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9月30日 第17期 总第五十八期 2008年9月13日 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 —————————————————————————————————— 本期目录 国史笔谈 启 之 春秋大义与“客观中性”——从《毛泽东最后的革命》谈如何写史 卜伟华 关于《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的几个问题 争鸣 杜钧福 “西纠”的真相必须澄清 李 乾 分裂的意识与历史的解读——读礼平先生访谈录有感兼议“红八月”的红卫兵运动 他山之石 郝 建 《八、九点钟的太阳》：纪录片的镜语与伦理 书评与序跋 冉云飞 毛泽东的炮灰——评何蜀《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 王在平 一个永不停步的跋涉者——读李承弘先生《百年寻梦》 简讯 白云黄鹤 李承弘著《百年寻梦》一书在武汉首发 胡庄子 河南女作者出版颂扬文革的《霜叶集》 韦 陀 《〈记忆〉精选》第一集正式出版 编读往来 1、美国读者钟青谷质询《记忆》为何不回答外界的指责/编辑部答复 2、范世涛来信谈《记忆》的注释问题/编辑部答复 3、杜钧福来信 —————————————————————————————————— 【国史笔谈】 春秋大义与“客观中性” ——从《毛泽东最后的革命》谈如何写史 启 之 一、褒贬历史 如果把这本书交给中国学界匿名评审，如果评审人——那些一流的国史/党史专家抛开意识形态上的考虑，此书也仍旧通不过。这不是无端的臆测，而是经验之谈——香港中大邀请的评审人，都以我那本小书《内蒙古文革实录》使用了讽刺、推测、比喻和议论而要求我一改再改。如果《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下简称《最后的革命》）落到这些人手里，恐怕就不是修改，而是直接枪毙了。 枪毙的理由正大光明：作者违反了史学著作的通行准则，在书中表现出明显的主观倾向性和强烈的感情色彩，从而失去了“客观中性”的学术立场。造成这一严重后果的主要原因，是作者采取了各种不适当的修辞手段。 确实，《最后的革命》几乎调动了所有的修辞格，讽刺、比喻、推测、议论在书中随处可见。特举例如下： 第一，讽刺。包括嘲弄和挖苦： l （罗瑞卿跳楼自杀，摔折腿后）罗的批评者们对着他坐过的空椅子喋喋不休地进行着抨击。（《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左岸文化，台湾，2009，第45页。下面只标明页数） l 她（江青）终于有了对她俯首贴耳、毕恭毕敬的听众。（第48页） l 一个人一旦被清洗，就证明那个人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第116页） l 天安门广场的挖运花木事件象征社会主义控制力的崩溃。北京老百姓认真落实了毛的格言——敢想、敢说、敢挖。（第381页） 第二，比喻，主要是隐喻： l “主席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游击战士，尽管他不会轻易摊牌，但是他会很快采取隐蔽的行动来展开党内的清洗。”（第32页）“（毛）给新生的红卫兵运动开出了一张空白支票，以其全部政治资本——他的职位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作为担保。”（第103页）“毛的同事们被畏惧和怯懦控制了心神，就像是兔子们在眼镜蛇面前吓得不能动弹。”（第458页） l 因为长期以来第一次在政治光谱的极左端出现了一只无可置疑的替罪羊（指林彪——本文作者），因为急于要使许多“问题”必须得到纠正的人们都归咎于这只替罪羊。（第345页） l 该小组的成员急于讨好这位手握重权的女施主。病中的冯友兰在接受江青邀请一起视察天津后，向她献上了下面这首诗……（第373页） 第三，推测与假设： l （清洗罗瑞卿时）如果有一个理想的状况，让在场的与此无关的政治局常委们——刘少奇、周恩来、人大委员长朱德元帅、邓小平团结起来，再加上彭真（即使级别与前几位不同，他的影响也相当大），告诉毛他们不赞成这样的诬陷，……但是他们放过了这个机会。这是这群强有力的人物团结起来制约主席的最后机会，此后他们自己将被分而治之，而文革中受到公开抨击。（第44—45页） l 显然，林彪希望在这个尴尬的位置上，即使跟不上主席，也能通过这种彻底服从的态度，避免重蹈刘少奇的覆辙。（第114页） l 林彪事件对于毛也是一个重大打击。他也许曾希望慢慢地让林彪退休或下台，理由大概是他在南方巡视中所阐述的野心勃勃和口是心非。也许仍然会有不利的反响，但是不会像现在已发生的情况这样具有破坏性。（第344页） 第四，议论与评点： l 江青对政治地位不断增大的兴趣也许和主席对她不断减小的兴趣有关系。他们经常分开，毛一直以来喜欢与一群年轻貌美的女性跳舞和调情。（第33—34页） l 尽管中共的党史学家受到鼓励去批评文革的观念和必要性，但是还没有什么人愿意说：主席为了搞文革，无情地密谋打倒其过去的亲密战友。一个晚年误入迷途的战略大师的形象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一个暗地里策划卑鄙手段的黑帮头子的形象是不可接受的。这对于党的合法性的冲击实在太大了。（第331页） l 这又是一个“紧跟主席”的例子，不明究竟的下属们一心想奉承他们的主子，却真的没有想到玩过了火。（第332页） l 邓在六四时候的行动证明，毛在文革中拒绝把邓打入地狱确有先见之明。（第459页） 上面所举，不过是九牛之一毛。而这些修辞不但互相交叉杂揉在一段之中，而且深入全书的肌理，不能简单地删一词、一句、一段了事。它们已经构成了此书的风格。对于如此“践踏学术规范”以至无可救药的著作，敬业的评审人除了枪毙还能干什么？ 二、“客观中性” 幸好还有哈佛大学，幸好还有另一种评审标准，使《最后的革命》在高度评价中得以问世。在中外对此书的一致好评面前。中国的评审标准受到了严重的质疑，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摆在学界面前——什么是“客观中性？” 谁都知道，客观就是从事实出发，中性就是排除主观色彩。而《最后的革命》一书却轻而易举地把这个概念置于难堪之中——《最后的革命》资料之丰富，考证之详确，以实立论，据实遣文，俾同类史书戚戚然不敢忘其颈背。此书之客观，无可置疑。但它又充满了强烈的情感，明确的好恶。其主观性跃然纸上。可以想象，当这个主客观结合的“史学怪物”向中国同行宣布：“客观是必须的，主观是必要的，中性是办不到的”的时候，后者的愤怒。 愤怒的中国同行会奋起反击：如果“主观是必要的”，那么“客观中性”从何谈起？！如果“中性是办不到的”，那么，学术的价值何在？ 这个强有力的质问将《最后的革命》的评审人逼到了前台。他们不得不为自己辩护：我们依据的是西方史学中“道德判断”的传统。你们所说的“客观中性”其实同样来自西方。它最早的源头是哲学中的实证主义，这种主义否认感性认识，以理性主义自居，它认为靠客观实证和逻辑推理就可以解决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这种观点为科学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后者主张自然科学统率一切，它不但是哲学的基础，而且是研究所有人文科学的金钥匙。这两个主义给历史学带来了两个后果，一个是历史决定论。即把历史看成是恐龙化石，或者水分子一类的研究对象，认为历史跟自然科学一样，是按照因果律发展的一个必然的过程。另一个是历史客观论。即完全无视史学家在研究中的主观因素。事实上，从选择材料开始，史学家的倾向性就无可避免地进入了学术，“客观中性”就已经被“污染”。而史家要想摒弃主观，就像拔着自己的头发上天一样。正是因为认识到这一点，“客观中性”在西方始终没有像中国那样罢黜百家，一统天下。何况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式微，史学中的“客观中性”之说也渐趋衰落。 在这个解释面前，愤怒的中国同行会如何举措，我们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是余英时在一本书的序中说了这样的话：“在二十世纪的史学实践中，我们发现，想把史学变作自然科学同类的东西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五十年代以来，不少有慧见的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已突破了决定论的牢笼，坦率地指出：在历史中寻找所谓‘规律’或‘因果律’是徒劳无功的。这种努力过去不曾成功，现在没有成功，将来也不会成功。”（《重建价值系统，使中国人恢复辨别善恶是非的能力》） 在同一篇文章中，余英时还提到了派普斯的质疑：“1993年哈佛大学俄国史大家派普斯（Richard Pipes）刊行了《布尔什维克政权下的俄国》（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 ）一书，他在书末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面对着这场空前的灾难，史学家是不是应该还是保持冷静，像科学家面对着自然现象一样，不动一丝感情？” 三、春秋大义 派普斯的问题，《春秋》早就做出了回答。《三字经》说：“诗既亡，春秋作。寓褒贬，别善恶。”中国古人从小就知道，史书不是中性的。“寓褒贬，别善恶”是它们的功能之一。惩恶扬善，使“乱臣贼子惧”是史家的重要使命。 这一功能和使命，来自于“春秋大义”。《左传》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晋朝的大学问家，人称”武库“的杜预，据此提出春秋的“三体五例”。（“三体”：“发凡正例”、“新意变例”、“归趣非例”。“五例”：“一曰微而显”、“二曰志而晦”、“三曰婉而成章”、“四曰尽而不污”、“五曰惩恶而劝善”。）“三体”人们不认可，“五例”为史家所称道。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这些掷地有声的文字，在他撰写《史记》的漫长岁月中，由朦胧而清晰，从游移而坚定。而一旦形成，就成了他的圣经，他的座右铭。 也正是在这个序里，司马迁将春秋大义提升到“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层面。无数的兴亡存废告诉他，给社稷、民众带来灾难的是统治集团，是昏君暴君，而远不 止几个“乱臣贼子”。所以，他把批判无道天子的责任，郑重地放到了史家肩上。 这一“春秋大义”在欧阳修手中发扬光大，他的《新五代史》不但填补了空白，而且将“废兴存亡之迹，奸臣贼子之罪，忠臣义士之节”传于后世。御史陈师锡在序中说：“其事迹实录，详于旧记，而褒贬义例，仰师《春秋》，由迁、固而来，未之有也。” 问题是，这一传统在中国何时中断，何故中断，并被“客观中性”所取代了呢？ 余英时给出了答案：“清代中叶考证学大兴，褒贬之说渐受冷落”加之“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受西方实证主义的影响甚大”（出处同前）。在考据与实证的内外夹攻之下，春秋大义消歇，“客观中性”盛行。 有趣的是，中土消亡的传统，却在欧美学者手里得到了复兴——《最后的革命》正是褒贬历史的好例子。 四、如何写史 说老实话，尽管我对香港中大的评审标准不以为然，但是要让我认同“主观是必要的，中性是办不到的”，我还没有这个胆气。扪心自问，我在评阅学生的论文或给国内学术机构充当匿名评审人的时候，奉行的不也是这个“客观中性”的标准吗？换句话说，如果让我做《最后的革命》的评审人，我也会拿上面的理由说事，也会当一名心安理得的刽子手。 《最后的革命》改变了我的理念——这本书给我的不仅仅是对历史的认知，更重要的是历史的写法。 对于历史，尤其是是非分明的历史，史家有责任表明自己的倾向性。日本侵华是恶，是不义，国人抗日是善，是正义。在这类常识面前，如果史家以中性自律，无一字有褒贬，那么，这种无善恶是非的昏昏之作，绝谈不上以史作镜。换言之，如果面对着确凿的事实，明确的是非，昭彰的善恶，却要以客观为借口，以中性为依归，说一些没咸没淡，没倾向没感情的话。那么，这样的史家就只有两种可能：或无识无胆，或没心没肺。不管属于哪种，其所作所为都是在掩饰真相，歪曲历史。 史家当然可以隐藏自己的好恶，压抑自己感情和冲动，从而将那些有明显主观色彩的讽刺、比喻、推测、议论等拒之门外。但是，有两点可以保证，一，它一定味如嚼蜡。我书架上有一层摆满了这类当代国史/党史著作。它们对我的最大好处就是治疗失眠。二，它一定只有知识而无思想。 在我看来，要有倾向性，就只能借助修辞。讽刺、比喻、推测、假设和议论断不可少。《最后的革命》充满了讽刺，但这种讽刺不是人身攻击，而是对人物性格的揭示。《最后的革命》有大量的隐喻，但这隐喻不是扣帽子，而是在联想和比较中丰富了我们对历史的认知，更新了我们的思维方式。《最后的革命》发表了无数议论，这些议论渗透着作者对人性，对历史的深切领悟。《最后的革命》有很多推测和假设，作者以其丰富的想象和严谨的推理，深化了对文革的理解，开拓了新的视野。 事情很清楚，中国史学界遵奉的似乎是放之四海的学术标准，其实也就是放之香港而已。“主观是必要的，中性是办不到的”不是离经叛道，而是正道沧桑。至于此间自诩的“中性”，实际上是个自欺欺人的伪命题。 让我们回到派普斯。在提出上述问题之后，他给出了“一个有力的反面论证：‘拒绝对历史事件下判断其实也是根据一套道德价值的系统。沉默等于承认一切发生过的事情是自然的，因而也是对的。这是为历史上所有的胜利者做辩解的一种说辞。’”（出处同前） 2010-6-18 —————————————————————————————————— 【国史笔谈】 关于《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的几个问题 卜伟华 麦克法夸尔和沈迈克合著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这本书，我只是匆匆看过，没有来得及仔细研究。总的感觉是：两个外国人，能把中国文革史写到这个程度，真是难能可贵。我对两位作者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我在阅读的过程中，记下了一些问题，在这里提出来，供作者参考。 “保护吴晗的文章” 第29页：“北京市委的高级干部们匿名撰写了一批保护吴晗的文章”。 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们看了这段话，会以为真的有人逆潮流而动，勇敢地站出来为吴晗辩护。严格说来，这些文章不能简单地说成是保护吴晗的文章，其实还是一些批判吴晗的文章，只不过语气稍为缓和，较为讲道理。最主要的有两篇文章，一是邓拓化名向阳生写的《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一是李琪化名李东石写的《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在戚本禹、姚文元等左派看来，他们是在“假批判，真包庇”，而从这些作者来说，可能确实是想以这种方式简接地对吴晗进行一点儿有限的“保护”。但从文本上看来，还是以极左的理论观点对吴晗进行批判，批判的方法也同样是“扣帽子”、“打棍子”。例如，在向阳生的文章中，批评吴晗“尽力宣扬忠孝节义、礼义廉耻等一整套封建的道德”。说吴晗的“道德观本质上是属于资本主义甚至是封建主义的范畴，他的历史观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他的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的”等等。 荒诞不经的东西也可以写入书稿吗？ 第36页：“一位喝醉了酒的公安特情人员在同笔者之一交谈时，坚持说他看过一位当时在场的解放军元帅的私人日记，原文的结尾是‘主席可以为叶群是处女作证’！” 1966年5月19日 下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散发了林彪写的所谓“处女证明”之事，已有几个在场的当事人作过回忆，基本可以认为确有其事，但在当事人的回忆中具体文字略有出入。要彻底弄清真相，恐怕只有等待将来公布档案之日了。 而所谓的元帅日记的说法，我认为是荒诞不经的。说毛泽东“可以为叶群是处女作证”，无异于说毛泽东让林彪戴了绿帽子，这玩笑开得有点儿大。对毛泽东的私人生活历来传闻颇多，但很少有让人信服的证据出现。 我并不怀疑作者有过这样的交谈，但能把如此荒诞不经的东西写入书稿，令我吃惊。 杨尚昆下台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第38页：说杨尚昆下台的“真正的原因是毛希望让自己信得过的人来控制颁发中央文件”。 这个认识可能过于简单了。用杨尚昆自己的话来说：“毛泽东认为我是教条主义者，又和彭德怀关系密切，如果不撤掉我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我将成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所以，他首先拿我开刀。”（据苏维民《杨尚昆忆为何被撤中办主任：毛泽东首先拿我开刀》） 我认为，让杨下台，不仅是因为他和彭德怀关系密切，主要还是因为他与刘邓走得太近了。刘邓主持日常工作，作为中办主任的杨尚昆自然要与他们频繁接触，这就为毛所不容了。周恩来的一段话（1966年5月21日）可以参考：“杨不能与那三个人相比，他自己成不了气候，只是抱了腿。彭、罗、陆都是得到中央信任，各把一方。” 周恩来的话一语中的，击中了要害。杨尚昆下台的真正原因就是毛泽东认为杨“抱了腿”。 “针对四大家族的批斗会”和“庆祝四个人下台的集会” 第43页：“6月，中南海举行了针对‘四大家族’的批斗会，这也是文革中无休无止的群众集会的开头。与此同时，北京到处召开有组织的群众集会，庆祝那4人的下台，宣誓对中央效忠。” 1966年6月，北京的群众集会确实很多，但书中所说的中南海内“针对‘四大家族’的批斗会”和“庆祝那4人的下台”的群众集会，却是想当然耳。 彭、罗、陆、杨下台的消息在当时还是保密的，许多老百姓还不知道这回事。他们的名字直到1967年5月以后才见诸报端。 根据现已公开出版的四个人的传记，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各自最早被批斗的时间。 罗瑞卿在1966年3月的京西宾馆会议上受到批判，但那是军队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以及公安系统的42名负责干部出席的会议，与有群众参加的批斗会不是一回事。罗瑞卿第一次公开接受批斗是在1966年12月24日，当天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了批判罗瑞卿篡军反党集团大会，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与萧向荣、梁必业、王尚荣、陈鹤桥、史进前等人陪斗。 彭真第一次被公开批斗，是在1966年12月12日。当天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由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等高校造反派串连各院校和北京市直属单位共12万人参加的“首都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誓师大会”。会上批斗了彭真、刘仁、万里、郑天翔、吴晗等人。 陆定一第一次接受公开批斗的时间，是1966年12月9日。 杨尚昆1966年6月根本就没在北京。他原被贬到广东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又被改任为肇庆地委书记。因身体不适应广东的潮湿酷热，杨尚昆向邓小平和周恩来“恳切要求”调换到北方工作。1966年5月30日，杨尚昆被从广州调往山西临汾任地委书记。7月3日 ，杨尚昆被“监护审查”。12月25日 ，中央专案组派专机把他押回北京，从此才开始接受无休止的批斗。 中央文件中没有说“停课” 第61页：“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决定，在全国大学和中小学‘暂时’停课”。 6月1日 以后，确实有许多学校都逐渐停课了，但要说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决定让大中小学停课，则不准确。该文件中并没有“停课”的说法。 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通知认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考虑到上述情况，决定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一方面，使高等学校和高中有足够的时间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另方面使实行新的招生办法有充分的时间作好一切准备。” 哪儿来的第14卷？ 第65页注62与注63,都是引自《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14卷。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一共只有9卷，另加4个附卷，总计有13卷，哪儿来的第14卷呢？原来是作者把册数当成了卷数。有的卷不只一册，该套书在书脊上标有连续排列下来的册数，共19册。书中所引材料正确的标注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九卷（第14册）。 张冠李戴 第68页，引用清华工作组组长叶林的话说，当时他完全没有做好准备接受（工作组）这个工作。 但注释却说来自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的文章（《“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北大工作组》。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 清华北大谁排第一？ 第69页：“清华大学在北京排名第一，6月份一共涌现出了65000张大字报”。 这个说法肯定不准确。当时北大的大字报可能要比清华多很多。张承先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北大工作组》一文中说，仅6月1日至6日，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北大即有50000张大字报。至于北大6月份一共出了多少大字报的数字手头没有，但肯定要比65000张多得多。我当时所在的清华附中，6月份的大字报达到了20000张（据清华附中工作组1966年7月4日 汇报材料），附中共有师生不过一千四五百人，而清华当时在校学生即有16000多人。按比例来说，清华大学的大字报还不如附中多呢。 “黑帮”帽子何曾“不用了”？ 第69页：“（黑帮）这顶帽子在6、7月间的媒体上满天飞，由于据说它对如此之类的戴帽人‘不能说明其性质’，8月份以后就悄然不用了”。 这样写的根据是《周恩来年谱》中说：“在讨论十六条的过程中，周恩来与陶铸商量后，删掉了原稿中‘黑帮’、‘黑线’一类用词”。但《十六条》中删掉了这类词语并不影响这类词语在群众中，在社会上继续大量使用。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黑帮”、“黑线”这类用词实际上是贯穿文革始终的。不仅群众中用，《人民日报》上也一直在用，尤其是在说到邓拓、彭真等名字时常常会用“黑帮”这个词，这只须翻看一下当年的报纸就知道了。1969年以后，“黑帮”一词基本不用了，但“黑线”一词还在继续使用。有意思的是，1976年10月以后，《人民日报》又开始使用“黑帮”一词了，不过这回是用在了江青等人的头上了。 是173人还是195人？ 第88页：“在1956年和1958年的中共‘八大’两次会议上选举的173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只有141人参加了会议，和正常情况相比，人数大大减少，这说明许多领导人找借口脱身，避开这注定的是非之地。” 当时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总数不是173人，而是195人。（八大选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170人，八大二次会议增补25人为候补中央委员，合计总数为195人）说出席人数少是“许多领导人找借口脱身，避开这注定的是非之地”，很不靠谱。有许多人是想参加也参加不了的，如此前被打倒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习仲勋、贾拓夫、谭政、万毅、王稼祥、李立三、肖克、邓华、杨献珍、周扬、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刘仁、乌兰夫、奎璧、林铁等人被剥夺了出席全会的权利（人数不全，还须核实）。另外，自八大以来逝世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共11人：黄敬、赖若愚、林伯渠、罗荣桓、柯庆施、陈赓、李克农、刘亚楼、甘泗淇、周保中、张德生。说列席全会的47人中有两位“革命师生”，也不对。列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革命师生”除聂元梓和杨克明外，还有：北京大学学生高盛清和原北京大学教师张恩慈，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谭厚兰，清华大学学生王博文、贺鹏飞、花春荣，北京广播学院学生邓良宝，北京邮电学院学生王柏松，北京工业大学教师陆彩云，北京戏剧学院教师梁恩泽，北京第四中学学生孔丹等人。 能这样加注吗？ 第105页：“在文革后期，（毛）在与其亲信们谈话时，主席甚至提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的标志确切地说是他为了革命而心甘情愿地承受大肆杀戮的死人数量：‘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位希特勒更凶。越凶越好，你信不信？越杀人就越要革命。”注释为：本书作者看到的一个可靠的材料。 毛泽东为达目的死多少人都不怕这样的话，我们都见过。但问题是：我们在写书时，难道可以这样来加注吗？这样加注还有什么意义呢？ 8月13日大会 第106页：“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大约7万名青年男女见证了对10余名小‘流氓’的公开批斗”。“这些流氓遭到了殴打。在场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负责监督北京文革的进程，他也不能或不愿意进行干预”。 1966年8月13日 北京工人体育场斗争大会批斗的“小流氓”不是“十余名”，而是5名。说王任重“也不能或不愿意进行干预”现场的殴打，这话说反了，王任重是想努力控制局面，制止打人现象的蔓延的。而毛泽东是主张放任自流的，所以，毛泽东批评了这个大会和支持中学生开会的王任重。这个大会上，打人者是突然从观众席上冲向体育场中的，他在打人时还得到了全场的许多掌声。这个场面在北京市造成了恶劣影响，周恩来后来也严厉批评过这次大会。大会的本意是想控制局面，维护秩序，实际效果却是助长了打人风气的形成。但不容否认的是，大会的组织者中有人出面制止了打人。这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在第一个打人者的行动得到了掌声的时候——我当时就在观众席上——又有许多人开始离开座位冲向体育场内了。可以肯定，如果不加制止的话，那肯定是要出人命的。 中学何时开展运动？ 第106页：“彭真的故事表明，最恐怖的罪行发生在中学甚至小学里，而不是北大或其它高校”。在注释中说：“在大多数中共领导人看来，假如让曹轶欧去一所中学煽动人们支持毛，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他们或许会认为毛已经失去了理智。实际上各大高校从5月中旬开始进行动员，到8月初毛才批准在中学开展运动。” 注释中的话是有问题的。从北京的情况看来，高校和中学几乎是同时开展运动的。1966年4月17日，高教部党委召开了北京天津10所高校党委书记、宣传部长会议，讨论和部署深入开展学术批判运动的问题。4月19日 ，中央办公厅教育办公室编发了关于高教部党委召开座谈会部署深入开展学术批判运动的情况简报，这份简报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和好评。毛泽东于4月23日 批示：此件好，发各位同志看。各地区大学师生、中学教员和高中学生，都应参加到文化革命运动中去。这也就是说，毛泽东在4月份就“批准在中学开展运动”了。另外，在清华附中，校长万邦儒于5月10日 在全校大会上作了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这个报告后来受到清华附中一些学生的批评。 和大学生相比，中学生思想单纯，更容易冲动，盲目性更大。但要说“最无条件积极支持文革的是中国的1300万中学生”，还是不妥。因为这1300万中学生里，还是可以分成各种各样的人，对文革的态度还是会有千差万别的。 编造的材料不能用 第107页，引用了于辉的《红卫兵秘录》(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中有关红卫兵成立的段落。 用文学笔法描述红卫兵成立的具体情形，有一点儿可读性，但不能作为研究历史的依据。作为一部比较严肃的历史著作，在引用的材料上本应更讲究一点儿的。 本书引用的段落中说：“次日，一批用‘红卫兵’的名义写出的大字报就覆盖了北京西郊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清华附中红卫兵的第一张大字报并不是在(5月29日的)次日，而是4天以后的6月2日 贴出的，没有“一批”，只有1张。 对工作组的作用应作全面的分析 第127页：“在‘五十天’内，尤其是在工作组煽动学生而不是阻止学生的时候，在北京和各省市区，羞辱折磨的例子无计其数，有些还出了人命。” 工作组时期，整了不少人，也有死人的现象，但总的说来，工作组还是维持秩序，反对乱打乱斗的。有工作组在，还能维持起码的正常秩序，工作组一撤，秩序大乱，目无法纪的“破四旧”和大批打死人的现象都出现了。对工作组的历史作用也应该作比较全面的分析。 一段翻译错误 第127页：“在上海，9月份与文革相关的有704人自杀，534人被杀害”。 这段话容易被理解为：除了有704人自杀外，还有534人被杀害。其实，这是个翻译错误（其中还包括引用数字错误）。裴、李书中原文为： In the month of September 1966 ShangHai suffered 704 suicides and 354 deaths connected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应该翻译为：1966年9月，上海有704人自杀，354（不是534）人死亡。也就是说，在704个自杀者中大约有一半人死亡。 这个材料引自裴宜理、李逊的《无产阶级的力量》一书。经向李逊请教，这个数字的原始出处是上海市委办公厅编的《文化大革命动态》第841期。“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编纂小组”1994年编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这本后来并没有正式出版的书中披露了这条史料。 夸张的说法 第130页，在提到北京一〇一中的时候说：“这所学校的学生家长几乎全部是中共‘五大部’的工作人员”。 北京一〇一中建校于1946年，曾经使用过晋察冀边区联合中学、华北育才中学等校名，是中国共产党在老区创办并迁入北京的唯一一所中学。该校干部子弟较多，但要说“几乎全部是中共‘五大部’的工作人员”则太夸张了。据我向当时在校的一〇一中校友了解，绝对没有那么多，干部子弟相对较多的班能占50%左右，有些班，如高一的几个班，每班干部子弟也就十几个人。清华附中也算干部子弟较多的，但干部子弟所占的比重，也常被人夸大了。例如我所在的初634班，全班先后共有53人(有4人留级)，干部子弟有12人。 似是而非 第133页，在叙述了大兴屠杀事件后，引用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话：“我们到大兴县去调查……形势非常好”。 如此写法，容易造成这样的印象：王力对屠杀五类分子的行为是肯定的，而且还说“形势非常好”。其实，王力的原话是：“我们到大兴县去调查，只有一个大队没有动起来，他们分成两派，一派保、一派造反，形势非常好，坏人要组织武斗就让他们暴露，不要怕，这样大的斗争，不可能那样顺利，我们每个同志必须站在毛主席这一边，必须旗帜鲜明。”王力说的是对保守和造反的问题上要旗帜鲜明，这里面并没有包含对大兴屠杀事件的肯定态度。 临时工、合同工与正式工 第165页：“上海市委在此事件中遭受了惨败，但是没有出局。‘《解放日报》事件’表明，它仍然有能力动员大批市民来保卫自己。而上海市委的死敌‘工总司’却吸引了大批的临时工和合同工。与此同时，上海的正式工，总的来说，受益于现有的领导层，故而是支持现状的。他们自己组成了赤卫队，与‘工总司’抗衡”。 将上海工人中造反与保守的对立说成是临时工、合同工与正式工的对立，可能过于简单化了，而且也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临时工、合同工中的保守派和正式工中的造反派同样大量存在。上海最著名的工人造反派，如王洪文、王秀珍、陈阿大、潘国平、耿金章等都是正式工。说工总司吸引了大批的临时工和合同工也不准确，当时上海另有一个主要由临时工、外包工组成的群众造反组织“红工司”（上海市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后被工总司和上海市革委会镇压。 “联动” 第199页：（“联合行动委员会”）“这个红卫兵组织完全是由高干子女组成的，他们之所以走到一起，是因为他们突然认识到，文革针对的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嫌疑目标，而是他们自己的父母。” “联动”，全称是“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它是老红卫兵组织的一个松散联盟，并无严密的组织机构。就像不能说老红卫兵完全是由高干子女组成的一样，也不能说“联动”完全是由高干子女组成的。一般来说，老红卫兵组织都是由高干子女、普通干部子女、非红五类子女等几部分组成的，具体到不同的学校，各种出身所占比例会有所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任何一所学校的老红卫兵组织都不可能是完全由高干子女组成的。 广大干部受到冲击，他们的子女自然会有反应。由不相信自己的父母会是什么走资派，到怀疑普遍地炮打司令部的合理性，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联动”产生的真正原因，实际上还是从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的。老红卫兵（包括大多数的保守派）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基本上来自“十六条”中的那些原则：破四旧立四新，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干部中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等。1966年10月以后，运动的主流迅速从破四旧转到炮打司令部，老红卫兵和保守派转不过这个弯子来，最终被运动所抛弃，其中一些极端分子走上了怀疑、反对中央文革的道路。 王任重派北京红卫兵去保卫湖北省委？ 第203页：“王（任重）利用这个重要的职位向（湖北）省内的下属通风报信，让他们避开文革的漩涡”。在注释中说：“比如，1966年8月末，湖北省和武汉市委受到了北京红卫兵的攻击，王任重从首都派了一支敌对的红卫兵去保卫它们。” 1966年8月底，王任重向师大女附中和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建议，让他们去武汉看看，介绍一下北京的经验。王任重虽是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但显然还不具备调遣北京红卫兵为他服务的权威。 9月6日 ，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宋彬彬等5人发表了《致革命同学的公开信》，信中说：“现在北京南下串连的同学中有一部分人要打倒湖北省委，说湖北省委是黑帮黑线，张体学同志（湖北省委第二书记、省长）是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这些反动的观点我们坚决反对！”公开信中的这些观点与当时武汉市的绝大多数群众是一致的。（最近宋彬彬已经说明《公开信》发表的不是他们的原稿，是被湖北省委做了很大的改动的，详见《记忆》总第47期。） 清华附中红卫兵则认为，湖北省委的领导人对运动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9月14日 ，清华附中红卫兵以“中南支队”的名义，发表了“访汉声明”。首先指出了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偏差：“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存在着严重的偏差，广大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积极主动地炮轰省委，向省委的错误、缺点开火，而是集中很多精力攻击外地来汉的所谓一小撮混蛋，敌对情绪很大。”其次指出了省委的错误，认为湖北省委存在着压制批评和扩大敌对情绪的错误。针对武汉市当时流行的口号“揪南下一小撮”，声明提出，外地来汉师生的主流是好的，然后又说，在炮打司令部的群众运动中，乘机捣乱，乘机进行阶级报复的混蛋是有的。最后提出了希望：“我们诚恳地希望湖北省委负责同志担起责任来，接受批评，检讨错误，纠正错误，正像十六条所说的那样：‘只要认真进行自我批评是会被党和群众谅解的，不这样做就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希望省委深刻认真理解当前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特别是炮打司令部的群众运动，敢字当头，谦虚谨慎加以得力领导，使运动走上正确的轨道，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蓬蓬勃勃的开展起来。” 举出当年的这些文字，目的是想说明：对任何历史事件的叙述切忌概念化、简单化，应该以史料说话。 “百万雄师”否认有必要开展文革？ 第206页：“实际上，‘百万雄师’否认有必要开展文革，至少在湖北不需要”。 实际上，当时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否定文革的必要性和正当性。对他们来说，不是要不要文革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文革的问题。“百万雄师”和类似的保守派只是按照他们理解的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去参与运动。他们以共产党传统的做法和政策来衡量所发生的一切，殊不知毛泽东自己先一反常态，采用了一整套超常规的做法。保守派用过去的毛泽东思想来反对现在的毛泽东思想，成为了逆潮流而动的力量。 难以置信 第207页，引用武汉一个17岁的中学生自述：杀一个小孩可以得20元，杀一个成人可以得50元，所有杀死了人的钱到红武兵头头那领。这个材料来自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编：《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 这类材料往往会有大量的夸张、虚假的成分，引用须谨慎。无论如何，这种事情都是难以置信的。而对难以置信的材料，应该尽量搜寻可与之相印证的其他材料。在没有任何其他材料支持的情况下，一般不宜贸然使用。郭沫若所说“孤证单行，难以置信”（史学论集·论古代社会），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吧。 莫名其妙 第225页：“随着在几天的联合搜捕行动中把‘五一六’兵团‘打倒’，中央当局就不再对这一兵团感兴趣了。注释说，引自卜伟华《北京红卫兵运动大事记》。 这有些莫名其妙，不知道作者是如何从我的那篇文章中得出了“当局不再对这一兵团感兴趣”的结论的？其实，在1967年8月基本摧毁了真正存在过的“五一六”兵团后，1968年、1969年，当局一直都在讲“五一六”的问题。到1970年、1971年更是大张旗鼓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查“五一六”的运动了。 书中所说“李震死后不久，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行动就鸣金收兵了”（第242页），也不准确。李震死于1973年10月21日，此后，清查“五·一六”的运动既未“鸣金”，也未“收兵”。全国许多地方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既没有宣布结束，也没有结果，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戴像章是特权吗？ 第267页：“在文革开始时，只有少数阶级背景好的人享受到佩带毛的像章”。 情况并不是这样的。文革初期佩戴像章是非常普通的事情，并非只是少数人的专享。在“血统论”盛行的时候，出现过禁止“五类分子”及其子女佩戴像章的事情，但总的说来，还是属于个别现象，不能用个别代替一般。“破四旧”时，北京还出现过禁止“五类分子”及其子女抽烟喝酒的事情（见北京一〇一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井冈山之火战斗队”：《勒令》），但不能因此就说：在文革开始时，只有少数阶级背景好的人能够享受烟酒。 语意不清 第443页：“‘四人帮’的战术和他们的战略一样错误。作为毛身边拥有重权的宠臣，他们在北京呆了19年，亲手制造了文革的混乱，自己也变得狂妄傲慢，自以为是。” 这段话语意不清。“四人帮”这个词是1974年才出现的，1976年时“四人帮”才两岁，怎么能“在北京呆了19年”？王、张、姚长期生活在上海，江1949年到北京，1976年时已在北京“呆了”27年了。 —————————————————————————————————— 【争鸣】 “西纠”的真相必须澄清 杜钧福 一 《记忆》50期刊登了宋彬彬等人关于卞仲耘事件的文章，引起轩然大波，反对者言辞激烈，甚至迁怒于期刊编辑者。52期又刊登关于北京四中的系列文章，似乎只听到称赞的声音。 刊登宋彬斌们的文章，对文革初期北京师大女附中卞仲耘事件作了一些澄清。这种做法我是很赞成的。一个人就是犯了死罪，在法庭上也允许律师为其辩护，还让他做最后陈述。何况宋彬彬们没有那么大的罪过，在某种意义上，她们也是受害者，为什么不许她们为自己辩护呢？就宋彬彬们的文章来看，她们的态度还是积极的，对卞校长的被害表现了一定的悲痛和悔悟。文章本身也有利于澄清事实。当然，我感到，她们的认识还是不够的。卞仲耘事件的发生，和宋彬彬等在8月初贴大字报所造的舆论是有关系的。而且，看来事件发生时宋彬彬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局势，她们了解正在发生什么事，也应能预见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她们应对事件的发生负一定的责任。我们等待宋彬彬们对此事有进一步的认识。 《记忆》52期是关于北京四中的，涉及另一重要事件，就是“西纠”这个组织。和“西纠”直接联系的，是8月底在北京发生的大规模的杀戮平民和驱赶他们离开北京的事件。这一事件和卞仲耘事件性质有所不同。卞仲耘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是自发的，至少不是精心组织的，造成的直接后果不可和8月底的事件同日而语。而在“西纠”问题上，真相更为模糊。而这期《记忆》上的文章，似乎对这一真相的澄清没什么贡献。 这期的王祖锷的文章说：“实事求是地讲，西纠成立之初发布的一系列‘通令’，对红卫兵们抄家、武斗、草菅人命的乱象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同一期水流云在的文章说：“通过上述的这些通令，我们可以比较客观地说，在那个已经‘砸烂公检法’的社会环境下，‘西纠’的一系列行动的确起到了一定的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他们阻止红卫兵对于老干部的冲击，规范批斗会的规格与纪律，保护外宾的安全以留下中国在外交场合的最后一分颜面，也因此有四中的校友曾戏称孔丹为当时的‘北京卫戍区司令’，以至于‘西纠’的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甚至得到了国务院的直接支持，周恩来就曾指示原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为‘西纠’安排住房、交通、印刷等各种活动的便利条件。” 他们都认为，“西纠”的作用是正面的、积极的。这和一些主流看法一致，例如王年一先生的《大动乱的年代》 说西纠“维护政策，执行纪律，稳定秩序”，起了“抑制混乱”的作用（《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76页）。 《大动乱的年代》出版于1988年。从那时到现在的二十余年里，不少关于“红八月”的资料问世，特别是王友琴女士的辛勤工作，使事实真相逐渐揭露。尽管还未到真相大白之日，但我们应该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特撰此文，求教于 王祖锷、水流云在等先生。 二 “西纠”在“红八月”里干了什么，首先表现在它的十来个《通令》之中。水流云在的文章叙述了这几个《通令》，但不知为什么单单遗漏了最重要的《第四号通令》。 8月25日 ，“西纠”发布成立宣言，声称其成员是红卫兵的优秀分子，中坚力量，纠察队是革命的造反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解放军驻京部队的亲密战友，要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反革命行动。在这个文件中，首次将资产阶级和五类分子并列，成为六类分子，而且强调镇压的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即“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反革命行动”。 8月26日 ，西纠发布了第一、二号通令，开启了红卫兵向社会发布通令的先河。27日又发布第三号通令。这是个重要的通令，因为将第一、二号通令的内容都包含在内了。其主要内容有两方面。 第一方面的内容是保护老干部。“没有中央的许可，没有新市委的决定，没有纠察队的命令，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宣布戒严，都无权以任何借口拦截和检查来往车辆和行人，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查首长的汽车！绝对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拦截军车！”“绝不允许任何人擅自查抄国家机关、查抄国家负责干部的家！我们要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绝不允许任何人无理勒令革命老首长搬家，辞退保姆，交出电视、沙发、汽车等，我们要坚决粉碎敌人的阶级报复，坚决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在这里，他们高举反对绝对平均主义的旗帜，保卫的是他们的父母，也就是他们自己家庭的社会和经济地位。 第二方面的内容是关于抄家的：“查抄地、富、反、坏、右、资黑六类的家，一定要通过本单位的红卫兵总部，一定要与当地派出所和各街道居民委员会取得联系，所缴获的一切财物都要归公！在查抄时，要提高警惕；要以文斗为主，后发制人，要严防坏人捣乱，钻空子。”此处首次明确提出“黑六类”一词。也很明确规定，所有抄家都是通过派出所的。此处说“以文斗为主”，意味着并不排斥武斗，只是要“后发制人”。 “西纠”的成立宣言和第三号通令属于文化大革命中最重要的文件。它们首次明确地将概念模糊的“资产阶级”归入应被斗争的阶级敌人之列，和以前的“黑五类”一起算作“黑六类”。非但如此，它们还将这些阶级敌人的子女，即“孝子贤孙”也归入斗争的对象。这些文件是针对在中国近代史上起了积极作用、“开国”有功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当初曾是国旗上与工、农并列的两颗星）及广大的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宣战书。正如现在某些“老红卫兵”所回忆的，当时的红卫兵运动的打击目标，就是国旗上的“那两颗星”（王斌、礼平《只是当时已惘然（红卫兵记忆）》，《上海文化》2010年第3期，摘自《炎黄论坛》）。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似乎被所有文革研究者所忽视。 自此，“黑六类”成为标准提法，迅速传遍全国。在9月25日 的上海红卫兵总部第二号通令中也使用了“黑六类”的提法。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未见任何中央文件修正这一说法。 在“西纠”成立、上述文件发表以后的几天，在北京掀起了抄家、殴打、刑讯、杀戮的高潮。据官方统计，从八月底到九月初，有1772名北京市居民被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被杀，而是被严刑残酷折磨致死。这是北京市的“玻璃之夜”（注：又译作“水晶之夜”、“碎玻璃之夜”，指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纳粹党及冲锋队袭击德国全境的犹太人的事件。这被认为是对犹太人有组织的屠杀的开始。因暴行后到处是打碎的玻璃而得此名） ，这是北京市居民永远不能忘记的惨烈一幕。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西纠”在这场针对普通居民的杀戮中起了“维护政策，执行纪律，稳定秩序”的作用。即使在《记忆》52期水流云在的文章中，也只将“西纠”“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归结为“阻止红卫兵对于老干部的冲击，规范批斗会的规格与纪律，保护外宾的安全”而未提杀戮普通居民事。 所说的“阻止红卫兵对于老干部的冲击”，应确有这样的作用，至少通令本身有这样的效果。至于“规范批斗会的规格与纪律”是否属于稳定社会秩序却大有疑问。我们不知道他们规范了哪个批斗会的纪律，只知道一个典型事例是在8月19日 ，北京市四中、六中和八中的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厅召开斗争大会，主要斗争对象是“黑帮分子”，前市委教育部长张文松等。虽然此时“西纠”尚未成立，但发起人主要是后来“西纠”的领导成员。会议开始后，“黑帮分子”张文松，以及原市教育局、团市委的负责人、三个学校的校长被从囚车中提取出来，先是挂牌坐喷气式，然后被迫跪在主席台上。一下子呼拉拉地跪下二十多人，口号声震天响，场面惊心动魄。大会进行中，“精心准备的发言起了极大的煽情作用，发言者声泪俱下，听众群情激愤，不断有红卫兵跑上台，抡起腰间的军用皮带，向被批斗者没头没脸地抽去，台上没人敢于制止，台下则齐声叫好。”（《经历》，老小孩网站）于是，武斗升级，批判变成了一场残酷的殴打。所有被打者都头破血流、不成人样。市教育局长孙国栋被打断三根肋骨。这就是他们对批斗会的“规范”？ 《记忆》52期王祖锷的文章说：“西纠”发布的通令“对红卫兵们抄家、武斗、草菅人命的乱象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我不知道他的说法有什么根据，我希望他举出事例。我只知道，8月25日，“西纠”成立，26日，北京市被打死人数就从二位数升至三位数！ “西纠”成立后展开活动的几天，也就是北京市被虐杀人数最多的几天！ 而在这一非常时期里，在北京市被虐杀总人数中，数“西纠”主要活动的西城区死亡人数最多，为333人,比第二、三、四名的总和还多。 请看一看“西纠”成立后北京市红卫兵打死人数示意图（数据来自王友琴《学生打老师：1966年的革命》，燕南社区，2003年)——
也就是说，在血淋淋的“红八月”中，杀戮暴行的高峰和“西纠”的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高度重合。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三 事实上，“西纠”非但没有阻止任何暴行，而且他们就是这些暴行的组织者和执行者。北京市六中红卫兵在他们校内建立的监狱存在了四个月,在其中打死了三个人，将几十人打成重伤。而六中红卫兵，正是“西纠”的骨干队伍。 六中的监狱在北京市也许属于特例。绝大部分虐杀事件发生在居民院子里。部分事件属于滥杀，但也有相当多的事例属于严刑拷打造成的死亡。 北京建筑材料工业学院的物理教师孙菊生家住西城区的文昌胡同6号，是自家的房产。就凭这一点，属于“西纠”的31中和女八中红卫兵于8月23日来抄家。他们进门就打，将他们全家赶到一间小屋子里，每天只给一点窝头吃。红卫兵从此驻扎在他们家中，一共20多个，每天轮流用皮带和钢鞭殴打他们，逼问金子和枪支。他们还拿走他家大部分财产。8月27日，孙菊生的姐姐孙启坤，一位退休会计，因逃避她的驻地铁道学院红卫兵的迫害，来到孙菊生家。铁道学院红卫兵通知驻在孙菊生家的中学红卫兵，她来了就抓起来。结果，孙启坤落入陷阱，就在孙家遭毒打，竟被活活打死。两天之后，铁道学院的红卫兵为追查孙启坤的丈夫，又将孙启坤的姐姐孙玉坤打死。（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 玻璃水泥设计院的技术员黄瑞五家住西城区大红罗厂20号。8月28日，红卫兵借口他家是房产主而对其抄家，搜查出一颗子弹壳。黄解释说是体育训练射击留下的。但红卫兵一口咬定他家藏有枪支，将黄家全家人捆绑起来，用木棍和皮带抽打。经过3小时的毒打，黄家所有在场的五口人全被活活打死。他们是：黄瑞五、他的母亲陈玉润、他的外婆李秀蓉、他的大姐黄炜班和一位老保姆。黄炜班是北京市平安医院妇产科医生，被红卫兵叫到其母亲家。全家只有黄瑞五的妻子在单位，和他们的一岁半的儿子被人抱走而幸免于难。行凶的红卫兵是“西纠”旗下的38中红卫兵。（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 著名医生蒲伯扬家住西城区宣武门内，因为其已去世的父亲曾在伪警察局任职，夫妇二人被逼问根本不存在的枪支而双双自杀，其老母继续被逼问而身亡，三天内一家三口被迫害致死，家破人亡。（蒲以勉《北京东西城》，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 不少事实显示，查抄隐藏的枪支就是“西纠”成立的初衷。事情的起因据说是在“破四旧”的过程中，有红卫兵查出了阶级敌人隐藏的枪支弹药。所以为了排除隐患，由红卫兵出面进一步清查，特别是对于一些名义上不属于阶级敌人的人家，进行全面清查。它是由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北京市新市委书记处书记丁国钰、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直接向“西纠”布置的任务，要他们到各派出所领取任务，分头行动。（紫竹《红八月》，天涯社区，2006） “西纠”红卫兵小将被告知，如果这些隐藏的枪支一旦使用，被杀害的首先就是他们的父兄。他们怎么能不个个踊跃争先呢？而阶级敌人当然不甘心失败的命运，不下狠手，哪会交枪呢？红卫兵所受的全部教育都让他们对“敌人”绝不能心慈手软。不打死人绝对不可能造成大革命所“必须造成”的“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大规模的杀戮行为到9月初嘎然而止。这和西纠的第五号通令密不可分。这通令发布于9月3日，主要内容是不许打人。“在今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严禁打人，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严禁侮辱人，严禁逼供信。”这里说得很清楚，是在“今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不再打人了。9月5日，《人民日报》与其配合，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明确发出停止杀戮的信号。实际上，从上图可以看出，杀戮行为在9月2日 那一天就已急剧减少，而在前一天达到最高峰。这说明，他们在9月1日就得到停止杀戮的指令，所以在那一天突击杀人。这种情况也说明，八月底的杀戮完全是有计划、被控制的行为。 水流云在的文章说，“红八月”的动乱是在“已经‘砸烂公检法’的社会环境下”发生的。这也完全不符合事实。当时还没有提出“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公检法依然正常运行。而且，“红八月”的抄家、杀戮、驱逐行动正是在各个公安派出所的配合下进行的。大兴县的集体屠杀更是在公安局的指令下发生的。整体的形势完全没有失控。 四 以上所说的是“西纠”在“红八月”里干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是将大批居民驱逐出北京市。8月29日，“西纠”发布第四号通令，说：“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地、富、反、坏、右、资）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分子。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置外，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于九月十日前 ）离开北京（如有特殊情况，经本人所在单位及查抄单位批准，可酌情延长），回原籍劳动，由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这是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关于遣返问题的红卫兵文件。文件还把驱逐出京当作“给出路”，而且限期12天以内。在他们看来，对不杀这些人而是赶往乡下，实为善举。 根据官方统计，在1966年8-9月，北京有85198人被轰回原籍（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遣返的范围，实际上远远超过上述“西纠”第四号通令的范围。被驱赶人员中也包含上述人员的家属。据雍文涛说，“从8月23日到9月9日 ，仅崇文区被迫搬迁出市区的就有4000余人，随迁的家属6000多人。”（雍文涛《“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为稳定大局所作的不懈努力》，转引自百度周恩来吧，2006） 被驱逐人员一般是有红卫兵押送。只许带简单的行李，就是所谓“扫地出门”。那几天在北京火车站是一幅什么景象呢？那里成了人间地狱！ “候车室和月台上跪满了等候车的牌子队，五类十种人货色齐全，有的戴着花样出奇的纸糊高帽子，有的伤痕累累裹着纱布。”（中杰英《右派送伪乡长》，者永平编《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上，远方出版社，1998） 另一目击者言：“火车站的广场上那个乱呀，哭的、叫的、骂的，只见一堆堆的牛鬼蛇神，他们穿着各种各样的旧社会的衣服，脖子上都挂着牌子，说是遣送回乡，嚯，黑鸦鸦的足有千八百人，红卫生兵手里拿着皮带、木棍，他们一队一队地走过，有人拿着小榔头，挨个儿在那些黑五类头上砸，唉呦！我眼见一个红卫兵在一个戴眼镜的老头脑袋上砸，就那么一下，血就像自来水似的，从脑瓜顶窜出来，滋了那个红卫兵一身，说是做个记号，省得跑。”（永明《割发与革命》，者永平编《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下，远方出版社，1998） 上了火车，是否可以摆脱这样的厄运呢？远远没有。火车上也有红卫兵在等着他们，负责使他们受苦、遭罪。8月29日，一位红卫兵在北京到广州的列车上目击：一些被红卫兵押解的人员都被命令在车厢里跪着。一位老太太跪不住了，被红卫兵用宽皮带抽打，在车到长沙之前，老太太被活活打死了。（ 申晓辉《文革日记》，《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徐友渔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 9月9日，即上述“西纠”第四号通令中规定的离京期限到期的前一天，该红卫兵组织又发布了第七号通令，对上一通令作了修正，或者说，落实了某些政策。 首先，它将原来说的六类分子改为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右派分子和“资产阶级”可以留在北京。其次，这四类人中，“丧失劳动能力，原籍又无人抚养者，或原籍就在北京者，为了避免加重农民负担，一般可以不离开北京，就地监督改造。但如果民愤极大，群众要求斗争，必须满足群众的一切要求。”再者，“这类人的家属，子女，若不属于上述四类人，本人又能够独立生活，或本人在京有人抚养，就可以不离开北京。”遣送离京限期也从九月十日延长至九月二十七日以前。 这一文件说明，在它发布的前十天里，不仅六类人员，而且他们的家属、子女也有很多被遣送，也有许多世代居住在北京的居民被驱赶。 为什么政策又改变了呢？通令说得很明白：“为了避免加重农民负担”。具体说，就是原籍农村当局不欢迎。所以这一政策的更正应该也出于当局的授意。这次大规模驱赶人员的行动到9月份就基本停止了。不是因为这一行动不人道，而是地方上有意见。周恩来1967年3月3日 在批判张仲翰的总结会上的讲话中谈及此事时说: “后来报告主席，主席就不赞成，他说，你矛盾上交中央，没法处置，矛盾下放农村没法安置，他不知道情况怎么接收，接收了也没法改造，要给其它单位，不要以邻为壑！主席反对矛盾上交，反对矛盾下放，也不赞成以邻为壑。我说只有消化，主席说得对。回来后告诉剑英同志，后来就改变了。”这也说明驱赶行动从头到尾都是在最高当局（特别是负责毛泽东安全的、以叶剑英为组长的首都工作组）关注甚至指挥下进行的。 事实上，虽然停止了驱赶行动，但只有一部分被驱赶的人员返回北京。一些人死于当地，一些人好多年后才有机会返回北京。 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以邻为壑、矛盾下放的做法不对，最高当局预先是应该知道的，为什么当初还要这样做呢？要知道，驱赶后再允许返京和根本不驱赶是完全不同的。这些被驱赶到农村的人员两手空空返回北京后，发现他们的居所和财产早被侵占，只能听从安排在非常狭窄的房子里勉强度日。他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过正常的生活了。 五 这种以自己信任的自家子弟红卫兵为工具，采用群众运动的方法即非法的手段，造成短时期的恐怖气氛，侵犯基本人权，甚至生命，以确保患了“政变恐惧症”的最高领袖安全的思路，在中共许多领导人的谈话中均有流露。在他们看来，面临国际战争的危险情况下，在北京这个从未“乱”过的地方，进行这样一场“消毒”是完全必要的。而事过之后，如果出了任何问题，可以把责任推给红卫兵，如现在所做的那样。这件事，应该用“蓄谋已久”来形容。 在此期间，作为北京市的负责人，吴德曾向毛泽东汇报北京市的混乱局面，希望中央采取措施，但是，“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寻常的思维方式缓缓地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林彪也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吴德《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 到底要不要打死人可能有不同意见，但是采用非法手段在北京“动一动”，似乎是所有高级干部的共识。谭震林1966年9月5日对农业大学党委的指示中说：“要青年学生闹一闹，因为自1949解放以来，城市就没有大闹过。不大闹一下，怎么能把那么些坏人清出来呢？” 在“红八月”中血流成河的惨烈景象前，很多高级干部拍手称快。请看事后李先念9月17日晚7时半在其办公室对24名粮食部人员的谈话：“过去有好多问题,我们解决不了，这次群众一起来就解决了。解放十几年来，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服气的。这次出现了红卫兵，红卫兵一起来，来个横冲直闯，又打，又斗，又抄(有的打死了)。这次资产阶级服气了(虽然心里有些不满)，资产阶级才真正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这次把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痛痛快快整了一下，包括宗教教堂也扫了一下。要充分看到运动的成绩。”（ 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那么，有没有过分的地方呢？也是有的。李先念说：“有些过分了点没有呢？至于八月二十九日三轮车不能坐了，当时高档商品不能出卖了，馆子也不能下了，辫子也剪了。”在他看来，对无辜的北京市民打死多少人也不算过分，破四旧弄得他不能下馆子不能买高档商品才算过分。 1966年9月25日 叶剑英在接见北京十三个艺术院校团体部分师生代表讲话时说：“在这次文化革命运动中红卫兵树立了不朽的功勋，例如北京市有一万多黑户。深宅大院，解放十六年，谁都没有进去过，一些坏人就是在里头捣鬼，公安局、司法人员没有足够的证据也不能抓。有个圣修小学是外国鬼子在我们中国搞了多少年，谁都不敢动它。红卫兵小将们管你什么法律不法律一扫而光。多少年来老大难问题红卫兵解决了，有些极反动的××家伙，十多年来天天骂我们的党，骂我们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们了，但谁都不敢动他，这一回小将们就把他揍死了。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周良霄、顾菊英《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之二《十年文革中首长讲话传信录》)这说明，这次非法行动的目标之一，在事前是很明确的，就是要解决那一万多“黑户”，就是那些独门独户的“深宅大院”。 对于最高领导的真正意图和政策拿捏的程度，执行这一任务的红卫兵，也就是他们的子女们应该是清楚的。一万多“黑户”解决完了，就该“落实政策”了。北京四中南下造反队在广州印发的《红色恐怖万岁》中说：“在北京红色恐怖刚萌芽的时候，中央是从没指责过限制过的，直到红色恐怖形成了，才发出了要文斗的伟大号召，把北京的运动引向一个更高级的阶段。” 上述几位领导干部的讲话表明，他们对“红八月”的战果是满意的，也解释了“红八月”中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多至今令人不解的事情，虽然事情的细节尚待揭露。仅从李先念和叶剑英的讲话即可以看出，所说的查抄枪支一事只是对“西纠”的指令，未必是真正的动机。民间就是真的藏了几支破枪，难道能翻天？真正的动机，就是想整一下“资产阶级”，就是那些还能住单独四合院、坐三轮、上馆子、买高级商品的中上阶层，将他们打翻在地，扫地出门，沦为贱民，以保持自己的独尊地位。 六 在很多论述北京“红八月”红卫兵作用的著作中，都特别强调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十点估计”，用以说明在“红八月”中红卫兵是反对杀戮行为的。 在杀戮高潮的8月27日，清华附中红卫兵“逆潮流而动”，发布了《红卫兵战校红卫兵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中心内容是反暴力（ 阎阳生《清华附中红卫兵100天》，《炎黄春秋》2008年12期）。这篇资料的作者也认为，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这一行为已非主流，在此后，该组织“脱离主流并迅速衰败”。 实际上，清华附中红卫兵发表在“十点估计”中的非暴力主张和“西纠”发表于9月3日的第五号通令的精神是一致的。持久性的街头暴力对谁都没有好处，而且整个社会秩序有失控的苗头。除去引起生活上的不便以外，非法行为的蔓延可能祸及自身。例如首长的丈母娘是地主婆，难道也该被驱逐吗？（ 周恩来9月1日在红卫兵座谈会上的讲话，见周良霄、顾菊英《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之二《十年文革中首长讲话传信录》）“十点估计”并不违背“西纠”的理念，但这是在他们实施了暴力以后，在一万户“黑户”被清除之后，而不是在这之前。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略部署，是清华附中红卫兵不知道的内幕。 正因为惟有自家的子弟兵才能恰如其分地施行这一明显违背法律的行径，撒得出去，收得回来，得心应手，红卫兵的老祖宗和理论家清华附中红卫兵在“红八月”里才被边缘化——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家庭成分大多为“中干”，还掺和一些非“红五类”的成员，并非当御林军的材料。 至于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十点估计”在当时是否起了积极作用，现在还不好说。该校红卫兵在当时确实有一定的号召作用，但是在中共中央通过的文件“十六条”中，不是早就明明白白写着“要文斗，不要武斗”吗？ 七 笔者很早就酝酿写一篇关于“西纠”的文章，但苦于资料不全。鉴于《记忆》涉及了有关问题，不得不草就一篇说明自己的看法。但我承认，所依据的证据链条尚有缺失。其中主要的就是“西纠”是如何成立的，什么宗旨。上述所引紫竹《红八月》一文以小说形式表述，且为孤证。所以如果有读者批评我有根据不足之处，我乐于接受。但是，如果按照原来“西纠”诸君的解释，说他们成立这个组织是为了维持秩序，约束红卫兵的暴行，很多问题是说不通的。 “西纠”所公布的通令中，确实有很多限制性的条文。但是，凡有计划的行为，即使是有计划的暴行，其目标必然是有限的，被约束的。也正因为如此，有计划地杀戮比无组织的群众暴行更加可怖。 许多我所崇敬的文革研究大家在谈到“西纠”时都言词闪烁、欲言又止。在《记忆》54期中，有北京四中老校友的来信，对“西纠”的作用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但语气却有些保留。我想，在这个问题上的表现，和对卞仲耘事件有所不同的原因，说开来，是许多主要当事者在当前多为高官巨贾，有相当的影响力，所以在议论此事时不免有所顾忌。 “红八月”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代表作之一，是我们这个号称有几千年文明史的民族永远的耻辱。在这一短暂的时期里，斯大林式的政治迫害被希特勒式的街头杀戮所代替。抄家、刑讯、屠杀和驱逐构成“破四旧”的核心内容，而破坏古物、街道改名不过是其外在形式而已。在“红八月”54周年的时候，我们依然沉痛哀悼那些惨死的无辜冤魂。他们是如此不幸，大多数人连名字也未留下。但是，我们也意识到，不管当时发生了什么事，都已经成为历史。 如我上面所说，当年的“西纠”红卫兵小将，在特定意义上也是受蒙蔽者和被欺骗者。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他们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而主使这一非常行动的衮衮诸公，很多为草莽出身，依然保持着“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理念也是不难想象的，尽管时过境迁，用这样的手段对付无辜市民早已失去了原来可能具有的正义性。 我们无意清算历史旧账。在当前险恶的国际环境、自然环境和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下，我们希望加强各阶层的团结，在公平的基础上实现民族和解，开辟新的未来。然而澄清历史事实的真相，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参加过文革的人的灵魂的救赎。我们看到，一些“西纠”成员也在严肃地反思过去这段历史。我们对他们的希望就是： 说出真相。 —————————————————————————————————— 【争鸣】 分裂的意识与历史的解读 ——读礼平访谈录有感兼议“红八月”的红卫兵运动 李 乾 一、作者的忽悠与读者的真诚 礼平先生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那样的深刻，以至于二十多年后，在一本共和国年鉴里看到这部小说列于 1981年的重要出版物时，小说中鲜活的人物立马又出现在眼前，我再一次重读了它。在重读时还能清晰感受此书对我认识上的启迪和情感上的冲击。重读之余，情不自禁地向好几位年轻的朋友进行了推荐，向他们介绍了这部小说扣人心弦的叙述，和许多关于社会、历史、宗教等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和认识。 多年来，我像许多喜欢这部小说的读者一样，一直期待着这本小说的作者能有新的作品问世，期待着他在思想探索和文艺创作上的新成就。当前些日看到礼平先生的访谈录时，那种按捺不住的一睹为快的兴奋是不言而喻的。以为在事隔三十多年之后，礼平 先生的论述，一定会更精彩、更具震聋发聩的冲击力。因为在这三十多年里，我们这个民族经历了太多的历史风雨，而这些风雨对于任何一个有历史感和认识上的穿透力的思想者来说，不可能不极大地拓宽他的视野和深化他的认识。 不料，在阅读这访谈录的过程中，兴奋的心情却被失望的感觉不断地蚕食，以至于最后产生这样的困惑：这个访谈录的主人公是我心目中的礼平么？我很难把三十多年前写出睿智之作的礼平，和访谈录里还沉浸在暴力亢奋中的礼平看作是同一个人。看来，作者在写这部小说时的内心思考，和读者在阅读此小说时的思想感悟，相隔甚远，在某些方面甚至有天壤之别。 从访谈录中可知，礼平先生对读者会发出这样的疑问是有准备的，他告诉我们说：“总之艺术这个东西很能忽悠人，一个作者在他的书中云山雾罩，能把读者俘虏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很成功的范例，如此而已。”他在这里用了“忽悠”和“俘虏”这样两个词。在使用这两个词时，他一定是非常得意的。 想想看，上至学富五车、有很高洞察力的主管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官，下至激情燃烧、寻找人生真谛的莘莘学子，还有数不清的在昏暗的灯光下用功的知识青年，多少人在这忽悠里不能自已？这些对于礼平来说，该是一种多大的成就感啊！ 看来，在某一个历史的节点上，一朵倾倒无数读者的思想奇葩的产生，完全可能是在并没有吸收多少精神营养的植株上，奇迹般地出现的。一个无情的事实——该作者以后再无引起世人注意的作品问世——就是有力的证明。 要说明的是，这不是否认作者在这部小说里所表现出来的才华、激情和思考，只是说，这是一个并没有多少历史穿透力的思考者在那个特殊的时段里超乎寻常的发挥；可能还有在不断地向周围的朋友讲述这个故事的过程中，作者听到并消化了大量的有价值的建议和反馈；同时，还因为读者在一个思想禁锢刚开始有点松动的年代里，对这部小说一厢情愿的解读和对作者无意识的拔高。尽管如此，还是不能因此而低估这部小说的价值。 二、暴力亢奋与理性直觉 《晚霞消失的时候》并不是我想在这里谈的内容，在这里说的是礼平先生的访谈录，特别是访谈录（续）的部分。在访谈录里，礼平先生用相当的篇幅谈到了当年“红八月”的红卫兵，他自豪地说： “看看红卫兵的武斗给世界革命带来的影响，像日本的赤军、意大利的红色旅，拉美的光辉道路，还有柬埔寨的红色高棉，缅甸根据地的文化革命等等，就知道这件事的意义是多么不同寻常了。红卫兵的武斗绝不仅仅是一件暴行那么简单的事，它在上个世纪中期，特别是整个六十年代，在全世界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是一件起了历史作用的事情，但人们对此显然认识不足，更不要说有没有认识了。” 这里，他在说到红卫兵（准确些说应是“老红卫兵”）1966年8月的单方面的暴力行为时，用了“武斗”这个词，显然，他在这里使用的“武斗”一词，只是“十六条”上有关“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那个层面上的意思，而不是后来那种“全面内战”中双方以武力争斗的武斗。因为在“红八月”时，并没有谁拿起了“武”器和红卫兵“斗”，全世界都清楚，根本不存在一个拿起了武器和红卫兵斗的群体，礼平先生把红卫兵在公安干警的支持和配合下，在最高当局的纵容和赞赏下，对一群老弱的毫无反抗能力也不敢反抗的所谓阶级敌人，和只能束手就擒的所谓的黑恶势力，用私刑加以迫害、虐杀的行为称为“武斗”，并津津乐道为“在全世界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一件起了历史作用的事情”，真不知是他认为全中国的老百姓都是弱智，还是他自己哪里出了毛病？如果他是在玩幽默，那么这个幽默是不是有点太冷？如果他是想创新，那么这个创新是不是太没有人性？ 其次，礼平先生认为中国红卫兵开创了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世界革命风气之先，是因为有了中国红卫兵的光辉榜样，才有了日本的赤军、意大利的红色旅、拉美的光辉道路、柬埔寨的红色高棉、缅甸的根据地等。看来不管这些暴力革命的组织跟红卫兵是不是有实际上的关系，礼平先生已顾影自怜地把这个世界革命先锋的桂冠戴到了自己头上。尽管这个镜头实在有点滑稽，但礼平先生把红卫兵归于日本的赤军、意大利的红色旅、拉美的光辉道路、柬埔寨的红色高棉等这样一类组织，从血腥与暴力角度上来说还是准确的。 上个世纪的60—70年代，这个世界一直处在冷战当中，资本主义世界自身的一些弊病和矛盾的积累，和广大青年学生在对旧秩序破坏和毁灭的原始性渴望这一点上发生了共振，因此从全球范围来看，那段时间里，这个世界是这里出火、那里冒烟，热闹异常。 虽然从手段的血腥和残忍来说，红卫兵与赤军、红色旅等非常相似，但是，两者的起因、斗争的矛头和目标却是完全不一样的。 赤军的中坚是日本的一批左翼学生，他们看到了社会的弊病，对自己的前途感到迷惘，他们要改变这个社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为此掀起了新左派运动，但受到当局的压制，于是他们中的极左翼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说起来赤军倒还真有点搞“世界革命”的味道，他们把“打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包围圈”作为自己的战斗目标。以至于在《浅间山庄突入事件》影片中出现了这样一句让人五味杂陈的台词，一位日本赤军成员的母亲向困兽犹斗的孩子哭喊：“孩子，美国总统和毛主席握手了，毛主席交给你们的任务完成了，孩子，回家吧，妈给你下碗热汤面，暖乎乎的热面啊！” 意大利学生运动是在大学扩招后，大学生的就业状况更加恶化引起的，他们同意大利工人为了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的工潮迭加在一起，强化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再加上历史的条件和原因，催生了红色旅。红色旅将恐怖袭击的目标指向政治家、商人、工会领导人、军警等，指向他们所认为代表和维护了那个该死的制度的成员。 “光辉道路”的兴起源于秘鲁经济上的困境。在上个世纪70年代，秘鲁在经济停滞不前、甚至连续下降时，物价却飞速上涨，三分之二的工人陷入失业的困境；在农村，政府实施的土地改革也没有得到彻底落实，社会问题依然严重。这种日益恶化的经济和社会形势在安第斯山区表现得更为突出，于是那里成了暴力革命的策源地，引爆了几乎摧毁整个社会的火药库。光辉道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他们认为应该对此承担全部责任的政府和社会制度。 缅甸根据地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北京输出革命的产物，而柬埔寨红色高棉的登峰造极的血腥让人不忍卒言，这里就不多说了。 礼平先生提到的这些组织的斗争矛头，都是指向他们认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代表那个制度的政府，他们是作为社会制度的受害者而向政府宣战的。 礼平先生一直在为之说话的老红卫兵是为什么造反的呢？他们是作为这个社会制度的受害者还是受益者在那里造反呢？他们斗争的矛头是指向谁呢？他们是为了减少和弱化这个社会的不公，还是要增加和强化这个社会的不公呢？ 这些问题，礼平先生在整个访谈中没有只言片语的涉及，是他忘了，还是他根本想不到，或是根本不愿意面对？ 在礼平先生所认定的老红卫兵在文革中的“造反”，“破四旧”，“抄家”，“打流氓”这四件大事中，前三件是一直被国人所诟病的。由于这些事情实在是天怒人怨，弄得那些现已是中国政坛高官或商界巨富的老红卫兵们，只得对那一段历史讳莫如深。其实这讳莫如深也表明了那些人心里还有是非，眼里还有民意。相比之下，礼平先生虽然只是在权力周边晃悠，但却有了信口开河的更多自由，讳莫如深在他那里是用不着的。尽管他有信口开河的足够勇气，但也不能理直气壮地为前面那三件事张目，于是“打流氓”就成了他唯一可以拿来言说的战功了。大概礼平先生认为打流氓是在维护社会正义，表现了老红卫兵的正面形象，而国人却很少有提到这事，这让礼平先生感到很不公平。于是，他在访谈中大声疾呼： “就北京的红卫兵来讲，它的暴力活动还有一个更大的事件却一直没有人提及，而这差不多正是北京红卫兵暴力活动的最高峰，这就是打流氓。 “在人类的社会史中，黑恶势力下场最悲惨的时刻应该就是在北京的这半个月中。红卫兵扫荡全城，大打出手，可以说尽情的倾泄了我们的暴力。当时北京城里究竟打死了多少龌龊之辈，谁也不知道。文革中的武斗命案应该说大多是集中在这半个月中发生的。但就是这样，红卫兵，准确的说应该是中国红卫兵，也没有出现那种以残忍为乐事的现象。” 在这里，礼平先生首先给那些被他们残忍地用私刑活活打死或折磨死的受害者泼上“黑恶势力”和“龌龊之辈”的污水，给血腥罩一道光环。他在说“在人类的社会史中，黑恶势力下场最悲惨的时刻应该就是在北京的这半个月中”这话时，眉宇间一定洋溢着不可遏止的骄傲和自豪。 在四十多年后，有人还如此迷恋地沉浸在当年红卫兵的暴力亢奋里，简直让人不可思议。我真不知道是该用无知、还是用狂妄、或者是用邪恶来形容这样的迷恋。 在那半个月里，被红卫兵用种种私刑毒打或折磨至死的受难者数以千计。那些受难者也是人生父母养的炎黄子孙，如果他们真犯了罪，国家有法律，当判什么刑就判什么刑。从礼平先生说的法律对他们也无可奈何来看，他们并未犯罪，对这样一群并未犯罪的人，老红卫兵有什么权力剥夺他们的生命并且是用极其残忍的手段？！ 如果说四十多年前，你们单纯，你们无知，你们幼稚，你们从心底里是把他们看作是社会的渣滓，是出于一种革命的义愤，那么，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原谅你们的过错；如果说，这个社会一直是在用狼奶喂养你们，你们是喝狼奶长大的，用礼平先生的话来说，“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看着革命电影长大的，和前一代人的自发性的革命比起来，我们这一代人的‘革命’有着很强的模仿性”。因此才干出那么些残忍的事情，这个社会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这样说也多少有点道理；如果说，因为你们的父辈是国家公器的执掌人，因此不仅对你们网开一面，而且还呵护有加。这虽然不公平，但只要你们在心里承认这些事做得混蛋，只要你们能事实上走出当年的血腥，老百姓也就认了。 但是，时至今日，你们还如此张扬地为当年的暴力歌功颂德，甚至对没有人提及你们“打流氓”的“丰功伟绩”还愤愤不平，好像应该在天安门为你们立一个大牌枋，那就让人无法忍受了，那是在挑战善良老百姓可以容忍的底线。 时至今日，你们还坚持说他们是“黑恶势力”，那么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你们当年算什么势力？你们所做的事难道不是比这些“黑恶势力”做的事还要黑恶一万倍？！ 在“打流氓”的狂暴中将多少人置于了死地？准确的数字谁也不知道！反正打死一个算一个，少一个祸害而已。就算是知道，在礼平眼里那也不过是一连串冷冰冰的阿拉伯数字，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无关，跟一个个破碎残缺的家庭无关。“红卫兵扫荡全城，大打出手，可以说尽情的倾泄了我们的暴力”。但这不能算是“以残忍为乐事”，因此，肯定“也没有出现那种以残忍为乐事的现象”。然而在同一篇访谈中，礼平先生又说“文革中，包括一切群众性的大规模的社会冲突，都会出现一些以暴力为终极目的的人。他们施暴只是为了施暴，因为血腥使他们感到快乐……算了，我不太想往下讲了”。 一方面说“他们施暴只是为了施暴，因为血腥使他们感到快乐”，另一方面又说“中国红卫兵，也没有出现那种以残忍为乐事的现象”，这些自相矛盾的说法表明，尽管礼平先生极力想掩盖什么。但是，他经历的那些表现了红卫兵以残忍为乐的往事，或多或少还有一些残存在他的记忆里，一不小心这些残存的记忆就会自己跳出来，这也可算他是天良尚在。在目睹了几个红卫兵凶残地殴打一个无辜的青年时，礼平先生同样也表现了他人性的一面。他说：“这几个红卫兵都是高干子弟，下手之凶狠，态度之果决，完全是一副操人于股掌间的劲头。男孩子会有一些好斗的性格，这不奇怪，但如此的欺良霸善则是很坏的行为。” 在整个访谈录中，礼平先生的意识是分裂的，他游走在暴力亢奋和部分理性直觉之间。他一方面顽强地维护着这暴力亢奋的正当性，另一方面时而又不自觉地用理性直觉表现了对血腥暴力的厌恶。 大家同为上帝的子民，仅仅只是因为先天或后天的偶然因素，使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和你们不在同一个层面上，你们就一口咬定他们是“黑恶势力”，在一口咬定他们是“黑恶势力”时，敢说你们心灵深处是把每个生命都看作是平等的？你们在追求你们的理想和向往时，却用暴力剥夺了自己实际上并不了解的那一个人群追求自己理想状态的同样权利。在不同的选择和追求发生碰撞和冲突时，你们采取了暴力这种只有在缺乏理性的社会里才会使用的最原始、最低级、最本能的方式，用这种方式来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能有最终的胜利者吗？ 当革命使人热血沸腾时，你心里有博爱的位置么？博爱就是为他人着想。缺失了博爱，任何一个从良好愿望出发的社会变革，最终只能演变成血腥的杀戮，所有的理想都会在血腥的暴力里化为灰烬。古今中外这样的事例太多了，其中就包括戴着各式各样光环的“革命”。如果礼平先生的认识能抽丝剥茧，一步步走到这里，我不相信他那还有部分理性直觉的灵魂，还会沉浸在当年血腥的“丰功伟绩”里。 我们是年龄已进60奔70的一代人，作为文革的亲历者，在付出了那样惨重的代价后，我们留下的认识和记忆，会不会让我们的后人再一次感到我们这一代人的浅薄、偏执和不可救药？ 如果时至今日，我们还不能对暴力大声说一个“不”字，谁也不能保证自己就一定不会被下一轮血泊所淹没。 三、邪恶的理论与美妙的蓝图 这篇访谈的主要内容，是围绕着北京四中的一批高干子弟，述说他们在那一段时间及后来的一些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应该说，礼平先生所叙述的内容及相关细节基本上是可信的。然而这又是一种只说二四六、不说一三五的真实，这种局部细节的真实，最后给人的感觉却是一种整体上的面目全非。这是不是礼平 先生想又一次“忽悠”和“俘虏”现在的读者？这当然只有他自己清楚。但我大抵可以判定，即令真是忽悠，那也不是礼平先生的故意，因为他只有那点见木不见林的能耐，他只能用某些局部的真实拼出一个面目全非的全局来。 1966年“红八月”的中国红卫兵运动的实质是什么？当我们离那段历史有了一定的距离，不至于因距离太近而难见庐山真面目时，已有足够的事实拼接出这样一幅图案：“红八月”的红卫兵运动，就是一批自认为血统高贵的高干子女，在已经拥有了相当的特权后仍不满足，有意无意地企图用暴力来独占和垄断整个社会资源的一次血腥路演。这个结论已被太多的事实所证实。而礼平先生在这个访谈录里又再一次用残酷的事实告诉了人们这个结论。 礼平先生告诉我们：“那时在共产党的干部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感到他们的子女在学习上是如此的不及‘资产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子弟们。那么将来谁‘接班’呢？这就是在六十年代成为重大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那个‘接班人’问题。” 礼平先生想把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的人群界定为共产党的干部，礼平先生又不得不承认，他们是有这种危机感的人中感受最强烈，最焦虑和躁动不安的一群。礼平先生说“到了高二，……我的成绩一落千丈，……丧气透了。……我在这里和人家根本就没法比。……这纯粹是一个天份问题，而不是一个努力问题。我知道我完全不能超过他们”。 不得不承认天份没人家高，学习怎么样也比不过人家。怎么办？最简单且最有效的办法就在北京四中产生了：取消高考。为保证大学的大门只能对自己开，以革命的名义，强烈要求取消高考，还冠冕堂皇地说是“造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反”。这是在1966年的6月，北京四中高三（5）班的两位高干子弟在一封信中提出来的。这封信被北京四中初二学生刘源悄悄搁在其父：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案头，几天后，就刊载在1966年6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同时 发表的，还有一篇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这速度和效率高得不可思议，看来，这种强烈的危机感也同样笼罩着我们日理万机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先生。 不能不佩服北京四中高干子弟们的革命首创精神和高超的斗争艺术。他们扬长避短，压根就不同你们这些知识分子的子弟比学习，你们学得再好也没用。比什么呢？比出生！出生既可以做铠甲，又可以当利器，血统让他们自认为会天下无敌。 “血统论”是针对谁的？礼平先生告诉我们：根本不是针对有反动老子的混蛋儿的，“文革前，出身不好的人学习再好也考不上大学，学问再大也发表不了文章，能力再强也担任不了重要职务”，谈到权利就完全没他们的事，不构成对高干子女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威胁。“这个口号是冲着国旗上的两颗星星去的”。这两颗星就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他们的子女在学习上天份高、有优势，而以往的政策又没有剥夺这些人上大学的权利，这对特权阶层的威胁实在是太大了，必须要有一个新的举措、新的政策来剥夺这些人上大学的权利，从而独占这个社会资源。“血统论”向世人宣告，老子是英雄儿才能是好汉，那些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子女不被骂作狗崽子，就算是很运气了，如果来和好汉争上大学的机会，那不是找死！ 那么国旗上另外两颗星星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呢？他们是不是就真的被“血统论”者看作是自己人，享有同样的权利呢？礼平先生根本没提及这一点。不过常识告诉我们，工农子女占了学生中大多数，由于基数庞大，他们中的佼佼者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在这些出类拔萃者面前，高干子女中的大多数肯定也会感到有威胁的，如果享有同样的权利，相当多的高干子女肯定不同意。可惜北京没来得及搞这样的“教育革命”，要不然一个北京四中版的“教育革命”一定会异常“精彩”。 笔者三生有幸，亲历了这个“教育革命”，说出自己的这个经历，算是对这个“教育革命”的注释，也是对历史的一个交待。 当时我在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上初中，毕业班，这是武汉一所著名的重点中学，自然也是一所干部子女云集的学校。班上的学生中有省委第一书记、市委第二书记、大学党委书记等的儿子，有省军区政委、副政委等的女儿，有省级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小孩，也有父母亲都被打成右派的同学（他们被称为双料右派的子女），还有生父和养父都被镇压了的这样很少见的极端情况，当然还有不少工人子女和高知、职员的子女。所以“教育革命”在这个班的演绎，是能够让人见识其庐山真面目的。 在北京四中高干子弟的那封强烈要求取消高考的信登出不久，1966年7月的一天，学校初中毕业班的学生集合大礼堂，开教育革命的动员大会，接着教育革命工作组下到了班上。 笔者所在班的学生成份，大略是这样一个比例：干部子女（包括地方的和军队的）、工农子女、高知及普通职员子女、出生有问题（如右派、旧官吏、直系亲属中有“杀（被镇压）、关（被判刑坐牢）、管（被戴‘帽’交单位或街道上管制）”情况的）子女等四种情况，各占1/4。当时“血统论”的风头正劲，干部子女理直气壮地宣告：他们就是要当仁不让地进高中、上大学。各班的教育革命领导小组成员几乎清一色是干部子女，谁的父母官大谁就是负责人。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工作组的成员在这些学生面前好像没有什么底气，很多时候让人看不明白：究竟是工作组在领导这个小组，还是在被这个小组领导？ 反正谁上重点高中深造，谁去技校当工人出劳力，谁下农村脸朝黄土背朝天，就由他们几个人说了算。记得学校有这样一幅大标语：“将门出虎子，从小立壮志；接过革命班，我管天下事。”天下事都归他们管，何况你们几人的命运！ 这一场“教育革命”的过程，对于班上的大多数人来说，就是在那恐怖而神秘的氛围里进行的一次仿佛看不到头的心灵摧残和肉体折磨。具体过程就不在这里详说了，详说需要有足够坚强的神经。只在这里说一下最后的结果。 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让教育革命工作组在没有任何说明的情况下如鸟兽散。心灵受尽煎熬的笔者非常想知道这个教育革命的最后结果，于是费尽周折弄到了他们圈定的《推荐选拔名单》并保存至今。之所以一直保存着这份名单，因为它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震撼了。 为了便于说明情况，先把隐去了名字的名单抄录如下（有关出身的说明是笔者加注的）： 实验中学：王××（革干），梁××（革干），何××（军干），张×（军干），张××（工人），张××（工人），葛××（军干），杨××（革干），周××（军干），李××（军干），李×（革干），白××（革干），孙××（军干）。 普通高中；张××（革干），汪××（工人），任××（革干）。 半工半读（机密专业）；孙××（工人），尹×（工人），王××（工人）。 半工半读（非机密专业）：谭×（工人），刘×（工人）。 半农半读：李乾（工人），刘××（职员）。 推而不拔，若必拔，则半农半读：王××（职员），李××（职员），沈××（职员），刘××（职员），张××（高知），李×（高知）。 其他出身不好的、出身职员或高知但被认为表现不好的同学都没有上这个推荐选拔名单，他们全入了另册，只有一条路——上山下乡，有的还被发配边陲地区。 班上一共53人，推荐上省重点实验中学高中的13人，其中干部子弟11人，工人子弟2人。这两个工人子弟的学习成绩中等，其父亲都是工厂里车间主任或科长一级的基层干部，可以称为“准干部子弟”。非常吊诡的地方还在于：在“教育革命”进行的过程中，仅有的被推荐上重点高中的这两名工人子弟都当兵去了部队，也就是说上重点高中的实际上清一色的是干部子弟。这是个偶然的巧合还是一个精心的安排？对我来说至今还是个未解之谜。 上普通高中3人，其中干部子女2人，工人子女1人。这两名干部子女之所以只能上普通高中，是因为她俩在“教育革命”初期，参加了我组织的学习毛选小组，而这个小组居然被认为有与教育革命领导小组对着干的严重政治问题，故而尽管她们出生于干部家庭，并对自己的“错误”作了深刻的检查和认识，但仍要被逐出重点高中，不能列入重点培养的行列。这名工人子女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是为了表明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而进入班上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的，她是这个小组中唯一的工人子女，但也只有一个上普通高中的机会。显然，她不过是个花瓶。 简而言之，干部子弟全部上高中，并且绝大多数是上重点高中，而这13名干部子弟的学习成绩整体处于班上的下游，少数几个为中等，没有一个拔尖的。政治表现的情况，按当时的标准看，少数几个确实不错，多数也一般，有几个则很不像样。下面的一件事可以说明一点这方面的问题。 1966年初，班上的干部子女以贯彻阶级路线为由，想强行让几个表现确实不怎么样的干部子弟戴上团微，此举遭到其他出身的团员的强烈抵制，前两次团员表决时都没能通过，直到在第三次团员大会上，这几个干部子弟对自己存在的问题作了一定程度的检查和认识后，才勉强通过，说实在话，很多人举手都是违心的——因为事前班主任做了工作。 对比一下北京四中高三（5）班的那两位高干子弟在信中的那些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话语，什么“许多‘特殊’、‘重点学校’、专收高材生，这种学校为一些只钻书本，不问政治的人大开方便之门，把大批优秀的工农、革命干部子女排斥在外”……在听了这些漂亮的革命辞藻之后，再看看笔者所在班级的“教育革命”实际，我想套用一句话说：革命，革命，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在北京四中的这封信中，是把工农子女放在革命干部子女前面的，似乎他们首先不是为了自己。然而这个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的“教育革命”的成果说明，最好资源首先是要全部满足他们干部子女的，有多余的才轮得上工农子女。然而各地的重点高中、大学的资源是有限的，全部给他们也是不够他们分的。这个“教育革命”的最后结果，肯定是所有的重点高中都要改名为干部子女中学，所有的大学都要改名为干部子女大学。 这个“教育革命”的成果也再一次证明：“血统论”从来都是特权阶层的护身符，是为了强化自己的利益才提出的，强化“血统论”绝对不是为了维护工农的利益，不管他们是不是经常把工农的利益挂在嘴上。 那么，哪里是工农子女的位置呢？这个“教育革命”的成果告诉人们，工农子女的位置在半工半读和半农半读，充其量只能作为一个劳动力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其中表现好的才能进军工一类的机密企业。一般的还只能在普通企业里当劳力。 国旗上那四颗星中的职员一类的小资产阶级和高知的子女呢？他们被归于了“推而不拔”的一类。什么叫做“推而不拨”呢？就是表面上推荐他们中表现好的去半工半读或半农半读学校，但实际上是不准备选拔录取他们的，实在要录取，他们也只能去半农半读。 这样做仅只是为了体现党的阶级政策，体现他们与表现不好的高知和职员的子女、与“黑五类”子女是有区别的，区别就是还要装模作样地给这些人制造一点幻想，用一点欺骗作为安慰。“黑五类”子女连欺骗都用不着，不管表现如何，都要直截了当地统统赶到农村去，这就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平心而论，笔者这个班的“教育革命”还不算是最出格的，因为班上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的负责人，还算是一个有点头脑的人，多少还有一点残存的人性。笔者因搞了一个学毛选小组，因此被认为是同班上的教育革命领导小组对着干，上纲就是同工作组对着干（再上纲就顺理成章是同党对着干了），因此被认定已滑向了反革命的边缘。尽管如此，此负责人还能念在我工人出身的份上，给了一个半农半读的名额，虽然只能到田间地头去度过一生，但好歹也算是一个技术人员，和直接当农民还是不同的。隔壁班上的负责人是因为其父的官大，直接从混混升上来的，就像当年闹农会时从“痞子”到“革命先锋”一样，他在这个“教育革命”过程中的快意恩仇，那可真是恣意妄为。我还算是很幸运的啊！ 这就是四十四年前发生的那个真实的“教育革命”，这就是通过“造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反”来实现的目标。如此邪恶的教育革命，其内核是什么？难道还能说不是按血统来分配教育资源？当高干子女们高喊“自来红们站起来”，当他们理直气壮地说“大学就该我们上”时，就已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他们一定要独占教育资源。独占了教育资源，就是独占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全部的社会资源，也就独占了中国的未来。多么如意的算盘，多么美妙的蓝图！ 四、文革的迷雾与诡谲的历史 礼平先生说：“‘造反’，‘破四旧’，‘抄家’，‘打流氓’这四件事，就构成了红卫兵运动高潮期的四个主要事件。贯穿始终的则是‘鼓吹血统论’和‘死保刘少奇’这两件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主题。” 不知道“红八月”的红卫兵在“死保刘少奇”方面到底有些什么作为（那时还没有人提出打倒刘少奇，何需“死保”？），也不知道“鼓吹血统论”与“死保刘少奇”到底有什么关系，不过我们知道，如果刘少奇能主宰大局，那么，文化革命就用不了十年。如1966年的夏天已经实实在在发生的那样，在学校，他们在“血统论”的基础上，再以对工作组（一个工作组不行，再换一个，工作组的名义不行，再换成其它的名义，总之一定会有具体工作人员来代表党）的态度划线，搞一个更大规模的反右，把一切有一点自己思想的异已分子一网打尽。北京师大一附中、北京师大女附中就是这样布置的。然后在教育革命的锣鼓声中，以革命的名义，让干部子女独占教育资源，并用法律和政策加以固化，进而独占中国的全部社会资源。这一切大概在一年之内就可以大功告成。只是刘少奇先生在他们的政治蓝图实现之前，就在权力斗争中失势，而这权力斗争的失势和其后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又让刘少奇先生身上抹上一层受害者的色彩。这受害者的色彩，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忽略掉了许多重要的历史章节。于是，历史就就变得光怪陆离，真相好像和我们渐行渐远。 然而历史却真的很诡谲，它并不总是任人打扮的小女孩，它那神奇的手常常在不经意间，让人志得意满地去欲盖弥彰，让精心绘制的彩球上再添上一二败笔——想洗白老红卫兵的礼平先生，不经意地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被人们忽略了的，然而非常重要的历史段落。这是不是证明，作为一种客观规律，历史会越来真实、越来越全面地展示在世人面前？ 至于他说的“就纯粹的学术意义上来说，这个世界对我的思想的判断一直都是不及格。……在文革中，尽管所有的人都卷入进那场冲突中去了，但反省自己的，也许只有我一个”，这样的自白，唯一的价值就是用来再一次证明：狂妄总是以无知为前提，并且总是适得其反。 二零一零年九月十日 完稿 作者简介： 李乾，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66届初中学生，文革中武汉“钢二司”中学部初期负责人。1967年12月因开枪杀人一案被拘留，1976年7月被判刑20年，18年后出狱。著有对这段经历的回忆和反思的《迷失与求索——一个中学生的文革纪实》，陈小雅作序，纽约柯捷出版社2008年出版。 —————————————————————————————————— 【他山之石】 《八、九点钟的太阳》：纪录片的镜语与伦理 郝 建 片名：《八、九点钟的太阳》Morning Sun 出品：2003年 制片、导演：卡玛Carma Hinton， 白杰明 Geremie R.Barme，理查德·戈登 Richard Gordon 撰稿：杰里米·巴默Geremie R.Barme，卡玛·韩丁Carma Hinton 剪辑：大卫·卡奴臣David Carnochan 原作音乐：马克·派卫斯勒Mark Pevsner 时间长度：117分钟 一、结构：音乐舞蹈史诗、三个家庭和一个群体 文化大革命运动对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其影响波及世界。但是，如何让没有经历过文革的青年人了解它的基本事实、如何让中国和世界范围的人们认识这场革命的起源和大致轨迹，是一个十分困难甚至是艰巨的任务。在中国大陆，由于诸多原因，文革的基本事实都遭到许多刻意掩盖或者强力歪曲，从内在的思想秩序、体制的根源和必然性等深层去对文革加以认识和思考等工作受到冷落或者排斥、压制。关于文革的影像资料很少，对文革进行全面梳理、介绍的纪录片基本空缺。在这种背景下，由卡玛制作、2003年完成的《八、九点钟的太阳》成为重要的纪录片文本。影片问世以来，受到了海内外文革研究学者和普通百姓的关注，也引起了许多讨论。这些讨论涉及到对文革和文革中一些重要人物、事件的认识，也涉及到纪录片的语言和纪录片如何梳理事实、如何表现观点和忠于事实材料等纪录片的伦理。 该片在解说词中说：文革“它的面目已经日益模糊不清。”这是一个令人难以接受但是十分坚硬的事实，“模糊”也是当下许多青年人对文革的基本印象。文革的史实非常纷繁复杂、各个时间点都对决定事件的性质具有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意义、对文革的形成原因和偶然性、必然性都有大相径庭的看法。这些冗杂的事实和纷繁的解释使摄制一部关于文革的纪录片成为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仅仅就工作量来说也是非常巨大的。制作文革的纪录片还有一个重大困难：由于中国大陆对文革的反思和批判是处于一个很消极或者是控制的状况，文革资料的搜集有相当大的困难，更不用说搜集影像资料。尤其是采访当事人、制作影像的工作是一个十分困难的工作。目前能看到的关于文革纪录片有：大陆胡杰制作的《我虽死去》，探索文革中第一起中学生殴打老师致死的卞仲耘事件；美国Sue Williams制作、2002年完成的三碟装360分钟的《中国：革命的世纪》（China ：A Century of Revolution）中有一段介绍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发生的事情及极端的个人崇拜和残酷迫害、武斗的情况。 《八、九点钟的太阳》选取了中国的主旋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作为介绍中国文化氛围和当时的历史书写、历史阐释的切入点，这是一个比较准确、有效的的切入点。在某种意义上，《东方红》是本片讲述“文化”革命的结构线索。这让观者从文化入手，看到了毛泽东所使用的意识形态灌输方法，这就既剖析了体制所营造的思想秩序、体制用强力灌输的价值观，又看到了当时强力推行的党文化的风格氛围。 从采访标本来看，该片选取了三个家庭一个群体，对他们的命运和心路变化历程加以集中介绍，比较忠实、全面而简洁地在117分钟内对文革做了介绍。本片选取的三个家庭的被采访人是：一度当过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和女儿，被打倒和迫害致死的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和他们的女儿刘婷婷，文革中因为表达自己思考而被枪决的遇罗克的哥哥遇罗文。一个群体是以骆小海、宋彬彬、朱大年、晓明等代表的“老红卫兵”群体。 就笔者自己反复阅读该片的体会和搜集到的反应，它是迄今为止不可多得的关于文革的记录影片，它对文革的解释或者呈现的角度、选取的标本，或许都有可以质疑之处，但就文革梳理和呈现来看，它是大致清晰的，也大致做到了中性、客观。就一部纪录片来看，它的语言和肌理是精致、精美的。影片按照当今世界普遍接受的伦理价值观来对文革进行考察，也大致符合文革研究所取得的一些成果和共识。从搜集到的网络观看反应和我几次组织的观看、讨论来看，大陆的青年人对于该片的反应可以用一个词来加以粗略而不无偏颇的概括：震惊。震惊是因为，他们从该片中看到的文革与教科书上介绍的文革有巨大的差别，他们从该片中看到的文革是那样的残酷，人的状态是那样疯狂。此前，他们接触到的文革影像只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那个影片中最为“残酷”的场景只是一场少年的街头斗殴，对他们来说几乎只看到一种游戏感和青春少年的常态。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邢小群老师连续三年在学校的大学人文课程上放映该片，得到的反应比较让她满意。她表示在目前还找不到另外一部能够在这样的时间长度内能够用形象的语言、较为清晰的脉络和比较客观的视点将文革加以介绍的纪录片。 二、多种声音并列与纪录片的伦理 该片用了大量的并列手法将各种具有差异性的观点放在一起，藉此让观众对当年各种人的思想秩序、各种有着根本冲突的价值观和那个时代整体上的精神氛围有更多的了解。 在周恩来跟毛泽东一起接见《东方红》剧组并宣布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的场面后，编导剪辑了晓明的话语：“今天我是想全世界都不应该有原子弹，当时不这样想，非常高兴，就跟我们家有了原子弹一样。”“有了原子弹，我们就可以安心搞建设了，谁来捣乱，就给他一颗。”这位先生是烈士子弟，他是红卫兵中最具有天然合法性的人物，如果了解当时历史背景的都会知道，这些高干子弟和烈士子弟是当时中国的“贵族”。跟几个强调理想主义色彩的清华红卫兵不同，也跟公开忏悔自己打人的女红卫兵杨瑞不同，晓明的话语中更倾向于强调文革的必要性。值得注意的是他一边在说当时想法，一边不时插入今天言说时自认为应该持有的观念和自我脚注、自我解释。除了这段话的“当时不这样想”，在另一个谈论到破四旧、迫害宗教人士的地方也有这种述说时的分裂：“今天觉得不对，当时觉得很解气。……传教士和修女，他们没干任何好事，它是精神侵略的一部分，文化侵略的一部分。”他的话如果单独阅读，可能观众还有可能认同其看法，尤其是对于那些今天大陆饱受民族主义思想浸泡的青年人。但是，当他的话跟砸教堂、跟修女、教士低着头游街示众的画面放在一起，持开放心灵的观众就很容易看到他的话语中违反现代宽容和共存理念的偏执。值得注意的是，或许是跟晓明先生坐过国民党的监狱，父亲被杀害的童年记忆有关，晓明的话语中不时流露出深深的受迫害感。例如在大规模抄家的悲惨画面后面，编导剪辑了晓明的大致如此的语言：抄家，那真有抄出来手枪、子弹和委任状的，我就想要是这些人当了家，我们就要人头落地。编导找到这个愿意面对镜头的对象是十分幸运的，这是因为，不仅他的身份十分具有特殊性而增加了本片取样标本的光谱宽度，而且他的话语非常好地反映出共产主义阶级教育的心理密码：受迫害感。这种受迫害想像或许可以解释当时毛泽东的精神状况，他自己觉得在党内已经大权旁落，对手已经跟他展开你死我活的争斗，但刘少奇等人还对他十分恭敬，对他发动文革的目的还一无所知、莫名其妙。我们看到，文革中竭力营造的这种受迫害想像一直延续到今天，它成为营造民族主义情绪所必须的心理氛围。 遇罗文谈到遇罗克功课很好，但是因为他父亲是资本家而永远不可能考上大学，他说感到不公平。编导将晓明的言论紧接在遇罗文的这段话后面，这显然是要构成一种对话和回答的关系。晓明说：“他是会觉得很不公平，那么这种不公平在这个阶段是这种表现形式，在另外一个阶段就有另外一种表现形式。那在旧社会你们祖辈受高等教育，你已经有这个基础，非常穷困的人根本没有什么文化，要公平竞争，永远追不上你。要想公平竞争，得有个前提，可能有些人觉得政策已经很倾斜了，但我觉得倾斜得还很不够。”这段话除了在公平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和要有个前提等表述上显示出明显的逻辑混乱外，在价值观上也与今天的人生而平等、普遍受教育权利等观念完全对立。由于这段话接在遇罗文的话后面，我们看出这段话本身就是肯定血统论，是在为血统论和种种阶级学说做出比较粗陋的阐释。 由于该片注意多元地选取标本和尽量中性地呈现采访记录，许多时候忠实的影像会形成对被采访人的自我陈述的突破，其中的意义甚至也可以与纪录片作者的态度不相符。宋彬彬在接受采访时对自己当年行动和心理活动的自述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有人对我说，哎，彬彬，你干吗不去给毛主席戴个袖章，就有人领着我到毛主席跟前。”这段短短的几句话中就用了两处“有人对我说”、“有人把我领到毛主席身边”这样表现被动语态的话，显示出宋彬彬在今天的谈话中竭力要把这段无法抹去的事实涂上被动和被裹挟的色彩。接着宋彬彬强调自己“很天真”，把她在天安门城楼上跟毛主席的谈话“作为一个很随意的谈话”。跟我一起看片和讨论的有许多对文革只有模糊印象的年轻人，他们也表示很难相信宋彬彬这个描述是真实的。他们很难相信宋彬彬把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谈话当作很随便，把自己说成无动于衷。宋彬彬接着说：“真没有想到报纸为了宣传这么无中生有地给我安上这个名字，而且以我的名义发表这么一篇文章。我就觉得这名字不再属于我，不能再用了。”这个新名字由毛泽东在对话中为她钦定、由当时最权威的媒体《人民日报》予以确认并公布于天下，如果她胆敢不用那将是十分巨大的反叛。这段描述也跟宋彬彬本人在文革中那一阶段的态度和行动不符合，她是当时兴起的红卫兵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报道一个事件要尽量从多方向甚至是对立的角度来呈现各种看法和观点，这是新闻和记录的一种规则，它既是人类理性交往的必要条件，也是纪录片的最基本伦理。在观看本片时，我们更容易引起的联想是：它的伦理是跟文革中崇尚的“不可质疑”、绝对统一秩序和极权主义的价值观、伦理观相对的，它的观点是“可以怀疑”，应该放在公共领域中讨论。 三、精细的镜语：隐含地评价文革 该片用《东方红》作为贯穿线索来介绍毛泽东和他建立的体制如何从文化和意识形态锻造入手书写历史，锻造人的价值观，灌输青年人对自己生命意义的认识。在呈现文化意义和意识形态锻造方面，影片的影像和镜头语言所提供和散发出的信息要远远大于解说词和被采访人物的自述。 该片以《东方红》作为介绍的开篇画面，我们看到的是十分夸张而强化的化妆、红色铺陈的舞台，充满了抒情意味的高声调朗诵词，这些在今天的青年看起来都充满了造作的意味，是一种过分的自信与抒情的话语，其宣告性的历史判断充满了宏大叙事那不可质疑的权威性。这些在文革的意识形态机器中是十分有效的宣传手段，在今天看来却具有明显的自媚色彩。此外，使用《东方红》作为意识形态驯化机器的标志还有一个功效，它使观众十分清楚地看到文革意识形态在视觉上和美学上与极权主义艺术的亲密性。我们看到大量在莱尼· 瑞芬斯坦的《意志的胜利》和纳粹艺术中十分熟悉的造型方法：大量被光环笼罩的领袖、高高放置于地平线之上的英雄人物、处于领袖注目和旗帜引领下的人群。《东方红》的粉红和大红基调的灯光铺满整个舞台，这与摇滚的舞台色调有相似之处，今天观众观看时会在心理上产生躁动、不安的情绪。使用《东方红》还有一个效果，它与后面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场面配合，让今天的观众一眼就看出文革时主旋律艺术的特征：团体操艺术。这一类集合的团队、整齐行进的军队、呼喊的群众、高高在上挥手的领袖，这些是人们在大量诸如《意志的胜利》等纪录片中看得耳熟能详的影像。 在原子弹爆炸后高高升起在空中的蘑菇云画面上，导演十分精巧地叠映上毛泽东的照片，两个画面的图形轮廓几乎重合。配合着林彪的话说毛泽东思想是精神原子弹，这就使毛泽东的形象显得十分强烈、强力，有一种可怕的感觉。 在表现1962年的7000人大会时，该片将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三个双人镜头剪接在一起，只有一个镜头是毛泽东站着刘少奇坐着，毛的图像占据着画面的主要位置。这三个镜头的最后一个镜头隐含地表现了刘少奇当时的位置，也许流露出刘少奇当时的自我认同。在最后这个镜头中，我们看到刘少奇拿着纸在镜头跟前讲话，而毛泽东处于后景十分不显眼的位置，而且毛泽东的脸被两个话筒遮挡着，显示出被分割的画面。用这个构图来处理和呈现第一领导人，这在今天的官方媒体中也是不允许的，是犯忌的。这一组镜头很形象地呈现了毛泽东当时和刘少奇的关系和地位。 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该片中只有晓明、宋彬彬、骆小海三人的脸孔是处在阴影中，这在观者的心理上会对他们的观点和诚实程度更容易产生怀疑。 四、文革语汇的空白点——人权 在2006·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和许多文章中，文革研究学者徐友渔多次提出过用人权标准来评价文革、否定文革。“为什么要否定文革，是否还有更重要更深刻的标准？我认为还有一个人权的标准。‘人权’问题，就是遇罗克在文革期间提出的。”在该片中，被迫害致死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女儿刘婷婷也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较为严肃的思考。刘婷婷说：“当我爸爸拿出宪法来说你们不许抄家打人，后来又拿出宪法来说我还是国家主席，我还有说话的权利，我还有人权，是不是为时过晚。”这里，刘婷婷对刘少奇的被迫害致死没有仅仅停留在我们最常见的情绪性或者说抒情性的控诉上，她对父亲在体制中的地位或许是有所认识的。她说：“我并不是说他没有犯过错误，他也跟着毛泽东一起整过别人。”承认自己的父亲也整过人，这多少让我们看到一种对待文革很难得的直面态度和对一个难解和坚硬的事实的思考：被迫害者也参加过对别人的迫害。但是，这里刘婷婷使用的“人权’一词很可能是今天她带着现代理念的描述，而不是对当时刘少奇使用的词句的准确回忆或者记录。 对于文革前后中国官方媒体对“人权”这个词的意识和使用，瑞典隆德大学(University of Lund， Sweden)教授、重要的文革研究学者沈迈克 （Michael Schoenhals)有所考察。他说“我一直在留意文革期间官方的讲话当中有没有‘人权’这两个字，结果只在一个文件中发现了这两个字。云南省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官方在《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布告（第一号）》中批评当地的群众组织，说他们有侵犯人权的行为，这是我发现的唯一的例子。在别的地方都没提到‘人权’，群众组织好像也很少用这个词。”（郝建整理、编辑《文革四十年祭——2006年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讨会全记录》，美国溪流出版社Fellows Press of America，Inc.2006年126页） 就人的心理秩序锻造和规定、指导青年人将人道、人权这些概念彻底放弃来说，该纪录片中提到的学雷锋运动除了营造了对毛泽东的绝对忠诚之外，还重复和大大强化了另一个摧毁性的观念：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依照惯例，这个雷锋日记摘抄由宣传部门的人编造、假托为英雄模范人物的话发表。如果该片对这些倡导少年刀砍、枪击敌人、只要是敌人就不是人，就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这样一套行为逻辑再有些表现或许会让观众更好地理解红卫兵后来的残酷行为、对他们的基本人道情感底线在哪里崩溃有所了解。 五、造反还是维护最高权威 在文革研究中，对于红卫兵到底是要反权威还是维护最高权威是一个重要的焦点。有的研究者认为红卫兵是具有造反精神的，1966年的西方左派也是将红卫兵当作一个反权威的符号，甚至还有许多人认为他们追求的是平等、自由等正面的价值观。但多数中国的学者都指出，红卫兵正如它的名字一样，是保卫最高权威的、是跟着当时中国最高领袖的旨意行动的。中国大陆的历史学者雷颐等人将红卫兵的性质形容为跟当年义和团同样性质的“奉旨造反”（参见雷颐《社会结构与民间文化》，载《读书》一九九三年第五期）。本片用一些历史时间的标志和红卫兵的自述回答了这个问题。 解说词和画面表现了这样的内容：1966年6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指控北京大学坚守反动堡垒，将他们定为黑帮。紧接着的是骆小海的讲话：“在这之前，我们感到压力很大，大家要低姿态一些。但广播一广播，大家一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6月2日 就写了一个宣言式的大字报，署名‘红卫兵’，这是红卫兵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大字报上。”在此前的段落中，骆小海一方面说自己在《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一文中崇尚孙悟空的造反精神，一方面也强调自己“想表达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管是谁，都应该敢于去反对。”这里，观众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红卫兵的“造反”只是要“勇敢地”维护中国的最高权威。从这两个段落的自述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这些自认为很具有理想主义色彩、至今还感觉自己是某种意义上的“原教旨”红卫兵在语言中几乎是习惯性地、没有任何加工和掩饰地说明自己是在毛泽东的权威下、在权威媒体的指引下“造反”的。在没有听到最高的权威发出的声音时，他们感到有压力。当听到当时的权威媒体的声音时，他们就“一下全明白了”，于是这才贴出了用红卫兵名义写的大字报。 六、对该片的不满意看法 对于该片，海内外都听到一些对其表示不满的说法。就我跟大陆几个拍纪录片的导演交谈的印象，对于作者没有对文革提出什么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他们感到不满足。本片的采访人物标本选取只集中在北京，对于介绍一个对全中国和世界都形成巨大影响的运动来说，这也可以认为是一个巨大的偏颇和局限。也有人认为该片给了老红卫兵太多的篇幅来表白自己，而在剪接和安排这些他们的讲话时又未能对诸如宋彬彬这样的具有明显遮掩、涂抹的话语给与某种作者的态度或者揭示。在笔者看来，一个纪录片的文本稍微开放一些，更加具有阐释的空间要比那些封闭的“专题”性纪录片、宣传性纪录片更道德，这种开放性是一种纪录片的美。就本片记录的宋彬彬的那段话来看，它已经提供了从话语的缝隙和空洞中发现矛盾、挖掘真相的可能。 笔者对该片也有所不满。编导在解释文革时还用了一些官方话语的固定说法：“派性混战还给各种别有用心的人，为大大小小的野心家提供了施展身手的机会。”配合这段解说词的是林彪、江青、姚文元等中央文革的人跟群众在一起。文革是“野心家”利用毛泽东的失误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这是一个官方为了维持“四人帮”这个说法而反复使用的极具文学性的词汇。它忽视和抹杀了文革是由毛泽东的出于强烈的个人意志发动、一切尽在这个最高领袖掌控之中的事实。另外，这样的描述还不利于揭示这样一个事实：在文革这个制度性的绞肉机中，如果谁不参加到毛泽东的战车上去绞杀别人，他自己就会被绞杀、被粉碎。此外，对于文革的性质，解说词说“文化革命的斗争暴露了中共领导人由来已久的分歧”，再加上“毛泽东认为苏联变修……要吸取苏联的教训，绝不允许特权阶层在中国出现”。这里简单地使用了毛泽东自己对文革的解释，从而无从认识文革在制度上的必然性，也模糊甚至排除了毛泽东发动文革以夺取和掌控一切国家权力这一目的。当然，编导所录用的刘婷婷的讲话中多少透露出文革与这个制度的关系。从上面所引刘婷婷的话语看出，对于刘少奇在这个体制中的地位和关系，对于自己父亲与这个体制和毛泽东的关系，她还是有所认识的。当然，那些话没有画面的支撑，该片也没有用更多的材料对这句话稍加展开。有学者提出，对文革中的一些做法和政治斗争的概念，刘少奇自己就是积极的推行者和执行者，而他自己总结的“桃园经验”就是发动群众对干部进行无情打击的一个样板。 总体而言，笔者看到的《八、九点钟的太阳》是一部精美而老实，信息丰富、复杂而线索清晰的优美纪录片。 —————————————————————————————————— 【书评与序跋】 毛泽东的炮灰 ——评何蜀《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
冉云飞 灾难深重的文革正式结束已达三十四年，但荒谬和残暴的文革发生的土壤是否就远离我们了呢？我想，只要是个不回避现实苦难，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有一定观察能力的人，就不难发现，时至今日，文革仍像噩梦般纠缠着我们。虽然官方在八十年代初宣布“彻底”否定了文革，但对文革发生的深层原因——比如极权制度的存在及其运营方式——没有大规模的反思，没能得到开放档案的自由研究，这是当下我们苦难生活之众多成因里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一场参与者如此众多的灾难性运动，事后大多是沉默者，在打破沉默的人中，有不少控诉者，也有一些掩盖者和歪曲者，却几乎没有道歉者和忏悔者，这是为什么呢？不特如此，我们不能不接受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那就是文革参与者中年龄最小的人，都过了知天命之年，有的为人父母，有的甚至是爷爷、奶奶，但这些为人父母，甚至是含饴弄孙的人，有多少人愿意出来直面真相呢？ 好在事情总有例外，何蜀的《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0年8月第一版）便是一本真切研究文革的史学著作。关于文革武斗，坊间有些纪实文学之类的描述，难免耳食夸大，因此真正的研究，就显得特别稀缺。我没有看过郑光路《文革武斗：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社会之特殊内战》一书，不知其学术分量如何，但我认为其视文革武斗为“特殊内战”的判断是比较符合事实的，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为毛主席而战》一书里得到具体的佐证。文革重庆武斗无论从规模、持续时间、参与人数、死伤人数、动用武器种类之多来看，恐怕在全国罕有其匹。我们从现在全国唯一幸存的“文革武斗死难者墓群”（俗称“红卫兵墓园”，何蜀认为不确，我从其说）的死难者年龄（最小者14岁、最大的60岁）、职业分析（工人最多、学生次之，几乎遍及各阶层）等来看，不难窥见民众高烧狂热、丧失理智之一斑。 《为毛主席而战》这书名既是写实，亦是一大讽刺。从“八一五派”的誓言“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到“反到底派”的誓词“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可以看出两派玩命，不管不顾，好像完全自主，但他们所赌命的人物却是相同的，但似乎没有人看出其间的吊诡。既然你所赌命的是同一个人，那么你为何要狠斗，直至战死而不悟呢？这就是拜文革发生前之十七年喝狼奶的愚民教育之赐。“他们都是在文革前17年接受的‘无产阶级政治’教育、‘革命传统’教育，从小崇拜的是‘革命英雄’，他们的许多行为方式，其实都是在模仿小说中或电影里的红军、八路军、解放军。”（《为毛主席而战》279页）何蜀正是把文革武斗及其成因，放在一个共产党得鼎十七年后所作所为之大背景下来观察的，因而不至游谈无根，流于浮浅，以至能洞幽烛微，探骊得珠。 “为毛主席而战”最终得到的结果是成了毛泽东的炮灰，为什么会如此悲剧呢？其原因何在？对为什么爆发文革，有许多种说法，有说毛泽东借此搞权斗，有说毛泽东是为了实现他的天堂理想，有说这是社会冲突的必然结果，等等。不管我们事后如何分析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因，毛泽东搞群众运动和运动群众，是所有文革参与者都无法逃脱的“如来佛掌心”，在这样一个不可更易的基本前提下，不论你吹捧、赞扬、留恋的“四大”还是“大民主”，都只不过是在如来佛掌心里玩点毛泽东可以忍受的小把戏罢了。不管群众之间斗得如何厉害，你的言行必须努力证明的是：谁更忠于毛主席。否则你便只有死路一条。遇罗克、林昭、张志新、冯元春、李九莲等，都可以证明你稍有逾越，有一点独立精神及自由思想，重则遭杀身之祸，轻则受牢狱之灾。被人当猴耍了，说句“青春无悔”来找补；被人弄得很惨，用“人民文革”的说辞来为自己辩护，是不甘于承认自己的失败和愚蠢。重庆反到底派的一位代表人物黄廉在被判了重刑后出来，依旧盛赞毛发动文革是“全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大胆、最辉煌、最有魄力的篇章，除了毛主席外，没有任何执政者敢于动这样的手术”（老田《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我同情黄廉，但我还是要说：这样的看法，使你所有的受苦丧失了基本的价值，不能自救，更无从给他人以良好的教训。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勒庞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赖希的《法西斯群众心理学》，对文革在中国的灾难性发生必然会有更加清醒的认识，而不致陷在庐山之中自蔽蔽人。 何蜀在分析重庆武斗何以严重时，主要分析了一些在历史和现实之物质层面上的成因。由于重庆是民国政府抗战时的陪都，复以是文革前为“备战”之用的三线建设重地，使得诸多新旧兵工厂齐聚一地。武斗主力工人多，武斗工具枪支弹药多，自然就容易爆发持久而规模较大的武斗。但我认为这些问题，还可以看得更远点。重庆人好勇斗狠的个性和码头文化，以及对变态的“红色文化”——如有不少造假成份的“红岩精神”——的深入接纳，缺少较为理智的反省精神，大约也不是毫无关联的。对于重庆文革武斗的具体死难数字，虽然何蜀花了不少的精力来考察，但囿于官方的高扃深锁，自然难得其详。重庆曾有杨公桥、石桥铺、中兴路旧书市场（包括北碚天生路旧书摊）等地可搜旧书及其它杂件，但何蜀似乎没有在这些地方淘到什么东西。我倒比较有幸，曾淘得一大包四川公路五局关于武斗后的抚恤档案，正准备做一个关于武斗的个案研究。我想武斗后的死亡抚恤档案，如不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的话，四川公路五局也不敢擅自做出这样的决定。或许当时许多国营和集体单位里参与武斗的死亡人员，都有这样的抚恤举措并存有其档，亦未可知。如能找到更多的抚恤档案，在研究武斗死亡人数、抚血数额、死亡地点和原因等方面，必有更多的发现，对进一步深入研究文革暴力，必能得出更为翔实且有说服力的数据。 （上图系《为毛主席而战》一书插页照片：1967年武斗停息后，在刚建成的29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死难同学“烈士墓”碑下，几个中学生手持冲锋枪留影，表示“挥泪继承烈士志，誓将遗愿化宏图”。广隶提供。） 报纸、广播以及双方的“战报”和“追悼会”，包括后来官方撰写的文革大事记、各行业口的志书，都是搜集文革史料的好去处，何蜀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且利用得很好。但只有这些公开留存下来的文字史料，还是不够的，那么口述史就可以弥补其中之不足。由于何蜀研究文革甚久，积累了许多资料和人脉，这在《为毛主席而战》一书中表现得比较明显。书中运用了不少重庆文革亲历者的未刊口述实录，使得这本书与同类著述相比，有着相当的独特性。虽然就口述史的真实性（如故意掩盖、忽略，因时间久远记忆错误等）仍有不少争论，但总体来讲，口述史应算是研究当代史不可缺少的一个有力补充。何况作为资深的文革研究者，何蜀有用更多史实订正口述实录者错误的能力，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口述实录的事实性谬误。至于口述者的个人评价和感受，那得尊重口述者自己的说法，我们可以批评他们的评价，但一定得尊重他们的表达自由。 （右图系《为毛主席而战》一书插页照片：武斗中的西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一群女生。照片上题有她们的誓言“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原载《西南师大附中老三届校友纪念册》。） 由于何蜀未曾在书后列出参考书目，包括口述未刊稿书目，因此我按书中出现的先后顺序，罗列其未刊口述书目，以使研究者和读者有个大致的了解（本属未刊稿的陈懋智《重庆武斗日记》，由于已大部分刊于何蜀参与主编的文革网刊《记忆》，故未列入）：1、张光明《骚乱的重庆——文革十年亲历记》；2、杨世元《文革风暴中的重庆市文联》（何蜀整理）；3、夏祥贵《夏祥贵谈重庆文革》（何蜀整理）；4、何蜀整理《罗广斌专案组笔记》（此未刊稿可能不属于口述实录）；5、李衡之《重庆武斗琐记》；6、贾唯英《武斗中的重庆大学校园》；7、蒋良知《一个造反派农民的文革十年——原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反到底派农总司勤务员蒋良知自述》（何蜀整理）；8、李木森回忆、何蜀整理《亲历重庆大武斗——重庆反到底派一号勤务员自述》；9、王绍川口述、何蜀整理《王绍川回忆录》（2005年3月3日 —4月27日）；10、何蜀记录整理《甘廷荣谈重庆文革》。《为毛主席而战》一书里所用的这十种口述史中，竟有七种系何蜀整理，可见其对重庆文革史研究用力之勤，亦可见《为毛主席而战》一书有着其它书籍不可替代的价值。 中国历史从古代的帝王起居注，到如今的论述宏大主题，都摆脱不了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冷漠。不关心民众日常生活的诸般细节，只辗转于断烂朝报之中，历史必难见出个体的尊严与价值，文革史的研究也不例外。武斗过程中死伤多少人，具体的数字和名字，以至于死难方式、地点，在哪一次武斗中丧生，当然都值得记录，但对武斗的研究不能停留于此。武斗对城市的破坏、对文物的毁损、对经济的影响、对人之内心的创伤及言行的改变，都值得我们认真的研究。虽然《为毛主席而战》没有做到对上述诸方面的仔细研究，但我认为何蜀对经济凋蔽和日常生活影响的关注，实在是此书的亮点。如他多次通过提及重庆的大小报纸印刷者无法按时出报，或者必须减少版面、印量的做法，来展示经济受影响之一斑。同时，民众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柴米油盐酱醋茶，无不深受武斗之害，而其所依据的便是十分难得的第一手记录——陈懋智的《重庆武斗日记》。 不少在文革中做过错事的人，从来不曾有丝毫的自我反省，我不知这些朋友如何面对自己已经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身份，如何一边说爱自己的子女和子孙，却不为揭露自己经历过的荒诞时代做出任何贡献。难道你真的不怕你所经历过的荒诞时代，会重新降临你的子孙吗？你真那么自信，你们经历过的荒诞时代，就那么轻而易举地远走了吗？可以这样说，你们子孙今天所受的人权侵害，也与你们不曾反省你们曾经过的荒诞时代有关。如果你们真爱自己的子孙，岂能把自己所受的愚弄所受的苦难，吞进肚子里，带进坟墓中？如果有人说文革时期的文攻武卫，把人性之恶，尽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出来，我不认为这是诬枉之辞。那种不讲逻辑、非此即彼、唯我独尊、毫不宽容的“文攻”，在今天不少人的文章里，特别是网络上不乏具体的实践者。至于“武卫”呢？强力拆迁、城管打人等暴力执法，遍于国中。有鉴于此，我呼唤更多像何蜀《为毛主席而战》的书问世，以便更多的中国人明了历史苦难和我们现实际遇之间，有着怎样难以割舍的深刻关联。 2010年9月16至17日于成都 —————————————————————————————————— 【书评与序跋】 一个永不停步的跋涉者 ——读李承弘先生《百年寻梦》 王在平 一、 翻过《百年寻梦》的最后一页，我对着承弘先生这本书默默坐了几分钟。一幕幕往事，在眼前回放，一个个熟悉和不熟悉的名字，在心底回响。我说不清，我是在哀悼一代人流逝的青春，还是在哀悼那些受到不公正对待含冤离世的造反派朋友。 我不得不先提一下潘开矿，我在那些年里的一位好友。 今年五月，在一次同学聚会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到了他。我问跟我在一起的柳英发：“潘开矿现在怎么样了？好多年没他的音讯了！”柳英发说，他也说不清楚，只知道他神经失常了。 我也知道他被办“学习班”办疯了。 可疯了以后呢？ 没想到，一个多月后，我竟从承弘先生的书中读到了他悲惨的下场： “……（他）经常到处跑，时常被人把钱物抢走，没钱没粮关进收容所，因有点神经，经常被打，成为被收容者的玩物。有时他身无分文到我家，我也只能留他一餐饭，给他一点钱。他本来高瘦，经过这一番磨难，完全形容枯槁，见着怪吓人的，我的小孩见着他就怕，每次晚上来他很想住一晚，我都狠心拒绝叫他走，叫他回他弟弟那儿睡。有次夏天，他来时我们睡着了，他不叫门就睡在走廊竹床上，第二天我爱人一早见着吓一大跳，周围邻居见他来都像见鬼样躲着。所以我对他逐渐冷淡。他也时常到朱鸿霞、刘闯家里去，见面他只谈一件事：找爱人。他说话的劲头口气，叫人想到祥林嫂的辛酸画面。九十年代，我经常出差在外，听爱人讲，潘来过几次，后没见到我，就慢慢不见踪影了，至今连一点消息都没有，不知是早死在收容所，还是客死在回矿山的路上？一个风华正茂的阳光少年，只因参加了文革，竟落得如此悲惨下场，想起来真叫人心寒如刀割。” 读到这，我无法不让泪水滚落到书页上…… 潘开矿小我几岁，跟我并不同校（反倒是他弟弟跟我同校），不算我的同学。作为一个初中生，我想像不出他怎么会那么早就成了造反派的。我一直以为我在中学生中已经是最早造反的了，可他似乎比我还早几天。他出生好，地地道道的矿工子弟，文革前已进入学校滑翔班，成了飞行员的苗子。因此，说他在学校受压是没根据的。他也没有权力野心，作为资格那么老的造反派，他都没去拉队伍，占山头，给自己封一个或者捞一个官职，整天就跟好玩似的，在一些造反派的总部窜来窜去，东边听一耳朵，西边插几句嘴，好像哪个组织都有他一份。但奇怪的是却没人讨厌他。他好像跟大大小小的司令们都混得很熟，很得他们信任和喜欢。这大概完全是因他的单纯朴实和诚恳，而且甘愿被人支得东奔西跑的缘故吧。 我都不记得是怎么认识他的了，但一认识后，他就成了我的常客。有时他来，正碰到我和弟兄们议事，他也不回避，一屁股坐在边上听着，偶尔也插两句话，全不见外。要是正好我一人独处，他就会跟我扯好半天。其实他并不健谈，但我们在一起老有话说。最笑人的是下乡后有一次他去队里看我，正好只我一人在。我就用大白菜下面疙瘩招待他。谁知一不小心放多了水，只需两人吃的量，竟煮出了大搪瓷面盆一满盆。两个人就着这一盆疙瘩，左一碗右一碗，边吃边聊，从傍晚吃到天黑，不知不觉楞把一面盆疙瘩吃了个底朝天，连汤都不剩！ 人说酒逢知己千杯少，我俩则因谈话投机，一面盆疙瘩汤不嫌多！ 他因为整天到处窜，所见所闻多，自己的看法也多，有时有些看法还有些偏激。但通常来讲，我都能说服他。他去过几次浠水巴河，回来后，曾一度对巴河一司的王仁舟（注：文革前因“攻击彭真”等政治问题被开除学籍遣送回乡的原北京外语学院学生，文革初得到平反后在当地组织农民造反，搞集体化、军事化的“新农村”实验，准备逐步废除私有财产，同时拒交公粮、武装抗税、参加武斗等。后被抓捕批斗，据称死于狱中）佩服得五体投地，这跟我对王仁舟的看法正好相反。他见说服不了我，就要我跟他一起去巴河一司考察，我就真跟他跑了一趟，回来后，我把我的看法对他一一陈述，他听得心悦诚服，终于改变了看法。 我怎么都没有想到的是，后来整造反派时，他这个一不是头二不是脑的初中生竟成了省里抓的重点，这样的“待遇”，连我这个全市中学生最大校内组织的头头都没有“享受”到！直到我都被乡里办的学习班放出来后，他居然还在省里关押着。听说，上面想从他口里挖出更多大头头们的“秘密”。那时我就猜，上面是否看他反正孤寡一人，不必像对我们这些有队伍的头头那样要顾及影响，想多关他两天就多关了，想咋整他就咋整了？ 只是，大头头们的“秘密”没挖出来（正如承弘先生书中所说的那样，武汉市的造反派头头们根本就没有跟林彪、“四人帮”有什么组织上的“秘密”联系），潘开矿却被逼疯了！ 他能不疯吗？我们关在“学习班”里，好歹有一群“战友”同学，他有吗？ 从承弘 先生的书中我才知道，他疯了后，政府给他的唯一补偿就是安排他到他父亲单位顶了个职，算是给了他一份养活自己的工资。可是对于一个生活已经不能自理的精神病人来说，这份工资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他已经无法再回到正常人的生活，他也无法利用这份工资健康地有尊严地生存下去。我不知道他最后从这个世上消失是在哪一年，但我相信，他最后留在这世上的，只是他父亲单位的工资账上一个毫不起眼的数字…… 二、 我读承弘先生的《百年寻梦》之前，正在读一本周伦佐写的《文革造反派真相》，刚看过半。我本没想马上来读《百年寻梦》的，只想先随便翻翻。不承想一翻就放不下来了，让我一口气从头看到了尾。 刚开始，我是被作者的父亲李西屏老先生的辛亥壮举所吸引，随后又被作者牵进了一段似曾相识的旧时岁月，恍如梦醒而又非醒。年轻时的李老先生之所以有魅力，一定是我辈早已久违这等血性男儿英雄气之故，猛然重见，不能不让人有惊心动魄豪气干云的快意！至于作者对自己经历看似琐碎的叙述竟也打动了我，则完全是因为他那份坦诚：既不隐藏自己的观点，又不矫饰自己的情感，率真平实，质朴无华。这对于一个曾经叱咤风云，而今又百疴缠身的老人来说，实属不易。 由于时隔久远，作者对有些历史细节的记忆可能会与其他亲历者有出入，但此书的可贵与可信之处就在于作者的写作态度是真诚的。读全书，你不仅时常可见他在叙述中的小心措辞，而且能感觉到他力图避免用今天的观点来“矫正”当时的想法。而这二者，往往又是回忆录作者易犯的毛病。但作者却为了还原历史，对自己当年一些并不光彩的行为和动机都和盘托出了，这一点，若没有直面污秽与血的勇气是做不到的。 除了不虚夸当年的风光，不掩饰当年的劣迹，作者写作的真诚还表现在他论人论事的直白。对领袖人物怎么看？对重大历史事件怎么看？对中国的当今现实与未来前景怎么看？作者都端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甚至不惜为此冒犯当今的话语禁忌。的确，在这些想法中，你不难看到作者的某些简单与肤浅之处，也不难看出作者内心复杂与矛盾的思想情感。但可贵的是，作者没去掩盖这一切，当他把这一切无遮无拦地呈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怎能不为一个老造反派领袖丰富多采的内心世界既感动又震撼呢？ 仅举一例。 作者在书中说道： “我老婆经常嘲笑挖苦我，除了蹲着拉蛋外，其它什么也干不了……我曾把我老婆的话及我的苦恼向沈复礼叙述……沈听后不假思索地说：我们只会政治！……我听后也茅塞顿开。我生来就是搞政治的，我要会那么多干什么？所有的手艺技艺同政治相比又是何等的渺小啊！” 坦率地说，当我读到这一段文字（恕我没能全文照录）时，心底里那种百味杂陈的感觉根本就不让我去判断这话说得对还是不对，我只觉得自己的心弦与作者在一同震颤，不知是辛酸、愤懣、落寞，还是激越、振奋、昂扬…… 在全国十几亿人都患上了政治恐惧症和政治冷漠症的今天，还有一位饱受政治磨难的老人公开宣示他的政治热情与政治理想，这怎不令人感动和钦佩？尽管我没有像承弘先生那样皈依天主教，也并不完全赞同他的民主社会主义理想，我还是得对他致以由衷的敬意！ 三、 前面说了，我在读《百年寻梦》之前，正在读周伦佐的《文革造反派真相》。这不能不说有点巧合。因为《真相》一书是一本研究文革造反派的学术专著，而且是我认为写得很不错的专著，而承弘先生的书恰好可以为《真相》提供佐证，可视为与《真相》呼应的个案案例。承弘 先生在书中所叙述的个人经历，不仅证明了《真相》揭示的造反派兴起与形成的原因，也证实了《真相》对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本质差别的界定十分精当。应当看到，对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准确区分，不仅是真正公平彻底清算文革罪行的前提，而且对揭露文革后继续延续的政治黑暗，有着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承弘先生对历史的真实记述，不仅让人们看到了造反派的罪错，也看到了保守派和专制体制本身的罪错；不仅让人们看到把文革账一股脑儿全算在造反派头上是何等的不公，也让人们看到了这种不公所包裹的罪恶目的：要让专制的蛮横与残暴继续。文革后的历史也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当初那种只找造反派算账的“彻底否定文革”，不仅不“彻底”，而且根本就是一种虚假的“否定”。这种虚假“否定”发展到今天，终于连文革研究本身都成了“禁区”! 这对于当初一片“彻底否定文革”的喧嚣真是莫大的讽刺！ 所幸的是，与当权者对待文革的实用主义和出尔反尔态度不同，造反派中的许多人从惨痛的经历和严酷的现实中变得越来越清醒。为了真正地清算和否定文革，他们不惜挖开自己的伤疤，亮出自己的病灶，把自己的灵魂连同那一段黑暗的历史一起呈放在手术台上，解剖刀下。他们或许曾经充当过政治野心家的打手和炮灰，但今天他们决不再为虚荣浮利而充当黑暗势力的挡箭牌。如果说当初造反派中不乏真诚的理想主义者的话，那么，只有今天这份清醒才是他们当初真诚的明证。 令人高兴的是，我们从承弘先生的《百年寻梦》中看到了他今天的这份清醒。他以多病之躯克服了写作中的重重困难，既勇敢地面对了历史，也勇敢地面对了自己。他有理由把这本书定名为《百年寻梦》，也有资格把自己视为寻梦者——一个始终怀揣远大抱负，追求美好理想的永不停步的跋涉者。 —————————————————————— 【简讯】 李承弘著《百年寻梦》一书在武汉首发 白云黄鹤 6月19日下午，在武汉如梦轩文化长廊举行 了《百年寻梦》（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5月第一版）的首发式。 对此书期盼已久的来宾济济一堂。其中有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专家学者和年轻学人，有文革的亲历者和众多关注李承弘先生此书的朋友，还有不少对历史有强烈兴趣的青年学生。 首发式上，李承弘首先介绍了他写作的经过，并感谢在写作、出版、校对等方面给予他帮助的朋友、专家以及参加首发式的朋友们。接着，大家对《百年寻梦》的出版发行表示祝贺。尤其是是对李承弘先生在书中所表现出来的坦诚态度表示了由衷的钦佩和赞扬。 这本书讲述了两代人寻找救国梦的故事。作者李承弘生于1943年2月，文革中是武汉地区最有影响的群众组织——钢工总的发起人之一，担任过总部勤务组成员兼组织部长，是武汉文革全过程的重要亲历者。 其父亲是辛亥革命的元勋李西屏。武昌起义时工程营的枪声一响，李西屏带着百名学生投入起义队伍。在黎元洪死活不愿在起义的安民告示上签字时，李西屏当机立断，代为签字，于是布告上有了一个可以安定人心的“黎”字，此举成就了历史。这样，武昌起义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张布告得以发布。章炳麟为此给李西屏题词：“武昌首义，功在国勋。” 这父子两代人，从20世纪初到21世纪初，百年来，为追寻理想社会，他们苦苦寻觅、求索。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热血沸腾，有胜利的喜悦和喜悦后的困惑，有困惑后面的沉思和前行。《百年寻梦》一书真实地纪录了这两代人的寻梦的艰难历程。 值得关注的是，李承弘在文革之后没有像许多原造反派风云人物那样囿于自身的冤屈而不愿对民族的灾难进行反思，或让自己的思想停留于当年的认识水平上，而是在继续不断地苦苦求索，从本书中所袒露的许多思想矛盾及附录的《为修正主义叫好 ——民主社会主义浅谈》一文，即可见其仍在以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继续着其父兄两代人“百年寻梦”的里程。 —————————————————————————————————— 【简讯】 河南女作者出版颂扬文革的《霜叶集》 胡庄子 由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09年在香港出版的《霜叶集》，是一本颂扬文革的书。它反映了当下民间讨论和研究文革的一种声音、一种立场。值得研究者重视。 这本书的作者武彩霞女士， 1966年文革开始时是河南农学院大三学生，曾向工作组造反，后来是河南著名的造反派组织二七公社的成员。她的丈夫也是当年的造反派，曾任河南农学院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后任荥阳县委副书记兼广武公社第一书记，1979年12月他被判处徒刑十年，罪名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武彩霞在丈夫入狱后，一边工作，一边拉扯着几个孩子，艰辛地生活。退休后，作者开始收集文革遗物。据作者书中说，她收藏有红卫兵小报3000余种（涉及包括西藏在内的29个省市区），“红宝书”100多种，毛泽东像章一千多枚，文革老照片300多幅，以及文革传单、中小学教材、各类证件等，足以办个“家庭文革文物博物馆”。从2004年起，作者开始对文革“活资料”的收集，对文革当事人如“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第一作者聂元梓、被毛泽东称为“学生领袖”的西安交通大学学生李世英、被称为“外国专家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寒春和阳早、西安工人造反派领袖张培信等进行了采访，并录音录像，留下了许多第一手资料。近些年来，作者在收藏文革资料的同时，开始回忆文革，歌颂文革。《霜叶集》就是她零零碎碎在报刊、网络上发表的文章的合集，其中《军营生活的回忆》，曾收入徐友渔主编的《1966我们那一代人的回忆》（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 这本书中，作者介绍了自己文革中及文革后的经历，其中情绪化的语言不少。但实事求是地说，书中收录的《试析河南省文革的几个特点》、《郑州大学文革概述》、《四十周年话文革》、《文革事件钩沉》等文章，是作者在占有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有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史料难得，有一些学术价值。 —————————————————————————————————— 【简讯】 《〈记忆〉精选》第一集正式出版 韦 陀 2010年中秋之际，《〈记忆〉精选》第一集(Selection From Remembrance 1)由美国溪流出版社（Fellows Press of America, Inc.）正式出版。 第一集选自《记忆》第一至第十二期，《记忆》编辑部已得到入选作者的正式授权。全书近四十万字，分七个专栏，详如下： 【纪念专辑】（第1--20页） 启 之 香兰自判前因误，生不当门也被锄——纪念文革史家王年一先生 顾训中 悼王年一师 乌扎拉·迪 从官方到民间——王年一的道路与意义 邢小群 吴小龙逝世两周年追思 【国史笔谈】（第21--116页） 丁 东 质疑成说 可圈可点 ——读史云、李丹慧新著《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 余汝信 新瓶里的旧酒——新书《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的旧思维 蓑笠翁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评《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兼与作者商榷 唐少杰 反思和研究文化大革命史的一大进步 丁凯文 庐山会议的斗争与毛泽东处理林案之我见 ——兼谈所谓“林彪集团” 阎长贵 贡献与缺憾——读《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从批林到批邓》 何 蜀 新松恨不高千尺——读《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求疵札记 徐友渔 国史与党史——《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读后感 赵 诚 不合时宜的革命——《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读后杂感 陈益南 工人造反活动是文革的重大内容 ——小议《国史》六卷、八卷之不足 史 云 为了不忘却的记忆——答指正拙著之诸友 【探索与研究】（第117--184页） 王年一 文化大革命可以研究的题目很多 吴小龙 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散论 吴小龙 这个民族需要忏悔 孟犁野 个人崇拜的盛大礼赞——舞台艺术纪录片《东方红》简析 冷 卫 中国特色的毛泽东——从特里尔等学者之失说起 顾 土 文革史中的“虚史料”现象 顾 土 记住记忆的历史 小 夏 周恩来在大搞对毛泽东个人崇拜中的责任与特色 陈益南 华国锋“忠厚老实”吗？ 晓 明 华国锋的功与过 【史林一叶】（第185--252页） 阎长贵 1967：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 阎长贵 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专政” 王广宇 在中央文革办事组与江青打交道 王广宇 我是“二月逆流”会议记录稿的唯一见证人 王广宇 安亭事件前后和王洪文进京 李木森 令人震惊的“一○·二七”事件 丁 盛 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谈话的真情及我的自白 顾训中 关于1967年1月王洪文进京及上海权力机构名称变化的史实考订 白 磊 关于白瑞生国民党特务案的采访记录 李 辉 齐白石与中国画的文革遭际 【往事回眸】（253--346页） 周孜仁 毛泽东巨像：从造到毁 曾国一 险遭镇压——一个摘帽右派的文革历险 方子奋 我被抓上“一打三反”公判大会 谢声显 王教授的噩梦 赵文滔 史无前例的打人风与八宝山火葬场 杨银禄 我见到的江青三次流眼泪 萧 木 忆老友徐景贤 王 薇 妈妈的“坦白交代” 李汝高 一个从宽“典型”的悲剧 【书评与序跋】（第347--414页） 王年一 《王年一文集》自序（未刊稿） 迟泽厚 一腔悲愤谁诉——记丁盛同志晚年 徐友渔 是文化的革命还是武斗？ ——何蜀《为毛主席而战——文革重庆大武斗实录》序 徐海亮 从《深翻》看老外笔下的农村文革 余汝信 是谁要打倒张爱萍——《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试解读 余汝信 高饶问题实质上是毛刘问题 ——读《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笔记 阎长贵 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周伦佐 青春琴弦上的叛逆声音——《周伦佑文革诗选》序言 周伦佑 破镜中成长的诗歌青春——《周伦佑文革诗选》自序 吴茂华 现实与荒诞——读周孜仁《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 吴小龙 怅望千秋一洒泪——读《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 【故纸堆】（第415--444页） 中央直属文艺系统戏剧口批判组 杂技艺术的新生面 《人民日报》讯 边教学 边改革 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通过实践改革了三个体育项目 1976年复旦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给一个外国留学生的大字报 杨老玖 了解平民生活的文革文献——介绍上海市革委会《接待通讯》 姜东平 对一个自杀未遂者的批斗会记录 中国革命音协、中国音乐出版社全体革命同志 谁反对我们歌颂毛主席，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二外红卫兵九一联合兵团 鲁迅先生访问记 中共中央文革小组办事机构总支委员会通报 国务院关于1967年春节不放假的通知 全书共444页，定价33.99美元。(U.S.A.$ 33.99) 根据出版合同，入选的作者享有非独占性出版权。即作者还可以授权其他书籍或报刊收入或发表上述被收入《记忆》精选第一集的文章，也可以出版自己的文集。但出版方不支付作者版税或稿费，而只赠予作者样书。 《〈记忆〉精选》其余诸集亦将陆续问世。 —————————————————————————————————— 【编读往来】 1、美国读者钟青谷质询《记忆》为何不回答外界的指责/编辑部答复 最近旅德学者王容芬、旅西（班牙）人士黄河清和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等人，写了好几篇文章斥责宋彬彬为“红八月”打死人推托罪责，掩盖老红卫兵的罪行。在他们的文章中还多次提到《记忆》，话里话外指责你们为老兵，为血统论，为当局说话。可你们对这些批评，无动于衷，没有丝毫反应。你们为什么不站出来说话？这很违反常理呀！ 我对《记忆》也有看法，你们没有鲜明的立场，没有明确的政治倾向。大概你们想不偏不倚，采取中立吧？问题是，在这个非左即右的世界上，你们的不左不右，说不好听了，就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当然，如果你们愿意做风箱里的耗子而两头受气，自当别论。 也许你们有深谋远虑，就像一位朋友分析的那样，你们的不红不白，态度暧昧是为了捞取更大的好处，比如，你们把宋彬彬请出来说话，给叶维丽、刘进、冯敬兰大量的篇幅，就是要通过这种逆流而动而一鸣惊人。王容芬、金钟上了你们的当，给你们做了免费广告，他们对你们的指责，不但提高了《记忆》的知名度，也使《记忆》获得了更大的安全感。据这位朋友说，没准儿你们正在悄悄地偷着乐呢。 编辑部答复—— 钟青谷 先生 大鉴： 大札提了三个问题，一，为什么《记忆》对某些海外读者的指责不予回答？二，《记忆》为什么没有鲜明的立场和明确的政治倾向？三，《记忆》是不是为了捞取更大的好处——知名度和安全感，而使王容芬、黄河清、金钟等人上当受骗，以批评的方式给《记忆》做了免费广告。对于这些富有想像力的质询，《记忆》不敢再无动于衷，特做如下回应： 关于一，理念冲突，观点分歧本属正常，而在这个世上，要认真做点事，就难免不被人说三道四。《记忆》不予回答，正基于此。 关于二，也许您久居海外不谙国情，在此“舆论一律”的空间里，自行开展文革研究，并以愚公之力推动者，其倾向已一目了然。而你所要求的立场和倾向，《记忆》皆备。君不见每期刊头下面的那一行字：“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既然要“建立交流平台”，就要百家争鸣，允许各种人出来讲话。既然要“推动文革研究”，就得实事求是，抛开成见，尊重史实。在言说面前，应该人人平等。任何特殊的经历、特殊的贡献或特别的立场都不能超越或改变这一点。“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之立场态度，为《记忆》所不取。 关于三，您高抬了本刊的心志，低估了批判者的智商。《记忆》不过二三子编辑之民间读物，既无党同伐异之心，更乏拉帮结派之胆。且风中之烛谈何安危，蕞芮之编岂虑声名。自创刊以来，《记忆》即力求低调，避浮名唯恐不及，又何须广而告之。请转告您那位以分析家自居的朋友，《记忆》之颜色，不劳其费心。《记忆》之宿怨，无须其月旦。《记忆》唯愿其秉公正之心，还王容芬、黄河清、金钟以清白——第一，他们并没有上《记忆》的当。第二，其言说皆发乎情，出于义，而止于口诛笔伐。给《记忆》做免费广告云云，纯属向壁虚构。 以上答复，恐怕您不会满意。但是，《记忆》并不是为人满意而存在的。比您不满意《记忆》的大有人在。他们一方面把《记忆》说得一钱不值，一方面还要对它进行不懈的声讨，必欲“批倒批臭”而后快。对此我们只有报之以沉默。 感谢来鸿，谨祝节祺！ 《记忆》编辑部，2010年9月22日 2、范世涛来信谈注释问题/编辑部答复 我不大赞成《记忆》目前采用的文中夹注方式，认为脚注是更好的注释体例，也是国外学术杂志例行的注释方式。文中夹注难以处理这样两类情况：一是就全文来说只是不必要展开的细节，但资料来源比较复杂；二是连贯的叙述中的每一句或隔几句就来自不同的资料来源，如果一一列举则妨碍连贯阅读，删除资料来源却会影响读者对内容的信心。 脚注和索引是向前辈致敬的地方，也是新手学习的路标，同时是判断内容是否可靠的指示器。我觉得《记忆》适时采用脚注体例才能跟上文革史研究不断专业化的需要。 编辑部答复： 《记忆》之所以不用脚注、尾注，而用文中注，是因刊制宜——《记忆》是电子刊物，凡是阅读使用脚注的电子版文章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经验：为了阅读注释，就得用鼠标把文章拉上拉下。文中注就可省去这些麻烦。况且，《记忆》正文是用宋体，注释是用楷体，并放在括号里面。正文与注释很容易分辨，不想看注释的人可以直接跳过，不会对阅读造成太大的影响。 2010年9月26日 3、杜钧福来信 “一打三反”专辑甚好，特别是王锐先生关于周恩来与“一打三反”的文章。 重新评价毛泽东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很难用简单几句话概括其历史地位。一些人将毛归入“四人帮”，将文革说成是“党内健康力量”和“五人帮”斗争的过程，就文不对题了。对于文革的定性，我比较同意金春明先生的意见，即它是共产党领导的一场特殊的政治运动，共产党应对其负责。在这大前提下，还可细分具体责任。“党内健康力量”当然是存在的，但不要急于封谁是其代表。 将历史描绘成“好人”和“坏人”间的斗争肯定不是历史研究的正路。只要我们忠于历史事实，总会找到真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