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遗忘 正视历史
支持改革 促进民主
往事微痕丛书
主编·黄河清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北京 1
往事微痕丛书·纪实卷·之五
流星雨
花月初 著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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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祖列宗 天国永飨
花春山圣名安德肋（1898～1951）
赵秀英圣名亚纳（1899～1984）
花金生圣名若瑟（1919～1945）
李素珍圣名玛利亚（1918～2001） 4
义薄云天 情满申江
2005年5月，老友陈文莘整理书稿时，发现了这张珍藏了50多年的摄于1956年8月高中毕业时的旧照片。我得以重睹久失音讯的罗春德的尊容，乃作《思故人》一首：“五十年前纸一张，谦谦君子读书郎；春风得意奕新谱，福佑昭通觅旧章，溽暑漫长修佛道，众生苦短话沧桑，故人此去无消息，留下相思在梦乡。”林仲兴相告，他于2000年为去北京办书展与之见过一面后罗即杳无音讯，2005年又专诚去罗家乡慈溪寻访，惊闻罗君已于2002年在家乡因患胃病不治身亡。呜呼春德，竟成永思。
片头系蒋凤仪题字，自左至右为罗春德、唐宝祥、花月初、陈文莘。 5
雪压天山 马伫疆场
上图：1961年冬，进新疆第二
年，摄于巴里坤青疙瘩山五分场。
上图：1962年秋，离新疆返沪前，
摄于松树塘天山脚下军马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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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生相伴 陋屋馨香
左图：1945年12月，我随祖父母从中汇大楼迁至杨家渡街142号。图为南墙一隅。
右图：摄干2002年9月。年初，地区张贴动迁公告，历时 9月，老宅邻户悉数搬迁已被拆得满目疮痍。2002年12月15日，我家搬迁时焚诗恸别：“风雨飘摇拆字楼，半生相伴一书休；呜呼祭罢江东去，怅望天边月似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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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天知命 晚年安康
上图：1987年于杨家渡老宅自拍全家照，时年50岁。
左图：2002年12月25日，我和华培芬摄于新居百富达。墙上匾额系林仲兴所书我嘱写的“飞沙走石不为恶，白雪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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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诗”
敢问如来 桃源何方
左图：2003年5月，在华东疗养院体检上灵山，偶得似与释伽握手之照片，自觉大不敬，作《灵山大佛》诗以谢罪：“佛祖生天竺，五方次第开，灵山何所有，苍莽一如来。”
2003年9月，房产协会安排去澳、新，得《澳洲行》一首：“南飞三万里，一觉易春秋，格力芬湖畔，达伶港码头；城乡皆是绿，老小不知愁，世上桃源地，政通民意酬。”
男婚女嫁 海天共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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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25日，子花雨迎娶夏彩霞，摄于海港宾馆。
2007年4月30日，女花红出嫁崔颖，摄于银河宾馆。
天赐骄子 我心飞扬
右图：摄于2008年5月13日，
孙子花正清出生一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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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摄于2008年12月11 日，
外孙崔智皓出生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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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的话
2007年7月，北京谢韬动议，卢玉支持，铁流诸右派老人创办了《往事微痕》期刊，每月两期，每期十余万字，迄今已出版了近40期，为1957年遭整肃的右派份子提供了一个内部交流的园地。全国幸存的右派份子十分欢迎和爱护这份刊物，纷纷来稿。这些稿子，有许多是右派老人五十余年间遭际、生活、思想的记录，是自传性的纪实文字，是对1957年“整风运动”与“反右斗争”教训的总结、评述；篇篇真切，字字血泪，使尘封的历史最现。在大量来稿中有不少数十万言的长篇，《往事微痕》期刊难以全部容纳。
2009年11月，铁流决定创办《往事微痕丛书》，将这些数十万言的纪实巨著，整理编辑成丛书形式留之后世，委托我主编。此乃善举，非独于为国家民族历尽艰难困苦、九死一生的右派老人是好事，更是为历史存真备忘。区区学识浅薄，难当大任，然义不容辞，勉为其难，承此重责。拟分为：纪实卷、研讨卷、诗歌卷、小说卷、剧本卷、散文卷、参阅卷七大部分，以纪实卷、研讨卷为主。编辑原则唯以“存真”二字为圭臬，疏漏不当不妥处，谨请指谬，以为匡正。200
本期《往事微痕丛书·纪实卷·之五》是花月初专辑：《流星雨——二十二年劳改生涯记实》，25万字。
花月初，祖籍江阴，1937年生于上海；在上海第一师范学院就读时划为右派；1960年发配新疆巴里坤军马场；1962年底复遣返回沪；1979年改正；1997年退休。蒙冤受难凡二十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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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种过田、当过“兵”、做过工，历经艰难坎坷、阅尽沧桑炎凉。
花月初擅诗，《流星雨》就是诗人对自己人生遭际跌宕起伏，荡肠回气的歌吟。文笔优美、细腻。书末有“诗文拾遗”篇，见出作者古诗词不凡的功力。正是：“纵情《天骂》，劫难频频，风雨如晦，祸始于诗；放言《流星》，信誓旦旦，雨霁风清，福归于诗。我之与诗，有不解之缘。与诗结缘者，可歌而可泣、可怜也可亲。”
2009年12月16日于马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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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献词……………………………………………3
图片……………………………………………4
主编的话………………………………………12
前言……………………………………………18
第一章 冬雷震震…………………………… 20
一、荷花池…………………………………… 20
二、六里桥…………………………………… 23
三、鬼子进村啦……………………………… 25
四、父亲在天亮前去世……………………… 27
第二章 大地重光…………………………… 31
五、中汇大楼………………………………… 31
六、杨家渡和石库门………………………… 36
七、母亲总算有了归宿……………………… 40
八、山雨欲来风满楼………………………… 42
九、一场意外的灾难降临到我的头上……… 46
十、上海解放了！…………………………… 48
第三章 天国之痒…………………………… 53
十一、我的教徒生活………………………… 53
十二、战争断了我的天国梦………………… 59
十三、祖父蒙难冤死狱中…………………… 62
十四、我和祖母相依为命…………………… 65 14
十五、梵蒂冈教皇和他的兄弟姐妹……… 68
十六、走下神坛（上）：少年的烦恼………73
十七、走下神坛（下）：青春的躁动………81
十八、上帝没有忘记惩罚我……………… 89
第四章 风云突变………………………… 92
十九、终于跨进了大学门………………… 92
二十、院长、教师和同学………………… 95
二十一、导演、元帅和流感……………… 103
二十二、浪花、咏怀和天骂篇…………… 107
二十三、山雨欲来，波谲云诡…………… 111
二十四、这是为什么？…………………… 114
第五章 中庸无为……………………………123
二十五、校区里冒出一支劳改队………… 123
二十六、五角场、国光社、平昌街……… 126
二十七、朝夕与共两年整的赵家巷……… 130
二十八、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138
二十九、为而不为，庸而不庸………………144
第六章 关山重重……………………………148
三十、明月出天山………………………… 148
三十一、亚克西，哈密…………………… 151
三十二、人生能得几回瓜………………… 153
三十三、去买乌鲁木齐司令部报到……… 156
三十四、农五师巴里盔坤军马场………… 160 1 5
三十五、青疙瘩山五分场………………… 163
三十六、“我这里有好水”、地窝子……… 166
三十七、骑马如厕雪鸡银狐沙丘………… 172
三十八、万宝全书缺只角………………… 177
三十九、莫钦乌拉山……………………… 184
四十、周枋、宋金石、郑文光…………… 188
四十一、骆驼、马和狼的故事…………… 194
四十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197
四十三、政治进食堂，干部下伙房……… 205
四十四、三尼一铁五鬼闹中华…………… 209
四十五、再见吧，天山上的青松白雪…… 213
第七章 黄浦水寒………………………… 220
四十六、连续报了一年临时户口………… 220
四十七、断续做了两年临时工…………… 224
四十八、砖厂十四载，十年大动乱……… 232
四十九、疯狂的世界，扭曲的人性……… 236
五十、参加造反队，智斗“煞歪风”…… 241
五十一、野营拉练好，血染煤渣砖……… 245
五十二、全民学哲学，唐山大地震……… 250
五十三、文革硝烟中的特殊姻缘………… 258
五十四、岁寒三友………………………… 272
第八章 浴火重生………………………… 286
五十五、艰难的落政经历………………… 286
五十六、为申报户口而奋斗……………… 292 16
五十七、贤妻良母华培芬………………… 300
五十八、我是如何离开南市煤渣砖厂的… 309
五十九、劫后生涯（上）：区房地局九年…310
六十、劫后生涯（中）：市房地局九年……331
六十一、劫后生涯（下）：房产协会九年…351
六十二、风雨人生一把火………………… 368
第九章 泽被余荫……………………………372
六十三、诗文拾遗………………………… 372
六十四、浮生感悟………………………… 414
后记…………………………………………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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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行年七十,终于有时间能为自己写一点经历与见闻了。
近日有诗自嘲曰:
人生七十欲何为,往事随风款款飞,
不问非非非是是,但求是是是非非。
此诗似是谶语，实为灵光一闪的感悟。本人额头眉心间有
一颗硕大的肉痣,一好事者相告曰，此痣相书上记载:主多诉讼。善哉,验证一生,此言可信。盖诉讼者,纠纷也、是非也,乃作此《是非》诗以为记。
记事离不开时间与空间,上下左右谓之宇,空间也；古往今来谓之宙,时间也。宇宙始于星云混沌之组合,人类始于亚当、夏娃被上帝逐出伊甸园,从此世上处于万古不复的劫难之中。
余生也是一劫，五十年代在劫难逃，有幸加冕成为右派而至极。古右尊左卑，今抑右扬左。殊不知，左过之为极左，三转则右，极左非左，右也；右过之为极右，三转则左，极右非右，左也。曰左曰右，过与不及，皆违中庸之道。
余之为右，不是在划为右派之前，而是在划为右派之后。纵观当年之右派，大凡都是敢讲真话、用心良苦的有识之士、热血青年，之所以成为右派，皆在划为右派戴帽论处之后，被逼上梁山，庶几成了右派的。如此以果为因，左右易位，右成了左，左反而成了右，黑白颠倒，鲜有是非乎。
余行年七十而知六十九年之非矣。长夜静思,复得一绝:
七十回眸一瞬间,甜酸苦辣苦占先,
功名利禄等闲事,唯有亲情秀色鲜。
窃以为，赏心谓之甜；伤心谓之酸；忧心谓之苦；怵心谓之辣。吾生饱尝甜酸苦辣,度过忧伤之童年、梦幻之少年、迷惘之青年、动荡之中年，晚年始归于平静，可期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乎。欲作自传，题未定而一时不曾落笔。 18
盖题为文之眼,长夜静思之时，偶得“甜酸苦辣苦占先”句，余之传记之题，似可以“甜酸苦辣”名之。
汉﹒刘向读屈子文曰:“叹离骚以扬意兮,犹未殚于九章。” 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余生阅尽时代沧桑、人间恩怨之经历，可谓自强不息，且恰与阴阳八卦所对应之天、地、风、雷、水、火、山、泽八种物象暗合,间之以“中庸”，岂不也成九章乎。然即以九章为传,恐亦不能穷尽此生之甜酸苦辣也。
人生苦短，行色匆匆，百年生死弹指而过。余常夤夜仰望满天星斗,偶见流星闪烁，顿悟吾生之须臾，七十年来所历经之坎坷得失，一如黑夜天际闪过之流星。是夜，忽见流星成雨，星河汹涌，蔚为壮观！是万马齐喑年代惨烈的刀光剑影？是普天同庆时刻灿烂的火树银花？
嗟夫！余敝帚自珍，常为吟咏不耻自奉绝唱的《天骂篇》和《流星吟》而唏嘘不已，因其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生崇尚和践行的“热爱生活、干预生活；抗争不屈、自强不息”之“天骂精神”。今以“流星雨”为题作传，旨在弘扬经受劫难磨练和考验的“天骂精神”，谴责邪恶、讴歌光明！
2006年开笔撰写《甜酸苦辣》，2007年完成初稿；2008年博采众议，几经修改，书名也改为《流星雨》。
此书不为仕途经济，不为功名利禄，骨鯁在喉，一吐为快，抒我胸中之块垒耳！但求对己、对人、对历史尽一点责，或可警子嗣、飨后人。
题于春申江畔寓所 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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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冬
雷震震
（1937.6－1945.2）
一、荷花池
1937年春夏之交，我出生在上海南市黄浦江畔王家码头一个叫荷花池的地方。父亲花金生、是长子，母亲李素珍、是长女，我是他们的大儿子。
父亲18岁、母亲19岁时结婚成家。婚后,母亲因与祖母经常口角龃龉、关系很僵。父亲是船员,上船一去数日,母亲便去外婆家小住。父亲返航回家, 满㝉南通方言的祖母，不怀好意地对父亲挑唆说：“金生啊,侬开船,侬娘子也‘开船’，勿晓得伊到哈地方去了。”父亲为讨祖母好,便躲在房间假装打骂自己的妻子。祖母又假惺惺地对母亲说：“金生小鬼欺负侬,我打了伊几个耳光,侬难（音‘南’）过吗？”
母亲知道父亲不是祖母亲生的底细，却佯装糊涂顺水推舟，反话正说道：“侬做娘的,儿子也是侬生的,打又什么打不得！”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点到了祖母心头的隐痛。实在相处不下去了,父母便离家迁居到南市荷花池一幢石库门房子的亭子间里,开始独立生活。不久,母亲怀孕有了我。
据母亲说，她怀了我10个月还没有生产，怕人家说我是牛投胎，便天天偷着一个人跑到三楼晒台上，四顾无人时,在晒台中央放一张小凳子，手里抱着一袋米，人站到凳子上，然后用力跳下来。如此一天好几回,一回爬上跳下几十次，希望能用这种方法惊动胎气，尽快把我生下来。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天，我终于呱呱坠地，居然还是顺产、9斤重。这是母亲为我所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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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遭苦难。
我来到人世后才一个多月，也就是在1937年7月7日,日寇向我国北平（今北京）西南的卢沟桥发动了举世震惊的侵略战争，8月13日淞沪战争又侵占了租界以外的整个上海。为了躲避战乱，母亲同两个姨妈抱着我，去镇江外公乡下逃难。
外公出身当地李姓一家大户人家，同外婆陈凤鸣育有三子三女，我母亲之下还有两个妹妹、三个弟弟。外婆有个只比我母亲大三岁的参加八路军的小兄弟，母亲叫他三舅舅，所以我也跟着称他三舅公。三舅公带领的部队，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后改编为新四军，一直活跃在苏锡常一带打游击。
母亲和两个姨妈带我来到外公家不久，镇江乡下也有了日本鬼子。不知道鬼子兵是看到这户人家来了三个花姑娘，还是得悉了外公有个当新四军的内弟的情况，这天，牵了一条大狼狗，直扑外公家而来。外公发觉情况不妙，赶紧叮嘱外婆领着三个女儿抱着我马上从后门转移，他自己挺身而出同鬼子周旋。大概是小鬼子既没有看到花姑娘，也没有发现新四军的蛛丝马迹，便恼羞成怒，把外公拖到后面河滩头，捆绑在大树上,百般盘问、严刑拷打，用狼狗咬、用刺刀捅，结果什么也没问出来,外公当时就不幸牺牲了。
外公去世不久，在上海震旦大学读书的大舅舅李克忠，一怒之下离开了学校，投笔从戎，参加了三舅公的部队。他带领的小分队辗转南北，屡建战功，后来在同日本鬼子的一次遭遇战中，终因人数悬殊、寡不敌众，他同战友们壮烈牺牲了。
1949年，全国解放后，大舅舅李克忠被追认为烈士，外婆也成了烈属,还被推选为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我
小时候，在外婆安仁街福佑里的家里，还看到过她的烈属证书和市人大代表的证件。外婆的弟弟、那个三舅公，参加革命后化名江坚，解放后当了无锡市的市长。
这些往事，有些是我在长大以后知道的。我自己记得的最早的事，大概是发生在四、五岁时所想得起的荷花池。我小时候,常在两排石库门外弄堂口，看邻居小孩玩游戏。那年代小孩子的游戏花样还真多，有滚铜板、拉扯铃、笃菱角、斗田鸡，打弹子、造房子、刮香烟牌子、官兵捉强盗、老鹰捉小鸡等等。最有趣的是，冬天里，大家挤在一个洒满阳光的墙角里，玩轧煞老娘有饭吃的集体游戏，推推搡搡、打打闹闹，暖洋洋、热乎乎，叫声一片、笑声一片……。
一次，几个大孩子在打弹子，我看到一粒花玻璃弹子，滴溜溜地直往靠近我身边的阴沟洞滚来，我怕弹子丢失，扑过去捉住了弹子。不料，我这个“见义勇为”的举动，却受到了人家的误会，那个打弹子的小孩，到我身后狠狠地推了一把，我一个踉跄，一个跟斗跌到在阴沟洞边上的石阶上，顿时，左眼眉棱血流如注，眼前一团红光，什么都看不清……。后来，大人们把我送到附近的医院，眼角上缝了好几针，至今左眼眉棱上还留着一道深深的疤痕。
在这间亭子间里，还有一桩令人哭笑不得、又使我撕心裂肺的事。这是关系我的一个兄弟的事。母亲在荷花池亭子间里，生了第二个儿子叫慧初。母亲对我说，你们这一辈排行“初”字辈，你生在月头上，又是老大，取名月初，弟弟比你小二岁，一生下来显得十分聪明伶俐，就叫慧初吧。
在我朦胧的记忆中，弟弟眼睛大大的、皮肤白白的，见人张口就笑，十分讨人喜欢。母亲说，那时候父亲在船上做，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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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不多，她在家做家务、带孩子，因为是同祖父母闹翻了才离开他们的，得不到祖父母的接济，只能靠父亲一个人的收入养活一家人，所以家里很贫困。慧初来到这个世界不到二年，生了一种叫肝膨食积的毛病，也许就是伤寒症，发病很急，不久便不治身亡夭折了。母亲伤心地说，慧初太聪明、太乖巧了，只怨我们穷人家没有那个福份，养不大他。
当时我还不懂得死亡的意思，只记得母亲哭得很伤心，我从父母的交谈和神色上知道事情很严重。弟弟平躺在亭子间的水泥地上，像是睡着了一样，我居然无知地拉拉他冰冷的手说：
“快起来！跟哥哥到外面马路上去白相，就不会睡着了。”
这一年，母亲在荷花池生了第三个儿子叫仁初。
二、六里桥
也许是弟弟的夭折，父母带我离开了荷花池这个伤心地。我的第二个家是在过了一条黄浦江的浦东六里桥。
这是一个农舍。我第一眼看到的是，门前有一片金黄色的油菜地和包谷地；屋后有一片空地，空地外面有一条两岸长满杨柳树的河；远处，河上有座桥，那便是六里桥。
搬到新家这天正好是八月半。当天我同邻居一个叫金根的大孩子就成了好朋友，金根帮我找了一个铁箍和一根粗铁丝，他把铁丝的一头拧成一虎口长的把手，另一头拗成u字形的弯头，他教我右手握紧铁丝把手，用弯头套在铁箍外沿，左手顺势一推向前滚动起来。
傍晚时分，我正同金根一人一个铁箍在田野上欢快地狂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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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突然听到远处传来母亲的呼叫声：“月初嗳……回来吃饭喽……”我和金根这才收住了铁箍，抬头向村头家门口望去，只见母亲正倚着房门、扯着嗓门、向着我们的身影呼喊着。
此时此刻，一轮圆圆的、金黄色的月亮正从东边天际缓缓升起，阵阵秋风，把母亲的呼叫声裹着淡淡的油菜花香，迎面吹来。真是个令人陶醉的难忘的六里桥的中秋之夜啊！这是我童年生活中少有的一个美好的回忆。
金根除了常同我一起滚铁箍外，还带我到僻远处的坟地草丛中拔茅针、捉蟋蟀，有时卷起裤脚管下河在芦苇丛中挖芦根。茅针和芦根都能吃，甜丝丝的有一股淡淡的清香。金根还教我用一根小树枝，在墙头砖缝中挖蜜蜂，挖到蜜蜂后，双手把蜜蜂拦腰一挤，挤出蜂蜜来用嘴吮吸，还真甜。当时我觉得这样做太残忍，自己再也没有敢在砖缝里挖可怜的小蜜蜂了。
一天，金根对我母亲说，六里桥附近有一个工地要招童工，他想带我一起去试试。那时，家境很困难，母亲便同意了。金根生怕我长得不够高，特地为我准备了一双特别厚的木拖鞋，让我穿着去工地。这年，我大概还只有六、七岁。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母亲叫醒了我，让我赶快吃了早饭跟金根去上工地。我揉揉眼睛一看，桌上除了一碗天天一日三餐都要吃的六角粉粥外，竟然还有一副黄澄澄、油亮亮、热乎乎、香喷喷的大饼油条！我喜不自胜地一把抓起大饼油条，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片刻功夫吃得只剩下散落在桌子上的些许芝麻了。这可是我在六里桥吃过的最好的一次早餐啊！
一副大饼油条下了肚，感到混身都是劲，似乎个子也长高了不少，穿起木拖鞋，跟着金根往工地方向而去。到了工地，天已经亮了，只见工地上黑压压的都是六里桥的小孩子。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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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一个大人吹哨子吆喝排队。我穿了木拖鞋跑不快，气喘吁吁地排在了队伍的最后几个，结果从前到后报数，那个大人嫌我个头太小,说是人数够了，没有要我。
我看着金根他们在那个大人的指挥下，每人手里拉着一根连在石轱辘上的长长的绳子，侧着身费劲地、但却欢快地拉着石轱辘滚动了起来,原来这是在修路平整地面。我正看得出神,石轱辘渐渐靠近我,只见金根向我挥手示意,让我自己先回去，我便怏怏不乐地离开了工地。
不知走了多久，我终于回到了家里。母亲见到我萎头萎脑蔫蔫的样子，似乎早有心理准备，只是苦笑着摸摸我的头,叹了一口气,一句话也不说。我见了母亲，也竟是说不出话来，情不自禁地扑倒在母亲怀里呜咽起来。心里兀自懊恼那副大饼油条,辜负了母亲的心意，自己太小不争气,感到满腹的愧疚。
这是我这一辈子，所遭遇到的第一次失落。人的一生看来注定要在得失、成败的交织与争斗中度过的，这种失落，还刚刚是个开始。
三、鬼子进村啦！
一天，我家村西六里桥小学里，突然进驻了一大帮鬼子兵，小鬼子还在我家屋后河滩边柳树上栓了几十匹马。我那时人小不懂事，大叫“鬼子进村啦！”母亲连忙用手捂住了我的嘴，对我说，东洋鬼子都是坏人，外公就是被他们杀害的，鬼子今天到乡下来，他们的日子也不会长了，恶狗乱咬人，我们还是要当心他们会狗急跳墙的。 2 5
小学里住满了鬼子兵，没有学生上学了。鬼子们大清早起来上操，一边列队升起膏药旗，一边对着东边升起来的太阳，不停地鞠躬行礼，还嗷嗷地吼着“瓦达西，酒落盖，孟鸠牧司妹，生伊莫奈奈……”有时候，我到小学操场里去玩，正好看见鬼子开饭，一人一盒饭、一小盒菜，菜是半生半熟的。有一次，一个鬼子的头目死了，大概是被我们的人打死的吧，鬼子兵气急败坏的围在死鬼的棺材四周举行丧礼。棺材是锯了一棵大树做成的，中间掏空了放尸体，上面钉一块木板就完事了。后来，几个鬼子抬着这口棺材不知送到哪里去了。
在我七、八岁那一年，母亲在六里桥又生了第四个儿子。慧初之后在荷花池生的老三，顶了老二的名份叫仁初，第四个儿子就是老三了，大概老三生的时候母亲梦中有桂花飘香吧，所以叫桂初。那时，父亲在船上不常回家，从此一家大小四口的担子,全部压在母亲一个人的肩膀上。
这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在熟睡中被母亲的惊叫声吵醒，起身一看，只见父亲混身湿漉漉的斜靠在椅子上，一边剧烈的咳嗽，一边向母亲在说着什么。母亲忙着生火烧水，给父亲洗澡换衣。原来，父亲的船这天晚上回来，快驶进吴淞口，突然遭到鬼子飞机的轰炸和扫射，后来知道,说是船上有什么抗日的大人物。船在狂轰滥炸之后被炸沉了；船上的人，有的当时就被炸弹炸死或被机枪打死，当时没有死的人也都沉没在长江里。父亲仗着水性好，潜水游到岸边，折腾了一个晚上，又冻又饿、又惊又吓，好不容易摸黑回到了家里。人是活着回来了，谁知从此便一病不起。
父亲病倒的这段日子，家里病的病、小的小，母亲要张罗一家五口的一日三餐，还要为父亲延医续药，不知是怎么拉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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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来的。我那时候，已经到了应该上学读书的年龄了，家里穷读不起书，鬼子没有进村前，每天只能看着别人家的小孩背着书包走进六里桥小学。父亲病倒以后，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作为家里的长子，如何帮助母亲挑一些担子。
六里桥镇边上有一个蔬菜市场，每天下午，从停靠在河埠头的船上，挑下来各种蔬菜转送到菜市场里。不知道我是怎么发现的，这时候，一路上总归有一些菜叶散落在地上的，我便天天拎一个小篮子，到时候拾点菜边皮回去。
母亲把我拾来的青菜、菠菜、鸡毛菜、塌棵菜，统统放在一起，洗一洗、煮一煮，放点盐、淋点油,就着吃饭了。一次，母亲难得开荤做了几只小肉丸，把我拾来的鸡毛菜挑出来，放一些线粉，烧了一大碗汤给父亲吃，说是给父亲增加一点营养补补身体。汤做好后,母亲特地给我喝了一口汤，还给我吃了一个小肉丸，算是对我的奖赏。至今想起了这件事，我还仍然觉得，鸡毛菜肉丸线粉汤，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鲜美的汤！
四、父亲在天亮前去世
父亲有一个妹妹叫金妹、学名品芳，父亲和姑妈都不是祖父母亲生的。祖父母笃信天主教，从教会育婴堂领养了他们当作子女。父亲生父姓周，生母花小妹，倒是祖父的亲妹妹。父亲本该是祖父的外甥，我听祖父母说是外甥当儿子，所以也不是外人。姑妈本家姓沈，我不知道沈家同祖父母的关系,也不知道姑妈后来同沈家有没有来往。
我的姓周的祖父年轻时就死于非命，花小妹可能也是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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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计，不得不把亲生儿子送进了育婴堂，自己去纺织厂做挡车工。后来，我年轻落难在煤渣砖厂做工时，有一个叫陈杏花的同事，一次无意中说起她当年曾在纺织厂做工有一个姓花的同事，正巧就是我的亲生祖母。陈杏花说，花小妹人长得非常漂亮，十分爱打扮，是厂里有名的“无锡阿姨”。我慬事后同亲生祖母从未见过面,也没有她的音讯。
父亲身体十分结实，领养父亲的祖母说父亲发育时，经常喜欢吃用熟猪油拌的菜饭，直到16岁上轮船当练习生。后来，父亲在长江轮船公司的“隆大”、“鸿大”两艘船的机舱间做生火、加油的技术工。
父亲秉性耿直，脾气急躁,为了船员伙食,同一个叫小来西的饭师傅吵架,父亲的半节手指被小来西咬断,小来西也被父亲连人带手里捧着的碗筷盆子,一拳头打翻到黄浦江里。
一天,船上来了一个陌生人找父亲,此人原来就是母亲的三舅舅。那时候,不知是国民党还是日本鬼子要追捕他,他想到了父亲，父亲满口答应,想尽办法掩护三舅舅在船上、在长江里来回漂流了好几个航班,最后帮助三舅舅安全转移归了队。
父亲船炸沉、人落水，九死一生回到家里后,不但失去了工作断了生计，还从此一病不起。当时祖父母是知道这个情况的,不知为何,他们再也没有来关心过父亲的死活。后来我想,祖父母大概是生怕外人知道，父母亲与参加八路的外婆家有牵连吧。由于生活困难,缺医少药，父亲的病是越来越严重了。
这年夏天特别热,父亲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母亲抱了生下不久的小兄弟桂初, 陪父亲过江去广慈医院看病、打空气针,我在家里照看着比我小四岁的老二仁初。他们三个去了一整天还没有回来,直到傍晚时分,我一看太阳偏西了,便要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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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和我一起学母亲的样子做晚饭。
那时,我们家做饭用的是乡下常见的大灶头。灶头两旁有两口大铁锅,用来煮饭或炒菜,中间一前一后两口小锅,里面一口靠近烟囱的叫汤罐,汤罐里常年注满了水,外面一口小锅也是要放水的,两口大锅里不管煮什么,汤罐和小锅里的水都会跟着一起热。灶台背后靠墙脚堆着稻草、麦秸、豆箕或者小树枝等柴禾,事先把柴禾一把把扎好，烧饭做菜的时候，只要扯一把，用明火点着了往灶膛里送,一眨眼便呼呼呼的烧了起来。
这天，我在灶边一口已经储满清水的七石缸里,用铜勺舀水倒进两口大锅,估计差不多了,就盖上锅盖。水缸里的水，是母亲挑来河水或者井水,放一点明矾净化的。水放进锅里后,我先拿起一把母亲已经扎好的柴禾，点着火送进灶膛里,关照老二看火烧得差不多快熄灭的时候,再拿一把柴禾送进灶膛。
一会儿,靠外边那口锅里的水滚开了,我移开锅盖一面向锅里洒六角粉（玉米粉）,一面用一双筷子,使出吃奶的力气搅动水和六角粉,估计稀稠差不多了,叫老二停止向灶膛里添柴禾,我把锅盖重新盖上,一顿饭就算做好了。这时,里边一口大锅和中间一口小锅以及汤罐里的水也都热了,心想，父亲他们一回家有热水可以洗澡了。这一天真热,这么烫的粥怎么吃得下啊,我便拿出家里所有的碗,一碗碗盛满了放在桌子上凉着。
父亲、母亲和小弟天黑了很晚才回家,母亲看到摊了一桌子的六角粉粥,和躺在灶膛稻草堆上已经睡着的老二,对手上沾满黄黄一层六角粉的我深情地看了一眼,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深深的叹了一口气,母亲鼻子一酸、眼泪夺眶而出。
母亲的眼泪,在煤油灯摇曳的灯光映照下,就像断了线的珍珠一般,洒落在我的脸上。此景此情,使我有了一种不祥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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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心中害怕极了,顿时不知所措地和父母三个相拥在一起,从小生性倔犟的我，却怎么也忍受不住这般无言的悲伤，不由得同父母亲一起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那是一个北风呼啸的晚上,母亲一声凄厉的尖叫,又一次惊醒了我和两个还不解人事的兄弟的冰冷的梦：父亲永远离开我们含恨去世了！母亲把父亲去世的噩耗告诉了祖父母。
几天后在父亲的大殓下葬日，祖父母委派自己轮船公司的老账房、也是金妹姑妈的寄父叫李焕章的，来为父亲短暂的一生送行。父亲下葬这天，天色阴霾、细雨蒙蒙。
长子的我捧着父亲的头，老二捧着父亲的脚，在大人的帮助下，把穿着白衬衫、黑上装、黑大衣的父亲沉沉的身体，慢慢的移送到早在一旁准备好的那口黑漆薄皮棺材里。这是我唯一的一次，这么近、这么仔细地注视着父亲的脸。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父亲穿得那么整洁,父亲的脸是那么消瘦、那么苍白，全然没有了往日那般蔼然英武的气色，父亲的眼睛怎么揉也合不拢,眼膛里依稀还能看得见些许泪痕……。
天空越来越阴沉，就在父亲下葬入土那一刻，突然间，乌云中间掠过一道刺目的闪电，紧接着又传来一阵阵清脆响亮的惊雷。雷声从远到近、从云端到脚下，滚滚而来，隆隆作响,久久不息。这震震落地发出金石之声的冬雷，莫非是老天爷，也在为早逝的父亲的亡灵送行呐喊哀号吧！
浦东六里桥郊外的荒冢；
1945年初的寒冬；
天昏昏地冥冥；
父亲28岁；
我，9岁。 30
第二章 大
地重光
（1945.3－1949.5）
五、中汇大楼
父亲去世之后,祖父母也许动了恻隐之心，也许是生怕断了香火，也许是两者兼而有之,还说有假子呒假孙，大孙子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也该上学了，要我回到他们身边，上学攻书、光祖耀宗、传种接代。
这天,祖父母差李焕章和姑妈第二次来到浦东六里桥,再三劝说母亲后，把我领回他们的身边－－中汇银行大楼。
我凄凄惶惶地离开了朝夕呵护我的母亲和两个还未谙人事的弟弟。当时桂初还刚刚出生，仁初也只有五岁，至今我还记得，可怜的老二居然在父亲大殓这天捧着饭碗说：“真开心，今朝有红烧肉吃咯！有白米饭吃咯！”童言无忌也无知啊，今朝一别何日再相聚，每当想起这句话,我禁不住要潸然泪下……。
中汇大楼,是一幢坐落在河南路上的高楼，据说是杜月笙的产业。它南临金陵路,北靠延安路（当时叫爱多亚路）。这幢楼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高大，大楼有七层，第七层的一大半是个大阳台,一小半是个高耸入云的塔楼；第二个印象是方便,上下楼道不用走,有电梯代步,快捷极了；第三个印象是特殊，它第二层叫半楼，第三层才是一楼,据说这是英国大楼的体制。祖父母的家在五楼的535号，祖父的轮船公司也在同一幢楼里。
这天快近中午,我跟着李焕章和姑妈一踏进房门，只见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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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里很暗，有一种阴森森的压抑的感觉，陌生而可怕。我对着坐在沙发上的祖父母，嘴里哼哼了几声，算是叫了人了，之后，头也不敢抬，就手足无措地站在墙脚边上。
我知道，这第一次见面，我就给祖父母留下了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印象。但是不管印象好坏,几个月后,我还是被送到附近四川路上的类思小学读一年级，告别了来到世上整整八年的蒙童生活。那时候，已经是1945年的冬天了。
祖父母都有不寻常的经历。祖父江阴花山人氏，大名花春山,小名叫洪宝、阿宝。祖父长得像《三国演义》描写的关云长一样，面如重枣、声若洪钟、体格强壮。他从小习武，虽然身材高大却善打猴拳，身手矫健、行动灵活，有一身好本领。祖父年轻时好仗义执言,由于得罪了乡邻亲戚,愤然离乡背井,孑然一身来到上海,上了长江轮做工。
一个偶然的机缘,祖父同好出身的祖母相识。祖母前夫是个早期文明戏艺人，一次随剧团乘新大明轮溺海身亡,祖母到轮船公司收尸时,与祖父相识。她看重祖父的人品,用祖母的话说,不久“相亲相爱”结成夫妻。祖父仗着自己的才干, 依靠祖母的裙带关系，一开始,在船上做理货员、领航员，后来,很快提升进入轮船公司的管理层，就任过“大通”、“合众”两个公司的协理、襄理和运力部主任,成为公司里的要人。
祖母说,合众公司一个叫荣德仙的大老板,曾经向祖父在银行单独开户的运力部，借调过一笔27亿的款项,用来调调“头寸”,开支全公司一个月的工资。后来我家落难时,祖母还去荣家讨过那笔27亿的债, 这个名门望族大资本家出身的荣德仙，竟推说荣家的财产已经在1956年国家对资本主义改造运动中,公私合营全部交公了, 这个爱国资本家欠债一分未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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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给了祖母一点车资,打发了事。
祖母赵秀英，是江苏南通人，她是道德油厂赵煜鑫之女。祖母年轻时,交际很广,结拜过十姐妹,因为人长得娇小玲珑,又排行老二,所以人称小二姐。
祖母还同清末状元张謇、张四先生的过房娘相识,她说,四先生幼时家境贫寒,其父挑着一副担子，用“滥斩糖”收买旧货度日。据说，一次收进了一块磨刀石,回家一看,竟是一块金砖,马上还给了那户人家,就此积了德。四先生年轻有为，不甘清贫,刻苦攻读,后来中了状元,光祖耀宗。
一天,四先生上京赶考,在南通一个小客栈候船,客栈老板娘发现,四先生躲在房间里,用自己带来的冷饭包裹“腌齑（鸡）”（南通方言：咸菜）喝白开水进食,连忙推开房门,问清情况后，对四先生说,愿意收他为义子，负担他上京的全部盘缠,要他吃好住好，有一个好身体应考。在义母的资助激励下,四先生经过三堂会试, 果然中了状元,驿马捷报南通小客栈。这位晚清末代状元，后来办工厂、开码头,致力于洋务运动。祖父大通公司的轮船停靠的杨家渡旁边的大达码头,就是张謇开通兴建的。
祖母自己也有个义父叫茅友仁,是大通轮船公司的一个大老板，祖母有一个做医生的小姐妹叫茅惠然的，就是茅友仁之女。祖母十姐妹中,大姐是个船主夫人,二姐就是祖母了，有一个是师长太太，还有一个开棺材店的,差不多全是赋闲在家养尊处优的贵妇人。只有茅惠然例外，是个读书人出身的医生,她是祖母的同乡,还是祖父母的家庭医生,那时经常到我家来。
祖父靠祖母的关系出人头地,他对祖母自然是言听计从了。我父母亲结婚不久,便迁居六里桥,原因恐怕一是祖父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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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祖父母两家当时的社会背境不同；二是母亲对祖母独断专横的脾气难以相容。
祖父母有一个女儿，就是姑妈金妹、学名叫品芳。姑妈属兔,比我大10岁,身材修长,面容姣好，不苟言笑，聪明异常，外语出众。那时她在晓明女子中学读书。晓明女中是一所天主教教会学校,就在我就读的类思小学对面,但是不知为什么,姑妈好像从来没有带我一起上过学。姑妈后来离家远走高飞,主要的原因猜想也是同祖母无法相处吧。
当时中汇大楼家里有一个女佣叫翠花,是祖母同乡远房外甥女,她的丈夫被日寇杀害后,把儿子送进了南市一所叫一心堂的天主教会办的工读学校,自己带了一个叫月婵的女儿,投靠祖母做帮佣。
中汇大楼在我脑海里，还有几件事印象特别深刻：
我每天放学回家后,总喜欢到7楼大阳台上去玩,大阳台边上塔楼底层住着一户姓蔡的无锡人,祖母同蔡家有交往,称呼这户人家的女主人叫无锡姆妈。记得蔡家有一个小姑娘,一口吴侬软语, 笑声悦耳,也许这是我对无锡情有独钟的先入之见吧。
姑妈有一天上学,被金陵路上的有轨电车撞倒,人被挤在电车底下的铁轨中间,拖了好几米远，电车司机在路上行人的惊叫声中紧急刹车，姑妈才不慌不忙的从电车肚皮底下爬了出来,掸掸身上的衣裙,掖掖好肩上的书包,神态安定地继续走路，居然毫发无损。路人一齐翘起大拇指,连连叫好：“奇迹！奇迹！这个丫头了不得，不得了！”
我有一次发现，祖母同乡外甥女翠花的女儿月婵,她在7楼同蔡家小姑娘做游戏、比胆量, 竟敢爬上大楼外墙栏栅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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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横梁上,一边一步一格地彳亍向前迈步,一边还向我频频点头、招手示意，让我也去走一趟。我看得心惊胆颤，自知没有这个胆量,不敢上去。要知道，大楼下面马路上，行人如蚁、车流似梭,稍有分神一旦失了足,便要粉身碎骨的呀。后来我得知,祖母有意将此女许配给我做童养媳时,我心有余悸惶惶然不敢接受,这可怕的一幕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大楼里有许多公司,每天中午,有专业包饭作坊为办公室里的先生、女士送饭菜。我那时中饭吃的就是送到祖父公司里的包饭。饭后我在上学路上,还常常看到许多衣衫褴褛的小孩,冲着包饭师傅挑的空箩筐一拥而上,掀开箩盖,争抢箩筐里的残羹冷饭。每每面对这种场面,我总会想起,自己在六里桥菜市场拾菜叶,天还没有亮的时候穿了木拖鞋到工地去的情景……。
还有一件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一天上午,突然金陵路上人声鼎沸、锣鼓喧天，家家门前升起了青天白日旗,一长溜穿着黄色军服的鬼子兵,全然没有了往日那种不可一世的骄横、凶残、嚣张的气焰,一个个垂着头,像个丧家之犬,缓缓地向前移动。
原来是，日本鬼子投降了。
自从我在荷花池降生、到这个世界一个多月时间,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踏上了侵略中国的罪恶之路,悍然向我国北平（今北京）西南的卢沟桥发起了战争；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长达8年的誓死浴血奋战,献出了3500万同胞的生命,其中就有我的外公、我的舅舅和我的年仅28岁的父亲的宝贵的生命。 3 5
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有着上下五千年辉煌文明史的中华民族,终于大地重光了！
外公安息吧！
舅舅安息吧！！
不曾瞑目的父亲啊,今天你可以瞑目了，安息吧！！！
千千万万在这场民族劫难中，献出了宝贵生命的人啊，你们都安息吧……
六、杨家渡街石库门
祖父母早在1944年，就用10根“大黄鱼”（金条的俗称）作押金，租下了离黄浦江三、四百米远的杨家渡街142号这幢楼。抗战胜利后,祖父的轮船公司搬出了中汇大楼,我们家也随之在这年年底,搬进了杨家渡。搬进来的那一天,除了满堂宾客、鞭炮声和馒头糕外,还请董家渡天主堂的神父,为房子举行了付洗祝圣的仪式。
这条街是一条长不足二百米的小街。这个新家是一幢独立式的大房子,房东是在市中心福建路开南货店的桂圆大王黄巧生,此人解放后不久就被政府镇压了。
迁居第一天吃罢晚饭,祖父、姑妈和祖父公司里的一个戴金丝边眼镜、面色白里透红的叫樊发程的人,带着我乘坐一辆小汽车,去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是一部叫《月宫宝盒》的美国电影。我只记得,电影里从宝盒烟雾中化出来的人，站在一幅毯子上,像一片云一样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神奇极了。这部片子就是后来苏联重拍的《巴格达窃贼》。这天,我第一次坐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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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看电影,第一次感受大上海这个不夜城的灯红酒绿。
我出生在王家码头荷花池,在浦东六里桥农舍度过了悲惨的童年,在大洋楼里匆匆寄居了不到一年之后,现在，又搬到了一个后来习惯叫它杨家渡老宅的新家。当时,还不知道这个新家能住多久,在这个新家里,还会发生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
我们刚搬到杨家渡时,四周还是一片废墟,只有几排东倒西歪的竹片和着泥巴的棚户，还有几间星星点点的可以移动的木屋,包围着两三幢零零落落的石库门,我家便是这两三幢石库门中的一幢。当时，在这些房子破残的墙上还依稀可见：××参行迁往大马路××号、××银楼迁往外滩××号。它们似乎一齐在向人们炫耀着这里曾经有过的辉煌,一齐在向人们诉说着日寇万恶的侵略战争的苦难呢！
我家这幢房子外面看上去,像是一艘停泊在复兴路和杨渡街两条马路中间的大轮船,向西的船头一边墙面带一点弧形,推测这幢房子所处的地段,战乱前一定是在通衢大道的路口。祖父早就看中这幢房子,除了它在江边离开自己公司近,恐怕房子像一艘大轮船,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吧。
这艘停泊在陆地上的“船”,向北、向西各有一道黑漆大门。大门上方饰着古朴的花纹图案,大门上下都有一块大石条。每道大门有两扇并列的门,每扇门上都有一个固定在圆形铜片上,可以拉动、轻叩出声响来的铜环。两扇门中间,有一根套在门上下两块石条中间的比杠棒粗的方形木柱,到晚上,另外再用一根比门宽的门梃 ,穿过木柱套在两边门框上,这样就可以防止外人闯进来了。两扇门,平时只开一扇,另外一扇通常固定关着的门上齐眉高处,还有一扇可任意开关的小门,供门里窥视外面的状况。这是当今门上“猫眼”的雏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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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道门,一进门都有一个天井,天井顶上都有一个高高的封满铅丝玻璃的天棚，天棚顶部和四周的玻璃窗,有几块是可以开合的,用绳索系在窗框上,绳的一头悬挂在下面天井的墙上,可以取下来随意开合。天棚下面这个部位,我们把它叫作气楼。可惜,这么好的通风采光的设施,后来在房管部门大修时,推说这种铅丝玻璃是外国进口的,连同房间里的不是外国进口的十几扇百叶窗,也统统被拆光了。
西门天井进去，地上铺着大方花砖的统厢房是客堂,这是我和几个同学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做作业、读书和下棋的地方。客厅北面，有一个沿着天井向西朝南、北面外墙是弧形的大房间,最初就是我的卧室。过了客厅中间有一条走道,两边有几间房间,有的堆东西,有的给在我们家里帮忙做活的人做卧室。
当时,祖母有几个同乡亲戚在我家里做气油灯照明的生意,他们一个叫赵杰,是祖母的堂房兄弟,因为皮肤黑,大家叫他小黑炭,我则按辈份叫他小舅公；还有一个王大年,是祖母出生地川港镇的同乡。这两个人身强力壮,有船靠码头时,他们把气油灯装满煤油（那时叫火油或洋油）打足气,再用明火点着像真丝一样的银白色的灯泡,气油灯发出嘶嘶的响声、亮得叫人睁不开眼睛,他们 一人挑七、八盏送到江边大达码头上,为轮船乘客上、下和货物装、卸照明。
走过这条通道, 外面刚好是北门进来的天井。北门天井东边有一个大大的带阁楼的亭子间,当时是我家的柴间,阁楼上向北的墙上有一扇百叶窗,窗下有一张床,一开始是祖母一个叫康宝的兄弟和他的妻子的房间；阁楼下亭子间里堆放了许多船上带来的鲜鸡咸肉南北货，还有烧饭、做菜的柴禾,和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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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火锅与烤火用的整篰整篰的缸炭。
亭子间门前有一道扶梯直通二楼。踏上二楼几步有一排栏杆,栏杆下面是天井、上面是天棚。栏杆东边,也是一间亭子间。亭子间都是水泥石子地,当时是我家的灶间,灶间里有一座本地大灶头和一座洋式的广东灶。亭子间门口,又有一道扶梯通到三楼大晒台,荷花池石库门里一样的那种晒台。
栏杆西边有一扇玻璃门,门里有一个可以放下四张圆台面的大客堂。这是祖父母接待、宴请客人和每晚临睡前做祷告的地方。客堂西面有两间并排分门进出的厢房,靠南一间前厢房是祖父母的卧室,有一排向西开的长窗；靠北一间后厢房是姑妈的卧室,楼下就是我的房间。后厢房比前厢房向西长出许多,房间里除了有一扇装了百页窗的北窗外，长出的部分也有一排向南开的长窗，同前厢房向西的长窗合围起来，下面就是西门进来的天井,天井风火墙上面，也是镶着铅丝玻璃的天棚。
初来杨家渡,感到这幢楼同中汇大楼一样也有三个不寻常之处,一是房子外观像轮船,里面结构木头多,虽然没有画栋雕樑,倒也厚实坚固；二是房子里面玻璃窗多,上上下下一共竟有一百另八块玻璃；三是房子北墙外路边有一片开阔的空地,空地外有一条流向黄浦江的小河。第二年春天,我在空地小河边种了许多丝瓜、毛豆之类的蔬菜,空闲时浇水施肥、松土莳草。不知道后来有多少收成，倒是应了“但问耕耘、不问收获”这句古训，遂了多年六里桥生活情结的心愿。
后来,这块空地,还是我拜师学艺,拳打脚踢、舞刀弄枪的好地方。曾几何时,几年后空地上雨后春笋般冒出了许许多多参差不齐的房子,那条小河也被填没了。
我之所以要如此不厌其烦的把整幢楼的各个部位一一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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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清楚,唯一的原因是：掐指数来,我自1945年末,离开中汇大楼来到杨渡街,至2002年末从杨家渡迁出,我同这幢楼,除了中间外出他乡的二、三个年头,前后相伴厮守了居然有半个多世纪！在这半个多世纪里,我经历了多少悲欢离合？我遭遇了多少坎坷曲折？我饱尝了多少甜酸苦辣?真是一言难尽、罄竹难书，不多说几句，怎抒我心中的块垒！
几年以后,姑妈离家出走、祖父不幸去世,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家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祖母仍旧住在她的前厢房里,我的卧室却从楼下搬到了楼上后厢房。后来我娶妻生子,我家的主要生活区,就只剩这楼上一前一后两个厢房了。
七、母亲总算有了归宿
刚搬到杨家渡时,我还在四川路的类思小学上学,每天早出晚归,中午就在学校旁边一家面食店、天天一碗阳春面果腹。据说,这家面食店的面,是店家自己加工揉制的,上口特别的有韧劲,很配我胃口,尤其是店堂里不时响起的：“嗳来伊格阳春宽汤伊格郎者…”、“又来伊格阳春重辣伊格郎者…”、“再来伊格大肉面末伊格郎郎者…”诸如此类的叫卖声,悠扬动听、不绝于耳,久久不能忘怀。若干年后路过此地,每每还要想到这家面食店的面,和它的悦耳的叫卖声。
学校离老城隍庙很近,我每天放学回家,都要路过住在靠近老城隍庙的外婆家。记得有一天下午风雨交加, 放学后我只能到外婆家过夜；第二天一早,外婆颠着三寸金莲小脚,去城隍庙点心店买了一锅子远近闻名的面巾面,给我吃了去上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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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买回来的面,滋味竟比学校旁边那家面店的还要鲜美。
不久,母亲也离开六里桥那个伤心地,带着两个小兄弟迁居到靠外婆家就近的安仁街福佑里。我自从离开六里桥住到中汇大楼的一年时间里,还没有见过母亲一面,母亲搬进福佑里后,我便经常在放学后路过那里去看望她和两个弟弟,有时周末索性就在福佑里过夜,同母亲和两个弟弟挤在一张床上。
那时,祖父母有事的时候,就叫母亲来杨家渡老宅帮忙。一次祖父生了病,祖母叫母亲来服侍。我记得,母亲经常把为祖父做的燕窝羹,在端到祖父房间之前,先在灶间里偷着给我喝几调羹。后来,母亲每个月来杨家渡取一面粉袋米和一些食物,大概是祖父母给另外两个小孙子的口粮吧。
没几年,母亲改嫁了,后父叫张宝春,也是船员,是个忠厚老实的人。起初,他听母亲吩咐,常在我放学时守候在校门口,笑着给我塞一点零花钱,话也不说就离开了。他特别佩服母亲,常常在人前夸奖母亲的吃苦能干,还说没有母亲,也就没有他今天的诸如此类的话。母亲是个“子孙太太”，一直为没有生一个女儿为憾，在张家又生了三个儿子。母亲总算有了自己的归宿。
桂初跟着母亲在当时的民国路小学读书，膝关节患了骨髓结核病，我同后父送桂初去仁济医院开刀动了大手术，巨额医药费开支,都是后父工作单位打捞局垫付，在后父工资中逐月扣了十几年才还清的。桂初在家养病辍学一段时期后，却阴差阳错地去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不久又返回上海。1956年刚好在我进大学那一年,后父工作调动, 桂初同母亲和后父所生的三个儿子一起去了山东烟台。
仁初同我一起住在杨家渡，在附近读书，初中一毕业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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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后来还当过厂校代课教师。当厂校教师时，我已经下乡在五角场农村劳动了。我离开五角场去新疆前，仁初在母亲那里参了军，先是海军，不知为什么又被调整为陆军。之后几年，杨家渡老宅只剩下祖母一个人了。
八、山雨欲来风满楼
1948年春节前后的上海,国民政府当局蒋经国限价政策失败,物价一日三变；地区里说是为了加强治安,建立了保甲制,祖父还当选过53保的保长。那年头,警备司令部的警车日夜呼啸而过, 白色恐怖越演越烈,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一片兵荒马乱的景象……。
一天晚上,家里来了两个不速之客,一个面色白净、脸上有一块疤痕、戴金丝边眼镜、穿吊带西裤的洋行先生模样的人叫杨行芳。他同祖父母都很熟悉,还是祖母的同乡,是大通公司一个叫杨老九的大老板的侄子；同来的还有一个年轻人,一直不知道名姓,据说是杨行芳的外甥或外甥女婿。当天晚上,祖父母让老舅公康宝夫妇住到别的房间里,让出楼下亭子间阁楼给杨行芳他们两个住。
之后,他们两个总是早出晚归,只是在深更半夜回来睡觉,有事都在楼上同祖父母商量。那时姑妈已经到松江住读,家里只有祖父母和我三个是自己人,祖父特地叮嘱我不能对外人说他们两个人的情况,还要我随时听从这两个人的差使。
每天一早,祖母让我给这两个人送早点,他们不出去的时候，还叫我到邮局寄过几封信。有一天晚上,祖母叫我到阁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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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给他们送宵夜,只听见滴答滴答的声音,后来知道,这是在发电报。还有一次看见他们两个在听收音机,收音机声音很低,似乎有人在呼喊:“鸿运（红云）！鸿运（红云）！你在哪里？”那时我已经在读小学三、四年级了,从祖父严厉的神色中,从收音机的呼叫声中,感到这两个人一定是干什么重要的秘密工作的,可能正是警车在日夜搜捕的那一种人。
有一次,杨行芳吩咐母亲帮他给人送一封重要的信,还教母亲装成工厂上班的女工,手里拎一个有三个盒子的圆形饭盒,信用蜡纸包好塞在中间放饭的盒子里。谁知,母亲寻到了收信人的地址后,只见里面已经有黑鬼子把守,知道情况不好,连忙机智地借口找小姐妹上班走错门为由脱了身，否则,饭盒里藏着的信的情况一经暴露,杨行芳们和我全家的后果,不堪设想。
一天祖父很晚才回家,他愁容满面地对杨行芳说：近日形势紧张,下午地方上开过会, 当局说共产党地下活动频繁，提出了“窝藏共匪,连坐七家”、“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漏掉一个”的急令牌,祖父要大家万事小心为妙。
过了几天,杨行芳神不知、鬼不觉的安全转移到别处去了。
现在想来,也许是当局对我们家来的两个陌生人有了怀疑,内部同祖父相好的知情人,及时向祖父报告,祖父才立即把上面说的情况,转告了杨行芳他们的吧。
这年快近年关,家里又来了一个陌生的年轻人,祖父母同他格外亲热,原来他是祖父关系最好的公司顶头上司董贵民的儿子朱恩怀。当时他在震旦大学读书,是学生运动的领袖,有内线告诉他,他已经上了国民党通缉的黑名单。董贵民先同祖父打好了招呼,让他到我家来避避风头。这风头一避就是几个月。
我称朱恩怀叫朱家大爷叔,称他母亲董贵民叫朱家姆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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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直到祖父去世,每年农历新年初五,我都要去他们当时在顺昌路小菜场旁边的家里拜年,有了这样一个机会,我认得了他家里其他的家人。
他的父亲叫朱义（信？）生,据说是我国民运轮船最早的设计师；他还有两个妹妹,跟娘姓,一个叫董伶,一个叫董俐,得过世界游泳冠军。他们家里的人同祖父母一样,也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朱恩怀来到我家以后,祖父母让他还是在杨行芳住过的楼下阁楼里下榻。这间房间一是隐蔽不起眼,二是墙上有一个向着杨家渡街的窗,路面上人来人往,未进门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三是万一出现情况,脱身也方便。
我因人小不被人注意,听从祖父母的吩咐,负责给朱恩怀送早点和宵夜,买日常用品和到邮局寄信取邮件;他在阁楼里会客时，叫我在大门外面,一边同邻家小孩玩,一边如看见有陌生人到我家来,要我立刻向他通风报信。
几个月后,一个冬天下着大雨的晚上, 吃过晚饭,朱恩怀穿上了祖父母为他准备好的西服、大衣、礼帽和雨衣、高统胶鞋后,便同祖父母、姑妈和我一一告别,离开我家到什么别的地方去了。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同朱恩怀还有过一次联系,那已经是在相隔50年以后的事了。
朱恩怀离去不久, 有一天董贵民又陪了几个人来我们家，是她的父亲董家老太爷，和她的几个弟弟：老五董世礼，老六董世禧，老七董世祚。还有两个是董世祚的妻子和他俩的新生婴儿。他们一行还带来一箱箱好多好多书。
这几个陌生人操一口清脆圆润的北京话,原来,他们刚从北平到上海,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住所,听说我家有空房,就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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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暂住。因为董家老太爷行动不便,安排在楼下客堂旁边朝南的统厢房。老五、老六单身要照顾老父亲,便住在统厢房北面的后厢房里。这一大间一隔二，靠天井的一间本是我的卧室,我让出来搬到了楼上姑妈房间里。祖母还专门为董世祚的三口之家,利用二楼气楼部位这块空间,拆掉栏栅搭了一间新房。
后来我知道,董老太爷是东北大财主,有七个儿子、二个女儿，老夫人是北平的名医，他们来上海前老夫人刚去世。老五、老六性情怪僻,不谋生计，靠家庭供养。老七董世祚才貌双全最能干，祖母特别亲热地叫他七少爷。
七少爷身材魁梧,嗓音亮丽,擅长唱歌,经常一边放声高唱 《夜半歌声》,一边把自己的小儿子高高的举过头顶摆弄着;他的妻子是一个喜欢跳舞的漂亮的金发女郎。后来,我读到老六填过的一首《临江仙》：“轻雷过尽平林过,几多风里秋跹，满地黄花谁堪怜，燕飞微雨后，人立落英前；盈盈秋水碧于天,女郎金发垂肩,独上小楼凭栏杆，轻歌常启口,妙舞正当年。”说的大概就是七少奶奶吧。
有一天,祖母乡下又来了几个同乡亲戚,要祖母帮忙找工作。祖母刚好要为先前从重庆回来的嫡亲兄弟赵康宝一家安置，就在靠近家南面不到三、四百米的白渡路,买了一间坐北朝南的门面,考虑到同乡亲戚的专长,开了一家天明水电材料行。
这是一幢两层楼的三进两开间的沿街门面房,前面是店堂,中间是工场,后面有一大片空地,空地外有围墙。二楼朝南两间,是账房间,账房先生叫张文博,浦东川沙张家楼人,是祖母的过房儿子。后面几间当作卧室,张文博、水电师傅、小黑炭、王大年和康宝一家都住在天明店的二楼房间里。 4 5
我叫康宝老舅公公，他憨厚老实,有一手做翻砂、做模具的好手艺。抗战开始那年,被国民党掳到重庆飞机场当技师,抗战胜利后因伤回到上海投靠了祖母。祖母把天明店堂后面空地，给他当作翻砂工场，让他靠承接模具制作和翻砂加工业务谋生。我家使用多年的铝锅,和至今还在使用的一把汤勺、一把饭勺,都是他特地为家里定做的。
这一段日子,我们家里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公司的船一到,客堂里圆台面一摆就是三、四桌。祖父母忙于应酬,祖父喝啤酒是海量,一喝就是一整箱。人们时势所迫、醉生梦死，年幼无知的我对身边发生的事一片茫然，那时，只有对在席间吃到过的江阴河豚、南通麦蚕、本地的剥皮大烤、蟹粉狮子头和对虾烧竹笋倒是至今记忆犹新的。当时姑妈在松江读书。
然而，在暴风雨即将到来之前，表面上一切都还是风平浪静的时候，一场意料之外的个人灾难和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正渐渐逼近。
九、一场意外的灾难降临到我的头上
在这风雨飘摇的日子里,一场意外的灾难降临到了我的头上。怎么也不曾想到,北平客人来我家不久,我却生了一场大病。
一开始左大腿上部有点红肿,一天比一天胀痛,直到走路也感到困难，只得停学在家。病的起因，是我家的女佣阿德的弟弟同我一起打乒乓时,绊了我一跤跌伤了筋骨开始的，阿德当时吓得连忙让自己的弟弟回南通乡下去了。后来想起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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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我对阿德和她的弟弟还真有点内疚呢。
祖父听人介绍后,马上陪我到重庆路请当时上海颇有名气的伤科医生魏指薪为我看病。魏医生检查后也不说什么,只是给我大腿敷上他独门配制的治伤的膏药。连续请魏医生诊治、敷过几次药后,腿肿似乎有点好转。
不料,后来魏医生有事外出,别的医生给我调整处方,用了发散药后, 皮色有点透明,腿反而越发肿痛,甚至于有一天严重到不能下地,迈不开步了。
过了几天,魏医生回到诊所,祖父第二次再陪我到重庆路去,魏医生对祖父说：“小少爷的腿是无名中毒,毒素已经侵入骨髓,中医已经无法调理,再延迟恐怕有性命之虞,赶紧请西医外科开刀才是。”祖父当即把我送进了离家不远、近祖父万豫码头街公司的多稼路上的上海医院（现市二医院）。
住进医院第二天,我便进手术室开刀。麻药师在我鼻子上盖了一块浸透药水味的纱布后,让我跟着报数,当我数到20以后,舌头越来越僵硬、神志越来越模糊,一忽悠就失去了知觉。不知过了多少时间,耳边听得有金属碰撞的声音,急着想睁眼看个究竟,就是睁不开来,突然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哇”的叫了一声,只听医生一边连声说“药性过了”、“来了！来了！”,一边又在我鼻子上喷药水,我顿时晕了过去,做起梦来。还记得,当时梦境中有罗成叫关、有花木兰同番邦交战,耳畔响着刀枪格斗的声音,真个是“铁马金戈入梦来”啊……。
刀开好后,创口从里到外痛了好几天。我一看,大腿根部从外侧直通会阴边上,挖了一个大创口。据说,里面的腐肉挖掉了一面盆,连股骨都清洗了一番。创口里对穿了一根橡胶管子,两头还旋了两个橡胶螺丝帽,里面塞满了浸透药水的纱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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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腿痛得没处放。每天上午清创换纱布是最痛的时候。开始几天,每当护士旋掉创口外面的螺丝帽、把橡胶管连同纱布一起拉出来的时候,我痛得撕心裂肺、透不过气来,好在过了几天渐渐好转，就不那么痛了。
其实,痛还是小事,算我命大,才逃过了这次灾难。听祖父说,那时候外国人刚巧发明了一种叫“盘尼西林（青霉素）”的针药,这种药要一两金子一针,治好我的病,一天要打好几针。没有这种药、或者用不起这种药,得了这种病,就没命了。
那时,每天是老舅公康宝在医院里陪我,晚上他就睡在我一旁的铺上。深夜睡觉时,他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手腕上系了一根绳子,一头系在我床横头,俟他熟睡时,我有事可以拉醒他。
眼看伤口慢慢长出了肉芽,我可以下床走动走动了,不料,医院有一天突然通告病员：接到上峰通知,这里要临时改作伤兵医院,所有住院病人,三天之内,一律自行撤离；需要继续治疗的,一律自行转院。
好在我的腿差不多快痊愈了,第二天, 配了一点药,康宝为我叫了一辆黄包车回家了。
十、上海解放了！
医院到家不过刻把钟车程,而就在这刻把钟功夫里,一路上看到许多动荡不安的景象。住院两个月来,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太多的变化,陌生得让我惊讶不已。
商店大多关了门,几家开门的,在店门口搭了一个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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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个店员在台上蹬着脚、高声吆喝：“强卖啦！强卖啦！”,“只卖放血跳楼价啦！”也有的店堂无线电喇叭播放着嗲声嗲气的“三轮车上的小姐”、“玫瑰玫瑰真美丽”这类粉饰太平的靡靡之音。墙上歪歪斜斜贴满各式各样如“××不死，大乱不止”的标语,路上的行人,大多是急匆匆神色慌张的样子。几个躲在路边旮旯里的黄牛,手指捏着两枚银圆,轻轻敲打着叫卖。
黄包车从中山南路拉到了杨家渡街,只见街口“近市坊”外面筑起了一道木栅栏,中间有一扇门,据说一早一晚都有人开关,过了时间进出,也有人负责开门和关门。
一回到家里,刚好看到小舅公赵杰在同祖父母告别。原来,他同杨行芳、朱恩怀他们都是同路人,抗战胜利以后,在我家以帮佣为掩护,秘密从事地下活动,现在他接到组织的通知,要去归队报到。他离开时对祖父母说,感谢祖父母几年来的关照,到时候他会回来报答大家的（屁话！他得悉祖父被捕后就此销声匿迹，大概没有检举揭发就是报答了）。
第二天,同赵杰搭档做气油灯生活的王大年,也要回转家乡了。他临走时告诉祖母：赵杰有个哥哥叫赵则虞,在国民党当军官,两兄弟意见不合,各奔前程；还说,前两天,他无意中看到赵杰身上藏着一把小手枪,吓得不得了,赵杰责令他不要声张,猜想赵杰怕暴露了身份，第二天就远走高飞了。大年不敢在我家继续耽下去,告辞回乡了。
之后不久,七少爷一家三口也突然在我家消失了。那时候,老太爷已经去世，只有老五、老六还住在我家没有走。
我家那时候,来来往往的人就象走马灯似的川流不息。赵杰、大年、七少爷他们刚走了后没几天, 一天晚上,祖父公司里一个叫李伯基的老职工,领了他的儿子、儿媳和孙子一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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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全家跪在祖父母脚前,要求给他儿子在公司里安排一个职务和给一个住所。
李伯基的儿子叫李治平,文才好、懂财务,也许他们都是南通人,祖父母收留了他们,安排李治平在自己公司做账房,还把三楼大晒台分隔一半搭建了一间房,安顿他们三口住下。谁知, 好心没有好报,两年之后,祖父母养虎伤身,留下了无穷后患。
姑妈那时候,听了父母之命、媒酌之言,正在同金陵路上的鞋帽商店的小开沈鹤鸣谈婚论嫁,我住院开刀的时候,已在福州路杏花楼吃过订婚酒。不知为何,我出院回家后，看到姑妈还是整日愁容满面、郁郁寡欢,原本就冷的脸上堆起了霜。
后来知道,姑妈另有自己的意中人,不能接受祖父母的包办婚姻,订婚后不久,她就在为离家逃婚找出路。我隐隐感到,姑妈是在准备考什么学校。由于李治平精通文墨,姑妈还经常向他讨教。一天晚上,他们两个为一个什么问题在争论,我也参加了意见,竟然得到姑妈的赞赏,开着玩笑似地说：“对了,我怎么没有想到请教我的大侄子呢。”我第一次看到，在姑妈冰清玉洁的脸上竟然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不几日,家里得到姑妈留下的一封信：她已去了台北！我记得,那时已经到了1948年的年底了。
姑妈离家出走后,时局一天比一天动荡, 物价一天比一天疯涨。抗战胜利已经多年,中国人苦难连着苦难,过了这个坎还有那个沟,大地重光只是一句安慰死难亡灵的空话, 城市面貌依旧满目疮痍、一片废墟。千千万万如我父亲、母亲那样的平民百姓的处境,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善。一夜西北风,早晨我从杨家渡家里走到董家渡学校,在沿街垃圾桶里,总归能看到用芦席包裹着的已经冻死、饿死的穷人家的小孩的尸骸。 50
人心动荡，老百姓渴望着赶走日寇、大地重光后能过上安生的日子,而这一天,何时才能到来呢？警车日日夜夜满街飞驰，发出刺耳的尖叫声。有一天，黄浦江江边,用整包整包的大米，垒起了许许多多临时碉堡,说是当局要狙击人民解放军过黄浦江。看来真的是又要打仗了！
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祖父回家说,我们这里靠江边,已经划进准备开火的危险地区,老人小孩能转移的都要转移。祖父把我交给了母亲,我腿上创口还没长好,母亲住的福佑里三层阁房间实在太小,母亲便把我送到了马当路的大姨妈家去，大姨妈在底楼厢房里放了一张帆布床，让我住下了。
1949年的5月27日清晨, 姨妈和表弟阿龙把我从睡梦中叫醒，我听到街上断断续续响起了清脆的枪声,马路上都是解放军。姨妈带着几分震惊，激动地说：“月初啊！上海解放了！”
我赶紧翻身起床出去一看,果然,马当路两边,满街都是半夜里刚进上海城的解放军。他们多半身上穿着黄得发白的军服,脚上穿着沾满泥土的布鞋,腰上围着手榴弹和水壶,两个肩上,交错斜挎着一排子弹,还有一排据说是装满炒米粉的干粮袋。只见他们齐刷刷地坐在石子路的台阶边上,正就着水壶吃干粮呢。
当天上午,小舅舅李克仁（小名双顶）来到马当路说, 附近的震旦大学（后来的第二医科大学）,上午要举行解放上海的欢迎仪式, 新的上海市市长姓陈,我们快去看看,这个姓陈的市长是不是三舅舅。我和阿龙听到娘舅这么说,兴奋极了,阿龙搀扶着我,一起跟着小娘舅就走,不消片刻就到了震旦大学。
我们来到的时候,欢迎仪式早已结束了,问了早到的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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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市长是新四军军长陈毅,不是三舅公。后来才知道三舅公已经改名江坚，当了无锡市的书记和市长。
当时,震旦大学中央大草坪上人山人海。许多人腰里系了一个腰鼓,敲着响彻云霄的“咚叭咚叭，咚得叭咚叭”的鼓点；许多人头上扎了一块毛巾,手里挥舞着飘带扭着腰,跳着轻松欢快的秧歌舞；一边台上一个大学生模样的人,正在教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这是我在解放后学会的第一首歌,也是我后来教给自己子女唱的第一首歌。至今,我还记得歌词是这样的：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嗬嗨嗨伊格呀嗨／呀嗬嗨嗬嗨／呀嗬嗨／嗨嗨呀嗬嗨嗨伊格呀嗨！
这鼓点,这舞步,这歌声,汇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黑夜沉沉的大地惊醒了！
上海解放了！ 52
第三章 天
国之痒
（1949.6－1956.8）
十一、我的教徒生活
类思小学，是一所天主教的教会学校,学校就在洋泾浜天主堂里面。比我大三岁的小舅舅李克仁,也在类思小学读书；比我大十岁的姑妈是晓明女中的学生,晓明中学也是教会学校,同 类思小学一路之隔， 就在四川南路的东面。
今天这座教堂和这个学校都还在,应该都是优秀历史保护建筑吧。当年教堂叫洋泾浜天主堂,“洋泾浜”是老上海人对这个地区的习惯叫法。其实，按以圣人作为教堂命名的惯例,这座教堂叫若瑟堂，又叫圣约瑟天主堂。类思小学解放后改名为四川南路小学。我进类思小学读一年级的时候,还不是教徒, 我的教徒生活, 是从中汇大楼搬家到了杨家渡后才开始的。
1946年秋,祖父考虑类思小学离杨家渡远,便将我转学到离家较近的董家渡路的正修小学,那年我虚岁10岁,祖父说我能够跟得上，同学校商量少读一年书，直接升入初小三年级。
正修小学也是一所天主教教会学校,从属董家渡天主堂，毗连在一起的,还有正修中学和仿德女中，都是董家渡天主堂的学校,校长也都由堂里的神父担任。学校校长龚石麟在为我家房子付洗祝圣时,就对祖父母说好要为我举行入教受洗仪式。
按天主教圣经的说法，神在5天里创造了天地万物，第6天又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第7天就安息了,所以把第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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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定为圣日、主日。
这天,正是教堂里称为主日的星期天,祖父母、母亲、姑妈我们全家和李焕章，一早就送我进教堂接受洗礼－－一种隆重的天主教入教仪式。
我们见过当家神父、也就是正修小学的校长－－龚石麟神父后，龚神父先给我引见了一位叫顾相公的老人,让他教会我受洗成为教徒的基本礼仪。之后,龚神父为我做了一台弥撒，用圣水洒在我的额头上、为我付了洗、给我取了一个叫“伯多禄（又译作‘圣彼得’,基督12门徒之首”）的圣名,还让李焕章作我的教父。我在庄严、恢宏、嘹亮、厚重的管风琴伴奏的圣歌声中,开始了我的天主教教徒生活。
董家渡天主堂,坐落在南市靠近黄浦江的董家渡路上,她的正名全称是“圣方济各沙勿略天主堂”,简称方济各天主堂。这是上海地区的一座历史悠久的主教座堂,大门上方有两行楹联：“无始无终先作形声真主宰 宣仁宣义聿昭拯济大权衡”。这副楹联,不知是出于哪一位至圣先贤的手笔,自建堂以来,几经洗劫、幸免于难，至今经过整修仍旧完好如初。
正修小学就在教堂对面。我每天清早5点半起床,漱洗完毕不能吃早饭，按教规半夜12点后就不能进食。我同祖父母、姑妈他（她）们,先要进教堂望弥撒,这是一个教徒天天要做的早课。教堂里6点钟有一台早弥撒,通常没有重大的节日,弥撒约三刻钟到一小时就结束了。
望弥撒,其实既是一个教徒神圣的义务,也是一个教徒庄重的权利。教堂里金碧辉煌、灯火通明。教堂正中央上方,是一个高大宽敞的七彩玻璃穹隆,阳光透过玻璃,绚丽的光华像瀑布一样倾泻到教堂里的每一个角落,流光溢彩、气象氤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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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深处有一排大祭坛,祭坛上,供奉着神像圣器,是神父、主教做弥撒的主要的场所。祭坛右前方有一个带转角扶梯的讲坛,专供神父、主教在弥撒中间,上讲坛布道。祭坛左侧暗处,有一座木制的神龛，在弥撒开始前神父坐在里面,教徒上前跪在一个小窗外,对照教规“十诫”、“七宗罪”,自觉地、毫无保留地坦述自己所犯的“罪”行,或倾诉自己的疑惑和烦恼。神父视“罪”行情节轻重,以罚念多少遍“圣母经”、“玫瑰经”之类作为惩处,体现了上帝的严厉与宽容兼有的胸襟。但是，一个冬天的清晨，天色还十分阴暗，我经过一条弄堂口时，被一个国民党的兵痞借口抄身欲行非礼（鸡奸）。我努力挣脱后逃进了教堂，惊魂未定地跪倒在神龛前，向神父办神功；神父说我遇到了魔鬼，没有罚我；我赶紧回到祭坛前木凳上跪下，自己罚念起玫瑰经来。
祭坛前排列着连在一起的长长的木凳,木凳可供信徒下跪和就坐两用。望弥撒时，按照仪式,木凳上众多不分贵贱贫富、不分男女老少、不分种族国别的虔诚的信徒,或匍匐、或安坐、或默想、或起立、或念经、或咏唱,上下呼应、和谐雄伟、庄重肃穆, 动江河、震山川、撼天地……。
在这至高无上和凡夫俗子之间,穿梭往来的是在传播神的福音的神职人员。神父、主教都是有等级的,从他们做弥撒时所穿的外套祭披的颜色就可以区分,在我的记忆中，“红衣主教”是天主教神职人员中的最高职称了。罗马梵帝冈教皇就是在全世界教区中威望最高、拥趸最多的红衣主教中遴选出来的。
跟在神父或主教左右形影不离的辅助人员是：年轻的“辅弥撒”、“调炉”和“抱蜡”。我开始做“抱蜡”,不久做“调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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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做“辅弥撒”；但是,我最喜欢的岗位,还是做“调炉”。
“辅弥撒”,顾名思义，是辅助做弥撒的意思,是做弥撒时神父以下任务最重的辅助人员。他毕恭毕敬地站立在神父或主教的两旁,视情翻经书、递圣器、应问答、唱圣经。还要帮助神父或主教，给望弥撒的教徒洒圣水、分麦片、请红葡萄酒－－耶稣基督的肉体和血。
不知道我的记忆是否有误，“抱蜡”和“调炉”是在星期天－－主日、或者重大节日做弥撒时，才需要的，一般是几个“抱蜡”、一个“调炉”。他们在做弥撒时,一字排列、站在神父身后。“抱蜡”每人两手抱着一盏铜管上端有玻璃灯罩、点燃白蜡的灯。“调炉”站在“抱蜡”的中间,手里提着一只铜制的香炉,香炉吊在链条上,四面透空，炉中点燃麝香、烟雾绕缭。“调炉”不停地左右摆动香炉,需要时，将香炉递给神父或主教。神父或主教左手提链条、右手将香炉举过额头，频频前后摆动。此时,教堂钟楼上钟声荡漾；教堂里,在管风琴伴奏下,神父和众教徒放声高唱圣歌, 烟雾和歌声，袅袅直上天国。
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有如耶稣基督降临人世,来到每一个人的心上,容不得蝇营狗苟、容不得贪赃枉法、容不得半点私心邪念。世界显得那么和谐、那么宏伟、那么的恬美纯净，人们显得那么虔诚、那么自信、那么的超然物外。这就是宗教的超群魅力、博大精深,这就是上帝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吧。
我每天,风雨无阻,准点来到教堂。一进教堂就在门口蘸圣水,一边从额头到胸口划圣号、一边默念“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亚孟！”然后跪在长凳上望弥撒。望弥撒后不多几天，顾相公要我做“抱蜡”、做“调炉”、做“辅弥撒”,我当然高兴。每天一进教堂,穿过花园,来到顾相公的房间,在他作好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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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安排后,套上雪白的镶花边的宽袖纱袍,走到祭坛边,开始我每天的神圣之旅。弥撒结束后,我又从天国回到人间，按照老规矩,守在教堂大门口,等候祖父母叫一声“老爹、姆奶”,才给吃早饭的钱,一般一、二角,有时我不开口,就不给。我从小就不讨大人喜欢。早饭就在学校两旁的点心店吃,不是一碗阳春面,就是一副大饼油条或者一团粢饭,加一碗豆腐浆。天天如此。逢到星期天,多半回家吃泡饭,难得祖父母高兴,一同到一家素菜馆吃素面,什锦面、素鸡面、面巾面之外，还有油条子、素鸭、素火腿之类的菜肴,说到这点,齿颊之间似乎还有余香呢。
吃过早饭正好到了上课的时间,四节课结束,赶回家吃中饭,吃罢中饭,马上再到学校,又开始了下午的课程。至于每天必背的外语单字,或者遇到测验、考试的准备,我大致上是利用家里到学校、一天往返四次的时间,边走路、边自学的；没有任务，我就拿一本闲书，边走边看。
我的各科作业,几乎全部是在学校课堂里做好后才回家的。每天晚上,作为教徒的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完成,那就是做晚课。每晚10时左右,家里客人走完,终于等到了做晚课的时候。有时客人迟迟不肯告辞,我只得躲在墙角里的小沙发上睡觉，等客人离去后再睡眼惺忪地爬起来做晚课。
我家二楼大客堂南墙窗边有一个祭坛,祭坛上供奉着饰着金线的耶稣基督、圣母马利亚和大圣若瑟的白瓷塑像,每一尊像都用一个圆形透明的玻璃罩罩着。塑像两边放了灯、烛台和鲜花。这是我们全家做晚课的地方，全家人跪在祭坛前的凳子上念经，全部经文都要背诵,一次晚课要有半个多小时,大部分时间由我一人领着念,我把经念得滚瓜烂熟、抑扬顿挫、声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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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茂。每晚，在这个时候,我才是一家人中的主角。
那时,翠花带了她女儿一起来到杨家渡帮佣,翠花在祖母身边拍马奉承,想把女儿给我作童养媳。她看到我对她们母女俩个不理不睬,大概是想让祖母给我定下童养媳的关系,一次,她把月婵挂在脖子上的圣牌偷偷地放进我的书包里,还告诉祖母说我拿了月婵的圣牌是喜欢月婵,不料,祖母为此用木柴狠狠的打了我一顿。我因此怀恨在心,总想借机会来报复一次。
这天主日,我从教堂里望好弥撒第一个回家,进了灶间，看到翠花已烧好了泡饭,正在一边拣菜。我想机会来了,便用大碗盛了泡饭,一口气吃了几碗。不久祖父母回来了,翠花揭开锅盖一看竟是所剩无几,还告诉是给月初吃光了。
她忘了祖母是忌讳说吃光而要说吃通的，祖母闻听之下,不禁对着翠花大怒：“清清早起，触哈格霉头，光格倒头！小鬼头子（指我）一锅子泡饭,那能吃得通,撤哈格乱话,明朝统统拨姆滚蛋（音‘团’）！”翠花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在一边偷偷暗好笑，感到出了一口恶气。不过当晚做晚课，反省一天来说过哪些错话、做过哪些错事时,心中感到这件事违背了十诫，不是一个好教徒之所为，所以，第二天一早到堂里办神功,向神父忏悔接受了念经的处罚。这就是宗教的魅力吧。
龚神父、顾相公在祖父面前赞扬我无论文化学习还是教理学习,认真用功,成绩优秀。还对祖父说,到时候让我出国留洋、进神学院深造当修士。每逢学年结束放假前,学校都要在大礼堂里,召开全体师生大会,作总结报告和发成绩单,并由校长对好学生表彰颁奖。按照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的顺序,宣布一项,就由一位得奖的学生,上台领取成绩册、奖状和奖品。奖品放在前面一个大台子上,各种文具、玩具和礼品,琳琅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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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不胜收。奖品由上台学生,每次自由选取一样。有一年,我得了几个单项奖和一个各科总评第一名,我一连上台几次,出于天性,每一次选的都是圣牌或圣像,不料因此却又得到了学校的好评,说我：成绩优良、热心神学，是天主的好小囡。
十二、战争断了我的天国梦
上海解放后头两年,国民党不甘心失败,策动潜伏特务搞破坏,时局依然混乱、供应依然紧张。小学毕业时,学校只放映了一场《金神父》的电影,就算毕业典礼，4年正修小学的学生生活，我只留下一个写一手好字的班长吴洪发和一个白面书生老同学陈文莘以及一个绰号“烂桔子”（面孔疙疙瘩瘩）、“咸酸饭”（沪语晏息会,再见）的班主任张老师的回忆后，就匆匆地离去了。这时,全国解放战争刚结束,抗美援朝又开始了。
我从报纸和教科书上知道，1950年6月25日,是美国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9月，又把战火烧到我国边境。同年10月25日，我国派出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与朝鲜军民并肩作战。经过三年奋战,用美中朝数以万、十万、百万计的人的鲜血作为代价，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了朝鲜半岛,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而今却有披露，这是同许多历史故事一样，在硝烟和铁幕后掩盖着多少真相？！我出生后短短十几年生涯，竟是在这样的硝烟和铁幕中度过的。
姑且不论每一次战争的起因、经过、结果的真相究竟如何，战争总归是集团利益冲突、甚至是个人独裁意志,用财富来比拼财富，用物质来毁灭物质，用生命来戕害生命，最终总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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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无辜的平民百姓落得颠沛流离、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惨下场。除了战争，人类难道就没有别的手段和方法解决冲突和分歧么？何况有的战争还是好战者蓄意挑起的。战争是人类的灾难，好战者是潘多拉魔盒放出来的魔鬼,莫非这正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么?
那时候,美、日、国民党的飞机经常空袭上海,狂轰滥炸、屠杀平民。在“二六”轰炸时,我亲眼目睹东门路原来的德兴馆一带被炸成一片废墟、人民路厚德大楼前的马路中央被炸了一个大坑。一次,在空袭警报声响起后，母亲拉我和仁初去防空洞,路上我看见前面一个男子,脑袋天灵盖被呼啸而过的弹片削去了一大片，在路人的惊呼声中,他奔跑了几步后,才猝然倒下。母亲说，她感觉到这枚弹片在她眼前一亮、是从我头顶上飞过去的。杨家渡街东边路口,有一个做爆竹鞭炮的小作坊主,从江边民生公司那里挖来一颗没有引爆的炸弹,在家里敲敲打打,想取出里面的炸药,不小心却把炸弹雷管触动了，一声巨响,房子炸成了碎片、人炸得缺臂断腿、血肉模糊成了冤鬼。好长一段时间,我每次上学、放学经过那里,脑海里都浮现当时的惨状,侧着头快步走过,看也不敢看它一眼。
这样的空袭,每逢星期天总有好几次,到后来我习以为常了,干脆躲在家里不跟大人一起逃了。一天月婵邀我到阳台上观看飞机的空战,刚好看见黄浦江边上有镜子在太阳光照射下，向低空飞行的飞机闪光，紧接着从飞机肚皮里就丢下了几枚罪恶的炸弹，直往码头仓库而去,在炸弹的爆破声中升起了滚滚的浓烟。老于世故的月婵说,这是有特务在向飞机指引轰炸目标。一次,我们甚至还看清了驾驶舱里飞行员狰狞的脸面,不约而同地大叫：“坏蛋”、“坏蛋”，也许被坏蛋发觉了,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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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俯冲，向我们头上的方向就是一梭子子弹，我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这时，我看见飞机机枪口吐出的子弹,仿佛是一条可怕的火蛇，在我们祖国大好河山上蔚蓝色的天幕下疯狂飞舞……。战争的威胁,每时每刻地在我们头上盘旋。
主啊！你是无所不在、处处都在的吗？你是无所不能、事事都能的吗？你是无比仁慈、无比善良的吗？你怎么能容忍以你的形象、由你亲手创造的人们,不是变成双手沾满鲜血的万恶的刽子手, 就是成为被刽子手肆意杀戮的无辜的百姓呢？还有那些虽然不是被人所杀,但是却在一夜西北风之后，冻死在路边的饿殍,他们又是谁杀害的呢?仁慈的主啊，你的年轻无知的仆人问你的话，你可听见了么？我想听到你的回答！这样的疑问和我的天国梦,在我刚考进正修中学不久就完全破灭了。
那天早晨,全校师生正在操场上做广播体操,乐曲声骤然中止,只见一长串颈项上挂着十字架的神父、主教，一个个低着头、排着长队, 从教室后面花园里鱼贯而出，穿过操场、走上等候在校门外的警车。天哪！这是怎么一回事？
正在我们惊魂未停的时候,广播里响起了一个声音，说政府正在开展清查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运动。还说，披着宗教外衣的龚品梅反革命集团,配合国际敌对势力,妄图颠覆新生的革命政权,这次斗争也是一场没有硝烟的颠覆与反颠覆的战争,希望知情的爱国教徒和非教徒, 端正态度、配合政府、大胆揭发,积极投身到运动中来。
当时又有谁能知道当局发动这次斗争幕后的真相，神圣的宗教怎么又同反革命风马牛相关起来了？年幼无知的我，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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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信当局的宣传，再也不敢踏进教堂一步，从此成了一个迷途的羔羊。
战争结束了我的教徒生活,中断了我当修士的天国梦。
十三、祖父蒙难冤死狱中
1951年4月27日，深夜，我在后厢房熟睡时被人声吵醒。祖父母疑惑不安地坐在床沿上,橱、柜抽屉全部被拉开,许多凶神恶煞在房间里翻箱倒柜。最后,祖父被麻绳反绑了双手,押上了停在楼下大门外的囚车上。祖父是以反革命罪被上海市水上公安局逮捕的。在这个家里,祖父冒着生命的危险掩护了4个革命者,迎来了解放；解放不多久,却被当作反革命逮捕了！祖父答应为我买一辆自行车，还要送我出国留学的希望破灭了。
说起自行車，也有一段插曲。母亲给了我一点零用钱，我在街上租了一辆小自行车，第一次骑车就学会了，但在小南门煤屑地上急转弯时，倒地擦破了右膝盖，感染发了炎，伤势很重。我怕祖父母知道怪罪母亲，一声不响，拖着病腿天天上学，让它自愈，结果在膝盖上留下了疤痕，这块疤痕至今还在。后来祖父发觉了，那时,祖父已经生病,他在病床上抚着我的头说，待他病好了，要为我买一辆新的自行车。
为了治祖父的病，我每天放学后,都要在教堂花园里摘满一书包冬青叶,回家后，用石臼捣出浆汁来给祖父饮用。每天子夜,祖母都要用生豆油,用“乌（憨）康宝”翻砂浇铸的小锅,在洋火炉上煎两只头窠鸡蛋给祖父进补。不料,这天祖父吃了煎蛋刚睡下去，就被不速之客用麻绳反绑着逮捕了。当夜，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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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在外马路和万豫码头街的公司、包括私人保险箱,也被查抄了。
第二天大清早,住在我家三楼晒台上的李治平的老婆,两手叉腰像个凶神恶煞地站在我家房门口,堆满横肉的脸上露出了幸灾乐祸的奸笑,两只三角眼忽闪忽闪不停地从家具到祖母和我的脸上扫视……。
家里的闲杂人等第二天便一个个秋风扫落叶似地作鸟兽散了。讨厌的翠花和她的女儿总算也走了。连祖母的嫡亲兄弟康宝、同他的老婆也走了。祖父的保镖、曾经一把掌把撕破我衣服的骑车人打得血流满面的教我打拳的陈守谦师父,在向我要了祖父用的带烟盒的打火机作纪念后,也最后一个依依不舍地离去了。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他能到哪里去了呢。
师父未走之前,他的一个师兄来我家作过客,此人身高2米多,腰里围了一根九节钢鞭,饭量大得惊人,一顿能吃一个大羌饼,坐在我家的榉木凳子上格格作响,那天还在门前空地上同我师父擒拿格斗比试过一番。据说此人小时候在山东农村割羊草割破了手,顺手摘了一片草裹上伤口,放进嘴里吮了吮就扔掉了，谁知伤口竟完全愈合了,大人说是仙草,连忙满世界去寻找,没有找到。后来，他的个子日长夜大，力大无穷,经乡人介绍，到上海南市拜邱树山为师，同我师父成为师兄弟。大世界是一个大众化的娱乐场所,兵痞、流氓进门不买票，大世界让他坐在门口，专门抓不买票的人。传闻,此人被太子党看中当保镖去了台湾。师父离开我家后,也许是投奔他去了。
去的去了、散的散了，这个家，只有我同祖母两人相依为命了。
祖父莫名其妙被逮捕后，祖母和我一夜未曾合眼，第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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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开始为祖父申冤奔走。我们去过派出所、公安局问询祖父的罪名和去向,一个个冷面横对、嗤之以鼻；我们去过白色恐怖中来我家避难的杨行芳在江苏路的父亲杨老九家, 朱恩怀在顺昌路的母亲董贵民家,还去过大通、合众两个公司,哀求他们作证保释，可怜那时有谁敢挺身而出,去为“反革命”说话呀。
这年5月中旬一个星期天，上午10点左右,两个公安人员给我家带来了噩耗：花春山关押待审期间，因病医治无效,已在5月9日死于提篮桥监狱。还通知了收尸的时间和地址。
真是一个晴天霹雳。祖母当即昏厥倒地,我也感到天旋地转、头晕目眩。这是怎么一回事呀？我幼稚的心灵,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疑惑、愤懑、感慨、无助和无奈！
第二天,我便同祖母来到跑马厅旁边的普寿山庄,收殓祖父的遗体。
祖父躺在一个长长的抽屉里,微睁着双眼, 紧闭着嘴唇,额头满是乌青,身上穿着他被捕时穿的咸菜色羊毛内衣,临走时连外套也设有穿上。我和祖母用棺木收殓好祖父移送到肇嘉浜路旁的殡仪馆,我同仁初每星期天去探望一次，掸掸灰、念念经、洒洒圣水。一个月后,祖父殡葬在天钥桥路天主教会的息安公墓，后来又迁移到浦东张家楼自家的墓地。祖母托义子李雅谷照管好我家的七穴墓地,后来竟连祖父的尸骨也找不到了。
祖父去世不久,李治平却以反革命罪被公安局逮捕了。
原来,李治平在南通国民党政府任过职,在国共拉锯战时出卖过新四军。南通比上海先解放,他逃到了上海,以为汤恩伯鼓吹的大上海固若金汤,由他父亲李伯基出面在祖父公司里讨了一个差事作藏身之地。祖父对他的过去一无所知,只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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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才干,对他信任有加,还让他一家住在自己身边。
上海解放后，为了巩固政权,开始了大规模的肃清反革命运动。李治平自感大难临头,把对我家了解到的蛛丝马迹的情况当作救命稻草,妄图钻肃反政策“检举有功、将功赎罪”的孔子,便恩将仇报,以祖父送女儿去台湾等罪名,向公安部门揭发了祖父,送了祖父一条命、也改变了我家和我的命运。
祖父去世不久,李治平同那个满脸横肉的婆娘，已没有脸面继续死乞白赖地在我家住下去了, 带了1子3女, 其中就有一个在我家晒台上出生、几乎死于非命的小女孩,就在杨家渡街找了一块空地，搭建了一间棚户苟且偷生。那个几乎要死的小女孩，还是祖母请小姐妹茅惠然救活的。
祖母说，好花让它自谢。俗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不久李治平自己的反革命身份终于暴露,被政府抓捕归案,判了有期徒刑15年,解送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服刑。
十四、我与祖母相依为命
晋李密《陈情表》上疏武帝感叹：“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这段话，再好不过的写尽了我同祖母自从1951年祖父去世后相依为命三十几年来的经历。
祖母赵秀英, 1899年1月4日生于江苏南通川港镇，1984年3月7日卒于上海南市杨家渡。1951年祖父不幸去世后，已是家徒四壁,祖母以轮船公司股东的名义,每月得到50个折实单位贴补家用。那时物价稳定,有了公司的补贴，仁初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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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祖母一起生活，祖孙3人平时节衣缩食,还能差强度日。但是每逢开学，祖母便要为两个孙子张罗学费（那时我上的私立学校学费很贵,一学期相当于一个中等收入1～2个月工资）。为交学费，祖母去讨债、求情，万不得已只好变卖。先卖祖父的手表、项链、戒指、收音机，实在拿不出东西了，最后连家具也拿去卖,我做作业的老红木大写字台30元、我睡觉的带镜子的单人红木床30元、家里用了多少年的碗橱也是30元……，大家闺秀出身的祖母,不领市面,什么都是一口价：30元。
最让我痛心疾首的不是手表不是床,而是那台也只卖了30元的奶白色的收音机。
我从小喜欢听评弹,徐云志的《三笑》、张鉴定的《顾鼎臣》、严雪亭的《杨乃武与小白莱》、范雪君的《啼笑因缘》,以及刚解放后新编现代评话《红毛女》，都是从这台收音机的“大百万金空中书场”中听来的。我每天中午回家吃饭后、上学前,和每天晚饭后的这两个时间段,守在收音机前听书，成了我每天生活中的校外必修课。这台收音机,可以说是我少年时代最早、最好的启蒙老师。一天当我知道收音机已经卖掉,伤心得直跺脚，怏怏不乐了好几天。
屋漏偏遭连夜雨,船歪又遇顶头风。就这样勉强维持了三四个年头，1956年轮船公司公私合营,不再给我家发放每月的生活补贴,家计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祖母却在这几年的生活磨难中慢慢地在改变自己, 不再养尊处优、不再颐指气使、不再祷告上帝、不再乞求亲朋,却在苦难中脱胎换骨、焕发青春自食其力,完全变了一个人。那时祖母已经是近60岁的人了。
一上手，祖母以二房东的身份，先把楼上楼下的房间,用最低廉的房租,能借的全部出租借掉。楼下藏过共产党地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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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亭子间，住了船上叫大来西的范家；老五老六住过的统厢房，被两家里弄干部分占。楼上作灶披间用的亭子间租给了陆雪玲一家，新的灶披间就放在为老七搭建的气楼房子里。能放下四张圆台面的客堂间，隔出一半租给了在船上做老管（轮机长）的沈家。老管娘子还对祖母说，要把当时还在读高一的女儿毕业后许配给我，那时我是高三毕业班，我婉言拒绝了。
作为房东的老祖母,每逢刮风下雨大潮汛,她还要忙着安排泥水木匠白铁工修房子。由于租金标准低,所收租金用来支付房屋修缮用的人工、材料费后,所剩不多了。住户中也有不出钱白住的,楼下统厢房就是被杨家渡街居民委员会主任、人称六节头“祝枝山”的一家给白住了。他家里的一块搁板,就是我家客堂间当年祭坛上的台面, 搁板上的一架台钟,也是我家的。后来在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办共产主义大食堂时，“祝枝三”以所谓革命群众的名义,从我家里拿走了冬天取暖用的铜脚炉、冬天烧汤用的铜暖锅（火锅），还有许多碗筷盆勺，连那套祖母舍不得变卖的银餐具,也被他连骗带哄地抢走了。
不多的租金收入无法糊口,除了顶替我父亲上船的祖母的外甥邱雨林，平时给点零花钱外,祖母只能节衣缩食、自力更生了。灶间一分为二,住了两户人家；原来七少爷住的房间,当作公用灶间。我家在灶间靠北窗放了一张小台子,台子上放了一只水缸,水是我和老祖母从楼下水龙头放了水一桶一桶拎上来的。木结构楼地板是不准安装龙头和水斗的，我落政后同房管所交涉，才在楼上灶间安装了龙头、水斗和下水道,免了用水的上下奔波。那时家家烧煤炉，从烧煤球到烧煤饼，我家还有一只自己用泥巴拌和了头发做成的行灶（传说中诸葛亮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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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行军灶），祖母说注了命苦烧行灶，但这种灶头烧柴草，化腐朽为神奇，烧来快速简便、即烧即食。我每天中午放学回来吃的，就是祖母用这只行灶烧的，不是菜泡饭、面疙瘩，就是蒸山芋、米塌饼，我喜欢吃杂粮，想必正是这时养成的习惯。
祖母有一句口头禅：手里白相相，嘴里薄汤汤；手里动动、嘴里哝哝。可怜的老祖母，一个一字不识年近花甲的老人,只要是能挣到钱的、能做的事她都做了：烧包饭、领小孩、拆回丝、接听公用传呼电话……。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困难（音“南”）再大，拗（不要）去话伊,再吃苦, 也要让两个孙子上学攻书、长大成人,要把花家的塔尖严（塔顶）造好，要让老头子快快（音“卡卡”）活活、安安心心上天堂。祖孙二人相濡以沫、相依为命，直到1984年，我为祖母养老送终。
十五、梵帝冈教皇代表和他的兄弟姐妹
还在董家老太爷住在我家的时候,董贵民陪着一位一身黑衣的传教士来看望他。传教士一进大门刚到统厢房, 老太爷和老五、老六、老七居然一齐跪拜在他脚前, 亲吻他垂挂在胸前的十字架。行完大礼之后，老太爷才在太师椅上坐下,轮到这位传教士向老太爷请安了。
原来,这个传教士是董家老太爷第四个儿子,他不是一般的传教士,而是天主教罗马梵帝冈教皇的代表,相当于封建王朝的钦差大臣吧,所到之处，凡我教徒,都要把他当作教皇来跪拜、并以能被接受晋见为荣的。
梵帝冈教皇代表的兄弟姐妹们，大多数都到过我家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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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老五和老六在我家住了十几年,算得上是我们家的老房客、老邻居了。
有一天,董家三少爷来看望老太爷。三少爷是南市老西门电灯公司的总工程师和人事部经理，还是一个太极拳拳师,出国比赛得过奖。老六没有谋生能力,就是三少爷给他生活费的,但每月到领生活费的时候,要老六先打一套拳给他看,有进步就多给一点。一天三少爷到我家来,就让老六在门前空地上打一套拳，又同老六对打了太极推手，说老六有进步。这天，他还给祖父做按摩,只见他运气发力，掌心所到之处，祖父感到全身发热、经络通畅、血脉贲张，不禁连声叫好。
董家老太爷和七少爷一家在我家住过一段时间就离开到别处去了。后来，老六告诉我,老七是潜伏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地下党员,先在我家落落脚,以此为掩护, 上海临近解放前,同国民党一起撤退去了台湾。去台湾不久，老七共产党的身份暴露了,惨遭国民党的杀害。
他们家只有老大和老二没有来过我家，我也没有见过他们。祖父说，老大年轻时,是与周恩来同一批公派去法国的留学生，回国后在法租界工部局任职,是法租界大名鼎鼎的“范尚﹒董”。他回国时带回一个法国老婆和许多葡萄酒，这些酒和他的法国贵族式的姓名一样，都很名贵,当作古董陈列在酒柜里观赏。酒的颜色五彩缤纷,随着气候变化而变化,有时还会上下翻汽泡、发出叮叮咚咚悦耳的声音，可惜后来被那个法国老婆偷出去送人了。解放后，据说周总理盛情邀请老大去北京,老大不愿当官，只是在上海华商电器公司和内地自来水公司当总工程师。这位董家大少爷对人调侃地说：在这批留法同学中,官是周恩来最大,钱是他最多。 6 9
另一位没有来过我家的是董家二少爷。二少爷终生不娶，是个单身汉,我只是后来在董贵民墓地上才看到他的照片和名字,他叫董世祎,戴一顶只有在冰天雪地的北方才戴的翻毛皮防风帽。一个富家大少爷为何一辈子单身,这是一个谜,也许里面也有他的传奇故事吧。
那时候，我每年年初五都要向董贵民和她的丈夫朱义（信？）生拜年。董贵民解放后是爱国工商资本家（1958年她和她的儿子朱恩怀都当了右派）,朱义（信？）生也是一位社会名人。他们家全是欧式家具，餐桌是长长的大菜台子，用餐时，董贵民拉我坐在她和她丈夫中间的位置上。是表示对我祖父的器重？还是对我这个迷途羔羊的关爱？对着他们的锦衣玉食,我每每感到惶恐不安。然而每到过年,我最是朝思暮想的还是年初五到董家拜年。
祖父母对我们小辈用钱管得很紧, 平时我身边是没有钱的,连望好弥撒吃早饭,也是吃一次开口讨一次。一次姑妈拿了家里的钱,还被祖母用蜡烛火烧手指头。所以,我到董家拜年一心想的是可以拿到一笔可观的压岁钱。当时压岁钱的标准从几角到几元,而董贵民家每次都是12张1元的新票子。我冒着被蜡烛火绕手指的危险，还是大着胆每次抽出其中4张,在回家路上买了书。一年就等这一回。回到家一上楼梯,祖母就会掏我口袋,看到压岁钱每次都是8元, 她老人家也被这个大吉大利的数字骗了，丝毫没有怀疑地把钱收下了。不过,在我进教堂时,我没有忘记向神父办神功老实交代，请求主的宽恕。
这家人中我接触得最多的是老五和老六。老六天生痴愚、不谙生计,却擅长文墨、精通诗词。据说,他还当过红军、参加过长征,只是看到战友都牺牲了,做了逃兵,回到北平父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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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老五聪颖过人,师从母亲学医, 董家老太太是北平的名医，名师出高徒，老五精通几国外语，中西结合，医道造诣很深。他还是个孝子,大冷天睡在母亲脚跟头,为老人焐脚,一天深夜老夫人无疾而终撒手仙逝了,老五还在母亲脚后跟呼呼大睡。董家老太太去世之后,这一对难兄难弟就跟老太爷来上海董贵民家，董贵民让他们兄弟同老父亲一起住到了我的家里。
董贵民还有一个妹妹，嫁给南京路香粉弄小儿科世家陆医生为妻,我跟祖母叫她陆少奶奶。陆少奶奶给老六出了一个谋生的主意, 出资在我家白渡路天明店门外摆一个书摊,以出租各种小人书和图书经营赚钱,晴天出摊,晚上把装满书的可以开阖的书架收拢来，放到天明店堂后面。书摊新年过后择日开张，这天,陆少奶奶专程坐了陆医生的汽车赶来,穿着狐嵌大衣,一身珠光宝气,在爆竹声中，忙着帮老六向左邻右舍和看热闹的行人招揽生意,一时间,巷闾之间传为美谈。后来由于老六实在太书呆子气,钱没赚到几个,书却一天比一天少下去,又给老六明媒正娶成了家。六少奶奶一进门，书摊却寿终正寝送给了人家。可怜的书呆子连一个老婆也管不住，不久, 六少奶奶也琵琶别抱离了婚。
老五为人更为乖戾, 老六新婚之夜,老五还开导自己兄弟如何缠绵床笫之欢，可是，他自己却是个风流的独身主义者。有个星期天下午,我和几个同学在我家楼上谈天，看到一个摩登女郎进入楼下老五的卧室,稍顷,老五关上门窗、还拉上窗帘,我们议论老五肯定在干好事。果然片刻之后,老五把摩登女郎送出了大门,都是满面春风、喜笑颜开。同学中罗春德年最长,他像个老夫子摇头晃脑道：“食色性也，一个为吃饭、一个为泄欲，各取所需、两全其美。” 7 1
老五虽然性情怪僻，但是学问好、医德好、为人好,我的同学对老五都很崇拜。老五的房间从地面到屋顶的几排书架里,都是从北平带来的书，有整套二十四史、元曲一百种和其它各类经史子集线装本，还有各种烫金的外文经典著作。老五精通中西医,以为人看病收取诊费谋生。每逢病家求诊,他总是先问：你别处看过没有，没看过的一概不看，只有看过而没看好的才接受下来。他看病时,还要查看铁板数、太乙神数,然后把脉处方,有时用他母亲独家配制的丸药直接给病人,偶有病家经济窘困,他非但诊费分文不收、还奉送丸药。由于老五这种有悖常情的做法,不但受到同行的非议，也为一些病家生疑而不敢就诊，所谓曲高和寡，上门者寥寥。
老五除了医学和外语外，还精通乐曲。他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不适合民族传统，他参考了世界各国的国歌,自己创作、谱写了词和曲作为新国歌,还写了诠释说明，寄给中央领导。他请唐宝祥用毛笔开了一个大信封,上书：北京毛泽东主席、朱德大元帅麾下收。不知道是这封信出的毛病,还是其它什么原因,不久他和老六一起被公安局逮捕判刑、解送淮河劳动改造。
据说，老六服刑后发病去世,老五在劳改队做医生，后来刑满释放时要送回上海,监狱部门派人找到我家打听他家属地址,祖母陪监狱来人去南京路香粉弄陆家,不知道陆家有没有接受老五，只是此后再也没有听祖母提起老五。其实我知道,老五、老六逮捕后,陆少奶奶把老五的藏书全部卖给了旧书店，整整装了两大车。那是1960年以后我在五角场劳动时的事了,现在老五要回来,做妹妹的有什么脸面向兄长交代呢！可怜的老五投靠无门,也许只能在淮河终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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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走下神坛（上）：少年的烦恼
1950年9月,我考进了正修中学,第二年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揭露后,教会发生大地震,我也结束了教徒生活,断了我的天国梦。学校由教会办私立学校改为公立学校，校名也改称蓬莱中学。我从初中到高中毕业，校长没有换过。此人不苟言笑，过早发福的脸上,一对眼睛永远眯着看人，与其说他是一位为人师表的校长，还不如说是一个道貌岸然的政客。
上地理课的副校长倒是老老实实的读书人,在学生中很有威信,给我们班也上过课。至今我说起他,就想起他在课堂里，用一口浓重的苏北方言,扬起教棒点着世界地图说：这是“博士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那是“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憨厚的神态、抑扬顿挫的声调,依稀如在眼前。
教导主任叫缪振亚，因为常说口头语“勿来三”，所以调皮学生给他取了一个叫“勿来三”（不行）的外号，“勿来三”倒是一个精明强干“来三”的人。我还记得，一天下午，电台直播斯大林追悼会,他看见学校里学生不多,一把抓住我：“勿来三！勿来三！快到你认得的同学家里，叫他们赶快来开追悼会，斯大林同志逝世了！”这天，我在扩音机里第一次听到哀乐,在追悼会的哀乐声的感染下，我不由得联想起了已经去世的自己的弟弟、父亲和祖父, 禁不住潸然泪下。
我从小没有大人管教,学习不用功，成天沉湎于看历史演义小说和武侠小说。那时有书铺按月收费,每月借的次数不论,每次可借2本。诸如封神榜、列国志、狄公案、包公案、隋唐演义、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诸如郑证因、还珠楼写的《惊蝉盗技》、《巴山剑客》、“蜀山剑侠传”、“小侠万人敌”等武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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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只要书铺里有的几乎无一漏看的。一次上政治课，我低着头偷看课本下面放的一本小说书,任课老师发现后，戳着我的脑门说不想读书就出去。我拿起这本书,爬上课桌，翻身跳到了教室外的草地里,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继续看我的书。奇怪的是学校竟没有给我处分，也没有再提起这件事。
我同老师关系相处得最紧张的就是这位老师。他是调干生，人民大学毕业后来学校当政治老师的，还当过我的班主任。然而我同另外一位政治老师、班主任张绳武的关系却很好。张老师烟瘾很大,手指和面色一般黄，但心地善良,后来还要为我介绍老同学陈洪芬做朋友。
陈洪芬是我初中时唯一一个像大姐一样向我提过意见的同班同学，初中毕业后,她考进了高境庙的幼儿师范。她在我毕业留言中写过的一句话：“利刃伤人伤易好,恶语伤人伤难消”，真是点到了我的痛处,使我受益不浅。10年后我刚从新疆回沪，张老师要我到她单位去工作，还要我同她做朋友。当时她是聋哑中学的教导主任，她的丈夫新婚不久遭遇意外去世了。在当时极左的形势下,我连户籍也没有落实，哪有心思去找她。我又一次辜负了一位导师对我的良好愿望。但是,陈洪芬的一句话、张老师的一番情,我都是刻骨铭心的。
我初中阶段各科成绩很一般,只有语文和英语比较突出。英语教师叫邓毅,四川人,他说40年代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曾经有幸在莫斯科红场受到斯大林大元帅的接见,小时候对斯大林只局限在学校教育，我因盲目崇拜斯大林，因此也崇拜邓先生。那时，每当英语测验或考试,邓先生总是操着浓重的四川方言叫我不要复习了,说题目很便当，保证我得一百分儿。他还说他写过一部自传体的长篇小说《青楼梦》，马上就要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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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说这是一部同《红楼梦》可以媲美的长篇小说。可惜我还没有拜读这部皇皇巨著,他就不知因为什么罪名被逮捕了,之后再也没有了邓先生的消息。至今在我脑海中，似乎还能浮现出他教我们读chopsticks（筷子）这个单词时的音容笑貌,我给他取的绰号就是这个撬泼司的克斯。
还有一个教化学的沈楚仁老师 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天课后，我和班长傅贤忠以及唐宝祥、忻铁民在实验室跳桌子、翻跟斗，沈老师在外锁了门用阿莫尼亚把我们熏得半死。
那时，我的几个最要好的同学也都有绰号。罗春德叫“蜡烛”,他家就在学校操场旁边,他父亲开了一爿裕泰烛栈、他的脾气又很怪异,所以叫他“蜡烛”,再也恰当不过了。陈文莘是我早在1948年春小学四年级下半学期时的同学，他在我们几个好朋友中个子最高、卖相（容貌）最好 ，面清目秀、唇红齿白，因为整天嘴里香瓜子不断，所以我们叫他“香瓜子大王”。唐宝祥小时候虽然体质虚弱,但是身材精悍灵活,有一身轻功，我们叫他“活（猢）狲”。轧米厂小开龚树国一对小眼睛整天眯成一条缝,睡不醒，我们叫他“偎灶猫”。
我的绰号叫“花和尚”。一天体育课自由活动,几个男同学围在操场里几棵碗口粗的杨柳树边上打赌说,谁能拔起就算谁力气最大。一连上去了几个同学都没有拔起来。轮到了我，仗着练过几天武，走到树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双腿分开,双手一上一下抱住树身,脸孔涨得绯红,大喊了一声“起！”杨柳树果然应声拔出，同学们一齐拍手叫好。这棵树比之《水浒传》中花和尚鲁智深拔起的肯定要小得多,而且先前几个同学已经把树根摇得松动了,我这最后一拔自然是手到擒来,不费吹灰之力拣了一个便宜，然而,我的“花和尚”的绰号却由此得名。 7 5
从那时候起,每逢星期天,文庙、城隍庙、福州路是我们几个经常去的地方。有时去看象棋比赛, 有时去茶楼喝茶、听书，有时去书摊、书铺淘旧书,路上还一边走、一边天南地北无所不谈。我写给罗春德的一句“四马昭通今古籍，春风得意素斋香”，说的就是这一段典故。
升初二这个暑假，罗春德提出去浦东“拷浜头”。这天一早，我们带好了脸盆、畚箕、铅桶，还带了干粮和水壶，一人只花几分钱，乘小舢板过了江，然后一路步行，走到了人烟稀少、曲径通幽的龙王庙一带农村，物色了一条一头不通的死河浜。我们准备好了柴草、石块、干土，脱光上衣只穿一条裤衩就下了河。四个人奋力在河中横着拦上了一道坝,使河水另一头也不能流通，然后拿脸盆、畚箕把河水拷到坝的另一边,直到河水见底。这时我们一齐出击，把在泥水中翻腾蹦跳的鱼虾、四处逃窜的泥鳅、动作迟缓的龟鳖和钻进洞口吐白沫的螃蟹蟛蜞，统统一网打尽扔进铅桶里，高唱得胜歌，凯旋而归。
还有一个星期天,罗春德提出了一起去苏州玩一天的主意，大家都赞成，说好这天一早到北站乘火车。那时，我没有钱买火车票，又不好意思向祖母要钱，情急之下拿了祖父的望远镜，到旧货店变卖了才成行。这天我们游了灵岩、天平和苏卅市区的留园、拙政园后，乘夜车返回上海时，已是皓月当空了。
春去秋来,初中三年转瞬即逝，同学们忙着互赠告别留言。
一天,坐在我前排叫沈佩丽的女同学,递给我一本纪念册,要我给她写几句话,并且神秘兮兮地送给我一张书笺,书笺上除了祝福的话和她家的地址外, 居然还写了一行“请别忘了你的佩丽”的落款。这一句动情的话真使我有点受宠若惊了，此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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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感受到男女间的朦胧暧昧之情。这种感情激起了我写诗的冲动。于是,我便在她递给我的纪念册上，按她特地指定的一页,即兴题了一首七绝：
金风拂面白云飘,三载同窗有女娇,
今日别离何处去,他年不忘浦江潮。
这算得上是我想得起来的自己写的第一首旧诗了,“别离”谐音“佩丽”,“浦江潮”指情窦初开的冲动犹如黄浦江上的潮水。其实，初中阶段时的我情思没有开窍、情商是很低的,是她打开了我爱情之河的闸门，她可称得上是我的爱情启蒙师啊。初中毕业后,劳燕分飞，我也没有去找过她。后来我每每路过她当年家所在的长乐路时，时或勾起这一段往事的回忆,总隐隐感到有负痴心。她给我的书笺不知什么时候丢失了, 门牌号也记不得了,今天即便面对面侧身而过,也难以辨认了,就是这首诗也是现在重新回想起来的。不过我还得感谢她曾经给过我的尽管短暂的温馨。这是人生的一种遗憾吧，而我认为，遗憾同残缺一样，恰恰也是一种美的衬托和延伸。
临考高中报名前，同学兼邻友的范肇铭要我跟他一起去读机电技校,我一心想进高中将来读大学,便与他分道扬镳。我应罗春德之约，进高中后要一起同几个班干部较较劲，于是便报考蓬莱中学高中部。
艰难的家庭生活、神秘的宗教经历、荒诞的侠义故事、残酷的历史演义，潜移默化之中,铸就了我的吃苦耐劳、忠厚耿直、桀骜不驯、离经叛道的秉性。是错，是对？是祸，是福？还是错与对、祸与福两相参半？我像一叶在大海里汹涌起伏的小舟, 迷失方向、前途渺茫。倒是这年暑期里又一次情意的历练,再次激起了我的青春活力，让我尝到了爱情的苦涩与甘甜。 7 7
1953年盛夏，溽暑难消,祖母托一个在四马路美味斋做账房的叫陈英彪的同乡,带我去江苏海门青龙港汇通镇她嫡亲姐姐家度假。傍晚时分，在我家里吃过一点便饭后，我们便去大达码头乘开往青龙港的船。意外的是，陈英彪在码头上，还接了一个比我早到的女学生一起同行。
上了船,我们三个在一个舱里休息,陈英彪主动上了上铺,我与那个女学生，隔开一张桌子睡两个下铺。船还没有出吴淞口,上铺便鼾声大作,我与那个女学生都有点手足无措的样子,她还不时地抹着脸上沁出的汗珠。突然，邻铺开口对我说：“舱里有点热，睡觉还早,不如到船头甲板上去走走好吗。”
我喜出望外地点头起身。我们到了甲板上不知说什么好。我小时候很迂、很木讷，在陌生人、尤其是女生面前一直是沉默寡言的，还是那个女学生先开了口。她告诉我，她是市北（北郊？）中学的学生,今年初中毕业,父母家在汇通镇乡下，每到假期都是同村的陈英彪接送她回家的。
呵！她也在上海读书、也是初中毕业生。这是我第一次乘大轮船出海，也是第一次同一个素不相识的女学生离得那么近。
这时船已出了吴淞口,江面浪花大了起来,我心中的涟漪也回旋起来，不由得偷偷觑了她一眼：白里透红的脸，一身洁白的衣裤，一副天真无邪的神态,使我联想起姑妈的好朋友、教堂里的比利士修女。真是一个冰清玉洁的好姑娘,比之月婵,一个是左手边上上帝派遣庇护的天神、一个是在右手边引诱亚当偷吃禁果的魔鬼（蛇）。那天我不知道对她说过些什么，海风越吹越紧,海浪越掀越大，船出了吴淞口，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天穹中有几颗星星在向我眨着眼睛，我们一起返回了船舱。 78
大约是在半夜三、四点钟吧,船上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原来船已到了青龙港码头。陈英彪安排我们上岸到了一个内河航运的码头改乘行船,一种由几个人在岸上拉着牵绳行驶的船。船不大,可容下十几个人,上船后都沉着头打起瞌睡来。船悄悄地、嗖嗖地在月光下行驶着,直到东方露出了鱼肚色,太阳喷涌而出,终于到了汇通镇河埠头。那个女学生有家人领着离去时,我才想起,连她的姓名和地址还没来得及问,就分手了。
陈英彪同我一人一辆“二等车”（带人坐的自行车），很快就来到了祖母姐姐家－－邱家宅。
这是一个绿荫掩映中的四面环水的村庄,村里的房子，东、西、北三排合围成u字形,正中朝南水面上有一架吊桥,夜里放下可以防盗。祖母姐姐是个盲人,抚着我的手自是欢喜不尽。姨祖母有一个厚道的老爱人、一个待字闺中脸红得像苹果的女儿翠宝,和在船上工作的儿子邱雨林的媳妇杨惠琴以及他们的子女。他们告诉我,邱雨林正是顶替了我父亲的缺额才上的船,当时父亲去世后,因为有人顶替,所以母亲没有领抚恤金。
他们一家把我当成了贵客。吃不完的甜芦黍、珍珠米，吃不厌的土菜河鲜、美味佳肴，饭桌上顿顿有香芋红烧肉、有河塘里现叉上来的清蒸鱼、有自己腌制的酱黄瓜炒毛豆、有面拖小螃蟹。这种蟹，我在镇上街头看到渔夫用草绳串着卖,小蟹吐着白泡泡，七、八个一串，一串几毛钱。他们对我特别优惠的是,把在麦粞的一角放点白米做成的饭,专门用来款待我。原来,江苏海门一带都是旱地,不种水稻只有大麦,大麦碾成的粉叫麦粞,他们用来做饭、煮粥当作主食。其实,麦粞营养很丰富，只是吃口粗糙些，我吃得进、也喜欢吃。
翠宝在镇上夜校里读书,有几个晚上,翠宝带我上夜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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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演出，不外是唱歌跳舞之类的节目,没有什么印象。一次看罢演出回家,月色姣好,路上经过一个村庄,隔着一条河在灯光里晃过一个洁白的身影，莫非是她？村里好像有人在叫唤“雪梅”,声音在夜空中特别的清晰，莫非雪梅正是她的芳名？
痛苦的遭遇再短暂,总感到度日如年、长夜漫漫；快乐的时光再久长，也仿佛是白驹过隙、稍纵即逝。这个短暂的难忘的暑假、伴随着更短暂的朦胧的初恋，转瞬就过去了。
这天一清早,还是那个陈英彪,还是东方刚露出鱼肚色的时分,还是在那天上岸的河埠头,我又看到了那个女学生。她 还是一身洁白的衣裤，还是戴了一顶白色的遮阳帽，只是脸上晒得有点红了。她也乘行船去青龙港换乘轮船回上海。我急着问了她的姓名,原来她就是那天夜里在月光下看到的她！我情不自禁地大着胆说,雪梅变成红梅了。她听后脸一红，抬头对我浅浅一笑，这也许是我看到过的最动人的摄人心魄的笑容吧。
船舱里人很多不便说话,我走上船头上一看，真个是杨柳岸晓风残月,心头一动,突发奇想,两个手指撮着放进嘴里、使劲学着吹起唿哨来，居然几次就吹出了声。听着自己清脆悠扬的唿哨声在宁静的乡村田野上空回响,感到一股青春热流的涌动、从来没有过的舒畅和陶醉。
正在浮想联翩时,李雪梅也到了船头上。只见成群款款飞舞的蜻蜓在河面上掠过，她蹲在船舷边，雪藕似的手臂伸进河水里,一会儿抓到了一只点水的蜻蜓,站起身来走到我身边，又是浅浅一笑，像银铃一般地说：“送给你”……到了青龙港换乘长江轮,第二天天还没亮，船驶进黄浦江停靠在天文台码头上。 80
朝霞氤氲、波光粼粼的黄浦江边，我请陈英彪和李雪梅，在码头小吃摊上，吃了一碗热气腾腾的、加了甜面酱的油豆腐线粉汤。天文台码头离杨家渡很近,我可以独自回去,李雪梅却还是由陈英彪送去升入高中的学校。对陈英彪，我心中却暗暗滋生了一股莫名的嫉妒。
终于又到了第二次分手的时候。这次轮到我主动向她告别，而她却没说一句话，只是挥了挥洁白的手卷，对我又是浅浅一笑。这是只有我能感觉得到的蜻蜓点水似的充满深情、又有点怅惘而嫣然的笑！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倩影一去、了无音讯。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是我却坚信,在她的记忆中，也许也会保留这一段少女时期的美好的记忆吧。这是一次多么真挚可贵、多么纯净无邪、多么动人心魄的诗一般爱的邂逅啊！
十七、走下神坛（下）：青春的噪动
1953年秋,我同罗春德、陈文莘、唐宝祥如愿一起考进蓬莱中学高中部，陈文莘分在（1班），我和罗春德、唐宝祥在（2）班,班主任是张绳武。我有一个感觉,升了一个年级,好像换了一个世界,一切变得那么新奇、那么充满活力。而罗春德原想与之较劲的班干部却不知去向，我们很快把这件事忘掉了。
外语课改学俄语,教俄语的范祖根老师是工人出身自学成材的老实人,他身材瘦小精干、为人朴实无华。俄语那个“p”发音特别困难，一班学生五十几个人，一齐卷起舌头用劲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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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教室里“p”声四起，很是壮观。我有英语的基础,学俄语反而觉得容易。但是我从小学起就学英语,现在改学俄语,后来进大学又学英语,猴子摘包谷，最终一门也没学好。
语文课是我最喜欢上的课。开学后，语文课钱允仪老师的办公室就成了我经常去的地方。她让我代买《语文学习》期刊,还鼓励我可以先看了再给她。那时候,一周八节语文课,单周周六上午两节课用来写作文,双周周六两节课用作教师讲评，语文课是我最喜欢上的课，尤其是周六的两节讲评课。
至今我还记得这年国庆后，钱老师让我们当堂完成一篇以国庆为题的不少于一千字的作文，第二周，她在讲评课的开场白上说：“今天我们欣尝一篇我们班同学写的作文,这篇作文题目是《国庆片断》，我先读一遍。”接着她用一口流利标准的普通话，把文章读得抑扬顿挫、满怀激情。最后她还读了她写的评语：“文章像诗、像画、更像音乐，读起来动听、听起来动人，措辞得当、语言优美，真是一篇好文章！”读罢，她问：“同学们猜一猜,这是谁写的？”在她问第二遍的时候，许多同学竟不约而同地高声应道：“花月初！”这时候,我真有点如坠五里云中,感到飘飘然。这篇作文老师给了5＋的最高分。可惜，这篇文章连同几本作文簿，都被我在文革中撕毁了。
后来在上《哭一多》这篇课文时，我才知道，原来当年闻一多先生，在昆明西南联大对军阀政府大声疾呼作金刚怒目狮子吼的演讲时，钱老师和她的兄长钱俊瑞都是联大学生坐在下面听讲,并目睹闻一多先生被特务枪杀饮弹身亡。之后,钱老师便到上海当教员，她的兄长去了延安，解放后还当过文化部副部长。据说，此人的妻子还是我岳母的小姐妹。
高二担任语文课的老师是一位酒糟鼻头老学究吴公寿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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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吴老师的音容笑貌、特别是他用蓝青官话朗读旧诗词的神态和语调,成了我的摹仿的对象,我的摹仿惟妙惟肖得可以乱真。我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对古典文学的热爱,就是源自于吴公寿老师的影响。由于他同时还担任高三班的课,他在高三上课时,读我写的作文，在我班上课时，读高三一位叫陈雪兰的女同学的作文,他竭诚介绍我和陈雪兰交朋友。
其实,在吴老师介绍之前,我已经认识了这位女同学。一天中午我去学校图书室借书,只见一位戴眼镜的管理员,专心致志地正在看书,我在窗口外站了好一会、还装着咳嗽了几声,仍不见她抬头,便大胆用手指伸进窗去点了一下她的手臂,她这才发觉了我。她看到借书卡上我的姓名和书目,笑着说：“怎么你老是喜欢看这类章回书,我给你介绍几本外国小说,怎么样？”在我答应后,她递给我一本她刚看完的陀斯妥也夫斯基的《罪与罚》，一部描写犯罪心理的长篇小说,也是我读的第一本俄罗斯文学作品。她的推荐,为我打开了阅读文学名著的窗口。在吴老师的热情鼓励下,我和陈雪兰渐渐成了好朋友。可惜，后来因为我们各自不同的不幸遭遇,中断了友谊的发展。
高三的语文课老师是叶元。叶老师原来在华东局宣传部当干部,当时宣传部部长就是文革中成了“四人帮”狗头军师的张春桥,叶老师与之政见不合,受到排挤后,来我校任教。叶老师特别喜欢马雅可夫斯基的梯形诗,还擅长写剧本。1959年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优秀电影《林则徐》就是他在任教时期写的。他告诉我,一开始，他把剧本稿子寄给北京电影剧本审查部门,北京答应发表拍片，但有一个附加条件,要他与写过《鸦片战争》剧本的人合作,内容还是叶老师写的《林则徐》不变,但片名要改为《鸦片战争》，作者具名也要排在那个合作者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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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老师一怒之下撤回了原稿,改投《人民文学》,发表后,上影厂接下了《人民文学》发表的剧本拍电影，以《林则徐》作片名，由郑君鲤编导、赵丹主演。影片拍成后作为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作品,一举获得了成功，被评为解放10周年优秀影片之一。后来，叶老师调任上海戏剧学院,还担任过市政协的副主席，那可是在王、张、江、姚四人帮被粉碎以后的事了。
高中阶段,我迷上了写作和表演，班里的校文艺委员林文美、班文艺委员赵珍书、正副班长陆友根、樊玉林和小白脸陆贞国都是我的搭档。当时，叶老师指导过我自导、自演的多幕话剧《中秋之夜》和自编、自导、自演的快板剧《同学之间》，我和林文美、赵珍书、陆贞国还演过方言话剧《苏州两公差》。《中秋之夜》的演出最成功，我演派遣特务，林文美演特务头子，她给我逼真的一记巴掌，下台后让我埋怨了好一阵子。在赵珍书父亲的大力支持下，《中秋之夜》配备了布景、灯光、音响设施，到一些工厂和公司演出过,受到了好评。
这年，国庆和中秋正好是同一天，学校举行国庆文艺汇演,我班演出的《同学之间》得了演出奖和创作奖。这天晚上,文艺汇演结束后，我第一次单独陪陈雪兰到东门路码头过江去她浦东陆家嘴的家。我从此成了她家的常客。她家是一个红砖砌成的大宅院，是当地有名的标志性建筑陈桂春红房子，后来国家修缮一新成了“陆家嘴开发历史陈列所”。陈桂春是她的祖父,她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富家子弟,母亲严惠娟是个见过大世面的知识女姓，对我十分宠爱，我成了她家的座上客。
高中毕业那年,叶老师鼓励我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还毛遂自荐担任我的艺术指导老师。可惜，因为我体检查出视力有母亲遗传的红绿色弱，不能报考艺术类而作罢。不管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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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老师受排挤后的抗争精神,以及对我在西方文学艺术和戏剧表演等方面的熏陶与指导,是我终生难忘的。
物理老师厥德芬是我高二时的班主任，后来任学校教导主任。有一次物理会考试题特别难,年级里几位决定包送去苏联留学的高材生也只有得了70几分。而我一鸣惊人，得了80几分；尤其是一道关于原子弹结构原理的附加题，答对的就更是凤毛麟角,我却答对了。这个分数,一开始学校对我有怀疑,还查看了我几个邻座的试卷，才排除了我可能抄袭别人的疑问。而我却引起了厥德芬老师的注意,她在我毕业前推荐我报考大连海军学院,征求意见时，我提出自己从小志愿读文科,她又同意调整我报考外交学院，还让范祖根老师为我开俄语课小灶。后来外交学院由于政审没有录取我，辜负了她的一番苦心。
高三时的班主任是历史老师王涵雅,每逢上课提问没有人能回答时,她总是对我信任有加地说“还是让花月初来回答吧”，有时我也一时答不上来,就会感到莫名的歉意。填报专业时,她竭力建议我报考法律系,说我为人厚道、刚正不阿、辩才又好，是块从事法务工作的好材料。可惜我那时实在太偏爱读中文了,后来没有被外交学院录取重填志愿时，我还是选择了中文系,也辜负了她对我的厚望。王老师在同我谈起时还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为之，我给王老师写了一首七绝，表示歉疚：
自古师恩日月长，别时一掬泪纵横，
此生不遂清平志，做了法官也断肠。
我还有两位对待学生就像弟妹一样的老师,师生关系就轻松多了。一位是达尔文主义课的教师叫高铸九,人长得英俊潇洒,再三劝我们找对象要找非洲人,生下的后代才聪明；一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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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教师汤茜, 见多识广、八面玲珑,人称老克勒,与学生的关系特别好。她上课时经常拽住几个身材好的学生，同她一起做示范动作，跳舞迷小眼睛周汝霖是一个、篮球迷“老魁”叶和生是一个、张祥丰蜜饯厂小开黄浩明是一个,有时也会搭上一个我。这两位先生后来在1956年高校大发展时,都被提升做讲师、当教授了。
印尼归侨美术老师何若雨，一口潮汕话，是个百事不管的好好先生，他对我特别好。毕业前一年夏天的一个晚上，高二两个班在复兴公园搞活动。我同林文美化装成一对恋人,身份是侦察员,任务是进入“敌人”（1班）司令部活捉总司令。我和林文美化装成恋人的主意就是何老师策划的。我身穿一套黑西装、白衬衫、花领带，戴一架黑玳瑁眼镜，脚上穿一双祖父留下的黑白香槟皮鞋，手拿一根祖父用一两金子换来的司的克。这套行头除皮鞋和司的克外，也是何老师借给我的。
搭档林文美穿得像只花蝴蝶，一头长波浪，颈上戴一根珍珠项链，本来白嫩的脸上轻施薄粉，嘴唇上还涂了猩红的唇膏，活脱一个妙龄女郎，谁还认得出来？那晚,月亮刚刚升上公园里的法国梧桐树梢上，我和林文美突然从地下冒了出来，她的一支清辉似的玉臂挽在我的手臂里,我用司的克漫不经心地拨弄着路上的杂草乱叶，两个人缓缓穿行在公园中央林荫大道和两边的花丛草地之中，低着头似乎在窃窃私语，两对眼睛却像猎犬一样向四周搜索。
我们不到一个小时,就发现了敌方的司令部，并且突破了司令部的防线,直捣黄龙,活捉了敌人总司令－－贺华芳，（1班）一个最胖的女同学。我记得她本来也是天主教徒,表现积极、思想进步,在高中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还一起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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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师范学院。这次活动是我在中学阶段参加过的最成功、也最开心的一次活动，我和林文美本来就是舞台上的搭档，化装逼真、行动机敏,被评为优秀侦察员，当晚在复兴公园的大草坪上，我和林文美还穿着化装服饰双双亮相领了奖。
音乐课陆穗子老师是女老师中最娇小美貌的一个。音乐教室在后面小操场旁边,隔墙就是教堂里的大花园，当年逮捕龚品梅集团时，神父、主教们就是从此地走出来的。上课时，陆老师一边弹钢琴,一边教唱，同学们依样画葫芦跟着唱。我这个人天生缺少音乐细胞、五音不全,每逢上音乐课，总喜欢坐在后座靠花园的窗子边上,一则可以向花园里望野眼，二来也可以趁机看看闲书。
望野眼也有发现，花园里除了到处是有点甜味的殷红的兔子花外,还居然种了很多可以同陆老师比美的罂粟花。野眼看够了,我就看书。一天,陆老师发现了我的异常举动,她一声不响,反而在放学后让我跟她一起到她家里去。
她家在离学校很近的花衣街,是去我家的必经之路。原来,她爱人是位诗人,家里一房间书,都是古今中外的经典著作。陆老师指着书架说：“我知道你喜欢看书, 我这里有许多好书,你爱看哪一本就哪一本,看完了再到我这里来换，”她停顿了一下,放慢了语调一字一顿地说：“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看书前,先把书包好,归还时书角不能弄皱！”说罢她随手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厚厚的书,还特意取了一张白报纸把书包好了，才交到我的手里。我知道，这是要我爱书、不能胡乱看书的暗示。
我喜不自胜地翻开扉页一看：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我抬头望书架看，另外还有德国歌德的、英国狄更斯的、俄国托尔斯泰的、美国杰克伦敦的……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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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走进万国图书博览会，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从此,我从陆老师家里看了一本又一本、一发而不可收。武打小说不看了，通俗小说不看了，另外，还再也不在上课的时候看课外的书了。
终于到了毕业离别前，我还为全班许多同学、老师每人写一段话、帮助班级编了一本小册子，作为留给蓬莱中学的最后一点纪念。这本小册子，可惜后来也在文革时销毁了。
50年后，这些中学时代的老同学，在李良助、何家珍夫妇和贺华芳等的努力下，2008年8月，终于汇合了海内外二十几个同学和阙德芬、陈可贞、毛鸿铨三位师长，假座李、何上海寓內，相聚一堂了。
我是当年的拍档林文美向在房地产学校当教师的外甥偶然问讯时才被找到的。我引荐了陈文莘和唐葆祥，唐葆祥为此发起写了一首七律《蓬中同学重逢有感》，我和文莘欣然命笔唱和。
聚会后，我去阙老师家送了她索要的我的自传。未几，阙老师给了我她保存了半个世纪的那本小册子，还给我的自传写了一首充满激情的四言诗读后感。这首诗，还保存着当年老师对学生的母亲般的偏爱和温馨：
文笔流畅，读来轻松，真人真事，感人至深。诗歌润色，锦上添花，蒙冤受苦，催人泪下。甜酸苦辣，耐人寻味，词正理直，吐气扬眉。峰回路转，自强不息，拨乱反正，泰来否极。
次年，我见到了当年的“老魁”叶和生。回忆往事，把臂畅谈之后，他一时兴起，为我题写了“海上生明月，君情仍当初”相赠，居然是一幅绝妙好词的嵌名联，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了。 88
十八、上帝没有忘记惩罚我
高中毕业后，我和罗春德、陈文莘、唐宝祥几乎天天在一起复习迎考。可是习性难改，好不容易有了时间，我们白天还是上城隍庙春风得意楼或蓬莱市场文庙，看七省棋王谢侠逊、花柳科医生屠景明和维扬名家朱剑秋等好手的象棋表演。一壶茶、几只菜包子就可打发一个上午。下午我们就在城隍庙、昭通路和福州路的旧书摊和旧书店浏览各种旧书,看到中意而又力所能及的就买下来。一次我买了很多线装本的古书和诗集,罗春德开玩笑地说,看你什么时候读得完。不料这句话不幸而被言中，有的书,买回去后至今连翻也没有翻过。
到了晚上，才是我们开始复习的时候。四个人一起来到黄浦江边的木筏、竹筏上坐下来，任让双足淹没在江水中划动,手里翻开书本和笔记本，借路灯余光，或互相提问应对回答,或互相交流解题心得, 或海阔天空畅谈未来，有时，还随手捕捉在筏上爬动的小蟹、在水中跳跃的小虾……。
这段临考前、也是分离前的经历，还是值得回忆的，高中三年中,每周只有星期日才有机会四个人相聚在一起,临分离前能够朝夕相处,此生能有几何呢。
开考那天,我们四个人一早从南市横穿大上海一路走来，穿过中山公园、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参加考试。几天考试结束后，在家等通知真让人望眼欲穿,第一、二批红榜、黄榜通知我都没有收到，教导主任缪振亚老师一连说了几遍“勿来三”“想不到”，后来终于收到了第三批录取的绿榜通知：重填志愿。
去北大与俞平伯教授请教红学的机会没有了，去复旦向陈望道校长请教修辞的机会也没有了，只能在兰卅大学、新疆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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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子八一农学院、上海财经学院、上海外语学院、上海第一师范学院等几个学校的若干专业中选定一个了。
《圣经》记载,上帝创造了人类的祖先亚当后,对他说：
我没有给你特别的形式、特别的财产，所以你也许会得到并占有你所希冀的东西作为你的装备。我已使其它所有的造物服从限定的规律,唯独你完全不受限制。你能挑选并选定去做由你自己的意志所决定的无论什么样的人。为了你自己的荣誉，你应当成为你自己的主人和建筑师。你可以蜕化为一只动物，或者把自己提升到最高的上帝的领域。
如果上帝说这段话的态度是真诚的，那么他在造人的时候,就赋予了人成为自己的主人和建筑师的能力,甚至还允许人把自己提升到最高的上帝的领域，这简直同释迦牟尼的“人人皆具佛性”是一样的境界。
然而，自从我因龚品梅事件离开教会后,上帝却接一连二地剥夺了我作为一个人的自决能力，让我蜕化为一个动物，把我玩弄于他的股掌之中。
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啊：
在物质上,祖父蒙受不白之冤，我与祖母相依为命在死亡线上挣扎,你为何无动于衷、不伸援手？
在精神上,你为何让女婢和邻居之女的身影像毒蛇般的纠缠我，又让两个仙女般的可人儿在我眼前稍纵即逝；还让那个每天早晨去音乐室弹钢琴、常差原来是她同班的赵珍书给我传话送信、或自己在走廊窗缝中给坐在窗边的我塞纸条的贵族小姐似的陈雪兰，像镜花水月般的出现在我的生活当中？
在学业上，高中毕业前, 在叶元老师指导下，我豪情万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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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你却让我因为红绿色弱，不得从事艺术专业；我兴高采烈地接受了学校推荐我报考的外交学院,你又让残酷无情的政审说我祖父是反革命,将我拒之于门外，结果，我只落得一个重填志愿进第一师范学院、而后又因此当了右派的命运！
我当然不奢望自己有朝一日可以提升到上帝的领域,但是，我也不甘心自己可以任人摆布蜕化为一只动物。
思想家帕斯卡尔告诫人们说：“我们要关注灵魂,但无论如何不要轻视肉体，因为身体是灵魂的‘客厅’。宗教意识让人因外界、包括上帝的问题来怪罪自己,现代科学将自己的失落归咎于外部世界，在自己以外的一切事物中寻找自己不幸的根源。”
亚圣孟夫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上帝因为我背叛了他,没有委我以大任，没有益我所不能，却用苦心志、劳筋骨、饿体肤、空乏身、乱所为来惩罚我。
莫非这就是我的不幸的根源么？
莫非我的不幸真的就是不幸么？ 9 1
第四章 风
云突变
（1956.9－1958.2）
十九、终于跨进了大学门
由于我父亲早亡、祖父又遭不幸，祖母望子成龙，把花家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我的身上。小学毕业时，她要我去杭州西湖她小姐妹的机械制造厂做学徒，我说要读大学，没有去；初中毕业时，她要我同董贵民的孙子一起去求新船厂做练习生、学打样（制图），我说要读大学，又没有去；高中毕业时，她要我去徐家汇虹桥老街她过房亲张家的拉丝厂做工,我还是说要读大学，但有了一点松动，说考不进大学再去做工。于是，便开始了我考大学的苦难的历程。
电影学院由于自然因素不能考，海军学院由于个人因素不想考，外交学院由于社会因素考不进，只落得一个重填志愿的命运。我考大学的愿望经过一波三折，最终还是在重填志愿的机会中实现了。
鉴于一再拂逆了老人的苦口婆心,我在重新填写志愿选择学校和专业时，兼顾了志趣爱好和家庭因素。外语学院俄语系，毕业后干口语翻译，不去；财经学院管理系，我视数字为厉鬼，不去；兰州大学中文系和新疆石河子八一农学院，都合我性情，却因太远照顾不了老人，还是不去；最后填报了上海第一师范学院中文系两年制专修科。我一心只想早些毕业、早些工作、早些养家糊口，终于如愿以偿被录取了。
文莘、宝祥也都接到了一师院的通知，宝祥不愿读专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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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重考中文系也如愿进了一师院。只有罗春德，独自一人南下进了厦门大学历史系。但是，厦大华侨学生多、纨绔子弟多，他不适应，读了一学期，回上海第二年重考，被复旦历史系录取，读了一学期，他又感到政治气候的变化，激流勇退回家做小工。他似有先见之明，逃过了1958年反右一劫。
上海第一师范学院前身是1954年成立的上海师专，1956年高校大发展，升格为四年制，设立文、史、哲文科专业，各专业专科、本科兼收。另有桂林路的第二师范学院，则为理、工、音、体师范专业。1958年两院合并为综合性的上海师范学院，院址在桂林路；1984年更名为上海师范大学。
我考进大学后，老祖母为花家好歹出了第一个大学生而感到万分高兴。她走亲访友、四出相告，为我募集了入学经费，添置了服装文具、蚊帐被褥等必备的生活用品，一应俱全，只等报到。
学校地处市北民晏路，是原北郊中学旧址，当时已经算是偏僻的了。我从家里走到河南南路，乘66路公交车，途经北火车站，全程约一个小时也就可以到了，交通还算方便。
这个星期天下午报到，我终于跨进了朝思暮想的神圣的大学校门。
学校四周都是农田，下了车到学校还要走一段乡村小道，上午刚好下了雨，虽然已经放晴多时，而道路仍旧十分泥泞。只看见眼前是一片绿油油的庄稼，远处是冒着炊烟的农舍；只听得躲在树上鼓噪的蝉鸣，见了生人就狂叫的狗吠。我背着行李、迈着轻快的脚步，走在那条泥泞的小路上，一切都显得那么空旷、那么新鲜、那么好奇，禁不住从心底里发出了一声充满青春活力的呼喊：啊，生活多么美好、世界多么美好！ 9 3
报到手续很快就办妥，文莘在7班，我是21班。我的寝室在二楼，一个房间有4张叠铺，一张书橱和面盆架，中间床沿边上有两排课桌。我因为进寝室早，特意挑了一个临南窗的上铺。窗外有一大片草坪，和一堆小土丘，东面是学校大门，西面是“五爱厅”。第二天我才知道，同寝室只有一个在我下铺叫王梅仙的是同班同学，其它几个都是二年级的，其中一个叫方植祜的复员军人，很快成了我的好朋友。
我和文莘都按分配的房间放下行李后，迫不及待地在校园里外四处溜达起来。教室和学生宿舍都围在校园中央大草坪的边上，办公楼、图书馆、阅览室、体操房、学生食堂和教工宿舍，也都一一分布在四周。
走出学校大门,向北折返西行不远处有个“闸北公园”，公园内有个“宋教仁墓”；稍远处还有一个安葬达官贵人、富商豪门墓地的“联义山庄”。公园和山庄成了我们后来经常去散步聊天的地方。
天色渐晚，眼看快到吃晚饭的时候，我和文莘回到学校，只见学生科门前人头簇拥，在人群中，我发现了初中时的老同学徐维纶。原来徐维纶初中毕业后，考进沪南体育场旁边的两江中学读高中，高中毕业后也考进一师院中文科。他和人群中的其它新生，因为没有分到宿舍、天天要走读，正在向学生科询问情况、要求住读。
学生科科长赵炳文答复，因为学校今年扩大招生，新的学生宿舍一时没有造好，学校决定，先让一部分家庭离学校近的新生走读，等待新宿舍落成后再安排住读。没有分到宿舍的新生一时意见纷纷。
刚走进大学门第一天，又碰到了多年不曾谋面的老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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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潜意识中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念头油然而生，便同徐维纶一起走到那位赵科长面前。
我说：“我家住在大东门，他家住在小南门，我家离学校比他家近，为什么我住读、他走读？按照你刚才说的规定，我和他应该换一换，怎么样？”说话时，我是作好调换的准备的。谁知我此言一出，大家纷纷互相询问，秩序大乱。
赵科长竟然语塞，匆忙之中，既没有将我的房间调换给徐维纶，也没有坚持徐维纶走读的决定，倒是马上给了徐维纶一间底楼的好房间。徐维纶对我自然是感激不尽，我对自己的仗义和机智，也觉得有点成就感而飘飘然。
后来，不知学生科是如何应付这个局面的，我也不知道在没有及时向学生提供足够的宿舍，对走读的新生事前没有说明情况、做出仔细合理安排的事件中，他们应该承担多少责任。当天吃好晚饭回到宿舍时，学生科有人却在我寝室桌上留下了一张便条，写着：花月初，请你明天上午来学生科面谈。
我那时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也不考虑要我去谈什么，心想，反正八九不离十是有关宿舍的，真有什么其它的事，是会再来找我的，第二天没有去。学生科也没有为这件事再来找过我。常言道“出头椽子先烂”，风起于青萍之末，这件小事，莫非也是一年以后那场大劫难的起因么！
二十、院长、教师和同学
我进师院时的院长是廖世承，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回国后，曾任光华大学教育系主任，是我国三大中等教育专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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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廖院长身材颀长、慈眉善目、平易近人，身穿一袭长衫，步履飘忽，犹如玉树临风，深得全院师生爱戴。他在全院师生大会上，惯用一声醇厚甜美的嘉定口音作开场白：“同学们，朋友们，我们今天来开个会”总会引来一阵热烈的掌声。
学院党委书记叫陈云涛，看上去倒也十分和蔼可亲，只是那个叫苏宁的副书记，让人感到有点咄咄逼人、气势汹汹。还有两个院长助理，一个叫王其元，一个叫宋兰舟，也是一柔一刚、一张一弛，相得益彰。
当时中文系系主任覃英，是作家王鲁彦的夫人，卑微如我区区学子从来没有机会同她接触。不久，系主任由研究鲁迅的理论工作者、作家魏金枝担任，他也是绍兴人，讲话语调也像鲁迅一样的晦涩难懂。
师院中文系师资力量雄厚、人才济济，可说是卧虎藏龙。楚辞专家马茂元、《上海－－冒险家的乐园》的作者包玉珂、《凯旋门》、《苦难的历程》的翻译家朱雯，都是学校的大牌教授，还有偶尔请来客串兼课的复旦大学民间文学专家赵景深教授，和杂文作家王若望，论到他们讲课，梯形教室里总是座无虚席。那时候倡导苏联的教育理念，要求学生独立思考、自由支配时间，只要有空余，学生可以选择学科或教师听课。我就是经常喜欢挑着听课的一个学生。
但是，学校教师中间也有一些怀才不遇或是学非所用的老夫子。章炳麟“小学”关门弟子王乘六，被学校在苏卅巷闾之间发现，招募进学校开古汉语课，可怜他是曲高和寡、碌碌无为。曾被国民党关押在南京大牢的段念慈，也因为孤芳自赏、形单影只，受到排挤，只能教教古文、写写旧诗聊以自慰。遭遇更为不济是，曾被鲁迅批判过的作家胡山源、风云人物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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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之父诗人姚蓬子，都说是五四余孽鸳鸯蝴蝶派，而只能在图书室当个资料员，了此余生。
进了大学，换了一个教学环境，听大学教师上课，不论是开课助教、讲师还是教授，相比中学完全不是一码子事。大学教师有资历、有学问，有专长，著作等身，但是，在给我上课的教师中，除了中学教师出身的学校工会主席徐群法，和教育法与教材教法的几位教师外，没有几个懂教学方法。绝大多数教师一上讲台，就“江西人钉碗自顾自”唱独脚戏。
古汉语教师王乘六有如中学时的吴公寿先生一样满口苏州兰青官话，十分动听，可惜他开的课内容太深、听不懂。现代汉语语法教师徐重人口齿混浊、像含了一枚橄榄，听不清。古典文学教师段念慈虽然旁征博引、声情并茂，但他的四川方言太重，发音太低，听得太累。莘莘学子满腔热情听他们三个人的课，如坠云雾之中，受尽了折磨。我全凭高中阶段吴公寿老先生为我打下的一点基础，在举班昏昏、我也茫茫的情况下，稀里糊涂被推荐为古汉语和古典文学两门课的课代表。
只一、二年大学生活，我有一个体会：当中学教师难、当大学教师易；做中学生难、做大学生易。其实，大学教师与大学生似易实难。如何当好大学教师自不待言，而要做好大学生，一是要学会感受教师的人品、魅力，二是要领会教师的治学态度、方法，三是要加强自学、向教师多请教，以求解惑授业。大学生要学到知识，功夫在课外。
一次，王乘六先生问我：“你愿意不愿意跟我学一辈子而一事无成”，当时我没有准备、无言以对。后来，我才知道“小学”是门绝学，与我的性情不相容，我只能知难而退，终于未能走上这条章太炎先生的绝学之路。 9 7
段念慈先生原是四川大学的教授，在三、四十年代，他同郭沫若一样，也是有少将军衔的武职文官，因为反蒋拥共被关押在南京监狱，直到全国解放。一次他对我说：“郭沫若是个拍马溜须的软骨头小人，就凭几块乌龟壳壳（甲骨文），当上了科学院院长，除了会写诗没有什么了不起，人品嘛，差得很！”
其实，文人相轻古已有之，不足为怪。段先生自己也爱写诗，尤其擅长写旧诗。一次，我写了几首诗去先生的小楼，请他修改。他摇头晃脑吟咏片刻后，不禁喜形于色说：“好！好！格律虽失谐、韵味还很浓，王勃当年也是这般开始写诗的。”说罢，只见他终日凝重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一丝笑容，铺纸挥毫，稍顷成诗一首：
落落空庭鸦啼时，花君送我两首诗。 花君年少且好古，吮笔濡墨见深思，李杜朝夕手一册，高歌低咏情所系。古诗古文皆血泪，点点滴成后世师。老朽且喜毛诗教，为教离骚日迟迟，空怀汉赋情未切，教罢史记欲何之。治学自当共切磋，花前月下好读书。项也刘也皆继起，斩关何用一夫力。融融冬日诚可爱，南楼北楼皆可偎。何日会吾侪？竟日尚徘徊，何日会吾侪？竟日尚徘徊！
诗中所说“南楼”指学校大牌教授、衮衮诸公的住宅区，“北楼”是说段先生孤身一人独居的小红楼。先生解放前在南京监狱被折磨得一身是病，家属全部在四川老家，生活不善于料理，房间里到处堆满了书，书上尘封了厚厚一层灰，连写字桌上也是灰，只有写字手臂压到的部位、和手边几本常翻的书，才是干净的。先生身边确实需要一个人帮助他了理生活琐事，这也是我经常到“北楼”去的一个原因。
段先生教完史记后，大一上学期也就结束了。第二年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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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下学期的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就由徐群法老师给我们上课了。
徐先生头上终年戴一顶褪了色的压舌帽，脚上拖一双后跟翻在脚底下的黑布鞋，手里不拿书、不拿讲义，却拿了一把小茶壶，上课时，时不时的呷一口。我想他这壶茶怎么喝不完，一次课间休息，趁向他提问的间隙，偷偷揭开壶盖一看，壶里装的不是水，是白酒！原来徐先生讲课绘声绘色、中气十足，还有酒的一分功劳呢。
尽管我和同学们都很喜欢徐老师，但是，我还是更想念段先生，经常去小红楼看望他。
一天清晨，春雾弥漫，上午头两节没有课，我去看望先生。那是一幢在绿树掩映中的清水红砖小楼，踏上二楼先生的书房，只见先生正在轻声吟诵，我上前一看，是先生刚写好的一首五律《咏雾》：
正恐高轩过，忽惊碧玉丛，千花归老眼，一径隐寒空；仿佛垂经帐，何曾识马融，诸端皆变幻，困煞楼头翁。
马融是东汉儒学一代宗师，段先生自比马融，可谓用心良苦。情由景生、情景交融，全诗40字，未曾出现一个“雾”字，却句句写雾、字字皆愁，把先生的孤独、无奈、慰藉、憧憬，宣泄得力透纸背，实在是一首难得的好诗，只是太凄凉了一点。
先生把诗送给了我，还对我说：“希望你毕业后，我来推荐，留在学校做我的助教，从帮助我整理、誊写书稿做起，然后再做你喜欢做的学问。但是，现在先要把各门学科学好。”我知道，先生是个《诗经》专家，当时正在写《毛诗考》。
不幸的是，有如王乘六先生对我兼有希望和试探的询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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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段念慈先生对我一往情深的邀请，也因为不久就要发生的变故，都未能如愿。这既是我的不幸、先生的不幸，更是社会的不幸、时代的不幸，是劫难，是天数！
后来我在新疆时，把先生给我写的七言古风，修改重写后转送给我的好友宋金石，还把先生的五律《咏雾》收在我的《流星集》中，以示永久的记念。
1956年，上海高等教育大发展，高出十几倍于如我这些应届毕业生的在职干部、复退军人（统称调干生），千军万马一起走上高考的独木桥。那时候，我们一个班二十几个同学中，应届毕业生与调干生平分半壁江山。
我进师院最早新相识的两个同学，一个是同班的应届毕业王梅仙，一个是二年级的调干生方植祜。他们两个都是浙江人。
王梅仙风流倜傥，近视而且重听，上大课总是与几个公子哥儿争着挨近师院校花张惠玉坐。他课余时间有一个爱好，喜欢唱唱评弹，蒋玉泉的《杜十娘》、《宝玉夜探》唱得琅琅上口、凄婉动人。我也喜欢评弹，因此就也喜欢上这个人。但我在师院新结识的第一个好朋友却是调干生方植祜。
方植祜是个高个子的复员军人，他不善言辞甚至有点含羞。他崇拜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喜欢《飞鸟集》、《园丁集》和《吉檀迦利》。我受他的影响，后来也十分崇拜和喜欢泰戈尔这位东方圣人。方植祜摹仿泰戈尔，写了一首散文诗发表在文汇报上，他用所得的稿费买了飞机票去杭州玩了一次。回来后还津津乐道杭州的风景名胜。
他后来知道我也爱写诗，便有了惺惺相惜之意，常在深夜万籁俱寂的时候，把我叫醒起来推敲他在睡梦中萌生的意境、构思或字句。 100
一天傍晚奇热，我们打好饭菜后端到食堂外树荫下的草地上野餐，我们边吃边聊，他说，人生三个阶段应该住三个地方：年轻时去北京求学，可以接受传统民族文化的熏陶，打好文化基础；中年时要到上海发展，搏击商海、广积资产，奠定物质财力；晚年时应去杭州定居，颐养山水，陶冶性情。
他说，他的家乡在富春江，风俗民情和自然景色，更比杭州好出许多。家乡的大榕树，几个人合围也抱不住，榕树上蔚蓝色的天空，薄絮一样飘飞的云；榕树下，河水清澈得可以看见在河底自由游来游去的鱼，真是人间仙境。他许诺“什么时候一定带你一起去。”
方植祜啊，你食言了！你先我毕业离开学校去了新疆边陲喀什，从此再也没有联系。而今，你在哪里呢？是成了戈壁滩上的“泰戈尔”？还是重返人间仙境富春江了？
在我同学中，还有一个浙江考来上海的应届毕业生叫滕树彤，他特别擅长摹仿苏联的伊萨柯夫斯基的新诗，他用“白莎”作笔名写的一首“球场上的那个小伙子”在院刊上发表后，一鸣惊人，从此全院师生只知有个白莎而不知滕树彤了。
我那时除了担任两门课的课代表外，在班中是默默无闻的，滕树彤当时对我是不屑一顾的。第二年，中文系高年级同学陶泽爽发起成立“诗友社”，编发《浪花》诗刊，不知他受谁的推荐，邀请我负责旧体诗的编辑事务。滕树彤是在新诗组，这时，滕树彤才不再对我不屑一顾了。
当时，同班还有一个与我有共同爱好的同学是蔡寿春。一次,全班同学一起到女生秦秀朴府上去，见她家藏书很多,蔡寿春和我都同时喜欢温庭筠的线装本《花间集》，从书架上取下后就爱不释手。秦秀朴见情就让我们带回学校去看。我向蔡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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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提议，我们都喜欢这本书，穷学生买又买不起，不如花点功夫，把她抄下来吧。
从此，每天早自修时，抄写《花间集》，就成了我和蔡寿春的必修课。第二年，唐宝祥进师院，《花间集》早抄写完了，早自修时，我又跟宝祥学书法了。半个多世纪后，蔡君偶见书市廉价书柜中有《花间词》，购得两册，一册送给我作为纪念，他在扉页上题了“与前事连缀成篇，也续一段佳话”。可惜的是，我的那册手抄本，在文革中已经作为四旧，一并销毁了。
老同学中同时进一师院的有陈文莘、徐维纶还有林文美。我同林文美是蓬莱中学的同班同组的同学，进师院后，便没有过多的交往。而我与陈文莘和徐维纶的友情，倒是越发加深了。
我与徐维纶常在课余时间，一起在他寝室的窗前空地上打羽毛球，因为有点水平，倒也能够招徕一些人的围观。后来，徐维纶写的小说曾经在年级中讨论，他成了新闻人物。我常去他寝室，同他班上的凌其成也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我与文莘自1948年就开始同学，一起进师院后，两人友情自然非比寻常。我们除常去闸北公园和联义山庄，徜徉在草木和墓碑之间、纵谈一己的得失和天下之兴亡外，还为减轻经济负担，周末节假日也不常回家，两人索性在学校作伴读书不懈。
记得当年星期天早餐是豆浆、馒头、稀饭，佐以酱菜、素鸡、肉松、蛋松和笋豆。这笋豆粒粒饱满、酱色红亮，咸中带甜、鲜糯无此，既可佐餐、又可零食，成了我和文莘这个当年的香瓜子大王的至爱。我和文莘每个星期天早餐后，每人总得多带一茶缸笋豆回寝室，以资读书和闲聊时慢慢享用。
最有意思的是，这年国庆节晚上，申城市中心华灯初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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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辉煌的夜空烟火灿烂，犹如金蛇狂舞。我和文莘耐不住校园乡村般的寂寞，突发奇想，从民晏路走到北火车站，感受节日的狂欢。到了北站，我们走进一家饮食店，一时兴起，要了葡萄酒和几碟小菜，频频对酌起来。
我们都不善饮酒，一会儿酒色上了脸面，未免有了一点醉意。邻座一位也在吃宵夜的妙龄女郎，真的是国色天香、婀娜多姿，我们禁不住对她多觑了几眼。她或许自以为感到了什么不安，一碗葡萄干粥只啜了几口，就起身离席而去。这时候夜已深沉，店内食客稀少，我和文莘仗着酒兴，看到美人吃剩的粥中还有几颗殷红的葡萄干，出于怜香惜玉、爱屋及乌，竟荒唐地用筷子争抢着夹起来细嚼。事后想想这种丑态，至今忍不住还要哑然失笑。
二十一、导演、元帅和流感
刚进师院不久，学校话剧团贴了布告，在学生中招收业余导演、演员和灯光、舞美人员。同时进一师院的中学时代的老搭档林文美怂恿我去试试，我也想弥补未能报考电影学院导演系的遗憾，便欣然应试了。
当天，三位主考官中，我只记得有一位是刘耀华，他提了几个常规的问题后，要求我即兴表演一段。
我那天表演的是，曾由我在中学时导演、主演过的《中秋之夜》的第一场幕启后的一段戏，是我演的那个台湾派遣特务“大江”，在中秋节晚上，潜回祖国大陆沿海渔村时的情景：大江蹑手蹑足、探头探脑走向舞台中央，仰望头上的一轮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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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又环顾四周，惊异家乡的巨变，用脸部表情和眼神的变化，流露了充满矛盾的心理，接着深沉地长叹了一声“啊！这是我的家吗？”
也许是那个带着颤音的“家”字征服了几位主考官。只见他们相视点了点头，说了一声“停”，全部考试不到15分钟便结束了。第二天学校张榜公布了录用名单，导演是我和广播室的安徽籍同学李震声。刘耀华和李震声后来也都遭殃成了右派。
我不知道林文美有没有去应试，只知道她进了学校的舞蹈团，我在一次学校举办的文艺汇演中，看过她的拿手好戏，柔若游丝的“劳动舞”纺棉花、梳着许多辫子的“新疆舞”的扭头耸肩，她在我同学中，算得上是一个多才多艺的。
我担任业余导演后，在话剧团，倒是新结识了两个艺友。一个是吴泽衡，此公是个多才多艺的风流人物，在我导演、他当男主角的一个独幕剧中,他要求我，把他同施美华演的女主角的拥抱接吻的时间，安排得长一些再长一些。后来他俩弄假成真，做过一段时间的恋人。
他还是个舞迷。学校周末的舞会都安排在五爱厅，他是每周必到、每曲必跳，乐曲一起，直跳得天旋地转、天昏地暗，满场飞舞的都是他的人影。那时，我和陈文莘、徐维纶都是老古董，我穿了件长衫来到舞池边，我们指点江山、说三道四，那个姑娘貌若天仙、那个小伙赛过潘安，那一对舞姿曼妙、那一对步态龙钟……我们是，君子动口不动脚，只说不跳。
我们后来叫吴泽衡“乌贼”，这是他按自己姓名的谐音为自己取的绰号，他给我或其它好朋友去信时，就画一只乌贼作为落款。 104
当导演后，我还结识了一位做演员的女同学。我和她倒没有排过什么戏，只一次偶然发现，好几个晚上在阅览室上夜自修，她总会出现在我对面的座位上。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她早到，是我坐到她的对面了。后来感到她经常藉口说要同我对笔记和看我的笔记；或者说自己钢笔没有墨水了，向我借钢笔、滴墨水，趁机说上几句话。从此我只要进阅览室，便和她心照不宣坐到了一起。后来由于出了变故，我自动退出了话剧团，她仍然一往情深地鼓励我去话剧团参加排练。
一次周末，我和她在回家的公交车上相遇，她要我告诉她我的家庭地址和情况。有鉴于当时家庭的处境，我一门心思只想读好书，毕业分配有了经济收入可以赡养老祖母，哪里还有心思谈情说爱，尽管我明白她的意思，只是强忍着内心的冲动，佯装着糊涂敷衍了过去。我对她竟连姓名也不曾过问，更遑论互通住址了。过了50年遇到刘耀华，我才知道了她的真名实姓。如果不是自作多情，我只是又增加了一个为之负情的人，莫非这也是上帝对我的惩罚么？
1957年春一天，学校通知话剧团全体成员，第二天要去人民广场参加欢迎伏罗西洛夫的大会。我和正在排演“放下你的鞭子”的吴泽衡，和演“雷雨”的杨善良都要去。杨善良是个解放前就参加革命的调干生，他扮的鲁贵，音色醇厚、神态幽默，至今似在眼前。52后，他做88岁米寿，我为他拟了“上善无形经日月，贤良有寿望期颐”的嵌名联，博得“鲁贵”式的拱手。白发苍苍的他，还记得起当年参加欢迎会的情景。
伏罗希西洛夫大元帅是苏联的人民英雄，尤为年青人所敬爱，有机会参加这样的活动，大家自然十分高兴。
这天晚上下了一夜春雨，熄灯后我睡在床上，斜眼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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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远处教室里灯火通明，是有人在制作明天用的标语横幅。我侧耳听着大草坪里的青蛙象唱歌一样的叫声，辗转反侧、难以成眠，得小诗一首，至今还能记下这样几句：
唰唰唰、唰唰唰，小伙子写字作画，是为谁灯火通明？咕咕咕、咕咕咕，大草坪里的青蛙，是为谁叫个不停？浙沥沥、淅沥沥，春夜春风春雨，是为谁接风洗尘？都是为了你呀，英雄伏罗西洛夫，我们尊敬的贵宾！
第二天，我兴高采烈地带着我的小诗、带着我的崇敬，来到了人与红旗汇成大海的人民广场，我站在主席台下面中间的前排，等待着那激动时刻的到来。
当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宋庆龄、贺龙簇拥着伏罗西洛夫一齐走上主席台时，当面色红润、满头金发、体格魁梧的大元帅向广场人群频频飞吻时，我热血沸腾了，心都要跳出来了。
这天大会主持人是刘少奇主席。宾主就座后，只见伏罗西洛夫在笑着说什么，原来他对贺龙元帅提意见，要他少抽烟，贺龙当即表示接受意见，会上不抽烟，并立刻掐灭了手中的烟头。但伏罗西洛夫得寸进尺地要贺龙把烟戒掉，而贺龙却诙谐地反诘：要说戒烟恐怕不行，香烟是纳税大户、对国库有贡献，你说这个烟该戒不该戒？两个元帅的一番唇枪舌剑，主席台上几个人笑得前俯后仰，气氛融洽极了。
这天，大会司仪是当时讲上海方言的著名主持人范良佐，台上发生的情况，都是他通过翻译后向全场传递通报的。
参加这次活动后感慨有三：一是能够近距离靠近这么多国家领导人而感到莫大荣幸；二是亲眼目睹了中苏两国领导人之间高唱的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三是具体感受到当时确实是我们国家解放后欣欣向荣的大好时期。谁知，不久牢不可破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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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空话，欣欣向荣也出现了转折开始倒退。
1957年春，上海还发生过一场大范围的流行性感冒，我和许多学生被感染上之后，学校专门辟出一幢楼作为临时隔离病房，我和其它流感患者，都住进了隔离病房。
住进病房以后，终日打针吃药、无所事事。百无聊赖之际，我突然想到了一夜西北风后杨家渡街垃圾桶里的饿殍，想到了高高在上的万物之主的上帝。病中迷迷糊糊的我，对上帝是否善良、是否万能，甚至是否存在，再一次提出了疑问。
我想，上帝如果是善良的，为什么给人这么多的疾病、痛苦和灾难？上帝在新旧约中的答复是因为人心变坏，所以用疾病、痛苦和灾难来惩罚他们。有鉴于此，我不禁又要问上帝，既然你是万能的善良的，人类又是你创造的，难道你不能不让人心变坏而因此受苦么？除非你不是万能的善良的……
在万恶的流感病毒的折磨下、在40度高热的半昏迷状态中，我想起了刚刚学过的屈原的《离骚》和《天问》，我对上帝发难了！我在病床上，一口气写下了，66行大逆不道的、讨伐和规劝上帝（后来却被想当然地对号入座曲解为骂共产党）的《天骂篇》。
那年那时，我刚好20周岁。
二十二、浪花、咏怀和天骂篇
欢迎伏罗希洛夫的小诗寄给院刊后，二年级中文系的陶泽爽，找我商量开辟一个学生发表诗作的园地。经过商量，决定成立《诗友社》、编发后来被称之谓同仁刊物的《浪花》。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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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莎负责新诗组、由我负责旧诗。现在想来，真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自己只是受吴公寿先生影响喜欢读读旧诗词，有一点旧诗词的感情基础罢了，“负责”云云如何担当得起？继而一想反正有段念慈先生做靠山，就这么说上就上了。
不久，我就收到一位习作者丁山寄来的诗，要求在《浪花》上发表。我反复推敲来稿之后，认为无论从内容到形式，与格律诗、甚至与一般的诗，都相差甚远，便批上“热情可嘉，基础勉强；李白杜甫，朝夕一册；百尺竿头，更上一层”的评语，作了退稿处理。不料，这一退稿，恐怕就闯下了弥天大祸。
后来，好心人相告曰：丁山者，学校政教系系主任也，你是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头上拍苍蝇了。此人究竟是不是系主任丁山，我至今仍是不得而知，只是从我后来的遭遇来看，是的可能性似乎更大。
大二时有习作课，由俄语翻译家项星耀先生任教。一次项先生讲了新诗的鉴赏、意境、修辞和遣词造句后，布置学生下周交一首诗作。
当时上古典文学课，徐群法老师讲唐诗专门分析了杜甫的《自京师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首五言古风为我们后人留下了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名句，我摹仿这首诗的题目，联系自己的身世，写了一首《咏怀二百字》。这首《咏怀二百字》连同其它旧作后来一起销毁了，但至今我还保留着已经写进《述怀》的这样几句咄咄逼人的残句：
冉冉孤生竹，稚子常不幸，世乱鸦雀噪，鸾凰失知音。庸人窜我室，绝少有贤人，鼠辈擅弄权，杀我堂上亲。我乃刚烈儿，忠义幸尚存，两袖清风举，空怀桃李心。
我便把《咏怀二百字》和在患流感病中脱稿的《天骂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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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交给了项老师。也许是我没有听清楚项老师只要求交新诗，而把旧诗也交了上去，他对五古《咏怀》只字不提，而对《天骂篇》极是欣赏，给了5分不算，还加上“立意大胆、想象丰富”的评语。同班周道南当时称道《天骂篇》有建安风骨。
周道南也许同我一样脑后生反骨，恐怕项先生也只是一个书呆子吧，他怎么也没有觉得天是骂不得的。不久“立意大胆、想象丰富”的叫骂，阴差阳错地骂出了一桩颠倒是非的冤案！
反右开始以后，学校有个文学概论六级讲师商韬和助教柯大壤大动干戈，联名在院刊上发了一篇洋洋洒洒数千字的批判文章，还有幸附了我的《天骂篇》，不免使我受宠若惊了。
感谢我的好友、一师院天字第一号学生右派头头徐庆祯兄，为我保留了院刊批判文章所附的我的这首诗的原文。为对自己负责、对后人负责，我必须抖去历史的尘埃，将这首，但愿能彪炳千古、警示后人的敢于骂天的诗，一字不差地，记录在我的自传之中：
天 骂 篇
57年春，沪上流感肆虐，余染之，隔离于就读学校之临时病房。盖因病中之苦，念及少时受教天国伦理之惑，辗转反侧，百思不解，愤然命笔，效屈子之天问，乃作是篇。
呵，天！我要骂你，骂你荒唐，骂你无情，骂你，骂你的糊涂。
我骂你荒唐，你野蛮地拘留过春光。你将百花幽禁在深殿，你叫冬魔霸占了世界，要不是人们继次的催促，以及春神她自己的挣扎，谁知她能否回到人间。年年都是如此，谁知你安的是什么心眼，你难道不明白，花园里最欢迎的只是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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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骂你无情，你忘尽了人们给你的恩典。早在难以查考的年代，善良的人们唤醒了你的沉眠。五千年前一个遗忘了的日子，共工氏怒触不周之山。你受伤了，满脸布着昏暗。多亏女娲的热肠，耐心地给你治伤。你好了，长大了，忘记了这一切。
于是，你怂恿风暴猖獗，你掀动江河泛滥。冬日，你拼命吸取大地的热力；夏天，你又喷吐干旱的火焰。你驱使了无数病魔，任它们放肆、扰窜。这是为表示你一点点尊严，还是想告诉人们说你是不可侵犯？不，不！这些无非是证明了你的忘情，以及可怜可恶的傲慢。
我骂你糊涂，你撒下了种种手段，企图达到你卑鄙的心愿。果然，有时你也确是十分诱人，你显得那么透明、那么碧蓝。你也曾为人们做过一些好事，然而，这不值得挂在口上夸谈，那不过是你的本能、义务和责任。告诉你莫再孤高自赏，睁开眼睛看看今天的下界。
看见了么，那泛起红光的地方，有多少支智慧的宝剑，它们脱鞘而出，闪闪发光。如果为了需要，他们马上可以戳破你的虚伪、你的无力和你的残暴。别以为他们是如何渺小，岂不知你自己就是他们所造。
他们授予我，诗人的口舌以力量。我责骂你，然而也同情你，只要，你愿真心地皈依在真理的门下。然而，这也是你唯一的正道。
起风吧，轰雷吧，注雨吧，叫吧！
医治你混身的疮斑，吐尽你满腹的愚昧，争取复元的那天，用你诚恳的忏悔和眼泪。
好友陈文莘在过了45年之后，重新看到了这首诗，他说他“心灵受到了一次震撼”、“一股莫名的惆怅袭上心头”，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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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了一封长信。
他不无溢美地说：“你因骂天至右至极，但它也成就了你，否则你也许不会有如此丰富的生命内涵的。”“要不是当年那场远烈于‘焚坑’百千倍的文字狱，我们中国诗坛也许又会多一颗熠耀之星的。”
他言之凿凿地说：“当年你在酝酿构思时，你的初衷确是心无旁骛的，你只是苦于流感之累，本意是对宗教伦理的一种批判，毫无触及时政之心，但‘有幸’被开掘、提炼、升华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语），当你昔日的诗作被融入生活的现实时，倒的确被你‘不幸而被言中’了，你也仿佛变成了有惊人预测力的‘大预言家’了”
他悲天悯人地说：“你对时下大小污吏的揭露、鞭挞，岂止是入木三分，而应视之为入骨三分呢！”你骂天，“责之深，缘于爱之切，诗人的愿望，真诚而热切。诗人无辜，终获深咎，良可悲也！”
这是一位，那时刚好在对党的干部开讲先进性教育的党校教授，发自内心深处的击中时弊而为时代忏悔的肺腑之言。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文莘也！然而，枉为无辜的，又何止于我一个呢！
但我因写了这首诗而得名，老友至今还昵称我“花诗”。
二十三、山雨欲来，波谲云诡
根据同时性原理，世上万事万物的表现形式都是偶然的，无数个有意义的偶然，就像宇宙中的无数个星星，星星合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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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构成了宇宙，偶然性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必然性。所以，必然性必定表现为偶然性，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的。事物的本质是必然的，而其表现形式却是偶然的。事物时时表现出它的偶然性，却处处最终都又是必然的；也可以说，一切事物都是偶然的，离开了偶然性根本就没有必然性。
我来到人世是偶然的，我成为天主教徒又退出教会是偶然的，我几经周折进一师院是偶然的，我重逢徐维纶又要求与之调走读是偶然的，我负责《浪花》旧诗组给丁山退稿是偶然的，我患流感摹仿《天问》写《天骂篇》是偶然的……然而，我却因为《天骂篇》而将招徕一场弥天大祸，你难道能说，这不也是偶然的么？能够想明白这一点，心胸境界才能坦荡荡、立身处世才能无牵挂；凡此种种才能随遇而安、逢凶化吉、曲径通幽、柳暗花明。这是什么？是阴阳、是八卦、是变化；是智慧、是悟性、是人生！
1956年整风运动从党内转向了党外。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社会上、报刊上各种言论铺天盖地；学校里也不例外，贴大字报的贴大字报；上自由讲台的上自由讲台。我呢，不问不闻，概不参加。寝室、教室、阅览室，三点一线，我行我素。
也许是为了生怕打草惊蛇，也许是在某一个环节上还没有把我排上黑名单，也许是有些事和活动本来就无关宏旨，一段时间内，我照常出席了欢迎伏罗西洛夫的大会；我照常接受了由中文系推荐的新华社一个叫何其烈的记者要我介绍学习经验的采访；我照常参加了由团市委组织的历时一个月去青岛避暑的大学生疗养团；我照常成为总部设在华师大的大学生科学研究会诗歌组的成员；我照常导演“放下你的鞭子”和反右斗争已经开始时新编的反映北大学生反右题材的剧本。 112
尤其是这年夏天的青岛之行，可以说是我学生时代的巅峰，成了我人生旅程中的一个分水岭，它同多事之秋的1957年一样，也是我永志不忘的一个里程碑。
在去青岛前还发生过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这是一件关于心理学考试的事。几门课的考试，我考得都很轻松。不论是闭卷还是开卷，我都烂熟于胸、挥笔而就。
至于汉语课考试，采用形式新颖的面试，学生先进预备室，自行抽取试卷，稍作准备后，逐个进考场。考场内，三名考官一字排开、轮番提问。我从容不迫、娓娓道来，说得慢、却完成得快，不消五分钟，教师便点头称是，考试结束。
问题出在心理学，这是师院新开的一门学科，华师大调来的黄庚生老师要求学生独立思考、不拘一格、灵活解题。那次考试结束，互相对了题目答案后，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几道大题目的答法我与别人大相径庭，放暑假我就要去青岛，担心这门课不及格下学期开学前要补考，所以我问黄老师，能否先查一查我这门课的成绩，如果不及格，我带了讲义、笔记去青岛，空闲时可以复习，回校后参加补考。不料查下来，心理学我竟考了5分，而且是仅有的两个5分中的一个。
原来，黄先生的评分标准是：答题要用自己消化理解后组织的语言，完全照搬课本、讲义的，全对也只给4分。我读书，从小到大不肯死记硬背，上课搞懂了，考试临场再发挥，算是对上了号。我这就一身轻松地在高阳路码头乘船去了青岛。
在船上，我们巧遇名导演石挥导演的《雾海夜航记》开拍，一连两天，我不但有机会一睹名导演为拍日出在甲板上前呼后拥的风采；还有幸在大导演的号令下，在剧情安排轮船遇到风暴、一个军人挺身而出挥手高呼“同志们，这是一个严峻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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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的场景中，当了一次群众演员。
一路上海天一色、浩瀚壮阔，过了两天两夜，便到了青岛。
这是一座山城，南濒黄海，太平角、汇泉角拱卫左右，湛山、太平山环列于北。盛夏气候适宜，游人似鲫。市内地势起伏，花木葱茏；粉墙红瓦绿荫，曲径逶迤；滨海山光水色，交相辉映。学生团在大学路小学下榻，对面就是出了一个敢向红学泰斗俞平伯叫板的青年学子李希凡的山东大学。
在这个人间仙境里，我们天天下海游泳，天天下馆子吃海鲜，我还记得：一盆炒面一角、一杯生啤一角、一只清蒸大海蟹也是一角，每每吃得眉飞色舞、大快朵颐。
在没有集体活动安排的日子里，我乘火车抽空去了一次烟台，去看望因后父工作调动到烟台的母亲。我见到了阔别多年的母亲和桂初，还有母亲同后父所生的荣初、平初、明初几个弟弟（母亲生了七个儿子）。我们一起下海戏水、游泳、拾贝壳，这几天是我同兄弟们难得相处在一起的快乐的好时光。
团队在青岛去过崂山就回上海了，在崂山登上顶峰的一瞬间，成了我学生时代的巅峰时刻，我带了一些青岛土特产（高粱饴、莱阳梨）乘船返回到上海，这年暑假也就结束了。
二十四、这是为什么？
1956年10月下旬，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发生暴乱，大学生冲机关、烧档案；纳吉上台，大批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者。11月初，短命的纳吉反革命暴乱被粉碎。
当时的最高领导，感到党内外、国内外敌对势力和不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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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者的威胁与自己领袖地位和权威的旁落，在匈牙利事件的刺激、诱导下，1957年3、4月发起了“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整顿思想作风运动；6月8日，《人民日报》发了一篇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宣布了反右斗争的开始。
性格决定命运。个人的性格决定的是个人的命运，最高统治者的性格，决定的有可能是被统治者、乃至一个国家和全民族的命运。
号角吹响，风云突变，秉性强横的最高领导蓄谋已久的“阳谋”－－一场波及全国上层建筑、民主党派、高等学校的反右派斗争终于开始了！
由于匈牙利事件的前车之鉴，幼稚无辜的大学生竟未能幸免，居然也在钦定的矛头所向之中。
然而，这对一个我这样的“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甚至于怕谈恋爱、拒绝跳舞、连节假日也不回去的穷学生来说，认为这场斗争，只是党政要员、民主党派、学术权威等等上层有头有脸的大人物的事，只是章伯钧、罗龙基、章乃器、葛佩琦、储安平、龙云、丁玲、艾青、孙大雨辈，诸如此类等而上之者的事，与我这般青年学子，实在是难望项背、风马牛不相及的。
事后想来，当时表面上一切都按常规在正常进行，然而背地里却有人正在磨刀霍霍，也要拿像我这样的小人物为这场斗争祭旗，准备伺机将我当作羔羊拉出去屠宰！
1957年暑期放假前，学校突然宣布学期延长两周。就在这十几天里，发生了一连串不可思议的事。一天全校开会，我们听了当时的市委书记陈丕显的形势报告，和周恩来总理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钢丝录音报告。 1 1 5
第二天，学生科赵炳文科长（后来晋升为书记）找我谈话，重复了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精神之后，突然话锋一转，再三追问我对祖父1951年作反革命逮捕有没有看法，如果有，家庭生活有什么困难都是可以提出来的，并紧逼着要我回答，似乎对我的处境深表同情和关心。当对，健忘的我已经忘掉了报到第一天在学生科为走读发生过的一场风波的事了。
闻听之下，我不由得感激涕零起来，便说了家庭解放前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者的事，祖父1951年4月27日以反革命罪被捕、并死于提篮桥监狱，是个错案，应该得到平反和补偿。
谁知道，后来有人告诉我，学校方面早已把矛头对准了我，只是苦于我一不贴大字报、二不上自由讲台，三不乱讲话，开会学习、读报发言又循规蹈矩，无可指摘、无暇可击。
当时学校中已经有一些学生右派被揪了出来，校方说我们班同学和班干部对我有温情主义，特地成立了一个反右中心组、调派了一个学生干部叫王爱伦的党支部书记,担任反右中心组组长，来我班揭盖子。
后来我才知道，那一次，赵炳文找我宣传政策的谈话，是用了“钓鱼”、“引蛇出洞”和“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等的策略，在“大呜、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氛围中，居然不择手段，抛出周恩来的肃反政策讲话作鱼饵，引诱我这样的无知者跳将出来，抓住把柄，从而使我在泥沼中越陷越深。
然而我对这一切都还蒙在鼓里。那时陈文莘所在的七班是个重灾区，他已经被点了名，他要同我见面了解我的情况。
当时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他生怕两人谈话被发现，这天约我去英文系大楼底层厕所，两人各占一间，隔着中间的档板，在下面空隙处纸条往来。他告诉我他已被点名要交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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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可安全无恙否。我自然报了“平安”，还回答了大概情况，约他晚上去闸北公园宋教仁墓详谈。
在闸北公园宋教仁墓背后我们见了面。他是忧心忡忡，我对他勉力安慰，统一了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说法之后，我还畅谈了学生科负责人找我谈话，可以为祖父反革命问题纠错的情况。我们紧紧的握手互祝珍重后，分头摸黑回到了学校。
在推迟放假的两个星期里，逢到了一个星期日，班干部王爱伦、申宝玉和赵婉珍找我谈话，他（她）们说：班里不少同学古典文学基础不好、考试不及格，这个星期日放假不回去，留在学校复习，请我能不能也不要回去，帮他们一起复习。
我听后十分高兴，星期日我本来就不常回家，人家看得起你，何乐而不为，便一口答应了下来。我自以为自己做过导演，不料这次却被人家像演戏一样、牵着鼻子戏弄了一番。这个星期日，我还真的陪了他们大半天，毫无保留地向这些第二天就要对我开刀问斩的刽子手献殷勤呢！
到了星期一，上午政治学习读报，讨论发言，复员军人调干生马建业第一个发难，开口便说：“别的班里都有右派，我们这个班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阶级斗争处处有，我们班里的右派不是别人，就是写《天骂篇》的花月初！”
接着，诗人白莎、滕树彤说，花月初用青蛙的叫声来欢迎伏罗西洛夫，是破坏中苏友好。同寝室的王梅仙说，花月初在学校理发室说自己要是鬈头发就不必花这么多时间排队理发了，宣传中国人的头发没有外国人鬈，是步胡适之说的“中国月亮没有美国圆”洋奴哲学的后尘。还有的说……，够了！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都是些捕风捉影、牵强附会、张冠李戴、鸡零狗碎的事，真不虚了一番呕心沥血的准备。 1 1 7
最后，反右中心组组长王爱伦说，“花月初搞反党同仁刊物《浪花》诗刊，书写反动诗歌，散布反动言论，必须老老实实把《天骂篇》和其它一些诗统统交出来。”
呜呼，原来如此！星期日他们留校复习是假，商量星期一如何对我开刀是真；要我留校帮助他们复习是假，把我留在眼皮子底下跑不了是真。当时我为了洗刷清白，一怒之下立即回到寝室，把自己写的诗真的老老实实、统统交给了他们。
七班有个王文康，看看苗头不对，暑期去香港探亲，一去不回，逃过了一劫。我为什么这么傻，儍得一点防人之心也没有，把自己写的东西，自以为君子坦荡荡，一念之差统统交了出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吗？谁知没有几天，院刊发了商韬、柯大壤对《天骂篇》的批判文章，点名要我交代问题。
这下可好，学生科的谈话，挖出了我作为反革命孝子贤孙、为反革命祖父花春山鸣冤叫屈的反动思想根子，而揭发出来的一些所谓反动言论和反动诗歌《天骂篇》，恰恰是诬蔑肃反运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佐证。铁板上钉钉，大功告成，我们班终于打破了温情主义,也有一个右派了，证实了最高领导“十个手指头与一个手指头”关系的宏论。大家可以以手加额、击掌称快，庆祝的庆祝、报功的报功、贴金的贴金、自卫的自卫、脱身的脱身，从此天下太平、高枕无忧了。
谁知，我开了一个头，后来竟然刹不住车。滕树彤、凌哲生相继遭殃，在听项星耀讲评时跟着赞叹“天骂篇有建安风骨”的周道南一并受到株连，连浙江农村来的老实人王人瑞也在劫难逃，二十几个人的一个班中，有5个右派。而文莘所在的那个七班，竟有十几个右派，无奈之下七班解散完事。
可笑的事还在后面。第三学期中一天，以王爱伦为首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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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中心组召开了全班会议，宣布了我为反革命祖父鸣冤叫屈，恶毒诬蔑、攻击党的肃反运动，书写反动诗歌《天骂篇》，组织《诗友社》、编发同仁刊物《浪花》，破坏中苏关系，散布反动言论，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结论。会上，还要我在右派结论书上签名，当时便遭到我的拒绝。
他们见我不肯签字，便对我说，不签字也能定性，还是签的好，这是认罪态度问题，态度好一点，改造得快一点。听他们这么说，我更不肯签了。他们急着要把这件事了结，经过商量后又对我说，反正你的图章在我们这里，要领这个月的人民助学金（12.5 元），你不签字，盖章也一样。说罢，便把我今天一早、刚交给班长赵婉珍的图章拿出来就要盖。
真所谓急中生智，我连忙说，章还是让我自己盖的好。一边说一边走上前去抢过了图章，没有给莫须有的结论书“盖棺论定”，却高高的扬起，往水泥地上用力一砸，“宁为玉碎毋为瓦全”好端端的一枚图章，顿时粉身碎骨。有谁知道，这块名贵的鸡血石是我祖父的私章，是我磨平后自己重新刻制的。
见此情景，全场大惊失色，领导小组再度紧急开会。过了几天全班集中，重新宣布了对我的处理结论，新结论加上了情节严重、态度恶劣，定为极右分子等新的内容。
砸一枚图章，加冕一顶极右的桂冠，是我万万想不到的，这可是少数顶尖人物如章伯钧、孙大雨等才有的“殊荣”啊。听说右派的名堂还很多、分三种，一种是极右，是极少数；一种一般的就叫右派，大多数右派属于这一类；其它还有一种不戴帽内控的称作反社会主义份子的，就是中右了。
我戴着右派帽子边学习边等待处分。1958年3月初，是我在师院第四学期刚开学，学校召开大会，宣布各系科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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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个右派的情况。那个党委副书记苏宁，对着全院师生员工，用苏北口音、声嘶力竭地点了我的名，说：“四川有个流沙河，写了一篇《草木篇》，我们学校有个花月初，写了一篇《天骂篇》；《草木篇》、《天骂篇》反党反社会主义，如同一辙！”
我知道，这个“如同一辙”，祸就闯大了。听说，当时还把我的诗，作为一师院的一项反右成果，向全市高校散发。据说，后来还把我列为徐庆祯、魏盛余等在内的师院十大右派学生之一。宁为鸡头、毋为牛后，真是不胜其荣幸啊！
会上还宣布了对右派学生的处分，第一类取消学籍、劳动教养，第二类保留学籍、劳动考察，第三类免于处分。
我被定为极右作第二类处理，尽管我以优秀的成绩结束了绝大部分学科的学习，但却被剥夺了第四学期、也就是最后一学期的撰写毕业论文和参加毕业实习的权利。
班长赵婉珍见我在撕扯教学资料，对我说，你暂时不再跟我们一起上课了，但是讲义、笔记、教学参考书不要扔掉，好好劳动，争取早日归队，书还是用得着的。事隔50年后，她还保留着我给她的原想撕毁的几本书。
段先生知道我被划为右派，一次学校组织去中苏友好大厦参观后，他特地请我去铜仁路一家点心店吃春卷，谈了他前段时间，也被我的几首诗牵扯了进去、要他讲清楚这些诗是不是经过他修改的问题。他特别关照我说，其实不是你的这些诗，学校“南楼”一些达官贵人本来就同他格格不入而要对他过不去的。他还让我放心，他平时深居简出，从不出头露面，也不夸夸其谈、好发议论，甚至连他写的一些诗，除了给过我们学生之外，也从未给过学校其它人过目。迄今为止，学校除了要他讲清楚同我的《咏怀二百字》、《天骂篇》的关系，还没有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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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他的其它什么把柄，对这一点，他还特别感谢我，没有把他给我的诗说出去，带来意外的麻烦。
临别时，我的这位身材颀长、形容枯槁、两鬓已经斑白、额头又添皱纹的段念慈先生，用他干瘦的双手握住我红润的双手，用他浓重的四川口音、一字一顿地说了声 “活下去！”时， 眼眶已经湿润、有点泣不成声了，说罢频频回首离我而去。
我只感到喉头哽咽、目光迷糊，一时竟不知说些什么是好，一直呆呆地看着先生苍老的背影，慢慢地，在我视野中消失……
最高领导在1957．9．20－10．9八届三中全会作的《做革命的促进派》讲话，轻率地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的正确论断，他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国内的主要矛盾，导致了反右斗争严重的扩大化，出尔反尔否定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结论的初衷。
这是最高领导的极左（也可说极右）立场，对1957年春夏之交国内政治形势作出主观主义分析的结果，也是造成扩大化的根源。造成扩大化的危害是，一大批知识份子（包括大学生）、党政干部和民主人士错划为右派，受到不应有的打击，致使他们的才干长期不能发挥；助长了共产党内部的主观主义和极左思潮的泛滥，阻碍了政治、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最高领导的“一念之差”,发动了一场旷古未有的反右斗争，我的“一念之差”交出了天骂篇，为我当右派给枪手们提供了子弹。我之所以这样说，因为要是我不把诗交出来，他们对我不是无从下手了么？这个极右派当得不是太偶然了么？
其实，今天想来，狼要想吃小羊，总归是能够找到借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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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不幸是，成了被狼吃的羊；他们的不幸却是，成了被魔鬼唆使吃羊的狼，历史祭坛上所扮的角色不同而已。这个使我成为右派的偶然似乎又是必然的、抑或这个必然也是偶然的？！
最高领导的决策错误，直接导致了这场斗争成为一场浩劫。运动时间，从年初预期的一个月扩大为一年；右派人数，从年中先后两次估计的4000和8000，直到年底反右基本结束时，竟然达到了55万之众的天文数字！其中又有多少个一如我、一如段先生，或者更甚于我、更甚于段先生者的不幸者？！
22年后，我在自己落实政策时，曾经打听过先生的去向。据说，先生被划为内控中右，明的说是不戴帽、不处分，暗中却借口支援边疆教育事业建设，去了内蒙师范学院，至今生死不明！屈指算来，而今先生年过期颐，恐怕早已驾鹤西去矣！
每念及此，我总情不自禁想起陈子昂那首《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50年代极左红色恐怖下的中国根本不可能出右派，要是有，也不是在打成右派之前，而是在打成右派之后被逼上梁山的。500万知识分子中的55万右派竟成了历史祭坛上的羔羊。
此时此刻，我不禁要对有着二千多年根深蒂固封建主义土壤孕育滋生的，在世界物质文明急速增长的大环境中，在千万中华热血男女披荆斩棘、前赴后继开国立业后，在个人统治权欲积聚、膨胀到极端的条件下，而集天下之功于一身，被胜利冲昏头脑，急功近利、多疑自负、刚愎自用、固步自封、好大喜功，轻率发动这场给中国 55万右派（甚至更多）、乃至国家和中华民族带来没顶之灾反右浩劫的，胸襟狭隘、目光短浅、忘乎所以的孤家寡人极端独裁统治者，及其放弃、纵容乃至丧失监督机制的政党，大喝一声问道：这是为什么！！！ 122
第五章 中
庸无为
（1958.3－1960.6）
二十五、校区里冒出来一支劳改队
1958年3月18日上午，师院校区突然冒出来一支“劳改队”。这支队伍三十来个学生和教师，他们被剥夺了教育的权利，特别是那些莘莘学子，被赶出了来之不易的神圣的课堂。
他们的“罪名”，多半是响应“党的号召”在大字报自由讲坛上、或平时不经意说的一些话：如说“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比“党”说得早的话；如说“农民苦也”为民请命的话；如说学校是“上海第一施饭乐园（谐音）”夸奖伙食好的俏皮话；如说要求延长学制专改本的牢骚话。也有如我这般写了一首本意骂天却被认为是骂“党”的……。
对言论、对思想问罪，我们这个民族是有传统的。借口整党风、大搞文字狱，言之者有罪、闻之者不戒，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翻江倒海、一网打尽！
这天是在学校英文系三号楼报到后集中去苗圃搬运苗木。这帮人大多数是20来岁血气方刚的年青人，似乎还不知道愁的滋味，更不知道将面临的万丈深渊，这时刚从苗圃返回，一个个生龙活虎般地从一辆大卡车上跳将下来。
下了车，他们有的扛着洋镐铁锹、有的提着铅桶水管、有的捧着花卉苗木，一个个昂首挺胸、纵横捭阖、不遗余力地在校区四处玩命地干了起来。或许，他们是在用消耗体力来宣泄内心的愤懑。不久前，他们因各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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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须有罪名，刚刚被宣布作“保留学籍、劳动考察”的第二类处理。除我之外，我记得起的全校作二类处理的有：
徐庆祯、魏盛余、陈文莘、吴泽衡、杨善良、杨良跃、邬烈荣、周今觉、李吉祥、张肇祺、张万良、王人瑞、陈仁镔、陈荫、陈太岳、刘维家、徐翔、徐桢卿、李震声、潘乃祖、潘国耀、潘汉儒、汪伦才、卫云卿、屠锐生、何煜麟、邹中和、谭连仲、史禹杰等30个学生，其中，7班占了5个， 21班连我也有3个；此外还有祖泉太、马昌绩、薛绍基等3个青年教师右派，总共33人，加上个别遗漏的，几乎就是天罡之数了。据说，一师院的右派总数恰恰就是108个。这难道是谁刻意为之，还是偶然的巧合？
我不厌其烦地记下他（她）们的尊姓大名，只是因为，他（她）们不只是历史祭坛上的羔羊，他（她）们更是时代的骄子。我改用一首启蒙诗来赞美他（她）们：“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右派高”。
这支队伍中的3个教师，一个是助教薛绍基，慈眉善目、性情温和，察其言、观其行，看得出是个本份人，不知怎么当了右派；一个是开课讲师、四川才子马昌绩，长得眉清目秀一表人材，满口之乎者也，是学校大牌教授桐城派传人马茂元先生的得意门生，我们尊称他为马老，这才是当右派的合适人选；还有一个恰恰是发动反右斗争的学校心脏部门的党委机关干部祖泉太，是个“叛徒”，因为他本是伟大、正确、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即便当了右派，也立刻被任命担任这支“劳改队”的大组长。他们与学生中的调干生一样，有的行动滞缓、有的故作矜持、有的横眉怒目，在人群中显得十分的不协调。
这批学生和教师多数是来自中文、历史和外语专业的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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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好汉，其中万绿丛中一点红，只有一个是女将，她就是中文系的周今觉。今天，她和她的同伙，是觉今是而昨非、今非而昨是，还是今和昨都是是，或者都是非了呢？这千古是非恩怨，有谁来评说呢？
这天，是他们接受劳动考察的第一天。让我们记住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1958年3月18日吧。
无独有偶的是，32年前，1926年的3月18日，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刘和珍、杨德祥等四十多个青年，为反对日本发起的八国最后通牒，被罪恶的枪弹攒射，倒在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前的血泊之中。鲁迅先生撰文痛斥和悼念说：“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此之从容。”鲁迅为敢于直面人生的猛士疾呼：“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先生今天健在，他的如椽之笔将对诸如这类右派学生们又会怎样声援呢，他会像有的拍马奉承者高呼将自己的文章付之一炬而在沉默中灭亡吗？
32年后的右派学生们虽然大多数当时有幸没有被枪杀，然而不幸的是，他们却还是成了在沉默中灭亡的牺牲者！
右派们一下车，校区四周顿时议论纷纷。感叹者有之，指责者有之，幸灾乐祸者有之……后来，有人告诉我，因为我的姓名容易被想当然误以为是女生，当天有人在这帮劳改队中，想看一看哪一是个写《天骂篇》敢骂天的母夜叉，只见人群中只有一个是女的，就以为她（周今觉）就是花月初了。
更可悲的是，这支劳改队中的人，甚至连那些暴戾、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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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耻、荒唐、无情、糊涂地决定他们命运的人，没有一个知道，右派们的考察期限会有多久、他们明天会到什么地方去干什么。单从这一点上来说，这是一支无异于被判了“无期徒刑”的劳改队，难怪他们只能用折磨自己身体的方式尽情地宣泄自己内心的愤懑了！。
那时学校分管这项工作的领导是院长助理王其元。这位领导原是天马电影制片厂的党委书记，据说因为健康原因，调离电影制片厂，原定担任学校党委副书记，他自己谦让改任了院长助理。有人说他在部队时，还是个百步穿杨的双枪将呢。
就是这位貌似文质彬彬的虎将，对我们这些右派，倒是宽宏大量、慈悲为怀的。他吩咐食堂炊事班：这些学生参加劳动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不能歧视他们，要关心他们。为之他对食堂提出两点要求：一、中午给他们提早一刻钟开饭，避开用餐高峰；二、参加体力劳动消耗大，多给他们一些饭菜。后来我离开学校后，再也没有看到过他，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但愿他健康长寿、好人一生平安。
这不只是一支寻常的劳改大队，他们不应只是一些为时代牺牲而仅仅受到同情的羔羊，他们应该是“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真的猛士，他们要用自己的身体力行来激起人们的良知！
不久，这些真正的猛士，带着各自的故事和憧憬，带着各自的辛酸和迷茫，忍辱负重地下乡劳动改造去了。
二十六、五角场、国光社、平昌街
1958年5月4日，这又是一个有意义的巧合的日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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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将我们这支队伍一分为二，一部分去黎明社，一部分去国光社。这是两个都在市区东北角杨浦地区的农村合作社，前者靠近大八寺（今大柏树），后者靠近五角场。我和老同学陈文莘一起去了靠近五角场的国光社。
开始几天，国光社把以祖泉太为首包括我和文莘在内的十几个右派，全部安排在当地一个小镇边上的平昌街生产队里落脚。一直到两年以后离开农村，我们的户籍关系都保留在学校里，而粮油关系却跟我们人转到了国光社。
当时国光社没有农民食堂，我们下去的时候正在酝酿筹建，农户各家分灶吃饭，我们刚在平昌街住下的头几天，只能上街吃一点打发日子。
一天晚上，我们上饭店，店主说没有什么可吃的了，只有一点蔬菜，改日再来吧。学校广播室业余播音员、与我同时被学校话剧团录取的业余导演李震声，看到店堂后院笼着一只鸡，二话不说、一把抓起，用小洋刀就杀了，拿到店堂里，操着半是安徽口音的夹生上海话，疯疯颠颠地对店主说：
“阿拉在（都）是右派分子，吃勿好饭、做勿动生活，明朝人家批斗阿拉就苦哉。”
店主见此情景，哭笑不得地直跺脚：“作孽！作孽！这是我家养着报更的大公鸡啊，今朝死在你们这批右兄的手里，算什么名堂。”我们以后互称“右兄”，这位店主也许便是始作俑者吧。
最后，店主还算看在李震声那句“右派份子”的份上，同情加上怜悯，多少算了一点钱，给我们做了一大盆白斩鸡端了上来。顷刻之间，右兄们，又是下箸又是碰杯，犹如饿狼一般风扫席卷，把一盆白斩鸡吃得盆底朝天。这是我们下农村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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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的第一桩令人哭笑不得的奇闻轶事。
听说，黎明社也发生过类似的伤心事。一次右兄们心头烦闷，借酒浇愁，喝得酩酊大醉，李吉祥躺在床上，直喊口喝，那个玩世不恭的吴泽衡，到外屋，拿起热水瓶一掂没有水，也许是带着几分醉意，脑子一个搭错，趁着酒性解开裤裆，往水瓶里撒了一泡尿，提着水瓶走到吉祥床边，不迭声地说：“醒酒汤来了，醒酒汤来了！”说罢倒了一杯递过去，吉祥兄竟一饮而尽。还有那个张大千的侄辈、后来自命“蜀郡酊翁嗟五类，何须职称多余人”法名妙良居士的张万良，寒冬腊月没有棉被御寒，向学校申请没有同意，他竟以死相逼，在田头出工时纵身往大粪坑里跳，学校才同意了他的冬令补助申请。
呜呼！让我们为这些苦难的年轻人向上帝祈祷吧：仁慈善良的主啊，宽恕他们的轻率无知吧！
民以食为天，先生活后生产，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学校通知祖泉太，派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回学校，搬了锅盆碗勺一应炊具，准备自己开火仓。当时学生每月还有12.5元助学金。
第二天开始，两个人一班，轮流值班买菜做饭。一日三餐就要值班的负责了。我只有轮到过一次，值班那天，虽然是手忙脚乱，阿王炒年糕、吃力不讨好，但还算差强人意，大家对吃得好坏倒也不在乎，开饭的时候，还是很有成就感。不久，农民也办起了集体食堂，我们就不再自己做饭了。
开始一个阶段，我们除了白天跟着农民下地浇水、施肥、收菜、装车、上市场外，晚上还要看书、读报、讨论、写思想汇报。一天晚上十点多，快熄灯时分，突然紧急通知大家到外面场地上集合。
一辆警车，几名公安人员和一个学校保卫干部，早在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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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外恭候多时。学校保卫干部介绍了关于祖泉太不服右派结论、到处翻案、抗拒改造的情况，最后宣布对祖泉太升级作劳动教养的处理决定。话音刚落，公安人员立刻冲向祖泉太，我们的大组长被押送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后来我才得悉，在被劳动考察的右派中，还有屠锐生、陈太岳两个，同时升级押送劳动教养了。可怜的屠锐生还是一个烈属子女，他的父母地下有知，痛何如者？
右派学生中还有一个历史系的汪伦才，也是烈属子女。他叔父是将军，他是个从小在军中长大的红小鬼。他复员来师院就读前，在市公安局当便衣警察，他跟踪过从机场下来的境外间谍，他破获过在衡山路打群架的阿飞团伙。对这些故事，他最得意的是可以大手大脚花钱，所有开支实报实销。红小鬼阴差阳错地竟也成了右派，也被劳动考察。
我不知道祖泉太究竞有过哪些“反党”活动，革了党籍下农村劳动考察还不够，为什么还要加重处罚劳动教养呢？怪不得祖泉太自从同我们一起参加劳动后，本来英俊白净、笑口常开的脸上，整天剑眉倒竖、双目怒睁，一直心事重重地阴沉着不说一句话。今天的突然袭击，是不是祖泉太确实又“犯上作乱”了，还是被他犯的上面用了杀“鸡”的办法，吓吓我们这些“猴子”？
我想起了此时的祖泉太，仿佛就是几天前李震声杀的那只大公鸡，那鸡的艳丽的羽毛、殷红的鲜血、活蹦乱跳的样子，和祖泉太临上警车回眸一瞥的眼神，一齐涌到了我的眼前。
世道太狡诈、太凶险了，我们这些天真无邪的毛头小伙子，还不知道社会这个大海水究竟有多深、风究竟有多大、浪究竟有多高，刚喝了一口苦涩的海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沉到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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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死呢？
段念慈先生在最后惜别时对我含泪说的“要活下去”这四个字又在耳畔轰响，我们如果“要活下去”，今后倒要火烛小心、夹着尾巴做人了！
大组长祖泉太送去劳动教养后，大组长的缺额，由在平昌街生产队劳动的原学生会干部陈仁镔接任。国光社的右兄兵分三路，整天面色铁青的“乌小蟹”卫云卿，荣升平昌街生产队右派学生的小组长，徐庆祯几个去了大社所在地国权路生产队，我和魏盛余、杨良耀、潘国耀四个人，离开了平昌街，去了赵家巷生产队。
二十七、朝夕与共两年整的赵家巷
赵家巷生产队在平昌街的南面，四周相邻的都是“国”字、“政”字打头的官气十足的路名，一边还有四平路、黄兴路向北交叉直达五角场，与邯郸路、翔殷路、淞沪路五路相通。以我的眼光看去，这三个生产队都有官道相拥，已经非比寻常，尤其难得的是，南有同济、北有复旦两所高等学府，得以朝朝暮暮耳濡目染在意念之中，真所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孟母三迁，理想之地也不过如此。
这几个生产队人多地少，都是以种菜为主的旱地和辅之以一部分靠近河系种稻谷的水田，为此，农活频仍、终年不息。毕竟，这里也算有了我向往已久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的田园生活，我陶醉在大自然的恩赐之中，竟是阿Q式地忘乎所以了。 130
人为什么会成为万物之灵呢？因为人独具的思维能力胜过了万物的所有能力，思维能力的优异之处，不只在于它的瞬息万变、神驰千里，还在于它能够吐故纳新、综合平衡。国外研究机关做过一个实验，让从高楼跳下的自杀者，把在跳下一瞬间的思维活动用文字记下来，用最快的速度读完这段文字的时间，远远大于跳下的一瞬间，这正是大脑的神奇之处。
人的生命是吐故纳新的良性循环，人的记忆能力和遗忘能力如同飞鸟的双翅，不能歧重偏废，“纳新”靠记忆、“吐故”就靠遗忘了。如果痛苦的事情已经过去，还是长时间的耿耿于怀，以致于忧心忡忡、顾虑重重，让昨天的记忆折磨今天的生活，又何苦呢。人生不幸的经历多多，如果不善于筛选、放弃，那是不堪生活重负的。我敢断言：一个不善于筛选、放弃的人，肯定是一个心智与体格都不健康的人。
曾几何时，我已经暂时忘记了心灵的伤痛了。在这两年多时间里，除了少数几个人，我一直没有把我的右派问题的真相告诉老祖母和其它亲友，全部痛苦一个人往肚子里咽了下去，有人问起，我还踌躇满志地说，干部下放农村劳动去了。
我抛开了是非恩怨，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全身心地进入了一个与地斗其乐无穷的境界。
当时国光社的社主任，是个有丰富生产经验的本地农民，因为接触不多，只知道他姓茅。而同我们天天打交道的是赵家巷生产队的两个队长和几个青年农民。
队长叫赵翠华，本地人，是个党员老队长。副队长叫滕志理，外来的启东人，心胸狭窄、不讲道理，嘴里三句话不离本行，一开口就是出彩的“弹得姆娘家里”，这样的人，还能指望他讲什么道理。 1 3 1
他有一个儿子小名叫其狗，生下后怕养不大，取一个猫狗的名字，好养些。其狗娶了一个叫美狗的妻子，两只“狗”都在饲养场干活。其狗还是小队长，狗仗人势，经常要对我们指手划脚、说三道四。不管是好是坏，从此我们四个右派学生便要同这些人生活在一起了。
我们到了赵家巷，被生产队安排住在一间四面透风的茅草棚里。
这间茅屋孤零零的，倒有点像四面脱空的独立式“别墅”，门前一条小河，四周都是农田，我当它是“别墅”大花园里的绿地，只有旁边一间队里作仓库、堆放农具的瓦房，经常有人进进出出，给“别墅”的主人带来一点生气。所欠缺的是，“别墅”里面空间不够宽敞，放下两张床－－而且是叠铺，再加上一张放面盆的课桌，就没有多余的立足之地了，有贵客造访，只能怠慢坐在两张床下铺的床沿上促膝谈心了。
和在学校一样，我还是劣性不改地睡了上铺，躺下之后，面孔离铺满椽子、稻草、茅柴的屋顶不过三尺，每次上下铺，都要弯腰、收腹、屈膝才行。这种强制性锻炼，持之以恒，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健身之道。
我们这四个人，自1958年5月到1960年6月，两个星期轮流错开放一天假。我是回去看看老人、孵孵浑堂、洗洗衣服、跑跑图书馆。碰到农忙就会接连二、三个月一天不休息，每天日未出而作、日既落而未歇，出早工、开夜工，赤脚浇水挑粪，鸟叫做到鬼叫，剩下的时间，就一直蜗居在这间陋室里。
刘禹锡的《陋室铭》写得好：“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绿阶，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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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曰：‘何陋之有？’”这段文字成了我当时能够“要活下去”的精神支柱。我除了经常放歌《陋室铭》，还用杜工部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和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来勉励、警策自己，以安抚自己孤寂的心灵。
我们四个人在这间四面透风的茅草棚里，不是学习讨论，就是纳头睡觉，很少有谈心沟通的时间，更没有、也不敢有，可以聊以自慰的共同语言。大家只能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埋头看书打发空闲时间，藉以安抚内心的寄托，只有在一起背诵我们那一代青年学子都喜爱的俄罗斯大诗人普希金的诗句：“假若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即将过去，相信吧！美好的时刻即将来临”的时候，脸上才会心照不宣地露出一丝会心的苦笑。
魏盛余，我们叫他老魏，是七班的老大，也是我们四个人中的小组长。他是个复员军人，曾经为国效劳、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老魏身材高大、蛮力过人，在朝鲜战场上、在美帝国主义眼皮底下，做工兵挑子弹上前线，一担机关枪子弹四箱，一箱27公斤，四箱就是108公斤，合市斤216斤。他到了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真是如鱼得水，英雄有用武之地了。
杨良耀，我们叫他杨兄，是英文系的高材生。杨兄虽然当了右派而魅力依旧，他的被我们昵称阿姐的意中人张丽贞，经常来到赵家巷田间、或来到我们那间不遮风雨的陋室来探望杨兄，一时传为美谈。
潘国耀，因为人长得最小，我们叫他小潘，金陵路美华照相馆的小开，经济条件最好，但是不知为什么，也不知道他从哪里觅来的破衣服，还没有下地干活，穿着这身行头倒先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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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像农民了。
我本想同他们因为有着相似命运，理应在栉风沐雨的岁月中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结为莫逆之交的。可惜的是，在那种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阶级斗争、人人自危，能够明哲保身、自扫门前雪，已经上上大吉了，更何况人性扭曲，有时还会精神自戕，尔虞我诈、同室操戈、兄弟阋于墙，那更是时代的作弄、人性的丑陋、命运的悲剧了。
这四个人在赵家巷，不但没有成为危舟共济、互相提携的难友，有时候还自以为保护自己，却中了人家的离间计，成了暗中倾轧、互相中伤的“敌人”，最终一盘散沙而任人摆布。
我敢说敢做、却疏于谋略，老魏足智多谋、却谨小慎微，杨兄见多识广，却悲天悯人。这三个人虽不能抱成团，却还能相安无事。不幸的是，那个小潘，自命不凡、志大才疏，还矫揉造作、鸡鸣狗盗，不但不合群，而且还是害群之马。
这种情况，不久在干部下放劳动成立对右派学生的监督组以后，愈演愈烈，酿成祸害。
我们到赵家巷后，学校政教系的范家鄂、夏乃儒和历史系的蒋安祖三个助教，还有张华浜船厂的朱家植，也下放到赵家巷劳动，由他们四个组成了对我们四个右派学生的监督组。组长是范家鄂，他要我们随时向他汇报思想改造和劳动的情况。他们四个人分工，我的监管人是朱家植。
朱家植，宁波人，30多岁，年轻力壮，但很偷懒，出工不出力，同我搭档拉一辆粪车。他们下放时正好是农忙，每天吃早饭前还要出早工。他吩咐我一早拉好空车到他寝室窗前把他叫醒，等他嗽洗完毕，走出来坐在我事先为他铺好干净草包的车架上，把他拉到附近的新村、厂家去车粪。 134
到了有粪池的地方，揭开铁盖，两个人轮流替换，用一把像欧阳德大烟斗那样的长柄大粪勺，把化粪池里的大粪，一勺一勺地舀到粪车的大木桶里，待车装满后，再把车拉出来，倒到生产队田间的粪坑里。就这样空车去重车来，直到一个地方的大粪差不多舀完了，再换一个地方。我后来给徐庆祯写的“黄金腾木龙，大步快如风”就是描述当年拉大车、车大粪的美好而辛酸的描述。
轮到空车时，朱家植以监督人自居，毫不客气地往车上一跳，一屁股坐在我为他准备好的草包上。他有时干脆继续圆他没有睡醒的美梦、打起瞌睡；有时兴致好，两脚在车上交叉一搁、双臂在胸前交叉一搭，摇头晃脑地唱起了马灯调：“哀格伦敦哟，吃鱼吃肉好嘞来！”我气涌心头，实在看不过去时，做做小动作搞点恶作剧，经常有意无意地把车轮往低凹处、石块上滚过去，或者车到墙角处来个急转弯，让他颠一下、吓一跳。尽管这样，他老人家还是我行我素、坐着照唱不误。
重车时，他没法坐了，在车前用绳子拉纤，我在车架扶手中间挡车、肩上还套一根系在两侧车架上的背带。我们拉的那辆黑黑的像一口大棺材一样的粪车，装满了有一千多斤重，他不肯用力，肩上的纤绳时紧时松的，上桥时，我就更遭殃了。
一次，我们去华丰绒线厂（记得好像是生产小囝牌、蜜蜂牌绒线的厂），他突然对我说，今天要考验我，他为我计时，看看我一个人单独完成一车要花多少时间。我信以为真地干了起来，车装满拉回去时，尽管中间经过黄兴路桥要爬坡，但是我还是用足了吃奶力气顺利地完成了几个来回。
不料，有一次我回到华丰厂时，朱家植却不知去向，为了要让他为我计时，我就去厂房找他，结果发现他在活动室同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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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女工在打乒乓球。他假惺惺地抬腕看了看表、点了点头，说了我几句好话后，竟说下一车不必计时了，回来也不必找他了，看我能够坚持拉几车。
闻听之下，气得我七窍生烟，但又不敢发作。心想，你也是下乡劳动来的，平时偷懒也就算了，今天居然冒着考验我的名义，全然不顾我重车过桥的艰难，自己却剥削我的劳动力去寻欢作乐，总得想一个办法来出出这口气。
我一边心里在寻思着，一边弯着腰、昂着头，拉着一千几百斤重的车，出了厂、过了桥，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来到了四平路、国顺路转角处的粪坑前。突然看见不远处有一个戴笠帽的人，是茅主任！顿时眼前一亮，计上心来。我在粪坑前马路上停下车来，然后调过车头，人在后、粪车闸门在前，马路边到田间的粪坑是下坡，我佯装拉不住粪车下冲的惯性，却暗中使劲，连人带车一起冲到了粪坑里。
这一幕全被茅主任看在眼里。说时慢，那时快，我狼狈地拼命拉住车架、人还没有爬出粪坑时，戴笠帽的茅主任已经来到了我的身边。他一边赶紧伸手把我拖出了粪坑，一边连连发问，连珠炮似的大声说：“这么重的车，怎么可以一个人拉？搭档是谁？人在那里？”开始时，我还装着吞吞吐吐不肯说。
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国顺路旁边就是饲养场，茅主任派饲养场小队长其狗，把朱家植从华丰厂找了回来，一见面就狠狠的骂了一通。
我因祸得福，茅主任特批给了我半天假，洗一个澡、洗一洗衣服。那时候，在赵家巷我只有身上穿的一条劳动布工作裤，弄脏了，洗了晒干才能穿。
从此，朱家植便对我怀恨在心了。 136
对监督组，老魏和小潘表现最积极。老魏是我们的组长，劳动又好，靠拢领导写汇报是名正言顺的，小潘的体力比杨兄好，平时做生活偷鸡摸狗、花样百出，在四个人中却是最差的。
但他恶人先告状，隔三岔五向监督组写小报告。我睡在他上铺，晚上见他坐在床沿上，在阴暗昏黄的灯光下埋头奋笔疾书，就知道过几天监督组召集我们开会，不知又有谁要遭殃了。我对他的做法很反感，在白天干活时曾经正面规劝过他，难兄难弟的，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呢。
下放干部对我们惯用分化瓦解、无限上钢；我们自己则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出现了丑陋的窝里斗。殊不知，这正是统治者玩弄权术、维护权威所希望出现的结果。
有一天，范家鄂看了小潘反映我所谓不服监督的汇报，征求了朱家植的意见后，便召集我们开会，说我仗着自己体力好，不服监督，发表反监督言论，要大家一起来对我揭发批判。我当时抵触情绪很大，觉得满腹委屈，不辩驳也不低头。
监督组事后还向生产队了解我的情况，好在赵翠华队长和大部分社员对朱家植和小潘的评价很差，认为我的表现倒是不错的，他们看好我是个肯吃苦的强劳力，为我说了一些公道话，不但这件事不了了之，后来我在赵家巷的几年也得以逢凶化吉、转危为安。
这是人的劣根性的展示，小潘挑起的其它事端还屡屡发生，诸如什么杨兄装病骗病假啊、什么老魏去看病找医生谈恋爱啊，什么我们三个人一起偷着到五角场去吃点心啊，都是些芝麻绿豆小事情，出于对难友的隐恶扬善，我不愿一一狗尾续貂、浪费笔墨了，老祖母说得好，好花让它自谢吧。
其实，小潘说不定恰是监督组采取的分化瓦解政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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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在他们授意甚至是诱骗下，不得已而为之的。让我们祈求上帝宽恕他吧。
就在我们凭借青春的热力忘我劳动的时候，学校取消了我们每月12．5元的人民助学金，我只得每月向老祖母索取生活费。我尽量的节衣缩食，早晨和晚上，在食堂里买3分钱酱菜，喝一两饭票一碗的3碗薄粥；只有中午一顿是一菜一汤4两饭票的一大碗干饭，才勉强填饱肚子。那时候吃肉要票，一个人一旬2两肉票，我把肉票和一角五分钱交给食堂，请食堂阿姨第二天给我买2两肉，炒一只大蒜肉片，就算开荤改善伙食了。
所幸，上苍有好生之德，这样的日子过了没有多久，五角场地区，高级社全部改组成人民公社，最好不过的是，人民公社建立了共产主义大食堂，实行了吃饭不要钱的政策！
二十八、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
1958年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令人难忘的一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了大跃进；8月，开始了全民大炼钢铁，农村建立了人民公社。这是有史以来几千年一遇的“伟大”的历史时期！
那年头，就像我们右派要改造一样，整个社会各个领域都在改造。思想政治领域，先后批判了梁漱溟、俞平伯、胡适、胡风；经济建设领域，工商业对私改造，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那时候的经济建设的总路线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15年赶超英国，全民大炼钢铁，指标翻番；全民大办交通、邮电、教育、文化、卫生事业；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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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的农村，都要加快实现人民公社化。
据记载，1958年8月开始，人民公社以一个乡或一个县为单位，像雨后春笋一般在全国普遍建立起来，至10月底，全国74万多个合作社改组成2．6万个人民公社，占全国农户99％以上的1．2亿户农民成了人民公社的社员。
五角场地区也不例外地成立了先锋人民公社，平昌街、国权路和赵家巷三个生产队，合在一起作为第九生产大队。我们这些刚刚被取消人民助学金的右派学生，对成立人民公社，倒是欢呼雀跃、双手拥护的：从此，吃饭可以不要钱了！
曾几何时，以政治、经济、文化为一体的人民公社成立了共产主义大食堂。赵家巷生产队原来的食堂，一夜间，门口挂出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敞开肚皮吃饭，下联是鼓足干劲生产。第一顿中饭，白花花的大米饭，我吃了三大碗，还觉得意犹未尽。社员们带着善意的口吻说，小右派做也做得动，吃也吃得落，三碗吃得不算多。
其实，当时没有人少吃的。轮到食堂改善伙食吃大排面，一顿饭要吃一个多小时。一个食堂上百个人吃饭，大排面是一碗面一块排骨，那时候肉是计划供应的，不吃白不吃。为了吃排骨，就只好吃面；面吃不下，就只好把面往泔脚桶里倒；泔脚桶里倒满了，就只好往河里倒；炊事员来不及下面，吃的人就只好排队，越排队越吃得多。这等吃法，肚皮是敞开了，花的时间长、吃得又太饱，生活却做不动了。落后的思想认识（上层建筑）与“先进”的人民公社（经济基础）撞车了！
供食堂烧的燃料，是我们去吴淞上钢厂、煤气厂等几个大厂，用劳动车拉回来的泥煤。泥煤是这些厂的工业下脚，不要花钱买。来自国光社和黎明社的20个身强力壮的右兄，10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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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从五角场、大八寺出发，汇集在逸仙路上浩浩荡荡地直奔吴淞而去。这是我们几个队的右兄难得聚会的好日子，一路上纵情畅谈之外，还放声朗读和歌唱各自喜欢的诗词、歌曲。这一辆车是苏东坡的“大江东去，浪涛尽千古风流人物”，那一辆车是岳武穆的“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再一辆车是李叔同的“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青春的热血，右兄们的呐喊！犹如大海的波涛，在逸仙路的上空，此起彼伏、汹涌澎湃，蔚为壮观，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地下可知否？
到了中午时分，我们只要看见有烟囱冒烟的地方，那肯定就是共产主义大食堂了。
那时候，民间的铁锅都砸碎了送去大炼钢铁了，已经没有自己生火烧饭的锅了。我家杨家渡的居民也办起了居民食堂、炼起了钢铁。祖母为了进食堂吃现成的，家里的碗筷、桌椅，连铜暖锅、银餐具也被“祝枝山”骗去了。我小时候习武、种菜的那块空地，一半住了人、一半盖起了一个临时大车间，小高炉的火焰，一天24小时红光熠熠、昼夜不熄。
话又说回来，当时我们20个人，进得共产主义大食堂一看，饭菜不错，便坐了下来，只须自报家门，说是先锋九大队的，不消片刻，20份热菜热汤热饭便会端上来。有时发觉饭菜不配胃口，过了这个村还有那个店，换一家便是，吃了一家再吃一家，是但吃不妨的。
为了满足动物性的贪婪的求生存的食物本能，和求安全的防御本能的需要，整个社会都陷于浮躁的狂热之中，即使受过高等教育的右兄们也难幸免。有人说“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倒是千真万确的。“敞开肚皮吃饭”的起因是无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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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主义，“鼓足干劲生产”的负面结果却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
据报载，小麦亩产：1958年6月8日河南遂平报2015斤，6月30日河北安国报5105斤，7月12日河南西平报7320斤；水稻亩产：同年6月26日江西贵溪报2340斤，8月1日湖北孝感报15000斤，9月10日四川郫县报84525斤。还有更吓人的是，小麦亩产冠军，青海赛克什农场的85850斤；水稻亩产榜首，广西环江县的130434斤！好一个大放卫星的你追我赶、节节攀升。赵家巷有个富农出身的社员，对《人民日报》套红的卫星指标说了一句真心话，他说，就是连草带泥一起称，也绝对不可能有这么高的产量。这句大实话被队长赵翠华知道后，还发动社员大张旗鼓地开了一次批斗会。
如此匪夷所思的高产，难怪国际社会要发出惊呼：一条东方巨龙正在地平线上腾空跃起。当时涌现出许多描述放卫星的打油诗，仅录一首以窥全豹：稻子长得密又浓，遮天盖地不透风，就是卫星掉下来，也得弹回半天空。一边是愚昧的高消费，一边是虚假的高产量，难怪国务院总理后来也要被迫向国际社会庄重申明，调整中国粮食生产的产量。
1958年和1957年一样，是中华民族又一个多灾多难的年头。高喊政治口号 “一天等于二十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高指标、瞎指挥，造成了大倒退、大萧条、大饥荒、大灾难。
这是自由主义对机会主义的惩罚！共产风、浮夸风的结果是，出现了的“1959到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其实自然灾害年年有，这是当局转移视听、掩人耳目、欲盖弥彰的说法，当时出现的困难，其实是人为造成的。
1961年5月31日，三年困难时期还没有结束，国家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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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引用了湖南农民的话说，这三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这三年，粮食大幅度减产，饥馑和非正常死亡大幅度增长，全国进入了一个经济极度困难的时期。这三年，是20世纪中国最悲惨的历史时期之一。
人民公社体制上、作风上的一大二公，工农商学兵一体化、政社合一、高度集中、统一管理、平均分配、共产风、浮夸风，沉重打击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严重束缚了农业生产力，哀鸿遍野、民不聊生。
更可笑、可悲的是，那时候连一只小小的麻雀也在劫难逃。
八大二次会议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作为四害，也列入了议题。麻雀作为四害之一是新的提法，一时间，在全国打起了一场围剿麻雀的人民战争。
五角场也不例外，平昌街、赵家巷、国权路年轻力壮的右兄们成了当地这场人民战争的主力军。我们在大组长陈仁镔带领下，白天黑夜倾巢而出。掏鸟窝、放鞭炮，用鸟枪用弹皮弓打，用筛子用盆子扣，敲锣打鼓、红旗飞舞、放声呐喊，真是同仇敌忾，天罗地网，杀声震天……，把一群一群仓皇失措的麻雀，从平昌街赶到国权路，从国权路赶到赵家巷，又从赵家巷、国权路赶到平昌街。反正是搞人海战，看见麻雀人人喊打，把个小小麻雀逼得疲于奔命、四处逃窜。可怜的小麻雀生来耐力差，最后筋疲力尽，一命呜呼哀哉。
我们的大组长陈仁镔，在这场围剿麻雀的人民战争中，身先士卒、英勇善战。他在一根长竹竿上绑上了一条红围巾，手持竹竿爬到仓库屋顶上挥舞吆喝。一天下来，唇干舌疲，可怜他却像麻雀一样体衰力竭，一脚踏穿屋顶，从空隙中坠落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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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时面无人色、痛苦不堪。大家推举我送他去附近医院就诊。诊断结果是脊椎开放性骨折中枢神经受损，预后严重。
后来陈仁镔两便不禁，住到我们的茅草棚边上的仓库里，我服侍他吃喝拉撒，我搀扶他用黄鱼车送去医院复诊，但终因痼疾难愈、医治无效。不久，我们的这位学生会干部、右派学生大组长、极右分子陈仁镔，撇下了家在南京的码头工人出身的50岁喜得老来子的老父亲，含恨去世了。
直到1960年3月18日，刚好在我们正式被赶出课堂接受“劳动考察”二年整那一天，最高领导在《关于卫生工作指示》中说“麻雀是益虫，不应该再列为四害之一，不要再打了”的时候，我们的陈仁镔却早已撒手人寰了。
小小麻雀已经平反，而我们这些大活人，仍然还是定性为作人民内部矛盾方式处理的敌我矛盾，仍然还是在五角场、大八寺接受“保留学籍、劳动考察”的处分。
尽管，浮夸风和共产风及时被高层察觉得到调整，1960年底停止了全民炼钢，人民公社直到1984年底也寿终正寝。但这些接一连二、层出不穷的重大变故，给人们心灵上留下的伤害、在政治上、经济上带来的损失，以及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后遗症，又怎么能在一个短时期内弥补和挽回呢。
据说，最高领导在一次中央高层会议上说：古人说过“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自己提出了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也是个始作俑者，所以一个儿子流失街头、一个儿子死在战场，我无后焉。
不论传说是否确凿，这个带有迷信宿命的说法，所说也在情理之中，确乎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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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为而不为，庸而不庸
从1958年5月，到1960年6月，我在赵家巷，从拿锄头铁搭耘土除草，到浇水施肥、挑担拉车，到播种车水、插秧收割，什么农活、重活、脏活、苦活都干过、都能干。
那时候，我挑的是赵家巷最大的150斤一担的粪桶，我拉的是赵家巷最大的像黑棺材一样的装满有1000多斤的粪车。我踏遍了国权路、国平路、国顺路方圆数百上千亩的每一寸土地，我一次又一次地掏尽了铁路新村、解放军宿舍、华丰绒线厂、上海乳胶厂等上百只化粪池的粪水……。
在烈日下，我下池塘捞水浮莲（葫芦）送饲养场喂猪；在寒风里，我去钢铁厂车泥煤供食堂烧饭；在暴雨下；我上蕴藻浜河堤，用身体堵、用草包垫，日夜抵御狂风、暴雨、怒潮三兄弟的袭击。我认真学习、宣传农业增产的：土（改良土壤）、肥（合理施肥）、水（兴修水利）、种（推广良种）、密（合理密植）、保（防治虫害）、管（田间管理）、工（工具改革）的“八字宪法”，凡此种种，我如数家珍、样样都通。
我一边在收割好的麦地里烧草木灰沤肥，一边在小河边水车上给秧板田车水灌溉。我披星戴月一个人拉一千多斤蔬菜，连夜送往市区菜市场，一次还在四川北路老魏家门口邂逅老魏，苦中作乐，竟玩起捉迷藏的逰戏来。
我忍饥挨饿整整一个冬天在蕴藻浜开河，从平地用箩筐抬第一筐土，到河底用畚箕挑最后一担泥，目睹河道开通，清水粼粼。那时候，离蕴藻浜不远的陈行镇的红烧羊肉名闻遐迩，可怜我囊中羞涩，只能望羊兴叹，闻着肉香，买一块跃进糕来点点饥。 144
临要离开五角场的时候，我还在像一头牛，紧握着绞盘，转啊转的，把一根根白铁管打到地下深处，探寻沼气。
我这个被社员昵称的“小右派”已经成了社里的主要劳动力，得到了广大社员的认可。可怜可叹可悲的是，我自己似乎也感到已经是脱胎换骨、改造成为新人了。
可是，除了也在最低层的农民，又有谁认可你已经脱胎换骨是一个新人了？又有谁能告诉我，我和我的右兄们，我们的学籍保留了两年，我们的劳动也已经被考察了两年，究竟何年何月是个尽头？我们在这两年里，究竟是个什么身份？。
我们是学生么？不是，我们成年累月、起早摸黑地在农田里滚爬，同泥土、粪水、庄稼和牲口为伍。
我们是农民么？不是，我们还保留着学籍，在农村，脚无寸地、头无片瓦，连那间四面透风的茅屋，也是生产队的财产。
我们是教师么？是国家干部么？什么都不是，但又什么都是。说是，那是在20年以后，我们虽然活着，却是被“追认”为教师、“追认”为国家干部；而20年前当然什么都不是。
谁来回答我，我们是什么？我们究竟是什么？！
我们只是一头在小河边、在茅草棚下，围着轱辘转的车水的牛！我们蒙着眼、垂着头，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了半天，还是走在老地方。
对了，我们只是一头牛，一头整天绕着轱辘转的牛，一头被人愚弄、受人摆布、听人吆喝的牛！
1960年6月的一天下午，我正在一块空地里打沼气的时候，突然接到通知，原黎明、国光的全部右兄到大社集中开会。我们可以回去了！
但是，祖泉太、陈太岳、屠锐生等被劳教的和最令人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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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已到马克思那里报到的陈仁镔，自是等不到这一天了。
据说，学校原来没有打算让我们在农村这么长时间，只是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热火朝天，右派是社里的主要劳动力；1959年台湾叫嚣反攻大陆形势严峻，右派又成了社会不安定因素，所以将错就错、一误再误，耽搁至今。
会上宣布了学校对我们撤销劳动考察处分可以回学校重新分配工作的决定！
这是多么短暂而又漫长的两年啊！说短暂，700多个紧张的大跃进的日日夜夜，一眨眼过去了；说漫长，在四面透风的茅草棚里，我读过多少本中外文学名著，我挨过多少回钩心斗角的折磨，我有过多少个辗转反侧的不眠之夜……。
我眼望着漏过屋顶隙缝的星光，问星星：这样的日子，何年何月是个头。这充满辛酸煎熬、消耗青春岁月的两年，这不乏凄风苦雨、几乎绝望的两年，这尝够甜酸苦辣、人世沧桑的两年，说结束，也真的就此结束了！
《道德经》八十一章五千余言，第一章开宗明义写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我的理解是，不可道之道，方为常道；不可名之名，方为常名。大象无形，不着名相，道无为而无不为、名无是而无不是。个中道理，同后哲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马恩所说的真理的相对与绝对的关系，其“名”虽然不一样，而所说的“道”是一样的。
中庸是儒家的圭臬，无为是道家的至理。天地相生、儒道相通，无为即中庸、中庸即无为。
人无百年寿，空怀千岁忧。大人老爷、帝王将相，尚且将天下兴亡视作儿戏，我们这些莘莘学子、车夫走卒，又何必执着于一己之得失，空怀千岁之忧，而耿耿于怀呢！路漫漫其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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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吾将上下而求索。人生道路上，不知还有多少布满荆棘、坎坷不平的路要跋涉、要求索，不知道还有多少得失和荣辱在等待着我们去思考、去选择呢。
西方文化是竞争文化，西方人把失败问责于自己的不努力，失败是咎由自取，西方人拒绝失败；中国文化是中庸文化，中国人把失败归咎于社会的不公平，中国人不以失败为耻。究竞孰是孰非、孰优孰劣、何取何舍呢？
我以为，两种文化形成的历史渊源不一样，各有长短、各有利弊，理应互相补充、互相包容。
我有一首名为《自警》的小诗，是我在刚收割好的麦地里沤草木灰、在河畔茅草棚轱辘边看牛车水、在秧板田旁小河边加夜班踏水车，在空地上围着绞盘打沼气时的感悟，也是对这个问题的解答：
我是一段受了潮的木头，祗冒青烟不发火。
历史祭坛上总归有羔羊，怎说是但问耕耘莫问收获？
假睡着的怎么也叫不醒，死过了的不怕再死一千次。
祗有不好的生活态度，没有不好的生活遭遇。
给和要织成了爱情网，得和失铺就了人生路。
生命从无限小中开始，倏而向无穷大处飞逝。 1 4 7
第六章 关
山重重
（1960.7－1962.10）
三十、明月出天山
自从一师院在1958年改组成上海师范学院迁址漕河泾后，我们这些被打入另册的右兄们，两年来还是第一次回到保留我们人事关系的母校。
其实，我很不愿意称呼她是“母校”，除廖世承、王其元等极少几个学校领导外，学校哪里有一点慈母的样子啊！说“保留学籍”，临结束，却连一张文凭、那怕是一纸学历证明也不给；说“劳动考察”，两年来，除了把祖泉太等送去劳动教养外，又主动关心过我们那一个？我们临分配离校的时候，还故弄玄虚吓唬说：不服从分配，移送地方公安机关处置。
当时学校只对我们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需要干部，国家决定将我们支援边疆建设。后来我知道，1959年以后，台湾海峡形势紧张，公安部门把我们作为不安定因素，作出了北京右派去东北、上海右派去新疆遣散的决策。我们中身体健康符合条件的，是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这次去新疆只是结束了保留的学籍，而劳动考察,却仍然没有结束。
经过体格检查和短暂的休整后，我和陈文莘、吴泽衡、徐庆祯、杨善良、邬烈荣、潘乃祖、王人瑞以及马昌绩老师等二十几个人，在1960年7月10日，拖着长长的右派尾巴，又继续走上了漫长的新一轮劳动改造之路。
杨兄有肺病，老魏有胃病，张肇祺有哮喘，周今觉有身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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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不合格未去新疆，回学校学习。除小潘不明情况，其它第二类处理的该去的都去了。怎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魏盛余、刘维家等人，第二年毕业后，又都分配去了新疆。
我悻悻然逃离了上海这个伤心地远走高飞了。我惶惶然提着一箱衣物、一箱书籍，携着一款忘年交蒋凤仪先生为我悉心镌刻的、题着“月初同志将有远行刻此赠之”的私章，告别了已经60多岁的老祖母背井离乡了。1960年7月10日，一辆上海到郑州的列车，满载着来自上海各高等院校、整整一节车厢的右派兄弟姐妹、包括我们二十几个在内的100多号人，挟着难舍的功名的尘和土、携着难忘的家乡的云和月，一路北上、呼啸而去。据说，我们之后又有一批100多个右派、相继有300多人，先后踏上了这条难归和不归的路。
庞大的钢铁列车，拉着我们的身躯缓缓地离开了上海站，我的心却依然留在生我养我二十几个春夏秋冬的荷花池、六里桥、中汇大楼和杨家渡街。当刺耳的气笛一声长鸣，列车骤然加速时，我仿佛感到，我的心被撕裂了，我的心在哭泣、在流血；我仿佛看到，我们一车厢右兄右弟、右姐右妹的心都被撕裂了。我们的心在哭泣、在流血……
那时候，上海去新疆没有直达车，先到距离上海大约一千多公里的河南郑州；在郑州转车，又是一千多公里到兰州；再开一千多公里，才能到达新疆哈密。
在火车上坐了一天一夜到郑州下车后，我们一行在郑州住了两个晚上，等候去哈密的车。
这天晚上自由活动，我们去饭店用餐时有一个新发现，这里饭店是先吃后付，服务员按上菜的碗、盆的种类和只数计价付款。我看见一些不肖之徒，将菜肴已经吃光的盆子，抛进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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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水池中，结账时可以少付钱。我发现，那几个不肖之徒竟是说着一口上海话的盲流人员。我一边在被中原古都民心的淳朴感慨，一边不禁为上海同胞之不讲公德而感到羞惭。若干年后，我第二次去郑州时，依旧感到了古都的淳朴外，付款的办法，却是先付后吃了。
我们从郑州乘火车，一路上涉黄河、穿鸟鞘岭、出嘉峪关，到了兰州再换车，沿着祁连山脉，就是辉煌的丝绸之路经过的苍茫的河西走廊一路继续西行。
河西走廊是西汉张骞花尽毕生心血开通的一条东西要道，绵延了两千多年的苍凉与璀璨。火车途经武威、张掖、酒泉、玉门，一过星星峡就到哈密了。
唐代大诗人李白，有一首伤离别的乐府词《关山月》写道：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
古人看到关山的月，想到边塞思归的人。我们此去新疆，也是归期不明、命运难料、凶吉未卜。
漫漫长途之中，我仰望车窗外时隐时现的月色，得《怀母词》一首，路途劳顿迷惘之中未留诗稿，还记得有这样几句：
娘！哭断肝肠。中宵泣醒郁苍苍、郁苍苍；儿与娘亲天一方，星与明月共傍徨。
娘！忆昔时光。庸人窜室甚虎狼、甚虎狼；今朝谁伴娘身旁，问暖嘘寒端羹汤。
娘！儿去边疆。祁连山高路茫茫、路茫茫；玉门关外无亲朋，此去归期费思量。
娘！对月期二指，飞鸟投故林。月也惶惶、我也惶惶；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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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魂伤，泪衣泪裳。
“怀母”，指思念母亲和老祖母。“祁连山”，匈奴人叫“天”为“祁连”，祁连山即天山，主峰在甘肃张掖西南。“对月期二指，飞鸟投故林”，说我伸出两个手指头，向车窗外一路上如影随形相伴同行的月亮许愿：过了两年一定要返回家乡。
怀母词中许的这个愿，后来居然有幸被我言中了！
三十一、亚克西，哈密
列车穿山越岭，经过横亘几千公里的河西走廊出了玉门关，我们终于来到祖国西域第一城哈密。
7月中旬的哈密是灼热而干燥的，领队把我们一行100多人带到一个军队的营房住下来，我们第一次跻身在完全是异域风光的城市人群中间。
据史载，哈密古称昆莫，汉称伊吾卢，唐称伊州、哈密力（曾隶属甘肃省），明设哈密卫，清乾隆改为哈密厅，民国2年（1912年）又改厅为县至今，是一座雄镇天山东部的古城。
在我心目中，哈密在上海是以哈密瓜而得名的。听说，新疆最好的甜瓜出在鄯善，唐代哈密王把产地鄯善的瓜进贡给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因此赐名为哈密瓜。
古城那泥土垒砌的、平平的屋顶上长着迎风摇摆的麦草和野花的矮矮的房屋；那头戴着猩红、绚丽的小帽，梳着数十条缨络般的辫子，身穿着色彩斑斓的短祆、长裙，脚蹬着皮靴的美丽的姑娘；那穿戴着同样漂亮的帽子、同样高挑的皮靴、同样宽大的长袍和紧身衣裤的高鼻梁小伙子；那完全不同于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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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系发音的维吾尔、哈萨克族的活泼跳跃的欢声笑语；那听不懂、看不懂的言谈举止；那大街小巷、商店民宅的别样的市井风貌；那膻味扑鼻的菜肴；那清洌、凉爽、洗衣服不用肥皂就干净的含碱的溪水，无不一一激发我们的好奇和兴奋。当天我们个个都学会了第一句新疆话，那就是：亚达西，亚克西！
这里夏季午睡时间很长，第二天午饭后，睡了两个小时午觉空闲无事，我和文莘、泽衡、庆祯等几个人相约一起去逛街。哈密县城很小，我们看见了一家人民电影院，一看海报，当天放映苏联电影《青蜓姑娘》。放映时间还没有到，我们买了票在门口等候。
这时，只看见电影院门口广场上，许多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的青年男女围成圈在唱歌跳舞。
这里少数民族的男女老少天生能歌善舞，泽衡见此情景，按捺不住脚底发痒，也挤进人群跳了起来。他是一个跳舞的天才，他的舞姿引得了姑娘们的青睐，一个个和他翩翩起舞，特别是他同一个白衣白裙、一个黑衣黑裙两个姑娘跳得满场飞起来的双人舞，更是博得了围观人群的热烈的掌声。
这里的民风纯朴而好客，看电影的座位按先来后到自由就坐。电影开映后，我回首一看，那两个姑娘就坐在我们身后，特别是那个黑衣黑裙的姑娘，又是说笑又是用手对着我们比划，使得我们如坐针毡，连电影也没有看好。
当天晚上我写了一首题为《赠哈密两少女》的七绝，可惜没有能够送出成了孤芳自赏的“绝唱”，我们便匆匆离开了哈密继续我们的行程了。这首诗写道：
面似云霞衣似雪，翻身旋舞黑裙纱，
新歌款款天山外，犹是江南茉莉花。 152
第一、二句，本意想说两个人，读来倒像指一个人，总觉不妥。但这样写，与“秦砖汉瓦”、“秦时明月汉时关”应用的互喻修辞手法巧合，反正也无法让两个姑娘过目，就懒得推敲修改了。
哈密不是我们此行的终点站，我们的终点站还要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报到后才知分晓。
一切都蒙在鼓里，糊里糊涂的听任摆布，对此，我也早已习以为常了。学校只告诉我们去新疆，一路上到郑州，换车途经兰州，再换车从兰州到哈密，我们到了上一站，才知道下一站，现在到了哈密，方才知道下一站是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所在地：乌鲁木齐。
三十二、人生能得几回瓜
我们是搭乘军用大卡车去乌鲁木齐的。从哈密到乌鲁木齐虽然只有不到600公里，却开了整整十几个小时才到达。一路上不是盘山小道，就是看不见尽头的戈壁荒漠。
这天，一早就发车，卡车上排满了长长的凳子，我们拿好随身携带的行李上车坐下后，三辆大卡车浩浩荡荡地开出了县城，向西北方向而去。
通过山区出去就是戈壁滩，尽管沙漠上一望无际，我们又是头顶着骄阳，还是兴奋地四顾张望，几个小时一晃就过去了。经过鄯善快到吐鲁番时，领队安排大家进了一个偌大的土屯子饭店吃中饭，大家连忙下车进了饭店，立刻感到无比的凉爽。
我早知道吐鲁番地处南疆北疆之间，是新疆中部一个低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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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地，也是全国最热的地方，由于日照时间长、地下水资源充足，所以盛产葡萄和西瓜。尤其是因《西游记》所写唐僧西天取经途经火焰山，孙悟空向铁扇公主借扇的精彩故事而得名。
据领队嘱告，夏天吐鲁番中午地表温度可高达80度，尤以火焰山山区温度最高。火焰山在吐鲁番市东面，横亘东西长达100公里，为避免爆胎，下午四、五点前近山处卡车不能通行，领队让我们吃过午饭就地休息，等通知上车出发。
这里的菜肴比哈密丰富，10个人一桌，一大盘清炒豆角，一大盘清炒大白菜、一大盘西葫芦炒肉片、一大盘土豆烧牛肉、一大盆杂碎汤，馒头管你吃个够。
这些菜肴同哈密一样，只只都用荤油（好像是羊油），膻味太重，不合我的口味，但是这里的馒头却是太好吃了，是我这辈子吃到的最好吃的馒头，面粉黑里透红、红得亮光光的，嚼在嘴里有劲道、特别香。我想，要是能吃着这里的馒头，喝上小时候母亲给父亲做的鸡毛菜肉丸线粉汤，那该有多美呵。
吃罢饭，在土屯子睡过午觉后，我和同组的二师院的郭中士，一起出去走走。那时，文莘、泽衡他们同我分开不在一处，不知道在什么阴凉处在做他们的好梦呢。
土屯子边上有一条小河，小河两边长满了藤蔓杂乱的大树，大树的藤蔓枝叶漂浮在河水里。我们拨开藤蔓用河水洗了一把脸，感到河水清凉彻骨。后来问了当地老乡，老乡说这就是西游记写到的子母河，子母河的水太凉，能洗不能喝。老乡还说，你们口渴，饭店旁边的土屯子里有瓜果卖。
土屯子有一个很高的窗口，里面很暗，看不清堆放的瓜果。我们一问各种瓜果的价格，窗口里的维族老乡操一口流利的新疆普通话说：“马奶子葡萄，一角钱一公斤，大西瓜5分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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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哈买司（统统）的亚克西（好）。”郭中士说葡萄不解渴，给我们挑一个大西瓜。
一会儿，里面老乡挑了一个大西瓜，上磅称好后回话：“l3公斤，6角5分，付钱、接好！”
话音未落，只见从窗口里送出一个滴溜滚圆、黑里泛青的大家伙。我们两个又惊又喜，我连忙上前捧下来抱在胸口，郭中士付了钱，我抱着瓜，就近挑了一个浓荫遮阳的地方，把瓜放在一块大青石上。这时，郭中士到土屯里借了一把刀，一剖二，每人半个大啖起来。
这只瓜除了个儿大之外，还有三个特点，一是皮薄，脆脆的，拍一掌，梆梆作响；二是瓤鲜，黄黄的，看一眼，齿颊生津；三是汁多，甜甜的，尝一口，沁人心脾。我想起了小时候吃过的也是黄瓤的三林塘浜瓜。
26斤一只大西瓜两个人吃，我估计一时吃不了，便用小刀剜下几块，放进随身带来的空热水瓶里，上车后想吃再吃。郭中士也如法炮制。当时谁能想得到，若干年后，这个一起大快朵颐吃西瓜的同行人，竟会在新疆被逼疯。
在浓荫下的习习凉风中，我一面饱啖入口即化的新疆西瓜，一面若有所思地脱口而出：
西风呜咽听胡笳，天下右兄是一家；
快剖好瓤同路暂，人生能得几回瓜！
下午过了五点，我们带着发下来的馒头上了卡车继续西行向乌鲁木齐进发。通过火焰山时，远远的看去，只见山体在烈日照射下，红红的炽热的气流，一轮一轮的滚滚向上翻涌，四周氤氲缥缈，有如仙境。我被这奇妙的景色陶醉了，连骤然升高的气温也没有感觉到，卡车已经驰离吐鲁番地区了。 1 5 5
卡车在戈壁滩上开始加速向西开去，快得好像是在追赶正在下山的太阳，可也真奇怪，烧得通红的太阳老是悬挂在天边，就是追不上。时间已经快到晚上九点了，太阳才迟迟坠落到山的背后，气温一下子凉快许多，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一个右兄突然站起身来，用手向前方一指，惊喜地叫道：“到了，到了！”我们循声向前看去，只见远处天边有树木、楼宇、街道、车辆、人群，更远处还有波澜起伏、若隐若现的大海。
在车上颠簸了十几个小时已经十分疲惫的右兄们，精神顿时为之一振。我正想发问沙漠里怎么会有大海的，不料，开车的司机给我们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他一口甘肃话，冷冷的说：“到个卵，格老儿是海市蜃楼。”
嗬！百闻不如一见，我们算是开了眼界了。
卡车继续又开了一个来小时，一轮黄得有点惨红的月亮慢慢地爬上了天空，时间已经快到半夜了。
这时候，车上的右兄右弟、右姐右妹们大多数沉倒着头打起瞌睡来。我也在迷迷糊糊中想着大自然的奇妙，想着这一段时间里所见所闻的新鲜事，一边哼着“人生能得几回瓜”，一边也悠悠地进入了梦乡。卡车长途跋涉了15、6个小时，把我们送到兵团的一个招待所，嘎的一声终于停了下来。我们一下子全被惊醒了，一个个揉着迷糊的眼睛拖着行李，下了车。
三十三、去乌鲁木齐兵团司令部报到
乌鲁木齐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也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的所在地。当晚，领队通知我们第二天上午去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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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令部报到，还说，兵团副政治委员张仲瀚少将要接见我们，要对我们作欢迎动员报告。
这倒使我们感到有点受宠若惊了，这时候我们才知道，几天来，一直同我们形影不离的这位领队，是兵团派到上海接引我们进疆的组织人事干部。
第二天上午，我们离开招待所乘车去兵团司令部。一路上，只见葱茏茂密的树木，整齐宽敞的道路，高大雄伟的琉璃瓦屋顶建筑，汉、维、回、哈萨克等多民族荟萃一地的人文景观，一个西部大都会的外观形象向我们迎面扑来，我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产生了好感。
当时我感到，高规格的欢迎仪式，反映出建设兵团求贤若渴的心情和态度，他们，至少兵团领导层中有人，对右派学生是理解和重视的。这个人是不是将要对我们作报告的副政委呢？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我对新疆之行充满了期待。
欢迎会在兵团礼堂召开，兵团组织部部长主持。组织部长致简短的欢迎词后，就请张仲瀚副政委作报告。这位兵团高官是一个白面书生，英俊魁伟、风趣健谈。他首先自报家门，解放前就读于北平燕京大学，参加革命后先在北平打游击抗日，直到全国解放担任兵团领导职务。他是一个儒将。
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欢迎我们支援边疆建设（后来知道这是一句谎话），接着介绍了兵团的概况，使我们在踏上工作岗位前对兵团的情况有所了解。兵团前身是，原延安南泥湾搞大生产的359旅的王震将军率领的一野一兵团大部、原国民党驻疆起义部队改编的陶峙岳将军率领的解放军22兵团，和新疆民族军整编的解放军5军一部，1954年8月集体就地转业组建而成。我们进疆时的司令员是陶峙岳上将，政委是王恩茂中将。 1 5 7
兵团司令部所在地乌鲁木齐，名称源于准噶尔蒙古语“红庙子”，维吾尔语是“优美的牧场”、“美丽的草原”的意思。她地处新疆中部天山北麓，是南北疆交通的枢纽，是新疆乃至西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中心。乌鲁木齐地区春秋短、冬夏长，年平均温度7度，海拔700－900米，是标准的中温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是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城市。
兵团是一个具有屯垦戍边职责的特殊社会组织。兵团下设师级单位，分布在自治区下属各地州市内，管辖着100多个农牧团场和众多的工交建商企业，还有两所高等院校。我们这些人，不久就要分配去这些农牧团场等单位了。
最后，这位猜想也是被他上级欺骗而对我们撒谎的侃侃而谈的副政委，没有忘记向到兵团这个特殊社会组织、来自上海的我们这些特殊对象，介绍当地特殊的风俗人情和自然环境，还专门推荐了兵团经营的适合全国各地、特别是南方人口味的乌鲁木齐百花村酒家，让我们有兴趣可以去品尝。
张仲瀚作报告时，肩上披着一件军上衣。看上去英俊洒脱，风度翩翩，威风凛凛。他一面讲话、一面抽烟，我坐在前排，看得清楚，他吸的不知是红壳子的牡丹烟还是中华烟，在那个年代，牡丹烟也已经是象征吸烟人身份的好烟了。
他的烟瘾很大，一支将吸完时，一个守候在一旁、穿着戎装的年轻漂亮的女秘书，会及时地再递上一支，并微笑着擦燃火柴给首长点上。
在他讲话两个多小时内，就这样一支接一支不断地抽、不停地讲。讲活中间，女秘书除了给首长倒水递烟外，还时刻注意着主席台上的一举一动，不敢稍有懈怠。一次，她看见（我也看见了）副政委不停地在耸着肩膀，她猜度首长有点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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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异常机灵地走到他身前，递上一条白净的湿毛巾，随手为他卸下了上衣。
张仲瀚副政委报告结束后，兵团组织部长对我们在乌鲁木齐几天的活动日程作了安排，并提出了“两个必须”、“两个不要”的纪律要求。两个必须是，外出时必须有2个人以上结伴同行、晚上必须在9点前返回；两个不要是，不要随便接受少数民族老乡的邀请，不要随便进入少数民族老乡的住所。
后来我知道，少数民族老乡都很好客，少数民族姑娘还特别喜欢同汉族男青年交往，为了避免滋生违反少数民族政策的意外，这两个必须、两个不要，倒是至关重要的经验之谈，我至今未能忘怀。
最后，组织部长还对我们在没有正式分配前，要去五家渠农六师孟进农场参加劳动作了动员和部署。
孟进农场就在乌鲁木齐市郊，让我们去参加劳动，也许是对我们100多人，分配方案还没有确定而作的权宜之计罢。在孟进农场，我第一次看到大型国营农场恢宏的生产规模，看到了八十匹马力的“斯大林80号”、五十匹马力的“东方红50号”和“康拜因”联合收割机等机械化农具；看到了过去在苏联电影中看到的割麦能手飞快的走镰，我为他们一镰倒下一大片麦子、镰刀顺势一掳就是一大捆的技术，叹为观止。
不多几天，我们返回兵团司令部。组织部宣布了我们的分配方案。我同另外三个素不相识的右兄，分配去几天前刚从那里来的农五师哈密；文莘去的地方，是晚清林则徐的充军地、物产丰富的农四师伊宁市新源县；庆祯留在乌鲁木齐机运处；泽衡去我们刚去参加劳动的乌鲁木齐近郊的农六师五家渠；邬烈荣是英语专业，去了兵团高等学府、靠近乌鲁木齐不远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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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子外语学院；老杨去了奎屯；马老去了南疆。
我告别了文莘他们，又乘上去哈密的军用卡车。这时候，离开上海已经有半个多月了。
我耳畔似乎又响起了李白的《关山月》：“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上海的“不安定”因素，终于被驱逐出了玉门关、消融在天山顶上终年不化的积雪之中，关山重重，行色匆匆，只不过多了几个思归的苦颜人，似乎从此可以天下太平了！
三十四、农五师巴里坤军马场
1960年，农五师的师部是在哈密（后来迁址奎屯），半个月前，我们从上海途经哈密的住处，就是农五师师部的招待所。
农五师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6军16师，1949年11月进疆，1953年6月集体转业，组建新疆军区建设农五师，1954年10月成立建设兵团后，农五师隶属兵团建制。
农五师东倚甘肃酒泉地区，西邻昌吉回族自治州，南接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北与蒙古国接壤，哈密是我到新疆离开家乡上海最近的一个城市。
农五师被天山分割为南北二大块，管辖天山山脉东端的哈密，天山南麓的吐鲁番，和北麓的巴里坤。山南气候温暖干燥，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山北的巴里坤草原和伊吾河谷，是兵团的粮仓和畜牧业基地。我们到哈密报到后，我被分配去巴里坤军马场。军马场总部在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州的松树塘。
一起去巴里坤军马场的，除了我之外，还有交通大学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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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系的黄小容、华东化工学院的凤阳路白牡丹美发厅小开、华东纺织工学院的调干生，一共四个人。我一直不知道白牡丹小开和调干生他们两个的姓名。
黄小容带一把小提琴，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此兄不是出身书香门第，也一定是个富家子弟，我对他温文尔雅的谈吐有好感。记得我对他说过，一个交大船舶系的高材生，到戈壁滩上造船，岂不成了沙漠行舟了吗？这也是我还记得的对黄小容说过的唯一的一句话。不久四个人分开后再也没有见过面。
这天上午，我们四个人在军马场一位干部带领下，一起坐卡车从哈密去松树塘。车从南山口进入天山，往复盘旋而上。道路崎岖曲折，路旁悬崖削壁，山高林密，道路狭窄，最狭处仅容单车通过。俯视下面山壑深处，似有小若火柴盒的车厢残骸，想必是翻车酿成了车祸，看得人触目惊心。卡车开到高处，就到了天山山顶的天山庙。
天山庙建庙前，此地名为黑绀岭。唐贞观14年（公元640年）平定高昌后，曾在此岭立碑记功。清乾隆51年间又在此修了关帝庙，后改称天山庙。当地老乡为感激樊梨花征西时，给当地带来黄河流域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和水利开发技术，喜欢把它叫做樊梨花庙。天山庙至今仅存三间砖木结构的空殿和一块断碑，后人有“破庙残碑映雪寒”之叹。
翻过天山庙，再盘旋而下出了口门子，中午时分，我们到达松树塘。
到松树塘的第一件事就是吃饭。我在食堂炊事房的案板上看见一大堆肉，我以为是牛肉，吃的时候才知道，这是在山岗上失足摔死的骆驼，肉的口感同牛肉差不多，就是肉质纤维粗一些，比之以后吃过的羊肉、马肉、驴肉、鹿肉要逊色许多。 1 6 1
下午，我们听取了军马场的情况介绍。由于在乌鲁木齐兵团受到张仲瀚副政委的接见，提高了心理期望值，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报到当天，这里连政委、场长的面也没有看到。好在管理处人事干部小张，对我们很友好，他把当地的情况介绍得很详细，才弥补了我们心中的失落和不快。
松树塘在山南的哈密和山北的巴里坤与东部伊吾三地的交汇处。这里山上多松树，“塘”又是清朝驻军的地方，以此取名为松树塘。松树塘地区海拔很高，800到3000米不等；年平均气温很低,只有零下四度, 最冷的地方是西部的巴里坤。
巴里坤军马场，又称红星军马场或巴伊军马总场，清代雍正年间，接任年羹尧的宁远大将军岳钟琪，早就在此开疆拓地建立了军马场。
我们去的时候，军马场已经是一个农牧结合、多种经营的大型国有农场。场部直属单位有养鹿场、酿酒厂、面粉加工厂和红星医院、红星剧场、红星豫剧团。总场下面有五个县团级分场。听小张说，场领导刘政委、陶场长和许多农场干部、职工都喜欢豫剧和秦腔，剧团的主角是豫剧名角常香玉的大弟子，月薪500元，这在当年是个令人咋舌的天文数字了。
巴里坤和伊吾地区，是一种新品种军用马的产地，国家战略决策，由军区收编军马场。我们报到的那段时期，军区同农五师正在研究体制和人事问题。直到1962年春，军马场改编为军总后勤部与国务院农垦部双重领导的单位。
人事干部小张向我们宣布了总场对我们的安排决定，除了华东化工学院的白牡丹小开留在酿造厂外，另外三个全部下分场。我是去巴里坤的青疙瘩山的五分场团部。 162
据说，上海对去新疆的300多个右兄，按劳动表现好坏，有“劳动考察”、“先劳后工”和“直接工作”三种安排。军马场分配我去五分场团部，看来对我是第三种最好的安排了。
我们又要分道扬镳、各奔东西了。
临走前，小张特意叮嘱我，巴里坤夏季凉爽春秋短，冬季漫长而寒冷，清人纪晓岚曾经到此撰文感叹“巴里坤，盛风雪，罕无人迹。”但现在已经是松树塘的粮仓油库，是个好地方。
看来，因骂天而被加冕为右而至极的我，刚刚结束了在上海五角场“其乐融融”的与地斗之后，此番如愿以偿，不但可以骂天，而且还可以在盛风雪、罕无人迹的巴里坤大草原上与天斗了，但不知，还能一如既往其乐融融否？
三十五、青疙瘩山五分场
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州，是哈密的一个县，古称甘露川、又称蒲留海，县城很古老。它东临伊吾县，西接萨尔乔克西山，南靠天山山脉东段的巴里坤山，向北中间隔着莫钦乌拉山，再向北是戈壁地带，最北面就是以准噶尔断块山系作边境接壤300多公里的蒙古。它是一块群山包围之中的盆地。
巴里坤盆地东窄西宽、东高西低，整个盆地海拔2000到1500米，地势由东向西倾斜，西北地势最低，形成了水气入侵的天然缺口。这里是低处不胜寒，最冷的西部，冬季最低气温达到零下四十几度。五分场，就在当地称为南山的巴里坤山与北山的莫钦乌拉山之间的西部盆地上。场部所在地青疙瘩山，是靠近盆地中部的柳条河不远处的一个小山丘。 1 6 3
人还未到青疙瘩山，心中似乎已经感到了一丝暗暗袭来的寒意。这时我又生发了阿Q式的联想：大概他们早已了解我的体格比较强壮，挑我来到这个好地方的。
五分场有一位姓刘的农业技术员，下午专诚到松树塘总场来接我。一见我，他操着四川口音，说是受分场领导委托，热忱欢迎我去五分场工作。我和老刘在总场食堂早早地吃过晚饭，我坐上老刘驾驭的马车，离开松树塘向青疙瘩山进发了。
我坐在马车上向背后远处的天山望去，只见夕阳余晖照耀下的天山山峰白雪皑皑、晶莹夺目；山势层峦叠嶂、巍峨起伏；山间林海茫茫、云雾缭绕；山下草色青青、牛羊成群，好一派北国山区风光！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大片戈壁滩。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的接触戈壁滩，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和好奇。同行的老刘是转业军人，是个老新疆了，人也热情健谈，他对我是有求必应、有问必答，尽量满足我的好奇。
他驾车的本领很娴熟，他告诉我说，这里外出，马是最主要的工具，要我尽快学会骑马。他还对我说，骑马时，缰绳和辔头放开、两脚在马肚皮上一夹，叫一声“嚼”，马就开步走了；双手拉住马的辔头，叫一声“喔”或者“吁”，是向马示意向左还是向右；勒住辔头，叫一声“得儿”，马就收步停住了。
尽管马在戈壁滩沙地上走得不快，一路上一个多小时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戈壁滩上，除了黄沙就是大大小小的石块，在连绵起伏的沙丘上，一些黄黄的、细细的、长长的芨芨草，孤零零的在晚风中舞动，仿佛是在向我点头，欢迎新伙伴的到来。还有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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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色的、灰色的、紫色的骆驼刺，匍匐在沙土和石子中间，仿佛在向我示意，在贫瘠的土壤上、在恶劣的环境下，只有顽强不屈、坚韧不拔，才能生存下来。我看到一些柽柳、沙棘之类的灌木，尽管显得干瘦，但它们在大漠中，把根扎得深深的，拼命吸取地下的水气，只是为了到时候绽吐枝头的绿叶。
这些在戈壁沙漠上顽强生长的草木，使我想起了流沙河的《草木篇》，想起了自己的《天骂篇》，想起了砸在教室水泥地上粉粉碎的鸡血石图章，想起了五角场的暴雨和烈日、想起了同我一样不甘心被命运之神摆布玩弄的难友和老同学、想起了对我茹苦含辛翘首以盼的母亲和老祖母……
我即将在这样的环境中独立生活了。面对这一切，不由得使我萌生了无限的敬意、遐想和决心：沙漠是荒凉的，只要有了人，就不再荒凉了；环境是艰苦的，只要有倔犟的意志、百折不挠的精神，任何艰难困苦都是能够战胜的。
老刘告诉我，过了这片戈壁滩，路就好走了，五分场就在西边不远处的南山与北山之间的大草原中的青疙瘩山旁。正当我们过了只有涓涓细流淌过鹅卵石河底的柳条河时，月亮已经在天边爬了上来，我们的目的地青疙瘩山也就快要到了。
过不多久，马车进入弯道，下行到了一个低谷。突然豁然开朗，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麦田，麦田，麦田！像大海一样的麦田！
这时，一阵清风吹来，青黑色的麦浪在银白色的月光下，像波涛一般翻滚向前，一浪接着一浪，此起彼伏，汹涌澎湃，发出沙沙的声响，美妙极了，壮观极了！我不由得为第一个想出麦浪这个词的天才叫好，我更为今夜月色下的巴里坤草原，美丽、浩瀚的大自然风光叫好。 1 6 5
离开松树塘，马车走了两个多小时，越走越快，一路上没有看见一个行人。此时，只看见迎面有一座东西横亘的小山，就是不看见房子，我焦急起来，就问老刘还要多久才能到。不料，老刘俏皮地眨了一下他的大眼睛，手向脚边一指说：
“格老儿，你眼光楞个不行，这不是已经到了么。”
说罢，他收紧缰绳，口中一声“得儿！”马车应声停下。
三十六、“我这里有好水”、地窝子
马车所停之处，只见半山坡上一长溜土房子，老刘说，这就是五分场场部办公室，背后这座山，就是青疙瘩山。
看我正在疑惑不决，老刘一边帮我拿了行李，从低洼的通道走下去，到门口，掀开了帘子进了屋，用火柴点亮了煤油灯，一边对我解释说，这里夏天特别凉快，冬天也特别冷，最冷的时候有零下40多度。他说，我们盖的房子，有一点像延安的窑洞，都背靠青疙瘩山山坡，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面上，我们叫它地窝子，地窝子冬暖夏凉，节省材料。他还说，这里的门不上锁，只有一张门帘，没有外来的人打扰，很安静也很安全，今晚你放心在办公桌上囫囵睡一个晚上。嗬！这可是“贞观之治”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好地方。
放下行李后，老刘领我到后面山坡上亮着灯的地窝子里去，进门还没开口，只见煤油灯光里，一个穿着军服的高大汉子，满面笑容地迎过来，一双强壮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连声不迭地说“欢迎，欢迎，欢迎你来到我们五分场！”
我定睛一看，这个面色黧黑，浓眉大耳，脸庞像朱元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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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有点外凸、下巴中间有一道深深的凹痕、说着甘肃话的人，就是青疙瘩山的当家人、五分场场长赵蕴璧。
大家寒暄一番后，老刘简单地汇报了工作便离开了。赵场长在介绍五分场大致情况说到这里夏季缺水时，一面给我倒了一玻璃杯水，一面还说“你要喝水到我屋子里来，我这里有好水。”
大半天没喝过一口水，我正感到口渴，连忙拿起杯子就要喝，不料，只听得赵场长猛然提高了声调说：
“慢！让它沉淀一下。”
我不好意思地疑惑不决地凝视着这杯水，过了四、五分钟，只见杯底有一层沉淀下来的黄澄澄的泥沙。
后来我知道，巴里坤一年有五、六个月下雪有冰冻，冰雪可以直接化水饮用。冰雪融化后，灌溉的和人、畜饮用的水，都是天山上的积雪融化后流到柳条河里、汇集到渠道里的，也有地势特别低洼的地方，可以打坎儿井汲取的。可是到了七、八、九三个月，河水日趋干涸，只有渠道里还有水，牲口可以放到山里找水喝，人的饮用水特别弥足珍贵，连场长的“好水”都要沉淀一下才能喝，水的紧张状况，是可想而知的了。
告别赵场长，当天晚上我就睡在办公室里。夏天地窝子的晚上竟有点冷，打开行李盖上棉被，一宿无话，睡得特别香甜。
北疆晚上天暗得比南疆早，早晨天亮得也比南疆晚，待我醒来时已经七点多了。我穿好衣服，见桌上有一壶热水，便倒在带来的脸盆里，水有一点浑，想起昨晚喝水的事，将就漱洗罢，卷好被褥放在一个大柜子里，走出门外。
巴里坤大草原的早晨，空气真清新。远处天山顶上白雪与苍松掩映，山下草原辽阔，牛羊点点。还没来得及细看，老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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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找我去吃早饭了。原来老刘一早已经来过，桌上的热水就是他从伙房里打来的。这里实行逢十休息一天的旬假制度，这天正好是旬假。老刘陪我到下面一连的伙房。
分场部自己没有食堂，在一连搭伙。一连连长叫周开，矮墩墩、胖嘟嘟，满面横肉，五十几岁，四川人。老刘说，此人是个老兵油子地头蛇，队里农工都怕他。只见他大摇大摆的进了伙房，大家都让他先打饭。我也想让他先打，他倒客气起来，对我瞅了一眼，说“哦，上海鸭子呱呱叫！先上，先上。”
我用自己带的搪瓷碗，在大个子湖北炊事班长手里，打了一只羊肉包子，一碗洋芋（土豆）块、肉糜糊糊，就要回办公室。老刘一把拉住我说，随便找个地方吃吧。我一看，有站着的，有蹲着的，有手指里夹着青大葱、生蒜头的，咬一口包子、嚼一口大葱或蒜头，再喝一口糊糊，吃得可香了。
入乡随俗，我站在青疙瘩山的山坡上，对着苍茫的天山，美美儿的吃完了第一顿早餐。
老刘告诉我说，平时伙食很简单，早晨供热水，一天三餐，一餐一个馍馍（馒头）一碗汤，今天是旬假，改善伙食，吃得好一些。逢年过节聚餐，或者招待客人，菜总归是羊肉、牛肉、马牛、驴肉，夏天还有洋芋、萝卜、白菜、豆角那么几个蔬菜，此地请客吃饭，名副其实只是在主食上变花样。到冬季，伙食更简单了，改为一天两餐，菜只有肉和洋芋，逢到旬假便不开伙，面、肉发给大家，自己做饭。
吃罢早饭，我想换洗衣服，好不容易在山坡下伙房前面看见了一潭水，捧了一面盆衣服来到水潭边正要洗，谁知，只听得那个湖北炊事班长在我背后一声断喝：
“老花嗳，要不得，那水是喝的嘞！洗衣服去红星渠。” 168
看来，水是生命之源一点也不假，我按湖北炊事班长的指点，走了好久才找到了远处的红星渠，在渠道带沙的凉水里把衣服洗了。后来，我经常到渠道来洗澡、洗衣服。这里的人很少洗衣服，更没有人洗澡。我只要有水，远一点也无所谓了。
过了旬假，星期一上午在我睡觉的办公室里，开了一个欢迎我到来的办公会。参加的人有：分场（团）部领导，团政委赵场长，还有一个教导员、一个协理员；分场不设科，中层干部就是农业、机械、水利、畜牧四个技术员和一个会计、一个兼出纳的文教（文化教员）；此外，还有一个这里叫“小鬼”的通讯员李会义，现在加上我一个，就有10多个人了。
分场下属几个农业连、畜牧连、机耕连和一个加工场的连长、指导员也都参加了这次办公会议，济济一堂20多个人。我明白，这是赵场长让我有一个认识他们的机会。
会上，赵场长明确了我的职务是农牧科工作员。分场部不设科，那来的农牧科工作员？据说这是总场给的一个奇怪的职务，其实就是办事员。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有一个名份，说得玄乎、好听一些罢了，管它呢！
第二天一早，小鬼李会义通知我，早饭后，赵场长有事找，要我去他的地窝子。
我第二次走进赵场长的地窝子。这次看清楚了，地窝子里一共两间，面积不大，不到30平米。掀开帘子一进门就是外间，堆放着鞍子、皮靴、木桶、工具等杂物。里间靠墙边是一个作卧床的通烟道的大火炕，火炕一边墙上挂一把猎枪和一个有两支犄角的鹿头。靠墙有一张没有油漆过的写字台、和一把没有油漆过的椅子。台上有水壶、茶具和一盏煤油灯。火炕另一边空地上，有一张也是没有油漆过的放衣服的木柜。 1 6 9
两间房间靠门一边的墙上，都有一个窗洞，两个房间中间用一堵火墙分隔，火墙靠外间一头还有一座炉台，炉台上的铜水壶擦得发出了灿烂的光泽。
整个地窝子里，从外观上，这把铜水壶和墙上挂着的猎枪、鹿头，似乎能看出主人的洁净、细致、爱好和身份。另外，这是一个单身居室。
赵场长见我兴致勃勃地在观摩，连忙笑着说：
“这屋子是你们读书人说的陋室，我住下没多久，你是到我这间陋室的第一位鸿儒，没啥可看的，走！我今天倒要给你也盖一间。”说罢，推我往外走。
到外面一看，紧靠在赵场长的地窝子旁边山坡的空地上，已经堆放了许多椽子、松枝、麦秸、柱子、木板、土坯、铁锹和坎土镘等一应材料和工具，还用石灰在坡地上画了一个长方形的框。
原来，赵场长打算在此地给我挖一个地窝子，这是事先吩咐连队车来的材料和工具。他说，他和我两个，用一天时间就可盖好房子了。可能他早已了解过我在五角场的劳动表现、知道我是一个强劳力，才做出这个决定的。我问了赵场长如何动工的情况后，把袖口和裤脚卷高，像模像样的干了起来。我们先用铁锹和坎土镘沿着石灰线把土挖出来，甩在土坑外。场长说，新疆的山地都是处女地，山泥干燥而松软，很好挖。果然，不消半个时辰，土坑已经挖到齐膝深了。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和使用坎土镘。坎土镘是一种兼有洋镐和铁锹用途的新疆农具，对像我这样膂力好的强劳力来说，用起来是十分得心应手的。土坑南边在下坡，挖到一人深时，上坡已经超过一人一手高了，坑内铲平后，就停止不挖了。 170
按照场长的吩咐，先用木柱在坑外四角打桩，二根一组一边四根，四根木柱中间用木板夹起来，再把坑内挖出来的土，一边扔进木板的空档中，一边用木棒夯实；再加木板加土夯实，高度够了，墙就垒好了，这就是干打垒。
外墙完工后，可以砌火墙了，这是整个工程的技术活，我只能做小工。赵场长和好泥后开始砌火墙，我在一边递土坯。墙体砌到一人高、半间屋长后，在火墙过道一头砌一台火炉，在火墙另一头上面砌一座从屋顶出口的烟囱，火墙就完成了。这个活，关键是在要把火墙砌成热气流通的烟道。
带炉子的火墙，把土坑分成两间，外间向南按一个门框，门框外挖了一道向上的斜坡；里间西边砌一个六尺见方的大炕台，就是床。到冬天在炉子里烧焦炭，热气从火墙烟道经过，整个房间就热了，炉子上烧煮什么反而无所谓了。
最后一道工序就简单了，只消把椽子齐齐的搁在山坡和干打垒的土墙上，一间留出一个天窗，椽子上先铺满一片片叫爬松的松枝，再铺上麦秸，用铁锹把一旁余下的松土，全部铺在屋顶上，周边围围严、拍拍实，再洒上水，好！一个崭新的散发着松针、麦秸和处女土清香的地窝子，竣工了！
一个军人场首长，一个右派工作员，新居落成只花了仅仅一天时间。你说时间短么，短；你说施工简单么，简单。但是，要知道，这是怎样的两个劳动力的因果组合啊！
不久，我就住进了我在新疆这片土地上，只属于自己一个人的房子。
老刘告诉我，赵场长是解放新疆时陶司令员起义部队的团级军官，原在总场机关工作。他结婚很晚，一子一女都在松树塘读书。他爱人原是总场民族处的处长，今年“五一”节，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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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里坤地区少数民族代表去哈密开会，不幸殉职了。那天，那些与大漠相伴一辈子，从未见过城市的老维、老哈、老回们兴奋不已，从哈密返回巴里坤过天山时，在车上跳起了集体舞，不幸肇祸，车翻人亡，陪同的民族处处长也未能幸免于难。中年丧偶的赵蕴璧，为了服从早在“五一”前已经做出的加强五分场的决策，抛下了子女，噙着泪一声不吭地离开了总场，来到青疙瘩山。
呵！这真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一个感情细腻的人、一个我在沙漠上幸会的好人！
三十七、骑马、如厕、雪鸡、银狐、沙丘
赵场长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学会骑马。
这天，通讯员李会义给我牵来一匹头顶心有一撮白毛的小红马。他说，场长让他到马厩挑性情温和些的马娃子配给我骑，他挑了这匹两岁半的白顶星伊吾小红马，小红马不欺生。
我按照小李的指点，先在马脖子上系一根缰绳，连着套上嚼铁的辔头，但不忙按上马鞍子。骑的时候，马背上披一张麻袋，缰绳套在左手手臂里，右手拽住马鬃，两足使劲蹬地跃上马背，两腿用力一夹马肚，马就开步走了。
小李说，学骑马不用马鞍，因为马鞍子套在马肚皮上，两边连着两个踏脚的铁镫，不会骑的人，万一不慎把整个脚背套进镫子里，人落马后会被拖伤、拖死，出大事故的。
我第一次骑上没有鞍子的光背马，在空地跑过几圈后，感到大腿股沟间在马背上磨擦得有点疼痛，想停下不骑了。谁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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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马容易下马难，我让马走到自己新盖的地窝子的门前，马却把屋顶踩了一个窟窿。这使我想起小时候第一次学骑自行车，就把马路边卖水果小贩的摊位撞翻的事。我只好赶紧下马，把缰绳系在柱头上，找材料修屋顶去了。之后接连几天，一有空闲就学骑光背马，直到股沟间磨出了老茧，马性也熟了，人也不会落马了，这才在马背上放上了鞍子，就算学会骑马了。
我到青疙瘩山碰到的第一件困难，恕我不敬，不是学骑马，不是喝水，也不是吃饭，而是拉屎。常言道民以食为天，谁知拉屎也会有困难的呢。我学会骑马后，小红马为我方便如厕派上了用场。
吃喝拉撒寻常事，宿舍和办公室里都没有卫生间，自然也没有马桶如厕，人不能被屎尿憋死，怎么办？“如厕”是文言，不如口语“蹲坑”来得传神，他们在青疙瘩山后挖了两个大坑，大坑里又挖了七、八个小坑，权且当作“蹲坑”用的公共厕所了。厕所只有围墙、没有顶棚，男左女右，请君自便。
三千年前，人类社会早已从乱婚、群婚进入到一夫一妻的文明时代；三千年后，我对这种乱厕群厕、一厕多人，一时还不适应，希望能够一人一厕。一次内急，我突发奇想，何不到山上无人处去方便？思念及此，跃马加鞭，上山找到了一个幽深僻静处，不禁心花怒放，下马踏上一块一边是深沟的大青石宽衣解带，任我放肆如厕、一泄为快，乐何如者！
一天，我骑马上山如厕时，邂逅分场部新来的甘肃洋芋蛋樊玉贵，被他发现了我如厕的秘密。樊玉贵还看到我用上海带来的手纸擦屁股，他露出了惊异的眼光问个不停。那年代必须夹着尾巴做人的我，生怕传出去被人说闲话，只能入乡随俗，不再独善其身上山如厕，无可奈何地也开始了群厕生活。 1 7 3
我看见他用的是旧报纸，当时有报纸擦屁股已经不失斯文了。不少人拉完屎，信手扯把麦秸或乱草，团起来搓一搓、揉一揉，胡乱擦一下完事。果然，后来樊玉贵还为拉屎，专题打了我的小报告，说我骑马上山去拉屎、擦屁股也要用上海带来的手纸，小布尔乔亚思想严重、右派立场顽固不化。
来新疆时，我带了两只手提皮箱，一箱是衣服，一箱是书籍（主要是些线装书）。祖母在箱子里垫了许多手纸，当时只是为防潮，此地小卖部没有手纸供应，防潮手纸返朴归真派上了用场，不料却成了小布尔乔思想和右派立场的铁证。
要说思想改造，确实差得远。如厕如此，洗澡也是如此。当地老乡一辈子只洗三次澡，出生洗一次、婚前洗一次、死后洗一次，其实，自觉主动地洗，只有结婚那一次。自从湖北炊事班长告诉我红星渠有水后，我就经常到红星渠洗个痛快。
红星渠的水是每年五、六月份天山上的积雪融化汇流下来的，水很凉，有点沙，一开始水流大而急，訇然有声；进入盛夏水流越来越小，经一路渗漏，到五分场便干涸殆尽了。
周开说我是上海鸭子呱呱叫，是说对了。我这个“鸭子”几乎每天中午总要骑马去渠道洗洗衣服、戏戏水。渠道上找水喝的鸟儿们，大概见我面熟，毫无顾忌地在我身边飞来飞去、追逐戏耍，鸟儿和我都快活极了。在各种鸟中，我尤为喜欢的是一种当地称为雪鸡的鸟。雪鸡顾名思义，混身雪白，没有一点杂色，个子又比较大，体形同鸽子差不多，机灵地在我身边飞来飞去，有时干脆落在我的肩上，物我两忘、相安无事，这是何等超脱的境界。据说，中央一位大领导，还专诚托人到巴里坤捕捉了雪鸡，送去北京给他大快朵颐呢。
一天半夜醒来，我见天窗外月色姣好，起身拿了家中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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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洞箫，掀帘出门，在月光下吹起苏武牧羊、病中吟等曲子来。身处边塞大漠的我，勾起了“对月期二指”的乡思，正在百无聊赖、莫名惆怅之际，突然眼前不远处，从地底下蹿出一只雪白的东西，尖嘴、长尾巴，蹲在那里对我张望着、谛听着。
呵！这可是一头聊斋中传说的解得人事的千年银狐呀。待我放下洞箫、挪步上前，想看个仔细时，只见眼前一道白光一闪而过，转瞬消失得无影无踪。我被这头老狐的突然出现，陷进了想入非非的泥潭之中。
第二天，我向老刘说起这头银狐，老刘说这头老狐多年前已在此地出现，经常在夜晚出来觅食。老刘还说，狡兔三窟，狐狸比兔子要狡诈得多，可以说是狡狐九窟。去年冬天，猎户事先探查了南山北山之间一方十几个狐狸可能出入的洞口，大张旗鼓地派人在洞口围剿，同时往洞里烟熏火燎，只留一个洞张网守候，等待狐狸耐不住烟火逃窜出来，便一网打尽。这次围捕，果然大获全胜，抓捕到了大小灰狐十来只。遗憾的是，不知为什么，那只银狐还是漏网了，没有抓到。兴许千年老狐，已经修炼到家，能够未卜先知，逃过了此劫。
这老狐盘踞的洞穴究竟在哪里呢？为什么如此烟熏火燎也不能把它抓捕归案呢？我突然脑海里浮现出一个想法：莫非是在眼前的沙丘之下？我虽然不是泛神论者，反正上苍尚且有好生之德，不管是否有人想到，我没有把这个想法告诉人家，当时想过也就作罢了。
沙丘是横卧在青疙瘩山前不远处的一座小山。南北长约5公里、高几十米至百余米嵯峨逶迤，柳条河、塔水河围绕两侧蜿蜒流过，我刚到青疙瘩山时是盛夏，只看见在河底鹅卵石中有些许涓涓细流，不久便干涸了。但是最为奇怪的是，人说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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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中有一眼泉水，竟终年不竭，四周水草丰茂。也许是温泉吧，我猜测那头千年银狐穴居沙丘之下，根据即在于此。
这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北风呼啸，满天雪花飞舞，眼前一派银装素裹，白光一闪，我又看到了那只老东西，牠还活着。是出洞觅食，是来听我吹箫，还是另有图谋？我就不得而知了。
光阴荏苒、冬去春来，我抽空登了一次沙丘。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踏上了山顶。只看见风动沙移，沙涌如波；只听得沙鸣呜呜，如泣如诉，凄婉低回，犹如遥远的古战场上进军的号角，慑人心魄。
据民间传说，唐朝樊梨花带兵征西时，麾下一营女兵与敌遭遇，战斗激烈，因寡不敌众、全部阵亡。樊梨花率师赶到，大败敌兵，将女兵尸体全部葬在沙山下。女兵阴魂不屈，常从沙山底下传出刀兵相接、厮杀呐喊的声音。
而我听当地老乡对这座沙山另有一种说法，觉得更合理、更神奇。老乡说，当年樊梨花带兵镇压巴里坤的少数民族叛逆，部队由大将尉迟恭当先锋，尉迟恭大开杀戒，很快占领了巴里坤地区。由于这位先锋长得黑塔一般，武艺高强，败兵之将不知道他的姓名，传令三军，以后见了这位“黑大爷”不要同他交锋。从此一传十、十传百，以误传误，黑大爷读成了“胡大”。胡大一词，维吾尔语意为汉人或上帝。
当时，樊梨花旗开得胜后，大本营就驻扎在青疙瘩山，原先五分场场部办公室前，有一个老树根，传说正是樊梨花的栓马桩呢。 一天，樊梨花去哈密开军事会议，当夜未归。由于尉迟恭杀戮无辜，天怒人怨，一夜狂风大作，黄沙从天而降，把樊梨花的兵营，全部葬身沙壑，形成了这座沙丘。这才有了后来薛丁山征西增援之说。 176
不论各种传说是否可信，我还是感到，原来从古到今，人类历史本来就是一部充满是非恩怨、甜酸苦辣的故事。情由景生、景随情迁，褪历史的铅华，还自然以本色，有当时我写的一首四言诗《沙丘咏》为证：
山光如玉，山形似琢，壁立千丈，无处踯躅。
方圆百里，无阡无陌，梨花西征，跃马驻足。
山有清泉，泉清可掬，有鸟鸣飞，有麋逐鹿。
夏绝尘沙，冬罕风雪，绿草茵茵，白云漠漠。
山不厌低，水不厌浊，塞外桃源。我其膺福。
有谁知道，这座45年前同我朝夕相处的或许还深藏着一只千年老狐故事的巴里坤青疙瘩山前的貌不惊人的小沙丘，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漂亮的名字叫巴里坤鸣沙山，而且还是与敦煌鸣沙山、宁夏沙坡头、内蒙响沙湾齐名，位居四座沙山之首的旅游胜地。这真是景物依旧、人事已非啊。
三十八、万宝全书缺只角
赵场长交给我的第一项工作是制作一套本票。
我第一次听到有本票这件事。原来，本票是农场内部制定、内部结算使用的一种货币。
我不擅长绘画，但也只好硬着头皮接下来，我对照现行的人民币作样张，依样葫芦画瓢，花了两天功夫，居然凑合着应付了过去。我设计的这套本票，经翻印后，在五分场与各连队之间、连队与连队之间，正式使用过一段时间。 1 7 7
当时，我法制意识还不强，不知道这样做算不算违法，否则，我是不会接受下来的。
本票工作一炮打响后，赵场长马不停蹄又交给我一项测绘工作，画一张五分场的地形示意图。这下可糟了，且不说难度会更大，实打实的没有参照物可摹仿的了。
逼着鸭子上架，没有参照物可摹仿也得做，不管三七二十一上手做了再说。
我先拟了一个制作的设想，确定以场部为中心，把场部与下属各连队之间，以及各连队之间的距离、方位搞清楚，再实地踏勘，把穿插其间的农田、草地、河流、山丘、沟壑、沙漠等地形、地貌，尽可能多的记录下来，为制作地形图，准备好素材，接下来绘制整套地形图，到时候再另请高明。
我花了足足有半个月的时间，骑着那匹两岁半的小红马娃子，从南山到北山，从柳条河到西山，走遍了五分场的角角落落，写满了一大本各种地名和符号。万事俱备、独缺东风，就待物色人选落笔制图了。
自己不行请谁帮忙呢，正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我想到了地头蛇一连长周开，问他连队中有没有会绘画的人。他说，不了解有没有会绘画的，但是冬天有一个从山东来的周枋是个有学问的读书人，可以问问他是不是会。
我找到周枋，先作了自我介绍。哲人说，孤独者不要轻率地向别人伸手，我向周枋说明来意之后，两人言谈甚欢、相见恨晚。他向我介绍了他的同窗好友叫宋金石的会画画，说宋金石今年春天刚从家乡应他相邀来到一连。我连忙请他帮忙约宋金石见面，他一口答应。
宋金石是一个身材修长的白面书生。他不但解决了我的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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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之急，而且他和周枋还成了我在塞外大漠上新结识的难友。
我向赵场长呈上了地形图，还向他推荐了宋金石。赵场长爱才，自是欢喜不尽，后来经常差遣宋金石到分场部，帮助做一些写写画画的工作。
一天赵场长在办公会议上说，分场部要成立一个选种小组，任务是，在小麦收割前，到麦田去精选良种；组员由场部家属组成，农牧科工作员花月初当组长，农业技术员刘泽涛当参谋。他还似真似假地说，要是谁发现的麦子，经农科部门鉴定确实是能够高产的良种，就用谁的名字命名这个种子。
闻听此言，我感到有点受宠若惊，说，尽管我也算种过几年田，但是我对种子学是一窍不通的，“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虽然是右派言论，但毕竟是客观事实，选种小组我可以参加，而这个组长我不能当。
谁知赵场长成竹在胸，待我说罢，便丢给我一本石河子八一农学院编写的《种子学》说，士农工商是相通的，你把这本教材认真读一遍，边学边干，不懂问老刘，明天就上马。
我这就又当上了选种小组的组长兼种子员。
这个差使也真够悠闲的，带了一帮子干部太太、小姐，成天穿梭在滔滔麦浪里，这边“组长”，那边“老花”，应接不暇。
有时干得累了，我就一声号令，各自找一个背阳的地方休息。我最喜欢一个人躺在麦田边的小山丘上，嘴里嚼着品味着麦穗的清香，滋味倒像是六里桥田野里的茅针；眼中看着遐想着草原上的羊群，心中幻想着那是黄浦江上的白云。
这个小组唯一一项成果还是我发现的一片麦子，我按麦穗的形状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大头郎”。“大头郎”在当年秋收时，还专门用人工收割后报送什么部门，后来的结果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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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开镰后，我当组长的选种小组也自动解散了。
选种工作寿终正寝后，农忙开始。当时，大面积小麦地有康拜因联合收割机收割，一些边角地、低洼地、坡地、秃子地就要靠人工收割了。为赶在九月底下雪前完成，总场号令全力以赴搞突击，连哈密八一钢铁厂也派职工下五分场来支援秋收。整整一个月，分场干部全体下连队劳动。
赵场长照顾我，让我当质量员，跟在农工身后，发现质量问题，及时提示，减少返工。我在检查质量时突然听到一声说无锡口音的人，感到异常亲切。一问，此人正是不久前刚从无锡迁到哈密的八一钢铁厂的厂长。原来，当时中央要无锡重点发展旅游业，成为中国的日内瓦，重工业下马，就这么一句话，“无钢”变成了“哈钢”，日后成了舅公江坚下台的罪状。
一天，场部发起了名为“悬奖比武”的人工割麦比赛，我还是当质量员，这可是一个掌握比赛结果的关键岗位，参加比赛的农工和干部个个对我侧目相看讨近乎。
比赛现场是一大块地形高低不平只能用手工收割的广袤的坡地，麦穗金灿灿、沉甸甸的招人喜爱。坡地尽头搭了一个主席台，两旁竖着两根相距十来米的木柱，木柱上端两头拉着一根牛皮绳，绳子中央吊着“悬奖比武”四个方块大字，两边绳上悬挂着风干牛肉、剥皮全羊、羊皮大衣、羊羔毛皮、牛皮长统靴、军用大头鞋、皮帽子、皮手套、毡靴、毡毯等大小不等几十件琳琅满目的实物奖品，先到先取，自选一件。
一望无际的坡地上，一垄一垄的麦地的另一头，一个一个手持镰刀的选手，屏息静气地站立在宽2.7米、长数百米一垄的麦地上，正待主席台上一声号令，挥镰开割。
赵场长和教导员、协理员三位胸前挂着总指挥和副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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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红绸带，作了简短动员后，总指挥赵蕴璧呜枪、宣布开镰。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声，两旁锣鼓齐呜，坡地上一片沙沙割麦声悄然响起，悬奖比武正式开始了。
这天，我穿着祖父穿过的镶槟白皮鞋，手持一柄正好量一米宽的拐尺，俨然像监工一样，跟在参赛农工身后，负责比赛现场的质量检查。
我以每平方米不得落下超过3颗麦穗头的质量标准，随时抽查，有不符标准的，责令立即返工，不接受返工的，记录在案，随时通报指挥部，结束时决定领奖资格。
比赛中途，伙房炊事员、事务长牵了驮着包子、肉汤和水的小毛驴，走到每一个割麦选手身边，给每人搪瓷碗舀一勺子肉汤，包子随便吃。
从一早开镰，直到傍晚日落西山，才有第一个割完一长垄麦子的人，此人就是向我介绍宋金石帮我制作地形图的胶东大汉周枋！
只见他快步走到主席台旁，看了一眼悬挂着的羊皮大衣，经指挥部确认了他的领奖资格，总指挥赵场长向他握手祝贺后，他用围在头颈里的白毛巾，擦一把汗、舒一口气，抬头乜了那件觊觎已久的羊皮大衣，用竹竿挑下往肩上一甩，大步流星地凯旋而归了。
待到全部结束，最后一个女选手把最后一件奖品取走，天色已经擦黑，月亮已经翻过了天山顶上堆满白雪的山峰了。
我赞赏巴里坤这种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悬奖比武”，我为勇冠三军、敢为人先的周枋叫好，更为那位虽不能最先、也不耻最后的女工称道。
巴里坤农业以小麦和油菜籽为主，还种些土豆、萝卜、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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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这里最符合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四季规律，一年只有一熟。地面从五月初冰雪消融，拖拉机开始翻土耕种，一直要到八、九月间才是秋收大忙时节，中间靠渠道引水灌溉，再下上两三场雨，就能丰收，逢上干旱年景，只能两手一摊干瞪眼。
农业技术员刘泽涛告诉我，一亩地小麦的种子约50斤，丰收年能收500多斤；歉收时只有不到150斤了，农场全凭广种博收来维持。巴里坤一个连队百把个人，要耕作几万亩地，靠的是高度机械化，人多地少的江浙农村与之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不可同日而语的。
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养成了巴里坤人粗犷的工作作风，这里除机耕收割另有指标外，人工收割实行作业工资制，在符合质量要求的前提下，割倒、捆扎一亩小麦和收好一亩土豆的作业工资都是1.60元，当天验收、月底结算。
我被这个诱人的制度打动了，我在巴里坤，包括地区差价、边疆补贴月工资总共只有31.96元，一个劳动日只有一元钱。当时，我从领第一个月工资开始，每月给老祖母寄20元，便所剩无几了。我暗忖，以我的劳动能力，8小时绝对可以超额完成指标，能增加收入在其次，主要是想趁此机会体现一下自身的劳动价值。
在“悬奖比武”结束后，我向赵场长提出了我也按作业工资制度考核，与农工同工同酬、打成一片，真正做到下连队劳动的要求。赵场长同连队商量后，决定让我在农忙阶段下连队一试。他们那时候都担心我完不成指标、拿不到工资。
割麦子与收土豆相比，我自感更胜任收土豆的活。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到连队挑了一把最大的方形坎土镘，第二天一早下地干了起来，干完两亩地，完成两个作业工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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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收工。我知道，这一天按作业工资的劳动报酬，已经超出了当时我日工资的三倍。
积累了一天收土豆的经验之后，后二天居然做到了三、四工，我完成的指标好像芝麻开花节节高。连队向场部汇报，上上下下对我议论开了。
这天，我一早出工，先轮起坎土镘，从这一头到那一头，一口气把一垄土豆连根带泥全部翻过来；再从那一头到这一头，一口气把一垄土豆连根带泥全部翻过来。擦把汗、歇一歇，再把左右两垄已经翻起的土豆，从根茎上捋下，掷进早已放在两垄地中间的箩筐里。如此循环往复，直至结束。这样轮换改变劳动形式，劳逸结合，能够做到持久高效、保证质量。
这天我是早出晚归、连续作战，收工时经质量员检查丈量，竟完成了4.9个作业工资指标，折算成工资金额，将近八元钱，干得太漂亮了。
我不禁要问，每月工资31.96元，我的剩余价值到那里去了？！当然，这样的高产只能偶尔为之，我不可能提出如此愚蠢的问题，也不可能有人回答我这个问题。
一个劳动日4.9个作业工资，是在五分场农忙中出现的最高指标。可是当天晚上，老刘转告了赵场长的意见：为关心我的健康，明天回场部继续当好质量员，在连队已完成的作业指标，按规定补差月底照发。对这样的恩威并施，我无话可说。
这年冬天农闲时，我又当了分场部的文化教员，编写教材、组织学习、上文化课、命题阅卷。第二年春耕农忙时，我还当过机耕连的油料保管员，每天一早一晚两次，用卡尺为每一辆机车，记录出车用油量，计算节油奖励。
短短几个月时间里，我以农牧科工作员的身份，干过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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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员、测绘员、种子员、质量员、文化教员和油料保管员六大员的工作，平均不到一个月换一个新岗位，如果我的右派帽子是人们眼中我的欠缺,我岂不就是缺只角的万宝全书了吗。
三十九、莫钦乌拉山
第二年夏天，巴里坤出现特大干旱，农作物和人、畜用水发生严重困难。开始时，连队还派车到深山凿冰,用麻袋装回来供伙房做饭烧菜，尽量一水多用。冰化成的水,用于和面、洗菜、蒸馒头，洗好菜的水饮马，蒸好馒头的蒸笼水，一人分一勺，沉淀一下，洗、喝都是它。
有时山里凿来的冰混和着马尿，口渴得实在不行，只能捏紧鼻孔喝臊气冲鼻的马尿水了。怪不得刚来青疙瘩第一天晚上，连那杯有泥沙沉淀下来的水，赵场长也会对我说，“我这儿，有好水。”每当屏住气喝马尿水时侯，我还真希望天天都是寒冬腊月、大雪纷飞，要想喝水，只要用铁铣在屋顶上铲几铲雪，放到火炉上的锅里化了就是，多方便。
在水情万分紧张这种情况下，赵场长情急无奈，根据少数民族民间传说，北山（莫钦乌拉山）有个通东海的暗泉，决定让我带一支由十个年轻农工组成的探水队，带好帐篷、干粮和工具，深入北山找水去。我又开始干上水利技术员的活，这是我做的第七个工作。说好找到泉眼，引水下山，人人有奖，我们11个人每人骑一匹马、背一把猎枪，我还牵着一头背着干粮的骆驼，浩浩荡荡地进了山。
进山后，我们用铁铣、洋镐，这里敲敲、那里挖挖，口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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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匍匐在山石上喝几口涧水；肚子饿了，深入到丛林中打几头野味、挖一点野菜。山里野兔、野羊、野猪、野蘑菇、野大蒜、野韭菜多的是，升火煮一煮，就着带来的馍馍吃个够。
山里除了野味、野菜外，还有甘草、知母、党参等药材到处可见，我学农工的样，顺便也挖了一点。据说，如果运气好，还能采到野山参。据说，从前有一个老乡采到一支特别大的人参，按规定要上交可奖励，他竟贪心地把整支参煮了一锅汤，一家人喝了，结果全家五口，七孔流血、死于非命。
晚上，我们找个背风平坦的洼地，升起帐篷席地和衣而卧，还派两个人在帐外轮流值班，升起一堆篝火防止野兽入侵。一天晚上，两个值班的也睡着了，那头骆驼也不知什么时候挣脱了缰绳跑了。天亮前，我醒来发现了这个情况，把大家叫醒分头去寻找，竟没有找到。
这时我突然想到两个问题，一是这样盲目地寻找水源同盲目寻找骆驼一样，是找不到的，结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二是下回再来找，要请反映泉源传说的老乡同行，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情况比我们熟、经验比我们多，还得向他们请教。我作好了回去挨批“刮胡子”检讨的准备。
只当了几天的水利技术员工作，以失败而告终，这也是我来巴里坤唯一一次没有做成功的事。回去后，赵场长没有去请教那个传说有通东海龙泉的老乡再次派人去找水，也没有刮我胡子让我写检讨，反而在这年秋收农忙后，以分场党组织的名义，向总场提出了根据我的工作表现可以摘右派帽子的报告。
时令很快进入了冬季，夏天特大干旱之后，当年的冬天也来得特别早、特别冷。
一天，刮着风下着雪，我跟着赵场长和技术员们到莫钦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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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山牧区，查看牲口过冬准备工作。马下了一道山坡后，身体好似没穿衣服一样，突然感到一阵哆嗦，其实这天我穿着翻毛皮大衣、皮帽和毡靴，脖子里还围着一条羊毛围巾。老刘说这里有一个水气入侵的缺口，我们遭遇到了一股看不见的寒流，走出寒流就没这么冷了。冷得实在不行，我在马上大声唱起了俄罗斯民歌《三套车》，才意识到自己还活着。
这天，脸和手冻得通红的我，一回到地窝子，连忙生炉子烧水，烤起火来。不料，我的邻居赵场长突然走到我房间，一把拉起我往外就走。他说，快用雪使劲擦脸和手，发热后再用热水洗，不然脸和手反而会冻坏，就麻烦了。
在我用雪擦脸和手的时候，赵场长告诉我一个消息，关于我的右派复查问题，据说因查不到（遗失了？）相关档案而被躭搁了，最近他要去乌鲁木齐兵团开会，他会提出按我现实表现做出复查结论的意见，要我耐心等待。
青疙瘩地区特别冷，滴水成冰，有一天竟达到了零下43度，尽管地窝子是冬暖夏凉，不生火也是够呛的。赵场长感到办公室实在冷得不行，大发善心，叫小鬼李会义到伙房地窖里“挑一头肥肥儿的羊子”，剁成块，就在办公室火炉上，架上一口大铁锅煮了起来，放上六角茴香、桂皮和盐，一大锅手抓羊肉很快就煮熟了。大伙围着火炉，取暖驱寒，边吃边谈工作。
平时，冬天烧火炉用无烟煤，松树塘总场派车去哈密运煤分发到各分场。今年春节前大雪封山，天山上唯一的一条山路结了冰，卡车轮胎绑上了铁链条也打滑，哈密的煤无法运来，总场要求各分场自行解决春节后用的燃料。
有一天，我房子里的煤已经烧完，听老刘说，莫钦乌拉山半山腰的山沟里，有当年苏联红军砍伐剩下没有运走的松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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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山路崎岖，只能骑牛要走两个小时才能到山上，而且早晨要去得早，才能在太阳升起雪融化前把树拖回来。我决定骑牛上北山去拖木头。
我天天一睁开眼睛，就要左顾右盼同南北两座山见面招手，上厕所出恭解手蹲坑时，还要同西边的萨尔乔克西山低头哈腰，南山、西山离开青疙瘩太远，只有北山眼看近在咫尺，而且我为找水已经去过一次了。据记载，翻过北山是一块多为戈壁地带的三塘湖盆地，盆地北面的东准噶尔断块山系就是长达300多公里的中蒙边境。
夏天进北山，没有找到通东海的泉水，现在又要二度进山解决火的问题。冰天雪地、夤夜骑牛，既潇洒猎奇又解决燃料之需，真是一举多得，再艰苦也值得走一趟。
这晚一觉醒来，三星横斜，大概是凌晨四、五点钟了。我身穿一件翻毛皮大衣，头戴一顶羊羔皮帽子，脚蹬一双高及膝盖的毡靴，腰里束一条芨芨草搓的绳子，绳子围着的背后腰部插一把斧头，带了牛梭头、绳子等一应杂物，在皎洁的月色下，跨上牛背，迎着闪烁的北斗星座，向着北山方向走去。
看看离山脚很近，走走就知道不那么近了，骑着老牛走就更慢，到山里已经六点多了。走完了夏天找水源走过的一段路，地面越发崎岖不平，冰雪也越发坚硬了，只得牵着牛按自然地形一脚高一脚低地艰难地向老刘指引的方向攀登。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王维描写深山清幽静谧的诗句，在脑际油然而生。山里白茫茫的一片，除了我和那头牛之外，看不见树木和岩石，看不见飞鸟和走兽，更看不见人的行踪，只有我脚下踩着冰雪发出的清脆的嘎吱嘎吱的响声。
大约又走了个把小时，地形开始陡然向上后又下行盘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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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顷，豁然开朗走进了一个洞天福地，周围除石洞、石窟外，全是像鸟兽、像蜂窝、像悬钟、像浮垒、像佛龛的巨石。各种形态各异、光怪陆离的石头上覆盖着厚厚的雪被。山腰上白雪与苍松相映，我看见了被皑皑白雪覆盖着的树木。
这里风也小了，寒气也消了，我深深地长吁了一口气，目的地终于到了。为了要赶在日出前下山，我赶紧抽出腰间的斧头，在树段的一头掏串绳子的孔。
橐橐橐、梆梆梆、咚咚咚的伐木声,在山谷间荡起了阵阵回音，犹如苏东坡的“水调歌头”、贝多芬的“命运交响乐”，雄厚恢宏、沉稳高亢，撼人魂魄、响彻天际，我被深深地感动着。
被天籁之声动容忘情的我，回到现实中，取出绳子穿进掏好的树孔里，绳子两头再穿进梭头两边，把梭头套在牛肩胛上，尾随着拖着树段的老牛，轻松地吆喝着往回赶，凯旋而归。
四十、周枋、宋金石、郑文光
天涯何处无芳草，这芳草可以指美人、君子，也以指理想、事业。戈壁大漠上居然也有“芳草”，赵蕴璧是我心目中的君子，为我引见宋金石的周枋也是，他更是一个奇人。
此公山东青岛胶县人，1959年全国自然灾害，他背乡离井只身任意爬上一两火车顶棚，躲在堆放货物的空隙中，偶然地“偷渡”到了郑州，又随机辗转盲流到巴里坤军马场，在青疙瘩五分场一连落脚做农工。
他身高1米80开外，浓眉大眼，膂力过人，深得农工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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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拥戴。他在悬奖比武中拔得头筹，也是意想之中的事。
这年冬天农闲，他回山东去了一次，不久带了一个新娘回来。这个新娘子长得丰腴结实，周枋说是出钱买来的。大家以为他是说笑话，不料，周枋却说不信给我钱，再买几个回来看看。他说，500元买一个中学生，出到1000元，就可以买一个大学生了。他老婆就是买来的一个读卫校的中专生。
周枋受连队几个有钱的光棍的委托，在春节前又去了胶县一次，反正周枋的老婆在青疙瘩，给了他钱，他老婆就是人质，跑不掉，不怕他不回来。
这里不是山就是戈壁滩和大草原，不骑马、不乘车，跑是跑不远的。我就看见当地有一支劳改队，一个当兵的手托着加拿大轻机枪，押着一队犯人去开渠道，人散开干活后就不用管了。一次，我骑马经过这支劳改队的宿营地，看到一个女犯在伙房外晒太阳，一边干活，一边嘴里哼着解放前上海的流行歌曲《三轮车上的小姐》。我下马一问，原来这是一个妓女，因为模样好，安排做炊事员。我出于好奇同她闲聊起来，她告诉我，有个男犯，偷了一头骆驼向北逃去，结果不知是饿死还是渴死在莫钦乌拉山与准噶尔山系之间的戈壁滩上。
过了春节，周枋果然带回3个山东女子，向连队给钱托他买老婆的农工交了差。这可是个美差，他从中赚了多少，不得而知。你能说他是一个人口贩子呢，还是一个为他人牵线搭桥的月老、红娘？
就是这个奇人，他告诉我，此行最大的收获，是在去山东途经兰州时，几乎倾其所有换了一本好书：黑格尔的《小逻辑》！不怕人笑话，我还是在周枋那里才知道有这样一本书的。
周枋喜欢到我的地窝子里来，两人谈家乡，谈亲友，谈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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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谈未来，还谈宗教、文学、经济、逻辑、哲学、美学和数学。周枋和新娘子一年后，喜得一子，让我给他们的儿子取名字，我看婴儿长得肥头大耳，便说了一个我在当种子员时发现的优良品种“大头郎”，他俩欣然接受，大头郎作为小名，一直叫到了上学。
1962年初，马场另起炉灶，划归解放军总后勤部后，清退外来盲流人员，他们一家被清退，离开马场返回山东老家去了。
直到1974年5月18日（那时我已回上海），周枋从山东寄给我一封信，他说“你给取名的大头郎今年小学毕业……我从金石那里打听到你的住址，离别12年后突然去信，是有重要的事要你帮忙，这就是，我用10年的功夫终于在数学辩证法方面作出了重大的发现，它已构成使整个数学传统理论体系暴发全面的革命性的变法。”他说他的这一重大发现，已在1971年经中科院数学研究所鉴定为“值得探讨”和“大方向是正确的”。这个奇人不无恭维地还说，他之所以将此事告诉我，是因为“公之坦坦然以受害、炯炯然以查恶、庄庄然以发论、谆谆然以教人的神情依稀又在面前。”“10余年来，我再也没有遇到过一个像你那样对我精神有帮助的人。”他向我提出要求帮助。
我于数学是门外汉，我只对他说过诸如“排除贪食禁果之诱惑”、“容不得不切实际的幻想”之类不着边际的话之外，也帮不了实质性的忙来。后来传闻学术界一些卑劣勾当，我联想起周枋的科研成果，不知被哪位数学权威生吞活剥、剽窃了呢。我至今还在为当时因寒囊羞涩没有能助他一臂之力，而感到是一大遗憾。1974年之后，此公竟是泥牛入海再无消息。 190
宋金石是周枋的同乡，是个文弱书生，要不是为帮我绘制地形图同我相识，并且因此也得到了我的帮助和勉励，住在农工集体宿舍里的宋金石，恐怕是过不了巴里坤的严冬的。没有家室的农工，全部住在山坡下面平地上的集体宿舍里。农工宿舍也是干打垒砌成的，屋顶上堆满了松枝、麦秸和泥土，房子外形长长的矮矮的，房子里面就是两排火坑，一个房间有四、五十个打通铺的床位，简直是个集中营。整个冬天的休息时间，宋金石几乎全部是在我的地窝子里渡过的。
我到巴里坤不久，已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这里尽管号称是粮仓和油库，为了全国一盘棋，也执行口粮计划供应，但定量比较宽，最高的每人每月45斤。开饭的时候，按农工、连队干部和分场干部三档，发给大小不等的馍馍。宋金石吃农工45斤定量标准不按眼的馍，连队干部吃一个眼的馍，我吃的则是按了两个眼的馍。宋金石胃口小，每次先掰了一块给我。冬季天气寒冷吃得多，尽管定量很高但副食少，当地提出一个口号叫“以肉代粮”，我不喜欢吃牛羊肉，胃口大的我只能望肉兴叹、吃不饱了。
有一段时期，小麦不够，伙房里还用酿酒用的青稞磨成粉做馍馍，青稞粉不能发酵，蒸出来的馍又粘又实，称作“死馍”，吃了不消化还拉肚子。我看到这里出产一种制糖的甜菜，便尝试用甜菜同收秋时狼藉在耕地里的囫囵麦子、有时还同给种公马作饲料的豌豆一起，洗过后放在锅里加满水在火炉上用文火煮，煮烂后一尝，又香又甜又好吃又耐饥，真是妙不可言。
这年国庆节前，老祖母给我寄来一大罐油炒盐、黄鱼鲞和一些食品。油炒盐是祖母的一大发明，我舀一调羹放在碗里，用开水一冲，就是一碗鲜汤。宋金石也喜欢油炒盐冲的汤，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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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整整吃了一个冬天还没有吃完。
巴里坤过了十月国庆节就开始下雪（其实天山顶上天天在下雪），一直下到第二年端午节，地面的积雪要到五一劳动节才融化。巴里坤气候似乎只有秋冬两季，几乎没有春天和夏天，春天连着冬天一般冷，夏天的气温就像是秋天。
国庆节前农忙结束后，白天一天比一天短，早早吃了晚饭后，宋金石擅长下象棋，我们两个就在地窝子里干了起来，有《茅舍》一首为证：
茅舍开棋局，阒然古刹钟，四方斗智力，一着惊神功。
寂寂梅花落，盈盈秋水空，晚晴风又好，夕照映山红。
一天放旬假，伙房发下当天的面和肉，我们两个海阔天空，又忙了起来。我又发明了一款新的吃法，把面粉和好、擀成面饼，放在锅里炕熟，然后把饼切成条，下到羊肉汤里，我为之取了一个好听的名称，叫羊肉煨饼。我把祖母寄来的黄鱼鲞切成块，放盐隔水蒸熟，也有一个好听的名称，叫清蒸黄鱼鲞。两人尝一口鱼鲞夹一块煨饼喝一口汤，开心极了,也有诗为证：
笑谈勤庖役，五味煮枯松，白面杖中细，干鱼釜底红，
操刀君胜我，举箸我先君，相劝恨无酒，此心比酒浓。
他见我会写旧诗，便要我教他，除了讲一般的押韵、平仄、黏对外，我给了他一本唐诗三百首，还摹仿段念慈先生给我写的诗的意境和格式，给他写了一首《赠金石》的七言古风：
昔日吾师传吾道，落落空庭鸦啼时，绛帐默受斯文旨，平淡天真日迟迟。李杜朝夕手一册，高歌低咏情所系。古诗古文皆血泪，点点滴成后世师。宋君年少且好古，风流儒雅见深思，同唱相逢相识句，可喜此曲有人知。我在云外卧一榻，沉吟犹未入樊篱。一骑戍边正当时，茫茫大漠欲何之。狂沙厉霜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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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白雪青山也是诗。治学自当共切磋，吟罢未尽故人痴。
1962年春，宋金石同周枋家一起，也被清退返回老家。回山东前，他要到上海买些笔墨纸张，我请他到杨家渡去小住，一则可省些开支，二来也可代我去看望老祖母和在沪一些老友。我写了一首《羁途》，给他作为介绍：
塞友宋金石，羁途到沪滨，诸君多照拂，同是一家人。
老祖母见他如见我，自是欢喜不尽；罗春德、唐宝祥等在沪老友，也都尽了地主之谊。
宋金石回山东后，把我的诗给了他胶县好友郑文光过目。郑文光擅长写旧诗，他同宋金石和一个叫张钦恭的，是胶县的椒园三友。他读了我的几首诗后，大有惺惺相惜、相见恨晚之意，诗兴大发，把刚上崂山写的《潮音八首》寄给我。我拜读之后，喜不自胜，彻夜难眠，写了一首《赠文光》七律寄给他：
我本东海逍遥客，今听潮音又识君。落魄江湖青眼湿，蹉跎岁月白头空；自强不息方君子，正气浩然继圣雄。绿雪庐中书作伴，高山流水满春风。
还附庸风雅与之唱和写了《椒园两首》七绝一并奉上：
＜之一＞ 椒园幽径隐东篱，苦海扁舟极四夷，古道尽头肠断曲，阳关犹唱故人稀。
＜之二＞ 君登堂奥我樊篱，清句骚心感狄夷。塞北老农江上少，东莱樵子岛中稀。
郑文光是我在先相知、后相识，过了20年后才有机会相见谋得一面的一个诗友。那是在八十年代初，我在上海刚刚落实了政策当教师，他也落政进了胶县文史馆，为组织孔子纪念活动，来沪拜访华师大的一位孔学鸿儒苏渊雷教授，途经我家，我与他才得以相见。之后，我虽去信竟无回音，在那劫难频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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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代，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
郑文光是一个博闻强记的多产诗人，他举手投足、信手拈来皆成文章，曾有诗寄奉王力、臧克家等名人阅批，获好评。他孑然一身、无意成家。我钦佩他的勤奋和洁身自好，更有愧于他对我的一往情深，他给我的《赠月初》两首可见一斑：
卄二三年真似瞥，百千万事不如春。独倚江楼思满纸，一瓯海水句惊人。豪情壮魄依然在，绿鬓红颜感又新。客泪清笳寥落甚，投书浦上问佳伦。
江南海北各奔迸，二十年华蓦地惊。易老冯唐迟子息，更无婚嫁乱浮生。一灯风雨淹情话，两处悲欢对月明。夜泊谁人歌玉树，奉君尺纸泪空倾。
这是我对郑文光留下的仅有的珍贵的纪念。
四十一、骆驼,马和狼的故事
自然法则有阴阳五行，人际关系有是非恩怨，动物世界也有相生相克。这是我在巴里坤草原上感受到的一点感悟。
骆驼全身有12生肖的长相，还有沙漠之舟的美称，原因就在于它的大大软软的蹄子像个吸盘，在沙漠上比马跑得还要快。骆驼的胃，可以储存食物和水，适宜在沙漠里长途跋涉，骆驼这个沙漠之舟，实在可以称得上是沙漠之友。不知是有了沙漠才有骆驼，还是因为有了骆驼才有沙漠。我刚到松树塘知道吃了骆驼肉之后，还有点于心不忍呢。
但是，骆驼在沙漠上也有一个天敌，那就是狼。骆驼最怕狼在身后掏它的肛门，所以驼群在沙漠上过夜时，它们总是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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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对屁股靠拢，团团围成一圈，预防狼从身后袭击。狼对骆驼也心存戒备，不敢正面攻击骆驼。狼为什么不敢正面攻击骆驼呢，倒不在于体量大小，而是因为骆驼口里喷出的绿色胃液，溅在狼身上皮毛会腐烂，狼自然不敢从正面贸然进犯了。
牧工告诉我说，狼残忍而又贪婪，常从人身后乘人不备咬人的喉管。所以沙漠上不要在背后拍人家的肩膀，容易造成误会，以为遇到了狼，看也不看回头随手捅你一刀，就麻烦了。
狼却常正面袭击羊群。狼窜入羊群中，羊见到狼，怕得四肢筛糠般抖擞哞哞直叫，不敢动弹一步。狼先咬断羊的喉管拼命吸血，吸尽了，再另咬一只羊继续吸血,然后再吃肉，直到吸够吃饱。狼尽管残忍，但一样有舔犊之情，自己吃饱后，还拖一只羊回狼窝去给小狼享用。狼吸了羊血，感到浑身发热，便走上山岗，迎风张口嚎叫起来，声音凄厉乖戾。它们有时还会用嚎叫传递信息，引来狼群，十分可怕。我真为第一个用狮吼、虎啸、狼嚎来描述这些野兽叫声的人而叫绝。
为了保护羊群不受狼的侵犯，分场部给值夜班的牧工配备了猎枪，还规定，打死一头狼，奖励一只羊、10发子弹。
最近时有马被狼咬伤。一天，饲养马的牧工，发现那匹花了上万元买来的叫独胆马的顿河种公马，夜晚溜出马厩，天亮后才大汗淋漓地回来，一连好几夜都是如此，会不会同马被狼咬有关呢。种公马是专门用来配种、繁殖优良军马的好马，只有它不怕狼，马厩里的母马都是它的配偶。对独胆马的异常情况，牧工们不敢怠慢，第二天决定跟踪看个究竟。
这天下半夜，万籁无声，两个值勤的牧工，持枪骑马，尾随独胆马西行，直到进入萨尔乔克西山，牧工知道西山里面有野兽，有点害怕起来，始终不敢靠近独胆马。 1 9 5
突然眼前出现了一片开阔地，独胆马止步不走了，两个牧工躲在远处山岗荫蔽处，观看事态变化。
不一回，开阔地那一头，冒出了黑压压一片，是狼群！有几百头之多！只见狼群中为首一头又高又大两眼放光的狼，看来是狼群的头领，是狼王。群狼在狼王身后围成一圈，昂首伏地一动也不动。狼王龇牙咧嘴地走到独胆马面前，仰天嚎叫了一声，便围着独胆马撕咬起来。
独胆马是找上门来寻衅的，自是不甘示弱，也喷着响鼻，舞着鬃毛，用足踢、用口咬、尥蹶子，搅得尘土飞扬，好不威武。这时，两个牧工同那边的小狼一样，在这边山岗上屏气静息，一动也不动。这样对打了个把小时，还是不分胜负。双方收兵停战，独胆马离开狼群，大汗淋漓地沿原路返回了，这时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
目睹这场恶斗的牧工回来后商量认为，最近经常有马被咬伤、咬死，看来就是这只狼的所为。独胆马作为种公马，为保护马群，毅然挺身而出与狼搏斗，如果让领导知道，人还不如马尽责，肯定要批评下来，决定要想一个制服这头恶狼的上策。他们想，在深山里用人力围剿狼群，不但危险而且无用，还是让独胆马单打独斗好。论灵活，独胆马不如狼；论力量，狼不及独胆马，一交手难分伯仲。两强相遇智者胜，如果独胆马更灵活些，就能制服狼王。狼群的整体观念很强，只要狼王摆平了，狼群便不攻自破，溃散逃窜了。
如何帮助独胆马更灵活些呢，分析来分析去，最后认为，独胆马头上鬃毛太长，有碍视线，降低了它的灵活应变能力。于是把鬃毛修齐，看上去，果然精神灵巧了许多。
隔天半夜，独胆马又进山了，双方遭遇后立即搏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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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牧工们弄巧成拙，修掉鬃毛的独胆马竟威风全无，被狼王偷袭下三路，很快就败下阵来，狼王一声长嚎，群狼蜂拥而上把独胆马绊倒,开始了一场残酷的饕餮大餐。
两个牧工的错误判断，使畜牧连损失了一匹上万元代价的种公马。他们的无组织行为，输给了有组织的狼群。而出于天性、一心除害的独胆马，却成了无辜的牺牲者。当然牧工们少不了被领导狠狠地刮胡子，还受到了严厉的处罚。
四十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我在地窝子里贴过一幅自己写的对联，上联是天高皇帝远，下联是人少畜生多，这副对联陪伴我度过了七百多个日日夜夜。说天高其实是地高，我天天站立的地方，海拔至少有1500米，对上海来说，是在天上了，我在给宋金石的诗中说，“我在云外卧一榻”所言不虚。
深秋晚上，我在青疙瘩山上看天上星星，只见银河璀璨，牛郎、织女分隔两边、熠熠生辉，尤其是那颗硕大而明亮的天狼星，似乎一伸手，就可以摘到。所以，与其说天高皇帝远，还不如说地高皇帝远来得正确。至于人少畜生多，所说“畜生”倒不是一句骂人的话，有时候，有些人是连畜生也不如的。人们常说，羊孝、犬义、马忠，这是千真万确的。
我见过小羊在母羊腹下跪着吮奶，我见过母羊拉去屠宰，小羊流泪哞哞叫个不停。我还见过一匹小马被狼咬，撕烂了屁股，兽医在马厩内用烧红的烙铁烫创口，一匹老马在厩外不停地咆哮嘶鸣，这匹老马是被咬伤的小马的母马，这是伟大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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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情的流露。其实，子孝和母爱是一根藤上的两只瓜。
马的这种真情，表现在与人的关系上，就是一个忠字，我在巴里坤有三次几乎要死于非命，其中就有两次与马有关系，是马的忠诚，把我从死神的手里夺了回来。
第一次是在1961年夏天的一个下午，赵场长有急事要我去松树塘总场，为了赶时间，就让我骑他的黄骠马，快去快回。我听小鬼李会义说过，首长的坐骑叫走马，步幅小、速度快，骑在上面轻盈似风、如履平地。黄骠马是赵场长骑了多年的走马，它欺生，见陌生人近身，用屁股对着你，用后蹄踢你；你硬是骑了上去，它用后蹄竖起作人立，把你掀下马来；你坐在鞍上、抱住马头，它用前蹄弯曲倒地打滚，看你下马不下马。所以，一般人没法骑。
我骑的那匹小红马是战马，步幅大而高低起伏，骑在上面颠簸不停，犹如大海中的一叶扁舟，翻江倒海、波涛汹涌，骑惯了也就习以为常了，骑着还感到纵横捭阖、八面威风。今天有机会骑首长的走马，不知黄骠马肯不肯让我跨上鞍子、会不会把我从马背上掀下来。
场长见我犹豫，便亲自牵过那匹又高又大的黄骠马，拍拍它高耸的后臀，嘴里嘟囔着说些什么，见马摇头摆尾驯从的样子，我趁机一跃而上，双腿一夹，黄骠马乖乖的绝尘而去了。
去的时候，一路平安，办完事天已不早，我立刻策马赶回青疙瘩山。不料在过柳条河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下来。黄骠马归心似箭，一声长嘶，竟在河面上一跃而过，我没有准备，一下子从马背上凌空抛出去，胸口还被黄骠马的后蹄顺势踢了一脚，人被重重地摔在河边戈壁滩上，昏死过去。
此时，假如黄骠马弃我而去，后果不堪设想，荒莽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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渺无人迹，大陆性气候的夜晚特别冷，即使万幸没有遭遇饿狼被吃了，也会被冻死。
经过马场驯养的军马，凭着马天性的勇敢、忠诚，会养成一些习惯：听到枪声时，就坐立不安、跃跃欲试；交战时，即使受了重伤，只要主人不发令，还是拼命奔跑，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倒地不起；如果主人受伤倒地，牠不但不会弃你而去，而且还寸步不离地守候在你身边，特别优秀的马，还会匍匐下来，让你爬上马鞍，返回出发地。
踢我也是马、救我也是马，黄骠马就是这样一匹特别优秀的马，他似乎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寸步不离地守候在我身旁，打着响鼻，用嘴和蹄轻轻推搡着我的身体……。我渐渐醒了过来，挣扎着爬上了马背，忍着痛、抱着马脖子，被黄骠马驭回到了青疙瘩山，我胸口的疼痛也缓解了许多，估计伤得不重，没有什么大碍，装着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这是第一次死。
第二次，是在这年的国节前，也是赵场长要我去松树塘开会取学习材料，他这天要出门，没有让我骑他的黄骠马，反正有一天时间，我就骑我的小红马去松树塘。
下午开完会、拿好学习材料时间还早，我顺便到红星医院去领一点冻疮药。候诊的时候，随手拿起一份报刊阅读，竟被一篇作者叫朱琏的提倡学习针灸的文章吸引住了。
朱琏是朱德总司令的女儿，是西医出身的华北行政区医疗卫生部门的领导干部。文章写她一次乘火车去北京开会，一时感到腹痛难当，想起当时她在学习针灸时学到的“颜面合谷收、肚腹三里求”的一句口诀，便向同车人要了一支香烟，点燃后代替艾绒灸自己膝下两个足三里穴。两支烟灸下来，腹痛居然缓解了。据此，她提倡西医为本、中医为用，号召西医学习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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灸，并在临床上应用。
这篇文章激起了我对针灸的浓厚的兴趣，就此我专诚请教了医院的张医生。原来他也正在学针灸，见我有兴趣，便送给我一本针灸宣传资料和几根金针，还教我如何练习进针和指法。回青疙瘩后，我写信给上海的祖母，要她老人家给我寄一套金针和针灸书籍，趁冬季空闲时进行自学。
我谢过张医生，拿了资料和金针、配好冻疮药后，时间不早，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我就骑着小红马赶紧往回走。
松树塘大草原的秋天，绿草如茵、野花竞放、气候宜人。远处天山顶上白雪晶莹，白雪下面是缠绕着的苍茫的松林，松林里点缀着一座座蘑菇一样的毡房，毡房四周，一簇簇羊群就像天边一朵朵的白云，白云下面还不时随风飘来哈萨克牧民悠扬悦耳的冬不拉琴声和歌声。
走过这片大草原之后，眼前出现了宽阔如海洋一样的戈壁滩、层峦叠嶂起伏如金色麦浪一样的大沙漠，戈壁和沙丘上细长的芨芨草在迎风摆舞，还有紧贴在沙石中间的青青的骆驼刺，似乎在向孤独的行人，展示着沙漠的顽强的生命力。
正当我骑在小红马上，尽情地陶醉在沙漠和草原浩瀚的自然景色中，突然看见萨尔乔克西山天边黑云翻腾，紧跟着北风骤起，一阵紧如一阵，气温也急剧下降。
不一会儿，天越来越暗、风越刮越猛、雪越下越大。开始时，雪花像手掌一样大，一片片地飘飞下来。我在风雪中，情不自禁地吟起了岑参的《白雪歌》“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我的好兴致很快就被迎面卷来的暴风雪扑灭。
曾经听说去年也在这个季节，我们一起到松树塘报到的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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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的调干生，经人介绍，国庆假日去西山相亲途中，也遭遇到同样的恶劣天气，他找了一个低洼的背风处躲避风雪，却被陡然从天而降的暴风雪，埋在洼地里动弹不得，不幸窒息死去，临死时在高高举起的手中，还捏着一块手帕，想必是在绝望中向人呼救作出的挣扎，真是惨不忍睹啊……。
北风呼啸，黑云翻滚，气候异常，我知道情况不好。这时候，雪花已经被风刮得粉碎，斜刺里吹来的像刀一样的寒风，把夹着冰珠的细似面粉般的白雪，铺天盖地、夹头夹脑泼将下来，打得颜面生痛、睁不开眼睛，迫使我侧着身匍匐在小红马背上。记得赵场长和老刘曾经告诉我，遇到这种天气不要怕，只要往高处、往空旷处、往风大的处所走就是。
一望无际的戈壁滩，转眼已经是江山一笼统白茫茫的一片，风渐渐减缓，雪却越下越大，我已经分辨不出东西南北了。
情急之中，我突然想到老马识途这句成语，不知三岁的小马是不是也认路，便又高兴起来，拍拍小红马的屁股，说“马啊马啊，今天，我这条命交给你了，你带我回青疙瘩山吧。”
小红马不断向地面喷着响鼻，喷得雪花飞溅，闻闻走走停停，是在寻找回青疙瘩山去的路。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小红马突然在原地转悠，再也不肯走了。糟了，小马毕竟是小马，不认得路了。我向四周一看，大雪纷纷扬扬，还在不停地下，天上地下白茫茫一片，伸手不见五指，除了雪，什么都看不清楚。
我赶紧下马仔细察看，发觉前面似乎有一个下坡的弯道，估计已经走出戈壁滩将要来到五分场耕地，离家不远了。小红马止步不走的地方，是不是柳条河呢？
我抽出插在靴子里的匕首，往地面这里捣捣、那里凿凿，竟发现果然身旁就是柳条河。原来，上午还淌着一泓清水的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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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河，不到半天功夫便已结成坚冰了。我兴奋得插好匕首翻身上马，大呼：小红马快走，就要到家了。
谁知，任你怎样大呼小叫，夹腿拍屁股，牠就是昂着头、仰起脖子不肯向前挪动半步。怎么一会事？喔，对了，打了铁掌的马蹄在冰上走是会打滑摔跤的，小红马胆怯了。这时，夜越来越深，天越来越冷，要是遇上狼，怎么办？ 小红马听到狼嚎，吓得四脚就会筛糠的。
想到这里，我猛然冒出一个念头，对小红马说：小红马呀，今天只能对不起你，要让你吃点苦了。说时迟，那时快，我在马背上一矮身，弯腰从靴子里拔出匕首，往马屁股上使劲一刀，小红马痛得发出一声凄厉的长嘶，似乎也知道了这一刀的意思，在原地飞身一跃过了柳条河到了西岸，随即摇头晃脑喷起响鼻摆动四腿，大步流星地向青疙瘩山奔跑了起来。这时天上的雪还在不停地下着。
我骑在马上，正交织在庆幸和内疚的矛盾心理之中，眼看就要到家，突然看到前面白茫茫的雪地上，忽闪着两只幽暗昏黄的眼睛，是银狐还是老狼？狐狸的眼睛没有这么亮，也没有这么大。狼！是狼！我们遇到饿狼了！
可是我的小红马一点也不怕，离开“眼睛”越近，反而奔跑得越快了。还没等我从惊慌中镇静下来，我看见了白茫茫的青疙瘩山模糊的轮廓，“眼睛”依旧闪亮着，饿狼一点没有动静。渐渐地，我才看清了那“眼睛”原来不是狼，是青疙瘩山上地窝子里的两盏灯！一盏是赵场长的，一盏是我的。
我长舒了一口气，下马掀起当作门的毡帘进了屋，只见火墙炉子里烧得通红，炉子上水壶里冒着咝咝的热气，赵场长端坐在我的火坑上，凑在煤油灯前看着什么。 202
他见我进屋，紧锁着的眉头立即绽放出花一样的笑容，一边握住了我的双手，一边掸着我身上的雪花，还把我推出门外，他捧起地上的雪，擦我的手和脸。我看见狼的另外一只眼睛、一旁他的那间地窝子里的那盏煤油灯也亮着。
外面冰天雪地，他和我两人合力盖起来的地窝子里，却春意盎然、春风扑面。不知他进屋时是否看到或者听到过有人说起我墙上贴着的“天高皇帝远，人少畜生多”的对联，反正他从来没有提起，或许他根本不以为然，或许他对此也有同感。
一天，赵场长向我转告了农五师批转马场的通知，1962年2月12日，乌鲁木齐兵团司令部下发了同意我右派摘帽的批复。他说，五分场对我的右派复查报告，早在1961年国庆节后就上报了，但各级组织查不到我的档案，所以无从着手进行复查。年底，他到乌鲁木齐开会，还是他向兵团组织部提出，按我的现实表现作出审查结论的建议。组织部接受了这个建议，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经过四个多月，终于作出了同意我右派摘帽的批复。
最高领导和我，两个方面的一念之差造成的错案，一顶重似泰山的无形的帽子，一朝在巴里坤大草原上弃之如敝屣，而我却没有一点高兴，处境也没有一点改变，工资还是31.96元，工作还是在死亡线边缘上挣扎，我出于对赵场长的感激，竟幼稚得连什么叫落实政策都不知道，被侮辱、被损害成了不可逆转的铁案，我默认了这一切都是上帝恩赐的现状。
鲁迅撰文载，军阀攻占一地，宣布发行新币，旧币作废；隔日又称，顾念民众疾苦，已废之旧币作半值兑换，万民雀跃。
我对开恩摘帽，虽然没有雀跃，但是对摘帽后的不公正待遇，也没有抗争。谁又敢抗争呢？谁又敢步祖泉太、陈太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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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尘呢？这是我的悲哀，右派们的悲哀，也是中国人的悲哀！
这年冬天，我收到了老祖母从遥远的东海之滨，托陈雪兰给我寄来的金针、挂图和针灸书籍。我在北风呼啸声中，躲在天高皇帝远人少畜生多的青疙瘩山的地窝子里，咽着青稞馍馍、嚼着囫囵麦子，看着针灸书籍、练着虚实指法，悻悻然而不改其乐。但灾难依然像幽灵一样笼罩在我头上。
第三次死，是发生在1962年5月大地化冻之后，赵场长安排我带两个农工去当地飞机场，参加飞机灭蝗的工作。
我的任务是，分配和记录上飞机的杀灭蝗虫的六六粉农药，农工把一包一包的农药，用肩膀扛上双层机翼的安2型（安东诺夫2号）民用飞机上。我看农工天黑前来不及完成任务，便一下子把农药包全部分配、记录好后，也扛起六六粉跟着农工上飞机，直到飞机全部洒完。谁知当天晚上我就发起高热、乃至昏迷，有人把我送回青疙瘩。赵场长立即派李会义骑了他的坐骑黄骠马，火速去巴里坤医院，请医生出诊来青疙瘩。
医生一到问清情况后，立即用药打点滴，说我工作时没戴口罩，六六粉吸入过多，严重中毒，幸亏体质好、诊治及时，否则会有生命之虞。经过一周治疗，我才转危为安，又拣回了这条命。这次“死”同马没有关系。
可是，这也是赵场长交给我的最后一项任务了。
不久，巴里坤军马场正式划出农五师，直接隶属解放军总后勤部和国务院农垦部双重领导，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890部队四分队。另外从石家庄骑兵师，调来一位叫赵秉文的担任五分场的团政委。赵蕴璧调离五分场到总场任职。
新来的赵政委穿一条褪色紧身马裤，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脸上常带着微笑，在我还没有对他留下其它什么印象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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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我也被调离了场部机关。
后来我才知道，赵场长和我的调离，同樊玉贵的暗中捣鬼不无关系。这个樊玉贵原是兰州一个中学教师，在生活问题上出了毛病，仗着肚子里有点墨水，靠总场什么关系，混进了五分场。他来到青疙瘩后，看到赵场长对我十分器重，心生嫉妒，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打我的小报告，想踏在我的背上爬上去，将我取而代之,然而赵场长却不听谗言。他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又打起了赵场长的主意，便向总场对赵场长打小报告，说他是枪杆子请来的旧军人，包庇重用摘帽右派，思想政治立场有问题，不适宜担任领导职务。
嫉妒有东西方之分，西方式的嫉妒是，自己努力赶上去超过你；东方式的嫉妒是，想方设法把你拉下来，也就超过了你。文人相轻、窝里斗古已有之，该死的东方式的嫉妒！这是泱泱五千年文明古国，长期落后于西方列强的一个原因吧。
一年时间里，我三度大难不死，必有什么后福呢？
四十三、政治进食堂，干部下伙房
1962年中苏关系恶化日益明朗。马场体制改革、人事调整，我在五分场的好领导的调动，好友周枋、宋金石的先后离去，此时尽管有幸免冠摘帽，还是感到若有所失，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这天新政委找我谈话，宣传了当前的形势和“政治进食堂，干部下伙房”的政策，宣布了我去一连炊事班的决定。我二话不说，卷铺盖走人，但是我还是住在贴着“天高皇帝远，人少畜生多”的地窝子里。 2 0 5
湖北炊事班长见我下伙房当炊事员十分高兴，对我说：“这年头自然灾害，炊事员是个有油水的好差使。”还说“听介绍，你上海家里是开饭店的资本家，下伙房好好干。”右派出身于资本家家庭合乎情理，但开饭店之说，倒真有点哭笑不得。
炊事班由连队一个副指导员兼事务长负责管理财务。我曾经听周枋说，这个事务长是个只会拍马奉承的草包，伙食账说不清楚，要我有机会对炊事班多关心。
但是，炊事班一共三个人供百把个人用餐，确实也够忙的。我下去以后，就像在五角场一样，用拼命干活消耗体力来泄愤。不论挑水、劈柴、洗菜、切肉、和面、烧火、开饭诸如此类的杂活，我都抢着干。下了伙房好处也真不少，大冷天不用骑马外出了，地窝子不用愁没有煤炭、柴禾取暖了，也不用按定量吃馍底有两个眼的馍馍，可以敞开肚皮吃饭了。
我下伙房不久，炊事班接到要接待好军马局领导下五分场视察的吃喝任务。隔天，我和事务长一共五个人拟菜单、排分工忙开了。解放军总后勤部设在兰州有个军马局，具体分管全国十个军马场的业务。下五分场视察的这位领导是侯副局长，是个大官，要好生招待。
这天上午九点开始，大家张望着从天山上下来的吉普车。十点不到，一辆吉普车如期而至，侯副局长等一行三人由赵政委陪同进了办公室。炊事班在周开直接指挥下也开始了工作，我们第一道是向会议室上哈密瓜。
我第一次知道，每年夏天五分场有一万斤哈密瓜，供对外招待和分场上下干部食用。
哈密瓜以瓜瓤的颜色分，有琥珀黄、橄榄青和六月雪三个档次，其中六月雪的白瓤最罕见，为瓜中上品。这天招待上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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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以白瓤为主，间以青黄两色，满满两大盘，又好看又香甜。
在装盘时，我先吃为快，每种瓜我都尝了一块。我感到每种瓜各有特色，黄瓤香、青瓤脆、白瓤甜，然而不论那一种，都是入口即化、沁人心脾。
那边儿领导们高谈阔论，这壁厢炊事班手忙脚乱，羊肉、牛肉、鹿脯肉，切丝、剁块、做丸子，烙饼、油饼、富有包子，奶酪、糊糊、大尾巴羊油伴阿克苏香稻的抓饭，加上一大桶自酿青稞酒。我点了一下，一共准备了24道。待到会议结束，老刘、小李和樊玉贵一起加入了炊事班的跑堂行列，把美味佳肴一道道和盘托出，10个人24道菜，觥筹交错、杯盘狼藉。我总算看到了边塞戈壁滩上的满汉大席，大开了眼界。
在这次招待中，我除了知道农五师每年犒劳五分场一万斤哈密瓜外，还知道了每年一人10斤白面（精白粉5.1面）和10斤大米（阿克苏香稻）的秘密。
一天半夜，湖北班长到我房间来把我叫醒，说：“老花，快起来吃馍喝糊糊，今晚机耕连本说好有人加班，格老儿不加了，做好的白面馍，我们吃了个毬！”我听说白面馍心里一愣，担心这是他们几个拖我下水试探性的第一步，还是多加小心不贪这个嘴为好，推说犯睏吃不下没有去。
也许是我知道了炊事班太多的秘密，也许是那天深夜我没有去吃白面馍馍，反正我在炊事班没有干多久，又调去分场新建立的种菜组，当上了种菜员。这是我自己封的官衔，加上炊事员和本职工作员，我到五分场已经接连干过九个差事了。
我进食堂算什么政治？我下伙房算什么干部？到种菜组当农工，对我才是得其所哉。出乎意料之外的是，老四川农业技术员刘泽涛、甘肃才子樊玉贵也同我一起下了种菜组。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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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什么运动，我和老刘、樊玉贵凑数成了下放干部。
巴里坤的耕地以种植小麦、油菜为主，蔬菜屈指可数就那么几种，大路菜有土豆、萝卜和大白菜。
巴里坤的土豆产量很高，一年一熟，亩产上千斤，秋收后，放在地窖里过冬。翻窖是女工在冬天干的主要工作。土豆可当粮可当菜，放点水煮熟了，土豆皮很容易撕下，露出亮晶晶的土豆肉，绵软可口。开春后，经地窖冷藏没有冻坏留种的土豆，还可以当水果吃，嫩嫩的、甜甜的水分很多，比生梨还好吃。
这里的农工每户都垦荒种几分地土豆，留着秋收后过冬。我在种菜组时，也开垦了一块有二、三分大的荒地，把土豆带芽切成块状，栽种在拢起的沙土里。
巴里坤的萝卜以水萝卜为主，天天要向萝卜地灌水，只要有水，一年可产二、三熟。种菜组成立后，我的主业就是种水萝卜。我单枪匹马在红星渠边上一块边角地里，种了几亩地的水萝卜。萝卜地筑起了一行行的水沟，播种后没几天，泥土里钻出了嫩绿的萝卜秧，我轻抚着可爱的秧苗，每天浇水不止。
我没有种过大白菜，这种菜可长得像小孩一样高，只知道这里大白菜的原产地是苏联，我们称它为苏联大白菜。
种菜组的樊玉贵就像是赵家巷的小潘，以向领导打小报告为乐，他说我种自留地、搞单干，思想有问题。我还没有吃到自己种的水萝卜和自留地上的土豆，入夏农忙前调离了种菜组，下放到远离五分场的大柳沟生产队。不久种菜组解散，刘泽涛官复原职;樊玉贵靠总场的背景，朝中有人好做官，调回五分场，如愿以偿代替我当上了五分场的文化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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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三尼一铁五鬼闹中华
大柳沟生产队是五分场下属一个独立的连队，土地肥沃，水资源丰富，是自然条件、生产收益最好的一个单位。党支部书记（兼连长）的黄火金，广东人，是王震三五九旅的旧部；副连长李志义是一个年轻干部，河南人；副书记谭奎山是青海人，一个班子五湖四海来自三个地方。
从这个安排上看，新政委赵秉文对我还算是照顾的，让我离开樊玉贵，调一个工作环境，也许这也是赵蕴璧场长在临走前的建议吧。
我告别了小红马，坐拖拉机去大柳沟报到。到大柳沟连部的时候，连长黄火金正坐在办公室门口，抽着烟、晒着太阳、捻着毛线。当时春耕农忙还没有开始，农工出工以后，连队干部没事干，都在干私活，一派悠闲的农家乐景象。
我记得，新政委赵秉文在一次办公会议上，批评有些连队生产上不去，干部都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同时表扬了大柳沟连队干部晒太阳、打毛衣，生产照样红火，说，这才是领导水平。当时我还觉得有点不理解。
那个晒太阳、打毛衣、有水平的领导，见到我便放下手中的活，寒暄之后，进了办公室简单介绍了连队的情况和对我的工作安排。他从上衣口袋里抽出一张小纸片，还掏出了烟荷包用三个手指捻了一撮烟叶，说了一声“给”。当地人都抽这种“磨合烟”，这位连长还是第一个给我敬烟的人（老刘、周枋、宋金石都不抽烟），尽管我当时不抽烟，恭敬不如从命，只得谢过。我吸了一口，呛得不行，抽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支烟。
队里把我安排在一排，排长夏加友湖北黄岗人，是兵团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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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劳动模范。夏加友高高的个子，弓着背，他把我领到他住的一个大房间里。这里单身农工都住这种大房子，一个排30几个农工全部住在一起。夏加友让我就把两只皮箱和被褥铺盖，放在他床铺旁边正对房门的空位上。我跟着夏加友开始了我的农工生活。
上帝捏一把土造了人，人死去后又复归于土。我从国光社的农民做起，到巴里坤做过九种“员”之后，九九归一，最后还是当上了农工。
一排长夏加友这个兵团劳模，确是名符其实的。他力大如牛、吃苦耐劳，身先士卒、早出晚归,干活从不多说话。200多斤的一麻袋麦子，双手抠住麻袋两只角，往肩头一甩就走。而别的农工都是要两个人才能搬动一袋的。我在国光社也数得上是个好劳力了，同样200多斤的一袋麦子，我先要站好马步，把它从地上掀到腿上，再从腿上才能掀到肩上。
一次，一个拖拉机手从斯大林80号上跳下车时扭伤了踝关节，举步困难。我试着为他扎金针，在解溪、阿是两个穴道，用强刺激指法治疗，第二天他就下地行走了，一时在大柳沟引起了一片赞扬声。就这样，我渐渐博得了大柳沟上下的另眼相看，经常有农工到我床铺来聊天，聊的结果是，我的《春秋左传》、《战国策》几套线装书全被拿去抽“磨合烟”用了。
大柳沟连队有医务室，负责人就是总场红星医院下放的张医生，卫生员是总场政治部主任的小姨子邵文洁。邵文洁面色红润、明齿皓眸，镶一颗金牙，笑容灿烂。她是山东威海人，卫校毕业，家乡自然灾害，便投奔在军马场当政治部主任的姐夫家，被安排到大柳沟连队当卫生员。
毕竟是山东姑娘，性格直爽开朗，我到大柳沟不久，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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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看我是大城市下来的知识份子，劳动力又好，还会打金针，便经常叫我到医务室问长问短说家常，还主动要我把旬假发下来的面和肉交给她，由她和女宿舍一个好姐妹湖北丫头帮我做了一起吃。那时我24岁，正在青春年少、君子好逑的年龄，刚到大柳沟人生地不熟，见有美貌女子抛来的绣球，而且还是总场大干部的小姨子，自然是一口答应。从此每逢旬假，我请了张医生同邵文洁等几个丫头，一起包饺子、擀面条、汆油饼、炕烙饼，着实享了几个月的福。张医生私底下趣笑说我不但有口福，而且还有艳福。
就在我到大柳沟不久，五分场机耕连连长周桐森，也受到排挤下放大柳沟当农工。他是苏州人，是我在巴里坤遇到的第三个说吴越方言的人。还有两个，一个是劳改队的上海妓女，一个是从无锡迁到哈密的八一钢铁厂的老无锡厂长。周桐森下来以后，很快成了我继周枋、宋金石之外的第三个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一直到分离很长一段时期还保持通信联系。
周桐森、张医生和农工们对我的过去有所了解后，渐渐有了感情。他们听说我下过伙房，便断断续续地告诉我大柳沟连队炊事班的一些事。他们说，副连长李志义同夏加友一样，是个只知埋头生产的好干部，天坍塌下来也不管；孬的是党支部副书记兼事务长的谭奎山，他伙同黄火金沆瀣一气，贪、吃、扒、挪，每年每个职工的10斤白面和10斤大米，大部分被他们私分了，甚至还瞒上欺下经常扣压农工工资。他们要我帮他们整理材料，请邵文洁交给她姐夫上报总场有关部门。
我是一个爱打抱不平的人，那时血气方刚，当右派时，用拼命干活来宣泄，右派摘帽后，正想在体力劳动以外有所作为，体现自身的价值，看到青疙瘩、大柳沟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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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义不容辞地接受了大家的信托。我经过调查取证，起草成文，交给了邵文洁。
没有不透风的墙，这年国庆前发冬装，谭奎山故意找岔，发给我一套旧的军用棉衣裤激怒我，我表示不满时，他露出了兵痞的狰狞面目，竟借题发挥恶狠狠地说：“妈里个巴子，一套棉袄嫌新嫌旧，不要拉倒，再噜苏，老子毙了你！”说罢当真拔出手枪，“啪”的一声重重地把桌子拍了一道裂缝。
当时李连副、张医生和周桐森都在场，我脸涨得通红正想发作，他们三个怕事闹大，一齐上来劝阻。周桐森还用苏州话对我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心想也对，丢下棉衣，转身就走。后来，还是副连长李志义给我领了一套新的，送到我房里。这次冲突后，我在大柳沟的威信反而更高了。
可是好景不长，就在我为这些琐事争斗的时候，却对周围早已发生的大事竟浑然不知。陈文莘所在的新疆伊宁农四师地区，在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策动下，煽动我国居民外逃，1962年5月29日，制造了冲击中共伊犁区党委和捣毁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政府机关、抡文件、殴打负责干部的反革命暴乱。农四师奉自治区和兵团党委命令，派出1个警卫连、2个武装民兵排，协助公安干警维持秩序，夺回被暴徒占领的伊犁州人委办公大楼，次日，伊宁市成立卫戍司令部，彻底控制了局面。这就是震惊一时的伊犁事变。
伊犁事变虽然得到平息，但与巴里坤接壤的蒙古的泽登巴尔配合苏联赫鲁晓夫反华，并向我国争夺领土，叫嚣要重新划分中蒙边境。伊犁事变后半年来，中蒙边境时有寻衅流血事件发生。中央军委从石家庄调派了两个骑兵师进驻巴里坤天山庙、口门子、松树塘一带。大柳沟连队，也在办公室屋顶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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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轻机枪，日夜派人值班。
中苏关系恶化，形势紧张一触即发。军马场跟着开展了“三尼一铁五鬼闹中华”的政治宣传。“三尼”是美国的尼克松、印度的尼赫鲁和苏联的尼基塔赫鲁晓夫，“一铁”是南斯拉夫的铁托，“五鬼”就是台湾、日本、蒙古、南越、南朝鲜。
内忧未除，外患又生。我为帮助大柳沟农工铲除内忧、反映谭奎山贪赃枉法扣压工资的报告一时还没有下文而心事重重，现在又面临“三尼一铁五鬼闹中华”的外患，我在内外交困之中，提心吊胆地过了一天又一天。
四十五、再见吧，天山上的青松白雪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巴里坤进驻国防军骑兵师后,一天,黄火金找我谈话，向我宣读了军马场为加强国防关于清理、安排非军队编制人员的决定。他说，安排非军队编制人员去向有三个可供选择：一是调阿勒泰军马场；二是去哈密建设兵团农五师；三是返回原籍，从那里来到那里去。说是让我考虑好后，即可离开大柳沟，去五分场场部办理手续。
听到这个决定，如闻春雷，悲喜交加，我还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要求看决定的原件。这位书记说，这是口头传达的内部文件，没有下发的书面，如不清楚可去分场部询问。我不假思索地作出了第三个去向的选择，返回原籍赡养老祖母。
天哪，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两年前，我在《怀母词》中发的愿：“对月期二指，飞鸟投故林”，竟在内忧外患交错困惑的情况下实现了，真可谓天从人愿，还有什么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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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上回上海更合我的心意呢！
我可以回上海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大柳沟连队上下。第一个来向我祝贺的是周桐森，我的今天就是他的明天，他在我的身上看到了他的希望。他陪我在大柳沟度过了最后一段难以忘怀的时光。
一天，他在房间里，抓住了窜到他屋里的黄火金家饲养的一只兔子。只见他二话不说，倒提了兔子的两只后脚，在兔子耳门上猛击一掌，干净利落地结果了兔子的小命。他厨艺不错，做了一大碗五香兔肉，斟了青稞酒，美美儿地款待了我一顿。
一排长夏加友对我的返沪表示意外，他虽然不善言谈，但是喜欢听我同他聊家常、侃大道，尤其是他家乡有什么事，总是先告诉我，要我帮他拿主意，他的家信也责无旁贷地全部由我包办了。
对我回上海最高兴的自然是谭奎山，还有黄火金。其实他们高兴的不是我回上海，我去哈密也好，我去阿勒泰也好，什么地方都可以，只要我离开大柳沟就行。后来我知道，我这次之所以能以“从那里来到那里去，返回原籍”的政策侥幸返回上海，全仗着我对他们写了揭发报告的偶然行为，无意之中捅了马蜂窝，激怒了他们，他们钻政策的孔子，借清理非军队编制人员的名义,趁机排斥异己，急于把我作为盲流人员赶出大柳沟。当时，还没有干部调离大柳沟的，我是第一个。
我虽然不是盲流人员，只要能回上海，乐得将错就错了。我的人事关系在五分场，黄火金又是分场新政委眼中的红人，赵秉文对辞退我的意见，也是将错就错批准了。如果五分场当家人仍然是赵蕴璧，会出现什么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唯一对我回上海若有所失的是邵文洁，要不是我得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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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谭两人,他们对我下了逐客令，以我的处境，邵文洁很可能是我在巴里坤择偶的首选。
果然，我同山东姑娘告别时，她送给我她刺绣的女红一双漂亮的袜底；她给了我许多底片，托我到上海照相馆放大加印；还给我留了她父亲的地址。她父亲是威海一个农机站的站长,她要我回上海后有机会到威海去做客。
后来我一到上海，就去南京路王开照相馆，按她的要求放大加印，一张不留地全部寄给了她。她在收到照片后，立即给我回信，除了流露出一点难舍的惜别之情外，对我为她寄上的加印照片、还特别代替大柳沟队全体农工向我表示感谢。
原来，在我离开大柳沟后，军马场党委对我写的揭发黄、谭贪赃枉法、扣发工资的情况报告，进行了调查，经核实无误后，作出了处理：黄火金调出大柳沟、降职留党察看，谭奎山开除党籍和职务，下连队当农工。原副连长李志义提任连长兼副书记，书记暂缺，由总场党委另行任命。
她在信上激动地告诉说，宣布那天，大柳沟沸腾了！大家高呼着“老花！老花！”还说，“如果老花不走，我们推举他当连长、李志义当书记。”邵文洁还给我寄来一些钱,说是补发给我的我到大柳沟后被贪污的伙食费。
邵文洁还说，1963年春节大家过了一个扬眉吐气的快乐年，中蒙签订了边界条约，原来紧张的形势缓和了，办公室屋顶的机枪也撤下了，目前，总场趁农闲，以大柳沟为鉴，正在对青疙瘩一连的财务进行检查。我想，周开、樊玉贵之流也该恶贯满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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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我提了来新疆时的两只皮箱，就是原来放衣物、书本和卫生纸的那两只箱子，现在一箱放了几件衣服、剩下的几册书籍、羊毛和自己挖的党参、甘草，一箱放了风干羊肉和自己种的土豆，坐着从青疙瘩来报到时坐的拖拉机，匆匆地离开了生活了将近半年的梦魇般的大柳沟。
车缓缓滚动经过办公室门前的时候，黄火金、谭奎山他们，依然坐在惨白的太阳下在捻毛线、打毛衣，对我似乎不自在地点了点头，脸上似乎还掠过一丝阴森得意的笑，一句话也不说。李连副、张医生、一排长夏加友和邵文洁、湖北丫头等还有许多农工，簇拥着跟着车走到了路口，几十双手依依不舍地挥动告别，场面感人，至今如在眼前。
周桐森陪我到五分场办理手续。五分场给我开了一份退职证明（从退职证明上我才知道自己只是按工资套算出来的行政29级干部），给我转发了口门子公安派出所签发的户籍迁往上海的证明，还发给我按月工资标准3 1.96元的三个月退职费和差旅费一共200来元钱。我从来没有一次拿到过这么许多钱，高兴得有点忘乎所以了，连右派平反后的待遇调整等问题，都被能回上海的好心情抛在九霄云外了。
五分场还有两件事牵挂我心头，第一件是，到我的地窝子里再坐一会儿。赵蕴璧同我一起盖的地窝子空着，那副天高皇帝远、人少畜生多的对联还好好的贴着，真是景物依旧、人事已非啊。
第二件事是，我还要去看一眼，同我作伴两年还被我无情地猛刺一刀的小红马娃子，哦不！它已经不是马娃子了,他已长成一匹油光鲜亮、膘肥臀圆的红鬃烈马了。
我找到了李会义，李会义帮我牵来了红鬃马。红鬃马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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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似乎还认识旧主人，不停地摇晃着头、飘拂着尾巴，长嘶着。看来，我那副对联应该把“人少畜生多”改为 “畜生比人亲”才对。我紧紧地抱住了红鬃马的脖子、拍着红鬃马的屁股，流下了两行愧疚辛酸感慨的热泪……。
当天下午，我要离开五分场了，我频频看着青疙瘩山和我的地窝子。我同周桐森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互祝保重。我回上海后,周桐森去信告诉我，他不久也落实了政策，调到农五师哈密火石泉农场机耕连当连长，还成了家。
小鬼李会义让我再骑一次红鬃马,他骑一匹青莲哨子驮着我的行李送我到松树塘。一路上，小李告诉我，他是大柳沟李志义副连长的弟弟，他听李志义说过关于我在大柳沟的一些事，他说，哥哥背后一直在夸你是个汉子，“中！”。
下午一到松树塘，正好碰到有照相的，我在天山脚下，骑着红鬃马拍了一张，连同年前冬天穿着大衣拍的，这仅有的两张照片作为对马场的纪念。印好的照片,第二天一早就给了我。
军马场安排我先在招待所过夜，第二天搭车去哈密。
松树塘唯一让我牵挂的是赵蕴璧，我在总场机关办公室里没有找到他，说是外出就回来。趁这个空，我让小李陪我到总场各处转了一圈。我们去了加工场、红星剧场和养鹿场，后来，听说巴里坤养鹿场还成了旅游景点。只可惜同来松树塘分到加工场的白牡丹小开是早已不在人世了。
这个养鹿场使我想起了大诗人艾青。按照中央对上海右派到新疆、北京右派去东北的部署，艾青当了右派后，送东北农场劳动改造，农垦部长王震知道后，让他当了养鹿场的副场长。一次艾青诗兴大发，打开了养鹿场的大门，高呼“小鹿呵，在草原上自由奔驰吧！”还说愿把当时被封存在银行里的稿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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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另一个文艺界的大右派丁玲，则在东北当了养鸡老太婆。
小李陪我参观剧场时告诉我，总场陶政委是兵团陶峙岳司令员的侄子，有三个秘书侍候左右。据说，司令员吃罢饭的洗碗水，一擦火可以燃起火苗来，按当年缺粮少油的情况，这样的生活标准，自然是令人咋舌、羡慕不已了。
走了一圈回来，我终于见到了赵场长。他握着我手的时候，黧黑的脸兴奋得变成了紫色。他离开五分场后，在总场民族处当处长，补了他爱人的缺。他至今还是单身，他已知道我要回上海，嘱我不要去招待所，到他屋子里住一夜，好说说话。
这是难忘的一夜，在他有如他的人品一样洁净俭朴的房间里，墙角炉子上的铜水壶，仍旧擦得锃亮；最显眼的墙中央，仍旧悬挂着一把猎枪和一个有两支犄角的鹿头，还有一幅他与他爱人的结婚照。他见我目不转睛地在看照片，似乎勾起了他对往事的回忆，动情地说：“新疆和平解放那年,他一共花了相当于现在5元钱办的婚事，拍了这张照片，余下的买了喜糖，谁知她这么早就走了，我真对不起她。”
他对我说，马场被总后勤部接收后，有一个大发展的计划，现在正是用人之际，你为什么一定要走。他说，三个去向的政策，只适用清理外来盲流人员，黄火金套用这个政策来赶你走是错误的，你如不愿走，还可向总场反映。他还说，让你下放到大柳沟，是他的建议，是暂时的，他本准备过一段时期，形势稳定后，把我上调到总场来，不料一切都被搅乱了。
我告诉他,上海家里有相依为命的老祖母，回去是我最好的选择，黄火金的错成全了我，错就让它错吧。
老领导对我为祖母的拳拳之心表示理解和支持，他最后告诉我，上海是国务院规定的严格控制进城的全国17个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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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排在北京后面的一个特大城市，如果报不进户口，去信给他，他会设法对我另外安排的。
我感谢老领导的知遇之恩，但我更感谢命运的安排。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命运作弄人，命运也让我因祸得福啊！
这一夜，一个摘帽右派，一个军人领导，两人情投意合、抵足而眠、回肠荡气、彻夜长谈，从志趣、爱好，工作，到朋友、婚姻、家庭，谈得很多很多。
第二天，我送给赵场长一首六行小诗，含泪告别：
再见吧，天山上的白雪青松，
再见吧，草原上的驼马牛羊，
再见吧，戈壁滩的寂寞荒凉，
再见吧，巴里坤的善良人们，
我是人生旅途上的一个流浪汉，
又结束了一次命运的游荡……
从1960年8月，至1962年10月，我在巴里坤草原上，整整度过了800多个日日夜夜，尽管这是宇宙长河中短暂的一瞬，而在我却好似经历了漫长的多半个世纪。
从嘉峪关到玉门关，从天山到青疙瘩山，还有莫钦乌拉山、萨尔乔克西山、准噶尔山，以及青疙瘩山前埋葬着樊梨花女兵英魂、穴居着千年银孤的小沙山，真可谓关山重重、劫难频频啊！
一切都将过去，
新的一天又将来临，
对月期二指，飞鸟投故林，
我在与天斗之中全身而归了。 2 1 9
第七章 黄
浦水寒
（1962.11－1979.8）
四十六、连续报了一年临时户口
突然接到通知必须去新疆，又突然接到通知可以回上海，我好似一枚棋子，被造化任意的摆弄，经历了并不其乐融融的与地斗、与天斗之后，预感到又要面临与人斗的噩运了。
八千里路云和月，三十功名尘与土，我25岁那年，列车从哈密到兰州，又从兰州风驰电掣三千余里，送我携着两只皮箱、一身膻腥，回到阔别了三个年头的上海，圆了我“对月期二指，飞鸟投故林”的愿和梦。
出了北火车站，叫了一辆三轮车，过了苏州河河南路桥，看到了洋泾浜天主堂的十字架，听到了黄浦江上轮船的汽笛声，三轮车停在杨家渡街142号的黑漆大门前，我终于到家了。
我见到了形容枯槁、年逾花甲的老祖母，见到了面有菜色、神态怪异的左邻右舍。这时我才发觉，老宅宽敞明亮的客堂间，南面一半也隔成了房间住了一户人家，中间只留一条通道，进入祖母和我作卧室的厢房。原来住在客堂间北面的、在轮船上做老管的沈家已经搬走，这间房现在隔成了两小间，一间住广州迁来的船员俞银泉家，一间住河南中路中图公司的单身汉周茂春。我家用作厨房的大亭子间，也隔成两间，一间住做生意的黄煜麟家，一间住中医师陶筱泉家。
时隔三秋，我家变成了七十二家房客，一进门，只感到逼仄和郁闷，这几年的苦日子，祖母不知是怎么惨淡经营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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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为她老人家了。现在好了，我回来了。
祖母和老邻居们都用惊异的眼光看着我，说我比离家时更结实、更精神了。他们饱经了三年“自然灾害”之苦，个个面有菜色，我却满面红光，好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他们在三年“自然灾害”中，每月粮食定量25斤，吃光荣菜。我在这三年中，每月45斤，而且还享受以肉代粮的特殊待遇。
回到家里，我迫不及待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取出替换衣服，赶紧去十六铺太平洋浴室洗个澡。
孵浑堂真是人生一大乐事，更不必说对一个800多天没有洗过一次热水澡的人。我赤条条地一丝不挂，在滚烫的焦池边烫脚，在弥漫的蒸汽中擦背，之后回到包房，在雪白的大毛巾包裹下做按摩。我在满耳的扬州官话吆喝声中，呷一口菊花茶，抽一口前门烟，心无旁骛，神驰千里，然后迷迷糊糊、悠悠忽忽地睡了一觉。这是何等的逍遥快活、何等的悠闲自在啊。
我做的第二件事才是收拾行李。打开皮箱一看傻了眼，原想带回来当作生梨给老祖母吃的新疆土豆，竟全部出汗变软，一点也不脆不甜了。我只知道桔生淮南则为桔、桔生淮北则为枳，不料，土豆在新疆脆似梨，离开了新疆就现了原形，仍旧还是土豆，是由于温差悬殊，上海没有零下43度的缘故吧。
祖母很喜欢我带回来的羊肉和羊毛，当天她就做了一锅浓油赤酱的红烧羊肉，她说新疆的羊肉是山羊肉，没有膻味。她拿羊毛出去加工，脱脂搓成线、染了色，打成了一件羊毛短大衣，不久过冬就穿上了。
我带回的党参、甘草，祖母问了亭子间陶医生，说党参补脾胃，可同红枣煎汤喝。她用红丝绳五、六支扎一把，当作我新疆的礼物送给了左邻右舍、亲朋好友。我也带了一些羊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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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参和出了汗的土豆，去看望前几年已经从烟台回到上海的母亲，那时她住在卢家湾。
我回上海当天做的第三件事，是同已经暌违了三年的罗春德、唐宝祥等老朋友见了面。在同两个老朋友的相聚中，我又结识了一位在蓬莱中学比我们低一级的吕克荣。从他们口中，我还得悉了吴公寿老师介绍给我交朋友的陈雪兰也已经从北京钢铁学院病退回上海交大就读又因病休学在家的情况，这真使我悲喜交集、感慨莫名。
第二天，我拿了巴里坤口门子公安派出所签发的户口迁移证，去所在地小东门派出所申报户口。地区承办民警叫李家华，他吃惊地说，中央有政策，上海户口只出不进，你的户口是怎么迁出来的。还说，现在上海正在动员社会青年去新疆建设兵团，而你恰好又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无论从中央政策到地方具体情况，你的户口都没法报。
我说，我来上海，是中苏关系恶化，中央从石家庄调了两个骑兵师驻扎巴里坤，老百姓从那里来到那里去，我的家如果在新疆就回新疆去，我的家恰好在上海，所以只能回上海来，个人服从整体，地方服从中央，你们作为地方，必须在上海给我报户口，何况我还是错划的摘帽右派。李家华一时语塞。
但他有国家政策作后遁，我以右派经历为依靠，针尖对麦芒，唇枪舌剑，互不相让。我向派出所提出申请，我去华东局走访面谈，我给国务院陈毅副总理去信上诉，如此这般，我坚信户口问题一定能解决，没有打退堂鼓，去信给赵蕴璧要求重返新疆。
经历了长达一年多时间各种途径和各种形式的激烈交涉，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我的户籍关系，终于在1964年1月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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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重新落户上海市南市区小东门公安派出所管辖的杨家渡街142号。
新疆回沪后，我用了一年多时间，为解决居住权而奋斗。我以中苏关系恶化、被遣返回沪为契机，以家庭解放上海有功、右派错划为由头，四面出击，上访申诉。翻案虽然没有成功，户口终于报进，为我以后化解接一连二的劫难，积聚了胆识和经验。
我有一首七律《入户》诗第一、二联这样写道：
金榜题名诗一首，仍将董道学九歌，
玉门关老伤心月，黄浦水寒夕照楼。
“金榜题名”云云，是说我为写《天骂篇》而成了右派，而矢志不渝，而发配玉门关外。“黄浦水寒”则是说我的预感，有道是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而我经过关山重重的新疆巴里坤，回到从小陪伴我长大的黄浦江边，不知还会有几多穷山恶水、凄风苦雨，在前面等着我。
在申报户口的频繁交往中，民警李家华却成了我回沪后新结识的一个好朋友。他经常到我家里来聊天，起初我以为他把我当作不安定因素，来察看我、监管我，对之十分警惕。后来他告诉我，他作为一个地区片警，一开始，确实有这种想法，但是接触一多，对我有所了解，认为我为人坦诚厚道、见多识广，十分乐意同我这样的知识青年打交道、做朋友。其实，我想他是出于内心对右派的好奇和仰慕，而不敢说出来吧。
当年是计划经济时期，是一个什么都紧缺、只有劳动力过剩的年代。最初我因为没有正式户口，不能到劳动部门申请工作，连自愿出卖劳动力、供人剥削剩余价值的机会也没有，只能以临时户口的身份，每月到粮管所领取25斤粮票，用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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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回来的可怜的一点点退职费，量入为出、苟延残喘地维持祖孙两人的生计。户口报进以后，我开始了在上海的就业生涯，不必重返新疆投靠赵蕴璧了。
四十七、断续做了两年临时工
那时候，三年“自然灾害”刚结束，整个国民经济处于调整时期，工作难找，一职难求。我在小东门街道劳动调配站，以社会闲散劳动力的身份登记，等待用工的通知。
头几天，我曾经自寻门路去做过几天代课教师，不久学校知道我的右派经历后，就婉言回掉了我，当时我做教师是自讨没趣的非分之想。此路不通，我又想依靠在军马场学过的金针行医谋生，便买来大幅穴位挂图，贴在墙上观摩推敲，苦于天性愚钝，又没有名师指点，学点皮毛，亳无长进。我知道人命关天，行医要有资质，只能不了了之。
为节省开支，我让串街走巷吆喝“头剃伐”的一个崇明师傅理发。此人40年代参加新四军入了党，在淮海战役中受伤后回崇明乡下务农，解放后盲流上海靠理发谋生却中断了组织关系，我为他写信恢复了党籍。他见我没有工作，便买了专用的轧刀、剪刀、木梳，收我为徒跟他学艺理发。最初我还花了不少钱买糖给小孩吃，让他们乐意伸头给我学剃头。每当我提着小包单挑上街时，只是难以启齿吆喝“头剃伐”，一分钱没赚到，此路还是不通。不过，后来祖母和妻儿的头倒是我理的。
当时，闲散劳力最理想的位置，是直接分配进单位当基本工，此外就是做临时工。临时工的门类就多了，有只做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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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乃至几小时的零星短工，有季节性的季度工，也有工作关系性质是临时的，却能长期做下去的临时长工。在当时国民经济不景气，各单位严格控制用工编制的情势下，“临时长工”自然是最好的出路了。
虽然有了求职的资格，但是还要有做工的机会，我得到的第一个不是机会的机会，是踏劳动车为菜场送菜，还是自己削尖脑袋找到的。十六铺有个蔬菜公司，公司有一个集散中心，每天下午六点钟后，各地用车船运来的各种蔬菜陆续进场，在装了菜的箩筐上插上了提货编号，分门别类地堆放在场内。
我闲着无事进场看到卸货的人，便厚着脸皮问要不要送菜的劳动工。功夫不负有心人，事有凑巧，一次刚好有一位蔬菜公司的管事，说需要一个踏黄鱼车的运输工，自行车、拖车由菜市场提供借用，晚上10点钟后，往长宁区诸安浜路、法华镇路、玉屏路等沿途四五个菜场送冬笋，每晚2000多斤，每百斤运费0.2－0.4元不等，只要街道服务中心开一个介绍信，并为你开运输费收据就行了，如果街道同意，明天到蔬菜公司找他们领取黄鱼车的拖车、自行车和提货单。
第二天上午，我到街道劳动调配站说了送菜的情况和要求，调配站一口答应，但说每开一张收据，要收百分之二十的管理费。还说这个工作很辛苦，黄鱼车一夜要跑两车，每晚10点后才能发货，天亮5点前一定要送到，不能迟误，以前有人送过，不是吃不消，就是经常延误，被蔬菜公司回掉生意了。
我估计，每晚有效时间按6小时算，3小时一个来回，没有问题。第二天，我便开始夜出早归，半夜出车前去点心店吃一碗面；出第二车时，啃一只冷馒头、喝几口热水；回来时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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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早晨6点钟了，再去点心店吃一团粢饭、一副大饼油条、喝一碗豆腐浆，或一大碗肉丝汤面、汤年糕什么的，慰劳慰劳自己。还顺便多买一份点心带回家给老祖母吃。一夜下来，吃用开销之余，净收入四、五元，真有点阿Q式的发了的感觉。
十六铺到玉屏路，要送的菜场都在延安路两侧。我有时故意绕道从南京路大光明电影院前经过，希望能够遇上最后一场电影散场的相识的熟人，想一显自己踏黄鱼车的风采。我有时重车经过华东局门口停车休息，取下垫在坐垫上的差点被“毙”争来的黄棉袄，披上肩，过马路去同两个值班门岗聊天。那时夜静更深，两位“兵兄”正闲得慌，见我穿着四个兜的军官服，以为是部队转业退伍的，便问是哪个部队的，我回答890部队后，三个人天南地北地聊开了，过足了当军官的瘾。
有一次车到华东局，感到自行车轮胎漏气，我向门岗借了打气筒，打足了气。但没有踏上几分钟，轮胎又瘪了，估计是内胎破了。半夜三更，前不把村后不把店，找不到修车补胎的，只得硬着头皮把自行车扔在拖车上，调整了前后经重，用尽吃奶的力气，把1000多斤重的车硬是按时拉到了小菜场。
这个自己找来的工作，只做了两个星期便寿终正寝、偃旗息鼓结束了。不久却接到里委劳动干事赵福娣的通知，要我去街道劳动调配站报到。劳动调配站安排我去街道生产组（又叫打包组）拉大白菜，这是我回上海做的第三个工作。
生产组实行统一工资制，一天8角，做一天算一天。春节前，大白菜大量上市，我报到后，在黄浦江边的关桥码头（又叫九号码头）搬运从崇明运来的大白菜，转送到十六铺蔬菜公司市场里。
我一开始就干重活扛大白菜，把从船上起舱装在箩筐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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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白菜，两个人扛到劳动车上，一箩筐４00来斤，不是强劳动力，一天扛下来也够呛。逢到落潮涨潮，活动码头同地面落差很大，我就改推桥头，就是在车后帮助装了白菜的劳动车推上地面或拖住车辆缓冲下坡车速。比较轻的是运输工，两个人拉一辆车，把装满白菜的车拉到蔬菜公司去。一车装两筐大白菜，重车去，空车来，在外马路、中山南路上穿梭往返。
有时候拉车的人来不及运输，我便主动要求去拉车，我是一个人拉一辆加长车，一车三筐，一千多斤重。这拉车的活，比当年在五角场拉粪车要轻松得多了，我两脚生风，跑得比两个人拉一辆小车的还要快。
生产组女工居多，也有一些青壮年男工，从云南回沪的8级车工缪根宝，判了15年徒刑的李治平的儿子李敬都是。他们知道我读过大学，见我不计报酬，还有用不完的力气，干脆称呼我大力士大学生，这个美名，很快便在小东门地区传开。
一次，蔬菜公司有一个突击任务，高阳路码头需要20个身强力壮的临时工，在规定时间内，把按出口标准精选过的大白菜打包，搬运上外洋轮。我是有幸被挑中的一个。
这天晚上轮船要离港出海，我们从上午七点，一直做到晚上六点，其间人是不准离开的，中午在码头上吃送来的盒饭。任务完成后，一人发了5元钱，清场走人。做一天比做一个礼拜的钱还多，我想起了巴里坤的作业工资，我的劳动价值总算又一次得到体现，这是外事工作的工资标准吧。
这年夏季，浦东耀华路上的上钢三厂平炉车间大修，我同南市区好几个街道的几十个年轻男劳力，一起去参加大会战。报到那天，接待我们的是上钢三厂安全生产技术科科长、赫赫有名的钢铁英雄全国劳模邱财康，我至今还记得他对我们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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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名言是：工厂就是战场，车间就是前线。
他身上七成以上的皮肤都是植皮，他的存在，就是安全生产的警示，也是钢铁战线工伤高发性的展示。进了三厂，只见车棚里停着一辆红色的救火车和一辆白色的救护车（救命车），已经说明了邱财康高度概括的两句话所说的一切。
这显然是一个苦差使，进车间都要穿上石棉工作服，蹬上厚底大头皮鞋，戴上安全帽，拿着铁棒或铁铣。炉膛虽然已经熄火，但炉温仍旧炽热，干了不消五分钟，便会汗流浃背。在炉膛中干活，灼热的程度远甚于当年汔车过火焰山时的感觉。我们的任务是，要把刚熄火的平炉中的耐火砖全部拆掉，清理平整后再砌上各种型号的新砖。为了抢时间，实行三班倒。
但是拆平炉苦乐参半，前三天拆，苦不堪言；后三天砌，其乐融融。砌炉子时一个师傅问道，谁认得外文，跟他去材料库，负责按提货单开列的型号发货。当时临时工之间互称“临兄”，师傅听说“临兄”们称我大力士大学生，便决定我担任发货员。这是一个责任性很强的岗位，就在我发货时，邱财康找我谈心说，三厂准备留用几个基本工，我是他提名选中的一个，要我完成任务回去后在家里等通知，一周内有消息。
在那个年代，能去上钢三厂这种重工业单位当产业工人，这无疑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回去以后，我在家望穿秋水等了整整一个星期，犹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我便去街道劳动调配站听消息，见到了名叫沈茜的站长。这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同志，后来被我们“临兄临妹”称为沈老太婆的，她竟对我说“你不去用镜子照照，看看自己是什么人，也想进上钢三厂？”
我气得二话不说，立马过江去找邱财康。邱财康见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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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出十分惊讶的神色说：“三厂派人到小东门街道点名要你，街道说你已经安排工作了，我们只好到王家码头街道另外要了一个。”呜呼，真是见鬼了，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不久，洋泾中学要请一个高中语文缺额代课教师，陈雪兰的大妹妹蔼美向学校推荐我，说要街道开介绍信转关系。我怀着一丝希望，忐忑地到沈老太婆那里要求转劳动关系。果然不出所料，这次她的话更难听：“人民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你配吗？”这个老巫婆！这下可把我气得七窍生烟、四肢发冷，差一点昏厥过去，我这才相信真有诸葛亮骂死王朗之说。
到了冬天，我又只好去做运输大白菜的活，做几天停几天，做做停停，吃不饱、饿不死，大白菜一落市，我便赋闲在家做寓公了。整整半年时间里，我间或做过几天土产公司王家码头仓库地基挖土工，做过几天食品公司中山南路腌腊经营部堆放运输工，做过几天关桥码头果品公司仓库的储存装卸工。
我在果品公司学到了许多关于水果的知识，如水果雌雄的鉴别、品质的挑选。我还懂得了诸如苹果中的上品称元帅，青元帅、红元帅、黄元帅不同的特点。我们这个仓库，专门储藏供招待国宾用的苹果，靠人力整天倒腾堆放起来的装满苹果的箩筐，待命发送。组长是个爱说笑话的老工人，他说自己的大女儿小名叫“阿大”，之后从“阿二”到“阿七”一连生了七个女儿，第八个不敢生了，再生出来要叫她阿爸（八）了。不过，我倒是吃过他给我吃的被保温灯泡烤焦的黄元帅。那只黄元帅，削去烤焦的皮肉，露出来的果肉仍然是色泽金黄、香味馥郁，有如他说的发噱、捧腹、喷饭的笑话一样，令人叫绝。
果品公司下来后，又到了盛夏季节。闲着无聊，我把街道图书馆所有的小说书，全都看完了，我把身边仅有的新疆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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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也早已花完了。老祖母干脆拍拍屁股一走了之，跟顶替我父亲在“隆大”轮当船员的外甥邱雨林，回海门老家探亲歇夏去了。一天，北京病退回沪就读交大的老同学陈雪兰来看我，见此情景，丢下了身边全部零用钱资助我，我尽管感到羞愧难当，但是出于无奈，钱还是收下了，我想一旦有了钱就还给她。
有道是一钱逼死英雄汉，我一个人在家实在坐不住，上天无门、入地无路，只能铤而走险，天天一早到街道办事处要工作，后来干脆带上自己做的馒头当午餐，坐在接待室里，一坐就是一天。我对劳动调配站负责人沈茜说，你一天不给我安排工作，我就有一天要来找你谈话。这一招还真灵，三天过后，里委赵福娣一早通知我去上海制锁厂报到。
这次是到锁厂翻砂车间，专门浇铸锁芯，签了三个月劳动合同，日工资1.80元。翻砂浇铸锁芯不但又是一个高温工作，而且还是一个有毒性气体的活。厂部和大部分车间在我家附近的大东门，而翻砂车间却单独设在小南门的凝和路。
说是车间，实际上是一个小组，只有五个人，两个青壮年负责冶炼烧炉子，两个老工人负责砂箱做模型，还有一个中年妇女负责配料。组长张天海，是一个业余举重运动员，他和老绍兴两个烧炉子。第一天，组长让我跟女工配料，按配方称好各种材料备用。
车间的福利很好，上午冷库送来两大块冰，用来冰镇盐汽水和车间降温，还用12级的特大排风扇吹风。中午一顿饭，只要交粮票由车间请客，每天有一个诸如脚爪、猪肝、大排、蹄髈等好菜，隔天送来菜单各人圈定。车间后面还有一个小花园可以休息，花园里有单杠、双杠、杠铃和篮球场可以活动。过了两天，老绍兴病假，我就同张天海一起烧炉子。 230
这天开了两个冲天炉，这是一种用掩埋在地道里的鼓风机打风的炉子，炉子结构很简单，圆形的炉膛底部放无烟煤燃烧，燃烧的煤上，直接放上一个也是圆形的坩埚化铜。铜的熔点高，炉温最高要烧到1200度，燃烧的时候，热气灼面、火焰炫目、响声震耳。
我和天海一人一只炉子，用抱钳挟起放好铜料的坩埚，送到烈火熊熊的炉子里，然后不停地向坩埚里撇碴、投料，直到坩埚里化满铜水。出铜时，关闭排风扇，投一把铝（吃钢精），再用抱钳挟起坩埚，把光粼粼的铜水浇灌到一边的砂箱里。
烧好一炉铜水，全过程约需45分钟，下面的活就由两个做模具的砂箱师傅做了。我同天海一起到车间后面的小花园里休息，开一瓶冰镇盐汽水，仰起脖子，一饮而尽，真痛快。
尽管干活时全身武装，手持纯钢长钎，脚蹬大头皮鞋，穿戴耐火衣帽，一炉下来，还是干得面红耳赤、气喘吁吁，尤其在吃钢精的时候，铝的熔点只有400度，掷在1200度的坩埚里，骤然升温3倍，坩埚一面发出猛烈的爆炸声，一面翻滚着喷涌而出的蘑菇状烟雾，烟雾中的氧化铜和氧化铝的粉沫，都是有毒性气体，所以要尽力摒住呼吸，减少毒气吸入。这样周而复始，一人一天要出六、七炉铜。
孰料，当天晚上我发起了高热，达到39.5度，一开始不出汗，大热天用棉被焐了一夜，天亮前出了一身黏乎乎的臭汗，人感到软弱无力，因为做一天拿一天工资，不做就没有，第二天，我只好硬撑着去上班。
天海说，“你昨天太卖力，废气吸入太多了，所以热度这么高，我就担心你今天会病假。你体质好，好得这么快，能撑着来上班实在不简单。”说罢一面让我到车间后面小花园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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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让我干活，但算我上班；一面打电话请蓬莱路地段医院包医生来给我注射葡萄糖。包医生是这个车间所有翻砂师傅的保健医生，一周来两次补液、咨询。补液后，我感到体力有所恢复，不好意思白拿钱，便上炉子干活。
过后几天我坚持上班，居然很快便适应了。后来我知道，刚进这个车间的人都会发高热，来过几个临时工都不肯上炉子，只做辅助工作。多数人适应不了这个车间的工作，所以留不住人，连厂里的干部星期四下车间劳动都不敢来。根据规定，有毒性气体工作法定退休年龄是50岁，老绍兴快到退年龄了，所以张天海急于要物色一个人手能顶上。
第一个月领工资，我还掉了陈雪兰资助给我的钱。
我进车间后，身体又适应，工作又主动，阅历又丰富，还有一点，比起他们来说，文化程度又高出一筹，价廉物美，何乐而不用？天海暗中向我透露，已向厂部打了报告，只要我愿意，准备吸收我为基本工，办理转正手续。可是，事与愿违，不知是锁厂上级公司不要人，还是街道沈老太婆不同意，到了九月底，合同期满，我只能与张天海他们无奈地分了手。
回来以后，我又作好了上九号码头做大白菜生活的准备。谁知，两个月后，也许是沈老太婆怕我带着白开水、馒头再去找她麻烦，破天荒地又派赵福娣来通知我去南市煤渣砖厂报到，这时已经是1965年的年底了。
四十八、砖厂十四载，十年大动乱
1965年12月14日，我同南市煤渣砖厂的人事主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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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建材公司签了一份《临时工劳动合同》，也是我此生所签的第二份《劳动合同》。之后，3个月到6个月一签，签到了1970年12月31日，我在砖厂连续签了5年长临时工的劳动合同。至今，我还完好无损地保留着已经泛黄的全部合同文本。1971年1月1日起，我结束了临时工生涯，转正为基本工。
1965年12月18日，我到砖厂正式上班，厂人事干部孙顺根陪同上级公司人事科长王凤祺一起接待了我，安排我在成型乙班做敲坯工，当时的组长是赵月英，后来是黄圣芝。孙顺根和王凤祺都是浦东川沙人，对我很热情，向我介绍了许多情况。孙顺根说，砖厂临时工按日计酬，日工资1.60元，先试用一个月。还说，工作虽然很辛苦，待遇也不算高，但是只要你愿意，是可以长期做下去的，总比做做歇歇来得好。话说得很实在，我就在砖厂做了下去。说时迟那时快，直至1979年底，我在砖厂一共渡过了14个宝贵的青春岁月。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14年，因为中间正好经历了动乱的、梦魇般的、旷古不遇的大革文化命的10年文化大革命。
煤渣砖厂是一家只有不到300人的小厂。它同我的家一样，也坐落在黄浦江边上。它的上级单位南市区建筑材料公司，在方斜路的白云观里面，再上一级南市区房地产管理局，是在市南（原清心）中学和基督教清心堂西边的陆家浜路上。
砖厂用煤渣为主要原材料生产各种墙体砖，按生产流程，分成粉碎、拌料、成型和蒸汽养护车间，还有一个综合性的机修车间和一个化验室。厂里尘土飞扬，机声隆隆，干活的干活，提货的提货，人来车往，好不热闹。我进厂时已是冬季，而工人们还是大汗淋漓，满面乌黑。我在砖厂前七年以成型敲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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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后七年则当上了机修师傅。
厂里人员来源大多是城市贫民、流氓无产阶级，有拾荒的、拉劳动车的、做小贩的、开小店的，有公私合营合并进来的私方小业主，有被司法、财税等机关清洗出去的国家干部，有刑满释放的四明山江洋大盗，也有来自三林塘砖瓦厂的右派分子，“临兄临妹”占了半边天，地富反坏右、乌龟贼强盗门门不落空。后来砖厂出了名，上级权威部门统计，这个厂，基本工平均年龄超过50岁，平均文化不到小学三年级。
后来我知道，小东门街道先前已有一个临兄来砖厂做过，试用期未结束，就不肯继续做下去。退工单送回街道后，沈老太婆大发雷霆，说没有工作要工作，有了工作不肯做，再也不安排了。这位临兄是我的邻居后来单干卖小百货的老储，他听说再也不安排工作，连忙辩称，砖厂的工作实在太重，我们街道只有大力士大学生花月初才吃得消。砖厂还要小东门派人，沈老太婆这才决定让赵福娣通知我报到了。
很快我在砖厂出了名，一是我的产量高，指标一天40板砖坯（一板80块共3200块），我总是60板上下（5000块左右）；二是我的质量好，85砖标准厚度是42毫米正负3，我出的砖坯几乎都是41－43毫米的，被负责生产的副厂长陈润焕定为免检产品；三是我不但产量高、质量好，而且还能配合机修工修机器。由于劳动强度大，别的工人机器一坏，趁此机会歇口气，我是闲不住的人，机器有故障，起初帮修理工做助手，渐渐地自己也能独立修理了。因为我是直接操纵机器生产的，结合自己的操作经验，有了自己的修理心得，机器保养和维修兼顾，所以修得快、损坏少，歪嘴吹喇叭鸣（名）声在外。
我不但在生产上是一把好手，而且在生活上还能帮助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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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写什么，家信也好，检讨也好，入团、入党报告也好，在砖厂非我莫属，而且效果好、成功率高，砖厂许多青年、老工人的入党报告都是我写的，而我自己，用我创造的不无幽默讽刺意味名称来说，却始终是一个中共非党员。
有了稳定的工作后，尽管工资很低，但我和祖母的生活也终于有了保障。正在我准备以此终老的时候，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出《五一六通知》，同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以雷霆万钧之势轰然而起、席卷全国，冲击着包括我在内的中国人的人生轨迹。
从此，出现了一月风暴、二月逆流，红卫兵、造反队，走资派、革委会，四人帮、斗批改；出现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全面内战、全国动乱；经历了人妖不分的粉碎夺权阴谋、反击右倾翻案；经历了天怒人怨的唐山大地震、天安门事件。至今40年，弹指一瞬间，可笑的是假革命与大倒退齐飞，学哲学共大批判一色；一边号召抓革命、促生产，一边鼓动大串联、搞拉练。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同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粉碎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集团。1977年8月，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
当年流行两句话，一句叫做什么树开什么花，这是反右斗争的罪之树开出的恶之花；还有一句叫做什么因结什么果，这是机会主义、教条主义的因结出的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的果。这是少数孤家寡人一意孤行闯下的弥天大祸！这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遭受的又一次不堪回首的没顶之灾！ 2 3 5
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元帅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了这样一段话：
“文革中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浪费了8000亿元人民币，还使中国几千年以来的优秀传统文化遭到了毁灭性破坏，其负面影响，恐怕几代人也难以消除。”
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难道仅仅是被“反革命集团”利用了吗？…………
这是中共及其领导班子成员对发动这次文革的最高领导者无奈的结论，是对国际社会、社会公众最大限度的避重就轻的交待，远远没有触及对奴隶主义独裁本质的审视，更深层次的全面的回顾和忏悔，有待后人为之重新论定。现在还是让我先来回顾一下在这场“严重灾难的内乱”中我的亲身经历吧。
四十九、疯狂的世界、扭曲的人性
上帝要你灭亡，必先让你疯狂。文化大革命实在是人类历史上一场疯狂的劫难和瘟疫。极左思潮引起的疯狂，既是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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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瘟疫产生的原因，也是劫难和瘟疫造成的结果。这场劫难和瘟疫，孕育了一对畸形的双胞胎，一个叫红卫兵、一个叫造反队。这场劫难和瘟疫的根源是极左和独裁，主要症状有几个，大字报就是使人疯狂的第一个症状。
《五一六通知》后，北大哲学系聂元梓等写的被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1966年8月5日《人民日报》刋发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大字报由此像瘟疫一样席卷全国，使受感染的人一天比一天疯狂。马路上拉横幅，单位里贴漫画，大字报到处都是，一阵风吹过，大字报的碎纸片像丧葬用的纸钱，铺天盖地的飘飞起来。
一天，连我家杨家渡街142号的黑漆大门上，也贴出了一张“把摘帽右派花月初揪出来示众”的大字报，是亭子间矽钢片厂工人苏连章唆使客堂间小学生俞兴芳写的。怪不得苏连章几天前到我家来，东张西望一番后踌躇满志地对我说：“你家祖孙两人住这么大两间房，我一家五口，挤在一间小房子里，现在造反了，也该掰掰位，换一换了。”
好在地区片警李家华不愿加难于我，我也得到工作单位砖厂的上下关爱，所以这张大字报贴出以后，如石沉大海，没有掀起一点波澜，不但于我毫发无损，而且这张大字报还成了我的婚姻介绍人，促成了一段姻缘。
大串联是这场劫难和瘟疫的第二个症状。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重新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林彪名列第二成为接班人。不久，历史对之开了一个玩笑，接班人成了掘墓人。
十一中后的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百万人大会上，第一次接见了以大中学生为主的红卫兵，打好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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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联的组织基础。之后，已经被极左思潮冲昏了头脑、扭曲了人性的青年学生，在红太阳、红司令的蛊惑煽动下，开始了全国大串联。他们打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等口号，纷纷杀向社会，揪斗各级领导、不同政见者和有识之士。批、斗、抄、打、砸、抡，无所不用其极，掀起了砸烂旧世界、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
我喜欢写诗，在方浜路纸店论斤买来一些毛边纸，写了“穷养志”三个大字，贴在墙正中窗棂上。我还用长条的纸边当草稿，写好诗贴在墙上吟咏推敲。这些都被小东门派出所片警李家华看到，他出于对我的关心，说地区一户人家，红卫兵抄家发现一张解放前已去了台湾的旧照片，便当作妄想变天的罪证被揪斗。我家的这些字和诗，邻居看见了都可当作反动罪证，叫红卫兵来抄家。还说人心难测，嘱我千万要主动销毁。当时，他大概还知道我有一个姑妈在台湾。
也是冥冥之中祖宗的庇护，李家华一定是听到什么风声，也许就是苏连章这帮唯恐天下不乱、扭曲了人性的人，对我家和我说什么坏话了，后来甚至还在我家大门上，贴了大字报，都是李家华在暗中帮忙，才使我家和我幸免于难的。
不久，李家华离开了小东门派出所，成了市红革委（公革委？）造反派的大头目，我见到他陪同阿尔巴尼亚的霍查（谢胡？）来地区参观。可是好景不长，李家华又被另一个造反组织打倒了，这家造反组织派人找我外调，要我交待李家华对我说过什么反动的话。我说，他是专政机关的警察，我是被专政的右派，你们应该去问他我对他说过什么反动的话，而我不知道今天你们会问我，他说过什么反动话，所以根本不记得他对我说过什么话，更不记得他会说什么反动话。 238
听了我绕口令般的回答，外调人气得暴跳如雷，只好悻悻然空手而回。后来两派大联合，李家华又解放了，一次他见到我，说起这次外调，说那天外调他的人告诉他：你眼睛没有看错，花月初对你滴水不漏，够朋友。
李家华离开小东门后，一天派出所、房管所、街道、居委联合到我家通知我，说赵秀英户历年欠房租1234元，缴不起房租怎能还住得这么大，要我家搬到咸瓜街一个小房子去。我说，那个小房子连我家一张大红木床也没处放，放得下我就去。说过之后，我还担心，要是他们把红木床当四旧，抄家处理了，岂非引火烧身，自搬石头自砸脚，这便如何是好。幸亏他们在联系砖厂时，砖厂书记应国法说了我的好话，搬家的事，也就不了了之。后来我听说，这还是苏连章向房管所出的馊主意，逼我搬家后，他就可以住我的房子，他住的亭子间让出来增配给当时姓郁的房管所长。可惜他们的痴心梦想没有得逞。
关于欠租，其实这笔欠租是个糊涂账，早在1956年前房屋对私改造时，祖母将整幢房子交了公，房管部门对祖母说好自住部分免交租金，只因祖母目不识丁，没有办好手续，被人蒙骗了。直到文革结束后，1977年清理欠租，房管部门反客为主，再次欺骗祖母说，可以打报告申请减免一部分，结果还是向华培芬的大姐借的钱交清了欠款，祖母还高兴得不得了。这年9月她却中风病倒卧床不起了。
大批判是这场使人疯狂的劫难和瘟疫的第三个症状。
大字报只是反右时沿袭下来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中的一种骗术，大串联是扩大骗术作用的手段和渠道，而大批判才是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目的：打击异己，维护独裁。
毛泽东主持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作会议，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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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刘少奇、邓小平。1967年1月6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召开“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夺了上海市委的权，刮起了“一月风暴”。1月8日，毛泽东表态支持，由此全国内乱加剧。1968年9月5日，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所谓的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一片红”。从此，大批判一发而不可收，洪水猛兽一般殃及全国。
为最高指示敲锣打鼓报喜，是在这场劫难中感染了瘟疫疯狂起来的人们，衍生的又一个流行性症状。这个症状的病因，拍马奉承是表，明哲保身是里；歌功颂德是假，愚昧无知是真。
那时候是一天一个最高指示，到处都能听到震耳欲聋的捷报锣鼓声。砖厂造反队自是不甘落后，一看到下达的文件、甚至一听到电台播出新的最高指示，便雷厉风行、说干就干，写的写，画的画、贴的贴，敲锣鼓的敲锣鼓、扛红旗的扛红旗、喊口号的喊口号，一呼百应，拉出队伍疯狂地往外就走。
一次，去陆家浜路的区房地局报喜，我被队伍裹挟着跟在后面。接待我们的是老绍兴李局长，他大概感到排头举旗的大个子徐士祥不顺眼，不知为何看上了我，竟走到队伍后面，不容分说地命令我上去举旗，使我真有点不知所措。当时，排在队伍前列举大旗，也是一种政治待遇啊。
学生动辄离开学习岗位天南地北闹革命、大串联，工人动辄离开生产岗位上街敲锣打鼓贴大字报、搞大批判，还美其名曰革命行动，当时稍有良知的人，无不感到这是变相的停学和罢工，就是不敢点破罢了。
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寓意，除了只有能进天国的孩童会说皇帝光着身体没有穿衣服，还有谁能说真话呢？一有机会不做生活，人人奋勇当先，更不必说到后来愈演愈烈，动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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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家、揪斗，人性中丑陋的一面，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对机会主义、教条主义的惩罚啊。
上帝因为人性扭曲、人心变坏，驱使了瘟疫、战争、洪水猛兽来惩罚人类，最后不得不用诺亚方舟保存了人类，保存了人类得以繁衍生存的万物。当今这场疯狂的劫难和瘟疫，难道同扭曲的人性之间，没有互为因果的关系吗？莫非也是上帝震怒于当年亚当偷吃禁果而给予的“恩赐”吗？
五十、参加造反队，智斗“煞歪风”
“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后，砖厂大炉间的老顾闻风而动，撮合了粉碎车间小广东老陈、机修车间复员军人龙龙等为首的三十来人，拉扯起一支造反队，自封大队长。
当时我是砖厂成型乙班的敲坯工，文革开始后，有个“四清工作组”下台干部叫杨本高的，厂长邵惠民照顾他，因为我劳动力好，让他同我搭档敲砖头。造反队一成立，有政治资本的杨本高立马成了副大队长。厂里的工人也一齐参加了造反队，乙班小队长是老工人周阿根。这些人除周阿根等随大流者外，多数狂热参加造反的人，平时就不安心做生活，一有风吹草动，就拉起队伍出去采取“革命行动”游逛发疯去了。
一次，顾大队长对我说，“造反队成立至今还没有人帮我写文章、造声势，你是大学生肯定能做这个革命工作，欢迎你参加，给你坐第五把交椅。”
我闻听之下，大吃一惊，心想：你们这些好逸恶劳的捣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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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闯祸坯，兔子尾巴长不了，成不了什么大气候。退一万步讲，做好了，成绩是你们的，做坏了，责任是我的，昨天还是阶下囚，今天就成座上宾，根本不可能，我才不图什么虚名，便推说我是摘帽右派，参加后会影响你们革命队伍的纯洁性，以此搪塞婉言谢绝了。
后来，造反队的队伍越拉越大，厂里除了所谓的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几乎全部都参加了，在搭档杨本高的再三劝说下，我才不得不随大流加入了造反队。
当时，砖厂一个造反队中分成两派，顾、陈、龙龙一帮子一派，邵惠民、陈润焕、杨本高等党员干部、五好工人等被称为保皇派的一派。保皇派利用了在职领导身份，在我加入造反队之前，就安排我负责全厂的大批判专栏，杨本高还要我为他们写一些针对顾大队长他们不同意见的文章。
两派都要用我，我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选择。我想，帮捣蛋派于心不甘，帮保皇派又得罪了捣蛋派，做中立派都不帮、都不得罪，又怕结果都得罪了，有朝一日两派联合起来，对付当时被称为死老虎的我，肯定是风箱里的耗子两头受气。我当时心底里是倾向保皇派的，这些人作风正派、肯做生活，暗中为他们做些事也无妨。
其实，那时候的文章很容易写，是地地道道的八股口号式文章。砖厂的大批判专栏，竖在厂里进出通道边上，每期十来篇文章，七、八篇是出于我一人的手笔，但都用了别人的姓名。每篇文章的写法千篇一律，开头戴一顶帽子是最高指示，中间身体是要写的人和事、观点和问题，结尾穿一双鞋子，就是几句流行的口号，如：“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打倒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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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刘少奇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捍卫党中央！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只不过我在文章中，结合了落款人的特点、方言、事例加以渲染，让不明底细的人，还真看不出是我代笔的。
我再三权衡之后，对杨本高说，大批判专栏是全厂工作，做得名正言顺，我可以负责。至于你们涉及两派观点的文章，只能私下做，不具我的姓名，改不改都由你们斟酌着办。
杨本高满心欢喜地一口答应，还出了一个好主意，把铁笔、钢板、蜡纸、油墨和纸都放在我家里，他负责同我联系，隔日悄悄告诉我写什么，第二天文章写好、印好，我悄悄交给他。就这样，我家成了地下印刷厂，我成了不计报酬的地下工作者。昨天发生的事，保皇派今天就有宣传资料在厂里散发，常常让顾大队长一伙措手不及、十分尴尬。
百密必有一疏，没有不透风的墙。一天早晨，在大多数人还没有进厂时，我把隔夜刻印好的材料交给了杨本高。因为上班时间还早，我在自我陶醉重读一遍时，发现把语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漏了一个“不”字，写成“千万要忘记阶级斗争”。我当时就像遭受雷殛一样发了呆，这可是一个够得上“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现行反革命罪名啊！
我赶紧向杨本高要回了材料，慌慌张张地赶回家去重新刻印。不料这个情况，却被顾大队长安插在乙班的心腹小刘发觉了我同杨本高的蛛丝马迹，他向顾大队长告了密。
他们虽然没有发现这批材料的问题，却终于知道了躲在杨本高身后的捉刀人。他们借口为了打击阶级斗争新动向，成立了一个“煞歪风战斗队”，是专门用来对付杨本高一派的。这个战斗队以小刘为首，网罗了几个早期参加造反队的无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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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和拾垃圾出身的大刘这样一伙亡命之徒，他们已经列出了一份准备动手打击对象的黑名单。
复员军人出身的龙龙，本来是个见风使舵的骑墙派，偷偷把黑名单的情况告诉了杨本高，要他当心点，还说黑名单第一个人就是花月初，先造舆论，伺机动手。
不久，砖厂车间里贴出了“把杨本高幕后狗头军师－－摘帽右派花月初揪出来！”的大字报。奇怪的是，第二天这个大字报，又被“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抓革命、促生产！”“要文斗、不要武斗”等大字报覆盖。原来，这是杨本高他们所为，目的是为了要保住我这杆“枪”。
班长黄圣芝和班里几个要好的同事陈杏花、徐福英，对我善意相劝，说造反队派小刘、大刘要摆平（打）我，叫我避避风头，不要再出面做杨本高的事了。还说，他们在暗处，你在明处，特别在晚上，千万要当心，被人打伤了，自己不能上班，家里老祖母怎么办。
为了防备意外，杨本高特地安排与我住得相近的小队长周阿根，每天上下班陪我同行。
我想消极防御，防不胜防，心生一计，不妨也来个舆论先行，便对外放空气：“听说有人要打我，打我倒不怕，怕只怕动起手来，我拳头不长眼睛，把要打我的人打伤了如何是好。”
这是一步险棋，其实，真的动起手来，我未必稳操胜券。
我想，只有舆论没有行动，恐怕还是不能吓住这帮亡命之徒的。“死诸葛吓退活司马”你先要是个“诸葛”才行。
我想到小时候跟师傅陈守谦学过的几路拳头。那时家中来了客人，祖父一高兴，要我当众露一手。尽管祖父担心伤了我身体，没有同意师傅对我拗筋骨，但我已经脚尖能够踢到鼻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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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顶心能够弯到脚背心，一纵身能够跳上桌面，虽然没有学会师傅最拿手的软武器九节鞭，还是有点基本功了。于是便在工间休息时，在车间外场地上摆开了架式，使出了浑身解数，什么踢腿、旋风、鲤鱼打挺、鹞子翻身，只要会的都亮了出来。这一招还真灵，几个亡命徒居然没有一个敢碰我身的。
我终于以柔克刚化解了“煞歪风战斗队”的嚣张气焰。
五十一、野营拉练好，血染煤渣砖
毛泽东总结了在部分地区开展野营拉练的情况后，1970年11月24日在给军队的批示中，要求工人、学生全面开展野营拉练，12月上旬中央专题发文通知。在不理解也要执行的最高指示的推动下，又一场声势浩大、旷日持久、劳民伤财的野营拉练运动，迅即在全国展开。
上海早在批示下达之前就开展了野营拉练。当时，工人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像学生一样走出去串联，野营拉练高呼“练好铁脚板，打击帝修反”，就是走出去的好机会。1970年国庆节前，我被迫无奈地参加了第一批野营拉练。
说被迫无奈， 一是因为想不通，一边号召抓革命、促生产，一边却要求大批工人离开生产岗位去拉练，正直的干部群众对此都觉得不可思议，只有一些厌倦干活的捣蛋鬼正中下怀，但那时搞愚民政策，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还要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二是因为干不了，去拉练就拉练，万万想不到的是，还要我当赤脚医生。我虽然在军马场学过一点针灸，在砖厂也为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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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工人扎过针，有一点医学常识，做卫生员还可以勉强凑合，但要独当一面做医生，非不为乃不能，不是不想干，而是干不了。然而，这是副大队长杨本高点我的将，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在游泳中学会游泳。
三是因为不想去，那时我爱人怀孕临产，预产期就在眼前。杨本高说这是革命需要，这次要我去当随军赤脚医生，是对我的信任，干革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想去不行，不想去也得去。华培芬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要我放心去拉练，临行前，只是要把孩子的名字取好。
我说如果生男孩，就叫“花刚烈”，来源于我写的《咏怀两百字》“我乃刚烈儿，忠义幸尚存”；如果生女孩，就叫“花冰雪”，“花”谐“化”寓“冬天已经到来，春天还会远吗”之意。妻子一听连连摇头，说用批判过的诗句作名字，不怕人家说你翻案吗。我觉得也在理，便又想了一个“安全”的名字，用毛泽东《送瘟神》“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句中的红、雨两字取名，意在依我心想能生一子一女。也是天从人愿、心想事成，后来果然应验，生了一个儿子叫花雨，又生一个女儿叫花红。这是后话了。
于是，我被逼着鸭子上架，打起背包、挎起药箱，踏上了野营拉练之路。
野营拉练以公司为单位组织，公司设营部，由公司分期分批抽调基层工厂职工，按部队班、排、连编制组建。材料公司党总支书记陆芸生任营教导员，砖厂杨本高任营长。当时正是秋高气爽时分，我们四、五百人负重行军，浩浩荡荡地从陆家浜路出发，经沪闵公路到西渡摆渡过黄浦江，然后晓行夜宿，辗转奉贤、南汇、川沙一带后回市区，历时半个月。 246
随军赤脚医生是个苦差使，各级首长和连队战士，行军时只要背上一床棉被打成的背包、一个挎包、一个水壶，我却还要多背一个沉甸甸的医药箱。每天要行军几十里路，一到宿营地，大多数人累得见地就躺下，除炊事员忙着埋锅造饭外，我却要背起药箱跟随营首长下去慰问。不少人脚底都磨出血泡，我就要为他们挑刺血泡、消毒包扎。我们分散住在公社仓库和农民家里，农民深夜生了急病，听说营部有医生，病人亲属会到营部找医生，别人呼呼大睡，我还要去“出诊”。
半个月来，我都是睡在用稻草铺的高低不平的地铺上，每晚10点以后才能躺下，天不亮就要起床，半夜三更还时不时的去“出诊”。一天深夜，有一个婴儿发高烧，要我去出诊，我怎么推也推不掉，营长、教导员说这是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的具体表现，是对我的考验。我到农家只见婴儿面色潮红、嘴唇起泡，一量体温，高热40度。我大着胆开了半片安乃近，嘱碾成粉末分两次服完、多饮开水。那时夜晚出行就医不便，我还再三叮嘱家长，天亮后务必抱小孩去医院就诊。
这一夜我生怕出事，怎么睡也睡不着。第二天一早出发前，我不放心，特地去看望这个孩子，谁知，该我福星高照、化险为夷，这家农民见到我笑逐颜开地连声道谢，说孩子已经痊愈了。这次特殊年代中的特殊经历，说来真有点后怕，且不说睡觉睡不好事小，一旦出了什么医疗事故，单凭无证行医、草菅人命这一条，就已经够我喝一壶了。不过，事物都有两重性，这次野营拉练倒成全了我，拉练回来之后，我当上了许多新进厂的复员军人梦寐以求的美差－－机修工。
机会总是为有准备的人准备的。接着砖厂又要送职工去参加第二批拉练，这次轮到乙班机修工吴锡山去，厂部听取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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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意见，让我顶替跟班。半个月下来，我做检修像敲坯一样，口碑极好，公认我修机器的速度快、质量好。吴锡山拉练回来，调去机修车间，我正式做了乙班的跟班检修。
跟班检修是个独当一面的技术活，别的班组都有两个跟班，当时派不出人，我一个人也能胜任，就接受下来。我认为如果搭档差劲，会互相推诿，反而误事，只要机器维修保养正常运转，还有空余时间可以自由支配。
我当机修工后，煞歪风战斗队已经自行解散。后来，造反队大联合、三结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顾大队长当上了砖厂革委会的第二把手。他在一次闲谈中问我，现在还练武打拳吗，我先是一愣，很快反应过来，只得模棱两可地回答说“当然，当然”。其实，迫于家务、工伤和形势，我没有先烈王若飞的信念和定力，临刑前一天还能泰然自如地打太极拳，我是早已没有心思打拳了。但我从二把手的谈话中感到，他对煞歪风战斗队没有能够摆平我，至今仍旧心有余悸、耿耿于怀。
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之前我做敲坯工时，自封政委、司令的小薛、小赵是我的下手，他们经常擅离生产岗位，被我吆喝得不耐烦，对我早已怀恨在心。我当跟班检修后，一天我在机器上修理，他们在我身傍追逐打闹，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竟将我的右手推进了正在运转的夹板榔头机里。
我赶紧奔到厂附近的市二医院（小时候脚开刀的上海医院）急诊，医生剪下已被血肉粘连的纱手套，只见食指尖露出了白骨，那时，神经麻木得一点也不感到疼痛，血还没有开始大量流出来，这是伤得十分严重的症状。
医生见状说，为防制感染扩散酿成后患，要立即动手术截去被垃圾污染的半节手指。 248
听到手指要截去，想起了父亲的手指也短了一节的故事，想起了自己在军马场用右手三个指头苦练金针指法的经历，短了半节，诸多不便，如何是好。我马上苦苦哀求要住院，用保守疗法清疮保留手指。医生苦笑着说，对你的想法深表理解和同情，但医生、护士大都出去抢救武斗病人了，不是重症病人，不能住院。最后只能把我半节右手指一截了之。
那时，我爱人生了儿子回无锡老家去了。我回家后，对老祖母只说受了一点小伤要病假几天，表现得若无其事，当天晚上我居然还睡着了。
我工伤病假的时候，机修车间临时派了原来的吴锡山回来顶班。只病休了一个月，我就上班了，还是继续做跟班检修。厂部决定让我带徒弟，以防不测之需。
我除了要负责四台轮碾、翻斗、输送机、九台夹板榔头机、一台转盘机的维护保养和应急抢修外，还要利用机器运转正常后，用电焊、气割和车床、砂轮做砖坯模具的备件，工作很辛苦。那时厂里没有浴室，一班下来，满身油污回到家里，妻子见我这副尊容，开玩笑称我是“油博士”。尽管工作量大，但是我还是决心利用空余时间，改革“咬”断我半节手指的罪魁祸首夹板榔头机的刹车制动结构。自我进砖厂后，这种机器已经“咬”断了10多个手指头。功夫不负有心人，几经调试，夹板榔头机再也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故。
那时，实行周四干部下车间劳动。我年轻气盛，每逢周四，除应急维修外，就在车间巡查，特地不做备件，引起了参加劳动干部的议论：别的班两个检修还忙不过来，乙班只有一个花月初倒显得十分空闲，不知他是偷懒还是有什么神通法道。
后来，终于派了一个刚进厂的青年小沈做我的学徒，想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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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修机器的法道学过去。一次，我修一台大型转盘机时，小沈在一旁伸长着脖子看，不料，一不小心身体碰到了开关，输送皮带转动了起来。这就让我防不胜防了，我的右手被卷进了皮带盘，好在说时迟那时快，我连忙把手抽出来，手背已被转动的三角活络皮带上的金属螺丝碾压得血肉模糊了。
原想多一个人手，是好事，我可以省力一些了，谁知，福兮祸所伏，好事变成了坏事。那时有一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叫做不走回头路、不吃二茬苦，我回头路倒没有走，可是吃了二茬苦了。
第二次工伤痊愈后，我仍在乙班当机修工，并明确兼职搞大批判专栏，化验员大李是挂名主编。不久，我还当上了工人学哲学辅导员。祸兮福所倚，坏事又变成了好事。
五十二、全民学哲学，唐山大地震
1971年9月，毛泽东挑选的接班人林彪政变被粉碎，为了掩盖责任、转移视听，王顾左右而言其它，说是因为没有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识别真假马列主义，几百个中央委员都被林彪骗了，为此号召全党、全军、全民学哲学。当时有一个说法，称哲学是聪明学，只要学好哲学，就不会受骗上当，就不会再被林彪这种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式人物愚弄了。
砖厂靠大批判开路，抓革命、促生产业绩突出，在全市房地系统内出了名。我自物色到粉碎车间一个叫朱达文的青年做美工后，就如虎添翼，把大批判专栏搞得有血有肉、有声有色，经常有外单位慕名前来参观学习。我负责执笔撰文和排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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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批判专栏，只是以革命群众的名义写些歌功颂德的应时文章，即我后来在《述怀》中所写的“铁锤可作笔，奉召著时文，最是伤心事，苦役亦殷勤。”
学哲学运动开始后，砖厂干部组成学哲学中心组，由党支部书记应国法当组长，组员有厂各科室和车间负责人，还有新进厂的两个市南中学66届高中毕业生小叶和小夏。叶、夏两人后来成为同李忠德、朱达文齐名的砖厂秀才。
学了几次哲学后，许多人感到不知所云，什么辩证法、内外因，什么形而上学、对立统一，什么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和次要矛盾方面，连几个应届高中毕业生也因为没有学过搞不清楚，大家越学越糊涂，越学越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还可笑的是把形而上学曲解为领了儿子上学校，把辩证法戏说成变戏法，更谈不上联系实际、指导实践了。
应国法灵机一动，大胆破格吸收我参加中心组，当时叫好的有之，非议的有之，众说不一。
中心组每周一上午集中支部办公室学习。我第一次参加学习就惹了祸，这天是讨论中央文件的“历史是英雄创造还是奴隶创造”这个命题，衮衮诸公都说，《毛主席语录》第一条告诉我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历史当然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也就是英雄创造的，
应国法点名要我发言，我只得无可奈何地说，人民群众在历史上，始终是英雄统治下的奴隶，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也可以说就是奴隶创造的。这个问题是要把帝王将相是创造历史的英雄这个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要我们树立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也就是奴隶创造的观点。
不料我的话引起了公愤，说我是侮蔑群众是奴隶，歪曲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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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唯物史观，我哭笑不得、无言以对，讨论不欢而散。最后的结论当然是不言而喻的，尽管我知道，能懂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不是懂的人伟大，而是不懂的人太愚蠢。虽然正确与否何足挂齿，而我在砖厂的地位，倒是众目睽睽的了。
一次中心组学习，我提出以生产班组为单位，组织工人结合学文化学哲学，真正落实全民学哲学的要求。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赞赏，应国法拍板立即组织实施，并先在成型乙班试点。我自然成了乙班工人学哲学的辅导员。拌料、成型是前后道工序，四、五十人是一个车间，工间除一次进餐外，还有一次半个小时的休息。我们就利用这段工休时间，组织四、五十个工人隔天上一次哲学课，内容由我安排。
这种以学哲学观点为载体兼学文化的形式，结合实际、深入浅出，不但得到了老工人的欢迎，而且也得到了青年人的拥护。老工人余银花应用一分为二的观点，解开了长期对我有看法的疙瘩。班组长黄圣芝应用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妥善解决了生产中产量与质量的关系。深奥的哲学学习，指导了生活和生产实践，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成型乙班从此名声大噪，当年起，连续五年被评为市房地系统的先进生产班组。
一天，党刊《支部生活》王编辑慕名而来，索取青年工人学哲学的稿子，对我为文光中学初中毕业进厂的小葛代笔的《毛主席哲学思想照得我心明眼亮》一文赞不绝口，并被作为一组青年学哲学文章的通栏标题，在《支部生活》全文刊发。接着上海广播电台来厂为小葛录音，一日播放多次，连续播放了几天。我又为小葛代笔写了入党报告，当年“七一”小葛突击入党。不久，小葛被上调市共青团委。这一连串事的起因只是我为之执笔的《毛主席哲学思想照得我心明眼亮》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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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有一句 “多生产一块煤渣砖，就是多生产一发射向帝修反的炮弹”，这是那时风行的要多愚蠢有多愚蠢的豪言壮语。
在全民学哲学的浪潮中，煤渣砖厂同上海工具厂、马陆人民公社、星火日夜商店，成了上海四家学哲学的先进单位，来厂参观取经学习的单位络绎不断。砖厂被电视台拍摄了片长20分钟的电视记录片。片名采用我给葛文君写的文章的句式“毛主席哲学思想指挥我们前进”。在拍摄过程中，发生过一件不愉快的事，还使我伤心不已。
电视片中要体现砖厂大批判开路，抓革命、促生产，和领导班子学哲学的内容。电视台要我留出这期《大批判》专栏的报头，在拍摄中由我执笔现场补上。未料，正当拍摄这组镜头时，在一旁指挥的杨本高却要我放下手中准备写报头的排笔，把笔交给新进厂的66届市南中学高中毕业生小叶，要我去打照明灯。这意思就是不让我上镜头，我气不打一处来，丢下手中的笔满腹委屈跑着离开了拍摄现场。
这个情况，立即被站在门外的应国法看到，他生气地对我说：“上镜头是革命任务，你是我给电视台明确要上镜头的一个人，你这一走，是臭老九骄傲自大翘尾巴，要斗私批修、反骄破满。”说罢，他拉我进门到镜头前，并设计还是按杨本高安排的由小叶写报头，但由我作为老师傅，站在小叶身旁指点他，就这样完成了这组“大批判出版前后”的摄制片断。
这一段往事，既让我哭笑不得，又使我感到有点祥林嫂捐门槛死后仍旧要分身的悲哀。但事后我不得不由衷佩服，应国法身为政工干部的领导艺术水平和应急指挥能力。应国法职位不高，但他却像巴里坤的赵蕴璧，以及退休后房协的许明义一样，是我一生中遇到的少有的几个有胆有识的领导，我对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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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十分敬重，至今怀念在心。
对上级的态度，我有一句话就是“你当我人，我为你卖命；你当我鬼，我对你作祟”这句话竟同二千年前孟子说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为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篇）何其相似乃尔。在当今这个功利社会里，受孔孟之道影响的我，注定可用而不可重用，这是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的。
后来参观的人要我去他们单位作学哲学的经验介绍，应国法巧妙地用“花师傅工作忙走不开”为由，婉言谢绝。一次煤渣砖出国去阿尔巴尼亚展览，要一张领导班子学哲学务虚的照片，应国法让我同中心组一起上了照，他却巧妙地安排镜头从我背后拍摄。我在这张照片上，留下了一个后脑勺，和用祖父英国花呢西装改制、被我穿破又缝补过的学生装衣领的背影。
就这种不亢不卑的做法，应国法对我作过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归纳起来一句话，要我学会做好一个无名英雄。多少年来，因为要当好这个不批评就是表扬的“无名英雄”，我一直处在既沾沾自喜又忿忿不平的矛盾心理状态之中。
我野营拉练回家不久，一天凌晨，妻子腹痛不止、如期临盆，我急忙让她坐在自行车上，推着去“红房子”妇产科医院。这天我上早班，安顿好妻子在产房睡下后，我还坚持去砖厂上班，准备下午下班后，回家烧好猪肝汤、带些盥洗用品和替换衣服去医院。不料，这天下午厂里防空洞施工突击浇水泥，要求上早班的人，二点半下班后全部参加，我向班长黄圣芝说明情况，请了假。
谁知，我到医院不久，刚知道妻子上午九点过后顺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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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儿子，正在高兴之际，老祖母急匆匆地也赶到医院，说厂里给家里打来传呼电话，要我马上回厂，有紧急任务。我纳闷，莫非要我回去参加防空洞浇水泥，岂不小题大做。
到了厂里才知道，当时上海仅有的三种报刊《解放日报》、《文汇报》、《工人造反报》，明天都要整版刊发砖厂学哲学的专版，三报编辑骑了摩托来厂，说午夜12点前，一定要拿稿子回报社。
这倒当真是个紧急任务，怠慢不得。参加突击写稿的人，除我之外还有李忠德、小叶和小夏，四个人一人围绕一个哲学观点写一篇。我写的是生产斗争上的一分为二，到晚上9点就完成了，但是，应国法还要我帮助写另外三篇文章，确保任务全部如期完成。当然，四篇文章没有一篇具我的名，谁叫我是一个只能做无名英雄的命呢。
第二天，三大报都在头版整版刋登了南市煤渣砖厂工人学哲学的大块文章，当时的上海第一把手马天水还写了一篇文章，号召全市革命干部、革命群众向煤渣砖厂工人群众学习。他说，砖厂工人平均年龄超过50岁、平均学历不到小学三年级，他们能做到的，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做不到。应国法还在全市万人大会上，坐在上海的徐老三徐景贤身旁，洋洋洒洒地介绍砖厂学哲学的情况和经验。
在那年代里，应国法这种既要使用我，又要控制我的做法，已经勉为其难了，堪称活学活用“一分为二”的范例。
一个星期日，已经当了官的小葛，总算还记得我为她写文章的情，到我家来看望，一面要把她当月的36元工资送给我爱人产后买点营养品，一面又要我帮她写一篇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的报告，星期一要急用。我没有拿她的钱，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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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连夜赶写她的报告。
我给她稿子时，告诉她我有为右派翻案的想法，她一句宽慰的话也不说，却当头泼了我一盆冷水，说不论造反派还是保皇派，右派翻案是办不到的。后来我右派问题平反了，她依然说是小右派占了大右派的光。真使我感到世态炎凉、人情淡薄。
更令我黯然神伤、耿耿于怀的是，为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应国法要我选用身边的真人真事编写一部独幕剧准备排演，他让已在团市委工作的小葛，安排一个作家与我见面。
这天我走进小葛在大世界的办公室，只见她穿着一件天蓝色的衬衣，仰面脚翘黄天霸，一双黑皮鞋搁在淡黄色的写字台上，手里拿着粉红色的电话机，踌躇满志地正在通话。从对话中我知道，她在通知上柴厂一位书记来拿红旗歌舞团的票子。我鼓足了勇气向她开口讨两张，不料，她不说是不是有，也不作任何解释，只在鼻子里哼了一声，瞟了我一个白眼。这种不屑一顾的神态，简直是对我人格的污辱，我真后悔向她开了这个㝉，不知道她在哀求我为她写文章时是怎么想的。
小葛后来被上海一个造反派头头叫王秀珍的看中，经常飞机往来各地。文革结束后，造反派头头成了被清除的“三种人”，她又随机应变进了市投资公司。我1979年落实政策后在房地系统工作，市房地局与投资公司为邻，一次我与她不期而遇，交谈之中她羞愧难当，约我去她公司见面详谈，我已原谅了她的无知，却再也没有去见她。
同小葛与我有类似关系、有类似经历的杨本高，也因为在砖厂造反有功，钻营进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同“工总司”头头叶昌明称兄道弟，风光非凡。不幸文革后，杨本高不但成了所谓“造反起家、帮派思想严重、打砸抢分子” 的三种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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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出“阶级队伍”，而且积劳成疾，患上了黄胆肝炎，住进了传染病医院的隔离病房。
砖厂陈润焕厂长约我去医院探望杨本高，他对我说：“想不到小杨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孤零零一个人躺在医院里，我知道，同事中也只有你肯去看望他。”我不假思索，一口答应。
杨本高面色蜡黄躺在病床上，30岁刚出头一点的人，已全然没有了青春的活力和神采。他见到我和陈润焕喜不自胜，强打精神侧身坐了起来，尽管重病在身，还是不改乐天知命的本性，他见我面色红润、性格乐观，调侃地说：“我是有福没有气，你是有气没有福。”我理解，他说的福是机会和地位，而气就是气色和健康。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信然。不久，杨本高一命呜呼，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殉葬品。
富贵在天、生死有命，福气难能两全。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全国人民以各种方式悼念周恩来，4月4日清明节，悼念活动达到了高潮。尤其是在天安门广场上，人流似海、花圈成山，遭到了四人帮的血腥镇压。这就是一度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的天安门事件。我曾为之命笔写过一首五律：
悼诗吟万首，今夜最消魂。落笔惊风雨，横眉斥鬼神。思君千载哭，耻我一时闻。从此清明日，飞花满古城。
这次被称为“四五运动”的天安门事件，竟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收官之作，震撼了中国，震惊了世界。
也许是偶然的巧合，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定数，天人感应，天怒人怨，遥相呼应。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发生惨绝人寰的大地震。这是世界地震史上400多年来最疯狂的一震。这一震，相当于400枚广岛原子弹在地壳中霎时间猛烈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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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万人死亡，16万人重伤，百亿财富毁之于一旦。
1976年的中国是个多事之秋，当代“孔老二”周恩来去世、真正的民主运动天安门广场事件暴发、空前而但愿绝后的唐山大地震……一个个噩耗传来，毛泽东在感情上、精神上、思想上受到了一次又一次沉重的打击，他感到无比的寂寞和凄凉。9月9日零点刚过，这个，人称“解放有功、建设有过、文革有罪”的一代天骄，伴随他疯狂而孤独的灵魂，结束了在人世间的游荡，等待天地终穷时上帝的最终审判。
1977年8月，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了10年文化大革命动乱的结束；1979年8月，上海师院为我右派平反，宣布了我砖厂14年“油博士”生涯的结束。
五十三、文革硝烟中的特殊姻缘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一张大字报，掀起了一场文化大革命；造反派给我的一张大字报，成全了我和华培芬的一段特殊姻缘。
但在那梦魇般的动乱的岁月中，在黄浦江边上我的“夕照楼”里，在我和华培芬相识之前，还有两个几乎有可能发展关系的人，一个是周燕飞，一个是陈雪兰。
周燕飞是我从新疆回上海不久，都是待业社会青年，在地区里委搞活动相识的。她乐观开朗，能歌善舞，长得也不错。民警李家华曾有意于她，她没有接受，李家华顺水推舟，将我介绍了给她。李家华告诉我，她原来有一个在剧团当导演的男友，与她相处不久性格不合就分手了。分手后，她决心要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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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更好的，我就是李家华向周燕飞介绍的“更好”的。
说也奇怪，同我交往几次后，她还真的感到我是更好的，几乎天天要到我家里坐几个小时闲聊。她见我在看《悲惨世界》，我看完一册，她就接着借去看，第二天就同我谈论昨天的读后感想。她出现在我家的这一段时间，尽管夕照楼里弥漫着少有的温馨，而我顾忌自己的处境，噤若寒蝉，不敢越雷池一步。
她似乎感到了我若即若离的态度，便善解人意地对我说，男女相处，经济上以男为主是偏见，她主张谁有力量谁为主。她还暗示我说，她家是工程师、医师、教师的三师之家，而且外婆在顺昌路开“造坊”（外店内厂的酱制品作坊），经济宽裕。言下之意，她不在乎我的经济情况，她有能力承担开支。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她的好意我未尝不接翎子，无奈我连户口还没有报上，工作更无着落，哪有好逑之心？更何况当时我心里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老同学陈雪兰。
陈雪兰1955年在蓬莱中学高中毕业，以品学兼优被推荐留学苏联，但政审没有通过，而且落榜待学在家。当时，我还不知道她是什么原因被清洗了的。事隔10年后，我才知道原来她的姨妈是孙科的偏房，姨妈和孙科有一个女儿孙琼森（即日后邓小平接见过的孙穗英）当时在清心（市八）女中读书，陈雪兰和孙琼森都因为海外关系复杂而未被录取。孙琼森一度轻生未遂，去找了祖母宋庆龄，宋庆龄出面干涉才被录取。
1956年我报考外交学院，政审没通过，重填志愿进一师院，陈雪兰也在这年重考，被北京钢铁学院录取，去了北京。不幸的她，第二年患病回沪，休学一年后转入上海交通大学冶金系。我刚从新疆回沪时，她正在交大冶金系热处理专业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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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看望她，一进校门，看到迎面横幅上写着“打倒漏网地主苏宁！”我问了陈雪兰，果然就是师院那个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苏宁，在我先后沦落五角场、巴里坤的几年里，他却官运亨通，成了交大的党委书记。谁知，六十年风水轮流转，始料未及也有今天，真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镇人的人必被镇。苏宁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她一边赞赏我的愤世嫉俗，一边可能是嗅到了我身上残留的新疆膻腥味，便像个大姐姐那样对我说，回了上海不能再像野人一样了，要注意个人卫生啊。虽然我知道，这气味已经渗透在我的毛孔里，一时洗不尽，但是，这句“像野人一样”，岂不正是印度电影《流浪者》丽达谑称拉兹的口吻么？难道是给我暗示着什么？我感到十分的忐忑。
从此，我便又经常去浦东她家了。她母亲严惠娟说我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对我特别的好，还把我当作过房儿子，她家一有什么事，会找我一起商量；一有什么好吃的，便打电话邀请我去大快朵颐。她母亲有一手烹饪好手艺，但是每一次吃饭，都有一款大头菜炒肉丝，我倒是百吃不厌的。我结婚后，她母亲到杨家渡来过一次，大包小包送了许多礼。陈雪兰倒是常来我家，我却拿不出什么来招待她，她偶尔吃一点祖母做的南通乡下土菜，不但丝毫不嫌粗劣，反倒十分喜欢。
严惠娟说我是个传奇式的人物，其实她自己倒是一个见过大世面的女性。她年轻时，与她妹妹一起就读圣约翰大学，孙科看上了她妹妹，要她妹妹做姨太太，她妹妹嫁给了孙科；杜月笙看中了她，要她做如夫人，还许诺把河南路中汇银行大厦（就是我小时候住过一年的那幢楼），作为订婚礼物送给她。但她重人轻财，没有依从接受，却嫁给了一个当小学教员的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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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老实的富家子弟，就是现在被国家征用挂牌“陆家嘴开发历史陈列处”的陈桂春红房子的后人。她育有一子四女，陈雪兰是大女儿。当时，她家住在原是佣人住的红房子中四、五间御屋里。陈雪兰独自一间卧室，完全是欧式家具，还有一架大钢琴。
那时候，周燕飞经常来我家，一次见到陈雪兰，我特地向周燕飞介绍说，陈雪兰是我的好朋友。周燕飞有所触动，第二天就把已经借去一个多月的全套《悲惨世界》还给了我。尽管我心里感到不是滋味，她喜欢我，我也对她有好感，但这种好感，同我与陈雪兰的同窗之情，是无可比拟和替代的。我有愧周燕飞，更感谢陈雪兰，帮我了却了这段难以启齿的关系。
陈雪兰临毕业前，又病倒了，医生诊断为晚期肝硬化。我们从高中时的惺惺相惜，发展到彼此相爱，不幸的经历更加深了彼此的感情。在她第二次休学的这一段时期里，我常去看望她，还陪她去瑞金医院复诊。经过三年治疗，医生证明，她病情稳定可以工作了。
一天她到我家来告诉我，她的小学同学和邻居船厂工人朱大弟对她有好感。她问我，如果大弟向她求婚，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她还问我为什么女性不能同时与二个或三个男子（是指我和也是她邻居的音乐学院的李国文）相爱。我知道，她这是在感情和生存的斗争中找答案，与其说是最后征求我一次意见，还不如说是先给我一个心理准备。她深知，我当时没有能力帮助她解决经济问题，为了看病有劳保，嫁给大弟，显然是十分理智的选择。我当然也十分明白地支持了她的选择。不久，她给我寄来一份婚宴请柬，尽管这是预料中的事，但是我仍然被失落的痛苦所震撼，勉强给她只发了一封回信。 2 6 1
文革开始以后，我听了民警李家华的劝说，把自己写的新诗诗稿，存放到她家里，当时我还不了解她家有复杂的海外关系，社会上抄家之风骤起，她在恐慌之中，事先不告诉我，竟烧毁了我的全部诗稿，包括刚脫稿的为她写的“头发里的半个世纪”和“黄浦江狂想曲”。这是我自己还没来得及细细吟咏玩味的充满激情的两首长诗。从此，在整整10年动乱中，我们中断了联系，也中断了我与她的特殊关系。
我从军马场回上海后，我们又恢复了来往。她战胜了疾病的磨难，当了区、市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我为她代笔写报告、拟提案；我经济困难家庭负担重，妻子和两个子女没有户口，她省出一些她的计划粮票支持我。近年来，只是在双方对子女的看法上有了一点分歧，才渐渐疏远了，能同患难而不能同安乐，这是我十分感慨系之的。
然而，说句良心话，还得感谢陈雪兰，她不但为我解开了同周燕飞的情结，还无意之中维系了我同华培芬的姻缘关系。要不是我在读高中时就同陈雪兰相识，我可能不会等到接触了华培芬之后，才最终发出丘比得之箭的。
我同华培芬，在特殊的年代经历了特殊的情感过程。1965年底我刚进煤渣砖厂不久，我们从相识、相知到相爱，1970年元旦终于走到一起结为夫妻。
所说我们经历了特殊的情感过程，首先是相识的机缘特殊。她的脚自幼患了小儿麻痹症，后经好心人劝说，才去上海凤阳路军医大学同济医院求诊，医生诊断要动两次手术。她住院动了第一次手术，上了石膏回无锡家中休养。数月后再到同济医院检查拆石膏时，医生说因来回奔波，疮口发炎，要她就地在上海亲戚家调养，待炎症消除后才能拆石膏，然后再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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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手术。可以说，是她的足疾为我们架起了相见的桥梁。
这天，我下班回家，只见祖母床沿上坐着一个女子，面色白里透红，头发油光可鉴，梳着两条细长的辮子，穿一件白衬衫和一条淡天蓝卡其长裤，裤脚下露出绑着的石膏，她就是我第一次见到的遵照医嘱来我家调养的华培芬。
我同华培芬名义上还有亲戚关系，她的父亲是我祖父花春山的小兄弟，从江阴到无锡华埂上做上门女婿，改姓了华；我父亲本姓周，到花家做儿子，改姓了花，论辈分她还比我长一辈。那时我家住房在上海亲戚中是比较宽裕的，于是，她在她二姐华培英的陪同下来到我家暂住，等待拆石膏第二次手术。
她在我家住下后，考虑到我的家境，还给祖母每月贴补生活费。她温柔敦厚、朴实善良，总是笑吟吟的有点娇羞的样子，祖母也非常喜欢她。我对她除了在一旁看她同祖母、邻居金玲、山山打牌之外，平时除了家常话不知说些什么好。
她拆了石膏第二次住院动手术，出院后还是住到我家调养，这时已经是1967年的秋天了。一天，她要我陪她去淮海路“足佳”皮鞋店定做皮鞋，出门叫了一辆三轮车，我第一次同女孩子挨得这么近坐在一起，心里有点异常愉悦的感觉，她倒显得落落大方，对我自幼丧父孤苦伶仃的身世十分同情，举手投足之间，彼此渐渐产生了好感。见她术后很快恢复，能够走动了，我大着胆邀请她去南京路逛商店，还路过和平电影院看了一场苏联影片《蜻蜓姑娘》，就是我在哈密看过的那部影片，这是我们两个很少进电影院看过的一场电影。她本想过了国庆节回无锡，不料一天我家大门上被邻居贴了揭我右派老底的大字报，只能提前返回无锡了。
我被贴了大字报后，不知还会发生什么情况，民警李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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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她快离开花家这个是非之地。这件事偏偏加深了她对我的同情和好感。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原来，她大姐有个在无锡当校长的继母，之前也刚刚被划为右派。
这天上午她去北站乘火车时，我买了一张送客的月台票陪她上了车。两个痴男怨女一直在一起耳鬓厮磨久了，一朝分开，还真有点牵肠挂肚、依依不舍。那时正是文革动乱阶段，我们竟不知不觉地连火车启动的汽笛声也没有听到，火车就轰隆隆地离站了。要不是当天下午我还要上中班，我真想陪她到无锡送她回家。我们乘的是慢车，火车站站停，她让我在南翔站下车。临别时，她握住我的手，在我手中塞了2元钱，推搡着我下车，叫我在南翔镇上吃一点点心再乘车回去。当我还沉浸在温馨之中没有回过神来，火车又吼叫着缓缓地离站了，而我手心中捏着的她给我的钱上，还感觉得到她身上留下的体温。
她的同情促成了我们相识，邻人贴我的大字报又促使我们从相知到相爱。她回无锡后，我们便开始通信。我在通信中知道，她对我给她看的小说做了摘录，其中有一句便是雨果《笑面人》中的名言“姑娘的同情往往会变成爱情”。
华培芬回无锡后，我们在通信中不断加深了了解。陈雪兰的结婚，更坚定了我同华培芬相伴终生的决心，我向她写了倾诉我正式求爱的信。她再三要我考虑她的户籍问题，我充满自信地表示，只要两情相悦，再大的困难我都扛得住，我大不了去无锡农村做农民。她受到鼓舞便来上海复诊后，我们一起去街道民政部门办了结婚登记，并约定1970年元旦举行婚礼。
谁知好事多磨，我这个人命中注定磨难多多，上帝连结婚也不放过折磨我，在临结婚前偏偏又发生了一起风波，为我同华培芬的情感经历，增添了一笔特殊的浓彩重墨的政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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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匪夷所思的“119防扩散案件”。
正当我满心欢喜地在筹办婚礼时，先是遭到母亲的反对，她出于对我的关心，说上海户口难报、工作难找，这个无锡姑娘人再好，可结婚后你们日子怎么过。我说，我会努力靠自己双手养活全家，我会努力感动上帝为华培芬报户口。有个兄弟还用激将法劝我改变主意，说华培芬报得进户口，除非太阳从西边出，国民党重新回大陆。我意已决，自是不为所动。
我向无锡当地相关公安部门申请，要求同意华培芬户口放行迁来上海，回答说要上海公安部门的准迁证。于是，我寻找一切机会到有关部门走访、向有关部门写信，但答复都是上海严格控制人口，不同意迁入。
那时我经常去延安西路母亲家，为华培芬的户口，也要求母亲有机会去南京，请在我父亲轮船上避过难、当无锡市长后来当过省教育厅厅长的三舅公江坚想想办法。我甚至告诉江坚，只要他向我岳父所在地的户口管理部门打一只电话，佯装要了解自己有一个叫华福生的亲戚的政治情况，其它的事就不必麻烦他了。可是得到的答复只是老革命江坚冷冰冰的一句话：为了保持革命晚节，这个电话不能打。
天无绝人之路，吉人自有天相，我决定结了婚再说。
星期日下午，母亲叫我去她家给娘舅、阿姨写几封信，不料平地起风波，就在这天，1969年的11月9日，骇人听闻的“119防扩散案件”发生了。
母亲家有一个邻居，户主姓范，山东人，从朝鲜战场回国后，调任上海港务局公安派出所指导员，他妻子是个年轻美貌的长脚女人。范家和母亲两家合用一个厨房和卫生间，长脚女人经常为公用部位欺负母亲。两家为琐事发生矛盾后，我到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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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局了解到，老范分配到港务局10年，其妻经常与邻里不睦，为此竟搬迁了9个地方。
长脚女人与母亲为邻后，习性难改，故态复萌，经常恶语相加，阴损作弄母亲。母亲忍无可忍，便同我商量对策。万般不为毒，最毒妇人心，我对这等恶妇也无计可施，只得去信港务局党委反映情况，要求组织解决。港务局很重视，要老范管好自己家属，不要再惹事生非。
老范吃了批评后，以为信是当时同母亲一起生活的仁初写的，便找他谈心，说“老二！咱们都是共产党员，有什么话放在桌面上交换，何必找单位。”仁初告诉他，信是老大写的，还说老大读过中文系，很会写写，因此当了右派。
老二是个老好人，就是胆子小了点、官瘾大了点。他在文革中从母亲家参军后，在入党前，忌讳祖父的反革命历史问题，就同祖母断了关系，从祖母1976年9月中风卧床不起，至1984年3月去世，他一次也没有去看望过她，他只是怕人知道同花家有关系，影响他的仕途。复员后，至结婚分配到住房前的一段时间，他都是同母亲、后父和几个兄弟住在一起的。
他复员后分配进机电系统，先后在橡胶机械厂和钟表机械厂，当了民兵连长和工宣队的指导员。当时他参加了一个上海老工人状况的调查，他要我为他整理材料，撰写调查报告。我为他写的调查报告，受到上级极高的评价，他因此后来又调任挤出机机械厂的厂长、党支部书记。他宁可把调查材料送到我厂里，也不肯到杨家渡家里来，就是在调查报告写好后，他也是约好我，在我家老宅附近的大东门路口交通岗亭边，把报告交给他，他就是不敢踏进142号大门一步。
但是话也要说回来，在1975年生了花红我家生活最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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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他给过我一些经济帮助。之前，我曾向砖厂提出申请补助，砖厂因老二复员后已经有收入，说老二也有责任共同负担老人，所以，我不符合最低生活水平补助条件。我说老二早已同祖母脱离关系，祖母是我一个人赡养的，砖厂说要老二单位开一个脱离关系的证明。然而，老二却怕单位知道了同祖母的关系，即使是脱离关系的证明也不肯去开。不过毕竟是自己的亲兄弟，情愿每月贴给祖母七元生活费，贴到1976年11月，祖母有了台北姑妈汇来的生活费后，我便主动向老二提出停止了补贴。
姑妈也是在文革后期邓小平复出后，通过香港的亲友张焕华、左宗华夫妇，同我接上关系的。砖厂李景可去香港后，我写了家庭的情况，托他面交张焕华，张焕华又转送给了姑妈，姑妈才清楚祖母和我的处境，给了我一点帮助，直到1984年3月祖母去世。其实，姑妈也不是祖父母亲生的，她的亲生父亲沈永春当时也在上海。姑夫陈颂彦是无锡人，台大教授，二子一女，经济条件一般。姑妈能不忘养育之恩，在姑夫的支持下，对祖母聊尽绵力，已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了。姑妈在我退休那年春天随旅行社来上海，我陪她去松江泗泾为祖母扫墓。
还是言归正传，那天下午，我为母亲写好信后，上过厕所便起草写砖厂大批判专栏的文章，记得一篇题目是“砖头里的阶级斗争”，一篇是电影《战上海》的评论，题目是《评“一发炮弹一汪血”》。正写着，突然有人敲门，是老范，他说“大家去看，有人在茅房里拉屎，用毛主席像擦屁股”，说罢，他便去诸安浜派出所报了警。
从老范敲门发话时起，我就暗暗感到今天有情况，待到看了现场，心中便明白了一半，此事绝有可能是冲着我来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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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我刚从厕所出来，二是我最近写了老范的投诉信，三是老范“发现”并去派出所报案，他可能怀恨在心，对我报复。
傍晚时分派出所来了一位民警，招呼楼上楼下一共四户人家所有事发时在的人都来看现场。在厕所昏黄的灯光下，只见抽水马桶底部外侧斜边和水面结合处，搁着一张折叠得四四方方、端端正正的宣传纸，一半在水面上，一半在水面下，纸上有铅字和隐隐约约的图像。这张纸，显然是“有人在茅房里拉屎用毛主席像擦屁股”的纸了。
民警用火钳夹起了这张惹祸的纸，这才看清楚，纸上果然有戴着大盖帽的红司令毛泽东的头像，我眼睛还闪过一行“复旦大学红卫兵总司令部编印”的字样，心想，大概老二还没有告诉人家我是被一师院打成右派的吧，否则，他们干脆找一张一师院的岂不更好。
污损伟大领袖像，犯的是现行反革命罪，当时被列为防扩散案件，用来擦屁股更是罪加一等，杀无赦、斩立决！范指导员不愧是吃政治饭的，一出手就往死里打，也够狠的。
我一开始还有点慌乱，没有几天就是1970年元旦，就是我结婚的大喜日子，这年我33岁，难道真是应了“三十三、乱刀斩”吗？犯了这种事，那个年头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怎么严重也不为过，我万一有个好歹，再遭冤屈，如何向让我担任学哲学辅导员的煤渣砖厂支部书记应国法解释？如何向望子成龙、垂垂老矣的老祖母的眷眷之心交待？如何对得起三年来两地相思、一往情深的华培芬？
正在我想心事的时候，民警逐个问了姓名和住所，还问事发前半小时内谁上过厕所。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去大便过，不过我没有用过这张纸，我上过厕所擦屁股用的手纸，当时就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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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了，这张纸和大便肯定不是我的，对擦屁股的纸，公安部门可以验指印。民警说他拿过这张纸有他指印，难道是他作案的？我说，只要纸上有我的指印，就算是我作的案。
我压住了心头的愤慨很快冷静了下来，当即向民警提出保护现场的要求。我看出了这个现场的不少疑点，老范是如何看出“毛主席像”的？擦屁股怎么会把纸折得四四方方？擦了屁股的纸，怎么会端端正正的一半搁在马桶的前沿水面上？我又突然想起，这天范家小孩坐在他家房门口，见我进厕所间，说过“爸爸，那个叔叔进茅房喽”，当时没有放在心上，现在联系起来看，有着明显的预谋栽赃迹象。想到这里，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只要现场在，总是能够说得清楚的。
民警通知，晚上长宁分局刑侦科科长来开会，今天下午在这幢房子里的人一个不准离开！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趁吃晚饭的空隙，我赶紧写了现场和前后发生的情况，交给老三桂初，如我被扣押，托他抄写后向上级申诉。我把身上带着的办婚事用的钞票、粮票和布票，也交给了老三，还嘱他千万写一封信给无锡，把发生的事告诉华培芬，请她相信我是清白无辜的。桂初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我的小兄弟，小时候膝关节患骨痨，在仁济医院手术，虽然保住了性命，但留下了残疾。他心灵手巧肯吃苦，那时为我做过两只炉子，一只是白铁工艺的煤油炉，一只是用陶瓮做成的蜂窝煤饼炉，他硬是用一条好腿骑自行车送到我家里，这些都是我难以忘怀的，现在只能拜托他了。
这天晚上，那位刑侦科长尽管声色俱厉、威吓诱骗、软硬兼施，说我不老实。对之，我是不为所动、据理力争，说不老实的是违反政策、知法犯法的人。我还反戈一击，直接提供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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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预谋栽赃、破坏现场的疑点，要求对亵渎毛主席像的现行，立案侦查、严惩不逮。
毕竟事实胜于雄辩，长宁公安局刑侦科，当天没有再对我施加压力，只是找了一个台阶，将这起案子，移交给地方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工宣队要我第二天下午再去母亲家，办学习班。
这天一直搞到深夜12点结束，第二天我还要上早班，刚经历了唐山地震复员回沪的五弟平初，骑了老二新买的永久13型自行车，把我送到了杨家渡。第二天上班后，我向砖厂党支书应国法汇报了发生的事，要他相信我是无辜的。他果然对我说的话深信不疑，代我向班组请了早退的假，理由是“小花下午要去学习班”，那时好事坏事都可以办学习班。
毕竟是自己的亲兄弟，老二新买的永久13型自行车，帮了我的大忙。我天天骑了这辆车，吃罢中饭就从陆家浜路往延安西路赶，一连三天，工宣队先采用欺骗的手段，要我承认用有毛主席像的纸擦屁股是无意的，可以从轻处理。我则坚持这是有意的亵渎毛主席像的行为，只不过有意的不是我，而是作案的人，坚决要求大揭大疑、顺藤摸瓜，把作案人揪出来！
结果不言而喻，第三天工宣队找了一个另有任务的台阶，羞羞答答地宣布：学习班“暂时”结束。这场可怕可憎可耻可恶的公安局立了案的“119防扩散案件”的闹剧，终于落下了帷幕，无限期的不了了之了。
我和华培芬的情感经历的特殊之处，直到1970年元旦办婚礼那天，又添上了不寻常的一笔。
结婚前，祖母说“先嫁床，后嫁郎”，把祖父在小南门红木作定做的西式红木大床，给我和华培芬作新婚礼物，把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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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有四个柱子可挂蚊帐的中式榉木大床，以30元作价给她的外甥邱雨林，并请他船去南通顺便买些我结婚宴请用的鸡鸭鱼肉。这是一种新颖的物物交换。
结婚那天，在家里只请了上海的亲戚，大半都是花家的长辈，他（她）们看到我也请了母亲，便指指点点、比比划划，议论纷纷，我已经有几分不悦，但竭力忍住了。临开席上桌，不料风波又起，事情发生在我母亲把新床被子铺铺整齐时，祖父的大阿姐竟呵斥道“寡妇怎么可以碰新床，触霉头晦气的。”我忍无可忍马上挺身而出说，我人也是母亲生的，我的床她为什么碰不得。不料，这一说不打紧，却得罪了一个人，祖父大阿姐的丈夫，一个冬烘老头把手一挥说：“吃什么喜酒，我们走！”母亲听到呵斥，伤心得躲在一边流下了眼泪。
身为小辈作新郎的我，见此情景，一开始还弄不明白，母亲只不过动了一下被子，竟惹得几位老长辈大发雷霆。后来我知道，老人们对我也是一番好意，只是迷信思想生怕寡妇动了新床不吉利。现在见我母亲铺被子，便责怪起来。但当时我不知底细，见母亲如此伤心，便一时使起性子说：“父亲去世，母亲带大我们兄弟几个，我结婚她高兴，铺个被子又何妨。你们瞧不起她，就是瞧不起我，怕触霉头，要走的尽管走！”
冬烘老头见我不给他面子，他更不给我夹里，像个犟牛，怎么劝也劝不住，带了他一家几个人离席而去，为我和华培芬的婚事，画上了一个不愉快的句号。
新婚之夜，我和华培芬无言以对，只能相拥而泣，这是我为我的任性付出的代价。婚礼上的一幕，是不是这场在特殊年代发生，由特殊介绍人（大字报）介绍，经特殊事件洗礼，最后又添上不寻常一笔的特殊姻缘的不祥预兆呢？ 2 7 1
“至近至远东西，至深至浅清溪。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这首唐代女诗人李冶题为《八至》的六言诗，不但是《全唐诗》中仅有的几十首中的一首，而且是冲破封建伦理“男尊女卑”禁锢，尽情讴歌夫妻之情的佳作。
我同华培芬，这对在文革硝烟中相识成为至亲至爱的患难夫妻，确实是至近至深、至高至明的。她对我说过的“要做做吃吃”这句话，成了我在当时那个特殊年代中的座右铭，使我在三岔路口避开了许许多多名利的冲动和灾难。
我们这个特殊姻缘组成的特殊的家庭，像大海中的一叶扁舟，经受了一波又一波惊涛骇浪的考验，若干年之后，终于驶进了风和日丽的港湾。
五十四、岁寒三友
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似蜜。在硝烟弥漫的文革劫难中、在朔风凛冽的黄浦江畔，我幸而有恬淡如水的岁寒三友，与我共同见证了这段历史，他们是老同学罗春德、唐宝祥和吕克荣。可惜陈文莘此时尚在塞外，否则恰是梅兰竹菊四君子了。
罗春德五短身材、遒劲如松，睿智而雄辩、倔犟而固执，发起脾气来，双目圆睁、怒发冲冠，加之家里开一爿裕泰烛栈，是蜡烛店小开，我们习惯叫他绰号“蜡烛”。他从复旦历史系辍学后，成了社会闲散劳动力，或去学校代课当教师，或去建筑工地做小工，后来又回宁波慈溪乡下务农。
罗春德知道我回到了上海，特地从宁波来上海对我说，大城市非我辈长久居留之地，他经家乡慈溪一位宽心法师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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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去四明山观音阁悉心研修佛学。观音阁屠吟春师太，知道我是他的好友，刚从新疆回沪赋闲在家，便邀我随缘上山。
那时，我在上海刚报进户口，向街道办事处劳动调配站要求工作，人格受到侮辱，正在气头上，一口答应出去走走，也好消消气。时值春末夏初，按照好友的特别关照，除了随身衣物，还背了30斤籼米，告别祖母乘火车去了宁波。
罗春德的老家在慈溪县的横溪镇，到观音阁还有一段路。我在他老家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一人挑一副担子，坐船到了四明山的金吾山下。观音阁在山上约800多米高的云雾之中，上山一路上，茂林修竹，镜湖梯田，莺声呖呖，涧水淙淙，身在画中，画在心中，如临仙境。
我们走走歇歇，谈笑风生，挑担子走了半天山路，只歇了几次脚、换过几次肩，竟一点也不感到累。快到中午时分，眼前豁然开朗，出现了一片平地，平地尽头有一堵石块垒砌的高高的围墙，围墙内有几幢也是在石块上垒砌的佛殿建筑，黄墙黑瓦赫然在目，建筑风格厚重沉稳、雄伟巍峨，在中午阳光的照耀下，勾勒出佛殿的庄严和梵寺的氤氲，这就是观音阁。
观音阁里只有三个修行的人，主持屠吟春是个50开外带发修行的师太。我见她容貌清丽，体态端庄，和蔼慈祥；师太对我也好像见了熟人一样，感到特别的投缘。她当天收我为义子，赐名忠义，我改口叫她“山上姆妈”。
在谈天中得知，山上姆妈出身名门，年轻时冰清玉洁风韵动人，貌似文弱，但秉性刚烈。一次，家中来客一个军阀政府的青年将官闯进内室，对她欲行非礼，她机警地抽出床边的剪刀以死相逼，才化险为夷。祖母说男有刚强、女有烈性，师太真是一个烈性女子。她20多岁出阁嫁人，丈夫是上海招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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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会计师，本想三从四德相夫教子，但结婚不到一年，丈夫暴病身亡，她便看破红尘皈依佛门，来到观音阁主持。
观音阁原是山上姆妈的公公所建，公公年轻时他母亲久病不愈，来到原在山脚下的观音阁，求香灰许愿，但得母亲病愈，定当重塑金身光大佛门。果然，母亲不日痊愈。
是夜观音托梦，要他去上海，定有佛缘。他深信不疑，即日启程，上船后遇一白髯长者，是一个颜料商人，也是观音托梦乘船去上海。两人似曾相识、一见如故，到了上海后一起共事做颜料生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们进了大批德国颜料，大战爆发后，两人一夜暴富。公公想起了金吾山脚下的许愿，和观世音菩萨梦中的指引，便携款返回金吾山。
山上姆妈告诉我说，那天公公来到山脚下观音阁前，想要找一块净地重建观音阁。也是有缘，公公邂逅一个扛着铁锄的白衣长者，问清情况后，长者扛起锄头便领他上了山。到了山上，云遮雾罩之中，突现一块方圆数十亩的平地，只见平地四周山上山下郁郁葱葱，左右两侧双峰对峙，一座状如青狮，一座状如白象，俨然是洞天福地、伽蓝胜境。
公公四顾俯瞰时突然想到，高山之上大兴土木，水从何来？白衣长者哈哈大笑道：“来来来！”随手取下肩上铁锄，在一处山地挖掘起来，顷刻之间，便见一泓清泉汩汩涌出。
山上姆妈说，白衣老人是金吾山山神、土地菩萨化身，后来就在此处开掘修筑了一口井，用井水兴修了有三个大殿、七八间楼宇的观音阁。这口井的井水，可供观音阁内众人取用，还可供观音出世、观音得道、观音升天一年三次香期，每次数百个朝山进香信徒的饮用盥洗。山上姆妈说，此井只有三尺来深，通大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十分好奇，匍匐井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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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起衣袖用手伸进井水，真的很浅，摸到了井底的岩石。
环顾观音阁景色的气韵生动，感叹观音阁来由的出神入化，惊讶观音阁水井的神秘奇妙，心头顿时有一股清泉在喷涌：
观音佛阁九重天，白象青狮伏两边，
三尺龙泉通大海，心香一瓣可修仙？
观音阁当家主持一早一晚都要在青狮白象环伺之中做两个小时功课，念一声佛，叩一个头，头上、膝盖上生起厚厚一层老茧，诵经声就像井里取之不尽的清泉，汩汩不断。早晨，我都是在她似泣似诉的“南无阿弥陀佛”佛号声中醒来；晚上，我又是在她凄清安祥的“南无阿弥陀佛”佛号声中睡去。
山上姆妈收留罗春德，一是念他年纪轻轻决心献身空门，必有佛缘和根基；二是观音阁每逢香期，山上人手不够，原有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家人，现在也只能烧烧火、诵诵经，就是临时上山的宽性法师，也已老迈，春德上山，正是时候。
山上姆妈考虑罗春德还有父母，便给他定了一个进退自如、随遇而安的计划，先在山上住下来，晨钟暮鼓，诵经念佛，如有善缘，便可常住下去，了此余生；如无根基，既可在山上做些佛事，有些收入养活自己，也可侍奉双亲，以尽孝心。
罗春德向师太要钱。师太说她有钱，但这些钱只能取之于佛，用之于佛，修桥铺路、整治庙宇，你要钱要靠自己的劳作。山上有三件事可做：第一件是负责砍伐山上全年烧的柴禾，一年给100元。第二件是负责给信徒讲解签书，一年三次香期，每次一百元就是300元。第三件事是，山上有很多茶树，清明谷雨前采摘嫩芽，焙制后下山去卖，少则也有100元，加在一起500多元。那时候一年净得500元已经很可贵了。
为了帮助罗春德学会焙制茶叶，山上姆妈还请了茶农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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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观音阁，手把手地教罗春德。但是，罗春德怕苦怕累，君子动口不动手，临末了一窍不通。我不怕烟熏火燎跟着一起学，却很快就学会了。
山上姆妈要我上山，就是想让我规劝罗春德接受做这三件事，努力做到自食其力，她在菩萨面前也好有个交待。我看罗春德懒得动手，便另外出了一个可以少动手的主意，我为他在围墙四周种了一圈丝瓜，嫩的时候可以吃，长老了可以当药材卖。我还为罗春德栽种了许多生梨树，一年成活，两年开花，三年就可以结果摘下去卖。可惜我下山后，罗春德不浇水、不耘土、不除草、不治虫，丝瓜和梨树全部荒芜了。
我在观音阁整整一个月，山上姆妈天天为我在菜肴上翻花样，油焖笋、倒笃笋、四季豆、乌豆芽、嫩苋菜、水咸菜、洋番薯（土豆）、红番薯（山芋）、野蘑菇、野山果，美不胜食。许多蔬菜都是她一早在露水中采摘下来的，水灵灵、湿嫩嫩，看一眼也令人垂涎欲滴。最是让我念念不忘的，是一种山上姆妈叫作“谷贡”的野生水果，圆圆的、红红的，艳丽似火，就像荔枝、像草莓，一颗入口，汁多味醇、清爽甘甜。
终于到了该下山的时候了。下山那天，山上姆妈对我说，山头顶上生活清苦，凡夫俗子住不了三天，就会水土不服，吵着要下山，而你不知不觉已经住了一个月了，足见你是一个有佛缘的有福之人，不过俗缘未尽，家有老祖母尚要侍奉，不能久留。告别时她塞给我10元钱，嘱我途经杭州去玩几天。
谁知，这一去竟成永别，几年后，佛地也难幸免文革大劫。天下乌鸦一般黑，流氓无产阶级出身的农村造反派，一把罪恶之火烧上了观音阁，烈女子屠吟春玉石俱焚，魂归离恨天。
罗春德失去了依靠，下山重返家乡养了四箱蜜蜂，还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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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蜜、蜂王浆到上海我家附近杨渡横街的收购站卖过。一次，他突然来同我告别，说养蜂亏了本，又找到了江西一个什么山，真的要上山修行去了。我感到特别的伤感，便去酒店为他饯行。其实我也吃不下什么，夹了几筷后，便停下筷来看他吃。邻座见他头发蓬乱，一副狼吞虎咽的样子，动了恻隐之心，把自己一盆没有动过筷的鱼香炒肉丝请他吃。也许他喝了酒，有点醉意，竟怒睁双目，操着宁波口音说“沙人（谁）要缺（吃）五（你）东西！”猛地把这盆菜推了过去，弄得大家十分狼狈。
用这种方式送行不久，这位心比天高、命如纸薄的老同学，突然又回上海说，原来佛门也不是什么不食人间烟火的清静之地，要他一边带发修行，一边经商做账，他一怒之下下了山。他问上海老朋友有谁肯供养他潜心研究佛学，待他开悟后为人类造福。当时老朋友中，谁有经济实力或者有这个慈悲心能供养他呢？最后，他还是回慈溪乡下务农去了，这些都是后话了。
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骨格清奇的山上姆妈、双目失明的老家人和执迷不悟的罗春德。我一早下山坐船，经慈溪转车到宁波，从宁波乘火车，当天晚上到了杭州，就在车站附近小客栈住了一夜，第二天头班车来到灵隐山下。
当时正当初夏的清晨，不见游人，山中只我一个人一路拾级而上，逢寺就进、遇佛就拜，只觉得心驰神往、清净似水。过飞来峰来到灵隐寺时，太阳还没有升起，寺前老僧扫地，山间鸟鸣婉转，晨风习习、空谷回响……，尽管下午我又去西湖环游，但我脑海中盘旋着的只有灵隐之行。为了生计和节省开支，我当晚就回上海，在车上留下了一首《来去匆匆》：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灵隐人早，空谷雾重。杜鹃泣血唤游子，老僧沙沙扫枯松。匆匆的来又匆匆归去，摘一支松枝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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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拽一片白云作纸，醮西湖水写昨天的故事。磬音悠悠，佛号声声，团蒲不知春秋，清烟横超大千。
要是我的岁寒三友罗春德是一棵大雪压弯了的青松，那么红梅便是唐宝祥了。唐宝祥清纯脱俗、谦逊好学，无论职业、外表、人品，把他比作梅是最恰当不过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联宋人林和靖的咏梅诗，是可以用来描写宝祥的传神之笔。
性情身材一如其籍贯江南水乡水墨画的唐宝祥，1961年师院中文系毕业，被挑选进戏剧学院当研究生，我回沪时，他正在天蟾舞台跟周信芳剧团实习。他给我一张内部观摩戏票，我得以欣赏了周信芳主演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来，正是这个剧本被姚文元写了一篇评论，又被毛泽东看中，为文化大革命发难摇旗呐喊，招徕了整个中华民族的一场灾难。
唐宝祥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历史人物于谦，毕业时正值文革开始，他离开了京剧团，分配去金山县锡剧团当团长，又阴差阳错地成了金山县“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被批斗、游街，打倒后送五七干校。当时打倒他的造反派，企图得到更多的批斗他的材料，曾经向我外调，问我“听说唐宝祥与你是好朋友，你们经常通信，他在信上同你谈些什么？”
我说：“你们的问题我没法回答，何谓‘经常’，是一个月、一星期，还是二三天、一二天？”
他们又问：“你就说说你们谈些什么吧。”
我说“嘘寒问暖，天南地北，有啥谈啥。”
他们厉声道“具体点！”
我赶紧说“啊哟哟，我不知道你们今天会来问我，谈得太多太久，不记得了呀，你们为什么不早说，我可以记下来呀。” 278
造反派似乎生气了：“你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噜苏！我们要你实事求是，你就说说你和唐宝祥对苏联赫鲁晓夫的看法。”
我说：“这可是个大问题，我是应该记得的，可惜赫鲁晓夫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没有谈起过有什么看法。”
这下他们激怒了，大声呵斥道“花月初放老实点！”
我毫不示弱，也提高了声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是毛主席教导的‘实事求是’，难道你们想要我把不知道的说成是知道的吗？！”……
我眼看他们一筹莫展，成了强弩之末，便乘胜追击：
“你们外调唐宝祥说过什么，应该听我的，我说不知道。至于，你们要要知道我说的话老实不老实，倒应该老老实实地去向唐宝祥，或者向别的什么人，外调我！”
后来，我们谈起这次外调的往事，都感慨不已。文革结束后，京昆剧团恢复，俞振飞当团长，唐宝祥作为高级编剧，被推荐进上海昆剧团担任艺术室主任。大概“宝祥”这个名字也是封资修，当年就改成“葆祥”了。他具“唐葆祥”大名，为俞振飞生平立传，为汤显祖剧本改编，屡有佳作问世。他在我的好友中，是出类拔萃的一个。
与唐宝祥一样执着醉心于艺术的吕克荣就不羁多了，他清高腼腆、不善言辞。吕克荣是罗、唐两位给我引见的，是比我们低一届的蓬莱中学校友。他高中毕业后去了马鞍山钢铁厂，说厂长姓宫在他吕字上加了一顶帽子相克，他因同两个副厂长关系好，宫厂长为了排挤意见分歧的副职，借口几句玩笑话，以所谓成立新的党中央的罪名，杀鸡儆猴，处分吕克荣，使他成了权力之争的殉葬品。后来，他致信冶金部长吕东申诉，败也是吕成也是吕，终于昭雪，这时他已回上海做了寓公。我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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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时，他已与翁翠英结婚成家，育有一子一女。
我从新疆回来同他相识后，两人一见如故形影不离，犹如一竿翠竹茕茕孑立的他，一反常态话也多了起来。有一段时候，我们两个都失业在家当寓公，他夫人在中学当教师，白天不在家。我们经常抱他的女儿卓君出去，走遍城隍庙、昭通路、福州路、淮海路的旧书摊、旧书店。他经常做东请我在点心摊吃点心，三个人半斤生煎、两碗鲜肉小馄饨。这样走走看看吃吃，一个圈子下来，半天时间不知不觉地就过去了。
一次，我在福州路新开张的古籍书店，看到一本王力的《汉语诗律学》爱不释手，但苦于囊中羞涩，只得望书兴叹。当晚在家里翻箱倒箧，搜出几十本旧书，装了足足一网线袋，第二天邀了吕克荣，拎到旧书店变卖，以书易书，捧回了我心爱的诗律学，多余下来的钱，刚好够我们吃点心。
吕克荣在淮海路旧货商店（淮国旧），看到了一架美国制造的名为“罗宾斯坦”的钢琴，他虽然擅长拉小提琴，还师从卫仲乐教授学习拉二胡和弹琵琶，而对钢琴也是梦寐以求。那个时代正规商店里一琴难求，好在大革文化命风起云涌，钢琴之类成了封资修四旧的鸡肋，沦落在旧货店低价出售。
吕克荣见到钢琴自然喜不自胜，但看了价格欲言又止沉思良久，最后叹了一口气还是离开了钢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钢琴再便宜也是一笔大款子，他同我三天两头总要到淮国旧去看看“罗宾斯坦”，这架钢琴从我们第一次看到时的800多元，一个月里，竟跌到了600多元！他咬咬牙决心买了。之后，他做通了父母和翁翠英的思想工作，变卖了结婚时的金银细软，还卖掉了自己那把心爱的二胡，才筹齐了钱。 这天，我向开老虎灶的朋友借了一辆板车，两个书呆子拉车去买钢琴了。 280
到了商店一看，又跌100只卖500元了！吕克荣笑逐颜开，赶紧付款开票。装车时，商店营业员十分惊讶，怀疑居然就我们两个读书人，怎能把这架千斤重的庞然大物拉回去。在商店营业员的帮助下，我们把钢琴装上了车。
出门后，我挡车他背纤绳，在重庆路过马路转弯时违了章，交警看吕克荣面清目秀，说话期期艾艾、吞吞吐吐，还戴着眼镜，误以为我们两个是被打倒下放劳动的教师，网开一面，只说了一句“要注意交通安全”就放行了。
他家在董家渡赖义码头街，钢琴顺利拉到。但这架钢琴实在太大，扛不进房门，我出了一个主意，卸下几扇长窗，从窗框里抬进去。吕克荣又请了几个邻居和朋友帮忙，他们在里面接，我在外面送。当我涨红着脸，屏息静气奋力托起这架钢琴、然后拉着预先绑在钢琴上的绳子、缓缓地把钢琴平稳放下时，突然联想到，这时候，自己就像法国大作家雨果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里的主人公冉阿让，扛起陷在淤泥的马车时的情景！吕克荣把原先放写字台的位置让出来放钢琴，写字台就送给了我，是作为给“冉阿让”的酬谢吧。
文化大革命越搞越大，一天李家华对我说，北京来的红卫兵就要到小东门来，叫我清理一下写的诗稿，主动销毁掉，以防抄家作为罪证。我原有两册新诗放在浦东陈雪兰家，已被她烧了，还有两册《晚千阁诗稿》的旧诗，敝帚自珍，一直放在自己床头，不时翻阅吟咏。看这个形势，这两本旧诗竟成心病，要给它找个安身之处，度过此劫。我想到了吕克荣。
这天我上中班，吃罢饭，装了一盒饭、一盒菜，放进拎包，上面还有一本要还给厂里图书室的革命小说《虹南作战史》。我把要交给吕克荣的两册《晚千阁诗稿》放在饭菜和小说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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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拎起包，告别祖母就上班去了。
吕克荣家赖义码头街是我去砖厂的必经之路，不消片刻到了他家，只有他一个人在。我边说缘由边拿出两册诗稿，郑重其事地交给吕克荣，要他放好。一贯木讷的他，这天似乎有什么心事，什么也不说，随手把诗稿在写字台上一放。我正要告别去上班时，只听得锣鼓声一阵紧似一阵，越来越近，心想附近不知哪一家又要遭殃了。
谁知说时迟那时快，锣鼓声消失，代之以一大群人推开他家大门涌进来的喧闹声。这时，人群中一个头头模样的人仰起脖子高声说，不是吕家的人快离开，我们要抄家了！我说我是吕克荣的朋友，上班路过。他们翻看了我的包，我给他们看了我的书和饭菜后，他们推搡着叫我快走。
这时吕克荣木讷的脸上，又增添了一丝惊慌的神色，此时我不知对他说什么好，想帮忙也帮不上。忽然想到这两册诗稿是不是反而会给他帮倒忙呢，拿走吧，怕引起他们的注意、不打自招；不拿走吧，无疑是飞蛾投火、自取其祸！
正在进退两难之际，我骤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取出包中的《虹南作战史》，放到诗稿的上面，对吕克荣说：“给！这是你向我借的书，忘了给你了。”吕克荣一时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露出了疑惑的面色，我赶紧说：“喔！你现在哪有心思看小说呢，我还是拿回去吧。”说罢，众目睽睽之下，我一把抓起小说和诗稿，重新放到包里，转身就走。过后我才知道，造反派抄家时还撬了他家的地板和天花板。原来吕克荣祖上开老凤祥银楼，父亲在薛家浜屠宰场当供销科长，他姐姐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造反派是冲着他家的金银财宝而来的。
我到了砖厂，把包和诗稿放进了休息室的更衣箱里，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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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翼地上了锁，还做贼心虚地不时回休息室，看看有没有人动过我的锁。晚饭后，生产工人都上机器忙开了，我是机修工，机器运转正常了，我就拿了诗稿上厕所，想把诗稿在厕所里撕碎冲走。但是，不是厕所间时或有人，就是忐忑不安担心诗稿纸张太好、太多，堵塞了下水道，几进几出下不了决心毁掉。这两本诗稿成了孽障，最后还是下了班带回了家。
那天酷热，溽暑难消，一路上，看到好多人摇着芭蕉扇在家门口纳凉，也有一些人低着头在接受批斗。我不免兔死狐悲、忧心忡忡，心里加紧盘算如何销毁包里的诗稿。回到家里，将近深夜12点，我想趁夜静更深，晒台上没有人，用火把诗稿烧了。但继而一想不行，燃烧起来会冒烟，造反派发现了，找上门来，还不是死路一条。左思右想都不是安全的办法。
心理学揭示，人有三大本能：性本能、食物本能、防御本能，都是生存的前提和需要。那时我还没有结婚，文革大潮压抑了性本能，食物和安全才是最大的需要。
一天忙到了晚，临睡前已是饥肠辘辘，食物本能告诉我该吃一点下去了。在短缺经济的年代，有钱没钱一个样，什么都有计划、都要票证。我照例盛了一碗冷饭，冲进一点开水，就着祖母为我准备好的我爱吃的油煎咸带鱼，片刻之间一大碗泡饭下了肚，心里却还是想着那两本诗稿。
食物本能满足了，求安全的防御本能又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天太热，吃罢饭在水龙头下冲了一个凉，见老祖母睡得正香，我就把换下来的衣服放在擦板上洗起来。此时突然又想到了诗稿，何不把诗稿放到水里，像洗衣服一样在擦板上揉碎了冲掉呢？真是个好主意，说干就干，两本浸透心血的诗稿顷刻之间就付之东流了，这下可以安全地活下去了！ 2 8 3
但还是有人没有安全地活下去，吕克荣的父亲便是一个。
一天早晨，我做夜班刚回家，吕克荣气急败坏急匆匆地来到我家，一句话不说，像一匹受伤的高卢雄鸡，只是在屋子中央不停地来回转圈子。见我问得急了，才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纸，断断续续地说“这，这，这是父亲的绝，绝命书！”他父亲在遗书上留言“我实在忍受不了小人的诬陷中伤和肉体的凌辱，我决定一了百了，你们不要再找我了，当你们看到我这封信的时候，我的身体已经随着黄浦江水漂向了东海大洋。”
……呜呼！我鼻子一酸，睡意全消，立刻陪他去吴淞码头水上公安派出所报案。几天后送来了死者生前穿的衣着，通知家属辨认收尸。公安局告知，吕克荣父亲是在六里桥附近投河下水的。那天有个农民看见一个五短身材先生模样的中年男子，在河边盘桓了很久，后来就不见了，想不到他投河自尽了。
世界是美好的，生命是美好的，亲情更是美好的；世界不美好变得丑恶了，生命和亲情，也变得不美好丑恶了。克荣父亲在河边盘桓时，正是美好和丑恶激烈交锋的当口，克荣父亲屈从于丑恶的胁迫，选择了逃离丑恶的现实世界，去追求未知的美好了。克荣父亲啊，如同真理和谬误只有一步之差一样，美好和丑恶也只有一步之差，你为什么不再奋力跨出一步，你所未知的美好，就在你的心中呢？
幸而，你的儿子没有步你的后尘！
这是在一个冬天的傍晚，天色已经漆黑，吕克荣又气急败坏地来到我的家里，还是一句话也不说，还是像一匹受伤的高卢雄鸡，在我屋子中央不停地来回转圈子。我一把拉住他问“又怎么啦？”他依然是断断续续说：“我，我，我被斗了，要，要，要我交代同你、同罗春德、同谢春元的关系。” 284
他是从批斗会结束后，从会场直奔我家来的。谢春元是罗春德认识的一个比我们年轻的人，我一直认为谢是一个浮夸虚伪的人，对他敬而远之。谢在单位出了事，抛出了吕克荣同罗春德和我是好朋友。罗春德已不在上海，吕克荣家被抄、父亲“畏罪自杀”，要寻找吕另外一个好朋友的我，企图打开缺口作为吕的罪状了。我安抚了他几句，告诉他，我在厂里一切都好，我们没有什么把柄落在谢春元的手里，你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先放下心来，冷静地分析情况，正确地作好应对决策。结果这次批斗雷声大、雨点小，不久就不了了之。
一次，街道、里委、派出所三结合通知我让出住所，搬到黄浦江边上户主施家的三楼。搬迁原因是，北京红卫兵要进驻小东门，为安全考虑，准备把红卫兵小将安排在里委住宿，我家房子大，原与里委相邻的几家住户搬到我家，所以我家只好让出来搬岀去。
我到施家一看，原来房主是我在9号码头装大白菜的同事施品芳阿姨。施阿姨的房子是私房，正犯愁是哪一家要搬到她家三楼，见到是大力士大学生花家祖孙两个，高兴得不得了。我回去同祖母一说，她也很乐意，虽然面积减少了许多，但环境也好了许多，尤其是可以离开那几家贴我大字报的恶邻。我立即告诉吕克荣，要他在这个星期天帮我搬家。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临搬家前一天星期六的晚上，我又接到了不搬的通知。问了原因才知道，几天前，国务院紧急通知：全国停止红卫兵串联！红卫兵不来了。
不久，毛泽东去世、四人帮下台、文化大革命结束、邓小平复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拨乱反正，我也终于被所谓的“改正”“落实”了政策。 2 8 5
第八章 浴
火再生
（1979年9月－2007年8月）
五十五、艰难的落政经历
1979年8月27日，中共上海师范学院委员会，给我下发了红头文件《关于花月初同志错划为右派的改正结论》，全文如下：
“花月初，男，四十二岁，江苏省江阴人，家庭出身资产阶级，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五六年考入本院中文科，一九五八年二月划为极右分子，给予劳动考察处分。一九六○年六月分配去新疆，一九六二年回沪，一九六五年到南市区煤渣砖厂工作至今。本人提出申诉，要求复查。
我们根据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就他的右派问题进行了复查，对照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中的有关规定，经研究认为：花月初同志在一九五七年写的诗中有严重错误。但鉴于花诗的内容并未公开发表和散布过，在反右斗争中又主动交出。因此，对其错误思想进行批判教育是必要的；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原划右派，予以改正。撤销原劳动考察的处分，恢复其政治名誉。”
耐人寻味的是，若干年后，师院党委又给我补发了同一问题的第二份改正结论，删除了第一份结论中“分配去新疆”一说，把“经硏究认为”后至结束所拖的尾巴删去，改为“经研究，花月初右派问题属于错划，决定予以改正。撤销原处分，恢复政治名誉，落实政策。”落款下还加了一个注：“根据沪委统发字（83）229号文于一九八四年三月修改。” 286
呜呼！作为学生的我，为祖父的反革命问题翻案、写了一首习作的诗，就可以打成右派；一怒之下砸了一枚图章，就可以升级为极右，好端端的送去劳动考察，1958－1979年，一考察就是整整21年！难怪一代文豪巴金当年也要被张春桥说成“不枪毙就是落实政策”；斯大林文学奖得主丁玲发配东北当养鸡老太婆，她在文革后第一次文代会上对周扬说的“受苦了”，要用“首长一个字值七年”来发泄打成右派的忿懑。
一份“改正结论”，就有那么多的变化，更不必说，之前得到改正结论、之后落实政策的艰难经历了。
此话还得要从1978年底说起。我从朋友处得悉，中央有一个落实右派问题复查的55号文，由右派本人提出复查申请，由被打成右派的原单位对申请复查改正，由现在的工作单位在复查改正后落实政策。
我立即在1978年12月4日，向把我打成右派的上海第一师范学院提出了复查申请，不料一连申请了五次，历时八个月，才得到了上面这份事关我的后半生的一纸批文。
第一份复查申请中，我激忿地附了一首题为《感时》的七律：“失足未成千古恨，江山依旧岁时新。腥风血雨承先烈，覆地翻天靠后生。感恩且喜春秋读，报国空怀桃李心。却道前程无限好，华年似水复如金。”尽管颈联失黏成了折腰体，但是，我对邓小平新政的报国之心却跃然纸上，还是交了上去。
当时师院成立了一个“55号”办公室，一位烟瘾很大、咳嗽不断的姓张的中年干部负责接待。在我隔了几天再去咨询时，张老师指着这首诗说，领导对你的申请和诗很恼火，说就凭你在申请中发的牢骚“我之为右派，不是在打成右派之前，而是在打成右派之后被逼上梁山的”这句话，就可以再给你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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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帽子，更不要说改正了。张老师要我端正态度，挖一挖错误思想根子，要灵魂深处闹革命。他把林彪、四人帮的高调也用上了。
之后，“55号办公室”另调了一位女青年接待，她明确告诉我，要专题写一写对《天骂篇》的思想认识。我遵命又几次三番送上了申请报告，可是，结果却一次比一次差。
后来我知道，师院一贯以“左”闻名，本来就不准备给我改正，要我谈《天骂篇》的认识，只是一个陷阱，你不认错，就说你态度不端正；你认了错，就说你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一贯反动。横竖铁定你是右派，一百年不动摇。这样可以防止一风吹，保留几个右派，佐证反右斗争基本正确的结论。
人的耐心是有限度的，不是在沉默中死去，就是在沉默中爆发！我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爆发了！我给“55号办”送上了第五份申请。这次不谈情况，不谈认识，为宣泄心中的怒火，言简意赅快刀斩乱麻，只提出了一个要求，我写道：
“你们不给我复查结论，无疑于第二次给我戴上了右派帽子，既然如此，我按中央规定送上了申请，你们也必须要按中央规定给我批复！为了不给你们添麻烦，我强烈要求，请你们最低限度给我一个‘维持原结论’的结论的批复！”
那位女青年接到我这份措辞强硬的申请后，感到很意外，电话问我说：“没有结论，说明还有改正的希望，你要维持右派原结论的结论，盖棺论定了，又有什么用？”
谁也没有想到，我会破罐子破摔，竟回答：“对照16条规定，有了这份批复后，我可以据此逐级向上申诉！”
一星期后，女青年又来电话：
“祝贺你，领导已经签发批示，同意你改正了。” 288
从申请到申诉，一字之差，却水到渠成，了断了这桩长达21年的冤案！据说，《天骂篇》最后送到了当时中文系系主任吴世常（黎明社下放干部组长）那里，经他点头，在结论中拖了一个欲盖弥彰的尾巴，提出了第一份改正结论中“经研究认为”后的那段话，才同意批复改正的。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是这段拖了尾巴的话，后来也在统战部的原则干预下，在补发给我的第二份改正结论中，删掉了！
当时砖厂党支部书记应国法已经上调区房地局任宣传科长，我便把批文交给了厂长邵惠民，邵惠民又将批文上报人事主管单位南市建筑材料公司党总支。总支书记郭剑山和公司经理杨小顺，委派公司人事科王科长找我谈话。
这位不懂政策、却要负责落实政策的科长说：“1958年你只是一个大学生，当反革命、坏分子都可以，怎么会当右派？”又说：“右派帽子不是我们给你戴的，为什么要我们给你落实政策？应该去找给你戴帽子的师范学院。”我说中央文件规定，要现在的工作单位落实政策。他又耍赖用“我们小单位，没有资格看到中央文件”把我拒之于千里之外。
出于无奈，我只得再去找师院“55号办”，要求给我开一份落实政策的书面文件。那位好心的女青年奇怪地说“你公司为什么不去自己上级单位查看？”我说“假睡着的人叫不醒，他们故意装糊涂。”为免节外生枝，我再三要求学校专此直接给我开一个书面文件。
1979年9月29日，学校以落款为师院“55”文办（代）名义（加盖中共上海师范学院委员会公章），根据中组部等五部统发文〔1979〕第143号文有关规定，给我开了一个《关于花月初同志定级、工龄问题的意见》的无文号的白头文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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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工龄从1958年5月起计算”“工资偏低的可以改定到当时毕业生的一般定级水平”（笔者批：上行下效，岂有此理！）。
公司人事科王科长不耐烦地看了一眼这个“岂有此理”的文件，语出惊人地说：“什么落实政策！什么按干部编制恢复大学毕业生待遇！你1965年进厂，我们要的是工人，没有要大学生，更没有要干部，叫我们怎么安排？你自己看着办吧！”
好一个“看着办”！1965－1979年，我进砖厂先做了七年临时工，日工资1.6元；又做了七年基本工，换汤不换药，月工资40.8元。砖厂把我当作廉价劳动力，剥削了我整整14年，现在到了至少要在政治上对我有所补偿的时候，剥削者为维护贪婪的欲望和权威，对中央文件规定的我认为是岂有此理的起码要求，居然也敢一口拒绝。
我小时候玩过一种叫“贱骨头”的玩具，你不打，它不转；你打得越重，它转得越快。现在我又遇到这种贱骨头了。
隔天上班，我换好工作服，在机修车间找个僻静处坐下来，看书读报喝茶，变相罢工待命。
当时《文汇报》转载了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把这篇文章看了几遍，感到实在痛快，还同围在一起看的人讨论起来。周围的工人、干部都用惊异的目光看着我，机修组“老江湖”杨锦昌，假惺惺地要我“抓革命、促生产”，生产科包真康、老会计顾承璋却点着报上的文章，对我好言相劝说让实践来检验。我满面堆笑，只说王科长要我“看着办”，我就“看”着办了。一“看”看到了下班。第二天我如法炮制，又“看”了一天。
第三天一上班，老杨却看不下去了，直接找厂长反映，说我搞无政府主义，影响了车间生产秩序。厂长邵惠民其实也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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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道了这个情况，这时也按捺不住心中对我的愤懑，趁机发号施令找我去厂部谈话。
他经过深思熟虑，有备而来，一开口就说：“落实政策，重在政治上落实，我看你做工人比当干部更能发挥作用。”
我针锋相对地说：“我还没有当干部，你怎么凭‘先验论’，就知道我当干部一定不如做工人更能发挥作用？”
他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干部不一定比工人好。”
我说：“你这是偷换概念，工人是工人阶级的一份子，工人不能代替工人阶级，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绝对不是工人领导一切。干部是工人中间的优秀分子，只有干部犯了错误下去做工人，哪有工人犯了错误上去当干部的？”
这位旧军人出身的厂长也不是省油的灯，他顺着我的语气反问我：“那，工人犯了错误，你说应该当什么？”我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又接着说：“上班不干活，目无组织纪律，自由散漫、松松垮垮，无政府主义！这是什么性质的错误？这种同志难道还能当干部？这样下去，我看连工人也当不成！”
软的不行，来硬的了！话说得斩钉截铁、掷地有声，我差一点被他憋得喘不过气来。
山到尽头必有路，船到桥头自会直，情急之下我突然眼前一亮，想到了列宁说过的一句话，顺着他的话头，便脱口而出：
“说得好！无组织、无纪律，这是无政府主义！然而……”
我大义凛然地接着说了下去：“请问邵厂长，明摆着中央文件不落实，这是左倾还是右倾？反正都是机会主义！”
我话锋一转：“厂长同志！你知道不知道？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一文中说过，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
真有点咄咄逼人了！他似乎也相信了这句大有来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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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这个…这个，好吧，我们研究研究……。”
一星期后，砖厂开大会宣布对我落实政策，恢复干部编制，享受大学毕业生待遇（好一个大学“读”了20多年久旱之盼云霓的大学生待遇！），安排厂部工作，职务：车间现场指挥。
天哪！1958至1979年，我种过二年半田，养过二年半马，做过十六年工，整整21年，几经曲折，方始得到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待遇，担任一个职务系列上找不到的车间现场指挥职务。尽管名义上落实了政策，但是我感到，强扭的瓜不甜，可怜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依然笼罩在极左阴霾之中，被欺骗被愚弄；可怜的一个书呆子，依然沉睡在一场睡不醒的噩梦之中，翘首以盼涅槃再生。有七绝《题梦》一首，记录了我的心情：
一劫沉沦二十春，可怜蝴蝶误真身，
黄花摧落西风冷，浩荡天恩隔世闻。
五十六、为申报户口而奋斗
我刚用嘴和笔突破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壁垒，谁知，可怜可悲的我，还要用嘴和笔为子女和妻子申报户口而奋斗呢！
屈指算来，我读了5年小学（三年级跳过未读）、6年中学、2年大学，总共13年，滥竽充数，勉强算是个小知。但是我这个另类知识分子，虽然读书不多，学无专长，不通仕途经济之道，不会买卖做生涯；不谙升官发财之术，不会阿谀奉承拍马屁，却是肩能挑担、手能提篮，而且能说能写。当然，与其说我能说，还不如说我敢说；与其说我能写，还不如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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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写。一个天也敢骂敢写的人，还有什么不敢说不敢写的呢？
我去野营拉练时，妻子已在预产期中，我早早地为子女取好了名字。拉练回家不久，上苍有好生之德，吉人自有天相， 1970年10月22日，顺顺当当生下了儿子花雨。4年多后，又在1975年1月27日，生下了女儿花红。
儿子出生后却不顺当了。我拿户口簿和医院的出生证，去咸瓜街小东门派出所报户口。派出所因为华培芬户籍在无锡，说根据政策不同意给孩子报常住户口，给了我一张暂住人口登记表，要我填写。在“由何处来”栏内，我实事求是地填上了“从娘肚皮里来”。连一向板着面孔的老民警郭同志也笑出声来说“亏你怎么想得出来的！”之后，我一再申报，都答复“小孩的户口跟娘”，一次又一次地被拒绝。1975年女儿花红出生后的遭遇如出一辄，我家有妻子和子女三个临时户口了。
临时户口只是户籍管理的制度需要，凡常住户口的计划票证，一概没有，其实报和不报都无妨，而我只是为强化申报常住户口的意愿，还是按规定90天办一次展期手续。我至今还保留着她（他）们三个人签满展期字样的登记表。
华培芬的户籍在她父母家无锡梅村，是农业户口，我原本就没有指望把她户口能迁来上海。她是老三，她大姐出道早，大学毕业后在北京水电部工作。她另有一个姐姐、三个妹妹和一个弟弟都在无锡。后来最小的妹妹也出嫁到上海近郊。
我每年同妻子去无锡一、二次，返回上海时把她的口粮带上来，还带一些丈人家自己种的芝麻赤豆五谷杂粮和蔬菜，还有老丈人亲自腌制的整条猪腿，每次二百来斤重。感谢妻弟培康每次都帮我挑上火车，下了火车后就要我自己挑回家了。好在已经在五角场、军马场磨练过的我还挑得动，只是在出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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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时勉力佯装轻松，可以逃避超重加罚行李费。
那时粳米计划供应少，无锡大米更是稀罕之物，除留下极少一部分，给祖母和孩子煮粥外，大部分我都用来送人或调换粮票，一斤米换5－10斤粮票，用来贴补娘儿三个没有粮食计划供应之苦。
环境所迫，我只得节衣缩食、量入为出。在厂里上班时，每当工间休息，食堂供应点心，我连一个淡馒头也舍不得吃，故意趁这个时候去修机器，不料“弄拙成巧”，上上下下都夸奖我“废寝忘食”。我烧电焊发的高温菜一天一个咸鸭蛋，带回家一剖四，一人一块。每逢12月26日毛的生日，食堂请客供应酒菜，我也是借口修机器，饭菜端出食堂到车间，把汤倒到饭里吃了，菜带回家加加工，一家老小可以开开洋荤了。
生了第二个孩子后，花雨也到了上学的时候，家庭负担越来越重，已经到了山穷水尽、难以为继的境地，只节流不开源是不行了。在那个高度集中、高度控制的计划经济年代，没有户口，不但意味着两个孩子没有基本的吃饭穿衣的计划供应，而且，也等同于剥夺了华培芬就业的条件。解决户口问题，成了摆在我面前的头等大事，我必须为申报户口而奋斗。
小东门派出所同情我的处境，连续三次上报南市分局，都被退了回来。我又多次去南市分局面谈，接待人是个女民警，一开始态度也很僵硬，后来大概知道我是她爱人砖厂秀才夏惠干的同事后，态度婉转了一点。她来个折中变通，要我按规定把孩子户口报无锡梅村，拿到江苏省的计划票证，他们负责给我换成上海地区的。这实质上是在欺骗我，如去梅村报了户口，他们可以找借口不给调换票证，木已成舟、生米煮成熟饭，无法可想了。我当然不上这个当，继续每周去一次。直到她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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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户口审批权集中到市公安局，分局无能为力了，我便开始了向市公安局又一轮的冲刺。
我上访市公安局信访接待室，也是每周一个半天接待一次。我诉说了祖母卧床不起、妻子体弱多病、孩子嗷嗷待哺，全家只我一人工作的窘境。接待民警小李，一开始倒还客气，但说“你申报的要求是合理的，但合理却不合法”，我说为什么不合法，他对之也说了“孩子户口跟娘”的政策。我说“娘也跟我，你说孩子应该跟谁”他无辞以对。
我想，既然孩子户口跟娘，娘的户口报进了，孩子的户口，不是也一劳永逸地迎刃而解了吗。于是，我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来个战略重点转移，直接提出申报华培芬的常住户口。
一次，我找到了一条申报户口的依据，是国务院批转公安部的户口管理条例，其中有一条规定：凡确属长期病残生活不能自理，而在农村又无人照顾的户口，迁出和申报都是必须接受的。我据此提出申报，并出示相关证明。
民警小李居然篡改规定说：“规定指的是病，你爱人是残不是病，我们只照顾病，所以还是不能报。”
我说“残也是一种病，病却不一定是残，病残应该联系起来考虑，而且病残中，首先应该照顾的是残。”
他说“我不同你咬文嚼字，是你听我的，还是我听你的？”
我说“不听你的也不听我的，我们都要听政策的。我根据政策要求申报，你为什么不根据政策同意批复，而且，连不同意的道理也不能正面回答呢？”
他说“这么多人排着队等着接待，一个人只限5分钟，我只负责回答‘可以’或‘不可以’，没有时间同你讲道理。”
我闻听此言，怒从中来，接着他的话头说： 2 9 5
“没有时间讲道理，就可以不讲道理了？”
他也许是被我气糊涂了，不假思索地拍着桌子说：
“对！不讲道理了！”“来！下一个！”他下逐客令了。
一旁，一个个满怀一肚皮苦水来访的苦恼人，都睁大着眼睛惊讶而不无惶恐地看着我。我这个人是怕软不怕硬的，对之胸有成竹、毫不示弱地提高了声调，只想把他的气势顶回去。
我对逐客令故意拉长声调，放慢了节奏，一字一顿地说：
“同志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头上顶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代表着国家，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哪有国家对公民拍桌子的，你这是什么态度啊？”他一时语塞。
一不做二不休，我接着说：“1978年10月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董必武代主席在全国公检法负责人联席会议上关于对待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讲话，他说：‘我们要认真考虑群众的意见，那些做得通，那些做不通，做得到的事情就要做，做不到的事情要向群众说清楚，只要做到这一点，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这个讲话你一定是学习过的吧？”
还没有等我讲完，这位接访民警小李同志，竟拂袖离席而去，逃之夭夭了。这次上访，我只是出了一口心中的窝囊气，户口当然还是没有报进。看来要想报户口，必须另谋出路了。
1979年5月底，我终于看到了《文汇报》刊发的《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等十一个单位关于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联合通知》，提出“要大力动员各部门、社会各方面都来重视关心和支持儿童和少年的培养教育工作。各厂矿、企业、机关、学校、城镇街道、农村社队都要为本地区或本单位的儿童和少年解决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困难。”
读了这段文字，我眼前为之一亮，福至心灵、似有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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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派出所和分局虽然无权批准，但可以反映情况同意上报或不上报。他们同意上报已不成问题，症结就在市公安局了。我便奋笔疾书，写了一封长信，反映自己和家庭的历史情况，乃至又一次提出了为自己的右派、祖父的反革命翻案。信上还写了在市公安局信访时的遭遇，强调如有半句虚言甘愿承担诬告罪，要求关心、支持和解决我妻子和子女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困难。这封信，准备投寄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就是生辰恰与花红同月同日的国母宋庆龄。
信是写得情文并茂、言之凿凿。但我根据以往的经验，不论是寄给公安局、公安部的，寄给市政府、国务院的，寄给市人大、全国人大的，或者是寄给哪一位长、哪一位书记大人的，不是一转了之、一退了之，就是黄鹤一去，杳无音讯，石沉大海。难得幸运有一封回信，也是千篇一律，铅印文字上填上你的姓名，批上一行“经研究不予同意，动员你的家属回乡劳动生产。”不关痛痒，不了了之。文革开始，在你姓名后，甚至连“同志”两个铅字，也吝啬得省掉了。这封有关子女生存的信，又会落得什么命运呢？犹豫再三一时没有寄出去。
天无绝人之路，合该时来运转，妻子的大姐华培新从北京水电部出差来沪，我便请她回北京后把信送到宋庆龄主席的保卫儿童委员会去。大姐帮了我的大忙，回北京数月后找到了这个单位，还直接把信送到了这个单位，很快就有了回信。
拆信一看，是一封钢笔书写的答复：
“花月初同志：你的来信我们已经收到，经研究，你的处境我们是同情的，你的要求也是合理的。但是，你提出的要求不属我部解决，现将你的来信，转与国务院公安部，请你同他们直接联系。” 2 9 7
天哪！这封信我一连读了好几遍，越读越感到热血喷涌，越读越感到心情舒畅，越读越感到感激涕零，这么言简意赅的批复，这么通情达理的关切。也许是，我的信有幸被国母宋庆龄亲自看到了，亲自批示了意见，才会作出“你的处境我们是同情的，你的要求也是合理的”这样的结论。报户口有希望了！然而一晃经年，依然杳无音讯，我又陷入了几乎失望的深渊。
198O年国庆节后，我刚落实了政策，一开始在黄陂路南市区房地局技校上班。我妻子在家服侍读小学的儿子、还没有上学的女儿和中风卧床的老祖母。一天，上海市公安局户政处一位卞同志来到我家，对华培芬说：“你爱人给公安部写的信（其实是‘儿保委’转公安部的），已经批转到市公安局，市公安局认为，你们的处境我们是同情的，你们的要求也是合理的，但是，今年由于回城风，户口指标用完了，等明年吧。”
我下班回家，爱人把情况告诉我，但她一点也不兴奋。尼克松访华前，派出所民警郭同志，曾特地来问询过她脚的情况，说有希望报常住户口，要她转告我在家耐心等待，不要乱说乱动，不要再到处写信上访要求报户口。我们也着实为此高兴过一阵子，尼克松来上海回美国后，派出所却没有了音讯。这时我和华培芬才知道，郭同志也许是奉命在骗我们。
原来，尼克松访华前，有个太平洋舰队司令黑格，带先遣人员来上海，其中有一大批记者，国家同意他们向老百姓自由采访。公安部门把我列入不安定因素的黑名单，怕我向老美记者采访说些什么，来个先发制人，就用同意报户口来稳住我，叫我不要“乱说乱动”。
华培芬担心，这次公安局给的定心丸，是不是又是空欢喜一场。然而，我的第六感觉告诉我，山穷水尽疑无路，这次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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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是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时候了。
光阴荏苒，日月似梭， 1981年过了“五一”不久，记得是一个星期五的上午，还是那位户政处的卞同志，给我家送来了市公安局签发的《准迁证》。华培芬喜出望外，给在黄陂路技校上班的我打来了电话，告诉了我这个天大的喜讯。我吃过午饭，向学校请了假，连家也不回，就直奔西藏路青年会边上的售票处，去买到无锡的火车票。我买的是当天下半夜去无锡的慢车，一则票价便宜，二来上车后打个瞌冲，小憩三四个小时到无锡，出站刚好换乘去梅村镇的头班公交车。
当时农村户口是由人民公社统一管理的，华培芬家的户籍关系，都是在梅村镇的梅村公社。这个梅村镇，据说就是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当年侵华司令部的所在地，中日建交后，为田中角荣访华时要向梅村父老乡亲谢罪，还在老梅村的旁边兴修了一个新梅村。
我到梅村时不到七点半，公社还没有上班，我向四周一看，大姐华培新高中毕业的梅村中学就在公社对面，隔不多几步路，就是造福江南的春秋遗老泰伯的庙，和上海新产品试销商店。我无心浏览，感到有点饿，便去点心店要了二两小笼、一碗小馄饨。小笼甜甜的汤水很多，馄饨里还添了蛋皮、虾皮、紫菜和榨菜，别有风味。大概因为心情好，我吃得格外的有滋有味。
我终于踌躇满志地踏进了公社的大门，遇到的第一个人，恰巧就是负责户籍的干部。当我出示《准迁证》四联单时，他惊讶地问我：“农村户口严禁迁入大城市，你是向啥人通的路子，在哪里开的后门？”我不假思索地答道：“ 我是向国家领导宋庆龄通的路子，在国务院公安部开的前门，不是后门！” 2 9 9
当我来到华培芬的出身地华西小队的华埂上村，见过岳父母和和华培芬的弟妹捷报喜讯时，我已把母子3人的户籍迁移手续办妥了。为了怕夜长梦多，当天上午，妻弟兴男补交了年初已领的油粮计划差额，开好了相关的粮油关系转移证明后，我便小心翼翼地怀揣着盖着梅村公社公章的剩下的三联《准迁证》和粮油关系转移证明，去无锡车站买了当晚返回上海的火车票。趁开车前，我还兴致勃勃、破天荒地，在车站附近的中国饭店大堂，挑了一个面向大门的座位，要了几个菜和啤酒，一个人自斟自酌起来，等候上车。这天是星期六。
说时迟，那时快，五个小时后，我就回到了杨家渡街142号，已是半夜了，一家老小自是欢喜不尽。第二天是星期日，不料，派出所不受理常住户口申报。度日如年地到了星期一，民警接过我送上的《准迁证》，对着加盖的公章横看竖看了一番，这才对我点头说“一报就是三个，不容易啊！”报进户口的日子是1981年5月11日。我朝思暮想、梦寐以求为之奋斗了整整10年而原本莫须有的头等大事，终于大功告成了！
我这一生，有过两次这样的报户口的经历，上一次是为自己，这一次是为妻子和子女，为此写过一首七律《入户》，第一、二联写的是自己，下列第三、四联是写妻子和子女的：
笔走龙蛇惊异梦，图穷刀匕结同俦，
春风得与众生便，吹尽人间万古愁。
五十七、贤妻良母华培芬
妻子报进户口后，首先想到要去找工作，但是苦于老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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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病在床，加上两个儿女，家中确实也少不了她。那时砖厂同事都说，花师傅家境虽然困难，但表面上一点也看不出，一家老小穿着得清清爽爽、整整齐齐；家中里里外外，收拾得窗明几净、纤尘不染；一日三餐也量入为出、安排得当。我家连年被各级组织评为《文明户》、《示范户》、《五好家庭》，还得到过谢希德签署的《科普之家》等荣誉，我深知，这些都是贤妻良母华培芬的功劳和成绩。
华培芬中学毕业后，就去无锡坊前医院师从倪宝镜、邓冀全两位老中医学医三年，之后在当时的红旗大队（梅新村）当卫生员，直到文革之前来沪与我相识。
她朴实大度、温柔敦厚，吃苦耐劳、心灵手巧，我和孩子的衣着，都是她趁守候我上中班回家，凑着昏黄的灯光缝制、编结的。毛线是称斤两买的零星杂色线，连孩子的小皮鞋，也是在蓬莱市场称斤两买来的零碎皮革做成的。
1977年9月老祖母中风病倒住院抢救时，病危通知发了三次，身边不能断人，我夜里陪，妻子白天陪，撑了将近一个月，祖母终于抢救过来，意识虽然清楚，但落下了一个丧失语言能力、半身不遂右边偏瘫、患有褥疮的毛病。
祖母在国庆节前出院后，吃喝拉撒都要人服侍，妻子就更辛苦了。最伤脑筋的是，老人便秘不通，痛苦不堪，服泻药吧，衣裤被褥拉得一塌糊涂，洗都洗不过来。遇到雨天，晒不干，还要放在炉子上烘烤、用电烫斗熨烫，忙碌还在其次，臊臭难闻。有时老人实在拉不出，妻子任劳任怨，只好用手挖。不久，老人褥疮越发严重，住院病危时医生说过，中风瘫痪病人，最怕生褥疮。耐心细致的妻定时为祖母揩洗上药，还不时帮她翻身晒太阳。星期天，我和妻子一起为祖母揩身体、换衣裳、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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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褥、浴日光。几个月后，老人的褥疮奇迹般地痊愈了。
妻子是两个孩子最早的老师。她白天服侍老人，晚上，还要检查和辅导孩子的作业。两个孩子都没有进过托儿所、幼儿园，只在老人床边墙上挂了一块小黑板，两个孩子坐在小黑板前听妈妈上课，读小学的时候，都已经会写字造句背诵唐诗、做简单的四则运算了。这对一个一边要侍奉病人、操持家务，一边还要做家教的弱女子来说，实在是勉为其难了。
深更半夜大家入睡后，我就不忍让妻子再操劳起身服侍老人了。老人睡在外间，常在深夜要小便，她自己不会用扁马桶，一开始经常尿床。我要了一个厂里液压机上的行程开关，在开关上系一条纱带，悬在她的能活动的左手边，电源另一头联通里间我床边的闹铃。为生怕吵闹邻居，我在铃盖里粘了一层胶布，老人只要拉一下纱带，闹铃便响出几乎只有我一个人能听到的沉闷的声音，我闻声起床服侍老人。从此，老人不再受尿床之苦，妻子也不再为老人换洗发愁了。
一天，我做大夜班，下半夜三点来钟，正是工人们吃夜点心的时候，我正在修机器，同事陈杏花去食堂听到外马路厂门外有人在敲门，一问才知道是我的儿子，连忙回进来告诉了我。我心知不妙，家里一定出了什么急事。儿子跟我从黄浦江边的外马路来过砖厂，他不知道外马路厂门晚间没有门卫进不了，只得在门外拼命地呼叫我。
我不知道他一个毛头小孩，深更半夜是怎么来的，便急匆匆三步并作两步，从陆家浜路厂门出去拐弯到外马路，见到儿子涨红着小脸，还在呼喊“爸爸开门！爸爸开门！”一旁一个大孩子，是亭子间邻居，我们叫他“荣荣”的许秀荣。
原来，妻子听到铃声，赶紧起身侍候。只见老人打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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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欠下巴脱骱错位，任凭用手揉、用热毛巾焐，嘴巴怎么也合不上了，淌着口水直哼哼。那时正是大冷天，情况紧急耽搁不得，妻子想叫我回家送老人上医院，家里没有电话，只得唤醒熟睡的儿子，孩子小路上不放心，只得唤醒亭子间邻居许逢宽、江广英夫妇，让他们的儿子陪花雨到砖厂叫我。
我们三个人心急火燎回到家里，我去附近咸瓜街菜场借了一辆黄鱼车，车上垫一床棉胎，把祖母安放在车上后，同妻子一起，拉着老人送到离家最近的小东门地段医院。一看没有急诊，只好去浦江医院，浦江医院推托没有医生能为高龄中风病人治疗下巴脱骱拒收，嘱我去市二医院伤科就诊。
经过一番折腾，天色已经大亮，在去市二医院途经王家码头地段医院时，我进去一问，正好有一位伤科名医石筱山的门生石文华医生接诊，便挂号请他为祖母治病。
石医生五十开外，一眼看去，便知是一位歧黄高手、江湖奇人：他瘦骨嶙峋、面色蜡黄，然而目光如炬、精神矍铄。他带了一个中年、一个青年两个徒弟，对他们讲解了牙床复位的机理和要领。两学徒先后运气发力为祖母托下巴，都没有成功，可见为中风老人牙床复位，确实是有点难度的。
最后还是老将出马。只见他一上来两脚齐肩分开，站好马步屏息运气，两手缠了纱布的手指捏住祖母口腔两边牙床，由慢到快上下旋动，骤然猛一使劲，只听得“喀”的一声，脱骱的牙床复位了！我们深深地松了一口气，祖母的脸上露出了大病初癒、如释重负般的轻松、灿烂的笑容。
我听石医生说，中风老人牙床脱骱，开了头经常会错位，便在一旁细心揣摩，悟出使暗劲是个要领。后来果然派上了用处，我几次三番为祖母托上了牙盘。 3 0 3
正在我对石医生称谢不迭时，细心的华培芬，为如何减轻祖母便秘之苦向石医生请教。石医生说，中风老人不宜用“番泻叶”或“一轻松”之类的泻药，可服“更衣丸”帮助肠子蠕动，解决便秘。我买了更衣丸给祖母服用后，果然对症下药立竿见影。这是从东南亚进口的药材，后来国际关系紧张，上海缺货，华培芬四处托人，才在无锡农村乡镇药房买到。
有一段时候祖母忽然什么都吃不下了，学过医的华培芬细心揣摩，嘱我买百合煮成糊给老人一口一口喂。不久老人的胃口奇迹般地复元了。靠了华培芬对老人的精心护理，甚至还治愈了中风病人的褥疮痼疾，才使老祖母得以善终。
1983年5月11日，恰巧是华培芬报进户口之后两年整，依靠我的好友吕克荣通关系，帮助华培芬进了新华针织厂。工作要做，家中老小也不能没有人照管，华培芬只得请父母从无锡来我家照看孩子和祖母。祖母得以安享天年。
1984年3月7日一早，我正要上班，只见祖母气急，出多进少，生命垂危。我同华培芬带了一双子女，伫立祖母身旁，为祖母送终。下午二点半，祖母走完了自己苦乐参半的人生之路，咽下最后一口气，溘然长逝，享年86岁。
祖母病故后，在家安放了两天。当天我去亲戚家报丧和办理丧事杂务；晚上，上半夜妻子与我母亲陪夜，下半夜，我独自一人一边备课，一边陪伴长眠的祖母度过最后的时光。
第二天，在祖母遗体临送龙华之前，患了政治抑郁症的仁初总算也来看了祖母。那个检举祖父的李治平，刑满释放后在白茅岭农场退休回沪，已经两鬓斑白的他，也闻讯赶来，跪在祖母脚下呼天抢地号啕痛哭：“师母啊师母！是我小李（当年祖父母对他的称呼）害了你们花家一家门啊！我该死啊该死！” 304
这一声哭，是良知的乍现，还是心灵的忏悔？
3月11日上午10点，在龙华火葬场举行为祖母送行的追悼会。
追悼会上，悬挂了书法家蒋凤仪老先生毅然摒弃了忌讳为祖母挥毫书写的挽联。区房地局领导应国法和学校同事们帮助我料理丧事并派车参加了追悼会。我母亲和兄弟们也都一起来看祖母最后一眼。我为祖母涕泗横流、泣不成声地致了悼词：
祖母赵秀英，1899年1月4日生于南通川港镇，1923年来上海与祖父建立家庭。1977年中风瘫痪卧床，1984年3月7日下午2点30分去世，终年86岁。
她出生名门、善于交际，帮助祖父建功立业。1950年祖父蒙难含冤身亡，祖母、我和仁初，祖孙三人相依为命，家庭重担落在年已半百的老人身上。是她四出奔走，斡旋亲朋接济，争得轮船公司折实单位补贴；是她惨淡经营，依靠变卖供我上学读书。轮船公司合营后，停发了补贴。为维持生计，她不顾年迈，带小孩、叫电话、倒马桶、拆蔴袋、烧包饭……。
积谷防饥、养儿防老。可是，1958年，我因为祖父鸣冤叫屈，被迫中断学业，去农村劳动；1960年又离井背乡，遣送新疆工作。可怜孤苦伶仃的老人，除了每月能从邮局收到我寄的菲薄的生活费外，徒然为我菇苦含辛了一场。
1962年，我劫后余生，重返故里，从此才同祖母朝夕不离。1976年后，正当阴霾散尽、我时来运转之时，祖母却缠病不起。我和培芬日夜伺候、悉心照料七、八载之后，祖母才怅然离开了人世，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怀念。
祖母无我，无以终天年；我无祖母，无以至今日。我将努力工作，不辜负老人家的殷切期望，传宗接代、光大门第。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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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祖母生前遗愿，我将尽力设法把祖父母遗骨安放教会灵堂，天主保佑，让老人息之安所、永登天国。祖母，安息吧……
祖母遗骨后来安放在松江泗泾天主教息安骨灰堂。
妻子是依靠好友吕克荣针织厂的业务关系，才有了工作机会的。妻子进新华针织厂时已经40岁，报到时，劳动调配站提醒说，靠关系开后门进了厂，能不能做下去，要靠自己努力了。华培芬进厂后，担任质量检验工作，靠自己努力，不但责任性强，手上生活出色，而且态度谦虚诚恳、人缘极好，很快站稳了脚跟，得到同事和领导的一致好评。
不久新华厂扩展业务，一部分职工要调动去蓬莱公园附近的车站路新址。车站路离家远了许多，华培芬要求留原址，但新址厂长江国良坚决要她同去。去车站路要换乘几辆公交车，妻子行走不便，想到了学自行车。我不敢相信凭她的身体条件能学得会，但经不住她的执着坚持，我为她买了一辆24寸宽钢圈的小车，一开始我扶着车陪她学，几次下来没有了信心，任她自己去学了。谁知道，华培芬只要有空，就去学骑车，不是撕破衣裤，就是擦伤皮肉，我虽心痛不已，却也无能为力。
然而，有志者事竟成，一天我出门去看她，只见她竟把那辆小车，骑得驾轻就熟、自由自在了，通红的脸庞上露出了一个成功者愉悦而光彩的笑容。我在领悟“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这句谚语的同时，感到了妻子无与伦比的美丽。
也是命运捉弄人，1974年春，妻子怀了花红后得了一种怪病，一般是晚饭前还好好的，吃了不一会儿便会发病，症状是高达39－40度的高热。这个怪病，不问情由，不容分说，说来就来。一开始我送她去就诊，只是白血球高有炎症，别的也查不出什么，打了针、服了药，天亮时热度也退了。有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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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时恰好刮风下雨，或者天寒地冻，出门不便，想挨到天亮去看病，奇怪的是，不打针也没有服药，天亮时热度却也退了。
这个怪病，开始时一个月一、二次，之后三、四次不等，没有原因可查，没有规律可循，只是如影随形，纠缠不去。热度退烧后，华培芬身体乏力，疲惫不堪，但为了生计还是坚持上班，没有为之病假过一天，这是一个奇迹。
妻子发病时，我和两个孩子常围在她床边唱歌、跳舞，给她解闷。1977年后，儿子在中华路一小上学，参加了乐队吹小号。一个星期天上午，妻子正发病睡在床上，花雨随乐队去北站欢送新兵入伍，中午回家时，小手捧着发的点心，涨红着小脸走到床前对母亲说：“妈妈，人家小朋友统统吃光了，我一只也没有吃，统统给你吃，你吃下去毛病就好了！”
那时花雨受环境影响不想读书。一天我听到儿子对躺在床上的华培芬说“妈妈¸等我长大了赚钱买大彩电给你看，解解厌气。”我对儿子说“你有这份孝心爸爸表扬你，但读不好书长大了靠什么赚钱给妈妈买大彩电啊？”不料儿子说“十六铺自由市场的万元户，有几个是靠读书赚钱的呀！”儿子的话，说得我伤心不已，暗暗下决心一定要教好孩子看好妻子的病。
我陪她四处求医，中西医的内、外、妇，甚至激光试验，能看的都看了，就是不见效。我见报端消息，广慈医院征集疑难杂症100例，便给广慈医院送上华培芬的病情报告，要求收治。但答复是，要我逐级门诊转上来。其实是，院方对华培芬的怪病没有把握，怕承担责任，影响他们医院的声誉。
右兄吴泽衡的新疆朋友到中山医院见习，使我又想起陪华培芬去中山医院一试。中山医院也被我书写的病情报告感动，内科主任医生朱无难教授同意收华培芬住院观察，待发病时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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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诊治。华培芬住院后一天晚上发病，第二天上午，朱无难请了各科会诊，仍然一无结果。我苦笑着对朱医生说，你怎么也有难了呢，大主任只落得无可奈何的一句回答：“你爱人的热度，不打针不服药，不治而愈，在临床上是没有意义的。”
继而，在朱无难推荐下，华培芬又顺利住进了红房子妇科医院，主任医师胡象莲为她诊治，也没有查出是什么病。其实，所有看过华培芬这个病的医生，都查不出病因，有的甚至还怀疑华培芬发病这么久，居然还能坚持上班，气色也看不出病态来，感到很奇怪。
这个奇怪的病一发发了十几年，1988年夏，我看到市二医院开设心理咨询专家门诊，挂号费、医药费不但十分昂贵，而且都要自费不能报销。这个门诊周六上午一次，为了治好妻子的病，我硬着头皮去挂了号，专家给妻子开了一些药。第二周开始，华培芬独自去看，三周下来仍不见效，第四周，专家配了一些镇静药，再三叮嘱务必按剂量服用，最后对华培芬说：“你的病实在蹊跷，请你另请高明，不必来了。”
这句“另请高明，不必来了”，对华培芬犹如五雷轰顶、无疑判了极刑一般。她一个人回到家里，一边洗衣服，一边发了呆，脑子里一片空白。待到发觉，药已在衣服口袋里被水化了。第二天，我去医院要求按病卡补开药方，回答说，专家一周来一次，他开的方子别人不能代开。我要求告诉我专家住址或去向，也没有答应，只好等待下一周了。
我们想反正已经服了三周也无效，等一周也罢。谁知晓，这一等却等出了大纰漏。原来，洗掉的是镇静神经用的高强度过渡药，停服后，当天华培芬就觉得头重脚轻，手脚麻木，心不在焉，六神无主。第二天越发严重，只觉得天旋地转，晃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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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说话舌头不听使唤，吃饭捏不住筷子，走路就像踏在棉花胎上。星期一，我和丈母娘都叫她不要上班了，但她说在家里心更烦。我用自行车把她推到厂里，对车间同事和领导打了招呼后自己去上班，晚上再来接她回去，如此一连几天。
然而吉人自有天相，她感觉身体一天天的在好起来。星期六上午，我要去医院请专家开方子，她说不必了，竟是完全恢复了。妻子的这个怪病，之后再也没有发过。
我给华培芬写过一首《无题》诗，抒发了我对她的依恋和深情，以及对人世沧桑的淡漠和感慨：
溪水淙淙一湾湾的葱茏，白云依依一剪剪的青峰，润着溪边花，缠着山上松，看时多情情已空。
我不是水你不是云，不会润溪边花，不会缠山上松，只等待，迟归的倦鸟，早春的雨和风，多情恰在无情中。
五十八、我是如何离开南市煤渣砖厂的
时光还得倒退到1979年底，我在砖厂当现场指挥时说起。
这个职务，说穿了充其量只是一个厂长助理，专职负责全厂机械设备维修养护的调度管理。习惯了被人指挥，一旦指挥起别人来，倒也做得十分得心应手，与生产科长包真康、生产副厂长陈润焕，配合也十分默契。尽管政策改头换面继续在愚弄我，而当时蒙在鼓里的我，却十分满足了。那时，罗春德还嘲笑我是“一个低估了自身价值的不思进取的人”。
在生产技术上，我与之打交道最多的是机修车间的工程师李景可。他是从三林塘砖瓦厂转到煤渣砖厂的右派同行。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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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原是一个高薪私方技术厂长，1958年划为右派后，去三林塘砖瓦厂监督劳动的。
当年，全市各区房地局的人、财、物都归市房地局管理。李景可落实政策时，在恢复原工资这个问题上，市局召开了局务会议进行讨论。他在当私方厂长时月薪300多元，比《大浪淘沙》作者、市局局长老革命朱道南还要高。高薪招徕了争议，李景可其人也引起了关注。市局总工程师、科技处处长、科技情报站站长马清源，想抽调李景可到市局工作。但李景可当时身份是工人，正在办理去香港定居的签证，一旦当干部，办签证就麻烦了。于是托辞把我推荐给马清源。李景可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要我斟酌好，到时候有个思想准备。
1980年5月中旬一个星期六的下午，马清源派了一位王工程师，来砖厂找我谈话，要我写一篇关于制砖机械改革设想的文章，他下星期一来取，报送科技处马总。李景可告诉我，这主要是对我文字能力的突击考察，要我尽力而为。
我利用周日一天的时间，全凭李景可给我的一本参考资料，和自己十几年的实践经验，匆匆写成了一篇急就章，还把题目改成《对当前煤渣砖制砖机械改革的一点看法》。
文章开宗明义写道：“1965年，当我刚从军马场回来，由牧马人成为敲坯工的时候，砖厂恰好废弃了扁担式榔头机，改用生产能力较高的夹板木锤成型工艺。这种当时被普遍使用的土制设备，恐怕就是我国最早的煤渣砖制砖机械吧。”然后，论述了从锤击式、杠杆式、液压式的沿革进程和利弊得失。
马总阅看后，大加赞赏，说单从题目的调整上看，这个年轻人很谦虚而且得体，这个人我要定了。之后就同南市区房地局科技情报分站站长、修缮科长郭伯英协商调人。不料，郭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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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刚接受职工教育工作，为应付市局查看我档案时才发现我是师范生，正是他急需用的人，便借口说我不适宜搞科技工作，决定调我去区局。我接受了郭的建议。
当现场指挥当得好好的，离开黄浦江畔的生产车间和相处了十几年的同事，我还有点依依不舍，但上调市局搞教育自然更合心意。当时我不懂趁机提出待遇和家庭的住房问题，只提出了三个条件：必须有一所正规学校、有一支师资队伍、有一个明确职务。老于世故的郭科长一口答应，但强调区局正在用人之际，要我先报到工作起来再说，保证水到渠成。
我离开了当了14年“油博士”的南市煤渣砖厂，去了文革时感到高不可攀的陆家浜路821号南市区房地局报到。
五十九、劫后生涯（上）：区房地局九年
1958年的反右，我是在劫难逃，到1979年改正，这一劫整整21年，我做了21年的苦力。1980年后，我被落实了政策，到1997年，一晃18年，又开始了我18年的劫后生涯。
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做了18年马上王，我这劫后18年，也算是做了18年游兵散勇的草头王。由于，我有与生俱来的苏东坡式的不善阿谀奉承、不会巧言令色、不谙人际关系、不肯见风使舵，这些不合时宜的秉性，18年来，我只落得貌似有声有色，实质庸庸碌碌的“三分职务、七分权力、十二分作用”的命运，验证了“性格决定一切”的宿命。
劫难中的21年，几乎耗尽了我全部宝贵的青春年华，简直是度日如年。而劫后的18年，加上退休后，身处社会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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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而不休发挥余热的9年总共27年，反而是弹指一瞬间。这27年，理应是轰轰烈烈奉献社会的灿烂的人生收获期，而同惊心动魄的劫难中的21年相比，却已经成为强弩之末，就像一杯白开水淡而无味了。我的劫后生涯27年，什么内容并不重要，不论是市、区房地产职工教育，还是市房地产行业协会，却都与 “房”与“九”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0－1988，这劫难后的第一个九年，我是在南市区房地局渡过的（1986年“土地”一块划出单独建制，原房地局更名为房产管理局）。
在这九年里，我致力于区局系统的职工教育。学历层次从小学到大专；管理内容从协调关系到教学工作；涉及范围从房管所到修建、材料公司共两千余青壮年职工。我不但负责教学行政，还兼任几门学科的授课。我最爱听的称呼，从野营拉练时同事叫我的“花医生”，现在又多了一个“花老师”。这是地球上两个最神圣的职业啊。我最看重的回报，不是各种先进荣誉称号，而是学生在课堂里对我讲课和提问的质疑和争论。有学生说“听你讲课是一种享受”。这是青年人思想长期被禁锢、在我那里一旦获得释放和自由交流而产生的溢美之词。
1980年初，国家教委发了一个开展职工教育的8号文件，组织职工补文化、补技术（简称“双补”）。南市区房地局把这项任务交给修缮科。科长郭伯英是一个资深老干部，是他主动向区局请命搞“双补”的。我正是他无意之中物色到的第一个人选。1980年7月，我被区局安排在黄陂南路331号南房局技校上班，干的却是区局系统的职工教育。
刚到黄陂路的时候，区局让我先熟悉情况。学校看我闲着无事，正好食堂管理员退休，便要我兼任。在短缺经济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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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肥缺，不少教工有意染指争取这个职务，但学校一概不同意，我却不知好歹谢绝了。而学校书记还说，就是要让我这样不想做的人做才放心。
不久区局给我正式下达了开展“双补”教育的任务。1981年9月，我调回南房局办公，但人事关系仍在技校。
按教委8号文有关精神，我借用市南、市八两所中学，对南市区局下属近二千名适龄青年职工，组织了一次文化水平测试，在测试基础上，分班、分期组织入学。但人多面广时间紧，这就涉及到师资和教学基地两大难题。
郭伯英说先解决教学基地，嘱我要做通区局对面斜桥房管所所长吴荣关的工作，要他让出一个料具间，以大修名义批钱，在料具间上加层，增建两个教室。
吴所长给了我一个软钉子，虽然一口答应，但要区局另外给他一个料具间过渡。郭伯英责怪我，为什么不以“上吃落”的口气强令他自行解决过渡。我想不到这个自诩“邓小平一条船上的人”竟会如此官僚，初出茅庐不知天高地厚的我，竟然顶了他一句：“你自己去说，吴所长若答应了，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他自然没有去，只是悻悻然地说：“什么事都要我去说，我还要你干什么。”这是我同郭伯英第一次红脸。
郭伯英印刷厂学徒出身，解放前参加过地下党外围组织，人很能干，只是眼高手低，以老资格自居，同事间关系很僵。区局上下也睁着眼睛看我和郭伯英如何搭配，如何解决这两个似乎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把规模大、难度高的职工教育开展起来。郭伯英为了安抚我，郑重其事地对我说：“老花，我是一个老‘运动员’，我要为你解决职务和党籍，你也要为我解决师资和基地。好好干，咱们都是邓小平一条船上的人！” 3 1 3
怎样才能为一条船上的老挨整的‘运动员’解决这两个问题呢？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想到了高中时曾经为钱允仪老师代过夜校语文课的事，何不到附近师资好的中学去走走，看有没有合作的机会，如果有，两个问题岂不一了百了吗。就这样，我终于找到了同敬业中学合作办学的机会。
敬业中学是一所重点中学，那时重点中学怕影响日校教学质量，不准办夜校。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知道了敬业教导主任黄老师是师院校友，熟人好办事，我一再承诺配合做好师资安排、加强教学管理。敬业出于对我的信任，正式建立了合作办学的关系，1980－1985年，一办就是五年。
刚开办时，我在敬业中学组织了初、高中二十几个班。敬业中学认为文化程度越低素质也越差，还有几个小学班，不同意办在他们学校。我只得像武训办学一样，苦口婆心、费尽唇舌另外找了就近的尚文中学办小学班。
市房管局当时也苦于师资和教学基地的问题无法解决，正在寻找开拓办学的渠道和路子，听说南市已经有成功的经验，分管职教的政治部主任张淑珍带队来考察。当她看到敬业中学整幢教学大楼，二十几个教室灯火通明，一千多青年职工孜孜以求、认真听讲，秩序良好，便找我谈话，有意调我去市局负责职工教育，或者去正在筹办的设在上海的建设部全国房教委办公室。郭伯英知道这个情况后，对张淑珍说：“你们要调花月初，无疑是砍掉我的一条膀子，我们正在研究要重用他，待区局有了自己的学校后，任命他担任校长。”
不久，区局找到了王家码头路222弄5号一幢私房，业主是一个去海外定居的商人，私房落政后，自愿把房子作价交公。区局在郭伯英的促成下，决定把这幢民宅交给学校作为校址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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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1982年5月，上海市南市区房地产管理局职工学校成立。郭伯英当真“上吃落”，从南房技校抽调了老教师沈黎洪，从露香房管所抽调了一个女青年陈小敏，从全日制中学商调了季志远和叶芝华，向社会招聘录用了一个上海大学应届毕业生张磊，配备了财会总务，开设了银行账户，还在南市区教育局登记立案,校长由副局长兼任，我被任命为副校长。老中青三结合济济一堂，连他一共七个人，热火朝天的干了起来。
业余教育每周一、四或三、五两个晚上上课，由学员事先选定。我除了开两个高中班的语文课外，还要负责学校的管理。一次，有个一贯不守纪律、但在学员中很吃得开的房管所小泥工，上课喝起酒、吃起大闸蟹来，醉醺醺的满脸通红。教师害怕出事，只得退出教室要我去处理。我义不容辞走进教室到小泥工面前，还未开㝉，小泥工站起对我当胸就是一拳。说时迟那时快，我赶紧侧身轻舒猿臂伸手擒住了小泥工的手腕，四两拨千斤顺势往下一拧一拗，也许用力大了些，小泥工大呼“喔唷哇！喔唷哇！操那！看不出，侬倒蛮有点力气格！”
想不到，小时候师傅教我练就的一点功夫今天用上了，更何况我天生双掌都是通关手。那时儿子读书不用功，一次强词夺理辩说“十六铺自由市场的万元户，没有一个是读书读出来的”，当时是大热天，儿子光着上身，我盛怒之下，一巴掌在儿子背上打出了五个手指印。我这才知道老祖母说的“女通关，看米间；男通关，坐牢监”的道理。自己当真落手很重。
这天，我一伸手制服了桀骜不驯的小泥工，他踉跄着一边逃跑一边吼叫“在学校里算你狠，你敢跟我出去会会阿拉阿哥吗！”我自是不与理会。第二天，我通知了人称阎罗王的小泥工的所长，要小泥工停课检查。 3 1 5
隔天一早，阎罗王领了自己的小鬼（小泥工），到王家码头学校向我道歉，并送来了小泥工的保证书，要求继续上课。阎罗王见我接受了继续上课的要求后，便顺路去了区局。我也要外出办事推了自行车出门。真是不打不相识，小泥工与我谈得十分投机，一路跟我走到中华路口，待转弯分手时还在对我说阎罗王如何厉害的事。我只得把自行车停在路角听他说。
稍顷，身后突然有汽车嗽叭声，转身一看，是一辆武警吉普车。当时武警刚成立，是个新生事物，我疑惑地猜测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不料嗽叭声又响了起来，这才意识到嗽叭声正是冲我们来的。
我想，王家码头路虽说是条小马路，你要转弯怎么也不该斜刺里开到路角的吧。我正准备同小泥工告别赶紧离开，谁知警车里探出了头戴大盖帽的半个身躯大声喊叫：“带耳朵了没有？让道！”闻听此言，我欲行又止，心想明明是你逆行违章，却要我让道，还这么不可一世、出口伤人？我就是不让！难道你还敢从我身上碾过去不成。我以退为进回答说：“请你告诉我，我为什么要让道，也好让我以后接受教训。”
“大盖帽”索性跳下车来，一把拉住我自行车龙头说：“上车！噜嗦什么，跟我到局里去接受教训。”这时四周已经围了许多人。我兀自一惊，脑海里汹涌而激烈地翻腾起来。
我急中生智地对“大盖帽”说：“附近有家照相馆，请你叫一个摄影师来把现场拍下来，我马上跟你走！”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是，外强中干的“大盖帽”却涨红着脸翻身上了车。发动机呼隆隆地响了两声，一声是倒、一声是进，吉普车从我身旁疾驰而去。
紧张得一声不吭的小泥工，伸出大拇指，从喉咙里挤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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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字“好！”这时我才感到有点后怕，手掌心也沁出了汗水。小泥工从此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学校秩序也好了许多。
我从此在南房系统出了名。老干部俞士贻推荐我担任本系统职工子女生产自救组织“建业合作社”的教育顾问。合作社从事建材经营，发起人和组织者是房管所的工会主席陈忠良。
那时，我两个孩子已经上学，我除了做好学校本职工作外，业余时间兼职担任一些教育、教学工作，也可增加一些收入，便欣然接受了陈忠良的邀请。我十分敬重陈忠良的敬业精神，为合作社写了社歌歌词，唐宝祥请顾炳泉谱了曲。
一次陈忠良去我家走访，见室内墙面石灰驳落、电线老化，便安排会泥木油漆的社员，为我木结构的老房子装修粉刷一新。至于电线老化，他们没有水电工，我想到了砖厂电工间的好朋友金祖强。热情爽快的小金二话不说，花了整整一个休息日，为我家重新布线和铰牙排管、按上龙头，免除了我家电线漏电走火之忧和日常用水上下奔波之苦。与此同时，我的一个学生、小东门房管所的王国铭也趁此机会用角铁、起舱板，为我搭了一间阁楼，总算解决了女儿多年没有单独房间的尴尬。
谁说祸不单行、福无双至，我家这段时间却是好事连连。我获得谢希德签署的“科普之家”荣誉后，受地区竭诚邀请，为居民义务开讲《家庭管理学》。小东门街道对我历年所作的贡献，特别嘉奖使用平价液化气。那时，老城厢大多数人家没有煤气。至此，我家水电煤配套基本齐全了。
至于卫生，还是用马桶，倒马桶成了我家油盐柴米酱醋茶之外的第八件事，我责无旁贷地几十年一贯制倒到了2002年12月15日举家搬迁浦东。包括大东门、新开河在内的小东门地区，在我生平中留下了太多、太深的烙印，见《东门颂》： 3 1 7
物华天宝小东门，人杰地灵旧里屯；
黄浦江边多少事，晚千阁暖笑乾坤。
这时，那个已经闻名全国的陈忠良，为扩大合作社业务引发的经济问题，遭到非议，他为表明清白寻了短见。我也结束了建业合作社的兼职。
此后，直到退休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受朋友邀请、也为贴补家用，与老同学李吉祥的第一继续教育学院合作办学；在几个区的职工学校兼课。我每天早出晚归，拼命工作。
不久南房技校被市局收回，我的人事关系被南房局留了下来。我在两次外力推动下，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一次是市局马清源要人，同事李景可推荐，我得以进入了区房地局；一次是市局张淑珍要人，我才当上了职工学校的专职副校长。屈指算来，那年我45岁，据载，正是唐朝大诗人杜甫当上八品小官左拾遗的年龄。
我走马上任伊始，除开办“双补”文化班外，针对房地系统人员文化普遍偏低，在当时盛行开设高考前系统复习的高复班时，力排众议，新开了中考前系统复习的中复班。中复班学期半年，委托区成人中专数师上课，我们负责管理。
这个班，大受局科室、房管所和修建、材料公司青年的欢迎，纷纷报名学习。区成人中专刚复校，开了两个复习班，就有一个班全是区房地系统的。当时，市建委土木建筑学院院长张昌炽在复习班任课。此人也是右派落政不久，他听学员反映，南市区房地局有个花老师热心职工教育，便专诚到我家又到区局要我去学院附属中专搞管理，被郭伯英拒绝。
中考结束后，区房地系统复习班职工大部分都过了关，郭伯英却要我向中考办争取全部录取。中考办负责人顾葆初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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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中专校长，经张昌炽的介绍，我同他一再恳谈，他说教委授权给他录取分数线可放五分，他同意给我放三分，差得多的就爱莫能助了。但是郭伯英还是不满足，在办公会上，要我务必力争把一个没有参加考试的区局武装部负责人录取。他教我对中考办谎称“考试那天市公安局有大案，区局武装部有任务，没法去考试”。而且，颐指气使地对我强调说：“这是死命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当时（而今依然），我不懂得如何曲意奉承这类独断专横的领导。其实，即使阳奉阴违也行，只要表面上维护他们的威信，假意接受去办，唯唯诺诺，亦步亦趋，求得他们的欢心就万事大吉了，最后办得成办不成又有何妨。何况，我的仕途命运还全都捏在他们如来佛的手掌心中呢。当然，当时我即使明白也个中奥妙，不愿意去这样做。政治上永远幼稚的我只感到这太过份了！这种违背常理的话，怎么会出之于“邓小平一条船上的人”之口的呢？
我这个人也太冲动，一点面子也不给他，当着众多一起开会教工的面，来了一个针锋相对的回答，说：“这件事，我去办，肯定是‘只会失败，不会成功’。既然武装部长为市公安局办大案误了考试，那你为什么不请市公安局直接‘上吃落’（郭伯英口头语）去打招呼呢。”
郭伯英闻听我大逆不道地学他的口气，气得面色铁青，突然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提高了嗓门，话锋一转说：
“有人公然违抗组织决定，目无组织纪律，目无上级领导，这是什么性质？！这是什么立场？！”
与会同事被这个突然其来的紧张局面吓得发呆了，一个个面面相觑地看着我、看看郭伯英。我脑际蓦地浮现出反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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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时批斗的情景场面，老运动员郭伯英摇身一变，成了当年常见的大大小小凶神恶煞般的独裁者、帽子公司总经理。
我这个人吃软不吃硬，干脆也来个破罐子破摔，站起身来说：“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这是右派立场！第二次反右斗争开始了！”说罢气冲冲地离开了会场。
会，当然不欢而散。会后，没有人敢提起这次风波。新进的几位教师，说穿了有的是冲着房地局容易分到房子而来的，尽管孰是孰非心知肚明，但为了各自的小算盘，没有人敢挺身而出为我说句公道话。
不久，区房地局体制改革，房地分离，成立“房管”和“土地”两个局。为加强经济实体，房产管理局中分离出一个房产经营公司，改成小局大公司。郭伯英过高估计了自己，没有如愿提拔当局长，也没有进公司当总经理，却去了设在市房地局的全国房教委办公室，就是市局政教处张淑珍要我去而郭伯英说等于砍他膀子不同意我去的那个单位。
1986年10月，南房局成立教育培训中心，保留职工学校体制，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我任副主任、副校长，还增加了一名分管职工技术考核的副主任。区局系统职工教育调整由宣传科负责，科长便是当年砖厂的党支部书记应国法。
应国法对我说是知人善任也好，说是善于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也好，倒是极大地调动了我的工作热情。他十分懂得关心人，我爱人生病住院，他组织教工看望；我祖母去世，他组织教工帮助治丧，还集体参加了追悼会。追悼会后，为减轻我的负担，他不让一个教工去吃豆腐羹饭。
我费尽心计借用社会力量同敬业中学合作办学，解决了基地和师资问题，还另辟蹊径开办了中复班，几乎全部录取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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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区局系统开出了一个中专班。
之后我又编写了《语法.逻辑.修辞》及《房产公文写作》的普及本，作为培训班的辅助教材，帮助青年职工打好语言文字表达和应用的基础；还别开生面地编写和开讲了《青工政治轮训中国史讲稿》，帮助青工快速了解中华民族的过去，以激发爱国热情。这些课都受到了欢迎。为此，我有幸参加了市总工会组织的杭州屏风山疗养，有五律《屏风山》一首，记录了我当时兴奋激动的心情：
众贤欣会地，气象自崔巍，一水染青绿，五云托翠微。既经长夜雨，且喜早春晖，莫道此行暂，人归心未归。
我对学生付出了艰辛，学生对我也有回报，80年代中的一次区人代会选举，我的学生自发地一再联名推举我为候选人。因为我不是上面预先圈定的人选，区房地局也不敢违背民意，把我的情况上交到区城建办，请上级定夺。城建办召集南房局选民代表开了一次协调会，不说花月初不行，只说区人代会要一名青年人的代表，花月初已经40好几了，不符合条件。选民代表辩说，花老师了解我们青年，同我们青年有共同语言，完全能够代表我们青年。老谋深算的城建办领导，见一计不成，再来一计，改弦易辙说，这个人选不但要能代表青年，还要能代表浦东地区青年。
我当年住在杨渡街是浦西，如果住在浦东，他可能会说要一个住在浦西的代表了，关键只是不要花月初当候选人，要他们内定的人才行。我如果想要当这个代表，搬家也来不及。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可爱的拥趸们只好就此作罢，我的姓名没有出现在正式候选人名单上。选举现场，我还是获得不少选票。当天一结束，拥趸们一涌而上，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激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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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知选不上，我们还是庄严地投了你神圣的一票！”
我没有把这些过眼烟云的名利放在心上，我看重在区房地局职工学校任内引以为自豪的两项业绩：一是同中等教育家翁曙冠校长的敬业中学建立了五年友好合作关系；二是突破了社会上有关部门、有关人员对职工教育歧视的壁垒，率先在全市房地系统争取到当时占工资相当比例的教龄津贴。
1986年初，我得悉国家教委、劳动部等机关发文明确，八五年调整工资时执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资等级标准的普通中小学、中专技校、业余中学等都属于实行教龄津贴的范围。我在市房管局劳资处看到了文件，感到我所在学校符合条件，便逐级反映提出要求。结果是，有的拒绝接待，有的接待了，答复不是互相推诿，就是模棱两可，也有说上海成人教育无实行的单位，无参照依据。为此，我在同年7月先后去信上海市委吴邦国副书记和国家教委李鹏主任，但都没有回复。
同年11月24日，我见《解放日报》刋发了《成人教育学校教龄津贴如何实施细则》一文后，感到正好回复了我去信的要求，就向区局劳动人事科再次提出要求。他们答复区局职校即使符合条件，但未接上级区城建办通知，无法执行。我去区城建办，回答说未见到文件。我说，我已在市房管局劳动工资处见到了文件，该处相告，我们的教龄津贴由区城建办管。城建办只好推托敷衍说，主管单位是区人事局。
当然，我立马走访了区人事局。不料，接待我的是人事局的一位干事，之前我与他已见过一面。他仍然首先表示不能接待我，要我按顺序逐级上报，但又退了一步说，既然来了，就再接待一次。我反映了对照《解放日报》刋发的实施细则的情况，他却回答得很干脆，说此事早已下达城建办了（？！）。 322
我又只得再去城建办。这时没有退路的城建办，虽然承认我们学校是范围，但说，应该由区房地局劳动人事科行文报告。我转告区局劳动人事科，经办人说，文件有规定也没有用，全市没有一个区房地局实行教龄津贴，所以南市也不同意实行，更不同意行文。还说，有哪一个区实行了，我们也实行。于是，这件缺一口气就成功的事，眼看又要搁置下来了。
周而复始地转了这么大一个圈子，我这才发觉，原来这项政策只局限于符合条件的学校的几个教师，其它部门的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如果不是我认识市局劳资处，劳资处给我看到了文件，教龄津贴的事很可能就偃旗息鼓了。看来，我因为看到了文件，知道了政策，有了发言权，才能据理力争，这是我掌握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有利条件，也是一条同官府打交道可能获得成功的重要经验。
我感到这已经不是一个增加几元钱的事，而是涉及到这么多机关的这么多的人，存在着对我、对职校教师的认识偏差误区的问题了。于是我一不做二不休，又给新任区房地局党委书记王孝泓去信详说究竟。我说，既然审批权在城建办、人事局，区局打了报告批不批在他们，区局为什么引火烧身、自找麻烦不打报告呢。年经而有朝气的王书记见我说得通情达理，同劳人科协商后作出了变通的决定：由学校行文报区局劳人科，劳人科盖章后逐级呈报。
下面是我起草的《关于要求实行教龄津贴的请示报告》：
区局劳动人事科：
南市区房地局职工学校，坐落南市区王家码头路222弄5号，现有专职副校长一名，教导主任、总务主任各一名，专职教师五名，其他后勤人员若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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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在一九八二年五月十日，由上海市房地产管理局《沪房〔82〕教字第159号》文批复建制；一九八五年三月八日，由南市区教育局《南教〔85〕立字第30号》文批准立案。
我校是职工教育教学实施单位，前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开办青年职工的文化补课，小学、初中、高中的学历教育和中专、大专的辅导班。目前除继续开设高中文化班外，还配合岗位培训，开设中级工应知理论班和组织各类管理人员的短期轮训讲座，充分体现和发挥了职工学校在成人教育领域的多功能作用。
根据《沪人〔1986〕字第80号》文，我校系“列入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改革范围，经市教育主管部门批准的成建制的成人中等教育学校”，属于可以实行教龄津贴的范围，特此提出申请。
未知当否，请予转呈有关主管部门审批。
南市区房地局职工学校
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二日
报告上去之后，一晃数月依然石沉大海，教龄津贴第二轮交道再次搁浅。我受众教师之托，被迫开始第三轮的走访和去信，结果还是大象屁股推不动，外甥提灯笼照旧（舅）。
那时，南市区人代会结束后，原区团委书记、也是右派出身的作家李伦新，重新起用当选为南市区区长。闲聊中，我偶然听到区教育局成教处干部老王说起李是他家的邻居，还没有搬家，便萌生了写信给李区长、请老王为我转交的想法。
我在信上提出：“落实政策，不能听人信口雌黄，而是谁正确就听谁的，文件最正确，所以要听文件的、按文件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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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把党的政策阳光，锁在负责落实政策的领导同志办公桌的抽屉里！”我的说法，得到老王的赞赏和支持，当天就把信交给了李区长。李区长也很快给了我答复，并通知区人事局接待我，落实解决。
这次轮到区人事局主动通知接待我了，而且是局长沈义魁亲自接待，规格上了几个档次。果然如同我给区长要求的，沈局长同我一起对照文件，逐条讨论。他说我们学校基本条件都符合，问题是，中央文件还强调了即使符合条件的下列单位不属范围，这些单位依次是：“教育培训中心、高校成人教育、成人中专、机关事业单位开设的培训班。”他指着文件上的“教育培训中心”说，你们学校是教育培训中心，所以仍然不是范围。
我早已在市局劳资处仔细看过了这个文件，对沈局长提出的问题，我早已成竹在胸，我回答说：
一、南房局教育培训中心同学校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学校仍然存在，可到区教育局查证；
二、我们的中心，不是文件上所指的中心。理由：我们的中心，是区局（处级）下属的一个科级单位，而按文件顺序排列在“高校成人教育”之前的“教育培训中心”，却是处级以上（含处级）的单位；
三、如果我们的中心，不是文件上的中心，而是一个科级成人教育单位，就属于实行教龄津贴范围；如果我们的中心，是文件上所指的中心，那么，我们不属于实行教龄津贴范围，但是必须调整我们的职级，承认我们是处级或处级以上的单位，给予我们相应的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两者必居其一。
见沈局长沉吟不语，若有所思，我脑海中一个想法突然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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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将出来，便得理不饶人乘胜追击、即兴大肆发挥了一通。我说：“打个比方，我与你沈局长考同一份政策的试卷，这份试卷10道题，每题10分。现在你局长答对了九道题，得90分，是高分；我只答对一道题，得10分，不及格。我要说的是，局长同志，你答错的这道题，恰恰就是我答对那道题。这道题就是教龄津贴政策！教龄津贴这条政策，你我都应该听文件的，我的理解如果正确，也就是说，你得听我的。”
结果不言而喻，沈局长不无尴尬地点头称是，要我结合他提出的另外几个具体问题，再打一份报告。1987年6月12日，我重新写了一份《几点补充说明》。不久，区人事局一份《关于同意南市区房管局职工学校〈关于要求实行教龄津贴的请示报告〉的批复》直接下发南市区房地产管理局。
一项有明文规定、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政策，在一些人手里复杂化了，把政策的阳光深深地紧锁在办公桌的抽屉里。
我花了长达一年时间，周而复始、几经波折，终于突破了壁垒、功德圆满，成功了！我的生活经历中，又增添了活色生香的敢于抗争的一例。
如同户口申报、右派改正一样，解决好这些事，都要有坚定不移、费尽心计、百折不挠、多方周旋的决心、信心和恒心，才能侥幸得逞的。这几桩事我是成功了，还有多少桩是没有成功的呢？还有多少人的多少事，是没有成功的呢？！政府机关的门难进、人难见、事难办，既有办事和管事双方的人的自身素质的问题，又有更为深层次的体制、机制和制度的问题。确立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谈何容易，任重而道远啊。三千大千世界芸芸众生，艰难险阻处处有、时时有，我眉心那颗痣，早已告诉我注定是个“多诉讼”的人。 326
当然，也有虽在情理之中、却是意料之外的事。1986年，我偶然见到《解放日报》报道了国家正在解决冤假错案历史遗留问题的消息，喜出望外地又一次向市公安局为祖父反革命问题提出了复查申诉。一开始仍未被受理，理由是祖父自己病死狱中，未判刑。
我反驳道：祖父对解放有功却被逮捕致死，我在1958年又因为祖父翻案受株连而被定为右派，冤之又冤，岂能不理。公安局理屈辞穷，这才受理立案，但又要我找到解放前掩护过的地下工作者。这几乎是变相拒绝，差一点又要不了了之。
也是祖父母地下有灵，1987年3月，我接到龙华火葬场迁移祖母遗骨的通知，我去董家渡天主堂为祖母去世三周年做追思弥撒时，神父向我介绍，可把祖母遗骨存放到松江泗泾的天主教区息安骨灰堂。
我骑自行车赶到泗泾，办妥了遗骨存放手续，意外见到了要寻找的朱恩怀母亲董贵民的墓碑。回来报告公安局，通过董的家属找到了她的儿子朱恩怀。1987年6月6日，上海市公安局发出（87）沪公落办0136号《决定书》，对祖父作出“解放前除对码头工人有一定的经济剥削外，无其它罪行，且对革命工作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结论。
一个“对革命工作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人，却被当作反革命被捕致死，天下还有公理吗！呜呼哀哉，伏维尚饗……
这年我被评为上海市成人教育先进个人，还见了报。多年以来，正在四处寻找我的师院中文科21班同学，在报上见到了我的姓名，大有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之感，刘德强、蔡寿春他们找到了我的联系方式、同我通了电话后，发来一封充满思念之情的聚会邀请信。信中写道： 3 2 7
“我们曾在同一教室里攻读，也曾在同一校园里高谈阔论。也许是对同窗的思念，也许是人过中年容易涌起一种对青年时期的依恋。不过，无论如何，同窗学友的相聚，将会给我们留下美好的回忆，再现年青时代生活的情景。
如果，当年我们同学之间曾有过摩擦，也愿这次聚会能起着抚慰心灵的作用。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将共同寻求合作，理解和支持，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充实……”
凭我的直觉，这封简短而含义深长的信，想必出自当年同我一起抄写《花间集》的蔡寿春的手笔。30多年弹指而过，一幕幕往事历历在目。我虽然百感交集，浮想联翩，仍不记前嫌，欣然前往。
这天是星期日（校庆35周年）。上午九时，我如约来到刘德强单位市委党校一个教室的门口。只见教室里已经坐满了人，记得是李淑娟吧，她操着一口清脆的普通话，对我问道“你找谁？”
我已经认出他（她）来了，是他（她）们！自从我接受“劳动考察”离开他（她）们，已经有30多年了，不少人的脸上，都已经留下了岁月无情的刻纹，有的更是两鬓斑白了！除蔡刘李三位外，坐在蔡身旁的是他的妻子任筠霞，任身旁是赵婉珍，赵身旁的是申宝玉，申身旁的是王爱伦，还有马建业、黎民献、陆仁兴、穆惠、张兰珍、秦秀朴，只是没有看见周道南、滕树彤、凌哲生、王仁瑞、王梅仙、孙时伟、夏根福、吴清冽、尤民乐、张璞、屠淑珍和顾秀英，到了有整整半个班的人。
这里特别要补上一段几乎被遗忘的事。二十年后，在一次同学聚会时，刘德强告诉我，当时学生科长多次通知班团支部书记、反右中心组组长申宝玉说“花月初是右派，你要发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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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开展对他的批判。”申坚持说班里没有右派，花月初不可能反党反社会主义。不久申因温情主义严重被撤销了一切职务，从另班调派了一个党员学生干部王爱伦接替申的职务。最终我还是被打成了右派。呜呼，宝玉啊宝玉，请接受我这个老右派过了半个多世纪的迟到的歉意吧。
当天，满头银发的李淑娟，可能还有别人，自己“乡音无改鬓毛衰”，却对我“笑问客从何处来”，竟是认不出我来了。我身不由己地脱口而出“我不就是写《天骂篇》的花月初吗”。1979年，我为落政在学生科自我介绍的也是这句刺耳的话。是耿耿于怀的牢骚？还是自鸣得意的炫耀？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郭伯英已经为我敲过警钟，如果有第二次反右，悬了。我刺耳的话音未落，教室里一片哗然，一拥而上……。中午又是举杯畅饮，又是缅怀往事，抚平了30年的创伤。
只有能宽恕别人的人，才能得到上帝的宽恕。30多年的是是非非，恍若隔世，大家都是被愚弄的，过去了的就让它过去吧。往事皆似烟，一笑泯恩愁，如果有班史的话，这天是师院中文科21班班史中的重要时刻！
这次见面之后，除李淑娟患脑梗不便走动外，其它十几个人，不定期的相约见面，聚谈交流。又过了10年，才见到当年称赞天骂篇有建安风骨的周道南，同学圈子里，增加了一个80开外的老右派，我倒是感到格外高兴的。
值得记一笔的是，那个与我同寝室有上下铺之谊的王梅仙，知道我的消息后，不顾自己重听，执意要同我见面。我有七绝《赠梅仙》记之：
四十余年伤别离，纷纭笔话亦唏嘘，
风流才子多情汉，冬日融融仍可期。 3 2 9
那时候，市房管局教育处经常组织各区开展交流学习活动，我有机会同市、区同行接触，他们对我也渐渐熟悉起来。一次，教育处那个高个子老卞通知我，陶泽祥、田兵两位处长约我面谈，说市政府同全市各委办局24家单位签订协议，限期各报一篇论文。市房地局的题目是《论职工教育与人才培养》，先前已经有市局教育处的老卞牵头，由干校的薛永理、黄浦的毛佳梁、虹口的吴泽南等办学干部组成写作组。后来说，写出的稿子像工作总结不符合论文要求，写作组已几经修改，感到力不从心无法再改。老卞提出“让南市的花老师来试一试推倒重写”。孰料，这一试又改变了我人生道路的轨迹。
我问了情况知道，协议约定的交稿时间还只有一周，加上要提前二、三天给市局领导过目，已经到了山穷水尽实在没有回旋余地了。他对我苦苦恳求说，无论如何要帮忙，不行也得行。我在虚荣心的支配下，只得答应三、四天完成。
我盘算了一下，决定第一天先立出提纲，去单位收集资料，后两天就在家动笔了。为了把稿子如期赶出来，我几乎是没日没夜、废寝忘食地奋笔疾书。第二天深夜写出初稿，第三天一边修改一边誊清，一篇一万多字的论文，竟完成了！第四天文章交上去，陶田两位处长翻阅过后，当即拍板打印送分管局长。之后却没有了下文。
第二年我偶然听到一个写作组成员相告，市府在24篇论文中确定了4篇送京、津、沪职工教育会议交流。上海房管局的《论职工教育与人才培养》正是其中一篇。
我问了老卞，他只是装糊涂说不知道，我向他索要成文的稿子，也说没有。我当时没有留底，三天废寝忘食的辛苦，付诸东流了，我又做了一次“无名英雄”。唯一的作用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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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认可了我的作用。不久，我被上调市局中专，并长期借调市局教育处工作。这篇文章成为我劫后生涯的又一个转折点。
六十、劫后生涯（中）：市房地局九年
1988－1997，这劫难后的第二个九年，也是我在临退休前的九年，我是在上海市房产管理局渡过的（1995年房管又同“土地”合并，重新恢复原名房地产管理局）。
1988年8月底，还是市局教育处那个大个子老卞，作为南房职校的稀客，来王家码头找我。卑微似我辈，对市局来的干部，都是奉为上宾、敬若神明的。一番寒暄之后，他说，为加强系统职工教育，教育处商议后提名，经报请领导同意，决定调我去市局；我如接受，他即去区局办理商调事宜。我知道，只要我本人愿意，区局职工教育已经缩小了规模，更何况发生了教龄津贴纠葛后，我要走人，区局是正中下怀、求之不得的事，哪还会有什么问题。
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这是常理。市房管局前身为房地局，那时是在延安东路2号一幢名叫亚西亚大厦的大楼里办公。据说这是上海开埠后兴建的第一座大楼，在黄浦江边上，离家也很近。在这样的大楼里办公，能不令人心驰神往么。况且，我在南市为办教龄津贴，尤其是我办的复习班，送出一批批中专生、大专生，我成了这些职工的代言人，给在位既得利益者带来了威胁，已经惹得不少人敢怒不敢言、心怀叵测，我的日子也不好过，而今有机会调离，岂有不愿之理。我把老卞对我隐瞒论文的事抛在脑后，一口答应了。 3 3 1
后来我才懂得，既然人家有求于我，精明一点的人，或者说市场意识强一点的人，都会欲擒故纵，假惺惺地半推半就，强调一些困难，提出一些要求，诸如职位啊、待遇啊、房子啊什么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当时向房地局要一套房子，或至少落实一下被侵占的杨家渡的房子问题，那都是顺理成章、理所应当的事。但是我不，一桩也没有提。不久，便满怀憧憬、兴致盎然地去市房地局报到了。
我这个人，命中注定是一个多纠纷、多磨难、多曲折的人。教育处田兵的后任处长林之栋陪我到干部处报到。干部处处长张宝堂却告诉我，我的工作关系在市局教育处，因机关控制编制一时难进，人事关系只好暂时放到市局直属单位的中专学校去，作为正式借调使用，负责全系统的职工岗位培训和成人中专教育。市局和中专的工作，要我两头兼顾。
后来我才醒悟，在市局九年里，在去留问题上，我至少犯过同样的三次错，这是第一次。所谓的“暂时”，由于我的一错再错，一晃就是九年，“暂时”到1997年退休。
当时我想，我是师范出身，到中专去也不错，毕竟是一所正规学校，比南房职校强，就按市局的说法去了中专。
当时的中专，全称是上海市房地产管理中等专业学校，职前、职后两块牌子一套班子。职前职后，都开设管理和修建两个专业，十几个班级，都是全日制的。学校书记是田维昌，校长是钱则林，副校长陈星浩和张明山，校址在龙华西路323号，离家很远，骑自行车要个把小时。我负责职后一块。
报到那天，我见到学生科的陈黛玉（市局桑荣林局长的夫人），她为招生到南市来过，认识我。她对我说，职工中专快打烊（注销）了，你来做什么。我这才暗暗感到市局这样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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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实意图，让我负责职后的成人教育，估计是成人教育遇到什么困难了。原来，这又是一次临危授命，倒也恰恰满足了我乐意从事挑战性工作的心理。
1988年9月9日，中专发了《沪房校（88）字第22号文》任命我为职教科科长（无意中得罪了被免职的前任科长老黄，为以后的工作埋下了隐患）。不久，学校安排我带了七位教师，单独去漕溪北路41号，挂“上海市房产管理局职工中等专业学校”的牌子，同市局干部学校、党校、电大分校合署办公。
为两面兼顾，开始一段时间，我周二、五在教育处，另外四天在龙华和漕溪路，还穿插着下基层各教学点。学校工作面很广，但总共八个人，只有房校职教资深老教师盛梧曾和为了分房引进的中年教师陈家驹能上课外，其余的，不是学校体制改革整顿重新组合进来的，就是上级领导递条子从外单位调进学校、安排到职教科要我“消化”的。我们几个一直游离在学校本部之外，我就是这样一支队伍的草头王。
当时，职工中专只有校内校外五个学历班，任课教师由学校统一安排，班级半数临近毕业，职工中专面临新的生源问题。学校管理混乱，上课放任自流，给学生乱放假，严重影响了用人单位的工学矛盾。各区纷纷向市局教育处反映，要求整顿教学秩序，指名道姓要求撤换职工中专负责人。但当时学校校长患病住院，长期无人过问。为此，校外闸北、黄浦区房管局和市修建公司三个班学生的所在单位，用拒付学费表示抗议，更不必说继续输送生源了。
面对这副烂摊子，我咨询了教育处，处长林之栋这才吐露了实情，嘱我今年岁末三个月，当务之急只要调整好同三个教学点的关系，就算上上大吉完成任务了。 3 3 3
我对这个攘内必先安外的特殊任务发生了兴趣。于是，我骑着老坦克自行车，开始对这三个单位上门走访，打招呼、听意见、提措施。他们有感于我的真诚的态度，或许也有感于对我右派身份的尊重，很快，我同闸北的诸幼琴、黄浦的蒋涯云、修建的陈妙富三位校长和他们的教师，达成了谅解，取得了共识，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化解了长期悬而不决的僵持关系。
之后，我在广泛开展调查、听取全市房管系统各级用人单位意见的基础上，利用同敬业中学合作办学所取得的经验，联合市局财务处、绿化站等业务主管单位，以及上海农学院等社会力量教学实体，建立了合作办学关系。于此同时，我努力与相关主管部门斡旋，市教育局成教处钱处长原是我在南市的熟人，他出于对我的了解和信任，先后批准开设了《房地产财会》、《房地产绿化》两个成人中专专业，开了当年申报、当年审批、当年招生的先河。这两个新专业，经统考录取了两个班，为学校拓宽了新的生源，为系统培养了适用的人材。
就在这段时间，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惊天地、泣鬼神的1989年春夏之交的同反右具有同等政治冲击影响的“64事件”，我带领我的一班人，每天穿过安静得出奇的街区，越过犬牙交错的路障，照常坚守岗位正常工作。
这次“动乱”之后不久，市教育局成教处，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分别召开了书记、校长和教务主任三个会议。按照我向成教处填报的学校情况登记，龙华西路收到了市教育局给书记、校长的会议通知，但学校在通知上都批了“请花月初同志参加”转给了我。结果三个会我一个人全包，被成教钱处长发现，给我的工作造成了麻烦。
还有一件事是，我进学校任职时埋下的隐患，也在这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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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终于冰消雪化、显山露水了。
职工中专《经营管理》毕业班卢湾区瑞金房管所的一个学员，一门学校自考学科没有考，总评分不合格，不能申报毕业，但学员坚持说参加了考试。班主任问了任课的叶老师，叶老师却说该生参加了考试，成绩是及格的，只是造册时遗漏了，要求补上一个及格成绩。
这件事很快在学校传开，叶老师是学校管理教研室的红人，大家眼睛盯着我，看我如何处置。班主任在填成绩申报毕业证书时，要我决定该生是否申报，我最后只得向叶老师索看该生考卷，叶老师却说考卷大扫除处理了。当我说学校规定考卷要保留三年时，这位学校的大牌教师，只得承认该生没有参加考试，要我网开一面，通融一次。
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我虽不是俊杰更不识时务，却坚持按教育局要求补考合格后才能毕业，作出暂不申报的决定。不料，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
先前负责职教工作，我到校后被免职的那位，伙同了管理教研室主任一起在学校借题发挥、大造舆论，说我吃里扒外。星期一校务会上，我强调了维护学校制度的严肃性，得到与会学校中层以上干部的赞赏。会后，老实巴交的陈星浩副校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早盼着我们学校能有一个人来捅捅马蜂窝，今天盼到了。我们学校需要你这样的人。”
这年年底，我获得了由学校上报、市房管局批准、市人事局印制的《荣誉证书》，同时给我颁发了从事职工教育30年教龄纪念证书。在筹办学校10周年校庆前，学校还大张旗鼓地作了通报表彰。《荣誉证书》是市房地系统的最高嘉奖，据说，学校建校10年来，我还是很少几个得到此奖的。至于“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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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教育30年教龄”云云，如同我落政时计算的干部革命工龄一样，都是新儒林外史中的精彩篇章。
说到学校10周年校庆，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那天陈星浩主持会议，当他介绍校长时，生怕把“钱则林”误读成“林则徐”，越担心越出错，尽管会前反复操练，结果还是说成了“林则徐”，引起一片哄堂大笑。后来在介绍局长时，又偏偏画蛇添足说：“坐在主席台中间，头上戴着帽子的是我们的桑荣林局长！”这次更把全场笑开了锅。那年代，“戴帽子”还是一个政治术语，一个“戴帽子”的刚刚受到表彰，一个“戴帽子”的又坐在主席台上，难怪把人惹得忍俊不禁、前俯后仰了。
我得到两张证书嘉奖后，教师党支部俞松杰找我谈话，说按我进学校后的表现和业绩，完全具备了共产党员的条件，党组织要破格发展我入党。之后，我只给党支部写了一封感谢信，没有写入党申请，也不知道入党介绍人是谁，他们居然开始了外调。据说在召开支部会议表决时，没有通过我入党。后来学校一位领导告诉我没通过的原因，主要是有人强烈反对。其中一人就是教硏室主任，他与学校两个领导号称房校“车马炮”，关系密切，教师支部自然是手臂拗不过大腿了。
不久，俞松杰不无感慨地对我说“你的入党问题，支部大会没通过，不同意的理由只有一句话：“花老师的能力很强，但能量也很大。”所说“能量大”颇有贬义。
这句话倒令人费解了，为什么“能力很强，能量很大”就不对了。入党与否原本没有在我意想之中，老友罗春德早已说我“不思上进”，不入也罢。可是，有人总以为我是党员，对之，我早发明了一个自我解嘲的说法：“我是中共非党员！”这就有了后来老友褚梅庭写的《戏赠月初兄》：“君为党外布尔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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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离休一战士。李广难封冯唐老，欲登青云待来世。”了
新专业开设以后的第二年，我接到市教育局通知，房地局职工中专必须加强力量，配备专职校长、教务人员，并在银行单独开户、设置财务独立核算，才能继续招生，否则停办整顿。成教处劝我直截了当向学校提出，不要象武训办学那样硬撑了。我在校务会上汇报了市成教处的意见，某些人又找到了话柄，说花月初要想当校长，搞独立王国。学校也以为教育局整顿停办的意见，只是说说而已，对此置之不理。学校是不是在顾忌我“能力很强，能量很大”呢。
1991年初，市局教育处处长林之栋退休，中专校长钱则林提任处长，技校王德明调任中专校长。
钱则林自知有病在身，就把我上调教育处办公，支撑局面。当时明确，我人事关系仍在学校，职务仍是职教科长，唯一的变化是，我不再分挂两头去学校上班了。对这个安排，我居然还是接受了，这是我在市局九年中，在去留问题上，极其愚蠢地第二次再犯的错误。
我到市局全职上班那天，教育处四个人除分管技工教育的青年洪俊伟正常上班外，其它三个都在职工医院住院，一个就是钱则林，还有两个是分管干部教育的徐进和内勤杨梅影，都是女同志。他们开玩笑说，可以在病房开处务会议了。
我在教育处做的第一件事是，酝酿成立市局岗位培训考核办公室（简称“考办”）。我拟的文上报分管局长蔡育天，1991年5月25日，市局《沪房（91）教字发第215号》文颁发，考办正式成立，我以“专职人员”身份，实施制定和执行职工培训计划、教学大纲、考试大纲和考核发证工作。
我在教育处除了负责处理日常工作外，为贯彻建设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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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文要求，还组织市属中企、经营、修建、材料、设备五公司，和各区、县房地局，全面开展修建工程队长、施工员、房管所长、房管员、产业资料员五个关键岗位的培训、考核，包括教学班设置的审定，培训计划的实施，教学、教研活动的组织和统考发证工作。尤其是在房管员和房管所长考核中，我开创的能力测试、实务考核和要求撰写实务论文的做法，在房地系统中尚属首次，受到了广泛的拥护和好评。
考办成立后，我工作范围更广泛了，除了市区的还有郊县的。我了解到，郊县房地部门要求培训的愿望是一致肯定的，只是在培训形式上有意见分歧，领导要求业余，职工要求脱产，这个矛盾长期以来都没有解决，所以，郊县的职工教育始终不能大面积的开展起来。对之，我多次走访了各郊县，在征得他们同意和支持后，提出了“分片设点，送教上门”的办法，除上海县到市区走读外；“川、南、奉”片以南汇为教学点；“松、金、青”片以松江为教学点；嘉定、闵行、崇明单独设点。这些教学班，一个月集中一周全脱产上课，较好地解决了培训形式上的分歧。
那时，包括崇明在内的九个郊县的培训全面拉开，我负责制订培训计划和课程的安排，由中专教师任课“送教上门”，一时间管理教研组教师都要超负荷，当时我也补缺任教《房产公文写作》、《房产经济学》等几门课。
九十年代初，又有一次区人大代表的选举，尽管我不在学校办公，但我人事关系还在学校，虽然有少数几个人反对，但大多数教职工仍自发地提名我为候选人。学校所在选区共有八个单位，其它七个单位都是企业，一个单位提出一人作为提名候选人，经过酝酿协商，最后确定两个正式候选人。那时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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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局，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其中一个正式候选人，还有一个是无线电厂的老代表。
选举那天，我的姓名有生以来第一次出现在国徽下被唱票。选举结束当天未公布结果，过了两天才公布。据告，当天两人得票都没有达到半数，七个企业单位不愿重选，最后在废票中挑出“有效”票，由老代表当选。
有人要我向选举委员会反映，这些情况有违选举法。那时，我正在接受市建委教育部门的培训工作检查，无暇顾及选举的事。更何况，我在同选民代表见面时就说过，自己从1958年到1979年，种过二年半田，养过二年半马，做过十六年工，是否能够当好代表，请选民们要慎重考虑。当时，一个好事者给我同那个当选的代表好有一比：“油豆腐烧肉”，他是“肉”，我只是中吃但不值钱的“油豆腐”。
正当我工作顺利起步时，学校却有人在蠢蠢欲动。
由于我和学校两方面的错误，教育处工作有人顶了，而职教科长的位置却被我占了，接我位置的人，只能以“负责人”的名义主持工作，对我自然是说不出的恼火。加上教育局果然停止了学校成人中专的招生计划，“负责人”联想到我同成教处的关系，不说学校不符合招生条件，反而说是花月初仗着私交，唆使成教处不给招生计划，给学校制造麻烦，流言蜚语满天飞。其实，前两年的招生计划，是我勉力争取来的，那恰恰是我前两年应该受到表扬的事，现在不表扬也罢了，却还要被怀疑而受到批评。可是，在我一生中，这是屡见不鲜的。
新校长王德明劝我回校，说学校正在用人之际。局教育处长钱则林则玩弄两面三刀的手法，他知道只有工作能留住我，便不断给我挑担子、压任务，坚决不同意我回去。他明里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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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学校不对，不顾大局，暗中却又对学校说我的坏话，故意制造学校对我的隔阂，断我回学校的退路，好让我一心一意留在教育处任其差遣，搞得我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然而，工作却给我带来快乐。
1991年7月19日，市政府颁布了黄菊市长签发的四号令《上海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细则》。之后，市局设置拆迁处，处长贺耀祖收集了一些拆迁政策方面的文章，要教育处根据四号令和这些文章，编写一本培训教材和出一套考纲、考卷。钱则林把任务交给了我。那时候已经快到春节，我把材料带到无锡丈人家过年，加上探亲假一共半个月，我就把上海市拆迁人员第一套上岗培训讲义和考纲、考卷的草稿写好了，没有花单位一分钱和一分钟时间。我是经常喜欢做这类“蠢”事的。
之后直到我退休，我始终参与拆迁人员的讲课和命题工作。那时每年开两期，每期一千多个学员，全市房地系统按区分头开班，考办负责集中管理和统考发证。考办实际操作的只有一个黄浦区局培训中心借调考办负责文印、内勤的女青年小左和我两个人，一左一右，相映成趣，倒也相得益彰。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掀起了房地产开发热，考办的任务，也从系统内扩展到全市各行各业。为对从业人员实施培训，1993年8月，房管局同电大、建设科技情报中心站合作，用电视授课形式，开办了《房地产开发经营岗位培训班》，每周两个半天，每期三个月，每期学员一、二千人不等，考办的任务就更繁重了。
这次培训共14讲，主讲人都是房地产业的专家和领导。计划第一讲和第十四讲，分别由市房管局桑荣林局长、建设部房地产业司潘其源副司长，讲上海和全国的房地产的现状和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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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中间十二讲的内容按照生产、流通、消费的顺序，主讲人都落实了，只有开头结尾两讲的主讲人未确定，钱则林再三向两位领导发出邀请，都推托没时间被回绝了。这两讲如果不落实，全部计划都要落空。钱则林寄希望于我，说看你这三寸不烂之舌，是否能游说两位领导改变主意，答应讲课。我决定先难后易、由远到近，1993年底乘火车去了北京。
这还是我笫一次到北京，也是我第一次走进全国房地产最高领导机关建设部机关大楼。我见到潘司长，代桑局长向他问过好后，说了上海房地产市场的形势，说了我们开这个班的目的、计划、形式，还说了他如同意讲课，不但是对我们房地局的支持，而且更是对整个上海房地产市场的支持。我介绍了每个讲课人要讲两个半天，一共六小时，为电视屏幕上随讲课内容配插图，开讲人要先写好讲稿，字数掌握在每分钟约80字。我说，考虑到领导工作忙，可抽空先到电视台录音，再配插图。还特别强调“你是笫一讲，万事俱备，独缺东风了。”潘其源有感于我的详尽、周到、诚恳的介绍，答应接受讲课，并愿意先写出讲稿传真给我，还谦虚地要我返馈修改意见。
坚冰终于打破，大功告成了！回上海前我去看望了都在水电部工作的大姐夫壮仁清和大姐华培新。聊家常中，又意外的发现了解放前白色恐怖下，在我家躲藏过的四个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中最年轻的一个；朱恩怀。
原来，朱恩怀和大姐他们两个都是水电部下属单位的同事，他也有一段坎坷的经历。抗美援朝时，他在志愿军中做外事翻译，回国后在新华社当记者，反右时划为右派去东北农场劳动，落政后在水电部当工程师。现已离休，担任清华大学的客座教授。不久前，朱恩怀以70岁高龄同外语系系主任德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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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结了婚，住在清华园内。大姐同他还经常有联系。
大姐为我与朱恩怀接通了电话，我开口一声当年把他叫得耳熟能详的“朱家大爷叔”，时间一下子倒退了半个来世纪，大家都兴奋不已，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只可惜，第二天他要去热河承德避暑山庄疗养，我也要回上海。1998年，他为我出具了解放前白色恐怖下受到我家和我帮助的情况说明书面材料。可惜，直到2001年他去世，最终未能见上一面。
我在北京办完事回上海后，马上去见桑局长，见面笫一句话说“潘司长要我向你问好，”接着说“他要我向你带口信，要你把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修改意见尽快返馈建设部。”桑局长落入了我设下的“陷阱”，问我去建设部做什么，我说请潘司长上电视讲课。我知道时机成熟了，便说潘司长已答应讲课，现在独缺东风，要请桑局长上笫一讲。果然水到渠成，他也答应了。
我出差时，妻子去上班，家务由丈母娘居玉妹操劳。我回上海后她不放心老丈人，回无锡时噙着眼泪下楼梯，一步三回头依依不舍的神情，依稀似在眼前。不料，这一去竟成永别，1994年1月24日她就与世长逝了。2000年10月25日，老丈人华福生以89岁高龄也相继去世了。
北京的潘其源司长给我传来了讲稿，不久，到上海电视台摄制了录像。其间，钱则林、徐进和我陪他登上新锦江旋转厅用自助餐。这位房管员出身而不改本色的大干部，见餐厅要用外币支付，不好意思地说“花老师，太贵了！咱们转一转、看一看，不吃了行不？”其实，他不知道我们在走进旋厅之前，早已付过钱了。 342
电视班开讲后，每两周还有一次在黄浦区区政府大礼堂的大课辅导。辅导课学员有一千来人，也是请专家、领导来上。这些专家领导经常有冲突，来不了，钱则林便让我顶班。就这样，我把十四讲的内容全部都搞清楚了，随机待命，为我后来外出辅导和统考命题打好了基础。
这时候，我还接受了《房地产志》的修志工作，我承担“职工教育”这一章的任务。修志总负责是老局长陆文达，具体负责的是党校的老校长曹志良。曹校长告诉我，修志要求先搜集相关原始资料，这是修志工作最重要的关键，然后根据资料撰写长编，最后根据长编撰写志文。资料、长编、志文，依次按十分之一的要求压缩，文字要“原汁原汤”不能杜撰发挥；内容要“纵不断线，横不缺项”。“职工教育”这一章，在我之前已经有几个人写过，都不符合要求。
我从在南市担任职校校长开始，就注意搜集有关资料，省下了大量搜集资料的时间，只要拟好结构，整理一下自己已有的资料，再补充缺失的部分，资料齐全后，就可以撰写长编和志文了。为了赶时间，我在家里写。那时是在盛夏，女儿花红已在二医大读书，正值暑期放假，我对她开玩笑要她帮我“勤工俭学”，我给她发津贴。我在门口稍凉快的走廊里，放了一张骨牌凳当台子，坐在小矮凳上书写，写好一张让花红誊清一张，不到一星期就完成了。我把一大撂资料、长编和志文交给了曹志良，据说稍作修改，就通过了。
在修志的基础上，我为市局写了《改革开放中的上海房地产教育》报全国城市房地产业职业教育委员会；还帮助编辑了《房教10年》，被房教委授予全国房地产业优秀教育工作者荣誉称号。之后，我又先后接受了房地产经纪人员、物业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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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培训、考核任务，我编制了《物业管理政策法规教学大纲》，开讲了“物业管理经理领导艺术”等紧缺人才培训课程。
我本着“宁可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的人生态度，辛勤工作而且业绩显著。我之所以乐意在市房管局工作，当然也是有所图的，一是工作适应，二是上下班近，三是有机会分房。我得悉房管局分房规定中明确，干部处正式借调人员满三年的也属分房范围时，就提出了申请分房的报告，却被局分房领导小组负责人告知：“教育处处长不同意”。这时我才如梦初醒，知道自己是被钱则林愚弄了！至于房子，还是我直接写信给桑荣林局长后，他批了一句“花月初同志是老教育工作者，请照顾解决”，总算分到了延长路原先作为鴛鸯楼的一套一室半，后来卖掉用来贴补买新房了。
在分房经历曲折后，我干脆向干部处提出把关系转市局。干部处告知，市局教育体制改革，拟成立教育中心，教育处和学校合二为一，问题就自然解决了。天真无知的我居然又相信了这种鬼话，这是我在去留问题上所犯的第三次错，继续借调留了下来，等待“自然解决”。我以三分职务、七分权力、十二分作用的身份，一误再误，被廉价利用到退休。
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不久前刚刚折腾着分出去的土地局，又要折腾着合进来。1995年，房管局与土地局拆二建一重新成立房地局，教育处同科技处合并为科教处，人员按“七上（57岁）八下（58岁）”、“双向选择”的原则调整，重新安排。科教处处长，由局副总工程师、科技处处长刘锦春担任，教育处老人马只留了一个善于钻营的。市局负责这项工作的刘道桐对我“开绿灯”，让我在众多直属企事业单位中任意挑选一个作“单向选择”。此时历经重重磨难的我，几乎已经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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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彻大悟的“入化境”境界，决心为“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矢志不渝，一不为名、二不为利，质本洁来还洁去，毫不犹豫地儍乎乎地挑选了“原单位”：回学校。
但是，我受新处长刘锦春的青睐，继续借调教育处。从1995年到退休，是我这一辈子在工作单位最悠闲的日子。我同刘锦春共事的一年中，主要做了他在国家土地局受命的一项调查研究工作。虽说承担这项任务有一个调研组，但从了解情况、拟定提纲、确立论点、搜集资料、组稿撰写，实在都是我一个人独立完成的，最后形成了《上海市房地系统土地管理继续教育工作调查报告》报国家土地局。我退休后，还是我去北京向国家土地局宣教司张小华司长作调研情况汇报的，后来在沈阳召开交流会，也是我去参加的，那时我刚去协会工作。
我继续留用一年后刘锦春又调离，处长由房校校长蔡鸣镛兼任。市局下属三个学校合并为一个房地产学校，校址从龙华西路迁到了青浦，我也离开了市房地局回学校，选了离家最近的浦东教学点上班，这时离我退休已经不到一年时间了。
一次，我在老年桥牌队打牌时，时任房产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老局长吴如宝，嘱我退休后去经济学会学术部工作。还说，这件事已经桑局长、蔡局长同意，切切不可去别的单位了。一句话，就此改变了我退休后原本准备去李吉祥和几个区学校兼职任教的打算。
原来，学会学术部主任马清源年事已高，要找一个助手，看中了我。当时的房产经济学会名誉会长是老局长韦锡琢（曾经是江泽民早期的领导），会长是刚从局长任上退下来的桑荣林，他们都同意我去学会工作。马清源同我在砖厂落政后有过一番知遇之恩，桑荣林更是德高望重，还为我分房批过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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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退休之后，能同他们一起工作，自是欢喜不尽的。然而，临退休不到三个月，老吴在打牌时又对我说，经济学会不去了，要我去更能发挥我作用的房产协会。还说，他同桑局长和刚退休的许明义书记也都去房产协会。我那时分不清学会和协会的区别，反正都是老领导，毫不犹豫答应了。
我离开市房地局教育处，回学校浦东教学点的半年多时间里，同事们与我相处十分融洽，尤其是教学点负责人丁玉山，把我选择他们作为退休前的“七上八下”的落脚地而感到高兴。我那时已经像是一个与世无争的市隐，也像是一个行将入定的老僧，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空灵解脱。
有一件小插曲却骚扰了我的平静。一次拆迁处同科教处商量拆迁培训和命题工作，那时科教处处长已经是学校校长蔡鸣镛了，新官上任三把火，蔡处长提出要出三套考卷选用。会上，拆迁处提出要请我“出山”帮忙，蔡问了硕果仅存留下来的徐进，不料，这位同我拍档多年的“女强人”，为了证明她不是离开花月初就不能工作，竟说，她“能同拆迁处李子恒一起合作完成，花月初快退休，不必叫他了。”但是，李子恒深知她没有能力完成这个任务，不愿与她合作。当然这些情况，我是会后才知道的。
当天晚上，一幕闹剧开始演出了。这幕闹剧只有两个电话，第一个是李子恒的，他告诉了要我岀考卷的情况，要我不公开出面，为老朋友私底下帮帮他的忙。我与他合作多年，了解他与我一样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反正自己闲着无事，便答应了。第二个是徐进的，除了没有如实告诉我会议情况外，其它的话几乎如出一辙。对她我干脆地一口谢绝了。常言道难者不会、会者不难，我不消几天便把任务完成后交给了李子恒。 346
几天后，李子恒约我去闵行的紫藤宾馆休闲几天，作为对我的补偿，同去的还有法规处的女处长陆燕。原来，拆迁处处长贺耀祖也知道徐进写不出来，便另外请陆燕帮忙。陆燕同李子恒商量后，决定把我的稿子带到紫藤宾馆去。陆燕最早也同我一起出过题目，彼此知根知底，她进房地局之前就是紫藤宾馆的经理，趁机会回娘家住几天。
我们住进宾馆后，他们两个名义上是找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保护性“隔离起来”出题目，其实只是瞒过了两个处室，稍作调整修改后，根本不用再写什么，吃喝玩乐了整整三天，李子恒拿了重新誊清好的三套试卷，回去交差了。
试卷在拆迁处会同科教处审稿时，被徐进看出了破绽，她熟悉我的行文习惯，居然懵李子恒说：
“花月初已经告诉我了，这些题目都是他出的。你好大胆，竟敢欺上瞒下，置会议决定于不顾，还是叫花月初了！”
老实巴交的李子恒禁不住徐进声色俱厉的恫吓，以为我出卖了他，慌忙之中回答说：“是花月初出的又怎么样，我同陆燕都看过作了修改，黑猫白猫，只要会捉老鼠就是好猫，谁写的又怎么样。”会议气氛像结了冰一样，个个面面相觑，鸦雀无声。请来参加会议的陆燕说了一句解冻的话，她说：
“科教处当务之急是要找一个、或者培养一个像花月初那样的人，既要懂教学管理，又要能上课教书；既要会写文章，又要能出题目。”听罢这席话，最尴尬的还是那个为了泄一时之愤，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冲头”徐进。
当然，尽管李子恒再老实，也没有把我一同去紫藤宾馆的事说出来。最后审议就算通过了，三份试卷照用不误。拆迁处为维护自己的权威，只能牺牲个人的利益，不久李子恒就被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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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去了局执法大队。徐进退休后，科教处也没有继续聘用她，新处长刘庆祥反倒开玩笑似地承诺“待遇比老许给的高”骋用我回考办重操旧业。我也开玩笑似地对他说“你好大胆，竟敢挖许书记的墙脚”没有接受。那时我已经在协会工作了。
学校对退休的教职工有一个福利待遇，可任选一个国内旅游景点去度假。我在教育处经常有机会出差，尤其是一年两次寒暑假，组织各直属单位、各区县教职工出去活动，我都是领队，除了新疆、西藏、台湾没有机会，差不多的地方都去过了，唯独黄山没去过，一直感到遗憾。我退休时，儿子在富丽华工作走不开。女儿在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修完五年毕业，已经落实去东方航空公司工作，尚未报到，正好休假在家。我便同女儿一起去了黄山。
我惊叹黄山的秀色空蒙、气势氤氲，决非凡夫俗子可以染指毫厘，有《携女游黄山》五律一首，聊表寸心：
轩辕羽化处，掷笔那可吟。雾重山中冷，松多石上生；莲峰七十座，索道三千层。不敢看云海，只缘暑气深。
1997年7月2日，忻健强副校长代表学校为我召开退休欢送会。欢送会原定7月1月举行，这天适逢香港回归，所以顺延了一天。我，辛苦劳碌了一辈子，被谑称之为流寇草头王的18年劫后生涯终将功德圆满，想起了六十年前自己在荷花池出生以来的似雨如烟的往事，禁不住思绪万千、感慨无已，当即写就《退休》绝句一首，送给学校领导和同仁诸君：
炮声在耳岁悠悠，荆紫花开我退休；
坎坷此生烟雨里，是非恩怨付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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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一、劫后生涯（下）：房产协会九年
1997－2006年，是上帝额外补偿给我的劫后生涯的第三个九年，我是在上海市房地产业协会（简称房协）度过的。
开过退休欢送会之后，我如约去房协报到。原以为到这种既不是政府机关又不是企、事业单位的社会团体，可以过上几天安生日子了，怎知流寇草头王的宿命却还没有结束。也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一干又干了刚好九个年头。
房协那时在黄陂路，就是我落政后最初人事关系所在的南房技校的校址，技校撤离后房屋被市局收回，划拨房协使用。
房协1986年1月成立，是行业性的经济类社会团体，会长一直由市建设委员会党委书记兼任。1997年4月召开了第四次会员大会，完成换届改选。桑荣林以房产经济学会会长身份当选协会的副会长，吴如宝当选为副会长兼秘书长。市房地局党委书记许明义任常务副会长，是房协实质上的当家人。
这位书记大人在房管、土地两局拆二建一时曾对我半真半假说过“你的名声比我还要大”。当时我回答说“全市房管员知道我的可能比你多，但是市委书记黄菊肯定只知道你而不知道我。我的姓名只有数量，你的才有质量。”
可能是这番不愠不火、机智恰当的谈话给他留下了太深的印象，我一到协会他就任命我担任秘书处和信息调研部两个部门的副主任。主任都是兼职的，前者是副秘书长张耿勇，后者是当过局办公室主任、法规处处长的国泰房产公司总经理孙来云。实际上两个部门的兵和将都是我。当时房协十几个人四个部门，我一个人就占了两个部门。
可是，我怎么也摆脱不了劳碌和“多诉讼”的窼臼。 3 4 9
一开始，我的日常工作除了负责接待、拟发会议通知、做好会务工作、撰写年度计划和总结外，还要负责每月一期会刋的审校，以及不定期的编发一些简报和组织调查研究工作，倒还驾轻就熟、游刃有余。
那时会刋名为《行业通讯》，老法师朱仲乐负责组稿。一次我审稿时，删除了规范性文件建设部关于申办新的土地使用证通知。朱十分不满，说我目无上级。我说上海人大已经颁发地方法规实施房地产权证制度，规范性文件理应服从地方法规，会刊刊发此文，会造成法理和会员单位是否执行的混乱。
一次，为了讨论会员单位通讯录的查阅提示文字时，这个老法师偏偏举例查“上海市政工程公司”词首应去掉“上海市”，可按“政”字查九画，我认为“市政”结合紧密，应去掉“上海”按“市”字查五画。他却用领导来压我，说是老许看过的。我这个人天生就有一个缺点，只能“撸顺毛”，不能来硬的，便提高了声调说，越是领导看过越是应该对领导负责，一定要改正。说罢我便有点后悔，我怕争论的声音被在里面办公的老许听见，立刻补了一句“不过老虎也有打瞌冲的时候”，给自己和老许都有一个台阶。当时老许确实听到了，出来问清情由后，对朱说：“协会出去的文章，应该咬文嚼字，改过来吧”。
当时有一个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华东六省一市联席会议，每年举办一次，由各地轮流做东。1997年11月上旬，联席会在浙江杭州市召开第三次会议，协会要撰写一篇总结建会近12年来的业绩和经验的文章，提供大会交流。一开始，秘书长吴如宝提名我和朱仲乐各拟一份提纲，择优录用，并由拟提纲人起草撰稿。结果我拟的提纲，虚实结合，符合要求，决定由我执笔。朱仲乐是个老协会，是组织联络部副主任，情况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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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事都是亲身经历的，而我初来乍到，对协会的事情一无所知，协会偏偏弃熟就生，使得我和老朱都很尴尬。
这是我进协会第一项独立完成的任务。后来老吴告诉我，许多老同志对我进协会即委以重任，都有想法。副秘书长兼秘书处主任张耿勇是离休老干部，空军导航处长出身，离休前是住乐总公司党委书记；副秘书长兼组织联络部主任杨云，离休前是市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他（她）们都是老革命，都知道我的右派经历，也都对我持怀疑态度。朱仲乐当过办公室主任，是协会的一支笔，领导要我们拟提纲只是走过场，是让我有机会展露一下身手，好在协会站稳脚跟。
要我写这篇文章，无疑是空麻袋背米，莫非是给我的难堪吧，这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但是这恰恰激起了我好胜的欲望。写好这篇文章的第一要务是要了解情况，掌握材料。同事和书本都是我学习的老师，我除了不嫌其烦地向老同志问长问短外，还在协会的废纸堆里，发现了散落各处的建会以来的会刊、以及关于社团管理的文件和几本社团理论书籍。我如获至宝地阅读起来，结合在调查中了解到的情况，大致搞清了社团的分类、宗旨和任务，房协的组织、产生和发展。
国庆节放假前一天晚上，房协在雁荡路“洁而精”饭店聚餐，我把会刋带到饭店，饭后带回家里。我利用假日通读了100多期会刊的数千篇文章，对房协12年来的机构、工作和存在问题，心中才大致有了一个数。
节后上班，我边写边问边修改，一周之后，一篇题为《为适应房地产业改革发展需要服务，努力做好协会工作》的实践与理论紧密结合的上万字的交流文章完成了。我把文章交给张耿勇，按照程序，张看罢提出意见后应该报副会长兼秘书长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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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宝，吴看罢交常务副会长许明义，许看罢转给会长。会长李书记是“太上皇”难得来协会办公，张没有把文章交给吴如宝，凭着同会长关系密切，直接通天交给了会长。我知道张一直自诩军内资格比许明义老，没有把他们看在眼里。真的是矛盾像上帝一样无处不在，我警戒自己不要卷入这里的是非窝。
李会长看过文章后，通过张传达意见，肯定了文章的内容和结构，但对文章把协会作为十五大报告中“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范畴的提法，提出了质疑。
这可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啊，我把自己所参照的民政部门对社团分类的规定送呈李会长，他才点头签发。我进协会的处女作，当然是一炮打响。后来我发现，除许明义之外，许多协会领导对协会是什么、做什么、怎么做，都是不甚了了的。但是，我却不明白，为什么从事协会工作多年，怎么会对协会的性质定位的一些基本问题也会搞不清楚呢。
当时房协还没有一个像样的打字员，我只能送到南京路房产经济学会去打印。一天下午打字的王小姐通知我去校对，这天恰好轮到我值班，我对另一个与我同一天到协会报到的陈自谦商量，如果下班时我赶不回来，请他迟一点走，代我关好协会的门后再走。我校对到三点半还没有结束，肯定赶不回来关门了，特地打电话给陈自谦，提醒他务必等大家离开后，帮我关好门再离开协会，他也答应了。为什么要不嫌其烦说这件琐事呢？因为通过这件事以小见大，看出人心之难测。
我校对好后已经快四点半了，心想反正回家要路过黄陂路，不放心弯过去看一看。不料，我骑了自行车老远看到老革命杨云站在太仓路路口四处张望，见到我正待发脾气，我就说了缘由，她还有点将信将疑。原来，陈自谦早已走人了，临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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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还对杨云说“花老师会回来关门的。”杨老太是房地局出名的大炮，要是我不弯一弯迳自回家了，她身边又没有打开最后一道挂在铁拉门上铁包锁的钥匙，无法关上协会铁拉门，必然给别人或给我家里打电话，要我回来关门。当然，事后大家还会责备我没有责任性，使我有口难辩，给我造成不负责任的坏影响。也许，这正是陈自谦希望出现的局面。他这是为什么呢？
后来，陈自谦不经意地告诉我，他原是局招待所所长，又到市局公房科工作，商调来协会前说好让他当秘书处副主任，报到后却什么都不是，这个副主任被我当了。看来，我进协会不久，就在无意之中先后冒犯了朱仲乐和陈自谦两个人。
我还会冒犯谁呢？
这年年底，老许给我在房地宾馆开了一间大房间，两个人住下来安心写总结。这天晚上他回自己的丁香公寓，说好第二天上午来修改定稿，下午就要打印。我只得开夜车开到下半夜才收笔。第二天上午他来宾馆认真地对全文反复斟酌了一番，肯定没有差错和遗漏，才最后定稿付印。老许在房地局素以对文章立意、文字推敲苛刻著称，如对这次总结中“组织机构不断加强”的“不断”一词不满，说这个词有贬低前任的意思，我感到没有什么不妥，不想改，便问他“你看怎么改才恰当？”他面有愠色地说“要是局里一个处长这样问我，我早就把他撤了！要你改是我的事，怎么改是你的事！”
尽管久闻许明义当过军参谋长，多谋善变，喜怒无常，但只对自己喜欢的人才发脾气，我还是有点怏怏不乐。有过与郭伯英反目后的自责，行年六十而知五十九年之非啊，我也在改变。我眉头一皱计上心来，问他“改成‘继续’怎么样？”他一拍桌子说“行！好！就这样！”后来，房地局的一些处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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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许书记相处得怎么样，我即兴发挥说：“火葬场上无好坏，退休职务无大小，你们头上有乌纱帽，才患得患失，我无官一身轻，无私则无所畏惧，何患之有？”后来，有同事相告，许书记对人说：“你们别看花月初老喜欢同我抬杠，态度不好心是好的。”看来，书记大人直到在权力位置上退下来，听到了真话，才感到真话的可贵，真正喜欢起说真话的人了。
进房协的第二年，许明义安排我参与协会主办、经市科委立项的《加强城市房地产行业协会建设，推进城市房地产行业管理》大型调查研究课题。这项课题得到国家建设部和中国房地产业协会的支持，在市房地局和有关方面指导下，就城市房地产业协会的性质、地位、职能建设和房地产业社会化、市场化条件下的行业管理问题，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和理论研究，撰写的调研报告，经专家论证申报后获了奖。我在这个工作中负责会务联系，由此却认识和熟悉了许多政府官员、企业老总、专家学者，包括张泓铭、张永岳、印坤华等著名的上海房地产 “三教授”，为日后的组织联络工作提供了方便。
之后，我又奉许明义之命，去一家民办的久银投资咨询公司联系合作办刊的事宜。这家公司的总策划胡宗亘是个怪才，我与之几次交谈，一见如故。许明义要我写一份情况汇报，提交协会领导班子讨论，最后促成了合作，房协主办出版了高质量的《上海房地产市场决策咨询报告》，每月有偿定向发行。
焉知，我却为此又成了“冲头”，张耿勇责备我，都是我的情况汇报把胡宗亘写得太好了。原来，当时会长他们都对之持怀疑、反对的态度，许明义孤掌难鸣，他知道我对胡宗亘肯定会惺惺相惜，下了一步要我去调查、借我的口来说服会长们的好棋，果然如愿成功。其实，协会同久银公司至今还保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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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合作关系，协会提高了声誉，公司拓宽了市场，双方达到了共赢，其中确也有我的一份功劳。
我到房协之后，竟成了张耿勇和杨云都要拉拢的对象。张不在的时候，杨对我如此这般诉说张的许多不是；杨不在的时候，张又对我如此这般诉说杨的许多不是。真是“谁人背后无人说，那个人前不说人”。我生性讨厌搬弄是非，视之为洪水猛兽，避之犹恐不及，但又哪一个都不敢冒犯，只得吱唔敷衍了事。其实，做“和事佬”决非是我的本意，我认为做和事佬自己变“坏”了。然而，就在自己感到变坏时，人家却说你好，反之亦然，这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
政府靠权力，企业靠实力，协会靠魅力，这是我概括的工作机制“三力论”。协会工作没有上级布置检查，完全靠自主自律。许明义思维敏捷、敢为人先，经常自己给自己出难题，是我直接接触过的继赵蕴璧、应国法之后三个好领导中的一个。他虚怀若谷、礼贤下士、孜孜以求、从不满足的以协会发展为己任的不多见的优秀社会团体工作者。他对权术更有深刻精湛的理解，他说“说话是一门艺术，有时候正话要反说，有时候反话要正说。”我在他的人格魅力的感染和带动下，对人生、事业和成功的理解有了升华。
1999年，社会上各行各业大兴“三讲”之风，许明义被市有关部门抽调去当组长，我的工作相应减少，应付日常工作之外还有余暇，总想还要做些什么。
一个伟人说过，没有理性思维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我感到协会工作缺少理论指导和理论建设，便抽空搜集资料，编辑了一册《培育和发展行业协会学习材料》，上篇荟萃了中央、地方有关领导和重要会议对行业协会和行业管理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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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收集了专业主管部门、专家学者的讲话和论述；下篇则是反映上海行业协会试点工作经验的文章。完稿后，许明义读后十分赞赏，再三嘱咐以我作为责任编辑具名，印发给本部、会员单位和关心协会工作的个人和单位。但张耿勇却挑剔地说，这本小册子印500本太多了，每本10元钱也太贵了。
中国的市场经济有个不正之风，就像服务员有小费一样，做业务有回扣，这是公开的秘密。为避嫌疑，我把印这本书的业务，交给了为协会做会刋的印刷厂，这家厂的韩老板正是张耿勇的关系户。后来，张在离开协会时被发现，他利用代替吴如宝主管协会财务的职权，私自给韩挪用了协会巨额资金，协会网开一面，才没有追查其责任。而他当时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知道我把印书的业务交给了他的关系户，反而对我无中生有地横加指责。我当然问心无愧，嗤之以鼻。
2000年12月14日，协会在云峰剧场召开第五次会员大会，新增工业系统房地产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徐宝余为驻会副会长、房地局办公室主任王述为秘书长。之后，吴如宝、张耿勇、杨云、濮关林、陈金凤等老同志先后离开协会；朱仲乐、徐晔两人因病去世。不久，我被任命担任组织联络部主任。
组织联络部前主任杨云对要她离协会有意见，临走前整整一个星期，把组织联络部掌握的协会文件和会员资料，烧毁一空；剩下的一些又被负责后勤总务的陈自谦装进几只蛇皮袋，当废纸卖了。我是在杨云离任、朱仲乐去世后才调任组织联络部的，当时只能眼睁睁地看她（他）们撕的撕、烧的烧、卖的卖，接手后，只得白手起家从新开始。
当时，组织联络部对外联系房地局、社团局、行业协会发展署（后来更名社会服务局）和市内外、境内外协会、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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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内联系第五届理事会170家常务理事、理事单位，还包括各区县在内的21个分支机构，以及1300多家会员单位，主要职责是会籍管理。我凭着在教育处从事职工教育积聚的关系，不但很快建立了10个系列的组织网络，而且还抽空查阅了大量资料，编制了一份《上海市房地产业协会历届理事会情况表》。至此，我撰写的《关于为适应房地产业改革发展需要服务，努力做好协会工作》、编发的《培育和发展行业协会学习资料》，和这些组织网络、组织机构情况表，都为协会填补了空白。
我主事组织联络部后，许明义又给我增加了一项会费收缴管理的任务。协会实行单位会员制，1300多家会员单位分布在下属21个分支机构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长期以来，会费一直不能正常收缴，收缴率一般达到百分之五十左右，1997年前，最低的一年只有百分之三十七。
会费是协会人员开支和活动经费的主要来源，直接关系到协会的生存与发展。许明义制定了许多放水养鱼的激励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分支机构的积极性，会费收缴情况有所改善，但一些大企业，特别是一些常务理事单位、副会长单位，不愿把会费交给分支机构。于是，许明义通过会长办公会议决定，这部分骨干企业的会费收缴由组织联络部、实际上就是我一个人负责。在各工委和会员单位的理解和支持下，在我的努力和协调下，从2001年开始，协会的会费收缴率一直保持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最高的一年，甚至超过了百分之九十八。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是我对协会作出的一个大贡献。
2001年下半年，我参与了筹建长江三角洲房协联系网工作。在金城饭店召开成立大会的前一天，我接到噩耗：与后父一起住在江苏路的母亲，因患结肠癌，被亲友介绍的建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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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医在短短几个月内开了两次大刀，含恨去世，永远离开了我们。9月22日，我在母亲的追悼会上悲痛欲绝地致了悼词：
母亲李素珍，1918年1月6日生；2001年9月17日凌晨4点45分，因病不治，在医院不幸与世长逝，终年85岁。
经历大半个世纪的母亲，阅尽了人世沧桑。她的一生，是艰难困苦的一生，是克勤克俭的一生，是无怨无悔的一生。
她操持家务，拖儿带孙，生有7子，常为没有一个女儿而抱憾终生。可恶的病魔无情地夺走了她的生命，留给我们儿孙无穷无尽的怀念。
母亲笃信天主，人间的不足和遗憾，一定会在天国得到补偿。愿天主与母亲同在。
母亲啊！你安心的离开我们而去吧。你的聪明机智、勤俭淳朴的美德，是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你的言行举止、音容笑貌，将永远永远地活在我们的心中。
安息吧，母亲！
至此，我和妻子两人的父母双亲都已作古长眠了。
2002－2003年的社团局对分支机构的复查登记工作，是我对协会作出的又一重大的贡献。社会上发生了法轮功事件后，社团局加强了对社团及其分支机构的控制和管理，民政部行文通知开展分支机构的复查登记。按照根据业务需要设立分支机构和分支机构不得冠以地域性名称的规定，当时社团局只同意房地产业协会21个工委只能保留开发经营和房屋拆迁2个，其余的都必须调整。如果我对此规定照章办事，协会就将天下大乱成为光杆司令了。许明义要我想办法据理力争。
我有多年同政府机关打交道的经验，不管公事私事，首先要吃透政策精神，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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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致胜之道是一样的。
我查看了大量有关文件和领导讲话，终于看到，民政部一位部长关于要根据不同的业务范围和服务对象设立分支机构的讲话，不禁心中大喜。据此，我向社团局提出了服务对象也是设立分支机构的依据，而我会21个分支机构的服务对象都是不同的，可以全部保留。我的意见，经社团局研究后同意了全部申报重新登记。这项工作的风险，协会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只有许明义在一次会上说：“工作委员会是协会重要的基础性组织，我们的工作委员会在这次调整改革复查工作中，由于花月初同志的努力，全部通过了复查和重新登记。”
当时，我家列入了动迁范围，从2002年1月贴出拆迁公告，到12月15日举家搬迁浦东。拆迁公司无所不用其极，其间经历了被欺骗、威吓，断水、断电，乃至火警。整幢楼十几户人家先后仓皇搬迁，白天，上楼梯头一道玻璃门钉上木条上了门锁，只有华培芬一人独守空房。最可恨的是，不择手段对付我的都是从我手里拿到上岗证的贪得无厌的无耻之徒。我家坚守阵地、据理力争，在动迁公司的上级单位南房集团老总出面协调下，仍按第一次协商时我开出的一万元一平方动迁费的标准签约，最后一家迁出。按当时的房价，这个标准还是低的。
我终于离开了厮守了56年的杨家渡街142号，举家搬迁到仅一江之隔的浦东南路。这是花雨当时奉职的房产公司开发的公寓房，我们全家都成了有产者。有感于老宅情深动迁之苦，赋得七绝《楼祭》一首。搬迁这天上午，我一边念念有词一边点燃了诗稿，在袅袅升起的火光烟雾中含泪恸别：
黄浦江边有一小楼，1946年元月随祖父母自中汇大厦迁居于此。2002年元月，是地公告拆迁，12月4日始签约，同月15日迁离。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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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五十六易春秋矣，其间历尽沧桑，感慨无已。为谢祖宗呵护，是为祭：
风雨飘摇拆字楼，半生相伴一书休，
呜呼祭罢江东去，怅望天边月似钩。
房协章程规定，一届理事会任期四年，又到了房协将要换届改选的时候。2003年秋天，协会公私兼顾，应企业邀请赴海南岛边度假边开会，酝酿换届务虚和组织工作。这个使命责无旁贷地落在许会长的身上，对新一届理事会的组织机构，他提出了许多设想，然而却招到太上皇几乎是全盘否定。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们两个公然表现出如此大的分歧，在对待分支机构财务管理的看法上，我为许明义说了一句“水清养不活鱼”的话，却招到太上皇“不要掏浆糊”的严厉呵斥。
年底又有一些老同志离开协会，离会名单上有我。许明义提出，换届工作组织联络部任务吃重，花月初不能走。
海南务虚会后，至举行换届改选将近一年时间里，是我进协会工作最辛苦的一年。那年，市房地局同市住宅局又要“拆二建一”（实质上是撤销住宅局），两局下属的协会也要整合（实质上是撤销住宅产业协会）。为此新一届理事会不但数量大幅度增加，而且领导班子结构、企业所有制结构也要作出大面积的调整，理事会名单就五上五下数易其稿，变动极大。这些工作，主要是由许明义、王述正和我少数几个人承担。我从中力荐了上实卢铿、复地范伟等这些当时还没有广为人知的重量级人物作为新一届理事会副会长的候选人。
2004年春节假日尚未结束时，市局蔡育天局长，陪同即将离任的市建委陈书记，到协会宣布陈书记将出任新一届理事会的会长候选人，并传达了市建委倪蓉副主任“一定要确保陈书记顺利当选”的口谕。在这次见面会上，局长给准新会长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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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只大礼包：当场拍板把协会办公的小洋楼的使用权变更为协会的所有权。原来，此公在任建委书记前，还是掌管全市干部生杀大权的市委组织部的副部长。
从这天起，到2004年7月13日召开第六届会员大会，我几乎是以倒计时的日程进行工作，尤其是临换届前的几天，我更是呕心沥血、废寝忘食。甚至由许明义推荐，我还参加了两个协会和市局组成的换届七人领导小组在房地宾馆召开的碰头会议。许明义再三嘱咐我，会上要按他的意思见机行事，不要随便发言；会上所有的说法一句不能外传。他还告诉我，他已向新班子推荐我继续留任，还说以我的经历、资历和体力，再做两届（七、八年）没问题。由此，我感到许明义也是想连任下去的，但事与愿违，他却不甘心继续为副，没有连任。
按照主管单位社团管理局、行业协会发展署对换届改选的要求，必须要有三分之二以上会员单位到会参加选举、参加选举的会员单位必须达到三分之二以上投票同意的选举结果才有效，否则必须重新召开会议重选。由此看来，到会人数是决定选举能否一次通过成功的关键，而这类会议，以往的到会率不到百分之五十，有时甚至不足百分之三十。为此，我利用自己的关系网，广泛联系骨干企业的办公室主任和各区县、三资、拆迁等21个分支机构的主任、秘书长，要求他们尽一切可能、动员一切可以到会的人参加会议。
7月13日，考验我工作成效的时候到了。这天只见友谊会堂人头簇拥，主会场座无虚席，人流还在不断涌来，加开了分会场，选举按程序进行，先后通过了理事、常务理事、副会长、会长的表决，选举成功了！一颗悬着的心也放下了！
这次协会的换届改选工作，可以说是我对房协所作出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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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贡献。兴奋之余，当即写了一首《房协换届即兴》：
七月十三聚一堂，双龙破壁不寻常，
同心合力为行业，开拓创新大市场。
新任会长之前接任李书记的职务当书记，而今又接任了李会长的职务当会长，完成了现代世袭式的权力交替。但李深知当今中国的行业协会没有什么权力可言，只为图一个弃之可惜的会长的虚名，才甘当太上皇，让许明义担任常务副会长总管全局；而陈却另有雄心不设常务副会长，他人虽不在协会上班，还是大权独揽、事必躬亲，委托一个言听计从的副职，代他发号施令。我以为，就是这两种不同的领导风格，才决定了许明义的选择，也将影响到我的去留。其实，许毕竟生来就是一个当正职的性格，当常务已经委屈了他勉为其难了，要他唯命是从地当副职，那是万万办不到的，他离开房协是必然的。
谁知，许明义说我的“再做两届没问题”，换届以后只两天，就有了问题！按照我的宿命规律，在我认为差劲的时候，将会受到较多的肯定；而当我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反而会面对莫名其妙的指责。我将会受到什么指责呢？
这天上班，我给殷副会长(兼秘书长)送上了社团局要新会长填写和签名盖章的变更登记表格，还作了一些必要的解释。不料殷却勃然大怒，说：“我见陈会长也不方便，怎么又要他填表签名了，为什么不想想清楚一起送来。”我说：“我记得很清楚，这是我给会长的第一份表格。”他说：“这样的表格，今后还有没有？我这个人不要听过程，我要看结果！”
天哪！我当时正兴冲冲地要听新领导说些诸如“选举成功，大家辛苦了”之类情理之中的嘉奖话，却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还会问我“今后还有没有”这种缺乏常识的话，一时也按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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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大声回答道：“房协有房地局、社团局、发展署三个婆婆，我怎么能知道今后还有没有？不讲过程，怎么能判断结果！”一时间大家搞得面红耳赤，十分尴尬。
真所谓不打不相识，第二天上班时，他大概弄清了先前送陈会长填的表，是已经作废不用的旧表，不是我给的，所以改变了语气，特地走到我面前，同我讨论起其它变更手续的事来。我至今还不清楚，先前的废表是谁邀功给他吃的药。
不久，原来两个协会秘书处的办事部门重新组合，殷找我谈话，说为发挥我的作用，让我带好接班人，宣布我留用担任组织联络部副主任，主任由住宅产业协会的女青年高军英担任。我心中前几天的怨气未消，不假思索地说：“不留用可以，不任职可以，就是任副职不行。”我还向他说明了我不能任副职的理由。我说，既然新班子肯定了我的作用，不升反降，于情于理都讲不通，让我如何带好接班人。
他见我态度十分坚决，便讲明了原由，说是住宅协产业协会老会长离任时特别嘱咐，要让高军英当主任。曾经有人提出，安排我和高担任前几年李玮珍一度同我合作时用过的双主任，以此来解决矛盾，但陈会长不同意，只能让我任副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情愿不干也不肯屈从。
好一个殷秘书长，他突然异想天开，一面说我的想法有道理，一面电话通知办公室，把已经打印好的任命文件中我的副主任职务改为前主任，同时把已交印刷厂印制的我的名片上的副主任职务，改为主任（没有“前”字）。奇哉怪也，既然是“前主任”，又何必要任命，我明白，这都是为了既不敢违反圣旨、又怕我躺倒不干的变通办法。
2004年，是我进协会以来工作量和作用最大的一年，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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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拟发和实施的文件，就占了协会全部文件的三分之二。这一年，也是我在协会第一次未被评上先进工作者的一年，我虽不看重这类荣誉，但这是个信号，我又被列入了要辞退的名单。
好大喜功是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的通病，陈也不例外。这位担任过县长、县委书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建设党委书记、市人大常委、市政协常委，在明确出任房协会长的同一天，还被任命担任了某集团副董事长的肥缺。这是一个共产党高官的缩影。理论与实际相悖，自我意识膨胀，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正是这些高官容易孳生腐败的根本原因。
按照上海市人大2002年通过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得担任行业协会领导职务”的规定，陈是不能出任房协会长的。然而他不但自己以身试法、知法犯法，而且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独断专行、擅自增补他的发家地的关系户和关系暧昧的密友为副会长和顾问，还钦点区房地局领导干部出任分支机构主任，给协会和我的工作带来极大的麻烦。殷作为陈提名的副职和秘书长，丝毫不敢怠慢，把任务一个一个压下来，嘱我力争要把陈钦点的区局长申报并批准为工委主任。他们见我面有难色，副会长徐宝余对我说，刘庆是他的老同事，你去办，自然是办不下来的，他去巴城请客吃顿大闸蟹就能办好。后来，他们可能知难而退也不了了之了。
2005年2月4日，副会长王述正带了谭培海、高军英和我三个人，又为此专诚走访了行业协会发展署署长刘庆，刘署长强调说：“不能以陈书记已经当选了会长，来作为区局长也能当分支机构负责人的依据。”他还重申：“同意陈书记当会长，是听信了花月初说陈书记已退休才批复的！”其实，“听信”云云，只不过是官大一级压煞人，刘庆不敢冒犯这位前组织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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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遁辞，抓了我这个替罪羊作挡箭牌罢了。
随后这段时间里，殷对我渐渐增加了了解，我也为之努力做好下设分支机构的调整变更和新设等工作，撰写了《工作委员会组织机构的沿革和思考》《上海市房地产行业协会分支机构考核办法》等一系列文章和规定。
我在新会长平时的言谈举止中，感到他对行业协会的性质定位的认识理解，对社团工作的敬业精神，对企业关系的策划把握，是远远不如许明义的。他任会长的第一次亮相，就是要大幅度提高理事会成员单位的会费标准，他不懂得提高会费必须经会员大会表决通过的规定，还是官僚作风一言堂，经我及时提出了反对意见作出变通才避免了一次事故。
包括上面已经提到的市人大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得担任行业协会领导职务”等规定，居然没有一个副会长说一个“不”字。有的是不知道，有的是知道了也不敢说，每一次都是我这个经办人直言不讳，并想方设法为之圆场、揩屁股的。
一次，他向办公室布置要城投置地公司出资20万元，办公室转给了我，城投公司对财务手续面有难色，我只好设计了一个莫须有的合作协议，大家心照不宣把事办妥了，这是我为新会长为虎作伥做的一件违心事。
其实，我那时早已知道一个导师说过的话，大意是：反对领导的最好的方法，莫过于明知领导的指示有错误，而仍旧忠实地执行。我的直言不讳，忠言逆耳，形逆而实忠，除了许明义还有几个人能够听得进呢？一个人乃至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悲剧，恐怕就是这种“明知领导的指示有错误，而仍旧忠实地执行”的结果吧。
2005年底的述职会上，我在述职后送给陈会长“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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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表、一首诗”，既表明我对协会的感情，也是想让他提高对协会的认识，并自诩为春秋笔法。我忘掉了孔老夫子说的话：“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同‘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我不是智者，经常不是失人就是失言；失了人不知所失，失了言还沾沾自喜。
“一本书”是我编纂的关于行业协会的理论材料；“一张表”是我编制的协会历届理事会组织机构情况表；“一首诗”是我为纪念协会1986－2006建会20周年而作的新诗《我是一座桥》。2006年1月23日下午，我还在“上海市房地系统协（学）会丙戌年迎春联谊会”上，朗诵了我的这首新诗，得到了满堂彩。说心里话，我是打算在协会做到2008年换届的。
但，正在我自鸣得意的时候，恰恰就是这“三个一”，以及我的建设诗社社员的身份（之后我被无故停止社员活动），无意之中竟冒犯了这位高官，这是我所做的又一桩事与愿违的傻事。一位不久也被辞退的同事说得对：“不要认为你政策熟悉、人头熟悉、情况熟悉，是优势，有时候对有些人，恰恰就是这些优势会转化成为你的劣势。”大概他是听到什么风声了。
果然，春节一过，兼管人事的办公室主任黄铭，向我口头通报了年底会长办公会议上陈会长要中止我的协会工作关系的决定。但殷秘书长从工作需要出发，私底下要我在关系中止后继续留用，做好协会建会20年大庆纪念册等事项。
2006年3月20日，协会秘书处给我发了中止聘用的告知函；3月22日，殷向我面告了关系中止但工作不中止的打算和一切待遇不变的承诺；3月23日，分管组织联络部的徐宝余副会长和贺耀祖副秘书长对我今后的工作作了具体安排；3月24日，办公室黄铭又向我交办了一项他称作“非君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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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海房地产18年史纪有关房协部分的文字工作。
对这一连串的交谈，我只有一个感觉，就是除了陈固执己见，一定要我离开之外，别的一些领导和同事都希望我继续做下去，当时我也已经作好了接受新工作的准备。不料，黄铭一不小心漏出来的一句话，像当头一盆冷水，顷刻之间，浇灭了我继续做下去的热情。
3月27日上午，黄铭对我说：“好好干吧，陈会长要求中止关系的决定，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我们不改变你原来的一切待遇，这是老殷和我的职权范围，陈会长是不知道的。”
好一个“陈会长是不知道的”！我一辈子做到头，临末了竟成了一个不明不白的“不知道的”人，是可忍，孰不可忍！我顿时萌生了一个念头：佛添一口香，人争一口气，反炒鱿鱼回家去，留点时间给自己！于是，中午就给协会领导写了一份辞职信。对此他们有点意外，一直拖到4月17日，协会才发了〈沪房协［2006］14号《关于中止对孙来云、花月初同志聘用的决定》〉，明确了对我聘用至2006年4月30日。
这就是当年的组织部长的风格吧!他当会长第二年，就信口开河对部门实行协议承包制，对个人实行年终述职考评和末位淘汰制，结果形同虚设、流产夭折。现在中止区区一个退休人员的劳务关系，也要小题大做来个行文通报。
面对一纸空文，我自1997年7月进协会，屈指算来恰恰又是九个年头，合该也是天数！抚今追昔，感慨无已。
我想起了陶渊明的“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到了彻底摆脱世俗纷繁回首潜心清理自己一生是非得失的时候了。于是欣然命笔，得七绝一首：
一纸空文断九春，今朝还我自由身， 3 6 7
回家捋袖砚新墨，心有清香笔有神。
六十二、风雨人生一把火
风风雨雨的人生好似一把火，有时候是一场熊熊燃烧的烈火，有时候是一堆明灭不定的篝火。我纵观此生既往的69年：劫难前的21年大凡只是篝火；劫难中的21年，差不多像是“一段受了潮的木头，只冒清烟不发火”；劫难后的27年，有时是烈火，有时是篝火，有时是受了潮的木头不发火。所说“不发火”其实也是一种火，我称之为无明火。无明火，不是自然意义上的火，它却是理性的无形之火、智慧之火、悟性之火！
回顾我这一生，这种无明火，最有代表性的有过四次。
1945年冬，父亲下葬时，雷鸣电闪，这是解脱升天之火；1957年夏，我错划右派，猛砸私章，这是落难入地之火；1976年秋，平反改正时，怒索结论，这是急中生智之火；2006年春，一封辞职函，还我自由，这是迷途知返之火。
2006年6月，摆脱工作桎梏的我，开笔写自传，次年5月完稿付印，刚好“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又重新活了一次。从今往后无牵挂，犹如沐浴在无明之火中的凤凰，涅槃再生了！
当我行将结束这篇自传的时候，得悉有关部门在春节前宣布现任房协会长已被免去了一切职务，原因有说是染指社保资金案，有说是儿女私情阴沟里翻船，但官方说是他自己要求辞职，显然是官样文章，欲盖弥彰、掩耳盗铃的遁辞罢了。不论什么原因，他作为在职官员，依法本来就不得出任行业协会会长。单说他任会长期间的作为，不学习社团政策法规，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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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切身利益，不研究行业发展方向，不重视房协20年历史的成败得失以图发展，却好大喜功、恣意挥霍，擅自动用协会经费投资房地产开发项目，大办摄影展、书画展、演唱会、运动会和俱乐部，把个小协会搞得像个大社会。这位政协常委、企业高管和协会会长三重人格的三栖类人物，居然在自己主办的书画展上恬不知耻道貌岸然地大书“清风”两个大字，还被追捧得了奖。他是怎么也想不到不久就要下台的。
当时，对这类当代官僚的缩影，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我庆幸自己毅然辞去的决策。但是，我虽然离开了协会，曾几何时闻听此人“好花自谢”、房协财政窘困难以为继时，却也不竟喟然兴叹曰：好端端的一个行业协会，竟被这帮官僚折腾得如此面目全非。多行不义必自毙，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矣！
有道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我已到了“躲进小楼”、“独善其身”的时候了。2006年秋收在望，儿子花雨同夏彩霞喜结良缘，新居景宏嘉园；2007年春暖花开，女儿花红出阁嫁与崔颖，家在新湖明珠城。春华秋实，儿女们夫妻恩爱、事业有成。2007年5月13日，小孙儿花正清横空出世，花家后继有人了，我的《自传》也可封笔了，我与妻子的一生心血可谓功德圆满了。
华培芬1993年退休后，全身心地操持家务，由于劳累过度，患了“网球肘”，是我对她平时缺少关心所致，深感内疚之余，忘羊补牢为时未晚，我甘愿以努力做好家务为乐，相濡以沫，安享晚年。这些都是上帝给我的恩赐啊！
更其使我欣慰的是，就在花雨结婚的那年那月，国内互联网上第一次出现了右派的索赔诉求。之前在2005年9月18日，山东大学史若平执笔撰写了反右受害者及家属子女致中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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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全国人大、国务院“要求平反右派大冤狱补偿物质和精神损失”的签名信后，北京、上海、重庆、浙江等地都积极响应，右派彻底平反应该是指日可待的。
虽说应该指日可待，偏偏又是好事多磨旷日持久悬而不决，也许要到儿孙一代才能见到冰消雪溶、水落石出的那一天。眼前我与俗世尚有一个未遂的心愿，便是申请离休问题。
这又是一个偶然的机缘，2007年春，妻子的大姐夫妇从美国女儿家回国，4月30日参加了花红的婚礼后回北京家小住，受我之托，终于找到了主政离休工作的中组部的地址。8月15日，我写了一封《致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申请离休的情况报告函》，结果也是百般推诿、石沉大海。
知不可为而为是勇士，任可为而不为也非懦夫，让它和右派平反悬案以及种种尘世纷纭，同我这部自传一起，等待时间和上帝的审判吧。这正是：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正当我将自传《甜酸苦辣》改写第二稿更名为《流星雨》有待适时重新付印时，2008年11月11日，我的小外孙崔智皓又翩然降生。人虽负我而天于我独厚，感谢上帝吧！值此我的本命年牛年将至焉能无诗，得特定格贺岁诗五绝一首：
牛年贺新岁，演绎大文章：国泰生和气，民安葆健康。
此刻，我想到了上帝，想到了慧初、父亲、母亲、祖父、祖母，你们在天国过得好吗?我想到了佛陀，想到了岳父、岳母、三年前病死家乡的罗春德、难兄难弟中号称净心居士的张大千后裔张万良、倡议右兄每人写一篇文章汇编成集而痼疾难愈壮志未酬的张肇祺，你们在极乐世界都过得好吗?
在这部《自传》的最后，我还想对上帝说几句话：我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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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热心虔诚的好教徒，后来在世俗的浪潮冲击下迷失了方向，然而我的良知未泯，维护和保持了对一切与人为善的事物的信仰。忏悔是宗教信仰的文化积淀，我这一生，想过许多错念、说过许多错话、做过许多错事，迷途而知返，我愿跪拜在上帝的面前忏悔。上帝啊！你能宽恕我吗？
我的一生是一把火，一把像是一颗流星从天际划过溅出的稍纵即逝的电光石火。我用一首30年前受闻一多先生名作《红烛》、《死水》影响，和《诗的格律》一文所说的“越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带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启迪写的《流星吟》，来结束这部自传坎坷、冗长的叙述：
相传在古老的五千年前，共工氏怒触了不周之山，顿时间天崩地裂光四溅，你就是这崩裂中的一闪。你从那遥远遥远的天边，来时多么轩昂多么翩跹，你在这悄静悄静的夜晚，去得如此匆促如此突然。
像一道电光石火飘过眼，像一阵疾风迅雷摧心肝，像一匹脱缰野马逐山峦，像一只惊弓小鸟射霄汉。于是你就着耻辱和悲伤，吞下旧世界的一团梦魇；于是你醮着汗水和心血，画出新时期的一线青天。
看这月光皎洁群星熠耀，仿佛在向你倾诉着心愿。谁都有各自不同的命运，光和热才是生存的关键。你有一颗炽烈的心儿呵，怎么不怜惜青春的暗淡？你有一对明亮的眼睛呵，又何必顾盼在劫的苦难。
普天下到处在沉浮变迁，历史上怎少见昙花一现，纵然你消失得更加的快，却留下灿烂的光的花环。你的生命不会这样短暂，你的品格越磨越是璀璨，看星云驟变顿作倾盆雨，刹那间金光万道照尘寰。 3 7 1
第九章 泽
被余荫（附录）
六十三、诗文拾遗
㝉诗42首
古体诗2首
○五古：述怀
冉冉孤生竹，稚子常不幸，有父丧战乱，有母自飘零。堂前鸦雀噪，鸾凰失知音，何堪加冕后，大难频加身，既种江南田，复当塞北兵，铁锤可作笔，奉召著时文，最是伤心事，苦役亦殷勤。行行重行行，辗转二十春，动地闻惊雷，雨过沐天恩，两袖清风举，惶惶学马融。岂甘趋权贵，众说也纷纭。风月虽无主，得之不从容。劫中真情在，天地反觉空。世道多争端，区区不敢吟。我乃刚烈儿，忠义幸尚存，不如归故里，长啸抒我心。
○七古：赠金石
昔日吾师传吾道，落落空庭鸦啼时，绛帐默受斯文旨，平淡天真日迟迟。李杜朝夕手一册，高歌低咏情所系，古诗古文皆血泪，点点滴成后世师。
宋君年少且好古，风流儒雅见深思，同唱相逢相识句，可喜此曲有人知。我在云外卧一榻，沉吟犹未入樊篱。一骑戍边正当时，茫茫大漠欲何之？ 372
狂沙厉霜不为恶，白雪青山也是诗，治学自当共切磋，吟罢未尽故人痴。
（羁旅塞外时郑文光为“白雪”句治印；乔迁新居后林仲兴为“狂沙”联书横幅，宝祥改“狂沙厉霜”为“飞沙走石”）
近体诗37首
五绝8首
○端阳
忆昔端阳节，今朝话旧朝，依稀王字在，老母指头烧。
○群山
群山今日小，独木卧溪桥；无物可釆撷，归家还弄箫。
○题照
重拍婚纱照，一闪三十春，做人如做戏，相伴慰平生。
○入建设诗社
诗风承国运，建设有同俦，平仄通天理，斯人亦可求。
○灵山大佛
太湖边上有一小山，与天竺佛陀说法处灵鹫山相似，故谓小灵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佛教协会在小灵山修建了一座高达八十八米的中华第一大佛：灵山大佛，与西四川乐山、南香港天坛、北山西云冈、中河南龙门，东西南北中，五方大佛耸立呼应。1997年11月15日，灵山大佛落成开光，海内外高僧大德及信徒十万余众，咸临现场参加开光大典。开光前普降大雨，开光时云开雨霁，欢声雷动，盛况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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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祖生天竺，五方次第开，灵山何所有，苍莽一如来。
○为文莘公子陈追偕王春晖证婚
陈酒香弥远，追风疾似飞，新人天作合，婚后报春晖。
（题诗时尚不知陈追新娘名姓，“报春晖”实乃妙手偶得珠联璧合。次年，小儿花雨结婚，文莘应邀在婚礼上以老友与党校教授身份，洋洋洒洒满腔激情地致了证婚词。几十年生死之交，互为后代证婚，亦是佳话。）
○无题
陈雪兰慈面素心古道侠肠，1956年求学北京钢院罹狼疮，次年回沪治病转学交大，1959年诊断肝硬化又涉海外关系临毕业被迫退学。彼勤勉自强，一生与死神和偏见搏斗，几经病危、神奇生还。在中学执教和当选区市政协委员、市人大代表任内，恪尽职守、业绩卓著至退休。暮年又患肺癌，术后在家不慎摔倒，2008年8月5日含恨长逝。以序代题叶篠韵两首：
一度梦悠悠，几番魂悄悄，羁途踽踽行，苦旅迟迟了?
一步上青云，香消魂夭夭，不再病缠身，抚琴思渺渺。
七绝14首
○读画
云底深深深不见，山间流水水间风，一杯一卷烟缥缈，万壑千山无有中。
○桃园两首
（一）桃园幽径隐东篱，苦海扁舟极四夷，古道尽头肠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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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阳关犹唱故人稀。
（二）君登堂奥我樊篱，清句骚心感狄夷，塞北老农江上少，东莱樵子岛中稀。
○海南吟
南天一柱擎穹隆，河海相争聚玉龙，神鹿回首成眷属，椰林满目郁葱葱。
○普陀三寺
梅福禅院
普陀庙宇七十六，梅福独尊作寺名，佛道相通成一体，金丹净水济苍生。
不肯去观音禅院
南海道场紫竹林，听潮洞外现真身，观音到此不肯去，可笑五台东渡人。
普济寺
普济寺门难得开，只缘弘历不常来，凡夫俗子靠边走，两处茫茫皆费猜。
○参观苏州工业园区
伍员开埠几千年，古镇新园胜旧园，却道金鸡湖畔好，一城三制甲江南。
○安吉
安吉小城绿色鲜，藏龙百瀑出深山，婆娑大竹真如海，最是白茶汤水酽。 3 7 5
○中原行三首
开封府
包公湖畔辅开封，日审阳来夜审阴，铁面无私今在否，后门无奈笑前门。
龙门石窟
摩崖石刻跃龙门，斑驳陆离几代功，武后观音都是佛，雍容阿娜大唐风。
河南省博物院听古乐
琴瑟叮咚九曲回，韵笙呜咽八方催，中原古邑兴亡事，更有编钟不胜悲。
○惜别无锡华东疗养院
苍茫青翠大箕山，体格检查二十年，好望角头风光好，太湖三白甲江南。
○喜为花红、崔颖主婚
我家有女小花红，嫁与俊才崔颖君，养育之恩须记取，终生相伴乐融融。 （2007.4.30.银河宾馆）
五律6首
○武夷行
九曲筏行急，诸峰似翠鬟，隐屏寒雾重，云洞老茶酽；双乳滋神女，大王揖水帘，故人何处去，不必到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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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行
南飞三万里，一觉易春秋。格力芬湖畔，达伶港码头。城乡皆是绿，老小不知愁。世上桃源地，政通民意酬。
○游韩国济舟岛
海岛连天阔，火山倚水奇。龙吟声凄切，日出色迷离；盘膝饮参酒，开怀食乳鸡。月明杯赛地，徐福盼归西。
○参观博鳌亚洲论坛会议中心新址工地
三江汇合处，博鳌有奇名，玉带滩边浪，圣公石上灯，纵论天下事，缔结海南情，待到竣工日，恢宏举世惊。
○看卢浦大桥通车
世博中心地，浦江落彩虹，逶迤车似鲫，潋滟水如龙；伸手揽明月，低头瞰乱云，申城桥六座，今日始称雄！
○贺林仲兴《草韵雅集》二○○八年春在上海图书馆首发
蚊川林仲兴，海上有奇名，热血融行草，清心化古今，临碑师魏晋，濡墨伴晨昏，挥笔三千幅，书坛第一人。
七律9首
○金陵
一抹群山压青松，金陵王气更葱笼，莫愁湖畔峰烟起，无量殿头主义同；钢铁长桥惊造化，电光转阁夺天工，雨花石卵斑斓色，映在秦淮逝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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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
终日穿行云雾间，闲来却又不思闲。飞泉濯足三千尺，绝壁抚膺一指天；厌读御碑过花径，惊看绿黛变青烟。可堪虚幻时时有，只为清凉去学仙。
○滇西行三首
（一）申江溽暑气如蒸，我借长风出远门，才去苍山看蝴蝶，又登太保会先生；菩提树下金钟寺，梵语声中翠竹村，南诏殿头茶味涩，只缘版纳未成行。
（二）郁郁苍苍石似林，嵯峨仿佛入仙屯，千鳞春水万人醉，一朵白莲双鸟鸣；曲径凝神防累卵，飞泉屏气择青藤，轻歌妙舞阿诗玛，秀色更添别样情。
（三）春城小景大观楼，近水远山一眼收，水面浮莲青脉脉，山间浓雾白悠悠，船家撒手金银缆，客子弄桨蚱蜢舟，宅主不知何处去，南园野草自忘忧。
○登泰山问岳
杜陵望岳已千年，吾也登临仔细看，无鸟怎能归决眦，片云岂可荡胸间，驰心只说众山小，纵目乃知天地宽，语自惊人诗自好，遗风如此却堪怜。
○莫干山
清凉世界莫干山，四十八盘云雾间。英美侧身天上路，弟兄联手武陵源；夫差勾践王心瘁，干将莫邪剑气寒。喜食野珍无去意，修篁深处好耕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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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故人
2005年春，文莘赠我珍藏五十年的他与我同罗春德、唐宝祥四人高中毕业时合影的旧照片，得以重睹久失音讯的罗春德之尊容，不觉怦然心动，喟然命笔：
五十年前纸一张，谦谦君子读书郎，春风得意奕新谱，福佑昭通觅旧章；溽暑漫长修佛道，众生苦短话沧桑，故人此去无消息，留得相思在梦乡！
（诗成不久，林仲兴回镇海故里专诚去慈溪罗春德家，闻说春德已在2002年患胃病去世。斯人永别，呜呼哀哉。）
○原韵奉和葆祥学兄《蓬中同学重逢有感》
闻道蓬莱正绮年，自兹冰火两重天，恰逢世乱风云逼，犹幸劫余岁月添，不是浮生皆是梦，莫非往事确非烟，同窗共勉弥珍贵，应笑南山夕照鲜。 （2008.8.28）
附唐葆祥《蓬中同学重逢有感》：
一九五六年，余等于上海蓬莱中学高中毕业，忽忽五十余年矣！其间，两班共九十九人，各奔东西，四海为家，鱼雁阻断，音讯杳然。二００七年秋，幸赖李良助、何家珍伉俪及贺华芳等诸君，辗转寻访，始得以召集二十余人（其中有闕德芬、陈可贞、毛鸿铨三位师长）于李寓相聚。故人重逢，相看白头，惊喜之余，感慨万千，因成七律一首，以志记念。
一别蓬莱五十年，风云变幻奈何天，当时姿影依稀在，今日衰鬓绰约添，磊磊壮怀成蝶梦，丝丝情意化轻烟，桑榆且喜秋光好，闲看青山暮雨鲜。 （2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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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陈文莘《读葆祥、月初两学兄〈蓬中同学重逢有感〉次韵奉答》：
葆祥兄雅兴萌发，吟成七律一首嘱月初唱和。余不自弃，凑得一律，聊以附骥。或曰“浮生若梦”、“往事如烟”，余谓不然。余等五十余年的沧桑经历，蕴含了人生几多悲凉、几多欢乐，莫不镂骨铭心，历历在目。“梦”耶？“烟”耶？月初云“不是浮生皆是梦，莫非往事确非烟”，窃以为，倒是道出了生活的真谛，也合乎儒家以入世为宗旨，以实现人生价值为目标的传统理念，信然。
嬉逐蓬莱忆稚年，少怀壮志薄云天。不甘平地风波起，方识人间怨恨添。应羡洪荒斗厉雪，堪嗤屑小化黧烟。嶙峋傲骨劫难后，唱晚登高枫叶鲜。 （2008.9）
附周道南《花兄月初寄示〈蓬中同学重逢有感〉唱和佳什原玉奉答并请代转唐陈二公》
（一）有幸同科五七年，忽然加冕说翻天。低头心事疑和虑，哑口文章改又添，热血满腔成止水，豪情半世化飞烟。讵知白发盈巅后，喜见春光万象鲜。
（二）中文苦读忆当年，倾倒名篇痛骂天。刹那平空和雨变，接连不断右冠添。君曾奋运田肥粪，我亦饱熏猪饲烟。往事般般留史册，偶尔回首觉新鲜。 （2008.10.2）
新体诗3首
○建业之歌－－建业社社歌
勇敢的朋友，让我们唱一曲建业之歌。建业建业艰苦创业，菇苦含辛披荆斩棘。我们的宗旨是进击进击。朋友们呵朋友，我们是光荣的建业社社员，我们的宗旨是进击进击！ 380
聪明的朋友，让我们唱一曲建业之歌。建业建业谨慎守业，遵纪守法尽心尽力。我们的出路是学习学习。朋友们呵朋友，我们是光荣的建业社社员，我们的出路是学习学习！
幸福的朋友，让我们唱一曲建业之歌。建业建业发展事业，勇于改革讲究效益。我们的目标是第一第一。朋友们呵朋友，我们是光荣的建业社社员，我们的目标是第一第一！（1985.2）
○我是一座桥
－－为上海市房地产行业协会建会20年而作（拟作会歌）
我是一座桥，一座通向和谐社会的桥，一边是企业的期望，一边是国家的嘱托。我贯穿生产流通和消费，履行服务自律沟通协调。
呵！我是一座通向和谐社会的桥，贯穿生产流通和消费，
服务自律沟通协调。
我是一把尺，一把丈量行业发展的尺，记录城市建设的进程，引导企业诚信的方向，我与企业共命运同呼吸，经历几番风雨几度辉煌。
呵！我是一把丈量行业发展的尺，我与企业共命运同呼吸，几番风雨几度辉煌。
我是一盏灯，一盏照亮会员心灵的灯，我在八十年代里诞生，我在新的世纪里成长，我代表房地产企业文化，永远自强不息与时俱进。
呵！我是一盏照亮会员心灵的灯，我与企业共命运同呼吸，自强不息与时俱进！ （2006.1） 3 8 1
○喜为花雨、夏彩霞主婚
一对新人，两个老大，缤纷花雨，绚烂彩霞，饮水思源，源自华夏，互敬互爱，图强奋发，岁月如歌，青春似画。
（2006.11.25海港宾馆）
㝉 文10篇
○对当前煤渣砖制砖机械改革的一点看法
原先，我对煤渣砖制砖机械全然是个门外汉，只不过是在一个意想不到的机缘巧合中进了南市煤渣砖厂，才得以有了一些接触和了解的。我先前干过几年成型，之后又当了十几年机修，虽说未登堂奥，却也侧身樊篱，总算填补了一点空白。然而，单凭这么点底子，要我对煤渣砖制砖机械攺革谈点中肯可行的看法的话，显然会囿于孤陋寡闻，难免捉襟见肘、贻笑大方，但，纵令滥竽充数，不妨也来谈点看法。
早在1929年，我国已经开始用木锤手工成型生产出第一块煤渣砖来。全国解放后，工农业生产不断增长，为处理和利用工业废渣，大规模生产煤渣砖的需要日见迫切。于是，煤渣砖制砖机械的改革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1965年，在我刚从军马场回来，从一个骑士当上敲坯工的时候，砖厂恰好废弃了扁担式榔头机，改用了生产能力较高的夹板锤成型工艺。这种当时被普遍使用的土制设备，恐怕就是我国早期的煤渣砖制砖机械吧。不久，砖厂为改革煤渣砖制砖机械，使之正规化，把从东德引进的16孔盘转式成型机，改制成适应本土生产规范的八孔两次加压成型机（统称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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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得到了较好的实际生产效果。这已经是在向较为先进的杠杆式制砖机发展了。之后，砖厂还设计、试制压力达到四百吨的全自动液压成型机，虽然调试未能成功，但已开创了煤渣砖制砖机械改革自动化的先声。砖厂走过一段弯路后并未泄气，1979年又另辟蹊径，试制成功了拉杆式静压成型机（统称静压机），生产能力达到年产量24万块、质量稳定在每平方厘米150公斤左右，达到了预期设计要求，煤渣砖制砖机械改革才初具规模。
在此期间，我国其它地区的一些砖厂，除还在使用苏式143型等旧设备外，也广泛开展制砖机械的技术革新，研制了多样化的制砖机，诸如山东的履带式、广东的液压式、淮南的挤压式等等，也都十分可观。这些机器，大部分已经投产，有的还在试验、研究，改进、提高。
由于近来砖坯原材料中粉煤灰日益增多，因其颗粒细、孔隙率大，在成型过程中难以排除残余空气而造成层裂，于是上海的一些砖厂根据缓慢加压能够减少层裂的原理，先后制成了液压机和链式压砖机，但使用效果尚待进一步改革。
总而言之，一般来说，夹板锤成型设备简单，结构轻巧，易于维修，适合一些刚筹建，或规模较小的工厂使用，但毕竟因其产量低、劳动条件差等原因，目前正在被一些砖厂淘汰。此外，转盘机、静压机和其它一些制砖机械，也是瑜瑕互见、各有长短。所以，煤渣砖制砖机械的利弊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综上所述，煤渣砖制砖机械大凡是沿着：锤击式→杠杆式→液压式方向改革的。由于各种制砖机的性能还会受到各种不同渣源的影响，所以，各地区，乃至同一地区的不同生产单位，对某一种类型的制砖机的要求也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尽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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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区原来使用的制砖机也比较芜杂繁多，而经过近几年来的推陈出新，也正在逐步趋向正规，当推以“静压机－转盘机”配伍，组成主体机组，最为适宜了。此一相互配套的制砖机械的效用，对完成产品的数量、品种和质量诸方面都是能够尽如人意的，也许这是我的实践所产生的偏爱吧。
今后，随着四个现代化的飞速发展，进一步加快煤渣砖制砖机械的改革势在必行，在企业投资、技术水准等条件更为成熟的时候，还是应该以全自动化液压成型方向马首是瞻的。
至于正在被国内越来越广泛地使用的盒式、板式吊装框架结构等先进建筑工艺，虽然仍不能完全替代煤渣砖的作用，包括煤渣砖厂在内的墙体建材行业，必须进一步推动制砖机械的改革，否则，整个行业必将面临社会的选择。（1980．5．15）
○“长文短教”及其它
新编职工高中语文教材在使用中存在篇目多、课时紧的矛盾；尤其是一些篇幅较长的课文，按“教纲”要求进行教学，进度似乎很难完成。为解决这个矛盾，便产生了“长文短教”之说的研讨活动，这应该是一次针对成人学习特点如何进行语文教学研究的尝试和改革，笔者就其利弊和所涉及的其它一些问题，谈点看法和设想。
一、“长文短教”的长短
文何以为长，何以为短，长文可以短教，短文是否可以教得更短，姑且不论其是否应该或可能有一个明确的界限来区分，究其初衷在于相对紧缩课时，旨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完成进度，显然是为“教纲”的全面实现服务的。一段时期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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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长期从事成人教育的语文教师，将要或已经在教学实践中探索，虽然其中不乏成功之例，但也确有可以商榷之处。
笔者以自己浅薄的教学体会，和近期在几次“长文短教”研讨课中观摩所得，认为：“长文短教”如果作为应对和缓解现行语文教材教学中的突出矛盾的权宜之计，当然不是不可行；但是，就我们施教对象的特殊性来说，对这一教学方法是否能适应，还有待更深入的探讨和实践。
语文学习是一个语言的基础知识和实践能力不断综合的潜移默化的过程。长文施之以短教，为了突出重点，必然会把文章的内容和知识点舍弃一部分、加强一部分。或者在这一篇目中舍弃或强调这几点、在那一篇目中舍弃或强调那几点。这种把文章内容和知识点机械分离开来的教学方法，不但会削弱、破坏文章的美质，也会扰乱、影响学员对语言基础的相互联系，以及各种语言现象只有在特有的语境中才能充分显示其意义和作用的全面理解和把握。长文短教似乎更多的侧重在放弃知识量来保证质量的实现方面的考虑，而缺少对积累一定知识量才能满足质的实现的权衡。以此组织教学，可能会获得浮面的效果，却不能在根本上提高学员的语言素质和能力，这显然是违背教学规律的。至于长期以来被广大语文教学工作者首肯的所谓“一课一得”，笔者以为，此“得”也只不过是绿叶映衬中的红花之喻，而决非仅此一得而已。何况“一课一得”之说的背后还潜伏着人为割裂本应是一个综合整体的语言板块现象的弊端。在成人语文教学中实施“长文短教”是否也有此忌呢。
另外，就笔者所见的几堂还算成功的“长文短教”公开课而言，似乎都与教学两方面都必须具备一定的素质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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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方面，教师有极其丰富的教学经验，熟悉整套教材的编排意图，知识点的分布和点、面之间的联系，了解施教对象中各种程度的接受能力而分别提出教学要求，并能在此基础上对执教的篇目进行精心的教学实施设计。学的方面，学员有半数以上达到与年级要求相适应的中等程度，并且大部分有自觉学习的愿望和一定的自学能力。只有具备了这样的素质条件，才能调动教学两方面的积极性，实现短教的相对要求。而目前在这一层次中参加学习的职工存在着比较普遍的被动的学习态度。学的积极性的调动，似乎不只是在教学方法上，主要地还是应该在教学内容的载体－－教材上寻找出路才是。而相关政策的体现自当别论，即使有所体现，仍然不能根本改变学的被动。
二、教材改革的刍议
调动施教对象学习积极性的手段是多方面的，而如何使教材本身适应成人学习的求知需求和心理特点藉以使之被吸引是最根本、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
学习的最终要求是求实性和求全性的辩证统一。求实即要求通过学习提高技能，当前成人教育岗位培训原则“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就是根据求实需要和特点提出来的；求全则是要求能够获得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这是学历教育的出发点。求实是求全的基础或补充，求全是求实的深化和归宿。求实和求全相互渗透的最终一致，是成人学习心理导向的概括。
语文是一门工具学科，是应该满足成人的这一学习需求的。
语言学习的目的是提高运用语言文字表情达意的水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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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语言的美学意义的理解、鉴赏的能力。这一语文修养和使用能力的提高，当然同思想磨练、逻辑训练、文学知识和其它（社会的、专业的、生活的）知识结构的建设有关。从目前职工高中语文的教材和教法方面的构成情况来看，是不能达到和满足上述学习愿望和目的的。如果在上面提到的教学素质任何一方面达不到要求的情况下勉强采用“长文短教”的方法，则与语文学习的愿望和目的的实现相悖更甚。从学校教育形式来看，要实现这样的学习愿望和目的，似乎只有在高等教育语文专业层次才能实现（不排除自学途径达到这个层次）。但是，不是所有的成人有机会和可能进入高等教育语文专业学习的，而在我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条件下，成人学习高中语文的机会和可能却是现实的。
如何使语文在成人学习的高中阶段完成其工具性的使命，关键在于应该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语文教材。教材内容的构成，就其求实性来说要包括必要的基础知识，就其求全性来说知识面和知识量要尽可能的完整和充实。据此，成人高中语文教材似乎可以分成文法和文史两个部分。文法指语法、逻辑、修辞和写作知识的有机合成；文史即文学通史，附一定量的代表作品供选教和选学，以期适应不同教学对像的不同需要。当然，这部分内容的编写应以完整、浅显、生动、实用是无庸赘言的。
三、目前应如何过渡
上述粗浅动议如获原则肯定，并重新组织力量编写新教材，那么，目前的高中语文教材教法又如何处理呢？这也是“长文短教”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具有一定程度可行性的理由所在。 3 8 7
不同的文体具有不同的作用和表现力，这不但在教纲上已经明确，而且在历次统考试题中也有所体现。尽管我们一再反对把统考命题当作“指挥棒”组织教学的做法，但是命题的指挥作用依然经久不衰地影响着我们的教学活动。对之我们如果进行一下反思，不难发现统考命题的偶然性，往往就是文体特点必然性的体现。对现行的按文体为脉络编排的语文教材的考试命题，非但不该当作所谓的“指挥棒”来妄加指责，而恰恰是应该被我们重视和肯定的教学重点。我们看到，参加命题的都是有丰富教学实践经验和理论素养的教师。具体命题的偶然形式，是他们丰富的经验和素养的必然结果。围着命题指挥棒转，提倡果然不必，以此左右教学更其错误，然而，我们在组织复习，或者进行“长文短教”时，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依据。
有鉴于此，我们在组织复习，或者进行“长文短教”时，可以在散文、记叙文篇目中，突出表现作者或人物的思想和事件的记叙、议论、抒情结合的写作方法，和在一定题旨情境中的修辞手段的应用这两个重点，用来丰富学员习作的血肉；在议论文、说明文篇目中，突出论证、说明的方法，和逻辑知识（包括复句和句群）手段的应用这两个重点，用来壮实学员的骨骼；在小说、戏剧、诗歌篇目中，突出相关文学常识的了解，和这类文章在记叙、议论、说明三种文体交叉应用的情况这两个重点，用来扩展学员见闻和提高其文学鉴赏能力。在上述各种文体的篇目中，全面抓住词义的辨析和词语的积累。在文言篇目中强调词序对实词活用，和在结构中理解虚字意义这两个重点，用来增强学员习作传情达意的准确性、生动性和深广度。至于应用文篇目，其实是记叙、议论、说明写作的综合应用，只要求学员了解和掌握应用文的各种格式就可以了。 388
长与短本是相比较而言的，“长文短教”是按照教纲要求为标准同教学实际需要相比较而进行的教学方法的尝试。其实，不论是长文短教抑或是短文长教，施教者给学员的不应该只是鱼，而更应是捕鱼的网。这也应该是“教纲”的纲，只要达到这个目的，不管怎么教法，都是我们需要的。语言知识浩如烟海，法无定法，学无止境，按照文体集中抓住各自突出的几个知识点，是否能在教学过程中形成一张捕捉知识的网，有待于实践的检验和充实。但是，要较好地改变职工中等教育语文教学的现状，更有待于针对成人特点编写适切的教材来实现。
（1987.4）
○揭示词语隐含意义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中学语文教学的实质是提高学生对语言的理解和表达能力。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思维的工具，也是社会的交际工具。但就语言本身的结构来说，语言是由词汇和语法构成的系统。由此可见，如何有效地帮助学生把握词汇意义，并在语言实践中准确使用，无疑是语文教学中的一个基础和关键。语言的要求，除准确外还应该生动充实、意在言外。而揭示词语的隐含意义，使之贯穿、渗透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对中学语文教学的完成，却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所谓词语的隐含意义，是指词语代表的事物、事理本质属性所形成的概念外，在特定题旨情境下所产生的特指意义。词语的隐含意义，可以表现为逻辑意义、语法意义和修辞意义。
词语在逻辑方面的隐含意义，是指词语本身涵义外的特指意义。首先表现在同义词的辨析上。由于特定的题旨情境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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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同一事物便有了不同的名称和不同的隐含意义。如“蕃茄”和“西红柿”，它们都是指“一年生或两年生草本植物，全株有软毛，花黄色，结浆果，球形或扁圆形，红或黄色”的一种植物和它的果实。这种植物的果实，在我国习惯称作“蕃茄”，在欧美则被称作“西红柿”。两者名称的区别，有其内在意义不同的规定性，前者隐含有蔬菜的意义，而后者却隐含有水果的意义，其实这种区别已在两者的字形结构上表示得十分明确了。
再如“美丽”和“漂亮”两个词语都有“好看”的意思，但“美丽”隐含有“美好、高尚”的意义，“漂亮”则隐含有“精彩、出色”的意义了。又如“必需”和“必须”都表示“一定怎么样”，但“必需”隐含有“一定有、不能少”，“必须”是指“一定要这样”；“大致”和“大概”都表示推测的语气，但“大致”侧重在肯定，“大概”却是不能肯定的估计语气。另外，在文言词语的理解上也应注意这种隐含意义的区别，即以“也、矣、耳”三个文言虚字来说，在其作为语气助词使用时，又依次隐含有“当然如此”、“已经如此”、“不过如此”的不同意义。
由此可见，辨析同义词（包括近义词）在逻辑概念方面隐含意义的揭示，在词语教学过程中，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表达是十分显然的。
词语在语法方面的隐含意义，是指词在句子结构中词序和词性的变化所产生的不同意义。所谓语法，不外是指词法和句法的综合。从这个方面来揭示其隐含意义，对帮助学生正确理解句意、防止歧义是十分有益的。“演戏要演好人”这句话的“好”究竟是理解为“人”前的定语呢，还是理解为“演”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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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补语？“学习文件”究竟是指一种行为呢，还是指一种对像？当“学习”作为动词使用同“文件”构成支配关系时是指的一种行为，当“学习”作为名词使用同“文件”构成修饰关系时，便是指的一种对像了。文言词语的活用和意动、使动用法，也可以从词序、词性变化所产生的隐含意义的不同这一角度来加深文言的语言现象的理解。“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句中“罪”这个名词，由于词序排列（“王”“岁”两个名词之间）所显示的语法功能隐含着动词的意义；“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句中的“耻”，“盖所谓独善其身者也”句中的“善”，也是因所处句子结构中的词序位置，使这两个词原有词性的语法功能起了变化，从而产生了意动和使动的隐含意义。
以上诸例足以说明：1．一组相同的词语，词序排列、结合关系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语法方面的隐含意义；反之，如若排列、结合不恰当，就会隐含歧义，这是歧义句出现的主要原因。我们在教学中如果能够提高学生重视和掌握词序对词语结合、词性变化的认识，无疑是一个加强语法意识转化为理解和表达能力的重要关节。2.文言语法范畴中的词类活用、意动、使动等语言现象常被一般中学生视为畏途，如果用上述关节的知识规律来统摄分析，似乎更容易被接受和把握。
至于词语在修辞方面的隐含意义是指修辞所产生的新鲜意义和感情色彩的表达。“这个人肚子里有墨水”，是借“墨水”来代“文才和学问”，“飞流直下三千尺”不是瀑布真的有三千尺，而是雄伟壮美的夸张；“敬爱的周总理，我不能到医院去瞻仰你，只好攥一张冰冷的报纸”，写报纸的“冰冷”，不只是点明时令气候，更是为暗指当时不正常的政治局面，“冰冷”一词在特定的题旨情境中，隐含着强烈的悲愤意义，感情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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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于词外；“逝世”和“去世”都是人的生命终结的意思，但两者选用时则隐含着“庄重”和“轻泛”的不同感情色彩；“黄昏还没有溶尽归鸦的翅膀”，巧妙地展开联想，用“溶尽”这个与诗句意境相关的词，写出了“黄昏”似流水一般缓慢地消逝的过程，使隐含着的静中见动的描写、丰富的诗意、细腻的情感宣泄无遗了。
此外，词语在修辞方面的隐含意义，还可以通过句式长短的变化、标点和词语的灵活配伍、褒贬词的相互换用、成语新编等手段来体现。词语修辞意义的隐含，几乎渗透在包括逻辑手段、语法手段变化运用在内的对语言理解和表达的各方面。
当然，上述说的逻辑、语法、修辞三个方面的词语意义的隐含现象，并不否认作为人们思维和交际工具的语言必须具有准确、显豁等普遍意义的语言特点和要求。我们在中学语文教学中不能本末倒置，顾此失彼。但是，我们这里说的“隐含”是指同“显豁”相对统一的一个方面，“显豁”中不必定有“隐含”，“隐含”却必定是“显豁”的充实和延伸，两者都以“准确”为前提。正其为此，我们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如果能以词语为突破口，以揭示其在特定题旨情境中和在句子结构中的地位所包容的隐含意义为辅助手段，使之在阅读、写作中一以贯之，那么，这对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思维能力，乃之艺术鉴赏力和表现力的水平，都是十分有意义的。 （1987.9.10）
○常学常新
－－《第三期科级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轮训班》学习体会
我之学哲学非今日始，但每学一次总有一些新的感受和提高。学生时代初次接触，感到新奇而艰深；“十亿人民都是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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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的时代，我曾以浏览马恩全集打发空闲时光，也曾有幸添列为工人学哲学辅导员，拜读巨著、讲解“两论”、联系“三大实践”，辩证法与形而上兼有，辉煌共忐忑并存。之后，虽也时或学点讲点，但总觉得凤毛麟角、片光吉羽，不成系统。这次参加房地系统第三期科级干部脱产轮训，自觉机会之难得，摒弃杂务，以求一得。弹指一个月，深感学校安排的周到，教师讲解的翔实，学员求知的殷切。自己在这样的氛围中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理当有所长进。思之再三，以《常学常新》为题，不辞肤浅，谈点体会。
一、矛盾处处在时时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是对立统一，特征是联系和发展。对立统一的关系就是辩证矛盾的关系。矛盾是指客观事物本身所具有的既对立又统一的本质属性及其在人的头脑中的正确反映。矛盾处处在时时有，唯其如此，矛盾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的观点。
一般来说，我们在社会生活和日常工作中也能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矛盾的观点来认识和处理一些问题。即以我参加这次轮训来说，就碰到一个学习和工作的矛盾。在这对特定条件下的矛盾中，我认为，学习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矛盾中居于支配地位，起着主导作用；而工作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起着次要的作用。这就要求我暂时放下手上的工作，潜心学习。但是，由于我的工作性质和业务范围的特殊性，一时又难以中断原有的工作联系，这就产生了既要正视矛盾的主要方面，又不能无视矛盾的次要方面。为此，我事前通知有关单位的有关人，约定在这一段时间内，每天中午十二点至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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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下午四点下课以后作为同我的联系时间，这样保证了学习和工作两不误。
去年，我们为提高郊县房管专业干部业务素质开展岗位培训，确定“分片设点，送教上门”的办法，较好地针对郊县特点克服了工学矛盾，也是正确应用了矛盾的观点，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对不同质的矛盾用不同质的方法解决的，符合矛盾特殊性的原理。而有时我们社会生活和日常工作中出现的“一刀切”、“一窝蜂”、“一言堂”等情况，恰恰就是违背了矛盾特殊性原理所造成的。
不但要正确反映和处理好社会生活和日常工作中的对立统一关系，而且社会也要遵循矛盾运动的规律才能推动它的发展。社会矛盾由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具体矛盾三个不同关系的不同方面组成。其中，主要矛盾和具体矛盾因时而异，只有基本矛盾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每一社会形态的始终。为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对这两对基本矛盾，以往只局限于第一性和第二性、决定作用与反作用这样一些认识，而对它们之间的联系，诸如生产力怎样决定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又是怎样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均未作进一步考量；对现代资本主义为什么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与阶级社会相比又有什么不同的性质和特点也知之不详。凡此种种，在这次学习班上，认识都有一定的提高。这种提高除了在理论上必须进一步深入研究外，归根结蒂，反映在对改革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内在要求的认识上。
二、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应有之义 394
现阶段我国人民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所以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加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此，必然要求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某些环节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需要的某些环节。可见，改革是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
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是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通过《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学习纲要》的学习、讨论，我们明确了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是历史必然的道理。特别是懂得了必须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这种优越性尚未充分发展联系起来、把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展看作是一个历史过程、把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看作是长期（曲折而艰巨）的过程的道理。我国原有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体制的缺陷越来越突出，诸如所有制结构不够合理，经营方式过于单一，吃“大锅饭”、政企不分、条块分割等等，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必须进行改革。但这种改革必然会触及到人们的切身利益，正如邓小平所说“尤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邓小平文选》第142页）由此可见，改革不但是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内在要求，而且也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场革命。
但是，这场革命的性质不同于其它阶级社会的革命，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改进、完善、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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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那么，如何来检验我们当前的改革的成效呢？主要是看经济上社会生产力是否得到迅速发展，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是否得到逐步改善；政治上人民民主是否得到充分发扬；组织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是否得到大量的发现、培养、提拔和使用。以此标准来衡量，改革中尽管还存在着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但已经对促进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了很好的作用。改革增强了全国人民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信任，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潜力和优越性。
三、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中的特殊社会阶层
这次学习班又重温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学习初始，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结构中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中的特殊社会阶层的划分不甚明了。
其实，在阶级社会里，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个单独的阶级，甚至不能说是一个统一的社会阶层。他们是分别属于不同阶级的成员，在不同阶级中形成该阶级的知识分子阶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
建国初期，党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实施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此外，解放后由党直接培养起来的无产阶级新型知识分子作为新鲜血液源源不断地补充到知识分子队伍中来。针对这种情况，1956年，周恩来在一次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正式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可是，1957年，由于党的高层错误估计了阶级斗争形势，对知识分子在这种形势中的政治思想状况做出了违背实际的错误判断，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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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所谓的世界观作为确定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错误理论，因而把一大批知识分子错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并且在实际上给其它大部分知识分子－－包括解放后党一手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也戴上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对他们采取了名曰“教育、改造”，实为排斥、歧视的措施，严重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十年动乱，林彪、江青一伙反革命集团更把广大知识分子打成 “反动权威”、“臭老九”，并把他们列入专政对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知识分子的浩劫，也是国家和民族的灾难。党的三中全会以来，重新认识了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落实了包括“右派”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的政策。党的“十二大”才从新恢复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历史性结论。
重温这段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历史变化过程，将有助于我们更加珍惜改革开放形势下今天的社会主义。在学习中，我们有些人对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中的特殊社会阶层的提法表示疑虑不解，其实，所谓阶层是指一个阶级内部经济地位和取得生活资料的方式更接近的一些人的集合。由于社会分工和劳动方式的共同特点，所以，知识分子才成为工人阶级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特殊阶层。对此我的认识是，工人阶级的主体同其阶级的特殊阶层，毕竟是有一定差异的，差异也是矛盾，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应该处理好差异这个矛盾中的实践课题，必须坚持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化、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以智力为武装的现代化建设者”的特殊阶层的重要作用。 （1991．4．3）
○发挥多种功能，形成办学优势 3 9 7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调整教育结构，充分发挥中专学校骨干作用的精神，近几年来，学校在办学规模、层次、形式诸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和突破，积极发挥了多种办学功能的作用，不断提高了办学质量和效益，逐步形成了相对突出的办学优势。
我所说的多种功能，是指我们既有全日制的普通中专教育功能，又有提高在职专业干部业务素质的成人教育功能；既有接受应届毕业生的计划功能，又有适应社会需要的定向培养、不包分配的计划外培训功能。成人教育的施教对象既有初、高中毕业生，又有大专以上层次的各种学员，多种功能的作用尤为突出。
成人教育是整个教育事业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是职工教育，既是教育工作的一部分，又是经济工作的一部分。国家教委提出《关于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的决定》以后，我们就把职工教育列为学校七．五计划中的重点工作。1987年开展岗位培训以来，职工教育发展较快，逐步形成了三种证书、三种专业、三种形式的多功能的办学优势。
三种证书，一种是指达到国家对中等专业学校学历规范的毕业证书；一种是达到行业岗位必须的专业文化知识水平相当学历的专业证书；一种是达到专业干部岗位规范的岗位培训证书。两年来，已有八个班235人获得毕业证书、二个班86人获得专业证书、遍及全市十二个区的343人获得专业干部岗位培训证书。今年专业证书班发展较快，现有五个班307人在读，岗位培训更是覆盖全市各区县，参加培训职工1000多人。学校职工中专除所承担的教学任务外，还为各区培训了六门学科的50多名教师，实施了师资培训的功能。 398
三种专业是职工中专教育的《房屋建造和维修》、《房产经营与管理》、《房地产财务》。另外，《房地产绿化》专业正在拟定方案向市教育主管单位申报。
三种形式有自办、联办和送教上门。职工中专有自己的教学基地和工作班子，早先更多的是采用自办的形式，把学员招进来开班上课；目前侧重于联合办学，一是同用人单位联办，在招生中引入竞争机制，把教学班设在输送学员多的就近地区，一是同社会团体联办。这几年我们先后同市房屋修建公司、市建筑材料公司和房产会计学会开展联办，起到扬长避短、拾遗补缺的多功能作用。在办学形式方面，送教上门这一创新形式尤其受到用人单位欢迎，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我们曾去南通市房地部门试办业务干部讲学班，每月隔周五、六两天，全期一年开讲六门课；我们派员去广州、无锡两地讲授计算机技术，开了送教上门的先河。
1991年上半年，我作为“专员”具体负责岗位培训考核办公室（简称“考办）”工作后，经过数月走访调查，我同有关县局主要负责人协商并得到他们的支持，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分片设点、送教上门”的办学形式，在市房地局教育处组织下，以考办的名义，向全市九个郊县的房管干部开展了大规模的岗位培训。同年下半年开始，七、八两月先后在松江（包括松江、青浦、金山）和南汇（包括南汇、川沙、奉贤）两片开班，人数逾百。这两个班每月集中一周上课，全期一年完成八门课。在课程安排上，我采用了同一时期四门、上下半周各两门的分段进行的办法。这样安排的优点是：一、减少用人单位工学矛盾，二、适应郊县学员分散、基础较差的特殊性，三、有利于教师的统筹使用。我们注意挑选有房管业务经验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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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课，还安排教师同学员吃在一起、住在一起，从教学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较好满足了教学的需要，得到用人单位领导和学员的好评。在此基础上，年底又为嘉定县房管局设点单独开班，崇明和上海县的教学点也在筹备之中。
几年来，我本着职前职后一起抓的方针，突出了以岗位培训为重点，发挥了三种证书、三种专业、三种形式的多功能作用，形成了一定的办学优势，实现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1991.12）
○甲子祭
有道是六十年一个花甲子，甲子祭者，祭的是过去了的六十年也。
六十年前我出生没几天，在“八一三”的硝烟中，母亲和两个姨妈抱着我去镇江外祖父家避难。不料，日本鬼子为追捕新四军和花姑娘，却把外祖父杀害了。犹如惊弓之鸟的母亲和两个姨妈又抱着我逃回了上海。谁知，在一个黎明前的黑夜里，万恶的日机炸沉了父亲的船，夺去了父亲年轻的生命。殷红的血、辛酸的泪，写就我甲子篇的第一章。
阵阵春雷动天地，日寇投降了，全国解放了，我在新中国的阳光雨露中读完了中学又跨进了神圣的高等学府。可叹好景不长，1958年反右劫难从天而降，我刚刚度过21个“八一三”。
物换星移几度秋，我在农村种过二年半田，在塞外养过二年半马，又阴差阳错地回上海，在黄浦江畔做过十六年工，一晃又是21个年头。
三中全会拨开云雾见青天，我重返人间，像一架上足了发条的钟，欢快地转动起来，一发而不可收转了将近20年。 400
1997年，迎来了第60个“八一三”。国耻家冤个人恨，雪的雪了，平的平了，消的也消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想过去了的60年，第一个20年，民族的灾难漫长而悲壮；第二个20年，历史的冤案沉重而迷惘；第三个20年，平反的道路曲折而漫长。看未来：希望的曙光强烈而辉煌！
60年前，往事不可谏；60年后，来者犹可追。欣逢盛世，慰吾同俦，是为祭。
诗曰：炮声在耳岁悠悠，荆紫花开我退休，坎坷此生烟雨里，是非恩怨付东流。 （ 1997.7.2）
○关于补办离休手续的申请报告
市房地资源局干部处：
我是市局下属房地产学校教师。1997年7月退休前任学校职教科科长，负责系统岗位培训；退休后受聘于市房地产业协会，先后任秘书处、信息调研部副主任和组织联络部主任至今。
我在上海解放前为党的地下工作者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在房协工作时才知道这个经历按规定可以享受离休待遇。我在1998年5月、2002年2月多次向市局有关部门提出书面申请，据答复说，市人事局认为我的情况属个人行为不符合离休条件。然而，最近有关方面领导告知，办理离休工作是市委组织部负责的。为此，再次向市局提出要求补办离休手续的申请报告。有关情况如下：
1937年6月，我出生在上海南市区王家码头荷花池。1944年冬，父亲花金生船出海工作时遭日机轰炸不久不幸身亡。1945年底，我随祖父母同住在当时的南市区杨家渡街142号。 4 0 1
祖父花春山，是大通航运公司职工。1948-1949年，我们全家冒着生命危险，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收留掩护过赵杰、杨行芳、杨的外甥和朱恩怀等4个党的地下工作者。我当时年幼不为人注意，经常为这些地下工作者及其来访战友购物、送信、看门望风、站岗放哨。
1951年祖父在肃反运动中却以反革命罪被捕，不久冤死狱中。当时家被抄，房屋被紧缩，家中仅有祖母和我两人作为反革命家属艰难度日。
1958年2月，我在就读的上海师范学院，以为祖父翻案为由划为右派学生。1960年7月，分配去中蒙边境新疆巴里坤军马场。1962年初，军马场为我右派摘帽。同年年底因中苏关系恶化边境冲突，我又被遣返原地上海，成为社会闲散劳动力做临时工。70年代初林彪事件后全民学哲学运动中，我在区房地局下属南市煤渣砖厂做检修工期间担任工人学哲学辅导员。1979年8月，上海师院为我右派平反，我被落实政策调南市区房地局任职工学校专职副校长。1988年底上调市局职工中专。1992年借调市局教育处。
自1958至1979年21年间，我种过二年半田、当过二年半兵、做过十六年工，颠沛流离、历尽沧桑、九死一生，究其因，缘起于祖父支助过革命未被肯定却被作为反革命以致死亡、我受株连所致。
1987年在对历史上冤假错案进行复查工作中，我向上海市公安局提出了祖父反革命问题的申诉，市公安局经复查下发了《决定书》为祖父平反，结论是：“花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解放前除对码头工人有一定的经济剥削外，无其它罪行，且对革命事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见附件一） 402
90年代中，我在市局教育处工作时一次出差去北京，偶然发现了在北京清华大学工作的当年四个地下工作者最年轻的朱恩怀。朱为了感谢我家和我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为他在政治上、经济上、生活上所做出的帮助，1998年写了一份《情况说明》（见附件二）。
领导同志：鉴于我在解放前为革命事业做过的一些有益工作，我再一次恳切要求能在我退休多年之后，仍能本着党的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还我以历史的本来面貌，同意我补办离休手续。特此提出申请。 （2005.3.16）
附件一：《上海市公安局决定书（87）沪公落办0136号》
花春山，男，一九○三年生（作者注记：祖父生年应是1898年），江苏江阴县人，原系本市大通航运公司职工，一九五一年五月病故。
一九五一年四月，花因反革命问题，被逮捕审查。
经复查，花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解放前除对码头工人有一定的经济剥削外，无其它罪行，且对革命事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一九五一年四月对花春山以反革命逮捕不当，予以纠正。 （1987.6.6）
附件二：朱恩怀《情况说明》
本人朱恩怀，男，1922年生于上海市，无党派关系。1985年在65岁退休时为华北电力科学研究院之高级工程师。据该院人事部门同志告诉我，因我在1949年10月之前参加革命工作，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后又转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皆系干部参加学习，得供给制待遇，故按文件规定应享受离休待遇。所获“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干部离休荣誉证”编号为水利电力部12053号，发证日期为1985年5月3日。 4 0 3
如今有如下情况需应花月初同志要求加以证实：
1949年以前，我曾有多年时间参加过上海市的学生运动，由于本人往往以学生中的领袖人物出现，因此颇受国民党反动当局注意。1948年时上海白色恐怖气氛日浓，据和本人接触的友人地下党员告我，我已上特务当局的黑名单，告我暂时不宜住家中，去别处躲避。我即去我家所有大通轮船公司老职工花春山先生家中暂住一、二月。在此期间，生活伙食都堪称满意；在此期间，往外发送信件，或购物，都有花春山先生的孙子花月初小朋友为我代劳。多次有友人来看望我，即当时的学生运动联系人，月初小朋友即自动为我在门外看望风声。现在为感谢他们一家为我的安全而作出的贡献专此证实，并表感谢。
我现在的通讯地址为：100084，北京清华大学17公寓103号。 （朱恩怀签名盖章1998.1.27）
○关于申请补办离休手续的补充报告
市委组织部：
我在今年3月16日向市房地资源局干部处提出要求补办离休手续的申请，并由退休后受聘单位市房地产行业协会以组织名义向市房地资源局干部处同时发送了《关于花月初同志申请补办离休手续的请示函》。事后，干部处一经办人答复：认可我在解放前为革命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不同意作为参加革命享受离休待遇。不同意的理由主要是：1、解放前为革命做过工作的情况在档案中没有记载；2、所做的工作只是个人行为，不是组织行为。
最近，我对照了中央组织部、劳动人事部印发《关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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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前干部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规定》的通知（中组发［1982］11号文），对上述不同意我离休的意见提出一些看法，为此再次提出申请补办离休手续的补充报告。
一、关于档案有没有记载的问题
我没有搞过档案工作，不知道档案中应该包括哪些内容，但我想作为个人的档案，不外乎包括个人填写的表格和组织对有关问题作出的文字结论。在我自己填写的表格中，解放前只有小学的经历，解放后有中学、大学以及之后的工作经历。我要向组织提供的一个情况是：1956年9月我被当时的上海第一师范学院录取后，在学生表格上填写过祖父花春山1951年肃反运动中以反革命罪被捕死于狱中的情况。不料，学校据此在1958年反右时，以宣传党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政策为幌子，问我对祖父作为反革命逮捕有什么看法（后来知道这是反右中的“钓鱼”的手法），我想，既然“有错必纠”，便提出了我家解放前为4个党的地下工作者做过工作的情况，花春山不但不是反革命而且对革命应该是有功的，所以，作反革命逮捕是错误的，是应该纠正的。谁知道学校却据此认为我为反革命祖父翻案、攻击党的肃反运动，并以此作为主要罪名将我划为右派。
领导同志：我祖父花春山的反革命问题，我为祖父反革命问题的翻案和我的右派问题，想必在我档案中是有组织结论的。而今干部处经办人却说这些问题在档案中没有归档、没有记载，那么，1958年又是根据什么说我是为反革命祖父翻案而定我为右派的呢？如果，这些内容在我档案中确实没有记载，那么，责任是在组织而不是我个人。
二、关于个人行为还是组织行为的问题 4 0 5
被我家收留、掩护、资助过的4个党的地下工作者，最早的一位叫赵杰，1945年抗战胜利我家搬到杨家渡街142号后即来我家以帮佣的身份作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随后来的是祖父大通航运公司资方杨老九的侄子叫杨行芳，他的外甥（不知姓名）随行同住我家。在我记忆中，杨行芳西服革履，穿吊带西裤、戴金丝边眼镜，还曾听人家称呼他为鸿运（红云？）司令。以上三位解放前离开我家后一直不知去向，失去了联系。后来联系上的一位就是朱恩怀。朱恩怀也是大通公司另一位资方民族资本家董贵民的儿子，解放前来我家时是震旦大学学生，解放后去朝鲜当志愿军，抗美援朝胜利回国后在北京工作，反右时，朱同他母亲董贵民都成了右派，朱去了东北劳动改造，后来落实政策回北京安排在水电部工作。我1979年右派改正后落实政策在南市区房地局职工学校当副校长（校长是副局长包龙祥）。1990年初我借调市房地局教育处一次出差去北京，极其偶然地同朱有了联系。1998年，朱为我出具了一份证明，希望对我的处境有所帮助。
领导同志，原谅我不嫌其烦地向你叙述了当年的这些往事。我想说明的是，他们来我家避难我不知道是不是组织的决定，但是我知道他们都是共产党的人，我为他们做过同为朱恩怀所做过的相同的工作。当时处于白色恐怖时期，国民党有“窝藏共党，连坐七家”之说，如果我为他们做过的一些事是个人行为，试问，对此国民党发觉了是否也因为我是个人行为而对我网开一面？更何况我家里不是偶然的只有一次发生帮助地下工作人员的行为，表明我是自觉地坚定地在为革命工作。
根据中组发（1982）11号文：“三、经我党组织决定，接受党的任务，在国民党、日伪统治区以公开社会身份为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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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并一直坚持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从接受党的任务，主要从事地下革命工作之日算起”。该文还规定了“仅有某些革命活动，如为地下党传递过信件、张贴过标语、参加过反帝反蒋游行示威等，而主要从事社会职业的，不应计算为参加革命工作时间”。这些地下工作者，来我家躲避国民党追捕或以我家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是不可能对我这样一个少年说明是不是组织的决定的，至于我祖父母是否知道，我是不得而知了，我只知道他们是共产党的人，国民党抓住他们或者知道了有谁庇护他们都是要杀头的。并且，当时我没有什么社会职业，只是以小学生的身份为掩护帮助他们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足可以认为是“主要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并一直坚持革命工作的。”为此，我的参加革命工作的日期，就应该从1945年或1948年，为他们做工作之日算起。
领导同志，我为之帮助做过一些工作的4个地下工作人员中只有一位有过联系，其它几位或许是因解放后祖父被打成了反革命，我也成了右派，所以都为避嫌没有主动来联系，我也因此没有能够同他们联系上。根据中组发［1982］11号文规定：“确定和更改干部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必须实事求是，认真对待。对于事实确切，符合规定的应予更改过来；对于不符合规定，斤斤计较的，既要坚持原则，又要耐心细致地做好思想工作，需要查证的，应由组织调查，出具证明的也应当向组织提供。”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应严格遵守这一规定。
领导同志，为革命做过一些有益工作的花春山，解放后，最初不但未被革命承认，却被革命当作反革命逮捕，还为之送掉了性命；为革命做过一些有益工作的花月初，1958年至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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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从上海江湾五角场国光社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巴里坤军马场（890部队4分队），再回到上海南市煤渣砖厂，种过二年半田、养过二年半马、做过十六年工，拖着沉重的右派、摘帽右派的政治镣铐劳动改造，虽然侥幸没有送掉性命，却送掉了人生最为宝贵的21个青春年华。现在我只是提出还我以历史的真实面貌，给我以适当的政治关心和经济补偿，（应该是可以赔偿的！），确认我在1945年（或1948年）参加革命，不能说是“斤斤计较”吧。值此建党84周年之际，我再一次向党、向组织提出同意我补办离休手续申请的要求。 （2005.7.1）
○致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申请离休的情况报告函
中组部负责同志 ：
我是上海市房地局下属学校的教师，多年来为申请离休未获批准，现不揣冒昧向离休政策的最高决策机关反映情况，希望得到你部的明确答复和处理。
1998年5月、2002年2月，我先后向市房地局干部处提出离休申请。干部处不置可否地拖了几年后，对第二次报告才口头答复称“市人事局不同意”，理由是说我解放前做过的地下工作纯属个人行为。于是，我去信给市人事局，该局将我的信转与老干部局。老干部局信访办同志给我答复说：“说穿了，你的离休申请是你所在的上级单位房地局说了算。”当时我还不知道老干部局是市委组织部的下属单位，直至2004年底我从市人事局老局长口中得知，离休工作主管单位是市委组织部，之前房地局显然是在敷衍我。
2005年3月，我退休聘用单位上海市房地产业协会，以组织名义向市房地局干部处行文，提出了《关于花月初同志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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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补办离休手续的请示函》，附上了我的《关于补办离休手续的申请报告》（见附件一、附件二）。房地局干部处对《请示函》居然数月不给批复。在我一再催促下，干部处经办人口头答复，说起初考虑我年龄问题，请示过市委组织部，明确离休没有年龄规定，但说我解放前做过的地下工作，档案上没有记载，为此不能同意离休。后来在我多次与之据理力争言谈中，经办人竟说“房地局离休名额早已超标，离休经费不是房地局负担，上面同意你离休，我们当然高兴；上面不同意，我们也没有办法。”话说得合情合理，房地局就有同志为地下党只送过一、二封信就离休的，怎么会不“超标”？但是，“离休”居然还有指标，恐怕这不是在懵我吧。
2005年7月1日，对房地局不同意我离休的情况，我直接向市委组织部提出了《关于补办离休手续的补充报告》（见附件三）。组织部批转房地局后，房地局告诉我市委组织部不同意。9月2日，我便去信市委组织部姜斯宪部长，不久组织部仍然批转房地局。过了两个星期，我问讯房地局干部处，不知何故，这次居然竟说没有收到。
9月26日，我给当时的房地局党委书记蔡育天（兼局长）去信，要求核查处理。在局领导的关心下，11月中旬，我收到了房地局干部处给我的一份没有留下日期的书面答复。这份答复又一次强调了我的档案问题（见附件四），这也是1998年以来，房地局给我的仅有的一份有关离休的正式文书。这件正式文书，尽管没有留下日期，但比之于堂堂市委组织部给我的一份不称“同志”、连年月日一概不留的复函要正规得多了（见附件五）。不知这是两个国家党政干部管理部门不约而同的各自偶然的疏忽呢，还是对我流露不满之情的刻意为之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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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见大推而广之，我他（她）们执行政策的能力和准确性表示怀疑，是完全有理由的。
我有当过21年右派的坎坷遭遇，也有因之而为落实各种政策不得不给从地方到中央各级领导去信得到理解和支持的经历。2006年2月20日，我去信市委王安顺副书记，得到了王书记的理解和支持，很快批转市委组织部和房地局。但，当我为此问讯房地局干部处时，自1998年就骗我说市人事局不同意我离休的该处处长竟奚落我说“你向谁写信，谁就应该答复你；你给王书记写信，王书记是会答复你的。”说这话的时间是：2006年4月27日上午10点15分。
出于无奈，2006年6月6日，我只得第二次去信市委王安顺副书记。6月27日下午，房地局干部处经办人约我在房地局老干部活动室开会面谈，到会的除房地局干部处约我面谈的经办人外，还有市建委和市委组织部的三名干部。他（她）们一见我都说“你怎么这样年轻”，还说“想不到解放前你小小年纪就那么懂事了”。我感到，我的年龄问题正是他们一开始就不同意的一个先入之见，只不过文件没有对年龄明确规定罢了。
我在会上就档案问题重申了中组发（1982）11号文“需要查证的，应由组织调查”的意见，以及必须把祖父的反革命、我的右派同离休问题联系起来考虑的看法。
不料，到会干部撇开我提出的问题说“即使承认你在解放前为革命做过的有益的工作，但是，你没有一直坚持革命工作。你解放后至1958年在学校都不是组织认可的带薪学习，你的革命工作是中断了。凡中断3年以上又无正当理由的，都不能承认参加了革命工作。” 此外，他（她）们还强调了“你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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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革命问题，不能同你的右派问题联系起来，你的右派问题也不能同你的离休问题联系起来。”
不同意我离休的理由，一开始是个人行为，继而是档案问题，最后又是一个“革命中断”的问题，对这次会，特别是对“中断”说，我有如下看法：
—、关于没有一直坚持革命工作的问题
中组发（1982）11号文第三条：“经我党组织决定，接受党的任务，在国民党、日伪统治区以公开社会身份为掩护，主要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并一直坚持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接受党的仼务，主要从事地下革命工作之日算起。”
显然，所说“一直坚持革命工作”，指的应该是解放前的“地下革命工作”。至于解放后的学习纳入“凡中断3年以上又无正当理由”云云的规定，不知出于何处，11号文第九、第十条主要还是说军人解放前工作间断的年限计算，说我解放后至1958年在学校学习是中断了革命工作，简直有生搬硬套、滥用文件之嫌了。
我不知离休政策除上述11号文外，还有没有其它规定和实施细则或解释口径，但是我坚信党的政策历来都是原则性同灵活性相结合的。我因右派问题，1958－1979年，尽管那时我在做农民、当工人，但根据中组部的规定，当时，我的革命工作时间，就是从1958年受处分之日算起的。现在，在我的离休问题上，为什么又冒出一个“中断”之说呢。
二、关于两个不能联系的问题
祖父的反革命问题，我的右派问题，同我的离休问题，三者有内在的逻辑因果关系。祖父被作为反革命逮捕，我因为祖父反革命翻案而被划为右派。我之所以敢为祖父翻案，前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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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祖父和我都为地下党做过有益的工作，我为祖父翻案是必然的。我为祖父翻案的理由，就是我提出的应该同意我离休的根据，所以不能联系起来的说法无疑是错误的。
负责同志：胡锦涛总书记一直强调科学发展观，其主要内容是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他提倡 “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新三民主义。联系早在1982年颁发的11号文提出的“确定和更改干部的‘参加革命工作时间’，是一项严肃的政治工作。对于干部提出的要求，既要防止不认真研究，敷衍应付，轻率否定的态度，也要防止不按规定办事，无原则地迎合个人意愿的作法。”的要求，尽管上海市房地局和市委组织部一些同志，斥责、规劝我“不要向领导写信了，写了还是转到我们手里，没有用的。” 我就是不信这个邪，我还是坚持要向上级机关写信反映情况。巡视制度是我党加强和改进党内监督的重大举措，而做好人民来信来访工作则是保持党内外沟通的渠道，两者相辅相成、相互补充。我坚信我的离休问题，最终是能够在体现和落实我党新时期与时俱进的新三民主义精神而得到解决的。
获得利益事小，申张正气事大。祖父的一条命，我的21年青春，难道还抵不上一个离休吗 （2007.8.1）
○致协会领导的一封公开信
协会领导：
春节过后上班不久，办公室主任黄铭向我通报了协会对我中止聘用的口信，以及中止后还要我留下来筹办协会20周年纪念活动和编制纪念册等事项。3月22日殷关福副会长又向我口头重复了一遍黄对我讲过的话。3月23日组织联络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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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领导徐宝余、贺耀祖向我递交了非正式的中止聘用告知函。明确了“由于年龄原因”中止组织关系但不中止工作关系。3月24日黄铭向我布置一项新任务：撰写上海房地产业18年史纪房协部分文字工作。
我1997年退休前半年，先是说好聘任到桑荣林局长的经济学会学术部。后又受许明义书记器重、我自己也感到更适合和看好行业协会的工作，最后进了房地产业协会，至今已有九个年头。这9年正是房协从打基础到发展壮大的9年，现在“由于年龄的原因”，要中止组织关系而不中止工作，不免令人费解，协会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据我所知，对行业协会，除了领导职务任职资格有规定外，工作人员年龄要求没有明文规定，协会对我中止关系的书面原因，只不过是虚与委蛇的说辞罢了。辞退一个退休人员是不需要什么理由的，领导要我回去是可以理解的，不可理解的是组织关系中止而工作（待遇）不中止，就有点匪夷所思了。
我进协会9年来，已经在这个范围内小有影响，2002年“法轮功”事件后，民政部门对市级社团分支机构重新登记，只同意房协原有21家分支机构只能保留2家，在我努力下，最后全部批准办理了登记工作；2004年协会换届时，我花尽了心血、承担了重大的责任，确保了协会顺利换届改选、陈世杰顺利当选会长。按目前的安排，5月份开始，我同协会的关系改变了，尽管一切待遇不变，但有道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仍由我来参与纪念册、纪念活动和18年史纪等诸如此类的重大工作，我会感到对外师出无名、沟通困难，对内处境尴尬、心态失衡。更何况，为了图一点蝇头小利，我最终却以一个“帮帮忙”的黑户口临时工身份来为自己的社会生涯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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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句号，是否有损我的自尊，也有失协会的颜面？
缘于此，如果协会对我一如既往信任有加，还要我继续做下去，那么必须推迟中止大限，让我把要做的几件事做完了再中止，难道就迟了吗？否则，要中止就一切都中止，这才是我所能坦然面对的！ （2006.3.27）
六十四、浮生感悟
○天地两仪四象生，九章八卦自然成，甜酸苦辣心头事，七十年前说到今。
○血是殷红的，泪是辛酸的，战争是残酷的，回忆是甜蜜而苦涩的，时间是公正而无情的。
○人生三乐：有肉吃、有爱作、有书读（“三有”为罗春德语，宁波方言“吃”读如“却”）：人生三悲：常嫉妒、常胆怯、常后悔；人生三学：学生活、学历史、学做人；人生三心：艺术心、哲学心、宗教心。
○只有不好的生活态度，没有不好的生活遭遇；化腐朽为神奇，白开水里品甜味。这是哲人和诗人的人生观。能把不幸和灾难从容消除在发生之前的，是哲人；能把不幸和灾难迅速消除在发生之后的，是诗人。
○纵情《天骂》，劫难频频，风雨如晦，祸始于诗；放言《流星》，信誓旦旦，雨霁风清，福归于诗。我之与诗，有不解之缘。与诗结缘者，可歌而可泣、可怜也可亲。
○什么是诗？诗是艺术、哲学、宗教交融物化沉淀的结晶；诗是艺术、哲学、宗教碰撞激发升华的火花；诗是普鲁米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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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火种、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诗是天赋、是悟性，是人生的记录、是上帝的恩赐。什么是诗人？诗人是艺术、哲学、宗教的传教士、苦行僧、殉道者。
○人生是一个不断寻找目标、追求目标、实现目标的过程。一个目标过渡到另一个目标的过程，也是目标，只有在心中没有憧憬下一个目标的时候，上一个目标的结束，就是生命意义的终了。人生离不开目标，没有了目标，也就没有了人生。
○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是：疏于人事，未能确定新目标去自我调整、去改变环境；最大的欣慰是：敢于抗争，处逆境山穷水尽而柳暗花明、而化险为夷。上帝给我的最大的惩罚是：没有一个大目标作终生追求、乃至无所建树；上帝给我的最大的恩宠是：有一个好妻子作终生伴侣、建立美满家庭。
○懵懂懂，度过了劫难前21年凄风苦雨；意茫茫，经受了劫难中21年狂风暴雨；急匆匆，打发了劫难后27年斜风细雨。这便是我的风雨人生。
○半生沧桑，甜酸苦辣，波诡云谲，叹三纲五常，纲纲清楚，常常糊涂，默默化作流星雨；一部自传，喜怒哀乐，电掣风驰，有八卦九章，卦卦荒唐，章章血泪，点点滴成后世师（末句为段念慈先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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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6年6月赋闲在家，开始写这部自传，意在了却宿愿。次年4月，草就24万言，完成初稿；5月，子女出资付印50册，奉呈诸亲好友斧正。
仓促成书，差错不少，征求诤言赐教。孰知，读后反馈：争相传阅、索书者有之；南昌、北京、乌鲁木齐、大洋彼岸，来电祝贺者有之；说“花月初落政前的跌宕起伏本在意料之中，落政后的27年仍然精彩纷呈却是没有想到的”有之；说“与花月初的人生相比，自己则是平庸无奇的”有之。
也有将我作为典型人物与《天骂篇》一并写进长篇小说的、给我赠诗戏称“君为党外布尔什”的、读到一些相似经历掩面流泪的、专诚“向嫂夫人华培芬致敬”的、为我提供重大历史事件参考资料的、建议我给诗谱曲和上网开博客的、嘱我不能满足一本书主义要继续写下去的、责我“对当官的太美化”的，不一而足。我从内心深处表示感谢。
当然，更使我要感谢的是，陈文莘、唐葆祥、吕克荣、徐庆祯、吴泽衡、杨善良、杨良耀、蔡寿岺春、王庭松、李良助、何家珍、贺华芳、鲍冠、褚梅庭、凌其成等朋友们就书中的错误或不同看法，提出的许多宝贵意见，以及他们给我的鼓励和启发。
尤其令人感慨无已的是，中学时代给我上过理化课、现年90高龄的人瑞厥德芬老师，闻讯后向我索书披阅，并且聊发少年狂，写了一首四言诗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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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自传（初稿）的读后感，使我很受鼓舞。
还有一位也是耄耋之年的师院同窗周道南，他对这本书更是慧眼独具、钟情有加。他不只是向亲友推荐，还关爱备至，从头至尾逐字逐句以及标点、平仄和书名，乃至避嫌的问题，一项也不漏，进行了全方位拉网式的过滤。对此，我有如醍醐灌顶，获益不浅，避免了因无知或粗心出现一些差错而贻笑大方。
对上述评述和建议，我力所能及地作了修改和调整；增加以《天字歌》冠名的八组生活照片和这篇后记；改书名为《流星雨》，作《流星雨注》概述此书和此生：“赋《天骂》，文字狱，党即上帝，如何骂得；比《流星》，苍天泪，飞溅似雨，灿烂似血；兴《正气》，慰同俦，丹心汗青，夫复何求。”
曩，周道南先生赠我嵌名联“诗成月白风清夜，曲尽初斟浅酌时”，“曲尽”云云，感慨无以。遂班门弄斧，敷衍“天骂80字令”一联，作全文结束：
周靔无垠，大道至质，批习作天骂，赞建安风骨；忆往昔，山之南海之北，唧唧复唧唧，笑鹦鹉学舌，嗤理歪词拙。
落花似雨，月出如霜，书檄文骂天，效屈子辞章；看今朝，人之初性之本？行行重行行，盼凤凰槃涅，叹梦多夜长！
作者 200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