的地步。难分高下。我家里堆积的货越来越多,至少得等待一个多月以后才能取得到衣服。平均而言,我一个月最多能制作一百件,我那窝太小,到处都堆垒着等待制作的咔叽布。重庆、成都、南充、内江、宜宾……的人来作。约定了的取货日期我必须无条件的遵守。不能让那些崽儿们白跑这千里之遥。 我那窝实在太小了,我便在那小窝的屋檐下放置缝纫机。门前有一块一、二十平方米大的小小地坝,那是几家人共有的。在那小小地坝的露天下面,借几张高板凳,借一张门板铺上去权当案板。都是向隔壁一家叫缪松银的工人师傅借,每隔四、五天,必须裁上一天。每当我在那小院坝里裁剪的时候,常常都有一群群娃儿〔年轻人〕来围观,说说笑笑,小院立即热闹了起来。当然其中不少都是等着轮子取衣服的。为了能够提前得到衣服,便有来套近乎的。曾焰转眼好几岁了,送他玩具枪、玩具车、零食之类的不少。 距离我家那小门两三米的地方,这一两年间真是“一晃”长出了一棵“参天”大树。这本来是个光坝坝,什么也没有。旁边一家人砍了一根黄角树棒棒,象打桩一样的使劲的往下打呀打。那棒棒本是想用来晒衣服用的。棒棒上端留了一个叉叉,晒衣服竿竿一头放在置在那叉叉上,另一头放在屋檐上……不知道曾几何时,棒棒“一晃”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树冠越来越扩展,有如一柄大大的绿伞,绿荫荫的把那院坝掩盖了一大半。那绿伞真是特意为我而长的,我在那绿伞下制作、裁剪,免去了烈日侵扰,绿意盎然。 最令人叫绝的是在那棵黄角树茂盛的枝叶间,迎来了“百鸟朝凤”。每当黄昏时分。一群群麻雀叽叽喳喳、热热闹闹的投向那黄角树上。密密麻麻不下千百支。院子里的人家都说这是吉祥的征兆,大家都保护它们,不许谁来侵扰。在这城市里稠密的鳞次栉比的房屋丛中,如此一个不起眼的小坝,如此一棵不起眼的黄角树,竟引来了千百只麻雀,如此热闹,如此兴旺的聚集在这里,人们都认为是非常稀罕的吉祥事情。这是天公作美,天意使然! 曾几何时。麻雀曾经面临过一次灭族之灾。现代的人听起来,实乃罕见罕闻的无比荒诞的蠢人蠢事。那时“麻雀、老鼠、苍蝇、蚊子”被列为“四害”。列为全民总动员,要彻底、干净、全部消灭的对象。而这麻雀又长了翅膀,满天飞,实在不好对付。于是上头便想了个绝顶聪明的办法。全民作战!指挥棒一动。没有谁敢不跟着转的……对付这麻雀若用什么弹弓、气枪之类去消灭实在无济于事。于是命令男、女、老、少拿着锣、喇叭筒、嘴巴、埋伏在城市的四周、四外。一看见麻雀就敲锣吼叫,疯狂的、邪撕忒哩的、大吼、大叫,目的是把麻雀吓得来不敢停歇的一直飞,看见麻雀一往下落,便敲锣、大吼大叫,吓的麻雀不敢下落,一直到在“飞”的状态中累死为止。果然累死了不少麻雀……然而芸芸众生吼了半天下来,声嘶力竭,也累得个半死!什么人都得去吼麻雀,小学生都得去,而今四五十岁的人定然还记忆犹新。 四害能灭绝吗?日本那长崎、广岛在遭到美国的原子弹轰炸之后,一切生物遭到灭绝。事过经年之后,最先在那被原子弹毁灭过的废墟上活跃起来的是老鼠…… 后来有个蠢人给聪明人说,麻雀也扑食虫子,对庄稼也有好处,从而乃停止了吼叫!!其实吼叫也无济于事,麻雀也会游击战术。 几年间不再吼叫了,麻雀恢复过来了,才有这千百支麻雀投入到这黄角树上来栖息。这种情况有两年,也就是我最“辉煌灿烂”的那两年。 “辉煌灿烂”的最大体现当然是钱。制作一件卡克衫收取工钱两元,一个月熬更守夜精疲力竭能够制作百来件就可以换来两百来块钱。在那年月实在是非常“吓人”,因为这两百来块钱相当于四,五个“鸡干部”的月工资;相当于两个市委书记的月工资;相当于溥奕皇上被特赦当了公民之后,被安排作国家文史馆馆员两个月的工资,溥奕皇上一个月才一百块钱呢!在那个“越穷越光荣”的年代,不是反常的“骇人听闻”吗!你一个社会最底层的,被打入了“另册”的,只应该苟且偷生去“享受”犬彘之食的“人”。竟也有了去“分享”这社会财物的手段{钱}。竟也可以拥有去买那高级的“黑市肉”,“黑市粮”的能耐!当然使得不少人眼红,被视之为非法,视之为犯罪.又将大祸临头了!!好景不长啊! 我这样含辛茹苦、熬更守夜、凭籍我的知识和劳动,为谋求生存而挣这么几个钱,却犯下了弥天大罪!?在“一打三反”运动来临之际。作为市里的“现行反革命的大案”,轰轰烈烈的来抄我的家,把我抓起来,大张旗鼓的游街示众,许多人说:这回死定了! 也真是咄咄怪事,当我被“轰轰烈烈”的抄家,被那千百之众鼓嘈喧天来围观抄家之际,那种“煞气”定然冲犯了那颗黄角树上的“灵气”,当我被抓走被关起来之后。那千百支可爱的麻雀,那千百个神奇的小精灵竟全部飞走了!一去而不复还!!我可爱的神奇的小精灵啊!你们去向何方啊? ---------------------------------------------- 剪刀尺子祭 ——47年前 1963年出监狱,生计难求,至1977年流落江湖,尝尽了人生苦难。14年间沦落作裁缝,艰难谋生,阅尽了各种嘴脸,体验了人间底层的苦辣酸咸! 剪刀尺子为谋生 剪碎青春剪断魂 量残岁月量乾坤 酸咸苦辣皱一盆 一剪换来一粒米 一剪换来一叶荠 千剪万剪尽辛酸 米荠艰难贫如洗 幼子老母一病妻 熬更守夜苦相携 为挡饥寒求果腹 忍将血肉化粉齑 凌云壮志如敝屣 满腹经纶若弃履 教授专家扫厕所 仁人志士尽奸宄 保全性命于乱世 苟延残喘如屼屺 青山不在更无柴 患难余生残骸髀 遥想冤魂万万千 北大荒原魂未散 无定河边骨未寒 大难未死敢休鞍 人格档案: 在人间底层,为生存而艰难挣扎。不求毛泽东“管饭”。凭借自己的知识和劳力求生。为的是不看别人的脸色。企求能够维护一点人格。过一回普通人的,人的平静日子。虽然艰辛劳累。但一是得以活下去,二是人格得以维护。可是那样的体制。也不容许你这样的生存。我们这些被打入另册的右派份子族亦如希特勒对付犹太人一样。不把你“净化”掉,他就不会死心的!在那样的大背景之下。人格是没有可能维护的。人权是没有可能保障的。自我的斗争,正如“鸡蛋碰石头”——法西斯威力太强大了,个人力量太微弱了! 七十 剪小裤脚!!!你听说过剪小裤脚这等天下奇谈吗? 你见过围堵、追击、鸡飞狗跳、如临大敌的去剪小裤脚的今古奇观吗? 现在而今还健在的五十岁上下的男女,应该记忆犹新。其中定然少不了曾经去剪过别人小裤脚的男女,也少不了曾经被剪过小裤脚的男女。可惜你没有把那被剪得遍体鳞伤的小裤脚保留至今。那是你太没有远见了,如果今日尚存,定然能成为可被收藏的“文物”,而作为那个野蛮、愚昧、专制年代的历史见证。 那真是世界上无有历史上无有令人哭笑不得的混蛋作为。那是上头统一布置,然后以党委决定,政府执行,以公安牵头,组织大队人马,个个手持大剪刀,耀武扬威的在繁华大街上四方设卡。凡看见穿小裤脚的,冲上前去抓起来,无分男女一律从裤脚一直剪到屁股,双腿都剪得四分五裂之后,再把你放了。任你露着大腿、露着屁股、哭哭啼啼、呜呜咽咽的招摇过市。 穿小裤脚算不上犯罪吧?不能抓人、关人,故尔以剪小裤脚来惩罚。所谓的小裤脚也就是而今的牛仔裤之类的式样,或者类似牛仔裤之类的裤脚裤腿较小的裤子。小要小到什么样才称之为小?没有什么“标准”,他们想剪就剪。你定然惊奇,为什么牛仔裤都不能穿?没有为什么,就是不能穿,不准穿,穿的就剪。你能说那不是愚昧、野蛮、专制的年代吗? 不久,出了个新的罪名,叫作“奇装异服”,小裤脚被列入“奇装异服”之罪。但什么是“奇装异服”?怎样才构成“奇装异服”?同样的没有定义、没有说明、更没有标准,当然谁也说不明。于是就有了随意性。说你是就是。于是我制作的那种美观、大方、新颖、别致的双面穿拉链卡克衫被定为了“奇装异服”。被自贡市的某些文革头头定为了“奇装异服”。制作“奇装异服”的我,属于予以严厉打击的“现行反革命”对象。 我照作不误。没有办法,满屋都堆满了等待制作的咔叽布,每天都有人来取衣服。我很讲信用,再熬到夜深也给人按时取货。当然制作一件就能收入两块钱,有了这钱才能活命。这是最主要之点。我必须照样的加班加点,不能停歇下来。 有一天一个亲戚特意来告诉我。她的儿子在市公安局,昨天,全市公安部门干部开会,通报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我被在全市公安系统大会上公开点名,其罪名是:“右派份子进行阶级报复专门制作奇装异服毒害青少年”。这是弥天大罪,罪可至死的现行反革命罪。我感谢她的通报。但我能怎么办呢?我上有老娘、下有妻儿。都得靠这点营生来活命,我能扔下他们不管吗?我能逃跑吗? 再一次面临了我第一次入狱前的抉择。一九六一年,学校当局要“宽严结合”,准备摘去两个右派分子的帽子,送两个右派分子去劳动教养。我这个“反党集团头子”,又拒不认罪、顽固不化、毫不低头,理所当然的被当局归入了杀鸡给猴子看的应杀之列。赵德华〔右派老师,民主同盟的盟员〕不知怎么获悉了此“情报”,一天下午,很神秘的来到了我们那间右派分子的大寝室。这是他第一次“冒险”光顾此处。赵德华跟大家随便聊了几句,悄悄的来把我叫了出去。 我们小心翼翼的走到了僻静的一处树林间,如此谨慎小心,我想恐怕有什么重要的话要通报于我。赵德华怕把我吓着了,转弯抹角的最后终于给我以通报他获悉的“恐怖”消息!我非常的坦然,丝毫没有什么诧意的表现。我的坦然反而使得赵德华诧意了,他怕我没有完全明白他的通报,没有完全明白我面临的可怕处境。只得更直接了当的说:“这是绝对可靠的消息,学校当局要送两个,两个去劳动教养三年,材料已经上报了,很快就会批下来”我说:“这能怎么办呢?逃跑吧!跑到那里去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当时知道有许多“西北盲流”,因为各种原因而不得不冒着艰难险阻逃亡到大西北、新疆、青海……生存条件极端恶劣艰辛的不毛之地去挣扎求生。但那是一条不归路啊!我还牵挂着我那老娘呢! 当时我那个反党集团的一个女右派——王舜中,本来是在一个县团委工作的干部,调干上大学的。在“学制改革”的“帮助整风”的“反党活动”中很能干, 右派分子而又身为女性,稀有动物,鹤立鸡群,鸡立鹤群!那日子实在过得艰难。低头抬头都难以躲避群众那些雪亮的眼睛。无可奈何,终于跑了,跑得机智而勇敢,跑了两天才被监视她的“革命群众”发现。也不知道跑去了何方,几十年迄今杳无音信……祝愿她还活着啊!!她还活着吗??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能怎么办呢?我说:“赵老师,太谢谢你了,你是耽着风险来告诉我的,但是你说我能有什么办法呢?除了逃跑,我能怎么办?可是我不能逃跑啊!我还有一个老娘呢,我逃跑了,失踪了,我那老娘无依无靠怎么办呢?”尽管老娘被判了八年监狱。我当“革命干部”年间,不得不和她“划清界限”,但我人性未能泯灭。不能够丧尽天良,灵魂深处,依然牵挂着老娘!坚持着一个信念:一定要赡养她,一尽孝道。 我当时虽然单身一人,但我不能够选择逃跑,唯一的牵挂就是老娘。我虽然可怜得不如一个囚犯!但我依然立下“宏愿”——一定要一尽人子之道!这是最起码的人性!结果只得以蒋委员长的“以不变应万变”的对策,等待着挨宰。然而即使在等待着挨宰的日子里,我晚上照样睡得很香,白天依然若无其事,不掴事!!晚饭以后照样在那窗台前面等待“阿克西伲娅”优雅的走过来,优雅的走过去…… 近而立之年了。但已是曾经沧海之人。险死而未死好几回了:在我的记忆中,“死神”造访予我已经很多次了……我遭遇过许许多多惊险的死里逃生!时至今日,因为险恶的遭遇,我作过七次大小手术,免不了多次的死里逃生!我曾经在此书中记录下那些可怕的死里逃生,现在又把他删去了…… 我渴望顽强的活,活着是美好的!但对于死,象我这样那么多次险死而未死的人,对于死亡,我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我觉得许多人都是不怕死的。杀人越货的强盗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叫作亡命之徒;从容就义是生死置之度外;冲锋陷阵是视死如归。豪壮、悲壮的死是可叹的;然而还有那么多饿死的、冤死的、大难大劫中不明不白的死却是可悲的!我见过的死亡太多了!象我这样的右派分子,以及之类各种分子在这些年里冤死的、饿死的、也实在是太多太多、太多了!象我这样大难不死之人,死里得生,生、死予我而言已经太淡漠了!一个连死亡都不怕的人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惧怕的了。 只不过死神虽然已经这么多次的和我打过如此之多的照面,似乎都还能绝处逢生.都还未曾陷入绝境.所以都还未能“慷慨歌燕市……饮刀成一快……”,未能象西楚霸王那样可以昂然的"宝马赠亭长,头颅送故人!!" 在许多年以后一个叫张淑芬的女同学很认真而又很好奇的问我:“在那种种险恶的处境下,想没想到过自杀?”我回答:“没有,绝对没有!!哪怕只有一线生机,也要坚持到底!绝对的坚持到底!”即使某些时候我免不了也有点玩世不恭的味道吧。但对于这样严肃的问题:我认为生命是神圣的!死亡也是神圣的!一个人不应该惧怕死亡,但绝对不能轻生。绝对不能!!我虽然知道已经有许许多多人因为种种原因以死来抗争。我不能、不愿、不想、不敢评价这种死亡。我无权更不忍心去评论这样勇敢而且神圣的死亡!!因为我知道这些死者生前有过光辉有过坚强有过勇敢!!而他们只剩下了以死抗争这唯一选择,可想而知,生的选择予他们而言艰难到了何等程度? 然而这一回,我将会面临怎样的险恶呢?我还能够绝处逢生吗?去他娘的,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活计照样干,钱照样收,生活照样改善。 这两年,我是真正的孝敬了一下老娘,聊以一尽人子之道!其实也只不过不时买几斤高价的黑市猪肉,给她个一、二十块钱,买十来斤黑市高价粮票去看望她一下。能力也就仅此而已。在那人性泯灭的时代悄悄的表现一点人性尚存!因为依然有人骂我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因为那时候一般的农民常年猪肉也见不着的!大多饥寒交迫,干饭也难以吃到的!因此这对于她那处于农村里的最穷困的生活是非常难得的补偿,生存状况大大的超过了大多数的农民 这个可怕的情报没有向伍淑华通报,怕她承受不了。只是又买了一台新缝纫机放在她娃儿们住的那个家里。给了几个钱叫她存放起来。以防不测,能够采取的“应变措施”,仅此而已。照样不磕事,还是蒋委员长的“以不变应万变”的无奈对策 七十一 疯狂而残酷的暴风雨终于来临了。那是公安局、市管会、税务局组成的一个专门小组。经过精心策划过的:先来了个“调虎离山”之计,一清早有人来通知我去市管会开会。把十几家的缝纫单干户都一起通知去了,还指定我作组长。布置了一个学习文件,叫我读了,叫我领导大家讨论。当时不知道这是故意安排的“迷魂阵”。 吃过午饭,正在讨论。市管会一个人到学习会上来告诉我说:“你家里说有你的电话,赶快回去接。”这个谎撒得太有点蠢了。那年月的电话非常的稀罕,一般干部家没有电话,老百姓更没有。市里连公用电话也没有,打电话必须去邮电局里才有。市级头头家里才有。几万十万分之一的家庭才拥有。谁会给我电话呢?没有,没有谁。要抓为什么不在这里把我抓起来呢?叫我回去干什么?家里肯定是出了什么事?对,抄家。一定是抄家。 我一边走一边想,肯定无疑是在抄我的家。抄家我到不怕,我那样的家,还怕你抄?我只担心那些野蛮的抄家,会吓倒老婆和孩子。他们什么世面也没有见过。孩子才几岁,汉子作事汉子当,我只想赶快回去承担那一切野蛮的压力。 从市管会到家有二十多分钟的路。我判断一定有人尾随,便加快了步伐,头也不回一直往前走。当我走到原来“下牌坊”的旧址旁边,光大街那大街上的时候。距离我家还有三四百米远近,只听见大喇叭不停的呼叫,成千上万的人把大街压断了。 我那小窝在光大街大街的坎上。坎高有十多米,有条之字形的石梯坎往上走,那梯坎有二十多梯,石梯坎上布满了警察,不让人群再往上面挤。那小坝周围也已经站满了几百人,引颈踮起脚尖在向着小坝中间观看,像一群伸长着颈项的铁甲鹅盯着小坝子中心。一些警察站在小坝子四周不让围观的人再往前面挤…… 我走进那压断街的密密匝匝的人群中,我一边往前挤,一边挤一边喊:“请让,请让……”远远的就听见人群中在大声嚷嚷:“抓美国特务啰!!”因为当年“制造”在老百姓的概念中,美国特务是穷极恶青面獠牙的吃人生番,如此大的阵仗必然是抓美国特务! 有认得我的人在人群里说:“就是他,就是他……”有人说:“抄了十几支枪!还有金条……曾鲁的儿……抄曾鲁家的时候还抄出了电台……美国特务……还有秘密文件……” 这些说法,其原因有二、一是看见抄家声势如此之大,如临大敌的阵势,万人空巷,肯定非同小可,美国特务之类乃据此现象臆造、想象而来。二是这些压断街的人,上不了坎,想知道坎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从坎上传下来的一言半语之中,惊讶叹息之中,去猜测加上想象,不由得说说道道而来。 我终于挤上了坎,小坝子上边已经堆满了乱七八糟的各种物件,那准备制作卡克衫的一百多段咔叽布堆了几大堆。缝纫机放在那黄角树下面,一个市管会的头头叫宋什么的人,借了一张凳坐在那缝纫机前在作登记。果然有十多支枪放在那小坝子中央,不过那都是些年轻娃儿们送给曾焰的玩具枪而已。还有一架军用小吉普车,当然也是儿童玩具车,那年月,儿童玩具十分稀罕,能够有一支玩具枪已经很不易了,而今竟堆积了这么十几支一大堆,自然十分使人惊讶,比资本主义还要吓人,其实这些玩具枪一支也不是我卖的.全是来作衣服的年轻人从重庆、成都……来找我作衣服时候,送给曾焰的,因为知道我很金贵这个儿子,乃联络感情之物也。 对于那一百多段布,那头头登记不下去,所以叫我赶快回来。本来他满以为每一段布料中定然夹有一张纸条写着姓名、尺码等等“私制发票”之类。〔抓着私自制的发票之类,那是重罚的罪名。〕然而打开一看,什么也没有,他大惑不解,不知道该怎么登记。那头头问我:“这些布干什么用啊?”“作衣服啊”。“这些布谁是谁的阿?作什么阿?什么时候取活?你凭什么?”我说:“凭记忆”。他说:“记忆,你记得那么多吗?你少说也作了几千件吗……你没有搞错过?”我说:“从来没有,一次也没错过” 这几年确实是如此,从来没有使用过什么条子之类。几千件往来全凭记忆。当然在那每段布上面还是用“画粉”画上尺码、符号之类他人不知所云的“天书”。来作衣服的娃儿们从来不向我索取什么凭证,我也从来不给。可从来没有任何人来冒领过。确实从未出过任何一次差错。一是我的记忆力实在不错。二是年轻娃儿们绝大多数人性为本,狗性的极少。曾经发生过,但逃不出我的精明。往来已成“君子之交”。他们对我客客气气我对他们和和气气,相互尊重,要想得到一件高质量的称心衣服,能对曾师傅不尊重吗? 那头头无奈但又必须登记。他说:“这么多布怎么登记呢?”我说:“那是你的事”他无奈,便叫人数多少段……数了好一阵子,又叫我数。我说:“我不用数,数了也没有用,有用吗?” 他又登记那些玩具汽车、玩具枪、小人书……之类。我说,“这些你也要吗?”那头头怒视了我一眼,狠狠的说:“你放老实点,谁要?这些都是赃物。”我心平气和的说:“娃儿的东西怎么也是赃物?”他有点老羞成怒,吼一声:“你还这么嚣张。” 这时候他看见我手上带着那块金表,那头头对我吼一声。“把表取下来。”我说:“这块表是我在凉山剿匪负伤住院买的,算是革命流血的纪念,一直就没有取下来过,你也要?”他又吼道:“取下来。”旁边一个警察凶狠狠的站过来吼道:“快取,取不取?” 我心里想,他妈的,真是土匪!当然只敢于“腹诽”了。谁还敢于还嘴,横眉冷对说不定也会赏赐你一拳头。那警察又吼叫,我慢条斯理的取下了那块在任何艰难困苦之下都没有丧失过的纪念之物。就这样,这纪念之物被无理的吃了!! 折腾了几个钟头,围观的人还是那么多那么耐心的坚持着在欣赏这场抄家的闹剧。最后,一群警察把全部抄家之物抬下坎,抬上了早已停在下面的一辆大卡车上。一个警察叫我“你也上去”。我说:“去那里?”警察说:“去就知道了”。 随意抄家、谁意抓人、无法无天、文化大革命年代就是如此专制、野蛮。难道还不是吗?我被弄上那汽车挂牌游街,弄到十字口〔那时候叫英雄口,专门斗争、示众的地方〕去示众,示众之后又弄上汽车在全市大街绕行,大喇叭开道抓着了一个“现行反革命”……然后被莫名其妙的关进了凉水井 ---------------------------------------------- 游街示众祭 ——六十年来 毛泽东统治时期,“运动”频仍。每次“运动”中都要抓出5%的“异类”、“阶级敌人”打入“另册”。首先被斗争。其中不少逃不脱游街示众的惩罚。1970年“一打三反”,我被游街示众 打马游街是状元 高帽游街新了鲜 国家主席可示众 元帅将军高帽轩 多少英雄被游街 多少人杰遭示众 绳捆索绑如畜牲 蓬头垢面血朦朦 汽车隆隆广播喧 招摇过市一生番 人格扫地已非人 尊严践踏贱泥丸 今日游街吐人沫 明日游街任人唾 阶级斗争已非人 人人相斗尽浑浊 人兽混杂几十年 道德伦理颠复颠 人性人权无从觅 莽莽神州声咽咽 关在这里面的,有百多人,绝大多数都是偷、模、扒、窃之徒,而其中又不少是上山下乡的“知青”。 到了一九七零年,毛泽东利用青年学生去为他制造“天下大乱”,打头阵的差事已经完成任务了。这些处于青春躁动期的,易于冲动,而一冲动就疯狂就难以控制的群体。已经成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一堆堆的“火药筒”。 大学全部扫地出门。全国的大学里面没有留下一个学生。这些中学、大学的“红卫兵”在阵阵血与火的“打、砸、抢”的疯狂之后。大多数落得个相同的命运――上山下乡,灰头土脸。 若干年之后当他们回首往事,感叹嗤嗟:“我们的罪恶是无知!”的真理醒悟的时候。才开始明白那场恶梦给他们留下来多少的悔恨和伤痛! 城市里拥塞了千百万计的高、初中毕业或没毕业的学生。无所事事。二十岁上下,又经过了“打、砸、枪”、“大串联”、“夺权斗争”、“经风雨、见世面”等等真刀、真枪、见红、见血的百般操炼。既失学又无业,“飘”在这世上,生计难求,还得靠父母养活。父母自然就得给以一些管束、约束之类。然而革命造反、胡作非为惯了的“当代英雄”们,他们的思维、理念已经被“革命造反”“熏陶”得畸形了的、为所欲为的这些“刺儿头”,还会受这些管束、约束吗?当然不能。面对如此形势能顺心吗?当然不能。烦躁、郁闷、不满、压抑的结果。使得这些年轻族完全就是一些火药筒,随时都会爆炸! 加上全国全面工业凋敝,大小城市失业人口众多,实在无法把这些火药筒留在城市里面。为了消除这些潜在的巨大危险因素。只得采用了强制移民的办法。“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全部赶去“修地球”! 古往今来一切移民都是强制性的。一切天花乱坠的胡说八道的谎言都是短暂的!毛泽东来了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千家万户凡是有知识青年呆在家里的,一般的老百姓家庭没有谁得以躲得过。当年,全国有多达三千万名的城市知识青年以强制移民的办法往农村压。目的是为了减轻城市负担。然而把这些人撵到农村去又会怎么样呢?当然管不了那么多了。顾此失彼也好,“挖却心头肉,补得眼前疮”也好,都是无可奈何的无法之法,三千万知识青年只能说是小老百姓们自己的心头肉。应该说是挖却别人的心头肉,来补得毛泽东自己的眼前疮了。这是毛泽东惯用的手段。 要问有多少知识青年是“自愿”丢掉城市里的粮食、户口“上山下乡”去的?百分之九十还是百分之一?胡涂帐!其实也一目了然!!当时报纸上说:响应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伟大号召,知识青年都是“自愿”“上山下乡”去的。不过那些“悲壮”的欢送场面,送行的父母被送的儿女一起嚎啕痛哭,呼天呛地天昏地暗,生离死别难舍难分,曾经此情此景,当年上山下乡去过的人,而今五十多岁吧,定然记忆犹新的吧!种种花样翻新的“动员”手段,逼得你没法不就范,不得不“主动”的去“自愿”下掉那宝贵的城市里的粮食、户口。 被迫的强制移民,折散了几千万个悲惨的家庭,留下了无尽悲怆的记忆!!那时候还流传了一些“揪心”的知青自创的歌曲,象重庆知青创作的:“我站在枇杷山上,两眼泪汪汪,长江嘉陵江,什么时候才能回到你身旁?什么时候才能重见我的爹娘?……”因其哀婉缠绵,四处传唱,自贡市的知青中很多人唱,有的人改词:“我站在天池山上……”“我站在富台山上……”以之“长歌以代泣”…… 其实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从古至今所有的“移民”都是强制性的。穷家难舍,故土难离!落叶归根,这是中国人的民族情怀! 伍淑华的三子、四子只初中毕业,也“上山下乡”了。没法不去。小老百姓谁也无法躲得过去。“上山下乡”的是非功过已经不少人评述过了。以下只就被弄进到凉水井这旮旯里来的这些“当代英雄”“落草”而成为了“好汉”的与我的纠葛有些回忆而已 七十二 我被塞进去已经天黑了,押解我的警察把我交给里面的一个警察。里面那警察便搜身,身上有好几十块钱,搜去了,一切搜光,还有一包没有抽完的好烟。那两年因为作这种双面穿拉链卡克衫,能找钱,便买些黑市上的好烟来抽。我又渴又饿。跟那警察讨吃的,没有,要点水喝,没有,渴着、饿着被关进了牢房。 近百人关在一间三、四十平方米的大屋里,左、右两排大铺,上、下两层密密匝匝的挤塞着这近百人。那警察胡乱指了个旮旯叫我挤进去。又渴又饿,加上满屋里污浊恶臭的令人发呕的尿臭、汗臭、潮湿、缺氧令人窒息的难赖!今夜无眠! 此情此景,回顾总是较易招来的。二十岁那年当市团委宣传部长,三十岁那年以“拒不认罪,拒不接受改造”,实乃“莫须有”的罪名,被重庆师范学院判了劳动教养解送到了成都监狱。今年四十岁却以谋求生存,为了不至于被饿死,为了生存权而挣扎,辛辛苦苦、规规矩矩的自食其力的干劳动,而竟莫名其妙的连个“莫须有”的罪名也没有,被塞进了这不明不白的地方。 然而,人还活着,亦算是幸运啦!我知道好些个右派分子都已经因各种各样的不堪而毙命。比如重庆市民主同盟的头头苏军、李康,自以为经过残酷劳动改造,已经脱胎换骨,可以重新走向“光明大道”。殊不知竟郁闷而逝。比如重庆师院的周邦式,文化大革命一来,首当其冲,被抓作“死老虎”斗争,其实当时周邦式已经古稀之年,规规矩矩、文质彬彬,只因为当过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宣传部长,被斗争的时候也很“老实”,低头认罪、毫无抗拒之类行为。造反派不管那么多,横不说顺不说,一棒打来,脑浆迸地,当场丧命!象我这样的“反党集团头子”,被视为“倨傲不驯”、“民忿极大”的“死老虎”,若还在重庆师院那学校里接受“监督劳动改造”的话。文化大革命一来,首先要打“死老虎”,我肯定是挨打的第一批甚至是第一个“死老虎”。而今,“野蛮”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这样本性难移的人,同样是绝对不会“低头”的。“竟敢如此嚣张”,定然少不了的是大棒伺候。打断腿、打断手、打得脑浆遍地,有如周邦式的下场,完全都是可能的,绝对是可能的。 那时候在区医院的女右派分子陈培珠从北京上访回来讲的那些情况,也多有些“赫人听闻”。陈的父亲是国民党的将军,在云南参加起义后,被作为起义将领对待。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又被枪毙了。当时陈尚在贵阳医学院读大学,被视为反革命子女,受此株连被打成了右派分子。真是“在劫者难逃”。陈培珠只为自已的冤屈去上访。 文化大革命时候,到中央文革去上访的人成千上万。对于来上访的这些数以万计之众,设立了三个接待站。到每个接待站上访的人那队伍都有三、五里长。那接待站里摆放了不同的信封。有“江青收”的、“康生收”的、“王力收”的……等等。送交材料的人太多,白天交不上,晚上就和衣倒卧在大街上,餐风宿露,像乞丐讨吃的一样排队一步一步的往前挪动……如此三、五天轮子也难排到头, 那等困窘艰难忍饥挨饿与而今的“上访村”相较,也还算“平安无事”。还没有人来把你押回原籍或被诬为“精神病”而关进大牢。 当时上访的大多是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某些省搞“净化”人口,竟把全部右派分子连同右派分子的家属子女一竿子扫,全部一起下掉了城市的粮食、户口,撵下农村去监督劳动改造。真是株连九族!当然比较大兴、道县那种“净化人口”——男女老少全部杀光,也算还留着一条性命。 全家被撵到农村的当然难以挣扎,于是那些冤死的、饿死的、被打死的、还有象夹边沟右派分子集中营集体的被活活饿死的这些人的家属……这些数以十万计的家属们都去找中央文革求得申冤。当然是找错了门。几十万封“申诉材料”完全石沉大海。“中央文革”会给你右派份子伸冤?尽管“中央文革”不予理睬,然而这是一种抗争!一种抗争的手段!表达了对于千百万冤魂的冤屈的呼唤和呐喊! 当时陈培珠叫我去我就不去,我说我是已经摘了右派分子帽子的。她说你摘跟没摘有多少区别?我说去也没用,他们是不会管的,不幸而言中。 各个“单位”的造反派在文革开始的时候,无一例外,都以打“死老虎”开场。地、富、反、坏、右都是“死老虎”。距离我那里不远的红旗盐厂,也就是我给他们制作红旗的那个“毛泽东主义 风雷激 革命造反兵团”的造反派们。就给红旗盐厂所辖的全部“死老虎”们专门制作了吊牌,每人一块。那吊牌有一米长、半米宽。吊牌上面写着大大的字:什么份子某某某。用铁丝把那十多斤重的木牌,吊在颈子上悬挂在胸前。那铁丝勒进了肉里,鲜血直流。早上全部跪在红旗盐厂厂门前,向来造反的”造反英雄们”“请罪”。晚上五点又一溜烟的跪在红旗盐厂厂门前,向造反凯旋而去的”造反英雄们”“请罪”。”造反英雄”就是如此威风,有的还会顺带给“死老虎”一点颜色看看。凡有大会、斗争会之类。“死老虎”们都得挂上吊牌跪在台前去请罪、去陪宰。“死老虎”们凡是走出厂门,走上大街都必须挂着大吊牌招摇过市。 他娘的。我有幸没有在“单位”,故尔有幸没有玩过这些“胖格”。也有不少象我这样流落江湖的,挣扎在这社会最底层的。因为无能挣扎而饥寒交迫含恨死去的也不少:认识一个姓朱的工程师,生计无门,去了街道运输队。这街道运输队里大多数都是“死老虎”:“五类份子”、劳改劳教放出来的、被管制的……被称为“牛、鬼、蛇、神收容所”。全都是些廉价的苦力的干活。朱右派乃读书人本是羸弱之躯难胜挑抬的干活,没挣扎几年,也就呜呼哀哉了!被弄到农村去的右派分子们,年老的、体衰的、无能挣扎,填不饱肚皮,因饥饿而呜呼哀哉的太多太多。在饿死四千万人的灾难面前,右派份子是最没有抵御能力的群体。 小至这等亿万之众的芸芸众生可以被视之有如草芥,而大至有如贺龙、陈毅、彭德怀……这等曾经叱咤风云的十大元帅可以被斗争、被屈辱、被囚禁、被逼死……国家主席刘少奇可以被冤死……大文豪老舍等等可以被匍匐在地上任打屁股!逼得跳太平湖自杀,傅雷夫妇可以被逼得双双自尽含恨而逝…… 难怪诸葛亮要躲在隆中去“苟全性命于乱世”了!那么多的高官虎将草民是企求“苟全性命于乱世”而不可得! 而我有幸没有在“单位”,有幸没有留在监狱,有幸没有陷在集中营,虽然流落江湖,然而没死,虽然受尽了饥寒交迫的折磨,总得以“苟全性命于乱世”还顽强的活着,实在侥幸!我想起了俄国列夫。托尔斯基的名言:“生命的全部意义在于活着!!”能够奋力挣扎、不懈斗争、顽强的在险恶的处境之中去寻求生存,去解读生命的意义。这样的活着,就赋予生命以伟大的价值!死了,全部意义,全部价值也都化为乌有!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郑燮要把他的竹,立根于那岩壁的破缝之中,既无泥土的滋养又乏水分的沁润,还有电闪雷鸣的攻击,东西南北风的扫荡。郑燮还狠心的叫她要“咬定青山不放松!!”这是他理想的生命的伟大意义!!生存的美的崇高境界! 俄国车尔尼雪夫斯基给“美”的界定是“生活就是美!!”,象我这样沦落于人间底层,如此潦倒困窘的生活也是美吗?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挣扎斗争不屈不挠是人性坚劲的美!劳动奋斗安贫自立是人格高尚的美!自尊自重不卑不亢是人性人格光辉的美!。 我必须顽强的活下去,不能够不明不白的被这些文革头头冤死,我既无法象诸葛亮那样的”躲进隆中”,我就只能也必须不屈不挠韧性战斗下去。不能坐以待毙。我必须像贝多芬那样去“遏住命运的咽喉!!” 每天早晨七点,被关押的这一百多号囚徒,全部被赶到坎下一个小坝子去排队跑步。要跑上半个钟头,然后才给早饭吃。很清的一碗稀饭和一盘老叶子“菜”,八个人蹲一圈,自己分着吃。三顿都是如此,犬彘之食啊!都叫饿,饥饿难忍,被囚禁在那“大墙”之内,难忍也只能忍,给你吊着命呢。 大半都是知青,上山下乡去了,活不下去,跑回了城里来。生活无着,便干起了偷、模、扒、窃的勾当。于是有了邦、便有了头、便有了掌红吃黑的地头蛇……一个叫汪癞壳的知青,在当时的扒手群中颇“知名”。文化大革命那年月,大街上天天发生的新鲜事颇多,经常都有群伙拥拥挤挤看热闹的时候。遇到这种场景,汪癞壳一挤进热闹拥挤的人群,一霎间就能掏走一、二十个包,一边扒一边抠出心〔钱〕,扔掉皮〔钱包〕,热闹还没有完,汪癞壳已经满载而溜也!还有好几十个扒道中仔,他们全认识我。因为不少在我那里作过卡克衫。以前只知道他们是知青,还不知道乃此道中人。还不知道他们杀人越货的凶狠歹毒。因为此前这些人来和我打交道的时候,都从来是客客气气彬彬有礼的。 那时候的常规,凡国庆节、元旦、春节之前,都得大抓一批偷、模、扒、窃,杀人放火之徒。在节日前夕来个杀、关、管,威慑一下以儆效尤。所以汪癞壳之流被抓了一大堆进来。 我被塞进去了一个多月,根本就没有人来过问,真乃度日如年。有天,我问汪癞壳:“要关好久?怎么问也没人问?”汪癞壳说:‘你才来好久啊,在这里“泡”一年半载的都有!’把人关在这里,不闻不问叫作“泡”,其实质就是“非法拘禁”,而时间无限,想“泡”你多久就多久,我说:‘我怎么招得住“泡”啊?难道就只能任他“泡”下去?’汪癞壳说:‘听那些仔儿说,你是大案啰,是“一打三反”运动抓的“现行反革命”典型,不好生这个国庆节怕跑不脱〔意思是要挨枪毙〕。’过了一会,汪癞壳又好心的悄悄的给我说.你该考虑吓"后事",娃儿[年轻人]们都在说,你这回怕是死定了!!因为那年代以莫须有罪名杀人,根本不算一回事.更何况我这个右派分子.即使草菅人命也无人会为之叫一声冤枉的。我说:“难道他们问都不问一下。”汪癞壳说:“问还是要问的,你到底是啥子问题……哎,不问不问,说是抄家还抄了枪?”我说:“娃儿耍的玩具枪……”汪癞壳说:‘你会写,你不如“主动交待”,你自己先写上去,如果有人看……你看现在抓了好多吗,他们连问都搞不赢,谁知道什么时候才轮得到来审问你呢。你写个材料还有可能把轮子排上去……’ 我想,汪癞壳说的不失为唯一的办法。但是该怎么写呢?考虑再三,我决定以攻为守。以政策为“武器”,作过几年党委政策研究员的我,相信只有利用政策作为向他们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以政策的力量去向他们据理力争。必须要驳倒那个莫须有的“右派份子制作奇装异服腐蚀青少年”的“现行反革命”的莫须有的大罪名。当然关键之点又是必须驳倒所谓的“奇装异服”。我必须拉虎皮作大旗。 我的“交待”,大致如下: 一,毛主席最高指示,共产党实行给出路的政策,我老老实实劳动,寻求生活出路,正是听毛主席的话,去寻求生活出路,正是按照最高指示办事。 二、我作的双面穿拉链卡克衫,是按照上海服装研究设计所研究设计的,由上海国营百货公司制作的,而且在全国大城市,包括首都北京的国营百货公司售出的。因此绝对不是什么奇装异服。如果是奇装异服,国家能容许制作?容许出售吗?自贡市百货公司最近也出售过,如果是奇装异服他们能出售吗? 三、自贡市的国营服装店,最近派了一些很有手艺的师傅去上海,专门去学作这种双面穿拉链卡克衫。如果是奇装异服,他们还会专门派人去学习制作吗?因此,把这种双面穿拉链卡克衫说是什么奇装异服是绝对没有根据的。 四、我到底犯了什么法?犯了什么罪?从一九六三年摘掉右派份子帽子回乡近十年以来,我一直奉公守法,绝无任何作奸犯科之举,一直在努力的自食其力,争取作个好公民,对待我这样规规矩矩老实劳动自食其力的人。毛主席最高指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所以请求调查清楚,按照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办事。 我这四条理由,既是绝对真实的客观事实。而且又有相当的政策高度。稍微有点理性的人不能不去认真对待的。当然还得看在那样一个角落里是不是还存在有理性的人。 这材料交上去又一个多月了,依然毫无响动。冬天寒冷,我伤口发痛。有天早晨叫起来跑步,我实在起不来。汪癞壳叫我快起来,我说:“伤口痛,起不来”。汪癞壳说:“那你就不要起来,我去给你请假”。早跑以后,汪癞壳又来说:“你睡在这里,不要起来,我去给你端饭”。他端来了一碗稀饭,又说:“我去给你请了假,叫他们派人送你去医院看病,不要说你那是伤,一般的病都要送医院去看……”汪癞壳这样的人,不少都学会了利用政策进行合法斗争的手段。果然午饭以后,汪癞壳几个人被叫去了。不多一会,把我扶了出去。下面有一架“架架车”,叫我躺到那“架架车”上面去,汪癞壳几个仔儿拉着“架架车”,由一个警察押着,把我拉去到了马冲口的二医院。看了病,又用“架架车”把我拉回来,已经天黑了。 到了夜间,所有的囚徒都睡了,汪癞壳悄悄的过来,塞给我一个糖饼。在那种地方,整日整夜饥饿难忍,这么一个珍贵的糖饼真是赛过了山珍海味!过了两天,汪癞壳又去请假,又由一个警察押着,几个仔儿拉着我躺在“架架车”上面,又去二医院看病,晚上汪癞壳又悄悄的塞给我一个糖饼。 我有了点感觉,汪癞壳他们为什么这么积极的要拉我出去看病,一出去就是他们的天下,他们总有办法躲过那警察的眼睛,去施展他们高超的伎俩。 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装作什么也不知道,我不想道破,我知道我无法阻止他们,但我这病还继续看下去吗? 春节快到了,警察人手不够,一去看病就得半天,他们也厌烦了。有一天,一个警察来叫我说:“所长叫你去”。我去到了办公室,一个穿着蓝色毛服的中年人,看上去五十来岁,不象一般的警察。问了我几句话,语言比较和气。我想,可能就是汪癞壳说的杨青山了。 杨青山本来是自贡市检察院的市检察长,现在砸烂公、检、法,造反派把他贬到这个什么所里来当所长的。我把负伤情况,目前状况简单说了一下。杨青山沉默着。我说:“我把伤口给,请你检查一下?”杨青山微微点了点头。我便脱下裤子,长长的几条伤口明显的裸露在肚皮上面。杨青山审视了片刻,示意叫我穿上去。我慢慢的穿著裤子,弯着腰。 杨青山说:“你先回去治病,啊!”我用疑问的目光望着杨青山,有点不明白他的意思。我问:“你是杨检察长?”杨青山说:“你回家里去治治病,啊!”我说:“什么时候呢?”杨青山说:“现在就可以走。”我说:“我还有床被子”。杨青山说:“去拿吧”就这样又把我放了。那些仔儿不无惊讶,不是说是“现行反革命”大案吗?要挨枪毙的么!么子这么便宜的就放了呢?惊讶之余,都露着笑脸轻轻摇摇手向我致意。 当时,被抓进那个地方去的,有这么一句话:“风都吹得进来,雷都打不出去!”这么便宜的把我放了。他们当然惊讶。我自然心中也不无诧异,我想我那篇“交待”材料,可能起了作用。循规蹈矩的凭着制作衣服的劳动来谋求生存,到底何罪之有?连谋求生存的生存权也被践踏得无有苟延之余地吗?杨青山到底是市检察长,属于还有点理性的人。虽然被造反派挤兑下来了,理性还没有被完全埋葬…… “软”斗争的结果,我又一次争得了苟延残喘去谋求生存的权力! 回到家里小门还锁着,后来才听说,即使这么一间房不象房屋不象屋的,比贫民窟更贫民窟的八平方米小旮旯,当我被抓进去这三个多月的时间里,“革命群众”都认为我是“死定了!”不枪毙至少也是“劳改”,肯定再也不能回来的了。所以已经有不少的人觊觎于它。而且还向那狗送去烟票、酒票之类,去讨好请求那狗帮忙把那小旮旯弄到手。那狗竟然去房管局帮之类觊觎者作工作。房管局的不同意,始未能易主。艰艰难难寒寒涔涔的又过了一个春节,从凉水井被放回来一晃两个月了,没有人来过问,没有人来管...... 被抄家拿走的全部物件。当然主要的是那一百多段咔叽布。据说我被关的时候,那些娃儿们天天去找市管会、找公安局的那些人闹。娃儿们闹得无法,怕“影响不好”,几经研究才决定退还给那些来作衣服的年轻人。但每段布料上没法分辩谁是谁的,所以只得叫我自己去发。一百多仔儿等在那里。市管会那性宋的头头先讲话,然后叫娃儿们对我的“罪恶”进行批判斗争。竟没有一个人发言。那头头说:“不批判斗争今天就不发了!”依然没有一个人发言。那头头老羞成怒走了,娃儿们哄嚷起来,另一个下属的,说声不许闹,等一下,跑出去又跑回来。叫我,发!我拿一段布,问一声,谁的?下面的娃儿都在审视,有人说,我的,我一打量,认识的,眼熟的,立即给了,眼生的,便问一两句,我凭记忆、回忆、判断便给了。不多时候,那一百多段布,一百多个人,打发得清清楚楚的,散了,颇有点庞士元的遗风! 最重要的是我的缝纫机,我还得依靠它去谋求生存。我那块金表革命生涯的念记。还有那十几支枪。凭什么抓我?你们不找我,我得找你们。我找得他们厌烦了,我要吃饭。韧性战斗,天天找……找得他不得不把缝纫机发还给了我。那块金表呢?说是偷税漏税得罚。用那块金表抵税,就这样,那块金表不明不白的被吃了。我还有那些书呢?那十几支枪呢?你有完没完?等待处理!你的问题还没完!其实,也就这么完了,不明不白把我抓了进去,又不明不白的把我放了出来,还不明不白的把我那块金表“吃”了。就是这样的黑暗,就是这样的混蛋,还有什么人权可言呢? 不久,把郭家坳街五、七个缝纫单干户集合起来新成立了个郭家坳街缝纫第四门市部。没干几个月,解散了。但依然不容许你去单干,便分别分到了一、二、三门市部。我被分到第三门市部作裁工。开始了又一段摘帽右派的传奇生涯! 人格档案: 文化大革命期间以所谓“革命的名义”,肆意的践踏人权。是那个岁月习以为常的事情。随意抓人。随意关人。你还能够享有人权,维护人格吗?我躲在那样一个旮旯里企求“与世无争”。不参与世间的纷争,企求“苟全性命于乱世”。然而“纷争”却要来找你。最终也躲不过那法西斯的魔爪,并险些遭到“现行反革命”的冤杀。那样险恶的现实。维护人格、维护人权只能够是一厢情愿的事情!随时都会被扑灭的! 七十三 先前是有年轻娃儿送了我一本上海的油印的有关服装裁剪的“资料”。后来买到了一本《服装裁剪法》之类的书。当年之类书籍很少也很稀罕。是第一次开始出版的。 学手艺,老百性叫一通百通,也就是触类旁通。无师自通是没有的。 因为有了这么一本书算是有了“入门”的一块砖了!全凭了这块“入门砖”,才能够去捏稳这只饭碗!当年要想去拜师是绝对无门的!没有谁敢于收我这样的徒弟! 作裁工必须负责门市部的全部裁剪。必须什么服装都得会裁——男、女、老、少、春、夏、秋、冬的必须一切都会。幸好得到了这么一本服装裁剪法。刻苦的把各种式样的裁剪公式都熟背如流。没有几个月我已经驾轻就熟,而且不断的有所更新。 比如毛服,一般的传统的以窄腰、撒摆为基调,年轻人大多不喜欢这种式样,“老谱谱”的看厌了。多次的不断的探索中我改之为宽肩、窄摆、腰折稍放而不统。整体造型成一倒三角形,再加上一个薄垫肩,整体造型已近于西服。然而,解放以后几十年间,大陆一直没有人敢于穿西服。在“毛泽东时代”被认为只有洋鬼子和卖国贼才穿西服。所以在那几十年间,西服在中国大陆完全绝迹.文化大革命完蛋以后。胡耀邦上台当上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第一次穿着西服在电视上亮相之际,不少人都瞪大眼睛,大为惊讶。以后赵紫阳等等中央的大人物一个个都穿上西服出来亮相了,才有人敢于步其后尘。渐渐的从大官到小吏都穿了,才流行到了小老百姓身上。 中国的小老百性就是这么乖!这么规矩!因为不乖,不规矩就会给自己带来灾祸。 毛泽东时代几十年间的中国老百性无论衣、食、住、行一切思想、行为都是遵循着给予你的模式去亦步亦趋。工、农、兵、学、商,一律穿毛服,老少咸宜。自觉自愿的守着规矩,没有谁想要去犯规,也没有谁敢去犯规。 那时候如果有如今日之裸背、坦胸、露着大腿、肚脐眼,怕是被作为妖孽抓来砍了脑袋瓜儿了。女人必须包裹成“口袋”、“铺盖卷”,那是三十年河东的自由。女人可以“裸背、坦胸、露大腿、肚脐眼”这是三十年河西的自由。 有了胡耀邦的“敢为人先”穿西服,自此以后,才渐渐的多起来,以至于泛滥成灾,卖不出去,大量积压,廉价处理,这就是“中国式”的灾难模式! 我小动手脚的当时,还根本无人敢穿西服,我也绝非经意去仿效西服,当然更不敢“敢为人先”,只不过是“信手拈来”,有点“不谋而合”吧了。其实毛服也是仿效西服变化而来的。那是孙中山闹革命的时候,为了取代长袍马褂,把西服简化了,变化了一下,基本架构还是一格的。到了七十年代初期,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工业得以恢复,于是开始生产出了些蓝色涤咔、灰色涤咔之类,虽然产量不多,但自贡市间或也有点卖的。一卖就抢购,抢购到了手,当然很珍视,便想作一件较为理想如意的服装。有的年轻娃儿以这种涤咔在我那小店作成我这种造型的毛服。穿在身上显得更加魁梧、雄伟、挺拔,倒三角型突出了男性美,与传统毛服式样相较,颇有判若两人之感。穿在身上就是广告,当时禁锢依然很严,然而如此小动手脚,略为变动,局内人局外人都难以朴捉此中奥妙。只道是大学生裁缝手艺不同凡响。近道远道慕名而来。以前那些年轻娃儿、机关干部、医生……都来了。大学生裁缝臭名昭著也声名远播。 同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我“三令五申”:给全体人员来了个“约法三章”:一定要把“活路”作好。一定不容许粗制滥造。一般老百姓人家来作一件衣服比修一座房子还艰难啊!〔当年老百姓的口头禅〕。那年月一人一年只发给你两、三尺布票,几个人一年的布票才能够作一件上衣,作一件衣服得“口中省腹中挪”,何况而今买一段好布料多么的不容易,所以绝对不能糟蹋了顾主的东西啊!我精益求精,也要求群体精益求精,确确实实就坚持这么干。结果,这家本来不入流的街道工业,而今三门市部雄起来了:以前全店一个月营业额只有四五百块钱,而今翻了一翻。月月上千。春节前那两个月,再翻一翻,上了两千。以前远远落后于一、二门市部,现在把它们甩在了老后面去了。以前没有“活路”,大家只能坐倒耍。而今“活路”塞满了每个缝纫工的箱子!春节前。三门市部的人们全部都得加班加点的干活到深夜,竟有的通宵达旦的干过不停……三门市部夜夜灯烛辉煌,从未有过的繁荣。当时是计件工资,多劳多得,与之同步而来的,当然是每个人的工资收入大大的增加了。我基本上掌握了此一谋生之道,以后几年也就在此以之谋生。 “杀”出来的生存权!!凭着这点“手艺”去换一碗饭来吃啊!不时总有些“推陈出新”,当时禁锢依然很严,然而年轻人爱美之心,追求美,追求新颖的勇敢是禁锢不了的。在这里干了几年,一直干到“落实”政策,才“放下屠刀”,“洗手不干”了。之所以决心“洗手不干”,是因为那样的岁月给自己留下了太多的辛酸,那是落魄无奈谋求生存的不得已而为之的“穷途末路”之举。不干就会饿死人呢! 七十四 这几年交了几个知心朋友,不多,但很难得。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这些知心朋友中,李石锋是一个。李石锋是个传奇人物,比我年长十五岁,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便和我八叔曾也鲁开始交往。和我算是忘年交吧。 我出生的前一年,一九三零年,十四岁的李石锋支身一人自贡市来到了北平就读于文治中学。一九三二年李石锋和刘盛亚,张天授三人在北平一起合办了文艺旬刊《菡萏》和《蓓蕾出版社》,先后在北平出版了黄现璠的《宋代太学生运动》、英国。大仲马的《金钱问题》、冲突的《徊》等,此时李石锋尚不足十六岁。 一九三四年。快十八岁的李石锋考入北平国民学院文学系。次年“一二。九”运动爆发,他积极的投入了运动的同时,开始以投枪、匕首般的杂文来投入战斗。在北平著名的《益世报》〔聂绀弩作主笔〕、《北平新报》上面发表了《罪恶》、《大学教授和文化走私》……等有影响的杂文。 不久被《益世报》主编看中了,聘请李石锋担任《益世报》副刊编辑。从此近十九岁的李石锋踏上了战斗、挣扎、多灾多难的杂文学家生涯。 李石锋出生于书香门第,富贵人家,是富商兼律师李敬修的独子,李敬修有一族兄名李宗吾。饱学之士,担任过辛亥革命以前就已创建的富顺中学堂的校长。 李宗吾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曾着有《厚黑学》问世,自封“厚黑教主”。其教义曰:古往今来,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而胜者从秦始皇、刘邦、刘备……无不精于脸厚、心黑的“厚黑”之术。刘邦与项羽战于垓下。项羽捉着了刘邦的生父,以之作为人质相要挟,并声言要把乃父清炖了来吃。刘邦接到书信,大不以为然,复书项羽曰:“吾翁即尔翁,尔若烹尔翁,幸分我一杯羹。”意即:我的老子就是你的老子,你要清炖你的老子,希望提一罐给我尝尝。可见刘邦其脸之厚,其心之黑,可谓已达“登峰造极”的最高层次,故尔能成其帝王之业。 而项羽在战败之后,却认为“无脸见江东父老”,哀呼“虞兮虞兮奈若何!”。可见项羽脸皮太薄,心肠太软,太乏“厚黑”之术,其结果当然是只能在那乌江之畔自刎而死。 《厚黑学》解放以后,一度销声匿迹。没有人敢于提及,在实际上已被打入禁书的行列。殊不知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大陆“中国”,却重又一度“枯树开花”,什么《商战厚黑学》、《人际厚黑学》、《成功厚黑学》……之类在中国大陆突然风靡,泛滥一时。 近年来被认定为是近代中国十大奇学之一。还成立了“李宗吾学术思想研讨会”。当然也有人认为并不入学术之行列。 李石锋一九三八年十月〔三十二岁〕经王志先——解放后担任过四川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今年九十四岁了,还活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 抗日战争期间,李石锋在中共南方局主办的重庆《新华日报》,矛盾、巴金主编的《烽火》,矛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夏衍、聂绀弩、秦似主编的《野草》,老舍主编的《蜀道》、《抗战文艺》,夏衍主编的《救亡日报》,聂绀弩主编的《力报》、《笔阵》,陈白尘主编的《华西晚报》,毛一波主编的《川中晨报》……等著名报刊上发表了杂文三百多篇,逾百万字,其中不少精品,影响很大。 在北平、在桂林、在重庆都因杂文的锋利的战斗性触怒了当局而遭到警告、追究、追杀、逃亡、被抓入狱…… 在重庆时候,蒋介石对《中央日报》,《扫荡报》这些只看大标题,而对于《新华日报》却看得仔细,李石锋是《新华日报》的杂文栏的主要撰稿人,因之这个李石锋的名字,蒋委员长也看熟了。一天,陈布雷拿了五个“经济专员”的任命名单呈蒋委员长亲批。蒋委员长一看。此中有个李石锋,蒋委员长把陈布雷叫来斥问:这个李石锋,经常在报上写文章骂我们,这怎么回事啊?经陈布雷一查,原来呈报作经济专员之李石锋乃湖南人,写杂文这李石锋乃四川人…… 于是李石锋遭特务追杀,连夜连晚逃离重庆…… 李石锋一九三七年在长沙经魏猛克介绍成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会员。与矛盾、巴金、夏衍、曹禺、臧克家……多有交往,特别与老舍、聂绀弩情谊深厚。 一九四一年,李石锋和老舍住在重庆白象街。冯玉祥将军花甲之寿。《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特意在枇杷山我堂伯曾子唯的公馆“异撰山庄”——当时是苏联驻中国大使馆里面,为冯玉祥举办了祝寿会。冯玉祥不喝酒,祝寿会经费也不宽裕,便不设酒宴,以茶代酒。然而此祝寿会却又别出心裁。会上发给了与会者每人一张斗方雪白宣纸。与会者都是爱国抗战的文艺界人士,对于这位爱国抗战将军多有敬仰。因此请每位无论以诗、以画来为冯玉祥花甲之寿表示祝贺。李石锋和老舍同坐一桌。各人都写了一首七律,李石锋的诗是: 贺冯玉祥将军花甲之寿 甲子重开不老翁 将军塞上扫胡风 悲戈起自亲人怨 叹剑无由贯日穷 千章草木青犹在 万里山河不尽同 铁板铜琶歌易也 大家同唱满江红 两人都把自己的诗相互交换。老舍看过了李石锋的诗轻声说道:“有一字可以推敲。”李石锋知道老舍古诗词功底深厚,且为人直率。便轻声诚恳的说道:“舒兄赐教。〔老舍名叫舒舍予〕”老舍用手指头蘸了一点水,在桌子上写了一个“水”字。李石锋说:“太好了,老兄这一改,生色不少,”于是把诗中“铁板铜琶歌易也”一句中的也字圈掉了,改为了水字,成了“铁板铜琶歌易水”。这一字之差,把荆柯、岳飞忠贞、豪迈、悲壮之情跃然诗间。 冯玉祥以后把这次会上为他祝寿的诗和画,裱糊装订成册,视为珍品珍藏起来。 李石锋和郭沫若交往始于一九四零年,一九四零年中国第一个“诗人节”,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主编的《新华日报》上特为这中国第一个“诗人节”出一期纪念专刊。专刊首篇是郭沫若写的“蒲剑.龙船.鲤帜”。次篇是李石锋写的杂文“从咚咚……说到屈原”。另外还有柳倩写的“纪念与任务”,和山写的“关于离骚”,还有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的名义写的“诗人节缘起”等等。 郭沫若当时正在主持中国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正在筹办综合性月刊《中原》。郭沫若任主编,聘请李石锋,柳倩为副主编.以后因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干预,郭沫若强硬抵制而夭折。 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之际,李石锋在自贡市蜀光中学作语文教师。提出了一些帮助党“整风”的意见。最后被归结为“反党八论”。什么“棒糖论”、“桥板论”……从而被打成“极右份子”。并被“抹光一切”。于是下放农村、充军宁南……最后弄到这红旗盐厂,监督劳动改造。每个月由市委统战部发给一十五元生活费,吊命。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红旗盐厂被造反派挂铁丝吊牌、罚跪、斗争,把他的杂文、长篇……全部手稿当着他的面一一焚毁,而且被打断了右腿。从此人称“李擘子”。腿被打断了以后,不能干苦力活了,但也不能让你闲着。新的差事是管理澡堂。每天上午没事,于是便托故看病、抓药,柱着拐杖一瘸一拐的来到了光大街我那个小店,数年如一日,风雨无阻,我在那裁案旁边特意摆放了一根长板凳,那是专门为李擘子安排的座次,每天上午十至十一点半,基本上按时入座。 李擘子一来便坐在那长板凳上面,看风景、叭嗒叶子烟、和我天南地北吹牛。这些年“李擘子”已经习惯于“寅吃卯粮”,无可奈何之举,否则就无法吊命。每个月十五号,领到了统战部发的那十五块掉命钱,领着了马上还债。很讲信用。还债之后也就只剩得下几块钱了。所以过不了几天又必须借债,如此“恶性循环”。实在无可奈何也!!借又不能借多,一次三、五几块,我那里已经熟悉了,向人们拉扯一下没有问题,所以这也是李擘子必须常来常往的另一原因。 当然最主要的是能够来此排遣孤独。和我推心置腹的随心所欲的神聊!!那年月右派分子都已经学会了三缄其口。已经饱尝了祸从口出带来的无限痛苦。所以都能够装哑巴。整天整天的沉默无言。最多“心诽”而已,谁还敢于“巷议”?本来也就是“不如意事常八九,能与人言无二三”的愁闷。而这种愁闷无言的痛苦非经身受是难以体察的。而今有了如此一个“自由天地”,可以天南地北的神聊,借古讽今也好,抨击时弊也罢,骂江青、骂林彪,随你骂,绝对不耽心如此“巷议”会被出卖告密而遭“弃市”〔杀头〕之灾!!。在重重禁锢的牢笼般的现实中,获得了如此舒心的一块“自由天地”,当然就得去尽情的“享受”。 所以每天那一两个小时的神聊已经成为我们生存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那种种神聊的舒畅是我们彼此已经习惯而已无法搁置的了,在这个只能给人以假面孔看只能给人以假话听的畸形岁月里.要去凭吊那“唯英雄能本色,真名士自风流!”的“本色英雄”之罕见“风流名士”之难觅.悄悄的去聊揽几许“本色”随拣几多“风流”而已已。 七十五 一九七二年秋。右派同学胡俊文从重庆来了一封信,来信中讲:在重庆传闻很广,有关《七二•七》号文件的内容: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下发的“红头字档”。大概主要内容是: 一,右派份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反社会主义份子三种人一律摘去帽子。 二、全部恢复工作、恢复党籍、恢复原工资。 当时,右派份子大多是关在监狱或流落在社会最底层,许多人对于未来不知所云,认为是“无期徒刑”,没有出头之日,很有"心死"的悲哀。收到信的时候,李擘子正坐在那长板凳上叭嗒叶子烟。我看过信后,把信给了李擘子,他看过信后比我更为兴奋。孟子曰:"哀莫大于心死!"我这些年来虽"哀"然还不至于"大",盖由于尚未至于"心死"之故.法国人莫里哀说:"人是活在希望之中!"有如一粒被巨石压迫下的种子.虽被沉埋,然而那希望的稚嫩的芽总无比顽强的在寻找着太阳光。 和李擘子一起“囚”在那红旗盐厂的还有些右派分子。这样一个令人兴奋的《七二•七》号档,很快的一传十、十传百,几乎在自贡市的右派份子当中传遍了。有的右派分子欲知其祥,大概也因这个传闻燃起了些许希望,即使还很渺茫然而总是某种希望,希望是能够使人活下去的诱惑!一个个便寻寻觅觅的找到了我那个小店来自报家门,进而再打听那《七二•七》的详情。同是天涯沦落人吗。我都如是告之。 我返乡以来,为活命而疲于奔命,没有心情,没有时间,没有脸面去和人打交道.故尔和一切人们都极少交往,与右派分子亦然。因为根本就不认识本地的“土右派”,几乎没与任何“土右派”有过往还。而今由于这《七二•七》号文件的传闻。右派分子们来找我问询,我只能放下活计,“热情相待。”于是结识的“土右派”就多了。 《七二•七》号到底是真是假?是有是无?这是右派份子们最关心的问题。于是便各自发挥主观能动性。各自向全国各地,以书信之类各种方式去证实、去打听、往往又把结果回馈到这信息的发源地来,于是便又散开了一张无形的网,网的焦点就在这光大街的小缝纫店。 大多数右派分子由于几十年间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威力的教训.对于软暴力“警惕性”都很高,到我那里来即使只不过是说说这个“七。二七”传闻的事情,都怕惹来祸患,都谨慎小心。有如搞"地下活动"一般.不过好在我那里是店门大打开,谁都能进来。而店里那十多个女性都得凭我手中这把剪刀来吃饭。当然不愿意曾师傅出点什么意外之类,基本上没人去告密什么的。因此,这信息传播、回馈的几个月间都处于“秘密状态”。 有天深夜,已经十二点过了。我收好了摊子,正准备回家,刚垮出小店门不远,昏黄的街灯,嗖嗖寒风,有点令人瑟缩。大街上已断行人,忽然三个高大的黑影,从电竿下向我包围了过来,越逼越近,档住了我的去路。有如"窃道"的好汉一般.我不免毛骨悚然。麻起胆子、提起精神、捏紧拳头、逼视着来者。 “嘿嘿!嘿嘿!”……哎呀!他娘的,胡思敏。我蜀光中学的同班同学。还是我发展他入团的,胡思敏一九五零年高中毕业后被招到了自贡市人民法院作律师。 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时候,全国的律师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被打成了右派份子。罪名是为无产阶级的敌人辩护。律师这个行当本来就是为犯人辩护的,为犯人辩护既然被认为有罪,便索性取消了这个行当。所以反右派斗争之后,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很长时期里中国大陆就没有了律师这个行当。绝大多数的律师不分青红皂白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被打入了社会的最底层,谁还敢再去干这个行当? 一个国家里竟没有律师这样个行当,而且居然空缺了二十年之久!这在全世界定然是罕有的历史。 文化大革命完蛋才又决定要恢复律师行当。中央搞了个“全国律师研讨班”。全国集中了两百来人,大多数是五十年代干这活的老律师,当然大多数都是右派分子。 四川省总共去了七个,自贡市被派去的只有一个就是胡思敏。 胡思敏说:“知道你要熬夜,我们都转了两圈了。”我说:“怎么不进来呢?”胡思敏说:“看见里面还有人在干活。不方便。”又介绍他旁边一个高大魁梧的“眼镜”说:“这是王泽隆。”握了握手。我说:“久闻大名啰!”王说:“久仰!久仰!不容易啊!自学成才!”我说:“生计所迫,出于无奈!不干会饿死人的。” 王泽隆原来是中央打出来的右派分子,给教育部张子意副部长作机要秘书。反右斗争时候,他有个弟弟在北京航空学院读书。给学校提了点意见,被打成了右派分子。王泽隆当时在教育部反右办公室工作。他认为他弟弟不应该被打成右派分子,因为他认为不够右派分子的条件,其实当时也根本就没有什么“条件”、“标准”之类,想怎么“打”就怎么“打”。因此之故,以包庇右派分子弟弟罪而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中央机关的右派分子弄到北大荒去监督劳动改造,王泽隆和丁玲……等等有名的大右派分子在北大荒“蹒”了几年。在北大荒饿死的、累死的、冻死的右派分子太多太多,死了的十个八个几十个一坑一坑的填了就是……以后象夹边沟那样。残酷的集中营无法维持下去了,只得把那些还没有饿死的、没有累死的、没有冻死的气息奄奄的剩余右派分子撤离了那恐怖的角落,又把这些右派分子分别遣散到全国各地。 王泽隆等三个右派分子被遣散来到了自贡市。以后一死、一入狱。剩下一个王泽隆弄到一个中学里面去保管篮球、排球之类体育用具。还有一个是陈洪虎,新华书店的右派分子。胡思敏说:‘对于从你这里传出来的这个“七二•七”号文的传闻,我们交谈过很多次了。也从各个方面作了各种分析。去年初发的文现在都快一年多了,还一点响动都没得。’王泽隆说:“最重要的是必须核实它是真是假?”胡思敏说:‘最近还是你那里传出来的,说“七二•七”发到省、军级。这就有点难办啰,象自贡市这样的级别连文件都看不到。要想找到跟省、军级这样的高层有接触的去核实,有点难度,’ 我说:‘我想呢无风不起浪。什么人会异想天开,凭空臆造出这么一个“七二•七”号来呢?从它出台的可能性来看,我觉得是存在的。现在国民经济越是搞不起来,这个文件出台的可能性就更大,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甄别了,而实际上全部在坐“冷板凳”,要想使用这些人,顺便考虑到右派份子,把这些“有用之材”,一起使用使用,这种可能性完全是有的。再说右派份子到底有什么罪?什么错?他娘的这么多年啰,真的无期徒刑啦!’胡思敏说;“可能性我们也分析过,没有意义,证实这个文件的真实性,才有意义。哎,重庆最近有没有什么新消息吗?”我说:“没有”。我们又闲聊了一阵,似乎有点忧心忡忡。我说:‘我到不那么悲观,即使没有“七二·七”,一定会有个“七五·七”、“八二·七”之类来的。我不相信这辈子就会这么了结!真的不相信。’王泽隆说:‘你到是很乐观。北京方面都来了信,那边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讯息。”已经深夜两点多了,他们才告辞,相约有新情况再相互沟通。 这个“七二·七”是有是无?直到而今我们这些人依然是一无所知!! 人格档案: “七二·七”号文件的传闻曾经在这里“吹”起过“希望”!在“无期徒刑”的无望之中。对于僵硬的心灵,似乎是一点点慰藉。右派份子的生杀予夺被体制主宰之下,连生存都是如此艰难。人权、人格、人性在生死存亡铁拳钳制之下。变得如此的脆弱!亦如奴隶盼望自由,在锁链、棍棒、屠刀威慑之下!发出的微弱呻吟!淹没在铿锵恐怖的镣铐声响震慑轰鸣中的微弱呻吟而已矣 七十六 又是一年,春去秋来,我照样的剪布、熬夜,李擘子照样每天风雨无阻前来小店,坐在那长板凳上面叭嗒叶子烟、看风景、和我天南地北的吹牛,一天,李擘子告诉我:“听说王之南也从北京遣散回自贡市来了,谢韬也遣散回来了。”我说:“谢韬回来我到听说了……”谢韬五十年代,只有三十多岁就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哲学系系主任,家就住在齐坳井,和我哥曾揆一在培德中学同学,曾德林〔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在高山井住家,也就是我现在住家的这嘎啦! 李石锋说:“我知道,抗战以前出去的,谢韬现在被弄在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先分配他扫厕所,后来调整当保管,管点纸、笔、扫帚……等等。发给他三十块钱一个月的生活费……” 王之南一直担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陈铭枢将军的机要秘书,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大鸣大放时候陈铭枢“鸣放”的发言稿就是王之南的手笔。于是被打成了民革的右派集团中的主要成员——极右份子。 王之南被遣散回自贡市以后,在大安街上一条小巷租了一个八平方米的旮旯栖身。每个月发给十八块钱生活费。年老体衰,生活艰难,好得有个妹妹从武汉每个月寄给他三十块钱,聊且渡日。 李石锋说:‘王之南是我的表哥,还是亲“血表”,我想去大安见他一面。’当时自贡市公共汽车也很少。李擘子自然没法走着去,而必须乘坐公共汽车,除此之外,当时没有任何其它的交通工具。 李擘子说:‘我真想见他一面,也就是见一面。当然只能悄悄的见一面。我去呢,这腿脚不灵动,怕来回时间耽搁久了,引人生疑。另一个办法是把王之南约到你那里,但可能他不会下来,这个事……这几天想来想去,还真有点难办,我还想把“七二•七”号文件的事情给他讲讲。他以前和中央那些“头面人物”多有交往,看他能不能写信问一问……’ 我说:“要不这样,我先跑一趟,约好了时间、地点,你们再见一面……” 李擘子说:“太好了,你天天这么忙得个不亦乐乎,我真难以启齿。” 我说:“反正已经意思到了,听琴听音吗!” 李擘子说;‘哎,你真是心有灵犀之人啦……我和王之南好几十年没见过面了,少年时候也是常常“抵足而眠”、“长谈达旦”的“同志加兄弟”呀!’李石锋又说:“听说他不跟任何人来往,其实你们也是亲戚,”我说:“这到是,二姑父就是大安寨王家的。”李擘子说:“你六伯曾鲁将军他就熟悉得很吗,听说他一天三顿饭都在大安那家饭店端饭回去吃,肯定跟我一样,自己不会作饭,无可奈何啊!”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第二天我中午之前就赶到了大安街上那家饭店,那是一家很低级的饭店,只卖一些豆花,猪大肠烧白萝卜之类大众菜。当时的猪大肠依然如胡屠户赏给范进那样。有钱人是不吃的。此时顾客尚稀少。之类店,一般“打踊堂”都在十二点以后。那是苦力们下班之后一群群的蜂拥而至,急急忙忙的狼吞虎咽之后又赶快去苦力的干活。那小店里有十来张桌子。在这十二点之前,还稀稀落落没几个人。我瞥见一旮旯里有一个老者正在那里独自用餐。从老人那举止、神态、形象、风度……我判定是王之南。他很可能是专挑这顾客稀少的时间来用餐的。我似随意的绕场一周,从他那桌前慢步而过。他正在旁若无人慢慢享用桌前的一碗豆花和一碗米饭,一派庄严持重的神态。我更判定他是王之南。 我便赶快去买了一碗豆花、三两米饭、四两卤猪肉。端了过去坐在他的对面。他目不斜视庄严持重,慢慢的吃着。我说:“王老,你好!”他抬眼打量了我一下,没有答话。我说:“李石锋叫我来问候你!”他抬眼又望了我一下,依然没答话。我说:“曾鲁是我六伯,我也是右派分子。”他抬眼认真的打量着我,淡淡地露了点苦涩的笑容。轻声的说:“谢谢,谢谢你来。”我把卤肉盘子轻轻推过去,礼貌的说:“王老,请用。”他把盘子轻轻地推过来,说:“谢谢。”我说:“李石锋要来见你一面。”王之南说:“不要来,不能来!”我说:“数十年生死两茫茫,见一面,难得,无妨。” 王之南认真的说:“墙有缝,壁有耳,我每个星期还要去给居委会的治保主任回报,周围都盯得很紧!谢谢他。”王之南边说边站起身来,说:“我得走了。谢谢你来。”我说:“李石锋一定要来的。”走了两步,王之南回过头来说:“我住的那里不能去,就这里。小心为好。” 当年那种软暴力竟使得象王之南这样的浪迹天涯的英雄好汉也提心吊胆到了如此地步!可见真如那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克拉克所说的,那居委会的治保委员的震慑力竟赛过了苏联的克阁朴。 过了两天,李石锋去见了王之南一面。第二天来到我那小店,感概复嘘唏!‘哎!也曾铁马金戈,叱咤风云之人,真有点噤若寒蝉!几分钟。真是相见时难别亦难!就见了几分钟……哎!我们这些人东蹒西蹒,蹒得来麻木了,真还有点“死猪不怕开水烫”!虽然也是小心谨慎,但还不至于如此“噤若寒蝉”吗!年轻时候那种气吞山河的豪情,我看已经被磨练得荡然无存了!’ 我说:“他有他的想法。你想,从中央,那是最高层,一下子蹒到了这人间最底层,革命群众的觉悟又是如此的高。难免风声鹤唳,能不谨慎小心吗……” 又过了一些时日,邓小平又被撵下了台之后。一天夜晚,胡思敏悄悄地跑来把我约了出去,通报我说:“出事了,来给你通报一下。邓小平下台以后,我们有六个人,六个右派,偶尔碰到了一起,对于邓小平之被赶下台,很多感概,于是就去到了胡思敏家里吹牛,大家都很沉闷,吹的无非说,邓小平不下台,我们这些人可能还有点希望,邓小平如今一下台,我们这些人就惨了,希望渺茫了。即使有个“七二•七”号文,定然也完蛋了……”因为都是右派,对谁也无有戒心,于是从邓小平、刘少奇说到刘、邓路线,说到林彪坠机,林立果全国选美,江青的《红都女皇》,毛泽东的……当时四处传闻的那些新鲜的小道消息,你吹点我凑点,什么都说得有…… 殊不知,当天晚上几个人吹牛的内容,第二天市公安局三处的全部都知道了。邓小平下台以后,“四五”事件正在全国性的追查。全国都迫不及待的当成首要任务去穷追猛打…… 自贡市抓了两个那天从天安门广场上跑脱了的。除了抓和“四五事件”有关的人以外,凡是跟邓小平有关的一切,都要上纲上线的抓“现行反革命”。 ‘对于那天晚上一齐吹牛的人,市公安局要搞出个“现行反革命集团”出来。昨天已经开始行动了。陈洪虎……家里,市公安局三处的都去了人。限制了他的行动自由。逼他交待。不准上班、不准出门。只是还没有开始抓人。情况紧急。所以来给你通报一声,好有个思想准备……象《七二•七》号文的事情,如果追问,咋个说?’ 我说:‘你们那么几个,都是知根知底的“自己人”,市公安局咋个会知道吹牛的内容呢?’ 胡思敏说:“肯定在这六个人中有一个去告密的。” 我说:“哪个?” 胡思敏说:‘我们基本上肯定了一个。怪我们太麻痹了。其实,市公安局三处在各个角落,在右派分子里头收买得有“线人”,我是老早就知道的。特别对于右派分子当中的有些人,他们定的重点监视对象。老早就安排得有“线人”。目前全国都在抓跟邓小平有关的人和事,不得漏网一个,这种情况,当然更要进行重点监视。我们估计王泽隆就是公安局定的监视重点,你很可能也是。’ 胡思敏这些话对于我触动颇大,真的太麻痹了,居安尚且思危,而我们这些人是居危当然更应该思危!这使我想起了王之南老人的谨慎小心。百炼钢成绕指柔!真是从深心里佩服老人家那种“噤若寒蝉”、大智若愚、大隐隐于世的难能可贵! 至于对于“线人”我应该早就持有戒心,但我一直甚不经心。当林彪坠机温都尔罕尚未公开的时候,就有人给我吹了。当时“小道消息”非常非常的多,什么江青养有“面首”啦……那时,我还在四门市部,对于那“永远健康”,中国共产党在党章上面破天荒的铁定的唯一“储君”,竟要暗杀毛泽东……而又坠机全家死于非命等等,实在是感概良多。真是千古奇闻。于是我就在四门市部吹了……吹的内容当然只能够是当时小道消息传闻的说法,与几十年后揭露出来的大不相同! 我吹了不到两个小时。街里头下来了两个人,找我个别谈话。问我刚才是不是在店子里头讲了什么。显然,有人告密。 我说:“是啊,讲了。林彪要暗杀伟大领袖毛主席,架机逃亡,在温都尔罕坠机死啦死啦的呀!怎么啦,你们还没有听说啊?”我跟他来个大家装胡涂。 来人又追问我:“听谁说的”我说:“听大街上的人说的。”又追问我:“能否找出说的人来。”我说:“这个好找啊,你到大街上去,到处都在吹,你一找就找到了。” 来人无法再盘问下去。不想也不能说我点什么,走了。 我想,肯定是那个姓蒋的女人去告的密,姓蒋的女人解放以前就是个妓女,解放以后在监狱里劳动教养多年,监狱里头就有告密者,以告密来作为“争取立功”的表现。 当然不只在监狱里头,在监狱外面,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告密者无处不在。遍及每一个角落。 中国人使用间谍最少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孙子兵法》里头专门就有《用间篇》。把使用间谍的诸多胜算之处,可以使用的间谍的种类和使用方法,五种间谍的综合使用,“三军之事,莫亲予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阐述的淋漓尽致。孙子实际上是人类玩间谍魔法的祖师爷。什么苏联克格勃、美国中央情报局、以色列特务……等等都是些徒子徒孙。当然不能不说有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中国人既然有玩间谍魔法的悠久历史,自然就玩出了许多高招,我为之总结出来的高招之一:不花钱而能获取情报。不象洋鬼子,养“线人”要花钱,买一条情报要花钱,打听个什么人什么事都得花钱。咱们分文不花,自有千百万人把千百万条情报积极主动的从全国每一个角落送上门来,这些积极分子们不图要几个钱,眼光远大、靠近组织、自有飞黄腾达之日。于是就有了一张遍及每一个旮旮角角的网,而这是一张自然形成的无形的网,可以扑捉到各种信息。而又分文不花。可见咱们是得了祖师爷的真传,把间谍魔法玩得来出神入化。不过这种手法发展到了今天。已经不灵了。现在养线人,也必须花钱了!而且花的钱太多太多!!多的来令人咋舌!!! 胡思敏说:“王泽隆如果是他们的重点监视对象,这回就是他们的重点打击对象。现在把陈洪虎软禁起来,主要是要逼他们拱出王泽隆……也提到了你。” 我说:“王泽隆到底说了些什么话吗?” 胡思敏说:‘公安局的就是要追死这句话,说把邓小平逼下台,这是“宫廷斗争”,毛泽东把邓小平弄下台是“失策”,这样一来,失去了缓冲、保护屏障,毛泽东更容易被架空!’ 我说:”这几句话分量也太重了点,一般的人是说不出来的。” 胡思敏说:‘问题就在这里,如果这几句话被肯定了,王泽隆肯定被抓,肯定要打出个“现行反革命集团”,我、还有其它几个都跑不脱。’ 我说:“那怎么办呢?” 胡思敏说:“我和王泽隆商量了几条办法,其中有一条,可能是唯一能奏效的一条。” 我说:“说说看。” 胡思敏说:“王麻子你认识吗?”我说:“听说过这个人,没有见过面。”胡思敏说:‘我回忆了很多情况,把以前的很多疑点联系起来,我敢判定王麻子是公安局收买的“线人”,领津贴的,所以肯定是王麻子告的密。现在的办法是,要王麻子去公安局推翻他说的话,只要推翻了就什么事也没有了。陈洪虎肯定什么都不会说的,’ 我说:“要是王麻子不去呢?” 胡思敏说:‘我们就摊牌。警告王麻子,我们就要到公安局去说,大家都知道他是领津贴的“线人”,他的这种身份一暴露,他还有什么利用价值?还有什么存在价值?说不定公安局会让他消失。’ 这到是真的,孙子曰:“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闻与所告者皆死。”老祖宗古已有之的这种严厉的惩罚原则,当今肯定是依然遵循的。 我说:“这绝是绝点,毒是毒点,对于这种人恐怕也是唯一的办法了。” 胡思敏说:“王泽隆说还再考虑考虑。看还能不能找到一条稍微缓和而又能解决问题的其它办法。” 我说:“事不宜迟。迟则生变,下定决心就这么干。” 胡思敏说:“他们很可能要来找你,你应该考虑好怎样应对他们。”互相叮咛几句又相约有新情况及时通报 七十七 第二天,李石锋照常来到小店,坐在那长板凳上叭嗒叶子烟,我把胡思敏讲的险恶情况前前后后给他通报了一番。我必须给他通报,他很可能也是“重点监视对象”,相互关照要谨慎小心为好。我说真佩服王之南老人家,他肯定是“重点监视对象”。李擘子说:“我这几天就不出来了,”我说:“又何必那么草木皆兵呢,也不会只是几天的问题,以不变应万变,照样来,无妨。” 李擘子有两天没有出来,第三天来了,坐了一会,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小纸片来,递给我说:“忍了又忍,实在忍不住,还是出来了,今天是我的花甲之日,所以不能不来一趟。这写了首自嘲之诗。赐教赐教。”我说:“岂敢,拜读。” 我看过李擘子的自嘲诗,觉得太悲观了。便拿出一张纸写下了: “祝李老石锋花甲―― 石怪磷峋自棱锋 匕首投枪曾逞雄 沉埋不夺补天志 耀目凌空待有时 李石锋看了笑笑,把两首诗仔细的折迭好了放进了上衣口袋里面。谁知这一放竟惹下了大祸,简直就是杀身之祸! 十一点已过。李擘子站起身来说:“回去了”我说:“不行。花甲之寿。岂能如此怠慢。”李擘子说:“和了诗,吹了牛。意思到了,足矣。”我说:“我作东,得庆祝一下。” 边说边收拾行头,放入大立柜中,锁好了。李擘子说:“盛情难却啊!”我们便漫步沿着光大街过了新桥,我说:“找一家象样点的饭馆。你选一家吧。”李石锋说:“也好。去窎凰楼。”李石锋又说:“这窎凰楼予我而言,还颇有些回忆:三十岁那年,本来家里要办三十桌请客,我不想搞这些无谓的应酬,家里人只得作罢。正好你八叔要去就任某军军参谋长之职,毛一波要去美国定居,毛一波是《川中晨报》主笔〔主编〕,你八叔是《川中晨报》社长,我在《川中晨报》编副刊《烽火》。我便邀约二位上窎凰楼为之饯行。毛一波无意中提起是我的生日,你八叔便坚决要作东。真乃光阴似箭!三十岁生日你八叔作东,一转眼六十岁,你来作东,巧!巧啊!” 上得窎凰楼选一临江的窗户下面坐下了,遥望窗户下面可以俯瞰湛蓝蓝的釜溪河,河对岸是富台山,山上郁郁葱葱,青山绿水还有点“赏心悦目”的情调。既然是祝寿,就把心放宽吧!李石锋说:“一人一碗红烧牛肉面足矣!”我说:“客听主安排,你先坐着。”那时候上饭馆得先去买好了菜牌、饭牌,把那饭牌、菜牌交给服务员,等待着服务员再依顺序一一给你端上桌来。我说:“我去买牌子,”李石锋说:“千万不能太哪样啊!”我买好了牌子回来,把一大把八个牌子放在桌子上,李石锋说:“哎呀!太多了吗!”我说:“不多,一盘韭黄肉丝、二两芭牛肉、一盘豆腐干、一盘花生米、两碗红烧牛肉面、四两烧酒,如此而已!”李石锋说:“太丰盛了吗!多少钱?本不该问,你知道我有多少年没上过馆子了吗?更不用说这窎凰楼!”我说:“彼此彼此,但愿你老古稀之寿能够真正的给你庆贺一番。这一起,总共三块钱。”李擘子说:“我俸禄的五分之一啰!〔他此时一个月只有十五块钱〕” 李擘子被张羽高封赠为“吹牛大王”,而张羽高〔自贡市文联主任,解放前作过教授。〕自贬为:“吹牛二王”。那服务员把豆腐干、花生米、四两烧酒先端来了。我说:“酒、一人二两。”李擘子说:“我还敢喝酒?这左肺穿孔。怕不要命啰!”我说:“跟你祝寿,我喝酒,岂有此理吗!少喝一点。”李擘子说:“我看着你喝比我自己喝更有滋味!嗨!真的。我来杯白开水。对饮。”我便慢慢的喝酒,四两烧酒予我而言,不在话下 “吹牛大王”便又吹起牛来:“在这窎凰楼还跟你六伯曾鲁喝过一回酒……一九四零年春,我在广西桂林。那时候桂林是全国抗日文化人最集中的地方,也是抗战文艺最繁荣的地方。夏衍、聂绀弩、秦似主编的《野草》,聂绀弩主编的《力报》副刊,夏衍主编的《救亡日报》,陈残云主编的《广西日报》副刊《漓水》,田汉、欧阳予倩主编的《戏剧春秋》,宋云彬主编的《新道理》,巨赞法师主编的《狮子吼》……都集中在桂林,真有点百花争艳...... 那时候我主要跟《野草》、《力报》、《救亡日报》……写杂文,于是跟聂绀弩的交往越来越多,感情也就越来越深…… 哎!还出了件当时惊动文坛的大事情。我们这些人在不遗余力的鼓吹抗战,有些人竟然与我们唱对台戏。当时桂林最大的国民大戏院上演了一部宣杨荒诞色情的名叫《姚凤仙》的平剧,这是当时国民党教育部已经命令禁演的色情戏。是臭名昭著的色情戏《乾隆游江南》的改头换面。地方恶势力勾结起来干的。 演出很卖座。第一本下来净赚了一万块大洋。便加紧排第二本,更为荒诞色情,预计可以赚到三万大洋。 正将上演之前。李石锋写了一篇杂文《耗费》,刊登在聂绀弩主编的《力报》副刊上面。 《耗费》谴责《姚凤仙》是一部“以其腐朽的封建的荒诞色情来腐蚀抗日爱国的民众意识。实属对国民意志的耗费……是教育部命令禁演的坏戏的改头换面……任有害而无益于抗战的坏戏的上演是对于国家民族抗日爱国热情的亵渎……” 杂文一刊登。立即引起舆论界的关注,更引起了戏院老板和其后台的惊恐。眼见将要赚到手的三万大洋受到威胁,便先下手为强,顾了一伙打手来到了《力报》编辑部,叫交出作者李石锋……又叫交出副刊主编聂绀弩,在编辑部哄闹了一个上午,威胁若不交人决不罢休。 下午,李石锋在旅馆接到聂绀弩打来电话,告知严重情况:流氓打手一伙已经追到他住的旅馆来了,叫他立即到夏衍的《救亡日报》社去避一避。李石锋顺手把房门一关,什么也没拿,匆匆离去……刚刚出得旅馆大门,便见几个人横眉勒眼的人直向旅馆冲来,幸好这伙人不认识李石锋。李石锋心里明白,故作坦然神色自若泰然漫步与之擦肩而过。一见这伙人冲进了旅馆。李石锋急忙拐进一条小巷,快步向着《救亡日报》社匆匆赶去…… 夏衍正在报社门口焦急的等待,看见李石锋平安抵达,热情的把李石锋引进了他的办公室说:“平安就太好了,聂大哥刚才还来了电话。”聂绀弩是黄浦军校第二期的毕业生,身材高大魁梧,年岁稍长,所以在黄埔军校时候,大家都叫他聂大哥。后来又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后,弃武从文,熟悉的人依然叫他聂大哥。正说着话,聂绀弩又来了电话。夏衍跟聂说:“当然当然,这决不是小事,用武力来威胁舆论,真是岂有此理,当然要抗议!” 夏衍又给李石锋说:“先在这里安顿下来,平安第一,我们大家来抗议,一定要进行斗争,正义一定要战胜邪恶!”第二天,杜宣来把李石锋接到《戏剧春秋》社去,因为田汉、欧阳予倩他们那里住地比较这里宽一点。 恶势力并不只此罢休,派来了更多的人,站据了《力报》编辑部,大吵大闹、威胁谩骂、声言再不交出李石锋,或者聂绀弩就要砸烂报馆、抓走编辑、捣毁排字房…… 情势十分紧迫。聂绀弩、夏衍……等立即四处奔波,首先聘请了有名的大律师,在《力报》报社大门外贴出大幅公告:“本报聘请大律师某某为报社法律顾问”以张声势。同时出钱请来警察日夜守卫着排字房。第二天桂林各大报刊:《力报》、《救亡日报》、《广西日报》、《戏剧春秋》……都一致对敌,纷纷刊登谴责、批评、质问的文章。向广西政府当局呼吁应该主持正义、制止妖风邪气。律师也公开向广西省文教厅进行交涉提出申诉……爱国舆论总动员,加上各种合法斗争的配合,正义的力量形成了相当的威力,在当时的桂林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广西省文教厅命令“禁止演出平剧《姚凤仙》”。 为此,夏衍在一九四零年六月九日《救亡日报》副刊《文化岗位》上写了《岗语》:《批评与打手》。以之来庆祝和纪念这一斗争的胜利。李石锋在当时亦因此而名噪一时…… 然而,恶势力却难消怨恨,花了几千块大洋排好的戏被一篇文章绞杀了,怒气难平,便雇佣了杀手要“黑办”【暗杀】李石锋。以绝后患。聂绀弩只得筹集点路费叫李石锋赶快离开桂林去重庆,又说:恐怕我也得离开这里,到重庆来…… 李石锋说,我到了重庆不久,聂绀弩也来重庆了,我们在重庆呆了几年……后来我在重庆被追杀又逃回了自贡市……后来,聂绀弩在重庆也呆不下去了,想去香港,没有路费,便来到自贡市找我筹集路费……我为聂绀弩筹集了一百块大洋,聂绀弩正准备启程去香港,我们就到这窎凰楼上来为之饯行。 我们走到正街,迎面来了一人。高大魁梧、昂首阔步。聂绀弩一见,急忙上前,两人热情的含喧、热情的握手,一个直叫聂大哥、一个直叫老弟,把我冷在了一旁。我打量这人浓眉大眼,一脸英武之气,面生而又似曾相识……聂绀弩介绍说:“这是曾鲁,曾将军。”曾鲁说:“哎,聂大哥!不必这么叫吗。”聂绀弩又介绍说:“这是李石锋。”曾鲁说:“知道,李敬修老伯的独生公子。”李石锋说:“也鲁兄和我很熟,曾将军未曾见过面。”曾鲁说:“不必这么叫吗,世兄吗,叫我六哥好了。一起到寒舍小聚吗。”聂绀弩说:“我们约好了去窎凰楼,老弟也赏光吧。”曾鲁说:“好啊。”他身后还有两个副官,曾鲁打发他们回去了,我们就一起上了这窎凰楼。 聂绀弩和曾鲁是黄埔军校第二期的同学。两人颇多怀念,又把我冷在了一边……酒喝得不少。三瓶茅台三瓶花雕,当然都是些高档菜肴。花了好几块大洋。聂绀弩解放以后作北京市市文联主任,也发表了各种题材的不少作品,“鸣放期间”也被打成了右派,而今自然是生死两茫茫!很多年以后得知,聂绀弩也是被弄到了北大荒去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时候甚至被判了死缓。年已花甲将近,依然去干推磨,挑水之类苦力的干活.有聂绀弩自嘲的诗为证.随录两首如下: 推磨 聂绀弩 百事输人我老牛 唯余转磨稍风流 春雷隐隐全中国 玉雪霏霏一小楼 把坏心思磨粉碎 到新天地作环游 连朝齐步三千里 不在雷池更外头 挑水 聂绀弩 这头高便那头低 片木能平水面漪 一担乾坤肩上下 双悬日月臂东西 汲前古镜留人影 去后征鸿爪雪泥 任重途修坡又陡 鹧鸪偏向井边啼 真是千般滋味,万种辛酸,遗憾的是未见有扫厕之类自嘲诗,若有定然风趣万千,同为不朽传世之作也!! 七十八 第二天.十点过,我正在小店里干起了营生。忽然看见大街上几个人拉着一辆架架车飞跑着呼喝着向前奔跑..... 那年月没有“急救车”之类,一看见这种阵势,就知道是有危重病人,大家都让路。我听见有人向小店这边喊:“老曾、老曾……李石锋……不行了……” 接连来了几个顾客,我一时没法脱身。忙碌过了,刚好想坐着歇歇,却看见戴培树呆在一旁。他是和李石锋一起“囚”在红旗盐厂,被监督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以前是公安部门的,被“囚”在一起的还有好几个。我说:“老戴,李石锋怎么哪?”戴培树说:“大吐血,正在抢救。今天医院里来了四个大吐血的,李石锋年纪最大,只有他年过花甲。吐的最厉害,真吓人,他一吐,要喷几丈远,墙上、屋顶上、窗户外面都喷上去了。医生、护士……都说,没看见过吐的这么厉害的病人……”我说:“止没止住?”戴培树说:“没有啊!一阵一阵的吐……”我说:“有多少来喷呢?怎么办呢?”戴培树说:“医生说李石锋是最脑火的一个,凶多吉少,四个里头第一个完蛋的必定是他。李石锋叫我来找你借五块钱,去买一支红参,他说只有嚼红参才稳得住。”我说:“我和你一起去吧。”正说着又来了几个顾主……戴培树说:“他正在抢救,你忙过了再去吧。”我便拿出了十块钱,交给戴培树,说:“先拿去给他用吧,用完了再来,我这里找人拉扯一下没问题。” 戴培树说:“跟你借的钱我会记数,万一死了,我会作证。”我说:“哎呀!几个钱啰!不必,不必,但愿能躲得过这一劫啊!”戴培树说:“吐血住院这是第六回了,这回最厉害,看他的命啰!命中注定三更死,不会留你到五更……” 我说:“劳烦你了,但望能够躲得过这一劫。” 晚上下班以后,匆匆的胡乱吃了点东西,我便赶到了医院住院部。李石锋已经昏迷不醒,还剩下他一人住在那间抢救室里。室里灯光昏暗,医院里特有的药味、不通风、空气稀薄、死气沉沉、压抑得使人窒息。我在抢救室里呆了好一会,看见李石锋真已气息奄奄,处于昏迷状态,将死而尚未死,人事不醒,根本不知道我来了。 戴培树把我叫了出去,我说索性到外面树荫下面去说话,这病房里空气太糟糕了。戴培树说:“今天一起抢救的四个,黄医生说第一个死的该是李石锋,因为李石锋年级最大、体质最弱。其它的那三个都更年轻、体质也更好、而且给那三个都输了血。其中有一个是造反派的头头,给他输了好几千毫升血,还是死了,其它那三个都死了,你来以前死了一个,刚刚才收拾停当……偏偏还剩下个李石锋没有死。黄医生说,肯定是死定了。所以对李石锋已经停了药了。黄医生已经交待了,等会死了就把尸体抬到停尸房去。” 我说:“人还活着,怎么就停药呢?为什么不给李石锋输血呢?” 戴培树说:“这个医生是造反派的、现在入了革委会的,他知道李石锋是个右派份子,本来李石锋最应该输血,黄医生说的,不能给右派份子输血。以前每次住院,从来没有给他输过一次血。” 我说:“他妈的,什么救死扶伤?什么革命人道主义?真他妈的草菅人命!!这,这,这怎么办呢?” 戴培树说:“恐怕没有任何办法啰!药已经停了,等于已经判了死刑了!!一切都完全放弃了,只等着他死!!” 老天啰!真他妈的草菅人命啰!!人、无所谓贵贱,命、无所谓贵贱,为什么造反派头头可以输几千毫升血?而右派份子却一滴血也不准许输?你他妈的是什么规矩?什么道德?什么救死扶伤?什么革命人道主义??真是气得我捶胸顿足!无可奈何!实在是无可奈何!! 医乃仁术也!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高尚的道德理念就这样被“革命造反”毁予一旦吗?李石锋啊你也曾驰骋文坛,也曾一时叱咤风云,竟落得如此一个草菅人命的刽子手医生手里!人还活着,竟敢停药!有什么权力判人死刑?这不是刽子手是什么? 李石锋啊,你多次遭追杀未死!被抓进监狱未死!而今却不可逃脱这样一种不明不白的死,你的冤魂能瞑目于九泉吗?人说:地狱里有座“枉死城”,如果真有的话,古往今来,这座“枉死城”里的冤魂也不知道该有多少多少,再多你一个李石锋亦如大海增一滴水,大漠添一粒沙而已已!你就去那“枉死城”报到去吧。无可奈何啊! 我和戴培树走进抢救室,待一会又走出来,进进出出、焦头烂额、无计可施,没有医生,护士不能作主,我们完全束手无策,无可奈何的等待着,等待李石锋落掉那一口气,好把他抬进停尸房里去…… 而李石锋又迟迟落不下那一口气,我们又丝毫无能为力去为他落掉那一口气或者不落掉那一口气而有所作为,那种焦急难安、那种束手无策、那种无望的等待。真有点“伍子胥过昭关”,叫人心急如焚!! 已经深夜十二点过了。我和戴培树站在病房外面,阴风习习、寒气袭人……见一个人向着病房走了来……那人认出了我,招呼我说:“哎,曾师傅,有病人啦?”我一时没认出他来,心急如焚,便随便应答了一声。见那人向病房走进去了。戴培树说:“你认识他?”我说:“一时想不起来,有点面熟,可能是来找我作过衣服的。” 戴培树说:“赵医生啦。来值夜班的医生。”我说:“真的,对、对、姓赵,是来找我作过衣服的,那我得去找找他,”戴培树说:“恐怕找也没有用。” 我说;“不行,一定得找。”我心里想,不管怎么样,一定得要这个赵医生把李石锋从死神手中抢夺回来! 我敲了敲门,赵医生正穿上了白大褂,说声:“进来。”我说:“赵医生,你好,要麻烦你。”赵医生说:“你讲,什么事。”我说:“二十六床李石锋,人还活着,怎么就停药了呢?”赵医生站起身来,拿出了二十六床的病历。翻了翻。拿起听诊器就向外走,我说:“人还在抢救室”赵医生来到了抢救室,开了灯,听了听心脏,模了模脉搏……便急步向值班室走回去。 我说:“你可得救救他啊!”赵医生点了点头说:“你们在外面等”赵医生叫来了值班的护士,关上门,里面声音时大时小,似乎有分歧、有争执…… 我和戴培树提心吊胆的等候在那外面。抢救很快开始了。强心针、输血、输药……夜间人手少,赵医生邦着护士忙碌了好一大阵子……忙完了,赵医生说:“你们要拿一个人盯住,有情况,马上来叫我。” 我说:“实在太感谢二位了。”赵医生说:“毛主席说,救死扶伤,革命人道主义吗!”我说:“是啊!医乃仁术也!”这些话似乎是说给那个护士听的。这个赵医生,从大学出来不久,年轻、血气方刚、还有点正义感、可能还对那个革委会的头头不卖账,哎!也真是幸运、真是偶然、在这真是千钧一发之际,差那么一点点时辰,可能李石锋就去那“枉死城”报到去了,偏偏就在差那么一点点时辰之既,这位赵医生不期而至。 张忠诚说:“我在这屋里守着,你们去外面歇歇。”张忠诚以前是新四军的,是个什么科长。也是右派份子,和戴培树一起在这里照管李石锋。我和戴培树又走到病房外面树下。戴培树说:“如果李石锋救活了,等于救了两条命。”我说:“怎么这样讲呢?”戴培树说:“有个重要情况应该跟你讲。昨天李擘子回来把衣服换给人家拿去洗〔衣服给人洗,每个月一块五角钱〕洗衣服的人在把衣服丢下水之前照例翻了翻他的口袋,把从他口袋里翻出来的两张纸条给他送回来。那洗衣服的人又不识字。李擘子不在,那人就把纸条随便给了一个人,叫他转交给李擘子。殊不知这家伙是造反派的,是上面安排来专门监视右派份子的。是不是该李石锋倒霉,那人一看纸条〔李石锋写的花甲自嘲诗和我写的祝李老石锋花甲诗〕就拿上去回报。上头革委会的看了说这是反动诗,所以今天上午弄了十多个人开李擘子的斗争会。叫他交待。有人说李擘子天天到你那里去,是不是搞什么阴谋活动,追问这首诗是不是你写的,李擘子不回答,张忠诚上去就给李擘子一拳头,正正打在李擘子左肺肺穿孔那里,当时就喷了一大口血……” 我说:“这家伙怎么这样?难怪他一直嫣兮兮的闷在那里,对这家伙应该教训教训他才是”。戴培树说:“你写那个诗,还得……”我说:“没事的,不可能……” 夜间两点过,经过抢救和输血,李石锋奇迹般的甦生过来了。看见我在旁边,有气无力的淡淡的笑了笑。戴培树近前低声在他耳旁慢慢的说,大概说我去找了赵医生,所以进行了抢救、输血之类…… 李石锋示意要跟我说点什么,我走近前去,李石锋声音很微弱:“住了……六回……医院,这是……第一回……输血……阎王不要啰!” 七十九 一天,我刚刚上班,贡井下来一个人,报信说:“你老母亲差点死啦,正在三医院抢救,要你赶快拿钱上去……” 真是祸不单行。给了李石锋十块钱,我身上已经没有几文钱了,贡井距离我那小店有二十来里地。李石锋住院有“联单”【用以看病、住院可以记账,以后由所在单位结算付款的凭据】这算他的运气。我这流落江湖的“贱民”,就没有“联单”享受,去看病一切费用都得自己掏。如果我病了,而又没钱去医病,那就只有去阎王老爷那儿报到去了。 当时只有“吃皇粮”的,国营厂矿企业的,所谓全民所有制单位的人,才能常年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所以就全国而言,绝对大多数的人,看病吃药都得自己掏钱。特别是农民,吃饭都艰难,生了病能够去吃药、去看病,去住院当然就更困难了。患病没有钱医病,就只有“拖”也就是只有等死,当然死的就多. 其实人类从有史以来,医药都只是为少数统治者服务的。封建时代,最好的是御医、御药,那是为皇室服务的。“悬壶济世”也是要钱的。国民党时代,医药也只是有钱人才能享有的。毛泽东时代,经济太不发达了,想用医药来“为人民服务”。办不到。依然只能为少数人服务。吃皇粮的干部优先。最优先的当然是领导干部。“高干病房”、贵重药材、专家保健……等等措施,依然是为统治阶层服务的。全国最大多数的农民和平民是根本享受不到人类医学成果的。少数人侵占了大多数人应该享有的国家资源和科学成果,当然是大大的不公。 当今而言,医药和医学成果依然是只能为少数有权、有钱人服务的。大多数的人依然不能享受得到现代医药和医学成果的服务……能够“享受”的数额依然是微不足道的,据世界卫生组织2007年统计调查了全世界191个国家的医疗保障程度,中国处于188位。全世界的倒数第四位。老天啊。好意思吗??不是说外汇储备已经是超过了小日本居于世界第一位了吗,为什么不拿点出来用之于民呢?现在而今,中国除了少数拥有特权者之外,绝对大多数的老百姓甚至连象我们这样的一般干部、一般的知识分子对于患病真有谈虎色变的恐惧! 我娘,农民及时把他抬进医院去住院抢救,大概认为有我这样一个城市人口的儿子吧。殊不知在当时,要负担我娘住院治病这样一笔昂贵的费用,予我而言也是莫大的难事。 我赶快向店里人借了二十块钱,急匆匆的赶到了三医院。进得病房,一个护士呵斥我说:“你还晓得来啊?别个不帮你送进来,早都“搞跷”〔死了〕啰!快去交费,停了药的。不交费是不得用药的啊……”我自然无言以对,说了声,麻烦你们了,我去交…… 娘说:“医生说是急性肺炎。现在好得多了,要不就出院回去吗。”我说“不行,得住下去。”娘说:“那来那么多钱吗。进来都借了二十块钱缴的〔她一个月生活费才十五块钱〕。才两天钱就用完了,这病是医不起的,那有那么多钱来医病?”我说:“我代得有钱,我会想办法的……”其实。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啰?把在店里借来的这二十块钱给娘交她还债吧,就没有交医院继续治病的钱,交了医院继续治病吧,就没有还给农民的钱。农民的钱太难了,能够借给你,就是从头上看到脚下,天大的不容易了,因此是绝对拖欠不得的。我决不能让老娘眼睁睁被折腾死去!像大多数农民、平民那样被“拖死”。这病得医,医病必须要钱,钱从哪里去弄呢??我熬更守夜挣那么几个钱,只能够糊口……我该怎么办啰? 我昏昏沉沉在医院里头徘徊了几圈,不知道该把这二十块钱怎么办?这贡井距离我们下面二十来里,交往较少,即使有点交往的,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里要借个一二十块钱,也是很艰难的。我想或许有来我那里作过衣服的年轻人,找他们帮帮忙,这些年轻娃儿们大多很讲义气,我有难处,是会想想办法的。我抱着这种渺茫的希望,从三医院走出来,盲目的在贡井街上转过来转过去。昏昏沉沉的转到中午过了,没有碰见一个熟人...... 我又回到三医院,那护士厉声的问我:“你还没去缴啊?拖不得啊!越拖越脑火啊!”我说:“这就去缴。”我走到娘病床前悄声的问她,“还债的钱,可不可以拖几天?”娘说:“拖不得,别个买小猪儿的钱,今天要还的。”我看见娘正在喝半碗稀饭。娘说:“张三姨给我喝的。”我说:“太谢谢了。”娘说:“你还没吃吧?”我说:“出去吃”,心里想,就这二十块钱,那敢吃什么?我又在贡井街上转过来转过去,浑浑沉沉,焦头烂额,企盼着能有奇迹出现。下午三点了,我非常饿,虽然早几年挨饿的滋味已经尝得够了,但是近几年来干这裁缝的活路,也算是饱不着饿不死。早上要忙于去上班,基本上都不吃早饭,但中午和晚上得把那“小菜饭”吃饱,不吃饱是无力去干活的。已经下午了,还水、米未进,饿的人头晕眼花,但我不敢动用那二十块钱。只能挨着饿。我决心先去把药费缴了。才能够把病继续治下去。再回去借钱来还债。便向着三医院走去..... 突然有人招呼我:“曾师傅,怎么上贡井来了?”我一看是来找我作过衣服的,好像还有点亲戚关系。我便把老娘在三医院住院,没有缴费,现在停了药了,正不知道该怎么办?年轻人很热情,他说:“我到认识一个三医院的护士,去找找看能不能有什么办法可想。”我说:“那太好了。”于是我们快速的来到了三医院。他很快找来了那个护士,说明了目前情况。那护士说:“你们去找一张我们三医院的“联单”来吗……”年轻人说:‘我只有“河底下”〔指自流井区〕的“联单”’。我说:‘下面的“联单”好找,只是拿到这上面来不管用吗。’ 那护士说:“要不这样,你们在下面去开好药,把药拿上来用。”我说:“那太好了,太好了!只是今天这么晚了,也搞不赢呢〔来不及〕”。护士说:“我去找她们〔护士〕先把药给用上,明天你再去下面开好了药,把药拿上来还给她们。” 我说:“太好了,太好了,有救了,救命了!!太谢谢了。”真是死里求生!想不到还有这么一条救命之路!!当然必须要有“关系”的熟人。其实这也是草民迫不得已的“对付”那“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聪明”。以后不断知道,草民的这种种“聪明”层出不穷,有的是诸如此类的手段。 我们三人一起来到了病房。两个护士相互说了一下。那个护士也不再呵斥我了。护士给年轻人说:“行了,我走了,我正在上班呢”。我说:“用的是些什么药,请她开张单子”。她说:“会的。”年轻人说:“我也走了,还有点事要去办呢。”我又小声的道了谢。不一会,护士来跟娘输上了液,又拿了些丸药给娘。其实这些药都是他们把病人没有用完的都存储了起来。没有关系的病人当然就不会白白的给你使用……又给了我一张用药的单子。我又道了谢,又向同病房的人们道了谢。 人不求人一般高.我当然只得自己矮下一截,矮下一截.平生难有之事啊!然而为了救娘一命,人命关天啊!你能不自己矮下一截吗?!让我也尝尝“忍辱负重”是个什么滋味啊! 我把那还债的二十块钱给了娘。五点过了,才离开了三医院。挨着饿,脚葩手软的去走那二十里路,饿了一天,主要是焦愁了一天,焦愁折磨得人真是筋疲力竭,一直到天黑了才回到了我那个小窝。 过了两天,那个年轻人又特意找了一张三医院的“联单”,给我送到小店里来。我把那张“联单”拿到三医院给了那个护士。由她去帮我办理那些凭“联单”算账而自己不用掏钱的手续。当然也免去了我送药上去的奔波...... 也不知道是那个单位的“联单”,给我娘当了一回“孝子”!娘在医院里住了十来天,出院了,到底用了多少住院费,不得而知,因为结账“拣脚子”的是那张“联单”!“联单”救了老娘一条命! 当年小老百姓们实在穷困得只能够糊口保命。象遇到了患病住院这样的灾难。相互之间实在是爱莫能助。又不想死。迫不得已草民才“聪明”出了“慷国家之慨”的无奈之举。无法之法只得弄章“联单”来“挖”“社会主义墙角”了!“挖”了就能够逃脱死亡,谁不想方设法的去“挖”呢!! 八十 一天,我上班不久,见一个人来到了小店。空着手,显然不是来作衣服的。 见那人三十多岁,穿一件灰色毛服,走到我那裁案前。用不是很大的声音问道;“你是曾国一吗?”我说:“是啊”。那人说;“我是派出所的。” 我打量了来人一下,从那气质、语言、作派。绝对不是什么派出所的,派出所的一眼能看的出来。但肯定是吃那碗饭的。也能够看得出来。 来人说:“找你谈谈”。我说:“好吧”。便收拾好了行头,向来人说声:“到家里去吧”。既然已经看出来了是吃那碗饭的,在这裁缝铺大庭广众之间“谈谈”定然是诸多不便的。 这时候。我已经搬离了那个贫民窟的陋烂的那个八平方米的小窝。搬来了新家。这个新家之来实属非易,也是经过不小的斗争方始得到的。在自贡市这个地方已经有二十多年,从“解放”1949年迄今吧,没有新建过一幢给老百性分配的楼房。不象而今有如雨后春笋,似乎天天都有几幢大楼从四面八方冒将出来。尽管卖不出去,然“辉煌”着五颜六色的“泡沫”!二十多年啰!才建了这么一幢新的楼房。那幢楼房共有四十套,打报告申请要房的危房户、困难户四百多家。10%与90%的争夺战!!楼房面积分三种规格:32平方米一套的有十六套,22平方米一套的有二十套,12平方米一套的有四套。依然是“贫民窟”,新“贫民窟”而已。完全是“干、大、垒”型建筑,厨房只有两平方米大,只能站得下一个人,这楼房里面没有厕所,拉屎倒尿依然得跑几百米远,去上公共厕所,然而就是如此规格,如此可怜见的新房,其争夺之激烈,四百多家争夺四十套,其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楼房修建好了半年,还分配不下来。其原因当然是争夺太激烈。四百多户人家,大多数的都托了人送了礼物,希望能够通过“开后门”弄到一套。收取别人礼物的人,自然都是握有权柄的人。分配方案讨论了一次又一次,都定不下来,实际上是在那里分“蛋糕”。手里头捏着叉子的各式官员,都想叉上一块、几块。分配方案讨论会就是分脏会,吵吵闹闹、脸红脖子粗、明争加上暗斗,每一次研究分配方案都争夺得你死我活,比那“巴黎和会”上瓜分中国的争夺还要激烈得至少一百倍吧。 快到年底了,等了几十年,多少人家如久旱之望云霓啊!都想搬进新楼里去过新年。不知道是那一位勇敢者,管他娘的,等不及了,先下手为强,率先抢占了一套。消息迅速传开,光大街“抢房子”啦!消息传来,个个迫不及待,只见汽车、架架车、挑的、抬的、箱箱柜柜、锅盆碗盏……人嘘马盎!光大街又砸断街啰!连夜连晚。四十套不待分配。全部被抢占了。当时象这种抢占新房的事情全国各地都有,不是什么新奇事。 我自然也抢占了一套。因为那幢新楼就修建在我那八平方米小窝旁边。那棵“无心插柳柳成荫”的,高过了房顶的黄角树也被连根拔起。我家被干、大、垒的砖楼占了一个角落,当然正式列入“拆迁户”,属于“当然搬入新楼”的一家。 新楼被抢占之后,不仅区里大小官员被惊动了,市里也被惊动了。当然绝对不可能,抢了就完事。于是成立了一个“动员退房小组”。找抢占房的人家的单位,施加压力,劝说抢占者,一家一家的作工作。必须搬出去。又几个月才搬出去了,我是最后搬出的一家,房管局的来找我,和他们大吵了一架。因为在流落江湖这近二十年间已经被“改造”得来很会吵架,还学会性骂,因为在我们那样的大家庭里,是绝对的不敢说粗话的,欠文明的话都不能讲的。连四川人的口头禅“老子”都不能讲的。 然而流落江湖!别人骂你娘忍无可忍你只得骂他妈,这是属于骨头贵贱的问题,必须睚眦必究,必须昂首挺胸作人,这是不能改造的也改造不了的。不能够作到“入”“污泥而不染”。没法!之所以获得过“恶裁缝”的美名。正缘予必须维护这根硬骨头的珍贵! 又过了两个月,分配方案下来了,但是没有我的。我当然理直气壮的去找那个房管局长。我说:‘我给你提出两条,第一、我是“拆迁户”,你不敢否认吧。“拆迁户”当然搬入新楼。这是政策规定,你竟敢把我刨掉了,当然不合乎政策。有点岂有此理吧!你今天不把房子分给我,我明天就遍街跟你贴大字报。你欺骗“拆迁户”。其影响你应该考虑。结果当然应该由你负责。 第二,市委副书记******是我在乐山时候的老首长。你欺骗“拆迁户”,我明天就去找他告状。五十年代初,*******在乐山当专员时候。我曾调到专员公署办公室干了半年。这到是历史事实。不过而今似乎有点虚张声势,有点搬出了个“死诸葛”来吓唬“生仲达”的招数!这位******调到自贡市来当这个中共自贡市委副书记,颇有点落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他担任乐山专员公署的专员时候,鲁大东任中共乐山地委书记,级别基本上差不了多少,可是鲁大东早已是四川省副省长、省长、省委书记了,而他却还在这样个自贡市的中共市委副书记的位置,现在其差距就颇大了。原因是这位曾经“跌过跟斗”。那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那时候一些“老革命”,从荒凉的山沟里面一下子闯进了城,被花花世界弄的神魂颠倒。毛泽东一再打招呼,要保持革命本色,警惕“糖衣炮弹”,许多大城市都在上演郭沫若写的话剧《北京四十天》……新革命和老革命都得去看。那年月看之类叫作去受教育不当成娱乐。所以中国文学领域文艺领域思想性为首要标准的理念统治了中国好几十年。郭沫若警告大家不要学李自成进北京只当了四十天的皇帝,由于上下腐化堕落、抢掠奸淫、自己把自己打倒了,“人必自毁方能毁之”的传统教育。 当年种种腐化堕落便已经全国蔓延,象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由于腐化堕落、贪赃枉法,相当惊人。最后被毛泽东批准枪毙了。“解放”以后【1952年】第一次以如此罪名枪毙的高官。 当时不少“老革命”进城以后,“换老婆”之风一度颇盛。延安时候只能够中央大官“换老婆”,而现在地方官也可以“换老婆”了...... 1949年冬各种“谣言”铺天盖地。其中最流传持久而又深入于大城小镇、穷乡僻壤的一个“谣言”――是“共产共妻”。对于“共产”之说。城市里的人相信。共产党不共产还叫什么共产党?至于共妻之说。城里人大多不怎么相信。在乡下农民盼着共产。但农民最怕共妻。特别是家里正有着黄花闺女儿的,特别害怕被共了!所以那年月赶急嫁女儿真是一股风,四方无处不在,虽然还没有到“拉郎配"那样疯狂的地步,但“乱点鸳鸯谱"却是处处都在扮演.。其实对于这“共妻”之说,确也并非空穴来风。根据俄国《祖国》杂志近年披露的史料:俄共早期曾经制订过“共妻”政策,而且以苏维埃名义在《消息报》上面公布,同时还以布告形式公开贴在莫斯科等等城市大街上。此政策大体如下:“凡15岁至25岁的女性必须接受‘性公有化’。革命者要行使此权利,可以向革命机关申请许可证。布尔什维克可以凭证去‘公有化’十个姑娘。....."苏共头头们的“革命理论”认为:“不仅财产必须公有化,性资源也必须公有化。家庭、一夫一妻制都是私有制的产物。必须性全面解放。" 根据如此理论如此政策,俄共的头头们带头干。据资料称托洛茨基、布哈林、安东洛夫……等等搞女人象发情期的狗那样的随便!!等而下之,那些布尔什维克到处去强奸和轮奸女人,因为他们手中持有“许可证”!而且特别喜欢去“公有化”〔强奸〕资产阶级的年轻女人们……北高加索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总司令部按照党组织的决定由总司令伊华谢夫签署许可证:“红军士兵”也可以去“公有化”15岁至25岁的女人。于是四处都出现“围猎行动”。几十个几十个的少女被抓到军营里去轮奸。女中学生是红军战士的最佳围猎对象,小学生也有,资产阶级年轻女人更是难逃围猎…… 俄共的“革命传统”到处“输出”。1945年俄国兵占领我国东北大小城市之际,除了掳夺十亿美金的重工业设备的同时。四处去“围猎”奸淫中国妇女。所以东北人对于“大鼻子”恨之入骨…… 对于女人视之为“性资源”也就是源于此。没有“入城”之前,到了“25--8--团”的“标准”就有资格要求“组织”“给”老婆。但那时候“性资源”缺乏。而今“入城”以后,“性资源”太丰富了,看得人眼花缭乱!心里怪痒痒的!于是纷纷发起冲锋。有权有势的“首长”在此纷纷冲锋之际,也就趁势来个“换老婆”——也就是把以前的农村的结髪的糟糠之妻不要了,自己已经四、五十岁了偏要另外找上一个城里的二十岁左右的年轻貌美的“花姑娘”。有权有势、休掉以前的糟糠之妻、另娶“花姑娘”、轻而易取之事。那糟糠之妻和“花姑娘”一般都是弱势群体,可以任凭宰割。所以一般经过“正当”手续“换”了的,一般都没有什么事,即使被人指“背脊骨”也损伤不了他的毫毛!他是当官的、有权有势、老夫少妻、老牛吃嫩草、一个个年轻干部甘瞪眼,敢怒而不敢言。当年还遵守“一夫一妻”制。远远不如现在的方便。“老”的不用了甩她在一边冷着,另外包二奶、包三奶就是了。这位******专员还没有办理那“正当”的“换”的手续,就迫不及待的和二小姐上了床。〔似乎也有点包二奶的行径!〕组织上劝说、警告都没有用。二小姐太漂亮了、太迷人了。高挑身材、顾盼而生辉、实在难以舍却。而最要害之点,二小姐的父亲是国民党的师长,镇压了的。按照当时规定,是不能和高级干部结婚的。又整死都扯不脱,当然栽了,这一栽栽得一败涂地,弄去一所中学当了个书记。二小姐当然也丢了。这在当时乐山地区的所有干部当中,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这一栽栽下去十多年,现在才又起来当上了这个市委副书记。中共自贡市市委宣传部长******也是因为这样的事情栽下去的,象这种情况的还不少:市委秘书长石******,因为和小保姆的桃色事件,而走到了自杀的结局……当年对于这种事管得较为严,败露之后,都会受到处分的。不象现在,去悄悄“搞”了多少个女人只要没有对立面作为“斗争手段”去利用,一般都没事。 当场还有几户人家,在依次等候着要这房管局长解决问题的。那房管局长只得给我说:“我们研究一下,明天上午答复你”。 第二天上午我又去了。那房管局长说:‘“拆迁户”我们是要安置的,现在呢,你原来住的只有几平方米,那间屋子只伤了一点屋檐,我们现在把它修一修,外面那间一起给你,有二十来平方米了。都给你。’ 我说:‘不行。拆的时候,有言在先吗。“拆迁户”全部搬入新楼。不能说话不算话吗!’其实那个年代根本没有什么书面协议什么书面合同之类。他们要撒赖、口说无凭,你拿他也无可奈何的。不过那时候当官的对于说出的话,也还是看重自己的信用的。那个时侯干部的“公信力”较之现在要高出若干若干倍的。那个房管局长看我坚持不干,又说:“再不然,我们可以给你另外找一处更宽一点的平房吗。这样安置就更合理了。” 我说:“绝对不行。你们真要说话不算话,我也迫不得已,只有去找******书记评理去了……”我站起身来,要走。不知道是“死诸葛”起了点作用呢还是我的强硬态度使他棘手,或者兼而有之,那房管局长说:“还有最后一个方案,我们把已经分出去了的一套,动员他让出来,把那个二十多平方米的平房给他。”我说:“这不就对了吗。”那房管局长说:“不过,反正是新楼房吗,窄是窄点。”我说:“不会是那种只有十二平方米,一室一厨的吧?”那房管局长说:“能够想办法的就只有这么一套了”。 我说:“绝对不行,至少得两室一厨的才行。”那房管局长说:“那是绝对没有任何办法”。我说:“那我就不要了。”房管局长最后摊牌说:“我已经焦头烂额了,我给你两套好了,楼上一套楼下一套。如果还不行的话,你要去找谁我也没有办法啰!” 话已经说到头了,我去找谁又能怎么样呢?就这样,我搬进了这楼上一间楼下一间的新楼房。只有一室十平方米,一厨两平方米。如此两套,多了间两平方米的厨,便拿来放杂物。即使如此可怜见的房屋,如果不是经过“斗争”。要想他们主动“按照政策”分配给我这样的“摘帽右派分子”。想都不用想。 八十一 我把那人领到了二楼那一间屋来。上楼一条通道,那时候也把它叫作“通凉台”,通道里边是五家人,一家有一门连着一窗。通道外边是栏杆,栏杆外边间隔着悬着有个小小的两平方米的,只能站一个人的厨房。我开了门开了窗,其它三壁连个孔穴也没有,空气极度的不流通。到了暑天,热不可档,完全就是一个“温室”,比我那个八平方米的旮旯好一点,好不了多少。我在这里又住了四年,文化大革命完蛋以后,每隔几年搬一次家。从这个十二平方米的搬到了一百多平方米的住房。 我那十平方米的一室里面。只能容纳一床、一字台、两张椅子。已经无多空隙,那人在椅子上坐了,我只有坐在床边上。我说:“请问,贵姓”。他说:“我姓张。”我便沉默着等他问话。姓张的说:“你认识哪些人呢?”我想一定是和胡思敏说的要想打出个“现行反革命集团”有关的事情吧。终于找到头上来了。我说:“是认识哪些右派份子吧?”姓张的点了点头。我说:“认识胡思敏,他是我蜀光中学的同学,我一九六三年从外地回自贡市,后来听说他也是右派……还认识陈望德,这光大街的裁缝……还认识牟永初,我在果园作过临工,看守柑子林的时候,和他轮换着守一个棚子,一个人看守一天一夜,〔那种“棚子”用几章薄薄的蔑折围成一个四五平方米的嘎啦,顶上盖的稻草。桔子红时节,天寒地冻,寒风呼啸。在那山野之间独自一人,黑灯瞎火,根本没有照明,也要具有点不怕鬼不怕狼的胆量才敢去吃那点“胆大钱”的〕。”我沉默着。姓张的又问:“陈洪虎呢?” 我说:“有这个人,来作过衣服。”姓张的问:“他们跟你讲过些什么?”我说:“我忙予生计,每天加班到十二点。我这间住房吗,一眼洞见,平时也根本没有人来的,接待你,这是第一次接待外人。除了作衣服,和这些人没有什么可说的。”姓张的说:“和他们有过来往,这点是肯定的,把你和他们来往中,不符合的,回忆一下,写一写,凡是不符合的,都写一写,帮助政府了解情况吗。明天上午把写的交到市公安局来” 第二天上午我把写的拿着,去了市公安局。姓张的把我领到了一间大大的会客室。我把写的给了他。他叫我等等。姓张的领来了一个人。姓张的说:“这是处长”。这位处长拿着我写的那两张纸,怒视着我,凶狠狠的说:“你写的什么?太不老实。简直不老实。”我也横眉冷对愣了那处长一眼。我说:“这样讲话,我不想听。我一九六三年就摘了帽子。摘了十多年啰。我和这些戴帽右派分子从来就是划清界限的。我是重庆回来的已经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的公民,和这些本地右派分子本来就不认识,有什么老实不老实的。”那位处长又问:“你向这些人散……说过些什么?”我说:“这得去问那些人啰。”这位处长看出我非“良善之辈”,大概不想浪费时间,狠狠的盯了我一眼,把那两张纸扔在了那里。怒冲冲的走了。姓张的有点打圆场,缓缓的说:“你再回忆一下,写得太简单了,把不符合的,补充一下。”我说:“那把这个退给我吧。”姓张的想了想说:“先放在这里吧,” 其实他和我都心里明白,我写的那些毫无用处。可能他心里还明白,我是不会再写什么“补充”的了。 胡思敏来说;他们依计而行,使得王麻子只得去公安局否定了他告密的那些内容,陈洪虎什么也没讲。找不到突破口,所以来找你,也没有找到什么……抓不着什么把柄,只得暂时放下了。又问我问没问《七二•七》的事情。 我说:没问。追问也不怕。 最后,还是抓了两个右派份子,陈望德、张彬,罪名是“为刘少奇、邓小平评功摆好”,并因此罪名还判了几年徒刑。“四人邦”打倒之后,邓小平又重新上台,不久,平反,又把两人放出来了。 八十二 如果说结婚是我此生所犯的第一个真正的错误,那么生儿子则是我此生所犯下的第二个真正的错误。在那个可怕的畸形年代,我,绝对的不应该结婚生子。 曾焰读幼儿园的时候,同在幼儿园的其它的孩子们都还小,似乎还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现象出现,那些幼儿园的老师是否能够一视同仁是很难说的了。一上小学不久,曾焰被歧视、被侮辱的事件便与日俱增。毛泽东统治的时代把小孩子们分成了“红五类”:工人、农民、干部、军人、平民五类人的子女属之。还有“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份子、右派份子五类人的子女属之。在那个“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畸形的、罪恶的、可怕的文化大革命岁月里。所谓“红五类”子女生下来就高人一等。而“黑五类”子女生下来就应该被侮辱、被歧视、被压迫。这种封建主义的糟粕观点被毛泽东的“革命无产阶级”全盘继承还变本加厉。几岁的小孩也已经被熏陶得根深蒂固了。 那些红五类的仔儿们开始给曾焰侮辱性的叫号。我们居住的这光大街本来就是贫民区,清苦工人穷困平民占大多数。疲于生计。大多缺乏家庭教养,缺乏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的熏陶。当然主要的是阶级斗争把这些人斗昏了头。使得阶级斗争的观念从小也就“泛滥成灾”。小学课文里有一课是《高玉宝》这本书里的一个节选叫《半夜鸡叫》——纯全是“狼奶”灌输,也是假货,半夜鸡是不会叫的——其中写有个地主名叫周扒皮。凡是黑五类的子女,其家里和地主沾了边的,那些红五类的子女就不叫他们的姓名,统统叫他们为“周扒皮”。曾焰的祖母是“恶霸地主”,于是那些红五类的子女就叫曾焰为“周扒皮”。除此之外。还叫曾焰为“曾国一”,因为曾焰的老子曾国一是右派份子。对于这些叫号,老师听见也不管,管也管不了。如此状况,给小孩幼小的心灵带来多大的伤害,多大的压抑,那是可想而知,阶级斗争的教育——狼奶灌输就是如此从小抓起! 更有甚者。一天下午。我正在那小店里低头忙碌。外边大街上。十多个小孩反翦着一个小孩,大声呼吼着有声有色的、轰轰烈烈的、游街示众。那时候这种游街示众的闹剧经常在街头出现……十多个小孩反翦着一个小孩,当然引得满街不少人看热闹。我一看。中间被反翦的小孩正是曾焰。 真是忿从心头起,怒向胆边生。正是是可忍孰不可忍。那是特意从我这小店前面经过,以之来羞辱曾焰也羞辱我的。我顺手抓起一根扁担,大吼一声向那十多个兔崽子冲了去。小兔崽子们被我的疯狂的突如其来的攻击,吓的魂飞魄散,没命的拔腿四外逃窜,我疯狂的穷追猛赶。把一个小兔崽子从光大街追过了新桥,有几里路之遥,他跑不动了,我也跑不动了,他在釜溪河边滨江路的栏杆下蹲下来。 “跑啊!跑啊!你跑得过今天跑不脱明天。”我拿扁担指着他:“叫什么名字?说!”他说了。“欺侮曾焰,谁的主意?”“不是我不是我。”“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听清楚了。告诉那十几个龟儿子,那个敢再欺侮曾焰,老子要他的脑壳。听清楚没有?”“听清楚了。”“说不说得到?”“说得到”。“今天放了你。作没作到。明天店子上来回话。” 我从小就懂的宽厚待人,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然而到了狼窝你得学狼嗥,不得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必须保护曾焰。我不保护他谁来保护他?没有其它的办法。找老师,找家长,没有用,能有用吗?反而会惹来更多的麻烦。殊不知,从此之后,那些小兔崽子们再也不敢聚众起来欺侮曾焰了。曾焰也学着反抗,当然是受了我的行动影响,跟敢于欺侮他的斗争,没有办法呀。你软弱可欺。他就要在你头上拉屎撒尿啊,你能怎么办呢?那是那个社会逼出来的啊!为什么要逆来顺受??在任何淫威之下我都极力力争要堂堂正正的作人。曾焰也必须学会堂堂正正的作人。这是绝对不能动摇的。最焦心的是没有办法辅导曾焰的学习。为生计所迫,每天必须在小店里劳动十四、五个小时,每晚都得半夜三更的才能收摊。天天如斯,实在拿不出半点时间来管曾焰的学习。 有个上海崽儿李****。拿了个乒乓球世界单打冠军。听说他老子也是个右派份子。曾焰个子长得很高,比同年龄的娃儿要高一个脑袋。身手灵活,又是左撇子,还喜欢打乒乓球。李石锋有五子、三女。李石锋被打成右派份子之后,和他爱人万咏非双方“自愿”离婚。儿女全都跟了妈。也就不认李石锋这个老子了。当时是不敢认。叫作“划清界限”。我那小店声名远播之后。万咏非以及三、四、五、六都成了小店的老顾主,常常前来光顾。不免和李石锋懈逅相遇。特别是老四,从此每个月都要买点糖果之类去李石锋住的那个窝探望一番。在那种岁月里,堪称尚能一尽人子之道的孝道之子了。 哎!李石锋住的那个窝,真比乞丐住的还不如。他出院之后,我去看望过他。他本来和十多个工人住在一间大寝室里。出院之后,对于这肺结核大家都心存恐惧。李石锋也说:‘我这肺病,肺穿孔,正是“开放期”,有传染性。但又无处可搬’。这个难题这些工人当然无能解决。李石锋其实早已经有所盘算。便试探着说:“厕所旁边那间猪圈,现在也不喂猪了,打扫打扫,我搬到那里去住,免得把这肺结核传染给大家,行不行呢?”。 十多个工人认为李石锋如此的高姿态自我牺牲。当然求之不得,但那是猪圈啊!而且多年不用不管。顶也漏了,墙是老古式的泥筑的,塌了一角,颇有点“青山正补墙头缺”的韵味吧。觉得把李石锋撵到那么一个角落似乎也有点于心不忍。李石锋坚持不变。那些工人也就求之不得吧。几个工人在那以前猪睡觉的石板上面摊了几张木板,再加上稻草铺了算作是床。用几块石头胡乱砌了个堆聊作“字台”。因为李石锋“恶习难改”,要“偷偷的”去写点东西。其它还有一个炉子,他自己不会煮饭只偶尔烧烧。此外便无有他物了。我去的时候,满屋潮湿霉臭味。旁边厕所的臭味还不时袭来。我说:“怎么搬到这么个地方来了?”李石锋说:“图个清静。没有监视的耳目。清闲!躲进小‘陋’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我说:“这陋室也太陋了吗?”李石锋说,‘“斯时陋室,唯吾德馨【刘禹锡的《陋室铭》……没有任何人“敢”来打扰,那个监视的人这道门他都不“敢”进来,牛棚、猪圈同样的可以乐在其中也……’ 我打量着这个比我那个窝还要低几个层次的角落,真是比叫化儿〔乞丐〕住的地方还低几个层次。李石锋的老子,富商兼律师李敬修在市中区修建了一座城堡式的豪宅。其规模之大,解放以后曾经作为自贡日报和新华印刷厂共有的所在地。他们全家三个主人和一些仆人享有如此一个上千平方米的豪宅。和眼前这么个猪圈相较。真有点令人惨不忍睹。 在这间猪圈里,李石锋住了许多年一直住到“落实政策”才搬离它去。李石锋的老六喜欢打乒乓球。打得还不错,是市体校和区体校的乒乓队的业余陪练。他知道我想让曾焰去体校打乒乓球。便带曾焰去体校打了几回。还主动的去向那乒乓教练推荐。那教练不敢收人。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必须要体委主任点头才行。得知那体委主任以前在统战部工作过。于是我想起了邹永扬。这些年来,邹永扬也成了我这小店的老主顾,他带着全家儿女们来作衣服。还要求他的儿女们都叫我曾伯伯,很平等相待。我去找邹永扬,这时他依然是市委统战部的科长,没有“进步”,我向邹永扬说明缘由,邹永扬答应去作工作。 因了邹永扬亲自出面斡旋,不久。曾焰去了区业余体校乒乓球队。当时自贡市乒乓球队打出了个童玲,后来自贡市的跳水队又跳出了个高敏。拿回来许多个世界冠军的金牌,被誉为世界跳水皇后,世界上称之女子跳水的“高敏时代”。自贡市体校之类当然很以之为光荣。体操也出了全国冠军。 加之那些年“读书无用论”泛滥全国。那些年音乐也不吃香。流行音乐在中国大陆还没有“出世”。不象而今唱歌成了可以发大财的行当……所以“打体育”成了许多家长为孩子选择的最热门途径。殊不知“金字塔”规律在“打体育”这门行当里,体现的最为残酷。全国有多少个业余体校?又有多少万个乒乓球“培养尖子”?残酷的大运动量训练,要流多少汗?吃多少苦头?还有着多少多少意想不到的磨难和各种人为的艰难险阻?最后攀登上到那金字塔尖上,才能打出一个全国冠军来。绝大多数的“培养尖子”,被打下去了,被淘汰了,很有点“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壮烈!!即使如此,业余体校的门坎依然是非常的高。全国大学停止招生。“读书无用论”风靡满社会。业余体校的门坎也就日益增高。不少当官的都把娃儿送了去。名额只有那么多,经费很有限,绝对不能超额。 如果不是邹永扬科长出面斡旋。曾焰肯定是无法挤得进去的。在区体校打了两年多乒乓球,又去了市业余体校乒乓球队。当时乒乓球已经被称之为国球。拿过多次世界冠军。大球上不去,所以把这小球的骄傲让国人共享。那时的乒乓球已经有两种打法,或者说两大门派:横握拍和直握拍。横握拍是从欧洲来的,以削球以守为基调。直握拍是中国人的打法,以快速攻击为基调。一个球队必须两种打法的队员都兼而有之。训练时候有攻的、有守的才行。 省里来了个姓高的教练。他是直拍快攻型的打法,特别到下面来物色队员去省体校。他当然是来找直拍快攻型打法的。不几天,高教练便看中了曾焰。左撇、直握、快攻、中国式的标准打法。中国好几个打出世界冠军的都是左撇、直握、快攻。加之曾焰个子高,当时十二三岁已经一米七了,加之身手敏捷、灵活。正是他最理想的人选。高教练便向自贡市市体校提出来。要带曾焰到省体校去。市体校一查,说曾焰的父亲是个右派份子,不行,实际上是他们想送一个横拍的亲戚上去。高教练当然不要这横拍的。双方坚持,都不让步。高教练只得向省里请示。向省里请求要一横、一直,增加一个去的名额,其目的是无论如何也要把曾焰弄上去。高教练认为象曾焰这样的条件太难得找到了。 最后。这位高教练忿而离去。他们终究还是把那横拍的弄上去了。打了六年多的乒乓球。落得个连市也出不了。这乒乓球还有什么打的呢?当然对曾焰带来莫大的打击。曾焰说。不想再打下去了。不打就不打吧。于是自己终止了去体校的训练 八十三 这时候,伍叔华已经患上了肝炎进而转为肝硬化。那年月,釜溪河河水污染非常的严重。自贡市已经成了全国著名的“肝炎城市”。自贡盐厂、特别是几大化工厂都是最可怕的污染原。 当时全市老百性中传闻有一个“笑话”:说是把釜溪河里的水拿到联合国去化验,当时中国与外面世界膈绝,外面称之为“铁幕里的中国”。所以老百性们对联合国还是知道的,至于还有什么世界卫生组织之类,就不甚了了。对于中国铁幕外的事情,小老百性实在是陌生,知之甚少。《新华通讯社》有个《参考消息》报。最先是只发到地、师级干部,渐渐的扩大范围,七十年代仍在限制发行。小老百性是不能订阅的,其实《参考消息》报依然是《新华通讯社》经过选择而发的一些外国报刊上的讯息而已。 “笑话”说:把釜溪河水化验之后,联合国的人问:住在那里的人死没死绝啊?这笑话似乎有点残酷的自嘲吧!当然也可见人们对于釜溪河水之恐怖心情。 当时由于医生、医药服务对象主要是为统治阶层服务。药厂停产,所以许多药物都缺。对于治疗肝炎,基本上没有什么有效的药物。肝硬化在当时于一般老百性而言也就成了不治之症了。然而,伍叔华有“联单”。小学教师属于全民所有制,看病除了自己出八分钱挂号费之外。一切可以由公家出钱。这在当时社会上称之为“有享受”的人。在全国人民中只能占百分之几的少数吧。而对于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绝大多数“没有享受”的人而言。吃药不要钱那是很值得羡慕的。男女搞对象时候,都得相互暗中打听一下对方是否“有享受”,成了婚嫁去考虑的条件之一。可见社会观念对之的重视程度了。 伍叔华既然有“享受”。那当然就得去享受。如此吃公家,叫作“不吃白不吃”。所以每隔两、三天就得上医院去看病。那时候医生、护士服务态度都不好,都“看人打麻糖”!病人又多,所以一进医院便是连串的“排轮子”:桂号、看医生、算账、取药都要排很长轮子……看一次病至少得半天。轮子一个挨着一个慢慢的往前移动。真是度“步”如年……经常都要我陪同她一起去医院。我耐着性子去承受排轮子的折磨和考验……这一去半天。我怎么“消耗”得起。没有办法,只得主动去结交。 那时候老百性去结交人除了送礼便只能讲“交换”。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我能给人的方便无非是在来找我作衣服的时候,把取货时间极力缩短,尽量裁剪精细、制作精细。如此而已。然而就凭籍了这点。结交了不少人:医生、护士、药房……结果是可以不去排轮子,把需得半天才能了结的事,半个钟头就能了结。其实这也是草民们对付那“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手段”而已矣! 伍叔华天天吃药,两三天要去看一次病。病没有好转,反而渐渐加重…… 上山下乡搞了好多年,不仅没有给城里人减轻负担,反而增加了更多的负担外加无限的焦虑。不仅仅是增加了更多的经济负担,大多得给农村的知青一些钱、粮的补助;还得加上精神负担。民怨七、八十度吧接近沸腾的高度。为了缓和一下不断沸腾的民怨。不得不出台了个“顶替”政策。也就是城里的无论工人、职员、干部……无论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乃至街道工业。只要你退休,你那个“缺”就可以换一个子女回来去“填补”。无论是在农村的、城市的都可以去“填补”。去“顶替”那个“饭碗”。 政策一出台,所有的大、小城市都“沸腾”起来了。三千多万名知青“陷”在农村!牵涉着三千多万个家庭!可见全国“响动”有多大!说是一时间“惊天动地”也不为过!!三千多万个家庭凡有子女在农村的都想方设法怎样去搞个顶替名额,把在农村的儿女弄回城。于是“顶替”、变相“顶替”、比如有一等无儿无女的却又有那么一个“饭碗”指标的,当然就成了当权者可以用来为谁“顶替”的用场。不到退休年龄,提前退休,没有病,去想方设法办个病休…… 全国轰轰烈烈处处沸腾:家家都在谋划顶替,户户都在忙碌顶替……老百性尽量发挥聪明才智。用尽各种手段,争分夺秒的去为子女乘“顶替”之风,去为子女抓到一只“饭碗”。那年代,政策多变,土政策,朝令夕改,加上当权者胡作非为、偷梁换柱、李代桃僵。所以那“顶替”之年。真是一场“人民战争”,紧张而又激烈……加上有些家庭,还出现“窝里斗”,一个退休名额,两个子女的;两个退休名额,三个子女的。于父母而言,手心手背都是肉,于子女而言,有互相谦让的、有互相争夺的、“二桃杀三士”的今古奇观都有的! 伍叔华虽然恶病缠身。也奔波于“顶替”这一她视之为天大的事。退休年龄虽然尚没到,但还是较为顺利的办了个“因病退休”,首先有了一个退休的可供顶替的名额。老三、老四都在农村。而顶替的名额却只有她的一个。老三要年长两岁,照理应该先回来。而老四所在的范店公社,在大渡河畔,小凉山边缘地带,崇山峻岭,生存条件极其恶劣,长年都只能吃苞谷羹羹。如果回不来,就让老四吃一辈子苞谷羹羹吗? 把老三、老四都叫回来了。要他们自己商量,他们不象有的人家那样互相去争夺顶替名额。两个都互相让,老三坚决要老四顶替,老四坚决要老三顶替。决断不下,而事情又不容拖延。老四毅然回范店公社去了。剩下老三,只得赶快为老三办理了顶替手续,弄去准备当小学教师。 老四仍然留在农村,这成了伍叔华日夜焦虑的大事,经常彻夜无眠,这种状况当然对于她的肝病非常有害。这时候想到了她三姐还有一个“饭碗”可以顶替。经过了多翻商量。她三姐答应了提前去办个病退。让老四来顶替。于是赶快写“抱约”,当然时间得写成十多年以前“抱养”的,实际上是搞的个假“抱约”。因为必须是子女才能顶替,之类方法是当年各种手段之一种而已。老四终于也顶替回来了 ---------------------------------------------- 好了歌 ——六十年来 毛泽东统治的几十年,每一天的电台、报纸、报告绝对少不了的是:“目前形势大好,越来越好!”不相信,随便去翻一翻当年旧报纸。如此谎言,大报、小报无处不在。天天如此 镇压土改形势好 人性人权杀绝了 互助合作形势好 土地还家完蛋了 三反五反形势好 资本发展砍断了 大鸣大放形势好 自由民主锁住了 全民炼钢形势好 万顷山林筏光了 亩产万斤形势好 四千万人饿死了 打砸抢偷形势好 古迹宝藏全毁了 革命造反形势好 国民经济崩溃了 万岁万岁形势好 信仰光辉漆黑了 去你娘的形势好 欺骗谎言谁信了 ---------------------------------------------- 八十四 老娘的身体状况也已每况愈下,不断的患病。我已经自己学会了皮下注射。只要有点胆量,左臀扎右上角右臀扎左上角。稳准狠用力扎去,也是“见眼功劳”的小小手段而已。医院已经搞得很熟了,找人给我弄了一套皮下注射用的器材。那时候值很多钱,自己是买不起的。药物是从那些年轻娃儿们给我的“联单”,用“联单”从医院领来的,当然不花钱,而我实在也花不起那些钱。人命关天!只能够“挖”“社会主义墙角”。不使用那些“联单”就救不了命,当然救命要紧。 老娘一患病,我必须一青早起来跑二十里路跑到那农村去,去为之注射,然后再匆匆忙忙的跑回来去小店里上班,晚上当然还得熬夜。一天只能去一趟,来回得跑上四十里的山路,哎!太劳累了,我一心一意的希望老娘能够多活几天!尽管活得如此艰难,还是活下去吧! 我已经四十好几岁了,挣扎在人间底层,勉力挣一碗饭苟延残喘,无能孝敬老娘。如此作为只算聊以尽力报答养育之恩。每次基本上都是注射的抗生素之类药物,也没有医生诊断,处方之类,自作主张,颇有点粗放带野蛮式的操作。我兴趣广泛,曾经兴之所至看过一些医学书籍,有一些粗浅常识。不亚于那等“赤脚医生”吧。所以每次“治疗”都还有效,而且侥幸没有出过一次“医疗事故”,靠了这些手段使得老娘多吊了几年命吧!否则早已经见阎王去了。老娘每次患病,都向我隐瞒了至病的原因。一直到有一次病得太重了。手臂也折断了,一切生活起居无法自理,两个农民才用“滑竿”把老娘抬了下来【要付“运费”的】,送到城里来医…… 我问抬滑竿来的农民:“怎么弄成这样严重??”农民先是不说,我给了一个人两块钱,又说;“到馆子头去吃两碗麺条再走。”我拿了两瓶药酒。那是用“联单”在医院里开的,那时候只要听说医院里到了药酒,人们立即蜂拥而至。那时候一切要票证,一人一个月一张酒票,可以买到二两白酒。这药酒既不要酒票也不花钱,只凭“联单”自己出八分钱挂号费,就能够弄到一瓶甚或几瓶药酒。管它多少钱一瓶,自有那联单的“单位”去拣脚子。“社会主义墙角”里的东西,当然蜂拥而来。所以一看到医院里人头窜动、慌慌张张、人们便会打听:“是不是到了药酒?”药酒当然价格不菲,比白酒价格高出数倍十数倍,凭“联单”自有“单位”付账。 我买了几碗麺条、几个馒头、两盘卤豆、用两个碗倒了药酒。坐在旁边看着他们吃。这等食物予两个农民而言,也算难得之物,特别是那酒。那药酒照常规是只能喝一小杯的,可是他们喝了一瓶,又打开了第二瓶。酒喝得有点意思了,那个上点年岁的农民开口了。对于我的这种盛情招待,好像不说点什么予心有愧似的。“哎,城里好好的,啷个把你娘弄到农村来受罪啊?我们都看不过眼。林癞壳那个狗日的,他还缠了个野婆娘〔姘头〕。又要吃你娘,还要“蹒”你娘,好多人都看不过眼……”一边说一边叮嘱另一个农民,“我说这些,回去不要说啊”。 这个林癞壳,本来是个“痞子”——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那种“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地痞流氓。”经过了土改等等一系列的杀人放火夺地劫财的勾当,早已经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地头蛇。和全国每一个生产队的地头蛇一样,不仅是要上“象牙床去滚一滚”,是把象牙床也一起搬走的“痞子”类,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时候的生产队长是霸据一方,伙同一个会计、一个保管、便可以胡作非为,把生产队的一切都可以视为自己的。于是缠上了一个姘头。每个月至少一次,由那个姘头出面。叫我娘买猪肉、或者猪头,几斤苞谷酒,煮上干饭。然后伺候林癞壳和他那个野婆娘来享用一顿。吃得酒醉饭饱而去。有时候还叫那个野婆娘来要两斤粮票之类。稍不如意,林癞壳就要“做过场”——叫上十个、八个造反派就要开你娘的斗争会。开斗争会就动手动脚:寒冬腊月用冷水从头上泼到全身,冻的直打哆嗦,光着膝盖跪炭“娃儿”〔烧过的煤渣〕跪得鲜血直流,还叫人抬大石头来砸在身上,砸得断了手臂。 我听的心里直淌血!我听的毛发觫然! 这匹恶狼。如此惨无人道的折磨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是为了要吸她的血,那几次肺炎都是被泼冷水而引起的。真是比法西斯匪徒还要野蛮残忍。这样罪恶的行径,在那黑暗的农村、罪恶的年代、是没有人敢予表现半点同情的,人性在那个时代早已经被践踏的支离破碎了!!经过一系列大屠杀还残存的极少数的“地主份子”,即使没有像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那样被梭镖锉死被锄头挖死没有被“净化人口”斩尽杀绝,还苟延残踹“活”在这社会主义社会里的,是幸运还是灾难?这些流氓这些恶狼随时随地没有任何理由,都可以随意去撕咬这些无辜,那怕是白发苍苍的老人!没有被折磨死的地主,随时都在承受着这些地痞流氓恶狼的折磨和慢性虐杀!法西斯的体制容忍、放纵着这种种虐杀!整个社会对于这种种法西斯虐杀熟视无睹!法西斯屠杀的社会化、群众化使得全社会人性麻木的冷酷的在道德理念中堕落沉沦。 毛泽东之所以要把这种虐杀“社会化”,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是为他的“阶级斗争”树立活的“样板”。没有了“阶级敌人”,“阶级斗争”岂不是瞎子见鬼!这种虐杀“社会化”,目的是把法西斯恐怖面对全社会!使之人人自危!规规矩矩,岂敢乱说乱动!要维持法西斯统治,必须有他的鹰犬爪牙。这种放纵也是对于这些鹰犬爪牙的演练、满足、和赏赐!让这些鹰犬爪牙沉湎于兽性的猖狂之中。 这个农民大概有点酒后吐真言才敢予说了出来。还带着几分的不平几分的谴责,也只有这样的年岁大些的老农民人性尚未泯灭。还残存有传统的道德观念,和起码的怜悯心肠。人,总是应该有人性的吧!听了这些叙述,我只能够在心里流血!我还有什么能力去应对如此一个残暴的法西斯制度纵容下的虎狼之群呢!!?? 我请医生来家里为娘上了“夹板”,诊了病,然后去医院拿了药,当然还是只能用“联单”。负担那医药费我实在无能为力。调养了几个月,娘的身体大有好转,吃的比在农村自然要好一些,主要是心情较为宁静,没有虎狼的搅扰折磨,所以气色也好了。大概在城里住了将近半年,林癞壳叫人下来多次催逼叫回生产队去。无奈,被催逼的没法,林癞壳叫两个人来用“滑竿”把娘抬回生产队去了【要我们出“运”费的】,因为林癞壳舍不得于他而言是一个可以鱼肉的对象。我们没有办法,我无能为力去对付林癞壳这匹恶狼这个社会主义流氓!我噙着眼泪无可奈何的眼睁睁的望着娘再次去向地狱!!我的心在淌着血!!现在反思这种“怯弱”,这种“逆来顺受”,对于老娘之最后被折磨致死!!迄今我的心还在淌着血!! 八十五 即使在这样劳累、熬夜的生涯里,我还是不忘看书。特别是那些不易得到的书。 那些红卫兵仔儿在抄家,打、砸、抢的时候,从机关、从各种图书馆、从私人藏书中、偷了不少的书,据为己有。所以“焚书”,并没有真正的“焚”去多少,不少都被这些“红卫兵”仔儿们偷来据为己有了,书还是换个“形式”而得以流传了下来。 什么《克格勃内幕》、《美国中央情报局内幕》、《长征密闻》、《金陵春梦》,《第三次浪潮》……都是那个时候从这些仔儿手中拿来看的。 还有就是当时流行的“手抄本”,当时流行最广的有《红都女皇》、《一双绣花鞋》、《第二次握手》……因为造反派在焚毁封、资、修的书,全国的印刷厂主要是出《毛泽东选集》之类的书,除此以外,其它的书是很难得到出版的,即使要出,也必须是被审查认为是有高度思想性——“狼奶”类的书。所以竟有外国人说:“中国近代文学全是垃圾!!”…… 手抄本得以流行也是那个年代的特殊产物。一天下午,一个叫马科富的年轻工人拿着一卷“纸”到店里来耍。我一看就猜到他手里那一卷是“手抄本”。我问他,“拿的啥子?”他说:“《第二次握手》”。我说:“看完没?”他说:“刚刚拿到,还没看”。我说:“今晚七点到明天早上八点归我,明天早晨上班,你来拿。”他说:“这么多,你看得完啦?”我说:“绝对看完。你明早上来拿吗。” 那年月看了不少的书,都是以这种熬夜读完的。在那样天天加班剪布而谋求生存的夜晚,偶尔得以如此熬一个通宵看一夜的书,实在是一种太难得的“享受”啊!!一等太难有的乐趣啊!!古人有云:“至乐莫过于读书”!然而要活命的艰辛把这种“至乐”的“享受”也给剥夺了.偶尔才能够从那谋求生存的血泪生涯里挤出一点宝贵的时间去“享受”一回.这不是更加使人快乐更加令人去珍惜吗? 第二天早晨,马科富来了,我把手抄本还给了他。他说:“一晚上怕没睡觉啊?”我说:“还是睡了两三个钟头。”店子上那些人说:“曾师傅,啥子书那样好看吗?摆〔讲〕给我们听听吗。”那些跌宕的故事情节,那些悲欢离合的种种人间深情,似乎还在我胸中激荡不已。兴之所至,我说:“想听啦。好吗。” 我于是便娓娓道来:从那惊涛骇浪中,英雄救美讲起……绘声绘色……那等传奇的爱情故事,重重悬念,很快把她们吸引住了,全都放下了活计。聚精会神的听起来……有人轻脚轻手的给我递过一张凳子,有人给我送来一杯开水……有人在擦眼泪,有人在轻轻缀泣……有顾主上门来了,有人急忙过去小声说道:“请等等”。他们生怕我把这精彩的故事中断了…… 她们一个个聚精会神如痴如呆的听着故事,生怕我终断了这精彩而迷人的故事的那种情景迄今如在眼前。这是我唯一的一次给他们讲故事。这些人都没有文化,她们听得那样专注那样聚精会神。我实在不忍心“半途而废”。来的顾主也站在那里“旁听”而且也听得来津津有味,这裁缝铺似乎一下子成了“说评书”的场合…… 从九点摆〔讲〕到了十一点过。两个多钟头,当然有祥有略,但主要情节定然不会遗漏。从第一次握手,摆〔讲〕到了第二次握手。摆〔讲〕得她们唉声叹气!感概嘘唏! 故事刚刚一讲完,所有的听众全都跑了,跑的一个也不剩!蹩了几个钟头,全都蹩不住了!我想起来曾经读过的一首元代的“散曲”:描写一场元代“杂剧”的上演情况,那是一出喜剧,剧情很是滑稽、紧凑、看的人不忍中断,不敢离开,最后借一个看演出的人的嘴说:“一泡尿暴的我莫耐何,枉被这胪头笑煞了我!”李石锋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坐在那长板凳上,李石锋说:“听完了,我也该走了,口若悬河!!你看看这些人,全都是被一泡尿暴的来莫耐何!我这个吹牛大王的雅号看来该转送给你了!” 受过如此之多的磨难,看来我这“过目不忘”的能耐还没有被磨难扫荡掉。昨夜只匆匆看过一遍,那些生动的细节、曲折的故事脉络、我都还能够清晰的记得,我为我没有被磨难整傻而暗自庆幸。当然还有一个原因。书中故事在我胸中激起的波涛一时还没能平息下来,讲一讲,复诉一遍,也是一种倾泻吧。我年轻时候也曾经有过那么多美好的理想啊!!,可是她的翅膀一一都被无情的岁月折断了!我也曾经有过震颤心灵的那第一次握手啊!残酷的岁月把一切都毁灭了!没有了!永远没有了那第二次握手啊!这是我的,我们那一代人的悲哀!!时代的悲哀!!爱和被爱的权力,把握和追求理想的权力。都是最可贵的人权。我们那一代人没有。我们生活的那个时代。个性被束缚、理想被扼杀、才能被毁灭!这样的悲哀难道还不能够追思!追讨!还不应该去追思!追讨! 八十六 老娘又被林癞壳无缘无故的开“斗争会”,又毫无人性的叫人用大石头砸断了娘的手臂,浑身泼了冷水,引发了肺炎,被两个农民抬回我家里的时候,几天没有吃喝,已经气息奄奄了。我一边请医生来家里为之治疗,一边请曾三姨放下活路来专门照顾老娘。伍叔华也病情加重,住进了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下乡反城的老三、老四轮流去医院照顾。医药费反正公家报销,可以不愁,但是营养费用也是不少的。患病多年,一切积蓄均无,只得借债渡过难关。 老娘先逝世,死时八十岁。在那样残酷的境况下,在林癞壳这匹恶狼凶狠的撕咬之下,在那样惨无人道的可怕的折磨之中,在那令人发指的法西斯虐杀之下,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力所能及的努力了!实在无能保住娘的生命!她终于含憾倒下了!在频繁的一次一次的法西斯虐杀之下憾恨而逝!娘竟坚强的挣扎到了八十岁,充满辛酸、苦难的八十岁。真难以想象她是怎么熬过来的,怎么能够熬得过来的!!她坚强的承受了那么多的苦难,而且极力的把苦难隐瞒着!怕我因之而难以心安!可是当我知道了这些苦难之后,我更加的心如刀绞!更加的自责!对于那些凶狠的法西斯恶狼!我为什么毫无抗拒呢?我为什么丝毫没有采取一些能够减轻苦难的作为呢?我又能够怎么作为呢?在那法西斯体制和法西斯恶狼面前,谁能够怎么办呢? 老娘逝世后半个月。伍叔华也逝世了。半个月里接连死去了两个亲人!尤其是老娘死去的时候。我真是连安葬的能力也没有。组长周淑华到街道办事处去为我“讨”了二十块钱“救济金”。钱太少了。没有办法叫“火葬场”派他们的车来接。负担不起那笔派车的费用。正在为难之际。一个叫乔四的青年工人来店里作衣服。得知我的为难之处。便主动帮忙。先到他们工厂去借了一辆架架车,又到医院去借了担架。然后和曾三姨一起把娘的尸体从楼上抬下来。我们用架架车把娘拉了二十里地,风潇潇!路漫漫!一步一滴泪!一步一声哀叹!一步一把血泪酸辛!!送到火葬场火化了。买了一个最低价的罐罐把骨灰装了。乔四的家在农村。乔四知道我的难处,又主动的说:先把骨灰罐安葬在我们家的自留地里吧。我们去了乔四家,挖坑、造坟,一切都是乔四帮忙。还招待我和曾三姨吃了一顿家常饭。萍水相逢,如此盛情相助。我记下了这份情意,总想能够有机会回报一下,但由于各种因素至今未能,此生定当相报啊! 娘定然想不到三十年代她曾经为我父亲操办过那么盛大那么隆重的丧事.而今她的丧葬竟落得如此的凄凉!!我当然于心有愧,然而非不为也实实无能也!!这种愧疚只能诉之于天诉之于地诉之于茫茫造化!我连吃饭都如此艰难,那还有能力张罗丧葬!接连死了两个亲人,那种伤心程度。真是“三分春色描容易,一片伤心画太难!!” 忧郁伤肝致病的伍淑华死时只有四十多岁。真想哭!但欲哭无泪! 只是在整整二十年之后当儿子曾焰〔三十二岁〕被癌症夺走生命之既才嚎啕痛哭了一回。真是罕有的嚎啕痛哭!!这是一生的记忆之中极为罕有的一回痛心的哭泣。 我这一辈子青年被“坑”,中年丧偶,老年失子。人生的一切大不幸都降临到我的头上!!命运,你不公啊!太不公啊!其实这“命运”也是人为的! 更为不公的是还给我留下来一个患脑瘫的孙子。得由我照料,一切生活起居,吃、喝、拉、洒、睡,一切得照料.祖孙相依为命……而今我这八十岁已过之人,还必须每日坚持不懈作为日常的主要“业务”而“持之以恒”!!我还能够“坚持”多久呢???那昂贵的医疗费用,我的微薄的退休金一半多得用于孙子的维持药费……残疾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而脑瘫残疾人则是这弱势群体中的最弱势群体.既无生活能力更无生存能力.生活费用,医药费用,连吃、喝、拉、撒、睡……一切都得旁人照料.对于脑瘫残疾人,在美国等等许多国家全部医药费、医疗费、生活费都由国家承担.许多国家都是同样对待这等最弱势群体.在我们这个国家,却任何“表现”都没有!这二十多年来,我独自勉力扛着,没有得到过一切的任何的关照……已经扛了二十多年了,已经耄耋之年了,风前烛、瓦上霜之人了,真有点扛不住了,但还得尽力的扛下去,如果我一旦“驾鹤西去”!这个脑瘫伴癫痫的孙子---曾一彪怎么办呢!社会主义社会对之怎么办呢?去年八十岁,检查出癌症。于己而言,无所可惧,然想到我这脑瘫的孙子孤儿,既无生活来源又无生存能力,没有我了曾一彪怎样生存呢???不能不忧从中来矣!! 【中国工商银行 2303012501000240569 曾一彪】 办完了丧事,也就是在伍叔华死后的第三天。我在新桥头,遇到了蜀光中学的同班同学杨杰勋。杨杰勋是中共地下党员,本来是中共自贡市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因为对“三面红旗”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意见,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弄到农村去劳动改造了一段时间。后来“右倾机会主义份子”都被“甄别”,给了他个职务,在供销社作办公室主任。当然已经跌落千丈了。但他还是党员,还是“县、团级干部”。杨杰勋给我说:有个文件,你晚上到家里来看一下。当天晚上我去了杨杰勋家里,他给我看了中共中央发的《十一号文件》,也就是关于摘去全部右派份子帽子的决定。 “帽子”是那个特殊时代的专用名称。与“头衔”意思相类而意义相反的。“头衔”是褒意,“帽子”是贬意。专用于敌人和坏人的。地、富、反、坏、右。戴着“帽子”表示你还是那种“份子”。没有“公民权”的,摘去“帽子”表示你过去是那种份子,现在不是了,有了公民权了。然而在那个特殊时代,不管是戴着或者摘去“帽子”的份子,似乎在社会上都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有如那脸上刻下了的“金印”,一辈子都揭不脱,都同样的被打入了社会的最底层,革命群众总是“一视同仁”被视之为随时都可以在其头上任意拉屎洒尿的贱类。 老娘和伍叔华死时当然都还不知道这一个《十一号档》,含恨而逝吧。我看过《十一号档》之后好几天。报纸上、广播里才全文公布了,公布之后,在社会上影响还是很大的。 第三部 (87~96节) 八十七 头晚上抓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第二天早晨,红旗盐厂一个姓罗的就给我“吹”了。他的姐夫是市委宣传部长,市委当天夜间就得到了北京的电话通报〔当时最先进的通讯工具是电话、电报〕。而粉碎“四人邦”的消息,在过了两天才见报。现在还记得郭沫若那天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面的那首诗: “大快人心事 粉碎四人邦 更有精生白骨 狗头军师张……” 从而又想起了郭沫若在“大跃进”那年月,毛泽东号召全民“大干快干”之既,郭沫若用大跃进的“干劲”,在十多天里“大干快干”出来的那一百首“百花诗”。以一百种花为题,一花一首诗。喻“百花齐放”之意。有时候一天可以“干”出十多首。当时毛泽东提倡“多、快、好、省”。这当然堪称“多、快”的模范。至于“好、省”否,那又当别论。那是一百种,花,数数看,你数得出几种花?几十种花名来?即使你是学植物学的,这道考题定然也有相当难度。既然博学多才的郭沫若才子已经“干”出来了,什么碗豆花、胡豆花……连狗尾巴花、打破碗花花……都入了诗。可是都凑不够数,只得把那些常人听也没听说过的,从《辞海》、《植物学典》里面去把那些古今八怪的冷僻的花挑出来都凑合进去。 唉!实在是对于诗的糟蹋!对于花的糟蹋! 于是又出来了个画家,定然也不怎么明白。好在可以学着郭沫若才子的榜样去对照着《辞海》、《植物学典》之类依样画葫芦。画家给郭沫若的每一首诗韵及的花都配上一幅画。这样的画当然也有注解、说明的用意。让你通过此画能够去直观、形象的明白此诗所韵及的古今八怪的花就是这模样。看过画你都还不明白那花、那诗。可真是孺子不可教也。赶急出版、赶急全国发行。此乃“大跃进”模式之一种……较之《女神》、《火把》、《向太阳》……真不知道该把它叫作什么? 而这“百花诗”放过之后,只能使人想起“井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取其末字“放”、“鸣”。颠倒之。“鸣、放”之由来。一九五七年春提出“大鸣大放”,结果是一个个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一个个都已经噤若寒蝉了,你还要摆弄那个“百花齐放”怎能不叫人想起“井绳”呢? 唉,你能不叹服郭沫若才子“跟”得“勇敢”“跟”得也太无赖!! 还有赵扑初的“哭江青”的一首词:“哭西尼,哭东尼,而今哭自己……”西尼是尼基大。赫鲁晓夫垮台之后,赵扑初填的一首词。一时脍炙人口,东尼则是尼赫鲁垮台之后,赵扑初填的另一首词,加上哭江青这首。三首词都曾经脍炙人口,传诵一时。“四人邦”垮台之后,文人雅士都为诗为文大肆讨伐。一泄十年来的怨恨 ---------------------------------------------- 讨江青檄 荣华富贵若浮云 几条手绢了残生 助纣为虐罪非轻 代夫受过亦鼲鼢 飞扬跋扈一时飏 坠落囹圄自神伤 上海滩头衔泥燕 飞入窑洞变凤凰 凤凰落毛不如鸡 怨天尤人空悲戚 唱作功夫难入流 几度峥嵘几度呲 血溅山河太猖狂 罪留千古斥妖猖 祸害黎民能一时 遗臭万年乃自戕 --------------------------------------------- “四人邦”被粉碎之后,在我们这样的社会底层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生活依然穷困,物质依然紧缺,购物依然要票证,排队等轮子的行列依然长长的,人们的心情依然暗淡,希望依然渺茫。 在小老百性眼中可见的变化,便是大街上增加两条新出的大标语。一条是“你办事我放心”据说这是毛泽东给华国锋的遗言。每天的一切报纸上面都在最醒目的地方用大号字形写着这“你办事我放心”,大街小巷无处不有。 不久,自贡市第十七中学的校长林叔明。专程来光大街那小缝纫店里找我。她开门见山的给我说:他们学校里差语文教师。她去找了中共自流井区区委组织部长。陈部长第一个向她推荐的就是我。而且把档案给她看了。所以她来找我。来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当然还有面试的意思〕。 对于教师这个行当,我实在是最不愿意,挑到最末我也不想挑的一个行当。潜意识里还有着厌恶!因为我对于现代学校毫无好感!我五十年代初期干过市团委宣传部长。中小学是团的“重点工作阵地”之一。 2009年1月。我在美国发表的一篇文章《人奶与狼奶》中有如下记叙:“更有甚者。我们开始被迫的【也有主动的】跟随着用狼奶去喂养更年轻的一代,更下一代……用狼奶养育出一代代的狼崽!人性被视之为罪恶!狼性被视之为神圣和崇高,兽性被视之为不可侵犯的最高准则。强大的意识形态灌输——全民“换脑筋”。湮灭人性,张扬兽性。狼奶驱除人奶的目的和结果。我们的教育必须“从童年抓起”……必须从狼奶里去灌输了如下内涵:其一是残暴的兽性启蒙:从1950年开始的镇反运动、土改运动、三五反运动……等等一系列的阶级斗争运动。提供了鲜活的丰富的场合和教材。那些残暴的杀人手段和场景。在“旧社会”是很难以看得到的。而这“新社会”却男女老少人人都必须去杀人现场,去“提高觉悟”“接受阶级教育”。那些残暴的杀人场景,连成年人都看得毛骨悚然!未成年人受到的惊恐可想而知。更有甚者。儿女必须去现场观看父亲如何被“敲沙罐”,亲眼看到那鲜红的血柱喷洒!灰白色的脑浆遍地!还得逼着他们随人群声嘶力竭的呼喊口号!“积极”的讨论发言谴责罪恶的反革命份子父亲!对于那些弱小的心灵的蹂躏和摧残真是史无前例!这是一场血的洗礼。全民的,男女老少都无法逃脱的必须接受的残暴的兽性启蒙教育…… 其二是严酷的奴化教育: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在历次阶级斗争的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兽性十足,狼性十足者便得到赏赐,步步高升。狼奶把这些兽化了的新生物种喂养“壮大”了。他们感恩狼奶。感悟了狼奶的威力和奇效。当然继续吸食狼奶,而且以狼奶去喂养培育他们的群伙。使得狼奶壮大他们的狼群!狼奶便更加的神圣化。更加的被颂为“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真理。有两句广为传唱的歌词——“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要全民都成为“战士”——全民皆兵!而且要“最”听,不是一般的“听”,“党”的也就是“毛主席”的话。要“指到哪里,打到哪里”。无限忠诚,绝对服从。愚兵愚民。全民成为“毛主席的”“党的”最驯服的工具!要最驯服的工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要人人都心甘情愿的作为忠诚的炮灰! 其三是间谍教育。人人都必须绝对忠诚。然而是否忠诚,是否能够绝对忠诚。则必须“互相监督”,“相互监视”以求得到保证。因此在全国,全民,每个角落都形成了蛛网般的间谍网。“积极分子”无处不在。告密,相互告密。无处不在。男女老少要求得“进步”,必须“靠近组织”。“靠近组织”的最好表现便是“回报”——“回报自己”“回报旁人”——也就是告密。主动成为免费“线人”。告密者之众多。绝后空前!空前绝后!!凡是有活着的中国人的角落——大、中、小学校,工厂、农村、兵营、监狱、机关……一切一切处所都提倡告密,以各种方式奖励告密者。要想入队、入团、入党,升官、提级、获奖、当先进……首先必须“靠近组织”,告密是“靠近组织”的最好表现。如此严密而庞大的间谍网络史所未有,世所未有……”学校是对于学生进行“灌输”和“控制”最有效的机制。上述三条即是“灌输”和“控制”的体现。而共青团组织则在此“灌输”和“控制”之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当然教师更是起到主要的作用!因为你只能够遵照“教材”、“文件”、“课本”去进行讲授【灌输】,必须维护正常的次序【控制】。不能够违犯现行的体制。否则,你就会倒霉!倒大楣! 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完蛋,体制没有多少不同,所以我也就开门见山的告诉林淑明。我不想教书。第一次谈话没有结果,她希望我考虑一下,很诚恳的表示欢迎我去。没有几天,林淑明和语文教研组长周代才一同来了,有进一步面试的意思。周代才提出了一些专业问题,似随意而实含“考试”的用意……这一次似乎更坚定了他们邀请我去的诚意。 而更为主要的,《十一号文件》公布之后。所有的右派份子们依然各自还在原地踏步。还没有一个人变动原有处境。当时对于摘帽右派份子,何去何从,传闻颇多,哪些人可以“改正错划”?那些人又不能“改正错划”?哪些人可以恢复公职?哪些人又不可以;哪种情况才可以恢复党籍恢复原级别?哪些情况又不可以……等等。右派分子对于如此命运攸关的问题,都还悬着一颗心。据传规定的条件很复杂,似乎操作起来也困难甚多,所以帽儿虽然没了,每个人的前景到底如何,命运如何?还是甚感渺茫,甚多忧虑。命运都掌握在那些“操作人”的手中,“操作人”的水平肯定参差不齐,依然“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在中国这么个特殊的政治环境里干之类事情暗藏各种玄机。任凭那些手艺不同的匠人来宰割。如果“尺码”定得不“死”,操作起来随意性就大。“宰”下来肯定“肥廋不匀”。你能不耽忧吗? 所以右派份子们得知此一情况,都耸踊我先去看一看,李石锋也耸踊我先去看一看…… 一则盛情难却。二则流落江湖二十年!饥寒交迫的窘迫,也迫切希望改变处境。于是我成了自贡市第一个改变现状的摘帽右派份子。我和大家都希望先去看一看,在改变现状之后,会遇到些什么现实问题?依然是犬彘之食呢还是可以吃点糖吃点肉!?对于现在而今这种社会最低层的生活状况能得到多少改变?经过了二十年的苦难生涯,谁不急切的盼望着命运能有所改变呢!如果“出去”之后还是被视为“劣等公民”,什么“落实”、“改正”之类还有什么意义呢? 只是在好些年之后,当右派分子朱镕基当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总理。右派分子族似乎才感到获得了一定程度心灵的解脱! 我抱着去看一看的打算,而学校方面当然更得“看一看”我。一个把书本、纸、笔、墨、砚束之高阁整整二十年的人,被二十年的风、霜、刀、剑折磨死的、折磨傻的、折磨癫的、比比皆是。十七中在文化大革命时候就整癫了一个姓陈的语文教师。一直因疯癫而至死。在全国三百一十七万右派分子中已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死去的到底有多少。没有人会公之于众的。估计其数目不会少的。应该是绝对的大多数吧!我虽然看起来还没傻、没癫,经过几番“面试”,外表还算“合格”。但能否登上讲台,而且这是高中毕业班的讲台,两个班,即将高中毕业的一百多个学生,当然得十分慎重。 林叔明要我先在语文组十多个教师前先“试讲”一下。当然也就是“进门考试”的意思。但是,我想,我不应该作为去迎接“考试”的“学生”。反过来,我应该把这些人视为“学生”和听众。我应该作为课堂上的“主宰”。“居高临下”的去施展我的“全能”,展现我的才华,发挥我的口才,显现我的风采。我既来之就必须去“征服”他们。 2004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回到中国大陆。在清华大学讲课。为大学一年级的“毛头”班讲基础课。中国中央电视台在《大家》栏目采访时候。八十多岁的杨振宁说:“上课就是一种表演,应该进行设计。”说的太精彩了!从此之后,我先后上过好多次的“公开课”,还颇有点“档次”的“公开课”。去上这些“公开课”,我都以“展现”的姿态,之前一定得认真准备谋划。因此也都能够成功。而且为这个自贡市第十七中学很“赚”得了些天大的大“好处”,这是后话,暂此打住。 我的“展现”也就是杨振宁说的“表演”,我的“认真准备谋划”也就是杨振宁说的“设计”。所以只能说真乃“不谋而合”。 我选了高中毕业班课文中一篇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这是李白的浪漫主义的一首代表作。我想要讲好这首诗,进入诗中的意境。关键在于把握好这个“梦”字。游天姥山并非真游而是“梦游”,梦中可以亦真亦幻,尽情展开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尽情抒发他浪漫主义的豪情……月亮可以伴他飞翔,月亮可以陪他饮酒……月亮是真的,而伴他飞翔、陪他饮酒是幻的。由此切入去营造诗的意境。才能去探求李白那种超脱现实,追求一种比现实更美妙、更虚幻、更奇异的境界的瑰丽情怀。而现实却处处都“使我不得开心颜”,因为必须“低眉折腰侍权贵”。不愿“低眉折腰”,努力追求自由,是激发李白超脱现实,狂放豪情的两个基本点。从这两个基本点才能去探求诗中天马行空的想象和浪漫主义的豪情,以超脱现实来体现他鄙夷现实反抗现实的内心世界,以及内心世界的烦恼、苦闷、抗拒、逃避的种种复杂情怀…… 因为是给学生讲课,所以还必须落实到字、词、句上。得讲清楚字意、词意、段落、结构……等等。比如在讲字、词上。诗中有关于几种动物叫声的描写。我予以生发开去。我讲:外国文字对于各种动物的叫,鸡叫、猫叫、狗叫……都是一个“叫”,我们的汉字则不同:鸡鸣、狗吠、马嘶、牛牟、羊咩、猫咪、虎啸、龙呤、狮吼、狼嚎、莺歌、燕语、猿啼、熊咆……一字之别,真是绘其声、状其形、传其神。世界上还有哪一种文字能有我们的汉字如此的丰富、如此的精妙、如此的深邃、如此的博大精深!! 我是第一次讲中学的语文课,“没吃过猪肉,看见过猪跑”。我听过老师讲课,听过名家讲演,康乃尔就是一个讲演名家,听过这样的名家还不少。 这次“初出茅庐”遇到的“进门考试”是在这十七中的书记、校长、教务主任、十多个语文教师面前进行的。讲了两节课。按照他们“领导班子”的事先计划。是在我讲课之后,要这十多个听众来个“评头品足”、挑挑毛病、鉴定鉴定、看看能否凑合、是否合格,才能最后考虑能否“进门”。 等我刚刚一讲完课,还没有按照惯例,等领导班子碰头去研究研究,教务主任何伯成便立即“自作主张”说话了。这位何伯成数学教得很好。以后被评为中学数学特级教师。〔中学的高级教师很多,而特级教师很少很少。〕所以对于教书这一行,还是“识货”的。何伯成说:“今天这堂课。讲得很成功、很成功。大家散了吧。就这样定了吧。”我听到何主任口中说出“很成功”三个字,而且还重复了一遍,我的心放下来了。因为“没吃过猪肉”啥!“进门考试”“过关”了。大家散了。留下了何伯成、胡绩策、沈盛伦和我。研究分工。胡绩策是个老教师。出身豪富之家,系贡井有名的豪门“胡元和”家的少爷。“解放”之前,大学毕业之后,到国民党的“少年航空学校”作过“英文教官”。“少年航空学校”实际上是国民党空军预科学校。要求很高的。胡绩策在那里参加了国民党。 胡绩策乃饱学之士。兴趣广泛。“英文”自不必说。在校的英语教师经常都要来“麻烦”他,请教些问题。第一次国际奥林匹克中学数学竞赛,一共七道题。有个数学教师在课间休息那十分钟里,把题目拿来语文组教研室,因为他自己只解了两道题。知道胡绩策的水平,胡绩策一上手随意就解了四道半。而我只解了三道半。其它的语文教师不敢问津。中文方面的博学多才更不必说,本来在《自贡日报》作编辑,就因为有参加过国民党这个“历史问题”。故尔弄来教书。胡绩策一开头说了句:“很多地方,我都要向曾老师学习……”这简单的一句话,很使我感动。因为这是一个老教师对于我今天的“进门考试”的评价吧。象这样的一句话,此情此景会使人记忆一辈子怀念一辈子!!而有些语言,那怕也只是一句,却会使人怀恨一辈子也记得一辈子。“利刃伤人创易合,恶语伤人痛难消!”。虽然只是一句话,那与人为善,与人为恶的不同也裸现了这么一个是什么样的人, 可惜的是胡绩策老人、好人、退休以后不久患肺癌逝世了,时年六十岁多一点。大半生被压抑得“夹起尾巴做人”能活多久呢? 从此开始了我“吃白墨灰”的生涯。这时已经四十六岁,近“知天命”之年啰!学校给了我每个月六十六元的工资。那时候一个二十级干部,一个六级教师的月工资是六十四元。所以给我的价钱不算低,在当时的十七中学校里面,算是高的了。当时十七中拿这种级别的连我在内只有五个人,胡绩策是其中之一。这些情况传到右派份子们耳中,使得他们甚感欣慰,因为我是第一个去“吃猪肉”的啥。没有为右派份子族丢脸。都说:“老曾第一炮就打响了!”当然其含意,不仅只是为我自己打响了,也为右派分子族打响了。 八十八 我在十七中过了一个学期,第二个学期开头,也就是《十一号文件》之后将近半年吧,中共中央发了个《五十五号文件》也就是“关于改正错划右派份子的通知”。对于整错了的反革命份子叫做“平反”,对于整拐了的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叫做“甄别”,对于既整错又整拐了的右派份子叫做“改正错划”。取这些名目的人可也真煞费苦心。通似乎还是通的,可是其“内在意义”却差异甚大。而且老百姓听起来太深奥了点。整不懂,老百性说:“右派份子挨整了二十年,改造好了,认了错了才摘了帽子,放出来了……”因为在文件上是依然宣称毛泽东反右派斗争运动是“正确”的。既然毛泽东是正确的,当然右派份子们就是错误的啰;那为什么把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都整错了、整拐了,你那个运动还能说是正确的吗?你还有运动的必要吗?推敲起来这种文字游戏虽然糊弄人一时。但也必然会和那个强词夺理的无法自圆其说的“正确”论成为历史的笑谈!历史一定会把这些无耻文人玩弄的文字游戏和历史同时予以澄清的! 《五十五号文件》说右派份子们大多是“有用之材”,要给他们工作。对于党籍、职务、工资待遇……等等作了些原则性的公示,当然还有不公示的操作细则。这也是共产党的规矩。公开讲给公众听的和暗箱里操作的都是“两本账”。暗箱操作,年年如此,历来如此,永远如此! 以中共自流井区委的名义通知辖区内所有的右派份子大概有五十多个,大多是流落江湖、生计维艰的。到中共自流井区委开会。用的最低一级的开会形式:右派份子们排排坐在下面、但没有果果可吃,开水也没有,烟、水自备,有点象宣布释放战俘那种冷漠僵硬的状态。上面一张桌子,放了几个茶盅,有几个领导出面,由区委书记很慎重的宣读了中共中央《五十五号文件》。然后有两个事先布置好了的右派份子代头发言,说些“拥护”、“颂扬”、“感激”之类的“感恩载德”表白。这都是几十年传继下来的规矩和程序,依然得如此这般的照着办.然后自由发言。说话的不多,心情各异,我即席来了三首词《喜春来》,还记得其中几句: “襁褓扶将赛我长 磨砺未折骨异强 四化唤我从头越 望前方!” 其中多少辛酸、感概、忿概、奋斗、希望,当然还是一首应酬诗 《五十五号文件》规定,工作安排由所在地解决,一律不得反还异地,更不得回到原单位。据说原因之一是以前打右派分子的那些打手大多因为能打等等功劳而已经居于要津。怕有诸多不便之处。人虽然不让回去,但那“错划改正”。则由原来整你的单位来弄。错划改正的工作早在五十五号文下来之前就已经开始好久了。 我因为是“反党集团头子”、“极右份子”有感予对“反党集团”的“喽啰”们似乎还对他们有着点“牵挂”、“义务”之类歉疚的感情。当然更担心我这个“头子”是否由于“罪孽深重”,而被归入于不同于一般右派分子之列,不属于“错划”,而不在“改正”之列。于是连夜连晚的把二十多年以前。学校当局整我们的那份“关于学制改革领导小组活动情况”。发给全校师生员工讨论了几个星期的材料。以后又全部收回去烧毁了。我“偷”了两份起来,这是这人世间仅存的“历史文件”藏在我那小窝的夹壁里,所以抄家时候未被发现。这回有用了。因为这是实录,而且是“官方”专门组织好几十个人整出来的。我把那几万字的“材料”连夜连晚抄了一份。辛苦劳累很多天,我把材料“手抄本”很慎重的用挂号信寄给重庆师范学院党委。请他们作为参考,而且慎重声明:“若要原件,将拍成照片给寄去。”原件必须自己保存。 第一次收到重庆师范学院寄来的“关于曾国一同志改正错划右派份子的通知”,改正到是改正了,但留了一条长长的“尾巴”。我回信据理反驳,坚决不同意。不久,重庆师范学院专门派了”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两个女同志来我家里。天气很热,我请他们喝了两杯凉开水,彼此都很客气,交谈了一个钟头。她们回去后不久,又寄来了第二份“通知”。“尾巴”宰去了,但觉得总还是有那么一点令人生厌的“哚哚”。我又回信反驳,依然不同意第二次“通知”里面留下来的“哚哚”。最后,来了第三次通知。这一次很干脆:“决定对曾国一同志被错划为右派份子予以改正,恢复公职,恢复原有工资待遇,恢复共产主义青年团团籍。”不久还寄来了补发的“毕业证”、“团证”、“团徽”。面对之物,年近“知天命”之人啰。当然哭笑不得。所谓的“错划改正”全部过程亦即如此而已。没有向右派份子认错,没有道歉,二十年的苦难,大难而不死!连“对不起”也没有谁向右派份子说一句!!整你是毛泽东的“恩赐”,“改正错划”也是毛泽东的“恩赐”! 大概右派份子们的如此“改正错划”的操作过程都经过了如此这般的“留尾巴”,之后“宰尾巴”留“哚哚”,最后“干脆”的三部曲。当然这只说明“刀把手”们,受“左”的熏陶、束缚太久,不敢“妄为”的状况。最后敢予“干脆”、“不留痕迹”,据传还是胡耀邦“发话”的结果。 其实在毛泽东时代,每次运动整人的时候,诬陷、捏造、夸大其词、无中生有、无限上纲……是屡见不鲜、司空见惯的事情。所以运动之后,给挨整的人作的“结论”,不乏不实之词。要拖一条尾巴,胡耀邦得知此情况之后,发话来个“痛快的”、“一个字不留”。我这个“头子”都“干脆”了,当然几十个“喽啰”也通通的“干脆”了。 最倒霉的是两类人:一类是张伯钧这几位“真”右派。据说中央有五个。全国三百一十七万右派分子之中最后还是留下了九十六个。若果一个“真”的也无。而又要说反右派运动是正确的,岂不是“瞎子见鬼”,这怎么自圆其说呢?为了说明反右派斗争是正确的,当然必须有“向党猖狂进攻”的“真”右派的存在。那怕留下五个也好!!留下九十六个也好。这么可怜的珍贵的稀世之宝,是为了使得“正确”的“反右派斗争”名垂千古,当然反证之必须得有你这几个“真”右派来遗臭万年了!!真能流传千古的到是这些个稀世之宝!! 象右派分子陈子展胆敢于宣称:“要我承认什么错误,先砍下我这颗头!”在那种恐怖的残酷的暴力政治的威逼之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整体的堕落,多数知识分子被逼得麻木而耻辱的缴械自己的人格和尊严,麻木而耻辱的埋葬自己的人格和尊严!无可奈何!!而竟有陈子展这样的“花岗崖脑袋”!!当然象陈子展这样的花岗岩脑袋还不仅只此一颗,还有若干若干颗。当中国知识分子犹如片片黄叶纷纷飘零之际,也还真有一些传继着中国传统的虽经风霜刀剑依然傲霜斗雪的“宁可抱香枝头老,不随黄叶午秋风”!的坚硬的花岗岩脑袋!!这样坚硬的花岗崖定然会流传千古!! 另一类人是当了二十年右派,按照“右派”“规格”对待你整你整整二十年,而今说你不是右派了,因为你那个原单位找不到你的右派档案。二十年白挨整了,未来还不知所踪。 右派份子们先先后后一个个都由“落实政策办公室”“落实”安置了。给了一个饭碗。多年以来沉积的恶果,当年依然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机关超编,但是右派分子必须予以安置。没有谁敢予不安置。所以安置起来,困难也很多。安置的情况也大有差异。因之右派分子们得到的饭碗也大有差异:有机关的、工厂的、全民、集体、都有。金饭碗、铁饭碗的较多,也有弄到集体所有制工厂去的,后来之类工厂倒闭了,饭碗也被打破了的也有好些个。 李石锋被安置到自贡市第十中学去教语文。但他一天课也没去上。年过花甲,中气不足,办了退休。〔叫他的五女儿去办了个“顶替”〕他去的时候给他二十三级,[比我还低了三级!!]月工资只有四十多元,办了退休以后更少了,还不到四十块钱。难以维持,于是重操旧业,拿起笔竿,想以卖文来添补。文章不值钱啊!三十块钱一千字,一篇杂文也不过千把字。几年间先后在《人民日报》副刊《大地》……等等刊物上面发表了几十篇……退休之后身体很不好,收入太少,但勉力支撑。整理了以前写的杂文,辑成了两个集子,当时出之类归入“严肃文学”类的书籍得自己掏钱,或者包销之类。自己吃饭都艰难,那来这笔巨资。集子放在出版社,等待着“缘分吧”…… 退休之后没有几年“遭”了个喉癌。没有拖多久,死了,死时六十六岁。写了一百多万字的杂文,其中不少精品,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出过一个集子,已经无存,死前整理的两个集子,没钱去出版,来在世上走了一遭,赤裸裸的来,赤裸裸的去,不留一字,实也干净。 只是故交们有些过意不去。侨居美国的毛一波寄来了一些钱,故交们集了些。勉力为李石锋出了一本很薄很薄的纪念文集。其中选了李石锋的一些杂文,聊作“雪泥鸿爪”一现予人世间!! 全自贡市的右派份子,只有王泽隆一个离开了自贡市。中共中央组织部一个副部长打电话来自贡市专令调回北京的,回北京,安置到教育部作了个司长。 右派份子们最关心的还有一个票子问题。白挨了二十年“坑”,难道就一点表示也没有吗?其它从监狱里放出来的以“冤、假、错”案平反了的,都算清了账,文化大革命挨整的,也全部补发了工资。右派份子这二十年的账怎么算?算还是不算?对那血汗淋漓的二十年,能不关心吗? 对于这笔账怎么算?传闻很多,多种版本,右派份子们等着发财吧!一说中央在某市搞了“试点”,对于这二十年的工资,分别情况予以补发。对于在当年被“一切抹光”的,从“抹光”之日算起,工资全补。对于被降级降薪的,从降之日起计算,补足降前的数额。那笔账算下来据说有补发一万块的、近两万的、少则几千的……这在当年是个非常非常惊人的数目。当年还没有“万元户”之说呢。右派份子对于此一算法觉得也可接受。差强人意吧.虽然挨了冤枉,吃了那么多的苦头,人还没被整死,总比死了的幸运.也不想多要你的,这应该给我的就算给我吧。又说,这个数额太大了,要一百个亿,没有钱。一个什么外国的什么什么机构,愿意出这一百个亿来给右派份子,但中央不接受……又说宋庆龄向上头表态自己愿意去酬划这一百个亿,中央不同意。 最后说是只能有个“小表示”。重庆的右派分子来信说,在重庆的右派份子按照一份三百块,五百块到七百块。人人有份。几百块钱在那个年月也是一般干部好几个月或是一年多的工资,也不算小数目。当然比起二十年“明算账”动撤上万块钱相较,是太少了,几十倍的差距,虽然不“明算账”但也聊胜于无啊! 到了这个自贡市。聊胜于无也盼了个空。大多数右派份子一文钱的“小表示”也没有盼到。再后来知道中央这笔“小表示”的钱是拨到了自贡市的,可是市里却只拿出了很少一部分,悄悄的发给了少数的右派份子。而对于大多的右派份子采取了“保密措施”。把大多数的钱挪作它用了。这消息传开之后。当然激起了大忿怒。少不了骂这些狼心狗肺的混蛋们。对于那血汗淋漓的二十年!这么一丁点的“小表示”,也忍心挪用了,真是狼心狗肺之徒! 那一届市政协里。我们学校的右派份子王明慧,我有个弟弟曾纯一也是右派份子,是律师,是那一届的市政协委员,联络了几个右派份子市政协委员,弄了个提案。要求追查此一挪用事件,结果不了了之。在这么个倒霉的地方,你只得自认倒霉。 后来,重庆师范学院第三次的“改正错划”通知书来了之后才恢复到了二十级。那是一九五二年全国首次评定国家干部级别时候被评定的。那时候国家干部从一级到二十八级: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是一级干部,一个月工资五百来块钱,中央正部长是四级,工资三百多了……十七级是县级,十九级是科级,二十级是副科级,月工资是六十四块钱。二十二级月工资五十来块钱,正好是最高的一级月工资的十分之一。当然,除了工资之外,还有诸多等级不同的“富利待遇”、特殊享受之类,这种“隐形”、“灰色”的“实惠”以官阶的大小,其差距则非十倍之差,百倍、千倍也难以计算的了。 我这个二十级从一九五二年全国首次评定拿到一九八五年,历经三十三年,〔其中二十年当右派分子期间还一文不鸣!〕官运亨通的自然已经爬了多少个台阶了,上升四、五级的都有。到了一九八五年,中央下令象我这样五十年代初期参加工作的要一次调升两级,才调为十八级,一辈子也就调升了这么一次工资!二十级相当于教师六级。月工资都是六十四元。以后变成了十八级有八十元,在自贡市当时的中学里面算是工资高的了,就这样在十七中留了下来,继续教高中毕业班的语文课,干这“吃白墨灰”的营生。 ---------------------------------------------- “共产主义实验宣告失败”祭 ——圣·安德烈勋章 2011年3月2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克林姆林宫授予戈尔巴乔夫俄罗斯最高荣誉圣·安德烈勋章。 同时,俄罗斯民间出现了自发的“感谢戈尔巴乔夫”运动。俄罗斯人用各种形式对戈尔巴乔夫结束了苏联共产党的一党独裁统治表示感谢。称之为“自由俄罗斯之父” 黑风消散二十年 试验失败已昭然 七十四年空悲戚 困扰人类几迁延 国际共运告终结 社会主义同诀别 对立阵营一时崩 和平理性坦途揭 消减核弹订协议 柏林墙塌德统一 欧洲同屋新思维 东欧十国猪栏弃 谴责诅咒狠批判 诋毁谩骂如霰弹 修正主义大叛徒 悲悯信条坚若盘 辞去总统退掉党 一介平民坦荡荡 权势暴力如粪土 自由人道永张扬 此前获勋冷楸楸 而今授勋热遒遒 人心向背昭然现 迟来荣誉天道酬 修正主义这头衔 摘掉帽子似腼腆 老庚再熬二十年 送你一盏老白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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