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真相而和解  出黑暗入光明

你是籬上一根條    焦國標

編了三期《黑五類憶舊》，過目的稿子有二百篇。相當比例的故事是運動一來，兒女與父親劃清界限，妻子向丈夫提出離婚。界限劃了，婚離了，而倒霉依舊。所謂文明禮儀之邦，人倫在哪裡？親情在哪裡？真箇如聖經《傳道書》所言，“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然而基督徒袁相忱、梁惠珍夫婦一家，卻是這虛空中難得一見的實在。

袁相忱是中國基督教家庭教會運動的發起者和領導人之一，北京家庭教會最有影響力的牧者和主的僕人。因與王明道等教會帶領人拒絕加入三自會，1958年被捕，以反革命罪被判無期徒刑。袁有6個孩子，其時最大的17歲，最小的6歲。系獄21年又8個月，1979年底獲假釋時，已是兒孫滿堂。

父親被抓，正讀中學的長子袁福音既不相信父親是反革命，也不相信政府會沒有任何理由亂抓人。他含着眼淚，看遍全城批判父親的大字報。一個人茫然地走在大街上，痛苦、迷惘、失望、無助。一周之後，老師告訴他，他的少先隊大隊長的職務從今天起由另一個同學擔任。一家八口，全憑袁相忱服侍教會獲得生活來源。父親一走，家裡生活來源斷絕，福音安慰母親：“媽，你別發愁，等我六月份畢業了，就找份工作，我來養活你。”

次子袁福聲1965年去寧夏生產建設兵團前想見父親一面。因不是接見時間，監獄（右安門北京第一監獄）領導不同意，但福聲不肯走，反覆申說：“我這一去，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回來，您就幫幫我。”袁相忱走進接見室時，看見兒子，很是意外。半個小時的會見中，父子手握着手交談。父親問兒子：“你現在對信仰有沒有信心？”兒子說：“有。”父親又問：“還會不會唱詩？”兒子說：“會。詩篇二十三篇我現在還記得很熟。”父子這一別，再見已是14年以後。

袁相忱近22年的牢獄人生，有14年是在東北度過的。因家庭出身被分配到貴州赤水天然氣化肥廠工作的四子袁福樂，1973年冬有一次到東北出差的機會。他冒着零下30度的嚴寒，拎着大包小包，多次輾轉，到黑龍江呼蘭革志監獄去探望已11年未曾見面的父親。父親被抓走時他才11歲。

不僅自己親生的孩子是如此順服，嫁得的女婿和娶來的兒媳也都很孝敬這個反革命岳父和公爹。1964年，袁相忱已在獄中6年，大女兒袁安湖結婚了。女婿對梁惠珍說：“媽媽，我還沒見過爸爸呢！下個月接見的時候，我想去看看他。”安湖帶着丈夫到北京監獄探望父親，令父親大為安慰。在袁相忱獲釋前夕，老二福聲的媳婦甚至有一天晚上夢見公爹從監獄回來了。

袁相忱獲釋從東北乘火車到北京那天，一家人派出強大的接站陣容，計有妻子梁惠珍、次子袁福聲、長女袁安湖夫婦。晚上10點的火車，8點他們就去守候了，可最終竟沒接着。午夜過後，4人還沒回家，袁相忱已照着信中的地址先於接站的摸回位於白塔寺的新家。當4人失望地（以為又出了什麼變故）回到家時，袁相忱正在用福聲媳婦端來的熱水洗腳呢。

當初袁相忱被捕時，梁惠珍不敢把這個消息告訴自己娘家人。他們很多人還不信主，她怕他們因此更加遠離神。丈夫被捕將滿一年的時候，弟弟來京出差，順道看看姐姐。姐夫不在家，等了好久也沒見回來。弟弟感覺不對。“大姐夫呢？”梁惠珍有意繞開話題，弟弟問了三次，才說：“走了快一年了。我是怕你們擔心，才不告訴你們。你別告訴媽媽，怕她受不了。”弟弟埋怨道：“你怎麼不跟我說，自己一個人在這裡受苦！”

中國諺語云：“籬笆不紮緊，野狗鑽得進。”籬笆是由一根根枝條編成的，在政治變成咬人  

世界人權宣言金句  的野狗時，人人都應該當好自己那根枝條。然而

焦國標書      無數人在該做枝條抵禦政治野狗的時候，卻如鬼

———————  攆着似的從籬上飛逃，放棄了枝條的職責。結果，家庭和個人都門戶洞開，失去藩籬，野狗如入無人之境。更有甚者，自願化為野狗，反身撲向自己的家庭和親人。袁氏一家守住了自己作為枝條的職分，抵擋住了野狗的攻擊，一如聖保羅所言：“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那公義的冠冕必為我存留。”       

達夫不達…………………………………………………周  舵（05）我丟棄了父親的骨灰盒…………………………………沈雲彪（10）

父親賀子禎………………………………………………賀承業（18）

破產地主…………………………………………………鳳  子（21）

岳父的家世………………………………………………駱  駝（23）

父親的一次粗疏…………………………………………劉斌夫（25）

苦命父親…………………………………………………小  雨（27）

父親永遠活着……………………………………………楊大忠（30）

我的倡議書………………………………………………康國雄（34）

牛歌王……………………………………………………許文舟（35）

父親被鎮反………………………………………………姚治邦（39）

這樣的右派有多少………………………………………曾  微（43）

父親亡地探訪……………………………………………張曼青（45）

父親替我寫作文…………………………………………胡  言（48）

父親章乃器………………………………………………章立凡（50）

父親是這樣死的…………………………………………周祖德（53）

我老漢兒這輩子真冤……………………………………曹登貴（55）

父親的遺著………………………………………………邢詒心（58）

陪父親二勞改……………………………………………鄂一雄（60）

小地主父親………………………………………………范向東（63）

父親認了…………………………………………………馮積歧（66）

父親到死想不通…………………………………………傑弗瑞（70）

離右派就差一厘米………………………………………廖文偉（75）

印花的童年………………………………………………文利桃（77）

父親的眼淚………………………………………………楊恆均（83）

一張平反證………………………………………………陳  華（85）
父親的兩次婚姻…………………………………………陳英賢（96）

父親王藥雨………………………………………………王譽虎（98）

達夫不達    周  舵

    我的父親周達夫，是我所見過的人當中最奇特的一位。他先在印度泰戈爾的國際大學讀書，後來得了孟買大學的哲學博士學位，當過記者、編輯，後來教書。他為了追求母親，幾次大發神經，還鬧了一兩回自殺。母親被追得沒有辦法，心想此人至少將來不會虧待她。再說，父親當時年輕英俊，前程無量，母親便嫁給他了。

父親心地很不錯，古道熱腸，但身上的缺點實在太明顯了。第一，他是個醫學上叫做循環性格類型的人，興奮時口若懸河，如脫韁之野馬，什麼話也存不住；抑鬱時則心灰意懶，悲觀厭世。第二，完全不諳人情世故。世間一切人事，在他眼中都大大變了形。他似乎從來沒有想過費心去研究一番世事的真面目，只是憑他腦子一轉，只聽三言兩語，就可遽下斷語，而且一經決定就很難改變。別人心裡想的與他眼中所看到的，經常相去極遠。他對你的熱心和好意，有時頗令人感動，但對你說的話卻沒一句能進入你的心坎。第三，自視極高，自以為聰明蓋世。倒也非虛。他的老師、准老師如趙元任、李方桂、羅常培、黃侃、錢玄同等，似乎都誇他很聰明。他的毛病是極浮躁，母親說他是猴子屁股坐不住。我看他是根本無心治學，對玩政治那一套倒興趣極濃。母親說他不象個教授，倒像個失意政客。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母親從小再三告誡我們遠離政治。第四，脾氣時好時壞，壞時什麼人都敢罵。據母親說是幾乎罵遍了他所認識的一切人。把朋友、同事、上級得罪個遍。罵人還很刻毒，專揭別人的瘡疤。第五，生活習慣不良。極懶極懶，家務事從來是一根指頭都不想伸一伸。他以為大教授就得別人侍候，卻不想想母親也得上班，家裡並不是總有傭人。又邋遢，年輕時西服革履倒還神氣，到了學雷鋒的年代可就每下愈況了。這種生活習慣與母親真是水火不相容。母親極愛整潔。不過，我發現，不愛整潔的人常有個大優點：生活上很淡泊，無可無不可，從不挑剔，好侍候。

父親的種種毛病，沒有一樣不招母親反感。母親原是個極能幹、極好強、人緣好、性子急愛整潔愛漂亮的女人，一向也是自視甚高，於是結婚不久就開始後悔。但是很快，生下了我，母親稍覺安慰。我生在印度噶倫堡，那是個極美麗的山城，在喜馬拉雅山南坡，背後就是雄偉的大雪山。主演《亂世佳人》的費雯麗就生在那裡。費母懷孕時，醫生讓她每天看看大雪山，說這樣生下的孩子一定美麗。鄙人大概也多少沾了點大雪山的靈氣，出生不久，父親的朋友顧鐵鈇見了，非說是抱錯了——抱回來一個外國娃娃。

教育部長朱家驊許了個大學校長的職位給父親，於是一家三口回國了。那時國民黨潰敗在即，父親到中山大學中文系當了個窮教授。說是窮教授，也還是一家住一幢小洋房。我永遠忘不了樓前的大花園，綠草如茵，濃蔭蔽日。那棵大英雄樹（木棉樹）下，不知留下多少我們玩過家家遊戲時燒灶的煙痕。

不久院系調整，中大中文系併到北大。一家人舉家北上。記得臨上火車時，王力先生把白蘭地當葡萄酒喝，喝得酩酊大醉，還是父親把他扶上了火車。

五七年反右，不知怎麼搞的，父親居然成了漏網之魚。母親說是多虧她從旁提醒。父親的解釋則是因為他一貫擁護共產黨。但他老人家是個不安分的人，好好的北大中文系教授不當，硬是跑去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情報研究室翻譯資料。沒幹幾年，又不幹了，北大又不想回，便調到中央民族學院。父親對學術簡直就心不在焉。原先還發表幾篇象模象樣的研究文章，後來就不知他一天到晚在想什麼，級別從來長不上去。母親越發瞧他不起，“離婚”二字總掛在嘴邊，看在三個兒女的分上，又於心不忍。

從我懂事起，父母間的戰火似乎從未止熄過。吵架不必說了，動手也是家常便飯。那真是一個恐怖世界！我奉勸天下一切忍不住要動手打架的父母們，千萬不要有小孩。父親最後採取逃跑主義，索性搬到單位去住，周末才回家。母親常常夜深才踏進家門，不是忙工作，就是忙入黨，又累，心情又懷，經常拿我們子女出氣。我們根本不知道她在想什麼，對我們除了責罵，就是大上政治課，和學校里天天教的、報紙上天天講的一模一樣。

社會上階級鬥爭的風聲是越來越緊了，人際關係惡化，家庭內部也充滿了緊張、煩躁、火爆的氣息。如果是一個和睦團結的家庭，家長又比較明智，沒有像我父母那樣走火入魔，那就多少還能製造一個人工小氣候，減輕些外來瘋魔病毒侵襲造成的危害。我們家正相反，誰也不和誰說人話，說的一概是報紙上那套瘋話，內憂比外患還要嚴重。

父親政治上的癲狂程度不亞於母親，只是更缺乏馬克思主義味道，一聽就知道他全然不入流，可他自己還自我感覺良好，改不了他那套洋洋自得、躍躍欲試的勁頭，實在是一腦子漿糊，卻又自以為得計，時不時發點人所不敢發（別人是不敢說，他卻以為只有他慧眼獨具）的驚人之語，罵罵斯大林，罵罵阿爾巴尼亞的恩維爾·霍查。他實在是一片好意，卻不知對斯大林情有獨鐘的大有人在，大大地有人在。已經是文革前夕了，那是什麼年代！別人割舌尚恐不及，他卻反其道而行之。他很快干出點名堂來了——教育部大學部悄悄把他列入了反革命分子名單。

文革大潮來了，父親一看，恨不能立顯身手。四處抄看大字報，開動他那架妙思無窮的政治思維機器，伏案疾書，給敬愛的中央文革小組寫了許許多多研究心得，如陳伯達狼子野心，五毒俱全，要反掉周總理，等等等等。母親苦苦勸他，他只是個不聽，還大怒道：“毛主席說要關心國家大事！”關心的結果很快顯露出來了。六七年的九月，他所在單位（中央民族學院）的一群造反派夜半敲門，二話不說，把父親從床上叫起，匆匆穿上衣服押走了。家裡當然是翻了個底朝天，我這個中學生的日記、信件也都統統抄走。這已是抄第二遍了。在這之前，父親早被當作反動學術權威遊街示眾多次，腰被扭傷，滿身滿臉灑上紅藍墨水，抄家當然不能倖免。

父親很快被送到德勝門外的功德林，我們去造反派總部打聽多少次，才打聽到確切的消息。我忘不掉找他們交涉的時候，許多學生那種幸災樂禍的樣子。給父親送去一床鴨絨被和一乾衣物之後，他就杳無音信了。直到七四年，託了多少關係，包括找當時的大紅人王海容（她當年想進北大中文系還托我父親說過情），才知道他後來一直關在半步橋看守所，罪名是印度特務嫌疑。父親被關進單間，監房很潮濕，兩三年後就精神失常了，躁狂抑鬱型精神病，大喊大罵，手銬腳鐐全不濟事，弄得監獄當局好不頭痛。

七三年底，十二月二十九日，我接到民院保衛組的通知，去接父親出獄。保衛組的人先給我打預防針，說父親精神上有點問題，見他時情感要克制一點。也許是拜這瘋病之賜，父親雖與長期坐牢的人一樣全身骨節僵硬，肌肉萎縮，走路也是步履蹣跚，但精神亢奮，元氣十足，大冬天只穿單衣褲，我帶去的棉大衣他都不肯穿。從一露面，他嘴就沒閉過一分鐘，反反覆覆說什麼“耕者有其機，回去學農機”。照他看，我這輩子是農民當定了不算，而且無上光榮。

母親對他深惡痛絕，說這輩子全是被他害了，堅決拒絕他回家。民院也真有絕招，先是想把父親安置在黃寺（班禪駐京辦事處），大概覺得還是不放心，便把我們送到青龍橋北邊的黑山扈，那裡半山坡有民院的一個供傳染病人短期療養的休養所。雖美其名曰休養所，其實不過是幾排破敗不堪的平房，門窗都朽爛了。先是把我和父親安排在一間足有四十平方米的大空屋子裡，借給我們兩張床、一張桌子、一個蜂窩煤爐。山風呼嘯，屋子裡冷得象地獄。父親亢奮不止，根本不睡覺，連吃飯時嘴都不停。我被疲勞轟炸了幾天，就覺支撐不住，堅決要求民院再撥給一間屋子，父子兩人得分開住，不然我活不過一星期。

於是我們被暫時轉移到電話間裡。他們在那間大屋子裡加一堵牆，隔成兩間。那電話間只能勉強放下一床一桌一爐，我是絕對住不下的，只好每天乘車數小時，往返於休養所與北大（母親的單位）之間，如上下班狀。等到隔牆砌好，預支了一點工資（父母的工資都凍結着），買了些最簡單的生活用具，父子兩人總算初步安頓下來。沒想到，在這荒山野嶺牛馬棚般的破屋子裡，爺兒倆一住就是五年。

補白：我父親是黃埔軍校17期，因爺爺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捅死，懷着國難家仇而投筆從戎。四二年在浙江青田的對日戰役中，父親負傷。解放後，父親因參加國軍而無數次挨整，接受勞動改造，至今還是農業戶口。不過，感謝上帝賜給他一位有信仰的妻子。現在二老爹娘都年屆九十，安享晚年。真的很感謝上帝給我家的恩典。抗戰六十周年時，父親非常希望政府肯定他們這一代國民黨將士為中華民族做出的貢獻，給他們頒發一枚抗日勳章。我曾到當地民政和新聞機構聯絡此事，均無結果，甚至聯繫新華社也無下文。看到歐美國家對他們陣亡將士和老兵的供奉和體恤，我真的無語。這個國家究竟是怎麼了？                    網  友

我丟棄了父親的骨灰盒    沈雲彪

父親王坪，貴州遵義人。母親沈平，浙江嘉興人。二人都是中共老一輩新聞記者。父親是抗戰期間范長江培養的第一代共產黨新聞工作者，任《大公報》、《文匯報》駐上海的地下黨記者，曾與胡風有工作關係。抗戰結束後，父親響應毛澤東提出建立鞏固的東北基地的號召，到中共《東北日報》工作，負責工業口。著名的東北勞動模範王崇倫、孟泰等，就是經他報道走紅的。母親一直是新華社記者，直到退休，享受正局級待遇。幾年前，新華社紀念建社五十周年，母親的名字被列入該社五十年來的優秀女記者群。

1953年，父親因受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牽連，蹲了一年監獄。不久平反，還補發了工資。父親頗念黨的好，補發的工資也不要了，全交成黨費，以與黨媽媽的好匹配。1957年反右，他再次挨整，被打成右派。這次黨與他就沒有那麼纏綿悱惻了。他不僅因此失去了婚姻，失去四個孩子（夫妻離婚，孩子跟母親，還改了姓，現在老友常叫我“王佑”，即源於此），也把41歲的年輕生命賠了進去。

父親被打成右派時，我才十歲多，現在仍然記得父母常常半夜吵架。在孩子幼小的心靈里，這很是不祥。1958年，離了婚的母親從新華社東北分社調到北京新華社總社，不久孩子們也隨她到了北京。獨自留在東北的父親禍不單行，害了絕症，病危時（1961年）向他的組織請求：一、念其參加革命那麼多年，不要讓他帶着右派帽子死去，請求摘帽。二、希望大去之前見家屬一面。組織把話傳到北京，母親與我商量：“你看這怎麼辦呢？你哥哥正要考大學，學習這麼緊張，你妹妹年紀小，我又跟他離了婚，離婚了就不是夫妻了，就不叫家屬了，再說我去可能政治影響也不太好。”母親說了半天，我聽出來了，只能我去了。那時我剛上初一，在清華附中，坐火車從北京到了東北瀋陽。父親詳細問了家裡的情況，我說我心情很壓抑很鬱悶，媽經常發脾氣，訓這個訓那個，對我的訓斥最厲害，甚至比他在家裡時的脾氣更大。父親說：“你媽一直就是這家裡的女王。”

一個月後，父親離世。父親走時我送的終，至今想起來很慚愧。父親臨終前，我對他很冷淡，心中有一種厭惡的感覺。除了個人的自私之外，也有對右派的階級仇恨。父親當時臥床，有癌腫和褥瘡，屁股底下墊了一個氣墊子。氣墊子經常被壓扁，父親讓我給他吹起來，而我覺得噁心，不願做。有時讓我幫他翻身，我也假裝聽不見。現在回想起來真的很殘忍！

父親去世後，母親去了一趟瀋陽，處理父親後事，並把骨灰盒連同個人物品帶回北京。當時我們一家四口住在一套由三家合住的四居室的單元房裡。我家住其中的一大間，裡面放了兩張大床，我和哥哥睡一張，母親和兩個妹妹睡一張。我家的常住人口實際上是三口，因為我和哥哥住校，只在周六回家。父親的骨灰盒就放在母親和妹妹們睡覺的大床下。 

父親是5月1號去世的。大約是6、7月的時候，有一天母親找我說，父親的骨灰放在床底下，妹妹害怕，夜裡睡不着覺，你看怎麼辦？我說這事好辦，扔了不就行了嘛。當時我說得乾脆利落，連想都沒想。母親說這合適嗎？我說那有什麼不合適的？一個反革命的骨灰！這事你就別管了，交給我處理吧。第二天我就提溜着骨灰盒，外面一塊白布包着，拿一把小鏟子，來到了玉淵潭。我家住在離玉淵潭不遠的皇亭子新華社宿舍。那時玉淵潭還屬於荒郊野外，沒什麼人影。可那天很怪，總不時有人路過。可能是做賊心虛，我怕別人問我是幹什麼的，所以越怕見人越嫌人多，在那裡轉悠了一圈也沒找到下手挖坑的機會。當天就沒埋成。

第二天決定換個地方。坐37路公交車（現在的337路），往北京西邊走。當時37路是京西最遠的一路車。一直坐到終點，覺得已經很荒涼了，又沿着一條油漆路繼續往裡走一陣。四處靜寂無聲，滿山都是蟈蟈叫。我窺探一圈兒，心想這下差不多了吧，然後就用小鏟子挖坑。記得是在一個臥牛石旁邊。覺得挖得差不多了，正準備把骨灰盒埋進去，就聽見遠處有卡車駛來的聲音。我很緊張，便驚慌失措地把盒子放進去，胡亂埋了。這時卡車也到跟前了，我匆匆看了一眼埋葬的地方，然後就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離開了。

當時我心裡隱約有一種感覺，也許有一天可能來尋父親的骨灰盒。往回走時，路過一片又是墳地又是葡萄園的地方。走到那裡，我停了下來，莫名其妙地哭起來。一開始是小聲哭，後來越哭聲越大，反正周圍一個人也沒有，也不知道為什麼哭得那麼慘。現在想來，既不是哭自己，也不是哭父親，而是傳統孝道與黨文化教育的大義滅親之間的衝突，讓只有十來歲的我無法承受。今天自己就這麼把親生父親的遺骨像埋一堆狗屎似的埋了，我不知道是做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好事，還是做了一件喪盡天良的大壞事。

父親的骨灰盒是處理掉了，可它並沒有走出我這個親手將父親骨灰盒丟棄的兒子的心。父親的骨灰盒猶如一片永遠停泊在我心頭的陰雲，又如一塊永生不死的酵母，長久地在我心中發酵。它影響着我對母親的看法和與母親的關係，也影響着我以後生活的其他各個方面，比如婚姻觀和政治觀。

哥哥和妹妹們從來也沒提起過父親骨灰盒的話題，他們對這個問題似乎很漠然。後來我想過去尋找，但已記不清在哪裡了，現在更是早就是高樓大廈了。有一次與母親談起父親，母親說，如果還有來世，她還願意做王坪的妻子。我當時在心裡罵了一句：“我要是王坪才他媽的不要你呢！”

早些年，我常跟母親爭論時事。每當我發政治牢騷時，她總是很粗暴地制止我，怕我走上父親（被政治拋棄）的老路。她說右派與非右派之間其實就是一念之差，教育我要警惕自己的一言一行一個念頭。母親晚年時，每次我去看望她，她會時不時挑一些話題來引蛇出洞，比如說六四不鎮壓不行之類的話。通常剛開始時我總是隱忍着，但她說到一定程度，我的腦子開始膨脹，就繃不住了，甚至會罵罵咧咧地朝母親吼：“共產黨把自己的男人都弄死了，到現在你還護着它！”

有時我也能對母親當初的種種做法表示理解。父親去世時，母親也就30多歲，還是一個少婦，對前夫的骨灰盒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處理，何況與丈夫離婚本來就是政治強加給她的痛苦選擇，相當程度上也是她能做到的保護孩子的唯一辦法。所以每逢惹老人真的動氣的時候，我多半知道退讓一步，忙說：“媽，到點了，我該回去了。”然後揚長而去，戰火就這樣戛然而止。一般情況下都是這麼收場的。多年來我一直都這麼維持着與母親的關係。哥哥和妹妹們從來跟母親沒有這種衝突。我和母親之間建立的這種行為模式，用我哥和我妹的話說是“這倆人都有病！”

親手扔掉父親骨灰盒的我，此時已經把吞噬了父親生命的政治制度視為自己家庭不幸遭際和中國社會災難的根源。我不願自己的母親到晚年還執迷不悟、認賊作父，我希望母親以孔子的嚮往為自己的嚮往，終生追求真理，做“朝聞道夕死可矣”的賢者。因而我與母親爭論的真正目的，只是想讓老人家有個覺醒的晚年，認識到是幾十年的罪惡政治把無數中國人害得家破人亡。

我決心要轉變母親。母親原來與李銳並不一個交往圈子。為了改變她，我把她帶進了李老的交際圈。有一次給李銳過生日，方實（原新華社國內部主任，曾是母親的頂頭上司）在宴會上說，有些人是先知先覺，有些人是後知後覺，還有更多人不知不覺。李老就屬於先知先覺，我們屬於後知後覺。當時我母親也在場，我聽了特過癮，覺得這話就好像沖我媽說的。我母親就屬於不知不覺那一類。

我雖然時常跟母親爭執，可是我又是最能跟母親說體己話的孩子。我們可以談論性方面的問題，我甚至曾幫母親出主意結交異性朋友。那時母親每次與某個叔叔或伯伯約會之後，總向我們解釋說他們的關係是純潔的。我就告訴母親，現在是兩頭都需要性教育，孩子需要，你們老一輩也需要。你們都是成人，無論什麼關係，都是你們兩個人之間的事，無須向我們解釋純潔不純潔。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是母親的性啟蒙老師。母親的漂亮是出了名的，晚年還有許多追慕者。六四槍殺學生，夏衍絕食抗議，家人勸說無效，他的兒女曾找我媽去勸說他恢復進食。母親與沈雁冰（茅盾）、沈端先（夏衍）屬於同一地方的本家，很早就相識。 

父母離婚之後，有一段時間，母親與上海市民主黨派副市長金仲華的關係已發展到談婚論嫁的程度。有一次在新華社食堂，有人問我這是誰的孩子，另有人就說，是沈平的老二，並說沈平就要跟金仲華結婚了。此時民主人士對當初跟共產黨合作反蔣已大呼上當，可是母親在政治上實際是糊裡糊塗，看不到這一層，還要催金仲華入黨。姨媽後來說，人家民主人士，大知識分子，本來就不稀罕入黨，再加當時共產黨與民主黨派處於緊張狀態，二人的關係最後只能不了了之。

廣東省政協主席左洪濤與母親是地下黨時期的老相識、老領導。我們稱他左伯伯。母親曾徵求過我的意見，說左早年就追求她，那時她才十幾歲，左三十來歲，至今記得當年左洪濤的鬍子扎她的感受。我說，只要你自己喜歡就嫁給他唄。左洪濤和母親商量結婚，當時除了我，哥哥和妹妹們都反對。有一天晚上十一點，母親陪左洪濤到我自己的家門口敲門。他這次到北京，是參加十幾大或中顧委的什麼會，說一定要來看看我，誇我說只有我是個好孩子。

母親最終沒有辜負我拯救她的苦心。母親晚年時，我經常拿些資料給她看，我倆的政治觀點越來越接近了。母親在臨死前兩個月宣布退出共產黨。當時家裡人基本都在，我特意大聲宣布：“大家都注意了！媽今天要口出驚人之語，她要退出共產黨。”記得當時母親還加了一句，說還沒想好是信佛還是信基督。這說明她以前的信仰已經崩潰了。

不久，母親在醫院裡正式歸主。告別母親遺體時，我到得比較晚，看見她身上已蓋上黨旗，我非常憤怒，想一把把它撕下來。母親已經宣告退黨了，蓋黨旗是對母親生前意志的不尊重。耽於許多人在場，也為了哥哥妹妹，我忍住了。當時哥哥是大學教授兼系主任；兩個妹妹，一個在國務院系統工作，一個在農業部系統工作。

離婚後雖然不乏惦記者和追求者，但母親五十年來一直未再婚。辭世前，她留下遺囑，捐獻遺體，供醫學解剖。四個兒女遵囑執行。她也沒有留下骨灰。在老人心目中，也許這樣才與丈夫的人生結局相匹配；或者，也許這樣才對得起被自己拋棄的丈夫；或者，獨身半個世紀的她，不願身後的墓碑繼續獨身；或者，藉此向兒女們表達當初與他們慈愛的父親離婚的歉意；或者，也許是早年接受的無私無我政治說教的最後一次呈現。

我雖然對母親當初提出與父親離婚抱有同情的理解，但對一遇政治上的風吹草動就提出離婚的做法是堅決否定的。我不願意遭遇這樣的妻子、這樣的婚姻。這影響了我對配偶的要求。當初我與妻子戀愛時是女追男，當我答應接受她的愛時，她激動得宣告：“這個世界，我第一忠於黨，第二忠於你！”我不答應。我要她必須把順序顛倒過來。她遵從了這個在那時看來完全反動的膽大妄為的要求，對我發誓：第一忠於我，第二忠於黨。

我甚至與一位同樣有着父親屍骨無存經歷的女士保持過幾年的婚外戀。在大學讀書期間，有一天收到哥哥的來信，說組織上要給父親平反，問家人是否需要經濟補償。家裡說不用，只要給平反就可以了。問是否需要開追悼會，也說不用，已經過去那麼多年，算了。哥哥信中說，母親和他感動得熱淚盈眶。可我看到這個消息，非常憤怒，一種強烈的情感衝擊着我。當時我在教室，嗚咽着，不敢放聲大哭。多年後，有一次與朋友們談起此事，我仍然無法平靜。憑什麼要平反!為什麼不要補償！為什麼不讓開追悼會！本來我活得好好的，現在告訴我那一切都搞錯了，我感覺自己就像莫泊桑《項鍊》中的女主人公，還了一輩子債，結果卻發現那項鍊是假的。

我說得很激動，淚流滿面，旁邊一位女性朋友也哭了起來。後來從她口中得知，她家也有類似的經歷。她父母都是天主教徒，父親因持守信仰被投入監牢，生不見人，死不見屍。母親每月只有幾十塊錢工資，含辛茹苦把四個孩子拉扯大——他們家也是四個孩子，腿都累彎了。聽着她的述說，我心中生出憐香惜玉之情，一把把她攬在懷裡抱了起來。那些年，我們兩個同病相憐的人，每到清明，就結伴去八寶山附近的老山上，找個僻靜幽美的地方祭奠自己的父親。我們假定自己的父親就在那裡。這種關係持續了幾年，因為當時彼此都有家庭，最終還是分手了。

父親雖被打成右派，可我並不認為父親是自己今天所敬仰的那種先知先覺的右派。至今記得小時候父親時常跟匣子（收音機）學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咱們工人有力量》之類歌曲的情形，情緒無比激昂。父親反右挨整，說是因為攻擊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我看過他的檔案，並沒有具體的攻擊言行記錄。很多右派對當時的政治鬥爭內心是比較清晰的，可是父親好像對反右鬥爭到死也不明白。從他寫給母親的信來看，好像他覺得自己還是有錯的。信中寫得最多的是我要加緊改造，儘快回到革命隊伍，我們還要成為夫妻之類的話。

父親被打成右派的原因，我至今也不十分瞭然。父親當年的老朋友們說他是一個比較單純的人，一直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挨整。後來聽人說，幕後人物可能是他的領導、《東北日報》主編殷山。殷是從延安來的，資格最老，惟獨黨齡沒有我父親長，便借反右整他。現在想來，真正的原因可能是毛澤東對待白區地下黨的十六字方針：控制使用，降級安排，就地消化，逐漸淘汰。父親大約就是毛所謂就地消化，逐漸淘汰的對象。

早年的家庭經歷影響了我和我哥哥的擇偶觀。那時候，幹部家庭兩代人之間缺乏普通工人農民家裡的那種溫情。當學生時，每年春遊，工人家庭的孩子帶的都是自家烙的餡餅、蔥花餅之類，幹部家庭的孩子往往帶的都是麵包、汽水之類。我們似乎覺得他們的餡餅更好吃，而他們覺得我們的麵包更好吃。我們就換着吃，彼此都很開心。工人家庭的同學到我們家，往往就是到食堂買幾個菜，他們覺得香極了，而我們到他們家時，往往是他們的媽媽在蜂窩煤爐子上炒兩個菜，也覺得特別香，比食堂的菜好吃多了。其實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的那種家庭氣氛。孩子大人們圍在一起其樂融融的感覺，這才是我最想要的。因為我母親工作特別忙，基本就沒給我們做過飯，也沒做過什麼家務，我家的家務都落在我們四個孩子身上。做家務我們都有一套，特別是我哥哥，做飯、針線活之類，都會做。

有一次跟哥哥聊天，將來找什麼樣的老婆，哥哥說一定找個會做飯做家務的，老老實實的，不找漂亮的，不找幹部子弟、大家閨秀或我媽這樣的。這是我跟哥哥共同的心願。我們哥兒倆基本如願吧，我的嫂子沒多少文化，賢妻良母型的。我妻子雖有文化，也是很老實的那種女人，我就喜歡她那個老實勁兒。

丟棄父親骨灰盒時我10歲多一點，今年我已經64歲了。年輕時就一心只當一顆螺絲釘，如今更不指望個人能成就什麼了，只希望能為結束中國的一黨專政，推進民主自由，盡一份綿薄之力。凡批毛、講述中共歷史真相的出版物，我都熱心購買，收羅，閱讀，拷貝，送人，常常自己貼錢散發。解體獨裁專制實際上已成為曾被這個制度洗腦涮腸灌狼奶的我們這一代人的共識和自覺的責任。                           

補白：文革期間，父親作為黑五類子女在劫難逃。掛牌子批鬥，光牌子就幾十斤重，再用細鐵絲系在脖子上，鐵絲勒進肉里，罰跪、繩吊、挨打是家常便飯。後來我們問父親挨過多少次批鬥，他說太多了，記不清了。我們清楚記得，有一次父親晚上被紅衛兵叫走，第二天早上才回來。換衣服時，我們看見父親身上被打、被叮咬得體無完膚。媽媽哭了，我們小孩子也撲進媽媽懷裡哭，哭得那樣傷心。可是爸爸卻沒有哭，換上衣服，拿起農具，又去上工了。從此，只要有紅衛兵來叫爸爸，我們就心驚肉跳。只要他夜不歸來，我們就徹夜不眠地等待。爸爸呀爸爸，您無罪無錯，您是一個知書達禮，有感情、有道德的好爸爸啊！                李朝陽

父親賀子禎    賀承業

父親賀漢祥，字子禎，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生，閬中縣崇實中學首屆畢業生，土改時被劃為工商兼小土地出租。後來換戶口本時，抄寫的人認為這個成分太長了，索性簡寫成工商業兼地主，並說反正都一樣，於是工商業兼地主的成分就鐵下來了。父親一生善於經商，處事中庸，清貧廉潔，和氣待人，熱心公益，好管閒事，樂於助人。早年參加過四川省公民訓練班，先後兼任縣商會副會長，國立閬中縣平民工廠廠長，閬中縣商會附設初級商業職業中學副董事長，閬中縣城廂鎮名譽副鎮長，縣參議員，縣市民圖書館副館長，縣銀行監事，國民黨員，代理商會區分部書記。1956年公私合營後，在閬中縣糖業煙酒公司任營業員。

1953年我考進西南師大數學系。大約1955年，從家信中得知，父親因歷史反革命罪被關押。我往家寫信，宣告與父親斷決關係，劃清界線。關押不久，父親又被放回，仍到副食品商店作營業員，一直戴着歷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受群眾管制，過着另冊的生活，直到1970年病逝。他在副食店從無假日，難得回家。實際上也沒家，子女們都與他劃清了界限。有時抽空回來看一眼，多半是給母親帶回他省下的捨不得吃的涼麵之類，吃口冷飯就走。家裡大事小事，沒他開口的份兒。子女見他也從不理他，比路人還不如。他的三兒子結婚，他不能露面。普通小民也都如此講政治，這是咱中國人祖傳的傳統。 

1967年我們結婚時，我拿着“工商業兼地主”的戶口本，她拿着“工人”的戶口本，去組建一個二人的新家庭。這個新家庭應填寫什麼成分呢？派出所毫不遲疑寫上“工商業兼地主”。我多次寫信詢問各級公安部門直至公安部長。我的理由是：根據這種剝削階級成分優先傳承的做法，我國剝削階級必將越來越多，致使消滅剝削階級的革命任務永遠不可能完成。這封信轉給了當地派出所，片警蒲光華把我叫去，所長馬洪青回應說：“都是這樣填寫的。在沒有新辦法出來之前，只好按老辦法辦。這已經不代表現在家庭實際成分了。”我問：“既然如此，為什麼不把家庭成分一欄印成‘父輩成分’或‘原有成分’呢？”所長回答說：“這本子是原先印的，不便改動。等中央開了四屆人大後，看看是否會有變動。”

我又問另一個問題：“那麼，我這戶口本上寫的工商業兼地主從何而來呢？”他答：“根據你老家的戶口本。”“是指我父親的戶口本嗎？”“是的。”“可我父親已經死了呀！”“你母親還在，也就是你母親現在的戶口本。”我說：“據我所知，我母親現在的戶口本上不是這個成份。不信，請你馬上拿出來看看。”他故作驚訝地說：“是嗎，不會吧。”但又不敢當面拿出來看。老家的弟弟妹妹們知道了我追究這個問題，對我大為不滿。原來此前他們早已瞞着我，偷偷從大姐那兒弄來了當年農會開的工商業兼小土地出租的證明，找關繫到派出所，已把成分恢復為原來的工商業兼小土地出租。這一切他們都不讓我知道，於是只有我一家多年繼承着父親的工商業兼地主成分。那個時代，兄弟姐妹的親情就是如此醜陋。

1971年秋，父親在店鋪里售貨時，突發頭痛，倒在地上。那時病曆本上不僅印有語錄，還要寫明成分。父親的歷史反革命身份人人皆知，醫生堅持革命原則，不給他治療。母親無法，只好去請來有表親關係的中醫肖忠輔。肖醫生診脈後，叫準備後事，父親就這樣死了。都說死得好，一則他本人徹底解脫了，二則也減少對家族的株連。沒有任何悼念儀式和喪葬禮儀，就連我母親也沒有哭出聲來。我和四弟到煙灑公司要了一口棺材錢，請人裝棺入殮，抬到蠶種場後面的無主公地上埋了。

父親在忍辱負重、逆來順受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六十年代，母親親眼看見父親在副食店抬甜麵醬時，半句話沒聽清，同抬的人就用一支沾滿面醬的手抽了他一耳光。他臉上帶着帶醬的指印，繼續無怨無言地抬着甜麵醬。除了外來的歧視與侮辱，更深的傷害來自親人的劃清界限。親人們把自己一切不如意都歸結於他的連累。他無言地承受了這一切。家中每一小點短暫的安適與歡樂他都刻意躲開。活到這個份上，真不如早些死去。死後，母親把他穿過的一雙還有幾分新的布膠鞋給了我，只有我不會嫌棄。

破產地主    鳳  子

我的父母都是中共黨員，父親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好醫生，又是縣醫院的副院長，因而我深深為自己的父母和家庭自豪和驕傲。

七十年代初，一般縣城家庭的住房都是那種單間式的，廁所公用，廚房在走廊。當時我們家住兩間房，幾個小孩和外婆住一間，父母住另外一間，並且兩間房不在一起。一次，我帶幾個小朋友去我父母的房間玩，在父親的抽屜里翻找抄寫紙時，發現一張父親填寫的表格里，“家庭出身”一欄竟赫然填着“破產地主”四字。我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反覆翻看那張表格，心裡那個難受就別提了。旁邊有幾個小朋友，我還要佯裝鎮定，儘量不讓小朋友發現我心中的波動。我再也沒精神和小朋友玩，像害了大病一樣。

此後幾天，我一直都有點恍惚，眼前一直晃動着“破產地主”幾個字。直到有一天，我實在憋不住了，趁家裡只有我和媽媽兩人，悄悄地問媽媽：“爸爸家是地主呀？”“是呀，要不你學校每次填表，我怎麼會要你填‘職工’呢！”“那爸爸還有奶奶是不是剝削了貧下中農？”“沒有。你奶奶家在日本侵略中國時就破產了，要不怎麼叫破產地主呢！你爸爸小時候可是吃了不少苦，不到十歲就被送去當學徒，冬天連鞋都沒有穿的，他的腳上至今還有小時候凍傷時留下的疤痕哩！”“是嗎？”我半信半疑。“你在外面千萬不要對人說啊，人家問你家庭出身你就說是職工，記住啊！”家庭出身從此變成了一件比較忌諱的事，我再不像以前那樣以自己的家庭為榮了！

文革後很多年，我和我的兄長們在一起談起爸爸的出身時，一致認為這事很荒唐。既然破產了，怎麼還能算地主？這不是前後矛盾嗎？

據說那時我奶奶在他們那個村子裡特別引人注目，在給他們家劃成分時，那些負責劃成分的人嫉恨她，就把她劃成破產地主。結果，我爸爸的政治前途大受影響，奶奶七十多歲了還得在農村接受勞動改造。儘管她的兩個兒子都在城裡工作，貧下中農卻不許她去城裡安享晚年，而必須呆在農村老家！

補白：我父親（黃萬里，黃炎培之子）一被打成右派，我在清華附小的一個同學就立即給我起外號叫小右派。對於一個10多歲的小女孩來說，這是心靈上一個特別大的刺激。1958年的六一，我們班要選兩個小朋友到景山公園參加全市少先隊員優秀代表會議，我被選上了。結果一個同學就說黃肖路是小右派，不應該選她去。一起鬨，後來就不讓我去了。我二哥1960年考上大學不被錄取，對我刺激特別大。這一年大饑荒，共產黨讓這些戴着右派帽子的教授們談談心裡有什麼問題。我父親就說，如果我自己政治上犯了錯誤，無論受什麼懲罰，你送我去監獄或者勞改，都沒有關係，但是如果影響我的子女上大學，我就完全想不通。那時已經餓死很多人，共產黨對這些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管控似乎軟了一點。1961年快高考的時候，清華統戰部就又給我二哥報了名。1961年他考上清華大學。等到我1965年考大學的時候，父母認為完全沒有問題，所以就沒把我考大學的事告訴共產黨派來的那個專門做我父親的工作的人。結果那一年我遭到不予錄取。     黃肖路

北京金虹先生來信：

岳父的家世    駱  駝

這次國慶去女朋友的家鄉貴陽，某天晚上與未來的岳父一起看電視，老人聊起了他家的歷史。頗有意思，故記錄之。

1949年下半年，國民黨的大部分軍隊已經潰敗，岳父的父親（黃埔軍校出身）在湖南帶領一個團開始往南撤退。岳父祖籍河南，是濮陽的大地主，家中有75公頃田地。岳父的祖父尋思，共產黨來了，很可能要遭殃，於是與哥哥（岳父的大伯）、妻弟（岳父的舅舅）、兒媳（岳父的母親）和孫子、孫女（岳父的哥哥和姐姐）收拾起金條細軟，一起去貴陽投奔岳父的父親。那時還沒有岳父，岳父是解放後出生的。

他們在貴陽約定，一旦大陸失勢，大家就分頭逃到香港聚首。岳父的大伯和舅舅順利到了香港。兩人在香港逗留數月，還在報紙上發尋人啟事，希望能找到岳父的父親一家。實在沒有反饋消息，他們就去了台灣。實際上岳父的父親的部隊在廣西被共產黨俘虜，壓根兒就沒有逃到香港的機會。共產黨問他是願意加入解放軍，還是要回家，他說要去貴陽與家人相聚。他趕到貴陽，香港已去不成了，最後就定居貴陽。

岳父的父親有文化，進貴陽市商業局工作，任科長。三反五反時，河南老家的公安局想把岳父的祖父作為地主典型弄回去槍斃。幸虧岳父的父親當時已在貴陽市頗有關係，找到公安局的人說：“我乃帶領隊伍起義投誠的團長，怎可將我父親槍斃！”經多方走動，終於沒有被遣返，保住了他老爹的命。但岳父的奶奶和其他一些家人，遭到了當地農民或村幹部的迫害或殺害。整個家族在河南已經凋零，土地也收歸國有。

岳父的父親和祖父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去世。岳父輩三人，皆是共產黨員。他的大姐、大哥，靠着父親的關係和自己的努力，都在機關或工廠當着不小的幹部。 

七十年代末，岳父的大侄子要參軍加入特工部隊，政審時，情報部門的人對他說：“你有兩個親戚在台灣，所以不能加入特工部隊。”聽到這個消息，全家人，尤其是岳父的母親，特別開心。

八十年代末掀起台灣同胞探親潮，岳父的伯父與舅舅先回河南老家尋親，循着老家提供的線索又找到貴陽。40年暌違，一開始岳父的母親都不敢相認，害怕是特務，問了很多家裡的情況後方始相信。岳父的大伯痛哭流涕，痛罵共產黨幾個小時。他留在河南老家的女兒，文革時村幹部想侮辱她，走投無路上吊自殺。他的兒子參加了解放軍，因為口號喊得不對，被槍斃了。此後，岳父的大伯沒再回過大陸。倒是其舅舅，每隔幾年都回來一次。  

父親的一次粗疏    劉斌夫

開國之初，父親從中學生團幹部直接招入縣政府分管後勤，科局級。當年的縣政府非常簡陋，牆上有縫隙。父親排行老幺，生性粗疏，有一次把150萬元的後勤發票順手塞進牆縫。不久，辦公室調換桌子的位置，牆縫被遮蔽，發票的事由此被忘得一乾二淨。清匪反霸，減租退押，土地改革，父親均表現積極，深得南下的縣長們嘉許。

1953年搞清查，父親被查出涉嫌貪污150多萬元。這是個天文數字，以時價計，可買60萬斤大米。父親那時還沒成家，一個單身漢，而且政府實行供給制，有錢也沒處花，賬目究竟錯在哪裡呢？由於出身地主，根子有問題，父親被殘酷吊打，吐血屙血，屈打成招，最後被雙開（開除團籍，開除公職），遣回羅江鄉下老家務農。至今父親臀部還有一個圓圓的紫黑色的傷疤，終生不散。

父親的父親劉定國，置有三十多畝薄田和十餘間瓦房，土改時劃為地主，被鎮壓。父親的母親成為地主婆，數九寒冬被瘋狂的人們用竹蔑繩索捆住腰腹下部，往嘴裡灌糞水，活活折磨致死。我從小隻隱約聽說過祖父母，無緣見到他們的模樣。土改之後，父親再沒回過老家。家中的房屋大都被沒收，分給了貧苦農民。父親被遣回原籍，根本沒有住處，只好用爛竹蓆打個地鋪睡在豬圈裡。正當夏天，惡蚊成群，無法入睡，父親只好摸黑割來野草點燃，煙薰滿屋，熬度夏夜。冤案在身，周遭白眼，苦不堪言。

三個月後，秋風送爽，縣裡來人通知父親回機關，恢復公職。父親喜出望外，丟掉鋤頭一路小跑，回到縣政府。原來，公務人員搬移父親用過的辦公桌，發現桌子遮擋住的牆縫裡有一卷票據，清點一遍，150萬元。冤案真相大白，父親得以平反。父親捶胸自責：簡直太粗心大意了，你這個“冤枉人”哪！

縣長問及父親將來的工作打算，父親不假思索地回答：想去教書。縣長欣然同意，安排父親去試教。學生反響甚好。縣裡保送父親去省立孝泉師範學校帶職帶薪進修。畢業後，父親長期在山鄉公立小學任教，兢兢業業幾十年如一日，視農民子女為親生已出。上世紀六十年代，父親已是36歲的大齡青年，與從重慶市中區精減下放回老家的我母親結婚。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多是在破廟改成的公辦鄉村小學校里度過的。

補白：父親讀中專時，文革來了，學校停辦，學生返鄉。兩年後學校恢復，通知學生回校辦理手續，統一安排工作。此時父親因地主成分，正在家挨斗，身體遭到嚴重摧殘，全身好幾個關節錯位，無法安排工作。父親的那批同學全都安排了工作。現如今，父親雖然已經平反，可是仍呆在深山農村，自食其力。     網  友

苦命父親    小  雨

今天是父親逝世二十周年的祭日，思念之情象潮水一樣湧來。想寫點東西，聊以寄託一個女兒的哀思，剛開了個頭，淚水就控制不住，滿面流淌。父親啊！女兒想你……

一九一二年春天，豫南邊界的一個小鎮上來了一對年輕的夫婦。男的肩挑着擔子，手牽着挺着大肚子的妻子，沿路乞討，步履艱難。即將臨產的妻子實在走不動了，他們就在鎮外一個破草棚里住了下來。當天晚上，一個男嬰呱呱墜地，那就是我的父親。
  　剛生下孩子的產婦，身體異常虛弱，全靠丈夫討飯活命，根本沒有奶水餵養孩子。為了給孩子留條活命，生下第三天，就把他送給鎮上一戶沒有兒子的黃姓人家。黃家已有三個姑娘，剛生下第四胎，又是一個女兒。黃家狠心害了女嬰，抱養了我父親。不料養母不到一年又因病去世，養父家的姐姐抱着嗷嗷待哺的弟弟，每天滿鎮裡尋奶給他吃。後來，每當姑姑向我們提起往事時總是說：“你父親命可真大，硬是靠吃百家奶長大了。”

父親小時候讀過幾年私塾，寫得一手好毛筆字。二十歲那年，不顧家人反對，毅然離家，參加了國民黨部隊。那時候部隊裡識字的人不多，父親很快升為軍需上士。抗戰爆發，父親隨部隊奉命守衛黃河大橋，這一守就是八年。解放戰爭時期，父親隨同所在部隊集體投誠解放軍，並參加了淮海戰役。一塊炮彈皮飛來，切斷了他的左手大拇指，攔腰打折了他的槍，卻保住了他的命。 

全國解放後，正當父親和他的戰友們做着還家美夢的時候，最高決策層一聲令下，幾十萬解放軍戰士換上志願軍服裝，跨過鴨綠江，開到冰天雪地的朝鮮戰場。在一次敵後潛伏偵察中，父親和他的一個戰友為了不讓敵人發現，用厚厚的積雪把身子整個埋了起來。任務完成後，他們的兩條腿和腳嚴重凍傷，不能行走，爬回營地，受到上級嘉獎，榮立三等功，並送回國內療傷。由於是重度凍傷，功能不能完全恢復，被定為三等乙級殘廢並批准復員。

我看過父親的雙腿，那皮膚是烏青色的，上面擰結着疙疙瘩瘩的黑色動脈血管，看上去猙獰可怖。父親說，他的腿本來是要截掉的，後來把犧牲的戰友的皮膚剝下來植上才保住。兒時對父親最深的記憶是，每到冬天，氣溫稍有下降，父親就要用火烤腿。一邊烤一邊揉，不然就痛得難受。父親很少和別人說起他的事，但我卻知道父親有一個盒子，裡邊裝着各種樣式的勳章。小時侯只覺得好玩，長大後才知道那都是父親用生命換來的榮譽。

在父親的履歷表中，當初參加國民黨部隊的原因，填的是在強迫的情況下被抓去的。父親曾悄悄告訴我，其實他是自願的。然而作為一名光榮的中國人民志願軍，保家衛國，赴朝作戰，父親卻告訴我，他其實是很不志願的。當時全國已經解放，內地正在轟轟烈烈打土豪分田地。父親當了17年的兵，吃了很多苦，參加無數次戰鬥，多次負傷，很慶幸自己沒死在戰場上。他和很多戰友都有一個共同的願望，盼着早日回家與親人團聚，討媳婦，過好日子。

1953年父親退伍返鄉後，政府安排他在商業部門工作，並享受政府的撫血金待遇。然而好景不長，1957年反右開始，上級要求人人向黨交心提意見。會議開了20多天，領導們再三鼓動，說誰提的意見多誰就是對黨負責，誰就是積極分子，而且對錯不追糾。每天還張榜評比，誰提的多，名字上插紅旗；誰不提，名字上插黑旗。父親是久經磨難的人，平時沉默寡言，開會時常常悶不做聲坐在角落裡。會議的最後一天，領導點名讓他說話：“你是老革命了，你還沒提一條呢。”父親仍沒做聲。恰巧這時有人寫了一條厲害的：“刀槍劍戟一片明，一炮轟到北京城，千刀當剮***。”領導說：“把你的名字也添上，也算你提一條意見，別讓你當了落後分子。”就因為這一條，父親成了右派，公職被開除，市民戶口被取消，撫血金被停發，下放農村勞動改造。

父親秉性耿直，說話沒遮擋。家鄉這個鄉村小鎮上流傳着父親的兩句名言。一句是“誰說國民黨不抗日？我們守衛黃河大橋八年，硬是擋着小日本過不來”。另一句是“現在的布料算啥，我們那時發的將軍呢，洋油潑上也不沾”。文化革命中，父親這兩句話被抖落出來，又被戴上一頂歷史反革命的帽子。
    每天下地幹活，父親總是抗着一個稻草人糊的活靶子，低着頭悶聲不響地走在前邊，高大瘦弱的身體彎得好像弓。我躲在暗地裡流淚，為有這樣的父親感到羞辱，回到家裡我也不理睬他，從未認真去體會父親內心的感受，從未盡到一個女兒對父親應有的體貼和安慰。其實父親比我們更難受啊！而今每想到這些，我的心就感到難言的刺疼。  

1979年父親被平反了，撫恤金補發了，工作也恢復了，全家都很高興。但此時的父親已是風燭殘年，聽到消息後，滿臉刀刻一樣的皺紋僵硬着，竟沒有一絲笑容。沒過幾年，父親去世了，臨走前父親只說了一句話：“這兩頂帽子總算沒有帶到墳坑裡去。”  

父親自從來到這個世界，苦難就伴隨着他。青年從軍，20年戎馬生涯，出生入死。解放了，人民當家做主了，他卻又當了26年的反革命，忍氣吞聲，受盡欺辱。他曾為人民流過血，到頭來卻受到“人民”幾十年的專政。他幾乎沒有過上幾天好日子，一輩子就這樣完了……

補白：一個走資派被造反派打死，造反派製造假象，說他畏罪自殺，並在停屍處舉辦現場批鬥會，貼出“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死有餘辜”的大標語。該走資派的家人不僅不哭，他的兒子還當場走過去，狠狠踢了幾腳父親的屍體，用實際行動劃清了與父親的界限。當年這個走資派與他的兒子一樣毫無人性，曾撲到右派分子身上進行撕咬，製造了多起右派人士家破人亡的慘劇。   趙  旭

父親永遠活着    楊大忠

1923年10月，父親出生在三里鄉二龍灣村一個貧苦農民家裡，9歲時父母雙亡。成了孤兒的父親，經外婆介紹，給一陳姓地主放牛當長工。1940年，17歲的父親來到何坡村楊家灣同母親結婚，當了倒插門女婿。

1941年出生的大哥，上世紀50年代考到建始三中讀書。父親風雪天穿着偏耳草鞋，挑着70公斤木柴，走10公里山路，到三里壩一斤賣0.5分錢，給大哥交伙食費。幾乎每個星期都要賣一次柴。1957年，正讀初三的大哥和班上10多位同學，因為常聚一起談論《水滸傳》梁山好漢行俠仗義、打抱不平的故事，被學校一位熱衷於階級鬥爭的書記借題發揮，定性為反革命小集團。學校派人將16歲的大哥遣送回家，父親抱着大哥號啕大哭。

大哥讀初中時已顯示出眾的才華，寫的詩歌被男女同學傳抄，教室牆上畫的鳳凰栩栩如生，一直保存了十多年，直到文革時才被塗掉。當時像大哥這樣讀過初中的青年人如鳳毛麟角，大哥的同班同學，除了他們反革命小集團的成員，其他幾乎都當上了國家幹部。大哥的滿腹詩書被階級鬥爭消磨殆盡，最大限度的發揮之處是為鄉親寫寫紅白喜事的對聯。

哥哥被定性為反革命，父親一夜間由給地主放牛的長工變成了反革命分子的父親，合作社會計的職務被撤消，中共預備黨員的資格被取消。

1960年，大牌小學從五年級中選出4名尖子學生，隨同六年級畢業生參加升學考式。2人被錄取，其中一人是二哥。父親一邊挖草根、剝樹皮維持生活，一邊打草鞋供二哥讀初中，常常要打完五雙草鞋，雞叫了才睡覺。

初中畢業時，二哥成績優異，被縣高中錄取。誰知，縣高中收到一封檢舉信，說反革命分子的弟弟不能讀高中。建始一中以政審不合格為由，將二哥擋在學校大門外。父親緊緊摟抱着二哥放聲大哭，足足哭了個把鐘頭仍然傷心不已。末了，父親噙着淚水勸二哥：“別恨你哥，這是命中注定。不能讀高中就努力自學。”
    淚水未乾，母親積勞成疾，患上肺結核。父親賣豬羊、拆樓板，籌錢送母親到縣醫院治病，但是最終未能留住母親。1964年冬，母親病逝。心力憔悴的父親找鄰居何老漢借棺材安葬母親，何老漢見父親一貧如洗，擔心父親這輩子無力償還，不肯答應。大哥便找何老漢求情：“大爺，您做個好事，將棺材借給我母親安睡吧。今後認我就是。”何老漢這才借了棺材。安葬母親後，面對着人財兩空的淒涼慘境，父親失聲痛哭。那時小妹只有一歲多，我和四弟均不滿十歲。

中年喪妻，父親已遭致命一擊，更為可怕的是災難接踵而來。1965年春天，二哥右腿疼痛，膝蓋下的骨肉間化膿長達半年。父親先是千方百計借錢，背着二哥進五家醫院求治，後來又請醫生來家給二哥開刀，刮出毒液膿汁，天天遵照醫囑，用藥捻子從二哥瘡洞拔毒，護理6個多月，二哥才漸漸康復。這年10月，二哥腿病剛好，四弟又患眼病，三天時間便眼瞼閉緊看不見物體了。父親急得團團亂轉，找到生產隊的出納想借10元錢。出納員說：“你這兩年已經欠下隊裡口糧款280多元，再借了錢猴年馬月還得清楚？”父親撲通一聲跪在比自己小十多歲的出納面前，淚如雨下：“我實在沒有辦法，連續轉了兩天，沒有借到一分錢。你行行好積個大恩大德，借10塊錢救救我小兒子眼睛，不然就會瞎！”出納員被父親感動，破例借了10塊錢。父親背着四弟走了8公里路，到三里壩住院治療。父親早上給四弟買兩個饅頭，等醫生給四弟打針吃藥後，便跑回家吃幾個紅苕，再返回醫院護理四弟。提起這段苦難日子，大哥心情沉重地說：“父親不下狠心治病，二哥會成瘸子終身殘廢，四弟會雙目失明成為瞎子。”
    此後40年裡，許多好心人要給父親介紹續弦，父親怕娶了後妻帶不得娃兒，全都拒絕了。父親既當爹又當媽，為我們做飯洗衣，挖樹根、葛根當飯。在這種困境下，父親仍然供我們兄妹讀書，六個兒女有五個初中畢業。從小學到讀完初中，我沒有穿過一件新衣服，渾身上下的補丁如寶塔重重疊疊。有一件藍布便衣，上面有274個補丁，二哥穿了五年，我一直穿到1976年才扔掉。這補丁都是二姨和大姐補的。
    家中沒棉衣穿，父親將母親留下的二哥又穿了多年的藍布襖子(從右腋下扣布扣的女式便衣祆子)要我穿。我說丑得很，穿到學校里同學要笑話。父親心情沉重地說：“只要穿着身上暖和，管它丑不醜。實在是沒有辦法。等有錢了保證給你們縫新棉衣。”隆冬嚴寒，冰天雪地，父親要我們給腳上裹幾片棕穿進草鞋裡上學。冷風肆虐，全身打寒戰，腳後跟長滿凍瘡，裂開的皴口裡能放進一支鉛筆桿，一走路生血惡流。父親看着心疼，得到幾塊狗皮，自己捨不得用，讓我和四弟綁在草鞋後跟上抵擋冷風。

我在班上最窮，但學習成績一直拔尖，從小學三年級當班長，一直到初中畢業，被稱為老班長。可是，老班長仍然沒有逃脫株連的厄運。畢業時，我的語文老師找到大隊管學領導，請求網開一面,推薦我讀高中，但管學領導不採納。班上21名學生，有16人被推薦上了高中。通知書發到村里，一名紅得發紫的貧下中農實話實說：“楊老漢想供兒子讀高中，四個兒子又個個都能讀，政府卻不准他們讀；我兒子不想讀，政府卻硬要發通知書要他讀。這世上的事也真玄乎！”父親聽了這話，慪得兩天沒出工，傷心得號啕大哭。

文革時期，階級鬥爭更加殘酷，父親仍然昂揚着頑強的頭顱，繼續供四弟和小妹讀書。成績優秀的四弟初中畢業後，大隊領導不推薦他讀高中，要他干生產隊長，後來參軍體檢合格，又被大隊領導以無人干生產隊長為由，擋在軍營門外。

父親曾經雄心勃勃地捨命供四男二女讀書。他不止一次地對兒女們說：“你們晚上只管點燈看書，天天看到半夜也行，我不心疼油錢。我賣蘿蔔、賣草鞋也要供你們燈油看書。看書是好事，書能化愚啊！只要你們有本事，讀到大學我供到大學。我小時候想讀書都沒人供啊！”如今父親先後有14個子孫成為國家幹部，看到孩子們個個干出了不錯的成績，心裡甜滋滋的。年過古稀，父親歷經磨難的身體開始衰弱。1997年10月，74歲的父親眼睛患了白內障，看不清物體。我和二哥籌款將父親送到恩施州醫院住院20天，做手術給父親換上晶體，使父親重見光明。
    1999年二月初一，父親不慎從6米高的三樓摔下來，右手臂和後腰脊梁骨砸在硬物上，青烏紫黑一大片，心腹內遭受到劇烈震盪，嘔吐不已，一會兒便昏迷失去知覺。我們兄弟姐妹硬是擰成一股鋼索鐵繩，請好醫生精心治療，買雲南白藥、藍田三七和許多貴重藥品勸父親吃。用火熱真情，創造了反哺報恩的孝道奇蹟，將75歲高齡父親從死神手中搶奪回來，促使父親康復後又延續了54個月的快樂生命。2003年秋天，父親一病不起，終於春蠶絲盡、蠟燭淚乾，帶着他對人世間的無限眷戀和子孫們的無盡牽掛，告別人世。父親走了，但他永遠活着！  

    補白：父親丁守和，50年代初調到中央編譯局。文革前父親寫有《從五四啟蒙運動到馬克思主義傳播》一書，康生說是利用研究歷史搞反黨。父親被批鬥關押，送河南五七幹校勞動。我從東北兵團回京探親，想去河南看望父親，被拒絕。給父親捎點東西，悄悄藏一點瓜子也被掏出來。他給家人的信件都被拆檢。我家六個子女的單位或學校都被告知我們是反革命子女。大弟弟初中畢業不能上高中、技校、中專，不能參軍，不能當工人，只能下鄉。小弟弟上小學，動不動就被老師推出教室。母親去找老師理論，老師說我父親是反革命，他的孩子當然可以被隨意推出教室。  丁燕娣

我的倡議書    康國雄

我的父親康心如是原美豐銀行的總經理。抗戰時期，重慶成立臨時參議會，蔣公介石欽定他為陪都參議會議長。連任兩屆共八年。1949年他留在大陸。1950年4月美豐銀行被迫停業。1956年美豐銀行投資的90多家單位全部公私合營。1957年父親被劃為右派。

中國的民族資本家起始於清末，從辛亥革命、軍閥混戰、抗日戰爭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起家、發展直到滅亡，民族資本家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血淚的一生，為中華民族做出偉大貢獻的一生。可是1949年以後，他們卻逐漸被變成一個敵對階級。五十年代，大陸大大小小的資本家都被迫接受了所謂的“贖買政策”，把自己的企業變成了公私合營企業。當時全國所有的私有資產被假定為共22億人民幣，國家每年按5%付給他們“定息”，就這樣他們把自己的產業交給了政府。據說22億這個數字還不到全國實際資產的十分之一。這個“定息”他們僅領了十年（從1956年到1966年）就被政府廢止了。也就是說，他們僅領了這22億的一半。

當年的資本家，現在大多已作古。四九年以後，他們在低人一等的狀態中度過了自己的後半生或餘生。我們這些子孫也在低人一等中度過了自己的青年和中年。我們父輩對人民做出的貢獻，如今淹沒無聞，這是很不公平的。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出台了，承認了私有財產的合法性。因而我倡議我們這些民族資產階級的後代，應該弘揚父輩或祖輩為這個民族發展所做的貢獻，還歷史一個公道，也應該為歷史遺留的一些問題討回一個公道。現在我們雖然也老了，但我們仍然有義務讓父輩、祖輩的事跡流芳千古！讓他們遭遇的冤抑得到伸張！

牛歌王    許文舟

父親是村里一個普普通通的扶犁手，一生跟在牛後面唱牛歌。父親十三歲差六個月就學犁田種地了。那時候，爺爺病多，小小年紀的父親看到別家種下的種子已經發芽，而自己家還沒有把種子播下，急得直哭。光哭沒用，父親把念了三課的國文課本交給老先生，回家學做起農活兒。

我家的兩頭大黃牛力大無比，村子裡最強悍的男人也拿它們沒有辦法。第一次下田，兩頭不聽話的牛像玩皮的小孩，一會兒鑽進別人的玉米林，一會兒在樹叢中撒野。十三歲的父親肩上扛着三十多公斤的犁，手裡還牽着比他小五歲的妹妹，又要追趕牛，又要照顧妹妹，難為得要死。上犁時，牛不攏扛，村裡的人都來圍，還是圍不過那兩頭牛。有人建議父親狠狠抽打它們，用牛鞭迫使它們就範。可是越打越犟，根本無法讓他們上扛就犁。一整天都沒有犁成地，父親累成個泥人。晚上餵牛時，父親發現兩頭牛的身上傷痕累累，心軟了，也心疼了。他用手摸摸自己被碎石劃傷的腳，又摸摸牛身上的傷痕，摸着摸着竟哭了。

正在嚼着稻草的牛把頭偏過來，看看蹲在他們身後大顆大顆掉淚的父親，稻草也不嚼了，瞳孔里溢出細細的淚水。第二天，兩頭讓村子裡的壯漢們都傷透腦筋的牛，好像改變了。父親叫它們上扛，它們就乖乖上扛。拉起犁來，不僅捨得出力，而且還順着犁溝走。父親高興得唱起牛歌，牛走得更穩了。一天下來，別人犁出三分地，父親卻能犁出半畝。

父親把犟牛教得服服貼貼的消息傳開了，父親會唱牛歌而且唱得牛與人都流眼淚的消息也傳開了。父親的牛歌其實都是一個調，裡面填充的唱詞卻千變萬化。他唱牛的辛苦，唱農事的艱辛，唱家裡揭不開鍋的苦日子，唱地里的莊稼與山上的愛情。父親的歌不僅教乖了一頭頭犟牛，還把一個漂亮的小姑娘娶到貧窮的小屋。父親的牛歌的動人之處，在於他能把日常生活瑣事通過牛歌反映出來。爺爺唱過地方戲，也許父親遺傳了爺爺的天份吧。父親吃苦蕎，吃野菜，喉嚨磁性十足，隨便一哼就是歌。

無詞的小曲連接着牛和父親，他們相互依存，生活在瀾滄江邊那個小山村。

文化大革命那幾年，唱牛歌也得讓生產隊長審定內容，否則可能成為反革命。有一次，生產隊讓父親到山上看苦蕎。到了山上，喉嚨痒痒的，父親想，反正只自己一個人，就隨便唱了兩首。不料有人聽到了，報告給生產隊長。這下慘了！隊幹部上線上崗，說父親唱黃色歌曲破壞生產，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

這一戴就是三年。三年裡，父親沉默着，不讓在喉嚨里發癢的牛歌出口。只是夜裡家人睡下時，他才在火塘邊哼哼，聲音極小，只有在松明火下縫補的母親能聽見。

有一天，住村工作隊長不知從哪裡得知我父親牛歌唱得好，找上門來。父親急得直跺腳：“他媽的！誰到公社告我了？”父親木吶地坐在工作隊長面前，小心聽着隊長的形勢報告。父親最終聽明白了，原來工作隊長是想讓父親上省城為黨的代表大會召開獻歌。父親一下放鬆了許多，畢竟還是顧慮重重。公社派專人來修改歌詞，又在曲調上作了一些潤色加工。

臨出發前總要彩排一下，可是父親一聽到樂器響就慌手腳，一個詞兒也唱不出來。他心懷歉意地對公社領導說：“我只會自己哼哼，一有樂器吵鬧就亂了方寸，還是讓我一個人唱吧。”是啊，父親的聽眾一向是那個叫“平路”的小山村，那依山傍水的田園，那一生耕耘着紅土地的老牛，那與他同樣命運的父老鄉親。公社領導答應了，建議上面考慮取銷合樂這一環。起程時，村里老老小小都聚集在我家，為父親激動，為父親鼓勁，為我們一家人能有父親的優美歌聲而感到無比的驕傲。

父親的牛歌居然在省城獲了大獎，給他的獎品是全鋼鋤頭一把，全鋼犁頭一個。公社書記親自來到家中表示祝賀，並把公社宣傳隊的工作機會給了父親。然而父親的聽眾永遠是勞作着的人民，只有在辛勤勞作着的人和牛面前，他才能找到興致，找到唱歌的感覺。父親到公社後，最後還是被辭退回來了，因為他怕樂器聲，怕普通話，怕湊熱鬧的鑼鼓，一聽到這些就失聲，無法在公宣隊工作。

父親的牛歌從十三歲唱到六十三歲，從大集體唱到包產到戶，又唱到土地私人承包。即使那頂反革命帽子戴在頭上，他還是沒有停止歌唱，只不過是在心裡唱罷了，用他自己的話說：“唱着牛歌心裡好自在。”

可是當父親足足唱滿五十年時，一場小小的感冒卻封住了他的喉嚨。他想唱卻唱不出來，連說話也說不出來了。他不急。可能是感冒作怪，他平生第一次吃了兩粒克感敏，以為就沒事了。直到感覺喉嚨好像卡着異物時，他才用盡力氣對母親說：“我可能唱不成牛曲了，娃娃家媽幫我看看，我喉嗓子裡可能卡着一團東西。”母親聽懂了父親的話，叫父親張開嘴。母親驚呆：“真是的，嗓子裡有一個大瘡！”父親有條不紊地安排完農活，才進城來到我家。我沒想到會那麼嚴重，帶他到縣醫院檢查，竟是喉癌晚期！儘管沒有告訴父親病情，儘管我裝得若無其事，但透過滿溢在我臉上的憂傷，父親還是看到了自己為期不遠的人生終點。他還是按部就班買他犁地用的犁頭，砍伐用的大刀，還用嘴努力地說着自己想唱牛歌的心願。

接到母親的信，我回到家。父親表面上看還與扶犁下田時一樣精神，只是說話再也不能擠出一點點聲音。從父親艱難的嘴形里，我知道父親不想就這麼離開與他一起勞作的耕牛，不想離開聽着他牛歌長大的兒女，不想離開他歌唱了一輩子的土地。但是現代醫術沒有回天之力，我們一家人沒能把父親拉過六十四歲的門檻。

就在父親要走的前一天，一家人圍繞他的墓地位置爭論不已。人們說，為病重的人打理棺材，或商量下葬的地方，可能扭轉病情，但是無論我們如何談死談活，還是沒能阻止父親身上癌細胞的腳步。父親聽說我們在談他的墓地問題，來到我們面前，用顫動不已的手寫了一段話：“你們都不要爭扯了，我死後你們就把我埋在我學犁田做活的村子邊，隨便一個地方都行，不要占了糧食地。只要是在我唱過牛歌的地方，我的靈魂都會找到天堂。”

補白：我記得非常清楚，那是一個下午，只見同學們紛紛往學校門外跑去，我也好奇地跟着跑出校門來到大街上。我從人群外鑽到裡面，只見一隊戴着高帽子、敲着鑼鼓、自報姓名的牛鬼蛇神走了過來。我往前湊了湊，忽然看見一個戴着黃邊眼鏡的牛鬼抬起頭朝我看了一眼。這一看不要緊，我驚得差點叫出聲來，他竟是我親愛的爸爸。

快初中畢業時，我隨父親在大年三十那天一同被遣送到農村。到了這裡我才知道，農村的地富子女除了和我們一樣不許入團、入黨、參軍、招工之外，處境竟和他們的地主富農的祖輩完全一樣，天天挨批，“磨子不轉打驢子，生產不上鬥分子”。沒有了地富分子的村子，地富家庭的子女就成了鬥爭對象。有一個地主的兒子，解放時才是個15歲的中學生。由於他父母解放後早早去世，村里少了鬥爭對象，抓革命促生產時，他就頭上頂着高帽子，脖上掛着地主分子牌子，彎着腰供貧下中農唾沫飛濺地謾罵批判。鬥爭他的大隊黨支部書記竟然是他中學的一個同桌，而該同桌那時之所以能上學，還多虧那個死了的老地主的慷慨資助。這個地主的兒子一直打光棍，40歲剛過的人背已駝了，眼神呆滯無光，臉上的皺紋看上去足有60多歲，每天低着頭干隊裡最髒最累的活。    趙  旭                     

父親被鎮反    姚治邦

解放後一個月，南匯縣成立了治安委員會，並開展了剿匪肅特的鬥爭。一九四九年底，南匯縣泥城地區首先召開公審大會，處決了徐月英、嚴根發。第二年八月，奉賢縣處決了馬柏生等三人。十一月，金山縣處決了十名反革命分子。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南匯縣結合土地改革，對全縣反革命分子進行了第一次集中大搜捕，掀起本縣鎮壓反革命運動的序幕。第二年二月底和三月初，南匯縣發動群眾，檢舉揭發，再一次掀起了集中搜捕和鎮壓反革命分子的新高潮。至五月，共搜捕惡霸、地主、土匪、特務、反動黨團骨幹和反動會道門頭子等反革命分子一千五百多名。短短幾個月內，南匯縣共處決了反革命分子好幾百人。

周浦鎮在一九五一年上半年就處決了反革命分子多達四十多人。第一個被公審的反革命分子是王伯祥。處決王伯祥之前，政府教老百姓唱一首歌，其中唱道“王伯祥，害人精”。第二批處決的反革命分子有七人。第三批處決了十七人。聽說有個叫翁必先的人，臨處決前竟然高喊“蔣介石萬歲！”

鎮反的風聲越來越緊，我家熟悉的許多人被抓了起來，全縣每個集鎮上都在一批一批地槍斃人。父親在十年前曾當過幾個月的鄉長，會不會被政府抓進去？不少朋友善意地提醒父親出去避避風頭。父親說：“我沒有做過什麼壞事，政府是了解我的，我也是相信共產黨的。再說，我有幾個年紀很小的兒子，這麼一大家子人，我不能走。”這年春節，母親挺着大肚子忙着置辦年貨，全家過了最後一個團圓年。

農曆正月二十九，母親生下了我最小的弟弟。就在母親生下小弟弟後的第三天晚上，厄運降臨到我家。父親被通知去“開會”，就再也沒有回來。父親抓進去的當晚，母親知道情況不妙，為了今後的生活，在隔壁本家處存放了三百斤大米。第二天，政府來抄家，沒收了店裡的全部大米、一輛自行車、一台收音機及部分家產，還查封了兩間開店的房子。個別人還冒充政府人員多次來我家，把一些值錢的家具、服裝、財產全部抄走。

一九五一年五月六日，是我們一家大難臨頭的日子。這一天中午，家門口發生的一件事讓我覺得很奇怪。在我家南面二十米處的小橋邊，放了一條長凳。兩個陌生人坐在上面，一直緊盯着我家門口張望。我走過小橋回家時，他們指着我的背嘰里咕嚕說了一些我聽不懂的話。我實在聯想不到父親今天將要被處決，坐在長凳上的人竟是專門負責監視我家的。

這天下午，政府在周浦鎮學校的大操場上召開公審大會，參加的群眾有數千名，包括父親在內的十一名現行反革命分子被執行集體槍決。據參加公審大會的熟人對我們講，父親在被槍決前竟然在刑場上聲嘶力竭地大喊三聲：“我冤枉啊！我冤枉啊！我冤枉啊！”父親的慘叫聲響徹整個刑場，引起場內一片喧譁。為此，臨刑前的父親挨了不少槍托。

父親死後的第二天，好心的鄉親幫忙做了一口棺材，又搖了一條船，母親帶着我們三個大的孩子去收父親的屍體。在大操場上，我看到了全身被五花大綁的父親背着臉倒在血泊中。人們費了很大的勁，才慢慢地解散綁在他身上的繩索。父親被翻過身來，身上的衣服都被血污泡紅了。父親臉色蠟黃，但兩個驚恐的眼睛睜開着，仿佛在向人們吶喊和傾訴他的冤情。我感到十分害怕，只見母親流着眼淚，一面喃喃地說“你放心的去吧，孩子我會帶大的”，一面用手指輕輕地把父親的眼皮往下抹。父親的雙眼合上了。鄰居小朋友姚茂初看到父親背上皮膚雪白，有一個槍洞。家人用布把槍洞塞住。父親腳上的鞋子是三弟幫助穿上的。

眾人讓大哥和我捧着父親的頭和腳，共同把父親的身子抬放到棺材裡，放上蓋，釘上釘子，然後將棺材抬上船，直接送往離家三里地的姚家墳地。挖了個坑，把棺材安放下去並蓋上土，草草安葬了，我們又坐船回到家。

祖母在家裡擺起了香案，燒了一個星期的香。祖母對父親的死極度悲傷，天天晚上又哭又訴，哭訴兒子的冤枉，哭訴她的過去。政府派有便衣在我家門口，監視全家人的一舉一動。他們聽到祖母的哭聲，就會狠敲我家的門，並惡聲狠氣地進行恐嚇。祖母聽到敲門聲，嚇得不敢哭出聲來。這一年，我十一歲。

父親死後不久，政府派人送來一張判決書，上面寫道：姚國璋，於一九四一年在川沙陳水關橋當過七個月的偽鄉長，為敵偽政權服務，與人民為敵，淪為漢奸。任職期間，勾結敵偽區長郭正章、偽巡警李松文，欺壓百姓，魚肉人民。有一農民向地主交租時，因訛他少交兩升租米，爭執到鄉里，被鄉長姚國璋罰判補交六斗大米。姚國璋還仗勢欺人，敲詐農民顧六明，後顧家拿了一石大米才得以保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第幾條第幾款，判決姚國璋死刑，執行槍決，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這份從右到左的豎行書寫的判決書很簡單，只是十六開大小的單頁油印紙，全文不足三百字。判決書上所列出的罪錯，只是一百多斤大米的爭執。母親哭着對我們說：“絕對沒有敲詐顧六明這個事。政府實在是冤狂了好人啊！老天爺呀，你太不公了！”從判決書的內容看，父親一無血債，二無重大罪行，根本不在“該殺”之列。這張判決書一直被我保存到一九六五年，大學裡進行社會主義思想教育運動時才上交給學校。

當時完全沒有法制觀念，槍斃人不需要確鑿的證據，也不需要上級的批准，一個縣的司法部門就可以自行定罪、自行判決、自行處決。一時間，凡是新政權成立的地方，從南方到北方，從城市到鄉村，從內地到沿海，到處張貼着一批批政府集中殺人的布告，全社會都籠罩在新政權的紅色恐怖之中。

這場聲勢浩大的鎮反運動，歷時兩年多，南匯縣被政府作為反革命罪而處決的反革命分子竟然達到八百多名。四年後，政府又開展了第二次鎮反運動，南匯縣又搜捕了四百多名反革命分子。又過三年，到一九五八年秋天，政府再次發動掃蕩反革命分子的鬥爭，全縣又搜捕了五百餘名反革命分子。通過這幾次鎮反運動，凡是在國民黨政府機構做過事的人，以及他們的家人，全部受到搜捕、關押、處決、抄家、管制、整肅。幾十年裡，這些家庭一直蒙受物質上和精神上的雙重苦難。

補白：我本家的一位老人，因忍受不了村裡的批鬥，便坐車到煙臺投奔子女。殊不知兒子正被單位調查出身，不敢收留富農父親，趕緊將老人送到姐姐家。姐姐的單位也在調查她的出身，姐姐也不敢收留父親，就把老人送回老家。老頭兒又急又氣，不幾天就去世了。家中舉行送別儀式，某村幹部大模大樣走來說：“一個階級敵人沒了，我們要慶祝。你們不能哭，你們要笑！不准舉行任何悼念儀式！”兒女們不敢哭了，也不敢穿孝了。老人的外甥是外村的，是好成分，喊道：“這是什麼世道！”也沒人制止他。  煙臺山

    補白：有個富農的兒子，口齒伶俐，眉清目秀，是公社高中的尖子，又寫一筆好字。一個貧下中農出身的女同學愛上了他，人們都說這個姑娘真傻，老師也輪番給該女生做工作。後來那位女同學嫁給一個復轉軍人，而那位富農的兒子與一個弱智女人成了家。有一次我在路上遇見他，身穿一件破爛黑棉襖，腰裡扎着一條草繩，見了我好像氣短了半截，愣在那裡，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我心想，這個社會真能磨人，短短幾年就把他完全改造成一塊不苟言笑的土木疙瘩。                                趙  旭

這樣的右派有多少    曾  微

我的父親叫簡代霖，1939年考入中央政治學校（1946年改為政治大學）學會計。不要學費是父親考這個學校的主要原因。該校為國民黨培養文職幹部，相當於中共中央黨校，名譽校長是蔣介石。進入這個學校的學生都必須加入國民黨。 

解放前父親先後在銀行、學校、偽政府工作，做過天津市偽政府會計處的科長。稱國民黨政府為“偽政府”是毛時代的規定，我填家庭出身都得這樣寫。我有很長時間感到不解：如果國民黨政府是偽政府，那麼中國有21年，從1928年到1949年，是沒有真政府的。解放後父親先後在西南貿易部和成都商業學校工作，1957年在成都商業學校任教師時被打為右派分子，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1962年，4年勞動教養結束，要摘帽解除勞教的時候，管教幹部卻告訴他，他沒有被打成右派！我父親問究竟是怎麼回事，管教幹部說給他查一查。一查發現，他是歷史反革命，不是右派。我父親問：“我怎麼被定成歷史反革命的？”管教幹部說：“你在舊社會幹了七八年，哪會不牽掛上一點。”父親問“牽掛上”了什麼，他們不告訴他，也不給他認定歷史反革命或右派摘帽的文件。

那麼父親的問題的本來面目是什麼呢？原來，1956年審幹時，父親頂撞了學校領導。1957年反右，領導決定報復他，想把他打為極右，這樣就可以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於是多次召開批判會，要父親交待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事實。父親看如果不把這一切莫須有的罪名都招認了，是過不去關的，於是索性心一橫，你們說什麼我都認下，於是被定為極右分子。報告打上去，還沒等上級批准，領導就急急忙忙宣布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結果，因材料實在不足以打成極右，沒被批准。可是領導不願意糾正，還是開除公職，送了勞教。4年勞教結束，檔案里沒有打成右派的批文，領導只好找一個歷史反革命的罪名搪塞，繼續加害他。1979年成都商業學校改正他的問題時，又因沒有歷史反革命的公文依據，只好仍然按照右派改正。就這麼荒唐！

4年勞動教養期間，父親在四川會理鉛鋅礦採礦，在內江-昆明鐵路工地修鐵路。那時正“三年自然災害”，吃不飽，別人偷食堂的紅薯，他不敢，怕不能摘帽。解除勞教後，他沒有工作，全家5口人只靠母親的53元工資。有時出去“打工”，干點兒重體力勞動，收入微乎其微，後來就專門在家做飯。他一輩子從事時間最長的工作就是做飯，做了17年飯。

我們姊弟妹三個，受黨的教育，在思想上和他劃清界限，不和他多說話。他也很小心，不敢管我們的生活、學習。他覺得自己沒有資格，覺得自己已經連累了我們，擔心自己對兒女施加反動影響。右派家庭的天倫被破壞殆盡。母親作了21年右派家屬，獨自撫養子女4年，以微薄的工資養家。我們姊弟妹三人作了21年狗崽子，上學只能讀到初中，就業是最差的工作，當知青難以返城。

改正的時候，成都商業學校給父親補發了700元工資。他給我母親200元，給我們姊弟妹三人每人100元，算是我們被連累的補償。我姨媽在最困難的年代每月給我們家寄5元錢，餘下的200元給了我姨媽，算是對她的感謝。1998年4月父親去世。彌留之際，我趕回重慶照顧他。他表示願意捐獻遺體，但我母親不同意，沒有捐成。去世後，他的朋友問我：“你父親有遺憾嗎？”我說沒有。父親曾經說：“我總吃了20年的安泰（不勞而獲）。”改正之後他享受了20年的退休待遇。

父親的情況不是孤例。與他一起勞教的一個人，4年勞教結束之後也被告知沒有被打成右派。四川省話劇團有個姓王的演員，也是這種情形。上海師範大學一位老師告訴我，他認識的一個右派，1979年改正時發現沒有被打成右派，原單位為了名正言順地改正，就又把他現打一次右派！

父親亡地探訪    張曼青

父親張維良因托派案於1952年12月22日夜全國統一肅托時在重慶被捕。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的判決書上說：40年代初他曾經是重慶托派最高組織的領導人和托派中央臨時組委會組委。被捕後他先被關押在重慶歌樂山松山勞改隊，1957年被轉往重慶南岸孫家花園監獄，後一直沒有音訊。1960年母親寫信去孫家花園監獄打聽，獄方告知去西昌勞改科查詢。後經查詢，收到短短數字的答覆：“查張犯維良已於58年3月22日病亡。西昌勞改科。”

父親為什麼由重慶轉押西昌不到半年就因病去世，我們心中一直是個疑團。但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一個接一個政治運動，我們不敢，也不可能，去查清真實原因和具體情況。改革開放後，托派問題也一直是個禁區。這樣一拖就是近五十年。最近學術界對陳獨秀有了一個較為公正和實事求是的評價，中共中央對陳獨秀的學術研究也有所鬆動，我們才有可能去弄清這個問題。

2006年10月9日，我與哥哥張曼平由重慶啟程，經成都到西昌，去了解父親真正的死因和安葬地。次日早晨六點多，火車到達西昌。劉志超叔叔在所住小區大門口等我們。1958年劉叔叔離渝時我見過他一面，雖幾十年沒見，卻有一見如故的感覺，十分親切。劉叔叔四十年代與我父親在一起工作，後同因托派案於1952年12月被捕，判刑5年，在重慶服刑，1957年刑滿後在西昌勞改科所屬的一個監獄工廠就業。

第二天由劉叔叔的女婿(其父母是當時西昌勞改局的領導，他本人從小在勞改局家屬區長大)帶我們到了現在涼山彝族自治州監獄管理局（過去的西昌勞改科），找到他過去的鄰居，現任監獄管理局辦公室主任的李曉曦女士。李女士已經50多歲了，她告訴我們，那裡只有當時監獄勞改人員的簡略檔案（包含姓名、出生年月、籍貫、從何地轉來、轉來時間、關押地點和備註等欄目），類似花名冊，可以試試看能否找到張維良的資料。

在檔案室，李女士很快找出那個名冊，按姓氏排序。從張姓關押人員中找到了父親張維良的名字，欄目所記內容與上述西昌勞改科回信所寫內容大致相同，即1958年3月22日病死。檔案也提供一些新的消息：比如，他是1957年9月25日轉押西昌的，關押地為會理縣通安銅礦勞改隊。

通安銅礦離會理縣城100多里，距西昌更有300多里，交通十分不便，與雲南接壤。當地確曾有一個銅礦，至今通安還有個叫銅廠的轄區。1958年時，那裡人跡罕至，十分荒涼。在那荒山僻野中，即使無人看守，任何犯人都難逃出。檔案上記載，父親就是在通安銅礦勞改隊病逝的。

就名冊看來，凡關押在西昌各監獄的人員，不論是政治犯（反革命犯）還是刑事犯，通通按姓氏列在一起。可以想見，政治犯和刑事犯關押在一起，無任何區別，一律監督勞改。父親當時年已43歲，身體不十分好，在那種惡劣氣候和勞動強度下，難免得病，得了病也得不到任何治療，命喪西昌是必然的。

李女士說，文革結束後，常有犯人家屬來查找其親屬的下落。“你們為啥不早些來？”如果再晚一二年來，她退了休，這些檔案由誰保管就不好說了。她也不是專管這些檔案的，只是出於責任心代為保管。我們十分感激她，也慶幸我們來得為時未晚。我們何嘗不想早點來查找父親的檔案啊！

我們問李女士現在通安是否能找到父親的遺物或安葬地，她說通安銅礦勞改隊早已撤消，工作人員都分配到其他地方。當時對犯人死後的安葬只是挖一個坑，將屍體放進去用土埋了就行，不做任何標記，所以我們即使去通安也不可能找到任何蹤跡。我想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父親也只能得到如此的“安葬”了。

看來我們的尋訪也只能到此結束了。此後兩天，與劉志超叔叔交談，他介紹了不少父親早年的情況，使我們得以了解父親生前不為我們兒女所知的一些事情。這次西昌之行總算沒有白來。

青島張曼平先生來信：

父親替我寫作文    胡  言

我最不怕寫作文。然而，有一類作文卻讓我非常害怕，甚至感到恐懼，就是“我的家史”。其實這類題目非常普通，不存在寫作難度。但在文革荒誕的歲月，這類作文帶有很強的政治色彩。它的寫作套路大致如下：我出身於一個貧苦農民或工人家庭，解放前全家人受地主或資本家的殘酷壓迫和剝削，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1949年，春雷一聲震天響，來了救星共產黨，我家從此過上了幸福的生活。

可是這種寫作模式對於我這樣一個出身於剝削階級的學生來說，顯然是不適宜的。那一次寒假作業，老師就布置了命題作文“我的家史”。假期結束後，我去學校報到，班主任老師將我拒之門外，原因是那篇作文我沒有完成。當我沮喪地回到家裡時，父親已經從我同學口中得知因沒完成作文我未能履行報到。父親以為我懶惰，要我補寫，我沒有從命。憤怒的父親順手操起一根鐵棍向我打來，我只得說我不會寫。父親問我什麼題目，我難以啟齒，因為這該死的題目將會使我和父親都陷入一種非常尷尬和恥辱的境地。

不知情的父親仍以為我懶惰，繼續操起鐵棍向我打來。暴力之下，我終於吞吞吐吐地說出了題目。父親聽後倒是裝出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並責罵我為什麼不早點告訴他。父親鋪開紙筆，替我捉刀寫了起來。寫完後叫我自己謄好，第二天交給老師。

看了父親寫的作文，我心裡很不滿意，因為文章中只是對家庭成員的工作和學習情況作了流水帳式的介紹，1949年前的家庭狀況則隻字不提。這顯然不符合此類命題作文“政治正確”的要求，可父親也只能這樣寫了。我違心地答應了父親，將文章謄好收進了書包。

第二天去學校的路上，我將父親替我寫好的不符合政治要求的作文撕成了碎片。到校後，我仍被班主任拒之門外。當時正值早春二月，我站在教室外面感到異常寒冷、孤獨。聽到從教室里傳來同學們朗朗的讀書聲，我忍不住偷偷哭了起來。

一位中年女老師目睹此景，從我的班主任那裡了解情況後，走過來像母親一樣地把我摟在懷裡，輕輕地對我說：“**同學，你就寫雷鋒叔叔的家史吧！”她還囑咐我不要耽誤了上課，並幫我辦了交費和領新課本的手續。辦了這些手續，就意謂着報名成功，我終於如釋重負地走進了教室。至於那篇該死的作文，我最終還是沒寫。

當時那位班主任的做法，實際是那種陰暗年代的陰暗心理在作怪。他是在故意作弄學生，故意傷害一個兒童的心靈。那位女老師在那樣的年代做出那樣的舉止，是需要有一定的勇氣和正義感的。這種勇氣和正義感，正是人性光輝的閃爍。在那人人自危的年代，這種人性的光輝彌足珍貴，令人感動。直到今天，每當回想起那位女老師把我摟在懷裡的情景，我的心裡仍然感到一陣暖意。

青島張曼平先生來信

夏威夷金俗謙先生來信：

父親章乃器    章立凡

我母親當時跟我父親（章乃器）已經分居了。父親是民建副主委，也是工商聯的副主委。這兩個組織來找我母親談話，要她揭發他。我那時在幼兒園，有一天我母親來接我，要我去參加一個會，並教我一些話，到會上去說。會上，前面有很多人講話，都是父親的老同事、老朋友，在揭發他。我父親本人沒有到場。輪到我講話，講的大意是：右派分子章乃器雖然是我父親，但是我還是要反對他，跟他劃清界限。全場熱烈鼓掌，還有人跟我熱烈握手。

上小學的時候，想進少先隊，我好像比別人慢一二年才進去。那時大家都希望肩上有個一道槓、兩道槓、三道槓，當個小隊長、中隊長、大隊長，我進了少先隊一直就是隊員。

我像絕大多數中國人一樣，對毛澤東的話是絕對接受和服從的。毛主席要反右，那肯定是我父親有錯。既然他錯了，那麼大家就都可以來批判他。那時社會有一種非常主流的思想，就是要聽黨的話。這種東西，不管是宣傳教育，還是潛移默化，對於一個兒童來講，他是認同的。  

學校開家長會，班主任老師跟我媽談家裡的情況。我媽這個人沒什麼自我保護意識，她就說了我父親是誰。從此以後，老師就對我比較注意。我那時喜歡記點日記，愛好古典文學，也作一點詩詞。後來這些東西都被翻出來了，交給老師，然後組織批判會。我不服，跟老師頂撞。後來這個老師跟我透露說：“也不是我要整你，是校領導要整你。為什麼要整你呢？就是把你作為一個樣板——這是右派的兒子，他的思想狀況是這樣的。”

在此之前還有一件事。有一天，那個老師說：“你不是愛看書嘛，你把你看過的書開個書單給我。我們現在搞教學，很想研究一下學生都看過什麼書。”我呢老老實實開了一個很長的單子。過後不久就發生批判我的事。後來我很厭學，成績下降，還留級了。我那時已經知道我沒前途了，學跟不學一個樣。我父親還是希望我能上大學。我那時比他先知先覺，我知道我沒戲。我跟這套講階級路線的教育體制格格不入。

父親那時已經開始跟我講一些事情，對時局有很多批評，有時候說得還比較厲害。我提醒他說：“您別這麼說。咱們這兒是不是安全啊？”那時讀了斯特朗寫的《斯大林時代》，我就老認為我們家隔牆有耳，或者牆上就有耳。但是我父親卻說：“我不怕。我的話到大街上也可以說。誰願意聽誰就聽。”  

英國首相布萊爾金句     焦國標書

回家。後來父親特別跟我講一句：“我不會有事的。”我明白他這話的意思是“我不會自殺的”。

記得文革抄家那天是8月23還是24號。一路上就覺得清華園的氣氛特別不對，已經開始有打人的了。清華二校門已被推倒，所有的校領導，什麼何東昌啊，錢偉長、黃萬里這些人，都被趕到那兒搬磚頭。我覺得我們家要出事，就給我父親打了個電話。父親說有人來貼大字報，你留在學校，不要回來。回到宿舍一看，我的蚊帳什麼的都被撕了，鋪蓋也被搗毀了。一張大字報墨跡未乾，什麼“資產階級狗崽子滾蛋，快滾蛋！”完了，馬上就來臨了。我當時在學校講了很多對文革的看法，同學就揭發我，然後對我實行專政，把我打成反革命，判了13年。我一共坐了9年半，1978年底放出來。

我心裡曾經埋怨過父親，都怪你們倆當初結合，才有了我，但是我無處訴這個怨。出身不能選擇，誰讓你投胎到這兒呢。一旦你的父親被定為右派，那你就也是賤民。這個就是一種姓制度。地富反壞，它就是種姓。但是我更清楚，是這個制度使我這個無辜的右派兒子一次又一次地受到傷害。

杭州王其偉先生來信：

父親是這樣死的    周祖德

1955年8月22日是我一生中難以忘懷的一天。那天早上，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工兵教授會派人告訴母親，父親凌晨自殺身亡。教授會協理員見到我們孤兒寡母，毫不客氣地說：“周價在肅反運動中，在‘沒有說清楚’的情況下，於今日凌晨突然自殺，屬於現行反革命。”

回到家，年僅15周歲的我六神無主，去找同住一個大院的南京九中團委副書記周合群談心。他比我大三周歲。他說：“你剛剛於6月22日通過南京一中團支部審查，現在正值團委的考察期。此事一定要向組織如實匯報，並要表明與父親劃清界限。”

8月23日，我陪同母親前往鼓樓萬國殯儀館，和父親見了最後一面。8月24日

從此以後，我背上了現行反革命家屬這個十分沉重的家庭出身包袱。1956年1月20日，南京一中團委批准我入團。後來轉學到杭州一中，要求轉團員關係時，南京一中團委卻拒絕給我轉。1958年在杭州一中讀高三時，被迫輟學，下鄉參加農業生產。1959年在海寧許村公社教書時，受到全鄉批判，被插上白旗。1965年在杭州市民辦求是初中當教師時，再次申請入團。儘管工作出色，仍然遭到杭州市上城區團委否決。

1966年6月在文化大革命中，我險些被定為現行反革命集團成員。1969年杭州城裡出現現反標語，當局率先查我當天晚上在哪裡。1979年在校辦農場勞動改造時，全家分居兩地的三口人只有40元工資，身上無一件衣褲沒有補丁。直到1989年，我才還清我們所借的外債。

1987年4月，藉助我在杭州市教科所的一個課題經費（100元），終於在離開南京31年之後重新回到南京，到養回紅村小山坡上找到父親墳地。那裡早已沒有墓地，墳墓的位置成了人們掃祭的道路。隨後我去拜訪父親的老同學、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工兵教授會同事、南京軍區退休幹部郭志烈伯伯，抗日戰爭時期工兵監同事、解放後南京華東軍政大學同事、南京市當時的政協委員（黃埔同學會會員）、南京市動力專科學校退休教師黃鳳丹叔叔，才知道父親去世前的一些事情。

當時，我父親事實上已經把問題“說清楚”了，教授會領導也準備要父親於8月24日去上課，值班的黨員已知道我父親無事了，就放鬆了警惕。在看管交接班時，後一名接班的黨員看管尚未到來，前一個已提前離開隔離審查室。此時我父親對上述事情毫不知情，以為問題永遠說不清了，於是乘此空當，悄悄走出隔離審查室，走向軍事學院東門的水池。水深只有80厘米，他面朝着水，直撲下去，硬是把自己悶死了。

北京趙萬力先生來信：

國標，您編輯的《黑五類憶舊》創刊號收到了，感謝您又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我支持您。祝您越辦越好。

北京季曄峰弟兄來信：

我老漢兒這輩子很冤    曹登貴

我老漢兒（爸爸）這輩子很冤，但是我不敢把真相寫出來，怕他當年那頂反革命帽子又戴給我。我老漢兒算是個“知名人士”，千千萬萬的人都看過泥塑收租院，他就是其中那個槍殺貧下中農的形象。

其實，那根本不是事實。被槍殺的那3人是縣裡通緝的職業土匪，和劉益山是親戚。那天他們來劉益山家，還請裁縫來裁絲綢，量做衣服。附近的農民發現了他們，就跑到鄉公所報告。鄉長劉紹武立即召集人前去捉拿。那3個土匪都帶着槍，而且槍法很好，劉紹武不敢冒然進去，就叫我老漢兒先進去探虛實。我老漢兒穿着長衫子，把槍藏在衫子下。進去後，一個土匪看見了他，便伸手到口袋裡掏東西(後來證實是掏煙)，我老漢以為對方掏槍，便馬上開槍。當場打死了兩人，一人逃出房外後，被外面的治安隊員打死。情況就是這樣。

1949年冬月我老漢兒因此事被抓了起來，後來查明那3個人的確是土匪才把他放了。這事本來同劉文彩毫無關係，但是劉文彩同劉益山有關係。劉文彩想買劉益山的地來修房子，或者拿房拿地同他互換，劉益山不干。劉文彩想軟化他，便給煙館、茶館、飯館打招呼，凡是劉益山來吃喝，不收劉益山的錢。但劉益山還是不干。

解放後，為了搞階級教育，把這兩件事扯到一塊兒，說打死那3個人是因為劉文彩要霸占劉益山家的產業。上面指示當時的鎮長安海山把我老漢兒找去，說要搞個階級鬥爭展，教育下一代，要他承認自己是劉文彩的狗腿子，打死的3個土匪是貧下中農。之所以要打死他們，是因為劉文彩要霸占劉益山的土地。

後來，他們又要我老漢兒去充當殺人霸產故事裡的泥塑模特。我老漢兒是個貧民，他當年與劉文彩也沒有任何關係，但解放前他參加過袍哥會，因此解放後給他戴了頂反革命帽子。我老漢兒害怕，只得按他們說的辦。上面威脅他：“你敢翻案就得去勞改！”他沒得法，只得充當“打死了貧下中農的劉文彩的狗腿子”。

我老漢兒後來為這事悔恨得很，最終他也沒有逃脫勞改的命運。

他去勞改是因為另一件事：說劉文彩莊園裡沒有水牢。1958年，劉文彩莊園被建為展覽館，展示地主階級的罪惡，我老漢兒也去參觀。當時參觀不要錢，後來要5分錢，現在當然很貴了，要50元。水牢故事出籠時，本地民眾議論紛紛，都說從未聽說過劉文彩家有過水牢。當年劉文彩家起火，鎮上去了好多人幫忙救火，我老漢兒也去了。火滅後大家又幫忙打掃清理，直到次日中午劉文彩請他們吃了飯才離開，所有的人都沒有看見那裡有水牢。

有人問我老漢兒：“曹二爸（晚輩喊他二爸），你當年在裡面進出過，裡面是不是真的有冷月英坐過的水牢？”我老漢兒說：“啥子水牢喲，這兒原來是劉文彩裝鴉片的貨房。”此事不久被政府知道了，當時沒有抓他。後來為了把議論水牢的事壓下去，殺雞給猴看，政府就把我老漢兒拿來開刀。他們罵我老漢兒的話我記得清清楚楚：“你龜兒，我們黨做政治宣傳，搞階級鬥爭，教育下一代，你倒來胡亂說，偏要說冷月英坐的水牢是鴉片館。你這是造謠！”

其實，文革時有人寫過大字報，說冷月英沒坐過水牢。這個人叫萬紅雲，原來是劉文彩長兄劉文淵家的廚師。解放後，萬紅雲有一次生病，打針打漏了，手上留下一道疤痕。後來要編劉文彩的故事，上面找到他，要他說手上的疤痕是當年劉文彩指使狗腿子打的，並為這個故事專門設計製造了一條彈簧鋼鞭。萬紅雲從此就進入了劉文彩收租院的家史演講組，到全國各地去做血淚控訴，成了僅次於冷月英的二號人物。

文革時兩派鬥爭，萬紅雲和冷月英各在一派。萬紅雲先寫出大字報，揭露冷月英不是劉文彩的佃戶，更沒坐過水牢。冷月英等人也寫出大字報，揭露萬紅雲手上的疤痕是解放後打針留下的。兩個訴苦明星互相揭短，鬧得安仁鎮人人皆知。

這事讓上面非常尷尬，後來他們考慮到冷月英的影響更大更重要，於是就把萬紅雲驅逐出家史演講組，又把收租院泥塑里萬紅雲挨打的塑像撤去了。不過，那條專為萬紅雲訂製的彈簧鋼鞭卻被留了下來，編成了另一個故事。

萬紅雲只是被逐出去演講組，我老漢兒則是被抓進監。1966年5月份的一天晚上，上面派鎮上的幹部王明軒、李銀松來抓他，罪名是造謠，因為他說劉文彩家沒有水牢。當晚就把他捆送大邑縣公安局。他在大邑關了一段時間，不久縣法院就以造謠罪判了他15年徒刑。

八十年代，鄧小平上台後開始平反冤假錯案。老漢兒去申訴，法院答覆：你這個事是搞重了，當時過左。於是，法院將他改判為5年。這個改判已經沒得實際意義，這時我老漢兒已經勞改14年多，馬上就要滿刑了。

我老漢兒出獄後，想不通，為一句真話就勞改15年。他去找縣法院，縣法院不理。他又到地區法院，地區法院也不理。他想到自己這一輩子實在冤枉，一時想不通，就在縣法院門前服了毒——吞的老鼠藥。那是1982年，他71歲。他死前曾對我說過：“你要為我申冤啊！”但是我不敢把真相寫出來，不敢為他申冤，我怕他當年那頂反革命帽子又給我戴上。

長治馬純孝先生來信：

父親的遺著    邢詒心

我父親是黃埔軍校十七期，參加過抗戰救亡，後在國民政府廣西高等法院工作。四九年共產黨接管政權後返鄉當教師，五二年鎮反時被抓。在內蒙古勞改五年，大難不死。那一批北上勞改的有幾千人，只有幾個人倖存下來，父親即其中之一。出獄後回原籍鄉下，一直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監督改造近三十年。

父親在鄉村可謂牛馬不如，任人辱罵毆打，幾歲大的小孩子也可以侮辱他。鄉村的孩子學着鬥爭會上大人的口吻，見到我父親都會呼喊“打倒反革命分子邢谷雄！”有的孩子甚至向他投擲糞便、土塊。在我的記憶中，父親每年至少被批鬥幾十次，貧下中農或工作隊幹部毆打他，民兵把他捆綁起來游村遊街。有一天，小學校長要我跟同學們一起參加大隊鬥爭五類分子大會。父親被幾名荷槍實彈的民兵押上鬥爭台。大隊書記和治保主任宣讀強加於父親的一些莫須有的罪名，然後厲聲問我父親認不認罪？我父親只嘆一聲“冤枉”。幾名民兵在書記、治保主任指使下衝上鬥爭台，手持木棍槍托，圍着父親一陣亂打。父親被打得嘴鼻流血，倒在台上。他們將父親雙手捆綁，用麻繩吊在半空。父親在鬥爭台上懸空慘叫，尿屎滲出褲子。革命群眾則在台下怒吼打倒父親的口號。不多久麻繩突然斷了，父親從幾米高處跌下，昏迷過去。我回家告訴母親，說父親死了。母親抱着我們兄弟姐妹痛哭，安慰我們說，父親不會丟下我們而去的。夜裡，父親竟真的爬回家，一身血肉模糊，慘不忍睹，雙腿已不能走路，靠雙手爬了幾公里山路。

三十年的勞動監督，對父親來說那是一段生不如死的日子，我們這些兒女慘受株連。我十二歲就失學回家務農，那時候我的感受是慘絕人寰，絕望人生。

鄧上台後，我參加高考，走上新的人生路，後在廣州日報從事新聞工作十多年。八四年摘帽後，父親重新過上算是人的生活。上世紀九十年代，父親將他三十餘年的勞改生活經歷寫成書稿，真實地將中國大陸那段傷心的歷史記錄了下來。他要我們將來有機會將書稿出版，或者送給從事這方面研究的專家。我認為這本書稿有如下幾點歷史價值：一是鎮反運動的罪惡記錄；二是揭露了當年內蒙古勞改營關押幾十萬國民政府工作人員的內幕；三是地富反革命分子三十年農村監督勞動改造的斑斑血淚。

國外沈風雷先生來信：

我身在國外，希望讀到你們出版的《黑五類憶舊》，但是不知你們是否有電子版的刊物？如有，是否可以贈閱？此致 Cheers。

北京張小曼女士來信：

看了黑五類的文稿，感慨良多。我的母親魏希昭1929年投身學生運動，1950年被仇恨父親張西曼的壞人誣陷成特務，從此蒙冤被中共中央統戰部和公安機關當作特務嫌疑受盡迫害，至今已六十年。因當事人撒謊掩蓋事實真相，直至今天仍未做最後結論。

北京梅桑榆先生來信：

《黑五類憶舊》第二期收到，謝謝！看你的前言，關於餓殍的文章，不妨選出一些結成文集。楊繼繩的《墓碑》主要反映宏觀上的大饑荒，對具體的個人的經歷和感受，記述不多。

北京葉維佑女士來信：

陪父親二勞改    鄂一雄

父親是1949年參加革命的，湖北省軍政幹校畢業後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隨大軍南下，一直到海南，後來隨部隊返回河南。1954年我3歲，隨母親到洛陽作隨軍家屬。在那裡，母親又生下一個妹妹，取名洛佳（洛陽安家），後又生了個弟弟，取名洛兵。生活平靜而又幸福，南方出生的我習慣了吃饃、吃麵條、喝小米稀飯。

1956年，部隊集體轉業。隨後，反右鬥爭開始。在我幼小的記憶中，爸爸好像很長時間沒有回家了。有一天，媽媽帶我們到一個農場看爸爸。他在那裡勞動，曬得好黑。1958年，組織上動員我們家屬返鄉，我們回到湖北天門縣的一個小鎮。離開河南前，爸爸與我、媽媽、弟、妹在照像館照了一張照片，並寫着“歡送王蝦貴（媽媽的名字）同志返鄉合影”。前幾年這張照片還在，近年幾次搬家，把這個珍貴的照片弄丟了。

父親被定為右派去了勞改農場，我們老家的軍屬牌子也摘掉了，媽媽不得不從新參加工作。她每月27元的工資根本養不活我們三個孩子，還有年邁的祖父祖母。因無錢治療，兩歲的洛兵夭折了。媽媽嚇壞了，忙將洛佳送給鄉下的姨媽，將我寄養在鄉下的外祖母家。
　　1961年挖紅薯的時候，父親來到天門鄉下，要將我接到他所在的潛江沙洋二農場二十中隊。外婆聽說我要走，流淚了。這三年我與外婆是在吃樹皮野草、吃糠中一起走過來的。父親刑滿後不願回鄉，要求留下來當農工，俗稱二老改。為了不與其他農工一道睡集體宿舍，父親想出一個良策，將我帶在身邊，這樣就可以分到一間獨立的住房。

那個住房其實就是一個看瓜的棚子，有十來平方米，門口種着各種蔬菜。夏天的晚上，一定要打手電筒回家，因為我無數次發現各種蛇躺在路面乘涼。房子是茅草做的屋頂，各種蟲子經常光顧我們的床，最讓人害怕的是蜈蚣常常從上面掉下來。有一次，一隻野狗在我們門前捉了一隻野兔。可是它不吃，而是將獵物放在地上，守在旁邊欣賞。我本能地上前去拿那野兔，野狗卻猛然向我撲來，前爪抓進我的大腿，一口又咬住我的胸部，當即鮮血淋漓。現在還留有傷疤，那年我11歲。

父親心情非常不好，脾氣很大，常常以酒澆愁，每月工資還不夠他喝酒。喝醉了就摔東西，經常無端把我打得頭破血流。他要我每天給他賺一元錢做酒錢，不然就挨打。

我那時讀小學四年級，每天凌晨4點鐘就起床，守在牛棚門口，等農場放牛出來。牛有個習慣，早晨一出牛棚就會拉糞。魚塘收牛糞，每斤一分錢。我每天必須完成一百斤牛糞才能賺到一元錢。一次我挨打後逃跑了，跑到一個由兩個勞改犯看管的瓜棚里。他們收留了我，在那個窩棚里呆了兩天。旁邊有個即將乾涸的池塘，我幫他們捉了兩腳盆泥鰍。還沒來得及吃，父親派的人就把我抓回去了。
　　有時早上撿的牛糞不夠，就只得到離農場很遠的地方去檢。一次我在離農場3公里的楊家灘檢了兩大簍子牛糞，由於挑不起，我將其中一簍子埋在路旁溝邊。將另一半挑回去再來時，發現竟被別人偷走了。我心痛地痛哭半天。後來又撿到同樣多的牛糞，我不敢再埋了，而是三步一歇往回走。3公里路我磨了整整四個小時。到養漁池一過磅，連皮107斤。天哪，那時我才11歲啊！

在勞改農場的四年中，我似乎沒買過鞋。每年從五一到十一，我是不穿鞋的，從早到晚都光着腳丫。有時被釘子、蚌殼剌破，但自己用尿一淋，在地下劃個十字，取十字中心的泥巴一糊，就止血了。一般不會發炎，幾天后就好了。過了十一，我就開始打草鞋。草鞋其實並不都是草編的。我平時就注意撿廢布片子，洗淨曬乾，以備編鞋。用布片子編的草鞋是逢市過節穿的，用麻編的草鞋是洗腳後穿的，平時穿的就是真正的草鞋。冬天穿的草鞋叫草窩子，沒有花眼，四面都有草圍着。我是跟一個勞改犯學會打草鞋的，不要任何工具，只要一根半米長的竹竿登在腳上就行了。

那時父親常常出差，將我暫托給一家姓葉的照看。葉家有姐兄妹三人，哥哥比我大五歲，妹妹比我大兩歲，我與妹妹同班。我那時身體不好，常常發燒（後來當兵檢查身體時才發現肺上有一個很大的鈣化團，可能是那時得了結核病，不知不覺鈣化了），不能去上學，妹妹常將學習的內容帶回，還帶回一些找同學討要的蠶豆、大麥粉之類給我吃。

那年頭同學之間經常互相討要吃的。我記憶最深的是，他們大姐當時正在與沙洋-武漢輪船上的一個船員談朋友。那個准姐夫來看大姐，總是帶一瓶化學醬油來。他們的老媽，一個越劇演員，就用醬油給我們煮飯吃。那種香甜的味道，現在回憶起來都流口水……

陝西李長生先生來信：

我叫李長生，一名退休教師，當年曾是一名受盡磨難的黑五類狗崽子。當我在網上看到《黑五類憶舊》的發刊詞後，憶舊的思緒又把我帶回到1966年的文革中。瘋狂、荒唐而又飽受打擊的一幕幕往事，令人渾身顫慄不已。我殷切地期望能夠仔細閱讀《黑五類憶舊》的每一期。不久我也將把我的經歷寫出來，把電子稿投給貴刊。希望你們能給我贈閱每期《黑五類憶舊》電子稿！

北京丁東先生來信：

國標，你好！電子刊物收到。你的發刊詞中提到未改正的右派有章乃器，不確。章乃器原在不改正之列，在文件發出前，章立凡找到陳雲，陳雲將章乃器從不改正的名單中撤出。所以章乃器是改正右派。以上意見供參考。

小地主父親    范向東

父親小氣，吝嗇得超常。家裡有個很大的糧倉，裡面摞滿麻袋，有穀子、麥子、豆子、花生，可是難得蒸一回饅頭，每天嚼的都是難以下咽的窩窩。在飯桌上掉一粒米是不允許的，父親會把臉拉得驢臉一樣長。他的眼睛本來很小，麻雀一樣的黑豆眼珠，可此時會睜得很大，像要撐破眼眶，眼裡透着威嚴，有一種讓人心裡哆嗦的力量。他很少開口罵人，通常是把乾瘦髒黑的手指頭在嘴裡蘸上唾沫，隔着飯桌探過身子，把米粒沾到指頭上，送到你的嘴邊。你不能反抗，那樣會招來他老拳的熱情招待。你得張開嘴，擠出一臉討好的笑，用舌頭把他手指上的米粒舔盡。父親縮回手，再把手指伸進自己嘴裡，吸吮一番，吱吱溜溜的，聲音很響，像吃着山珍海味。

每次把父親指頭上的米粒舔進口，我都強忍着，找個藉口出去嘔吐半天，連腸子都要吐出來。所以吃飯的時候，我都很留心，生怕有點滴過錯被父親抓住。吃完飯，還要當着父親的面，把飯碗扣在臉上，用舌頭把碗舔得發亮。這時，父親就會露出難得的笑容，還可能從口袋裡摸出幾顆炒熟的白豆，把我的手掌扳開，放在我的手心裡。我會一粒一粒的咀嚼，那香味一點一點的散開，直到滿嘴的油香。我會閉了眼，把嘴裡的舌頭轉得像飛旋的輪子。那時那刻，我幸福得想哭。

父親好苦，家裡幾十畝的土地，他捨不得雇長短工。從父親身上摳一分錢，都如用刀在他的肋骨上刮肉。他下地中途從不回家，頭上百年不變地裹一條油乎乎髒膩膩臭哄哄的毛巾，身上隨便掛幾件能蔽體的短褲長衫，不是缺扣子，就是少袖子。不了解他的人以為他是叫花子。

母親中午要把飯送到田間地頭，父親吃飯的時候從不挪窩。見母親送飯過來，鋤頭一放，席地盤腿而坐。哪怕此時烈日高懸，他也絕不會去尋一處有蔭涼的地方。父親古銅色的背上根根肋骨清晰可辨，汗常常豆子一樣排滿他的脊梁。母親看着心疼，就蹲在父親的旁邊，用手絹不停地給他擦汗。父親一手端着海碗，一手用筷子把飯迅疾扒拉到嘴裡。他的嘴總塞得滿滿的，腮幫子總鼓得圓圓的，說話的時候嘴裡嘰里咕嚕，也聽不清他嘟囔些什麼。狼吞虎咽地吃完，很舒服地打個哈欠，伸伸懶腰，又忙開了他的活計。

人家背地裡都叫父親“活不成”，捨不得吃穿，就捨得出力氣。春暖的時候往地里拉灰土糞，父親怕把騾子累着，常常自己架在車轅里，彎腰弓背累得龜孫子一樣，而讓騾子在後面悠閒踱步。

家裡一年也難得改善一次生活。飯里偶爾放點雞蛋、豬肉什麼的，父親總指着母親的鼻子罵她敗家子。他氣急敗壞地用筷子把碗裡的飯像犁地一樣深翻好幾遍，把裡面飄着的雞蛋塊塊、豬肉渣渣都挑出來，一股腦扔進我們的碗裡，邊扔嘴裡邊嘟囔：“吃吧，吃吧，喜歡吃肉，把老子也殺了吃掉算了！”每當這時，我們就眼巴巴地盯着父親的碗，才不在乎他怎麼罵呢。

母親總在父親下地的時候偷偷給我們改善生活。有一次我們正在家裡興高彩烈地吃着熱騰騰、香噴噴的豬肉餃子，突然聽見院外有騾子的叫聲。母親也不着慌，隨手在盆里抓了一大把白豆，站在門口用力一撒，滿院都滾着白花花的豆子，很是顯眼。父親踏進院門，一眼就瞅見了地上的豆子。他尖着嗓子跳着腳在門口叫罵：“哎呀呀，你們這些吃裡扒外的豬仔子，再有錢也經不住你們這樣糟蹋呀，挨千刀的！”他邊罵邊彎下腰來，一粒一粒撿起來放在衣袋裡。等他撿完進屋，我們都已吃得腸肥肚圓，母親也把所有的痕跡清理完畢。父親盤腿坐在炕上，母親就給他從鍋里拿出倆個窩頭和一棵大蔥。父親一口窩頭就一口蔥，笑眯眯的，吃得有滋有味。我們都看着父親偷笑，父親低下頭在自己的身上盯了半天，也沒發現有什麼值得好笑的地方，就眼睛一瞪：“笑什麼笑？屁吃多了？”

土改的時候，因為家裡地多，糧食也多，父親被劃為地主。那些遊手好閒，抽大煙把褲子當了、老婆賣了的二流子，自然成了貧農。他們給父親糊了一頂尖尖的紙帽，脖子上掛着一個大牌子，讓父親一邊敲着銅鑼一邊高聲喊：“我是地主，我剝削窮人，我罪該萬死！”遊街回來，父親連嚇帶氣，臥床不起，沒幾天，就一命歸西。人家叫我父親“活不成”，他真的沒活成。唉，可憐的父親！可憐的小地主！

杭州王其偉先生來信：

想不到這麼快就收到了您的回信和電子版的《黑五類憶舊》第一期。我一口氣讀完了（用大半天時間），只是通讀，還準備細細精讀。完全理解書中的一切，幾乎用不着琢磨，太真實了，讀得我一遍遍地拭淚。我已經把書轉發給幾個親戚和同學，相信他們一定也會跟我一樣感動。

我希望也能得到紙質版，便於保存收藏。但考慮到你們是做義工免費贈閱，我就不便多增加你們的負擔了。如果方便的話請寄1-3本吧，至少1本。能讀到電子版已經不錯了。或者收點工本費吧。再一次向您並通過您向編輯出版團隊表示感謝和敬意！我一定會投稿的，容我有一段準備的時間。

北京季遠新先生來信：

您好，在冷明的博客上看到您的啟示，希望能夠得到這本刊物，了解那個時代，謝謝您了。

雲南楊銀波先生來信：

已看到《黑五類憶舊》（民間交流性半月刊），收錄了我的《聖女王佩英》一文節選，很高興。無論是陳兄，或焦國標兄編輯該刊，我皆授權《黑五類憶舊》可任意轉載我的任何文章。

父親認了    馮積歧

那天早晨，生產隊長派父親去犁蕎麥地。蕎麥地兩邊都是深溝，溝邊長滿野草。每犁到溝邊，兩頭牛都會死命伸着頭，舌頭透過牛籠嘴，去攬溝邊的野草吃，全然不計摔到溝里栽死的危險。一個早晨父親都提心弔膽，生怕牛滑到溝里去。可是就在他準備收工，犁最後一個來回時，兩頭牛不知哪來的蠻力，只顧攬草，父親怎麼也拉不回它們。眼看牛的前腿一點一點向溝下滑，可它們全然不覺。父親手中攥的牛鼻繩是斷成兩截後接續到一塊兒的，拉了一個早晨，此時從接口處鬆脫了。兩頭牛沒了束縛，連帶着鐵犁，像箭一樣射向溝底。父親出於本能，一閃跌坐到溝邊……

飼養員老漢等着餵牲口，左等右等不回來，便到地里來找牛，此時坐在溝邊如一灘爛泥的父親才如夢初醒。一頭牛跌下去當即就死了，另一頭雖然沒有死卻跌斷了腰，站不起來，不能再耕地了。

鬥爭會上，生產隊長呵斥道：“狗地主，你的命有一頭牛重嗎？牛跌死了，還能吃肉，牛皮還能合成皮繩。你死了，狗都不吃！”上台發言的革命群眾將蓄意破壞生產的罪名按在父親頭上。“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打倒地主反革命分子！”“老實交待！”口號聲此起彼伏。父親很後悔當初在驚恐中沒有和牛一同撲下去，這樣他的痛苦在那天早晨就可以結束了。 

那天下午，父親脖子上戴着幾十斤重的木板，背上背着一張剝下來的牛皮，弓着腰，被我們松陵村的革命群眾牽着去其他大隊遊街。牛皮散發的腥臭味兒被他帶到了全公社的每一個生產大隊。

走到朱家莊時，父親的腰彎得更厲害了。朱家莊是我的外祖父家，披着牛皮的父親看起來不是牛也不是人，好像一個怪物。他已無顏面對外祖父家的任何一個人。

父親像小學生背課本似的將自己的罪行向革命群眾交待了一遍。他抬起頭時，眼角的餘光竟掃見了母親。母親站在不遠處的一塊石頭上，表情平靜而麻木。仿佛她目擊到的不是她的丈夫，而是舞台上的一個丑角。對這個劇中人，她不同情憐憫，也不憎惡討厭。她不過是一個觀眾，一個不參與劇情，只圖熱鬧的觀眾。父親還看到母親身後站着一個男人，那男人像高粱稈一樣細，有一雙尖銳的老鼠眼。那男人正和母親談什麼，母親回過頭去看那男人，一個勁兒地點頭。父親的頭使勁向上一仰，掃了母親和那男人一眼，看見那男人將細瘦少肉的右手放在母親的肩頭。父親突然大叫兩聲，撲倒在地，人事不省……

父親在炕上躺了兩天，祖母請來村裡的胡大夫。胡大夫捋着花白鬍子對父親說：“娃呀，心病還得心藥治啊！我給你開三服藥，吃吃看吧。”

祖母拿上藥方去公社衛生院抓藥。三服藥總共1塊4角6分，祖母身上只有1塊3角錢。她求抓藥的年輕人給她欠個賬，抓藥的說：“不能欠賬，一分錢也不能欠的。”祖母再三懇求，抓藥的還是不鬆口。祖母無奈，去找院長。院長來到中藥房，將抓好的三服藥解開，把藥中的白朮和茯苓分別取出兩片，然後包好藥包，給了祖母。

哥哥從學校里回來吃午飯，飯碗端在手中還沒有下口，父親在房間裡喊他，喊得很急迫。他不知是怎麼回事，就端着飯碗進了房間。父親蹲在炕上，看了看哥哥：“想不想你娘？”“不想。”“不想？”哥哥急於吃畢午飯去學校，端着飯碗正要離開房間，父親叫住了他：“大虎，你說，你為啥不想你娘？”“不想就是不想。”哥哥沒有料到，父親竟突然端起自己的飯碗向他摔了過來，隨後自己也一下子撲倒在炕上。

兒子不想母親，是做父親的難以容忍的事情。我看得出，在父親的心裡，兒子的母親就是有錯誤，做兒子的也要原諒她，絕不能抱怨母親，更不能給母親記仇，這是父親對兒子最起碼的要求！

哥哥一下子被嚇住了，父親從來沒有這樣過呀。哥哥一看父親撲倒在炕上，流着眼淚一聲一聲叫爹。父親擺擺手，叫他走開。祖母聞聲進來，她不知怎麼回事，就責備父親：“世俊啊，你有病，又發啥脾氣呢？是大虎惹你生氣了？”父親抬起埋在被子裡的頭，擦了一把淚水：“不怪大虎，怪我自己。”

祖母給哥哥擺擺手，叫哥哥快去學校。哥哥走到炕跟前，撲通一聲跪倒，哭着說：“爹，怪我，全怪我。”父親拉住兒子的手，用淚眼看看他，一句話也不說。父親整天流眼淚，祖母不在的時候，就放聲哭。如果祖母在家，他就拄上棍子去地里哭。

那是一個冰涼的夜晚。天一黑，父親穿戴整齊出門。祖母問他要去哪搭，父親說他要去朱家莊。祖母說：“你身體不好，不要跑冤枉路了，仙娥會回來的，時間還沒有到哩。”祖母這句話不知觸動了父親的哪一根神經，他突然站住了。他大概在揣摸祖母所說的時間是什麼。他可能在想，人活在世上還不是和時間較量嗎？父親知道，人是永遠也較量不過時間的。“啥時候算是到時間了？”父親仿佛是自言自語。祖母說：“她在娘家住不下去的那一天就算是到時間了。”父親苦笑一聲：“時間到了，我看時間到了。”父親出了院門，祖母沒再攔他。

去朱家莊這條路，父親走過無數來回了。腳下那條灰白色的路面像繩索套在他的脖子上，將他向前拽。到了外祖父家的院門前，父親看了看那扇厚重的大門，手舉起來，抓住了門環。他在圓圓的生了鏽的門環上摸了摸，還沒有動手拍，手一松，身子就順着門溜下去了。父親趴在門前的地上，一遍一遍叫着母親：“仙娥啊！仙……仙……娥！”回答父親的是無邊的沉寂。大地睡死了。村莊睡死了。母親呢？恐怕也睡死了。

在父親自殺未遂的第二天，伯母去了朱家莊，不知給母親都說了些什麼。沒幾天，母親回來了。她見到祖母，第一句話就是：“娘，你去給他們說，不要給我戴帽子，我不做地主。”祖母說：“娥娥，不會的，不會給你戴帽子的。”母親回來後，寡言少語，神情呆滯，她不和父親爭吵，也不和哥哥、姐姐說什麼。她一天干三晌活兒，天一黑，就上炕睡覺。每逢晚上生產隊長打鈴開會，母親就慌張，給祖母說：“娘，你去給他們說，不要給我戴帽子，我不做地主。”

日子一天天過去，松陵村沒有發生什麼驚心動魄的事，母親不再驚慌了。生活是平靜的，家是平靜的，即使父親被鬥爭，又挨了打，一家人都不驚不詫，都習慣了，好像日子不艱難，不缺吃少穿，父親不上鬥爭會，不挨打，就不是地主家了。

父親已經“認”了——既然是地主，就應該在少吃缺穿中生活，就應該在被人欺負中生活。家裡再也聽不見他的嘆息、抱怨，一家人每一張臉上的表情都是一樣的，一樣的平靜，一樣的麻木。儘管飢一頓飽一頓，有一頓沒一頓，一家人照常活着，就像太陽每天照常升起一樣。

父親是地主中最年輕的地主。大隊黨支部叫他給全大隊40多名四類分子當頭兒，要他監督每一個四類分子的言行，及時向大隊黨支部匯報他們的一舉一動。父親平靜地接受了任務，並且盡職盡責，隔一天晚上就把這幾十個老漢、老太婆召集到一塊兒念報紙，學毛著。誰有病，誰缺席，誰發的什麼言，有什麼思想動向，他都如實向上報告。有一次學習時，地主分子史耀祖一連跑了三次廁所，而且不停地放屁，父親也把這個情況匯報給了大隊黨支部。

鄭州錢振選先生來信：

昨天，北京的Kang先生告知您創辦的刊物。今天，在五柳村網站看到首發目錄和說明。希望讀這一刊物，並向焦國標先生致敬。他的發刊詞，好！

父親到死想不通    傑弗瑞

母親說我出生的時間比預產期晚了十天，要不是我家那頭老母豬，我還不一定能出來。當時我母親正在豬圈裡掃豬屎，挺着大肚子掃得很累，就撐着豬圈的石板牆想歇一歇。老母豬過來親她的腿，她提起腳趕豬，沒想到老母豬一抬頭頂了她一下。老母豬這一頂，把我頂到了臭烘烘的豬屎堆里。母親說，老母豬從來沒這麼頂過她，是不是它有意幫你快點出來呢？

我生下來沒有多久，老母豬就死了，據說是吃了我的胎盤，吸了母親的經血。母親說，我生下來時好奇地盯着看老母豬，好像我們認識似的，看得老母豬直往後退，不敢抬頭，過幾天就死了，死得莫名其妙。我後來想，我是不是來到這個世界頂替這頭母豬的呢？這頭母豬是不是我的前身呢？幾十年過去，我發現我原來其實就是一頭豬，或者說我是一頭披着人皮的豬，過去的生活其實跟在豬圈裡的生活沒有什麼兩樣。

母親說，我生下來時，有一天時間既沒哭又沒笑，眼睛冷冷的、呆呆的，不知在看什麼。我母親嚇哭了，對着我的小屁股，打呀掐呀，我還是不哭，直到半夜父親回家，我才哇的一聲大哭起來。這一哭就哭到大天亮。

我母親並沒有因為我終於活着來到人世而高興，也沒有因為我是一個兒子就高興。其實當時母親的眼裡滿噙着淚水。她用牙咬斷纏在我身上的臍帶，抓豬草清理自己的下身，然後坐在豬圈裡發呆。老母豬吃完了母親清理下身的豬草，舔食了豬圈地上的烏血，拱了母親一下，母親才回過神來，抱着我回家。

我長大後問母親，為什麼要生我呢？母親很無奈地說，沒辦法呀，那時也沒實行計劃生育。母親說得非常難過，我聽了也很不痛快。要是我老是呆在母親肚子裡不出來，要是母親根本沒有懷過我，要是母親懷上我又把我打掉，總之，要是這個世界上沒有我該多好，我也不會活得像一頭骯髒的豬了。

我現在不恨那頭把我頂出世的老母豬了，我也不恨生我養我的父親母親了。我的父親母親並沒有一點錯。他們不但沒有錯，還生我養我，於我有大恩大德，我應該感謝他們才是。而且，如果沒有以前像豬一樣的生活，現在我哪能奮鬥到大學副教授的身份，活得這麼輕鬆自在呢？有人說，人的一生，幸與不幸是一半對一半，把不幸的日子過完，幸福就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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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犖页錾�那天，母親後來說，天熱得把衣服脫光都不能解暑，太陽就像被潑了一盆經血，紅得讓人難受，紅得讓母親看哪裡都是紅圈圈，都是豬圈裡的經血，現在想想還要嘔吐。母親那天抱着我沖回家，一股腦兒地喝了五大瓢冷水還是感到熱。母親老來四肢酸痛，處處是毛病，一喝冷水就犯吐，我想跟那時喝冷水有很大關係。

我當時確實不樂意出生，我母親也不高興我出生。當時父親正站在生產隊的批鬥會，五花大綁着，低着頭，曲着腰，接受着別人的教育。汗水在父親的身上像蟲子一樣爬着，最初癢得令人想笑。蟲子在身上爬多了，癢得久了，又難受得要命。父親在口水、石子、討伐聲中蒸了大半天，直到太陽下山了，月亮上來了，別人輪番討伐渴了、累了、餓了，才得以回家。父親疲憊地走進屋，還沒等母親告訴他家中又添了一個討飯的，就已重重倒在床上。

父親這一躺，正好躺在我身上，我哪受得了這一壓，哇的大叫起來，母親聽到哭聲才終於擠出一絲笑意來。父親一驚，望我一眼，面無表情地朝一邊一倒，又睡去了。
�牐犖页錾�在一個地主家庭，這是我出世之前就已經意識到並且不願意出世的原因。我一出生就註定要像豬一樣生活，難怪我一出世，我家那頭老母豬就死了，它不願看到我一個大活人居然活得像它一樣，它已預知到我將來的人生……
�牐犐�在地主家庭就是地主子女，上小學就不能帶紅領巾，在各種各樣的表格上家庭成分一欄中就得填上地主。直到現在，我對地主一詞都非常敏感，只要一提它就渾身發緊，神經緊張，惶惶不安。按說，地主子女仍然是人，不是狗，是人就應該平等。出身在地主家庭也不是誰願意還是不願意的事，父母是地主，跟他們的子女有什麼關係呢？就算父母犯罪犯法，受處罰的應該是父母，而不應株連他們的子女呀。何況我的父親母親並沒有犯罪違法。他們只是在大家都很窮的時候，自己富得快一點而已。誰不願意日子過得好一點呢？然而在那種荒謬的時代，想過好一點也是有罪的。�牐�

我的父親母親，甚至父親的父親母親，我的爺爺奶奶，為了買那五十畝地不知流了多少汗水，節約了多少日子，吃了多少頓鹹菜下苞谷稀飯，才終於攢到那麼一罐袁大頭。我的父親母親，甚至我的爺爺奶奶，既不偷也不搶，勤儉持家，樂善好施，連叫花子上門討飯，自己不吃也要賞一碗，這樣的人家在現在說應該評五好家庭呢。他們認為，我們靠勞動吃飯，不多言不多嘴，在哪朝哪代，不管當官的怎麼換，不管哪個黨執政，都應是正大光明的、坦坦蕩蕩的良民才是。
�牐牳赣H以前是個石匠，成年累月在外給人修房造屋，節省得吃碗羊肉湯都捨不得，一心想着買田置地，等結婚生子後讓一家人日子過得寬裕一些。我母親過門後，房修了地買了，日子照樣過得緊巴。爺爺奶奶、父親母親節約成習慣了，有了點錢以後照樣捨不得吃捨不得穿。母親說，要是那時捨得吃捨得穿，吃了穿了，被判個地主富農，心裡也還踏實些。既沒吃成又沒穿成，就被判成地主，土地被沒收，房產被瓜分，時時刻刻被監督勞動，大會小會上挨批挨斗，父親母親、爺爺奶奶不甘心呀。爺爺奶奶傷心呀，後悔呀，哭呀，氣呀，解放沒多久就去世了。
�牐牳赣H在彌留之際還喃喃自語，為什麼同樣是共產黨，四十年前不讓人富，四十年後卻鼓勵人富呢？都是富，都是想把日子過好一些，為什麼命運就相差十萬八千里呢？為什麼那個時候是錯的現在卻是對的？為什麼靠勞動掙錢在那個時候就有罪而現在卻是一件光榮的事？父親至死也沒想通。

父親背着枷鎖過了半輩子。在生產隊，別人不願去修公路，讓他去修；別人不願在大雨中去守莊稼，守汽車，讓他去守；別人不願挑兩百斤重的擔子步行十幾公里去繳公糧，讓他去挑；別人不願在大熱天挑糞上山，讓他去；別人早早睡了，讓他每天晚上寫思想總結，寫交待書；天寒地凍的時候，別人在溫暖的家中休息，讓他去公社政治學習，接受人民政府的教育。

父親曾對母親說，他做這些事的時候總在想，難道想把日子過得好一點真的是錯的？難道大家都沒錢、都窮就好嗎？有一天，父親似乎想通了，突然對母親說了一句：“錢哪，魔鬼。”母親莫名其妙地望着父親，可他再沒說話，一聲接一聲地嘆息。
�牐牳赣H並沒有想通，他還在為他的土地、房產惋惜。我們全家也都想不通。我的姐姐考上初中卻不能讀，哭得死去活來也沒用，別人罵她賴蛤蟆想吃天鵝肉。她想不通，一頭栽到古井裡，再也沒爬出來。姐姐死了不要緊，讓全村人喝不上水，破壞社會主義建設才是罪不可赦。我的父親母親為此事在生產隊的祠堂前罰跪兩天兩夜，當然免不了挨口水、石子、鞋掌子甚至巴掌。我們家的祖宗也被罵了不知多少遍，直到花錢重新掏了一口井才了事。
�牐犖业母绺纾�一個小時候聰明可愛的孩子，淘氣、外向、仗義、不服輸，經常被人打得鼻青臉腫，受的氣最多，吃的苦最多，長到該成家的年齡卻娶不到老婆，不得不入贅到大山里去，過着食不果腹、衣不遮體的生活。相比之下，我膽小，不多言不多嘴，不惹事不生非，罵不還口，打不還手，可還是沒少挨打受罵。我曾有近二十個綽號，至今還記得一些，如屎斑鳩、苦檀神、地主仔、四類分子、屎彈子、周扒皮、劉文彩等等。
�牐犆�運把我變成了一頭冷漠、自私、孤獨、玩世，人見人嫌的骯髒的豬。我已經習慣髒豬一樣的生活，而且常常自認為就是一頭豬。在沒人的時候，有時我學豬的嘶叫，甚至學着豬的樣子拱地上新鮮的泥土，嗅一嗅土裡別樣的氣息。做這一切的時候，我發現自己很開心，很痛快。我經常做夢，夢見自己變成一隻活蹦亂跳的豬崽。我在睡夢中曾夜遊到豬圈，被母親從豬圈裡拉回床上睡覺。這一切我渾然不知，直到後來我上了大學，帶着女朋友（現在的妻子）回家，母親把它當笑話講給她時，我才知道。
�牐犖夷赣H對我的女友說，我是豬變的，是豬精喲。我的女友看着我，笑得前翻後仰。我後來偷偷問我母親，我真的在豬圈睡過？母親沒說話，眼淚直往外涌。

我大學畢業，做了大學老師後，父親才得以找池塘釣釣魚，謙卑地接受鄉人的招呼。他去世前經常對我說：“人要節慾。還是窮了好，錢這東西生不帶來死不帶去，要那麼多幹什麼？”我知道，父親話雖然說得通達，實際上他心裡仍然沒有想通過去一直沒想通的事。原因是我入贅到大山裡的那位哥哥，承包了幾十畝山地，種水果發了，成了遠近聞名的大款，可我父親卻怎麼也不願意踏進我哥哥的家門，甚至還當着全家的面，罵我哥哥不從他那裡吸取教訓。
�牐犎欢�直到父親去世，我哥哥也沒有被揪斗，而且日子越過越紅火，桑塔納買了兩輛，剛上高中的女兒被送到美國念書。我父親把我哥哥罵了，打了，哥哥仍然不聽，繼續發家。父親到死也沒弄明白，為什麼他不能想把日子過好一點而我哥哥卻可以想，不但可以想，而且可以大膽做，沒有誰把他怎麼樣。

冷明先生來信：

離右派就差一厘米    廖文偉

那一天細雨霏霏，我們正在樓上吃午飯，忽然樓下有人喊“廖老師”。“去看看，是哪個在喊。”父親對我說。我趕緊放下筷子，到窗前去看。窗口垂直往下便是大門，只見門口站着一個人，打着黃色的油布傘，看不出來是誰。

“不知道是哪個，傘遮着頭。”我趴在窗台上說。“是何老師的聲音。一定有事，我去看看。”父親放下碗筷，快步下樓去了。好一陣子，父親仍沒有上來。母親要我到窗口去催父親上來吃飯，於是我趴在窗台上喊：“媽媽喊你吃飯，爸爸！”門口站着的那人移開了傘，是個女老師。她仰臉朝樓上說：“告訴你媽媽，就幾句話，就幾句話。”不一會，父親上樓來了，端起碗繼續吃飯。他說：“是何老師。她寫了張大字報，向學校領導提了幾條意見，問我要不要簽個名。”父親舉着筷子的手停在空中，望一眼母親，接着說：“意見倒是對，就是口氣不太客氣。有兩件事我也只是聽別人說起過，並不在場。還是不能聽風就是雨，要實事求是。我沒有簽這個名。”“不簽也好，老老實實教你的書。”母親說。

細雨一連下了兩三天。第三天的下午，父親快步匆匆回來了，鎖着眉，繃着臉，進門就喊母親：“道香，你看好險！那天何老師來要我簽名，還記得不？”“怎麼啦，你不是沒有簽嗎？”我在做作業，母親正織毛衣，眼都沒有抬一下。“好險好險……”父親找杯子喝了口水，站在母親面前接着說：“何老師打成極右分子了，簽了名的幾個人都打成了右派分子。明天上午批判，全校師生都要參加。你看好險！”望了望吃驚地抬起頭來的母親，父親撮起手指，比劃了個一厘米的手勢，加上一句，說：“差那麼一點點，就回不了這個家了！”

第三天上午，學校大操場上扯起一條大橫幅，上書“堅決反擊右派分子向党進攻”。批判會上領頭喊口號的是學生會的一個學生幹部，他情緒激昂，時不時振臂高呼“打倒右派分子！”嗓門都沙啞了，仍然不肯下火線，又衝上前台痛打披頭散髮的何老師。台下激起一片喊打聲，有人衝上去對何老師拳腳相加。何老師高度近視，好幾次眼鏡被打丟了，摸索着從地上撿起，重又站到原先的位置上，臉上滿是驚恐，完全不知所措。站在她身後的幾名右派分子，驚恐之色也完全不亞於何

打着黃色油布傘，站在我家窗口下的何老師，從此成了階級敵人。1958年，我離開家鄉醴陵一中，進省城當了職業運動員。兩年後回家探親，聽一中教職工子弟說，何老師一直不服，所以一直挨整，好幾次被逼得自殺，吞六六六粉，跳淥水河，都被發覺，求死不成。她的幾個女兒中，有一個是我妺妺的同班同學，其生活之清苦、窘迫、寒酸，妺妺說實在是一言難盡。三十年後右派平反時，何老師已經不在人世了。

當初那個帶頭喊口號的學生幹部，不久入了黨，後來留校工作，後來又調往縣委，升了官，直到因心血管病去世，都是階級覺悟很高的好同志。

也是此後不久，離右派帽子僅僅一厘米的父親，教研組組長的烏紗帽也丟了，從此落下個謹小慎微、膽小怕事的名聲。他的一個好學生，叫姚玉蘭，後來在湖南師範學院任教，每向我提起他們的廖老師，總會加上一句：“好老師，就是膽子小。”

甲乙先生來信：

讀過您編輯的《黑五類憶舊》第一期，很受觸動。“由真相而和解  出黑暗入光明”，這題旨非常好！又看到你們的約稿啟事。我自己有一篇類似文章，現寄上，供選用。  

印花的童年    文利桃

父親成分不好，在城裡找不到媳婦，只好到鄉下找。母親對英俊的父親一見鍾情，不顧外婆外公反對，閃電般迅速嫁給了父親。母親嫁到城裡並沒有過上好日子。她打扮土氣，一口結結巴巴的鄉下話，受盡婆家和鄰居嘲笑。偏偏又連生三個女兒，父親更有對她拳打腳踢的理由。

在家中被視為狗尾巴草的我，兩歲就被送到鄉下外婆家。外婆待我如珠如寶，總能想方設法做出我愛吃的東西。從牆角菜罈里舀來酸酸的浸水，將生紅薯切成極薄的片，再拌上鮮紅的剁辣椒，就成了一道解讒的美味。即使我犯了錯，把人家男孩打哭，或偷了人家放雞窩裡的引蛋，她都只是拿幾根稻草追得我滿村跑，演戲給旁人看，以平民憤。這是我童年最美好的時光。一晃到了七歲，已是上學的年齡，母親把我接回城。那時她又懷孕了，就在我報名讀書的第一天，母親生下了第三個女兒。父親一看又是個女孩，當場破口大罵。奶奶指着父親的臉說：“你這輩子絕種了！”罵罵趔趔地拖着我去學校報名。我回頭看見床上的母親滿眼都是絕望。

叔叔結婚後，爺爺提出分家，把好的東西都分給了叔叔。父親提出異議，爺爺說：“你要那麼多幹嗎？你兒子都沒有，將來還不是落到外姓人手裡？”父親賭氣遷出城，在郊外一條僻靜的小河邊蓋了三間房子。那一年，我八歲，二妹五歲，三妹一歲。父親做了一條小船，到河裡捕魚來維持生計。哪天多賣了幾個錢，他必定在外面喝得醉醉的才回來，見人罵人，見狗也要追着踢幾腳。我的左耳就是父親打聾的。

那是夏天的一個傍晚，天氣悶熱。母親在廚房做飯，八歲的我，坐在客廳的涼床上，抱着哭個不休的三妹，還要給站在旁邊的二妹撓背心的痱子。父親在隔壁房間喝酒，三妹的哭聲鬧得他心煩。他厲聲罵我：“你是頭豬嗎？不會抱她走動一下？”

我趕緊邊哄三妹邊努力想把她抱到外面去，無奈我個子太小，怎麼也抱不好。手箍得太緊，三妹哭得更厲害了。耳邊傳來父親的罵聲：“吵死啊！小心我出來一腳踹死你！”我終於抱起三妹挪到了大門口，二妹又哭着上來揪住我的衣服。本來就搖搖欲墜的我，沒注意腳下的門檻，抱着三妹一起摔倒了。三妹哭得透不過氣來。

我嚇壞了，剛把三妹從地上抱起，就看見父親從房間氣沖沖地出來了。他手一伸就把三妹從我懷裡奪走了，還沒等我來得及躲避，一巴掌就把我扇到了外面的水泥坪上，整個人飛出去足有一米多！我嚇得尿了褲子卻不知道哭，鼻子和耳朵都流出了血。鼻子倒是沒打歪，但左耳再也聽不見任何聲音。

母親被艱難的生活磨得脾氣暴躁，也喜歡零敲碎打。三姐妹中，只有我體積大一點，就成了父母理所當然的出氣筒。挨了打我也無處訴說，只是朝着外婆住的方向無語凝泣。有一天，我實在無法抑制對外婆的思念，偷偷從家裡跑了，走了三十五公里去看望外婆。外婆在給我洗腳的時候，看到我滿腿的青紫傷痕和布滿血泡的小腳，直掉眼淚，咬牙切齒地說：“天殺的！怎麼下得了手啊！”第二天我坐在回家的班車上，看着窗外漸漸模糊的外婆，眼淚像決堤的洪水，無法控制地流下來。一想到又要回到令人恐懼的家，心裡的絕望無法言表。到了家門口卻不敢進去，我不知道要接受怎樣的懲罰。在房子後面的雜草中躺到快天黑，我才壯着膽子戰戰兢兢往裡走。剛走到大門口，正好撞見出來倒垃圾的母親，她一把拎住我的耳朵就打。

我被打了心裡還很高興，因為平時只要母親先懲罰了我，父親一般就不會再動手。母親也明白這一點，總是搶在父親前面動手，其實她是想讓我免挨父親更殘酷的毒打。可人算不如天算，正被母親推搡着，眼睛卻瞟見父親拿着一根很粗的木棒出來，直朝我奔來！我朝母親大叫：“還不快鬆手，爸爸來了！”母親一回頭，也趕緊鬆了手。我撒腿就往外跑，父親健步如飛追來。我沿着河堤狂奔，幾次差點被他手裡的木棒打到。我邊跑邊在心裡發瘋一樣的祈禱能出現一個人救我！

天從人願！村裡的支書正好從坡下上了河堤，突然出現在我的面前。河堤是他回家的必經之路。我一貓腰從救苦救難的支書大叔褲襠里鑽了過去，10歲的我身材瘦小，求生的本能又使我行動迅速，動作優美。父親沒料到支書會突然冒出來，朝着我舞出的棒子收不住慣性。好傢夥！那一棒子結結實實砸在了還沒反應過來的支書腿上。支書喊一聲“哎喲”，抱腿坐到了地上。那一棍要打在我身上，不知道會出現什麼效果。支書在醫院足足躺了一個月，才把被打得骨折的腿骨勉強治好，父親賠了七百多元醫藥費。

從那以後，父親要打人就先把門反鎖，連母親都不准進來。無論冬夏，要打就命令我把衣服全部脫掉，那樣我想跑也跑不了。

他以前用巴掌打，後來嫌打得自己手疼，就規定我定期去河邊竹林里砍竹子回來做工具。要去掉竹葉，捆緊了，還得用布條把手握的部位一層層纏緊，這樣才好使力。他雙手握着那一大把竹條朝我裸露的身體肆意揮舞時，動作活像秋收時朝谷筒里用力摔稻穀的農民。竹枝每落下來一次，我的皮膚上就多印出一串紅色的竹子印花，火辣辣的疼。每一串印花的尾梢都會冒出一顆紅紅的血珠，父親美名其曰“紅印花布衣”。

實踐出真知，打的次數多了，我發覺嫩竹枝條的尾梢更容易被打斷。我在被打的時候默默數了，老得發黃的竹枝要揮打40多下才全部斷掉，嫩竹枝一般30下就光禿禿的了。於是，我再去砍竹子時就專揀嫩枝頭上端的那一部分砍。

在父親的棍棒訓練下，我還練出了幾項特異功夫。兩米多高的窗戶，我一個八九小女孩能在幾秒鐘內爬到最頂端，像一隻小猴子那樣抱着窗戶頂端的欄杆，臉對着窗外的月亮哀嚎。保持這個姿勢的好處是上半身受傷比較少，不過，屁股就多受苦了。上面布滿了重疊的印花，好幾天坐不得凳子。還一個特異功能就是無師自通學會了狼嚎。我發出的狼嚎可以媲美狼群里叫得最好的領頭狼，叫聲在深夜傳得很遙遠。只要在我發出嚎叫的第二天，住在河對面很遠村子裡的婦女，總會到處繪聲繪色撒播謠言：昨天又有冤魂在嚎哭，叫得那個慘啊！

身體的被虐待不是最令我痛苦的事，最痛苦的是夏天被打得滿身紅印花後去讀書。在我們身體沒有體現女性特徵前的夏天，母親都不給我們姐妹穿上衣。一家五口人，只有母親穿上衣。這樣洗起衣服來也簡單——五條短褲加一件上衣，既省了布錢又省了肥皂。

妹妹們還小，無所謂，只苦了我，全校只有我一個女生不穿上衣去讀書。這給老師留下很不好的印象，都認為我是個沒開化的野孩子。沒花一分錢廣告費，我成了學校的名人。一說起那個打赤膊來讀書的女孩，誰都知道是我。最糟的是，身體被印花以後，沒有上衣遮蓋，就那麼赤裸裸暴露在全校師生的眼裡。被打時，出於自然反應，我都是抱着頭弓着身子蹲在地上。這樣的姿勢就造成了印花的不平均分布，往往是整個背部布滿了縱橫交錯的印花，而前胸則相對較少，不太觸目驚心。

人都有愛美之心，在學校遇見老師，我總是儘量將自認為最美的胸部對着老師。老師一走動，我就像向日葵那樣，始終將前胸對着老師移動，儘量不讓老師看到我醜陋的背後。

曾有一個年輕的女音樂老師，面對我的傷痕落淚，善良的她走訪了我的父親。父親唾沫橫飛，歷數我數十條非打不可的罪狀。在他的描敘中，九歲的我除了沒犯過殺人罪、強姦罪，別的罪基本都犯全了。面對仍喋喋不休勸解的老師，父親惱羞成怒地說：“我生的孩子我愛怎麼打就怎麼打，關你屁事！”氣得音樂老師拂袖而去。

三年級時，我的胸部開始發育，長出硬幣大的小乳房，同學們指指點點令我無地自容。我向母親提出要穿衣，母親許諾明年夏天就讓我穿衣去上學，我聽了絕望得想自殺。一天中午，看見晾衣竹竿上晾着父親的一件白背心，我靈機一動，等母親不注意，把它藏進書包，一路狂奔下了河堤。我把背心往身上一套，呵呵，父親穿的背心套在我身上成了連衣裙。我找根麻繩綁在腰際，自我感覺美不勝收。

放學後我就把背心脫下藏在書包里，髒了也不敢拿出來洗。沒幾天，白色的背心黃漬漬的，酸臭酸臭。事情還是敗露了。母親路過學校，剛好撞見還沒來得及脫下背心的我。她當場給我兩巴掌，令我幸福的是，第二天她就買了布，給我做了一件襯衣。我終於結束了打赤膊上學的歷史。

父親素來風流，前村後店都有他的情人。母親看不開，尋死覓活地吵鬧。他們打架，我跟着遭殃。母親動不動就朝我口不擇言地吼：“只看見這裡死人那裡死人，怎麼就是不見你去死啊！”受母親的指點，我萌生了自殺的念頭，到處打聽哪種死法不痛苦。自幼極愛看書的我，最後從瓊瑤的書中得到啟發。她書裡的女主人公都喜歡割脈自殺，說這樣的死法既不痛苦，死後臉色還會蒼白悽美。愛美的我覺得能蒼白、秀氣的死去是個不錯的選擇。

說干就干，等父母都不在家，我把妹妹們關在房門外，迫不及待地用刀片一下就割開了手脈。沒想到血會像箭一樣從血管里射了出來，居然噴到蚊帳頂上！我沒覺得疼，只是有些驚訝，嘴裡不由自主發出了尖叫聲。

我沒死成。巧得很，外婆突然來了。聽到我驚恐的叫聲，她一腳就踹開了門，把我的手捆緊後送進醫院縫了七針。後來聽外婆說起，事情還真玄乎！她前一天晚上剛躺下，就非常清楚地聽見我的聲音在窗戶根下連喊了三聲“外婆”。她以為是我夜裡偷跑去到她家了，起來打開大門一看，外面卻一片漆黑，什麼都沒有。外婆覺得不對勁，一夜沒睡好，一早就坐車趕到了城裡，及時挽救了我一條小命。我抱着外婆哭得肝腸寸斷！她才是我最親的人，一次次救我於水火之中。

難得發怒的外婆把父母罵得狗血淋頭。她指着父親罵：“教育孩子有你這樣的教育方法嗎？明明是自己的生活不如意，卻把怨恨都發泄在孩子身上，還要找出各種罪名來為自己開脫！虎毒尚不食子呢！孩子今天要有個三長兩短，我非和你拼了這條老命不可！”

住了幾天，見我傷口快癒合了，外婆要回去。我在心裡無數次乞求外婆帶我走，卻怕讓她為難而不敢開口。走的那天，我脖子上吊着包紮着繃布的手，依在門口看母親送外婆走。看着外婆老淚縱橫一步一回頭地看我，我終於不顧一切，哭喊着追了過去：“外婆，你帶我走吧！我要跟你在一起！”經過外婆的力爭，加上我以死相挾，我如願以償地跟外婆下了鄉。走的那天，我腳步如飛，頭也沒回……  

倫敦嵇偉女士來信：

《黑五類憶舊》讓人想起的是似乎太久遠但永遠不可能忘的事。因為太忙，我現在幾乎不細看任何文章，但你的這本電子雜誌卻仔細看了。因為一，我是在右派堆里長大的；二，我在安徽淮北插隊八年半，所見所聞和文章中的故事一樣殘酷。保持聯繫，謝謝寄給我《黑五類憶舊》。祝好！    

和田先生來信：

父親的眼淚    楊恆均

小學二年級時，有一次在外面玩耍，與一個同齡的玩伴吵了起來，還動了手，我稍占上風。我悄悄回到家裡，沒敢告訴父親，以為事情就過去了。大概半個小時的光景，屋外傳來一陣嘈雜聲，由遠及近，不久就聽到了叫罵聲。我聽出是剛剛和我打架的那個孩子的聲音，心中暗暗叫苦。原來那傢伙不服氣，一路叫罵沖我家而來，手裡還捏着一塊磚頭。他身後還跟着滾雪球似的越來越多的觀眾。那時孩子打架，哭鬧叫罵是很普通的，通常不會吸引如此多的觀眾。是與我同齡的這個八歲孩子叫罵的內容吸引了大家。他沒罵我，而在叫我父親的名字，每叫一句還加上一句充滿童稚的惡狠狠叫罵聲：“某某某，大地主，地主狗崽子，我X你XX！”

父親當時雖是管制對象，但還是學校校長，母親是公社醫院婦產科醫生。父親一直老老實實做人，謹小慎微，從不敢惹事。父親也聽到了叫罵聲，小心翼翼地從門縫裡朝外面瞅了一會，然後回頭盯住衣衫不整的我，明白了。他仍然站在門口，一動不動，臉色陰沉沉的。這時門外已經被圍得水泄不通，那孩子看到這架勢，早已不哭了，而是一遍又一邊叫喊我父親的名字，每一次都在前面加上越來越侮辱性的形容詞。我發現，最讓父親緊張的是“地主”、“大地主”。門外每傳進這兩個詞，父親緊緊握門把手的手都顫抖一下。

那天父親一直沒有開門出去。兩個哥哥也在家，他們都是大孩子了，氣得臉都紫了。足足有半個小時，不知是那孩子罵累了，還是被好心的鄰居勸走了，外面沒有了聲音。可是房間裡卻傳出了聲音，是父親害怕鄰居聽到而壓得低低的嗚嗚的哭泣聲。我們兄弟幾個站在那裡，嚇得一動也不動。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親像孩子一樣哭，我原來以為做父親的是不會哭的。哭了一會，父親抬起頭來對兩個哥哥說：“你們的弟弟不懂事，你們也不懂事嗎？你們要管住他，不要和人家吵架，你們不知道我們是什麼人嗎？你們不知道我們有多難嗎？人家今後打死你們的弟弟，也就是打死一個小地主。街上每個人都能罵我們，我們要讓着所有的人，知道嗎……”

父親說得很白。他說：“我們是地主，是賤民，就是你弟弟也沒有和別的小孩子吵架打架的權利。他還不懂，但你們今後得看住他。”父親說了很久，而且都是對兩個哥哥說的。其實父親不必說那麼久，當時我已完全懂事了。我只是無法完全控制孩子的天性，在外面玩耍時會不知不覺間和小朋友鬧矛盾。父親的哭聲結束了我的童年時代。後來在整個小學，特別是在隨州市草店公社利民小學讀書期間，我夾着尾巴做孩子，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最悲慘時，有些高年級的孩子只要喊一聲“地主崽子過來”，我就會收起一個孩子的心，乖乖地過去，甚至曾經被命令從他們的褲襠下鑽過去。

我沒有任何反抗。就在我們家鄉不遠的地方，有人大義凜然地把地主狗崽子丟進水井裡活活淹死，不用負任何責任的。父親是老師，他知道這些事，更知道當時是一個什麼世道。有段時間我一度誤解父親，認為他太軟弱，但後來我理解了他。當時作為我們這類人，壓根兒就沒有軟弱和勇敢之分，我們根本無法和整個強權對抗。要想倖存下去，要想活着，唯一的選擇就是軟弱和屈服。

孤帆先生來信：

一張平反證 　　 陳  華

尊敬的湘鄉市委統戰部領導：　　　　

我的父親陳鶴堯，生於民國六年農曆六月一十七日，現年90歲，住潭市鎮西田村10組。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父親挺身而出，應徵抗戰入伍，上海淞滬抗戰時在國民革命軍工兵第一團團長馬崇六屬下的一個營里任班長，多次參與對抗日寇作戰。1941年，父親在江西吉安國軍軍事學校畢業調查處軍官總隊13中隊受訓畢業。同年加入國民黨組織，黨證號：軍競字22713。這年25歲，入黨地點：吉安。軍校畢業後，任第41補訓處(處長唐光喬)第2團中尉連副。後調任部隊番號為浙江蘭嘉師管區(管區司令趙煜)第二團15連連長及蘭嘉師管區上尉附員。

父親奉令率連隊從浙江撤退至江西時，途中多次與日寇遭遇作戰，戰鬥異常慘烈。日寇前堵後追，父親率連隊與之巧妙周旋，從而基本上保住了這支國防部隊的力量，完成了千里轉戰終於到達集結目的地。民國36年，父親在南嶽第27軍軍官總隊(總隊長蔣伏生)第5大隊退役，退役證號：除丙字007552。　　

退役回家後務農，土改時劃為中農成分，鎮反運動時，由於民眾對父親口碑極好，才僥倖躲過了殺戮之劫。不久，父親被定為歷史反革命，接受監督改造，捆綁批鬥，劫難中留一條殘命，至1984年才被摘帽。2007年5月18日父親高血壓中風幾天后住進了東山醫院，彌留之際，他總結自己的前半生，認為無愧於國家，無愧於中華民族，熱血青年時期，與日寇浴血奮戰，反而認為是“反革命”，這是極不公正的，死也不會瞑目。
　　彌留之日屈指可數，父親特向統戰部提出2點請求：
　　1、給自己的抗戰歷史平反，而不是摘帽。因為摘帽只是證明摘帽後不屬於階級敵人了，“摘帽”一詞反而認為自己的抗日歷史是屬於反革命的定性是正確的。父親打的是日寇，沒有與共產黨放過一槍，何“反”之有？難道去當漢奸反而是革命者嗎？2、生命垂危，正在搶救治療，希望能得到一定的醫療救助，哪怕是一分錢，也體現黨和政府對一個抗戰老兵的關懷。
　　1949年秋，國民黨軍事機構曾動員父親隨軍撤退去台灣，父親對新政權充滿希望，毅然選擇留在家鄉。倖存的抗戰老兵屈指可數，像父新這樣的連長級以上的抗戰老兵更是寥寥無幾了，希望上級領導對父親這樣一個抗日老兵的基本人權要求給予重視解決，再莫讓他帶着傷痕累累的遺憾進入另一個世界。
　　                        此致

敬禮
　　　　                抗日老兵陳鶴堯的兒子陳華
　　                            2007年5月25日凌晨
　　                                於東山醫院父親病床旁

　　
　　5月25日，星期五，我揣着這份信件報告早早來到湘鄉市委統戰部。早20年前我就來過這個地方，那是要求為父親落實政策，同時享受生活補助待遇。當時他們的人答覆我：陳鶴堯不是起義投誠軍官，故無法得到什麼待遇。
　　今天，接待我的一個副部長看完報告後問：“你父親的摘帽證呢？”我說根本就沒有發下來過什麼摘帽證，只是讓人轉話，對父親說你以後不要去開鬥爭大會了，也不管制你們這些人了。我對副部長說：“當時那些極左幹部們的心態是極不平衡的。一夜之間突然不能對這些五類分子捆打批鬥了，不能當大人老子了，就是有摘帽證也不會發給他的！”副部長默然，隔一會兒突然說：“現在不是沒被管制了嗎，摘帽與平反不是一個意思嗎！”我說：“摘帽與平反絕對不是一個意思。父親對此耿耿於懷，正在病床上翹首盼望能有一個準確的答覆，我這就去回復他老人家。”這時進來一位女性主任。副部長讓她看了報告，女主任一錘定音，說：“上面沒有明文規定，這事我們不能辦！”
　　父親17歲參軍，軍旅生涯12年，大部分時間從抗戰中度過。他在東山醫院住了8天7夜。有一晚他從昏迷中醒來，突然對日夜守在病床邊的我說，抗戰開始時，他隨部隊調到河北，參加了滄州戰役。那一仗打得很慘！正當我想詳細詢問滄州戰役的情況時，他又昏迷了。由於病情加重，我只好把他接回老家。6月11日19時45分，父親與世長辭。關於父親參加滄州戰役的經過，我永無向他問明白之日了。　

那時我還小，只記得好多時候，睡到半夜，許多拿着步槍和梭標的民兵就闖進我家住的低矮草棚，翻箱倒櫃一陣後就喝令父親跪下，然後拿一根帶來的棕繩將他五花大綁地押走。一天放學回家，我看見父親在家中唯一的一張方飯桌上扎篾條籠子，圓錐型的，三尺多高。父親在上面糊上報紙，拿我書包里的毛筆寫上“歷史反革命陳鶴堯”，還在“陳鶴堯”三字上打個大×。自製的高帽子若不夠高，鬥爭時會受額外的緊索和拶打，遊行時還要遭受一些圍觀者的石擊和唾罵。父親怕人說他不老實，故把高帽子做得高高的。
　　我讀小學五年級時，學校把我們這些牛鬼蛇神的子女趕在一旁，給那些成份好的孩子每人發一個“毛澤東思想紅小兵”紅袖章。我委屈得嚎啕大哭，跑回家伏在土灶台上對着母親和父親傷心大哭。父親無奈地抱住我，無聲地撫摸着我的頭，只有嘆氣。又過三年，勒令我回生產隊出工，不准讀書。

父親年齡大了，每天早上和下午在隊裡放牛，上午照樣出工幹活。雙搶和晚稻收割時節，就被安排去曬穀。隊裡還有一個歷史反革命分子，叫劉樹仁，國軍少尉排長，抗戰時入伍，抗戰勝利時退役。兩人每天為隊裡翻曬幾千斤稻穀。曬穀坪離保管室倉庫有300米遠，清早擔出去翻曬，晚上手搖風車吹掉癟谷，再擔着一籮一籮塞進狹小的倉門裡，通常要干到晚上9之後才能回家。然而隊裡給他倆計的工分是成人的5.5折。政治的壓迫，經濟的剝削，無休止的肉體揪斗，兩人養成逆來順受的畸型人格。父親60歲生日那天清早，去向政治指導員請假，要求休息一天，不准。父親可能認為自己60歲生日也不准假，爭辯了幾句，政治指導員竟伸手去搧他的耳光。我正在不遠處的秧田裡插秧，衝上前去擋在中間，喝道：“他今天60歲生日，你打他，老子跟你拼了！”

父親為人忠厚老實，見識頗廣，好讀史書。從父親口中，我知道了土改和鎮反運動中錯殺濫殺的許多真相。土改對地主婆女人的摧殘到了慘絕人寰的地步。1942年，國軍軍長彭鍔將軍出資買下我祖父在潭市下石灣街口的瓦屋場房地。解放時，彭軍長去了台灣，他的親妹妹彭福來被劃為地主。冷天裡鬥爭她時，拿一個大桶盛滿水，放入幾條泥鰍，然後將她脫光身子，扔進桶里，讓她去捉泥鰍。在一片“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中，享受着感官刺激的貧下中農們樂得哈哈大笑。父親由於是中農成份，那時還沒被定為歷史反革命分子，我的母親避過了那場侮辱和劫難。

發殯父親那天，禮生在靈堂里讀家奠文時，挨着我跪着的妻子小聲說膝蓋跪得生痛。我說忍忍吧，這麼一會兒也說痛，想想父親在挨批鬥時，常常一跪就是一個上午或一個晚上，而且被捆綁着，頭上頂着高帽子，胸前掛着黑牌子，可父親從沒叫過一聲痛。我說着，看着棺木前父親的遺像，眼淚忍不住往下掉。　　
　　大隊革委會副主任×××對父親特別憎恨，每次批鬥發言後，總要慫恿骨幹積極分子們去打父親或緊一陣繩索。那時我多次問過父母，這個人為什麼對父親這般狠，是不是有過什麼讎隙？父母怎麼也不說出來，為的是怕我惹下大禍，真說出去了，父親的命也難保了。早幾年，在我不斷追問下，父親才向我說出了事情的真相。　　
　　

1944年底，日寇占領寶慶(邵陽)後，又大規模進犯新化和安化縣藍田鎮，國軍73軍官兵奉令開赴藍田狙擊日寇。1945年1月17日中午，一路日軍來到今西田村九組的瓦曹門劉家。家中的豬牛全被鬼子、漢姦殺吃了。劉家的6歲孩童劉才方，戴着一個銀項圈。一個鬼子從他項上取下項圈，隨手扔給一個漢奸接住。這時劉才方的母親認出其中一個青年漢奸是熟人，就叫住了他。此人是西全村三組杜家屋場人，叫張祝軒，小名滿伢子。他見被人認了出來，就勢說：“二嬸子，請你告訴我堂客一聲，我和×××還要出去好些時日。”21日夜，73軍大部隊與日偽軍爆發潮音閣戰鬥。之後，漢奸隨鬼子撤進縣城湘蓮鎮。此後，張祝軒失蹤了，×××卻完好無損地活至今日，還當了幾十年的生產隊和大隊幹部，文革時成為大隊革委會副主任。
　　父親1946年夏從部隊退役回家，家鄉當時正在大力抓捕和懲治漢奸。湘鄉縣國民政府將黃惠臻、龍連斌、陳羅生等漢奸公審槍決。潭台鄉鄉民代表會主席謝笏卿，鄉長易堅衷，副鄉長成炳南，見父親退役回家，要求他協助鄉政府抓抓懲治漢奸的工作或噹噹保長什麼的。父親是抗日軍人，自然對漢奸十分憎惡，×××被父親審問過多次，但他只承認被鬼子擄伕，痛哭流涕地傾訴受盡鬼子折磨，交待出在湘鄉像他這樣的人有2000多個。他家有一件鬼子的軍衣，他巧妙地躲過了父親對這件軍衣的盤詰。父親見沒抓到什麼重要證據，就再沒追究下去。
　　當初這些漢奸無惡不作，跟着鬼子燒殺擄掠，姦淫搶奪。1945年5月28日下午，日寇第二次進攻潭市時，18名鬼子成群地輪姦一個年青女子，有2個為日寇帶隊說湘鄉土話的“二鬼子”參與了輪姦。國民政府花大力氣緝捕這些人時，他們大都聞風潛逃了。可當解放時，這些人又跟着解放軍大搖大擺回來跟着鬥地主分田地了。一個窮字成了他們的護身符，成了大紅大紫的貧下中農。父親這些抗日軍人，此時反而成了被革命的對象，跌入人生的谷底。

湘鄉還出現過把抗日民族英雄潘才華、蔣水生槍斃的事件。潘、蔣在抗戰時殺過鬼子漢奸。這些被殺的漢奸，其子女親屬成了貧下中農，土改時便大肆報復，說潘、蔣殺他們的漢奸父親是殺害貧下中農！甚至，大漢奸頭子劉漢良被押至婁底被國民政府槍斃的事，也被他的大兒子在土改中提上議事日程，幾乎被“昭雪”。父親經常對我說，土改時，有不少漢奸、流氓地痞和無知積極分子充斥其中。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湘鄉的抗戰歷史幾乎是被人倒着寫的，真正的漢奸們反而大紅大紫起來。

　　6月11日父親去世。第二天，湘鄉市黃埔軍校同學會86歲的葉啟福會長，代表湘鄉黃埔軍校同學會，專程赴潭市送了花圈。西全村一組的王國英老人前來弔唁，看到花圈上寫的字，問我葉會長是否走了。他是一個投誠起義的少尉軍官，說現在政府每月只發給他83元的生活費，少了，想問問這方面的政策。我將他請到一個避靜處，懇求說：“王老，您對張祝軒滿伢子和×××的歷史相當熟悉，又都是不太遠的左鄰右舍，請您告訴我，×××究竟是不是漢奸？”我這一問，把王國英老人嚇了一跳，他說這人還在，爺老子千萬別惹出什麼禍來。我向他保證，我絕不會去惹他，我也沒本事惹他，我只請求您告訴我他是？還是不是！王國英老人這才說：“是順民，他和張家滿伢子是真正的順民！”

順民即為鬼子出力做事，刺探消息，或者煮飯帶路，跟着燒殺打劫者。如果穿上一身鬼子發的制服，就是二鬼子。黃泥村的舒棟材老人趕來為父親喪事當禮生，我不失時機地問了他關於順民的事。他說，張祝軒滿伢子這些人都是順民，跟着日本人走，只是具體幹了些什麼就不清楚了。
　　我終於明白了父親為什麼至死時還耿耿於懷，一定要當今政府為他平反才咽得下這口惡氣。我多次勸慰父親想開點，一紙平反證有什麼用？還是少去回憶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可是父親越發執拗了，在東山醫院病床上，非讓我凌晨寫好報告不可。當我寫好大聲念給他聽時，父親眼裡噙着淚花，說：“我是一個中國人，我對得住人民和老百姓。”他對我們說：“是我連累了你們的前程幾十年，但我不能這麼不清不白地死去！”

至此我算是徹底領悟了死不瞑目這個詞的真正含義。父親後面的話雖然沒有明說出來，但我知道，他想在生前弄一張平反證，在他死後讓我們告訴家鄉人，他是無辜的。同時他也想告訴那些整他、欺侮過他的人，陳鶴堯不是孬種！

　　幾十年來，我親眼看到父親痛哭過三次。第一次是在公共食堂時期，許多人餓死了，成批成批地餓死，絕戶絕代地餓死，潭市人餓到有幾起吃人肉的程度。我和母親差點在那場人禍災難中餓死。我親眼看着我的奶奶餓死。父親當時正被趕在棋梓橋水庫工地勞動改造，晚上他聞噩耗後請假趕回家，伏在奶奶遺體上哭得驚天動地。
　　第二次是1972年9月30日早上，這個日子我記得非常清楚，父親為生產隊放牛遲遲沒回家吃早飯，我只好去找他。在一個山墈邊上，父親坐在那裡失聲痛哭，我走攏去一問才明白，原來清早在放牛時，遠處山坡上的高音喇叭在播放《中日聯合公報》，裡面有中國宣布放棄接受日本對中國的戰爭賠償的內容。父親淚流滿面地痛哭一陣後說：“我們白跟日本鬼子打了，白打了！”
　　這些年，我找了許多關於這方面內容的資料給父親看。中日恢復邦交那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與外相大平正芳率領日本政府代表團訪問北京，準備了40億美元的戰爭賠款，主動提出要對在中國殺死的3500萬人進行賠償。9月26日，周恩來向毛澤東請求接受這筆賠款時，毛澤東不耐煩地揮了揮手，說：“要甚麼戰爭賠款？日本人不侵略中國，我們早叫蔣介石吃掉了，我早就對日本公明黨、社會黨的朋友們講了。”過了兩天，在接見時，田中首相又表示深刻道歉，要進行戰爭賠償，毛澤東再三表示：當年日本人若不打到中國來，我們就不能坐在一起了。
　　毛澤東確實說了大實話。當年，蔣介石與毛澤東各自都想借日本人之手吃掉對方。電視劇《延安頌》顯示，日本人大舉進攻國民黨區域時，中共領袖們是異常興奮的。因此，無論日寇進攻哪一方，中國內部就會有一方幸災樂禍。窩裡鬥的劣根性展現無遺，而在世人面前卻要裝出大義凜然的嘴臉。父親作為一個正直的軍人，他無法去幫襯什麼人的偉大戰略構想，他只知道與日本鬼子真刀實槍地干，多殺日寇是他們的驕傲，所以父親到死也弄不清自己殺鬼子為什麼反而成為歷史反革命，殺鬼子到底錯在哪根神經上了。
　　在對待父親這些人的抗戰歷史問題上，我似乎讀懂了某些潛在法則。他們在抗日前線拼命殺敵，從某種意義說，是不是對那種偉大戰略構想起了不利的作用？後來在對待漢奸的問題上，似乎就可看出某種端倪。

建國後30年來，階級鬥爭越抓越嚴厲，甚至對我們這些牛鬼蛇神的子女都不放過。在湖南道縣，還對這些人實行全家毀滅屠殺，小到幾歲的兒孫，一次性地就把全家老少共7000多人捆住趕入河中和大水庫淹死，一些拒不下水的乾脆就在岸上被殺死。這種大屠殺和抓階級鬥爭，有最奇特的一點，就是對漢奸們不聞不問，從中央至地方，從沒有過要對漢奸實行階級鬥爭的一條。在對父親的無休無止的批鬥中，我家不遠處的一個鄰居劉雲林實在看不下去了，悄悄對我說：“當年，你父親如果不是在國民黨部隊，而是當了順民，他的前途會好得多，你們這些子女的出路也會好得多！”我反駁他說，父親雖然站錯了隊而成了反革命，連累了我們幾代人，但總比當無恥漢奸的後代好得多。

父親知道了鄰居這話，十分生氣。一天晚上，父親在地坪邊乘涼時對劉雲林說：“我的這個連隊在浙江往江西鷹潭的轉移途中與鬼子遭遇拼刺刀，一個貴州籍的兵被鬼子挑破了肚子，腸子也流出來了。衛生兵為他包紮好抬上擔架繼續轉移，鬼子在後面追。這個貴州兵為不給部隊添負擔，趁人不注意，在擔架上拿出步槍頂住下頜，腳趾挑動扳機自殺。部隊缺少醫藥，許多兵在這次轉移中患瘧疾，活活拖死在路上，我比起他們來不知幸運多少倍。至少，今天我還活着。我就不相信今生看不到還我清白的一天。跟你講，我到死也要討個清白。”
　　父親認為，日本政府願意給你賠償，你卻宣布放棄接受，這是出賣中國人民的利益。表態放棄者毛澤東如果代表他個人，那麼一個強大的中國就應該為人民作主，宣布這種表態無效，理直氣壯地要求日本政府重新對中國人民進行賠償；如果毛澤東者是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那麼這個國家的政府就有責任和義務對在抗日戰爭中被日寇殺死和傷害的人民進行代替賠償。

父親的這第三次痛哭更使我刻骨銘心，將會伴隨着走過我的一生。東山醫院對父親盡了最大的努力，還從湘潭請來胸腦血管專家來會診。父親畢竟年邁，非醫藥所能救。我怕父親死在醫院裡，只好將他接回老家潭市。每當從昏迷中醒來，父親就只嚷這一句：“平反呢？給我平反呢！”到了6月9日，他的這種叫嚷更加強烈起來。

我使勁搖醒昏迷狀態中的父親：“爹爹，你看啊，統戰部的人來看您老人家來了！”父親終於被我搖醒。這也是一種半昏迷狀態的醒，眼睛半睜半開，迷濛無光。父親的耳朵有些聾，我只好貼近他的耳朵大聲地重述了一遍。父親輕輕點了點頭，似乎聽懂了。我和哥哥把父親的上身扶起一點，墊上被子，好讓他聆聽“統戰部”領導說話。“統戰部”的人說：“老人家，我是湘鄉市委統戰部部長×××，我代表湘鄉市黨和政府來看望您老人家來了！”我又貼近父親耳朵邊，大聲地把“統戰部部長”的話重述一遍。父親的頭微微地動了一下，眼睛瞳孔里突然有了一些光亮。

“統戰部部長”挨坐在父親的病床邊上，雙手握住父親枯瘦的右手，深情地說道：“老人家，在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刻，您緊握手中的槍，與日本鬼子捨生忘死地浴血奮戰，表現了一個中國軍人應有的愛國情懷，我們向您老人家表示崇高的敬意！”我在父親耳朵邊大聲重述“統戰部部長”的話，父親突然“哇”的一聲大哭，眼淚象斷了線的珠子般從他瘦癟了的臉頰上滾落下來。父親這一哭，哥哥和姐姐們都跟着大聲哭起來，房間裡一片嗚嗚的哭聲。

“統戰部長”繼續說：“老人家，在極左錯誤路線時代，我們錯誤地對您實行監督管制，給您老人家的後半生造成了身心傷害，我們向您致以深深的歉意，並決定對您老人家實行平反，而不是摘帽。”父親聽完我大聲轉述的這些話，哇哇哭得更厲害。我也跟着哭起來。哭聲震動整個房間。我們的哭聲與父親的哭聲是大不相同的。父親是感動的哭，他將帶着這種激動的心情進入另一個世界；而我們是一種悲哀的哭，甚至是失望的哭！是我們騙了父親，時局騙了父親，歷史騙了父親！

我拿一條毛巾不時給父親擦着眼淚，忽聽得他嘴裡在說些什麼。我貼下耳朵，父親嘴裡在喃喃地說着話。我聽懂了，大意是在問“平反證，平反證”。我們一家人和“統戰部”的人面面相覷，這是我們疏忽了的一個關鍵性的問題。“統戰部部長”很是機敏，說道：“老人家，您的問題已經得到了平反，平反證很快就會發放下來，只是程序問題了。”看來，這場戲是演得成功的。晚上是我哥哥輪值守護。第二天早上我從電話里得知，父親晚上睡得較安穩，臉上綻着一絲笑意。但到下午6點多鐘，哥哥與姐姐們打來電話，說父親快不行了，讓我火速趕去潭市。

19時10分我趕到父親身邊。父親在張着嘴喘粗氣，已不能言語，眼睛在無神地瞪着，似乎在盼望什麼。我貼在父親耳邊大聲地呼喚着。他知道我趕回來了，微微地點了兩下頭，右手拇指和食指對我亮着一個“圓”。我以為是父親想喝水。姐姐把水端來，他反而把嘴閉緊了。水拿開了，父親嘴裡一個勁地說着什麼，姐姐說：“莫不是爹爹在盼望平反證？”姐姐的話提醒了我，我知道父親此刻的心情。此時如果有什麼人能弄一個假平反證來，我們會不惜重金相買。沒辦法，我只好貼近父親耳邊大聲說：“爹爹，平反證過幾天就會發下來，您老人家放心吧，放心吧，啊。”說到這，我忍不住放聲痛哭起來。19時45分，父親永遠地闔上了眼睛。一個抗日老兵就這樣走了，永遠走了。父親走時似乎沒有太大的遺憾，但給我們這些活着的人留下的遺憾和打擊實在太大了……

父親是一個平凡而普通的人，卻是一個命大的人，僅在淞滬抗戰中右手食指指尖被鬼子的子彈擊中，留下瘸指小傷，並不影響扣動手槍的扳機。他戲謔自己，因為命苦反而命大。父親常說“我是一個中國人，我對得住人民和老百姓”。我只舉一例，日寇侵占湘鄉僅一年零二個月，殺死湘鄉人民15216人，姦淫婦女1655人。當初如果沒有像我父親這樣一些人在正面戰場拼死禦敵，節節抗擊，日寇就可能提前幾年侵略到湘鄉，那麼湘鄉人民就可能被日本鬼子殺害8萬或10萬。也許，今天那些坐在辦公室的人的爺爺、奶奶或父母早就被日本鬼子殺害了或姦淫了，根本不會有他們出生和坐在辦公室里當官做老爺了。

我曾無數次地想：如果父親當年參加的是八路軍或新四軍，今天父親該是何等燦爛輝煌？我們這些子女的前途和命運又會是怎樣的騰達！但再想想，不都是在打鬼子嗎？為什麼到死還要如此殘酷對待一個抗日老兵？我要大聲地說：我的父親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人！父親是一個抗戰老兵，他是我們兒女永生的驕傲！

父親的兩次婚姻    陳英賢

父親陳忠欽，福建清流縣余朋鄉蛟坑村人。1947年，父親長汀師範畢業後被縣教育局委任為清流縣夢溪中心小學校長。這是方圓五六十里唯一的一所公立學校。

土改時期，我家被劃為地主。1951年春，父親被集中到永安勞動教養。在此期間，我村的地主分子陸續被槍斃五六個，祖父也差一點被槍斃。當時槍斃人手續很簡單，村公所提議，區公所批准，即可殺人。母親因承受不了家庭成分帶來的各種岐視和強迫勞動，在同村一個貧農未婚青年的離間挑撥下，與正勞教的父親離了婚。

隨後，母親與那個貧農青年結婚。很快她就後悔離婚太草率了。當時外公外婆堅決不同意母親和父親離婚，多方勸阻，甚至提出斷絕父女關係。母親因此好幾年不敢去娘家。

一年多以後，父親勞動教養結束。母親當初沒想到父親能這麼快就回來。她親自到父親和祖母面前賠禮認錯，表示若是父親能重新接納她，她願立即離婚，與父親復婚。父親拒絕了她的要求。
　　1954年，經人介紹，父親和我現在的繼母陳銀娥結婚。繼母原嫁芹溪村，結婚多年未生育，男方疑其不能生育，要求離婚。當時介紹人就對祖母、父親聲明：陳銀娥可能不會生育，要有思想準備，不要以後責怪、後悔。

父親認為子女是命中注定，何況身邊已有一個兒子，即便不生育也無所謂。繼母是窮苦家庭出身，雖然身材瘦小，但身體結實，吃苦耐勞。她雖沒讀過書，但精靈賢慧，通情達理，尊老愛幼，勤儉持家，全家老少因此相處和睦。

祖父是鄉里聞名的老中醫，尤其擅長兒科和婦科。繼母到我家後，經過祖父幾個月的調治，身體漸漸轉入正常，沒多久就懷孕了。此後相繼生了三女二男。

1955年，繼母的前夫控告父親挑撥婚姻。厄運再一次降臨在父親身上。那天晚上，我們家正吃晚飯，村道上連連響起敲鑼聲，通知村民晚上要開鬥爭大會。

不一會兒，我家門口出現了兩個背着步槍的民兵，通知父親立即去開大會。父親請求吃完飯再去，來人不允，只得放下碗筷，在兩個民兵一前一後押送下前往會場接受鬥爭。父親被鬥了一夜，關在村部，第二天押送沙蕪區公所。父親含冤受屈被判三年徒刑。

事實上，繼母是與前夫離婚很久才由熟人介紹與父親結婚的。可是人家是貧農，父親是地主，一告就贏。

1958年5月，父親刑滿釋放回家。勞改期間，父親自學一些醫療知識，當上了勞改場的衛生員。獲釋的第二年，蛟坑流行麻疹，大隊一時找不到合適的醫生，就調他到大隊保健站，負責全大隊的醫療保健工作，後又調往余朋公社衛生院和東坑保健站共工作。父親對工作勤勤懇懇，認真負責，對農民百姓格外關愛，深得廣大群眾的讚譽。

文革開始，階級鬥爭的矛頭再次指向父親。1967年5月，父親被開除公職，回蛟坑種田，接受改造。東坑群眾得知父親要離職，百餘人聯名上書，要求父親留職，但無濟於事。

1968年夏，父親被公社拘捕關押，擬定次日召開大會批鬥他。當晚，父親從關押的房間破窗逃出。1971年春，隱藏地點被發現，父親被抓捕，再陷囹圄。父親只是畏懼殘酷批鬥才出逃的，出逃期間也未乾任何壞事，縣執法部門無法定罪，一直無限期拘留他，直到1974年才無罪釋放回家。

1981年父親恢復公職，重回余朋衛生院工作。1984年2月下旬在縣城開會時，突發心肌梗塞，經搶救無效辭世，年僅58歲。

父親王藥雨    王譽虎

父親王藥雨，1904年生於天津桃源沽，國人熟知的小兒金丹片、牛黃解毒片、銀翹解毒片、桑菊感冒片、霍香正氣水等家庭常備中成藥的研製發明人。爺爺是中醫。父親自幼跟爺爺學醫，後經人推薦，入南開大學任職，並半工半讀選學中醫藥，曾隨美國植物考察團在中國境內考察中草藥物的分布情況。1928年又師從中醫學泰斗張錫純。張是中西醫學匯通派的代表人物，倡行中西醫結合，有巨著《醫學折衷參西錄》行世，曾列名當時的中國四大名醫。其間，父親還結識了北京名醫孔伯華、施今墨等國手。

1930年，父親應恩師孔伯華之邀，到北京北國醫學院任教，1932年轉入施今墨的華北國醫學院任教，主講《傷寒論》，同時主編《明日醫藥》雜誌。該雜誌力倡中西醫結合，名噪一時，影響海內外。抗戰爆發，國府遷都重慶，父親到陪都羅家壩籌辦藥廠，專門研製中成藥。其中健胃靈最為成功，深受軍民好評。不久，藥廠成為日本飛機攻擊的目標，被炸彈夷為平地。父親一身是債，跑到昆明去當坐堂郎中。雲南是中國最大的中草藥生產地和集散地，父親研製的許多著名中成藥都是在這裡完成的。

1954年，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提議，請施今墨主持組建中國中醫研究院，父親被召回北京。北京市委書記彭真親自批條，在安定門內前肖家胡同三號撥出三間北房，作為父親的住宅。

父親無論何時都注重儀表，中式上衣配西褲革履，手拎一根文明棍，頗有紳士風度。1957年夏季的一天，我正在院內和小朋友玩彈球，父親腋下夾着一卷草黃色宣紙向我走來，說道：“虎兒，快回家幫我做點事！”回到家中，父親把宣紙攤在桌上，備好筆墨，吩咐說：“替你老爸寫份大字報。”父親書法極好，一手飄逸的行草近似于右任。他自已為什麼不寫？我有些納悶兒。十多年後我才知道那張大字報的背景。反右來了，單位領導要父親給共產黨提意見，父親一言不發，一字未寫。黨委書記因此找到父親談話。由於擔心落下抵制運動的罪名，父親無奈之下決定寫一篇自以為萬無一失的大字報：先歌頌黨的中西醫結合的政策，後建議主管業務的領導選拔多少懂點醫學知識或學歷高一些的人來學習中醫。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父親的大字報被指控為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是惡毒攻擊共產黨外行領導內行。年底，父親被打成中右，降三級，發配至青海省人民醫院當醫生。父親所在的農工民主黨也馬上開除了父親的黨籍。可笑的是，1979年初父親臨終前，又接到該黨恢復其黨籍的書面通知。

父親醫術精湛，到青海不久即被譽為神醫。1960年大饑荒，青海少數民族牧區肝炎、黃膽病、浮腫病迅速漫延，新上任的西北局書記劉瀾濤授意青海省委書記高鋒進行調查，任務落實到省人民醫院。院黨委書記李子彬掛帥，父親王藥雨為考察團技術顧問，一行幾十人迅速奔赴牧區。

半月之後，考察結束（1961年電影新聞紀錄片有報道）。李子彬讓父親執筆寫考察報告，要如實呈報，不迴避飢餓造成死亡的事實。父親不從，堅持從純醫學角度就事論事，力避使用“飢餓所致”之類字眼。工人出身的李子彬大為不滿，大談共產黨人要實事求是，堅持真理，無私無畏，敢說敢為。父親無奈之下說出自己的心裡話：“李書記，我為什麼打成右派下放青海？你是黨委書記，你比我更清楚反右鬥爭。我吸取教訓了，不想再犯錯誤。”李子彬書記妥協了，決定同時寫兩份考察報告。一份由他本人執筆，直來直去，坦言疾病蔓延的原因是飢餓，大量非正常死亡的原因也是飢餓。父親的那份報告則諱莫如深，只說百姓缺乏營養，全篇不見“飢餓”二字。報告轉呈到蘭州時，兩位來此採訪的《人民日報》記者看到了，將其捅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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