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致良知”与“致良制”——兼为刘晓波解惑

(首发稿)

文章摘要: 对个体尤其是对儒者来说，应通过致良知为致良制提供内在力量，通过致良制为致良知引进外部促进，以致良制作为良知的功夫践履，以致良知作为致良制的内力保证。

作者 : 东海一枭,

發表時間：12/8/2007

一

“致良制”是我最近提出来的一个概念，意指追求和建设先进、优秀、文明、和谐、符合民众和时代要求的政治制度。就目前这个历史阶段来说，民主自由是良制；从中长期而言，则指以民意合法性为基础、具有三重合法性的王道政治。致良知与致良制，应该是一体两面、不可偏废的“工作”。

各种宗教包括中华儒道两教都只重个体的道德修养，弃置社会制度的建设而不顾（当然，这是宗教的特征，不如此就不足以言宗教了，这里仅指出一事实。）

自由主义恰相反，侧重于制度建设，道德资源非常薄弱。

唯独儒家，即重道德修养，又重制度建设，即致力于个体的安身立命，又致力于社会的长安久安。前者是内圣学的宗旨，后者是外王学的范畴，前者致的是良知，后者是致的是良制。致良知与致良制一体圆融，正显儒家与东海之道的殊胜。

二

“致良制”语出枭联《戏儒者杨万江》：誓平老枭，誓平老鸟，万江一怒惊华夏；不致良知，不致良制，半吊山呼拜上天。（注：华夏：此处指華夏復興論壇；老鸟：指儒坛天高任鸟飞网友，亦对杨半吊观点持一定的批评态度，所言颇多卓见。杨万江声言：杨万江说了踏平你，就不会给你机会的。他要将老枭当作天下来“平”掉呐！）

枭联虽含嘲谑，谈到的却是极其严肃重大的问题，把杨万江“上天信仰”的死穴点出来了。在信仰层面，儒家是上天教，更是良知教。只有奠定良知信仰的前提与基础，上天的信仰才是值得强调的。不然，上天信仰本质上与上帝信仰无别。所以，我戏称他为杨半吊：在学术上、信仰上皆半吊子也。

联语不够严谨，写成文章地说就是杨万江致良知的程度、致良制的力度还不够，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的意思。其实，“致良知的程度、致良制的力度不够”不是杨万江一人的问题，而是包括儒门、自由门在内的当今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问题。

所以天人分裂“不致良知”是杨万江上天信仰的死穴；“不致良制”则是另一个死穴，为历代儒家所普遍共有。自汉朝以后，外王学郁而不张，历代儒家皆偏重于内圣修持，到宋明理学之后，更是一味内致良知，几乎完全置外王建设、“制度创新”于度外了。

对于一个儒者来说，内致良知，外致良制，相辅相成，不可偏废。遗憾的是，自古以来特别是宋明理学，只强调前者而忽略乃至弃置了后者，结果制度建设未能与时俱进，道德修养也无法达至圆满。

致良知与致良制不可分割。儒者应通过致良知为致良制提供内在力量，通过致良制为致良知引进外部促进，以致良制作为良知的功夫践履，以致良知作为致良制的内力保证。

一方面，不致良知，何以致良制？（没有一定的道德就缺乏追求民主的内在力量）；另一方面，不致良制，何以致良知？（道德需要从生活、实践中去体现，追求民主是道德最好的表现形式）。所以，内致良知以立个体之命，外致良制以安民众之身，这才是儒者及知识分子份所当为。另外，致良制与反专制又是一体的两面。不反专制，致良制就成空言；不反掉专制，良制就无法实现。

三

从社会的角度来说，缺乏良制的普遍性硬性防范，绝大多数“中性之民”的道德就会出问题，在一个野蛮伪丛林社会，能自觉主动接受良知约束的毕竟是少数；同时，缺乏道德的内在引导，好制度的功效就会大打折扣，尤其是相当于王道初级阶段民主自由，折扣会低得让自由主义者也感到心惊。

刘晓波《理性的荒谬及其杀人——狱中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中曾指出“自由”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文化背景”）的弊端：

“自由带来的不是恒定的幸福，而是飘泊的苦旅；个人主义带来的不是尊严，而是残酷竞争中的攀比、羡慕、嫉妒及其背后的怨恨。英国王室的贵族傲气，被两个平民女子搅得丑态百出（温莎公爵的未婚妻和王妃戴安娜），皇家的威严成了大众文化中一出笑料迭出的肥皂剧。”、“在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得到空前发展的世纪，也是人对人的征服空前惨烈的世纪，理性主义的真理和科学技术的飞跃，所导致的恰恰是道德的彻底堕落。”

然而，刘晓波将这些弊端出现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没有上帝”，引用陀思妥耶夫斯的说“原罪之人只有仰望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的受难背负着人类的罪恶。”将上帝信仰视为唯一的拯救，却是极大的偏颇。至于“没有上帝的土地，才会树起至圣先师伟大、光荣、正确之类的牌坊。”则是完全混乱的表述。

上帝信仰对于人性的提升有效也有限，而且其功效和重要性随着科学的发展、文明的进步而渐趋渐弱，这个问题我在大量枭文中阐之已透，不赘。这里仅指出，对一个社会尤其是中国这样的社会说，儒家信仰与上帝信仰不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选择。而且与上帝信仰相比，以道德良知为本的儒家信仰在义理层面更高更圆，在历史文化方面根柢更深，社会作用也将更为深刻根本，因为“上帝”在天上，而道德植根于人性深处，良知就是人的本性。

“自由带来的不是恒定的幸福，而是飘泊的苦旅”，是因为“自由”的背后缺乏道德的支撑，良制的下面缺乏良知的基础。“理性主义的真理和科学技术的飞跃”也一样，如果不与道德伴随同行，理性主义的真理度数就很低，“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就会出现方向性错误，导致“人对人的征服空前惨烈”的结果。

四

综上所述，良知与良制即道德与制度，不论对个体还是对社会，都是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的。从社会的角度来说，缺乏良制的普遍性硬性防范，绝大多数“中性之民”的道德就会出问题，在一个野蛮伪丛林社会，能自觉主动接受良知约束的毕竟是少数。同时，缺乏良知的内在引导，良制的功效就会大打折扣。故道德建设与制度建设如车之双轮要齐头并进，而道德建设有赖于信仰支撑，上帝信仰不可废，良知信仰更不可废。

对个体尤其是对儒者来说，应通过致良知为致良制提供内在力量，通过致良制为致良知引进外部促进，以致良制作为良知的功夫践履，以致良知作为致良制的内力保证。一方面可以说，不致良知，何以致良制；一方面也可以说，不致良制，何以致良知？也就是说，没有一定的道德就缺乏追求民主的内在力量，而道德需要从生活、实践中去体现，追求民主是道德最好的表现形式。

我向儒家提出了一个口号：内致良知，外致良制，内外双修，儒者本事（本事:本谓文学作品主题所根据的故事情节，此处借指“分内之事、根本之事”的意思。）希望有朝一日，这相辅相成的内外两件事也能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的“本事”。

2007-12-6东海一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