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三 一九五一年春，中共川南区党委〔当时四川分为川东、川西、川南、川北四个行政区。都相当于省级政权〕组织了川南土改工作团。以中共川南区党委组织部长许梦侠为团长【以后担任过中共四川省委书记】，乐山地委书记鲁大东为副团长【以后担任过四川省省长、中共四川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委员】。加上从川南、乐山等机关单位抽调的干部〔大多担任工作队长〕组成的川南土改工作团去了犍为县开展土改工作。 犍为县是个很特殊的地区，地处于乐山通往凉山地区的咽喉要道！去雷波、马边、屏山、沐川、这些与小凉山接壤的地区。都必需经过犍为县。 1954年凉山彝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以前，凉山地区的村村寨寨都遍种罂粟〔提取鸦片烟的植物〕每年都要从凉山地区运往外地大量的鸦片烟。作为交换从外地运进去大量的枪支子弹、黄金、白银。这些日久年深形成的“黄、白、黑”和贩卖人口的交易。都必须通过犍为县这处咽喉要道。于是各种势力――红帮、黑帮、袍哥、土匪、地头蛇、中央军、地方武装都竞相在犍为县地区割据、争夺、明争暗斗。从这种种罪恶勾当中去各自攫取利益。 这犍为县是一处水、陆码头，赌场、烟馆、娼妓、旅馆、饭馆……非常繁荣。这些，或许是选择作为川南土改工作团前往的原因之一。 我被任命为犍为县第六区寿保乡第三小乡的土改工作队队长。当时被任命为工作队长的人以具有高中毕业文化的较多。还有少数人是“西南服务团”〔“二野”从南京进军西南时候在沿途陆续吸收的一些学生，准备弄到西南地区来充当干部的〕，这些人是在1949年下半年参加“革命”的，二十岁上下。其它人多数是在1950年以后本地吸收参加工作的。也是二十岁上下，而之类人中，具有高中毕业文化的就已经是佼佼者了。当年的大学生非常非常的少。 工作队长以下的土改工作干部有三类人。一种是最低层次的干部，文化更低。一种是吸收农民积极分子新参加工作的干部〔小学文化和不识字的人〕，一种是小学教师临时借调来参加土改工作的，以后还回去教小学。这些人的水平当然就在工作队长之下了。“战斗”在土改“前沿阵地”“鏖战练阵”的就是这么一些人。 指出这一点很要紧。因为对于那“地主阶级”的“生杀予夺”的“命运”就完全掌握在之类人的“杀伐决断”之中。这些人包括从土改以后陆续吸收参加工作的农民，都成为了以后一二十年间历次“杀人越货”运动中的“骨干”、“干将”、“打手”，在历次“杀人越货”的“斗争”“历练”“筛选”中有出色表现者便不断“往上爬”以致飞黄腾达！！一直成为权势黑恶集团中的大小头目，把十多亿中国草民踩在他们脚下！这些“老革命”都有“辉煌”的“革命”战绩作为“投名状”，因为他们都是在几十年的“杀人越货”的吸血过程中长大长肥起来的！ 当时毛泽东夸奖邓小平说：“一个老头子带领一群童子军“在西南坐天下！”。这群二十岁上下的“童子军”把地主阶级作为他们操练“杀伐决断”的第一块屠宰场！！ 遵照毛泽东教导的“不是被老虎吃掉，就是把老虎打死！”。 “童子军”们杀气腾腾的冲上阵去操练如何第一遭“把老虎打死”。这些“童子军”的政策水平高度、文化素养程度、道德理念厚度？根据此前所说的“来源”，应该可想而知的了！ “童子军”和内战时期毛泽东所“运动”的“学生运动”――被毛泽东称之为“第二战线”的青年学生，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红卫兵”都为毛泽东立下了“汗马功劳”！青年人，单纯、幼稚、阅世不深，容易冲动，追求真理。毛泽东很知道青年人的这种种特点，所以一直“运动”青年人作为他的“革命主力军”去为之冲锋陷阵！ 我“有幸”参加了内战时期的“运动学生”的“运动”，土改时候又“有幸”成为了“童子军”。才能够“有幸”见证那些历史。当然“有幸”中也有太多的不幸！因为指挥之类“童子军”的发号施令的领导干部基本上都是从部队转到地方政权上来的。当然承继已经习惯于战争年代的“战斗方式”――绝对服从、指到哪里打到哪里，首长意志就是全体意志！一切由首长说了算。谁统治的地盘谁就说了算。当然也得绝对听命于他的顶头上司。“官大表准！”。那就是法规。毛泽东拥有中共中央的“最后决定权”！上行下效，自上而下，书记都拥有“最后决定权”！都是些大大小小的“独裁者”。 “童子军”们只不过是些工具，历次运动也就是打造驯服工具的作坊。我当然在我那么一块地盘里面。也“风光了”“独裁者”的一番滋味！从此起始。以后的一切运动，便成为了培养、锻炼、造就一切大大小小的“独裁者”的“战场”！当然也是打造驯服工具的作坊！延续了几十年。一直到而今许多人都还不知道什么叫民主！对于民主依然深恶痛绝。 第六区的区委书记名叫曹寿臣。是统辖我们这些工作队长的“独裁者”。曹寿臣是长征干部，背地里人们称之为“半道长征干部”――从四川川西北去的。因为“越穷越光荣”，所以常常自称为是穷得要饭，参加红军的。人很瘦小，营养不良导致发育不好的结果。又瘦又黑又矮又小。年过四十，还光棍一条。此乃原因之一。更主要的是“二五。八。团”的条件中差那么一个“团”字。〔省――军级、地――师级、县――团级、区――营级〕。当年“闹革命”之时，女人太少了。只能够满足“二五、八、团”以上当官的人的需要。所以够“条件”的才能够向“组织”要求“配给”老婆。战争年代，除了“二五、八、团”之外，只有打了胜仗，立了战功的才能够得到“奖励花姑娘”的赏赐。 不过而今条件变了，女人多了，“性资源”丰富了，如此限制，即将“解套”。所以曹书记立即抓紧机会“抓”着了一个女人。也是颇为矮小的一个当地女干部。文化不多，姿色无几，既然被物色中了，便调到了区委，“培养”入党，调任区委秘书，成为了曹书记的最亲密膀臂。由于年龄悬殊一半，颇有言听计从的能耐了。便有了“大权旁落”的“嫌疑”。“挟天子以令诸侯”，往往代曹书记“瞎指挥”起来。 那时候有不少像曹书记这样的老干部。没有文化，认识几个字，连上头发下来的文件也看不懂，又被封了那么一个官，干起现代而今诸如此类的“革命工作”，直叫头痛。于是一切都由秘书代劳，毛泽东一直要“不歇磨，要换騼”，但那些“騼”多年都换不下来，当然只能够由秘书代劳了。 县委书记名叫杨志。本来是部队上的营教导员，当时规矩――“下地方升一级”成为县团级，作了井研县的县委书记。1951年暮春时节调到我们地团工委作了两个月的书记，算是过度。便升任犍为县县委书记。所以一切都是部队上的上述作风。犍为县的一切基本上是杨志说了算。 二十四 我们的运作方式，可以说是“热抄热卖”。都没有干过土改。但有“试点”工作经验的文件。集中在一起学习文件、听报告，立即从理论去实践。几天的学习讨论，纸上谈兵之后，立即分赴“战场”大动干戈起来。 当时土改已经“程序化”了：分为五个阶段1，一下去是“访贫问苦”，然后“串联”发动群众―,2，组织贫雇农协会―,3，划阶级成分斗争地主―,4，分地分房分财产―,5，建立政权，要贫雇农当家。整个过程也就是制造仇恨、导演斗争、夺地劫财。率领积极分子无情的“把老虎打死！” 一下去便是“访贫问苦”。这实在是桩很难很难的差事！贫者苦者到是好找，那时候的中国，贫者、苦者无处不在，但我们要的不是真正的贫者、苦者。要的是在这些贫苦者中去培养“骨干”――敢于率领农民群众去向地主阶级进行斗争的“领袖”。有胆量率领人众去“杀人越货”的“大王”！ 因而许多历史学家认定：毛泽东就是“农民运动的王！” 好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早有教导，在毛泽东所著的经典――《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当中就明确树立了权威“经典”―― 毛泽东写着：“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的最重要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 我们要寻找阶级斗争的“骨干”、“领袖”、“大王”，也就是要去寻找之类“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寻找地痞流氓！！ 之所以难找。有两个原因：其一，大多数农民秉承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道德传统――忠厚、本份、诚实还怯弱。被认为是“阶级觉悟”低。其二是，在共产党开展农村工作的这一年多时间里，之类“阶级觉悟”高的地痞流氓早已经一个个“钻”了进来！在农村的之类“权力机构”里面攫取了权力。胆大妄为！又由于新的运动一来，发现了其为非作歹，又被撤换了下去...... 现在土改运动来了，之类人明白干了不少坏事饭碗难保。肯定又会被撤换下去，于是也暗中寻找他们的“接班人”，帮助他们“钻”进来，以求能够延续他们的“既得利益”！ 另一件难事便是“提高阶级觉悟”。提高觉悟的手段是“诉苦”。之类人“诉”出的“苦”，都难以达到我们工作队的要求。于是便“启发”。把他们“诉”的都归结于地主阶级的剥削地主阶级的罪恶！生拉活扯也要“教育”他们仇恨地主。要达到“仇恨”的地步，“阶级觉悟”才算“提高”得合符我们的要求。从而达到向地主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其实对于“阶级觉悟”高的注解就是===斗争起来能够：心狠手辣、六亲不认、丧尽天良、敢打敢杀。除了那些“地痞流氓”之外还有谁合格呢？ 然而要寻找地主阶级的罪恶，这又是更为难办的事情。近年有一篇写关于土改“经典著作”的文章，（刊载于《人民日报》2004年10月09日第七版）其中写着：‘关于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一部宣扬土改的红色经典，该书195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近年，发现了丁玲的一批遗作，有一篇谈到该书，其中说“《桑干河上》是一本写土改的书，其中就要有地主，但是要写个什么样的地主呢？最初，我想写一个恶霸官僚地主，这样在书里还会更突出，更热闹些。但后来一考虑，就又作罢了，认为还是写一个虽然不声不响的，但仍是一个最坏的地主吧。” 二〇〇六年《南风窗》杂志记者田磊发表在《南风窗》2006.6月号的《重访桑干河畔》写到：‘重访了桑干河畔的温泉屯（小说原型），采访了当年参加土改的农民，老人们叙述“那时的温泉屯，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地主恶霸。但是，每个村都要斗地主的，后来，就斗了顾家三兄弟，顾家一共有300亩地（每兄弟100亩），算是地主，还有，就是李家三兄弟，可这都是些破落地主。”“地主其实人不坏，还经常资助四邻，碰上天灾歉收的年头，那些‘地主’还会在大戏台上煮粥给饿肚子的乡亲吃。”分地后，“村民们暗地里会觉得对顾家和李家有点不公平……分到的地并没有去种，树上的果子，摘了之后也都在家里放着，没有吃，也没有拿去卖。”“毕竟，那是人家的东西呀！” 作者评述，“实际上，村民们的经验与政权的想象是存在差距的，一般乡民显然不会把自己日常生活中熟悉的邻居和乡亲看成是‘阶级敌人’，他们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只有强大的意识形态灌输之后，人们才有所接受和改变。” 经过“创作”“编制”出来的“红色经典”和当时的真实现实差异尚且如此，其它的现实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因此，我们下去搞发动群众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必需进行“强大的意识形态灌输”――进行阶级斗争的“启发”、“教育”。大力灌输狼奶！这种“强大的意识形态的灌输”也实在并不容易，真好得有那么一部歌剧――《白毛女》。 当时各个专区都有地区“文工团”，都排练好了《白毛女》下来巡回演出，把所有的干部，“积极分子”一侓弄去“受教育”。弄得一个个痛哭流涕，义愤填膺！这个《白毛女》，神话加上鬼话，宣扬的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把那个黄世仁的穷凶极恶描述得凶狠而且全面，很具有“教育作用”。所以参加土改的干部，绝对不能够将信将疑，不仅你自己必需深信不疑，还要叫所有的农民都深信不疑。 本来在现实生活中很难以找到的恶霸地主，很难以寻找的黄世仁、杨白劳、喜儿等等典型人物，一下子都有了，你当然都必需深信不疑，相信这些人就活在你的眼前。 看过了《白毛女》“深受教育”之后，所有的地主似乎一夜之间都变成了黄世仁，一夜之间自己也都变成了杨白劳，也都充满了血海深仇！ 各个专区的地区文工团都是专门为这么一部《白毛女》而建立的、存在的。也实在为土地改革立下了大功劳！然而时过境迁，在土地改革结束之后，各个专区的地区文工团都全部解散了，一个不留。 我1952年春〔20岁多一点〕在五通桥市团委作宣传部长的时候，乐山专区的地区文工团也在同时被解散了，主演白毛女――喜儿的那位演员，姓赵，因为文工团解散了就调到了我们市团委来工作，很漂亮的很会唱歌的一个小女孩，那时候还没有入团。 然而血海深仇并不是随处都能够找到的。《白毛女》的故事也就只有那么一个。为了巩固“教育成果”，在“强大的意识形态灌输”之后，便立即热炒热卖，趁热打铁，火速抓出各个地方的小“黄世仁”进行斗争。不管你有无罪过，罪过有多大，只要是地主，便抓出来斗争，一斗争便就都成为了“黄世仁”！那些地痞流氓中也不乏“胡编乱造”的“作家”，无中生有，无限上纲都具有“才能”， 那时候有个“罪名”叫“间接人命”，也就是凡农民饿死的、病死的、穷死的、乃至老死的原因都在地主，罪恶都在地主。都是地主拖的“间接人命”。所以斗争起来，任何一个地主都可以给你加上个十条、八条的“间接人命”。 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够培养仇恨、制造仇恨、凝聚仇恨。只有仇恨才能够“把老虎打死！”。因此也就必需把所有的地主都弄成“黄世仁”，所有的地主都是“恶霸地主”，都有“间接人命”！不如此那就仇恨不起来，也就斗争不起来。总要找个“理由”才能够去“把老虎打死！”所以各个村的斗争立即“遍地开花”！各行其是，那些“最坚决、最勇敢、最彻底的革命者――地痞流氓。”便成为了挥刀舞棒拳打脚踢的打手冲锋上阵！ 《白毛女》、《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得过斯大林文学奖〕、《暴风骤雨》〔得过斯大林文学奖〕这些“红色经典”著作“教育”中国亿万草民几代人。然而问题在于：什么才是真实的历史？是因为阶级仇恨而必需进行土地改革呢？还是以土地改革这过程去制造阶级仇恨和阶级斗争呢？ “强大的意识形态灌输”成为了必不可少的甚至是唯一的制造阶级仇恨的手段。那么那些“红色经典”还附和历史的真实吗？ 到了1958年由于“大跃进”的需要，制造继续“阶级斗争”的需要，又挖出了个刘文彩。又以刘文彩的“穷凶极恶”“教育”了中国亿万草民几代人。近年出版了一本书――《刘文彩真相》，才把那些编造的谎言公诸于世。《刘文采真相》一书中写着：“刘文彩的家中从来就没有设什么‘水牢’、‘地牢’、‘行刑室’，那些都是极左年代基于当时某种政治需要而被刻意夸张和虚构出来的。当时经常帮我们忆苦思甜的冷妈妈，说了太多不应该说的话。”“水牢”原本是存放鸦片的仓库，而“刑具室”、“行刑室”只不过是刘家摆放瓷器和年货的储存间。事实上，我们原来关于刘文彩的许多恐怖性的记忆和联想，都是基于当时某种政治需要而被刻意夸张和虚构出来的。” “四川大邑县（刘文彩家乡）的不少农民回忆说，刘文彩待人厚道，常对邻里乡亲扶危济困，特别是到晚年，他个人出资法币2．5亿元（折合当时200多万美元）兴办了当时全四川师资、设备最好的文彩中学，并刻碑明示：“学校成立之日，刘家不再对校产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我的确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刘文彩，刘文彩的乡亲没有必要也不会编些瞎话吧。” “面对尘封许久的真实，我们是否要怀疑历史学家们的良心和责任了？这么久了，历史学家们为什么选择了沉默？我可以理解他们曾有的随波逐流和沉重的无奈，但我不理解为什么今天才有人站出来说句真话。终于有人站起来说话了，说得真实明白，虽然晚了些，但仍可见历史责任感不灭。我们不想为刘氏翻案，只想了解一段真实的历史。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成为一面镜子。但愿有更多的历史学家扫去真实上面的尘土，为了后人能把真相看个明白。随心所欲地塑造一个人的形象，那是电影的事，如果搞历史的也像编电影，从长远来看对谁都没好处。我们应吸取这方面的教训。” 以上所说的“强大的意识形态的灌输”应该是早已有之，而到了土地改革时候，更加充分发挥，因为在这种“愚民政策”操纵之下，狼奶灌输之下，土地改革取得了巨大胜利。于是以后便变本加厉不断发展。要全国人民都紧紧的“跟着毛泽东走”。指到那里，打到那里。 孙子曰：“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 毛泽东长久以来都一以惯之的使用孙武老祖宗的这种“首要”战略：第一步骤。发动群众也好，运动群众也好，要使得最广大的民众绝对拥护自己的主张，完全服从自己的意愿，要达到舍生忘死的地步，要千万之众天天呼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若驱群羊，驱而来，驱而往，莫知所之。”〔《孙子兵法》〕……愚兵，愚民，登峰造极！ 有学者认为“阶级斗争的理论被有机地融进了某种功利性的动员操作框架之中。”并不是因为地主和农民间有“阶级压迫”而要分地；而是通过分地以制造“阶级斗争”。这场“阶级斗争”是导演出来的。 从此，“强大的意识形态灌输”自土地改革起始，延续了几十年，迄于今日。土地改革时候为了进行这种“强大的意识形态灌输”，天天必须熬夜。我这个工作队长，只得也必须陪着农民熬夜，每夜都得熬过十二点，无一例外。 其实许多夜都是可以不熬的，但已经养成了“成规”，我毫无改变这种“成规”的能力……许多地方都是工作队在台上讲，要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农民定然认为觉悟已经提得够高的了。没有人去听那些“婆婆经”，偏要在台下一团一团的摆龙门阵。去抵制这种“灌输”！一晚上过去，工作队讲些什么谁也不知道。一个会场嗡嗡嚷嚷比最热闹的茶馆还要热闹。不过农民是没有茶喝的，他们渴了常常是喝冷水。天天晚上有的是满屋的烟雾缭绕伴随嗡嗡嚷嚷，那呛人的叶子烟味得弥漫到散场…… 其实大多数的夜晚都是可以让农民在家里睡大觉的，然而已有“成规”，必须进行“灌输”。岂止是对于农民，全国无不如此。凡是共产党统治的草民都无条件的必须参加“政治学习”！每天晚上都要学习政策提高觉悟，没有人能够逃脱这种洗脑，敢不接受这种“强大的意识形态灌输”！无奈的农民天天晚上，实际是昏昏沉沉嗡嗡嚷嚷的熬三、四个钟头要熬过半夜。 几十年如一日。那是对于农民对于全国草民的另一种负担和折磨，一种被扭曲的无聊的、可怕、可悲的“夜生活”，全国草民忍受这种折磨近三十年，一直到了“文化大革命”完蛋才得以终止。 从土地改革起始，这种“强大的意识形态灌输”不断发展，变本加厉，以后成为对于亿万草民进行精神阉割，思想奴畬，灵魂自残，迷信膜拜的一把屠刀。这种“强大的意识形态灌输”成为毛泽东的法西斯暴力社会主义的统治的重要理论组成部份。迄于今日！ 二十五 当时已经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按理说。土地改革就应该遵照《土地改革法》进行操作。无奈像我们这些工作队长者流读过《土地改革法》的就不多，等而下之根本就不知道《土地改革法》为何物，许多参加土改工作的干部连有这么一个《土地改革法》的存在也毫无所知。 那时候一个乡距离区有数十里地，一个乡下面有几十个村，相距也有十多里地。每个村派去了一个土改工作组。斗争展开之后。都是以一个一个村为单位。每个工作组有两三个土改工作干部。那工作组长就是那里的“独裁者”。地主的生杀予夺就完全掌握在工作组长的手里。工作组长的素质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难以懂得什么“政策”、“策略”之类。“站稳阶级立场”，“把老虎打死”。便是他们的使命和本领。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第三十三条里有：“……严禁乱捕,乱打,乱杀及各种肉刑和变相肉刑……”的规定。然而斗争展开之后，各个村立即建立了自己的“集中营”。把成年的地主完全关押起来。把地主家的老人、小孩、女人留在外面。各个村都建立了“武装队”。由年轻的农民男女作为武装队员。他们的专政武器是大马刀和梭镖。用大马刀背砍地主，用梭镖刺几下给点利害看看，那是家常便饭！ 当然斗争起来之后便远远不止于此了。肉刑和变相肉刑的花样和残酷程度，各个村不尽相同，那得看那里的“独裁者”们的“觉悟程度”和喜好而定了。当然那些“农村革命最勇敢、最坚决、最彻底的――地痞流氓”的人性还残存有多少、衍化的残酷状况更是非常重要的决定因素 根据费孝通等等社会学家的著作认定。中国的土地只有30—40%为地主所拥有。〔其中还包括庙产、学产、祠堂的族产等等公产〕60%的土地为自耕农所拥有。自耕农在划分阶级成分时候又被分为中农、下中农、上中农。这些人都没有土地要求。不可能再分到土地。 土地改革以后不久，这些自耕农连他们世代拥有的土地也完全以“社会主义革命”【互助合作运动----人民公社运动】的名义被夺去了。他们对于地主阶级的“仇恨”似乎也难以说起。因而也根本说不上有什么“革命要求”！因此这些人对于土地改革非常淡漠。对于斗争地主也很淡漠，袖手旁观而已。斗争的时候，凑凑热闹，不敢不参加。 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只有那些“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地痞流氓”了！！这些人最胆大、最凶狠、最残暴、最下得起手、也最无赖！ 摘自《炎黄春秋》2006年第8期何之光的叙述有如下一段文字：“斗争会上打人成风,有的甚至被当场打死.为了多搞钱财,尽可能抬高阶级成分,不是地主也要划地主.强迫地主供出埋藏金银财宝地点,否则严刑拷打,昼夜逼供,什么称半边猪,吊磨盘,踩杠子,割耳朵等都用上了.普遍抄家之外,还有的掘地三尺,有的扫地出门.打死人和被逼投水,上吊的,时有所闻.有的老公死了,老婆随后自杀,留下孤儿只好交给其亲戚或愿意收养者。1951年9月全省第三次党代会,邵阳县委书记钟石在地区代表团讨论时讲道;有一个村用铁钉钉死两个地主,还钉死一个农民;有的叫地主女人当场脱了裤子斗争,不脱就打,打了还要脱;还有的强迫地主自己挖土坑,然后把他活埋了。隆回县委书记方明说;隆回问题也很多很严重,关押吊打,非法斗争……其它县情况基本相似,不把人当人,死人不计其数.由此可见当时的混乱,‘和平土改’变成了暴力土改”.“农会派人去抓逃亡地主,一时农民纷纷到各城市集镇去抓人,几乎造成城市工作一个乱源,当时有些地主还有起义人员住在城市或兼营工商业从此以后,集镇的店铺全部关门倒闭,农村经济一片萧条.当时只要能搞到钱财,哪管什么破坏工商业和统战政策.”“在一片红色恐怖气氛笼罩下,一般农民特别是中农和妇女很是害怕不敢参加斗争,有的连开会都不敢来了……”。 这位中共邵阳县委书记在会议上所说的：“用铁钉钉死人”、“踩杠子”、“割耳朵”、“活埋”、“叫女人当场脱裤子”。这位中共隆回县委书记在会议上所说的“不把人当人，死人不计其数”……应该说都是完全真实的。 如此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作为。谁能够干得出来？谁下得起手？只有那些“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坚决、最彻底的――地痞流氓”了。众多本份、纯朴、善良、怯弱的农民对于如此罪恶行径看得胆战心惊！绝对不会参与的。 然而这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法西斯”式屠戮“教育”。所有农村的男女老少人人都被动的被迫的接受了这一次“阶级斗争”的“道德教育”！？它对于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理念带来的冲击、破坏、摧毁是前所未有的！它对于普世价值的人权、人性、人道的“扫荡”也是前所未有的！这难道不是中华民族历史性的巨大悲哀吗！ 我作为工作队长也是不支持以上这些作为的。在我的“灵魂深处”对于这些地痞流氓是不齿的厌恶的。我“灵魂深处”有着传统的道德理念。我的人性无法湮灭。然而对于地痞流氓的作为绝对不敢指责，一是有丧失阶级立场之嫌，二是给群众运动泼冷水。那不仅这个工作队长会遭到“罢官”，甚至还会遭到难以预料的后果。所以对于那些罪恶勾当只能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违心的当睁眼瞎！放纵兽性猖獗，把人性深深的隐藏… 因此，在如此残酷的阶级斗争当中。我们这些人“灵魂深处”就已经和“左派”不合拍了。因为我们的“灵魂深处”还有着人性、道德这些最起码的理念。当时各地还专门把城市里的知识分子、社会贤达组织参观团到土改现场来接受阶级斗争的教育。血淋淋的现实看得这些人目瞪口呆！我对于这些人该怎么去“教育”呢？，实在难以启齿！ 二十六 不久，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胡耀邦搞了个“联合斗争”的经验，四处传播，上级要我们效仿。因为抓“恶霸地主”的地盘扩大了可能更好找到“罪大恶极”的。像黄世仁这样的恶霸实在难找。于是命令我们四个工作队组成了一个“联合斗争指挥部”。 我被任命为“联合斗争指挥部”总指挥。建团委员会书记。因为要“杀，关，管”的太多，我又被任命为巡回法庭庭长，不过此时已经不得乱杀人。不若以前工作队长者流就可以杀人。规定了只有团长许梦侠〔中共川南区党委组织部长〕和副团长鲁大东〔中共乐山地委书记〕可以批“杀”。但必须由我们这些工作队长整理好该杀的“恶霸地主”的材料，送到许梦侠、鲁大东手中去“批”。所以实际上“恶霸地主”的命运还是掌握在我们这些工作队长手中！ 我们这些二十上下的年轻干部一个个是如此的单纯如此的听话，对于上头说的对于首长意志没有任何怀疑。只考虑如何才能不折不扣的实现领导意图，出色的完成任务。一个个都是刘少奇以后教导的要“作共产党的驯服的工具”。绝对的“驯服工具”，阶级斗争、杀人越货、枪杆子政权的“驯服工具”！ 联合斗争期间，把四个乡成千上万的农民从四面八方集中在一个乡场上面来。密密麻麻的挤在乡场上的窄小的一间间小屋里，许多人都无法睡觉。几千上万农民的住、食都在那里。时值寒冬，整日雨雪纷飞，几千上万人像“逃难”的灾民一样，到处都是在屋外砌垒的灶头。有如灾荒年代有钱人“施粥”那样的境况，所有的人，无分男女老少都“顷巢出动”，没有人敢于不来的…… 同时还集中起来分别关押着百十个准备挨斗争的地主。地主只能够密密匝匝的挤在一些泥巴地面的牛圏等等嘎啦里，冷得瑟缩蜷伏像一条条的牲畜，四外由武装队员昼夜看守着。地主的吃饭问题没有人去管，其家里有人送点吃食来的就有吃，没有人送的就只能够挨饿，没有人去管“囚粮”的，以致有些地主几天没有吃的，饿得站不起来。 斗争地主的日程安排得紧紧的……在轰轰烈烈的万人斗争大会上，我还必须掌握好斗争政策，坚持说理斗争……作为这样一场翻天覆地的群众斗争运动的总指挥，我当然认为我是在把握真理宣扬真理……一场低水平的斗争会，把地主拉上来，跪在中间，农民四面八方乱吼一气、乱骂、乱嚷、乱打、打得头破血流，我不允许这样低水平的斗争会，上面也不允许，但下面却经常出现如此状况……那是司空见惯，因为许多斗争会上，农民说的不成其为理，说不过地主，那干部难免恼羞成怒，于是便指责地主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农民少不了大打出手，打死的也不少，整得顽固不化的地主低头认罪为止。 低头认罪的主要标帜是整出钱来。从五个方面【政治、经济、军事、组织、思想】去打垮地主阶级，其实最核心的是经济。斗争的结果能够整出来多少钱是评价一切的核心…… 那时候土改工作组里面农民干部“当家”的较多，小学教师怕“丧失阶级立场”，农民干部立场坚定，所以要吊，要打……怎么整得出钱来就怎么整。 对于下面的工作组之如此作为，我这个“联合斗争指挥部总指挥”常常有“鞭长莫及”之叹！于工作组而言，似乎说理不说理无关紧要。能够多整出钱来才是最重要的。 当时在南方叶剑英指挥土地改革。提出的是“温和土改”，被毛泽东认为是“煮夹生饭”，“没有把老虎打死！”，于是把陶铸调去“补课”，全部翻盘狠狠斗争了一回才算成功。才被毛泽东认可。 担任那样一个“联合斗争指挥部”的总指挥。迄今依然还能回味那种种叱咤风云、轰轰烈烈、令人难忘的“壮烈场景”！指到哪里打到哪里。而我是总指挥，指千万之众去打！这种回味自然是别有一翻滋味在心头了！当然犯下的那些，那些被视之为“立场坚定”、“敢于斗争”的“驯服工具”……的所作所为。既是那些血写的历史的见证也是无可奈何的记忆！兽性驱除人性的无法洗涤的陈年老账。 对于“糟得很”的事情，我是坚决制止。由于人性未泯，还有道德底线――“武装队员”轮奸地主家的少女，我立即抓起来，关起来，严厉查处。有次几十个农民把一个地主家的少女全身脱光了。裸体站立在风雨之中。一个老农民慌慌张张的跑来告诉我，我立即赶了过去。一个少女浑身赤裸着，瑟缩在寒风中，弯着躯体，低着头用双手遮住羞处。一个年轻农民嬉皮笑脸的要去拉开她的双手。 我愤怒的大吼一声，斥退了那个农民。叫两个女人赶快把少女代去穿好衣服送她回家。让这伙人站在雨地里予以严加申斥，而且把带头的禁闭起来…… 后来有人来向我反映，说那个少女的父亲是个恶霸地主，奸污过农民，所以他们要报复。我说这样不行啦。共产党讲一人犯罪一人当，不能株连九族啊。但农民不这样想，要报复才解恨。这样的阶级感情我不赞同。我不允许使用这种低劣的手段来进行报复，老农民也不同意这些作为。他们都支持我在斗争中要掌握原则，把握住政策界限。我想这是作为一个工作队长应该坚持的 不过这种坚持对还是错？也暗地里自我思考过。因为《毛泽东选集》里面有这样的教导:“那地主少奶奶的象牙床也要泥腿子上去滚一滚。”我理解这只是象征性的语言，并不是真要去上去“滚一滚”，更不能把人家的黄花闺女弄到草堆里去滚，几个人去轮奸，那和日本鬼子有什么差别？所以我认为这种坚持不是丧失阶级立场。而是坚持执行政策。然而也并不是所有的干部都持我同样的观点，也有的“独裁者”对于“滚一滚”的行为视而不见，置若罔闻的，甚而还有也去“滚一滚”的，一些地痞流氓乘机去地主家里随意奸污，被糟蹋者不敢告发，也无人敢于检举。夺地、劫财、打杀、奸淫遍布农村…… 农民们怕地主以后“反戈倒算”，不仅只是从“五个方面打倒地主阶级”，恨不得把他们从肉体上都全部消灭。分“浮财”时候。每个村都搞了“地、富集中营”，把地、富家的主要成员关押起来，把老的小的留在外面。一家一家的“扫地出门”。没收了一切，有的甚至连穿在身上的衣服也扒掉。然而在实际工作之中。土地改革结束时候。一个工作队能够“整”出来多少钱？是最被看重的“工作成绩”之一。也可以说一切斗争等等的中心点都最后放在“经济”方面去打垮.弄个扫地出门,大多如此…… 那个时候只相信只有以无情斗争的手段才能取得土地改革的胜利——夺地劫财。把所有的地主整得精精光。还有少数工作队长犯错误的，和女武装队员发生性关系，和地主家的少女发生性关系而被处分的都有。那时候农村对于性关系，思想已经很“解放”了，通奸的事情，实非鲜见。所以有那么些人便乘机去“滚一滚”。那时候有些土改干部是很“威风”的 五十年代初期这些残酷的阶级斗争。反思起来只是一场大规模的实战演习、练兵运动而已。要使得象我们这样的年轻干部和农民青年经过如此血和火的残酷阶级斗争的考验之后。去步入以后一次一次的更为残酷、激烈的血与火的阶级斗争之中去。 通过土地改革，吸收了千千万万的农民青年进入国家干部的队伍。而对于其中“根正心红”者，其入党之快，升官之快远远使得知识分子望尘莫及。从中“培养”出来的一批批的乡长、区长、县长、专员、乃至副总理【如陈永贵】、副委员长【如杨汝岱】……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伟大革命斗争”之中成为共和国的专政主力军。民粹主义的头牌，知识分子农民化的模具。而土地改革这样的阶级斗争是给于他们的启蒙教育。当然大多数从这次启蒙教育成长起来的农民精英以后都青出于蓝胜于蓝！ 各个村因为那些“独裁者”的水平差异，因为那些“地痞流氓”的人性残留多少所派生的恶毒程度也并非一直，由于以上不同原因，所以各个村的地主所受到的“镇压”状况也就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夺光一切，扫地出门。”没有任何例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改法》“第二条,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的房屋.但地主的其它财产不予没收……”。但是，所有的工作组对于所有的地主都没有“不予没收”这一条。一切通通没收。搜光扫尽。掘地三尺。当然也就不管你是不是“多余”的，“吊命”的，所剩无几的，一侓没收。连穿在身上的衣服也被扒掉，以致冻、饿而死者不少！！ 有人认为“土地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夺地窃财”。而“夺地窃财”又是必需通过残酷的斗争手段，“把老虎打死”！。而导演这场“夺地窃财”的残酷斗争的是这些大大小小的“独裁者”和赤膊上阵的“农村革命之最彻底、最勇敢、最坚决者――地痞流氓！”以至于造成数以百万计的人被打死、被饿死、被冻死、被折磨死、因为地主等等已经不被视之为人。而是“应该”被“打死”的“老虎”！所以这样一个过程也是泯灭人性、践踏人权、堕落人格、沦落道德的过程。中华民族的传统社会形态传统道德伦理在此过程中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和摧毁。传统社会的一切优秀的、美好的、善良的品质和理念走向沦落也就从此起始！为此后的一系列运动奠定了“基础”！一次一次的更加堕落、沉沦。 二十七 九一岁时的胡绩伟老人写有一篇文章：《“共产”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原载《争鸣》2008年3月号）胡老对于“共你的产”多有阐述，文章中写道：“但是，许先生和我都认为把‘共产’理解为‘共你的产’、‘你的就是我的’，却是错的。”据许先生查考，《共产党宣言》中对这一点已经作过澄清：“把几十年来，在中国苏维埃时期就大搞共你的产”那一套，就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但是，毛泽东的主要思想并没有完全放弃‘共产’那一套左的东西。所以，在镇反、土改、三反、五反中，左的倾向也时有发生，特别是在三年恢复建设时期以后，毛泽东就老病复发，把新民主主义建设视为右倾，实行‘三大改造’，几乎把所谓资本主义的钱财统统收归公有。在三面红旗、实行人民公社制度以后，甚至把几亿农民土地全部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也统统割掉了”。 “十年浩劫，‘革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兴无灭资’、‘斗私批修’，从中央政治局到各省市县委都被‘一脚踢开’，大大小小官员都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几乎统统打倒。像我们这些高中级干部大都被‘扫地出门’、‘赶出黑窝’，所有‘贵重财务’，如古文物、手表、收音机（那时还没有电视机）、照相机、衣服细软等等统统‘抄走’，都被‘共产’了！总之，‘共你的产’、‘你的就是我的’！毛泽东发动的一场接一场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一方面大批大批地清洗各种‘资本主义政治势力’，一方面又大把大把地收缴‘资本主义的物质财富”。 “‘毛泽东在‘马上夺天下’以后继续‘马上治天下’，治出一个集权而又极穷的‘社会主义’，他的第二代核心用‘马上保天下’（******）的办法，保卫一个集权而暴富的‘社会主义’，不只是全面的全国恐怖，而且是全面的全国豪夺，各种大官兼大亨，各显神通，形成一个贪、赃、毒、黑的权贵资产阶级和巨富集团。现在，虚假繁荣和贫富分化，日益恶化为全面性全国危机。难道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共’出来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吗？” 据胡绩伟老人的上述见解，我认为土地改革是‘承前启后’的一次‘共你的产’‘你的就是我的’的‘高潮’！”继承了斯大林法西斯暴力社会主义的衣钵：“苏联建立集体农庄时，把各种财物大呼隆地集中在一起，全部没收，大吃几个月，充分显示共产主义的优越性，随即化为乌有。当时‘以军事共产主义的名义，实行红色恐怖，美其名曰『共产』”。 “把从来自千家万户私有之产归而为一，把所有衣食住行全部集体农庄化。”继承以上衍化出来的“中国特色”，便是“农村革命中之最勇敢、最坚决、最彻底者――地痞流氓”们纷纷从“共你的产”“你的就是我的”的“夺地劫财”的“革命运动”中成为大赢家。有的在夺地劫财的同时，还把地主家的女人也“分”了。占有了。 经过土地改革所建立起来的这种农村的集权政治，使得千百个“独裁者”逐渐演变成为千百个村落的千百条“地头蛇”。变成可以为所欲为的拥有对于亿万草民的“生杀予夺”的“奴隶主”。致使亿万草民沦落成为“农奴”。给以后几十年的农民悲惨岁月贻害无穷。农村在土地改革以后几十年的对于亿万草民的专政，画地为牢，残酷搜缴粮食比日本鬼子还凶狠，之所以在一两年间竟饿死四千二百万人……其根源始于土地改革和土地改革所建立的农村集权政治。 亿万草民的生存权、迁徙权、劳作权……一切权利完全被大大小小的“独裁者”掠夺无遗――人权丧失殆尽，制度形成的镣铐，使得千万条地头蛇使亿万农民变成为农奴！千万条地头蛇成为了土地的“主人”！以土地养肥了千万条地头蛇！成为亿万“农奴”的奴隶主。1 二十八 斗争之后得立即整理好上报材料。该杀的还得带上详细、真实、确戳有据的材料去找鲁大东或者许梦侠审批〔我们这些工作队长已经不像早几年那样――工作队长就拥有杀人的直接权力。现在已经“间接”化了〕……经常是上面一通知开会就得连夜连晚的一个人步行几十里夜路赶着去。人太疲惫，漆黑的夜晚，一个人一边走一边打瞌睡，走着走着一脚踩进水田里面去了，再“拖泥带水”的耐着饥寒继续赶路，那是常有的事情。 联合斗争总指挥部下设秘书材料组、宣传教育组、武装保卫组、斗争监管组、生活管理组……作为总指挥，每一个部门都必须去过问。真是食少而事烦，长了一身虱子、一身芥疮，虱子、芥疮几乎是大多数土改工作队员身上的“两件宝”。女的也同样有。一是因为寒冷二是因为太忙。记得那几个月里只洗了一次澡。其它人也如是。不过那时候的虱子还只吸血,痒得很难受,加上那奇痒的疥疮,所以男女工作队员都在不时的骚痒,上上下下浑身那儿痒往那儿骚，自然不甚雅观，但谁都见惯不惊…… 我们身上的虱子远远没有拿破仑遭遇的虱子那么可怕.拿破仑六十万军队围困了莫斯科,俄国人难以低档之际.虱子帮了俄国人的大忙.虱子困扰了拿破仑的六十万军队,虱子大肆传播猩红热,于是六十万人伤亡减员只剩下几千人,如果不是虱子,那一次俄、法大战的历史很有可能改写。 那时候《毛泽东选集》第一集已经出版。《毛泽东选集》我当然视之为真理，视之为“圣经”似的真理，我读过两遍而且带在身边。那是每个干部的“必读教材”，但我这个“读书狂”在那书本奇缺的年代。较之一般干部“热衷”十倍.....在土改当中也读了多少遍，而且忠诚得能够把一些篇章背诵下来…… 我在给农民作的报告中，常常把毛泽东的“风水论”、“好得很”、“糟得很”……之类“引经据典”，风趣幽默，结合农民实际讲说政策。听众们聚精会神两眼发光…… 我当然认为这是在宣扬真理……所以，我给农民作报告的时候都鸦雀无声……当年，真是真心诚意的把《毛泽东选集》作为我们这些革命干部的“圣经”一般来看待。是那样的虔诚，没有一丝一毫的“二心”。而且真心诚意的追求作“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像张思德那样“伟大”…… 唉！！悲乎！！五、六十年之后才知道毛泽东吹捧的这样一位“英雄”是在熬制鸦片烟时候被烧死了的！ 我们这一代革命干部所崇奉的“圣经”，中国人全民的“圣经”在五、六十年之后才知道点真相——最近看了 《毛泽东选集真相》一书，摘如下：“1995年6月中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联合向中央书记处提出了书面报告《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根据该报告披露：《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一百六十余篇文章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十二篇，经毛泽东修改的共十三篇，其余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它领导成员，或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毛泽东的秘书等起草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联合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的书面报告《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所披露的。经审核、考证、查证，《毛泽东选集》中的若干著作，分别由以下人士起草：瞿秋白、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张闻天、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刘少奇、艾思奇、陈伯达、康生、胡乔木、陆定一、杨献珍、邓力群等，以及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有关班子的成员。该报告披露的对《毛选》一至四卷中若干著作审核、考证结果如下：……”【全书详细记述了每一篇文章的原作者，写作过程，发表、收集……过程】一百六十多篇，只有二十五篇可以算是毛泽东的，其它一百四十多篇别人的，为了打造一个“毛泽东思想”，便一起收入他的账户！ 当然好处便大大的多多的有了！只以“票子”这一主题而言，就吓死个人！"毛泽东拥有大笔稿费。在五十年代，稿费数额就达人民币100多万元……把这笔巨款全部交到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保管。[并不交公，只是保管而已】”当时普通干部月工资四、五十元。要一两万年不吃不喝才有这个数！ “毛主席在1976年的时候有大量私人存款，并且存款量超过了足以令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穷困的十亿以上中国人目瞪口呆的7600万元，其中7582万余元，是毛主席假公济私、瞒天过海以“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党小组”名义开户存放的……”一个干部要十多万年不吃不喝才能够有这个数数！真是全中国当年绝无仅有的大富翁啊！如此巨额的稿费收入。都是那么多其它人的“劳动成果”，竟全部收入他的账下！！ 唉！五、六十年后的现在来追思那些宣扬，所谓的真理。实在太多的伪理！而那时是那样的执着那样的忠诚。这种执着和忠诚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头脑里结痂！结痂了几十年！！实在可怜！现在这二十一世纪来临了，许多人的红色结痂依然如故！像我这样的红色结痂开始熔解的人，应该是一种幸福吧！ 一切干部，包括我们这些年轻干部都必需坚信：“共你的产”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五十年代初期轰轰烈烈的几大运动都是“共你的产”的“劫财”运动。用什么方法去共产，采用暴力、斗争、屠杀，使用枪杆子去“共你的产”。我们相信永远是正确的。不容置疑的。我们也就心甘情愿忠心耿耿的充当了暴力革命的“共你的产”的工具和打手！ 这一次次鲜血淋漓的血的洗礼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灵魂里涂抹了太多的“红色”。这种“红色”被“浸染”了十年、二十年、五十年……甚至一辈子。种种“强大的意识形态灌输”根深蒂固以致于难以磨灭……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剧，许多人迄今尚无能醒悟过来，而这样的悲剧还在继续扮演。目前不是还有些未死的新生的“毛派”。源于各种各样的目的而“跳神弄鬼”吗？其嚣张的程度也丝毫不亚于文化大革命的年代！这种共你的产一直延续了下来。当年叫做“收归国有”。当“党天下”、“家天下”发展下去以后。全国的资产便成为了权贵黑恶势力集团的私有财产了。土地改革时候共你的产是毛泽东开创的先河。也是现在而今成为了少数人侵吞全民财富的基础！
1951年在犍为（中共川南土改工作团土改工作队队长）后排左三
后排左三为作者 《土改运动》60周年祭 1951年20岁，在犍为“土地改革”时候担任中共川南土改工作团土改工作队队长，学习中共川北区党书记“胡耀邦经验”，四个工作队组成“联合斗争指挥部”，我被任命为总指挥。 弱冠当年自风流 风云叱咤任遨游 指到哪里打哪里 坐稳江山马上头 集中营里囚地富 斗争场上显身手 捆绑吊打寻常事 百般刑罚手里头 斩尽杀绝立场稳 不留祸根阶级清 灭尽男性分女人 妻室儿女任瓜分 杀人越货不含糊 夺地劫财是根本 残酷斗争闹翻身 咱无产阶级专政 土地还家未两年 土地离家泪涟涟 土地给我吃和穿 土地吸我血和汗 失地农民变流民 失地农民成赤贫 流离失所新奴隶 亿万民工苦难呻 土地蜕变为妖魔 青山绿水任蹉跎 吃人血肉不吐骨 豪门权贵嗜血多 土地应当还农民 山河应当归黎民 魑魅魍魉一扫尽 国家民族得安宁 人格档案： 曾经忠心耿耿的成为“阶级斗争”的驯服工具的我们这一代人。在当时一方面立志成为“忠诚于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另一方面却不断的分流：一种人“立场坚定”，能够“丧尽天良”的在血淋淋的阶级斗争中泯灭人性膨胀兽性，成为打手、骨干、积极分子。于是步步高升。 另一种人不能够“丧尽天良”。灵魂深处人性与兽性不断的“斗争”。不愿膨胀兽性，但又不敢表达人性。表面上“立场坚定”。而内心里矛盾重重。在血淋淋的斗争面前。不能不显得犹豫、迟疑、畏缩难前！双重人格也就从此萌芽了…… 我没有能够“丧尽天良”。我默默的悄悄的坚守着人性，我只能够成为后一种人了。双重人格是那个可怕的现实造成的。在那个体制的束缚之下。绝对不可能保护住独立人格的。只能够屈从于他们的真理，还必须遵循、赞同、甚至歌颂他们的真理。然而你的“灵魂深处”却相反，于是双重人格便形成了。而更多的人是“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并以之而飞黄腾达。那种体制滋生、培养、发展了双重人格。有了双重人格才能够继续飞黄腾达 二十九 一九五二年春天。中共中央提出准备在全国【大陆】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建设年轻的共和国，要祖国繁荣富强起来。这是我们这些年轻人梦寐以求的理想。所以当中共中央提出“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伟大规划之际，我们真是欢欣鼓舞。建设一个富强、民主、自由的中国去实现我们所追求的真理！真想全力以赴，摩拳擦掌的去大试一回身手！ 遗憾的是这种欢欣鼓舞没有欢欣几天，很快就又被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取而代之。全国【大陆】人民又一次受到了欺骗和愚弄！ 当年曾经规划各个领域的“大规模”经济建设项目。天津永利化工厂被纳入了“大规模”的计划之中。该厂生产纯碱，是“工业化”必不可少的重要原料。当时世界上有布鲁南法、索尔维法两种制碱法。侯德榜综二法之长创造发明了“侯德榜制碱法”，建立了永利化工厂。总厂建在塘沽，而乐山五通桥区有它一个分厂，建在岷江边上。因为便于排放污水，当年把污水排入江中也就认为“处理”掉了。塘沽制碱总厂被列入了“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全国重点之一。而五通桥的分厂亦被纳入计划之中。 因此之故。四川省省辖市在成都、重庆、自贡三市之外，由中央批准，新增了五通桥市为省辖市。四川省委和乐山地委都非常重视这一新建的省辖市。所以特意选派了一批有文化的年轻的朝气蓬勃的干部，去建立市一级机关。中共五通桥市市委书记李志琛，原是中共宜宾地委副书记〔后来调去任中共自贡市市委副书记〕。市公安局长赵清洁二十五岁，十四岁当‘小八路’。后来调到自贡市任市检察长，1958年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我从乐山地团委调去任市团委宣传部长，只有20岁多一点。是我们从西南团校分配去乐山的11人当中，第一个被地委组织部批准、任命“当官”的。 调到这新建市来的干部情绪都很高，都想在经济建设的崭新任务面前有一番作为。我当然也同样。我也想在这新岗位新任务面前一试身手，能有所作为，真是雄心勃勃。 三十 上任伊始搞“三反、五反”运动。继续在城市里进行“共你的产”。 当时叫作“打老虎”。运动一来，积极分子们争先恐后的蜂拥而上。打得多功劳就大。被认为是“老虎”的，也没有什么依据。有点“乱点鸳鸯谱”的朱砂笔，点着了的弄出来往往采用“轮番斗争”。把“老虎”连续斗争他几天几夜，疲劳“轰炸”，想当然、逼、供、信，是并不鲜见的事。斗争之前并无真凭实据，只想从斗争之中去斗出老虎的贪污罪过来，而主要的斗争内容大多是斗解放以前的贪污罪过，解放才一两年，留用人员大多处于被利用的处境。想贪污也无能力去贪污。 “三反运动”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浪费和官僚主义是共产党当权者当官人的事。谁敢去反？走走过场而已。最多是“检讨检讨”，不痛不痒，胡乱过关。 余下一个反贪污。成了“三反运动”的重头戏。当权者很快就“过关”变成了“三反”运动的指挥者。老干部贪污的也有，但只要退赃，靠边站，处理都轻。如乐山地区公安处许处长是个长征干部。把镇反运动中没收的反革命家里的财宝——金银珠宝，裘皮大衣贪污了许多，私藏起来。“三反”运动一来，有人揭发。地委书记鲁大东叫去个别谈话，开了几次“坦白交待”会，把赃物退了，也就“从宽处理”了…… 年轻干部大多无污可贪。于是“老虎”的来源当然只有在“留用人员”当中去寻找了。胡乱抓出来胡乱斗争，那实在是有点“瞎子摸鱼”的手段，瞎抓！疲劳斗争之中，“老虎”无奈，往往乱说一气，于是到处都是大老虎。很快又翻案，把交代的一切全部都推翻了。大多数都是被逼乱说的，于是打来打去，打出了不少的“假老虎”。真的少，假的多。全国如是。有些积极份子斗得太离谱了。便逼得跳楼、上吊的不少。 我去的时候，岷江电厂的军事代表黄悌，县团级干部〔也是中共党组织的头头〕因为逼死了工人，被停职反省，以后调到其它单位，照样当官…… “冤、假、错”案从此与日俱增。弄虚作假之风也日益增长。至于“五反”那完全是“改造”资本家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设一个圈套去“共你的产”！这个圈套现在反思起来也只不过“自欺欺人”难以自圆其说的把戏而已！ “五反”是“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开头是追查“五毒”。经工作组随便一查，没有一个资本家能够逃脱“五毒”的罪名！大权握在工作队手中。解说权也在工作队手中。说你有“毒”就有“毒”。有“毒”就得退、赔……经过斗争的洗礼，最后“账”一算下来。你那点家当还不够“退赔”呢！“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中国特色，在当年真是发挥得淋漓尽致！目的就是要“共你的产”。残酷斗争之后。资本家也已经“深受教育”，没有明白的继续斗争让明白为止！结果是“百年老店”世代经营全部白干了，全都被“共你的产”共掉了。最后还给你吊个“芭芭”――公私合营，你是私方代表。资本家整垮了帽子还在头上，以备后用 我们这些单纯而又幼稚的干部依然是驯服的工具，完全的绝对的相信毛主席的决策永远是英明的，把那些资本主义的家当拿过来改造过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对于这些“疯狂斗争”逼死人的现象，我们只能够“麻木”得熟视无睹！——大城市里许多著名的资本家纷纷自杀，上海资本家跳楼的太多，被老百姓称之为“降落伞部队”，“部队”以壮其跳楼者声势之大。老百姓过路都不敢走高楼下，怕“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我们这些人，对于无情斗争的手段也“麻木”得毫无质疑。“老虎”――资本家吸了人民血汗当然应该斗争。毛泽东说：“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 至于共地主的产，共资本家的产这本来就是共产党的宗旨。不共产还叫什么共产党？。用什么方法去共产，采用暴力使用枪杆子，我们相信毛泽东永远是正确的。不容置疑的……我们也就心甘情愿忠心耿耿的继续充当了暴力革命的工具和打手！ 三十一 紧接着这些社会运动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进行解放以后的首次大量建党工作。这是党的最重视的“中心工作”。青年团被视为共产党的要害部门。我被中共五通桥市委分配入“建党工作队”。我当然更是下定决心要努力工作、好好表现、作出成绩，争取在建党工作之中入党，了却夙愿。 我随中共五通桥市建党工作组到了岷江电厂。两个老党员是“组织员”〔一个姓吴，另一个姓王，姓王的建党工作结束后调去五通桥市人民法院作院长、姓吴的调去沫江煤矿作了党委书记。〕我和另一个团员是“工作员”. 工人之中许多团员首先被发展入党。当时已有规定：年轻人必须先入了团，才能入党。 在建党过程中，我把青年团员范帧辉〔全国劳动模范〕、范贤友、周俊良、黄进的优秀事迹和他们入党的历程写成了一篇“文艺通讯”〔报告文学前身〕：篇名《四个工人当了工程师》。这事迹和题材在解放初期在全国而言都是很为罕见的、难得的“新鲜事务”。解放初期，青年工人一般文化不高，初中文化的较多，高中的极少了，所以能够通过自学，在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上能够达到工程师〔大专〕的水平，实在是难能可贵，很值得宣扬的。 此文发表在《西南青年》杂志〔西南团工委的机关刊物，全国公开发行〕一九五三年一月号上。在中学时候《绿州社》的辅导教师刘令蒙当时担任《西南青年》杂志的主编。该期《西南青年》组织了四篇题材相近的文章，我这篇列为首篇。不久，刘令蒙专门派了一个编辑来乐山聘我为《西南青年》的特约通讯员。这是我解放以后第一次公开发表的作品，内容当然是思想性第一，把这几个青年工人“爱党爱祖国”的“高度觉悟”结合英雄事迹予以宣扬.应该说其中不少的“成分”是假货，不少成分是狼奶！制造和贩卖狼奶是我们作为宣传部门的业务，也延续我们的双重人格！ 当年开始的“共产主义教育”，要“制造”“英雄人物”作为青年一代的“榜样”……以后发展到每年都要“寻找”“制造”出一名“榜样”，在全国宣传教育。除了毛泽东之外，基本上不宣扬活人，只树立“死人”宣扬“死人”。因为死人肯定不会再干坏事了……但以后也宣扬了些“活人”。像提出宣扬***的时候，就有强烈争议。有的认为宣扬这么一个残疾人，没有“典型意义”，没有“榜样意义”。 有次我和范贤友一齐出去搞“外调”，各骑着一辆自行车行进在江边……忽然看见“川康盐务管理局”对面，一个小码头上，许多人大声呼喊，引颈齐向江心张望……有人溺水，因为天冷加上水流湍急，观望的人多，但竟无人下水营救。溺水人正被冲向江心，情况十分危急。也看不清是个什么样的人,一个黑头在江水里一沉一浮的. 我急忙摔去自行车，奔向江边，真是说时迟，那时快，我还穿着一双半统皮靴，时间紧迫，衣裤靴袜都来不及脱掉，飞快的往江流跳了下……几番冲击终于从滔滔江流里救起来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气息微弱然呼吸尚存。而我已浑身湿透。时植深秋，我和小女孩都冻得直打哚唆。我请旁边的人赶快寻找小女孩的家，把她送回家去…… 范贤友把我领到不远一个变电所周俊良处，借了衣裤鞋袜，浑身内外上下换过了，骑着自行车又上路了。事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以后再也未能见过小女孩一次。你以后都平安吗？现在还好吗？给你送去遥遥的祝福啊！ 那时候全国宣传学习黄继光、邱少云……当无名英雄。这也是我们干“宣传工作”这行的“业务”。我这虽然小小小小的也算“领导干部”自然应该身体力行，以身作则。我救人的事情还是被传开了，我们“建党工作组”的人也知道了。老王说：“这是见义勇为的行为，应该上报表扬。”我说；“求求你了，千万不能，千万不能。”在我的深心里，真正的认为这不过是义不容辞的正常行为而已。当时五通桥市还出了个闻名全国的女英雄人物，名叫丁佑君，五通桥市的人。此地中学毕业以后，参加了革命工作，到西昌地区去“征粮剿匪”，被“反共救国军”的抓着了。丁佑君表现非常勇敢，被“反共救国军”剥得赤身裸体的绑着游街示众，丁佑君高呼口号，宁死不屈，学习刘胡兰和敌人斗争到底，后被杀害。丁佑君是团员，她的哥哥在中共乐山地委工作。她的哥哥送了我一张丁佑君的黑白照片，至今还保存在我那些老照片相册里面。有个诗人叫高缨的来五通桥市收集过有关丁佑君的材料，以后写了一首长诗《丁佑君》，单册出版发行，丁佑君的英雄事迹还在全国宣扬，要青年人学习。不过不多时候有点“销声匿迹”，因为丁佑君的家庭是资本家兼地主。而刘胡兰是贫农，根正心红，丁佑君却心红而根不正。到了“根不正”者被打入另册之际，也就销声匿迹了 三十二 此时也我已经打过了多次“入党申请”，也已被定为发展对象。而且被认定待建党工作结束，回机关之后，即可解决这一夙愿，而且组织上也已在着手进行调查了解工作。 谁知大事不好！在外调中获悉我六伯曾鲁已在“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运动”时候在自贡市被枪毙了，八叔在监狱里绝食死去了，误传我娘亦被枪毙了，后来得知我娘只是被判了八年劳改。我向自贡市法院要了一份“判决书”。主要“罪行”是拖了几条“间接人命”！写了几个我不知道姓名的农民，反正是死了。农民死了就是地主的间接人命！ 而当此时也，毛泽东的“阶级路线”亦已日益“明朗化”。当时在建党工作中，由中共中央发放了一本《组织员手册》，这《组织员手册》本来是只能组织员看的，但老王对我不保密，他文化不多，还要我读给他听。《组织员手册》中已有明确的规定:凡是家庭有被“杀、关、管”的人的子女，一律不得吸收入党。当时还不知道我家里出了那么多的被“杀、关、管”的人，当然也就不知道我已经被打入了“禁区”。 若我等十足的“遗少”，亦日益“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已经被视之为“混”入了革命阵营的“鱼”，而非“龙”，则难以“混”入到共产党里去了。 不久“清理中层”，“出身不好”的便一个个“靠边站”，一直到被“打入另册”为止。从此起始，“阶级出身”就定下了你一生的命运。以前说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以选择。”现在没什么可选择的了，“阶级出身”把你的“命运”和“道路”都定死了！只此一条路，它路不通。你一辈子就只能受苦受难受折磨，有多少“阶级出身”不好的人受尽苦难折磨，匆匆了此残生！象我这样大难不死还能熬到这二十一世纪的“幸运儿”，真可说是不幸中的万幸。 后来得知。解放前夕，六伯和八叔都得到了国民党国防部发放的去台湾的飞机票，但一人只有两张。因为八叔有三子、五女不能全部同去台湾。兄弟感情甚笃。八叔既不忍抛下儿女，六伯也不愿留下他们。兄弟多方考虑之后。六伯因而放弃了去台湾的计划。此乃一说。也是“公开”的表述。 另一说：当时康泽在山东担任第五战区“剿匪司令”，战场上被俘。以后在监狱里关了几十年。六伯和康泽交往很深，1936年2月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别动队康泽任总队长时候。六伯曾鲁任第5队上校队长。1936年9月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15期】康泽任特别训练班主任。曾鲁任第2大队上校大队长。康泽来自贡市都住在六伯家里。都是军统的高层领导。六伯是受蒋委员长密令潜伏，奉命留下来的。 我最近向国民党中央去询问此事，复函称：“尚无档案可查”。这可能。一是，国民党逃往台湾之时。带走的是金银财宝。档案大多丢失。二是，如果是蒋委员长密令潜伏。更无可能有什么档案可存了。 一九五一年春，我从重庆到乐山，途经自贡市时候，曾经悄悄地到龙潭村探望过六伯。因为被“积极分子”知道了怕有“丧失阶级立场”之嫌。六伯说：“一个共产党的团级干部和他谈话，要他在家里等待安排……”他当时就给这位团级干部提出：“想找个邮递员之类工作干干。”这回六伯又给我说：“如果我能够有可能转圜的话，他能够得到一个邮递员工作以度晚年，就心满意足了。”现在想起了“找一个邮递员工作”，是否有“便于活动”的打算呢？……我虽然也去为之“转圜”过。但力不能及，同时我也必须匆匆离开自贡市，去乐山报到。 我记得六伯很坦然、很平静、对于未来亦如止水，丝毫没有什么忧虑的含笑和我闲谈着。曾经沧海难为水！然而我却含着某种隐忧，难以预测六阿爸会有一个什么命运在等待着他，谈吐间常常走神，闲谈了一个多小时，六伯娘留我吃饭，有豆腐、青菜、蛋汤，已经非常检朴了。这是我和六阿爸的匆匆的最后一次见面，谁知竟成永诀。 一九二四年秋，我五伯父和六伯父曾鲁一同考入“中国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陆称为黄埔军校】第二期炮兵科毕业。以后参加了北伐战争。五伯在武汉牺牲了。我父亲和八叔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父亲因病返乡，以后病逝在家乡。六伯活到了1951年。在大陆“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在四川自贡市家乡被枪毙。八叔1951年被扑，关在监狱中，绝食而逝。 六伯父曾鲁字继灵。生于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四川富顺县黄镇铺〔现属自贡市沿滩区黄石镇〕人，悉曾氏第77代孙。曾鲁的祖父【第75代孙】为清朝正三品。做过贵州知府。黄镇铺的“钦敕大夫第”府邸极为庞大雄伟。曾国藩是曾氏第70代孙。我1931年6月出生。尚在襁褓之中。26岁的六伯父曾鲁已经担任上校团长了……【1931年10月曾鲁升任第14军第10师——师长卫立煌。第30旅——旅长李树森。第60团上校团长】。 1932年7月，国民党军队对于共产党的工农红军所部鄂、豫、皖苏区进行了第四次围剿。1932年8月7日国民革命军第14军第10师由师长李默庵统率从驻地湖北广水出发，此时卫立煌已经升任第14军军长。命令10师副师长兼30旅旅长王劲修亲自率领，曾鲁的60团、龙其伍的58团被任命为攻击前卫部队。前进路线从广水向黄安县城搜索前进。1932年8月8日，曾鲁的60团被任命为旅前卫团，部队进行到冯秀驿地区遭遇红军袭击，曾鲁指挥部队将红军击溃。部队继续快速前进。行进到距县城仅八里路的地方，埋伏的红军主力分三路向曾鲁的60团包围猛攻，曾鲁临危不惧，勇敢善战，指挥部队就地占领红军驻地，与红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战斗非常激烈，60团的阵地时得时失，反复争夺，双方激战到下午2时，红军遭受重创，伤亡惨重，曾鲁的60团官兵也伤亡很大，在前线指挥战斗的团长曾鲁和旅长王劲修都身负重伤。战况十分危急之际，第10师师长李默庵率58团和28旅赶到……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终将红军彻底击溃，国民革命军占领了黄安县城。其后，第14军大部队赶到，在14军军长卫立煌的指挥之下，国民革命军于1932年8月30日占领了鄂、豫皖苏区的中心根据地金家寨。 此次战役60团损失严重，伤亡大半，基本丧失战斗力，60团番号撤销，另行招募新兵成立第59团。由于在第四次围剿战斗中。曾鲁在指挥战斗中的综合表现：1932年9月曾鲁升任第10师第30旅上校副旅长，旅长是王劲修 1934年5月调任第10师补充团上校团长。1935年5月30日叙任陆军炮兵中校。1936年2月调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别动队第5队上校队长。总队长是康泽。这是以康泽为首被称为“蓝衣社”的特务组织。主要对像是继续消灭遗留的苏区共产党残余力量。1936年9月调任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第2大队上校大队长。特别训练班主任是康泽。从此发展为面向全国的“军统”特务组织。而曾鲁和康泽也从此成为“至交”！抗日战争以前，随康泽一起在国民党中央军校【黄埔军校】校本部任职。1937年8月13日起中国国民党军队抗击侵华日军进攻上海的“八·一三淞沪战役”，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第一场重要战役，也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战役，前后共历时3个月，日军投入8个师团和6个旅30万余人，死伤7万余人；中国军队投入75个师和9个旅60余万人，伤亡达15余万人；至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淞沪会战结束，江阴保卫战开始。在淞沪会战中中国国民党军队浴血苦战，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并争取了时间，从上海等地迁出大批厂矿机器及战略物资，为坚持长期抗战起了重大作用。淞沪会战之后，国民党军队进行重大的重组，1938年1月，33岁的六伯曾鲁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调升第193师副师长（师长李宗鉴）。 抗日战争继续扩大，紧急需要不断的补充大量的兵源。四川是抗日兵源的重要来源地区。曾鲁于1939年1月调任第11补充兵训练处的少将处长。1940年3月调任雅安团管区少将司令。10月调任第45补充兵训练处少将处长。抗日战争期间全国招纳了一千四百多万兵丁陆续补充进入国民革命军，而四川被招纳去抗日战争前线的达三百多万士兵。所以当时四川的补充兵训练处，任务十分繁重 1942年8月6日曾鲁晋任陆军炮兵上校。1944年4月1日调任国民政府军政部教导第3团少将团长1945年9月调任国民政府军政部第2军官总队少将副总队长。总队长是王公亮。 由于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抗日战争胜利后，论功行赏。蒋委员长于1946年?月颁授曾鲁忠勤勋章 1946年8月曾鲁入中央训练团兵役班。9月派任川东师管区少将副司令，司令是戴文。1948年8月调任整编90师少将副师长。师长是陈子干。1948年9月22日叙任陆军少将。10月整编90师改编为第90军。曾鲁任少将副军长。军长是陈子干。同时，兼任国防部视察第2组组长。 国防部视察组，主要对于当时最紧急最重要的战场进行直接监督。直接授命于蒋委员长。自1948年11月6日开始，至1949年1月10日结束的“徐蚌会战”【共产党称为“淮海战役”】时候。当共产党对国民党军队完成了战略包围准备全线进攻、剑拔弩张的决战前夕，1948年12月当毛泽东发表了《敦促黄维、杜聿铭、邱清泉投降书》之既，六伯曾鲁奉蒋委员长亲自受命，持蒋委员长手喻〔圣旨〕以“徐蚌会战战地特派视察员”有似于“钦差大臣”的身份赴徐蚌会战战场前线视察，去阻止黄维、杜聿明、邱清泉投降。以后邱清泉壮烈牺牲在战场上。黄维、杜聿明被俘。再以后被关进秦城监狱。黄维在秦城监狱里患精神病多年。 1949年4月24日凌晨共产党的第三十五军第104师315团2营占领南京总统府。1949年5月12日至5月27日“上海战役”结束。这段期间，国民党已经陆陆续续的迁往台湾。六伯曾鲁和八叔曾也鲁都得到了国防部发给的飞往台北的飞机票。一人两张。但都未能成行。于1949年下半年反回到了家乡自贡市龙潭村。不去台湾，留在大陆。乃受蒋委员密令留下来的。因为曾鲁从1932年8月参加第四次围剿至1949年8月整整17年间都是在和共产党打交道。系军统高层领导人。被认为留在大陆比去台湾的用处更多。 1950年春，六伯曾鲁和八叔曾也鲁在自贡市被逮捕。八叔曾也鲁被解往泸州特别监狱。六伯曾鲁不久被放了。一个共产党的团级干部给曾鲁说：“等待安排工作”。曾鲁提出希望能够作一个邮递员。 1950年以来，自贡市周围的县份，反共救国军活动非常频繁。1950年夏，曾鲁在自贡市新桥头找了一家小店，在那里卖“冷淡杯”，也就是不卖热菜，只卖点烧酒〔老白干〕和焦花生、豆腐干、卤牛肉之类。每天早晨很早起来，用一个背兜去把烧酒、焦花生、卤牛肉、豆腐干……之类，买好，再用背兜背回来。一人当垆、跑堂、切好牛肉――后来一个人称李矮哥的告诉我，六阿爸什么都不会，他教过六阿爸如何“横切牛、直切鸡、斜切猪”，以及如何“扯提打酒”——打好酒，送上桌……待买主缓酝一顿之后，再上前去算账、收钱，还有奢账的，得记好账，还得笑着脸，欢迎再来！将军的一切威严一切风姿早已经烟消云散荡然无存了！小店地处要道，来往行人热闹非常，据说一度生意还不错，可能因为是“将军卖酒”有点类似当年“卓文君当垆”的味道吧，许多人闻讯前来。但也被认为，开这小店，是为了便于交往。便于和有些人“联系”，进行“活动”。 1951年春“大张旗鼓镇压反革运动”时候，六阿爸再次被捕。后来据六阿娘讲：六阿爸被捕的前几天，王用光每天都到家里来好几次。王用光是二姑妈〔六阿爸的亲姐姐〕的儿子，既是“近亲”，母舅家里自然常来常往，自然没有什么疑心。一点也没有察觉，也没有去作何意外的设想。以后才明白王用光是公安局派来监视你六阿爸的，王用光是蜀光中学一九四七级高中毕业的学生，在蜀光中学毕业前和周更新等同学一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共地下党员。周更新在八十年代担任过中共自贡市市委副书记。王用光做过《自贡日报》社社长。市医药局局长。 六阿娘说：后来我们才明白，王用光一直是公安局派的“侦探”，一直都在监视你六阿爸和你八爷。 王用光还画了很详细的一张“龙潭村”的地形图，因为这龙潭村地形复杂，山环水抱，前有大门正面临着釜溪河，左，右，后面都有门，门外面树木掩映可以通达后面险峻的山林之中去，所以王用光画了详细的龙潭村地形图交给公安局。公安局根据这张地形图作了研究和布置，才去包围了龙潭村 逮捕六伯曾鲁那天，公安局的人之外还派去了一个连的解放军，把龙潭村团团围住。冲进去的时候，六伯和六阿娘很平静的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公安局的在龙潭村曾鲁的府邸里搜出了电台、枪械……一辆吉普车〔沉在了一口水塘里〕等等。搜出了电台，引起了许许多多的追究，认为是和国外有联系的证据。 1951年3月曾鲁在四川自贡市遇难。那年月枪毙人，都用威力很大的步枪，用枪口紧紧抵着后脑勺。一枪下去，脑壳粉碎，红色的血浆向天空乱喷，灰白色的脑浆溅洒得遍地。枪毙之后，已经没有脑袋了，只剩下躯体！枪毙人时候都要组织成千上万的老百姓现场观看——“接受教育”。老百性没有眼见过这样枪毙人，看得毛骨悚然！ 曾鲁被枪毙之后。公安部曾派专人来自贡市，了解情况之后，责怪不应枪毙。此等军统高层人员本来就是“活资料”，留着的“用处”甚多，应该解送中央，人已死了亦算一种损失。 国民党的一些将军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被留在了大陆。其中有一百多名被共产党杀害。能够成为一名将军。于国民党于当年历史必然有着许许多多的渊源！不能够因为在大陆被共产党杀害了。就被遗忘，被埋没。这是不公允的。 三十三 而八叔家则更为艰难得多。五女三子，只有最大的八妹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海军总政文工团作独唱演员【电影《红珊瑚》主唱】。九妹、十妹在上大学，除了有一点很少的助学金〔一个月只有几块钱，用以交伙食费〕之外，八妹把很少的津贴节约下来供给他们一点另花钱，非常艰苦的，刻苦的完成了大学学业……还有五个小的弟妹在家里读中学、小学，六个人的生计就得全靠八婶勉力去挣扎了……和所有这样的家庭一样。这些小的弟妹受教育的程度便每况愈下了，能够完成中等教育就不错了，许多在农村的“黑五类”子女连小学教育也难完成。 许多年以后我得知，我曾经那么欣赏的八爷家里的那小图书馆里那么多的珍贵的藏书：《世界文库》、《二十四史》……那么多的线装书……那些珍贵的书籍那时候卖也没人买的，生计太艰难，米如珠、薪如桂，只有文章不值钱，生计实在太艰难了，为了养活留在家里这五个小儿女，那些珍贵的书籍竟全都用来当柴烧煮饭去了。用如此珍贵的书当柴烧！也是“今古奇观”吧！ 八婶也是大家闺秀知书达理之人，写得一手好字，晚年还写了《回忆录》，但生计逼人，太无以支撑！如此珍贵之物，一天一天的当柴火烧去了，当柴烧烧了一两年，烧的来一本也不剩！！价值万金的珍贵的藏书竟贱如粪土！ 当时这些宝贵的古今中外的名著都被视之为封建的、帝国主义的有毒的东西，没有人敢予以正视的！！知书达理之人，忍痛烧书的痛苦心情可想而知，更可想见其生活之窘迫艰难到了何等无以维系的地步！！ 当时八叔关押在泸州川南特别监狱，我路过泸州时候，受八婶之托我去探过监，还带给了八婶写的一封家书……当然是悄悄的去探监。 王用光是二姑妈〔六阿爸的亲姐姐〕的儿子，我和弟妹们都叫他“箩老表”〔生下来的时候没有哭。依着民间方法把婴儿放在一个箩筐里面……后来活过来了。于是名之曰：箩箩〕既是“近亲”，母舅家里自然常来常往，自然没有什么疑心。王用光是蜀光中学一九四七级高中毕业的学生，在蜀光中学毕业前和周更新等同学一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共地下党员。周更新在八十年代担任过中共自贡市市委副书记。解放前夕那个夜晚，王用光受中共地下党的命令，单身一人偷偷的潜过国民党军队的防线，乘着夜色，跑了几十里地去迎接解放军，并且作为向导把解放军领进了城。这段经历，王用光曾以《回忆录》的形式发表在《自贡日报》上面。六十年代初期，王用光曾作过《自贡日报》社社长。国家主席刘少奇来自贡市视察时候，王用光曾经被指派参加了接待刘少奇的工作。因为是新闻单位的，所以接待同时也被指定陪同刘少奇去基层视察，多有接触，还有不少照片。就因为被指派的这段极短的工作经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打倒刘少奇的时候，王用光被造反派抓起来，挨斗、挨打、关牛棚，逼他说出和刘少奇的“亲密关系”，那些照片成了“罪证”。王用光说不出有什么“亲密关系”，便罚跪、挨打、被折腾的很惨。加之家庭出身不好，被说成是“混进共产党里面的”“阶级异己份子”，关进“牛棚”审查了很长时间，精神受到极大的打击。文化大革命以后不久就死去了，死时尚未及“花甲”之年。 曾经作为公安局派的“侦探”，一直都在监视六阿爸和八爷。于王用光而言，奉命所差。是共产党员必须得站稳立场。得大义灭亲。这予他而言是“当然的真理”。也是必须遵守的革命纪律。当年所有的“革命干部”，接受洗脑之后，把追求“真理”都视之为至高无上的情操。都是六亲不认的。你要“认”就是丧失了阶级立场。违反了革命纪律，违背了“帮规”，在“革命队伍中”不仅被视之为很可耻的行为。而且还会受到严厉的纪律惩罚的——清洗、坐牢……而“背叛”剥削家庭则是一种被宣扬为光荣的行为。王用光也就因为当“侦探”之类行为，更加自我狼性驱除人性，更加凸显了双重人格。以后才能够升攀到局长这样的官位！“背叛”这是当年思想改造的一个重要的主题。道德理念重塑的一个重要主题。这种背判这种道德重塑这种逆人性都是当年的神圣“真理”。是必须承受的一种心灵的苦难。象何以能在重庆参加了地下组织，西南团校毕业后和我一起分到乐山地团委。土地改革时候和我同时担任工作队长，当时得知她母亲在合江土改中被迫自杀了。何以能这样的女性承受不了这种心灵苦难的折磨，竟走了自杀这条道路。我和王用光这些男性，心肠很硬也很黑。很长岁月都能够咬紧牙关站稳阶级立场。战胜着这种心灵苦难，隐藏着这种心灵苦难。把人性深埋起来。把人格封闭起来。 几十年沧桑，被唤醒了心灵的时候，再去反思那种种背判，才发现有许许多多的结等待着你去解去反思！！对于“人性”、“人格”的重新审视，应该有着太多太多心灵叩问！ 公安局的一个人后来告诉我，有一条很重要的罪名是1948年10月曾鲁任第90军副军长，1949年3月兼任国防部视察第2组组长。因为这一职务，在“淮海战役”〔国民党称为“徐蚌会战”〕时候，当共产党对国民党军队完成了战略包围准备全线进攻、剑拔弩张的决战前夕，当毛泽东发表了《敦促黄维、杜聿铭、邱清泉投降书》之既，六伯曾鲁奉蒋委员长亲自受命，持蒋委员长手喻〔圣旨〕以“徐蚌会战战地特派视察员”有似于“钦差大臣”的身份赴淮海战场前线视察，去阻止黄维、杜聿明、邱清泉投降。以后邱清泉在战场上壮烈牺牲了。黄维、杜聿明在战场上被俘虏，以后被关进秦城监狱【被称之为“御监”】，黄维在监狱里面患了多年的精神病。 对于在家里搜出了电台等等，当然有授命潜伏之嫌，当然查找不出什么根据……但从担任过蒋委员长的“徐蚌会战战地特派视察员”这种显要的身份来看，受蒋委员长密令潜伏下来的可能性不能够说没有。领了去台湾的飞机票而不去台湾，偏要返回自贡市，也难以解释！ 近年相关资料披露：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有两百多名将军英勇捐躯牺牲在抗日战争战场上；内战期间国民党有两百多名将军牺牲在内战战场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国民党将军有一百多名被枪毙。六伯曾鲁是其中之一名。 当此时也，“阶级路线”已经日益推上日程。于是象我这样的出身不好，堪称‘遗少’的人，便日益‘浮上了水面’。我等‘遗少’之流便‘命中注定’，‘在劫者难逃！’了。阶级出身逾亦推上首位，我等‘遗少’虽已‘混入’‘革命阵营’，但再也难以‘混入’共产党里去了。中共中央明文规定：“凡家里有杀、关、管的人，一律不得入党”我家里“杀、关、管”的“花色”齐全。当然跨不进那道门坎！成了“槛外”之人！ 人格档案： 积极的争取加入共产党。采用努力工作，发表作品，抢救落水小孩……等等很“正当”的行为方式【有些人采取一些非“正当”的行为方式】去争取入党。这是我独立人格的保持和回归。我不能够也不愿意采取非正当的方式去行为。这种准则以后便越来越难以“入流”，也日益难以去保持“独立人格”。“槛外”之人，又不屈从于依附人格双重人格，就更难以在那样的“圈子”里“混”得下去了。作宣传部长那么一个小小芝麻官。是发展和培养双重人格的环境。还尽力要求保护独立人格是很难的，在那样的体制里面，保护独立人格是很难的，不去发展双重人格就难了。我没有去泛滥双重人格，同流合污。就已经算是聊以无愧了 三十四 1953年春天，中共中央命令成立了“中共凉山工作委员会”，直属中共中央西南局领导。把原来棣属于四川、云南、西康三个省的大小凉山地域，全部纳入管辖。因为是新建立起来的机关，来此的干部主要是四川省由原来的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个区党委合并成为四川省以后，以原川北区党委的一部分干部〔胡耀邦的部下〕为主。再从乐山地区的、昭通地区的、西昌地区的机关里抽调来的部分干部组合而成。 我被调到该处工作。当时从乐山地委、专署机关调出的干部大体有两种状况：一种是被“净化”出去的。毛泽东的“净化”理念几十年间贯串于上上下下那些“管人”的“官员”——组织、人事部门。凡是“夹灰锩口”的人员——出身不好的、运动中边缘状态的、犯过“错误”的、桀骜不驯的、领导不顺眼的……一有机会便难逃“净化”出去的命运。“净化”的手段多种多样：调出去、下放农村、强制移民、充军边远、劳教、劳改、杀头……不一而足 从地、专机关调去不毛之地者谁都心怀恐惧，灰头土脸！“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朝阳路八千！”如此遭受“流放”者，大多有着“流放宁古塔，永世不得入关”的恐惧和悲哀！一旦流放出去，再要重返“中原”，几乎是这辈子休想的事情了！！组织安排你在哪里，犹如铁板订钉一样，你就只能够一辈子被订在那里了。流放不毛之地，老死终生，能不悲哀吗 记得大概有百十人。集中在地委党校“学习”了一个月，便背着被盖卷出发了……没有汽车之类。只有徒步行军。走了七天走到了雷波——新成立的中共凉山工委所在地，一个个走得人仰马翻、精疲力竭、狼狈不堪！一路行军，徒步爬山涉水，大凉山属于高原地带，不少广阔的平原，但拔海都在四千公尺左右。但位于大凉山外的小凉山则全是些险恶的陡壁悬崖。处于云、贵高原的断层崖地带。造化象刀斩斧劈一般的把大山砍成了两半。金沙江那边是云南地界，这边是四川的小凉山地界，全是笔立的光秃秃石壁。 有一处著名的“抓抓崖”，那是从小凉山进入大凉山的唯一必经之路.抓抓崖就在这金沙江上的崖壁上面。那崖壁上面当然根本没有路，但必须从笔立的崖壁上面攀援而过，否则就无法前进。光秃秃的石壁上面错错杂杂有些坑坑洼洼凹凹凸凸之处，前进时候，得用双手去抓着凸凸，用脚尖去“抓”着凹凹，用身体紧紧的贴着石壁，一个个有如攀崖运动员，全神贯注的，谨慎小心的，一步一抓的缓慢前行。稍有不慎，摔下万丈悬崖，自然粉身碎骨，而攀援时候常常都有人摔下去的。 我第一次去攀援“抓抓崖”，真是胆战心惊，双手被磨破了淌着血，浑身衣裤都被汗水湿透了，最最的高度紧张，好不容易，但终于攀援过了那二、三十米长的光秃秃崖壁。真是精疲力竭，一头倒在地上，闭上了双眼，什么也不想……当我睁开双眼，一股“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涌兰关马不前”的惆怅缠绕心头！但还必须赶快去追赶前头的队伍，狼群、熊的恐惧迫使你不敢不赶快向前。 小凉山是大凉山的门户，处处都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恶。比较李白<蜀道难>诗句中所描述的种种险恶真乃过之而无不及.千百年来，正是凭据着这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恶，抵档了历代大汉族主义者“亡族灭种”的千、百次围剿，一路上那些关于诸葛亮“征南蛮”的种种传说，打箭炉，射箭坪……这些地名的“传奇故事”，几千年以来依然演绎得有声有色……之类地名刻记着大汉族主义者的那些围剿历史……汉人进剿的武装因为这些险恶的阻扼而不能深入到凉山腹心地区，使得他们得以艰难的繁衍生存了下来…… 还有那些湍急的山涧，桥是根本没有的，只有为数极少的“溜筒桥”，因此大多的山涧都必须涉水而过，寒冬腊月也必须赤身露体的从那冻彻骨髓的湍急溪流里涉过去，游过去。 一出门行军就得去穿越那原始森林，黑黑樾樾，荆棘丛生，路是没有的，坎坷不平，蛇蝎遍布，野兽出没，最讨厌的是那种旱蚂蟥，防不胜防的爬到你身上来，悄悄的吸饱了一肚子血，蚂蟥吸血毫无疼痛的感觉，所以当你突然发觉手臂上或者脖子上,肚皮上……突然起了一个核桃大小的疙瘩的时候，已经被蚂蟥吸饱了血紧紧的钉入你的肌肉里面去了。 到处都是原始森林，一出门行军就得去穿越原始森林。进入原始森林，如果发挥你的想象力，想象空间要多广阔有多广阔了，如果你还看过《人猿泰山》之类美国电影的，就更可以去充分发挥你的想象力了。那是一个迷幻世界、恐怖世 界。是天堂也是地狱！如果迷路，其实也根本就没有路。“陷”入了原始森林的迷宫，那就更够你“玩”的了！！说不定也就成为了豺狼虎豹熊瞎子的“点心”了！从此销声匿迹于人世间者，不乏其人。 对于流放到了如此的工作环境如此的生存环境，被调进去的汉族干部，许多都不安心，因此刚刚抵达雷波，不少人便不接受分配，要求外调。要求外调是不可能的。不接受分配便只有被开除公职、被开除团籍。砸破饭碗遣送回汉区去作平民作农民。但坚持接受“开除”不要饭碗的，不乏其人，宁肯回汉区去当农民，也不愿意留在这里吃皇粮当干部！这些被开除的人表面灰溜溜而心里却是乐滋滋的逃脱了“流放”的这么个不毛之地，跑回汉区去了 三十五 一九五三年时候，凉山尚是未解放地区。共产党的政治、军事力量只能达到凉山边缘的彝、汉杂居区。为了把政治、军事力量深入扩展到整个凉山，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凉山工作委员会”。同时还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凉山前方指挥部。因为尚有国民党军人溃散潜伏在彝区，而彝人普遍都拥有枪支子弹。同样都被视作属于敌对状态。任命西南军区公安部队司令员鲁瑞林为前方指挥部政委兼司令员。同时又是中共凉山工作委员会的书记。 鲁瑞林是个传奇人物，大革命时候是国民党军队里的一名马夫。参加起义以后入了党，在战争中英勇顽强，累立战功。一九五四年在《人民文学》上面发表的有一篇“传记文学”，专门记叙了鲁瑞林的传奇故事 不久又成立了凉山军政委员会，任命云南省省副主席张冲任凉山军政委员会主席。张冲又是个传奇人物。彝族，在云南军队里18岁任团长，22岁任军长……解放前曾经不断的给“川、桂、黔、滇纵队”〔中共地下武装〕的朱家壁司令以枪支、弹药、钱粮、物资的资助。乘参加国民党国大代表会议之即，中途飞去香港，以后去了延安。担任过〔已经解放的〕东北松江省省副主席。当时张冲已是个大胖子。 记得有一次工作会议上。有个工作团长汇报了一件事情。很有点传奇色彩。鲁瑞林来凉山不久，大为惊讶，张冲说：这样的故事，在我们彝族里头是多多的有啊！ 事情是这样的：有两个家族打冤家〔当时冤家仇杀仍很严重〕仇杀正进行得紧张激烈，难分难解之时，在那仇杀的战场上，忽然冲上来了一个奴隶主的少女。赤身露体地挥舞着她的五彩百折大裙，呼唤着停止仇杀！还我和平！双方的仇杀立即停止了，双方立即退出了仇杀的战场！因为彝族有一个传统的习俗：当冤家 仇杀的战场上，如果有一个赤身露体的奴隶主少女，冒着生命的危险，冲上战场来呼唤和平，阻止仇杀的时候。仇杀的双方都必须立即无条件停止仇杀，退出仇杀的战场。如果有谁敢于违反这条神圣的习俗必将受到全民族的反对和制裁。 习俗就是民族的不成文法。那是他们的真理，神圣而严肃。谁都必须十分虔诚的遵守。然而那残酷的习俗也规定，这个制止了仇杀的少女则必须去自杀，以之答谢哈努大神的屁佑。 当这个阻止了冤家仇杀的少女正准备自杀的时候。工作团的干部把她找到了，阻止了她自杀，并把她带到了工作团。然而事情并没有了结，少女坚持要自杀，两个家族也坚持少女必须自杀。否则就是违背了神圣的民族习俗，而当时对于尊重民族习俗是非常认真严肃的。让不让这个少女去自杀？工作团长请示鲁瑞林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处理？ 这件事情给了我巨大的震动，巨大的诱惑。这是个剽悍的勇敢的无畏的民族。历史造成了人民对内对外的残酷频繁的流血争斗。特别是内部冤家仇杀连绵不断，月月年年，可以说每一天都有冤家仇杀的流血事件发生。 在这残酷的无家不冤的纷繁流血仇杀之中。一个奴隶主女人赤身裸体的冲入激烈厮杀的战场呼唤和平！仇杀双方都必须无条件的放下武器，无条件的停止仇杀！这是一条多么神圣多么崇高的传统习俗啊！特别是多年以后我看到了如下的“爱的法律”、“人道干预”对付战争的理念时候。我惊异无比惊异的发现：这条神圣的习俗竟和这种理念是如此的惊人相似！！ 联合国秘书长盖里（BoutrosBoutros-Ghali，1992年至1996年在任）在他的《国际法在21世纪的作用：一场格老秀斯运动》一文中提出：“今天我们需要兴起历史上的另一场格老秀斯运动，这场国际法的文艺复兴，有助于在一切国家已经进入的这个新时期改进世界景观。意即，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将发动一场以格老秀斯的思想的一场格老秀斯运动” 作为和平主义者，格老秀斯提倡一种“爱的法律”！关于争取和平的方式，格老秀斯列举的几种方式之一是：敌对双方在第三方的干涉下的妥协，即双方在他人介入下不得不让步休兵。这实际上是明确地提出了人道干涉的原则。在《论战争与和平的权利·绪论》中，格老秀斯说：“战争始于鸡毛蒜皮的借口，或者无事起烽烟，没有任何法律的审查──既无神的法律也无人的法律──而持续不断。一次宣战的结果似乎是导致各种罪恶得以释放。”因此，这位主张以万国法制止战争的荷兰学者说：“上帝已经赋予良心一种司法权，这种司法权应是人类行为的最高指导原则。” 凉山彝族的冤家仇杀有许多都是“始于鸡毛蒜皮的借口，或者无事起烽烟”。当然奴隶社会的奴隶主相互掠夺奴隶、牛羊……是奴隶社会的产物。然而在千百年延续的这种残酷仇杀的血腥掠夺之中。伴生了这样一条“爱的法律”、“人道干预”！能令人不感叹这种神圣庄严的习俗的伟大和善良吗！ 这封闭在凉山这样的恶山恶水之间，几千年来艰难的勇敢的繁衍生息的民族。这是个神奇的民族，在她那勇敢而神奇的几千年来与世隔绝的悠久历史里，积淀下了多少诱人的英勇传奇啊！我真想认真地了解探索这个神奇的民族和她的人民。 不久我下到了工作团……一直到1956年我负伤之后，调干升入大学为止。在彝寨间“深入了”四年光景，这期间我把那少女的故事写成了一个短篇小说，以后改成了电影剧本，再后改成了中篇传奇。当时的凉山依然停滞于奴隶社会。这是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作的结论。黑彝被称为奴隶主，拥有生、杀、予、夺绝对的无上权威。黑彝是彝族的本始民族，白彝则是历史上黑彝在奴隶掠夺的战乱中从汉、藏、回、苗……等等异族中去俘虏抢掠而来沦为奴隶的。黑彝为了保持他“纯洁高贵”的血统。所以严厉禁止黑彝、白彝之间有性关系。如果发现则必须双双处死。绝无宽恕。 然而黑彝或者白彝群体里。性关系却是非常的混乱。‘妇贞女淫。’；亦即在结婚之后，妻子必须对丈夫严守妇道，而未婚的少女却可以随意性交往，没人过问的。新婚第一夜，新娘可以以任何方法抗拒新郎占有，因而新郎往往以失败告终。婚后新娘即返回娘家居住，待到怀孕之后才能来到婆家。因而头胎常常是‘野种’。谁都是“心理明白”的事情。 有的寨落只有白彝，白彝里已经分化成为有奴隶主、奴隶、自由民几种成分。然而全都臣属于黑彝。白彝寨落里有一个白彝头人又是这个寨落里的绝对权威，寨落里的全部女人都是他的性奴隶，任其随意占有。而奴隶则由奴隶主象给牲畜配种一样任凭其配对。配对之后便升格成为了“安家娃子”，对于最下等的“锅桩娃子”，奴隶主把男、女奴隶是分开居住的，所以这些男女奴隶往往在去山野间砍柴，背水，放牧……之类劳作的时候，那都是渺无人烟的旷野，男女奴隶便天作房地作床，恣意的在山野间去寻欢作乐……因为这样的混乱，所以性病非常多，也非常可怕。 那时每个寨落都遍种罂粟。种植罂粟是奴隶主最为重视的头等大事。用罂粟提取的鸦片烟，是每年去和汉人交换枪支、弹药、粮食以物易物的“黄、白、黑”中的最重要内容。已成为奴隶主历史上每年经办的头等大事。因而奴隶主最看重罂粟的种植，远远胜过于粮食的种植。穷困的地区，如金三角、阿富汗、南泥湾、哥伦比亚……等等地区坚持种罂粟、大麻，因为种植罂粟、大麻的收益比较种植粮食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多少倍。 此等黄、白、黑的交易使凉山成了冒险家的乐园。因为暴利，所以必须伴以强力的武装作为后盾。刘文辉、龙云……都是连年在这‘冒险乐园’中大发横财而飞黄腾达的。 粮食的种植则依然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原始时代，毫无耕作技术可言，把山一烧，用一个杵在山野间随意杵些坑，把玉米丢在坑里，不除草不施肥，让它自生自灭，秋收时候去收获，收多是多，收少是少。祖祖辈辈都是这种广种薄收的懒庄稼，产量非常非常低，作物单一，只有玉米、荞子、洋芋、萝布几种。奴隶大半年只能以野菜粑为食，那种犬彘之食也不如的食物。实在太令我惊讶。实在想象不到人世间还有如此艰难生存着的人类！因而成为了我国最贫困的民族，最落后的民族。 只有奴隶主终身有一二套布料衣服。成年以下的奴隶赤身露体是并不鲜见的。成年的奴隶也只有手编的藿麻裙。裸体上披着老羊皮。寨落全部都筑在高山之上，那是为了防卫仇敌的攻击。易守难攻的险恶之地是建筑寨落的好地方。当然也把自己封闭了起来。一个家族一个家族隔绝成为不相往来的小小天地。高山之上水成了最最金贵之物。褙一桶水得花费半天时间。因之从无洗脸洗衣洗澡之说，许多人一辈子也没有洗过澡。 黑彝是彝族的本始民族。高大粗犷。高鼻梁凹眼眶。自认为是神灵造就的高贵血统，是天生的统治者。神赋予他生、杀、予、夺的特权，拥有残暴的统治和掠夺的无上权威。为了维护他的统治常常使用各种酷刑：刺眼、剜鼻、割耳、剁手、抽筋……令人惨不忍睹。当然也更令我惊讶。 三十六 如此黑暗、愚昧、野蛮、落后的奴隶社会存在于新中国，自然是不允许的。因此我们这些干部进去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去输入革命，要去废除奴隶制度。然而此时的奴隶主拥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威。因而必须首先争取奴隶主。否则军队和干部都无法进入到凉山腹地的寨落里去。因此“团结上层，不作下层工作”成为当时的工作准则。 “团结上层”的工作非常艰难，几千年的民族仇恨和民族隔阂。对于汉人绝对的不信任，更加上逃进凉山投靠在奴隶主门下的国民党军、警、宪、特人员、地主等等人们的“现身说法”：“共产党过桥抽板”，“共产党欺骗成性”……更大大增加了工作的难度。这些国民党军、警、宪、特人员、地主等等当然深深知道我们所谓的“团结政策”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他们都是上过当的。共产党的政策是绝对不会放过这些“剥削阶级”的。 奴隶主们从来对于汉人都是敌视、仇视、怀疑、不相信的。怕上当，怕受骗！他们也有几千年上当受骗的惨痛历史教训……因此之故，可见我们要开展“团结”工作，是谈何容易？ 我们为了表示“团结”的“诚意”。总是由当官的和彝族的头人“歃血为盟”——“钻牛皮”【歃血为盟的庄严仪式】“喝血酒”，一起发誓——“结为生死之交，永远不相背叛。谁若背叛，像牛一样的死！”我们的“汉官”对于如此这般的仪式和誓词，当然视之为一种手段，达到“团结”的一种过程，逢场作戏而已。态度上也装得很诚恳，煞有介事！！然而在心里面根本不当成一回事。也不相信“一旦背叛”会“像牛一样的死”的。也知道和这些奴隶主的“团结”不可能是长久的。我们的“统一战线”历来都是争取“同路人”，也知道那条路是不可能永远“同”下去的。彝族奴隶主头人虽然十分重视，仪式上绝对虔诚。但对于“汉官”之信誓旦旦，也难免不心存疑虑……于是如此这般的“歃血为盟”便大大的打了折扣了！ 在此同时还发放救济粮，送给头人珍贵礼物——花布、盐巴、咸肉……如此种种手段很快就被历史作了结论——“权宜之计”的多方位喝哄诱骗而已！我们使用了诸如此类的多方位喝哄诱骗手段。只为了能够达到一个“团结”的目的——和平的使敌对状态的奴隶主妥协下来。 艰难工作的结果，能够取得的最大的收获就是把奴隶主们一个个被邀请到内地去参观、访问、学习，要把这些头人请出那座寨子，真得费很大功夫……参观、访问、学习之后，再一个个的根据奴隶主的势力大小，分别委以工作团长、工作队长、县长、区长……等等大小不同的职位，按月发放工资。有了职位,奴隶主便成为了“汉人的官”！得听汉人使唤了！特别是有了工资,月月都有收入,予那些奴隶主而言，奴隶社会的贫困生活也是陡然改观也是很诱人的事情.不过“诱人的”时间也太短暂了！ 经过几年的耐心努力,使用了诸如此类的多方位喝哄诱骗手段之下。一直到了一九五四年，大多奴隶主都妥协了，“归顺”了！我们的军队和工作团“和平解放”了全部大、小凉山的每一个寨子。也就是在喝哄利诱之下，一个个头人都“归顺”了我们。在其默许之下，我们的军队和工作团全部占领了每一个寨落——“和平解放”了大小凉山！ “和平解放”胜利后。必须把“革命”输入给这个落后的奴隶社会去。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在凉山进行“民主改革”：“废除奴隶制度”，“解放全部奴隶”. 当时有条原则叫做“谨慎稳进”。但当我们全部占领每一个寨子并没有多少时候。却突然的宣称要全面进行民主改革推翻奴隶制度。这是谨慎稳进还是急躁冒进？应该是值得回顾、思考、审视的重要历史问题。 当时制定的政策是和平改革，以和平方式废除奴隶制度，以和平方式解放全部奴隶。 殊不知事与愿违，“民主改革”一经宣布，立即遭到奴隶主们的疯狂反对，包括那些当上了各种长字号的奴隶主也疯狂反对.奴隶主掌控着一切权力。掌控着全民族一致行动，谁敢不一致，就会成为全民族不齿的奸佞。你那整个家族都被会钉上耻辱柱。维护神圣的民族气节于每一个奴隶主都是至高无上的。 奴隶主们不可能想象奴隶可以和他们平等！卑贱的奴隶竟要和高贵的奴隶主平起平坐！！奴隶主们十分愤怒，纷纷四处纠集起来与我们武装对恃。和平改革已经成为绝对的不可能了。我们本来不想亦如汉区那样使用暴力去进行民主改革。而奴隶主却要以暴力来反对民主改革。我们也就只能以暴力去对付暴力了。当时广大的奴隶的生、杀、予、夺依然掌握在奴隶主手中，奴隶主以武力抗拒民主改革，把奴隶裹胁进他们起义【我们称之为叛乱】的武装中自不待言，如此一来自然成为全民族性的行动了。 他们以神圣的全民族起义相号召，义正词严！我们称之为奴隶主叛乱，也义正词严！奴隶主们认为必须把汉人全部赶出去……那些战斗非常残酷，每个寨落都首先驱赶工作团和驻军，以及一切汉人……我们虽然明白奴隶主们会武装反抗。虽然也在各个寨子里面收买了许多“线人”，但奴隶主的秘密行动进行得非常机密而且快速。快速得迅雷不久掩耳！ 各个寨落有一种秘密的叫做“打木刻”的行动方式——“打木刻”是几千年传继下来的一种全民族的“契约”：一是全民族立即停止内部冤家械斗：二是全民族无条件联合起来，一致对外，驱除汉人。“打木刻”飞快的把各个家族各个寨落联合了起来发动了起来。快速的遍地烽烟……彝人武装潮水般的，众寡悬殊的，百倍于我们的包围了工作团、驻军、所有的贸易公司、贸易站、医疗所……残酷的烧杀抢掠，先杀人——所有的汉人都是被杀的目标。然后全被抢掠一空，瓜分一空，再焚毁一空…… 来不及撤退的干部、战士被打死之后被尸解，还被挖去心肝，割去生殖器，被烧了来吃。这些工作队、工作团的驻地周遭全部都是险峻无比的丛山峻岭。有如汪洋大海中的一个个孤岛！彝人武装四面八方包围上来！大多全军覆没！彝人武装不要俘虏，斩尽杀绝！我们遭到了“突如其来”的重创！牺牲惨重！我们当地驻军很少，寡不敌众！！从外地调动，千里迢迢，路途险阻，需要时日。全面处于被动挨打局面！！ 终于调来了几十个团的解放军，进行全面清剿。我们称之为“叛乱”。我们的行动叫做“平叛剿匪”。他们叫做民族起义——“大反汉人”“驱除汉人”！他们只有步枪——唯一的火力。咱们有冲锋枪、机关枪有迫击炮有手雷，还有火焰喷射器。其威力悬殊之巨大不言而喻。他们翻山越岭如旅平地钻原始森林习以为常。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而咱们处处步履艰难畏首畏尾，我在明处他在暗处，似乎电影《地道战》那般状态。当然那些“地道”比较这里的崇山峻岭，原始森林简直是“小巫见大巫”！随时随地都会“嘣”出几声“黑枪”要了“鬼子”的性命！我们这些汉人都成为了“鬼子”了！凭借崇山峻岭、原始森林的诸般险恶和我们周旋、顽抗……“平叛’之险恶和艰难可想而知。我们一起参加“平叛”而死掉的很多干部、战士，都是十八九岁、二十挂零的小伙、处男，连女人都没碰过。 1954、1955年全国都没有战事了。弄到这里来稀里胡涂的命丧黄泉！在好多寨子旁边都有烈士墓，那就是在“平叛”战乱中被杀害的年轻汉族干部和战士，孤魂野鬼！“苍山峻岭埋尸骨，谁能马革裹尸回！”这次双方大屠杀，双方到底死了多少人？我等不知道，肯定不少，一时大家都杀红了眼！那些尸横遍野的场面留在了许多人的眼帘！最后胜利当然属于我们！我们的解放军是无敌的！我们押解着几百号长长的俘虏群，非常缓慢的行进在深深集雪的荒原上，死了的无法弄走的也就只能扔在那雪原上了，当然也就成为了饥饿的狼群的食物。 经过了一年多的大“平叛剿匪”，奴隶主率领的彝人武装被消灭了。一些奴隶主逃进了原始森林坚持下去……好多年都“窝藏”在原始老林里，进行着“反革命破坏活动”！ 民主改革进行了。奴隶得到了解放，建立起了有奴隶加入的政权。而不少的奴隶主〔被俘虏的或者投降了的〕都被吸纳入乡的、区的、县的、州的“政治协商会议”，给以乡，区，县，州不同级别的“政协委员”的身份，按月发放给不同等级的工资。乡也有“政协”，这是我们这旮旯的“特色社会主义”特色了！对于“政协委员”月月给以不同级别的工资，实际上是把奴隶主们全部“养起来”。 彝族的文字非常简陋。他们的历史都是口耳相传。在火把节等等盛大节日时候。各个寨落都会有歌手。深情的把民族英雄的动人故事歌吟一翻，有的歌手能够几天几夜的歌吟而内容不会重复。我们汉人有《三国演义》演绎诸葛亮征南蛮，七擒七纵孟获。他们的歌手则把孟获演绎为伟大的民族英雄！最为重要的主题是歌颂他们家族的英雄故事：何年月日，他们的祖先居住在何地，被汉人屠杀驱逐，先人某某率众抵抗，最后率众逃亡……来到深山荒岭，不毛之地，披荆斩棘，艰难的生存了下来……他们一代代祖先的山寨不断的被汉人屠杀、驱逐、占领……他们的祖先不断的逃亡！逃亡！！历经千百年的逃亡……最后被汉人驱逐来到了现在的寨落！ 何年月日，他们的先人——恩扎家、阿侯家、乌抛家……一起“打木刻”，联合起来民族起义大反汉人。消灭了多少汉军，占领了多少场镇……他们也实行“三光政策”——烧、杀、抢掠一空。然后俘虏了多少多少汉人来到彝区作为奴隶…… 哪位先人杀死了谁谁谁？哪位先人怎样被谁谁谁杀死？生生死死的英雄的英勇战斗故事是他们永恒的歌颂主题。以之来传承他们不屈斗志的民族魂！！他们用歌吟歌颂他们的反抗、用歌颂战乱的纪实情节来颂扬祖先。同时记录他们一代代的家谱，一代代的血泪历史！这一回最残酷最大规模的大屠杀，不知道他们将如何去演绎？如果这些歌吟者还有着幸存者的话。我离开那里之后，无法再听到那些悠扬婉转激荡的歌声了！在汉人办的各类彝人学校里，后来人肯定不会让知道这次大屠杀。告知的是“伟大的民主改革。彻底消灭了奴隶制度。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一步跨越了几千年，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奴隶主家族被消灭了，这些口耳相传的家族历史也终断了！家族史汇集成民族史，这是他们口耳相传的民族英雄史诗！汉人写的历史是他们的耻辱史！这样传继的英雄史诗就这样终断了。【或许不至于终断】。这是民族的悲哀，民族文化的悲哀！
穿彝族服装的作者 民主改革时的作者 “横枪跃马”祭 1953年至1956年在凉山横枪跃马 横枪跃马穿老林 暗箭强弩藏密深 拌马绳前深陷阱 竹剑毒芒穿透身 悬崖峭壁一夫当 万夫莫开其险峻 据点被围烧杀尽 碎尸挖心作菜烹 大军压境群山恸 炮声隆隆鬼神惊 机枪如雨尸横野 万年鐡壁霎间崩 万能火焰喷射器 穿透千碉如儿戏 刀矛能挡穿山炮 箭弩堪抵弹如雨 西部英雄今胜昔 血洗山寨飞鐡蹄 持强凌弱无羞愧 斑斑血债诉天地 三十七 在凉山还有几件很难以忘却的事情： 其一是听了在机关内部传达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报告。记得在传达报告中高岗的主要“罪过”是：想党国家主席，把东北变成独立王国，挑拨中、苏关系，挑拨中、朝关系…… 而最令我惊讶的一条“罪过”是宣称高岗“乱搞了三十多个女人！”。因为在我们这些二十多岁的年轻干部的幼稚头脑中。当然认为象高岗这样的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的大人物。定然是道德高尚的谦谦君子。竟有如此“罪过”，实在是太惊讶了。〔这些罪过以后都在报纸上面公开披露过〕。 许多年之后才知道在共产党的大人物里面，“寡人有疾”者还不了高岗。近年来才知道，高岗之被打下去，也并不只是因为“搞了三十多个女人”之类“罪过”……传达报告的内容，只是说给局外人听的。 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据高岗夫人李力群透露的真实历史资料和《高岗日记》等披露；高岗被调往中央，当副总理，是为了削弱周恩来的权利，当国家副主席，是为了削弱刘少奇的权利，而毛泽东还秘密交代要高岗联络一些诸侯，把刘、周拉下马……高岗奉毛泽东之命行事，不料被刘、周察觉，提交毛。毛权衡刘、周力量太大，不能够轻易动弹。于是翻脸不认人。给高岗扣上一顶“高、饶反党集团”的罪名。逼得高岗自杀而告终。 三十八 其二是从反“胡风集团”开始的全国“肃反运动”。最先是在报纸上面公布了一批、二批、三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材料”都加上了“批语”——都是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手笔。而这些“材料”基本上是些来往的私人信件。从这些非法“抄”出来的，或者逼迫其“自动”交出来的私人来往信件之中。去挑选出几段亦或几句。即可成为反革命的罪证。也就可以“凭”这些“罪证”把你打成为反革命份子。 这是毛泽东制造的大“文字狱”冤案之一。这庄冤案在将近三十年之后，也即毛泽东呜呼哀哉六、七年之后才全案平反！而遭到冤屈的“胡风份子”们已经在狱中关了二十多年，关死的不在少数。 紧接其后:全国上下都开展了这一“肃反运动”。把有点“历史问题”而在此以前的历次斗争、审查之中未予以“打击”到的，或者平常表现出对予共产党有不满情绪的都集中起来、封闭起来。叫作“重点分子”。再抽调一批积极分子作为“打手”。去对于“重点分子”一个一个的斗。积极分子对于“重点分子”日夜严密监视。一间小屋子住七八个人，其中有一至二个“重点分子”，其它的都是监视“重点分子”的“打手”，拉屎洒尿都有人跟随。白天夜晚轮换看守，“重点分子”二十四小时在积极分子的监控之下。形成一个个的警戒森严的小集中营。任何人出入都得请假，当然“重点分子”是绝对不允许出去的。 “重点分子”中，被认为有“活的”亦即被怀疑是和台湾特务机关或者美国特务机关还有着联系的“现行特务分子”。有“死的”亦即在历史上可能干过之类勾当的。还有一种被叫作“自发的”反革命分子。当然是指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因为不满，进而仇视再进而反革命。当然更无需什么真凭实据之类的讲究了。集中了许多人去斗争和被斗争，费了许多力气到全国旮旮角角去“跑材料”，花了许多钱、许多时间、许多精力，结果是假的多，真的少。“打手”们想当然、逼、供、信，疲劳斗争，“重点份子”被折腾得说了一堆谎话。很快又全部推翻。“三反”、“五反”、“肃反”中，打手们都是一个手法，特别是那些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得到了实惠的、入了党的、当了官的，在“肃反”中自然更为“奋勇向前”，以求去捞得更多的实惠。因此在“三反”、“五反”、“肃反”之中，由于逼、供、信,不实事求是而造成“跳楼的跳楼”、“抹喉的抹喉”确实并非鲜见。 我们亲眼所见就有好些个。一个叫孟绩禄的在上厕所时候，从一个只有一米高的台阶上一个鱼跃，头朝下先坠地。头破血流，当场毙命。一个姓张的从监管他的人枕头下面偷了手枪自杀…种种被迫无奈的自杀颇有点防不胜防.....据最新资料认为此次“肃反”运动之中受到审查斗争的至少在四百万人以上,株连之众当然更多……这是被制造的另一件大冤案!! 三十九 还有一件颇值得一提的是。在凉山那几年还大饱了一番口福，那不是一般的口福。那是这地球上的绝大多数人连什么布什、布莱尔、百万富翁……都难以品尝到的诸多山珍美味。 那是时也运也！因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初，中国人还根本不懂得“保护野生动物”之类。其实彝族一般也不扑杀野生动物。那是国营雷、马、屏、峨农场建立起来以后。种植了许许多多的玉米，满山满野。玉米成熟时节，野猪、猴群蜂拥而至，一山一坳的糟蹋的面目全非。于是农场开始扑杀。 以后彝人也开始扑杀。彝人不吃野兽肉但汉人要吃。扑杀以后彝人可以用来卖给工作团和解放军换钱。那时候因为运输困难，一切全都得用人背，山路难行，崎岖险恶，背运一百斤粮食脚夫在背运途中就得吃去一半。所以蔬菜、肉类很难获得，特别是距离汉区遥远的大凉山腹心地区的山寨……而今发现这些野生动物可以买得到，觉得这是获得肉食的一个途径。特别是工作团、工作队。只要有就买。 后来彝人不要钱要求用步枪子弹换。予彝人而言解放以前用黄、白、黑〔黄金、白银、鸦片〕去换取枪支子弹那是最大的头等大事。枪支子弹是“打冤家”绝对不可缺少的绝对威慑力量！龙云、刘文辉这些大大小小的军阀都是在历史上诸如此类的千百次罪恶交易当中而大发横财而飞黄腾达的。解放之后。用黄、白、黑交换枪支子弹的途径被绝对的禁止了。子弹成了最最的珍贵之物。打去一颗少掉一颗：一支野猪要十五颗以后降到十颗，一支老虎要三十以后降到二十颗……但那子弹可以打野兽也可以打人。所以上头知道了这种“非法交易”之后才下命令绝对的禁止了。 熊掌吃过很多次。在中山坪工作团时候，我是团支部书记。那个炊事员正在争取入团。所以总有意的要把一整支的熊前掌给予我。熊前掌叫作“舔掌”，熊一闲着总喜欢用舌头不停的舔它的前掌。那种美味嫩滑难以言传。孟子说的“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而我得到的总是熊掌中的精品。吃猴子时候炊事员先是把脑袋全部扔掉。后来我叫他把猴脑取出来放上少许盐蒸了来吃。 最稀罕的是在西宁农场。那是国营雷、马、屏、峨农场总场部的所在地。所以那时候逐渐繁荣起来了。那地方贸易公司设了一个收购站。彝人渐渐的把一些黄连、天麻、虫草......之类珍贵药材拿来卖了再买回盐、糖、布等等物质。那收购站里有一个工作人员，姓郑，是老乡----自贡市人。我们几个人去检查农场的少数民族政策执行情况。地方的汉族干部有一二十个人的伙食团一起开伙。一天下午。郑老乡悄悄的把我叫了去到了那茅草棚里的伙食团里。那桌上已经放好了一个大大的蒸毂。我一看那蒸毂里面热气腾腾的香味四溢。白生生的象一个婴儿胴体蜷缩在那蒸毂里面。难免心中一紧。这是什么东西？郑老乡说仔细看看……浅浅的隐约可见细小的一个个梅花型图案。郑老乡说。难得的东西，梅花鹿鹿胎。四块钱买的【现在得上万元吧！】。其中一人打量片刻，站起身来说道我不敢吃，转身走了。余下四个人开了两瓶酒慢慢享用！当然其鲜美嫩滑较之熊掌更胜一筹！如此人间珍稀的美味，在这人世间能够品尝过的人实为稀少！郑老乡还弄了一次鹿蹄筋清炖母鸡来请我们打过一回“平伙”——AA制，也是稀罕之物。至于什么鹿肉、麂子肉、野猪肉、老虎肉、大雁、山雉……吃过的山珍实在是多乎哉！这些稀罕之物呆在机关里面是根本享受不到的。彝人吃肉类只有两种方法：一是煮。四肢、躯体砍成拳头大小一砣一砣的，在凉山叫作有名的“砣砣肉”。心肝五脏也大块大段的，都不洗。肠子也不洗，把肠子里面的东西用手一撸，撸未撸干净无所谓，一起放在大锅里去煮，煮的到生不熟捞起来。沫上一点盐就咬。另一种方法是用篝火烧烤着吃，禽类则糊上一层稀泥去烧烤，一如汉人吃“叫化鸡”的作派。所以我们喜欢把猪肉、牛肉烧烤着吃，味道鲜美也更干净 那有名的高原无鳞鱼也是难得的美味。彝人不吃鱼，因为山寨都建在高山之上。那些山涧溪流清澈见底。可以看见鱼群嬉戏其间。有些被虏进去的汉族娃子〔奴隶〕会弄鱼来吃。只要一条绳，绳上系上几个铁钩子甩入急流，横拉竖拉都能够拉到鱼。不管铁钩子钩着头钩着尾拉起来就是几斤大的鱼。用篝火烧着吃，也够鲜美的！如此众多的鲜美食物，也只有那时那地那等机缘种种因素撮合在一起才得以留下来如此美好的种种回味！！ 人格档案： 战场是膨胀兽性，湮灭人性的地方。真是你死我活！那极度贫困的奴隶社会，又是唤起人性的地方！眼见奴隶主对于奴隶的残暴更是仇恨兽性唤醒人性的时刻。这几年的特殊体念。扩展了对于人性、兽性情感体念的多个层面多个角度！这是只有这样的特殊时、空才能够获得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