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40～86节） 四十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的赫鲁晓夫报告，公开揭露、批判斯大林个人专制、独裁所犯的严重罪行，从而提出反对“个人崇拜”这一顺应历史潮流的倡议。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特别是在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掀起了一股反对“个人崇拜”的高潮。在中国却只能在高层内引起极其强烈的反应。绝大多数领导人也主张反对“个人崇拜”。而亿万草民则被“瞒”得一无所知 --------------------------------------------- “秘密报告”祭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20次党的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向大会作了总结报告。但是，在会议结束前夕的2月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赫鲁晓夫又作了长达4个半小时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1956年3月1日此秘密报告正式下发苏联共产党各级党组织。不久又决定传达到共青团组织积极分子和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30多年之后，即到1989年才向苏联全体国民公布。在中国被隐瞒了半个世纪。近年始在互联网上披露 二次大战大功臣 攻克柏林最牛人 共产世界一教皇 伟大领袖和父亲 从头到脚贴满金 念载冷战战旗擎 两个集团铁壁垒 剑拔弩张阴森森 半个世界被捆绑 共产战车够踉跄 为求生存作奴隶 自由民主尽獊徨 揭开画皮戳谎言 偶像倒塌一轰然 专制独裁法西斯 古拉格群尽沉冤 血腥屠夫罪昭彰 两个世界同惊惶 金包玉琢一圣像 戳破外壳尽糟糠 共产世界这尊神 维系铁桶之灵魂 灵魂破灭成虚幻 铁桶难维瓦土崩 个人崇拜敢推翻 如此胆识亦非凡 不见昏昏山这边 阿弥陀佛尚依然 --------------------------------------------- 一九五六年年四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关于经济发展方针的问题时，毛泽东的意见，遭到多数成员否决。毛泽东从1943年起，拥有了13年的“最后决定权”第一次被剥夺了，居然出现了毛泽东绝对不能容忍的事！他决心进行“反扑”，夺回这“最后决定权”。 一九五六年。中共中央认为全国性的社会运动，社会改革工作已经基本上结束了，再次提出应该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一九五二年早已提出过的“大规模经济建设”虽然被搁浅，推迟了几年，但现在再一次由中共中央重新提出来，大家依然是再一次的欢欣鼓舞，完全相信去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已经提到了日程上来了。 唉！殊不知毛泽东不能够容忍他的“最后决定权”的专制、独裁地位被剥夺，不容许被“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制度所取代。于是费尽心机精心策划一场更残酷的阶级斗争，再一次取代了“经济建设为中心”，把中华民族拖进了更大的苦难。 然而当时就已经严重感到知识分子短缺，后继无人，为此，一个建国以来从未曾有过的决定,中央特别在全国各级党报上公布：“中央号召全国的机关干部，都可以自愿的自由报考高等学校，任何单位任何领导均不得以任何理由加以阻止……” 中央的态度如此鲜明!这一消息的“自由度”既使得我非常震惊又使得我无比的兴奋。我耸恿陈宗游一起去报考高等学校，我和陈宗游立即把报纸给书记看了，同时交上了请求报考高等学校的申请书。由于书记看了报纸上中央那么坚决的规定，那么鲜明的态度.我和陈宗游的申请报告很快就被书记批准了。 于是我们火速行动，我们真是得利于这个火速行动，如果不是火速，什么都完了！我和陈宗游各预领了三个月工资，一齐火速赶到了成都。1956年时候四川省只有成都和重庆两地才设有高考考场。全省的考生都得“进京赶考”！ 殊不知我们到了成都后不几天，中共四川省省委、省政府却以自己的名义联合下发了一个文件：文件中特别规定四川省三个州〔甘孜州，阿坝州，凉山州〕的干部不在此列，一个也不准出去报考高等学校。 就只差这么几天的“机缘”！我们的申请是“生米己成熟饭”，书记既己批准，而且我们已经去了成都，也不再收回成命，于是我们得以逃脱了此一禁令的约束而得以去报考，迟则生变，迟几天，我们就完了！ 四十一 我当时之所以很坚决的要求离开机关去报考大学，从内心里已经深深的感到“此路不通”了。陈宗游当时在那里作党委秘书，我作党委政策研究员。陈是党员，我是团员，陈是从江南进军大西南来的。和他一同进军来西南而又入了党的，当时提拔作了县长，部长之类的已经不少了，而他依然还是个秘书。和我一同从西南团校分到乐山来的潘光杰，入党以后，已经作了马边县县长，〔鸣放时候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陈也因为家庭出身，恐怕再要继续“进步”，难度不小了。而我因为家庭出身，已经有了中共中央的明文规定“不得吸收入党”。不是党员，最多也就“原地踏步”，要想“进步”，几乎是可能性趋近于零。 起眼一看上下左右，自诩无论从工作能力、理论水平、道德理念，诸多方面相较，自己都堪称“略胜一筹”。许多平庸之辈，只因为有了一种本领。当时对这种本领，只能暗地的悄悄谈论，叫作犯点“自由主义”，不能公开的说，公开的说那可是犯下了有损“党的威望”的严厉律条。 解放初期，一切普通干部都懂得一个规矩：对于维护党的威望，维护领导威望被视为很严肃很认真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再小的领导，小到十七品芝麻官，只要是在“领导岗位”上，下面的干部就得维护他的威望。无论是好干部歪干部只要在那个领导岗位上，你就得无条件的去维护他的威望。因为他就是党。他自视为党也要求别人视他为党。反他就是反党。 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之际，“真心诚意”的请储安平出来“放”。储安平“放”了个“党天下”的“谬论”，被打成大右派，其缘于此。 当时，不入党就不能“进步”——当官，几乎所有的“领导岗位”都是党员，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吗。民主党派的，或者民主人士而能当官的，为数极少极少。人们都把它称之为“装点门面”的“配眼”。很难握有什么实际权力，有职无权，满天下如是。如此情况，人们都称之为“党天下”，亦即“共产党的天下”。这本来就是客观现实存在，为什么不能说呢？老百姓不敢说，而储安平竟“危言耸听”的说：“今天我来是要给“老和尚”提点意见！……”给“老和尚”竟提了个“党天下”！这还得了！所以在反击战中，储安平成了全国被围剿的众矢之的。天天报刊上面都有批判他的各式杰作…… 其实“老和尚”之说也是毛泽东自己说的。几天前，毛泽东说：“大家给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希望给老和尚也能提点意见。”毛泽东自己戏诩称自己为“老和尚”是大人物的风趣，你储安平也敢称“老和尚”，却是大不敬的该杀！该掌嘴！“党天下”是客观现实，但是，客观现实往往都是只能心知肚明，你戳破了毛泽东一党专制独裁的实质，敢于公开说了出来就犯禁啰！ 对于这种本领当时很形象的称为“吃烧红苕”。红苕因为是烧的，所以沾满了灰，吃的时候先得“吹”掉灰，吹不掉得“拍”，因为烫手，在“吹”和“拍”的同时双手还必须挪过来挪过去的“捧”着。“很会吃烧红苕”暗喻长于“吹、拍、捧”。当时“很会吃烧红苕”的，不乏其人，因为籍此“吹、拍、捧”本领而入党，而当官，而步步高升的亦不乏其人。象我这样的人，以人格尊严为重，自然绝对不会去向任何人“吹、拍、捧”的。对那些“很会吃烧红苕”的厌恶之极，不齿其为人，对于此种“仕途经济”当然不屑于为之 四十二 因了以上种种，便有了“此路不通”的意念，共产党的天下只有共产党人才能够去“坐天下”，我等便只有也必须去“另辟蹊径”了。 当时只有二十五岁，正是“狂妄之年”。从天而降这么一个“跳槽”的实在难得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当然得紧紧抓着不放了。如果不是中央那么坚决的决定，如果迟了几天，我们就只能和当时的“三州”干部一样，是只能就地“安心、生根、开花、结果”的了！ 如果不是“跳槽”成功，也就只有“流放宁古塔，永世不得入关！”的了。 到了成都以后，把那些丢了六年多的书本，熬更守夜的复习了一个月。我们都考上了大学……因为当时高考也已同样突出了“阶级路线”，绝对的工农优先，绝对的排除异己。陈宗游第一志愿填的四川大学，他的考分比我低，第一录就被四川大学录取了。而我呢，因为填写志愿的不当【全是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之类名牌大学】，第一录全都没门，但考的成绩还不错，而我因为过度熬夜劳累，临考前突发高烧，是在发着高烧的情况下进的考场，坚持考完了的。二录录到重庆师专中文科…… 到了学校，真正是大大的大失所望！“大学招牌、中学师资、小学校舍”。实在后悔！那时候的重庆师专，一九五四年办了个学习时间只有一年的速成班。抽调了一些重庆市的中学的“优秀教师”来任教。一年速成班的学员被“热炒热卖”，分到重庆市里去作急需的初中教师去了。 一九五五年才筹建命名为：“重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任命重庆市副市长邓垦〔邓小平的弟弟〕任校长，民盟中央委员李嘉仲〔早期参加过共产党〕任副校长。实际上只招收了几个班，规模很小。 一九五六年由于中央“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要求，才大兴土木，扩大招生。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学校依然还在初始阶段。只有一个食堂兼作开会、作报告之类用途[权当礼堂兼用]。只有一幢小小的楼房用作教室，还有一幢办公大楼和一幢教师宿舍，仅此而已。这样的规模，竟是一所高等学校？即使与我们美丽而广阔的建筑雄伟的蜀光中学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 当时在我心目中的高等学府，最起码也得象重庆大学、四川大学那样的规模才能算得上是个大学。所以在内心里完全是受骗上当的后悔。再一打听，没有一个教授，副教授也没有一个，讲师也没有，全是中学上来的“优秀教师”。真是心灰意冷，想不到“大学梦”竟来到了如此不伦不类的一个旮旯。 当然。退一步想，总之，有了一个读书的地方，可以“啃”书本的地方，那就拼命的去“啃”吧！ 那时候规矩很严，不准缺课。上课时候听不进去也不能离开课堂，便在座位上把“课外书”放在下面偷着看。中文科很多“调干学生”，很多人对讲课大为不满。 第二年来了一些“教授”。那是被“放”出来的“旧文人”。有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宣传部长周邦式，在清朝皇宫教过溥仪弟妹们的陈守原，四川省教院教务长杜维涛，中长铁路翻译官，冯玉祥的秘书，四川大学文字学教授……这些“夹灰锩口”的人们，说不上有什么罪恶，“解放”之后被集中在某一角落去“思想改造”——“洗脑”同时交代问题。给饭吃，每月也给点另花钱，亚“集中营”吧！ 经过这七年多的“洗心革面”之后，“放”了出来“作贡献”。这些人虽然尚心有余悸，然其中也不少饱学之士。与从中学上来的“优秀教师”亦大相径庭……然而明天于他们依然吉凶莫测。周邦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斗争时候，红卫兵一棒打来，鲜血直喷，脑浆遍地，当场丧命…… 人格档案： “跳槽”成功。调干上大学！其一是想摆脱“流放”的命运。能够从“宁古塔”入关。在那里我们自认为是“解放者”而实际上我们是“少数”——被认为是“入侵者”。土著民骂我们“滚回去”！我们时时感到“形单影孤”的可怜！其二是幻想大学是个自由世界！可以摆脱依附人格双重人格的苦闷，去追求独立人格。其三是认为此路不通，另辟蹊径。可以去寻找人性的回归，人格的重塑…… 其实都成了“想当然”，那样一种体制，强烈的意识形态灌输。全民“换脑筋”。没有“空白”点。人性已经全民异化、淡化、人间的温情脉脉不复存在。阶级斗争使得人与人之间、同学之间、朋友之间怀疑、冷漠、猜疑、敌视、格格不入！ 虽然“跳槽”成功，然而在那样一种体制里。任何人已经没有了居住自由，没有了迁徙自由，没有了选择工作选择生存方式自由的格局下。只不过是从一个“笼子”跳进了另一个“笼子”而已矣！
反右时的作者 四十三 1957年，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反右派运动”？ 近年来有多种解读。我发表的一篇文章《毛泽东的始皇梦》是如此解读的：“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的赫鲁晓夫报告，公开揭露、批判斯大林由于个人专制、独裁所犯的严重罪行并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倡议。立即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掀起了一股反对“个人崇拜”的高潮。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也产生了强烈反响。多数人主张在中国也应该反对“个人崇拜”。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最敏感，他深知这是冲着他来的。1956年９月召开的中共“八大”通过的《决议》中，为了彻底肃清个人崇拜在党内的流毒，在修改后的党章中，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一政治命题删除掉了。它表明中共党中央与“八大”全会跟“个人崇拜”彻底决裂的坚定信念和行动。更说明，中国共产党内大多数是厌恶“个人崇拜”，反对“个人崇拜”的。 从1943年5月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被授予“最后决定权”。到1945年召开的“七大”所通过的《党章》中塞进去“毛泽东思想”。使得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统治地位延续了13年！使得毛泽东向着“始皇梦”的步伐不断前进！ 中共八大决议反对“个人崇拜”冲击了毛泽东的“始皇梦”！有如当头棒喝！毛泽东的“始皇梦”面临灭顶之灾！他绝对不能够容忍！他必须反扑！毛泽东认为党内、外的知识分子崇尚自由民主，反对专制独裁，反对“个人崇拜”。是他实现“始皇梦”的的死敌！也是他实现“始皇梦”的最大障碍！他必须扫清障碍，消灭死敌！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脊梁，毛泽东要斩断这根脊梁1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毛泽东要剜掉这颗良心！毛泽东必须愚兵愚民才能够实现他的“始皇梦”。然而要想愚弄知识分子却是很艰难的。对于知识分子一是收买、豢养，使之成为愚兵愚民的帮凶和奴才。二是禁锢、屠杀、割掉舌头，使之禁声。 “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便是毛泽东扫清障碍，消灭死敌的最大“阳谋”！以之达到这样的两个目的。以愚兵愚民之路去达到实现他的“始皇梦”。 因之，我认为毛泽东发动“反右派运动”是对于‘中共八大决议反对“个人崇拜”’的反扑。是对于“党内、外的知识分子崇尚自由民主，反对专制独裁，反对“个人崇拜”。’的扼杀。 一九五七年那个“乍暖乍寒”的春天。毛泽东“请”“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然而这几年间，各种运动把他们吓怕了。个个胸怀城府。三缄其口。你请你的我沉默我的。毛泽东则信誓旦旦，一再表白“真心诚意”。大喊特喊“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全国各种报纸上，天天都是大字通栏标题写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每天如此，不厌其烦,煞有介事，要“谎言重复三遍，变成为真理”…… 一请二请三请，请大家“大鸣大放大字报”，放的方式也从未有过的自由，什么“神仙会”、座谈会……总而言之，不管用什么方式，什么形式，要的是只要你开口讲话。之类会上，其开场白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如此信誓旦旦的先给你吃定心丸。 然而这么些年都是“舆论一致”，若有不一致者，定立即遭到群起而攻之。“歌德派”统辖天下，若有不歌德者，定立即遭到群起而攻之。这些年嘴里标榜的“和平、民主、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这几年来却是民主太稀薄了，自由太束缚了，幸福太遥远了。 “民主党派”里不乏爱国之士。在煞有介事的多番“真心诚意”、“三顾茅庐”之下。开始有人勇敢的献计献策，一进忠言。连费孝通都有感于春意之来，已不是“乍暖还寒”而是“乍暖乍寒”，偶尔还“寒”意有点袭人而已，所以也踏进了“大鸣大放”的行列…… 而当此时也章伯钧却告诫说；这是在“引蛇出洞”，切勿上当！ 禁不住一放再放的诱惑之下，“牛、鬼、蛇、神”们纷纷出笼。而当毛泽东下令“收网”，对于“右派分子”进行反击的时候，章伯钧则呐喊这是在“搞阴谋”。 章伯钧早期曾经是共产主义者，也加入过共产党。所以对于许多事情知之甚深。毛泽东厚着脸皮强词夺理的说：“这是阳谋，不是阴谋！”。 其实赋予“阴谋”以亮色的，是早在二十世纪之初法国的巴拿波.拿破仑。拿破仑就理直气壮的说过；“政治家、军事家有搞阴谋的权力！”当然这话说得直率得太“赤裸裸”了。直率得不无几分可爱。不是说“真理是赤裸裸的”吗！ 其实中国的老祖宗孙武等等人早在两千多年前所说的“兵不厌诈”，“诱敌深入”，其“诈”其“诱”难道和“阴谋”不是同一系列吗？那有名的《三十六计》之中无一不充满了“诈”、“诱”、阴谋。都是“赤裸裸”的！所以拿破仑只不过是对于古今中外的历史现实的高度概括和充分肯定。阐述他所认定的真理而已,为“阴谋”披上了一件“光彩”的外衣而已已。古今中外的政治家、军事家如果真的缺乏点“诱”、“诈”、阴谋……等等手段,一定是无法去克敌制胜的.可是毛泽东硬要生造一个“阳谋”出来为自己增添点“亮色”。曾几何时，现在还有人能去为“阳谋”叫好吗？只能与“指鹿为马”一样成为“传世”之笑谈！ 当时对于“言者无罪”也有一位大名鼎鼎的辩护士——被国外称为“第一御用文人”的，发表过如此这般的高论，辩护士咱们四川才子郭沫若说：“无罪的言者是无罪的，有罪的言者还是有罪的”。这使人想起我小时候听到过的另一高论：我六舅公“唱隔壁戏”对我说的：“对于听话的娃儿可以废除体罚，对于不听话的娃儿是不可以废除体罚的。”真乃异曲同工之妙。拙劣的使用了战国时候“诸子百家”之一家——名家代表人物公孙龙“白马非马”的诡辩术，此等绝对偷换概念的诡辩亦只不过留为笑谈而已已。 而据目前查出来的有关资料,打出来的右派分子不是官方瞒了几十年的五十五万,而是三百一十七万以上！就如此被“坑”了二十年！二十年最可珍视的宝贵年华被无情的埋葬了！！老百姓们视之为地地道道的“坑儒”！胡耀邦把这“铁案”翻了。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都是“错划右派”。似乎还真有那么几个“真”“右派”。中央留了五个，章伯钧自然是一个。全国最后留下了九十六个“不于改正”的“真”右派分子。占十万分之三。所谓的“扩大化”竟扩大了数万倍！！无耻的鬼话！！ 历史太无情了，三百一十七万忠贞之士，有用之材，民族精英遭此莫大的灾难，葬送了最可宝贵的“寸金难买寸光阴”的二十年！这真是中华民族旷古未有的奇冤！旷世的灾难？ 反右派运动使得“人民民主专政”在政治上上升到了另一个层面——意识形态领域。所“整”出来的这些人只是在“诱”和“诈”的“引蛇出洞”的“阳谋”之中。在信誓旦旦的“言者无罪”的许诺之下。被“请”出来“言”。而被“以言定罪”的。 秦始皇的“颂古非今”者斩。“焚书坑儒”的手段得到了认可和赞扬。毛泽东的诗句：“劝君莫笑秦始皇，焚书之事待商量。”“商量”的结果是开以言定罪之先河！打出了三百一十七万古今中外都无有先列的“思想犯”。“反右派运动”使得专政进入到了思想领域。枪杆子的威力震慑力量渗入到了千家万户。“三反之后不管钱，反右之后不发言。”舆论一直。万马齐喑。奢谈民主。斯大林的暴力社会主义政治衍化为毛泽东“斯大林加秦始皇”的极左路线肆无忌惮越益猖獗。使得中华民族一步一步的陷入文化大革命的黑暗深渊！ 最为惨重的是从兹起始，中华民族开始了全民族的“禁声”，较之秦始皇的“偶语弃市”【说二话杀头】的震慑力过之无不及。法西斯统治手段日益发展，人与人间互相监督，相互告密，人人自危！全民族生存在恐惧的沉默的无声状态之中。这种恐惧的心态便像瘟疫一样的在全民族间蔓延……年复一年。几十年蔓延至今，全民族生存在恐惧的瘟疫蔓延状态之中…… 免于恐惧的自由！依然是当今追求的理想！ “反右派斗争”的残酷性还在于；“右派份子”成为了“割了舌头的被告”！毛泽东和他的打手们既是原告又是法官！疯狂的斗争当中。“右派份子”们不能够陈述，不能够申诉，更不能够抗诉、抗辩！“右派份子”不“低头认罪”的一切解说都被作为“对抗运动”而遭到更残酷的斗争！没有是非，一切诬陷捏造胡说八道，“右派份子”都必须无条件接受。古往今来从未有过如此的“全民族”蛮横无理！！当然这个“全民族”仅就指毛泽东威权所及的“党天下”！“党天下”挟持了“全民族”！！ 这种状况维持了四、五十年……右派份子依然没有发言权！在一切官方领域被剥夺了“言论自由”！右派份子在四、五十年间依然被迫“沉默”：没有陈述、没有申诉、没有抗诉、没有抗辩！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似乎一切依然“维持原判”！ 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历史的耻辱！人类的耻辱！毛泽东的这一大罪过。迄今并没有向中华民族认罪、认错。向全国的民众认罪、认错。这是“维持原判”的最根本之处！ 要洗雪这种耻辱，最根本之处是必须判定毛泽东的这一大罪过！判定毛泽东的这一大罪过，是判定毛泽东的所有罪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历史是无情的1因为许许多多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了这一重要的课题。并开始勇敢的投入了这一课题！ 四十四 新世纪来临。有一些壮士挺身而出！义不容辞的，勇敢的开始发难！开始向历史法庭提出了抗辩！开始了公正的实事求是的评述历史。 在纪念“右派诞辰”五十周年之际。鲍彤老人写了三首诗： 鲍彤《右军便是自由神》三章 其一，共和国里人权死 六亿神州尽舜尧，舜尧失语独夫嚣。共和国里人权死，不哭前朝哭本朝！ 其二，右军就是国之魂 国有义师起右军，右军就是国之魂。分明五十年前事，五十万魂叩国门 其三，不破焚坑总不还 胆碧汗青照国难，头颅同掷血斑斑。冲冠易水今犹昔，不破焚坑总不还 右军就是自由神”，“右军就是国之魂” 这是对于右派份子最准确的评价，也是最高的礼赞！ 二〇〇九年我在美国发表了一篇文章：《也谈为右派份子正名》。对于迄今依然被定为“不予改正”的“国家级”右派份子。我在文章中为之提出了历史的抗辩。 文章中写道：“毛泽东给右派份子钦定的罪名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 “反党”的著名“代表作”之一——储安平的“党天下！”是也。 储安平先生对于民主和独裁可谓“知之甚深！”的了。蒋介石曾经对着储安平先生说过：“我给你们的民主是多与少的问题！毛泽东的民主却是有与无的问题了！”储安平先生深知这“有与无的问题”却依然勇敢地、巧妙地、策略地给“老和尚”提出了“党天下”的“谬论”！ “党天下”铿铿锵锵！掷地有声！凝练的准确的一针见血的揭露了专制独裁的实质！剥开了全部虚伪的乔装打扮！当然也断然的撕裂了毛泽东“斯大林加秦始皇”的真独裁假民主的全部伪装！ 毛泽东苦心经营的“党天下”最终目的是“家天下”，为自己充当“始皇帝”构建营垒。多年的清除“异己”，树立个人绝对权威，直至在毛泽东临死之前所构建的“未来皇朝”的“遗嘱”中，依然“心尤未死”，此乃其“家天下”“始皇梦”的绝对、充分、完全的罪证！ 储安平先生作为右派份子族中的中坚份子。为了自由、民主率先向毛泽东的专制独裁发起了挑战！虽然这种挑战被毛泽东残酷的镇压下去了！然而“党天下”、“家天下”的“标签”却牢牢的永远的贴在了毛泽东的“额头”。把毛泽东永远的钉在了“独夫民贼”的历史耻辱柱上！ 章伯钧对于“党天下”说：“储安平成为历史人物了！”我说：“储安平当之无愧的被命名为自由神！国之魂！”虽然储安平先生“失踪了”！“消失了”！但储安平——自由神——国之魂！将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永恒！ “反人民”的著名“代表作”之一——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是也。 “政治设计院”者也，只不过要求“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实际上，当年一切“政治设计”都是毛泽东“包办”了的。政协、人大只不过是“橡皮图章”，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更是“配眼”。 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实乃假人民之名行独裁专政之实。既无人民更无民主只剩下专政。各级人民代表大多数是官员，大多数是党员。人民代表都是由共产党“圈定”的。这样的人能够代表人民吗？没有“选举”，中共的选举也叫做选举的话，这世界上就没有专制独裁了！人民既非人也非民。人民这个词词义已经完全“蜕变”。在实质上只囊括从属于毛泽东专制独裁体制下的，维护其机制运转的官员、属员、帮凶、帮闲、帮忙……者流。绝大多数的人、绝大多数的民都被排斥于人民这个特定范畴之外。 因之毛泽东提出的“反人民”这一罪名，亦即“反专制、反独裁”的同义语！章伯钧先生的“政治设计院”只不过是想争取一点点民主。从“有与无”中争得“多与少”的一点点民主而已已！ 即使如此，也为毛泽东所不容！章伯钧先生和储安平先生一样率先为民主发难！也是右派份子族中的中坚份子！自由神！国之魂！ “反社会主义”的著名“代表作”之一——罗隆基先生的“平反委员会”。邓小平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我都说不清楚！”毛泽东肯定也说不清楚 但我可以帮他“说说清楚”：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可以用他的“马上夺天下，马上治天下！”来予以阐述。武装夺取政权！枪杆子是其精髓！“不是被老虎吃掉，就是把老虎打死！”是毛泽东“马上治天下”的主题！枪杆子依然是其精髓！因之镇反、土改、三反、五反、肃反中大肆杀、关、管。杀死人以千万计。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内涵的最重要部分。 谢韬老先生为之总结出“暴力社会主义”的权威论定。迄今为止，是无人能够予以推翻的了。 胡绩伟老先生为之总结的另一最重要内涵是“共你的产”。除了大开杀戒之外。疯狂的“共你的产！”把中国人的一切资产疯狂的“共”了！“共”的结果，时至今日是0.4%的权势黑恶集团占有了70%以上的全国财富。致使绝大多数草民沦落于贫困线！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除了疯狂杀戮，疯狂“共你的产”这样两个“基本点”之外还有什么呢？？ 除了“三面黑旗”，饿死四千二百万人，文化大革命全国一片混乱，天怨人怒，国民经济崩溃等等而外，还有什么呢？？ 罗隆基先生的“平反委员会”只不过提出“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工作中的偏差，并鼓励受委屈的人士向这个委员会申诉。”当然就被毛泽东认为是直接指向他的社会主义的“疯狂杀戮、疯狂共你的产”的两大内涵、两个“基本点”而必须予以疯狂镇压的打击对象了。 罗隆基先生同样是反对专制独裁，争取自由民主的发难者。右派份子族中的中坚份子、自由神、国之魂！ 三百一十七万右派份子中。除了少数如领取津贴充当线人者流之外。都应该列于“自由神！国之魂！”的范畴。不仅止是章、罗、储……等等“国家级”右派份子是争取自由、民主、人权的发难者！右派份子族都曾经为争取自由、民主、人权而发难！为反对专制独裁而抗争！从现存于世的这些耄耋之年的“幸存者”的回顾、追思的可贵记实文章之中。从这些血写的历史之中可以充分认定他们是自由神！国之魂！ 右派份子族的抗争不仅止于发难的“鸣放”阶段。一直延续了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以迄于今日！ “冲冠易水今犹昔，不破焚坑总不还！” 四十五 我在这场灾难之中，“在劫者难逃！”。在毛泽东发表他的：《这是为什么？》——《人民日报》社论的前三天，亦即下令“收网”的前夕。我被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梦玎“引出洞来”。被打成了“反党集团头子”、“极右份子”。由此而踏入了这社会主义社会的最最社会底层。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两次入狱，九死一生，尝尽了这人间苦难。 二十年啊二十年！！最最美好灿烂的人生二十年啊！血汗淋漓的艰难挣扎在这人间底层！！ 胡耀邦把我们“挖”出“坑”来，“坑了二十年”才得以“重见光明”，哥儿几个才“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 一九五七年春天，那“乍暖乍寒”的东西南北风丝毫无能吹拂入我的书房，我两耳不闻窗外事。无日无夜的埋头书堆，如饥似渴真想狠狠的“啃”尽古今中外圣贤之书。在机关里面有每天读报纸读档的必不可少的习惯。现在报纸也少看了，对于报纸上每天都大肆鼓吹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实在是十分的冷漠，从建国以前到建国以后的这十年间，一致关心政治的我，已经对于政治很冷漠了，一心一意只想多多的去读竟天下圣贤之书走“白专之路”. 1957年6月5日下午，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委派驻沙坪坝工作组组长陈梦玎，到学校来作报告。命令所有的人都必须去听报告。我当时对于这些事只想逃脱，然而任何人不能缺席。班长周鸣旦把宿舍里的每个人都赶了去。我没法逃脱，去了那当时权作“礼堂”的大食堂，八个人围坐一桌，去享受台上陈部长的侃侃而谈。 陈部长那三寸不烂之舌，真会“煽风点火”。他一再号召党团员带头“帮助党整风”，“北京人民大学一个女同学【指林希翎】，真是一代新人！”我已经麻木了的心灵被他点燃得有点蠢蠢欲动.陈梦玎以后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是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文澄反党集团的“骨干份子”. 听过报告之后。为了响应党、团员带头“帮助党整风”的号召，心情不能平静。这时候数学科正准备全体集会联合签名请愿，请求延长学制。我认为这不仅仅是数学科学生的心愿，也是全校学生的心愿。我一时心血来潮，写了一篇“大字报”。 “大字报”只有二十个字：“要求学生会领导全校同学请求进行学制改革”。 “大字报”于当天晚饭前贴在大食堂外边。谁知竟“一石激起千层浪！”，紧接着半小时里，晚饭后一眨眼之间，百十章响应，支持的“大字报”雪片般的贴满在大食堂外边。以后被陈梦玎称我这篇“大字报”掀起了全校的“大鸣大放高潮”。 为什么能“一石激起千层浪”呢？当时调干学生很多，大多对现行教学制度、教学方法不满，不能容忍。渴望改变现状。而这种不满的郁闷心情久已经闷积于心无处发泄，这么一篇“大字报”道出了心声，激起了同感，有如导火线一点就着！故而能“振臂一呼，应者云集”。 在此意想不到的快速剧烈反应之中，“刺激”我立即写了一篇：《矛头指向哪里？》的文章： 文章里认为在中国的大学里面从苏联去“先搬后化，全盘苏化”是教条主义；全校广大学生对现行教学制度、教学方法。不满，当局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是官僚主义；只是纸上谈兵，毫无改正的具体行动是形式主义。“矛头”应该指向教条主义、指向官僚主义、指向形式主义。当时毛泽东号召“帮助共产党整风”，整风的内容是“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形式主义”。而我这篇文章正是针对毛泽东提出来的这样个三方面的内容去“帮助共产党整风”，而且有理论有事实有煽动性。当天晚上我这篇文章在校广播站连续广播，引起了陈孟玎的注意。此文以后被称为是“反党集团的纲领”。 当时钱伟长也因为“反对硬搬苏联那些不值得学的东西”而被打成了极右分子。因为当时宣扬的是：苏联一切都好，一切都要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谁敢说不的,就是反苏,反苏等同予反党,反党就是反革命。罪过就大了。许多人对于这种“奴气”，敢怒而不敢言，因为许多人在和这些苏联专家打过几次交道之后，大多大不以为然，什么样的苏联大鼻子一来到中国就妄称专家。一个技术工人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甚至中等专科学校毕业生都敢于妄称专家！有如“天朝”降临臣属小国的钦差大臣！真是戏弄中国人，蔑视中国人！侮辱中国人！ 我在乐山当干部也和之类的所谓苏联专家打过交道。真觉得颇为廉价。钱伟长敢于“顶撞”，敢于抗拒这种奴气。与毛泽东“一边倒”的要求背道而驰，当然罪不容诛。 第二天，在我们的“督促之下”，学生会主席王文哲〔以后担任过重庆师范学院副院长〕召集了一个“兴趣者座谈会”。会上成立了“学生会学制改革领导小组”。与会者四、五十人都要求王文哲兼任组长，王文哲不干，指定学生会文娱部长钟文江为组长，我被大家推举为副组长。 干这么一桩事情不干则已，干起来当然多有运筹帷幄之处，而我成为了运筹帷幄之人。 “学生会学制改革领导小组”声势浩大。下设秘书组、宣传联络组、后勤组……每个小班都有联络员。网络遍及校内外。参加各个小组工作的大多是久经操练的调干学生。有的也担任过一定的领导职务,〔钟文江任过泸州市的区长，邓镇河任过中共县委秘书……〕而且在过去机关工作中训练有素，不仅工作能力强，而且对“学制改革”满怀热情、忠心耿耿、一个个废寝忘食，能量极大。把校广播室作为了“学制改革”的宣传鼓动阵地，许多写手，白天、夜晚大广播里都是鼓吹“学制改革”的文章，“学制改革”立即成为全校关注的中心。全校师、生、员、工几乎人人都在讨论这件事，关注这件事。一时成为了全校的热点，人心所向，热情高涨。 领导小组开会决定：以领导小组名义召开大会。大家推举我在大礼堂主持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大会。许多教师围绕“学制改革”发表演讲、献计献策、情绪高昂,非常非常的热烈。 会上通过成立“请愿团”到北京请愿。大会快要结束时候，受学校党组织指使的几个学生跳上台来呼喊斥责我们“反党”…… 在全校大多数都热烈的去闹“学制改革”之际,竟敢予如此“明目张胆”的唱对台戏斥责我们反党!!当然使得我敏感到情势不妙。我估计一定背后有硬的后台有所指使。 当天午饭之后我紧急召集“学生会学制改革领导小组”主要成员十多人〔大多是“调干学生”〕开会。我提出味道不对，必须立即停止“小组”的一切活动，退出“小组”，并草拟了一份“公开声明”，声明退出“小组”，并提出从此以后“小组”的一切活动都与我们无关……十多个人都签名，然后在校广播站广播了几次。 从贴出那张二十个字的“大字报”到发表“公开声明”“放下屠刀，洗手不干”，一共也只有两天多的时间。但是我们的“公开声明”，弄出去之后，陈梦玎部长却一再要连夜“招见”我，我避而不见，钟文江也躲了。 第二天，陈部长又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大会上陈部长说：‘“学生会学制改革领导小组”是有成绩的，因为掀起了全校的“鸣放”高潮。打破了自“鸣放”以来的沉默局面。看来小组还是“有水平”的。只是有些提法上还可以商磋。比如说“我们的行为是正义的，有正义就有非正义的，所以是不是可以说成是正当的。当然，这是缺点而已，无伤大雅……希望“小组”继续工作，再一次掀起新的“鸣放”高潮！”’这位陈部长依然很有煽动性，但我已经敏感到了“风向”在转，觉得自己已经上当，赶快缩脚，决心立即坚决“洗手不干”了。这一回，丝毫没有被陈梦玎煽动起来。坚决不再继续上当了。却偏偏还有一伙“不醒事”者，李万元、钟家原……等人又去掀起所谓的“第二次鸣放高潮”，当然只不过是再次被引出洞来的“牛鬼蛇神”而已。 我既已“出洞”，便再无有退路了！我采取的“紧急退却”的果断措施。完全无济于事。已经被当局紧紧的揪着不放，脚已经无法缩回来了……下一步便进而成为了重庆师专反右斗争运动中的重点。“出洞”两天多竟换来了灾难二十年！
右派分子时的作者 四十六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我们“出洞”的第三天，我的那张20个字的大字报是6月5日贴出去的。毛泽东的“这是为什么？”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公开发表。“反右斗争”便随之展开。 然而此时对于是否在大学生中进行反“右派”斗争。上头还没有发话，下面也不得擅自行动。因为在“鸣，放”初期，中共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曾召集重庆市各个大学的学生会干部，在中共重庆市委小礼堂开会交底说：“这一回主要是想看看民主党派人士对党有些什么不满的，你们这些年轻娃娃对党有什么不满的？所以没你们什么事〔有叫大家“知趣”、“识相”的“先打招呼”的意思〕……” 其实毛泽东的“阳谋”早在1957年5月15日写了一篇《事情正在发生变化》的文章发给高层，已经向党内的高层领导交过底的。任白戈应该是知道了底细的人。而重庆市市委宣传部长张文澄以下可能看不到那份文件，成了不知道底细的人，所以在1957年6月份还在积极的去发动去鼓吹“大鸣大放”，这种鼓动以后被视为反党活动于是打出了重庆市党内最大的“张文澄反党集团”。 殊不知全国不听招呼的大学生竟也要凑热闹，也要关心政治，而且不醒事的闹得不亦乐乎。因为大学生们也相信“民主”似乎真的要来了！这还了得！大学生也敢妄想什么民主！！……于是毛泽东说了一句：“大学生中也有右派分子。”学校得此“尚方宝剑”，立即忙不迭的行动起来。 重庆师专当局立即组织了几十个人，收集整理了二十多页一份材料：名之曰：“关于学制改革小组的活动情况”，并发给全校师、生、员、工讨论。讨论中许多人反对；斥问当局，这些人的所作所为“那一点反党？”，就这些材料“凭什么说反党？”。我自己当然更不认为干了什么反党的事情。此份材料尽管观点不同然而事实俱在。材料把我们的所作、所为、所行、所说都记录在案。有感于此，既是“官方”的“证据”且尚有某种“客观性”存在，我便把这份材料“偷”了两份起来，保存了二十多年，一直到胡耀邦来“挖”我们出“坑”的时候，这份“证据”都还在我手中…… 以后学校当局下令全部收回去，把它全部烧掉了。因此我“偷”起来的那两份便成为这世界上仅存的“历史文件”了！ 不久，反右派斗争很快在各地展开，学校当局立即重新另搞了一份关于我的个人材料，发放给全校讨论。这份材料当然上纲上线，因为不无限上纲不夸大其词是无法把这个“学制改革领导小组”打成反党集团的。当然也就打不出我这个“反党集团头子”来了。 这份材料发给全校反复讨论，而且同时首先向我集中“开炮”。大会、小会向我斗争。我当然据理反驳，岿然不动。 第一次全校斗争我的大会竟邀请了重庆市各个大学派代表前来参加。因为那时候一般的大学生放出去的内容也都是些点点滴滴的东另西碎的。象我这样被认为是“有理论，有纲领，有组织”而且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家里有那么多的杀，关，管的对象，就凭“出身”这一点，在此以后相继在全国就被打出了不少的“哑巴右派分子”。于是学校当局便把我内定为反党集团头子，作为重庆市的大学生中的重点斗争对象。 对于我的那斗争会真是声势浩大。口号声震天，于我而言，只不过司空见惯而已，在这些年斗过来斗过去的洪流当中，我早已经是随意指挥任凭摆弄那些沉浮的“游泳健将”的练达行家了。尔等小小场合，何惧之有？我都是干这行的行家，我主持过的斗争会，大至万人，我站在那台上，谈笑风生，视若无物，绝对的和当局对着干！！实实在在的冥顽不灵，我怕谁呀？ “学制改革领导小组”的其它成员一个个相继被斗争，以后凡参与了的，以及支持、同情过这一活动的，都跑不脱。无论教师、学生，都以此“划线”，一时成了重庆师专的“反右派标准”。 但是什么是右派？于全国而言，根本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各行其是。右派分子的标准，是在全国已经把几十万右派分子打出来之后，中央才“马后炮”的制订出来，反右派运动已到尾声才下发给全国的。可见其滑稽程度了。 没有标准打出了五十五万右派分子〔现有资料认定是三百一十七万〕，毛泽东规定打右派分子要完成百分之一、二、三的任务。之类任务当然都得超额完成，至少要打出个百分之三以上。而许多地方打出了近百分之十！！所以，毛泽东最先说，全国大概有四百名右派分子，很快变成了两、三千名右派分子，以后飞涨成几万，一直膨胀到五十万，三百多万。因为不下达硬性指针，许多单位打不出右派份子来。下达指标之后，不打也得打。必须凑够数目。这是毛泽东的狠毒之处！ 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重庆日报》以很大版面刊登了“曾、钟反党小集团”的材料，不久《四川日报》、《中国青年报》也有报导。于是“反党集团”之说似乎成了“铁案”。 当此时也，民盟中央的虽然被打成了“反党集团”，但对于那些全国“第一流”的以后被封为“国家级”的大右派分子都还在全国围剿之中。象对于章伯均，储安平……在1958年春季夏季都还在大事围剿。而这时候的我早已经“稳坐钓鱼台”了。我已经被“闲置”了半年多。等待着处理。 我知道绝对不会斗一斗就了事的，其实那时候对于右派分子到底如何“打整”，上头没有发话，全国自然也就不知所云。1957年8月我“抓紧时间”从重庆回自贡市去住了一个月，因为那时候娘已经提前三年从监狱里放出来了。我自感对于未来的岁月难以预料，赶快去看看老娘，此次“自由行动”之后，一切的行动自由便完全的被剥夺了很多年。 我们被打出来之后，还在学校里面继续上课。怎么处理要等待上面发话。早在1957年8月3日中央就专门为右派分子之类“思想犯”制订了一个“劳动教养条例”。因为既然已经说了“敌我矛盾不按照敌我矛盾处理”。而对于右派分子中的“罪大恶极”者。不关进监狱实难解心头之恨。有了如此一个“劳动教养条例”，弄进监狱似乎“名正言顺”了。而实质上也就按“敌我矛盾”处理掉了。 最后钟文江被处以“开除学籍，劳动教养”的一类处分，受到此一类处分的还有马列主义课的教师任达远，因为他也是“反党集团”的支持者。我则因“在机关一直表现较好”等理由给以从轻处理，受到“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的二类处分。 但是还有另一个说法：说是上头的决定，在每个高等学校里，都要留下一、二个右派分子作为“样板”，去当“反面教员”，在后来者中去起“警示作用”。颇有点象动物园把猛兽关在笼子里面去供人参观同时吓唬胆小鬼一个样。说毛泽东发话：把林希翎给北京人民大学留下来作反面教员的。又据说，重庆师专当局认为我也还可以当个“反面教员”，因而把我留下来的。后来，又据说，这种做法被认为似乎残酷了点，也可能吓唬不了谁，说不定这些“反面教员”又臭又硬蜕变成了“正面教员”，适得其反，弄巧反拙。因而不予付诸实施 ---------------------------------------------- 《反右运动》54周年祭 1957年7月，26岁。因言“学制改革”“帮助”共产党“整风”。在重庆师专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极右份子”。首次全校斗争我的大会，重庆各个大学都奉命派代表前来“参战” 独立台中亦轩昂 轻摇蒲扇眼含光 口号震天何所惧 老子惯练这一行 从兹明白鹿为马 自此懂得阴即阳 翻手为云覆手雨 威权远比真理强 昨日尊为座上宾 今朝顿成阶下囚 言者无罪逗你玩 帮助整风钓鱼钩 割去舌头封了嘴 自由民主众口韪 偶语弃市敢二话 腹诽斩首冤成鬼 充军劳教集中营 残酷劳动人性泯 多抓少杀长监狱 身心折磨化瘟氤 多少仁人成饿殍 多少志士变冤魂 死无葬身扔沟壑 生不如死难为挣 三百多万士被坑 千万株连成贱民 代代无端遭凌辱 苟延苟活已非人 千古奇冤无过之 万端凌辱无胜此 沉冤未雪人先逝 百万冤魂声恻恻 是非迄今被蒙混 必要难圆徒狺狺 改正滑稽太荒谬 欠债不还代代嗔 人格档案： “反右派运动”是在知识分子群体中，空前的最残酷的最全面的践踏人格的过程。也是展现依附人格、双重人格、独立人格的过程；依附人格、双重人格、独立人格之间相互较量、冲突、消长的过程。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都登台表演自己充当的角色！毛泽东经意制造的政治迫害的残酷性，真有如“泰山压顶”般的，对于知识分子人格的脆弱性，人格的软弱性，以及种种先天不足的人格缺失。给以了空前的突如其来的毁灭性的震荡！刹那间，知识分子群体的人格阵线立即溃不成军！被动的主动的自我扭曲、互噬、自咬、自噬……为求得免灾,纷纷耻辱的犬儒化，依附人格、双重人格便泛滥成灾。独立人格不得不退避三舍，有的人把它隐藏起来，有的人把它埋葬，不复再生。我是属于暂时把它隐藏起来的人。隐藏的不深，以至于经常的要冒出“角”来……正因为如此，只能够更遭到更为惨痛的迫害了 四十七 一九五八年春，二类处理的十多个右派被遣送到重庆九龙坡区茄子溪农村去“劳动察看”，说这是为了加速改造。实际乃“清洗”、“净化”的手段之一种。 我们一、二十个人去到了一个生产队。被安排住在两间粮食保管室里，墙上还吊满了收获的胡豆，下面一间阴暗潮湿，我们住在上面的一间阁楼上，较为有点光亮，阁楼有三米多长、两米多宽、一米多高、伸手可触及屋顶，十来个人挤在一起，睡下去便紧紧的一个挨着一个，因此一个人的“领地”大概一米左右宽，“待遇”不如监狱！ 到了夏天这以“三大火炉”著称的重庆，这小阁楼真乃火炉中的“八卦炉”，墙面、地板热得滚烫滚烫。“八卦炉”正当西晒。一扇小小的门一扇小小的窗，又不通风，散不了热，夜间也难以退凉。沉重劳动之后，疲惫不堪的我们走进“八卦炉”来，往那水泥地板上倒头便睡。不多一会，沉睡中的一个个大汗淋漓，汗水湿了地面。无可奈何、忍无可忍、又没有孙猴子的诸般能耐，只得逃离那“八卦炉”，到露天坝去睡大石板，宁肯去“喂蚊子”也无奈那“八卦炉”的熬煎。 生产队为了充分利用这二十多个强壮劳动力。特别成立了几个“村办工厂”：肥料厂、咸菜厂、砖厂。这些所谓的“工厂”，全是些又脏、又臭、又苦、又累的苦力的干活。农民二哥〔以“工、农、兵”排行，工人称大哥。〕是不屑于也绝对不会干的。 那所谓的肥料厂，是把重庆城里的各种垃圾，从长江里用“粪船”运到茄子溪来。我们在茄子溪长江岸边从“粪船”上去把垃圾刨起来，用箩筐装满，一挑一挑的挑回生产队的那些“工厂”里去。那些垃圾实乃奇臭无比，能臭倒人臭死人，堪称天下第一臭！集重庆城污秽恶臭垃圾之大成：臭骨头、死猫死耗子死婴、臭袜臭菜邦子臭月经纸……迄今还有恶心之感。我们把这些臭东西从臭不可档的“粪船”上，一铣一铣的去刨出来装筐挑回去。再堆积成一座小山，让这些臭物继续“沤”烂。“沤”的过程中，更为恶臭之气不停的四外散发。农民过路都只得躲着绕道走。右派份子无法躲，不仅不能躲，还必须如蝇之逐臭“奋勇向前”，和嗡嗡鸣叫的千百头绿头苍蝇为伍，去摆弄那些臭物。把下面“沤”烂了的用铁铲翻到上面来，把上面没有“沤”着的翻到下面去，还得从中挑选出无法“沤”烂的东西，把它扔掉……待到基本上“沤”好了，再拌上又黑又臭的污泥，还必须搅拌均匀，最后再弄成指头大小一颗一颗的，当时被称为“颗粒肥”的东西，给农民用来施肥。 整天与恶臭为伍，一天劳累下来，浑身上下从头到脚心肝五脏都奇臭难挡！自己也变成了”颗粒肥“了！农民二哥自然是绝对不会干的！右派，你敢说个不字？你敢不服从改造？ 咸菜厂其臭次之，也依然臭不可挡，依然一天到晚都与成千上万支绿头苍蝇为伍。 如此繁重劳动之后，一天三顿都只能吃稀饭。二十多个右派从中选了一个煮饭的。稀饭装在一个很大的缸里。用一只很大的木勺去捞。一大木勺可以装一大大的搪瓷钵钵。因为一天三顿都吃稀饭，小碗根本不管用，所以市面上很大的搪瓷钵钵很大的搪瓷盅盅一上市就被枪购一空。第一个捞的沉在底下的“干”的稀饭，在那木勺上可以堆成很高的尖尖。捞第二个逊之，依次递减，因此第一个捞的比末一个捞的，捞取的“内容”要“丰富”二至三倍。于是便立了个规矩：每天轮流捞第一勺。而且那捞的顺序也依次排列下来，“轮流执政”，谁也不能违反。轮着捞第一勺那天，可以把你胀得来鼓着肚皮，不过得一二十天才能去“享受”一次那种胀得来苦乐相兼的滋味..... 其实这“轮流坐庄”也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记得第一次那一大缸稀饭抬出来的时候，热气腾腾，许多人一涌而上，对于吃的，在那时候我还保持着文质彬彬的“温良恭检让”的高雅风度。〔由于那时候还没有真正饿过饭〕。等所有的一二十个人都捞走了，我才慢吞吞的上去捞了一小碗，此时，钟家原已经狼吞虎咽的吞完了第一大碗来捞第二大碗了。稀饭很烫。我慢条斯理的边吹边喝，钟家原已经去捞第三大碗了，我发现那钟家原抢稀饭抢得满头大汗，衣服也被大汗湿透了。等我喝完那一小碗准备去捞第二小碗的时候，才发现那一缸热气腾腾的稀饭早已见底。当然日久天长，不能够炖炖如此的抢稀饭。于是渐渐的，不断完善的形成了而今如此一个轮流坐庄的捞稀饭规矩。菜则是水煮盐镶的老菜邦子。残酷的劳动加上营养不良。一个个很快面黄肌瘦起来. ---------------------------------------------- 轮流当庄 几十个右派份子被解到重庆茄子溪农村生产队，监督劳动改造。一日三粥，装于一缸，上稀下稠，轮流当头 当头一瓢可迭尖 一钵下肚肚儿园 两泡尿下肚儿瘪 百斤重担打翩翩 水煮盐飨老菜帮 面黄肌瘦凹眼眶 苦力难挣芦柴棒 申长颈项盼当庄 --------------------------------------------- 下班后跳下长江去洗个澡，把浑身上下，心肝五脏，令人恶心的臭气，里里外外，彻底的洗个干净，那是每天必不可少，也决不可少的。 有时也到茄子溪场上那唯一的小饭馆去“操”一番：一份红烧肉两毛钱，有姆指大小的一二十砣，净的五花肉，当年那是难得的美味佳肴了。一大碗干饭八分钱，二毛八一顿，三下五除二眨眼就消灭了，再赶回住处去捞稀饭。“调干学生”每个月二、三十块钱的“调干助学金”，那是“国家规定”的〔22级以下每月21元，21,20级每月25元，17级以上每月35元。〕。莫名其妙的被学校当局取消了。〔据说是上头规定。全国都取消了。〕每个右派分子一个样一个月发给十三块钱，还得从十三块钱中扣去七块伙食费去吃稀饭。剩下六块是零花钱。当时重庆监狱里的“劳改犯人”每个月发五块零花钱。我们的待遇比监狱里的“劳改犯人”还要“优厚”一块钱！然而“劳改犯人”是“穿公家、吃公家、背上褙个红疤疤〔兰色的布衣服上面用红色印的劳动改造四个大字〕！”，我们不“穿公家”，背上虽然没有“红疤疤”，然而头上那顶“帽子”的重压却远远超过了“红疤疤！”。一个个渐渐的麻木了。本来是衣冠楚楚的“文明人”，而今一个个赤身露体，精疲力竭，只穿着一条内裤招摇过市，十多个“野蛮人”就这般模样闯进小饭馆去狼吞虎咽又昂首阔步招摇过市而去。在当年茄子溪场上留下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然而即使在如此恶劣的环境如此残酷的劳动条件之下，我依然没有什么怨言，总想着“脱胎换骨”，埋头苦干，老老实实，尽力而为，好好改造，作一个新人。还期望着早日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重新回到人民队伍中来。 当然为了实现这一愿望，不少的人不择手段，告密、出卖别人、出卖灵魂。我自然是绝对的不会干这种寡廉鲜耻的勾当。反右派斗争的过程就是践踏人格、蹂躏尊严的过程。经过如此惨烈的践踏、蹂躏之后。知识分子群体〔特别是右派分子〕的人格和尊严已经残垣颓壁、土崩瓦解了。而可悲的是这些人还要用人格和尊严去换取廉价的施舍，真乃是“丧家的癞皮狗”了。象我这样还坚持去维护自己一点点人格和尊严的右派分子应该还有着相当的比例吧。在这十多个右派份子当中。可能有一半去出卖过灵魂!堕落成为狗了! 在如此残酷的“劳动改造”之余。疲惫得一回到那“八卦炉”，纷纷倒头便睡…… 每当夜幕降临，站在那窄窄的小小窗户前，我情不自禁的总要引吭高歌。我是那里唯一的“歌唱家”！低沉惆怅的男中音便在山野飘荡……每天引吭高歌的是两首歌：一首是：《贝卡尔湖是我们的母亲》 贝卡尔湖是我们的母亲 她温暖着流浪汉的心 为争取自由而苦难 我流落在贝卡尔湖边…… 这是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人被流放去西伯利亚时候传唱的一首有名的歌曲 而当我引吭高歌的时候，总汇入我的一种分外沉痛的情怀！ 贝卡尔湖那是苏武牧羊的所在啊！！贝卡尔湖那是我们的母亲！！ 沙俄侵占了辽阔西伯利亚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后又侵占了外蒙古！是侵占中国领土最辽阔的侵略者！！贝卡尔湖变成了他们的母亲！！ 另外一首是高尔基的“囚徒”： 太阳出来又落山啰！ 监狱永远是黑暗 你要监视你就监视 我永远逃不出这牢狱…… 唱这两首歌，被“狗”汇报了上去。以后作为送进监狱的“罪状”之一 四十八 毛泽东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向与会的大区第一书记号召：要当“马克思加秦始皇”。在同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及其后（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又重新捡起了“阶级斗争”这个整人的“法宝”；并且鼓吹什么：“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毛泽东反扑开始了。他要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取代中共八大决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于是阶级斗争的弦越来越拉越紧。 毛泽东以前说的：“右派是敌我矛盾不按敌我矛盾处理”。现在变了。以前的“敌、富、反、坏”“四类份子”而今突然变成了“敌、富、反、怀、右”“五类份子”，“右派份子”“上了一个台阶”，公开的被“打入另册”，也就是变成了要“按敌我矛盾处理”。如此出尔反尔在那个年代是屡见不鲜的。 毛泽东必须要突出阶级敌人以为其阶级斗争服务。为了突出阶级敌人，强加给以残酷的苦力干活，监督改造。进行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虐杀。是毛泽东一贯的手法。“劳动可以改造思想”，这是共产党的一贯理论。当时有一个教授为此理论予以阐述，教授曰：“劳动改造思想有其生理基础：残酷劳动使得全身血液充满了肢体的毛细管，大脑的供血便减少。长此以往，大脑因供血不足，脑细胞便退化、木呐，思维活动大大减少，变傻了痴呆了，思想也就改造好了！”教授因此理论取得了“右派份子”的头衔。 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落实到基层。其最重要的措施也就是以“加强专政”体现抓“阶级斗争”，于是全国以乡为单位成立“五类份子集训大队”——“集中营”是也。全国一声令下，千万个“集中营”立即在全国旮旮角角建立起来。古今中外以罚“苦力”来惩罚他的压迫对象，无一例外，这是人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漫长的统治历史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对于”五类份子”,种种迫害手段之残酷，比以往过之而无不及。 五十年之后，谢韬等等有识之士人把这种“枪杆子”政权命名为“暴力社会主义”。视之为人类社会进化的一个阶段。苏联的“暴力社会主义”被他的人民抛弃了。表示他们已经越过了那个进化阶段。而我们似乎还在攀登。 我们那二十多个人里李宗林是教师，调到“集训大队”去当队长。任景光原是学校的团委干部，调到“集训大队”去搞伙食。而我呢，“反党集团”头子，调到“集训大队”成了唯一的“加速改造对象！”只有我一个人“升级”了，其余的学生都依然留在生产队里，继续去干那些又脏又臭的恶臭劳动。似乎能够继续“恶臭”下去也比我这“升级”更为幸运。 临行时候“猩猩惜猩猩”，同学们都为我捏着一把汗，悬着一颗心，认为我此一去凶多吉少也！！于常理而言象我这样的文弱之人，去经受那等残酷加上恐怖的集中营劳动，预想也是走向死亡之路...... 独自一人背着被盖卷，一派“风潇潇兮易水寒！”的惆怅和悲伧走向那五类份子集训大队。 四十九 “集训大队”实实在在的集中营是也。集中了全观音乡的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有一百多人，设在观音场场上。那是乡政府所在地。有几个民兵荷枪实弹的，日夜看守着这一百多号囚徒，民兵押着去劳动。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劳动是很残酷的，“五类份子”们还得自带伙食。那时侯农民的生活都是十分艰难，“五类份子”们自然更为艰难十分。吃的都是犬彘之食。然而从那可怜的菜金之中，任景光这个混蛋还敢贪污了去吃喝。真是“杀人可恕，情理难容！”贪污了二十多块钱，弄了个“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下场！实在罪有应得。 一天队长李宗林青风黑脸的把我叫了去，板着那张木呐的脸斥问我：“你这几天在干啥？”我说：“没干啥呀！”李说：“哼！看没看大字报啊？”我说：“看了。”李说：“有你一张吗？”哦！明白了，要我写大字报！那时候全国正在搞“交心运动”。对于读书人。历代的统治者最讨厌的也是最惧怕的是“出则巷议，入则心诽。”。“言者无罪”却“以言定罪“，开亘古未有之先河！嘴巴基本上封着了，知识分子群体已经绝对领悟了老祖宗的慧言――祸从口出！大多成了哑巴。巷议基本上堵着了。然而心诽这一条，历代统治者恐怕难以有什么良策。现在而今出了个创造性的新招：要你把未言的无言的隐藏在心里的一切心诽的货色。一齐都老实坦白交代给共产党。名之曰：交心。把心诽也扼杀在肚皮里头。这当然是古、今、中、外都闻所未闻，十分古怪的思想统治方法。只要交了心。就可以宽大处理。比较秦始皇的“偶语弃市〔说二话杀头〕”，汉武帝的“腹诽者斩”来“开明”“宽大”得多了..... 所以据说那时很多知识分子都“向党交心”！心者，无形。看不见模不着，惊魂未定的知识分子交给你真的假的。实乃真假莫辩是也。真乃自欺欺人之举！不过可能也有象在神父面前作忏悔那样的,真的把心中的隐藏的“邪念罪恶”一鼓脑儿兜出来的确有其人,亦未可知也。 我浏览了一遍大字报。这观音场的“份子”们似乎没那么傻，名为交心实则胡扯。我亦如法炮制。我看李宗林只有两篇大字报，我一口气随便就挥毫写了二十多篇，就是要压倒他，真乃轻而易举。我那些大字报满纸马、恩、列、斯、毛，也不无自责，然而却与“心”风马牛不相及。那姓黄的公安员文化本来就不高，我又写了二十几篇。占了整个大字报的一半多。全部大庭墙上都是曾国一的大名，这些莫测高深的大字报把姓黄的搞胡涂了...... 不几天李宗林又青风黑脸的来叫我说；“黄公安叫你！快点！”。那年月是“有理说不清”的。也不知道什么事发，是不是自己弄巧成拙，那些大字报里有什么被抓住了小辩子，叫去问罪？ 不无忐忑的快步跟着李宗林来到了黄公安的办公室。在场的还有另一公安，还有两个民兵队长，都雄赳赳的拿着枪站在那里。这种阵势真有点使人生起将大祸临头之感。我不无忐忑强自镇定的站在那里，等候黄公安发话。因为前两天就有一个国民党军官排长被“升级”，从“五类分子集训大队”，由民兵用枪押着送进了监狱。 我正茫然间，黄公安指着一张凳子，叫我坐下，慢慢的慎重的宣布说：“曾国一表现很好。提起来当集训大队的副大队长，专门管学习，李宗林管劳动。” 这种意外，使我的心情平静了下来，我看李宗林的神色立即也大大变样，我和他都绝对绝对想不到会有如此的大好运道会落到我的头上来。我心中暗自窃喜，我那四五十篇大字报竟把那姓黄的公安员镇住了，而且换来了如此一个“美差”！ 黄公安又讲了些要深入开展“交心运动”，要搞好学习，读好报纸之类才叫我们离去。 不久要从“五类分子集训大队”抽调几十个精壮劳动力去中梁山搬运矿石。去为中梁山山下一个正热火朝天的“土高炉”炼钢场当突击队。叫李宗林带队去了中梁山。这观音场的“五类分子集训大队”还剩下了百十人。我成了大队长。总管一切。从而摆脱了繁重的劳动。只负责管理指挥，以彝治彝之术也，然而我却也算是因祸而得福！ --------------------------------------------- 集中营祭 从1949年起各地广设“地、富、反”集中营开始【由于监狱太少，需要关押之众，十倍、百倍。】以后不断发展、扩大。1958年“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集中营遍及全国每一个乡，以后继之“右派份子”集中营亦遍及全国【都建在边远荒芜人迹罕有之处。生存条件万般艰难困苦】。远远超过了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岛”。以十万计的集中营里，饿死、累死、冻死者不计其数 五十多年前我两次被投入此类集中营 集中营如两把刀 苦力剁身似焚膏 灵魂屠戮尽忉忉 身心同毁轧蒿茅 残酷劳动朝复朝 脱胎换骨似魅妖 人民队伍招你还 无形鞭子驱嚣嚣 人民队伍一场空 骨损骸衰杳无踪 气息奄奄何所盼 万人坑里诉苍穹 灵魂屠戮曰改造 靠近政府小报告 告密立功勤检举 人变鹰犬为蛴螬 瓦全容易玉碎难 求生畏死万念缠 已成鹰犬欲回头 损人害己如刀剜 屠刀霍霍皆手段 精神肉体两摧残 废物利用砸干油 人民队伍枉遭骗 座座慢性焚尸炉 脱离苦海如望鹄 九死一生任摧残 十之八九成瘃脯 五十 那时候全国大炼钢铁。要“超英赶美”，要年产一零七零万吨钢。1958年8月中旬北戴河会议最后决策此事时，钢产量指标才完成了450万吨，剩下4个半月时间要完成620万吨的任务是根本不可能的，毛泽东硬要坚持作出翻一番的决定，等于打造了一个紧箍咒套在了自己头上。他太相信自己的领袖意志了，自认为只要他下决心，挥巨手，全国人民赴汤蹈火去干，没有办不成的事。 1958年8月19日，毛泽东在北戴河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钢铁翻一番下了死命令。毛泽东说：“必须坚决完成!"于是全国开始了“大折腾”！！旮旮角角都迫不及待的掀起了全民炼纲的高潮！男女老少齐上阵！！！这观音场自然也不例外。“集训大队”自然是主角。那时候经常会“苦战三天三夜大炼钢铁不下火线”不准睡觉，吃饭也在那“火线”旁边！ “集训大队”当然是坚持“挑灯夜战”不下火线的“主力部队”。先是用煤，煤很紧张，象观音场之类不入流的场合当然没有计划。顶多能从民用燃煤中去挤一点点出来“炼钢”，煤完了就用木柴。铁矿石自然是根本没有的，有了也熔不化，熔的是从家家户户搜缴来的铁锅、铁壶、铁铲……之类，凡是带铁的都跑不脱，一律收缴，连每家每户家俱上面的金、银、铜、铁、锡之类装饰物也必须抠下来也一律上缴。把这些收缴上来的铁物砸了，然后一起放入一人多高的“土高炉”中，再加入木材，持续烧它个三天、五天就名之曰“钢！”。谁都明白这是“脱了裤子放屁”，“捏着鼻子哄眼睛”，但谁都懂得点“难得胡涂！”。 当此时也，我们还增添了一项夜间任务。由我这个大队长带领二、三十个“五类份子”到长江岸边去装船。茄子溪长江岸边有个很大很大的国营木材加工厂。规模真是非常巨大，因为要把从长江上游所有大森林里砍伐的木头，组成很大很大的一个个大“木筏”群，漂流水运来的千千万万棵园木。都先运进这国营木材加工厂来，粗加工成粗材。再往四外调运销售。加工过程当中那些边边角角的废材便扔弃在长江岸边。年复一年，从“解放”以前迄今，日积月累，这些废材堆积如一座一座的大山。大山连着大山，那些废材有几千万斤或几百万斤谁也不知道。没人管也没人要。 几千万斤或几百万斤废材而今时来运转，也不知道是那位“伯乐”发现了这处丰富“宝藏”，寻宝者纷至沓来，废柴被派上了大用场！废材要拿去炼钢！！我们被派去为这些炼土钢的用户们装船。也就是爬上那“险恶”难料的高高废柴山上面去。把那些废柴拾起来，再用铁丝捆成一捆一捆的，再扛了上船，一捆一捆的整齐堆放在船上。运去四面八方“大炼钢铁”去也！！ 我们为这些“土钢铁大王”们装一船废材，可得三十块钱工钱。劳动下来已经深夜两三点了。每个人发三毛钱的加班饭钱。剩下二十多块交给黄公安。几个月下来，那几百万斤或是几千万斤的废木材山便被夷为平地！拿去炼钢去了。 全国许多山林被夷为秃顶许多山头变成了和尚头也是拿去炼钢去了。全国生态大破坏也就从此肆无忌惮。那年月全国上下愚蠢得连生态为何物都非常的陌生！！ 最可怜的是那些大钢铁厂也跟着倒霉。那年重庆钢铁厂出炉的不合格的钢铁堆满了大渡口长江岸边。真有点令人惨不忍睹！！那一年把重庆钢铁厂建厂几十年来的积累全部赔光了！愚蠢的大炼钢铁把全国那点可怜的家当，到底被赔进去了多少？！讳莫如深！小老百姓除了暗自痛心之外什么也毫无所知！ 周恩来说的“吃祖宗饭，造子孙孽！”实在太形象不过了！ 还有更为愚蠢的便是深翻土地。残酷的劳动。农民不情愿去干。“份子”们不敢不去干。于是又成了“五类分子集训大队”的主要任务。成了愚蠢的深翻土地运动的“主力部队”。要去把千百年来世代苦心经营的良田沃土翻下去埋在下面，不让它长庄稼了；同时把一米多深下的生荒土翻上来，要在生荒泥土上面去种植庄稼。真不知道是什么“聪明人”想出来的“好”办法。要深翻一米多深，只能用两米长的“钢钎”，无比吃力的蛮干。深翻土地曾一度风靡各地。全国都在推广。老农民看着直淌眼泪：“这么一搞，明年哪来收成哦！明年吃什么哦！！”老农民不幸而言中。苦难的饥荒岁月接踵而至。一年饿死的人以几千万来计算。真是亘古未有骇人听闻！ 同时“人民公社”、“大食堂”要每家每户都砸锅毁灶。不准独家开伙作饭，全国以亿万计算的家庭一霎时全部强制性的赶进了大食堂。可见那“软”暴力的“威力”大到了何等程度？？那等法西斯统治的残酷没有任何一个人敢于抗命的。全国城乡莫不如是！种种弊端种种混乱使得这异想天开的“军事共产主义”裹足难前，不攻而自破，大食堂一个个土崩瓦解，全国的大食堂全部自动垮台！ 更为悲哀可笑的是那“粮食放卫星”。这里亩产水稻四百斤，那里便五百斤，八百斤……大喊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毛泽东很赞赏这种说法。于是一下子出了个亩产二千多斤的大大大卫星……当年湖南有个县委书记在全国都谎报大增产的时候竟敢于实事求是的上报说全县粮食减产了。“人民日报”竟以头条大标题“社论”：“大跃进中岂能大跃退？”予以鞭挞，中央党报如此带头当然是全国群起而攻之！县委书记因实事求是的上报而遭到撤职。谁还敢说真话？？上行下效。谁还敢实事求是！谁还不胡说八道？如此现实。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理念被践踏到了如此程度，实在是叫人不得不“难得胡涂”了…… 说假话、制假、贩假从此发展蔓延了五十年，时至今日。祸国殃民而无法杜绝。其祸根乃从当日始。其始作俑者便是荒谬的“大跃进”！从此善于说假话的、制假的、贩假的便能够步步往上爬。一直爬到如今。“三面红旗”。弄的天怨人怒。但谁也不敢不积极拥护。若有怠慢者。立即被打下台去。被打成“反社会主义分子”。我们所在的观音场的乡长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打成了“反社会主义分子”的。 许多年以后才知道。连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当时也被打下去“靠边站”站了将近三年……周恩来认为这是“冒进”，提出“反冒进”，这就惹脑了毛泽东,毛泽东把周恩来弄去管水利，实则打下去“靠边站”，一站站了三年，三年后“三面红旗”一败涂地，不得已又把周恩来推上前台为之收拾烂摊子。 毛泽东亲自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以强迫命令的方法要“逼”出个“大跃进”来。“逼”的结果当然只有浮夸、虚报、弄虚作假…… 近年来有关统计数字：三年‘大跃进’，中国国民经济损失达1200亿元。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建设投资才550亿元。‘大跃进’损失了两个五年计划的资金。” 大跃进的次年开始便出现工业产品〔钢、煤……〕农业产品〔粮、棉……〕的绝大幅度减产。一年的粮食减产竟达到一千亿斤，相当于三亿人一年的口粮了！不仅粮食仓库里面没有存粮，许多大城市连日常供应都连连告急，常常需要紧急调运才能够开门售粮！全国饿死几千万人的大灾难必然接踵而至。这些巨大的灾难应该说都是违背科学规律,毛泽东一意孤行造成的。近年来一些稗官野史认为这是毛泽东诸多大罪过之一。而官方依然在“隐恶扬善”把真实的历史隐瞒着、蒙蔽着！从来不认错！！几十年的历史如此伪造。中共统治的政权在世界上成了著名的“从不认错的国家”！！“伪造历史的国家”这不可悲吗！！ “三面红旗”从政治、经济、思想、道德、理念……诸多方面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些什么？？谁人曾与评说？？谁人敢与评说？？隐恶扬善成了他们的专业。无视历史真实。还有什么真理可言？不去追思，不敢追问。这个民族也就那么点出息了！敢于认错之日是给中华民族唤起希望之时！ 五十一 不久我们二十几个右派分子被送到了重庆桐子岭“集训大队”。这是个比观音场乡一级的“集中营”更“高级”的“集中营”，属于市一级的“集中营”之一所。其它还有许多所，如有名的长寿湖集中营…… 桐子岭“集中营”集中了二、三百人，全是重庆市市级机关〔政法口〕，和重庆医学院、重庆师专……等大学来的“反、坏、右”份子，而以“右派份子”为多。此时全国的右派份子除了送进监狱之外，基本上都关进了“集中营”。这是个地地道道的“集中营”。有那么一个地地道道的姓朱的“法西斯”队长。“法西斯”队长规定“集中营”里的这些“份子”，每人每天必须挑运五百斤石灰石。从桐子岭山上、途经十多里崎岖难行的山路，挑着百多斤重的石灰石运到公路上用汽车运走。用来作热火朝天的大炼钢铁之用。 挑运这五百斤，来回有一百多里地。无论盛暑严寒，不管天晴下雨。山路泥淋、三病两痛、肺结核、肝炎、一切病号都必须去挑运，绝对无价可讲。一斤也不能少。早晨八点全体集合。迟到一分钟就定为迟到。迟到者罚多挑一、二百斤，绝无价可讲。 “集中营”里还有几十条“禁令”，也是这法西斯队长订的“私家法规”，谁违反了“集中营”的几十条禁令，也是采用罚多挑的办法，被罚者半夜三更还在那崎岖山路上拼命挣扎。有的累得倒卧在荒山野岭动弹不得，以致累死在路上… 沉重的劳动，吃的依然是犬彘之食，上路时候，因为肩负重担，所以不敢吃得太饱，但是挑上百多斤翻山越岭到不了下一顿就饿了。饿着肚子是无法再负重的。人们只得用一个搪瓷盅盅紧紧的按满一盅盅饭，挑运的中途，肚子饿了，便用那冷饭就着山溪流水当作干粮充饥。以后到了饥荒年代，粮食定了量，只有饿着肚皮去挣扎了。 挑运这五百斤石灰石来回一百多里地，许多人都必须用十多个小时才能完成。早出晚归，中午根本不敢稍事休歇。一个个正如牛马般的搬运机器一样，一条条无形的鞭子抽打着你去“脱胎换骨,重新作人”，驱赶着你没命的奔跑，精疲力竭也不敢稍事休歇。人与人之间冷漠得没有相邦没有同情没有怜悯！人性已经完全死寂完全僵硬得了无生气！人性、人格已经在黑暗之中隐藏得无处寻觅了！割了舌头的右派成了割了舌头的牛马，没有了呻吟没有了哀鸣！在残酷的苦瘐之中死寂的走向死亡！如此残酷的折磨超过了历代的苦役囚徒！我们去的时候。那些老“集中营”。一个个被残酷的沉重苦役折磨得没了人形。个个沉默寡言。面黄肌瘦。那时候，都相信只有认真的老老实实的改造好了，才能够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回到人民行列。若有不顺从者。那个“法西斯”队长随时都可以罗织罪名把你弄去劳改、劳教。 右派份子们根本没有明白苦役的目的并不是要你“回到人民行列”。而是要你在苦役中“了此残生”！毛泽东的“多抓、少杀、长判”目的就是要你把命葬送在无偿劳动的苦役之中！这种“软”暴力之残酷逼得人们只能逆来顺受，没有人敢于抗拒的。这一套“暴力政治统治手段”，把好些人折磨至死都回不到那个“人民行列”。象重庆桐子岭这样的“右派分子集中营”，还有残酷的长寿湖“右派份子集中营”等等重庆就好多个，全国而言为数众多，不可胜数，而且其处境之残酷远远超过监狱。 据《上海文学》2000年连载的一部纪实文学《夹边沟记事》叙述的“夹边沟右派分子集中营”，里面有四千多名右派分子，大多数被活活的饿死在那里，被活活饿死的境况都十分悲惨，令人惨不忍睹，而那些暂时还没有被饿死的也都一个个奄奄一息，以致一堆堆的死人，根本没有人有力气去掩埋。最后剩下来的奄奄一息的只有三百多个！这样残酷的事情被当时国家监察部部长钱正英知道了，亲自过问，始下令解散了这样一处地狱般的右派分子集中营，把尚未被饿死的少数右派分子弄离开了那个夹边沟，真是死里逃生啊！为了掩盖那饿死人的真象，最后那集中营的头头，特意留下了一个医生，叫这个医生在每一具尸体上面去编造一个“病历”来说明其“死因”，真是欲盖弥彰。 从我亲身经历过的重庆桐子岭右派分子集中营〔官名是五类分子集训大队〕和《上海文学》上面叙述的这个夹边沟右派分子集中营，近日不断揭露的四川峨边、云南昭通、青海、北大荒……全国各地数不胜数的右派分子集中营的残酷状况。特别是当全国饿死四千二百万人的可怕岁月里，被饿死的右派分子遍及全国每个角落！《夹边沟纪事》所纪实的不过“一斑”而已！据近年披露的资料，在北大荒、青海、宁夏……的右派分子一堆堆的被饿死，一坑坑的被埋槁，惨况遍及全国。在那饥饿岁月里这些挣扎在集中营里的右派分子死去的、尚没死的、活得是怎样的可怜，怎样的恐怖，怎样的残酷……可想而知。 一九五九年大年三十那天。学校来人叫我们全体回校。“集中营”那天春节大聚餐，杀猪、宰羊、还有鸡、鱼、兔，抽了许多人去帮厨。厨房内外都到处摆放着食物，忙个不停……从未有过的丰盛。几年未见过的真是令人馋涎的美餐。那队长叫我们聚餐后再走。好长时间都是以犬彘之食裹腹，好长时间都没有吃过如此令人馋涎的那么丰盛的猪、牛、羊、鸡、鱼、兔了！不吃实在是太舍不得。但吃过晚饭，今夜便不能成行了，而且距离学校还得翻山越岭走好几十里路，那得等到“明年”大初一才能离开这个恐怖的“集中营”了 在这“集中营”里虽然只“关”了两个多月，但是那种压抑的、束缚的、恐怖的心情，似乎连气也喘不过来，渴望飞出这可怕的“牢笼”去获取一点自由的心情越来越加的强烈…… 只有失去自由的人才知道自由的可贵！自由对于囚徒其宝贵的价值真正的高于一切！ 权衡之后，决定放弃了这顿美餐。连平时最“猪八戒”的都同意放弃。十多个右派分子反复“磋商”。既经大家决定，便快速行动，谁也不想在这恐怖的“集中营”里多呆上一分钟。大家确实舍不得然而又一致下定决心放弃这顿丰盛的聚餐。赶快打被盖卷连夜连晚的回到了学校。回校已经夜深了，连晚饭也没有捞得上吃，但是大家的心情还是很轻松，似乎是“自由”的多了。因为桐子岭“集中营”里除了我们这十多个右派学生之外，没有放走任何一个右派回去过春节的。 人格档案： 在“集中营”里，人格处于被完全压抑的状态，人性处于完全被禁锢的状态！人已经变成了挑运的机器。没命的不停奔跑。情感完全僵冻了，思想已经呆滞了，语言也冻结了。苦役后极度的疲惫，倒头一睡，不足的睡眠后，又紧张的立即投入残酷的苦役，周而复始，人被折磨得不如牛马！这样的集中营超过了监狱的残酷！希特勒的集中营是用毒气，焚尸炉快速的杀人，这样的集中营却是慢性的杀人！苦役、饥饿、精神虐杀。不知道有多少右派份子被这种残酷的慢性虐杀死在这样的集中营里面？317万右派份子，大多数都被投入过这样残酷的集中营去慢性虐杀过！我先后在这样的集中营里只有一年多，已经脱了几层皮！有的右派份子被折磨了二十多年！！被折磨死的太多了！侥幸能够死里逃生者，该是脱了多少层皮啊! 五十二 春节过后我们才知道，回校一点也不值得庆幸。原来学校想利用这二十多个廉价劳动力。兴办了一个砖厂。那时候学校准备兴建一些楼房。 春节假期只有三天，三天以后，我们全部去了砖厂。学校聘用了一个农民〔转业军人〕来当厂长。据说转业之前当过排长，是个共产党员，那厂长对于这些右派分子实行军事化管理。把我们视作可以听凭他指挥、管辖、不敢抗命的“敌人”，依然是沉重的苦役。因为他也是被雇佣者。所以把对于我们这些右派份子管理的严格程度作为工作表现。这位厂长被学校顾用了不到一年,以后回到重庆歌乐山农村去被饿死了。 那时候作砖完全是手工操作，在学校最后面的山坡半山腰，靠近小溪旁边，筑了一座砖窑。因为学校正准备扩大规模，要新建许多座大楼。需要许多砖。小溪旁边几千米长的一溜山便是我们取土作砖的砖场。小溪对面便是“沙坪公园”。 我们十多个右派份子，一人划拨给你一块“地盘”。在你的“地盘”里面，各自先搭上一个“挞砖”的“工作台”：也就是半人高，字台大小的一个土堆，表面必须是一块很平而且光滑的硬石板。因为要在那石板上面用力的去“挞砖”，得用力的“挞”它个千次、万次。这种手工制作的全过程完全是沉重的苦力的干活。第一工序是……咑好了的砖，你得一块一块的码在你各自的一条“嵊子”上面。收工之前，有个右派份子组长要来清点数目，而且记录在案。到了月底评比“算总帐”。砖“挞”得多的就是改造得好，少的就改造得不好。以此来论断你改造的好坏。那时候每天“挞”得最多的是蒋慕尧，他一天能“挞”三百多坯子，一个月上万坯子。我、刘大模、段敦溥每天只有两百多坯子，一个月下来七千多，则处于末流。因为蒋慕尧一直领先，那个〔农民〕厂长就视之为改造的好。不久就指定蒋慕尧担任右派组长。组长管这些右派是管不了的，谁也不会听组长管。当了组长就被大家视之为“狗”。因为组长既然管不了大家，就只得去向上头回报，大家自然也就视之为监视大家的“狗”，也就自然存有了戒心。组长是上头指定的“狗”，还有一等自己钻营削尖脑袋去当“狗”的。那是许多右派份子都有一等侥幸心理，认为被学校当局认定是改造好了的就能提前摘掉帽子，变成“好人”。“靠近组织”去回报旁人，经常去告密就是立功表现，就有好处可捞。这是当年那个岁月里当权的大小统治者所提倡的惯用的统治手法，可以说凡是中国人统治中国人的任何角落都长于此道。机关、工厂、农村、居民、学生、监狱、军队……无处不长于此道。这是“孙子兵法”在中国两千多年发展的“丰硕成果”。鼓励相互告密相互监督，使之各自的孤立起来，这种软暴力统治手段使用了几十年。目的是要把知识分子所珍视的人格、尊严摧毁得杳无痕迹。变成木头变成奴隶变成狗！于是那些不愿意当“狗”的，也不能不心存戒备，夹起尾巴做人。因为怕狗咬。记得这二十来个右派份子中，右派组长先后更换了四个，因为他咬人，还另有想“立功”的狗又去咬他，于是被咬下去了。勾心斗角，自己主动去充当“线人”，无处不再 我则总是被狗咬，无中生有的被告密，因为我是反党集团头子，众矢之的，谁都认为可以从我身上捞点好处。我这一辈子，已耄耋之年，从未去靠近、乞怜、出卖过灵魂，我很珍视我这根人的脊梁。脊梁都直挺挺的挺立着。 实际上这些去当狗的大多也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因为那只是一种手段，在这种手段的摆弄之后，不少当过狗的明白过来难免歉疚后悔，可是那已经成为了众人所不齿的狗了，当然，那狗回头不再咬人了也算改过自新。进入这漫长的形形色色的“长期改造”过程之中。全国大大小小的右派份子们，不能不，不得不渐渐的展现自己的人格和人性了。 虽然同样是法西斯统治，但其残酷的程度还是有所差异的。在其统治手段上有一条是共同的。那就是必须时时刻刻对于所有的右派份子进行严密的监视。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就是安置线人，鼓励告密。上上下下无处不使用此种手段。所以像黄苗子被安置在章伯钧家去充当暗探，只不过是千千万万名暗探中之一名而已。黄苗子良心发现，把自已做过的丑行大胆公诸于世！而依然隐瞒着的，隐瞒致死也不悔悟的却是千千万万。 我们这自贡市就至少确定了两个“右派暗探”把他们的丑行带进了“高烟囱”【火葬场】。这些暗探有的是被物色后收买的，有主动告密，充当线人，多次“有功”后被收买的……总之线人、暗探……无处不在。 几十年之后回忆。在我们这二十来个右派份子中，没有干过告密勾当的只有我等几个，其它的至少有一半都干过告密的勾当！ 还记得在重庆师范学院学校里的时候派来管右派的一个助教，人很矮，不超过一米五，男性，左得很可爱！每一次给我们训话时候都要说：“你们这些人，说得形象点，就是必须把头低下来。”可能在他的眼睛里我们这些人都高高在上吧！ 去你妈的，老子凭什么要把头低下来？士可杀，不可辱，我特意要昂首挺胸、高视阔步、衣冠楚楚、旁若无人。当时调干学生也好普通学生也好，基本上都只有棉布衣服穿，穿毛呢服装的极少极少。首长才穿，我在机关里有一套美国麦尔登呢料制作的中山服，那时候堪称稀罕的高级服装了。首长穿的也不过是国产的毛呢。特意拿出来穿起。我穿的上海制造的三接逗尖头牛皮皮鞋〔一双的价钱可以买一般的好几双〕在全校是唯一的一双。因为反右斗争之后不久全国各地四处都在排演话剧《右派百丑图》。学校里排演话剧的人来给我借那双三接逗尖头皮鞋时候，借的人很诚恳的说：全校只此一双。而且很客气的希望我“支持”他们的演出。我本来就是大方之人，也就借了…… 这本来就是上海什么赶浪头的“作家”赶浪头的东西，全是一派胡言，上演过几场，从此销声匿迹，化为乌有，稍后的人们，听也没有再听说过还有如此一场话剧！ 五十三 1958年暑期招收了不少的新生，开校之初学校弄了个“反右派斗争成果展览会”，反党集团头子曾国一理所当然的成为了展览会的重点内容。殊不知看过了展览会之后。不少的好事之徒，对于只见照片未见人，并不满足，四处打听要寻找真人，一睹为快。 我既然早已经是全校“天下何人不识君”的“头头”了。为了不“辜负”“观众”的视线，所以每当外出之际，特意的要穿着出衣冠楚楚、头发弄光、眼镜擦亮。还特意要昂首挺胸、高视阔步、旁若无人。于是当时学校的人事处长李光奇，每次训话时候都要点名：“曾国一这个这个，这个老先生，总要把头一昂起，你把头昂得那么高，是干什么？”当时，互相都称“同志”，称“先生”便表明你是“异类”，不象而今称你为“先生”是尊重你的意思。赋予“先生”以“褒义”是在1949年之前。中华民族几千年间对于先生的称谓都是尊重,褒意.到了1949年之后对于“先生”的称谓便只有“贬义”和恶意。到了“文化大革命”完蛋之后才又恢复了“先生”的“褒义”。但是，我这只有二十多岁的“老先生”，偏不吃那一套，偏要昂首挺胸、高视阔步，就这一条从不“低头认罪”！以后竟也被定为送去劳动教养的罪状之一条，因为学校的环境比较在“集中营”里的“肃杀”之气似乎稍微和缓一点，所以人格的尊严很自然的开始复苏起来！人总得有点人样！然而在左派的头脑中，右派分子就应该是獐头鼠目，青面獠牙，猥猥猸猸，衣衫滥偻，蓬头垢面……诸如此类的嘴脸，而你偏偏是衣冠楚楚、风度翩翩的“光辉形象”。他们就可以订你一条“从不低头认罪”的罪名。 在那种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已经可怜得人格扫地，尊严扫地。无可奈何的忍气吞声，还要竭力去为自己保持几分人格维护几许尊严的人是如此的艰难。而作为一个右派分子还要竭力去为自己保持几分人格维护几许尊严，将付出的代价必然是惨重的。“从不低头认罪”于暴力政治，等待你的当然只有监狱之门了。 砖坯“风干”之后再装窑去烧。第三道工序是“装窑”，我们只去搬运砖坯，“装”是专业的工人干。第四道工序是“出窑”，大家都得去干，那是残酷的干活，“窑”里摄氏六、七十度的高温，二十分钟更换一次进“窑”的顺序，一站进“窑”里去就汗流浃背，令人眩晕，得进“窑”里去把还滚烫滚烫的烧了几天的砖取出来。虽然带着厚厚的布手套，那砖依然炙手。特别是暑天去“出窑”，那真是太残酷的干活。那些专业工人因为这干活太残酷，所以工资高，还有各种补贴之类。右派份子则还是那一个月十三块钱，还得扣去七块钱交伙食费，真是太廉价的劳动。学校当局对于右派份子没有任何“表现”，没有任何的“恩宽”，残酷的、麻木的、把我们当成劳改犯人一样的看待，残酷的剥削着我们。 年复一年，有的右派份子在那砖厂干了十来年！！承受着沉重的苦力劳动，残酷的剥削。重庆师范学院以后不断建立起来的几十栋大楼的以亿计的砖块都是剥削我们这些右派份子的血汗得来的！ 只是在劳动之余，稍微多了一点点可以自我掌握的时间，可以借一点书来看看，这比在“集中营”多少好了一点。其实在沉重苦役之后，大多疲惫不堪，纷纷晕头睡大觉,还能够坚持去借书来看的也甚寥寥,我是寥寥者中之一，因为那看书的癖好实在根深蒂固不能改造。 那时候每个月都必须要写一次“思想总结”。个个都必须写。要你忏悔、认罪、悔过、交心。每一次我都必不可少的要写上一段“开场白”： “我认为我这个‘右派’和全国任何的右派都不相同，我没有片言只字攻击过党的任何政策法令，在历次社会运动中我都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更没有片言只字攻击过这些社会运动。我提出的学制改革是真心诚意帮助党整风，丝毫也不反党。而今重庆师专已经被教育部正式改名为重庆师范学院。这不说明我们的那些活动是有收效的。” 每个月如此这般的“开场白”宣言，当然是对于被打成右派份子的内心不满的表白，也是一种变相的抗议。一种人格重整的宣言！不过这种表白和抗议大多的右派份子已经不采用了，已经逆来顺受了，表面上已经低头认罪了。至少也已沉默了,而且不少的右派分子已经采取种种自责、自辱、卑恭屈膝的去低头认罪以求得法西斯统治者宽恕！！全国的知识分子也已经噤若寒蝉！正所谓“只见千士之诺诺，不见一士之谔谔”。对于象我这样还敢于如此“谔谔”表白和抗议的顽固不化的右派份子，已经为数不多了.自然被认为“拒不认罪”，“拒不接受改造”。于是我这个“反党头子”便被定为重点监管对象。对于我的人格重整施加压力 五十四 1959年夏。新入校的女生之中。不乏花容月貌的窈窕叔女。我们住在二楼最边的一间。楼下是女生进出食堂的来往通道，站在二楼窗户旁是较近距离的居高临下的观光欣赏的最佳角度。我们这一群二、三十岁的囚徒，无论心灵和胴体都在走向性渴求的高峰期，然而被剥夺了自由，被剥夺了青春，被剥夺了人性。那种性渴求被压抑的冲动，冲动的被压抑是很易逼向疯狂的〔其中就有一个被逼成了单相思而近于疯狂。]性渴求是人性的复苏人性的渴求！右派份子们当然无法得到满足，于是心理变态为“意淫”类的虚无渴求！ 我尚能自持。此中有个邹俊。是“最可爱的人”——“志愿军”转业的。考上大学几个月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原因是闲谈中吹了一些朝鲜战场上的真实——饥饿……饥饿得偷吃的；中国兵和朝鲜女人的性关系；朝鲜女人脱光衣服等待美军奸淫以求免遭一死……和报纸上的、报告里头宣扬的“最可爱”形象完全相异,人,在那么严酷的生存环境里总还有最起码的求生本能吗.人非草木亦非战争机器,然而求生本能似乎很不够英雄气概,有损“最可爱”的英雄形象,而这个邹俊竟要来撕裂这张炫目的图画,于是被同学中的积极分子检举揭发告密… 集中了全校几十个“志愿军”来斗争。说他是在造谣.邹俊说：“眼见为实。我亲眼所见，你们是瞎子，你们没看见？谁在造谣??我还是你们??”这等顽固不化对抗到底。揭露真实,总会遭到祸患的!于是当局给了个二类重处分。 邹俊不只当兵三年。“淮海战役”时候在国民党军队里是个15岁小小勤务兵。被俘虏。被称为“解放战士”，当时象这种被俘虏过来，掉转枪口而成为“解放战士”的，达数百万之众！！以后便随解放大军参加了“渡江战役”，“渡江战役”……以后之类大批大批的“解放战士”被“志愿”去了朝鲜战场。当上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几十万人葬身异国他乡的战火之后，邹俊也算死里逃生从朝鲜战争结束转业回国以后，被“照顾”考入了重庆师专。前后加起来已经当兵十年。可以称为“老革命”了。然而这等时刻,老账新账一起算,“老革命”自然变成为“兵痞”,十年兵痞,自然更“老母猪当貂禅了！” 每天晚饭过后伏在那窗户前“打牙祭”，可望而不可及，望梅止渴而已！这种被压抑的悲哀而可怕的性变态心理很快传染给了群体。人性在女性面前是更容易复苏的！于是谁都参与进入这“打牙祭”——“意淫”的行列。聚集在那窗前聚精会神的去观赏异性。观赏之余，右派分子们免不了评头品足。对出众者免不了给以命名，给个代号、绰号之类。然都不伦不类。当时正在上演苏联。萧洛霍夫小说《静静的顿河》改编的电影。叔女中有一特别出众的，高佻身材、鹤立鸡群、丰满匀称，若以今日标准来评判，定是一名超级模特无疑！鸭蛋脸儿、黑黑的头发、红红的面庞、人面桃花、高高的鼻梁、大大的眼睛、顾盼而生辉，端庄而又活泼。右派分子们在这窗户旁边一至推举为“校花”！！然而不知其姓不知其名，更不准给她一个不伦不类的的代号。我说我来命名。我庄重的举起一根手指头，慎重的说：“阿克西伲娅！”右派们欢呼起来！神了。不仅形似而且神似。那种丰满！那种性感！那种灵性，那种野性。绝了！绝了！就象电影《静静的顿河》里面那女主角。从此“阿克西伲娅”成了我们最最关注的偶像！我们尊重我们的偶像，再也不允许谁伤害她。每天晚饭之后我们都伏在窗前，等待她优雅的走过来、优雅的走过去。那条小道变成了T形台。我们全神贯注的那短短几分钟，成了我们每天最最幸福的时候。被那些残酷的泥土、砖块加之于我们的一切劳乏忧愁都一挥而去了！ “阿克西伲娅”今天穿的鹅黄色上衣。真美！“阿克西伲娅”今天面代笑容，我们心里便愉快…… 被苦役折磨得筋疲力尽的这群奴隶们。被那些砖坯枯萎了灵与肉的这群囚徒们，麻木了的心灵！麻木了的胴体！真有点象高尔基写的《二十六个和一个》中的那《二十六个》。这群奴隶们的心灵和胴体却在此一时刻被她点燃了！照亮了！灵与肉都复苏了！奴隶们哦！那样崇高的苦恋着！那样崇高的可怜！！ 还有一位淑女。走起来富有特色。全身优美的轻轻摇动着，双臂轻轻的飘动着，双脚轻盈的轻轻跳动着。有人给了个“浑身扭”、“秧歌妞”之类不伦不类的名字。我说我来命名。当时有首很流行的歌曲：“……小妹子儿好来实在是好！走起来好像水上飘！”我命名之：“水上飘！”自然也绝了！由我命名的只此二位。别无他人。然而就是因为取了两个如此“动情”的美好的绰号。如此两个雅而不俗的赞美的雅号。也被定为送去劳动教养的罪状之一条！罪名是“给女同学取绰号”。 不久，我这“拒不认罪”，“据不接受改造”的“反党集团头子”。为了杀鸡给猴看，以上述的几条莫须有的罪名，招了个“开除学籍，劳动教养”的升级处分。“劳动教养”三年，那是它的最高年限。李万元亦在其中。当然对此灾难降临，心中不无恐惧，然而在那斗争会上依然神态自若，侃侃而谈，昂昂然旁若无人，高谈阔论谈笑风生的反击那些斗争我的缪论。如此“临危不惧”的坦然，下来后右派们高举大姆指说：“佩服！佩服！” 我被软暴力提升上了一个台阶。第一次被送进了监狱。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你能奈何？？当此时也，不少的右派分子已经络绎不绝的走进了监狱去和杀人越货、流氓妓女、鸡鸣狗盗之徒为伍，成为了绝对的专政对象了！！我是众多的走进监狱的右派份子群体中之一。多数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就全国而言。这个时候的知识分子群体已经噤若寒蝉！右派分子以及非右派分子大多数已经“低头认罪”。毛泽东说的：“知识分子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经过这么些年的打屁股、掌嘴、拳打脚踢种种“再教育”之后。大多更贱了。 知识分子群体的堕落！沦落！因为还有个更为致命的恐惧：“不低头，不管饭！”为了最原始的本能的活命的企求。大多麻木而耻辱的埋葬了自己的人格和尊严。甚至不惜廉价的以人格和尊严去换取卑贱的生存----求得“赏”的一碗饭苟延残喘！！中华民族光照千秋的气节、品格已经分文不值！！告密、相互告密习以为常，可怕的相残！可怕的自虐！已经在知识分子群体间不以为耻了！！ --------------------------------------------- “重新做人”祭 六十年来，几乎所有在毛泽东统治下的人都必须进行“思想改造”。都有罪过，因此都必须被改造或自我改造。以求“重新做人”！实乃以“毛泽东思想”给全民予以奴隶化、奴才化、狗化、狼化…… 我乃堂堂正正人 重新做人做啥人 摇尾乞怜那是狗 俯首低眉岂是人 灵魂屠戮成走肉 思想僵化为痴偶 告密盯梢如鹰犬 万民成蚁供躏蹂 无情打击硬骨折 残酷斗争头颅碟 集中营里销若柴 铁窗镣铐身心蘖 重新做人屈为鬼 重新做人蜕为匪 重新做人化为蚁 重新做人长嘘唏 重新做人如毒刃 年年屠戮剁万民 几人能抗重重压 几人能保高洁身 罡风肃杀神州痛 气节高风凌霜冻 宁可抱香枝上老 不随黄叶舞秋风 抱香昂首能几人 低眉折腰一群群 灵魂阉割灵魂灭 重新做人已非人 ---------------------------------------------- 反右派斗争是一次全面的以国家强大的机器对于知识分子群体施行的犯罪。毛泽东盗用了国家名义进行的这种犯罪古今中外从未曾有过。对于知识分子这一公民群体进行国家组织的诬陷、侵害、践踏基本人权、非法拘禁、滥用刑侓等等国家罪错。只有待古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意识日渐隐退，民粹主义日渐隐退，法西斯专制独裁日渐隐退之后，只有现代文明意识、现代法理意识在中国社会得以建立之日才得以认定。得以审判。希望这样的日程能够到来！ 人格档案： 从集中营回到学校，环境似乎有所改善。不由得想重塑人格、重整人性。“妄图”也活得“有点人样”！左派们便视之为右派“翘尾巴”！“嚣张”。在法西斯统治的那样个大环境。于右派份子而言都是大监狱！五十步与一百步而已矣！“妄图”重塑人格，重整人性。是不可能的。结果必然是遭受更沉重的打击——关进监狱。 五十五 1961年春，快“而立之年”。遭遇了牢狱之灾！ 当时担任重庆师范学院的党委书记刘平直、校长王厚浦是以“莫须有”罪名给我以“开除学籍，劳动教养”的责任人。我得向他们追讨违法罪责的。 被宣布的当天晚上。重庆师范学院的党委书记刘平直、校长王厚浦用学校唯一的一辆小汽车【1961年时候很稀罕的】，派人把我押送到了“解放碑”附近的重庆“劳教转运站”。怀着忐忑惶恐的心情，在这里渡过了十八个囚禁的日日夜夜。听说“上一批”是押往大凉山劳改农场去了。我们的“归宿”在哪里？听天由命啦！！ 一个阴雨蒙蒙的黎明前，囚在这里的六、七十个囚徒。在黑暗中紧急集合，各自背上自己的被盖卷，有荷枪实弹的大兵押着，饿着肚子步行去菜园坝火车站，沿途行人稀少……抵达火车站时候天还蒙蒙未大亮。这是特意选择的押送时间。我们被押上了一辆“闷罐车”，几十个囚徒挤得一个挨一个，没有窗户，密不透风。又饥又渴，到了下午两点，一个人发了两个硬帮帮的冷馒头，饿得发慌的囚徒们，饿狗抢食般的啃将起来……一天一夜闷在拥挤得无法动弹的“闷罐车”里。渴死了也不给水喝，便很少人撒尿，双腿麻木得没了知觉！空气恶臭蔽闷，有的昏晕了过去。又饿又渴，一个个呆傻得真有如送去屠宰的牲畜一般。押送一二十个小时只发两个馒头【二两】。大多“囚粮”都被押送的几个家伙分赃了！谁都敢怒而不敢言！ 终点站——成都。在货运站下了火车。囚徒们排成两列，又饿又渴，一个个傻呆呆的像牲畜一般被押送到了成都荆竹坝的一所监狱。关在成都监狱似乎比关在深山老林不毛之地的监狱，“运气”好一些吧？谁知道呢？ 成都荆竹坝监狱。在成都近郊，对面是有名的昭觉寺，后面是飞机场，周遭是旷野。这里对外名叫“动力机械厂”，实则是四川省公安厅直属的一座监狱。有好几千人：劳改犯人、劳教人员都有。反革命份子、恶霸地主、杀人放火的、偷模扒窃的刑事犯、和我们这样的政治犯、思想犯。被称之为“份子”：“右派份子”、“反社会主义份子”等等。全国的知识分子群体这时候已经有相当的一部分被赶进了这一类的与鸡鸣狗盗之徒杀人越货之徒相与杂处“同吃、同住、同改造”的冰窖。闪光的刺刀和高高的大墙使你残存的那么一点点人格和尊严真有如赤身裸体掉进了冰窖的那点点鸡巴那样，萎缩得绝对的变形，而尚没有掉进这等有形冰窖的知识分子。其人格和尊严的萎缩程度，在各式各样的无形冰窖包围之中。有的或许尚具形状有的萎缩得无影无踪。 在刺刀、镣铐、死亡的寒光逼射之下，中国人的人格已经变成为侏儒！右派份子的人格还能够怎样去维护呢？毛泽东时代是人格缺失的可悲岁月！ 我被分配到了二车间。这厂里正生产车床、柴油机之类。二车间生产各种煅件、压件，大多是半产品，还得把这些半产品送到三车间去进行精加工。才能成为成品把它送到总装车间去组装成机器。二车间生产煅件的方式，大件使用汽锤、夹板锤，然而大多数的人是生产小件，用原始的生产方式——炉子烈火把铁烧红再抡大锤来煅打。那是沉重而残酷，古老而原始的“铁匠”劳作。 看见荷枪实弹警戒森严的监狱里一派阴森气氛，看见那些在熊熊火炉前舞动着大铁锤，赤膊尚挥汗如雨的囚犯们，我实乃惶恐不安、不寒而颤。我不可能经受得住这沉重的、残酷的劳动，然而一切监狱一切集中营对于改造对象的改造手段都不外乎沉重地残酷的劳动途径。以之扎取你最后的生命力，无偿的扎尽你最后的血汗！我想这条命大概就葬送在这里了 一夜无眠，想得太多、太乱、太可怕…… 第二天叫我们新来的几十个人去听候分配，坐在那里，听着一个一个名字的叫下去。基本上都是分配去炉子上当下手，一个炉子一个师傅【上手】大多是犯人或“脱法犯人”带一个徒弟，徒弟〔下手〕也就是抡大锤、烧炉子的沉重而残酷的“铁匠”干活……想着那炉子，大锤就不寒而颤，真有点如坐针毡之感。 一直敖到了最后一个，才宣布，我被分配作“半产品收发”。当然不知道这是什么的干活。后来得知全车间生产有几千种半产品，我只记它们进货、出活的来往账目。因为生产出的半产品种类繁多，多达数千种，而且其数量每天变化，所以干这活路也是十分复杂的。除了必须有文化之外还得分外的认真细致。这几千种半产品的实物保管、来往运输等等体力劳动的活计则专门有其它的几个犯人、劳教人员去干。因此，只记账目，实则是归于“企业管理”的脑力劳动的干活。在监狱里能够摆脱苦力的干活，那是非常非常的少有，几百分之一吧。当然这是最大的幸运。因为恰好有这么一个半产品收发的空缺,也不知道为什么又偏偏给了我.只能说是鬼使神差碰巧把这种幸运降临到了我的头上,这是严峻的监狱,只有好运道才可能如此。 除了企业管理这项差事之外，还有一项更为繁重的差事，那就是作这二车间里五、六十个劳教人员的大组长。要负责管理他们的学习、思想以及生活管理诸多方面的事务。“以彝治彝”是也。而这个大组长却是个很难很难的差事。如果搞不好，轻则“撤职”，如果还夹杂着点错误之类，少不了的是“加重处分”也就是升级成为劳改犯人。 这个监狱里劳改、劳教的有好几千人。劳改犯人很少有越狱的，大多数都是国民党的军政人员、特务、恶霸地主等等，似乎都已经“遵守监规，认罪伏法”了。而劳教人员越狱的时有发生。有越狱时被击毙的，有不少跑掉了的，有跑出去又被抓回来了的。有不少时刻准备伺机越狱的。越狱是监狱里面劳教人员的最后抗争手段。 我所在的二车间先先后后都有越狱的。记得一个姓朱，朱智钊，进来以前曾经参过军在解放军一个军文工团里拉了几年手风琴是个文艺兵。后来考入西南外语学院，学的是俄语。自从解放之后全国所有中学学生都停止了学英语,因为那是资本主义世界的语言.现在是社会主义世界,所以全国的中学一律都学俄语，中学的俄语教师一时奇缺。外语学院迅速大开俄语专业。殊不知，苏联赫鲁晓夫赫光头和中国决裂之后，俄语对于中国人也排不上用场了,于是所有中学里的俄语课立时全部都取消了。跟俄国大鼻子一切往还都断了，学俄语的还干什么？这些学俄语专业的毕业生便没有了“出路”。左整右整把这位姓朱的竟分到了重庆枇杷山公园来拉手风琴。当时枇杷山公园一天举办三场舞会，卖票盈利，三毛钱一张票。当时跳舞只能用乐队伴奏，任何音响设备、录音机、电唱机……之类，中国人还没有见到过。姓朱的差事便是每天去拉那三场手风琴。搞了一段时间，姓朱的多次找领导要求调动工作而不得，于是便不干了。因为此一罪名，被处以强制劳动教养三年。 当时对于一生的职业，个人没有任何选择的自由。一切必须服从组织安排，不服从就是犯法。给了你一行职业，一般来说你得干一辈子。象姓朱的这样以“罢工”来抗拒，便只有进监狱。那年月,要想”跳槽”,那是绝对的不可能。姓朱的被弄进监狱，当然不服，于是越狱。 还有一个姓张，是个手艺很好的铁匠，在重庆铁匠里还小有名气，因为“单干”，多次劝阻，都不听。因此而处以强制劳动教养三年。罪名是“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屡教不改”。当然不服，于是越狱。 越狱的非常多……这些劳教人员非常复杂：无法生活，铤而走险，偷、模、扒、窃，年轻暴燥、血气方刚，一个个都非良善之辈。跑出去就是成都市区，要吃要喝，必然的要去为非作歹才能活下去。因之监狱里警戒特别森严。即使警戒森严，越狱者依然络绎不绝。 特别是一九六二年，全国闹饥荒，全国饿死人，监狱里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糟。沉重劳动之后，吃不饱。更增添了越狱者铤而走险的决心。 那时候在劳教当中，不少的人想方设法的去“混饭吃”。在这与外界绝对隔离的监狱里面，除了能够去吃那三顿饭之外，一切能够入口之物，什么也无法弄到。而对于那三顿饭管理非常之严，在这等极为严格的管理当中，要千方百计的去“混”到“双份”的饭来吃。那真是得挖空心思、“花样百出”、“花样番新”，那些手段你很难以“防范”得来，尽管抓着“混饭吃”的惩罚极为严厉，然而总是难以禁止。在那沉重劳动之余，饥饿实在是太难以忍受了，一碗饭的价值也非常的贵重。 那年月中华民族正在忍受饥饿的煎熬。全国农村里一家一家的被饿死，一村一村的被饿死。全国城市人口的粮食定量不断的降低标准。监狱里也在降低粮食标准，也从走向饥饿中走向死亡。然而对于全国饿死四千二百万人，全国各地人吃人的事实，我们这些被关在监狱里的当然不知道，在监狱外的全国老百姓绝大多数也不知道。被瞒得密不透风，最多只知道本村，本地饿死人，全国民众被瞒了四、五十年之后，这等罪恶近年逐渐的才被揭露出来！由于饥饿，由于监狱里患肿病的日益增多，只看见一些人浑身肿大、头大、脸大、两眼肿成一条缝……之类“患肿病”的很快便一个个的“消失”了…… 我们所在的监狱因为是省属监狱，情况较之全国其它大多数监狱要好得多。各地监狱大量的饿死人！饿死的比例从10%——50%不等。对于描述这些罪恶的纪实文字，近年来不断的披露，真是骇人听闻！最可怜的是饿死了的人许多地方【夹边沟、峨边、北大荒、青海……】都无人埋葬，被抛进“万人坑”…… 五十六 一九五二年《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发行时候，我就预定了二至四卷。十年之后，第四卷才出版，那张预定卷我还带在身边带进了监狱。于是托了个刑满释放留厂就业的人〔被叫作“脱法犯人”〕，拿到城里新华书店去把书换了回来。星期天可以看，平时则没有时间看。然而一看起了头便想看下去，于是在上班时间也拿出来看，有人便悄悄地去向管教干事赵秉和汇报。赵秉和来到我们的办公室，眼见我看的是毛选第四卷，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这位赵秉和在我的记忆之中没有见过他“发火”的时候。对犯人和劳教都轻言细语的，不伤害这些人的自尊心。我们从重庆押往成都的“闷罐车”上，有一个从雅安监狱逃跑而被抓回去的劳教分子。我们同行的有人询问他监狱里的情况，他说他们那边狱卒要拳打脚踢、煽耳光。这很引起了我的忧虑和恐惧。一度颇还有点提心吊胆。但我在成都监狱没有见到过这种事情发生。 劳教斗争劳教的会上，劳教打劳教，拳打脚踢的事情到也不少，不过这种时候，狱卒都躲开了不在“现场”。在现场的时候就不能动手动脚，离开现场叫做睁一支眼闭一支眼，劳教斗争劳教的时候较多，特别是对于抓着了混饭吃的是一定要开斗争会的，那些人叫我也离开现场，我明白要动手动脚了。我只得离开现场，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否则，难免有包庇之嫌。所以变相的打是并不鲜见的，可能这是省属监狱吧。政策要求比一般的监狱多一些。 监狱的最高首长是四川省公安厅的一个姓赵的副厅长兼任的。经常给全厂的劳改劳教作报告。 我这大组长也解决一些劳教人员之间的纠纷矛盾。当然少不了批评表扬。我处事公正、讲求原则、实事求是，绝不偏坦。因此大多能够使得这些人心服口服。经我处理之后，很少有再去找狱卒告状的。几个月之后给了我最大的信任。所以那时候还依然是充当着“驯服的工具”的角色。只能够兢兢业业，绝对的依附人格，但我从不去向狱卒回报，去告密。我“秉公执正”的自行处理一切。我所处理的这些事件，都有人去汇报给狱卒。当然被认为是符合“原则”，否则早已经被“取缔”了。所以由于有狱卒在“后台”的认可，我这大组长“权力”还是蛮大的。一个车间只有一个。是以彝治彝的治彝者。给狱卒干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减少了许许多多的麻烦。其它车间也有的大组长从中贪图点便宜谋取点私利的。那可就授人以柄了。因为觊觎这大组长差事的大有人在。特别是三车间，劳教有一、二百人。其间“藏龙卧虎”，不少“掌红吃黑”深谙尔虞我诈之道的。三车间的大组长更换频繁，设个圈套，抓个把柄，便去告密。甚而有把大组长捆绑起来，殴打一顿，再押到狱卒那里去的.。 觊觎我这差事的也大有人在。也给我设圈套，甚而想把我弄死.我在那里的时候，劳教之间暗中争斗。故意设圈套用“夹板锤”砸死了一个。脑袋砸成了肉酱，用碱毒死了一个……虽还不至于提心吊胆。但必须兢兢业业。我自信身正不怕影子斜，理直气壮的领着这大组长的差事。在半产品收发这一本职工作上，我很快就掌握了业务，认真负责的极少差错的出色的工作着。实在是身不由己啊。 在这里被“升级”判刑的有的是，还有以“抗拒改造”的罪名枪毙了的。三车间一个右派份子，以破坏进口设备的罪名，在监狱里开大会审判，审判时候嘴里被塞了一大团布，审判时候不停地扭动、挣扎、流泪。表达有着莫大的冤屈！劳改、劳教都明白在那个饥饿的年代，纷纷越狱的时候，只不过是“借头”之举而已！ 监狱里的劳动强度当然非常大。但这里的“刺激”手段比集中营更为巧妙，更为“有效”——不停顿的各种“竞赛”，鼓动犯人和劳教拼死拼命的干活。经常开“比武打擂”有声有色的车间会。会上要每个炉子，每个人定出“产值”，你追我赶，争取超额完成竞赛目标。其目的是最大限度的榨取犯人、劳教的智力和体力，一心一意的投入“劳动改造”的苦役之中。每个月、每个季度、每年都评奖。给以“减刑”、“记功”。等等奖励。目的是要犯人、劳教“老老实实”改造之中最大限度的榨取犯人、劳教的智力和体力。一九六三年春节前夕，我被提前一年宣布解除劳动教养，同时摘掉右派份子帽子。也算是给的“奖励”， 然之所以能够如此。当时的大背景才是真正的决定因素。 ---------------------------------------------- 铁窗祭 两度锒铛两度囚 而立之年缘骨遒 人生不惑为生计 生计难谋诬罪俦 杀人越货同劳改 娼妓鸨儿一卑偎 狱卒眼中皆囚徒 残酷劳动尽儡儡 何罪之有陷囹圄 牢狱地狱亦为狱 冤狱如山任诬陷 逃脱死亡造化驱 苦役能磨身若柴 凛凛瘦骨坚赛铁 八卦炉中炼火眼 炼狱焚烧志益臬 风月宝鉴正反看 世道人心明与暗 历史兴亡缘善恶 不经炼狱怎洞穿 座上阶下一轮回 鱼肉刀俎谁是非 阴阳颠倒更相辨 历史无情天道辉 当时的大背景,根据报上宣传是：苏联“老大哥”突然背信弃义，私自撤走了他“无私援助”中国兴建的一百三十多项特大型工厂和其它几百个建设项目。全部都是当时中国最最重要的命脉工业。一夜之间悄悄的撤走了全部专家、图纸。一夜之间使得全国这些特大型工厂几百个项目立即全部瘫痪了！滥尾了！官方散播的这些消息传开,全国震惊,全国震动! 赫鲁晓夫，中国人叫他赫光头，上台伊始，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来了个震惊世界的“秘密报告”。“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的独裁政治，大搞个人崇拜，疯狂镇压异己，滥杀无辜……种种骇人听闻的罪恶历史。种种暴力社会主义的罪恶行径。美国中央情报局得知赫鲁晓夫作了这个“秘密报告”，便很想把它弄到手。用尽了一切办法都始终弄不到这份报告，最后只得通过世界闻名的以色列特务用高价钱从波兰共产党一个高级领导人手中买到了手。不几天便在《纽约时报》上全文公开发表了。于是在斯大林统治时期那些恐怖的暴力社会主义内幕，便在全世界公之于众。立即引起世界公众的巨大震惊!当然中国人列外。因为毛泽东要为斯大林保密 “秘密报告”祭 54年前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20次党的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向大会作了总结报告。但是，在会议结束前夕的2月24日深夜至25日凌晨，赫鲁晓夫又作了长达4个半小时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1956年3月1日此秘密报告正式下发苏联共产党各级党组织。不久又决定传达到共青团组织积极分子和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30多年之后，即到1989年才向苏联全体国民公布。在中国被隐瞒了半个世纪。近年始在互联网上披露 二次大战大功臣 攻克柏林最牛人 共产世界一教皇 伟大领袖和父亲 从头到脚贴满金 念载冷战战旗擎 两个集团铁壁垒 剑拔弩张阴森森 半个世界被捆绑 共产战车够踉跄 为求生存作奴隶 自由民主尽獊徨 揭开画皮戳谎言 偶像倒塌一轰然 专制独裁法西斯 古拉格群尽沉冤 血腥屠夫罪昭彰 两个世界同惊惶 金包玉琢一圣像 戳破外壳尽糟糠 共产世界这尊神 维系铁桶之灵魂 灵魂破灭成虚幻 铁桶难维瓦土崩 个人崇拜敢推翻 如此胆识亦非凡 不见昏昏山这边 阿弥陀佛尚依然 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不止祸害苏联，而且波及中国，中国所受的祸害较之苏联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毛泽东为之推波助澜，斯大林在苏联被颂为“父亲”，毛泽东在中国被颂为“大救星”。前者“人化”而后者则已“神化”。 “解放”初期，中国人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那种迷信的程度已经到了“痴迷”的地步。那时候宣扬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我们这些人，全国多数的人都没有丝毫的怀疑。因为中国最重要的现代史都被篡改了，被伪造了。当代的中国人只能够胡涂的盲目的“接受”虚假的宣扬。几十年一直宣扬的是：“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这种宣扬控制了民众几十年之后，现在一些人才渐渐的知道了是国民党军队在辽阔的正面战场上抗拒了日本鬼子,消灭了日本军队。到了1985年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时候共产党追认85个国民党的将军为“抗日烈士”，之后又出版了一本书记载了国民党115个将军的抗日战争的“英雄事迹”，承认了他们历史上为中华民族的卫国战争所立下的功绩。然而这仅仅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羞羞答答的一点点作态而已。真正的卫国战争历史。大多数民众迄于今日，依然是一无所知。 2008年由北京华夏出版社出版的拙著《我的黄埔魂》【2009年9月，我侄女来邮件称——开学第一周，我接待了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中心主任柯伟林（William Kirby）教授,交谈中叙述到我外公的历史，他是一个中国历史学家，对家族史非常感兴趣，硬是要我送他一本您执笔的《我的黄埔魂》，他说我有责任和义务来研究这一段历史……】拙著《我的黄埔魂》海外版序中，有如下的文字：“抗击日本侵略的卫国战争是中华民族现代史最重要的一页。抗击日本侵略的八年战争在大陆中国人头脑中存在许多空白，存在许多盲点，存在许多误区。甚至不知道黄埔军校！不知道黄埔军人干了些什么？似乎“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敌来我退”的游击战，就能够把数百万日本军队赶出中国神圣的领土。人们不知道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进行过23次大会战，1300多场大小战役，20000多次战争。是1405万国民党军人，有1000多名国民党将军率领的100000多黄埔军官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的率领之下，浴血奋战，惨烈牺牲才能够取得的胜利。伟大的卫国战争当中，国民党有两百多名将军壮烈牺牲在疆场！在古今中外的所有战争史中是独一无二的。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有一半人壮烈牺牲在抗日战争疆场！日本人在此次战争当中死、伤、被俘虏的官兵是400多万。对于这400多万，各方都记下了“明细账”的。这些“明细账”纪录在20000多次战争当中。只不过各方记法不同而已。随摘几笔账目如下： 23次大会战中记载： 国军统计是：歼灭日军共计 1824900人 日军战报是：被歼日军共计 1852487人 【二者基本上相吻合，符合历史记录】 抗日战争中，八路共歼灭日军十万多人，而国军歼灭日军仅仅是在23次大战役中就达到了一百八十多万。共歼灭日军近四百万，能够相提并论吗？ 1986年80岁高龄的郭汝瑰自告奋勇，在南京军事学院牵头主编了两千多万字的《中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史长编》。把抗日战争中黄埔军校十几万名毕业生和他们所率领的一千多万士兵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正面战场英勇杀敌、壮烈牺牲、为国雪耻的抗日战争历史如实的载入于史册。中国国民党军队与日本在正面战场进行了23次大会战，一千三百多场大小战役，两万多次战争，这部《中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史长编》以详细、真实的历史资料记述了这些战争的原貌。壮哉黄埔魂！正面战场也就是主要战场。两万多次战斗在主要战场的作战历史。真实的记载了十几万名黄埔军校毕业生的同仇敌忾、报国雪耻和一千多万国民党士兵英勇抗日，壮烈牺牲的伟大场面……遗憾的是这样一部书，没有多少人能够看到…… 因为向老百姓宣扬的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毛泽东“消灭”了四百多万日本军队的谎言。 这部史书真实的纪实了两万多场战争的详细过程。详细的纪实了四百多万日本军队是怎样被国民党1400多万军队消灭、赶出中国领土的历史！ 毛泽东当然要为斯大林保密。斯大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斯大林一次可以杀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苏共中央委员……毛泽东其骇人听闻之处绝对不在斯大林之下。暴露了斯大林的罪恶，也就不能不阻止人民不去联想。对于这份”秘密报告”企图尽力的“捂”着。“捂”当然是“捂”不着的。不得已在以后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给每个代表发给了一份，以示对于这些人的民主待遇。又给十三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发了一份.很想到此为止。 殊不知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之际。北京大学一个学生，把这份《秘密报告》从《纽约时报》翻译了出来，并以小字报张贴在北京大学红墙上面。一贴出去就惊动了北京城。络绎不绝二十四小时排队，夜间打着手电筒观看，盛况空前，如此持续了几个月。拜读过的人几万、几十万，没有人统计。其“泄密”范围自然大大的扩大了。 赫光头想享有共产主义阵营的王位.把东欧的小兄弟们和中国这个大力士都一齐纳入赫光头的麾下。殊不知毛泽东嗤之以鼻,毛泽东认为共产主义运动的王位非他没属。特意在游泳池旁边穿一条游泳裤来接待赫光头,以示轻蔑,毛泽东还回答赫光头;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大不了拿三亿人去对付他的原子弹,然后再上井冈山…… 赫光头明白自己打错了算盘,与虎谋皮,白来了一趟……而今又看到中国工农业凋敝。赫光头说苏联的共产主义是“土豆烧牛肉”，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喝大锅清水汤”。赫光头怕中国从此一蹶不振，又不听话,怕自己陷得太深，爬不出来,于是像贼一样的一声呼哨撒腿就跑。一夜之间悄悄撤走了他的全部人员.单方面撕毁合同。 以上是我方公开宣扬的说法。 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回忆毛泽东》一书中有如下文字：“我退休几年以后，听到一种说法，说中苏争吵是我挑起的。我用不着来驳斥这种诽谤，历史已经证明这些谣言是胡说八道。”显然，赫鲁晓夫不认同“我们”的说法。 其另一段文字似乎想透露“分歧”、“裂缝”之所在： “我们双方存在着根本的分歧。但是我们和中国的裂缝比这要深。中国人知道他们在苏共二十大以后的国际共运中的地位是危险的。这次大会批判了个人崇拜、独裁和其它一切反民主、反党的生活方式，中国人当然懂得这种批判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大会揭露并谴责斯大林滥用权力，枪杀了成千上万的人。而毛泽东则正在步斯大林的后尘。” 赫鲁晓夫认为‘中国人’毛泽东和斯大林走的是‘一条路’，这一点和胡绩伟老人的见解到颇有同感。 其实这世界上任何联盟都是暂时的，利益相同则合，利益相悖则分。什么“坚如盘石的同志加兄弟的永恒的友谊”之类，全都是骗人的，自欺欺人的胡说八道而已. 现在，赫鲁晓夫和毛泽东自己撕毁了这胡说八道！ 当时苏联的共产主义计划经济也已每况愈下，困难重重，迫切需要寻找出路。也就是在这种共同需要的情况之下，才有了假以“无私援助中国建设”之名搞的那一百三十多项“特大型”工矿企业和其它几百项建设项目。其实苏联人把图纸、方案、决策权一切都拽在手里，一切都对中国人保密。所以赫鲁晓夫突然下令，一声呼哨全部撤走苏联专家，这些人同时就把全部图纸、方案、计划……一切都拿走了。席卷一空,只剩下一堆烂摊子，处处都是“烂尾工程”，惨不忍睹！中国人干瞪眼，没彻！白交了一回太大太大的“学费”。几乎近于倾家荡产的地步。 共产主义阵营兄弟般的牢不可破的友谊的神话，也一下子撕得粉碎！苏联老大哥在中国人心目中这么多年培养起来的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共产主义精神”之类崇高“威望”，一下子彻底的毁灭了。 这么多年宣扬的神圣的真理原来竟是如此的卑鄙、无赖、恶劣。受骗上当的懊恼是很难以抹去的。毛泽东自然对于赫光头也伤透了感情。在懊恼之余，毛泽东开始发动了一场持久的“论战”。把赫光头斥为国际修正主义头子，以《人民日报》社论连续发表了一评、二评、三评……一直到九评。 我和全国民众也就糊里胡涂的过了几十年。四，五十年以后的今朝。才有了谢韬等等一批耄耋之年的执着的壮士。命名之为“暴力社会主义”。 三面红旗的彻底破灭，赫光头的翻脸。中国工农业完全崩溃！各种恐惧威胁着亿万个家庭。压缩即失业，失业即饥饿，“黑云压城城欲摧”哦！真是个阴霾的艰难岁月 全国粮食紧张，物资匮乏。于是不断降低粮食定量，最低的时候每个月一人定量19斤！发放各种票证。购买一切物资都要票证。火柴票买五盒火柴，煤油票买二两煤油，一个月买二三两植物油，半斤肉…… 于是黑市应运而生：黑市上的米要四，五块钱一斤。价格是国家价格的三十多倍。而黑市猪肉则要五、六块钱一斤。价格将近十倍。一只鸡要卖到三四十块钱。相当于一个普通干部的月工资。所以普通干部被戏称为“鸡干部”。那时黑市上的买主绝对没有小老百姓，小老百姓只有卖票证的份。民不聊生，铤而走险，杀人越货，偷模扒窃……社会次序极度混乱，一是作奸犯科者太多必须关进监狱。而同时是监狱里人满为患。不得不来个“清仓出货”，特别是搞工业的监狱，必须大大压缩。把这些“货”弄到农场去，弄到山里去，把那些可放以及可放可不放的，都一起放了出去。让其去“自生自灭”。 我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被提前一年放了出去“自生自灭”的。 ---------------------------------------------- 大饥馑五十周年祭 1960年前后，大陆人口六亿多，三年间饿死了四千多万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罪恶被蒙蔽了三、四十年，近年始在互联网上被揭露。 六亿黎民五亿肿 饿殍如山尸无冢 鼠耗无粒人相食 野草白泥挖掘空 千村薜荔千村灭 万户萧疏万户绝 划地为牢禁逃荒 娘吃儿女心碎裂 无赖敢把天诬蔑 偷天换日淆黑白 光荣伟大充胖子 世代欺瞒逃罪责 白领无知饥荒年 靓妹奇闻人相食 剪断历史欲遮天 天网恢恢能欺瞒 世道人心善恶断 恶贯满盈定清算 四千万人命关天 千古奇冤天道判 千古冤魂必追凶 罪魁祸首毛泽东 欲盖弥彰昭彰日 掘坟鞭尸告苍穹 ---------------------------------------------- 离开成都前夕，当时集中了十多个这类人员到这个监狱来，等待着“遣散”各地去。我被指定作“组长”。前民主同盟重庆市委组织部长苏军、宣传部长李康。还有一个“三八”式的13级干部叫雷里也弄来这个组里等待着“遣散”…… 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时候，苏军、李康被定为“章、罗联盟”〔全国最大的反党集团〕重庆市的代理人。重庆市民主同盟打出了这个很大的“反党集团”。苏军、李康被定为“反党集团”头子。重庆十几个大学的副校长〔民盟的〕定为他们的“智囊团”。当然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解放以前苏军、李康曾在《川中晨报》作过记者，当时我八叔曾也鲁在《川中晨报》作社长。苏军、李康以后在昆明加入了民主同盟〔地下〕，还被国民党抓起来关进过渣滓洞。在“大鸣大放”“收网”的时候苏军、李康也是被处以劳动教养三年，三年以后没有放,拖到而今监狱人满为患才予以解除劳教同时摘去右派分子帽子的。他们劳动教养是在广元修铁路，劳动十分艰苦。二人谈及此前此后感概万千。自认为是经过了苦修苦炼，真是脱了几层皮才得以“脱胎换骨”，才得以回到了人民行列。谈及我在监狱而摆脱了苦役，他们非常惊讶而又不无羡慕之叹，认为真是太大的幸运。谈及未来还真是充满了信心。似乎如此艰难才回到了人民行列从此一切都会好起来，且不说象以前那样跻身于“参政议政”“帮忙帮闲”行列。跑跑腿，打打杂弄碗小菜饭吃也不算奢望吧！以前是“不低头，不管饭。”现在是不仅低头而且俯首匍匐捧出了人格和尊严去换取“回到人民行列”去换取最起码的“人民”待遇应该不算奢望吧！ 唉！愚蠢！愚蠢！！当然我们都太天真了太愚蠢了，我们这些“摘帽右派”那布满荆棘苦难的艰难之路我们都没能去想。当然也难以去设想，只有当“回到了”现实之后，才能够“发现”你依然还在“人民行列”的外面！！因为那个时代那种暴力社会主义制度对于知识、知识分子已经判处了死刑。知识、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了罪恶的代名词。“吃屎份子”和过街老鼠已经属于了同类货色，还要想讨点好果子吃，实在是痴心妄想。 半年后，我去重庆李康家里去探望过他一次。在那全民挨饿的岁月里,李康请我吃了一碗面条.....他们依然闲散在家，李康的妻子是个很漂亮的白族女人，在重庆市民主同盟机关里工作，依然和李康忠诚厮守。也就不愁会饿饭，吃饭有老婆的工资，聊以度日。舒军则独居，妻子已经离异，只有靠机关里给二十多块钱生活费度日。言谈间心情已经甚多抑郁，对于未来的信心亦多渺茫之感，已经拿不出多少人格和尊严去换取一碗小菜饭来吃了 又几年以后，我再去重庆时。苏军、李康都已经过早的离开了人世间！ 人格档案： 在监狱里面。人格是绝对被扭曲的。人性也是隐藏得很深的。和在集中营里面一样。只能够规规矩矩，不能够乱说乱动。因为有升级成为劳改犯人甚至杀头的恐惧。还敢于奢谈人格、人性、人权吗？ 五十七 1963年春我离开了成都监狱，回到了可爱、可恋、可恨、可脑的故乡自贡市！薄暮时分下了火车，只见火车站四外许多带着红臂章的和几个公安人员警惕的盯着来往行人。不时候还盘查一下，后来才知道这是在抓“流窜犯”。 “流窜犯”是个创造性的新鲜罪名。可以载入共和国的史册！ “流窜犯”者，“画地为牢”是也。户口制度本身就是法西斯式的禁锢。严格的限制、剥夺了人的居住、迁移自由。同样也就是城市里的“画地为牢”。 而今更残酷的是饥荒的农民不准许逃荒！中华民族古已有之的逃荒史从此了断！即使饿死了四千二百万人，也不许逃荒。要饿死你就饿死在那山野间，不准跨越雷池一步！饥民进城必然作奸犯科，设想一下数以亿计的饥民若果蜂拥般的涌入到大、小城市中来会是个什么样的景象？ “画地为牢”是中国有史以来最狠毒的绝招！一些农民，被逼得走投无路、铤而走险、当年全国闹饥荒的时候也出了不少的“真命天子”，揭竿而起！全国饿死人，全国人吃人，全国都出现过草莽英雄！向法西斯罪恶制度抗争，当然全都被残酷镇压下去了。小城市的不准去大城市，城市之间也不准往来。来往得路条，得介绍信。各地检查是很严格的。因此户口本本和粮食供应关系比一个人的性命更重要。“黑人黑户”在城市里是难以生存的。城乡差别越来越大，城市人口被视为“有享受”的“贵人”，而农村人口则被视为一无所有的“贱人”；拥有城市户口就高人一等。正因为如此。我这七尺男儿在祖国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大地上是投靠无门，生存无立锥之地。只有“落叶归根”了！！ ---------------------------------------------- 大逃港祭 大陆饿死四千万人的大饥荒岁月，哀鸿遍地，民不聊生，画地为牢，禁止逃荒，眼睁睁的活活要人饿死！！一九六二年五月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决定放广东饥民一条生路！一九六二年五月五日驻守广东边防的驻军在陶铸一声令下后突然撤岗，大开缺口。结果引发了一场数十万饥民疯狂快速的逃亡香港的空前洪潮…… 山河无处不饥荒 画地为牢禁逃亡 饿殍如山人相食 娘吃儿女泪汪汪 画地为牢太张狂 千古无人禁逃荒 亿万黎民似羔羊 任凭宰割暗凄怆 铁桶如刀困饥民 四千万人命归阴 法西斯谛太强横 千古无如此残忍 边防突然全撤岗 地狱开门露线光 数十万民如潮涌 逃离地狱奔天堂 死生摊开两条路 挈妇将雏旋风速 死里求生竞狂奔 越过鬼门赛脱兔 踩死踏死尸无数 淹死堵死向前赴 老人填坑为铺路 儿女逃亡免灭族 数天撤岗惊四方 消息无胫乱飞扬 地动天惊忙不迭 复岗森严隔阴阳 一墙阻隔两茫茫 生离死别徒凄怆 你快去走阳关道 独木桥上自泱泱 风雨苍黄几度秋 游子怀乡故地游 当年故旧今难觅 乱坟岗上草幽幽 ---------------------------------------------- 自贡市的李氏家族一直是显赫的“贵族之家”。前清时候兄弟二人同居三品。被皇帝“钦赐大夫第”。两座府邸相连，亦如自贡市的“荣、宁”二府。因为府邸大门外面都修建有高大雄伟的牌坊。久而久之，老百姓便以之作为地名。那条街就叫做“双牌坊”——上牌坊和下牌坊。在解放初期即被视为“封建主义”的“堡垒”，予以毫不容情的没收充公彻底破坏了。在被捣毁扫荡之后。一切古老宏伟的建筑荡然无存。片瓦寸砖也无从寻觅。那地盘很大。从新桥一过一直到海潮寺，在那很大的地盘上面先后建了一座军营、一座粮仓、一座医院、一所中学、一所小学、一个工厂。 劫后余生在上“牌坊”的边缘余下了一排平房。那是以前看守果园的仆人们居住的。双“牌坊”的贵族们被“扫地出门”之后，我大舅公李真固和大舅婆住到这里来了，一间有二十多平方米的小屋，住了他们老两口和一个不愿意离他们而去的老仆人。我娘八年劳改提前三年放了出来。以前家里的所有房产都被没收充公了。无有去处。我祖母是下“牌坊”的四千金。李真固是她哥哥。娘投靠到大舅公家。大舅公收留了她。大舅公他们以前过惯了的优裕的贵族生活完全改变了，年事已高，当然很难以适应，于是先后过世。留下娘住在这间小屋里。 殊不知下“牌坊”三千金的儿子被打成右派之后，其家属被驱逐反乡，他老婆带着二子二女无处落脚，也投靠到了这角落里来。三千金是四千金〔我的祖母〕的亲姐姐，我叫她三姨婆，三姨婆有一女名叫范莲芬，蜀光中学毕业以后读完了大学又回到蜀光中学来教书。是中共地下党员。以后担任过自贡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的主任。有一子叫范国念，在蜀光中学和我同班同学，解放以后作过西南铁道文工团的团长。还有一子叫范国贤，范国贤被打成了右派份子，留在单位监督劳动改造，其家属被驱逐还乡。范家解放前的房屋也早已被全部没收，其妻带着二子二女无处落脚，投靠到了这角落。同是天涯沦落人，而且同样都是投靠无门。娘只得把那小屋分隔成了两个半间。一半八平方米归娘住，另一半十多平方米，由那五口之家去“挤”了。 离别了一十三年的娘，岁月的艰辛在她过早佝偻的瘦弱身躯上刻满了悲怆的烙痕。满头白发满脸深深的皱纹烙记着她挣扎在艰难岁月里的辛酸。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岁至少要衰老二十年。 在我脑海中那端庄、雍容、慈祥、美丽的娘的光辉形象已经荡然无存。 堂堂七尺男儿。竟要投靠到这样一个无助的、弱小的、已经无力挣扎的老人门下来。那种羞愧、那种懊恼、那种无奈！堂堂七尺男儿真乃无地自容！母子相见，相对无言。我望着她挣扎在生命暮年那谙然无助的眼神里还跳动着几丝残留的不得不挣扎的顽强气质。黯然神伤，潸然而涕下！ 娘是被判了八年徒刑提前三年放出来的“脱法犯人”，而我是“反党集团头子”、“极右份子”、劳动教养三年提前一年放出来的“摘帽右派”。这样一个家。自然是这社会主义社会里的最最最底层。 有个叫李国文的右派〔作家〕，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有篇作品里，我记得有这么一句：“无论一条什么样的狗，都可以在你头上任意的拉屎撒尿！”李右派把他的遭遇，他的切身感受，凝练而深刻的活画出了那样的现实；那样的一些狗；那样的一段历史真实。那是人权沦落、人格扫地的年代。我们这样一个“家”，自然是“无论一条什么样的狗”随时随地“都可以在你头上任意的拉屎撒尿！” 那真是严酷的岁月！在那些形形色色的狗前要么让它“任意的拉屎撒尿”，逆来顺受。要么与狗们顽强的斗争。当然得付出更多的充满血泪的牺牲。 人权得自己去维护，人格不容侵犯，堂堂正正的人不能逆来顺受。我必须挺直我的人的脊梁与狗们顽强的斗争。用我的知识和智能去与狗们进行“合法斗争”，用鲁迅的“韧性战术”，还得用点毛泽东的“游击战术”之类。我顽强的与狗们战斗了。付出了充满血泪的牺牲。但是维护了我作人的尊严。在此以后十多年“摘帽右派”的人生历程中谱写下我自视为无悔的自视为不无辉煌的篇章。〔注意，我用了“辉煌”这么两个字〕。 娘那半间八平方米的“屋”，是由一条两米长一米宽的窄巷和三米长，两米宽的角落组成的。一巷一角象一把带钯的刀的平面图。相加大概八平方米。那一巷是“厨房”，也就一蜂窝煤炉子。那一角“卧室兼客厅”里只能容得下一张床外加一个很小很小的“条桌”〔大概八公分长，三公分宽〕。没有窗。巷头是一道窄窄的小小的门。出入通风全靠它了。此天地之广阔比监狱里的单人间差不多吧。由于没有窗。每当夜间那蜂窝煤炉子释放的一氧化碳毒气弥漫满这“广阔天地”之间。呛的人喘不过气来。只得赶快起来打开小门通通风换换气。 我在这“广阔天地”里呛了整整的一十三年。在这里求生存、“打天下”、讨老婆、生儿子……与狗们顽强的战斗。还“惊天动地”的在此谱写了我不无辉煌的“摘帽右派”人生篇章……当然留下的更多的是不堪回首的血泪。呛了十三年。一九七六年。也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仙逝的那年。我才搬离了这“广阔天地。” ---------------------------------------------- 蜗居祭 1963年至1976年在光大街最低劣贫民窟的一间八平方米的蜗居里，呛了整整13年。在这里娶妻、生子、奋斗、打天下、流血汗…… 八平方米一蜗居 一床一巷已无余 窄门出入兼通气 漆嘛糗黑似阴墟 蜂窝煤炉散毒气 呛人心肺几窒息 倒撒鞋来免披衣 赶急敞门透口气 单人床塞三身躯 罐装三只沙丁鱼 娇儿恶卧半夜啼 惊扰四邻惹骂嘘 生存控制如铁壁 一粥难求无生计 血盆抓饭难上难 杀条血路谋生计 异想天开双面穿 全国两家八方传 熬更守夜历辛酸 辘辘饥肠一时填 酒好不怕巷子深 生意兴隆几度春 进项超过两皇帝 主义不容祸延身 奇装异服反革命 破门抄家任蛮横 资本主义大罪名 游街示众狠斗争 一打三反大抓捕 泡进监牢待屠戮 现反罪名大恶极 杀头等死怎申叙 苍天有眼脱冤狱 蓬头垢面反蜗居 鼠跳蝎爬霉上壁 屋漏地滑差牢狱 四十年过探蜗居 风雨飘摇仍岖岖 一叟佝偻偷相觑 相对无语自唏嘘 几多高楼鳞栉比 几多新贵别墅居 蜗居依然岖岖在 潸然涕下长叹息 ---------------------------------------------- 五十八 回家第四天。也就是大年初三那天。狗找上门来了。斗争从此揭开了序幕。 那是一条地地道道的狗，那是“人民政权”最小最小的“细胞”——居民委员会的“衍生物”，被叫作“组代表”的东西。这东西自视为“人民政权的”一部分，似乎带了几分几厘“官气”，故尔趾高气扬，故尔为非作歹。 千万不能小觑了这居民委员会.有个美国人叫克拉克在他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时候曾经发表过一个高论.克拉克说:‘中国的居民委员会比苏联的“克格扑”还要厉害!’可见其“名声在外”的响亮程度了! 许多居民委员会主任犹如一方诸侯,独霸一方.当时这光大街居民委员会的邓主任是个“擘擘”,柱一根拐杖.自称是“负过伤”的.究其根底.是凉山森林工业局的伐木工人,伐木时候摔断了一条腿成了“擘擘”的.既然自称是“负过伤”的，当然趾高气扬……竟大胆去调戏一个军属.当时老百姓把军属称之为“军用品”.那可是动不得的.邓“擘擘”竟敢于去动“军用品”当然被踢下了台. 被称之为组代表的那狗的男人是国民党的一个“师爷”【低级职员】，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师爷买来作小老婆的。这小老婆生下了两儿一女。那女走了好运。嫁了个当官的。据说是什么省军区参谋长。这狗还有一小儿子很不争气，因了这不小的官，也弄去参了军。那年月对拥军优属很认真，对军属很尊重。“军属老太爷”、“军属老太婆”是个叫得十分响亮的光荣称号。小老婆变成了“双料老太婆”，那份趾高气扬。可想而知！这条被叫作“组代表”的狗。之所以被视之为狗。她自视为是全组居民们的统治者，对上头俯首帖耳摇尾迄怜，对下面则颐使气指作威作福。 那狗来到了我家那小门前，高声大气的直呼娘和我的大名，历声命令道：“快快快！你们两个拿起扫把去扫街，那些人都去了，你们快点。”娘说：“好的，老太婆，我这就去。”我则嗤之以鼻，盯了它一个白眼……我对娘说：“不去。”娘说:“我不去不行的。”说着拿起扫把步履蹒跚的走出了小门，回头用疑难的眼神望望我，慢慢的去了。 第二天，那狗又来到了我家那小门前。这回是直呼我的大名。还特特别提高嗓门，很有点公之于众的意思说道：“派出所叫你去。马上去，快点。”我心里有点犯疑，这狗不知告了什么黑状。但还是十分镇定的问它道：“什么事啊？”那狗说：“去就知道了。快啊！” 我去了派出所。一看已经坐了十多个人，我走到一个女民警前问她：“请问，叫我来什么事啊？”她问：“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了。她说：“叫你来学习啊。”我问：“什么学习啊？”她迟疑了一下问道：“你摘没摘帽啊？”我说；“不应该这样来问我吧？你们没看介绍信？没看档案？”这些问话确实把她问住了。她望了我一眼便低头去看她手中的文件。我转身昂然而去。 真他妈的，不行，第一回合给了那狗一个软钉子，而今又给了这专政机关一个软钉子。不行。不能到此为止。我转身疾步走到了三圣桥，来到了中共自贡市市委统战部，找到了一个名叫马笃参的干部。我说：‘想问一问“摘帽右派”和没摘帽的右派份子有没有什么不同？在政策界限上有没有什么差异？’如此问话当然是有点“来者不善”，也还显得有点水平。 那马笃参板着面孔盯了我几眼。带着点“审问”式的问道：“你叫什么？”我想第一次和这统战部打交道，在政策上这应该是当地“说了算”的吧。今后如果要想依靠政策来和那些狗们进行合法斗争。这是个离不得的衙门。这是第一回，应该心平气和的和他们打交道为好。我于是平静的作了些自我介绍。平静的讲诉了这两天来的事。 马笃参说；“我们了解一下情况，阿，”又说了些教育的语言，要主动接受群众监督，要尊重基层之类。 我不想和他弄僵，只好不置可否。当时满世界的人把右派分子和摘帽右派分子都“一视同仁”。同样对待。但是我这个作过共产党党委政策研究员的人。则认为不行！我应该利用这种政策界限来为我今后的生存环境进行斗争。当时这种观念还较为模糊，以后生存环境越加恶劣我越亦感到必须如此。以政策来作为维护人权的斗争武器，这是我唯一还能够去把握的合法斗争手段。 回家以后，最大的问题是吃饭问题，如何活？如何才能够活得下去的问题！生存权在那里？而今在这社会底层，廉价劳动卖不出去了，能够肩挑手提一、二百斤的强壮苦力，廉价也卖不出去，何况像我这样的文弱书生。 鲁迅也有条“赤裸裸的真理”，鲁迅说：“盛世，是能够去作奴隶的岁月。乱世，那是去作奴隶而不可得的岁月”。那年月真是亿万之众宁原去作奴隶而不可得！！一文难倒英雄汉啊！杜甫那首有名的哭穷诗里有这么两句:“囊空恐羞涩,留得一文看!”我却没有办法.经常一文也留不住。 实在不得以,娘只得去向一家邻居叫陈慕侠的小学老师去借几块钱聊以周转.陈老师的丈夫性王,作过康泽的机要秘书,也是个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当时在市政协里[统战对象]拿几十块钱工资.所以在那个小院里算日子还“过得去”的人家.康泽和我六伯曾鲁交好.所以去借几块钱的时候.还必须悄悄的避开耳目,免得给陈老师家添点是非。 出监狱时候。监狱给了二十块钱。叫作遣散费。不多几天。真是数也把它数完了。 娘的生活费是靠妹妹一个月寄来的十五块钱勉力支撑的。廉价劳动卖不出去。要活下去。只能和老娘口中争食。去分享那十五块钱。 七尺男儿啊！吃饭问题成了母子俩必须面对的而又无力解决的大大难题。 全国大压缩、全国大失业，谁还来管你这样的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因为三年‘大跃进’，到1961年，粮食比1957年减少900亿斤，减产约30％。饿死四千多万人，因为三年‘大跃进’，中国国民经济损失达1200亿元。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建设投资才550亿元。‘大跃进’损失了两个五年计划的资金——十多年的国家基本建设投资被毛泽东折腾没了！！毛泽东的大罪恶造成工农业危机，造成全国大压缩、全国大失业，谁还来管你这样的从监狱里放出来的？ 无法生存下去了。娘去四处奔波，好不容易啊,终于找到了一个衲鞋底的活。衲一双鞋底两角钱。娘点着煤油灯衲。熬更守夜，一天也衲不完一双，找不着那两角钱，我实在无法忍受，我便学着衲，手不知扎伤了多少处，一天衲不完一只，辛劳一天，腰酸背疼，赚到的就几分钱。廉价到如此。心理承受不了。他娘的这不是自己遭践自己吗？实在是干不下去了。挑葱卖蒜、贩夫走卒什么低贱的活都试着去干过，实在是干不了。艰辛劳累，赚不了几文钱！毛泽东的：“不低头，不管饭！”现在是不管你低不低头，统统不管饭！全国人口的嘴巴，都跩在毛泽东的手掌之中！给饭不给饭完全在这个法西斯制度的掌控之下！生存权任何人都丝毫无能为力！ 粮食定量供应从一个月三十斤降到二十七斤，每况愈下，还不断的降，眼前已经降到了一个月只有一十九斤。其中还有两斤胡豆两斤苞谷粉，大米只剩下一十五斤。一天只有半斤，吃稀饭也不够！全国人民“喝大锅清水汤”。但是没有人知道全国已经饿死了几千万人！！更没有人知道全国都出现了人吃人！！那时候全国人民患了一种“时髦”的“水肿”病。实际是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导致的双脚浮肿进而腿肿、身肿、脸肿、全身肿最后是死亡，归根结底也就是被活活饿死的，城里饿死人不像农村来得那么快速那么猛烈，因为总还有那么一点“定量供应”在吊着性命。我和娘一天改吃两顿，甚至只能吃一顿，不久，都开始患时髦的“水肿病”了。一天到晚都是饥肠辘辘，脚趴手软的，饥饿的头昏眼花。站着坐着都感到精疲力竭！脆弱的生命力苟延苟活，许多人莫名其妙的就被失去了生命！ 娘想方设法，四处奔波好不容易从什么粮食加工厂去找熟人、开后门才买到了一点细的米糠，那是很难买得到的，把它和着粗菜作成糠团来参和着吃。难以下咽不说。最恐怖的是吃下去后拉不出来，一拉肛门鲜血直流，那等痛苦实在是无法忍受。而且真是“得不赏失”。我不敢再吃了，娘却背着我悄悄的偷着吃。目的是想省一点点让我多吃一点点……我多次试图去阻止娘，但没有办法能阻止得了，那种自我牺牲的伟大母爱使得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心如刀绞的滋味！这使得我在肉体的痛苦挣扎之中更增添了巨大的精神上的痛苦挣扎. 娘和我的行为。凸显了娘和我的人性的差异，人格差异。时至今日。我依然自愧弗如娘的伟大人性、高尚人格！传统的优秀道德文化给与娘的涵养太深厚了！而我在体制里面受到的人性的冲击人格的扭曲。在面临同样的苦难面前，高低优劣凸显得如此分明！！ 粮食紧绷绷的只能够“拖”半个月，我们自然根本无能去购买黑市粮食来吃的。对于那可怕的饥饿，实在没有任何抵御的能力。那时候依然在宣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其优越性体现在“铁饭碗”上面，殊不知，所谓的“铁饭碗”是只有少数人才拥有的，全中国大多数的人，平民，农民，是“饭碗”毫无保障的，在城市里，多数人的生存权毫无保障。在农村更无保障，共产党的代理人——生产队长以上的一伙人成了农村的新贵。这些人可以任意的侵吞广大农民的劳动成果，噬人血汗。国家强制性的收购计划粮食，农民的辛苦所得，大部分被“国家”机器廉价的“掠夺”去了。各地的“搜粮队”臭名昭著，比日本鬼子比土匪还要凶狠。搜粮时候吊、打、捆绑，整死人，狠毒而恶劣，也根本不给你留下口粮。农民在毛泽东时代是国家财富的最大积累者。最残酷的最狠毒的被剥夺得一无所有！血、汗、生命都被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剥夺得一无所有！而当年最残酷的是“不准逃荒”。画地为牢。农民只准许在居住的村落“活动”。不准许出外。走出村落就被称之为“流窜犯”。要抓起来。甚或被流放到大西北人烟罕至的不毛之地去自生自灭。很多年之后才知道，全国就唯一的有这么一件“开放”了几天的“边防哨卡”，酿成一次“大逃港”的闹剧！ 五十九 一天，娘说，芷芸他们在茅头铺，你是不是去他们那里看一看？芷芸是我们家的丫头，和我们家的男仆刘光宗结婚以后，在茅头铺农村安家落户、生儿育女，不见他们也有十好几年了。当时，经过残酷的阶级斗争，这种主仆关系，绝大多数都已经反目成仇了！而他们会怎样对待我呢？不得而知…… 下半个月的粮食所剩无几了，我硬着头皮去走一遭，当然主要是为了“打秋风”，看能不能去混几天伙食。我两手空空的上路了。我们实在也拿不出一丝半点的任何东西可以作为礼物的来送人。我一边问路一边走，四五十里地走了一天。路上饿了一顿，大下午了才精疲力竭的问到了他们家。 芷芸的身世非常凄凉。几岁的那年闹饥荒。他娘无法养活他们。褙着一个婴儿，牵着几岁大的芷芸，在大桥上栏住了阿祖的轿。跪下来乞求收留芷芸作丫头。然后一转身褙着婴儿投河自尽了。那时正涨大水。芷芸眼见着汹涌奔腾的大水卷走她娘，狂奔到大桥旁要跳下去，被人抓着了，哭得死去活来。从此在我们家作了丫头。 为人宽厚的娘。在我的印象之中，从来没有骂过她没有打过她，更不用说虐待了。芷芸见着了我。那等惊愕。在她的脑海中。只知道我是在外面吃“皇粮”当干部的。而今却突然来到了她这偏辟的穷乡僻壤。心中必然生起重重疑团，她也一定想问我点什么，但她忍着没问。一定是怕有伤了我的自尊心。在我的印象中。芷芸是懂事、体贴、很能善解人意的人。大概是从娘那里学得的温柔和慈爱。在我的印象当中，她对我和妹妹都是温柔和慈爱的。 我这不速之客的突然降临，除了惊愕以外她脸上显露的是更多的不安、无奈和不知所措。她眼眶有些湿润了，哽咽的问我：“娘是不是好的？”我说：“活着吧，有什么好不好的，你们家都好吗？”她说：“也一样。你刘四哥和大娃儿生产队上工去了……” 那时候全体生产队员都像奴隶一样的一群群的集体“修地球”！她把我娘叫娘。让我叫刘光宗为刘四哥或者四哥。我叫她邓大姐或者大姐。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姓邓？真的姓什么我想她不一定知道吧！她无奈而很愧疚的说道：‘你一定饿了，我，我，我……什么也拿不出来招待……我煮“饭”去……’ 她家只有一间卧室。卧室里两张大床、一张饭桌、一个大柜子、把屋子挤得满满的，另外还有一间大大的厨房。很大的灶很大的锅。烧的柴草。满屋立即烟熏火燎直呛人口鼻……她一边烧火一边说，她去看望过娘几次。现在不准农民进城，抓“流窜犯”，再说也实在拿不出什么东西给娘送去……谁都自顾不暇啊！！ 正说着话，两个小孩一男一女听说家里来了客人跑了回来。芷芸叫他们喊舅舅。哎！初次见面。我什么也没有给小孩子的，自感愧颜。厨房外面是猪圈，但空空的什么也没有。鸡鸭一只也没有，养猪、养鸡、鸭本应该是农民家家户户习以为常的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雄鸡报晓！鸡犬之声相闻！这些延续了几千年的风景。在那个可怕的饥荒岁月里，一切都没有了。人吃猪狗之食，也就无食去喂猪狗了。不少地方把猪圈修在公共厕所旁边，用人粪去喂猪，那时候只有城市人口一个月一人一张“肉票”。可以买半斤猪肉〔农民是没有任何票证的〕，如果买到了这种“屎猪肉”，实在叫你噩心，不吃也噩心。芷芸在大锅里先参了一大锅水。特意打开柜子，捧了一捧米，就一捧，那口代里米已无多，当然是因为我来了才捧的这么一捧米。〔因为以后就没有再捧米了〕。最后和了一些玉米粉，我看见芷芸从一个口袋里一捧一捧的捧了五捧，他们家一共五个人，稍作迟疑，又捧了一捧，大概因为我来了才加上的一捧。先放在一个陶缸钵里用冷水调匀，再倒进大锅里去煮，煮来煮去，也不见稠。真是赫光头说的“大锅清水汤”！ 食盐也很珍贵,因为食盐要用人民币去买。那年月几十年间，农民唯一的“现金收入”，只能以养鸡去卖一点鸡蛋换来人民币，以之去买盐，针，线……等等。现在鸡也不准许养了也没有可以养鸡的杂粮之类了，所以要弄点人民币在许多农民家里是件难事。 食油则是没有的,再弄了点什么老菜邦子哚碎了一齐煮进去。劳动之余只能以这样的食物来维系生存。哎！此情此景，真乃“三谢不能餐”啊！！ 住了两天，夺人口中食。实在住不下去了。我辞谢他们。他们强留。刘光宗说；“你在这里，不过多参一瓢水就是了。去年全家害水肿病，那时候吃的还更艰难,险些都饿死了，我们这些地方饿死的还算少，周么嫂娘家那边一家人一家人的饿死的多的很哪！【连界的荣县饿死了一半人，村村人吃人……】再过一个月，春荒过去了，收了小春〔小麦、碗豆、胡豆〕怕要好一点吧。”又强留我过了一天，我坚持要走。芷芸悄悄的从他们在山野间旮旮角角里偷着点下的胡豆土里〔那时候生产队是不准许种自留地的〕摘了一些嫩胡豆，农民是从来不吃嫩胡豆、嫩碗豆、嫩苞谷的，那是城里人吃的，农民舍不得吃嫩的，那是暴殄天物！又摘了“鱼鳅串”之类一些野菜，噙着泪说：“给娘拿回去吧。这个把月最脑火，再过一个把月。有空再来……” 他们夫妇能够对我如此礼遇。在那样的岁月是很难得的了。许多这种主仆关系的人家。在阶级斗争的教育之后，早已经变成为仇敌了。 一个多月以后，我又去了。一天吃过午饭。我觉得他们全家都很兴奋而又紧张，好像有什么大喜事即将到来。刘光宗和芷芸悄悄的似乎商量些什么，但是最后还是没有向我“公开”其秘密。〔后来知道这是第一次去干这种“冒险”的干活〕。还是把我一人留在了家里，他们全家五口一起出动了。天黑了还没人回来，我自然早已饥肠辘辘，更不知道他们全家一起出动是干什么去了…… 天黑了好一阵，全家终于回来了。一个个都很兴奋。点上了煤油灯【一个月一家供应三几两煤油】，芷芸拿出一个很新的筐，大家便从口袋里往外掏。装了大半筐，全是烧得半生不熟了的干胡豆、干碗豆。刘光宗招呼我：“快吃快吃，明天你也去……”第二天我也参加了他们的壮举：一群群人非常兴奋的割倒了满山满野的成熟了的胡豆、碗豆。堆成了几大堆，再把这几十个人平均分为几个小组，一个小组一堆。 薄暮时份，点火一烧。立即炊烟袅袅。不一会劈里啪啦的响起了音乐般的爆炸声响，人们有点迫不及待跃跃欲试……火尚没尽。人们饿狼一般的扑上前去。抢着用双手各自刨堆子。和着还在发烫的草灰、泥土拼命的往各自面前刨，刨着了就是自己的了。这些烧荒的半生不熟的胡豆、碗豆能不金贵么？那是当时的救命之物啊！抢着了就能吊命，抢不着就得丧命，眼见着自己面朝黄土背朝天终年辛苦种出来的粮食一次一次的被掠夺走了，连最起码的活命糊口而不可得，万分的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啊！ 也就是在当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全国县级以上的干部大会〕上被迫“检讨”说：“感谢三忆农民瞒产私分……”也就是在这个“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邓小平“逼迫”毛泽东“退居二线”，由刘少奇、邓小平上台走了一段“资本主义道路”，使得饿死人的局面有所缓解。当然为毛泽东后来整死刘少奇结下了一个大疙瘩！ 我之亲眼所见，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瞒产私分的一种形式吧！瞒产私分虽然使得亿万的农民得以暂时逃脱了继续被饿死的灾难，然而瞒产私分却是向制度的挑战，是“抗拒”国家“机器”的强制性“掠夺”，但你还能去把这几亿的农民怎么样呢？感谢三亿农民瞒产私分。只不过是无可奈何的马后炮而已！ 人格档案： 回到人间底层。较之在集中营、监狱。其精神压抑的残酷程度应该是大大减少了。人性开始复苏。人格开始回归。尽管处于饥饿挣扎的艰难岁月，要为不至于饿死而挣扎。除了少数的狗之外。底层的草民，求生尚自顾不暇，失业者满街遍地。把满腔愤懑封闭于心。对于右派份子许多草民既存陌生之感又有敬佩之情。但许多草民在内心里都认为右派份子是“落难”的“好人”。虽然敬鬼神而远之，怕沾染了惹来祸患。但一般的草民是不欺侮右派份子的。更何况草民之中，不少的都有点“杀、关、管”的牵连。最近有关资料估计，几乎有一半的人口都是“不干净"的，当然也就不愿多惹事。所以狗类的积极分子在我的“合法斗争”之下。不得不有所收敛。因之也更增添了我“合法斗争”的打算。更应该为维护人格尊严而生活。 我不作奸犯科，正正当当生存，为什么要卑恭屈膝、忍气吞声！必须为维护尊严而合法斗争！于是人格便开始回归，人性日益复苏。当然那样一种体制的底层，法西斯威力虽然有“强弩之末”的状况。但毕竟是在其笼罩之下。人性、人格依然是处于压抑之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