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 一九四七年，我在旭川中学念高中。当时学生间组织有不少的学生社团。我们班组织了《绿州社》，我被选举为社长。因为当时我已经成了“核心”，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带一些同学到家里去“打牙祭”。王贻明〔文化大革命以后担任过四川省商业厅宣传教育处处长，八十年代担任过四川省烹饪高等专科学校校长〕，詹瑞林为学习委员，万国良总务委员。【王贻明、詹瑞林、万国良都是共产党员，八十多岁了，现今都还活着】《绿州社》要不定期的出墙报，全班同学投稿，我担任主编。王贻明，比我大一个月的表哥，排行老六。都叫他王六。我叫他父亲为三姑爷。名叫王法矩，国民党时候，任过大法官，参加了国民党的《六法全书》编撰。王六字写得非常好，清秀美丽，在全校十多个墙报中首屈一指。因此每一期墙报都是由我看稿、写稿、编辑。由王贻明书写、插画、排板。每一期墙报都是一幅美观、醒目的艺术品。在学校颇为名噪。更加上我们都有着追求光明、自由的理想和不满现实，反对黑暗现实的期望。我们把这个小小的群体视之为茫茫大漠之中的一块小小的绿色的草地。还记得我为墙报《绿州》写的几句刊头语： “向着太阳 伸展我们的希望 呼唤雨露 休要漫漫黄沙 阻绿色的稚芽伸长。” 我们自认为是在追求真理。然而什么是真理？是非常迷茫的！完全空幻的！只是一个抽象的时髦词汇而已! 很多年以后我才懂得——常年饥饿的人吃饱了饭是最伟大的真理！！受奴役受屈辱的人能够挺直了腰板作人是最伟大的真理！！我们这些没有挨过饥饿，没有受过屈辱的幼秩小子，怎么能够懂得那真理的意义啊！ 老舍先生在有篇小说里讲：“吃饭是最大的真理！”因为他是满清正红旗出身。满族曾经是统治中华民族的高人一等的贵族.辛亥革命以后，他的民族他的家庭沦落成为社会底层的贱民。老舍童年生活困苦,满族少不了受到歧视受到敌视，少不了挨饿的痛苦。满族的贵族后裔，为了生存，受尽苦难屈辱，《月牙儿》为了生存，沦为娼妓……眼见着他们民族遭受到的种种苦难使得他悟出来：“吃饭是最大的真理”！ 在几十年之后，在那勿忘的蹉跎岁月里，中华民族在饥饿中挣扎，饿死了四千多万人，当我也尝过了饿饭的滋味，患了中华民族流行病——水肿病。险些成为饿殍！在那“阶级斗争天天讲”，当我被打倒在地，还要被踏上无数只龌龊的脚，人格扫地，无奈领略过了人间底层的诸多屈辱，看过了我的中华民族的儿女所受过的种种苦难，我才懂得了老舍悟出的那条真理是一条永恒的真理！ 我们当时最崇拜的是鲁迅，我们认为鲁迅是捍卫真理的勇士、斗士。我们学习和宣扬鲁迅的战斗精神。当时学校指定给每个学生社团一个辅导教师。指定给我们《绿州社》的辅导教师名叫刘令蒙。当时不知道，“解放”以后才知道刘令蒙是中共地下党员。一九五零年在西南团工委宣传部作教育科长，还兼任《西南青年》杂志的主编。李致作宣传科长，[李致是巴金的侄儿．]。 一九五三年中共中央西南局撤销，团西南工委同时撤销。刘令蒙被调到团中央，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期间，被打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胡风分子”[反革命分子]。到了八十年代，“胡风反革命集团”之说，吹了。据刘令蒙告诉我，是当时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李致要他回四川的.回到四川，刘令蒙担任过四川人民出版社副主编。〔当时四川只有一个出版社，以后才分成了九个出版社〕。四川作家协会主席团主席之一。 当时学校买了一部《鲁迅全集》，一律不借出，陈列在学校阅览室里。一到下课，我们便飞跑到阅览室去看上十分钟。下午放学以后要坚持看到阅览室关门为止。 鲁迅的作品和思想对我震动很大,应该说更多的更主要的是从中得到了人格教育、人性教育、品格教育、叛逆教育……“横眉冷对千夫指”的秉性终身烙刻在我的灵魂深处！震动之余便想介绍给同学们,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刘令蒙,刘令蒙谨慎的表示同意……刘令蒙谨慎的建议介绍的时候最好两个方面的内容都有 由我主持进行的“鲁迅思想、作品讨论会”。我首先介绍了“鲁迅的思想”和“作品”，覃守衡收集了一些反对和攻击鲁迅的文章。因为鲁迅一直都在“战斗”，当然应该了解对立面的情况。覃守衡综合起来作“反面发言”，我和王贻明等予以批驳。最后由我作总结。 记得总结时候我还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私塾老师看见两个学生，各拿着一本书，竖立在桌子上。像是在读书的模样。却同时都以书遮挡着，偷偷的在打瞌睡。一穷一富。蒙师近前给穷学生一耳光把他打醒了。斥之曰：‘你一拿起书就睡着了！’指着还在打瞌睡的富学生说：‘你看看人家，睡着了都拿起书得’……”这个故事，一个镜头两种表述，似乎想以之作某种隐喻，大家听的都很开心的笑了。 讨论会非常的热烈，情绪非常的高。 后来还作了一次“革命家诗作讨论会”我选了一些古今革命家的古诗、词，记得有谭嗣同、秋瑾、鲁迅……等人的二十多首诗。是从一本很厚的《革命家诗抄》书上选的。对于这些诗有些弄不懂的我去请教刘令蒙，刘介绍我去请教施幼贻…… 选出来的这些诗。由王贻明刻钢版，再油印了发给人手一份。因为我先受教育所以由我主讲，大家再讨论…… 这些内容当然都反映在我们的墙报《绿州》上面。我们的学生时代享有这样的自由――阅读的自由、结社的自由、言说的自由、选择的自由。“解放”以后，学生的这些自由全部被剥夺了。没有选择，只能够无条件的羔羊般的接受“灌输”！绝对的“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思想、一个嘴巴！” --------------------------------------------- 绿洲社 1947年，16岁，读高一，同学组成绿洲社，我被推选为社长 碧玉莘莘颗颗苗 雨露霏霏步步高 黄沙漫漫骎骎逼 疾风咧咧劲劲草 山河荡荡茫茫路 壮志昂昂浩浩途 遥想月月年年后 同学轩轩碌碌族 十一 那年春季运动会第一天，一个叫卿德民的体育教师在运动场上殴打了《绿州社》的同学黄栋梁【“解放”后参加了“志愿军”，是共产党员，还活着】。我当时正在作《运动会快报》〔油印刊物〕的主编。王贻明在刻钢板。有人来告知，我们非常气愤。我和王贻明等十多个同学立即赶到现场，把那性卿的体育教师团团围住，斥问他为什么打人？姓卿的无言以对，看见我们人多势众，也不敢再耍横，抱头鼠窜而去。 我们当然不能罢休。于是我们首先把全校运动会立即停止了；立即把同学们召集起来商量对策：我们决定发动全校罢课，紧急分工，一些人四处贴标语、散传单。提出“反对法西斯教育”、“惩办野蛮的打人凶手”、“必须赔礼道歉”等等要求。一些人分头到全校各个班去动员罢课。推选出以我为首的三个代表[王贻明,万国良]去向校长余文祥提出交涉。我们走到校长办公室门外，分明听见里面有人在讲话，但一敲门，里面立即鸦雀无声。我们使劲的敲，甚至用脚踢门，里面毫无反映。 后来得知，余文祥正在里面招开紧急会议，听见我们敲门，当然不敢开门。余文祥焦急的商量对策，怕把事情闹大，怕把标语贴到大街上去。因为当时在许多大城市里，学生运动已经不断的掀起。而自贡市这些中、小城市，暂时尚处于“风平浪静”的状态。这是一个有近千人的完全中学，一切仅次于蜀光中学。而校长余文祥是参加了国民党的,又说是参加了中统特务组织的[?]。很知道如果因为此一事件一旦闹大，掀起点什么风波的话，他这个国民党的校长，很有点难辞其咎。殊不知，分工之后，我们行动快速。把“反对法西斯教育”之类大标语，不仅已经贴满了学校而且已经贴上了大街……用印发“运动会快报”的油印机和纸张快速的印发了“抗议书”、“快邮代电”去四处传播…… 我们废寝忘食把这事件很快闹得满城风雨。余文祥气得满脸漆青，乱了方寸。而事情一时已不可制止。学校又根本不想向学生让步。 我们僵持了三天，全校的运动会也不得不停了三天，亦即全校罢课坚持了三天。风波已经掀起来了，而且我们还在积极的去联络、去发动、要把罢课延续下去。余文祥不停的开会，不停的给下面施加压力。首先必须把课上起来。我们班当然是学校针对的重点。 三天以后叫教务主任林孝可出面来和我们一个一个的谈判。林孝可教书教的非常好。什么课都可以上，而且上得很好。以数学为最。根本不带课本，哪页哪行烂熟于胸……学生们都很尊重他，解放以后在著名的富顺二中当过校长，被打成右派份子，被“坑”了二十年，活了一百另两岁。林孝可出面，他一点也不用“压服”的手段，而是“敦敦”劝说。这反而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又组织了几个老师来分头劝说，采用了《孙子兵法》的分化瓦解、个个击破。极力动员一些同学走进课堂。命令教师有无学生都必须坚守在教室里，教室里只有一个学生也必须讲课给他一个人听。如此一来，另一些同学怕耽误了课程，便也悄悄的去上“重要的课程”。走进课堂的人渐渐增加起来，剩下来坚持罢课的人越来越少。我们全班坚持了五天，而我们七个人[王贻明、万国良、卢尔德强、王大岷、黄栋梁、李自然、曾国一]坚持了十天。 林孝可最后一个才来找我个别谈话,我被视为最顽固份子……我感到了失败的沮丧无可奈何最后一个走进了课堂。 对于这一事件，几天之后，《川中晨报》报导称之为“自贡市的首次学潮”，因为在此之前，自贡市的学校一直风平浪静、规规矩矩的，敢于象我们这样罢课、闹事确实是“破题儿第一遭”！所以被称之为“自贡市的首次学潮”，当然也只是“死水微澜”，一个小小的前奏曲！因为不久之后受毛泽东“运动”学生的全国学生运动的影响，自贡市的学生运动也不断的动了起来 ---------------------------------------------- 罢课 1947年，16岁，因抗议教师殴打同学，率众罢课，被《川中晨报》报导为“自贡市的首次学潮！” 十六年少不识愁 率众罢课争自由 标语飞贴城南北 快邮代电气如牛 --------------------------------------------- 对于这些“学生运动”迄今尚是个“盲点”。有的命名为“爱国学生运动”、“民主运动”、“革命运动”……应该如何认定1947年以后的学生运动？这是个很值得探讨的“盲区”。应该说基本上是在毛泽东的策划、鼓动之下被扭曲了的“运动”学生的“运动”！迄今为止，对于此“盲区”，尚未引起正视。趁这些亲历者还没有死光。探讨当年的历史真实，应该是重要的课题。本书在下面的篇章将进行一些初探。引起亲历者的思考。最后那打人的体育教师并没有受到任何处理，而我们却被无理的给于不同的处分：开除了班长王大岷〔解放后在重庆特殊钢铁厂作过计划处处长〕。因为余文祥不敢开除我们【因为家庭背景】，王大岷成了替罪羊，我们感到非常对不起王大岷……我们六人被处以留校察看。黄栋梁等停发了助学金。因了我和覃守衡、王贻明的资助，始得以免于辍学。我和卢尔德强则忿而离校，到重庆上学去了.此时才出市到重庆大码头已经十六岁多了。而邓小平十六岁时候已经飘洋过海去了法国! 我先后在重庆南开中学、兼善中学上学。那时候的南开中学是全国名副其实的贵族学校，是国民党高官和高级将领，巨商富贾的“子弟校”。这些人对于子女的教育是最为重视的也最为严格的。费用之高全国第一。一个学期各种费用得五十个银元，蜀光中学也被称之为自贡市的贵族学校。一个学期各种费用也只有几个银元，可见差距之大！南开中学学生食堂比较蜀光中学学生食堂天渊之隔。蜀光的学生食堂一个星期打一次牙祭。南开的学生食堂每一天午，晚的菜肴都远远的较之蜀光中学这牙祭丰盛得多。七八个菜，荤多素少。顿顿都吃不完……学生食堂的如此高消费是贵族学校的主要标帜之一吧，重庆物价就很高，而当时沙坪霸的物价是重庆全市最高的，所以要交那么多的伙食费也不足为奇了。学校虽然统治很严，然而重庆大学却是当时学生运动的风暴中心，近在咫尺，难免不受到各种冲击和影响，这是国民党高官对于自己的子女们最为担心的事情，所以当时学校里面设立了“国民党特别区分部”，书记叫李观方，在蜀光中学教过地理课的，地理课教的“烂熟”，超凡的本事是可以“随意”的在黑板上，画出“准确”的中国地图和世界各国地图。 六阿爸的一个好朋友在北陪，向六阿爸介绍北陪的兼善中学是个好地方，远离是非之地，他的女儿准备去读高一……于是我也去了北陪。那时的兼善中学因为躲避日寇飞机轰炸，从北陪城区迁到了嘉陵江畔，距离北陪市区五、六里地一个叫毛背沱的地方。上面是树木葱笼、险峻入云的鸡公山。在鸡公山半山腰的茂密林木间，卢作孚令人开辟出来的很大的一个香蕉试验种植园。在其间辟地修建了几座房舍。记得还有茅草房，因陋就简匆匆建起来的。丛林隐蔽下的校舍虽然极为简陋，教室外面就是香蕉林……然而教师都非常出色。知名教育家张博和作校长〔解放以后任过重庆市北陪区区长〕。著名的民生公司董事长卢作孚是学校董事长。〔解放后“五反运动”中自杀了〕特意要他的翻译来教我们的英语。数、理、化教师都是重庆当时第一流的。加上同学都很刻苦，学校又远离闹市。隐藏在那林莽丛林之中，所以学生全部住校，在那样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基本封闭的安静而又幽美的环境里，男女同学几乎一天到晚都附在书本上面。实在是两耳难闻窗外事……因此毕业生都很优秀，都能考得上有名的大学。 星期天大多在教室里“啃”书本。很少有人去逛街玩耍之类,和几个同学偶尔也骑马去北温泉游泳，然后再从嘉陵江泛舟而下，激荡奔腾的江流让你去感受一番“千里江流一日还！”的豪情，那木船可以一直抵达毛背沱岸边……据说李鹏曾在兼善中学读过书，卢作孚的三公子和我们同年纪，被视之为纨绔子弟。 还记得同学们排演了郭沫若的《孔雀胆》。打死了好些条狗，用狗皮作帽子作演出的服装……在北陪大戏院公演了十多场，公开售票，场场客满。 学校建在丘陵间，因为没有场地，所以从来没有上过军训课和体育课。却偏偏来过一次“实弹打靶”。〔据说是从上头去弄到了一些子弹〕。记得是在学校的山后面，有一处山沟，山沟对面，用大箩筐装满了石灰放在那儿作为靶的。山沟这边作了掩体，在那掩体里射击。如果击中了靶的。山沟这边能够看得见那大箩筐里的石灰烟雾冲天而起。 对于这“打靶”男同学大多很兴奋，但有的同学不敢打枪，许多都打不准。我很沉着的上场了。人们当然不以为然。文质彬彬的样子，他还敢打？啪！啪！啪！连中三枪。大家都叫好，创记录了！教官又奖励了我三枪，这“三点一线”我记得是六阿爸教我的，至于手枪，六阿爸认为，全靠人的“灵气”，手与心相通，神枪手全凭他的“灵气”。 英文课教师是卢作孚的翻译，西服笔挺，很讲究。特意要他来教我们两个班的英文课的。他讲授之后总要叫一男一女站起来“范读”一遍。女同学总是叫很文雅的萧智起来范读。她声音很尖，“娇滴滴”的。男同学则总是叫我，带着低沉雄浑的男中音，抑扬顿挫，颇有点特色。所以一直叫我们“范读”。 化学教师叫龚续之，非常严厉也教的非常的好。然而每次考试总是绝大多数的人不能及格，期中考试时候，第一名72分，我考了71分，还有一个60分，其余的全部不及格，数学学的是当时的美国大学课本，霍尔。乃特的，教师姓李，我每次考试都在九十多分，同样很多人不能及格……很快的在班上我便“崭露头角”了。 一九四八年秋六伯曾鲁相识的一家子，也是个将军，姐妹同嫁一夫。据说姐妹以前都是上海的电影演员，姐无出，妹有一女，天真美丽，和我交往渐浓。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很好，甚得乃父青睐。一九四八年下半年，乃父受蒋委员长之命到台湾基隆兴建军港。举家迁往基隆。乃父邀我同往去读台北大学。娘得知后坚决不同意要我立即返乡。于是又回到蜀光中学上学一直到高中毕业。以后和远隔一方的伊一直书信往来，到了“解放”【1949年】以后无法通信也不敢通信了，曾经的那些书信也早已不知所踪了…… 六十余年后的今日唯有一张伊1948年在台湾台北飞机场照的一张黑白照片，历经了六十余年风霜刀剑，在诸多劫难之后劫后余生奇迹般的存留了下来在我的老照片相册里面。不知道怎么竟逃脱了流放、蹲监狱、抄家、流落……的诸多灾难而还竟能存留到现在，实在是奇迹！ 我忘记了是何年何月,信手在照片旁边描来一朵海棠花!红色的海棠花!!海棠花,中国人叫她相思红!中国人也叫她断肠红!!那无情的一湾湾海峡,那险恶的一段段岁月埋葬了那曾经的相思!埋葬了那曾经的断肠!六十余年了,唯有这褪色的黑白照片唯有这海棠依旧的残红,为我保留下了少年岁月一段无比美好而纯洁的初恋情怀和那么多的圣洁而遥远的祝福！！如此美好的怀念于我这历尽沧桑的人而言是多么的珍贵啊！！刻骨铭心的爱在人世间惊天动地！我这坎坷苦难的八十年生涯！没有过这种惊天动地的刻骨铭心的爱！这么短暂的一段无比美好而纯洁的初恋情怀！在一生苦难凄沧的漫长岁月间更显得弥足珍贵了！ ---------------------------------------------- 伊 一九四八年，伊父奉命赴基隆建军港，伊随父南飞，从此天各一方…… 一汪碧波分南北 天各一方长相别 海棠花开相思红 海棠花谢断肠裂 春水东去杳无踪 秋风枉催海棠红 断肠红断一泫然 梦断香销情更恸 春去秋来无消息 一怀愁绪无从寄 山盟空在何所依 岁岁年年长相忆 耳鬓厮磨尤在昔 长相思兮永相忆 但愿天涯得欢愉 无忆人间生别离 十二 一九四八年。全国“学生运动”声势浩大，毛泽东称之为反抗国民党的“第二战线”。中共地下组织发动的“争温饱、争民主、争自由”，“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在蜀光中学也进行得很为热闹！ --------------------------------------------- 烙痕 1948年，17岁，参加了全国【运动学生】的学生运动，国民党军警用水龙、棍棒驱赶示威游行的学生.【没见现场杀学生】……以后写成此诗 烙得这样的狠 痕是这样的深 斑斑烙痕刻进血肉 狠狠烙痕刺进心灵 记住这狠狠的烙 留住这深深的痕 ---------------------------------------------- 然而经过了六十多年以后，对于1947年以后的学生运动。应该如何认定？在人们的认识中存在许多“盲区”。“爱国学生运动”、“民主学生运动”、“革命学生运动”应该说都不符合历史真实。因为最根本的是毛泽东为了“推翻国民党”而一手“策划”。“运动”学生而发动起来的被扭曲了的运动。亦如“红卫兵运动”一样。是毛泽东为了把“党天下”走向“家天下”，而把“红卫兵”作为“炮弹”进行“清君侧”的工具。都同样是把千万“无知”幼稚的青年人玩弄于其股掌之中！要想认定，应该比较。比较一下1946年的学生运动和1947年的学生运动。历史的真实也就豁然开朗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六日，在重庆的东北籍流亡人士2000余名，在青年馆举行大会，随后又前往国民政府请愿，散发传单，要求苏联撤军，不得抢夺中国财产。 2月19日，南京临时大学补习班5000余名学生提出：“要求友邦军队依约撤退”、“请求政府查究张莘夫被害真相，缉凶严办”、“边疆不容割裂”。2月20日晚，南京又发生示威游行，对苏联拒绝撤军表示抗议。次日，昆明西南联大朱自清等110名教授对东北问题发表宣言：“中国领土必须完整，主权必须独立”要求苏联履行条约，尽速撤军，归还厂矿。紧接着全国许多城市相继响应，纷纷举行了“反苏大游行”其内容大概如下：一，根据《条约》苏联军队需于1946年2月1日从中国领土撤走军队。苏联却以种种借口，拒绝履行撤军计划。二，1945年12月，苏联竟然宣布东北一百五十四个工矿企业（几乎占了东北重工业的80%）为苏联的战利品，而且大肆掣卸一切工业设备运回苏联去。这种强盗行径在东德也同样进行。在我国东北盗走的设备价值在十亿美元以上。如果重新恢复得三十亿美元。而八年抗战期间美国全部援华【物资、金钱】总结为二十多亿美元。可见破坏之巨……掣卸后所有工矿一遍狼藉。更为早些的行径是：三，1941年4月13日，在莫斯科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其中除了双方保持“中立”的承诺之外。还有“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其实质亦即“瓜分”中国领土――东北三省和内蒙古的广袤地域。在重庆的“中华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张申府等推举王造时执笔，共同签名发表了“致斯大林的公开信”。认为“今贵国于4月13日与我们的侵略者日本帝国主义订立中立协议，并发表宣言相互尊重所谓满洲国及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显然妨害我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我们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遗憾。故对于我国民政府宣布其无效的郑重声明绝对拥护，而深信这是我国四万万同胞的心意。”四，1945年11月7日，苏联纪念十月革命节，外长莫洛托夫在讲话里忽然称旅顺港及大连港区域、满洲铁路都是“新的苏维埃领土”。因此全国许多城市纷纷掀起了“反苏大游行”。 毛泽东立即组织中共地下党对于兴起的学生运动进行阻止、阻扰、破坏。宣称是国民党发动的“反苏反共运动”。斯大林抢掠了日本人战败留下的设备，抢占了中国的领土，瓜分了中国的国土。学生民众起来“反苏”，应该认定是爱国行为。毛泽东要和斯大林绑在一起。与爱国学生运动相对立！以“反苏反共”就能够否定这是爱国学生运动吗？如此“反苏反共”应该认定是爱国行为。 1947年的学生运动。其起因是1946年12月24日圣诞夜八时左右，北京大学先修班女生沈崇由王府井走到东长安街时，突然被两个美国兵架走。美国海军陆战队伍长威廉斯．皮尔逊和下士普利查德把沈崇架到东单广场。【据称】被皮尔逊强奸了。事件发生后，毛泽东认为有机可乘，立即借题发挥。花大力气，在全国发动了以“反美扶日”、美军全部撤离中国、废除中美商约，抵制美货……为口号的声势很大的学生运动。紧接着毛泽东又更花大力气发动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大规模学生运动。而且把国军和共军的战争称之为“第一战线”，把他发动的反对国民党的学生运动称之为“第二战线”。很显然这次“学生运动”是和“解放战争”绑在一起的。是毛泽东推翻国民党的“两个拳头”。学生运动是绑在毛泽东战车上的一件“兵器”。因此这次学生运动从一开头就是毛泽东“运动”学生的“运动”。一切行动都玩弄于其股掌之中。当然也就不能够与“五四学生运动”、“四六学生运动”、“八九学生运动”相提并论了。 然而在当时，我们这样的青年学生却完全无知。积极地疯狂地“跟着毛泽东走！”，真的认为就是在追求民主、自由、革命……当然国民党当时的腐败也是激起学生不满，起而抗争的根本原因之一。毛泽东提出民主、自由、革命的口号之所以能够得到青年学生的拥护。也缘于此！为之，一些同学离开了家乡跑到解放区去。那时候。青年学生都把解放区视之为心中的“圣地”。半个世纪之后才知道跑过去到“圣地”延安的青年学生，许多都被打成为“奸细”。在“反奸”、“抢救”运动中遭到斗争、审查。 我和覃守衡“偷”了家里的银园，也计划好了跑到解放区去。相信这就是追求真理的具体行动。我和覃守衡计划好逃跑的那个夜晚，忽然风雨交加，电闪雷鸣，一夜无有休歇。我焦急的张望着窗户外面呼啸的狂风暴雨。张望着狂风暴雨笼罩着的虎头桥上和覃守衡约好的暗号…… 在狂风暴雨的焦急等待中，疲惫使得我终于昏昏沉沉的扶在窗户上睡着了…… 第二天清晨，忽然发现覃守衡的三哥覃守经站在我的面前问道：“覃守衡呢？”我说：“不知道！”三哥说：“跑了。”我说：“不会吧，这么大的风雨……”三哥说：“跑到哪里去了？”我说：“不知道。”三哥说：“哼！他的事情有你不知道的？” 就是在那个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的夜晚，这小子独自一人跑了，冒着狂风暴雨跑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这小子成了“押赴刑场”“陪宰”的对象。其它十几个和他一起从海军转业在南京的，全都在南京被秘密抓扑，很快的未经审讯又秘密的被枪毙了，因为参加了反对海军司令李作鹏的“造反组织”……这小子“陪宰”虚惊了一场！侥幸的活了下来……1998年春死于肺癌。活了66岁。是我最好的“偏繨朋友”之一。最早见阎王去了！ 一九四九年下学期。蜀光中学的校长陈著常，被当局解聘下台，新上台一个叫唐世方的校长，带来了一帮子人，地下组织大肆散播说“来的这些都是“中统”的…”那时候蜀光中学有两大“风景”：全国各地学生运动期间，千人万人示威游行，抗议集会的时候。国民党的军警往往奉命加以各种限制：比如不准呼喊口号，不准张贴标语，指定游行路线之类。虽然有如此限制。但还是准许游行！蒋委员长准许游行！这就是给自由多与少的问题；毛泽东不准许游行。那就是自由有与无的问题了！学生的“鬼点子”很多：不准呼喊口号学生就改为就唱歌，以唱歌来代替呼口号，那时候重庆、北平、南京……的学生自己连夜连晚创作了许多歌曲。最有名而又长久流传的如： 《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就是力量 这力量是铁 这力量是钢 比铁还硬 比钢还强 向着法西斯蒂开火 一定要叫它灭亡！灭亡！ 《跌倒算什么？》 跌倒算什么 我们骨头硬 爬起来 再前进 生，要站着生，站着生 死，要站着死，站着死 还有《山那边有好地方》……等等 这些当时的流行歌曲就是这样及时创作出来，连夜连晚的练唱，因为第二天大游行时候必须要唱的。一经传唱立即风行全国的。这些当时的流行歌曲我们都唱，唱得慷慨激昂…... 南京，北平，重庆……的学生集会时候，千百人同时以长长的用“嘘！......”声来表示抗议，而蜀光中学同学则是同时一齐发出长长的“嗡！…...”声。“嘘…...”是千百人一起用嘴唇发声；“嗡”则是千百人一起用鼻腔发声。千百人一起发出长长的“嗡！…”“嗡！…”声震天，此起彼伏！ 开校典礼上，唐世方昂昂然领着他的那一帮子人，衣冠楚楚、昂首阔步登上主席台。大礼堂里一、二千人同时长长的“嗡！——”声大作，其声震耳欲聋，一浪高过一浪，竟持续了几分钟。因为这是地下组织发动组织的，这独特而惊心的“迎宾曲”给姓唐的一帮子来了个大大的下马威！吓的脸青脉黑，不知所措。 比长长的“嗡！…”声更强烈的是急促的“叩！”千百人同时发出“叩！”“叩！叩！叩！”的愤怒吼声，更具有强大威力。军事教官们夜间来宿舍查房，走到一楼，二楼“叩！”走到二楼，三楼“叩！”……一二三四楼一起“叩！”很有“惊营”之势。“叩”过几次，他们再也不敢来了，在吃饭时候那些人也要来食堂里面巡视，学生们一边吃饭一边用鼻腔发出长长的“嗡！…”声，那些人只得识时务的撤了。 对于这些抗争行为，学校当局是没有办法来“惩罚”的。法不责众，也难以抓着把柄。也无法追查，也没有追查过！！参与这些抗争行动，也在我们的性灵里烙下了叛逆、斗争这样一些深深浅浅的刻痕！塑造了我们这一代人反抗、不屈的叛逆性灵！这些叛逆源于对于现实的不满，对于自由、民主的向往、追求！这种追求是无比强烈无比坚韧，无法抗拒的！因之，在我们的灵魂里烙下了无法磨灭的刻痕！ “解放”以后的学生群体，再也无法享有这种体验！！团组织少先队组织把他们驯服成了“可爱”、“可哀”、“可怜”的小绵羊！！培养“驯服的工具”要“从儿童抓起”！他们不可能享有这种体验！！ 还有另一“风景”，很美妙。那时候男女分班，女生的生活，上课……一切都在女生部。女生部在大运动场的东边。对于男生来说，女生部是一处迷茫的神秘禁地！男、女虽然同在一校，其间界限森严，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那样的社会环境，男、女同学之间不许任何交往，有如分隔在两个世界。 每天晚饭以后晚自习之前四五十分钟时间里，那是个美好的时刻。当此时也，女生一群群，男生一群群，三个五个，十个八个围着大运动场四百米跑道绕行。有的顺时针方向漫步，有的逆时针方向漫步，几千人熙熙攘攘，笑笑闹闹，男女漫步的行列错杂，密密匝匝的人群有如织网般的不停的绕着圈子。情窦初开的少男们少女们相互欣赏眉目传情，绕行间擦肩而遇的短暂一瞬间，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美妙时刻，心跳的时刻！几乎全校的男、女生都一齐集中到这运动场上来了，男、女生们称之为每天一次的“打牙祭！”。这是一种畸形的集团“幽会”，十分诱人的“集团幽会”。在解放以前的“封建意识”统治下的校园里持续了很多年。每天如是，无论盛暑严寒“风雨无阻”！ 十三 校长唐世方上台伊始，万万想不到竟受到如此“礼遇”！，愤怒之余，第二天立即发布第一号命令：“取缔一切学生社团，禁止一切墙报、集会、示威游行……” 如此禁令，当然在学生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当时学校各种学生社团非常多，为地下党、团在学生中进行活动，发展地下党、团员提供了活动基地。下令取缔，绝对限制了学生的一切活动自由。给地下党、团组织的一切活动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为了取得合法名义。中共地下组织以新民主主义社社员｛地下组织｝马兴瑜以及曾思鲁、王大松、马宗贤、范国念……秘密发起成立“蜀光中学旭川同学校友会”，争取成为“合法”允许存在的团体。经过多次研究之后，地下组织决定推选我为主席。利用我的家族社会声望——六伯曾鲁是中华民国知名将军，二叔曾稚松也是中华民国将军，当时是自贡市唯一的“国大代表”，自贡市市银行的董事长。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在“国大代表”选举之初，国民党中央指定了李云湘为国民党的候选人，而把曾稚松指派到云南某地去作国民党的候选人。云南的那样一个县。连去也没有去过，这不是在捉弄人嘛！于是曾稚松忿而宣布退出国民党，偏要在自贡市以个人身份参加竞选。结果，打败了李云湘而当选为自贡市唯一的“国大代表”，所以在市民中更为名噪。 除此家族背景考虑之外，主席还得能够“服众”。他们认为我还行。另外推选曾思鲁〔解放以后担任过四川泸州市市长，被打成了右派份子。〕为学习委员，王大松为总务委员。学校当局经过严格审查之后予以批准了。当然我这个“主席”的身份、背景当局也认真审查过才批准的。 在一九四九年的下学期里，这是蜀光中学全校唯一存在的一个学生团体。组织庞大，有近百人是“蜀光中学旭川同学校友会”的成员……以后以之为基地进行了许多活动：秘密传播《新民主主义论》、《大众哲学》、《论联合政府》……等等书籍，抗交高额学费，组织两校同学交流.联欢。 1949年冬，在自贡市的国民党“中统”、“军统”的破坏计划里，有砸毁盐场，屠杀地下共产党地下团等等人员……的详细计划。蜀光中学是破坏对象，不少教师和同学都上了“黑名单”，为此中共地下组织在蜀光中学学校成立了“护校大队”。把校警队的几支步枪提了。中共地下党员徐文玉拿出了一只手枪，又找来了一些大棒。把“护校大队”武装了起来。“护校大队”有二十多个同学，十来个教职工，一共四十来个人。新民主主义地下社员：刘稚明、陈永康、倪霖、朱立章……中共地下党员徐文玉、何光耀、夏君厚、易明昆……其它还有上官举元、胡思敏、李鉴三、罗孝云、谢合符、陈富全〔这六个加上我和刘稚明是新民主主义社――地下组织的社员发起组织的“得失之鉴”社的成员。〕……都是队员。推举同班同学罗齐原任大队长，我任副大队长。 “护校大队”的任务主要是站岗、放哨、巡逻。蜀光中学校园面积很大，有几百亩之遥。地处釜溪河畔有名的伍家坝上。沿着河岸是好几里路长的慈竹林：千千万万竿高大茂密的慈竹，高达一二十米，郁郁参天，绵绵几千米长，密密一二十米宽，沿着釜溪河岸，成为校园外的一道美丽的绵绵密密的“铜墙铁壁”般的绿色天然屏障。绿色天然屏障里面掩蔽着一条蜿蜒的公路。再里面便是四百米跑道的大运动场。大运动场旁边是近千平方米的室内运动场。再过去是很大的游泳池。在解放前的全国的中学里能拥有游泳池的，蜀光中学在全国是唯一的。学校有可容一二千人的大礼堂、教学大楼、宿舍大楼、女生部大楼巍峨整齐的矗立在伍家坝上.校园里树木葱笼、绿草茵茵、鲜花遍布，有如公园般的美丽……校园在广阔的平坝上，依山傍水，大坝后面是绵延起伏的山林，山上是美丽的思蜀亭、惜阴楼、敬师碑……山腰树丛里影影绰绰一幢幢庭院式的教师小楼，庭院里树木葱笼鲜花常茂，葡萄架下一幢幢舒适的园林式的小别墅.如此美丽舒适的教师居住环境，在全国中学而言，堪称罕见！……山下还筑有可容一二千人的防空洞〔一九四一年校园曾被日本鬼子轰炸过，把教学大楼拦腰砸断成了两截〕。整个校园比重庆南开中学校园要大好多倍。因为当时曾经一度提取自贡市征收的国家全部盐税的千分之三给予蜀光中学办校，当时盐税收入一度曾经达到过国民政府全部税收的百分之四十以上,提取这千分之三那可是很可观的一笔经费，所以使得蜀光中学的学校建设能够达到全国第一流的。 蜀光中学先后任过校长的张伯苓、喻传鉴、陈着常都是中国知名教育家，现在校园里都为他们塑立了铜像：张伯苓是中华民国教育部长，曾经兼任南开中学和蜀光中学校长，教师大多是毕业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等名校的。综合上述种种，解放以前的蜀光中学，在全国中学之中堪称第一流的中学是毫无疑问的！ 时至今日。具有八十余年历史的蜀光中学已经成为“国家级重点示范高级中学”全国首批一百所之一。学子遍及全世界。其中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美国纽约科学院院士、美国自由勋章获得者、将军、高级干部、知名大学校长、知名学者、艺术家、专家、教授、作家…… 一切指挥安排都落在了我这个副大队长的肩上。夜晚每三个钟头一班，我得一个一个的去把人叫醒过来。还得带着两个人山前山后去巡逻。巡逻一遍下来，得一两个钟头。我们都认真负责以“校之干城”自居。似乎学校这两千多师生员工的安危都系在了我们身上。其实对于任何敢于前来进行破坏之敌对力量，我们都是无能为力的。 但是凭着我们年轻的勇敢和忠诚，以及少年特有的狂妄！！我们十多个拿着步枪大棒的“护校大队”队员，竟乘着夜色潜行到学校后山下，主动出击，去包围搜查了一座民房。因为根据情报，当天夜间前来破坏学校的敌对分子，潜藏在那里。所以我们冒着危险想去抓着这些敌人。当然搜查结果只是一场虚惊而已。虽然如此，但说明我们勇敢、无畏、忠诚、狂妄的在履行着我们视之为神圣的职责 ---------------------------------------------- 护校大队 1949年“冬防”“军统”破坏。在蜀光中学读高三，18岁，担任护校大队副大队长 学生哥哥十八春 几杆破枪护校门 暗杀屠园无所惧 自诩干城慰同生【庚】 站岗放哨日夜巡 搜查捉奸进傍邻 堂吉诃德群稚幼 回眸一笑傻书生 人格档案： 民主、自由在学生运动中，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灵里打下了深深的烙痕！毛泽东鼓动我们去“争温饱、争民主、争自由”“反饥饿、反迫害、反美扶日”的全国学生运动对于撼动国民党政权,为毛泽东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也为我们这一代人塑造了抗争、正义、团结、无畏、奋斗这样一些宝贵的人格质量。虽然以后又被扭曲了。但烙痕依旧。当然想不到的是，在事过经年之后，毛泽东对于向他“争温饱、争民主、争自由、反饥饿、反迫害……”的无辜草民和年轻学生却用残酷迫害、镇压的手段来对待他们！他用以鼓动和号召的“民主、自由”的旗帜却被他一手撕裂和玷污！民主、自由的意识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性灵中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痕！即使在几十年的风雨飘摇之后！民主、自由的呼唤依然激荡着我们的灵魂！耄耋之年提起民主、自由的珍贵依然会为之热血沸腾！ 十四 我们真是欢欣鼓舞的迎来了“解放”，我由于“解放”以前就“跟着共产党走！”而且有着那么些出色表现，所以“解放”以后很快就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作为团员自然是更为积极的参加一切“社会活动”。如抽调一些人去参加“禁用银元”宣传、“征粮剿匪”运动…… 青年团组织要高三主办全校的黑板报。叫我负责而且冠以“总编辑”的头衔。我这人已经养成了认真负责的性格，而且这任务是在宣扬党的思想，也当然被认为就是在宣扬真理，是神圣而又光荣的任务。其实已经开始“积极主动”的去自我“洗脑”——时髦用语是“换脑筋”。而且主动作为“洗脑”的工具去为他人“洗脑”！开始了吸食狼奶而且贩卖狼奶！却“自豪”的以追求真理、宣扬真理者自居！！有感于重担在肩。黑板报被办得轰轰烈烈……每次出版之后，围观者络绎不绝。在学校影响很大. 一九五零年六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西南工作委员会举办第一期西南团校，培养县一级的青年团专职干部。所以对于入学的学员选拨很严格，要求条件也很高。要求“政治可靠、思想进步、工作能力强、积极进取、有培养前途……”等等。在西南各省、市去进行选拔。被能够选拔去西南团校比考上一个好的大学还更“光荣”。因为去也就等于已经“参加革命”了！！ 中共自贡市市委组织部在自贡市选派、全市抽调了学生五人，工会干部一人：蜀光中学二人，刘稚明〔地下社员〕和我一同去了西南团校。旭川中学一人刘玉容〔地下社员，后来担任过中共宜宾地委组织部长到退休〕，市中一人〔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市工业高等专科学校一人，〔后来发现是特务，被逮扑判刑〕，市总工会一人。记得刘伯承、张继春、于江震、康乃尔……和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一些首长都来作过“报告”， 在“解放”初期，党校、团校、干校、革命大学……之类，学习期间书本、文件是很少的，作“报告”就是上大课，很有点“言传身授”的味道，叫作发扬革命传统，这些大首长来作的报告。我们都视之为真理。实际上是“洗脑”。但我们都聚精会神的听，很认真的记笔记。 在延安“抗日大学”时候毛泽东等人就去上大课…… 康乃尔上大课最多，因为他是西南团工委书记兼我们的校长。 第一期西南团校共有两百多学员，学员全都是党员或者团员，不少是地下党或者地下团的。有四川大学、重庆大学、云南大学的应届毕业生中被视为“尖子”的优秀党员、团员。还有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西康省的著名中学的应届毕业生中被视为“尖子”的优秀党员、团员。还有数目不多的工人党员、团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单独组成一个班，有四五十个人。是从驻守在西南地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团以上单位选拔来的军官，都是党员。所以西南团校的学员，在政治上都是被视为可靠的。 “解放”初期，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活动在重庆很厉害，所以凡是有首长作报告的时候，我们西南团校都被安排坐在最前面，距离首长最近的地方。有点“隔离墙”的味道。一九五零年西南暑期学园在重庆大学团结广场举行开学典礼，刘伯承司令〔当时还没有授军衔，一九五五年全国首次授军衔后才称为元帅〕来开学典礼上作报告。我们就坐在最前面靠近主席台的地方。事后却从主席台旁边的阴沟里面搜寻出了藏匿的一口袋手雷。当时还没有更多的引爆手段，必须拉引线才能爆炸，因为警戒森严，所有的特务都无法靠近，也就没有能够引爆。 其实在西南团校的学员之中，也不是绝对的“纯洁”、“可靠”的。从我们自贡市选派去西南团校的六个人之中，就有一个刘****，是从自贡市工业高等专科学校选派的一个“优秀团员”，该校只有一个选派名额，刘****是中共自贡市委宣传部长马慧民手下的大红人，是马慧民培养出来的自贡市学生联合会第一任主席。西南团校毕业之后，我们三十来个人被分配到了川南团工委。川南团工委留下了两个，刘是其中的一个，留在了书记办公室。后来被察觉刘**无论什么信件、档他都悄悄的拆阅，连书记王宇辉亲启的“绝对机密”文件，他都要偷偷拆阅，因而引起了怀疑。经过公安局调查，原来是和台湾尚有着联系的潜伏下来的“军统特务”。以后刘**被逮捕并被判了徒刑。一九五四年，我在中共凉山工委工作团去检查“雷、马、屏、峨【劳改】农场”的“民族政策”执行情况时候，遇到过刘***，刘***在那【劳改】农场里劳动改造。还和他交谈了一会。 十五 西南团校的学习内容是革命的“启蒙教育”：人生观、社会发展史、为人民服务……实际上全都是进行洗脑！ 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其中两个学习单元：其一是“建立革命人生观”，其二是“忠诚老实运动”。 其一，建立革命人生观——首先要每个人自己交代自己的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人生观”。自我向小组的十多个人交代。当然五花八门，都是出身于剥削家庭，都有“原罪”。出生在剥削家庭就是一种罪恶。更何况，许多人在“覆巢”之下，到“革命队伍”里来是为了“寻求出路”、为了生存发展、为了“当官”……之类“个人主义”目的。个人交代之后，便进行小组分析批判。把你的“罪恶”【原罪】批判得“狗血淋头”，“刺刀见红”，每个人都要找出“主导思想”——罪恶根源。 “主导思想”归总了你的“原罪”。伴随你一辈子在“革命道路上”去“渎罪”！“革命道路”成了你的“渎罪”之路。你能够不诚惶诚恐的夹起尾巴作人吗？ 我们那个小组十多个人，大学生、中学生各占一半。一个刘增羽，他自我介绍总是：“我刘邦的刘，范增的增，项羽的羽！”又是四川大学英语系的毕业生。家庭出身地主兼资本家。交代时候说：“想到朝鲜去训练美国俘虏兵。不想搞青年团的工作。”那时候抗美援朝已经开始，和帝国主义阵营已经兵戎相见。学了英语实在已经“前途渺茫”！以后全国禁了二十多年的英语！他“留恋”英语——帝国主义语言！你为什么偏偏要去大学学英语？被批得花样百出。这位老兄“不磕事”，一笑置之。后来分配到云南，担任《云南青年》杂志主编，被打成了右派份子。 还记得一个姓龙的，是云南“边纵”的――川、桂、黔、滇边区游击纵队，朱家璧领导的中共地下武装。龙正在争取入党，所以批判别人的时候很是积极……以后谢富治在云南把“边纵”的一网打尽，几乎全部整成了右派份子，姓龙的当然没跑脱。还有一个我也成了右派份子……但我肯定，绝对不会就此三个被打成了右派份子。 当时已经提出“一团和气”、“展不开斗争”都是“落后”份子。所以二十岁上下的男男女女娃娃们“厮杀”得心惊胆战！自认为是干干净净的纯纯洁洁的一尘不染的突然都成了肮肮脏脏！满身血迹！罪恶滔天！“思想斗争”剧烈得使一些人痛哭流涕，茶饭不思……人人都有“原罪”，人人都自感罪孽深重！这正是“组织”要求的效果！！
第二排左四为作者 其二，忠诚老实运动——二十岁上下的年轻学生应该说历史清白。不。不会清白的！首先要求你交代个人历史。同时交代社会关系――祖宗三代，亲戚家们，国内国外，特别是有和“国民党反动派”军警宪特的关系或者有牵连的都必须交代清楚……个人的即使清白，“四面八方”一清理，就很难以清白了，总会有点什么什么的被塞入档案。那就又是一辈子的“把柄”捏在“组织”手头了！！ 以上两点内容，在当时的党校、团校、革命大学、军政大学、干部学校……要进入革命队伍，全都如此，无一列外。统统列入你的个人档案。伴随你一辈子。“疤疤”捏在“组织”手头。“浑煮白切”只能够“听凭宰割”了！这些“原罪”列入了档案。伴随你的一生。以后不断的种种“净化”、“清洗”、“运动”……这就是原始依据，有了新的“材料”又不断塞入档案……共产党“治理”自己人的手段之肮脏。全在于能够以之来卡着你的“命门”。毛泽东对付周恩来、刘少奇……不都用的这种手段吗？！ ---------------------------------------------- “忠诚老实”运动祭 1950年6月，19岁在蜀光中学毕业，奉调入“西南团校”学习，都是些二十岁上下的男女，开始了今生的“思想改造”进程，从此“换脑筋”，换来换去换到如今…… 衣冠楚楚男女生 面红耳赤羞启唇 三代祖宗从头诉 肮脏龌浊尽抖清 顿唔浑身不干净 出身镣铐套终身 这逃不脱的原罪 那洗不净的灵魂 我抬不起的脑袋 你挺不伸的脊背 这剥削阶级出身 压你一辈子埋汰 毛泽东治下几十年间，从不间断的进行各式各样的“净化”、“清洗”、“下放”……“档案”就是依据。文化大革命期间，特别骇人听闻的“人口净化”措施！有的地区把“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全家男女老少屠杀得一个不留！骇人听闻的罪恶事实如北京大兴县，“红卫兵”动用武装民兵把五类分子连同他们在外地工作的子女都通知回村，集体关闭在房子里用大刀梭标直接残杀了数百人。八十五岁的老人、几个月大的婴儿都未能幸免！湖南道县的残杀行动是以村社为单位把农民集中在打谷场，由基层革委会主持，先把“地富反坏右”五类人员的全家成员捆绑，然后指定农民中的贫下中农动手执行杀人任务，用锄头、铁锹、大锤、斧头、镰刀等农具作凶器，集体残杀——男子杀男子，妇女杀妇女，老年杀老年，少年儿童杀少年儿童，现场执行中多数是把受害者拖倒在地用锄头挖死，整个杀人场一片凄惨的哀叫声，鬼哭神嚎，天昏地暗！被惊吓的妇女儿童们被惊吓得逃离现场……如此的“人口净化”――把地、富、反、坏、右“斩草除根”！在全国多处曾经泛滥一时，“人口净化”和希特勒的灭绝犹太人有什么差异？遗臭全国！遗臭万年！！ 西南团校毕业以后，我们小组的十多个人分配到了西南各地。以后杳无音信。多年以后，道听途说得知。升官的官至地处级、省厅级的有好些个，打成右派份子的好些个——刘增羽、龙****、我……等。但我想远远不了这么些个。 除此之外，还有团的基本知识。那时候叫作“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到了一九五三年把原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因“闹独立”等等错误的罪名而下台，才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所谓“闹独立”也就是“不驯服”，青年团是共产党的“最亲密的助手”，竟“不驯服”，当然下台！ 第一期西南团校，最先在磁器口原四川省教育学院的校址，〔后来成了建筑工程学院的校址。〕借了几列破旧的房屋来使用。共有四个班，一个班几个小组，一个小组十多个人。吃、住、学习、讨论都在一间小屋里。不久搬进城，每个人从磁器口背上自己的被盖卷，列队步行。从沿着长江边那条公路，经过小龙坎、化龙桥、李子坝、上清寺、进城，两百多人稀稀拉拉的走了大半天，一个个走得精疲力竭。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出身于“剥削者”的家庭，养尊处优。象我就从来没有干过这种“负重行军”的干活。大多数人也都是“破题儿第一遭”，暗暗的叫苦不迭。当然还必须“强露笑颜！”“赞美”劳动伟大！ 进城后住在两路口，原来的求精商学院里。在以前住过美国兵的大楼借用了一层来使用。当然，吃住一切都因陋就简，吃的是“混合菜”，也就是把青菜、豆腐、萝卜……有时加上一点猪肉，切成块，乱七八糟混在一起，用大锣锅一起煮熟。开饭时候，一人给你一大瓢，实际上完全是野战军行军打仗时候的“菜谱”和作派。北方寒冷，乱七八糟煮在一口大锣锅里，既方便快速又不易冷却。炊事员全都是从野战军下来的，其它的“菜谱”和作派都不会，也就只能“发扬革命传统”了。一天三顿都是稀饭、馒头、混合菜，四川人吃惯了干饭当然不习惯顿顿啃馒头,不习惯也不敢说，怕招来个“资产阶级作风”的帽子。很饿，便悄悄的跑出去吃一碗面条。素面八百块钱一碗，红烧牛肉面一千二百块钱一碗。每个月发给三万块钱〔一九五三年币值改革，一万元旧币换一元新币〕另花钱，用去买牙膏牙刷……之类。我当时抽烟，在蜀光中学读书的时候就开始抽烟，抽的好烟，美国烟“骆驼”牌之类，现在当然就只能抽劣等烟了。 除了集中去听“大报告”〔有时候去和西南党校的一起听，从两路口步行十来里路到李子坝，当时西南党校在那里。〕之外，就围坐在一起讨论、发言。为了表明积极要求思想改造、追求真理。发言争先恐后，争论的面红耳赤，这种争论，所谓的“思想斗争”——“共产主义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实际上也就是“人奶”和“狼奶”的斗争；人性和兽性的斗争；独立人格和依附人格双重人格的斗争。而这种斗争仅仅是序曲，从今以后。这种种斗争将无休止的斗争下去，贯穿于我们的“革命”生涯，这种自我洗脑，相互洗脑也将贯穿于我们的“革命”生涯。 一九五零年的重庆，在我记忆之中很冷，我们睡在楼板上，必须挤在一起，否则夜间难以抵挡住寒气。已经很冷很冷了才发放了一人一套深兰色的棉制服。那时候称之为“干部服”。从中央到地方，从毛泽东、刘少奇……到炊事员。都是一个式样。进北京城以前全都是布料制作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在西柏坡时候全部都穿的布料棉制服。男的是“中山服”〔“毛服”〕式样，女的是“列宁服”式样。男女都有一顶棉帽子，风帽式样，放下来可以遮住两个耳朵，还有一条雪白的洗脸毛巾，不少人用来围在脖子上，当作围巾使用，但是太短，两端必须塞入领口的上衣里面去。这在当时似乎成了很时髦的装束。其实依然是从北方沿袭过来的。全国所有的干部都统一服装，式样基本相同，到了一九五一年时候，县、团级以上的干部才发放了一套兰色粗毛呢的“毛服”。有如解放军军服统一着装一样，此时解放军的团长以上发放了一套草绿色毛呢制服。以下的都是布料的。刚刚穿上这种“干部服”觉得很神气，同时也觉得这是“为人民服务”的具有“使命感”的标志，革命生涯开始的象征！ 人格档案： “洗脑”――“换脑筋”――“思想改造”――“强力的意识形态灌输”实际上亦即“狼奶”驱除“人奶”。对于传统的优秀道德文化“以革命的名义”进行扫荡、清除、灭绝。长驱直入的进行了几十年。我们这些人首当其冲的成为了“思想改造”的对象。因为不仅要我们“换脑筋”，更要我们去驱使更多的更多更多的人群去“换脑筋”。我们的人性和人格首当其冲的受到了颠覆性的挑战！坚守人性或湮灭人性；独立人格或依附人格双重人格，不容你选择！无从选择！我们开始进入了人性和人格的朦胧隧道。被驱赶着亦如“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从此在我们的“灵魂深处”人性和兽性的残酷搏斗便没有停息过；独立人格与依附人格双重人格的残酷搏斗便没有停息过。一直延续了几十年…… 作为驯服工具的干部群体。人性必须屈从于兽性！残酷的大屠杀中，能够坚守人性吗？残酷的阶级斗争中你能够坚守独立人格吗？坚守或是屈从？徘徊还是折冲？积极还是退缩？便在各自的道路上留下深深浅浅浅的刻痕。
中共党委机关干部 中共党委政策研究员 十六 公元1951年春，我们11个年龄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从西南团校第一期毕业之后，兴致勃勃的踏上了“革命征程”，高高兴兴的被分配到了乐山地团工委。 当时全国已经先先后后展开了“三大运动”――即“镇压反革命运动”、“抗美援朝运动”、“土地改革运动” 当时中共乐山地委和我们乐山地团工委都在月儿塘公园附近，相距有一百米远近，不久我们地团工委的那幢小楼被特务纵火全烧光了。我们便随中共乐山地委一起搬迁到了学道街。相距一墙之隔。我们地团工委机关在中间，办公和居住都在里面，左边是中共乐山地委机关，右边是中共乐山地委书记鲁大东〔以后担任过四川省副省长、省长、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委员〕居住的一幢小楼。鲁大东那时候还单身一人，有一个警卫员一个炊事员一起住在那幢两层小楼里面。小楼有书房、卧室、客厅、餐厅、厨房、卫生间、浴室、加起来大概有三百多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小楼外面还有个小花园。这在当时而言，算是“高级”的了。 我们这些干部都住的集体宿舍。七、八个人一间，一个人的“领地”也就一张简陋的单人床！当时，整个乐山地委、专署只有鲁大东一个人才享受这种待遇。 我们地团委机关和鲁大东住的小楼都是接收聚兴成银行的银行营业厅、金库、住所等等房屋。“解放”以后全国各地大小城市里的一切楼堂馆所高楼大厦全都以“没收”、“征收”之类名目首先予以“共产”，全都归咱们共产党机关占有使用了。鲁大东住的小楼是原聚兴成银行的行长住的。深居院内，安全谨慎，进出都要经过我们地团工委，一墙之隔。一门出入。 我们吃饭和地委的干部都在地委伙食团。领津贴、开会、学习、娱乐、节日……等等都“一视同仁”。所以地团委被视为地委的一个“附属”,都同样被视作共产党的“要害部门”。当然也有着“度”的差异！而这种“度”是极其严格的！我被分到了地团委宣传部。 当时全国干部都是“供给制”――吃、穿、住都按级别发放“实物”和三万块零花钱。1952年全国改为了“包干制”——按级别等级发放不同数目的钱，吃、穿则由自己去管，也就是从发给三万块钱增加到十多万块钱，但你得自己去机关食堂购买饭菜票，一个月以七万、九万、十一万去买大、中、小灶等级差异的、不同类别的伙食来打发自己。 大灶一个月七万块钱也不低了，够三几口普通人家一家子人的生活费。大灶伙食也中午、晚上都有四荤、四素、一汤。较之大多数老百姓难见荤腥的贫贱生活也是颇高级的了。不过那时候的“四荤”,几乎都是猪肉.中共乐山地委宣传部长方驰辛作报告时候骂小干部的话说:“肉丝,肉丁,肉片把你们喂肥了!!”虽然丝,丁,片花样不同,却依然全是猪肉.肥肉就作成“东坡肉”。那是北宋时候苏东坡“犯了错误”坐牢以后被充军到了湖北黄州〔黄石〕。山珍海味吃不上了，只能够弄到点猪肉，猪肉难吃而又不得不吃，无可奈何之际，自己摸索“发明”出来的。有苏东坡的诗为证：“黄州有猪肉，价贱如粪土，富者不喜食，贫者不解煮，微微火少少水，功夫到时味自美！”此时实际上依然是“富者不喜食”的。 咱们的首长们的“饮食文化”已经很有“档次”了。小灶以上就不吃猪肉。乐山的名产:江豚,蟹黄,鸡脚皮,棒棒鸡之类大灶绝对没有份去品尝,只有专灶和特灶才有资格去品尝.鱼也如此,岷江里的鱼都很有名气,所有的鱼都比猪肉贵得多……“灶”之大小不同其间的等级差别却很大。这种“大、中、小灶”的差别延续了很多年。王实味在延安写文章讥为“衣为三色，食分五等”就已如此了。这种生活享受上的巨大差异由来已久……王实味还因为写了那篇《野百合花》而遭到了毛泽东的秘密处决。用大马刀砍了脑袋瓜！ 我们地团委是由中共乐山地委宣传部长张力行兼任地团委的书记，张力行以后升任专员，再升任四川省副省长。另外有一个从中央团校毕业分来的，叫孙滔的作秘书，其它的十多个人则都是“兵”，还没有谁是“官” 十七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军陈超部队在这里被击溃，有的逃向云南，有的逃进凉山，很少数溃散潜伏下来。乐山越过峨嵋山便是大、小凉山高原的边缘，崇山峻岭，雷〔波〕、马〔边〕、屏〔山〕、峨〔边〕，是有名的穷县，全是些大山老林，“土匪窝子”。那里的老百性太穷了，千百年来过的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野人般的苦难生涯，苦难的历史形成了他们贩卖人口、贩卖鸦片、枪弹、黄金、白银的通道。为了一口袋玉米棒子就可以杀人越货。国民党时候就已有屯兵、屯垦的垦场，那是用来和彝族相对持的武装力量。但那已经成了地方土豪劣绅割据，国民党鞭长莫及反而与之分庭抗礼的势力范围。 当时解放军接收了这些垦场，改建为“国营雷、马、屏、峨〔劳改〕农场”，这片地域，一面是大渡河，一面是金沙江，一面是大凉山，在这恶山恶水的包围之中，建起了西南最大的监狱――劳改农场。跨越五个县。以后陆陆续续把西南地区的“重罪犯人”都集中到这些不毛之地垦荒来了。全国如此，许多监狱都在恶山恶水的不毛之地。要千百万劳改犯人――国民党时代的富豪官吏没有被杀害的——去征服不毛之地，以后许多从“肃反”、“反右”……等等运动中整出来的“怀疑犯”、“思想犯”等等囚徒都被弄到这些不毛之地来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饥荒岁月里，在这些劳改农场里饿死、冻死、累死的劳改、劳教份子不可胜数……遍布全国各地的“古格拉群岛”，数目惊人！白骨惊人！毛泽东屠杀的八千多万冤魂当中，此中有的是“入账”了的，肯定尚有不少是未予“入账”的！杀死人、整死人、饿死人、冤死人……一直都是“保密”数字。不得为外人“道来”的“隐私”！ 在一九四八年、一九四九年蒋委员长就在重庆、成都举办了好多期“反共游击干部训练班”，把各地的中统特务头子、军统特务头子、土豪劣绅、黑邦头子、惯匪头目……他认为各种以后能够用来反对共产党的势力，都一起招集到重庆、成都来，进行了各种反共游击的相关训练，而且一个个委任为“司令”、“副司令”等头衔。乐山地区被蒋委员长招募去“反共游击干部训练班”受过训并被委任过“司令”之类的“反共救国军”头头非常多，因之反共武装力量也非常强大而且顽固。 我代几个干部要到峨边县去建立县团工委。从乐山去峨边县城，交通险阻，来往全靠步行。过了峨嵋县全是险峻山路——大峨山、二峨山、三峨山……翻山越岭，路上还有“反共救国军”伏击、劫道者不断。从乐山去峨边得步行两、三天，现在通了汽车只需几个小时。 走山路成了最大的考验。走得来双脚起血泡、双腿发颤、腰酸背痛、精疲力竭。当时有句顺口溜说：“上山脚杆软，下山脚杆酸，平路脚打颤，站着打窜窜。”来诉说那种“行路难”的劳累艰辛。但是没有任何交通工具，行军、工作都只有靠这两条腿，别无他法。 当时峨边县城在大渡河的对面，铁索桥被反共救国军破坏了，只有用船渡河。波高浪险，我们用的是木船渡河，再往上游，大渡河水流更为湍急，则只能用牛皮船了。那峨边县城易守难攻，解放军攻占了县城，城里还隐藏着很多反共救国军的武装力量，和四外占山为王的反共救国军里应外合，军队便守不住城，又被“反共救国军”打出来。攻进去，打出来，拉锯战相持近一年，第四次打进去才站住了脚跟。 我们到乐山地团委时候，乐山城里还不时出现投毒、暗杀、放火的情况。当时中共乐山地委还在月儿塘公园旁边坎上，我们地团委是一处独立的小楼。一天夜里，我们全都下去“搞运动”去了，只留下一个女同志何以能看家。何以能是和我从西南团校一起分到乐山地团委来的。夜间小楼几处燃起来，立即火势熊熊。何以能是大家闺秀出身，伯父是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曾担任过国民党重庆市的城防司令、将军。何以能在重庆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地下组织〕，当年像这种出身富家的子女，“着了魔”参加地下组织的不少，相信这就是追求真理、追求民主、追求自由。以后大多数都倒霉的被毛泽东打入了“另类”……如此突然大祸临头，她在惊恐之余，强力镇定自己。她分在组织部。她想最重要的应该是档案。大火熊熊，她拖着一张装满了档案的沉重的字台便往楼下拖，真不知道那来的那么大的力气，把那张存放档案的沉重的字台竟独自的拖下了楼，再拖出了大门。当她再一次冲进去还想抢救点什么的时候，火势熊熊，她毫无经验，被浓浓的烟雾熏倒在大火下面。地委的人赶来才把她救了出来。 十八 不久全国掀起了“大张旗鼓 雷厉风行 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我们便和地委的干部一起投入到了“中心工作”之中。当时我们地团委除了书记张力行之外，只有一个党员，是地下党的名叫王录修，读过一年高中，辍学，但以后担任过乐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 我和王录修作为工作组去了乐山中等师范学校。因为那里的校长是已经内定了的逮扑对象。公安部门在学校里面，已经在教职员和学生当中布置好了一批积极分子，由这些积极分子轮换着，24小时秘密监视着这逮扑对象。一切行踪，点点滴滴都得向我们回报，如果有异常状况，我们则立即向上面报告...... 不久以后，进行了一次大逮扑行动，这些内定的逮扑对象由于被严密监视，故尔全都被“一网打尽”。 与此同时各个地方都展开了大逮扑行动！“3·25”大逮扑逮扑了数以十万计的人。操作方式大同小异。不多时候，快速的进行了一次大镇压‘ 当时枪毙人，基本上无需什么认真审问之类过程。运动的时间紧迫，以其“反革命”的身份，首长认定应该枪毙的大笔一挥也就批准枪毙了。“从重、从快、从严”的“大屠杀”方针也就是从兹起始。“从重、从快、从严”滥杀无辜不断继续、发展、无度、泛滥也就是从兹起始…… 乐山高等技术专科学校〔大专〕校长李乃尧曾同周恩来一起在法国勤工俭学，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回国后，又加入了国民党……李乃尧曾经担任过自贡市高等技术专科学校的校长，自贡市人。“双牌坊”李家名门的公子。“上牌坊”、“下牌坊”那是自贡市的“荣、宁二府”――李家的两座“大夫弟”一墙相隔。因而被称之为“双牌坊”。其间牌坊、楼台、亭阁、花园、殿堂、各种建筑，雄伟壮观。可惜在解放之初即被视之为自贡市的封建堡垒予以狠狠铲除，转眼之间立即被扫荡得荡然无存，连片瓦寸砖也无以寻觅！全国如此，大多数文物建筑被“革命”、“共产”扫荡破坏延续了几十年！而今尚存者不足其十一！毛泽东是中国历史文物破坏的最大祸首。几千年才出这么一个！ 和李乃尧同时“背叛”封建贵族家庭，逃亡出去追求真理的〔从后花园钻狗洞逃跑出去的〕还有另一李公子，此李公子没有去法国，去了北方。以后去了延安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后在国务院的某部担任副部长。此副部长的儿子李锐〔1950年出生〕着有一部长篇小说――《旧址》。演义了“双牌坊”的兴亡历史。李锐还写了一本以自贡市历史为题材的小说《银城故事》等等〔均被译为多种文字〕。因而曾经获得过“法兰西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接受了法国总统希拉克的亲自颁奖…… 我的祖母是“下牌坊”李家的四千金，比“下牌坊”李家的公子李乃尧和那位副部长高一辈，我叫李乃尧以及那位国务院的副部长为“表叔”。 李乃尧是乐山“大张旗鼓”中的首批镇压对象。据称李曾经得到过周恩来的两封信，要他去北京工作，李迟疑未定，遭到了逮扑。同时镇压的都是乐山的军、警、宪、特的头头。 在乐山，这是第一次开万人“公审大会”，那时候，杀场设在青弋江江边沙滩上，暮春枯水时节，江水下降，露出来很阔的一片片沙滩，沙滩左前面是岷江和青弋江、大渡河三江交汇处，江面很宽，波涛汹涌。那有名的乐山大佛就矗立在眼前。乐山大佛在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汇流处，与乐山城隔江相望。乐山大佛雕凿在岷江、青衣江、大渡河汇流处岩壁上，依岷江南岸凌云山栖霞峰临江峭壁凿造而成，又名凌云大佛，为弥勒佛坐像，是唐代摩岩造像的艺术精品之一，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弥勒佛坐像。高达七十一米！与栖霞峰等高！巍巍壮观！！大佛后面郁郁葱葱的山上是著名的规模很大的凌云寺——和尚已经被驱走了。改为“荣誉军人疗养院”，住了许许多多从朝鲜战场上被打得断胳膊少腿的“最可爱的人”…… 大佛的两只脚在岸边，身躯从江边直抵山顶，大佛的头与山顶相平。整个大佛乃戳山而成，高达七十一米，突兀在那笔立陡峭的土黄色崖壁间，真乃雄伟壮观，大佛的一只手掌上面就能够摆下几张桌子，可见其庞然之躯伟岸形象也。 乐山大佛昂昂然的俯瞰着整个乐山城，而今也昂昂然的俯瞰着这新开辟的杀场。大佛如果还有灵气，定然想不到，他俯瞰了千百年的平静的沙滩上竟突然如此喧嚣！人们竟选择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来大开杀戒！真是阿弥陀佛啊！ 枪毙人那天，万人空巷，围观者人山人海。我也亲临现场。李乃尧高大魁梧，穿的一身深灰色长皮袍，神色自若.也颇有点“视死如归”的坦然！ 那年月枪毙人，都用威力很大的步枪，用枪口紧紧抵着后脑勺。一枪下去，脑壳粉碎，红色的血浆向天空乱喷，灰白色的脑浆溅洒得遍地。枪毙之后，已经没有脑袋了，只剩下躯体！老百性没有眼见过这样枪毙人，有的说人道，有的说非人道，人道亦或非人道？众说纷纭，我活了这二十岁的人也是第一次看到杀人。面对此情此景――涂地的血浆！脑浆！心情免不了紧张，但是必须强自镇定，显得泰然……灵魂深处，人性与兽性的搏斗便悄然而生！ 至于“人道”、“非人道”之说。当时亿万草民和我们这些年轻干部都太孤陋寡闻。“老革命”们的“保密工作”又作得百分到家。延安时期杀人基本上不“浪费”子弹。都是“斩首”、“活埋”手段。活埋的较多，叫你自己挖坑自己跳下去，刽子手只负责填土。以后在东北，基本上都是“蘸糖葫芦”――把被处死的人吊起来。拔光一切——赤身裸体用鞭子、藤条之类抽打。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抽打数百鞭。打得鲜血布满全身，成了鲜红的“血人”。叫做“蘸糖葫芦”，真比“凌迟处死”那般残酷！还同样必需男女老少去“杀场”目睹残暴，听那痛苦的嚎叫，看那悲惨的走向死亡！当人变成了野兽时比野兽更加残暴！毛泽东的超级法西斯主义从湖南走向文化大革命，就是如此这般走过来的！就是要人变成为野兽，让更多的人变成为野兽！和德国法西斯日本武士道一个样，只是日甚一日的向着“超级”发展。残酷的杀人，而且要男女老少都去面对其杀人的惨烈。被称之为“阶级教育”、“革命教育”。实质上是毁灭全民族的人性！以兽性驱除人性！这是毛泽东给予全国人民的首次血的洗礼！ 我们这些干部，亲临杀场的时候，报社要我们收集“反映”。……“观众”们大多看得胆战心惊，刚刚解放，老百姓长袍马褂什么服装都有，还来不及“换装束”。像我们穿干部服的很少也很打眼。所以看见我们避之唯恐不及，把我们也视作侩子手一般…… 第二天，《新乐山报》登了许多“拥护”之类的群众反映，当然都是记者的创作了。 作家李锐在他的长篇小说《旧址》中又是如此描述那场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旧址》书中写道：‘王三牛师长命令行刑队“把反革命分子”们押赴刑场!立即枪决!’‘不知是被这个命令震惊了，还是对这个过分拗口．过分突兀的胶东口音感到陌生，长江上游银城市的十万市民二十万只眼睛，一动不动地停在王三牛师长激动而喜悦的脸上。紧接着，行刑队长刘光弟更加激动的凄厉的口令声，划破了这冰冷而阴湿的惊呆。上报镇压的名单远远多于一百零八，也许因为是山东人对于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的偏爱，王三牛师长亲自为这次最盛大的“镇反”大会选定了这个数字…… 这一百零八个死囚插上白色的亡命牌，被胸前挂满弹匣的威武的解放军战士推操着拖拽着，拥向警戒线包围着的老军营校场对面的一截依山而砌的石墙。石墙上湿漉漉地长满着青苔。刹那间，这一百零八面白晃晃的亡命牌，在那些柔绿的青苔上聚起一股阴森肃杀的鬼气。 一百零八这个数是王三牛师长亲自选定的，刘光弟暗自核对过，在这一百零八人当中有三十二个人姓李，几乎囊括了九思堂李氏家族三支子嗣当中所有的成年男子。临行刑的前一天，刘光弟曾向军管会递交“请战书”，要求由他来打响第一枪，亲手处决自己的舅公李氏家族的掌门人李乃敬。 随着刘光弟清脆嘹亮的第一枪，大义灭亲的子弹从美式卡宾枪的枪口中无情地呼啸而出，李氏家族掌门人李乃敬的天灵盖像一块破碎的瓦片，飞进到青苔遍布的石墙上，“瓦片”上飞旋的乱发沾满了鲜红的血和粉白的脑浆。紧随其后，是一模一样的一百零七次的涂染，那长长的一段石墙变得仿佛霜染秋林似的斑斓…… 那令人胆战心惊的一百零八颗子弹的呼啸声。李氏家族在银城数百年的统治和繁衍终于结束。遍布银城街头巷尾的几十座李氏家族的大大小小的功德坊、进士坊、节孝坊，从此失去了往日的荣耀和威严，面对着行人大张着惊恐而丑陋的嘴……’ 这是小说，文字有些渲染。但所描述的那个杀人场面却确确是当时的一个缩影。那时候，凡杀人都要组织成千上万的草民到杀场上来目睹这种恐怖场景。全国大、小城市无一例外，从而在亿万草民之中造成恐怖气氛。显示暴力社会主义政权的无比威力。要你规规矩矩不得乱说乱动！ “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声势浩大。全国莫不如此，象重庆菜园坝一天同时枪毙三百多人。〔上海一次枪毙一千多人〕尸体摆了几里路的长队。前所未有。杀的方法如出一辙。老百姓称之为“敲沙罐”。“敲沙罐”不仅全国震惊，在世界上也引起很大的震动……蒋、美方面大嚷大叫说共产党残暴，大陆恐怖，说这是古今中外罕见的大屠杀！不停的在世界上大造舆论。不久“美国之音”说大陆“敲”了三千万人！大陆说只“敲”了五百万。 当时每个星期二都有由地委一级的首长向地委、专署的机关干部作报告的制度。由于传媒、书籍的贫乏，最先进的传媒是收音机，那时候也很稀罕，很少人拥有。这种时事报告，也是政治学习的一种“思想教育”方式。像如此类似的“敏感”内容，都是中共乐山地委书记鲁大东报告中说的【听报告时候，我们都要记笔记的】，因为当时只有地师级干部才可以收听“敌台”，其它的人如果发现你收听“敌台”，你就属于“现行反革命行为”，招逮扑的都有……不过当年鲁大东报告中的这个数字不够准确。几十年以后任过国家主席的李先念说了“三个三千多万”――五十年代初期几次“社会运动”共杀掉的是“三千多万”；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人祸”饿死的人是三千多万；文化大革命中死掉的是三千多万！但李先念这个数字依然不准确。二十世纪末。中共中央党校曾经举办过一次中央部级高级干部研讨班，有两百多人参加。其中研讨的一个题目是“人祸”中饿死了多少人？他们的结论是——四千二百万到六千万！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的计算：四川省饿死的达一千二百五十万，而不是几百万……唉！这一类的数字，从来都是密而不宣，于老百姓而言，迄今一直是个谜！ 大屠杀应该是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一种“共识”。 1950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和斯大林曾经签订了一项秘密《特别协定》。此《特别协定》中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人口，因目前资源缺乏，非减少一亿，决不能支持，其详细办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行定之。”当时中国人口只有五亿多。要求“灭”掉五分之一的中国人！！ --------------------------------------------- 《特别协定》62周年祭 1950年2月12日中共同苏共签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友好同盟特别协议》，毛泽东把他与斯大林签定的这个《特别协议》，称之为“名符其实的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1950年7月16日，被美国对外政策协会在纽约公布了此《特别协定》的全部条款。共计19条。是中国沦为苏俄奴隶国的绝对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此19条较之段政府与日本人签订的21条。其丧权辱国的卖国程度，远远的过之而无不及！！《特别协定》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人口，因目前资源缺乏，非减少一亿，决不能支持，其详细办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行定之。”【作者按：当时中国人口只有五亿多。要求“灭”掉五分之一的中国人！！】后来毛泽东又多次叫打大仗，打核大战，可以牺牲中国一半以上人口来战胜帝国主义，都表现了毛泽东秉承斯大林的旨意想用战争来减少中国人口的思路 恶魔屠戮有传承 减少条款镌明文 奥斯维辛连卡廷 镇反土改步后尘 协定规定减一亿 五人之中灭一人 如此灭绝上协定 古今中外骇听闻 父皇御旨至神圣 秉承旨意必遵循 终身不渝忒毒狠 神州遍地血淋淋 毛皇统治几十年 亿万生灵遭涂炭 饥饿镇压长监狱 冤杀滥杀无忌惮 历朝历代无此毒 任国任邦无此暴 历史应记二魔头 民如草芥任屠戮 协议减少人一亿 用尽手段达目的 机关算尽太聪明 反误了卿卿性命 一亿冤魂齐举幡 声讨魔头诉沉冤 万般冤由万声喧 不鞭魔尸魂不散 ---------------------------------------------- “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运动”分为“杀、关、管”三种。“关”和“管”的比“杀”的还多。据档案数据介绍：四川省被判处七年以上并送至新疆一地劳改的反革命犯就有七十万人，其它还有许多劳改农场，都送去了数以十万计的反革命犯人去劳动改造……迄一九七九年八月上旬止，仅湖南全省已摘掉四类份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份子帽子的，就有三十多万人。若再加上株连的。此次“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后，城市人口之中被打入“另册”之众，亦乃前所未有。定然不会少于数千万的数目。从上述片断中提及的乐山、自贡市、重庆市的叙述，可窥见一斑！当时全国为五亿人口。在三亿多人口的大半个中国以速雷不及掩耳之势大开杀戒！！在很短的时间里杀掉了数百万之众。毛泽东提的要求是杀掉千分之一，杀的结果远远超过了“指标”！！以后的一系列运动，都同样由毛泽东提出了“指标”，每次运动“整”百分之五，连续不断的“整”百分之五“整”下去。没有挨过“整”的家庭也就所剩无几了！！ 十九 这些被快速杀掉的数百万之众。被称之为“五种类型的反革命份子”――“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国民党军官、宪兵”都归入镇压之列。在1950年时候这么几百万人，拥有武装还有着盘根错节的社会势力，确实是一股非同小可的势力，故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也掀起过不小的波澜：中共中央西南局在1950年3月向中共中央的一份报告中，对于“敌情”有如下叙述： “近一个时期以来，西南川、康、云、贵各省，连续有土匪〔那时候，对于上述五种势力统称之为土匪――作者〕在各地发动大规模武装暴乱。”“继二月五日在成都西南龙潭寺地区近万土匪暴乱，杀害我一七九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璃及闻讯前往增援部队五十多名干部战士，随后被我派部队前往歼灭后，二月份以来，各地土匪又围攻并占领了包括温江、祟庆、郫县、金堂、新繁及川东之秀山等多座县城。邛崃城遭匪万人之围攻。壁山军分区一夜之间八个区政权遭匪袭击而全部丢失。平塘全县我地方工作人员被匪杀害达八十余人。该县忠孝乡一保一次被匪劫去妇女十六岁至二十岁妇女四十名。次日，河扬乡往平塘赶场之妇女二十一人被匪剥光衣服，七人被强奸，两名军属被强奸后又掳走。清镇县属鸡场，三天之内遭匪两次洗劫，第一次被抢居民十三户，第二次全村九十余户全部被抢，并被土匪杀死七十余人，八名商人被扔到火中活活烧死。另匪首曾绍华近数万人接连三次袭击贵州大学和花溪市，打死学生、员工多人，先后掳走男女学生九十余名：长顺县匪首支超初用刀活活砍死我副县长、县政府部长、科长等四人。 成渝、成灌、渝黔几条重要公路，渝泸等水路全部被土匪掐断：蓉雅、川湘两路之桥梁全被破坏。土匪甚至组织儿童拦截我军用汽车，抢走物资，杀害我押车干部战士。此类惨案，近日来连连发生，无法一一列举。这同时，个别国民党起义部队在一些匪特的策划下，也连连发生叛变。如原国民党李振兵团及二十七军之六十一师、二十军之一二三师等。目前，据初步估计，仅川西地区，各种公开活动之土匪就达一〇四股之多，小股数十、数百余人，大股万余人一起活动，总计不下六万余匪。并且，还有继续以极其迅猛的速度蔓延发展之势。”〔当时对于上述的五种势力统称之为土匪。一如内战期间共产党称国民党为蒋匪，国民党称共产党为共匪一样――作者〕 中共中央西南局在以上报告中所描述的仅仅是遍及大半个中国，三亿多人口的“新解放地区”的千百宗类似事件的较为“典型”的少数事列而已。之类“反共救国军”估计有两百多万遍布于“新解放区”的山山水水。加上城市里的国民党党团骨干估计六十多万，封建会道门骨干估计六十多万。如此三百多万的武装力量与共产党势不两立的相抗衡，使得新建立的共产党政权深深感到一时难以“站稳脚跟”！！ 一九五0年10月8日中国军队到了朝鲜正式参加了朝鲜战争。两天之后――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 1950年时候，共产党把这世界分成为“两个阵营”――“帝国主义阵营”，美国是其老大；“社会主义阵营”，苏联是老大，斯大林是老大。斯大林很喜欢别人称呼他为“大老板”。当时全国的流行歌曲中有一首叫《一边倒》。开头一句是“一边倒，一边倒，我们就是一边倒”。这首《一边倒》我们都唱，全国男女老少都唱。要大家都倒向“大老板”的麾下！ 对于美国则宣扬要“反美、仇美、蔑美”。宣扬美国是“纸老虎”、原子弹是纸老虎，要大家不要怕。如此内容见诸于每天的报端，诸如此类的大标语贴满了所有的大、中、小城市的大街小巷，男女老少耳熟能详。 1950年时候还宣扬要“把革命进行到底”！那个“底”就是台湾和西藏。而且把“解放”台湾作为1950年的最重要的军事任务。军队及沿海政府不仅在作打过海去的种种准备，而且对于沿海的一些岛屿还进行了试探性的进攻，共产党因为缺乏海军，大老板斯大林一直又不答应帮忙，所以迟迟不敢动手。 那时候毛泽东一切以斯大林的马首是瞻！殊不知1950年6月27日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一时间形式变得颇为紧张。台湾方面大喊要“反攻大陆”，国内的这“三百多万”“土匪”则大叫“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打起来了。许多地方弄得人心惶惶！ 斯大林说：“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那就让它来吧，迟几年打，不如现在打！” 当然毛泽东也不怕打大战。在赫鲁晓夫所著的《回忆毛泽东》一书中---- 赫鲁晓夫说：“他试图要我相信原子弹本身也是纸老虎。他说：“听我说，赫鲁晓夫同志。你们只要挑动美国人动武就行了，你们需要用多少个师来打垮他们，我们就会给你们多少个师──100个，200个，1000个，都行。”我竭力向他说明，只要一两枚导弹就能把中国全部的师都炸成粉末的。但是对我的争辩他连听都不听，而且显然认为我是个胆小鬼。” 金日成早在1949年3月就去莫斯科要求“大老板”“帮助”“解放南朝鲜”。 1950年1月“大老板”发话“可以帮助他”。 1950年3月金日成被大老板招到莫斯科。 1950年5月“大老板”发电点头同意，一个多月之后―― 1950年6月25日金日成大动干戈，派出用苏联武器武装的大批军队越过了“三。八线”攻入了南朝鲜。仅仅一个月零几天的时间。金日成的军队“解放”了南朝鲜90%以上的土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根据“波士坦秘密协议”，美国军队占领了南朝鲜，苏联军队占领了北朝鲜，以“三。八线”为界，俨然被分割成为两个国家。在德国则以“柏林墙”为界，美国军队占领的西柏林那边称之为“西德”。苏联军队占领的东柏林这边称之为”东德“。也俨然被分割成为两个国家。都被视之为“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各自的战略要地！ 如今南朝鲜这么一块战略要地一下子被金日成吞并了。杜鲁门当然奈不住了。认为破坏了“波士坦秘密协议”，于是在联合国发起了“抗议”，通过了决议，组成了“联合国”军队。实际上是以美军为主的军队。在一个多月之后，1950年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一下子把金日成的军队拦腰截断，首尾不能够相顾。金日成慌了，赶急要求“大老板”派中国军队帮忙。“大老板”给毛泽东发去了电报...... 于是在1950年10月8日中国军队到了朝鲜正式参加了朝鲜战争。两天之后――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 因为要全力以赴的去打朝鲜战争。国内这三百多万“土匪”武装力量，确实是心腹之患。毛泽东认为在这个时候去镇压这些敌对势力是最好的时机。于是才有了“大张旗鼓、轰轰烈烈、雷厉风行的镇压反革命”的大运动！实在是迫不及待。“从重、从快、从严”恨不得三五两下把这三百多万“土匪”斩尽杀绝！ 打朝鲜战争促使了迫不及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快速进行。 “镇压反革命运动”是为了解决打朝鲜战争的后顾之忧。 “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延续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暴力社会主义的理念。发展成为“枪杆子保政权、枪杆子管政权”的暴力社会主义理念。毛泽东把它说得“诗意”一点，叫做“马上夺天下”――“马上治天下”――“马上保天下”。“诗意”之中依然闪着刀光血影！汉高祖刘邦说过：“天下可以马上夺之，然不可以马上治之。”毛泽东不愧读了十七遍《资治通鉴》，杀人的胆气大大超过了刘邦 二十 毛泽东在进城之前就已经再三强调阶级斗争问题，一直是暴力革命和阶级专政的最坚决的主张者，毛泽东一再强调“对一切反革命分子是独裁、专政、专制”，必须“肃清全国的反革命分子”。进城后，毛泽东一再的公开声明:“对反动派只有暴力和专制，绝不施仁政，”“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毛泽东的如此种种“革命理论”为“杀人合理化”建立了依据。“必需”要以“大屠杀”来“肃清全国的反革命份子”成为“理所当然！”。以后还不断的宣扬这种理念，也就是坚持了几十年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于是“杀人合理化”俨然成为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理论组成部分！以上理论都散见于《毛泽东选集》之中。 为了彻底消灭这些心腹之患，颇有点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个的气魄。又因为“镇反”迫不及待，以致错杀、冤杀、误杀者不少。一九五三年，总结全国镇反运动时候，公安部长罗瑞卿曾在总结报告中说：“镇反的缺点和错误，最突出地是存在着乱捕、乱杀、刑讯逼供、夸大和造假案”。以后有个数据记载，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称“逮扑的262万余，枪毙的71.2万余，判劳改的129万余，管制的120余万。”由于各地漏报、瞒报。实际上杀、关、管的都超过了这一数字。 八十年代，中共中央终于局部地承认了“当时被镇压的还有部份起义投诚人员”这样的事实。一大批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曾英勇杀敌的国民党官兵，被当成历史反革命份子而惨遭杀害；国民党的一些著名将领，如傅作义等人的绝大多数部下〔投降以后〕均被镇压；全国各地因投降而被改编而吸收为解放军者，其中被开除军籍和判刑、劳改、管制的不计其数。 1949年4月25日，即占领南京后第三天，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与总司令朱德联名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向全国宣布的“约法八章”中要求： “一律安居乐业，切勿轻信谣言，自相惊扰”。 其中第五章称：“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乡镇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 “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别录用。” 那些自认为是“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看到这个报告后，都感到自己留下来不能够逃脱被杀的灾难，能够逃跑离开大陆的大都跑了。一些“轻信了谣言妄自惊扰”的人，也提前跑了。只有那些相信了这个“约法八章”的人才留了下来。然而，就是这些相信而留下来的人，大多数都先先后后被“镇压”了，遭到了“不加俘虏、不加逮扑、不加侮辱”的完全相反的对待。被杀的较多，逃脱了的极少，也难逃“关”和“管”的命运。这么一大批人，毛泽东、朱德已经公开的承诺“不加俘虏、不加逮扑、不加侮辱。”而且还承诺“准予分别录用。”结果却遭到了残酷镇压。食言而肥！怎能够取信于人呢？一次一次的欺骗草民。结果当然是“人必自毁而后毁之”。其实欺骗和镇压本来就是法西斯暴力社会主义的两把屠刀。缺一不可。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份子条例”，该条例将死刑扩大到了十数行，量刑的标准无谱，连“传播谣言”都能“斩立决”，遂在全国掀起了镇压反革命的狂潮。然而，正是这么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列》却使得“杀人合法化”了。虽然那些杀人者依然是专断独行，眼睛里并不看重此一《条列》，当然许多人也并不依据这一《条列》行事。但“杀人合法”已经“顺理成章”。 再以后把一个个杀人者奉为“立场坚定”的“积极分子”，阶级斗争的“英雄”，“誓死保卫革命成果”！“誓死保卫红太阳”的“马列主义者”，更使得“杀人神圣化”了。 如此的“杀人合理化”、“杀人合法化”、“杀人神圣化”便构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理论组成部分。也是其“专政”、“阶级斗争”的明确注解。如此的“毛泽东思想”被推崇为经典，我们这些“革命干部”必须绝对信奉绝对遵守。而且通过我们强力灌输给于亿万草民。使之成为以后几十年对于亿万草民进行精神阉割、思想奴役、“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的绝对“信条”。成为了我们这些“驯服工具”信奉的绝对准则。成为暴力社会主义的基石。这种把杀人“合理化”、“合法化”、“神圣化”的“革命理论”延续了几十年，还有什么“人道主义”可言！迄今依然束缚着上上下下的统治者，无能摆脱它的束缚！大开杀戒自然成为了暴力社会主义政权的最重要的统治手段。从此一直延续下去。1951年的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只不过是一场“开场锣鼓”。以之显示暴力社会主义政权将在中华大地上怎样一幕幕的扮演出那些血腥的历史！ 二十一 二〇〇七年90岁高龄的胡绩伟老人的一篇文章《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是超级法西斯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比法西斯主义还坏！ 胡绩伟老人在文章中写到――“一位朋友在给我的信中说：列宁的老友伊斯门曾经说过：「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是超级法西斯主义。」我早有这个看法，但没有说，原因是我没作过认真研究。我请这位朋友帮我查查，这句话的原文和出处。 他给我送来了一个复印件，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的第三十二页。这一页中引用了伊斯门先生的话：「斯大林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比，不是更好，而是更坏，更残酷无情、野蛮、不公正、不道德、反民主、无可救药。」…经过这一核查，我才敢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比法西斯主义更坏，比斯大林主义更残酷无情、野蛮、不公正、不道德、反民主、无可救药。」 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毛泽东所发动的一连串的政治思想斗争，特别是反右派斗争和十年「文革」，充分发挥了毛泽东社会主义制度的法西斯的残酷野蛮传统。在「文革」结束以后，上下一致的结论是：毛泽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所搞的社会主义是封建法西斯主义，以后李慎之同志改为「皇权法西斯主义」。我也把毛泽东说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改为「斯大林加秦始皇」，这才合乎实际。 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法无天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一套，恰恰是从斯大林统治的苏联学来的。” 胡绩伟老人在提及“一连串的政治思想斗争”中没有特别提到“镇反”、“土改”，许多学者也还没有触及到“镇反”、“土改”领域。因为迄今为止，“镇反”“土改”依然是一个可怕的“禁区”。没有人敢于触及。而且亲历者都已经耄耋之年，能够如我者应该很稀少了。我认为应该触及这一“禁区”，因为这是毛泽东法西斯屠刀留下罪恶最为深重的领域。认真研究历史。求取历史的真实。应该得到的结论是，胡绩伟老人的认定：“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比法西斯主义更坏，比斯大林主义更残酷无情、野蛮、不公正、不道德、反民主、无可救药。”从其错杀、误杀、滥杀、冤杀、杀人的残酷手段等等来予以反思。毛泽东的超级法西斯主义所采取的大屠杀手段，应该认定是从“镇反”、“土改”就已经开始。而且是其大屠杀的最重要篇章，开始了、奠定了以“杀人合理化”、“杀人合法化”、“杀人神圣化”作为其“超级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和行为准则。从此而肆无忌惮，愈演愈烈。在镇反、土地改革这一波峰之后，文化大革命只是它的又一个波峰而已。有人把二十世纪的大屠杀归结为四十三次，最少的一次只屠杀了两万人……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扔下的两颗原子弹炸死了五十万人……四十三次大屠杀总计为一亿另二十万人。其中毛泽东杀了49%.将近一半，因而排名第一。如果再加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被饿死的四千多万！就是九千多万人，这个数目恐怕空前绝后无疑的了 二十二 当时“领导”向我们这些年轻干部宣扬一个新概念叫“阶级感情”――“人性”和“兽性”的“角力”。看你站在那个阶级的立场来看问题就会有不同的解答，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各种舆论，各种街谈巷议,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各种说道都有..... 记得当年土地庙里出现过一副对联〔1949年以前春节时候，都要为各处的土地庙贴新对联，还得献上三牲――雄鸡公、大鲤鱼、刀头。刀头是方方正正的一块猪肉，以求保佑一方平安】。上联是“蒋匪共匪谁是匪”，下联是“美亲苏亲那个亲”，横批是“天才晓得”。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重庆谈判的时候，毛泽东对着蒋介石说：“你叫了我二十多年的共匪，我叫了你二十多年的蒋匪，现在不是都不叫了吗？坐在一起来了吗！”当时因为要谈判，双方暂时都停止了叫“匪”，可是重庆谈判破裂之后，共匪、蒋匪在报纸上，电台上又天天叫了。 天天叫，叫了二十几年.这幅对联表达了广大草民对于“蒋匪”、“共匪”的焦虑、担忧、怀疑的惶恐心理。无可奈何，只得诉之于天！其实一直到了这21世纪。在大陆生存的许多草民还依然被视之为“匪”。冉云飞先生建了个“博客”就公然自命名为“匪话连篇”，堂而皇之！而且自命名为“反动居”，也敢堂皇的了！如此“气魄”者，亦乃首列！有点扯杏黄旗的味道！至于“山寨刊物”、“山寨文化”……等等也尚无考证是自我堂皇出来的还是民众予以堂皇的！“山寨”何许人也？草寇大王也！匪也！聚众闹事、砸衙门、砸车、砸砸砸……匪话连篇匪类遍地！匪与非匪、谁是匪谁非匪？遍地烽烟！！亿万草民早已经在叩问苍天了！ 一九五一年，我作为一个二十岁的年轻干部，在如此从未应对过的，从未体验过的新的情势面前，现实迫使你必须做出你自己的是非判断。谁是匪？谁是非匪？亿万草民在思考！谁是真理？什么才是真理？开始复杂化了，必须去分辨、去审视、去认定。而且不容迟疑。老百性把这称之为“换脑筋”，亿万草民都在“换脑筋”，没有人敢于不“换脑筋”。 我当然也得“换脑筋”，还得不停的“换脑筋”，不“换脑筋”就赶不上趟。共产党的说法是“思想改造”，也就是要不停息的进行“洗脑”，主动地去接受洗脑――接受“强大的意识形态灌输”。用毛泽东的超级法西斯主义去破除传统的优秀道德理念。用狼奶驱除人奶，用兽性驱除人性。 面对淋漓的鲜血，面对大屠杀。只能够也必须见惯不惊！让人性自我埋葬于灵魂的深处！让自己兽性膨胀，禽兽化，才叫做“立场坚定”，才能够安身立命于革命阵营。否则就会被作为“丧失革命立场”的“变节份子”而惨遭“灭顶之灾！”——开除、劳改、杀头…… 因此我们这些革命干部“禽兽化”是无可选择的了，当然也有着“禽兽化”程度深浅的差异。这种“差异”非常重要。也因之造成了以后几十年间不断的分流！有的飞黄腾达，有的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当时思想改造的手段应该是很少也很贫乏。要求用马列主义的书来作为思想改造的蓝本。但那时候这些书很少，去看也只能触及皮毛。而且有点“远水不救近火”，所以主要手段是首长报告和政治学习。当然那“蓝本”也就参差不齐了。首长说的就是真理！就是蓝本！就是标准！首长意志就是全体意志。 经过“大屠杀”之后，一度甚嚣尘上的暗杀、投毒、放火、造谣在城市里销声匿迹，因为“杀”掉了几百万“关”掉了几百万“管”掉的就更多了。毛泽东首次在新解放地区实行的法西斯恐怖已经弥漫大、中、小城市.亿万草民对于法西斯暴行诚惶诚恐，敢怒而不敢言。这是毛泽东解放以后第一次以“异乎寻常的手段”来扭转了全国局势，教育我们，不能够像苏联那样，在“炮打冬宫”推翻沙皇之后，红军、白军还厮杀了那么多年。要求我们这些人当时的职责就是要保卫新生的政权，甚至要为此而奉献一切乃至生命。 我们当然必需表现出百分之百的拥护，无有置疑。要求所有的干部都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掌政权就是社会主义。靠“枪杆子”专政就是真理。除了“大屠杀”之外，没有其它的手段能够达到此目的。“大屠杀”是革命的需要！这是象我们这样的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第一次接受的一堂“活生生的革命教育”。充满了鲜血和暴力的革命教育。 一次席卷全国的血的洗礼！来的突然来的惶惑而又不无震惊的默默的接受了这新的启蒙！实际上我们这些人也就充当了那次“大屠杀”中“全国一盘棋”机器中的各种小小“螺丝钉”的角色！在大屠杀过程中被迫的“禽兽化”，把“人性”隐蔽、退缩到灵魂的最深处躲藏起来，不敢在兽性泛滥的“光天化日之下”有所表现！ 《镇反运动》60周年祭 1951年,20岁，在乐山地团委宣传部工作。参加了中共乐山地委领导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弱冠之年见识浅 首见杀人心胆寒 人头炸裂血柱喷 白色脑浆溅如团 群氓掩面色若雪 肃杀满城尽胆裂 山河未宁复嚣嚣 万民惶然皆噎噎 从重从快更从严 杀关管逾千百万 大城小镇齐涫涫 千家万户众濂濂 杀关管后孽未完 反属辈辈任涂炭 狗崽沉沦最底层 贱民辈辈如毒蔓 黑五类为最贱民 人格剥尽类畜牲 鸡立鹤群白眼瞪 身如贱氓命狰狞 阶级分明如冰炭 斗争残酷胜刀剜 运动翻覆年复年 专制覆巢无完卵 天之骄子红五类 子承父业辈延辈 谁人不知太子党 窃国诸侯山河碎 红色江山盼万年 马上得来马上挛 当年杀人千百万 富贵方能世代禅 恶梦迄今尤未灭 苍天见我手染血 几欲昂首问苍天 善恶是非谁与别 杀人如麻是英雄 血染山河为豪杰 历史重疏待时日 我当叩首谢罪孽 人格档案： 血腥的大屠杀来得如此“大张旗鼓、轰轰烈烈、雷厉风行”。兽性如此强大、膨胀、张扬。使得我们这些年轻革命干部的人性便显得如此的脆弱！没有也不敢于有“抵挡”的抗力！一个个的人性似乎都“弱不禁风”的退缩、隐藏。此后，有的兽性继续膨胀、人性湮灭者便有了飞黄腾达的本钱而步步高升。因为以后的运动更需要“丧尽天良”的禽兽去充当打手和骨干，培养成为法西斯统治者的鹰犬和专政的主力军。而一些人总会人性复苏，以人性自我驱除兽性，这种人便没有好果子吃，人性的显现在兽性泛滥间被视之为“弱者”、“立场不坚定者”、“非革命者”。于是在以后的在不断的运动中总难免落马而被打入另册了。我属于这一类人。人性的涵养于我太深刻了太丰富了，这是家庭传承的使然。然而人性驱除兽性，兽性驱除人性的这种“思想斗争”太痛苦了！痛苦得可以使人疯狂！没有经历过这种痛苦的思想斗争的人是根本无法体念这段历史的
、阶级出身在毛泽东统治期间。成为一种原罪。地主、富农、资本家、官僚、官吏……几十种人的子女，都被归入“非无产阶级出身”。一生都必须为此原罪去赎罪。“非无产阶级出身”压得你一辈子灰溜溜的“夹起尾巴做人”！ 、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份子被称之为黑五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