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沒有明天！

——試論制度、文化與人性

黃河清

卷首語

五千年文明傳承，兩千年封建延續，五十七年人性泯滅沉淪墮落、生態環境瀕臨全面崩潰。山頹木壞，陸沉魚爛，神州已逞末日景象，中國沒有明天！

目錄

自序

第一章  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

第二章  制度殺人慘有跡

第三章  文化戕心寓無形

第四章  忍系膽汁甘如飴

第五章  忠融骨髓化入血

第六章  謊絕慘絕無恥絕

第七章  懦怯大行剛勇蕩然

第八章  李熬演講榮辱談

第九章  東西文化對照

第十章  幽默一刻

第十一章   最後神器的墮落

第十二章   孩子已經沒有明天

第十三章   毛主席萬歲

第十四章   毛將焉附與獨立人格

第十五章   異數文化的悲哀

第十六章   不是不見及此，而是就要逆此！

第十七章   亂象紛呈碾碎一切

第十八章   文化秩序重建無望

第十九章   生態環境全面崩潰

第二十章   明天，你在哪里？

附記

自序

制度、文化兩者的關係是老題目，論者濫矣；但將兩者與人性聯繫起來探究，則不多見。筆者一試，期見新意。書名“中國沒有明天”非故作驚人之語，乃無可奈何之實。末日景象屢現，歌舞昇平愈盛，本歷史迴光返照之陳跡。皇帝新衣既幻，孩子真話是實。筆者不過臨死之前，回復童真童趣以過把久違了的真癮罷了。

本書各章聯為一個整體，總括論述制度、文化和人性三者的關係；但每章又可以獨立城篇，用以說明各章標題所示的問題。

寫法上儘量避免此類文章必然的刻板、枯燥、理論化，力求多用史實、事例有意味地具體地也必然是沉重地講述所要說明的意思。希望能給讀者耳目一新、有興趣讀完的感覺。然意存高遠，筆難從心，眼高手低，病亦深矣。未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

所有引文，皆有出處，不作詳注，為求簡潔，避免冗遝，且本書非學術專著也。

中國明天之有無，歷史將證實。

二零零六年七月九日——十一月四日於地中海畔

第一章   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

制度是營盤，朝代是流水，皇帝是兵！

這營盤、流水、兵的辯證關係是中華民族兩千餘年歷史的鐵則。

黃虞堯舜禹，已難以確切稽考；商周，史跡鑿鑿；春秋戰國秦後，則有浩如煙海的典籍、文物作了準確的記錄。從秦始皇嬴政到清宣統溥儀，中國有幾百位皇帝。溥儀遜位，名義上沒有了皇帝，事實上還是存在，袁世凱、張勳且不論；蔣介石，是准皇帝；毛澤東，是大皇帝，集大成的大皇帝，集皇權和教主于一身，集秦始皇和孔夫子于一體的 “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

做這個營盤裏的兵是許多人的夢想。最早也最典型最傳統最概括的例子是三個人的豪言壯語。貴族項羽說：“彼可取而代之！”小吏劉邦說：“大丈夫當如是也！”農夫陳勝說：“王侯將相甯有種乎？”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朱明康熙……這些兵們，無過於這三種形態。他們在制度的營盤裏翻江倒海、縱橫馳騁，成就了一代代、一樁樁豐功偉業，在兩千餘年的歷史長河裏演出了無數威武雄壯的活劇。其中，贊襄最力，最功不可沒的是孔子和他的徒子徒孫。孔子的智慧、孔學的理念、孔門的才華不斷地修繕、美化這個營盤，似滔滔不絕的流水沖刷浸潤的這個營盤日臻漸完善、成熟以至美倫美奐、堅不可摧。因此，代表並見證著這個營盤的文化——中華民族的歷朝歷代，無論如何更替，都能傲然於世，屹立不倒！

兩漢、魏晉、大唐、南北宋、元、明、清，無論是爛漢、髒唐、懦弱稱臣的南宋兒皇帝、屠戮功臣的朱元璋、外來的遊牧部落蒙古與女真，一旦進入這營盤，無不為流水所清洗所浸潤所滋養，大體上清潔光鮮起來、溫文爾雅起來。

小吏出身的漢高祖，逃命時把兒子推下車，對壘時不顧父親死活的無賴劉邦，當上了開國皇帝，執掌了營盤後，流水就開始將他的流氓習氣清除，那首著名的“大風歌”留下了他的帝王氣象：“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創大唐盛世的唐太宗李世民，黃袍加身玩弄權術開有宋一朝的趙匡胤、其不肖子孫讓南宋王朝的子民苟安了一百五十餘年的趙構，寺廟裏跑出來的野和尚明太祖朱元璋，都為營盤所陶範所制約，成就了一代代勳功偉業。一代天驕開拓疆土至貝加爾湖的成吉思汗，野性未改的努爾哈赤，平三藩收臺灣定一統的清聖祖玄燁，都被流水所清洗所浸潤所滋養而名垂青史。特別是玄燁的康熙朝，崇尚儒學，尤重朱熹理學，親臨曲阜拜謁孔廟，舉辦博學鴻儒科，編輯出版《康熙字典》、《古今圖書集成》。種種舉措，奠定了清王朝完全納入漢文化的基調。可以說，歷朝歷代的營盤、流水、兵的法則在清王朝同樣得到了體現和實施。

延至當代，毛澤東橫空出世，事情才開始發生變化。毛澤東背離了歷朝歷代的流水鐵則，將外來文化、而且是最壞最無人性的外來文化引了進來，硬揉進營盤中；因為毛澤東曠世奇才，這種硬揉非常到位、非常成功！

上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伴隨著“五四”的狂飆而成了一場歷史的誤會。溫和而沉潛的德先生和賽先生來到中國匆匆一瞥，很快就被列寧“十月革命”激揚激動激烈的暴力至上排斥打擊的奄奄一息。毛澤東奉列寧主義為圭臬，唯蘇維埃馬首是瞻，攪亂天下，亂中奪權，亂中取勝。這一股濁流洶湧澎湃，紅浪滔天，淹沒了神州大地。

如果說，毛澤東是“始作俑者”，那麼，應該是“其無後乎！”遺憾的是，他有後。更遺憾的是，毛澤東是作俑的大師、是斑斕虎豹，他的後是庸匠、是畫虎不成反類犬、是裝腔作勢媚俗貓、是猥瑣不堪鼠竊輩。

毛澤東逼死劉少奇後選的接班人是上海灘上的暴發戶王洪文。這位所謂讀過書、當過兵、做過工的全才，其業餘愛好是下陸戰棋和玻璃球跳棋。王洪文實在上不了台盤，再選了一位華國鋒。這位英名（明）領袖上臺後的第一舉措，是派遣解放軍的工兵部隊在一夜之間將北京東西十裏長安大街兩側已成蔭的法國梧桐連根拔起，換上了挺拔鑽天白楊新樹種，以示新王朝的開始，萬象更新；然後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稚拙可愛的書法作品：大躍進時代的一首民歌，“高山頂上修條河，河水嘩嘩笑山坡。昔日在你腳下走，今日從你頭上過。”以彰登基、得志、俯視、快意恩仇的欣喜。

太小家子氣的華國鋒很快被老謀\深算的鄧小平趕下了台。這位鄧小平，確有過人之才。毛澤東曾對梁漱溟稱讚鄧下平“這是一把好手，軍事、政治，樣樣來得！”周恩來私下與薄一波臧否人物時，稱劉伯承細心謹慎，凡事“舉輕若重”，譽鄧小平大處著眼，凡事“舉重若輕”。可惜，這位鄧小平舉重若輕過了線，玩坦克機槍如兒戲，屠學生、殺平民。此後，國防軍與員警一起武裝保衛貪污腐敗。虎豹吃飽了也就走開，豺狼則貪得無厭。當今豺狼般的貪墨正是鄧小平的豐功偉績。

至於江澤民、李鵬、胡錦\濤之屬，裝腔作勢，荒腔走板，守成不足，等而下之，不提也罷。

皇帝兵坐掌營盤，舉手投足，自然有帝王氣象，行事規矩，兩千年一以貫之。虎豹踹營，則無法無天；犬貓鼠輩小家子氣，在營盤裏亂竄亂爬、亂叼亂咬、亂搬亂放，遂致一塌糊塗。毛澤東及其後，一27年，一30年，一共才短短57年，兩千年封建制度鐵打的營盤就被破壞的支離破碎、慘不忍睹，不可收拾。鐵打的營盤快要融化，將要坍塌！

第二章        制度殺人慘有跡

    兩千年的中國史，兩千年的中國政權更替史就是殺人的歷史。同世界各國的戰爭歷史一樣，那種殺人的殘酷野蠻，人類已有定論。無須再論。

本章議論的是取得天下後的政權殺人！

本章說的是以公理、正義殺人！

本章說的是以法律殺人！

本章說的是國家特地用納稅人的錢豢養著的劊子手堂而皇之在大庭廣眾光天化日之下公開地合法地穩妥地殺人！

為了維持政權，要殺人，歷朝歷代皆然，無可非議；殺法殘忍、慘酷，砍頭、腰斬、寸磔、車裂、滅滿門、誅九族，雖令人毛骨悚然，回復到當時的歷史背景，也能理解。但犯人死之前讓吃一頓飽飯好飯；讓同親人話別；臨刑前任其或頹然軟癱、或認罪懺悔、或喊冤叫屈、或呼天搶地、或詛咒詈罵、或豪言壯語、或視死如歸……滿足可以滿足的願望的人性天則也是歷朝歷代皆然、固然。

竇娥死前立下三誓，其中一誓是背後豎一匹白練，若冤，頸血濺到白練上，殺人者照辦了；

阿Q砍頭前能唱“手執鋼鞭將你打”，大喊“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

如果說這是文學作品裏的描寫，當不得真，那麼：

商鞅車裂，李斯棄市史有記載，死前都讓說話的；

清末譚嗣同獄中賦詩：“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臨刑絕筆：“有心殺賊\，無力回天！”

鑒湖女俠秋瑾留下了千古絕唱：“秋風秋雨愁煞人”；

共產黨領袖瞿秋白被國民黨將軍宋希濂槍斃時未被捆綁，從容步行，唱著國際歌挨了一槍；

最為史家所稱道的魏晉竹林七賢的嵇康嵇中散，據《晉書》載，嵇康被判死刑後三千太學生向司馬昭要求拜嵇為師；《世說新語》載：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從此絕矣！”

嵇康赴死的從容顯示了人的尊嚴。嵇康的從容，反襯了司馬昭的器度；司馬昭的器度，成就了嵇康的從容。若說殺人也有文明，這就是了。殺你，是利害攸關，性命攸關，政權攸關，你死我活，成者王侯敗者寇。辛亥元老陶成章祭秋瑾文就說過：“謀\人國不成者，死。”沒話說。但因為同是人類，這死法就有異於野獸，打輸了咬死吃掉就完。人性的天則表明了人類文明的進步在死法上有別於動物世界的野獸法則。

魯迅在上世紀的三十年代，目睹了學生和同輩的死亡後，對國民黨政府殘殺死囚、對死囚的心態有很深刻的揭示與剖析：

“……給死囚在臨刑前可以當眾說話，倒是‘成功的帝王’的恩惠，也是他自信還有力量的證據，所以他有膽放死囚開口，給他在臨死之前，得到一個自誇的陶醉，大家也明白他的收場。我先前只以為‘殘酷’，還不是確切的判斷。其中是含有一點恩惠的。我每當朋友或學生的死，倘不知時日，不知地點，不知死法，總比知道的更悲哀和不安；由此推想那一邊，在暗室中畢命于幾個屠夫的手裏，也一定比當眾而死的更寂寞。

“然而‘成功的帝王’是不秘密殺人的，……到得就要失敗了，……這才加到第三件：秘密的殺人。……這時街道文明了，民眾安靜了，但我們試一推測死者的心，卻一定比明明白白而死的更加慘苦。我先前讀但丁的《神曲》，到《地獄》篇，就驚異于這作者設想的殘酷，但到現在，閱歷加多，才知道他還是仁厚的了：他還沒有想出一個現在已極平常的慘苦到誰也看不見的地獄來。”

人類現在如何殺人？

西方有劊子手這一職業。中國古代有三百六十行，就有劊子手這一行檔。京劇裏全身穿紅，手抱大刀片，滿臉橫肉的彪形大漢就是。延至現當代的中國，反倒沒有了，要殺人，臨時在解放軍官兵、武裝員警官兵以及獄卒中挑選。這是因為，要殺的人太多了！

英國司法部門公開的檔案顯示：在20世紀上半葉，劊子手職業在英國是一個很難得到的工作，入選者必須遵守嚴格的職業操守和道德。幹這行不但要求性格冷酷，還要求臂力過人，不能在行刑時拖泥帶水。必須在面臨壓力時技術動作不走樣，必須具備優秀的心理素質。執行死刑的時候手法俐落，對犯人盡到人道職責，是他們這一行的最大使命。至於報酬問題，在20世紀30年代，劊子手的報酬由各地具體決定，報酬不一。英國監獄委員會推薦的報酬標準是：劊子手執行一次死刑可獲10個舊英國幾尼金幣（guineas）, 外加一張三等車廂火車票。舊時英國貨幣體制是一個幾尼金幣等於21個先令（shilling），1個先令等於十二便士。現在的一個英鎊等於20個先令，那就意味著10個幾尼金幣等於10英鎊略多一點。這個報酬在當時物價情況下是相當可觀的收入。劊子手的助手在執行死刑後立即獲得1英鎊11先令6便士的固定報酬。如果兩個星期之後他們沒有洩密，將再一次獲得同等數額的報酬。

新加坡唯一的劊子手高齡74歲的辛格最近被政府解雇。雖然他有46年殺了850人的經驗，雖然他沒有徒弟，新加坡政府從此將不得不考慮從國外引進劊子手，新加坡政府還是因辛格違背職業操守向公眾媒體暴露了身份而毅然解雇了他。

當代中國，沒有職業劊子手，這樣殺人：

1975年4月4日，遼寧省殺女死囚張志新，幾個大漢獄卒把張抬舉起來，掄了幾圈，摔在地上，用一塊磚墊在頸後，按住身子腦袋，一刀割斷喉管，再用一根鋼管連接喉嚨呼吸，然後拉去槍斃。

被割喉管後再殺死的死囚，在遼寧省張志新不是第一個，第一個是瀋陽市皇姑區某小學20歲青年教師賈某。

記者陳禹山著文揭露如此割喉管再殺死的在遼寧省有30餘案例。

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在批示張志新的檔的文字裏透露：遼寧省行刑前被割喉管的有28人。

1977年12月14日，江西省殺女死囚李九蓮，獄卒用尖銳的竹簽把李的下顎和舌頭穿在一起，然後拉到贛州西郊槍殺，拋屍荒野，不准收埋，任其被侮辱糟蹋。

1978年4月30日，江西省殺女死囚鍾海源，故意一槍不打死，然後趁鍾半死不活之際抬到準備好的車上，活取鍾的腎臟。

筆者八十年代初期曾在浙江省溫州市任兼職律師，當時正是政府大力宣傳要法治的時候。一當事人剛滿18歲的陳建平因流氓罪被判死刑，我為其上訴，什麼回音也沒有。一日，市里開“嚴打”大會，陳建平被拉去搶斃了，沒通知我這個辯護人，也不通知家屬。他家人從另外的渠道得知訊息，趕去刑場收屍，只撿到死者的一顆鈕扣和一些頭髮，屍體沒有了，怎麼問，都沒有了。當事人曾在我最後會見他商量上訴時囑我讓他哥哥在他遊街去刑場的路上等他見一面。我想像著他在刑車上絕望地尋找兄長的眼光和心情時，我同他一樣的絕望！

在中國，1949年建立的新政權新制度以國家、公理、正義、法律、革命的名義如此殺人！

據有關資料，五十七年間，從1950年的“鎮反”，1951年的“土改”，1952年的“三反五反”、1953年的“肅反”，1957年的“反右”、1966年開始的十年文化革命、1989年的“6·4”屠殺、到現在，這個政權就這樣殺死了一千萬人以上。

如此殺人，又如何折磨人呢？

不管這人如何萬惡不赦、如何該死，讓吃喝拉撒睡，應該是人性的最基本天則。當然，監獄不是家居，犯人、死囚、獄卒也不全是紳士，背銬、腳鐐、打罵，作為懲罰性的手段全球皆然，有史皆然，那是可以理解的，也許是必要的。但在大陸的監獄裏，背銬一銬幾個月，家常便飯，死囚用鉚釘固定在囚床上不讓動彈幾個月，司空見慣。犯人不聽話而不被背銬，是稀罕；死囚不被固定，是特例。所謂不聽話，在政治犯，只是要求最起碼的人權，如唱支歌、提個抗議、要求得到尊重、不要辱及人格諸如此類的意思；所謂背銬幾個月，固定幾個月，是沒有一秒鐘解開過的意思。正常的人很難想像這人怎麼吃飯、喝水、撒尿、拉屎、睡覺，可這人就這麼過來了，千真萬確，半點不虛！有關此類事實的披露在大陸的公開出版物上、尤其在海外的互聯網上已比比皆是。無須再作抄述了。

還有一種懲罰性的小黑屋，其可怕程度凡未親歷過、親見過的人都絕難相信。黑屋僅容一身，只能半蹲，躺臥，不能站直，日夜無燈光，無陽光，一日三餐從牢洞中塞進，塞飯時牢洞的一開一關是唯一的光線。牢洞約兩巴掌大。絕無放風，吃喝拉撒睡全在黑牢內。美國紐約的劉青先生被關過這樣的黑牢一百多天，劉先生說：那是關狗狗都要發瘋的地方。四川重慶的鄧煥武先生曾被關了七百多個日夜！四川成都的廖亦武先生這樣寫道：

“一長串五花大綁的逃跑犯被解至台前……從戲臺上下的群情激昂中，我逐漸醒悟或許就在腳下，或許就在文革中挖掘的備戰防空洞裏，還有若干終年不見天日的獄中之獄，那是專為逃跑及其它嚴重違規者準備的墓穴，長兩米，高一米，人一旦塞進去，就只能象動物一般，保持坐、躺、趴三種姿式，且吃喝拉撒全在裏面。這樣長期幽閉的結果，一個黃種人就逐步演變成白種人，骨頭枯脆，鬚髮如霜，皮膚亮得能隱約透出血管和內臟。某司法官員公然在會上威脅大夥：‘誰敢以身試法，成為反改造典型，政府就將他打入小間，絕不客氣。到裏面去自殺吧，去挖洞逃跑吧，沒人管你。哪怕你是鐵，也要漚成綠黴紅鏽。’ ‘一年半載你可能抗得過去，三年五年你肯定報廢。’監獄黃政委呷口茶繼續侃道，‘大名鼎鼎的反改造尖子某某，脫逃兩次均被抓回，加刑六年，關進小間。開始在黑暗裏尋死覓活，後來就安靜了。頭兩年，我下地洞去看他，他強著不吭聲，可第三個春天來臨之際，他就趴下磕頭求饒了。此人關了五年零七個月，成了雙目失明的活鬼。最後他摸准機會，隔柵抱住我的腿不放。出於人道主義，我才讓他起死回陽。’”

五十餘年來的中國大陸，在殺人、折磨人這件事上，退化到連人性的天則也沒有了。

歷史上，古今中外毫無心肝，滅絕人性的人與事多如牛毛，數不勝數，但乖離人性的天則且被視為理所當然，被形成規範、規定、制度化，為全民所認可、所奉行、所信守，則只有二十世紀後半葉的中國大陸才出現過。

為什麼如此不近情理？為什麼如此滅絕人性？為什麼如此乖離人性的天則？受者無可奈何，也罷了；觀者，麻木不仁的，算是不錯了，絕大多數處之泰然視為當然；施者呢，為什麼竟能如此凜然、樂此不疲、安之若素？！

似乎只能歸咎於制度的惡劣、野蠻、殘忍。

商、周時以活人做祭壇上的犧牲，以活人陪葬天子王侯；

漢初的皇帝劉邦老婆呂後，將情敵戚夫人砍手砍足裝在甕裏放在豬圈稱為人彘；

羅馬貴族讓角鬥士互砍、同獅虎搏鬥取樂；

史前部落戰爭後有吃俘虜的習慣……

這一切都比現行的任何制度野蠻、殘忍，也不見那時有類乎上述乖離人性天則的記載，應該還有別的、更深層的原因。

第三章  文化戕心寓無形

那就是文化的原因！文化配合制度如此殺人！

無論是張志新，還是李九蓮；無論是陳禹山揭露的30餘案例，還是胡耀邦批示的28例；無論是遼寧省，還是江西省，還是全中國的幾萬例幾十萬例……；無論是文化革命期間，還是其他時候；割喉管再殺人，全都是怕她們喊叫，不僅是怕她們喊冤叫屈，更是怕她們喊“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

這是怎麼了？！

毛澤東引進的外來文化中最主要的是列寧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毛澤東天才地、創造性地將階級鬥爭的學說擴充、發展到登峰造極之巔，發揮到淋漓盡致之境，創立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階級鬥爭文化、無產階級專政文化。

毛澤東說：

“與人鬥，其樂無窮。”

“八億人口，不鬥行嗎？”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階級鬥爭一抓就靈！”

“階級敵人人還在，心不死。”

“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這種階級鬥爭文化把人類固有的善良、仁慈、愛心、悲天憫人、融融相處、太平祥和劃分到資產階級的溫情與人性的範疇，掃蕩殆盡，而代之以勇敢、無畏、仇恨、你死我活、勢不兩立、水火不容。於是，對所謂敵人有一點點人性，如給垂死者一口水喝、說句安慰的話、捋捋頭髮、整整衣襟、減輕他一點痛苦等等就是同情敵人；反之，對垂死者一個耳光搧過去，再踏上一隻腳，罵他裝死，反正是越狠越凶越無人性，就是立場越堅定、對党越忠誠\、對人民越熱愛。那獄中之獄小黑屋的發明者或是魔鬼，但那使用者為什麼能自鳴得意，津津樂道呢？當然有他人心特別殘忍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更根本的是階級鬥爭文化教育、灌輸、薰陶、驅使、逼迫的結果。終於，廣西吃人，道縣屠嬰，挖眼取腎，割喉止喊……都作出來了。因為畢竟是在和平時期，有別於戰場上廝殺時刀槍互擊的你死我活，所以就事先發明、製造了一套最堂皇，最可漫無邊際、攏括所有人所有事的理據：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這是為了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云云。據此，就可以讓自己和人們公然、昭然、自欺欺人、心安理得地進行乖離人性天則的行為。

在階級鬥爭文化的語言詞典裏，只有階級性，沒有人性這一說，凡不得不提，不得不說到人性的時候，一定要冠以“無產階級”四字，絕大多數時候，是以“革命的人道主義”來代替人性說法，任誰都不敢、不能、不會越此雷池一步。竟至於“人性”一詞，談虎色變。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前所長何其芳被毛澤東召見時，小心翼翼地問文學作品裏可不可以寫人性，人性到底有沒有。毛澤東回答曰：“口之於味，有嗜則同。”（見1978或1979年《人民文學》某期何其芳文章。）也算是認同了“食色，性也”的動物法則。無產階級的人性由無產階級的最高領袖確定于止於此境，複雜、高級一點的人性都是小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的。毛澤東四十年代《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理論上批判、否定人性的濫觴，此後，大陸在所有的領域裏，所有的書報文字中將此奉為圭臬。一個叫王實味的作家、翻譯家，因為寫了一篇文章“野百合花”，諷刺延安共產黨有等級觀念，就被毛澤東判定為特務、反革命分子，用斧頭砍了腦袋，成為階級鬥爭文化一具最著名的犧牲。

制度、文化是互為因果的，是相互依附，相互倚賴的，是恃以生存的基礎，是得以發揮的載體。在這個制度下的所有大小官員以及幫兇、幫忙、幫閒們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為維護和延續這個制度，奉行這種文化而盡心盡力。這種文化醬缸曾使生活在大陸上的所有人都遭受了滅頂之災，不管你原先是農民工人，還是知識人；不管你是平民百姓，還是名人顯貴；無一倖免。

官至外交部長的喬冠華對老友胡風的出賣是一個典型，從中可以看出這種制度和文化是如何滅絕人性的。胡風是大作家大詩人，毛澤東1954年欽點他為反革命，在全國範圍批判鬥爭長達一年餘。茲引錄謝泳的文章。

“1966年2月，胡風將要被趕出北京時，……給喬冠華的信中說：‘明日受命即日遠戍（雖要求略緩時日亦似不可能），想到後會無期，前塵種種，對你應感謝的，對你應請責的，不斷地襲上了心頭。語言有時是無能為力的，何況又在神情無緒之中，那麼就請以言不盡意、語無倫次見諒罷。’

喬冠華把胡風的信轉給了本部門的上級領導章漢夫、姬鵬飛和中宣部的領導周揚……

漢夫、鵬飛同志並轉周揚同志：

        忽接胡風一信。最後一次，大概是1955年，根據定一同志指示，我曾去勸過他一次，講過些什麼具體內容，已經記得不清楚了。來信這樣寫的用意很明顯是希望對他的處理有所緩和。此人已不可救藥，我的意見是，不便再理會他了。

章漢夫和周揚都在喬冠華的信上畫了圈，同意了他的看法。章漢夫還特意寫道：‘我意不理’。這些歷史的細節讓我們感到特別的悲傷，一個時代的政治文化如果是以不近人情為基本特點的，那麼這樣的文化精神就是可恥的。當年如此對待胡風的這些朋友，過不了多久，他們也都遇到了和胡風同樣的命運\。也許胡風當年的朋友那樣對待他是有他們的難言之隱的，他們也身不由已。這裏面有時代的原因，但也有個人的品質，也有一個時代整個的文化精神。如果一個政治團體在他的成員身上清一色地體現出了不近人情的普遍特徵，那麼這樣的團體就是最殘酷的，最沒有人性的。”

喬冠華諸人是胡風多年前的老朋友。胡風不是萬不得已，是不會寫這封信的。喬冠華不理也罷，還要轉到上級領導那兒去，說好聽點是避嫌、撇清，其實是示忠。同情心呢，人性呢，半絲半毫也不見，都到醬缸裏去了。以喬冠華的才識、器度、眼力、人品，在官員裏應該不算是下乘，但這種文化就會使你不得不爾，或必然如此！當時又有誰會說、能說喬冠華不對、錯了、不近人情？！哪個領導不會肯定喬冠華立場堅定，界線分明！？制度與文化的關係由此而昭明顯著，乖離人性的天則自然而然。又豈止是政治文化如此，它已遍及所有領域、所有時空，滲透到全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

其實，胡風是毛澤東忠實的信徒，毛澤東冤枉了他。這從四十餘年後，胡風得到平反昭雪可以證實。可是當時批鬥胡風時，全中國所有的知識份子無不義憤填膺，鳴鼓而攻之。絕非所有的人都瞎眼了，而是制度與文化迫使你不得不爾。

這就是毛澤東階級鬥爭文化的力量與慘毒，已經是環環緊扣的惡性循環了。既已把胡風劃分到頭頂長瘡，腳底流膿，萬惡不赦的敵人堆裏去，那麼，“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的訓誡和“對組織要絕對忠誠\”的箴規當然會使所有的人名正言順，心無愧怍地同胡風劃清界線，或拍手稱好，歡欣鼓舞；或保持距離，冷眼旁觀；或回應號召，落井下石…… 落井下石的，會得到獎賞、擢用；拍手稱好的，會得到表揚，記功；保持距離的，會得到鼓勵，觀察；那沈默的、不平的、幫腔的、私通的……立馬就撥拉到同是胡風的敵人堆裏去了，比胡風還慘。絲絲入扣，分毫不差，循環往復，生生不息，五十餘年的歷次政治運\動，無一例外。

著名作家劉賓雁1957年被打成右派，中國青年報社同仁戚學義不願違心批判劉賓雁，也被批判威脅警告。戚學義以死抗爭，在劉賓雁再被大會批鬥前從五樓跳了下來，以身殉道，立刻被宣佈為反革命，是自絕于人民自絕於黨。這是五十七年現代史中僅見的壯烈！

青工部戚學義在新聞界、文學界、共青團中央聯合召開的一次批判劉賓雁鬥爭大會之前，當滿載著批判大會的中國青年報編輯部人員的大汽車到達會場（北京日報的五樓會議室）之時，戚學義從五樓的視窗跳下來，摔死在北京日報大樓的大門口！當時，人們親眼目睹了他從天空墜落到地面的慘烈情景！人們驚呆了！戚學義竟然以死來抗議當權者對劉賓雁的批判！（狄沙：賓雁，我為你深深地悲哀——《劉賓雁紀念文集》）

人之初，不管是性本善還是性本惡，經過這五十多年煉獄般的鍛磨，這善，這人性不是被摧殘殆盡，就是束之高閣；這惡，不僅被挖掘，發揮，而且得到欣賞、鼓勵、獎掖、公告、發揚光大。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人尚且如此，那長年同殘忍、邪惡、黑暗打交道的秘密員警、獄卒在這種文化的薰陶籠\罩驅使下，人性中固有的那一點獸性還不會發揮無遺麼？善良的人們絕難理解作為人，怎麼能忍心把張志新這樣美麗、純潔的女性當口袋一樣地舉起使勁摔打到地上，使之半昏，然後按住腦袋一刀割斷喉嚨。但當你被告知：這個張志新是化為美女的毒蛇，打死她有益於黨有利於社會主義，怎麼弄她都不為過且有功於人民，造福於子孫萬代，那麼，你即使還能保留一點人性，不參加到輪奸她的行列裏去，你會不打麼？你要還下不了手，你會再被告知：你要不打，你就是同情毒蛇，你就是毒蛇的同類，你就是與人民為敵，其他人就要打你了，你就要遭到與毒蛇一樣的下場了。

這樣的階級敵人，這樣的毒蛇，死之前讓其喊出“毛主席萬歲！”口號，不就是讓他向無產階級專政示威，我們殺錯了嗎？設法堵住他的嘴，割斷喉管才是萬無一失的辦法。人性在此時讓位於階級性，蕩然無存了！張志新，毒蛇罷了，一刀下去，當然心安理得，正氣凜然。

刑事犯罪而至於死的人更是公認的人類的渣滓了，踐踏、蹂躪起來就更輕鬆了。

人性有其醜陋的一面。孟子主善，荀子說惡，同是儒家祖宗，所見迥然相背，可見人性之複雜善變。

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無孔不入的宣傳和灌輸使幾乎所有的人都真心實意地接受和相信了這種階級鬥爭文化的說教和訓誡。冠冕堂皇的理據使人性中趨利趨安的本質在良心不安的狀況下也能暢行無阻。人性醜陋的一面被助長、被人為地放大膨脹。人性的天則就是這樣逐漸泯滅以至蕩然無存的。這種文化，就是毛澤東創立的階級鬥爭文化。毛澤東既是始作俑者，又是發揚光大者，還是集大成而流惡後世者。生活在這種制度下的人，沒有任何選擇的餘地，必須接受這種文化，就生活在這種文化之中，成為鬥別人的人或被鬥的人，此時此境鬥人，彼時彼境被鬥，循環往復，無邊無沿。

人是可以不這樣生活的！即使制度相同，只要文化有異，人還是可以過上正常人的生活。

 “從創造社、太陽社到左聯直到四九年以後，可以說從來都是窩裏鬥，鬥到最後就是五五年的胡風集團，就是五七年的丁玲、陳企霞和馮雪峰成為右派，就是文革時期周揚那樣的結局。新月社成員也不是沒有矛盾，他們也為一些問題爭吵過，但新月作家就沒有個人恩怨，他們一生都是朋友。”（謝泳語）

其實，新月社的同仁們即或有奪妻之恨，殺父之仇，也只是個人恩怨，同全體無關，更上升不到階級仇，民族恨的層面去。其別在此，這是最根本的區別！

中共創始人李大釗被張作霖絞殺後，遺屬孤兒寡母，無力營葬。有大陸《文彙讀書週報》刊發散木文章“是他們厚葬了李大釗”：

“李大釗犧牲後，身後蕭條，當時《晨報》報導說：李死後，‘李妻聞耗，悲痛號泣，氣絕復蘇者數次，病乃愈益加劇，以致臥床不起。小兒女繞榻環立，其孤苦伶仃之慘狀，見者莫不淚下。李之樂亭原籍，家業毫無。生前唯知努力學問，不事生產，平素又極儉樸，故境狀蕭條’云云，於是當時的急務是死者的安葬，幸有北大同事的梁漱溟、蔣夢麟等和友人章士釗、吳弱男夫婦等出手相援，大家集資置辦了棺木，才將烈士遺體裝殮入棺，由下斜街長椿寺移厝至妙光閣浙寺內停放。

　　是哪些人安葬了李大釗，在過去人們常回避不談，因為這些人不屬於‘革命陣營’。其實，即使是後來革命處於‘低潮’時，仍有許多並非‘革命同志’——烈士生前的同事或友人——參與了對烈士的營葬。

　　記得‘文化大革命’結束不久，我從北京的首都博物館的一次展覽上看到一張清單，那是李大釗犧牲六年之後為其營葬的捐款名單，讀之不禁大吃一驚：當時李大釗遺孀趙紉蘭攜子女從故鄉返回北平，她的心病是丈夫尚未入土，靠自己又無法了卻這個心願，於是只好求見烈士生前友好也是北大同人的胡適、蔣夢麟、沈尹默、周作人等，哀求彼請求北大代為辦理安葬事宜，時任校長的蔣夢麟慨然允諾。

　　當時的葬禮分為三種：國葬、公葬和民葬，國民黨統治的時代對李大釗的葬事當然談不到給予‘國葬’，民葬，李家又無力承擔，只得公葬（又分為厚葬和貧葬兩種）。

　　北大同事感李大釗之事蹟，相與發起厚葬，這發起者的13人中，有蔣夢麟、胡適、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劉半農、錢玄同、馬裕藻、馬衡、沈兼士、何基鴻、王烈、樊際昌等，每人捐20元，後樑漱溟等各捐50元、馬敘倫等各捐20元、李四光等各捐10元，外地故友聞訊捐助者，上海如魯迅，捐了50元，國民黨一些派系的要人也出錢捐助，如汪精衛一人就捐了1000元，陳公博300元，戴季陶100元，他們或與烈士生前系“同志”（陳公博曾是中共“一大”的代表、戴季陶則曾參與了中共的創建），或曾‘“盟友’（汪精衛則是國共合作時的國民黨“左派”領袖），這些善款都由北大會計科代收。如果用我們久已被灌輸成習慣思維的歷史觀，這就是很難認同的歷史的事實了。

　　李大釗後來安葬在北京的萬安公墓，那是蔣夢麟校長出面購置的墓地（並為烈士的夫人預購了穴地），墓碑則是劉半農撰寫的。

1933年4月22日公祭舉行時，參加者中還有教育部長的李書華、農礦部長的易培基、國民黨中央監委的黃少谷（都曾與李大釗於“三一八”後遭北洋軍閥通緝）等，以及烈士生前的北大同事胡適、周作人、馬裕藻等。”

出資為李大釗厚葬的二十人沒有一個是李大釗同一營壘中人。如果說在李大釗受難的當時，白色恐怖嚴重，中共地下党自顧尚不暇，那麼，在李大釗遇難後的六年中，在過了六年後，在李大釗的北大同人和其他相熟者伸出援手時，中共仍然對其建黨元老的後事無動於衷則是難以理解的。相對於當時全國範圍一片“剿匪”聲中，這些人仍然對“匪首”李大釗同情、哀憫、襄助、厚葬，竟能安然無事，被秉政者、被全社會所接受。中共如何面對？如何看待？按道義、循邏輯，中共只能“情何以堪！”但是中共從來若無其事，處之泰然。這就只能從文化層面來解釋這一現象了。

創造社、太陽社、左聯的郭沫若、蔣光慈、周揚、丁玲、胡風們遵行的是列寧主義的階級鬥爭文化、你死我活的文化、恨的文化；新月社、學衡諸社團的胡適、徐志摩們信奉的是儒家文化、基督文化、愛的文化。這就是二者在同一片藍天下生活，在同一制度下受管轄，卻有迥然不同的行事方式和結局的根本緣由。

制度相同，文化不同，表現出的人性也會不同。

再來看中共另一創始人陳獨秀。

“陳獨秀在獄中和他死了以後，最關心他、最讓人感到還有人情的，不是他早年為之奮鬥的那個集團中的人，而是和他走了另一條路的那些當年北大的同事。44年他客死江津時，當時社會上的各種黨派各種團體都以不同的的方式對他的一生表示了敬意，雖然政見不同，但大家都承認陳先生是一位對中國社會有大影響的人物，比較起來，最沒有人情味的，還是他早年為之獻身的那個集團。”（謝泳語）

陳獨秀無論是中共的總書記，還是託派的老祖宗，他北大的老同事首先把他看作是對新文化運\動作出傑出貢獻的人，總書記也好，老祖宗也好，同他北大的老同事都毫無利害關係。為陳獨秀在法庭上免費作無罪辯護的是被陳獨秀痛駡過的舊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章士釗。陳獨秀在法庭上也侃侃自辯，說出了，並揮筆寫下了“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的豪言壯語。當時報刊披載了陳獨秀的這幅字。法庭竟讓說、讓寫、讓辯，當局竟讓報導、讓披載，這在當今大陸的當局、法庭是無法理解、匪夷所思的事。其實，這才是正常文化，這才是正常文化下人跟人的正常感情，人跟事、跟當局的正常關係。

正常的人類文化同毛澤東階級鬥爭文化的根本區別就在於此！

共產黨前總書記胡耀邦在批示張志新、李九蓮案例時，不可能不想到這種殘忍、滅絕人性是他最痛恨的國民黨反動派也做不出來的，是世界上、歷史上任何最壞的壞人也做不出來的。胡耀邦瞭解的共產黨的罪惡肯定比我們更多更具體更細緻。胡對共產黨怎麼看呢？胡會從根本上否定共產黨嗎？沒有！他還是繼續維護這個惡黨。即使他心裏否定，他在行為上還是處心積慮、苦心孤詣地為這個黨隱瞞、辯解、撒謊、挽救……這是胡耀邦的黨性，更是他的人性！胡與這個党利害攸關，否定這個黨就是否定自己！也許他自己就做過雖沒有如此殘忍但性質相同的事——下令槍殺政治犯！這就是制度、文化與人性的關聯。一般人是無法脫此窠臼的。除非你是大聖賢。人類到目前為止，還只有很少幾個人能達此境。第一個是匈牙利的納吉，第二個是前蘇聯的戈巴契夫；在中國，念天地之悠悠，愴然涕下，尚無來者！

臨終不讓回國回家，死後不讓追思，死前被割喉管，臨刑不讓喊叫、不讓家人知道，屍體無影無蹤，……凡此種種，正是毛澤東祭壇上的犧牲。最可悲的是，這一切，在大陸被視為正常，被奉為規定。人性的天則蕩然無存了。究竟是為什麼？我將其歸結為：

豈獨制度無人性，應究文化是元兇！

制度的瓦解可以是一朝一夕間事，但文化的變化消亡，則日長月久也，人性之善之惡則為永恆。中國目前愈演愈烈的駭人聽聞、層出不窮的貪污腐敗，草菅人命、廉恥喪盡、徹底墮落的事實就是這種文化的延續和發揚光大。難過與沮喪之餘，不佞不揣淺\陋，深入探究制度、文化、人性之間的關係；雖不挽狂瀾於既倒，姑留印跡，盡綿薄於歷史。

第四章 忍系膽汁甘如飴

忍，在中國，是一種文化。

“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是最常見最普通的說教。

“打落門牙和血吞”，是弱者的忍氣吞聲，當然，也可以是一種自嘲的幽默。

“身後有餘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是忍的另一種境界。

“真、善、忍，精、氣、神”是儒佛道要義的綜合歸納。

鄭板橋的“難得糊塗”，是“忍”的一種巧妙的可以自我陶醉的方式。

哈佛大學前研究員龔小夏對風靡當今的“忍”有深刻精妙然稍嫌刻薄的判詞：“對小

人物的平民百姓來說，一個忍字給他們的生活帶來了新的意義。他們過去在權勢的淫威下打掉門牙和血吞的那口氣，如今突然變成了他們的美德。忍，不再是忍氣吞聲的卑微，而成了居高臨下的寬容；被動的忍變成了主動的忍。忍字令弱者在精神上成為強者。在這裏，我們看到了魯迅筆下的阿Q的精神狀態。”

    忍文化在中國無處不在，無時不在。忍文化一旦為階級鬥爭文化所懾所用，就使一切反抗、剛性的精神消弭于無形，融化成一攤泥。

中國大陸的各項政治運\動中，這“忍”字就發揮了大作用。

中共建政初，為立威大開殺戒，鎮反、土改、肅反、三反五反時的隨便殺人，固然是“怕”字起了威懾作用，但“忍”這一傳統文化的瑰寶，是殺戮順利進行的最大功臣。每一個被殺的反革命份子、地主、士紳、惡霸、貪污犯……除了怕，就是“忍””；認該的大約也有，不會太多。絕大多數死者在空前強大殘忍的血腥恐怖面前怕字當頭外，想的最多的恐怕也就是“忍了，算了，罷了”，為了父母、老婆、兒女、親友能活下來；至於死者的家人親友，則在怕的大前提下，忍的份量占得就更多了。這是中共濫殺無辜如許之多，卻未見什麼抗爭，幾幾乎沒有什麼大的、集體性抗爭的主要原因。

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共前總理前總書記趙紫陽的父親被作為惡霸地主殺死的事實。趙紫陽時任地委書記，下邊報上來要鎮壓槍斃的地主惡霸反革命的名單上有他的父親。趙紫陽簽字畫押，同意殺死自己的父親。趙父並無該死的罪，且在中共困難時期，幫助過中共。

趙紫陽批准殺死了自己的父親，這叫“大義滅親”。這種大義滅親，中華古文化中屢見，中共接過來，發揚光大，登峰造極。蔣介石的“文膽”陳佈雷的女兒陳璉是中共地下黨員，在父親身邊把情報源源不斷地送給中共。不過，到頭來，陳璉文化革命期間因為父親的關係，被指為國民黨特務死於非命，同乃父一樣的結局。傅作義的女兒也是中共安置在他身邊的諜報人員，傅作義的一舉一動，甚至發什麼脾氣，中共都會瞭若指掌。

可以想見，趙紫陽在提筆簽下准殺令時，肯定天神交戰，十分痛苦；陳璉、傅女在出賣父親的時候也不可能沒有良心的譴責。最終，他們都大義滅親了。這背後，幸有“忍”文化的教化支持，不是忍氣吞聲、忍辱負重的“忍”，而是為革命為了黨而忍痛割愛、忍心犧牲一己利益，才使他們自欺欺人、麻醉陶醉，得以安心直至最後。

歷史上殺人如麻的事例多不勝數，吃人的事也不絕如縷。中國人都忍下來了。

隋末朱粲、唐張巡、五代趙思綰、北宋范溫……無論是所謂的“農民起義領袖”，還是忠君保民抗亂抗金的將軍、首領，都曾以人為軍糧，吃人成癮，成為吃人魔王。

褚人獲的《隋唐演義》裏有一回“啖活人朱粲獸心　代從軍木蘭孝父”，羅貫中的《三國演義》裏敘寫一劉姓山民殺妻烹肉招待劉備。沒有當時司空見慣大量食人的事實，小說家何所據輕描淡寫如此慘絕人寰的故事。

上世紀的四十年代，河南災荒，人相食。蔣介石到河南巡視戰區，指導抗日，河南士紳拿人相食的照片給蔣介石看。當時的報紙做了披露。1951年，梁漱溟參加四川土改團回來向毛澤東反映四川地主夫妻被逼雙雙跳河的事，毛澤東說：群眾發動起來了，這些個別的過火現象是難免的。當時的報紙廣播鋪天蓋地的報導宣傳地主的惡、土地改革的偉大成就。無論四十年代還是五十年代，人們為什麼寧死不反抗，就是這“忍”字的功效！

上世紀五十年代末的大躍進、人民公社餓死人持續了三年，餓死人達三千萬（一說八千萬人）。浙江省永嘉縣，有一老人餓得快死了，死前掙扎著半走半爬到山上，躺到早些年給自己修造的墓穴裏等死。因為他怕自己死後，沒飯吃的兒孫們沒有力氣抬他上山安葬。足足一個星期，村民們經過他的墓穴，都可以聽到他的呻吟聲。他的兒孫們沒有力氣把老爸爺爺從墓穴里弄出來抬回家。這樣的事例不是僅見的，比這更慘的人相食、易子而食在當時的中國農村也很多，以至劉少奇公開對毛澤東說：人相食，是要上書的。種下了以後被整肅而慘死的禍根。清末，有一則與此幾乎完全相似的慘事。美國傳教士史密斯1890年寫的《中國人的性格》一書裏描述一老婦人步履踉蹌在野外往親戚家走，親戚家離她的墳墓近，死後可以節省抬棺材的錢。誰能想得到，七十年後，中國會出現比這位老婦人更慘的事

如果說，政治運\動的殺人死人，被屠者主要因怕而忍是人性使然，是古今中外皆然固然，概莫能外，那麼，這純粹的餓死人、活活的餓死人，幾千萬人寧肯活活餓死，也不起而搶倉庫、搶糧食、搶強征暴斂者，則只能純是“忍”的無可替代無與倫比的作用了。

這“忍”是民族文化，這“忍”也成了民族性格。

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回憶福建家鄉餓死人（摘自陳丕顯網站）：

一位名叫陳從明的中年社員更是激動得爬坐在桌子上，喊著我的乳名大聲說道：“春分妹子，我有很多話要對你說，就不曉得該不該講真話？”看著這位苦出身的鄉親這麼激動，我深知他有許多話要說，便對他說：“你有話儘管講。”“我講了真話，你走後公社會不會把我打成反革命呀？”我望瞭望在場的地、縣、社領導，說：“你反映真實情況，怎麼會成反革命呢？”

接著陳從明便一五一十地訴說起來：去年發大水又下冰雹，糧食減產，可是公社卻向上級浮誇說糧食跨《綱要》，並按《綱要》的指標來徵購。我們完成徵購任務之後，就沒有多少糧食了。現在飯吃不飽，靠挖野菜充饑，許多人得了浮腫病，射山村已餓死了十多個人。公社領導只顧扛紅旗爭先進，不顧群眾肚皮，不管群眾死活。

說著又指著我說：“春分，你當那麼大的官，究竟知道不知道群眾沒有飯吃呀？我們實在想不通，為什麼會弄成這個樣子啊！”陳從明一席話，說出了許多群眾積鬱在胸中多時、想講又不敢講的話，引起了在場群眾的強烈共鳴全場頓時出現一片呼喊聲：“陳從明說得對呀！”“陳從明說得好呀！”大家紛紛爭相訴說餓肚皮的痛苦。

突然，一位頭髮花白、瘦骨嶙峋的老大娘跌跌撞撞地擠到廳堂中央，“撲通”一聲跪在我的面前，抱住我的腿泣不成聲。這突如其來的舉動把我嚇了一大跳，我趕忙用雙手把她扶起來。定眼一看，原來是我的一位叔婆。我一邊扶著她一邊說：“三妹婆婆，你不能這樣，我擔待不起，受不了呀，你有話起來慢慢說。”老人家站起來拉著我的手說：“春分，我這六十多歲的老太婆從來都沒有餓得這樣透（厲害）呀！我一家餓得不行，上山采山蒼籽樹葉磪糠吃，頭都被磪打破流血呀！這樣的日子怎麼過啊！你要救我們呀！”

與南陽毗鄰的舊縣、白砂等公社的一些社員群眾，誤以為我已到了南陽。許多群眾匆匆趕來，挽著乞食的碗筷、竹筒直奔官連坑，見著李應槐專員，不分青紅皂白，不管三七二十一，倒頭便跪在他的面前，異口同聲地哭著喊著：“陳書記呀，救救我們吧！我們沒有飯吃呀！”一位群眾當場哭訴說：“我家裏人都餓死了，只剩下我孤獨一人了，走投無路才出來討飯吃呀，陳書記你大恩大德救救我們吧！”聽了這些情況，我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

我們一行吃過早飯——稀飯配酸菜，就告別鄉親來到南陽公社，參加了公社召開的烈軍屬代表和基層幹部會議。到會的有一百多人，把公社會議室擠得滿滿的。……我剛講完，軍烈屬代表劉富玉便搶先發言。他說：“我們公社在‘三面紅旗’照耀下，形勢一片大好，糧食畝產八百斤，跨了《綱要》，群眾生活比過去好多了……”

她的發言引起許多幹部、代表的不滿，不少人搖頭歎氣，有的乾脆說：“劉富玉呀，你現在還在為公社吹牛皮，你不覺得臉紅嗎？”在眾人的指責下，她才不得不結束了背誦式的發言。

事後我才得知，原來她是按公社領導的意圖搶先帶頭發言的，以起示範、導向作用，發言的內容也是公社領導事先授意的。結果卻是適得其反，被大家哄了下來。

接著一位叫黃啟智的白髮老人發言。他毫無顧忌地說：“有人說我們公社的糧食畝產八百斤，除非把田裏的泥土挖出來湊數！我們的實際產量不過是二、三百斤，公社領導不是不知道，為什麼還要這樣吹牛皮呢？這是因為幹部為了爭取先進，可以提拔當官。他們昧著良心彙報，卻苦了我們老百姓。現在群眾吃不飽，不少人篩糠、摘樹葉當飯吃。丕顯，我們真不明白，人民政府怎麼會弄成這個樣子？種田人連飯都吃不飽呀？”

遺憾的是，福建省委撥給龍岩地區糧食後，龍岩地委個別領導同志認為情況沒有這麼嚴重，遲遲不肯要這些糧食。實際上是他過去向上面吹了牛，結果露了餡，感到下不了臺，不好意思，怕影響今後的前程。到後來情況越來越嚴重，餓死的人越來越多，群眾知道省裏已撥了糧食，卻盼星星盼月亮一般盼不到，紛紛提意見。這時，他才不得不要了糧食。結果遲了一個多月時間，全區多餓死了幾萬人。

人命關天，這是古義，中共治下，則不是了，人命如蟻！明目張膽地要你餓死，還要加上那麼多堂皇正大的壓死人的道理。中國的農民在跪乞無效之下都忍下來了，餓死也忍！

有周曰禮者，在一篇“回顧安徽的農村改革”的文章中描述曾為全國人大委員長的萬里在安徽省委書記任上時在農村看到的景象：

第一次目擊是：“1977年11月上旬，萬里到金寨縣調查。在燕子河山區，他走進一戶低矮殘破的茅屋，在陰暗的房間裏，見鍋灶旁邊草堆裏，坐著一位老人和兩個姑娘，便親熱地上前和他們打招呼。老人麻木地看著他，一動不動。‘老大爺’，萬里伸出手想和他握手，老人仍麻木地看著他，不肯起身。萬里很納悶，以為老人的聽覺有問題。陪同的地方幹部告訴老人，這是新上任的省委第一書記來看你，老人這才彎著腰顫抖地緩緩站起。這時萬里驚呆了，原來老人竟光著下身，未穿褲子。萬里又招呼旁邊的兩個姑娘，姑娘只用羞澀好奇的眼光打量他，也不肯移動半步。村裏人插話說，別叫了，她們也沒有褲子穿，天太冷，他們凍得招架不住，蹲在鍋邊暖和些。”

　　第二次目擊是：“萬里又走到了另一人家，看到家裏只有一位穿著破爛的中年婦女，便詢問她家的情況。‘你家幾口人？’‘五口人，夫妻倆和三個小孩。’‘他們到哪去了？’‘出去玩了。’‘請你喊他們回來讓我看看。’萬里催促兩遍，這位婦女面有難色，不願出門去找。在萬里的再三催促下，她無奈地掀開鍋蓋，只見鍋膛坐著三個赤身裸體的孩子。原來燒過飯的鍋灶，拿掉鐵鍋，利用鍋膛裏的餘熱把三個沒有衣服穿的孩子放到裏面防寒。”

沒褲子遮體的姑娘只是用“羞澀好奇的眼光打量他”，裸露下身的老人還去握他的手，不能讓三個孩子穿上衣服只得放在鍋膛裏取暖的母親只是“面有難色”。沒有痛哭，沒有怨恨，沒有憤怒。忍的力量化解了這一切。麻木到連乞求哀告也沒有了，剩下的只有忍、忍、忍！無休無止無窮無盡地忍下去。

農民如此，知識人呢？

巴金，曾大聲呼喊“說真話”，“六四”後噤聲。他不可能贊同屠殺，但他忍了，換來了暮年的榮袞、榮華、富貴。

冰心，曾支持學生，“六四”後轉口說上了壞人的當才簽名。她愛孩子是出了名、有定論的，但她忍了，不再說愛孩子了，換來了晚年的平靜和安寧。

胡風，坐了三十年牢後，賦詩曰：“恨海雖深曾敢跨，冤山再重也能擔。”忍辱負重，一至於此！

大陸幾乎所有的知識人，在“六四”後，恢復了文化革命前的老實聽話、同黨中央保持一致。他們的內心世界，恐怕更受煎熬。他們大多是忍著、忍了。

曾國藩給他兒子的信說：

“羅婿性情可慮，然此亦無可如何之事。爾當諄囑三妹，柔順恭謹，不可有片語違三綱之道。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是地維之所賴以立，天柱之所賴以尊。故傳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儀禮記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雖不賢，妻不可以不順’……爾當諄勸諸妹以能耐勞忍氣為要。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勞忍氣四字上做功夫。”

中國傳統忍文化的核心精神到底是什麼？實際上就是上面說的曾國藩那一段話。“君、父、夫”換成了“黨、毛澤東、黨組織”罷了——中共治下的知識人，即是所謂的精英之輩，如巴金、冰心、胡風、艾青、丁玲、老舍、鄧拓諸人，說到底，也就是這樣的耐勞忍氣者。

有誰能責備他們？責備他們什麼？垂暮之年，耄耋老人，他們只不過要求有人生最基本的安全感而已。為此，他們仍然需要付出沒有尊嚴的代價！中華的忍文化使他們在出賣良知沒有尊嚴與尋求安全之間能稍微平衡一些。人性的軟弱、趨利避害使他們選擇了安全。凡人，都需要安全地活下去啊！我們不應去苛責這些老人、苛責人性中的卑微與醜陋。我們去譴責這個吃人的制度、這種懦弱卑怯的忍文化吧！

儒家文化中的恕道，大約有“忍”文化的意味。世人誤解儒家的恕道，以為只是一味地講寬恕，也就是“忍”。其實，恕道的大前提是公義、是正義。沒有公義正義的恕道，只是鄉願罷了。《論語》中有“是可忍，孰不可忍？！”還是落到了“不可忍！”應該說，正常的正確的理解恕道，就是不忍之心。儒家的恕道，認真論究起來，是有別於“忍”的。

2004年，薩斯蔓延中國時，蔣彥永大夫挺身而出，揭示真相，就是有不忍之心。或責他破壞穩定，就是不懂恕道的大前提是公義正義。蔣彥永正是識得人類生命是第一位的公義正義，才能有此不忍之心的恕道。

風行全球的法輪功奉行“真善忍”。真、善無須論，忍，則大為人所詬病。本文開頭提到的哈佛大學前研究員龔小夏對風靡當今的“忍”有深刻精妙然稍嫌刻薄的判詞，即其顯例。

法輪功為什麼不用習慣的流行的“真善美”，而用“真善忍”呢？“忍”字到底有何高妙之處？無論這“忍”字是儒佛道三家的混血兒，還是民間傳統中的“忍”，抑或是新人新論新解；摳字眼，尋章摘句，可以有千萬篇的論述注解，卻會流於冬烘與文字遊戲。欲得真解，須看法輪功信眾近十年來在這“忍”字上的行為事實。

法輪功信眾只是要求煉功，這種最原始最低的要求遭到了中共當局最嚴厲最殘酷的打擊鎮壓。這是一個最基本的事實！無論如何看待法輪功，無論如何看待中共當局，不能脫離這一最基本的鐵的事實。

法輪功信眾因為煉功，遭到了恐嚇、威脅、搜身、抄家、毆打、拘捕、判刑、坐牢、淩辱、酷刑、強暴、摧殘至死的打擊與鎮壓。其手段之殘忍慘酷令人髮指回復到中世紀宗教裁判所時代；其打擊鎮壓的面遍及大陸所有城市與農村中的所有法輪功信眾。被摧殘至死的法輪功信眾有名有姓記錄在案的已有幾千人。遭受打擊的是全部法輪功信眾幾千萬人。澳大利亞的章翠英女士、曾錚女士是遭受摧殘瀕死而虎口餘生者，分別著有大量畫作和《靜水流深》一書，講述了事實，見證了歷史。

面對血腥的鎮壓、死亡的威脅，法輪功信眾是如何的呢？他們沒有以牙還牙、以血還血、以暴抗暴。他們冷靜、平和、容讓然而堅定不移地繼續煉功、繼續信仰；他們智慧、理性、和平地堅決抗爭——對打擊與鎮壓進行堅持不懈的抗爭；他們所有的抗爭，無論是街頭的、寓所裏的、牢房中的、天安門廣場上的、酷刑進行時的，沒有一絲暴力；他們面對無論如何殘忍慘酷血腥的暴力，全都默默承受、逆來順受而頑強不屈地堅守著信仰；他們在抗爭時連語言也是最溫和最理性最智慧的：他們決不責駡對方，只是述說自己不願放棄煉功、堅守信仰。這裏，最重要的是，法輪功信眾在殘忍慘酷血腥的打擊鎮壓下，只是默默地承受，而不是“忍了、罷了”；法輪功信眾在承受的同時，堅持了不屈不撓的抗爭；這是與傳統的“忍”文化質的根本上的區別。這個區別是革命性的、天翻地覆的區別！

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不合作不抵抗的精神，從西方的馬丁·路德到東方的甘地，成為了人類文明的一大精華。追根溯源，華夏文化裏春秋時代墨子的“兼愛”庶可比之。墨子行勞千里，排難解紛，死不旋踵，以“兼愛”化人；最終若化不了，墨子會助弱鋤強，以暴抗暴，因為他有這個資本——他的門人都是武藝超凡的勇士。

法輪功信眾的抗爭正是墨子前半段的繼續、正是甘地和平理性非暴力精神的發揚光大！

法輪功信眾已經絕不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阿Q！

芸芸眾生中的法輪功信眾，覺醒了，不再一味“忍了、罷了”；不僅覺醒了，而且抗爭著；不僅抗爭著，而且以最溫和的方式頑強執著地抗爭著。

法輪功信眾的“忍”，這種變被動的忍為主動的忍，已經昇華為儒家的忠恕之道，已經媲美於基督的博愛大愛，已經等同於佛家的捨身飼虎、“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這種溫和然而頑強執著的抗爭，正是東西方文化中的博愛、恕道、中庸、權利正義的綜合融彙；無論它是自覺的還是不自覺的。

百餘年來，知識人前赴後繼為之努力、夢寐以求的景象終於出現了；幾千年來芸芸眾生的覺醒第一次大量地出現在中國的大地上；這是多麼值得歡呼和慶倖的事啊！我們必須千萬倍地重視、珍惜、研究、參與，為它的發展壯大盡知識人的綿薄。

當今的中國，當今的十六億中國人，帶著傳統文化的枷鎖、受著党文化的灌輸訓導薰染。中國根子裏基本上還是封建文化的載體，芸芸眾生大多還是阿Q。他們對西方文化的糟粕接受得很快，卻對西方文化中最低級最基本的文明“不隨地吐痰”都學不會，或是潛意識地抗拒和嘲笑。遍佈各大中小城市風景區伺機抓吐痰者罰款的老太利索地撕收據的景致正是雙向荒唐的一個小小的但微可足道的明證。以一小小事證大大理，似乎單弱的不成比例，實則痛苦落實的緊！因為此類事例千千萬萬、萬萬千千，神州大地，俯拾皆是；億萬民眾，全是見證；精英愚氓，無不如此；百姓官吏，愈演愈烈！

習慣于崇拜于癡迷于西方文化的精英們，對西方文化鑽研甚深，而對祖國文化淺\探輒止。西方的涇渭分明、是非界限判然的不忍、努力奮爭、強調權利、勇承責任、民主自由，固然好固然高明，精英們對此已耳熟能詳，恨不得馬上實行，然而對於中國的芸芸眾生還有很大的距離，他們還未能明確透徹地理解，接受起來更有困難。近三十年來海內外知識人所努力所奮鬥所從事的民主運\動，除了很特殊的“六四”之外，總是只在小範圍內、知識人的小圈子內蹦達而自我陶醉自我歎息自我不滿自我鬥毆自我譴責自我沮喪，泛起一點漣漪而未能彙融進民眾的汪洋大海掀起波瀾，其根源恐怕在此。

百餘年來，民族文化的精英們做的所有的事，可以歸總一句話：喚醒民眾。但沒有成功。大家在繼續做，海內外的知識人在努力地做，法輪功信眾也在做。做的最好的，非法輪功信眾莫屬！

中國走向與西方文明融合無間還需要一段長長的時間，一個過渡的形式。中國國情、中華文化、中華民族性格需要一個過程和轉換，需要一個過渡形式、過渡時期；中國需要以中華文化為主地來接納消化西方文明。

法輪功信眾以“忍”字為標誌的堅持不懈和平理性非暴力抗爭的做法，也許正是這樣一個過渡時期、過渡形式中天賜華人的一瓣鮮花、一縷馨香。

對法輪功信眾的行為，對他們的“忍”，對他們的講述宣傳，多從積極光明的一面去理解去接受，少從或不從消極的陰暗的一面去挑剔去排斥，更不要在迫害者中共與被迫害者法輪功之間自覺或不自覺地用雙重標準來衡量來評判。這應該是公平公正絕不過份的要求。魯迅的這兩段話，有著非常針對性的非常現實的意義：

“我獨不解中國人何以于舊狀況那麼心平氣和，於較新的機運\就那麼疾首蹙額；于已成之局那麼委曲求全，于初興之事就那麼求全責備。”

“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吊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

不揣冒昧，斗膽妄改龔小夏對“忍”的判詞：

對於小人物的平民百姓來說，一個忍字給他們的生活帶來了新的意義。他們過去在權勢的淫威下打掉門牙和血吞的那口氣，原來可以轉換成不屈不撓堅持平和抗爭的勇氣。忍，不再是忍氣吞聲的卑微，而成了博愛大度的寬容；被動的忍變成了主動的忍；一貫的忍正是不忍。不忍之心令弱者在精神上成為強者。在這裏，我們看到了孔子的忠恕之道和基督的大愛。

不揣淺\陋，對“忍”字再作褒貶，以奉獻給法輪功信眾。

從來忍、事事忍、時時忍、處處忍、餓死忍、無褲忍、殺人忍，此謂阿Q 愚昧忍、麻木忍、賣己忍、鬻良忍，心裏忍，忍忍忍！

恐嚇忍、抄家忍、毆打忍、拘捕忍、坐牢忍、淩辱忍、酷刑忍，是乃法論智慧忍、理性忍、主動忍、抗爭忍，忍中爭，爭爭爭！

忍乃心頭一把刀，千年利刃猶吹毛。法論信眾新忍術，煉鈍鋼鋒納入鞘。

忍文化，在法輪功信眾身上有了質的變化。這或許是沉淪墮落的當世唯一讓人有一絲安慰的光明。但願它能成為漫天彩霞，普照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