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遺忘 留下歷史 
第四期 （友誼交流，非賣品）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五日 目 錄 風雨同舟六十載──歷史與現實的反思（之一） 謝 韜 中央高級黨校的整風反右運動 杜 光 共產主義殉道士陳璉 鐵 流 淚眼問蒼天，誰是作惡人？！ 李才義 我在“監中之監”里度過“文革”（之三） 石天河 萬惡的“舊社會”也有言論自由 嚴家偉 文革軼事之二：改名風波 任蘅芳 “五七”檔案 李才義 陳端金 馮志軒 幾份小右派檔案 茆家升 友誼回聲 彭一志、戴傳熹、黃一龍等 風雨同舟六十載（之一） ──歷史與現實的反思 謝 韜 我與李慎之是交往了六十年的老朋友、好朋友。我們曾經共榮辱、同浮沉。即是在我當“反革命”，他當“極右派”的日子裡，我們也是心心相印、肝膽相照，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去年他病在北京的時候，我也病在蓉城。我們“一起”去見馬克思，這一次他留了下來，我卻回來了。我為什麼回來？在跟李慎之交往長達六十年的朋友中，除我之外大 多數人都離開了人世，許多事情我不說，別人也許無從知曉。經過近一年的休養，我初步恢復了健康。我雖然已經8 3歲了，但我還想把李慎之沒有辦完或沒有辦成的事情繼續辦下去。在他逝世一周年的時候，我寫這篇文章作為對他的紀念。 在這篇文章中想談兩件事情：一是我跟李慎之六十年的交往，二是通過對歷史與現實的反思，了解李慎之思想變化的來龍去脈。談第一件事的目的是為了幫助大家理解第二件事。眾所周知，李慎之在晚年，特別是去世前的最後十年內，他發表的文章是如此光彩照人，就像燎原之火在中國大地不脛而走、迅速傳播，引起了國內外研究中國前途的人們的關注，如《周易.繫辭上》所云：“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這篇文章將着重說明李慎之思想的發展過程和來龍去脈，從中可以看出：李慎之思想不是他個人心血來潮的產物，他的思想是曾經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毛澤東時代”生活過的幾代中國人、中國知識分子，對歷史與現實深刻反思的結果。 我跟李慎之成為朋友，從1 9 4 3年開始，直到2 0 0 3年李慎之去世，正好是六十年。1 9 4 3年時，日本帝國主義已全面入侵中華大地，國民黨幾百萬部隊潰不成軍，大片的國土淪陷於日寇之手。不願做亡國奴的大學生，都隨着學校遷到大後方的四川。李慎之（他當時的名字叫李中）是燕京大學的學生，我（當時的名字叫謝道爐）是金陵大學的學生，我們先後來到蓉城。面對日寇入侵，大學生個個熱血沸騰，國民黨不僅抗日不力，而且一黨獨裁、政治腐敗，廣大勞苦民眾生活在極端的貧困之中。反獨裁、反腐敗、反專制，爭民主、爭自由，全民抗戰不當亡國奴，成了包括大學生在內的中國人民的共同呼聲。為了商討救國之策，大學生們以各種名目成立了秘密的或半公開的社團組織。當時燕大成立了“憲政研究會”和“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參加人除李慎之外，還有王晶堯、劉克林、王守義、王文星、衛永清、李原、卞重雲、崔巍等。金大成立了“現實文學研究會”等群眾團體，參加者除我以外，還有王宇光、方然、郭挺章、白永達、肖焜燾、劉崎行、彭塞、趙一鶴、賈唯英等人。在成都的其他大學也成立了各種抗日救國反對獨裁，要自由要民主的社團組織。最初我們這些組織間都是秘密接觸，由於我同王晶堯相識，劉克林是從我的家鄉自貢市的蜀光中學畢業的，通過這層關係逐漸與李慎之熟悉起來，李慎之與我有相似的家庭和教育背景（我們都是書香門第，又都在教會辦的學校中念過書，受到過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洋文化的薰陶，無論是古文、現代文還是英文都學得不錯），談起話來十分投機，彼此間只恨相識太晚。隨着各社團組織之間的交往日益增多，我們開始聯合行動。先後在成都組織了三次大的活動。 五所大學（燕大、金大、齊魯、金女大、華西）的12個社團在成都望江樓聯合召開座談會，會議決定舉辦“國是報告會”。報告會邀請了參政會的參議員張瀾，無黨派知名人士吳貽芳，及青年黨的常燕生等出席並講演,參加會議的學生和各階層人士達2 0 0 0多人。這麼多的人參加集會，在當時的大後方是十分壯觀的。張瀾在會議上強烈譴責了國民黨的一黨獨裁，主張民主和自由。這是1 9 4 1年皖南事變後，大後方最大的一次民主集會，在國內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連國民黨的很多報紙都報道了會議消息。會後1 2個組織還辦了一個叫“青年園地”的刊物。這次活動得到了中共南方局的大力支持。 第二次大的活動是“市中事件”，這次事件是因為成都市立中學的校長，調動警察毆打了要求抗日的學生。我們12個社團立刻組織“市中”學生，到各大學報告警察毆打無辜中學生的暴行。11月11日，6 0 0 0多名大學生和中學生義憤填膺，在成都大街上舉着標語高呼口號，浩浩蕩蕩示威遊行，號稱成都學生萬人大遊行。遊行學生包圍了四川省政府，要求會見四川省政府主席張群，張群派他的秘書出來會見遊行學生，學生不答應。最後由五所大學派出五名代表，跟張群對話。學生代表向張群提出四項要求：嚴懲市中校長；向學生賠禮道歉醫治受傷學生；免除成都市長余中英和警察局長方超的職務；保證警察和特務不得進入學校干涉學生活動。當時擔任燕大學生自治會主席的李慎之，是五名學生代表之一，也是跟張群對話的主要發言人，他說起話來理直氣壯振振有詞，多次駁得張群啞口無言，最後張群同意了學生的全部要求。據說張群在事後還請示了蔣介石，得到了蔣的同意。儘管國民黨政府沒有真正履行諾言，比如方超免職後調到重慶接着當警察局長，當時重慶是陪都，方超實際上是升了官。儘管如此，學生們還是十分高興。 第三次活動是在1 9 4 5年5月4日，舉辦了“五四”燭光晚會。九所大學兩千多人聚集在華西壩，聽文幼章、葉聖陶、沈體南和陳中凡講演，李慎之是晚會的組織者之一。講演人發揚“五四”精神，宣傳民主與科學（“德先生”與“賽先生”），並對蔣介石的專制和獨裁，國民黨的腐敗和無能，進行了強烈的批評。會後遊行學生舉着自製的火炬，沿成都主要街道環行一周。 學生運動得到共產黨的支持。在共產黨的黨報上，曾經如此讚揚過在抗日和解放戰爭時期爆發的愛國學生運動：“‘五四’運動以來三十年的中國史，就是學生愛國運動與人民民主運動密切結合的歷史，就是學生運動充當人民運動的先鋒和輔助軍的歷史。在一代的時間內，中國學生用自己的血、淚和汗寫下了中國民族民主運動史上光輝的史頁，也是世界革命史上特出的史頁。事實證明：中國學生將一本過去傳統的愛國精神，繼續為自己祖國的獨立自主和民主自由而努力。”（《新華日報》1 9 4 6年11月17日）我和李慎之以及大批的愛國學生，對共產黨的支持十分感動，決心“繼續為自己祖國的獨立自主和民主自由而努力”，這就是當時我和慎之及大批愛國學生靠近共產黨的原因。 “市中事件”後，成立了“成都民主青年協會”（簡稱“民協”），它同昆明的“民青”，重慶的“新青”，成為當時國內的三大青年組織（抗戰勝利後回到北京，三個組織合併為“民聯”，北方局青委的許多領導同志，當年都是“民聯”的成員）這些社團都成為了共產黨的外圍組織。 三次活動取得了成功，但五所大學1 2個社團的活動也引起了國民黨特務的高度注意，據說李慎之和我，都列入了國民黨特務抓人的黑名單之中。當時共產黨四川省委書記是吳玉章，副書記是張友漁，我們當時不是共產黨員，但中共四川省委對我們十分關心，一方面支持我們反對一黨獨裁，要自由、要民主、要抗日的正當要求；另一方面，對我們的安危格外關懷。我畢業後留在金大當助教，李慎之也從燕大畢業，為了防止國民黨特務迫害我們，省委領導建議我們離開成都。我是四川自貢市人，張友漁讓我先回自貢另尋工作。我跟李慎之依依惜別，我們兩個志同道合的熱血青年，在爭民主、爭自由，反專制、反獨裁的共同鬥爭中已經結成生死之交。 我回到自貢後，改名為謝以明並去蜀光中學教書。蜀光中學是企業家和教育家聯合辦學的典範，它的董事會得到我國近代鹽務改革家、川康鹽務管理局局長繆秋傑，以及自貢鹽業企業家歐陽爾彬等的大力支持，辦學經費充足。學校按南開模式辦學，張伯苓、喻傳鑒、韓敘信等先後擔任董事長或校長，他們都反對國民党進駐學校，主張民主辦學專家治校。教導主任陳著常畢業於燕大，深受蔡元培“兼容並包”辦學思想的影響，提倡科學與民主。讓我十分驚喜的是：不僅李慎之來到了蜀光，還有燕大的李肇通，金大的張薇之，武大的李行夫，西南聯大的曹貞固（石堅），東北大學的高躍墀等，也先後來到蜀光。我們組成一個小組，經常到我家裡開會，繼續評論國是。毛澤東在1 9 4 0年1月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1 9 4 5年4月發表的《論聯合政府》，以及毛澤東與其他共產黨領導人的文章和講話，在我們中間秘密流傳。我和李慎之曾經反覆閱讀這些著作，我們相信中國社會一定會從半封建半殖民地走向新民主主義，再從新民主主義走向更加民主、更加自由、更加幸福的社會主義。蜀光中學的老師，每兩人住一間宿舍，我和李慎之正好住一屋。李慎之教全校的“公民”課，講授公民的權利和義務。李慎之藉此機會，大講“新三民主義”，大講社會發展史，宣傳馬列主義。我教地理和歷史課，同時在音樂教室開設“大眾哲學”。我們還向學生介紹魯迅、艾思奇、周而復等進步作家及其作品，還介紹高爾基、伊林等蘇聯作家及其作品。學生們經常到我同李慎之的宿舍，談論時事。我們還在進步學生中傳閱中共中央和民盟、民協等組織的報刊，如《民主報》、《新華日報》、《華西晚報》和《群眾》雜誌等，讓學生了解各地民主運動的情況，揭露蔣介石專制獨裁、鎮壓民主運動的真相。在我們的影響下，學生們成立了“燎原壁報社”，“學聯”等社團。1 9 4 5年1 0月1 9日，1 0 0名學生自發舉行了魯迅逝世九周年紀念會。當昆明“一二.一”慘案的消息傳到學校時，學生們十分憤怒，紛紛通過壁報等形式，聲討國民黨的罪行。學生還直接給吳玉章寫信，揭露國民黨在自貢搞反蘇遊行的真相，學生給吳玉章的信在《新華日報》刊登後，在自貢引起強烈反響。我們到蜀光中學半年多的時間裡，學生要求民主反對專制統治的活動，迅速在學校開展起來。這種情況引起了國民黨特務的注意，他們露出衣服下的手槍，對我們進行威脅。朋友和家人都讓我們離開自貢，我和李慎之商量後，決定搶在國民黨動手之前，提前出走。我把行李悄悄送回家，他把行李悄悄送到繆秋傑家，然後分別離開蜀光（有人說李慎之為了掩護我，從蜀光跳牆逃走，其實蜀光中學是沒有圍牆的）。在蜀光中學半年多的時間裡，學生們的純真、熱情，對自由和民主的嚮往，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慎之到晚年，還念念不忘要當一名“公民”課教員。我到今日，還跟蜀光中學這所巴蜀名校，以及當年蜀光的師生保持着密切的聯繫。 為了防止特務追捕，我倆分別在不同時間，沿不同路線重返蓉城。由於我們在成都搞學生運動時就小有名氣，很快就找到了共產黨的地下組織。在成都基督教堂，受到陳鼎文的熱烈歡迎。陳鼎文是以基督教活動為掩護的老共產黨員，我們向他匯報了在蜀光的情況，表達了跟共產黨走的決心。我們跟共產黨走，不僅僅是因為受到國民黨迫害，而且是因為我們反專制、爭民主、爭自由，建設繁榮富強的新中國的理想，跟當時共產黨的主張一致。1 9 4 4年毛澤東答中外記者團時曾經說過：“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解放日報》1 9 4 4年6月1 3日）。劉少奇說過：“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是一種惡意的造謠與誣衊。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並不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劉少奇選集》上卷第1 7 2-1 7 7頁）。董必武說：“黨對政府的領導，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轄。黨和政府是兩種不同的組織系統，黨不能對政府下命令”（《董必武選集》第5 4-5 5頁）。類似的說法，在共產黨的報刊上，處處皆是。例如：“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關鍵在於結束一黨治國。……因為此問題一日不解決，則國事勢必包攬於一黨之手；才智之士，無從引進；良好建議，不能實行。因而所謂民主，無論搬出何種花樣，只是空有其名而已”（《解放日報》1 9 4 1年1 0月2 8日）。“法西斯的新聞‘理論家’居然公開無恥地鼓吹‘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報紙’的主張”（《解放日報》1 9 4 3年9月1日）。“他們說（自由民主）這一套都是外國人的東西，決不適用於中國……這種說法的荒謬，就和說太陽曆只適用外國，中國人只能用陰曆一樣”（《新華日報》1 9 4 4年5月1 7日）。當年這些講話和文章，對我們產生了強大的吸引力，促使我們決心成為共產黨人。 在成都逗留期間，李慎之與我覺得：在蜀光工作期間，我們只圖痛快，幹事不謹慎不踏實，弄得自己沒有立足之地，還暴露了那些與我們有聯繫的朋友和進步學生。我們為防止特務追捕而更改名字時，他從李中改為李慎之，表示謹慎工作；我從謝以明改為謝實之，表示踏實工作（有人說李慎之在延安整風后，為了防止自己口無遮攔改名慎之，實際上去延安之前我們已經改了名字）。“謝實之”三字都是仄聲，叫起來不方便，我又從鄒韜奮的名字中取了一個“韜”字，改名謝韜。 張友漁通過李相符教授與南方局聯繫，得知重慶新華日報社急需我們這樣有文化的年輕人前去工作。於是我跟李慎之分兩路去重慶，我從成都到三台，沿陸路到重慶；李慎之從成都到宜賓、瀘州，沿水路到重慶。到達重慶新華日報社後，我被分配到採訪部，李慎之分配到編輯部資料室。過去我們爭民主、反專制，都是個人的獨立行動，隨時都有被國民黨秘密抓捕的危險。到了新華日報社不僅可以經常得到黨的指示，還有了為自由民主進行活動的公開身份，不用擔心被特務秘密抓捕。這時期我作為新華日報社記者，按照社裡的安排，採訪過聚集在重慶的許多民主派人士，在採訪胡風時，胡風強烈譴責國民黨的專制獨裁，堅決擁護共產黨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的主張，當年胡風在國民黨統治下如此擁護共產黨，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後，一直到1 9 5 5年我被欽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分子之前，我跟胡風很少來往更無私交。在重慶新華日報社工作經常能遇見周恩來，周恩來對我們這些普通工作人員，十分親切友好。有次我回到新華日報社，正好周恩來坐車出門，他從車上看見我，特別伸出頭來向我招手，親切地叫着：“小謝，小謝！你採訪回來啦！”。在重慶新華日報社期間，我和慎之如魚得水，工作得十分愉快。 重慶和談之後，為了加強國共合作時期的宣傳和統戰工作，新華日報社分成兩部分。周恩來帶着喬冠華、張文晉、宋平、陳家康等人，去了南京和上海，李慎之是無錫人，所以跟周恩來去了南京。我是四川人，仍留在重慶新華日報社。當時，中國共產黨四川省委員會在重慶正式掛牌成立，公開活動。周恩來宣布：吳玉章任中共四川省委書記，王維舟任副書記。重慶新華日報社由吳老直接領導，吳老是我們自貢榮縣人，以吳老為首的榮縣起義打響了辛亥革命第一槍，比武昌起義早半個月宣布榮縣獨立，並成立了榮縣軍政府。我第一次見吳老是張友漁引見的，吳老笑眯眯地說：“你也是自貢人”，向我問起自貢的情況，問我的家庭和妻子的情況，當吳老聽說我的舅舅是大革命時代的老黨員，而且是1 9 2 8年在成都被國民黨槍殺的十四人之一，吳老說：“我知道那次屠殺，二三十年過去了，革命不是更壯大了嗎”。初見吳老，我只覺得他是一個無比仁厚的藹然長者，跟我心目中的力挽狂瀾、扭轉乾坤的開國英傑的形象似乎不完全一致，但稍一接觸就感到他容貌謙遜而身有盛德，在不言中就足以使人頑謙懦立。在新華日報社工作期間，由張友漁做介紹人，我和慎之先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後來國民黨決定打內戰，準備用武力消滅共產黨，根本不讓周恩來在南京或上海建立新華日報社，不久重慶新華日報社也被查封。1 9 4 6年1 0月，我繼王維舟、傅鍾之後，作為第三批人員與楊超、于江震撤回延安，我與李慎之又一次重逢，令人喜不自勝。到延安後新華日報社改名新華通訊社，李慎之分配到國際部，吳冷西擔任國際部主任；我被分配到國統區部，主任是廖蓋隆。 胡宗南奉蔣介石之命攻打延安，毛澤東帶領部分中央領導人，繼續留在陝甘寧邊區，指揮邊區和全國的共產黨部隊，反擊胡宗南的進攻。劉少奇帶領中央的另一部分領導人組成中央工委，東渡黃河到山西臨縣。新華通訊社組成的精幹隊伍隨劉少奇的中央工委行動，迅速轉移到山西。留下老弱病殘，包括未成年的孩子在內，大約有1 0 0多人，也組成一個大隊，其中有新華通訊社的老幹部韋君宜、楊述，瞿秋白的女兒獨伊和女婿李河，以及方實、白天、王丹一等，還有李慎之的愛人張貽，因為懷孕挺着大肚子，只好留在大隊中。我的愛人盧玉帶着一個小孩，同時負責大隊的醫護工作，李慎之愛人則是她的重點護理對象之一。新華通訊社領導任命李慎之擔任大隊長，我當大隊書記。我們必須帶着這支1 0 0多老弱病殘孕與未成年人組成的大隊，安全地撤離陝北，東渡黃河到山西柳林，再轉到臨縣三交鎮，同新華通訊社總部會合。總部只給我們派了兩個戰士，帶着一條長槍和一支短槍，負責保衛工作，其他的所有事情都由李慎之和我全權處理。這個任務對我和慎之來說是十分艱巨的，我們人生地不熟，聽不懂當地百姓的土話，百姓也不懂我們說啥，只能邊說邊做手勢，才能勉強明白對方的意思。儘管如此，我通過地方政府找到當地老百姓，千方百計弄到了1 0 0多匹馬兒和毛驢，還有部分車輛，解決了儘速撤離的關鍵問題，李慎之對我大加讚揚。撤離延安時，正是陝北的隆冬季節，天寒地凍，不僅行路十分艱辛，還要解決1 0 0多人的吃和住。我們每天只能吃兩頓飯，早晨出發時吃一頓，晚上到住宿地再吃一頓，中午餓了就拿出硬邦邦的干饅頭，使勁啃才能啃下一小塊。李慎之跟隨大隊前進，跑前跑後照顧老人、小孩、孕婦和病號。我則先行一步，走在大隊的前頭，一邊做路標一邊尋找住宿地。在老鄉家不到五、六平米的坑上，要擠上四、五家人，實在沒有地方住，我和李慎之就把豬圈打掃一下，與豬同眠。第二天天還未明，我就要提前上路，有一回我2 4小時沒有休息，在崎嶇不平的山道上，跋山涉水行進了1 2 0里路，實際行程超過1 5 0里。事後談起來，許多人都不相信，兩個被人譏笑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名牌大學畢業生、教書先生，居然帶着這支老弱病殘的隊伍，在北國的凜凜寒冬中翻山越嶺，安全到達目的地。時至今日回憶起這段經歷，都感到當時那股幹勁真不知道是怎麼來的。提起這段往事，我只想說明慎之與我，包括當年到延安的大批知識分子，無論是犧牲了的還是活着的，無論是升了官的還是被打成了右派反革命的，都曾經捨生忘死、備受艱辛、真心實意地為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貢獻過自己的青春年華。 新華通訊社從臨縣轉移到太行武安縣的冶陶鎮。我和李慎之參加新華通訊社的整風運動，整風的內容是“三查”（查成分、查歷史、查立場思想）。當時能夠上大學的人，不可能是無產者或無產者家庭出身，如果查三代，幾乎每個人的家裡都能查出一堆“問題”。我和李慎之在成分方面是高級職員，比上（無產者）不足比下（地主資本家）有餘，還算是比較好的。在歷史方面，沒有被國民黨關過，十分清白。我們只好批個人主義，自由主義，不安心工作，不服從組織等小資產階級思想。每個人都必須把各式各樣的“帽子”，往自己頭上扣，把自己說得越臭越好。當時還有一個理論，說是馬列和無產階級思想是不會自發產生的，共產主義思想必須強行灌輸。因為我和慎之都在教會學校念過書，我們悄悄議論，這種說法跟基督教的“原罪論”有什麼區別？ 半年的整風把大家都弄得灰溜溜的。但是我們的情緒很快就被勝利的喜悅沖淡了。國民黨政權以想像不到的速度土崩瓦解，我們被告知迅速做好準備，去國統區接管政權。真沒有想到勝利來得這麼快，毛主席的領導是多麼偉大、多麼英明！1 9 4 8年，華北人民政府成立，董必武任主席，薄一波任秘書長。為了培養建國後急需的大量幹部，決定成立華北大學，吳玉章當校長，成仿吾為副校長。吳老知道我在金大當過助教，要調我到華北大學當教師。當時新華通訊社社長，由中宣部副部長廖承志兼任。新華通訊社雖然有編輯4 0 0多人，全國解放之後，若要在每個省設一個分社，人就不夠了，因此不同意我調華北大學。吳老找到劉少奇同志請他幫忙，劉少奇把意見轉告廖承志，廖承志說要聽聽我的意見，我沒有表示要留在新華通訊社，只說：“服從組織分配”。同年8月我從新華通訊社來到設在河北正定的華北大學，當時學校最缺的老師是馬列課教員，我一面學一面教，擔負起馬列主義哲學課的教學任務。1 9 4 9年3月華北大學遷到北京，1 9 5 0年改名中國人民大學，我擔任了人民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的負責人。全國高等學校的馬列主義教師，都是在人大培養的，我也成了馬列主義研究班的教授。 1 9 5 5年，我不同意胡風是國民黨特務，認為共產黨不能過河拆橋，我為胡風打抱不平，毛澤東十分生氣。我被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骨幹分子，經毛澤東批准，由公安部逮捕實行專政。聽說吳老親自同當時的公安部長羅瑞卿聯繫,說謝韜是人大教師，這個人的情況我了解，人民大學有責任查清他的問題，是不是查清之後，再考慮要不要捕人？。不久後公安部來了一位處長，讓我帶上行李坐進一輛小臥車隨他離校。我自忖會被投入何處鐵窗中去？誰知小臥車把我送到東四六條3 9號小院吳老的家中，我住在東廂房（吳老原秘書李培之的臨時住處），吳老住正房，李培之改住到西廂房。“審查”期間，每月工資照發。半年後我遷到一處叫嘎嘎胡同的人民大學宿舍內，繼續接受審查。當時擔任北京市第一副市長的張友漁 是我的入黨介紹人，專程前來看望我，他先問了問我認識胡風的經過，我說完後他沒有責備我，叫我一定要相信黨的政策，實事求是地向黨說清楚自己同胡風的交往，有就說有，沒有就說沒有，不可亂說。對我的審查一直沒完（實際上沒有審出任何問題，因為是毛澤東親自批捕的，誰也不敢說毛批錯了。我心裡明白，在毛澤東生前，老人家是不可能承認錯誤的，我若能苟且偷生過上正常人的生活，已經是不幸中的大幸了！只可惜十幾年的青春年華，只能付諸東流之水了），1 9 6 0年，因大災後供應困難，我不能在人大白吃飯，公安部才把我“調”進秦城監獄，與范漢傑、廖耀湘、黃維等關在一起，想當年出生入死參加解放戰爭，打倒國民黨，如今在共產黨的鐵窗中我成了國民黨戰犯們的獄中“難友”。1 9 6 5年不少戰犯出獄了，我也被免於刑事起訴。我的戶口仍留在北京，回老家自貢市安排工作。回到自貢半年左右，文革開始了，我成了自貢“最大的反革命”，每次批判自貢市領導時，我都被拉去陪斗。1 9 6 6年歲未，我在自貢街上拉架架車，邊趕路邊看街上的大字報和貼報欄（作為監管對象，不准我閱讀任何書報，為了弄清我們的黨和國家，為什麼像患了惡性瘧疾似的不斷發寒戰，我只能用這種方法獲取消息）。忽然從貼報欄中，目擊到一行黑體字：吳玉章同志逝世！這條消息讓我五內俱焚，我不能在大街上動容哭泣，卸罷車回到斗室中，我的眼淚才毫無顧忌地流淌下來。雲山千里，道路阻隔，身不由己，不能前往弔唁。我只能遙望京都呈詩一首：“十載相隨受教深，撥雲驅霧感寶箴。山城一別承多訓，臨縣重逢敘鬥爭。奉召石莊蒙重託，執鞭人大時相親。拜辭未遂初衷願，哀悼靈旗淚滿襟。” 1 9 7 9年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平反冤假錯案後，胡喬木準備辦一個中國社科雜誌，于光遠和黎澍把我調到中國社科院任雜誌編輯。人大復校後我回到人大，驚奇地發現我的黨籍竟還完好地保存着。全國所有的右派和反革命一律被開除黨籍，我的愛人因同我關係密切早已被無辜除名。聽說當年處理我的黨籍時，吳老曾表示：“既然尚未審查清楚，作什麼組織結論呢”。我可能是全國唯一沒有開除黨籍的反革命分子。 自從1 9 5 5年我被打成胡風反革命分子後，就同李慎之失去了聯繫。回到北京後我就去找他，這時他已回到新華通訊社，沒有平反，也沒有安排工作，夫妻倆與3 0多歲的女兒，同住在皇亭子一間1 5平米左右的房間內，生活雖然艱苦但夫妻倆都很樂觀。離別2 0年，我們再次劫後相逢，“昔年意氣結群英，幾度朝回一字行。海北天南零落盡，兩人相見洛陽城。”（唐.劉禹錫），談起件件往事，無不催人淚下感慨萬千。從此以後，直到他去世前，我們經常來往，我們在一起反思歷史與現實，對中國、對世界、對歷史，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無所不談。通過多次談話，對李慎之的思想發展，我是比較清楚比較了解的。在紀念李慎之逝世一周年時，我想說的題目就是：“從歷史與現實的反思，談李慎之思想發展的來龍去脈”。 李慎之的思想發展大體可以劃分為五個階段，這樣劃分不十分科學，因為不同階段之間的許多想法是彼此交錯的。這樣劃分只是為了敘述起來更有條理，更容易讓人理解。 中央高級黨校的整風反右運動 杜 光 “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政治運動已經過去五十多年了。它在中國人民、特別是知識分子的心頭留下了難以平復的創痛。探究這場運動的前因後果，總結它的沉痛教訓，對於我國今後的社會發展，將會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遺憾的是，這項工作迄今未能進行。本文記述當年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學員如何由整風轉入反右及反右不斷擴大的進程，意在提供一些素材，希望它能對總結反右的歷史教訓有所裨益。 中央高級黨校在轉入反右運動後，參加運動的學工人員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普通班（學員為司局級幹部，共898人）和新聞班（學員為各省市相當於廳局級的新聞單位負責人，共94人），這是高級黨校反右運動的主體，由校黨委直接領導；第二部分是師資訓練部（學員為高等學校和各級黨校的理論教師，及黨委理論工作部門幹部，共538人），由師訓部的分黨委具體負責；第三部分是高級黨校自身的教職員，由校黨委責成機關黨委負責領導。本文介紹的，主要是普通班、新聞班的整風反右情況。（當時高級黨校學員還有三個班次：學員為省部軍級領導幹部的研究班，共50人；學員為新疆少數民族幹部的新疆班，共44人；學員為各地理論教師的短期訓練班，共462人。反右開始後，研究班有十來位學員參加校黨委的整風反右領導小組工作，其餘學員和新疆班學員只是參加學習討論和全校大會，檢查思想，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短訓班則在7月按計劃畢業離校，未參加反右運動。）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党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在此之前，高級黨校已在全校傳達了毛澤東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報告，和3月12日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自3月16日至4月底，全校學工人員利用黨日（每周半天）和晚上，學習這兩個講話。4月26日，校黨委決定自5月3日開始，各班學員停課2-3周，集中學習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 但是，貫徹中央關於整風的指示，勢必打亂原定的教學計劃。高級黨校校長楊獻珍（兼黨委第一書記）和副校長侯維煜（兼黨委第二書記）經過反覆研究，擬訂了一個“整風學習兩不誤”的計劃，並在5月7日晚上向劉少奇作了匯報。因為自1948年至1953年初，劉少奇一直是高級黨校前身馬克思列寧學院的院長。楊獻珍、侯維煜遇有重大問題，總是向劉少奇請示匯報。劉少奇表示同意，就意味着中央批准，這已經成了慣例。這次楊、侯向劉少奇匯報“整風學習兩不誤”的計劃後，劉少奇贊成把整風和理論學習結合起來。他特別囑咐楊、侯注意研究社會主義經濟的靈活性、多樣性的問題。他說：怎樣避免蘇聯那樣只有計劃性而沒有靈活性多樣性，使人民生活豐富多彩呢？“一個辦法是要利用、限制自由市場，”“不只商業有自由市場，而且還要有地下工廠”，“要允許有一部分資本主義商業、工業、地下工廠”，“農業上還要有家庭副業、自留地”。“你們回去要大聲疾呼地提倡大家注意研究這個問題。” 根據劉少奇的講話，楊獻珍、侯維煜修訂了整風計劃，停止原有的政治經濟學和中共黨史的教學計劃，改為圍繞整風的主題，學習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和政策，學習黨的歷史經驗。具體劃分四個步驟：從5月3日到7月13日，用三周時間學習文件，提高認識；用四周時間從理論上政策上研究當前人民經濟生活中的重要矛盾；接着四周以黨群關係為中心，研究當前人民政治思想方面的矛盾，結合檢查克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最後一周寫學習心得——整風筆記。 為了配合整風學習，高級黨校邀請了七位領導經濟工作的負責同志，向學員作了八個專題報告，報告人和時間、題目依次是： 5月21日，薛暮橋講《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幾個問題》； 5月23日、24日，駱耕漠講《商品生產與價值規律》和《經濟核算》； 5月25日、27日，6月14日，鄧子恢講《關於農業生產合作社問題》； 5月31日，劉子久講《工資問題》； 6月4日，姚依林講《商業問題》； 6月7日，宋劭文講《積累與消費的問題》； 6月13日，許滌新講《關於資產階級問題》； 這個時候，社會上已經轟轟烈烈地開展大鳴大放，“風聲鶴唳，草木皆兵”。5月15日，毛澤東寫出《事情正在起變化》，指出極少數右派分子利用幫助黨整風的機會向党進攻。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點明“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外，又在黨內）。” 同一天，《人民日報》發表題為《這是為什麼？》的社論，在全國範圍內點燃了“反擊右派進攻”的漫天大火。但是，這些都沒有動搖楊獻珍、侯維煜繼續執行原定計劃的決心，他們仍在一心一意地貫徹業經劉少奇批準的“整風學習兩不誤”的計劃。 社會上的大鳴大放，引起了學員的極大關注，大家議論紛紛，在小組會上、宿舍里、飯桌上、禮堂里，到處都在談論。除了密切注意報上關於鳴放的消息外，很多學員還利用課餘時間到附近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處參觀大字報和自由論壇。面對如火如荼的鳴放和紛至沓來的批評，有的學員擔心“反革命分子會利用反官僚主義來反對黨的領導，利用反教條主義來反對馬列主義”；有的學員感到委屈，“現在是四面圍攻，好像兩塊鋼板夾塊肉”，有的甚至把形勢比喻為“第四次反共高潮”；有些學員認為“這些意見完全違背了和風細雨、從團結出發的精神”，“這樣搞法會渙散組織、損害黨的威信”。這些反應，表現了這些身處領導崗位的黨員幹部對雙百方針和大鳴大放的牴觸與擔心。但是，也有一些學員對大鳴大放表示讚賞，認為“絕大部分意見是正確的”。有的學員說，“人民內部矛盾緊張，不少問題的根子在上面，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中央，整我們這號幹部不頂事”。“不能樹幹不動，光讓樹梢搖晃。”還有些學員對鳴放中的某些觀點抱有同感，如認為胡風不是反革命，肅反成績不是主要的，合作化違背了自願原則，統購統銷造成了農村緊張，等等。校黨委及時地把這些情況整理成《整風簡報》，陸續上報中央。 6月上旬，有的省市委負責人向中央和高級黨校建議讓學員提前畢業回原工作崗位去，因為下面既要堅持工作，又要領導反右派，十分緊張，亟須這些領導幹部回去參加本單位反右派的領導工作。高級黨校通過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請示劉少奇後，於6月15日決定普通班、新聞班、研究班、新疆班提前畢業，師資部、短訓班則仍按原計劃到7月下旬畢業。這個決定公布後，這幾個班的學員紛紛會客訪友、購置行囊、攝影留念，準備離校。黨校行政處也立即着手為學員購買車票機票，組織車輛，準備送站。 正在這個時候，發生了一件出乎意料之外的變故，打斷了提前畢業的部署，並且很快便把黨校的整風轉上反右的軌道。 事情是這樣的：高級黨校為了幫助學員了解當前整風反右的形勢，邀請了一些負責同志來校作報告。為了使他們了解學員的思想動態，黨校把每期《整風簡報》送給他們，供他們準備報告時參考。彭真、楊尚昆已先後於5月28日、6月17日來作過報告，按照計劃，在學員離校前還要請陸定一、康生來校作報告。6月17日晚上，陸定一帶了發給他的《整風簡報》去徵詢毛澤東的意見。毛澤東此前大概沒有看過《整風簡報》（報送的每期簡報有他一份），聽了陸定一的介紹，大為吃驚，他認為高級黨校學員的這些思想動態反映的不是小問題，而是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它反映了黨內存在的嚴重右傾思想。對這些錯誤思想，不能採取做大報告的辦法來解決，一定要發動群眾，開展批評，明辨是非，不能讓他們帶着這些錯誤觀點回去。毛澤東當時有沒有在高級黨校學員中抓右派分子的思想，現在已經無法查考了，但是，他的談話成了高級黨校學員由整風轉向反右的轉折點，卻是可以斷定的。根據毛澤東的這一指示，中央書記處於6月19日專門開會討論，決定全校學員都留校繼續整風，所有課程都停下來，原定的大報告一律取消，採取群眾路線的辦法，開展大討論，不解決問題不能回去。 楊獻珍、侯維煜在列席書記處會議後，當天下午、晚上和第二天上午連續召開黨委擴大會，傳達毛澤東和中央書記處的指示，研究貫徹的具體措施。楊獻珍在會上說：“黨外的右傾思想都放出來了，黨內還沒有，只有高級黨校暴露出很多右傾思想。”“社會上右派的思想，我們這裡都有。” 中央關於學員留校繼續整風的決定傳達後，引起了學員的普遍不安。贊成留下的只是少數，多數情緒比較勉強，無可奈何。他們說：“通也得通，不通也得通”，“既然中央決定了，留下就留下吧”。有的學員還有相當大的牴觸情緒，認為“歷來整風都是號召大家提意見，結果誰的意見提得多，挨整也最凶。”“把隨便發牢騷的話也當成真實的思想來整。”個別學員指責“中央這一手辦得很拙劣”（陝西省委統戰部長王文良）。 6月20日下午，毛澤東、朱德、陳雲、鄧小平等在中南海接見全體學員和兩位蘇聯專家。這給大家帶來一時的興奮，但沒有消除普遍的不安。 6月25日，校黨委發布新的整風學習計劃，要求全校學工人員以進一步深入學習《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為中心，聯繫實際，以20天時間（7月1日至20日）討論在前一時期學習中提出的一些政策性、方針性較強的八個問題：①關於黨的整風運動；②關於當前反右派鬥爭的問題；③關於三反肅反；④關於社會主義革命；⑤關於社會主義建設；⑥關於黨同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的關係；⑦關於國際關係和民族關係；⑧關於黨的領導與黨內生活的一些問題。計劃要求：通過對上述八個問題的討論，“開展一個恰如其分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運動，達到既弄清問題又團結同志的目的。” 楊獻珍、侯維煜自列席6月19日的書記處會議後，已感到高級黨校學員中開展反右鬥爭勢在必行。他們經過反覆研究，在7月初決定把普通班學員王譚、徐盈二人作為反右對象來批判。 王譚入學前是《廣西日報》代理副總編輯。他在1956年夏季入學考試時所寫的論文《學習<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心得》中，發表了一些在當時頗為令人驚詫的見解。如他認為《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這篇文章的“最大的缺陷是沒有或缺乏聯繫當前革命實際發展做出對革命更有現實意義的自我批評，就是自我批評不足。”聯繫到統一戰線問題，他說“怎麼能光說王明同志而不作自我批評呢？”對於“高饒聯盟”問題，他也提出類似的質問：“何以只說高的一面而領導上就沒有像樣的自我批評呢？”他進一步指出：“中央在有些或說在不少的問題上是只講‘過關斬將’，不講‘敗走麥城’；也有‘講過去不講現在’和‘避重就輕’的不良傾向。”他問道：“蘇聯有個人崇拜，中國是否也有個人崇拜？”“決不能在‘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看法上藉機翹尾巴。”並且尖銳地指出：“把自己領導的一切事業都說成共產主義道路上的光輝發展也是有危險性的。” 能夠這麼大膽、這麼尖銳地批評黨中央，而且矛頭直指毛澤東，確實表現了王譚的不同凡響的見識和勇氣。但在當時看來，這無疑是大逆不道的謬論。因此，教務處在評閱學員試卷時，便把這份論文抽出來送到侯維煜那裡。侯維煜沉吟良久，叫人把論文打印出來分發給校黨委全體委員。所以，這是一個早已備案的對象。但是，如果沒有反右派運動，也許最後批判一下也就過去了。 不過，王譚之所以被列為反右對象，還不止是入學試卷所反映的觀點。他在1957年1月哲學學習結束時所寫的《思想總結》裡，提出十點“批評提要”，主張“要煉得出這一種‘評上’的政治品質來。”“決不放下黨在批評方面已經給的一切權利，做到敢於批評任何一個人。”他把某些占據領導崗位的幹部描述為“對馬列主義妄作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的活動的人們”，“形形色色的‘一點論’和對什麼都採取‘唯一主義’的人們”，“抱有‘偽君子之風’和‘阿瞞之風’的人們”，“存心在人民勝利的老堆上‘扒功勞’和碰到人們作支援的財政開支就‘揮金如土’的人們”，“用了‘不知不識，順帝之則’的所謂策術，把人們變作‘井中之蛙，只見片天’的人們”，“老搞報喜不報憂，‘要什麼報告就做什麼報告’和‘假報告’來騙黨的人們”，“以合乎‘孤意’為則的用人行事，搞什麼‘家天下’的人們”，“唯我獨尊自專和‘甘作獨夫’的人們”，“‘阿Q氣’的人們”等等。鳴放開始後，有學員評論人民大學林希翎、北京大學譚天榮的演講都是毒草，他說：“也許幾萬年後會成為鮮花。” 對王譚的批判是7月中旬開始的。7月11日，校黨委正式通知支委會對他的“錯誤思想”開展批判。從7月19日起，王譚所在支部開了兩天半支部大會，批判他的思想是“反黨反中央反毛主席的”，是“資產階級右派思想在黨內的反映”。王譚拒絕接受。27日早晨他對正在舉行支委擴大會的十幾位同志說：“我要向黨聲明，我的動機是好的，就是開一百次會我也要這樣說。”“開全校大會，我歡迎；登報紙，我哈哈大笑。”“王譚是共產主義者，到哪裡也要這樣說。”“你們查吧！我王譚就是這樣一塊共產黨員的骨頭。”“毛主席有不對的地方也可以批判，如果說提意見等於攻擊，又是系統性的、邏輯性的，我不能同意。”“說我放肆，我是在黨內放肆；說我目空一切，狂妄自大，隨便提問題，我五體投地；說我別有用心，這和我王譚毫無關係。”他聲明除承認“目空一切，狂妄自大”外，對其他批判一概拒絕。在如此強大的政治壓力面前仍能堅持自己的觀點，這是王譚的可貴之處，也是他的可悲之處。他的聲明被認為是“頑抗到底”的表現，從7月30日至8月15日，曾多次召開聯支大會和全校大會，對他開展了更大規模的批判。王譚被迫在8月27日寫出一份題為《一定認錯，一定悔改》的檢討書，承認自己是“黨內異乎尋常的不滿分子”，“黨內的老右派分子”，“反動透頂的反黨分子”。他終於低下了那高傲的頭。但他的檢討仍被批判為只不過是“三頂空空洞洞的大帽子”，“對自己的罪行抽象肯定，具體否定”。因此，他繼續在9月中旬召開的聯支大會上受到批判。 另一個反右的對象是徐盈。徐盈在建國前是《大公報》的名記者，地下黨員，入學前任國務院宗教事務管理局局長。他被列為批判對象並最終被劃為極右分子的根據有三：一是同儲安平等人關係密切；二是主張“新聞自由”；三是堅持所謂“第三條路線”的思想。 在這三條原因中，第二三兩條都是在開展批判的過程中提出來的。最初的根據其實就是第一條。作為一個有地位的名記者，徐盈的交遊很廣，而同他最密切的則是儲安平、浦熙修、徐鑄成等。儲、浦等曾稱讚他是“非教條主義的共產黨員”。鳴放開始後，徐盈每個星期天回家，常常去探望儲安平，無所不談。7月1日《人民日報》點了儲安平、浦熙修的名，作為他們的密友，徐盈的右派嫌疑也就確定無疑了。 徐盈的新聞觀點，集中表現為“新聞自由”、“同人辦報”和“尊重報人”。他主張恢復新聞出版事業的自由競爭，認為“黨委審查，黨組討論，影響報紙的出版、發行及銷路”。他認為今天的記者都“是小媳婦，到處碰釘子”，所以提出記者應當有採訪新聞的絕對自由，不應受官方的約束和限制。他認為“同人辦報”就是“文人辦報”、“民間辦報”，就是“由知識分子一部分人來辦報”，“文人就像帝王時代的非臣子，站在皇帝對面的‘清議’。”他說：舊社會的同人報紙向反動政府“爭取新聞自由，有進步作用”，“文人論政，好似第三條路線的人。”他還竭力提倡“尊重報人”，認為黨對一些老報人安排不適當，使他們“有潛力不能發揮”，“過去記者的很多東西今天還很有用處。” 徐盈在解放戰爭期間除擔任《大公報》駐北平辦事處主任外，還兼任《觀察》雜誌的特約記者，《新路》雜誌的特約撰稿人。這兩個雜誌在當時是第三條路線的主要輿論陣地，徐盈這個時期在《大公報》和這兩個雜誌上發表的文章，難免帶有第三條路線的痕跡。第三條路線是那個時代高級知識分子中的一股思潮，徐盈雖然是共產黨員，但在那樣的特殊環境下生活，有第三條路線思想影響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在反右那樣的政治條件下，它卻不可避免地會成為徐盈的一條“罪狀”。 對徐盈的批判略後於王譚，批判徐盈的第一次全校大會是8月15日召開的。接着，連續召開了六次有五個支部學員參加的聯支大會。在9月12日的最後一次全校大會上，徐盈被迫承認自己是“章羅聯盟在新聞戰線上反黨集團的策劃人和軍師。” 在楊獻珍、侯維煜的思想上，對普通班、新聞班這些經過長期鬥爭鍛煉的老幹部，還是採取儘量保護的態度的。7月22日，他們向中央書記處上報了四名學員的材料，其中初步確定劃為右派分子的只有兩人：王譚、徐盈。另外兩名學員，因同情社會上的某些右派言論，被認為有右傾錯誤思想，應當適當批判，但不劃為右派，楊、侯稱之為“標兵”：一個是肖魯，入學前是全國總工會海員工會國際部部長，另一個是王善玲（女），入學前是勞動部的副司長。報告上送後，鄧小平召見楊獻珍、侯維煜。在談到肖魯時，鄧小平說：一個黨員領導幹部，稍微有點風吹草動就倒過去了，那怎麼行？他還說：你們高級黨校學員中絕不會只有兩個右派分子，反右剛開始，你們的思想不要右傾啊！ 在鄧小平的耳提面命之下，楊獻珍、侯維煜別無選擇。8月初，黨內印發了毛澤東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和毛澤東親自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開展反右鬥爭的指示》，使全國反右鬥爭的規模不斷擴大。在這種形勢下，高級黨校也加大了反右運動的力度。為了加強領導（同時也是為了分擔責任），楊獻珍、侯維煜從研究班選調了十來個學員，參加反右領導小組。8月17日，黨委第48次會議初步確定，在全校各部班學員中劃9人為右派分子，其中普通班4人（王譚、徐盈、趙節、高朗），新聞班2人（尤力、姚北樺），師訓部3人（龍純璋、沈銳、黃維忠）。 8月23日，中央書記處在鄧小平主持下開會，討論國家機關黨委、全國總工會和高級黨校三個單位的整風反右問題，楊獻珍、侯維煜應召列席。出席會議的書記們批評了高級黨校在整風反右的領導工作中的“右傾”思想。鄧小平嚴厲地指斥說：“肖魯的問題，你們第一次上報他的材料時，中央就批准把他劃為右派，你們怎麼現在還在猶豫？”“如果這樣的人不劃為右派，黨內就沒有什麼右派了。”“這樣的人不搞出去，他就不知道怎樣才像一個共產黨員。”彭真則在插話時說：“現在的問題不是肖魯是不是右派，而是你們兩個是不是中右的問題。” 在中央書記處的強大壓力下，楊獻珍、侯維煜不得不對高級黨校的反右運動作出新的估計和部署，但他們在思想上仍然顧慮重重，在8月28日的黨委第51次會議上，楊獻珍說：“右派要搞出，但面不要太寬，既要從嚴，又要慎重，要保存元氣。” 但是，既然像肖魯這樣的“標兵”已被突破，那麼其他情況相似的學員就不得不跟着倒霉，原來作為右傾思想只須和風細雨地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問題，現在很多都作為右派分子向党進攻來鬥爭。以肖魯為例，他的問題主要是對社會上鳴放的一些觀點表示同情或贊成，如主張取消高校黨委制，實行教授治校；主張從合營企業中撤出公方代表，讓資本家去經營；同意給資本家20年定息；認為公布的胡風三批材料說服力不強；北大清華的有些大字報不好反駁；有些人可能是我們過去把人家整得太厲害了，因此他才出來發發牢騷。這些問題，本來都是作為右傾思想的典型來批判，但8月23日鄧小平定性之後，問題便不一樣了。肖魯所在支部的支部書記惠錫禮在9月6日的全校學員大會上說：“經過進一步的深入揭發、批判和鬥爭，我們逐漸克服了溫情主義，進一步認識了肖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思想本質。我們支部的全體同志一致認為肖魯是一個黨內的右派分子。”“肖魯與社會上的右派氣味相投，情感相通，一唱一和，互相呼應，這不是反黨、不是向党進攻又是什麼呢？”這裡的“逐漸克服了溫情主義”一句話，道出了學員們在肖魯問題上的勉強和無奈。 從8月下旬開始，不僅在普通班、新聞班，而且在師訓部和教職員工中，都進入了揭發批判鬥爭右派分子的高潮。9月2日，中共中央又發布《關於嚴肅對待黨內右派分子的指示》，指出：黨內右派分子與黨外右派分子配合，從堡壘內部向党進攻。黨齡愈長，職位愈高，對黨危害愈大。指示要求全黨克服溫情主義，不能姑息寬容，特別是對其中的老黨員，更不能惋惜心軟，下不了手。這個指示使高級黨校的反右運動進一步升溫。在此後兩個多月時間裡，高級黨校完全成了階級鬥爭的戰場，很多重點對象在支部大會批判後，還組織三至五個支部的聯支大會甚至全校學員大會來批判。 這些學員究竟有什麼觀點，以致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批判，並且被劃為反黨反社會的右派分子呢？現在試舉普通班幾個“右派分子”的材料，來考察當年被稱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證”： 丁景才（原為江西省農業廳副廳長兼農科所所長）——認為：“解放以來工農業剪刀差擴大了”；統購統銷卡得太緊，使農村副業萎縮；供銷社“與民爭利”，使農民收入減少，生活降低。他批評農業合作化“冒進了”，“如果合作化慢一些，規模小一些，增產就會多些”，“如果允許農民退社，百分之五十的農民都會退出”。他還認為“思想改造不能靠運動來解決問題”，“至今還有人認為胡風不是反革命，說明靠運動解決問題是粗糙的”。 劉漢仁（原為長春市檢察院副院長）——他在1942年延安整風中曾挨整，對此十分不滿，“一提起42年整風就氣憤”。他說：“你們說42年整風是取得抗日戰爭勝利的關鍵，我看整風不整風照樣打勝仗。”他認為“黨內就是你搞我，我搞你”，“既然高崗的品質很不好，為什麼要提拔他呢？”“三反運動只反了貪污浪費，沒有反官僚主義，只有兩反，沒有三反。”“三反運動是以官僚主義來反貪污浪費。”他也批評農業合化冒進，不應該反右傾保守思想。 石天行（原為江西省委工業部第二副部長）——他說：“幾年來發生的左右偏差實在太大，損失太大，風都是從上面往下刮的，一級比一級大，不僅思想批判，而且要組織服從，不隨風倒不行。這是一種片面性，根源在於‘好大喜功’。”“上面的缺點，都歸結為情況的變化上，是辯證法；有了缺點和錯誤，只批評下面。”“頭上長角不容易。不長角還好，長了角不僅會鋸掉角，而且會掉腦袋。”他批評黨內選舉只搞“等額選舉”，“不許活動，不許競選”，是“形式主義”。他說：“黨內有這樣一些人，在中央反右的時候，馬上可以拿出右的材料，反‘左’的時候，馬上可以拿出‘左’的材料，並且還都有數目字！” 劉曉晞（原為人民日報農村工作部副主任）——認為我們黨內有個人崇拜，“把領袖偶像化，神秘化，以為領袖無所不知，無所不曉，他可以獨斷專行，一切成績歸功於他，他說的都是正確的，他寫的文章一個字也不能改。”所以他主張“要破除迷信，不要對傑出人物的革命領袖盲目崇拜；也不能把革命理論當作萬應靈藥。迷信革命領袖，迷信革命理論，都是違背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他直截了當地指出：“有些問題是毛主席一個人搞起來的。他想搞什麼，就能搞起什麼來。”“一個人的聰明是有限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也有錯誤。”他還認為《人民日報》發表關於胡風的三批材料不足以服人。鳴放開始後，他曾向別人推薦黃萬里的《花叢小語》。 劉德焜（原中共寧波市委書記）——批評“三反” 運動“不符合群眾路線”，是“大規模的逼供信”；批評中央在肅反運動中“對敵情的估計不夠科學”，結果“加深了黨和知識分子之間的牆和溝”。他認為“中央缺乏自我批評”，毛澤東“有時火氣太大，不冷靜”，對這次整風運動的領導“要求過急，欲速則不達”，“又要犯錯誤”。 齊佩軒（原為財政部國際財務司司長）——認為：財經會議的處理不公平；“八大”代表的選舉不民主；國務院應有“黨外副總理”；“合作化冒進了”；“當前農民生活困苦”，“工農生活懸殊”；“統購統銷有副作用，農村老百姓普遍不滿”。他主張要“有一個全國性的農民團體，好替農民說話”。 張生強（原為甘肅省定西專署專員）——他批評“肅反擴大化”，認為“搞運動就容易出錯”。認為“1955年農業合作化冒進了”，“農村糧食緊張是人為的，應適當開放糧食市場。”他還說：黨內缺乏民主，“沒有人敢講反面話。” 這些學員大部分是1938年前後入黨的老幹部，多數是知識分子出身。他們整風中所提的意見，是完全符合整風的精神和要求的。他們對農業合作化、統購統銷、肅反、反胡風等問題的批評，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呼聲；他們認為黨內缺乏民主，毛澤東缺乏自我批評精神，更是恰中肯綮的切膚之言。這些不乏真知灼見的批評，表現了他們對黨對社會主義的關切和愛護，哪裡有什麼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意味呢？可惜，他們最終都成為“引蛇出洞”的犧牲品。這是他們的悲劇，也是黨的悲劇，更是民族的悲劇。一個政黨連有二十來年黨齡的老黨員的善意批評都聽不進去，甚至對這些實際上都是優秀黨員的批評者進行嚴酷的懲處，這意味着什麼，難道不值得深長思之嗎？ 在雷霆萬鈞的政治壓力下，丁景才（見前）和師訓部學員陳友偉（原為華東師大講師，中國革命史教研組組長）於9月16日、19日相繼自殺。不久，10月10日，普通班學員楊賡（原通俗讀物出版社副社長）又自殺身亡。這些不幸事件絲毫也沒有影響波濤洶湧的反右狂瀾，運動的車輪繼續滾滾向前。按照黨內的傳統觀念，丁、陳、楊三人被視為黨的叛徒，開除黨籍。 進入11月以後，凡已劃為右派分子的學員都已在全校學員大會或幾個支部的聯支大會上進行了揭發批判；還有一些被認為有右傾思想的學員也在支部或小組的範圍內進行了批評與自我批評。在運動已進入尾聲的11月11日，周恩來到校向驚魂未定的學員作了關於國際形勢和整風運動的報告。他在報告結尾時勉勵已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學員好好改造，將來還可以回到黨內來，為黨工作。對於這些不幸的學員來說，這是一次充滿悲涼的安慰。 12月4日，楊獻珍代表校黨委向全體學員作了關於整風反右運動的總結報告。共有63名學員被劃為右派分子，占參加運動的1530名學員的4.12%，其中普通班24人，新聞班5人，師訓部34人。這些人全部都被開除黨籍，行政職務則回原單位處理，一般受到降級降職處分。 學員反右結束時，工作人員的反右鬥爭也已基本結束，共有27名教職員被劃為右派分子。參加學員整風反右工作的部分工作人員集中反右補課，到1958年4月才結束，結果又有5人被劃為右派分子。至此，在教職員中共劃右派分子32人，占參加運動的幹部總數503人的6.4%。 1979年春節前後，胡耀邦以他的卓越膽識和大無畏精神為全國55萬餘名右派分子改正平反，高級黨校學員和教職員中的右派分子無一例外地得到改正。但是，他們最寶貴的年華卻都已經在社會最底層消耗掉了。反右運動使共產黨喪失了一大批優秀幹部，社會上喪失了一大批優秀知識分子；更大的損失是在全黨全國範圍內破壞了實事求是、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良傳統，助長了一種謹小慎微、明哲保身的庸人哲學和諂媚事上、相互提防的惡劣風氣，大大加強了專制的集權體制，以致導致文化大革命的災難。遺憾的是，反右、文革所帶來的嚴重的社會後果和對黨的腐蝕侵害，至今仍未很好扭轉。這是橫梗在我們前進道路上的嚴重阻礙。因此，總結從反右到文革的慘重教訓，從中吸取有益的鑑戒，應成為當前政治思想領域的一項重要任務。我們不能再諱疾忌醫了。 “共產主義殉道士”陳璉 鐵 流 五十五年前，我是個狂熱的共產主義信徒，誓把青春、年華、以至生命獻給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那一代的我們，最崇拜的英雄人物是保爾.柯察金，不少的人都在自己日記本上寫有這段座右銘： “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屬於每個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回首往事，不應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愧，臨終時能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獻給了人類最壯麗的解放事業---共產主義社會。”而我還數次申請赴朝作戰，學習黃繼光用胸膛堵機槍，所幸未被批准。 沒想到獻出的全部青春、精力的我，卻換來二十三年監獄，一個終身鐵定的“改正右派”。而我們的前輩，三十、四十年代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民主鬥士們，人生信念又是“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我一個，自有後來人。”例子不勝枚舉，僅四川就有楊閶公、車耀先、羅世文、江竹均、丁佑君等。如果我當年有此機會，也定是個烈士，中國老右隊伍中便少了個鐵流。 他們面對當年獨裁者蔣介石和國民黨的監獄、酷刑、絞架，從來都是面不改色心不跳，腰杆直立頭高昂，視死如歸，吻刀一笑，不愧是偉大的共產主義革命戰士！但沒有想到的是、這些扛起地獄閘門的人，竟成為地獄裡面的怨鬼。蔣介石先生文秘陳布雷的愛女陳璉和女婿袁永熙（全國著名的學運領袖），其命運和遭遇比我更慘。我不禁頷首沉思：這是為什麼？答案只有一個，毛澤東所推行倡導的共產主義暴力運動是中華民族一場空前絕後的災難，，是一場毀滅人類良知與人性的浩劫！我在毀滅中覺悟，我在邪惡中清醒，而一些被絞殺的生靈卻至死不悟，直到今天還迷信毛共那一套騙人的鬼話，不敢站出來揭露它的罪惡，真是國之不幸，民族之不幸啊！ 我們的前輩陳璉就是這麼樣一個人，直到丈夫被打成右派還相信共產黨，自己成了被懷疑是“叛徒”，還無限忠於惡魔毛澤東，真使人百思不得其解。 陳璉是陳布雷最鍾愛的女兒，1919年生於慈谿老家。她出生時，母親楊氏因失血過多而去世，外婆給她起了個名字：憐兒。陳布雷任浙江省教育廳廳長時，女兒違背了父親的旨意，自作主張考進了杭州高等學堂。1937年“七七”事變後，她投身宣傳抗日的熱潮中；1939年7月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年考入昆明西南聯大，行前到父親的辦公室辭別，父女之間作了一次長談。 “憐兒，阿爸給你取個學名怎樣？取‘憐’的諧音‘璉’，‘璉’，古之祭器。希望你永遠不要忘記為你而死去的母親。” 她點頭接受了這個名字，然而她的心已獻給了中華民族的解決事業！陳璉認為中國要民主自由富強，只能推翻黑暗、專橫、腐朽、獨裁的國民黨反動政權，實行馬克思、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所倡導的共產主義社會主。女兒決心已下，父親無能為力，聯想憐兒平時一向激進，西南聯大又是是非之地，陳布雷實在不願愛女到昆明。最後，他以懇切的語氣告訴女兒：“憐兒，青年人要求進步，我做父親的不能阻擋。希望你能照顧我特殊的政治地位，不要公開同你父親樹起對立的旗幟。” 這勸阻無異於對牛彈琴，革命就是打倒一切，暴力從無親情。但陳璉沒有想到的是，她所追求的這個“偉大的共產主義信念”，不僅埋葬了父母，最後也埋葬了自己的幸福的家庭和生命！ 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國共合作幾乎破裂。軍統特務頭目康澤親自跑到聯大恐嚇、搜捕共產黨員。在地下黨負責人袁永熙的安排下，陳璉密撤離昆明，行前給姐姐陳秀寄了一封告別信：“時代既然決定了要在我和家庭之間來排演悲劇，我是無法拒絕的。我只有希望你儘可能地為我彌補我走之後給家裡留下的難以彌補的大窟窿。父親那裡特別需要你的安慰……讓一切愛我的人忘了我或者痛恨我，但不要讓我而傷害了任何人。細姊，再會了，我去的地方很遠，我們也許永遠也見不着了，不要為我煩憂……相信你的憐妹，不是隨便給自己選擇路的。這道路誠然會很艱辛的，但是為着祖國的自由，我沒有別的話說。” 這封“告別信”給全家帶來極大恐慌，兄弟姐妹亂作一團。陳布雷認為女兒一定是去了延安，他找來自己的秘書、五妹夫翁祖望商量辦法，一方面在重慶、昆明的報紙上刊登：“憐兒：見字即盼返家。父示”的尋人啟事；另一方面請翁祖望的兒子翁澤永（郭沫若的秘書）委請共產黨幫助打聽下落。翁澤永是郭沫若領導的文化工作委員會的工作人員，曾替周恩來傳話給陳布雷：你的道德文章，我們共產黨人欽佩，但希望你的筆不要只為一人服務，要為全中國四萬萬人民服務。翁澤永把陳布雷因女兒“失蹤”而神不守舍、失魂落魄的情形通過郭沫若轉告周恩來，周恩來立即指示：“如果陳璉進入了八路軍或新四軍駐區，我們一定能查到。請布雷先生不要擔心。” 十多天后，八路軍、新四軍復電，陳璉沒有去過。陳布雷十分感激周恩來的坦誠相助。 冬去春來，“失蹤”一年後的陳璉，突然出現在重慶街頭，給煎熬中的陳布雷以驚喜。1942年初，和陳璉一起避居鄉間的袁永熙到八路軍辦事處請示工作，辦事處負責人親自過問陳璉的下落，他們認為陳璉有陳布雷的身份作掩護，更便於隱蔽，於是派人找到陳璉，並送到重慶開展地下工作。陳璉服從組織的安排，很快進入中央大學歷史系讀書，一直到抗戰結束。 1946年秋，陳璉要求去北平教書，陳布雷在猶豫一段時間後同意了。陳璉到北平的時候，國共合作已經破裂，內戰全面爆發。陳璉立即投身到地下鬥爭中去，當年在西南聯大的袁永熙這時也在北平，他們相愛已久。1947年8月10日，袁永熙和陳璉因革命事業的需要，經組織授意在北平東交民巷的六國飯店舉行了隆重的婚禮，國民黨達官貴人、軍政要員、社會名流及其太太、小姐們應邀而至，北平市市長何思源先生證婚。陳布雷沒有參加女兒的婚禮，因為蔣介石把他“拴”在身邊，須臾不得離開，這樣他只好把女兒的婚禮委託擔任《申報》總編的六弟陳訓，讓他全權代表操辦具體事宜。 遠在南京的陳布雷對女兒的婚姻十分關切，甚至注意到未來女婿的思想言行，一切有所懷疑的地方都曾倍加詳查。他給北平市副市長張伯瑾寫信，請其代為詳查袁永熙其人。張伯瑾密報袁永熙是人品才學俱佳，思想有些左傾，陳布雷還是接納了這位未曾謀面的女婿。新婚生活甜蜜幸福。“陳布雷的女兒”這塊招牌為他們開展地下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掩護。但在一次無意之中，袁永熙的名片引起特務的懷疑，1947年9月24日，剛剛度過蜜月的新人雙雙進了牢房。特務用盡一切辦法，也沒能使他們屈服。於是，北平的特務把陳璉、袁永熙解赴南京，看他究竟如何發落。女兒、女婿以“共產黨嫌疑”押赴南京，無異給一向標榜“效忠黨國”的陳布雷以公開的羞辱。他反覆權衡之後，給蔣介石寫了一封短信：女兒陳璉、女婿袁永熙，因“共黨嫌疑”自北平解抵南京，該當何罪，任憑發落。 其實蔣介石早就接到密報，也清楚陳璉只是“嫌疑”而已，況且對陳布雷這個跟隨自己20多年的文字侍臣很了解，他不會開口求人的。陳布雷表態的短信蔣介石必須對此案有個了結。在一次宴請北京大學校長胡適之後，蔣告訴陳布雷：你女兒、女婿的案子，我已派人查過，是“民青”，不是共產黨，你可以把他們領回去，要嚴加管教。於是，陳布雷開始為保釋女兒、女婿出獄積極活動。1948年1月底，陳璉出獄，來到南京湖南路陳布雷官邸。稍事休息後，她由舅父陪同回到慈谿老家。幾個月後，袁永熙也被保釋，翁婿的第一次見面竟是剛剛從監獄出來的時刻，這令人感到多少有些尷尬。袁永熙在陳公館住了3天，陳布雷請來親朋好友為他接風洗塵。翁婿之間相處甚洽，陳布雷囑託女婿：“憐兒已經回慈谿老家了，你也到那邊鄉下去。我已是風燭殘年，自顧不暇，憐兒就託付給你了。國家多難，好自為之。”袁永熙珍愛陳璉，陳璉也珍愛丈夫，但暴力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從不珍愛它的兒子，為了所謂的革命需要，任何時候都可以用他們來祭旗，何在乎愛情家庭！毛共自來是個推完磨子殺驢吃的痞子集團。 半年以後，陳璉夫婦回到南京，陳璉到國立編譯館工作，袁永熙在中央信託局南京分局當科長。遵照地下黨的安排，他們留在了陳布雷的身邊。1948年11月12日遼瀋戰役後，陳布雷見國民黨的崩潰已經無法挽回，去意已決，電話召女婿到公館長談。袁永熙看到神情淒楚、滿頭白髮的岳父，心中不免生出幾分悽然：“您的頭髮太長了，該理髮了。” “好吧，找個理髮師來。”陳布雷接着說：“永熙，政治這個東西不好弄，你和憐兒千萬不要卷到這裡面去。我搞了大半輩子政治，一生的錯誤就是從政而不懂政治，以致無法自拔，於今悔之晚矣！” 次日早晨，油盡燈枯的陳布雷在極度的失望中飲藥自盡。父親的突然離去，在陳璉心中掀起巨瀾，她深深為父親感到惋惜。儘管她和父親走的是截然不同的兩條路，但殷殷父女之情怎能忘懷？11月15日是陳布雷大殮之日，上海地下黨派陳璉的表妹翁郁文（中共地下黨員，後來也受到批判鬥爭，所幸來死）專程到南京，帶來了組織上對陳璉的關心，並告之可以安排她秘密到“那邊兒”去工作。之後，陳璉和袁永熙匆匆前往上海，上海地下黨交通站站長喬石熱情接待了他們，為他們準備了去蘇北解放區的通行證，並祝願他們一路順風。再後去到“和平解放”不久的北平，也就是回到了夢寐以求多年嚮往的溫暖的革命“大家庭”，以為擁抱了陽光，得到了自由，歡呼呀激動呀，而不知回到了人世間最黑暗與專橫的奴隸主領地。由於他們被捕而沒有死的原因，受到組織的懷疑審查，叛徒與變節的過失難逃其咎，袁永熙受到了開除黨籍的處分，她還好仍是光榮的共產黨員。袁開除黨籍後不久又因為需要又重新入黨，在共青團中央成立時，擔任了一個普通的職務學生部秘書主任、副部長。1952年新政伊始，中央青委書記蔣南翔調任清華大學，因蔣是“一二九”學運領袖，大概是惺惺惜惺惺吧，蔣提名他作黨委書記並獲批准。自此，他一頭扎入工作，廣交知識分子的朋友，除星期日回家和妻兒團聚外，平時連家也不回，過上了一段“用彩色瓔珞編織起來的日子”。可是1955年的機關“肅反”他又因那“被捕”一事再次受到審查，立馬從黨委書記降為黨委常委、校長助理。 “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1957年毛澤東發起“整風運動”，她的夫君袁永熙不知是“引蛇出洞”誘餌，因不甘願做清華大學蔣南翔“一畝三分地”的家奴，仍堅持與生俱來的追求民主自由的獨立性格，當然為毛共革命暴力所不容，而被打成右派分子，開除黨籍，職務一降七級，送到一個邊遠農場去勞改。 在革命與反革命的當風口上，為了“偉大壯麗的共產主義事業”，陳璉和許多右派分子的妻子一樣，在組織的幫助教育下，為了站穩“革命立場”，劃清界限，斷然與相親相愛十六年的丈夫袁永熙離了婚，帶着三個孩子獨處上海。她天真地認為，自此和右派老公就沒有關係了，就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者了；正如為了追求真理，與自己背叛了官僚父親陳布雷，不就是光榮的布爾什維克了嗎？她不理解毛共的險惡毒辣，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的殘忍專橫，相信紙面上的東西與那些巧言的許諾，總把未來設計得十分美妙。而不知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永遠建立在一個斗字上：“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斗無窮，與人斗其樂無窮”，不鬥就不叫“共產主義社會”；不鬥，何以是無產階級專政？斗去斗來，斗到1966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無孔不入的毛式暴力造反“英雄”，找到了當年蔣介石先生和夫人宋美齡去弔唁陳布雷，與家屬合影的一張照片。在這張照先上看到了娟秀裊裊的陳璉，便認定她是叛徒，不然何以有此照片？此後，造反派又從陳璉繼母家中搜到陳布雷日記上一段話：“憐兒，不要再過問政治，好好學習業務，憑自己的本事，做點對社會有益的事情。” 在這些“鐵證”的面前，她有口難辯，有屈難伸，要麼招認，要麼挨斗。她怕斗，她怕打，她怕人格受到侮辱，只能用死的忠誠來表示自己是貨真價實的“共產主義戰土”。悲劇啊悲劇，中國的悲劇，一代爭自由要民主的知識分子的悲劇，正如中世紀的諫臣、烈女，不惜以死來表白自己對君王與丈夫的愚忠和清白。1967年11月19日早晨，身着一身整潔衣服的陳璉，從上海泰興路華東局宿舍11層樓上一躍而下，玉碎而死，血肉一團。 陳璉死了，但她忠於“共產主義的信念”沒有死，正如一個吸上海洛英而死於海洛因的亡魂，仍對海洛因懷着深深的眷戀，恨不得再吸它一口。她留下的絕筆書這樣寫道：“關於我被捕情況，我1949年的交代是完全忠實的。這一點將來你們總會明白的，然而我自己卻等不到那一天了……” “將來明白”什麼？她，陳璉是忠於共產主義事業的共產黨員，從來沒有背叛過；自己“等不到那一天了”，就是等不到“共產主義社會”的到來，表現出深深眷戀的情感。世界上哪有什麼共產主義社會？全都是暴力騙子們編造出來的騙人謊言，連馬克思也不相信的東西，所以到晚年他解散了共產黨，建立了第二國際—民主社會主義。 她的死，對於生活在今天這個早已沒有“共產主義”信念的時代來說，定會使不少人莫名其妙，笑她傻瓜一個，笑她太不看重生命。而人們卻不知道，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人，全是天字第一號的傻瓜，屁股是腦袋的盲從。究其原因，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個反歷史、反文明、反人道的海洛因毒品—建立一個沒有人剝削人的美好社會，毒害了千千萬萬的靈魂和肌體，心中只裝有 “天大地大，沒有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沒有毛主席親”的海洛因觀念，才有視“革命”為“家庭”，視“組織”如“父母”的病態心理！這個“觀念”，這個“心裡”，直到今天還在毒害廣大的中國人民。我不得不喊出一聲：善良的人們啊！你們不能再繼續吸海洛因了，趕快戒掉吧！ 陳璉女土，陳璉前輩，我不知道你們今天清醒明白過來沒有？這個海洛因毒品，使你失去慈祥的父親，珍愛你的丈夫，難道還希望兒孫也像你一樣，失去這些嗎？它不但害了你們一家，我們一家，也害了全中國人民許許多多的一家！這個販賣毒品的毒梟，就是所謂“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我們曾為戰鬥，我們曾為他犧牲，他不僅不回報我們，愛護我們，還逼使我們妻離子散，家被人亡，或死於勞改，死於飢餓，死於監獄，有的甚而死於刑場！可是這個毒梟，至今還躺在天安門的廣場上，仍散發着死屍的惡臭，還想繼續毒害追求民主自由的中國人民，我們應該一起努力把他掃進歷史的垃圾箱，不准他再玷污中國人的幸福生活。 陳璉，一個“共產主義”可悲的殉道士！我以此文為你祈禱，願你恬靜地安息。 淚眼問蒼天，誰是作惡人 李才義 母愛是世界上最真摯、最無私、最偉大的！孟郊有詩云：“，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但在那黑白顛倒，是非混淆的年代，母親愛兒子或兒子愛母親都可能成為罪過。因為階級鬥爭不講人性，只講黨性。黨說誰是壞人就是壞人，如果心存置疑便會成為“革命”的敵人！當年，成都市公安局東城分局警法股副股長羅仁楷先生的遭遇就是典型的一例。 羅仁楷生於1932年，四川灌縣（今都江堰市）人，1950年高中畢業後，被招收到川西公安廳輪訓班學習，結業後分配在成都市公安局東城分局工作，先後任派出所戶籍員、分局幹事、警法股副股長等職。他父親早逝，留下祖母、母親、姑母、表弟及他和他的弟妹共七人，靠祖輩購置的13畝薄田為生。那時，祖母年邁，母親和姑母體弱，他才17歲，弟妹年幼，且要讀書，所以母親將田地租出5畝，留下8畝請了個幫工自己耕種。 1950年農村土地改革（以下簡稱“土改”）時，羅仁楷已參加工作在外，土改工作隊只承認他家直系親屬，即祖母、母親和弟妹參加土改計算土地分配，不承認姑母和表弟。所以按當地人均耕地面積計，他們只能有11畝。多餘了2畝，被無償的分給了其他貧僱農民。按當時的土改政策，他家的成分應為“小土地出租”。可是在“寧左勿右”的政策指導下，“小土地出租”後來又不明不白地上升為“地主階級”。 羅仁楷參加革命工作後，一心一意追求政治進步，於1952年加入新民主主義青年團，1953年加入共產黨，可謂一路順風。 羅仁楷的母親叫衛瓊玖，土改前四十四歲，曾被選為村的婦女代表，為共產黨剛建立的政權征過糧，賣過力，被劃為“小土地出租”後，婦女代表的資格悄然消失。但她為了不給當公安的黨員兒子丟臉，仍然積極勞動，努力生產，帶頭上繳公糧，主動賣出統購糧。有一年，她家總共收了1960斤糧，就上繳和賣出了1840斤，家中三人（祖母已死）只留了120斤不夠吃，就用紅苕、芋頭和蔬菜代替。 1955年夏，衛瓊玖自耕地周圍的地勢低，而水溝水位高，相鄰農業社和自耕農的幾畝秧苗被淹，因衛瓊玖當婦女代表時得罪過一些人，就被人誣告她是地主分子搞破壞放的水。儘管她據理陳述：她沒有放過水。但那時候階級鬥爭的弦繃得正緊，要抓地主分子破壞生產的典型，灌縣法院竟憑一面之詞以“不法地主破壞生產”為由，以反革命罪判衛瓊玖5年徒刑。這時候，正忙於干“革命工作”的羅仁楷，還不完全清楚母親的遭遇。作為年輕的共產黨員，站穩“階級立場”事大，不敢為自己的母親說話。到了1956年底，衛瓊玖已關押一年多，患了嚴重的風濕關節炎，雙腳腫痛，不能行走。當局考慮到犯人光吃飯不能勞動，還要治病，就申請法院令其回家醫治，美其名曰：監外執行。 衛瓊玖判刑收監後，留在家中未成年的一兒一女，連自己的生活費用都靠人接濟，哪裡還有錢給母親治病呢？在這種萬般無奈的情況下，衛瓊玖才在小兒女的伴護下來到成都，向羅仁楷傾訴了本不願講（怕影響兒子“革命工作”情緒）的冤情。 這時，羅仁楷正在成都市“清案”辦公室工作。這個“清案”辦是從市區兩級政法系統抽調組成的臨時機構，屬中共成都市政法委領導，主要任務就是清理有偏差的案件，實事求是的進行糾正。羅仁楷聽了母親哭訴的冤情，看了法院定罪的判決書，請教了一同在“清案”辦工作的法院同事。有位同事認為：灌縣法院給他母親定反革命罪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定性不准。於是，他在同事的支持下，並請示領導同意後，以自己個人的名義給灌縣法院去了一封“群眾來信”，說明他母親是小土地出租不是地主，要求對“衛瓊玖反革命案”進行複查重審。 羅仁楷這封信受到灌縣法院領導的重視。經原審和複查辦案法官的複查複議，於1957年5月18日，撤銷了原判有期徒刑5年的判決，做到可“有反必肅，大錯必糾”。 可是，1957年7月以後，共產黨的整風突然翻臉為反右運動。羅仁楷的行為被視為是“為不法地主分子伸冤翻案”，並以此為由，劃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他據理申辯，反被視為不低頭認罪、態度惡劣，受到輪番批鬥。最終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強制實行勞動教養。母親被冤，兒子受冤不說，此事，還連累了他的同事和灌縣法院的法官：曾經為複查“衛瓊玖案”、嚴格依法辦事的法官張懷清也被劃為右派；成都市“清案”辦副組長成占海和團支書賴琦，因說了羅仁楷母親被定反革命罪“證據不足，定性不准”，也被劃為右派。此後不久，羅仁楷的母親衛瓊玖，又被重新收監，重新判刑5年，並於1960年死於獄中，時年54歲。可見我國當時的法律條例可隨當權者的意願隨時改變。 1957年8月1日，國務院做出了“關於勞動教養的決定”，說這是一種最高行政處分，被勞教的人有公民權利。可是羅仁楷是被武裝押送到涼山彝族自治州峨邊縣沙坪勞改農場勞教的。在勞教期間，他幹過開荒、修路、建房、搬運、洗煤煉焦等重體力勞動。加之正遇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勞動強度大，吃不飽肚子，常常掙扎在死亡線上。但是，他想到剛出生不久的孩子，想到改造好了就可以回家與親人團聚，就咬緊牙關挺着，並當上了勞教小組長。到1961年11月，經過近4年勞教，羅仁楷終於盼到了解除勞教、摘掉所謂“右派帽子”的那一天，又被宣布為留在勞改單位“就業”，不能回成都與妻兒生活，令他非常苦惱和氣憤。加之他對 “三年自然災害”餓死人的事不滿，所以在小組學習會上和平時擺談中，難免流露出一些對國家前途迷茫，對自己命運擔憂的言論。“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的1967年，勞改當局就以羅仁楷“惡毒攻擊黨的政策方針，惡毒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惡毒攻擊毛澤東思想”的罪名，又將他打成現行反革命，判處有期徒刑三年。這一判決未能使羅仁楷低頭屈服，他立即上訴，據理抗辯。但在那個不講理、不依法，只憑長官意志辦事的年代，他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勞的，仍被強行押往樂山地區沐川縣五馬坪勞改茶場服刑。 三年囚徒生涯期滿後，羅仁楷又被強行留在勞改單位就業。他又利用稍為寬鬆的環境將母親和自己的冤案提起上訴，要求平反。當然還是沒有結果。於是就採用沉默的方式熬到了毛澤東死，“四人幫”倒台，“兩個凡是”被推翻，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撥亂反正的到來，羅仁楷再次向樂山地區中級人民法院提出申訴，要求複查1967年判他反革命罪的問題；再次向中共中央、中共四川省委、成都市委、東城區委、市公安局提起申訴，要求重新審查他1957年劃右問題；再次向溫江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和灌縣法院提出申訴，要求複查他母親衛瓊玖反革命罪的問題。這一次羅仁楷的功夫沒有白費。1979年3月，成都市公安局派出兩名工作人員到五馬坪勞改茶場接他回成都，並且親切地稱他為“同志”。這是22年沒有聽到過的稱呼。在22年漫長的勞教、勞改歲月中，他聽慣了叫他的姓名、編號，或管教訓斥他，稱他為頑固不化的“老右”或“老反”。所以，當聽到稱他“同志”時，22年沒有流出來的眼淚，終於流出來了。 羅仁楷的右派問題“改正”了，反革命罪也撤判了，公職恢復了，黨籍恢復了，工資恢復了，名譽恢復了，但22年的牢獄也白蹲了。羅仁楷母親衛瓊玖的冤案也澄清了，判刑撤銷了，但人也死了多年，這一切的一切，又該由誰來負責呢？歲月白耗去，青春有幾何？淚眼蒼天問：誰是作惡人？ 我在“監中之監”里度過“文革”（之三） 石天河 4.面對機槍的那杆葉子煙 “文革”期間，我所經歷的最恐怖的一幕，要算森工局的造反派，從西寧來衝擊集訓隊監獄的那一回。時間我記不很清楚，大概是1968年的夏秋之交的六七月間。那是差點造成流血慘劇的事件，我們離鬼門關只有幾步之遙，只在一揮手之間。我現在想起那件事，總覺得那天是太危險也太僥倖了。 “文革”的造反，因為都是按照“中央文革”的指示“踢開黨委鬧革命”，各個不同單位各鬧各的，原本互不干預。可是後來，鬧派性的武鬥開始以後，情況就越來越亂。有的大中城市，可能是有某一派的人被關押在監獄裡面，於是便有造反派衝擊監獄的事件發生。口號是要“打開監獄解放造反左派”。實際上，雷馬屏農場的這個監獄，那時還沒有關押過造反派，本來並不是他們要衝擊的對象。可是，“文革”本身是比霍亂症還傳染得快的瘟疫，只要有消息說某某地方的造反派衝擊了監獄，其他地方的造反派都會聞風而動。雷馬屏地區有一個森工局，林業工人很多。他們的造反派奪權以後，在西寧的聲勢，比雷馬屏農場造反派更大。不知是為了“派性”還是為了“比聲勢”，他們忽然說要來衝擊監獄。 農場的武警，在西寧共有一個營，但負責守護集訓隊監獄的，只有一個加強排，由一位副連長指揮。在聽到森工局造反派要來衝擊監獄的消息後，集訓隊的氣氛頓時變得非常緊張，武警在監獄裡進行過一次對付“衝擊”的演習，戰士們一個個全副武裝，隔着監獄的圍牆，站在高板凳上，把槍架在圍牆上，瞄準通往監獄大門前的道路，做得非常認真。集訓隊的幹部在武警演習時，就把犯人集合到學習室，不許隨便走動。犯人對這次演習，大部分人是漠然無動於衷的，把它看作“假過場”，估量不會真有人來衝擊監獄。而有過戰爭經驗的犯人則嗤之以鼻，覺得用這樣的方式來守護監獄，只能嚇嚇外行，如果真有懂軍事的人來進攻，這一排人便會被全部殲滅。因為，只要將幾個手榴彈甩進來，站在高板凳上的人是無法躲避的。 這次演習後，武警和集訓隊幹部感到在有人衝擊監獄時，如何安置犯人確實是個難題，萬一犯人從武警後面搞暴動，裡應外合，豈不糟糕？於是，在得到了造反派真要來衝擊監獄的確切信息以後，集訓隊的周中隊長，就決定把犯人分成幾部分：一大部分，約七八十人，由他自己帶領，到離隊部不遠的後邊小山坡上，去改田改土。另一部分，比較老弱的約二十來人，則由一位分隊長帶領，到隊部前面向右拐彎處一塊比較隱蔽的地里去除草。剩下的走不動的不能勞動的病號，則讓他們留在宿舍里，不准外出。 出工的時候，犯人並不知道今天有人來衝擊監獄，只以為是照常出工。帶隊的周中隊長是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在農場工作多年，比較講政策，平日作風穩重，對犯人不輕易打罵。他帶隊，犯人並不特別怕。只是，他平常是不帶隊出工的，今天忽然由他帶隊，而且，像這樣分隊出工，也不同於集訓隊的常規。犯人中對時局敏感的人，心裡不能不有些犯疑：是不是今天有特殊情況？…… 我跟着這七八十人去改田改土，由隊部下面的一條山路向左拐上坡。押送我們出工的武警，是四個人，三個抗着上刺刀的步槍，一個抗着一挺輕機槍。到工地以後，周中隊長粗略地分了一下工，把人分成兩部分，分別在緊鄰着的兩塊地里幹活。那時候，勞改隊裡“學大寨”式的改田改土，本來是比較重的勞動，可是在集訓隊，它只有那麼一點地，這兩塊地，就是把那個小山坡挖高填低，用挖出來的石頭砌地邊上的坎子，開發出來的，每塊的面積還不到一畝。隊上似乎並不打算趕工完成，幹部也並不規定每個人的勞動定額，犯人“慢工出細活”式的干，斷斷續續幹了三個多月還是個毛坯子的樣子。這天分工以後，每塊地里有三四十人，大家挖的挖，挑的挑，力氣大的抬石頭，手腳麻利的砍邊荒，一邊干一邊就咕咕噥噥的在聊玄天。自然也免不了要猜猜今天這是個啥陣仗。因為，平日出工是沒有機槍跟着走的。 大家耍耍搭搭的干着，到上午十點種的光景，忽然聽到監獄裡面傳來一陣緊急集合的哨音，那哨音吹得震天價響，我們知道，這肯定是有情況了。忽然武警的那位營長，這時匆匆忙忙地從坡下面走上來，跟周中隊長咬耳朵式的說了幾句話。這位營長，平時在集訓隊是很難得見到他的，他顯然是今天才從西寧總場部趕來的。他匆匆忙忙跟周中隊長咬了下耳朵就雷急火急地走了。周中隊長馬上就叫：“集合！”並且叫大家：“不帶工具！都到這邊來！”大家站成橫隊，清點人數以後，周中隊長便把隊伍帶到工地旁邊不遠的一個小山窪，指着這小山窪向大家說：“你們都在這裡挨在一起坐下！警衛站的地方就是警戒線！不許離開！不許亂動！”於是，大家就挨挨擠擠地坐到這小山窪的地上。 這小山窪是個戳箕形，背後是壁陡的，有一人多高，前面是個敞口，兩邊的“戳箕邊”有點像隆起來的埂子，又像是兩隻巨人的手臂，把這塊地摟成一個山窪。山窪裡面雜草亂石高低不平，這七八十人零零亂亂地坐下去，剛好把它填滿。“戳箕口”就挨着我們來的時候走的那條山路。我坐在靠右邊埂子的中間，地勢比較高，沒有樹木遮攔，可以看得很遠。通向監獄的那條公路，看得非常清楚。 三個背步槍的武警，有兩個在左右兩邊的埂子外面走來走去，另一個背着槍走動在後面的坡上，他們離犯人幾乎只有一步之遙。輕機槍就架在小山窪的正前方，離我們約有四十步的樣子。機槍手是個近兩米高的北方大漢，筆挺地站在機槍後面，一步不動。機槍的彈盒裡已裝滿了子彈，上好膛。他眼盯盯地就看着我們，那樣子真有點叫人不寒而慄。 這時候，小山窪里的氣氛是悶沉沉的，幾乎能使人窒息。周中隊長忽而跑下去，忽而又跑回來，一句話也不說， 過了幾十分鐘，忽然那位營長滿頭大汗的走上來，揭下軍帽當扇子扇着，氣喘吁吁地向周中隊長說：“這事情恐怕是要干啦……”周中隊長連忙走攏去和他低聲的交換意見。營長只說了幾句話，手一招，向站在坡上的那個武警戰士叫了聲：“你來！”隨即拉着周中隊長，帶着那個武警戰士一路走了。這時，小山窪這裡，就只剩下了兩個背槍的武警和一挺輕機槍、一個機槍手，在看住這七八十個犯人。 我發現小山窪里已經有人開始交頭接耳，回過頭來，忽然看到遠處通向監獄的公路上，有解放牌的大卡車在嗚嗚的開上來，車上站了滿滿的一車人。後面究竟還有幾輛這樣的車，看不清楚。這時，忽然有人在我肩頭上拍了一下，說了聲“接個火”。我轉頭一看，是“熊笨三”。他一面掏出紙煙在我的葉子煙上接火，一面低聲地說：“今天，他們可能要用機槍點名，我們有幾撥人準備搶槍。大家要我來問你，干不幹得？”（他們所以問我，是因為集訓隊裡的很多犯人，都把我看作是他們“信得過”的“右派”。）我問：“有哪些人？”“熊笨三”說了幾個名字，這些名字我現在記不得了。他說：“×××那裡有三個，×××那裡有六個，我這邊一共有十幾個，還有的在聯繫，反正幹起來大家都會動手。”我問：“鋤頭鋼釺都在工地上怎麼去拿？”他說：“砍刀他們悄悄帶過來了，石頭都準備好了。警衛只有三個人，空手都可以對付。”我心裡一陣緊張，知道這些犯人信得過我才來問我，他們也知道這是生死關頭，必須由我來作決定。我連忙鎮靜下來，向“熊笨三”說：“你去跟大家講，叫他們把人集中在前面兩邊的兩隻角上，不要慌，看着我手上的這杆煙，我一甩煙頭，大家就動手。我沒有甩，就不許動。你看，兩個警衛的槍還是背着的，機槍的彈盒雖然上起了，但他俯身下去，打開保險，總還要十幾秒鐘，他一俯身，大家就踴上去，還來得及。一定要看我甩煙頭才一齊動手，這關係大家的生死，不許冒險。”“熊笨三”悄悄地離開了。 一會兒，“段蝦兒”又悄悄溜到我身邊，說：“周老師，今天這樣子他們可能要對我們下毒手，反正是死，大家準備搶了槍跟造反派一起走，要不就在這些山上打游擊，希望你來拿個主張，看怎麼辦？”我只好把向“熊笨三”說的話，又向他說了一遍，並再三叮囑他，要看我甩不甩煙頭，不到必須動手的時候，不要亂動。 我右手擎着這杆葉子煙，眼睛直盯着遠處的那條公路，時而又向機槍手那裡瞥上一眼，精神是極度緊張的。也許是過去的生活把我錘鍊成了這樣一個亡命的性格，越是在緊張的時候，我越能沉着。 一會兒，我看到武警戰士大約有一班人，從監獄裡湧出來向公路上跑去，手裡舉着“紅寶書”（《毛主席語錄》），一面跑，一面把“紅寶書”舉在頭上揮舞。很明顯，這些動作是從報上學來的。早些時候的報上，時常有解放軍戰士舉着“紅寶書”去隔斷“武鬥”火線的報道。看看他們已經挨近了迎面而來的造反派的卡車，……看那卡車似乎停住了，……造反派並沒有下車，……卡車似乎在掉頭，……情勢顯然緩和了……我仍然眼盯盯地望着卡車的動靜。 過了好一會，周中隊長走上來，喊大家“集合”，然後叫到工地上把工具拿回來，收工回隊。這時候，我手上的這杆葉子煙，已經快燒到我的手指頭了，到站隊的時候，我才輕鬆地把手放下來，吁一口長氣，將煙頭甩了。 回到集訓隊，在學習室里坐下來，想起剛才的事，心裡反而怦怦地跳。這太危險了！如果我在那恐怖的情境下，一時驚慌地甩了那煙頭，事情就會變成一場暴動。不僅那三個武警會遭殃，犯人一旦搶到了槍，很可能會對住在近邊的集訓隊幹部家屬進行胡亂的泄憤報復，而隨後犯人會在武警一個排的反擊下被全部消滅， 我也會在死前變成一個“反革命暴亂分子”。——這簡直是不敢想的事情。……我在被判刑時就很自信地想過，即使共產黨把我判死刑，我也不會變成真正的反革命。同時，按照我對共產黨的理解，我決不會相信共產黨會有對犯人實行集體屠殺的作法。可是，“文革”一來，一切都是七顛八倒，人的理性和信念都被“造反”泯沒了，一切都不像原先那個共產黨的作法。《憲法》被撕成揩屁股的手紙，連國家主席都得不到人身保障，我們還能相信什麼呢？就拿今天來說，有人衝擊監獄，幹部應該向犯人說明實際情況，講明政策，安定犯人的情緒；決不應該對犯人封鎖消息，把犯人趕進一個小山窪，用機槍對着，造成犯人的內心恐怖。（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傳遍全國以後，犯人在面對機槍時的恐怖心理，是必然的。）而且，即使上面沒有“可以集體處決犯人”的指示，誰能保證在極左思潮煽動下的勞改幹部與武警戰士，在遭遇類似“衝擊監獄”的突發事件時，會不會有不把“牛鬼蛇神”當人的殘暴行為呢？在“文革”那“越左越好”的時期，“左”是不會錯的，殘暴已是“革命”的標誌。所以，我雖然慶幸自己沒有甩下那杆葉子煙，沒有造成慘劇，沒有辜負勞改犯人對我的信任，這一切都是值得向老天爺叩頭的。但是，我也感到，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因誤會而造成了一次流血的暴亂，那也不能怪我！ 平反以後，我了解到，在“文革”期間，全國有許多地方，都發生過集體屠殺“牛鬼蛇神”的暴行。首屈一指的是湖南的道縣，兩個月殺了4950個“地富反壞右”。我更深刻地感到，我算太僥倖了。 八十年代初，我和刑滿出獄的“熊笨三”會面時，往事都成了笑談。他說：“那天幸虧你那杆葉子煙燃得慢，要是燃得快，一下子燒到了你的手，你要是慌忙的一甩，我們不曉得要成啥樣子了。”說得我們都哈哈大笑。 5.軍管的趣事 “文革”在1968年的“武鬥”盛行之後，全國各地的政府機關都實行了“軍管”。勞改農場也不例外，連集訓隊監獄也由“軍代表”來主事。而且，這時候的軍隊，也已經經過“奪權”的洗禮，派來的“軍代表”，是一位武警裡面的“副排長”，大概是四年前參軍的農村青年。因為，他有一次向犯人“訓話”時說：“現在中國最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就是我們這些有四年軍齡的左派嘛！”他手裡時常撐着一根斑竹棍，習慣於用斑竹棍子來打犯人，所以犯人就用“斑竹棍”作為他的代稱。一說“斑竹棍來了！”大家都有點緊張。因為，出工時候，誰要是掉了隊，落在後面，腿杆上就會挨他的斑竹棍。你和他對面走過，你要是不讓遠點，也會挨他的斑竹棍。 軍管時期，集訓隊的幹部，也仍然照常工作，管管犯人的生活學習及日常瑣事。但好像都是“半靠邊”的樣子。向犯人“訓話”，都由軍代表講。出工，也由“武警幹事”帶隊。這時候的幹部，似乎也樂得松閒，不願多管犯人的事。 “斑竹棍”在軍管時期的集訓隊，作過幾項傑出表演，可以說是“惡作劇”，也可以是是軍管時期的“趣事”。 第一件是過年“打牙祭”。 這年的春節，集訓隊照例在過年時，給犯人“打牙祭”。而且，為了表示過年的喜慶，牙祭肉比平常的每月二兩三錢增加為四兩。這對犯人來說，是一件歡天喜地的大事。許多犯人捨不得把那份牙祭肉一次吃完，便留下一半，準備下一頓，和在晚飯裡面，自己再煨一頓吃。有的人，中午來不及煨，就把整個一份牙祭肉留下來，準備晚上煨來吃。本來，集訓隊有一種不成文的規定：“不許煨煨煮煮！”集訓隊犯人身上，一般是沒有火柴的。只偶然有人經隊部批准，請假到西寧去趕場，才能悄悄帶回一兩盒火柴，藏起來用。平常，都是用最原始的火鐮（打火的鐵片）和在地里撿回來的火石，學彝胞那樣打火，把火草或紙捻子打燃作火種，把從工地上撿回來的干竹竿，作為煨煨煮煮的燃料，在集訓隊裡找三塊爛磚頭就可以圍成一個灶。那煨煨煮煮的窮折騰，看來是使人討厭的。但是，在春節那樣冷的時候，犯人們分菜分飯分下來，飯菜都已經冷了，不煨煮是不行的。 集訓隊的犯人是怎樣分飯分菜的呢？打牙祭不同於平常，打牙祭不是吃包穀粑而是吃大米飯，大米飯是要用秤稱的。分的時候，一般是把大廚房打來的飯菜，按生產小組先分成幾份，各組拿回去，再在組裡面分。每個組的犯人，大家把自己的碗擺在地下，分飯的時候，用一杆自製的小秤，用一個公用的搪瓷碗，一碗一碗地稱。大家輪流着值班掌秤，稱好一碗，便倒進一個地下擺着的碗裡。如果稱完還有多餘的飯，再均勻地分到每個碗裡。分菜的時候，則不用秤稱，分在碗裡，大家看看差不多，就算了。如果誰有意見，負責分菜的人，就把自己那份和他交換。而打牙祭吃肉，則是最斤斤計較的，因為肉不僅要求重量相等，還有肥瘦的不同。所以一碗一碗地稱了過後，還必須拈鬮。按1、2、3、4、5……的順序，誰拈到哪碗就吃哪碗。試想，熱騰騰的飯菜牙祭肉，經過這樣分來分去的過場，還能不冷嗎？所以，集訓隊幹部雖然說過“不許煨煨煮煮”，但對犯人的這些事情，好像看慣了，也覺得情有可原，就往往睜一眼閉一眼，充其量批評幾句，並不過分計較。而遇到這位“斑竹棍”，事情就嚴重了。也不知是崗樓上的武警，發現了學習室里的煙子，報告了他，還是他偶然地走了進來。他一進學習室，看見有人在煨煮，腳一伸，就把那些在灶邊上擱着的裝牙祭肉和飯菜的盅盅、盆盆、碗碗，一隻只地踢了個滿場飛。牙祭肉和飯菜撒了一地。隨即又叫了幾個武警進來，叫犯人全體集合。叫武警到學習室里把那些正準備煨煮的盆盆碗碗一起拿來，又叫到犯人宿舍里去搜，搜到有裝剩飯剩菜的盆盆碗碗，也一起拿來，叫到大廚房去拿來一個木桶，把所有這些牙祭肉和剩飯剩菜，一起倒進木桶。然後，向犯人“訓話”： “你們這些傢伙，你們平日鬧糧，不是說吃不飽嗎？怎麼又吃不完了呢？你們搞煨煨煮煮，還想過你們那種資產階級生活，你們為什麼要想資本主義復辟嘛？道理就在這裡！不許你們煨煨煮煮，你們不高興，是不是？過年，你們還想吃個滿嘴流油，是不是？告訴你們，人民群眾歡欣鼓舞之日，就是你們牛鬼蛇神難受之時。吃不完，我們抬去餵豬！走！” 他把斑竹棍一揚，就叫武警把那桶混着牙祭肉的飯菜，抬去餵豬去了。 犯人眼睜睜地看着自己留下的半份牙祭肉，有的是整個一份沒吃一口的牙祭肉，和晚飯的飯菜，都抬去餵了豬。有的人嘆了口氣，說：“今年這個年，豬比人過得好啊！” 過去，勞改隊的幹部，多少還有些“政策”觀念。到“軍管”時期，“政策”已蕩然無存了。也許當時社會上亂得太兇，需要“軍管”。可在犯人眼裡，勞改隊的“軍管”，卻是“文革”時期最黑暗的一頁。 第二件是“階級鬥爭教育”的“實習”。 這時候，武警戰士裡面，換了許多人，大部分都是新兵。當時，新兵入伍以後，強調的是要進行“階級鬥爭教育”。這樣一來，在“斑竹棍”的教育影響下，這些新兵就對集訓隊的“牛鬼蛇神”懷着特別高的警惕，隨時隨地都防着犯人會搞什麼鬼。犯人見新兵走過來，必須趕緊讓路，離他稍近一點，他就會一刺刀捅過來。有一個犯人，背篼上叫刺刀捅了個窟窿，差點被刺傷了，那新兵還惡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說：“想幹什麼，你來試試看嘛！”從此，犯人不得不特別小心。 “斑竹棍”為“階級鬥爭教育”創造了一種新鮮的方式，就是教他們學會和習慣於打“階級敵人”。因為，新兵大概還沒有學會可以無緣無故地打人，所以，他就採取了讓他們“實習”的方式。 一天夜裡，大家睡得迷迷糊糊，忽然間，一陣哨音，“斑竹棍”在外面喊“緊急集合！”大家不知是什麼事，趕緊披衣起床，急忙往外走。可是，一出宿舍門口，兩邊的新兵拿起竹片就在背上或腿杆上打，約有十來個新兵，都是在這樣的“實習”中來接受“階級鬥爭教育”。犯人被打得莫名其妙，不知是出了什麼事。“斑竹棍”在叫犯人站好隊以後，才開始“訓話”： “你們睡得好哇！我們警衛幹事為你們站崗，喊你們練習一下緊急集合，你們一個個死豬一樣不聽命令，不該打嗎？不該受教育嗎？這集訓隊就是改造你們的地方，你們不聽命令，就是反改造，改造與反改造，這就是階級鬥爭！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我們警衛幹事的竹片，就是階級鬥爭的武器嘛。你們要反改造，竹片也可以換成棒棒，也可以換成刺刀、機槍，你們頑固，不怕你們頑固！今後緊急集合，五分鐘站不好隊，有你們受的！聽到了沒有？” 犯人連忙回答：“聽到了！”但“斑竹棍”嫌回答的聲音太小，說：“什麼？你們不願意回話嗎？呃！聽到了沒有？” 犯人趕忙大聲的回答：“聽到了！” “斑竹棍”這才說了聲：“這還差不多。”然後，讓大家解散，回去睡覺。 他的這種“階級鬥爭教育”方式，在武警中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有一個關在獨居里的瘋子犯人，有一天，忽然在夜間被幾個武警打得亂喊亂叫，打來打去，漸漸地叫聲微弱，第二天，聽說那犯人死了。在我離開集訓隊之後，聽說，有一段時間，集訓隊裡面武警打犯人打得很兇。上述任世同的手臂被打斷，也就發生在在那段時間。像這樣兇狠地亂打犯人，在“軍管”之前是沒有見過的。 第三件是拿犯人“耍猴戲”。 集訓隊的犯人，有時候也會發生爭吵打架的事，本來是因為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引起的，無足輕重。可是，在“斑竹棍”主事的那段時間，卻上演過一場“耍猴戲”的惡作劇。 “斑竹棍”在聽到有人向他報告了“有人打架”的事件以後，就在晚上，把全隊犯人集合起來，，圍成一圈，把兩個打架的犯人喊出來，站在圈子中間，然後問：“是你們兩個打架嗎？”犯人回答說：“是。”又問：“哪個打贏啦？”一個犯人說：“是他打我。”另一個犯人說：“是他先動手。” “那好，看來你們還沒有打夠。”他揚了揚斑竹棍，說：“現在讓你們打夠！打嘛，當着大家打。打呀！開始呀！” 兩個犯人連忙說“報告軍代表，我們錯了，以後不打架了。” “斑竹棍”說：“那不行，不叫你們打你們要打，現在叫你們打，不打不行！”然後，用棍子指着一個犯人說：“你先打！打他！……打呀！” 這個犯人只好在對方臉上輕輕打了一下。 “不行！用力打！要打響！” 犯人只好用力在對方臉上打了一記響亮的耳光。 “斑竹棍”說“好！”轉過來用棍子指着另一個犯人：“現在你打他！” 這個犯人剛才挨了一記耳光，正想報復，便狠狠一耳光打去。打得那個犯人叫了聲：“哎喲！”眼睛骨轆轆地望着對方。 這時，“斑竹棍”及時地下達命令：“好，互相打！用力打！ 於是，兩個犯人互相對打起來。旁觀的犯人，有的在笑，有的在交頭接耳，說這是從未見過的新鮮事。兩個犯人打了一陣，覺得在眾目睽睽之下，讓大家像“鬥雞公”似的看着，有些不好意思，於是便默契似的互相躲閃，動作也慢下來，不想打了。 “斑竹棍”看到就說：“怎麼不打了呢？”隨即問：“他們是哪個班的？班長出來！” 勞改隊喊為“班長”的，就是生產小組的組長。於是，兩位“班長”站了出來。一位劉班長，一位謝班長，兩個都是大漢。“斑竹棍”叫他們每人拿根竹竿，站在兩個打架犯人的後面，命令說：“你們看他們哪個不打，就打哪個。” 兩個班長這時就為難了，自己同組的犯人，每天生活勞動都在一起，多少總有些感情。現在軍代表忽然叫自己去打他，總覺得下不了手。於是只好喊：“你們打嘛，不打，我就要打你嘍！” 兩個犯人只好又假把意思的打起來。打兩下又松下來，躲躲閃閃，裝裝樣子。兩個班長只好在旁邊看着，以為這只是混時間。 “斑竹棍”看到這情況，便說：“他們不打，你們怎麼不打他們呢？叫你們監督他們好好改造，你們不監督，現在叫你們監督他們打，你們又不打，這樣不行！來！……”他向旁邊看了一圈，選出兩個犯人，叫他們各拿一根竹竿，站在兩個班長的身後，說：“他們不打，你們看班長不打他們，你們就打班長！” 這樣一來，班長趕忙催促那兩人快打，兩人反而不打了，班長就打他一竹竿；班長慢了一點，屁股後面就挨一竹竿。這樣，里外三層，越打越快，六個人都在跳。“斑竹棍”笑嘻嘻的看着，似乎很欣賞自己這得意的傑作。 時間長了，裡面打架的兩個人，打到後來，因為過分緊張，有一個被打出了鼻血，隨即被打倒在地下。這時，“斑竹棍”才從容地喊了聲：“好啦！”隨即又向大家“訓話”： “你們這些傢伙，是社會上的渣滓！國家拿錢拿糧來改造你們，你們不好好改造，你們要打架。打嘛，我讓你們打，怎麼又不打啦？以後，你們誰要打架，就是這樣子！” 犯人先是覺得好笑，到散會以後，卻交頭接耳議論紛紛，大家覺得這只是拿犯人來“耍猴戲”，都覺得這軍代表的做法，是隨心所欲，與勞改政策是對不上號的。但也有人說，這是“文革”時期的“軍管”，過去的政策是“舊”的，可能在“破四舊”時一起“破”掉了，有什麼說的呢？作了犯人，其實也未必比得上猴子。 我當時想了幾句順口溜：“耍猴戲呀耍得妙，猴子都在裡面跳。旁觀看得好開心，沐猴而冠嘻嘻笑。” 這位“斑竹棍”軍代表，以為這樣把犯人作為“人”的自尊心完全打垮以後，犯人就被馴服了。他大概沒有想到，在他“耍猴戲”的時候，他已經把自己作為“軍代表”與作為“人”的尊嚴、連同國家政策的尊嚴，一齊“耍”掉了。他過於得意忘形，以致不自覺地把自己表現為一個“沐猴而冠”的極左小丑。 6.向陽坪·1971年的好望角 我的15年刑期，按國家法律規定，從1957年12月14日失去自由起算，到1972年的同一天刑滿。除了在成都監獄和工廠里的日子，從1963年5月後，都是在雷馬屏農場過的。而在農場，除了最初四個月是在築路，其餘時間，扣去兩次到山西寨中隊的不到一年，大部分都是在集訓隊監獄裡度過的。所以，我有時候不免嘆氣：在看守所的時候，“八十四”勸我爭取早點判刑，說勞改隊的生活比監獄好。而我到了勞改隊，大部分時間還是在監獄裡坐牢。特別是遇上了“文革”，在集訓隊監獄裡，是很容易把小命“叭”的一聲就丟在那裡的。我感到自己確實是命途多舛，連勞改都不如別人順當，老是在“監中之監”里過日子。三進集訓隊，竟磨去了六年多。人已經四十六歲了。 到1971年，我的勞改運似乎有了點轉機，這是由於農場有一個慣例：對於刑期只剩下一兩年的犯人，估量他不會再逃跑，就可以從集訓隊放到中隊裡去，讓他熟悉中隊的勞動，以後便於在農場就業。因而，我也慶幸自己有條件可以走出集訓隊監獄了。 可是，在我離開集訓隊的時候，已經有一批從四川各地送來的新犯人，進了集訓隊。其中有“右派”，也有“造反派”。後來平反出來的朱承義，是1957年在雲南師大任教時被劃為“右派”的，在“文革”中又被作為“群眾專政”的對象，加以管制。1971年又被作為“反革命”判刑十年。從他那裡，我了解到，“文革”開始後，原先沒有坐牢的“右派”，差不多都在“文革”中一次再次地挨斗挨打。他甚至被打斷肋骨，打得吐血。我聽到這些信息，真有一種說不清的感受。似乎我在“文革”期間坐牢，反而少挨了許多打。而且，以我的性格來說，如果沒有坐牢，在“文革”期間說不定早已經和誰拼命或自殺死了。這樣想來，似乎坐牢也是“塞翁失馬，安知非福”。在這個禍福無常的時代，知識分子既已被叫成了“臭老九”，還有什麼是可以由自己選擇的呢？從“監中之監”放到中隊，農場也還是監獄。即使從農場放回家，這時的社會也不過是一個大監獄而已。有什麼可慶幸的呢？ 我從集訓隊調到向陽坪中隊，大約是1971年春耕大忙的時候。向陽坪中隊是一個農業中隊，因為地勢比較高，旱地較多，水田較少。因而，有兩個旱地班而只有一個水稻班。原先，本來還有一塊茶園，在我調去不久的時候，聽說是因為要執行“以糧為綱”的指示，就把茶園砍掉來改種包穀。——如果用現在的眼光來看，砍掉茶園種包穀像是發瘋，可在當時，上面指示的“綱”，是沒有誰敢碰的。多好的一片茶園，說聲砍就砍了。我被分在旱地班，一年到頭，基本上是和包穀、紅苕、小麥、油菜打交道。 向陽坪中隊的勞動是比較艱苦的。由於地勢高，從中隊到西寧要走很長的山路。順公路走有十來里，走小路爬坡則可以略為近幾里。有時候，犯人從西寧用背篼背磚到中隊部，勞動力強的可以背三四十匹，我背二十匹還要走走歇歇的走大半天，累得滿身大汗。 向陽坪背靠大山老林，常年有犯人被派在大山上砍木料，供場部作建築用材。這些砍木料的犯人，糧食和肉食的供給標準都略高於其他犯人，而且，他們向彝胞去買肉以及從中隊的地里偷點包穀、紅苕，南瓜之類，到山上去煮，也沒有人管得着。他們請假趕場，也比較容易得到批准。犯人把他們叫做“伐木隊”，有時可以從他們那裡聽到一些新鮮信息。 秋收以後的農閒時間，許多犯人都要被派上山去拖木料。這是一項重勞動，而且有點危險。因為這樣的“伐木隊”，並不是熟練的林業工人，他們的操作和工地上的安排，都是隨隨便便沒有什麼規程的。木料從很高的山頂上，順着坑道放下山溝，拖木料的人就順着山溝往上走。找到一根自己認為合適的木料，就撈到旁邊，釘上釘子，掛上索子，用肩膀拖着往下走。問題是山頂上放木料的人，只管往下放，卻看不見下面山溝里是不是有人。有時候喊一聲“來嘍！”便把木料放下來，下面的人來不及躲閃，就很容易被撞傷甚至撞死。那幾百斤的木料從山頂放下來，碰着山上的大石頭就跳起一公尺多高，等於是順着那山溝飛行，那衝擊力是連石頭都可以被砸碎的。我第一次去拖木料的時候，和幾個人順着山溝旁邊走上去，剛聽到山上吼了聲“來嘍！”一根木料就衝着我飛下來，幸而我手上拿着一根撐手棍，我趕忙用那棍子一擋，木料沖在棍子上，把我震倒在地下，木料飛過去了。旁邊人以為我被衝倒了，連忙大聲地喊：“打死人嘍！打死人嘍！”其實，我並沒有受傷，爬起來，趕忙揀一根比較小的木料，拖起就走。這次雖然有點險，我卻平安無事。可另一次，只是在山腳下轉運木料，一個不小心，叫別人抗的木料，在我眉毛邊擦了一下。當時只是有點痛，摸摸沒有出血，便不在意。可這一擦，卻一直到現在，還在我左邊眉毛上留下了一個疤痕，幾十年依然如故，連疤痕藥水都沒法使它消失。似乎是老天爺要給我留下一個永恆的勞改印記。 向陽坪最緊張的勞動是鏟草積肥。勞動定額很高，按時序的不同和勞動力的強弱，分為1200斤，1000斤，800斤等幾個不同等次。這和集訓隊簡直不能比。在集訓隊積肥，往往都是報麻麻賬。那時候，積肥帶隊的是一位彝族的中隊長，姓瓦嘎，犯人喊他“老隊長”。他原本是彝族的一個頭人。解放初期就很靠攏政府，作過涼山彝族自治州的政協委員。後來，不知為什麼調到集訓隊來當了中隊長。他沒什麼文化，不識數，指定一個“小鬼”過秤。這“小鬼”叫王立喜，他隨便地記些數字，每個人隨便挑幾挑，到收工時，他就說完成了一萬八千斤或兩萬幾千斤。所以那集訓隊的積肥，幾乎都是王立喜一個人完成的。瓦嘎老隊長在“文革”期間，生活得很孤寂，後來在造反派的一次批判會後自殺了。他死後，我們也有很長時間再沒有幹過積肥。而向陽坪的積肥卻是很頂真的，勞動定額都是不含糊的。 我從集訓隊出來以後，身體很虛弱，最低的800斤的積肥任務，往往一天鏟到黑，還要靠幾個勞動力強的“老同改”來幫我鏟幫我挑，才能完成。有一段時候，因為我體力差，組裡面就讓我過秤。甚至有一段時候，幹部只好叫我在水田邊上趕老鴉。有一次因痔瘡大出血，還到總場部醫院去住過十來天院。 向陽坪的幹部，對我並不苛求，看我有病，勞動上還有些照顧。後來，因為安裝了一台鍘草機，一台打米機，因為我懂電，就讓我去管這兩台機器。我打米的時候，有時候可以偷點米，自己用鐵絲繞一個電爐，在打米房裡面偷偷里煮來吃。這樣，身體才有了一些好轉。——現在說來，在勞改隊裡學會了偷，這還好意思說嗎？其實，我倒真是從這些地方得到了一些關於社會主義理想的啟示：在社會主義國家裡，應該不是用法律和懲罰手段去防止與懲罰不得溫飽的人偷東西，而是應該用普遍的社會福利消除貧困，消除因不得溫飽而偷東西的現象，進一步才可以消除貧困人群的偷竊動機，提高社會的道德風尚。法律和懲罰手段主要應該用來防止和懲罰貪官污吏搜刮民財侵吞國帑的行為，要把莊子所說的“竊鈎者誅，竊國者諸侯”顛倒過來，“竊國者誅，而有人竊鈎則應該罪其不能治世安民的地方官吏。” 在向陽坪，還留下了兩個小故事。 一個是“書的故事”。 因為黃倫比我早一些就調到了向陽坪。他是軍醫大學畢業的，醫療技術很高明，他能用十四秒鐘做完一個白內障手術，在向陽坪又給指導員的家屬治好了一種很難治的病，而且在總場的一位副場長被誤診為鼻咽癌正在準備後事的時候，他鑑別出只是鼻竇炎，並給他治好了。這樣一來，幹部就很器重他。他又不願作衛生員，總場醫院想調他去他也不去。幹部就讓他住在一所房子裡養雞。這個養雞房，後來就成了我們聊天的場所。有時也在那裡煮雞蛋吃。這已經不必叫“偷”，因為是黃倫“給”的。 早在我從山西寨中隊被“橫掃”進集訓隊的時候，山西寨有幾個關心我的勞改朋友，就在為我擔心，認為我這一次“三進集訓隊”一定凶多吉少。他們偶然發現，我在“社教”期間被社教工作隊帶隊的王處長（四川省檢察院的處長）收去的幾本書，被方指導員收存在一個地方。考慮到我在書上的某些批註，可能會被當成我的“罪證”，於是，他們悄悄地把書偷出來，用裝化肥的塑料袋裝成一包，托人送給了黃倫，請黃倫轉交我。可是，我當時還沒有調來，黃倫那房間幹部常來常往，不好收檢。便只好交“伐木隊”的一位“向木工”幫忙藏到山上去。 等我調到向陽坪以後，“向木工”把事情告訴我，說裝那幾本書的塑料袋，已經藏到了山里沒人知道的地方，壓在一塊大石板底下，很安全。問我要不要取回來。我當時覺得，既然那幾本書藏得很安全，取回來反而會成為不好收檢的“包袱”。就說：“暫時讓它在那兒吧。”想等我刑滿以後再去取。哪知道後來我從向陽坪調桂花溪，隨後到通木溪出監隊，就再沒有工夫到向陽坪後面的大山上去取回那幾本書。現在過了二十幾年，那幾本書，可能已經霉爛成泥巴了。我現在一想起那幾本書，就覺得既滑稽又可嘆—— 可憐的書呵！那杜甫、白居易、陸游、蘇東坡、辛棄疾的詩詞，可是中國文學的精華！那列寧的《哲學筆記》，也曾是革命的經典！你們為什麼遇到倒霉的我？又為什麼遇到更荒唐的“文革”時代呢？被收去——偷出來——藏來藏去，終於還是化成了泥巴。 另一個是“彝胞消息”的故事。 “9·13”事件發生的時候，勞改隊是完全蒙在鼓裡的。有一天，記得是挑糧食上倉。走在路上，忽然看見“楊癩子”用扁擔搭在兩隻籮筐上，坐在路邊上歇氣。看見我來了，就連忙招呼：“來來來，坐下來燒杆煙。”我便挨着他也在扁擔上坐下來。他看看路上沒有人，就悄悄向我說：“他們山上砍木料的人，從彝胞那裡聽到一個消息，說彝胞幹部在開會的時候講，說：林彪帶着他的一群臭婆娘，到蒙古去吃瘟豬兒肉，撞到飛機上，撞死嘍。——這到底是個啥消息？你說，林彪怎麼會去吃瘟豬兒肉呢？……” 我聽了，搖搖頭，說：“這個難得猜，注意看報吧。” 回來，我就到黃倫那裡，把這個滑稽的“彝胞消息”說給他聽。他想了一會，說：“從這些時候這麼悶沉沉的氣氛來看，可能是出了什麼事，而且是大事。”但是，究竟是什麼事呢？彝胞的消息確實叫人莫名其妙。 我當時想，可能是林彪出了事，但無論如何不會是什麼“吃瘟豬兒肉”。 直到過了一個多星期，一天，晚飯後，幹部才叫犯人全體集合，首先宣布： “把你們手裡有的林彪的《語錄》、講話、相片，無論是書、報紙、雜誌，通通交出來，由各組組長收集起來，交到中隊部。今後不准讀，不准傳，不准抄寫，不准引用，不准私藏。有違反規定的，要受嚴懲！” 然後，才講了林彪叛逃的事件。這時候，我們才知道，那個“彝胞消息”並不是空穴來風，不過，彝胞沒有弄清楚，不是“一群”是“葉群”，不是“到蒙古吃瘟豬兒肉”，是“在蒙古的溫都爾汗”，不是“撞在飛機上撞死嘍”，是“飛機撞到地面上撞死嘍”。 林彪的“9·13”事件，我們當時並不知道詳情，連所謂“五七一工程紀要”究竟是一些什麼內容，都一點也不知道。不過，從林彪的死，我心裡倒增加了一種確信：無論怎樣看，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是註定的失敗了。“極左路線”已走到了眾叛親離的盡頭，只看是誰來為毛澤東收拾殘局了。林彪為了奪取毛澤東接班人的地位，採取誣陷的種種手段，陰險而毒辣地整倒了許多革命的老幹部與三軍將帥，結果，自己只落得個折戟沉沙，固然好像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但毛澤東由於怕身後遭到斯大林那樣的結局，不從黨和國家的民主改革着眼，一心只想培養絕對崇拜自己的接班人，一己之私造成了史無前例的全民災難，終於親眼看到自己培養的“信徒”變成了“叛徒”，“接班人”變成了“篡弒者”，不也是“自食其果”嗎？冥冥中好像真有一種因果規律在支配着歷史的進程，豈不使人更增加對歷史真理的確信？ 1971年林彪的死，似乎給中國人民展現出了一個朦朧的好望角。但是，在籠子裡的我，其實也並不比把“溫都爾汗”聽成“瘟豬兒肉”的彝胞高明多少。對於林彪死後的中國，那些久經考驗的老革命與身經百戰的老帥們，究竟能不能把毛澤東打爛的罈罈罐罐收拾起來，讓毛澤東歇歇手去“安享天年”，我也和彝胞一樣，猜不透那麼多大人物，為什麼還好像是在等着“吃瘟豬兒肉”。 以上這些文字，是從我的回憶錄《逝川憶語》裡片斷地摘下來的。全書還沒有寫完，暫且就在這裡打住吧。 2006年11月30日。寫於衛星湖。 萬惡的“舊社會”好像也有言論自由 嚴家偉 現在不少人一提起所謂"舊社會",特別是民國早期軍閥割據年代,就會按照黨的教育所形成的定式思維，認為肯定是不許人講話，沒有言論自由的時代。實際情況是這樣嗎？不妨聽我講點稗官野史類的故事吧！ 看過魯迅雜文的人不妨想想，像他的《紀念劉和珍君》，《為了忘卻的紀念》之類的文章，放在1955年，早就是"比胡風還胡風"的"反革命"了，更遑論反右和文革了。筆者在這裡要講的這位，當然沒有魯迅那麼大的名氣，他只是四川省成都市的一個小人物，既無顯赫的家世，也不是什麼款爺，大腕。只是個家道小康但頗有文才的老學究而已。他本人是清代的秀才，姓劉名思亮家中開了一家茶館，就叫思亮茶園。他閒來無事便愛舞文弄墨，吟詩作對。當時成都報紙都很少，當然更沒有互聯網讓他發帖。於是他便自任主編，撰稿，校對，印刷，發行，集大權於一身，用當時極簡陋的油墨印刷，印出一期期的《思亮隨刊》。據他自己解釋，所謂"隨刊"一是見啥說啥隨便講，不受什麼主旋律，次旋律的限制；二是隨時不定期出，或三五日或十日八日，十分隨便。很有點像今天的博客. ??下面再來看它的內容，也很隨便，沒有什麼社論之類的大塊文章，就是些俏皮話，一首詞，幾句打油詩，甚至一副對聯便可一事一議。但對時事的針砭，其鋒芒的犀利，卻往往是入木三分。例如，當時成都軍閥當局，徵收某些捐稅，其中一項叫"糞捐"，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環保排污費"，不過那時的軍閥是沒有今天的官員這麼有文采，不會用這麼好聽的新名詞。這"糞捐"一詞確有點欠雅，於是劉老先生便在他的隨刊上刊出一副對聯： 自古未聞屎有稅； 而今只剩屁無捐。 不僅叫人看了捧腹噴飯，其對仗，平仄的工穩也幾乎無懈可擊。不過當局並未找他麻煩。 不久，當時四川的都督，總管軍政的劉湘，人稱劉都督，從外國買回了一艘舊的小炮艇，命名為"巴渝艦"游弋於重慶一帶長江水上，在當時就等於是今天美國的核動力航空母艦一樣的威風了。但我們的劉老兄就偏要去摸"老虎屁股"，便在他的隨刊上發了一首詩： 都督有艘巴渝艦， 由渝到萬才十天， 不是沿江灘陡險， 幾乎勝過柏木船。 寄語沿江船夫子： 撞爛軍艦要賠錢！ 這種挖苦，用今天的話來說完全是惡搞，甚至是“誣衊我軍”。別說木船，就是走路，從重慶（渝）到萬縣不足200公里也要不了十天，當然更不要說木船怎麼可能撞爛炮艇？可是他說了以後，有關部門也未找他去"談話"。 推翻滿清建立民國後，十月十日被法定為國慶日，又名雙十節。當時這一天，慶祝活動還是十分隆重的，扎牌坊，掛國旗，敲鑼打鼓，晚上還有火炬遊行，又名"提燈會"。記不清是哪一年的國慶節，劉思亮先生竟敢寫下一付對聯，明目張胆地將其貼在當時成都鬧市區"商業場"的一座牌坊上。 上聯是：普天同慶，當慶，當慶，噹噹慶； 下聯是：舉國若狂，情狂，情狂，情情狂。 橫批是：慶祝國慶。 從文字內容上看，到還談不上"反動"二字，但用"噹噹慶"，"情情狂"，這樣敲鑼打鼓的象聲詞來寫慶祝國慶的對聯，而且張貼於公共場所，不說你是"反動標語"，至少可以說你是擾亂社會秩序吧，但最後也是一笑了之。這也足以體現出當時的社會環境對言論，文字的寬容吧。 這位老先生有一次竟公然敢在大白天,手提一個大燈籠走到當時的四川省政府(就是"省政府"沒有"人民"二字)門前,逛了一圈沒人理他,他就往大門裡走,終於有人問他:"老人家,怎麼大白天提燈籠幹啥"?劉思亮故作驚訝地說:"什麼?你說是大白天,這裡怎麼這麼黑暗?我看不見呀"！------這就不僅是反動言論,而且是有言論又有行動了.好像那時也沒有什麼接待上訪的人員,來對他採取措施,等他鬧得都自覺無趣才走了.隔了幾月他又跑到"我省政府"門口,叫道:"我要買政府糟蛋"!人家向他解釋說:"你搞錯了吧,只有敘府糟蛋,我們這裡是政府".(敘府即今宜賓,糟蛋是一種持制的鴨蛋,是宜賓著名的風味食品).劉卻說:"敘府糟蛋不好吃,政府糟蛋天下聞名".如此惡毒謾罵政府,好像也未見任何人對他"採取果斷的措施". 更精彩的是抗戰初期，劉湘病逝。在辦喪事時，劉思亮給他送去一幅輓聯，上聯是："劉軍長千古"。這完全是對的，但下聯卻是："中華民國萬歲"。大家都看不懂，便問他"劉老師你這輓聯是怎麼的啊"？"千古"對"萬歲"是可以的；但"劉軍長"三個字，怎麼能對"中華民國"四個字呢？劉思亮一聽，連連點頭說"你們說得好，'劉軍長'，就是對不起'中華民國'啊"！這樣的奇思妙想，實在太絕。尤其對當時獨領一方的軍政首長也敢如此近乎刻薄地批評，所以那些開口就說"舊社會沒有言論自由"的人，可以想想，假若當年"偉大領袖"去世時，誰敢擬幅對聯："毛主席千古； 中國人民萬歲"，那麼你不是"反革命"，不掉腦袋才怪！ 文革軼事之二：改名風波 任蘅芳 1966年到2008年已是過去了42年了，正所謂彈指一揮間。每每想起就像昨日之事。印象之深記憶之新，那是我前半生中所沒有的，我偶爾向兒女們及年輕人們提及那個特定年代的往事，他們往往睜大那一雙雙清澈潔淨的眼睛，滿懷驚異狐疑的神情：怎麼可能？純粹是一千零一夜。 是的，這只是在天方夜譚中才能讀到的故事，竟然全在我生命歷程中經歷到了。幸或不幸，趣或無趣，我無從評論，僅如實記載下來，讓後人也知道那荒唐年代的荒唐事。 那年，我正讀高二。正是邁進高三提前準備高考的階段。很多同學都緊張起來，但我卻還是輕輕鬆鬆，渾渾噩噩。覺得高中畢業升大學是順理成章的事，天生我才必有用嘛，有什麼好緊張的，因此，外界的什麼‘氣候’‘風向’變化我渾然不覺，仍舊該玩兒就玩兒，該學則學。不知不覺學校停課了，朦朦朧朧‘5，16’通知下達了，莫名驚詫中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了紅衛兵，戴上了宋彬彬獻上的紅衛兵袖套。於是乎首都紅衛兵帶着紅司令的旨意，帶着齊向東，譚力夫鼓吹的‘血統論’潮水般湧向全國。血統論的核心就是：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會打洞。一時間隨着紅衛兵的傳播，全國各地各單位掀起一場貫徹執行‘無產階級階級路線’的運動，尤以中學為甚。對歷史學家來說文革起始於評判‘海瑞罷官’，但對於中學生來說卻是起始於血統論的推行。 親不親，階級分，這6個字就足以讓天真純淨的中學生們熱血沸騰，找不着北了。事情的確如此。原來融洽的師生關係沒有了，同學之間親密無間的關係已不復存在，紅五類的同學好像都帶上假面具，六親不認了。我們學校的紅衛兵團成立了，頭面人物均是各班的‘紅五類’【即父母是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工人、貧下中農、城市貧民】而且大多本來就是校幹部和班幹部，因為在這之前國家在各個領域中早就實施這一階級路線了，只不過沒有如此明目張胆罷了。今日不同往日，可以痛快地一嗓子喊出：龍生龍、鳳生鳳。。。。。。且毫無顧忌了。於是全校師生根據出身分成三六九等。紅五類的師生校內校外鬧革命.。首先在全校召開進行文革的誓師大會。學校的大喇叭吼道：紅五類的師生到大禮堂開會；麻五類(醫生、教師、小商販、自由職業者、中農)到階梯教室學文件；黑五類(地、富、反、壞、右)的狗崽子滾到大操場聽訓話。我雖然心裡極不痛快，在那種大環境下，也只得裝作一副願意革命的模樣，走進階梯教室。紅五類在禮堂密謀什麼我不得而知。階梯教室的麻五類是恭敬地聆聽宣讀齊向東的《血統論》和譚力夫的《無產階級的階級路線萬歲》,平心而論，這兩篇文章如果不是立論錯了，無論是在製造氣勢還是蠱惑人心上，它確實達到目的了，特別是譚力夫的《無產階級階級路線萬歲》影響極大。它像鴉片一樣刺激着紅五類的同學，使他們時刻處在興奮的狀態，盤算着如何揮舞鋼鞭進行專政，事實上，一些紅衛兵同學確實揮舞着皮帶“觸及”過不服氣的師生們的肉體。美其名曰‘觸及’肉體幫助“觸及”靈魂。此是後話。至於滾到操場上聽訓話的狗崽子的情況，我是聽我的好朋友劉海康告訴我的，以校長楊蜀翹為首的“狗崽子”師生們按照要求低着頭，列隊聽訓。訓話內容仍然是“血統論”，海康悄悄地對旁邊的同學說：要是劉少奇，周恩來在也得站在我們中間，他們不也是“狗崽子”嗎？那同學嚇得直拉她的衣服：別說了，會聽見的。順便說一句，楊校長是川東地下黨出身，經由其表姐江竹筠烈士引入革命之路。但因江青一句話:川東地下黨沒有一個好人。加上地主出身，想不滾到操場都難。 從那天以後，各班紅衛兵頭們開始忙於奪校權大戰，斗“學術權威”，到社會上抄家。每班剩下為數不多的幾個紅衛兵就領導各班麻黑五類同學學習。學習內容五花八門，不一而足。這期間我班出了一位人物，在我校文革史上赫赫有名。此人名叫肖澤東，在班上極其一般，學習成績屬中上，長相平常，個頭矮胖，綽號“冬瓜”，總之才不出眾，貌不驚人。唯一讓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她的名字：肖澤東。這是和我們偉大領袖；偉大導師；偉大舵手；偉大統帥毛澤東同名。她的父母太有才了！竟然給她取了一個偉大的名字，這要是放在封建王朝篤定犯諱，弄不好還會掉腦袋，滅九族。她的家庭出身為小業主；父母與人合作或自己經營過小茶館，這是一種稍推一把就是資本家，稍拉一把就是屬於上中農或小土地出租等麻五類的邊緣成分。由於她為人謙和，人緣尚可，所以紅五類的同學也沒怎麼為難她，就讓她歸在麻五類中了。和我們一起在班裡學習。學習中她沒什麼動作，並不起眼，也未為虎作倀。不過就是作倀，人家未必看得上。不知不覺中她未到校也沒人注意。她沒來校一段時間後，突然，本班的幾個骨幹紅衛兵回到班上嚷嚷：肖澤東這“狗崽子”狗膽包天，竟敢跑到省市委門前靜坐示威，立即抓回來批鬥，看她還敢不敢翻天！我們才知道失蹤了的“冬瓜 ”原來跑到校外跟着大學生造反去了，不禁暗暗佩服，真是人不可貌相，不顯山不顯水，竟然敢高舉起造反派的大旗。相比之下，我們卻是逆來順受少了些骨氣。當晚，我班以魏季華為首帶領一群紅衛兵（除了我班的外，還有初中的）殺氣騰騰地到肖家問罪去了。魏季華是班上頗為厲害的角色，精幹聰明，城府很深，平素較為孤傲不太搭理人；別人也不招惹她。文革一開始，由於她出身工人，便成了紅衛兵，一下子便異常活躍，伶牙俐齒，言語刻薄。批鬥麻黑五類同學很賣力，得力。自然便成了紅衛兵的骨幹。肖家離學校很近，是學校背後的鹽道街上，只有五分鐘路程。那是三間帶樓的臨街鋪面房；樓上為自住，樓下不住人只堆了些雜物（樓下是被國家經租了）樓上屋頂很低，房梁歪歪斜斜，仿佛隨時會倒塌似的。就這三間東倒西歪屋，在當年一家人能住上，那是相當的奢侈。（我家五口人就全擠在18平米的一間房）這幾間房就是她父母曾經開茶館的房子，下面營業，上面住家。如今父親已去世，兩個哥哥在外地工作，家裡就剩她與母親相依為命。魏季華等人是晚上10點多鐘去的，卻撲了個空，因為她已跟着大學生們跑到北京去了。使勁拍門後，她母親下來問找誰，魏等人惡狠狠地說：通牒肖澤東，盜竊了毛主席大半個名字，罪該萬死！勒令她改為肖介石。她母親一個沒有文化，和女兒一樣矮胖的個頭的小老太太，聽了這一長串莫名其妙的叫罵，訓斥，半天才反應過來，氣得發抖:隨便你們怎麼改，肖介石，肖狗屎，我都沒意見！你們就是把她剁碎丟去餵狗我也管不了！說完，轉身啪地 把門關上了。這幫人覺得威風也抖夠了，羞辱的目的也達到了！方才得意洋洋班師回朝。 大約又過了半月，肖澤東回到了學校。與走之前相比判若兩人，意氣風發侃侃而談，給我們講述着北邊的事：北京早已開始了批判“血統論”，首都紅衛兵絕大多數成了保皇派（即保爹保媽派），犯下了一系列錯誤和罪行，該是清算他們的保皇錯誤及他們走資派後台的罪行。現在全市的大學生已經成立了革命的紅衛兵組織。我們也要成立中學紅衛兵，但不是單純的紅五類出身，要聯合一切願意革命的人。我望着她不禁驚異：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此言非虛！聊起魏季華等人到她家鬧改名一事，她僅輕描淡寫吐了兩字：無聊。爾後她發起成立一個紅衛兵組織：‘826錦江中學分團’，任團長。成為我校繼紅五類紅衛兵後大眾紅衛兵的領袖，是錦江中學1966---1969年的風雲人物。即使過去了42年，只要是我校初68級至高66級的學生，不知道她名字的實屬鳳毛麟角。 在她的鼓動下，我們這些挨斗的麻黑五類們基本上都加入了“826錦江中學分團”終於當上了改良後的“紅衛兵”。雖說是時事造英雄，肖澤東決算不得英雄，但她卻是我們學校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肖澤東的名字後來終於改了，改為肖靜華，是她自願改的，沒人強迫，是否她也覺得和毛澤東同名有點不敬。但同學大多不認她的新名字，仍舊叫她肖澤東，她也只好答應。如今她已年逾花甲。2004年我回故鄉見到了她，是即將退休的中學英語教師，儼然像一位慈眉善目矮胖的小老太太，眉宇間已找不到當年那種叱咤風雲的英氣了。這也算是歲月的侵蝕吧！ “五七”擋案 我的“反黨罪行”主要是：看不慣個別黨員幹部飛揚跋扈，喜新厭舊，寫了篇《笑聲和淚水》的大字報，披露一位黨員進城後拋棄農村髮妻的事；又寫了篇《春風何時至？隔岸聞花香》的短文被報紙刊登，講的是領導怕群眾批評，機關的整風運動冷冷清清；並在全機關一次大會上發言，說一個人的墮落從生活開始；一個黨的興亡要靠成員…… 李才義，我父親和祖輩都是湖北沙市的小商人，從四川隆昌販運麻布至家鄉做成蚊帳銷售，家庭狀況比勞苦大眾富裕。但按馬克思的觀點也夠不上資產階級。抗日戰爭暴發後，武漢臨危，父親移居重慶；重慶又遭轟炸，父則停業，隨母退居母親的家鄉成都。我就是在這樣的國難家危背景下於1938年11月18日在成都呱呱墜地的。 我父親叫李鴻藻，與曾經是賣國賊的李鴻章（現已“改正”為改革家）同宗同祖同輩。湖北的李氏家譜從唐朝算起，尊太宗為祖，故排序為：世美言齊正，天廷國泰凱，仁德鴻才智，萬載忠良在。我是李氏這一宗族（李氏有多支宗族）的第十四代，父賜名“才義”，盼我才高八斗，義重千金。這名字用了四十多年均無別稱。改革開放後，允許評論時政，抨擊弊端。我生性頑艮，時有短文在報端嚴斥假惡丑的社會現象，但又怕權勢者報復打擊，故畫名“佘紅夫”（我妻叫：佘紅）。現今我正在搜集整理已發表和尚未發表的文章，準備出版或自費印刷《紅夫文選》，故此文也叫“紅夫小傳”。因為我覺得用實名加“文選”或“小傳”不易記，且沒有“紅”色時髦；若省去姓氏，又有標榜有才有義的嫌疑。 我被劃為“極右分子”勞教前，算“政治可靠”的毛的信徒，嚮往共產主義的共青團員。因為抗戰勝利後，父亡家破，隨母的家庭成分被我共黨認定為“城市貧民”。可是批鬥我的右派言行時，我的家庭成份忽然又變成了“工商業兼地主”；在國軍黃隱部下任團長、為抗日戰死在黃河的楊啟明舅父，一下子也由“抗日陣亡將士”變成了“反動軍官”，並成為我反動思想的“階級屬性”。正像油畫“朱德與毛在井岡山會師”，“文革”時朱德變成了林彪，這就是“一切為政治服務”的與時俱進。 1957年“整風”時，我高中畢業“參加革命”不久，在四川省財政廳隸屬的省建設銀行國防軍工撥款部門任文秘。由於看不慣個別黨員幹部飛揚跋扈，喜新厭舊，寫了篇《笑聲和淚水》的大字報，披露一位黨員進城後拋棄農村髮妻的事；又寫了篇《春風何時至？隔岸聞花香》的短文被報紙刊登，講的是領導怕群眾批評，機關的整風運動冷冷清清；並在全機關一次大會上發言，說一個人的墮落從生活開始；一個黨的興亡要靠成員。更為“惡劣”的是：我帶頭同6名團員一起去省委，向李井泉呈交機關80% 的人簽名的信，請求省委派工作組來機關調查領導壓制批評的情況。李井泉可不是幾個小青年想見就能見的，結果是省委書記處書記兼組織部長許夢俠接見了我們，不但沒有批評我們，反而誇獎我們，說整風是毛的指示，中央的決定，黨團員不帶頭提意見，一般群眾更不敢提……。 回到機關，我們如獲“尚方寶劍”，大造聲勢，用糨糊把白紙連成布匹，從四樓吊到底樓，在上面書寫了去省委匯報的經過和許書記的指示，首創了最長最大的大字報，招引附近許多省市機關幹部前來參觀、借鑑。 “整風”翻臉為“反右”後，我們去省委的七名團員被整成“反黨小集團”，而我成為頭頭，“榮獲”在省政府大禮堂，接受財政廳系統（含財政、稅務、保險、建行和財校）近千人的批鬥；並受《四川日報》在“省級財貿系統打退右派猖狂進攻”的不實報道中點名批判（詳該報複印件）。我們的命運可想而知：我被開除公職、開除團籍，強制勞教；其餘六人充軍到邊遠農村監督勞動改造。 我在勞教期間修築過內昆、成昆、廣旺三條鐵路，干開山放炮、打隧洞、砌橋墩的重體力勞動。第一年年終評審，因讀《後水滸傳》，在扉頁題“反詩：正直無辜反遭戮，難怪英雄上梁山……”被記大過一次。其後的幾年間，先後曾與重慶民盟宣傳部長李康、西南工人日報副總編汪 剛、成都日報編輯、記者黃澤榮（即今北京鐵 流）、四川諧劇創始人王永梭、西南人藝羅克仁、四川人藝程樂天等知名大右派同中隊改造。1963年摘“右帽”後，在永川新勝勞改茶場強迫留場“就業”時，受重慶紅岩脫險革命志士周居正在右派知識分子中組建《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牽連，再次被勞教三年。 1979年，毛澤東死後，根據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四川省財政廳黨組書記田紀雲同志聽取了“落辦”對我右派問題的複查後，同意給我“改正”，並“三恢復”，收回機關使用。最具戲劇性的是：我復職後，分管過給省勞改局的財政預算撥款工作，代表省財政參加一年一度全省勞改企業、農場的基本建設財務決算會議，並講話提要求；還要負責省勞改局年度基建財務決算的審查和批覆。真是“昔日階下囚，今日座上賓”。 1998年1月提前退休後，以親身經歷寫了一本紀實體裁文學作品，叫《天府悲歌——四川右派勞教經歷》，由國際港澳出版社於2001年公開在境外發行。國內再版改名為《風蕭蕭路漫漫》，引至《戰國策》古歌——易水歌和《楚辭. 離騷》原句。 反右五十周年前夕，曾在美國《觀察》網發表了十篇十位右派人物遭遇的短文。其中有楊尚昆的親侄兒楊少西、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上將集團軍司令王瓚緒的兒子王澤仁、與聶榮臻一起赴法勤工儉學的親戚、同鄉之子鄧祜曾（現瑞士籍）、紅岩脫險革命志士周居正、大陸首倡包產到戶者吳明玉（此文在重慶《紅岩春秋》月刊發表後，被重慶市第七屆期刊“好作品”評選獲三等獎，附獎狀複印件）；2005年應文化部文化藝術人才中心之約，參加“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徵文”，我寫過“舅父楊啟明上校戰死在黃河風陵渡”一文，被評為“優秀徵文”；2005年被國際中華文化藝術協會評為“優秀中華文藝家”；2006年應《十月雜誌社》邀請，參加中國文學藝術家訪問團歐洲之旅（團長蔣子龍—中國作協副主席）；2007年2月，應邀去香港參加國際筆會亞太地區會議；同年3月又應邀去美國新澤西州參加6月5日至8日在普林斯頓大學召開的“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以上歐洲之旅和香港、美國兩次會議均因諸多原因未能成行。 目前我正在寫一部長篇紀實文學作品，暫定名為《情系天山》，講述成都市級機關下放幹部（含右派）因屈辱和飢餓而流亡新疆的苦難經歷。計劃20萬字，已完成16萬字。 右派，實際上是思想犯。我被指控的主要罪責就是“反對黨的思想改造政策，頑固堅持資產階級立場，鼓吹自由、民主、人權，鼓吹‘荒謬的獨立思考’，反對‘統一思想’和‘輿論一律’，與黨不一條心。 ” 陳瑞金，原名陳國淦，生於1927年6月27日。學生時代，曾經“憤青”，抗日、反蔣，我都趕上了“末班車”， 47年秋在北大讀書時，高唱着“同志們向太陽，向自由，向着那光明的路”參加了地下黨，48年秋去解放區並參了軍。不久，又隨大軍進京，參加了軍管和保衛京城等工作。在部隊裡，我的主要任務是搞馬列理論教育。搞馬列教育最根本一條是要服從真理。然而，服從真理有時候是很難的。往往會與服從組織、服從領導、服從上級發生矛盾。早在1951年整黨時期，我就因說了一句“階級社會的存在曾經是合理的”，而受到嚴厲的批判，說我與黨唱反調。隨後，各種政治運動接連不斷，首當其衝者往往都是知識分子，於是人人自危，成天生活在恐懼之中。自由、民主、共和的理想變得越來越渺茫。1957年，整風運動中，我在“雙百方針”的鼓舞和 “言者無罪”的蠱惑下，向黨（實際是向本單位領導）提了一些意見，於是中了“陽謀”，被打成右派。據後來的定案材料稱，我的“反黨”言論主要有三： 一，污衊師領導（主要指老政委）是家長制領導作風，“粗暴、專斷、不民主，有斯大林後期的毛病；聽不得不同意見，訓起人來象訓孩子。外來幹部都要‘整風’，名曰‘統一思想’，實際上是要把人整得服帖、聽話。” 二，污衊歷次政治運動“過火”：“鎮反運動中亂抓人，十幾歲的小青年被當作一貫道壇主抓了起來；三反運動普遍打罵、逼供，好幾位老紅軍被打成‘大老虎’，最後定案95%都是錯的；肅反、反胡風運動中隨便檢查私信，審查日記，違反憲法，侮辱人格，侵犯人權。” 三，公然反對 “思想服從”。說什麼“黨員對黨組織，只有組織服從，沒有所謂‘思想服從’。黨員在與黨組織或上級的決定有分歧時，允許保留意見，但必須無條件執行，這就叫做組織服從。因此我認為，所謂的‘服從’，指的就是‘組織服從’，根本不存在什麼‘思想服從’。人的思想存在他自己的頭腦里，你怎麼叫他‘服從’？提倡思想服從，實際上就是鼓勵口是心非，教人說假話。” 據此，認定我是“政治部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並說我有“小集團”且認定我是它的頭頭，被定為右派，於58年4月發配北大荒“監督勞動”。但在同類中，我屬於“幸運者”，比較來說我遭罪較少，沒蹲過大獄，未受過酷刑，家未破，人未亡，妻未離，子未散。活過八十，還不死；該知足了。這一切皆緣於我有一個好妻子。59年冬我被摘帽，成了“摘帽右派”，但不准回原單位，只能留在農場就業。我妻子毅然放棄了優厚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帶着孩子跑到邊疆來和我共度艱辛，前後長達二十餘年。79年秋，托胡耀邦的福，右派問題得到改正，我又成了“改正右派”，被分配到青島遠洋學院，先搞教學，後搞政工，本想認真干點事情，以彌補蹉跎半生的青春歲月，孰料不到三年，就因“超齡”（處級以55歲為界），被迫退居“二線”。自以為仍然“壯年”，竟再次被逐出歷史舞台，賦閒成了 “調研員”。“慷慨心猶壯，蹉跎鬢已秋”，徒喚奈何！於是自謀出路，在80年代初的滾滾商潮中，我也隨大流“下海”了。經交通部一位老戰友介紹，我被交通部所屬的一個海員外派公司聘為駐青島的總代表。我利用上級給予的名義和權利，白手起家，建立起了一個小型的國有企業--“中國海員對外技術服務青島公司”，開展了外派海員的業務。幾年之間，我們派出多批海員，並逐漸培養起了自己的船員隊伍，有固定的海外客戶，又蓋了樓，買了車，積累了數百萬元的資產，使公司有了一定的規模。92年，年過65之後，我主動申請退了休。老實說，我搞這個公司，純屬義務勞動。空手來，空手去，兩袖清風，人神共鑒，我對得起天地良心。但，我仍很珍惜自己“從商七年”的勞動成果，我希望它發展壯大，後繼有人。遺憾的是，因為公司屬國有，人事權歸上級，讓誰接班，我說了不算。結果是我所推薦的人選不被採納，而他們相中的卻是專擅請客送禮，討好上級，阿諛奉承、不務正業的“敗家子”，不到兩年，就把我們奮鬥七年，辛苦創建的家業幾乎揮霍殆盡。這使我很感懊喪，人力未盡乎，制度使然乎？ 我的右派“罪行”是：希望黨健全法制依法治國，不要搞運動。“土改”形成亂打亂殺，侵犯中農利益，“肅反”亂批亂鬥，侵犯人權。運動傷及無數無辜的人。這不是治國安民的辦法……幹部政策應該“招賢納士，任人唯賢”，不能“任人唯黨”。只要不反對現政權，就應大膽使用…… 馮志軒，生於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八日，行年七十有七，原籍長春。余祖父行醫，至善堂診所，小有名氣。父叔一代，則教書育人。詩書家世，粗知仁義。家境尚可溫飽。四七年，黨為“鞏固東北根據地”，緊急“放手發動群眾”，進行“土改”，以擴兵源。父獲“地主”桂冠，“土改”中不名罪狀，死於非命。記之餘檔案：“‘地主’家庭出身，有殺父之仇”，此條猶黥面遺患無窮。余自幼讀書，深知救助貧苦伸張正義乃人群互愛之本。遂以弱冠之年，奮力投身“土改”，為農民分錢財分土地。其後，發土地證，徵收公糧，參與村政府財經工作。四九年二月，就職長春公安局，謂之“參加革命”。余勤於職守，夙夜奉公。一日，局長告知，調余去稅務局工作。未幾，報紙上突登啟事：稱余“煽動不滿情緒，挑撥同志關係……開除公職，以儆效尤”云云。或許自覺理虧，故有調稅局之謊言。 五二年八月，從東北政府工業部調入部屬大連第十九廠。參加企業調查，工廠管理。經常在《機械工業通訊》發表翻譯文章。 五五年二月，因議論統購統銷、口糧定量、韓戰等時事，被疑為敵特，成“肅反對象”。支部設“公堂”，批鬥逼供三個多月。余“招供”齊天大罪：“推翻共和國”。換得收兵。又派員調查歷史，農民和村政府如實好評，致使中共大連沙河口區黨委做出“非敵特”之結論。五六年七月，調中央一機部二局。工作成績顯著，工資一次提升兩級。五七年五月，餘響應中共號召，提出如下意見： 作為愛國者，我希望黨健全法制依法治國，不要搞運動。“土改”形成亂打亂殺，侵犯中農利益，“肅反”亂批亂鬥，侵犯人權。運動傷及無數無辜的人。這不是治國安民的辦法……幹部政策應該“招賢納士，任人唯賢”，不能“任人唯黨”。只要不反對現政權，就應大膽使用……。由此被定“極右”。 又因平日評論時政甚多，連續批鬥三個多月。五八年二月，一級處理：開除公職勞動教養。余要求自謀出路，不准。十指紋兩掌紋皆存警檔；警察押送投入半步橋監獄。三小時發言，獲得二十二年監禁， “戴帽”始終，期間判刑八年。中經十一個“勞改”場所。 七九年八月，從河北保定省一監釋放。右派改正，開除與判刑均撤銷，回到機械部。任職部屬研究所總經濟師。實踐科研體制改革，在《科研管理》《工業會計》《機床》等刊物發表若干研究論文和翻譯文章。參與日本發那科株式會社合資談判，引進技術，負責經濟法律事務。 九三年六月離休。餘生性率直，淡泊名利，知足少欲，然嫉惡如仇。更喜陶然於人生苦難尋常事，心底無愧笑聲頻之意境！自嘲： 亦夢亦醒八十年； 歲月悠然客南冠。平生豪氣消磨盡，醉臥清風閒看天! 幾份小右派檔案 茆家升 所謂小右派者,非指錯劃右派年齡小者；也不僅指職務小,為社會底層普通人員者。主要是指獲罪者起因小,小到幾近無。無事如何獲罪？現代版莫須有焉！ 一、方後高 男 1933年出生於安徽省無為縣。曾祖方六岳為清末孝廉,名詩人。所撰山海關下楹聯：“乘三軍講武餘閒,蒔雜花數本,種寒菜滿畦,天末唱刀環,九塞澄清靖桴鼓；是萬里長城盡處,坐遼海高峰,問秦時明月,樽前語羌笛,一亭春好占榆關。”被名報人嚴獨鶴先生譽為天下第一名聯,也深受同鄉重臣李鴻章賞識。方家世代書香,方後高謹遵祖訓,有儒雅之風,又宅心仁厚,即使身處逆境,依然不改初衷,在右派難友中廣受尊敬。 1954年畢業於蕪湖農校,後自學達大專學歷。1957年整風鳴放期間,只在小組學習會上,說了幾句對當時安徽盲目推行所謂農業三改的不同意見。根據當時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在中央劃右六條標準之外,另加的兩條,一為反對所在單位黨委領導就是反黨就是右派；二是反對農業三改就是右派。方後高定為右派,開除留用,開除團籍,送門口塘農場監督勞動。 方在農場期間,曾與筆者同隊勞動,相濡以沫。方兄農業內行,又熱心助人。筆者當時年幼體弱,蒙方兄多方關照,銘記於心,終身未忘。而方兄在農場最感人之舉,是對他讀中學時的老師李信鵬先生的悉心照顧。李老師受盡勞累凍餓之苦,不幸倒斃在挑糞途中後,方兄遵循古訓,執弟子禮,先為籌備棺木奔波,又親自裝殮。後又冒極大風險,刻石碑於李老師墓前,上書：“李信鵬老師之墓 學生方後高立”。右派為右派立碑記事,真奇士也！為此被多次批鬥,險遭滅頂之災。更值得一說的是,二十年後,高兄在李信鵬老師改正後,又陪同師母李老師遺孀,千里尋墓。歷經多日辛勞與不堪的挖墓尷尬,終於找到李老師遺骸,使其能魂歸故里。筆者有《尋墓------方後高尊師的故事》一文,在網上廣為流傳。後高兄逆境中不顧個人安危,依然恪守尊師古訓,體現了中華民族傳統的美德,是應該流傳後世的。 後高兄改正後,一直在無為基層工作,認真踏實,深受好評。對諸多五七年的難友的種種困難,都是鼎力相助,是圈子內的公認好人。 筆者在撰寫右派小人物記事的過程中,得到過後高兄多方的幫助,在此一併表示感謝了。 二、馬禮海 男 1928年出生於安徽省無為縣牛埠鎮賣布小商販之家。幼年讀過幾年私塾,自認為相當於初中文化。十來歲即在父親的小布店中學徒,及長結婚生子。未加入過任何政治組織。父年老休息,馬禮海接手布店商務。1954年政府號召公私合營,馬禮海積極響應,第一個報名參加,全鎮小布店迅速實現合營。馬禮海被選舉為十六人聯營布店小組長。 1957年整風期間,執政者號召向管理者提意見,馬禮海積極響應。說為什麼國營商店賣布的,口糧定量標準為每月32斤,而聯營店的員工只有每月28斤？為此言以反對統購統銷罪,定為反社會主義分子。後據全國工商聯文件精神,基層聯營單位小組長以上者,可劃為右派分子。馬小組長即被劃為右派分子。本無公職可開,將每月工資28元降為24元,送門口塘監督勞動。當時他已30歲,有了四個孩子,妻子家務,長子不足十歲,生活極為困難。 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會後,安徽曾希聖垮台,門口塘農場解散,馬禮海摘掉右派帽子,回到牛埠鎮商店繼續當營業員。直至1979年右派改正。現在退休在家,子女皆孝順,生活安定。 完了？一個人的一生,或是說一個在整以知識分子為主的政治運動中,被打倒的右派分子,就這麼幾句話就交代完了？是的！就這麼點事！如果再要延伸說點事,還可以說說馬禮海的老父親和妹妹都在60年餓死了,老婆孩子歷盡艱苦活了下來。但這些都不是馬家特有的,比起那三年無為全縣餓死二、三十萬人來說,馬家不能算是最慘的。 那麼,我記述這樣一位基層小右派,既無傳奇故事,又無激動人心的細節,既沒有什麼家族冤讎和善惡相報,也扯不上對執政者政策的評述,和什麼路線之爭。那我說他幹什麼呢？我也多次這樣問自己,馬家是一個鄉村小鎮最普通人家,馬禮海也是個最普通的平頭小民,既遠離官場和一切政治組織,又沒有家私敵,世代平安過的與世無爭的日子,為什麼一場政治運動要和這樣最普通的百姓過不去？整倒這一批批的無辜者,執政者又有何收益呢？ 記下這個故事,或許可以回答孔慶東們,他們不是說反右是如何正確非常必要嗎？請讀讀老馬家的故事吧。我兩去無為,到過牛埠,看過馬禮海的原始材料,並拍了照片,可以確保故事真實。 三、陳衍余 陳衍余是我們門口塘難友中最幸運者之一,以他一個連股級幹部也算不上的基層普通人員,居然能面見原新中國首任監察部長,時任國家內政部長的錢瑛女士,稱得上是案驚中央了。也正是錢部長的親自關懷,陳衍余的右派案62年即獲得平反,而其他包括我本人在內的小右派們,則要繼續當十七年摘帽右派。 那麼,陳衍余先生有何重大案情,或曰是什麼樣的大冤案,要中央的部長親自關注,才能平反澄清呢？說來真有點匪夷所思,也哭笑不得。 陳衍余 男 1932年出生於南京市。1949年家鄉解放時讀高中二年級,隨即參加了工作。55年反胡風時他已是安徽省無為縣委宣傳部一名幹事了。反胡風緊連着機關肅反,是年暑假宣傳部集中全縣中小學教導主任、校長以上的骨幹教師,集中到無為對江蕪湖市一家中學裡集中學習,就是辦學習班吧。重點是清查成分、歷史,批判反動准反動言行。陳衍余以縣委宣傳部官員身份,是學習班的管理者。 轉眼暑假過去了,蕪湖的中學開學了要用教室,無為的中小學急等着教學骨幹去主持工作。雖說大批沒什麼問題或有些麻煩事但夠不上肅反槓子的,都回原單位上班了。但是,還有小部分所謂問題較大,或是夠上什麼槓子的重點分子,依然關在學習班等待處理。如何處理這批人,陳衍余和另一管理者發生了矛盾。陳衍余認為雖然他們在舊體制的學校里,被迫集體參加過國民黨或三青團,但都是教書的,既無惡行,又經過了審查,有過結論,就不該揪住歷史尾巴不放。另一管理者則堅持移送司法機關。陳衍余以當時人才奇缺,把他們都處理了,無處再找教師的理由,說服了對方,讓這批人都歸了隊。 雖說這批有所謂歷史瓜葛的人,一年多以後大都在反右一役中被重新打倒,有的人還戴的雙重鐵帽。但他們都依然對陳衍余肅反時,能網開一面,能暫時解脫,還是心存感激的。可是,陳衍余本人卻因此“犯”下了立場不穩的原罪,一口口的政治陷阱正等着他哩。 反右說來就來了。歷史清白,高中文化,寫一筆好字,頭腦靈活,辦事幹練的陳衍余正忙着呢,縣裡召開多次鳴放大會,他都是上級指派的記錄員。他記性好,有時還繪聲繪色複述參加鳴放者的發言內容。這就夠了！包庇右派就是右派,做右派傳聲筒還能不是右派！何況他還有立場不穩的“前科”。右派加冕,送門口塘農場監督勞動,我們成了難友。 安徽是反右重災區之一,曾有人說安徽青年右派按比例為全國之冠。此言無從稽考。但從錢瑛部長親自到無為這樣不通火車的偏僻縣城,直接聽取像陳衍余等這樣普通幹部的申訴,說明中央對安徽極左路線的肆虐是有一定了解的。錢瑛部長等中央大員的到來,也曾使安徽的左風,有過一些收斂。最鮮明的標誌,就是在安徽實行了較廣泛的右派甄別平反工作。根據不知從哪兒來的規矩,要堅持先黨內後黨外,先領導後一般的“原則”,安徽縣以上的黨員幹部基本上都平反了,一般人包括鄙人,雖然也做過平反結論,後因最高指示一句話,都作廢了。陳衍余可能因受過部長接見,僥倖地也平了反。但據我所知,蕪湖有些難友,也和部長談過話,部長也關照過要平反的。可惜部長也得服從最高指示,說停立刻停,即使批文到了,未宣布的也得停！ 陳衍余晚年生活安定,願他健康長壽！ 四,姚曉光 姚曉光男 1927年出生於安徽省東至縣 家庭成分：貧農 文化成度：私塾三年 姚曉光世代貧農,務農為生。47年內戰期間,被國民黨軍隊抓壯丁,當了國民黨的兵。一次戰爭失敗,姚隨部隊起義,投誠當了解放軍。50年隨志願軍赴朝作戰,身體數處受傷。歸國後在省榮軍學校治病養傷。傷愈後曾留校任文化教員,後分配至省民政廳工作。1956年,為照顧傷殘軍人,組織出面,娶東至縣老家一富農女兒管秀珍為妻。過了一年多夫妻和諧生活安定的日子。姚自稱一個農村貧農的後代,能在省城大機關當上幹部,又娶了曾是富家的小姐,他滿足了,對組織懷感恩之心,工作十分賣力。 焉知好景不長,57年整風反右開始了,他既非名流,又不是什麼知識分子,本不干他的事,姚曉光確實未參加過什麼鳴放會,更未寫過什麼文章,應該可以平平安安過去的。要不是當過國民黨兵那點破事,以他的轉業軍官身份,又是抗美援朝受過傷的功臣,說不定還會是積極分子依靠的力量呢。不當積極分子也罷了,在安徽極左的政治高壓下,你敢和頂頭上司頂撞,能有好果子吃嗎？這不,就因為對領導提了幾句意見那點破事,馬上展開批鬥,戴上右派帽子,送豬場勞動,當上了豬倌。 姚的故事現在看來是太荒唐了,當時是太平常了,平常到接下去無話可說了。那就不說姚曉光,說幾句姚新婚一年多的妻子管秀珍的事。夫妻一方打了右派,另一方迫於強大的政治壓力,很多人家走向仳離,當時是司空見慣的。所謂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限到了各自飛！未飛的也有,有情深意篤,甘願同赴煉獄的；有恪守中華民族三從四德傳統的；也有牽掛子女的。都是難得的,應該受到敬重的。 管秀珍沒有離開姚曉光,儘管也受到來自娘家的很大壓力,應該說是父母對女兒的關愛,擔心本來家庭成分就不好,再背上右派家屬的包袱,往後的日子怎麼過？不如乘沒有孩子拖累時,另尋活路。可是管秀珍不聽,還是死心塌地的守着戴上右派帽子,當過國民黨兵,又身有槍傷的鄉巴佬。說管秀珍死心塌地並非溢美之詞,而是言之有據。就在姚曉光戴帽一年多之後,他們的大女兒出世了,緊接着又生了二女一男。姚曉光1962年平反,仍在民政部門工作,直到離休,十年前因心臟疾患病故。夫人管秀珍仍健在。 1959年出生的長女,為一資深護理工作者,與筆者同一科室工作。父母一生境遇乃姚女士親口所述。 友誼回聲 上海彭志一（大右派彭文應之子）：我認為把歷史通過各種形式(主要是文字,特別是有關當事人及其家屬和知情者)記載下來,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做法,我們應該發動更多的人參與,這也是我們公民的合法權益,誰也無權阻攔。 成都陶謂熊：看了幾篇，文章都極好極好！辦這樣一份刊物，應是文壇的一大盛德。希望能長久地辦下去，如果需要我效力，我定會盡力而為。1957年大學生遭右派的，估計有四五萬，現在能站出來說話的有幾個？我去年想聯絡幾個西師右派寫一寫回憶文章，卻得不到他們的響應。西師一系主任曾告訴我，當年西師劃右派學生700多人，在全國是第二名，第一名是川大，劃了800多，可川大有人說話嗎？悲哀！ 杭州戴傳熹：便借“微痕”告誡世人，我是何等之愚昧，完全不知政治之詭譎兇險，無意涉及其中，遭此劫難於一生，蒙受內傷外傷遍體鱗傷於一身，與勞改結緣長達二十二年之久！現發送“一個錯劃右派誕生記”請修改。 成都黃一龍：對付欠債不還的強人，把帳筆筆記下來，乃是正直而無告的人們的最後武器和起碼責任。願與記錄“往事微痕”的諸君共勉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