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山夜雨》第二期-刚之柔-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编者按：王开泰，山东高密人，1945年17岁时参加八路军，战争年代负伤致残，进军西南后转业，1957年在重庆市五一技工学校任教务科长时与校长意见分歧被打成右派，1958年3月被开除中共党籍，撤职降薪送农村劳动。因去北京上访申诉，被抓回开除公职，押送劳教。历经磨难九死一生之后，于1960年7月在四川乐山中川钢铁厂（劳改营）“摘掉帽子”，解除劳教。然而，他在返回家乡时的遭遇及当时的形势，竟逼迫他不得不“自愿”重返劳改营……

1960年9月11日，我向丁干事提出回重庆养病的请求。此时，我仍住在集训队，不过，身份不再是劳教分子了，而叫做“就业职工”。因身体虚弱的原因，队长叫我暂时当“病号排”的排长，一边休息，一边管理病号们，做点力所能及的劳动。黄队长还专门向伙食团打招呼，给我打单份的饭菜吃，单份的饭菜份量足，没有克扣，但实际上是克扣得少点的，我多吃点，劳教人员就自然的少吃点。当时全队只有我一个“就业”人员。

一天，全队吃菜包子，在那个年代，这是个了不起的“享受”，黄队长叫炊事员悄悄拿了三个大包子给我，叫我不要声张，找个地方悄悄吃。我感到一股暖流涌向我全身，眼泪流下来。我赶快回宿舍蒙着被子吃完了这三个包子。这辈子我永远忘不了黄队长和三个菜包子！

在劳教人员中，我的劳教时间最短，其他人起码要劳教两年、三年，甚至更长。这主要是因为我有“从小参加革命”、“战争年代受伤”、“南下干部”、“原中共党员”的历史背景。所以，虽然我也是“阶级敌人”，但在他们眼中，与其他劳教犯还是不同。

每当我回忆起在中川钢铁厂那段悲惨日子，虽然不寒而栗，但中川厂的领导对我的照顾和关怀，也是让我感到温暖和感激的。

我把回重庆养病的打算也对黄队长谈了，他和丁干事一样，询问我回重庆后，有没有地方落脚。我也是很有把握地作了回答。

其实，我心里并无把握。

虽然我还没离婚，但实际上已经是妻离子散了。学校已开除了我的公职，没有单位接受，连住房都没有。要回去只能去黄沙溪交通街17号我老保姆家。所以，我回重庆实际上是无家可归。

但我还是一心想回去，回到我那实际上已无家可归的家。

9月12日，我把申请交给了黄队长之后，他叫我找厂部的陈医生检查了一下身体，陈医生认为我的身体没有大的问题，回重庆的路上不会出现什么大的问题。但此时我面容憔悴，精神萎靡不振，而且拉肚子的病还没有完全好完。

9月27日中午，丁干事通知我速去科里办理回重庆的手续，我非常高兴，立即去管教科办好离厂手续。下午，我又到有关部门领路费、粮票和去沙湾镇办理户口以及粮食转移关系。所有手续在当天都办好了，只是没有买到汽车票。

9月28日早上，我在宿舍吃了最后一顿早饭，同室的难友都十分羡慕地望着我，一一向我道别。

回家途中的所见所闻

我背着行李来到沙湾镇。

汽车票很难买，我焦急地在车站等候。上午11点，意外发现乐山运输公司一辆运煤车，我立即上前询问，买了张去乐山的车票。

11点半钟，汽车开动，我踏上了回重庆的途中。

沙湾镇离乐山有40多公里，下午1点10分到达乐山城汽车站，我花了三角钱，请一位老太婆帮我把行李背到城里。在旅馆服务部登记后，我被分配到雪鸿旅馆住下。

大街上冷冷清清，行人稀少，商店都早早的关门闭户，像是一座死城。去年4月我路过此地时的繁荣景象不见了，我不明白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更让我费解的是，有钱买不到东西吃，只有拿着旅馆开的证明到指定的一家名叫“大陆饭店”里去吃饭，只能吃到萝卜咸菜，酱油开水，没有菜，而且必须准时来吃，否则过时关门。

第二天，我一早去买到成都的车票，只买到10月1日的车票，因此我必须在此地等两天。为了上车方便，我搬到车站附近的一家名叫“滨江”旅馆住下。

我到街上去逛，走了几条街，到处关门闭户，死气沉沉，令人十分扫兴，只好回到旅馆附近那个茶馆里喝茶。

四川的茶馆和北方的不同，在这里喝茶别有一番风味，但此时的茶馆也很冷清，据茶馆老板说，全乐山市只允许包括他在内的三家茶馆开门营业。

10月1日早上，我按时去车站，突然接到车站通知，因新津河水暴涨，轮渡困难，开车时间推迟到12点一刻。我只好又等半天。

下午6时，汽车行驶到了新津，岷江江水暴涨，远远望去一片汪洋，渡口附近的车辆拥挤成一条长长的车龙。因天色已晚，我们只好在江边的汽车上坐着睡了一夜。

10月2日早上6时，汽车登上了轮渡到了新津城里。这里和乐山一样，街上行人稀少，商店关门闭户，一片萧条，只有在车站附近的一家饭馆开门营业，只专门供应旅客。

我用三角钱吃了二两饭，一份韭菜茄子烧猪杂，我好久不知肉味了，这简直是一次意外的大收获，心里很高兴。同桌的一位老人牙齿不好，把他盘子里的猪杂都夹在我的碗里，我兴奋得连声向老人道谢。此情此景，50年后的今天，想起来不可思议，没有经过那个年代的人，是很难理解那个时代的人和事。

这天上午11点，到达了成都南门汽车站。想不到偌大一个成都市也是冷冷清清，和乐山、新津一样，商店关门闭户，一片死寂。在车站上，我才吃到二两饭外加萝卜咸菜，而且只卖给旅客吃，其它地方，就是有钱也买不到吃的。我实在不明白沿途看到的这一切，这到底是为什么？

直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后，在批判“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恶时我才知道，这就是毛泽东发动 “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的结果。据官方透露，全国经济损失达5千亿，饿死(官方叫“非正常死亡”)约两千万人。毛死以前官方的统一口径叫做“3年自然灾害外加苏联的逼债造成的结果”，其实“文革”时，在批判刘少奇“三自一包”的“罪行”资料中上层早就揭露这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直到今天当局不敢为其正名，这些都是后话了。

我归心似箭，身上带的钱粮也有限，不敢久住，必须尽快买到去重庆的火车票。车站到火车站路程远，车夫在返回的路上买不到吃的，所以不愿意拉我去火车站，费了一番口舌，说不完的好话，花了七角二分钱，才雇了一辆人力车。我急忙上车，走到半路，忽然想起棉衣丢在汽车站了，这是我唯一的一件棉衣，我十分心痛懊丧，但也无可奈何。下午两点多钟到达火车站，立刻买了晚上8点30分从北京来的去重庆的火车票。

我在火车站附近逛了一下，这里和一年前，我被送中川钢铁厂劳教路过这里时相比，那时的繁荣景象已不复存在了。几家饭馆门前排着长长的队伍，除此以外，即便是有钱和粮票也买不到吃的。人们的情绪很紧张，只要看到有人排队，都急忙拥挤上去，先排了进去，然后才问卖什么？我排了两次队，每次最少半小时，先买了一份美其名叫“素炒饭”，其实就是一点油水和菜叶子煮的干稀饭。又去排轮子买了一份“红烧海带”，其实就是水煮的红苕片，内中有几点海带。我尽量的买这类菜来充饥，因为这样可以节省一点粮票，粮票非常的珍贵，几十斤粮票可以私下换只好手表。

火车到站，我急忙背上行李，挤上火车。火车上唯一的优待是，每个乘客花三角钱，不收粮票，可以买一包杂糖和一个饼子。这是我近两年来第一次吃到糖，糖的味道我都忘记了，因此心情非常激动，高兴得象小孩。

10月3日早上7点50分，火车终于到达了重庆菜园坝火车站。同成都一样，这里也是一片萧条，排了半个小时的队，我才买了碗稀饭和一个冷馒头。吃了之后，我背着行李，沿着铁路线，来到了黄沙溪交通街17号我的老保姆家。

老保姆和她女儿全家人，见我突然以这样一副狼狈像出现，大吃一惊。老保姆顿时就哭了，全家人皆叹惋，他们拥上前来问长问短，我泪如泉涌。

自从我遭受迫害后，老保姆对我始终是忠心耿耿，在劳教期间，她不时写信来鼓励我好好学习好好改造，她还把自己节省出来的全国粮票给我寄来。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天地之大，无我立锥之地

回到重庆后第二天，老保姆的女儿刘素清（七十年代被火车压死了）就领着我去王家坡派出所上户口。派出所不准，理由是：上面规定要严格限制城市户口，原则上只准出不准进，另外，我又不是刘家的人。我顿时慌了手脚，户口等于第二生命，没有它，就没有工作权和居住权，也没有粮食供应和生存所需的各种票证供应，就意味着我呆在这个城市非法，根本无法在这儿生存。

我抱着一线希望去市劳动局，找到办公室杨家修，他是我当“右派”前的老同事，请求他设法解决，他只是叫我先回去，后天来打听消息。

第二天，我和刘素清又去派出所说情，还是不行，他们叫我找原单位。我是被单位开除了的人，回去有什么用？还有，俗话说：“好马不吃回头草”。但是我走投无路，只得厚着脸皮试一试。我回到学校一问，碰了一鼻子灰，只得又灰溜溜离开。

10月6日，我抱着一线希望，又去劳动局找杨家修，但没有见到他，一位女同志接待我。她叫我先到“公社”联系一下（此时的街道办事处都改称“公社”）。她还叫作好思想准备，如果“公社”解决不了的话，只好返回原籍。一听说“返回原籍”我的头嗡的一声：完了！完了！我有何面目去见家乡父老？！

当天夜里，我正躺在床上愁得睡不着，突然街道治安委员领着一帮人来查户口，有人认出了我，说我是右派。我说我已经回到“人民队伍”中来了。他们说：“那你就是‘人民队伍’中的‘右派’”。老保姆一家为我说了许多好话，但他们坚持说，没有户口就必须走人。我说时间已经晚了，明天一定搬走，这伙人这才罢休。这事让我意识到，我仍然是个“右派分子”，是一个人民的“敌人”，所谓“回到人民队伍”中来，不过是分化“敌人”的一种手段。我感到自己又一次被愚弄了。

这天夜里，我第一次听到地、富、反、坏、右联在一起的“五类分子”的称号，以前只叫四类分子，没有把“右派”排进去。我从这些人的口里知道，我已经被排在“五类分子”的行列中了，我已经成了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敌对阶级中的一分子了！

第二天，我冒着蒙蒙的细雨，离开了黄沙溪老保姆家，搬到大坪旅馆住下。然后，立即去大坪派出所，我把情况向他们谈了，幷出示了中川钢铁厂的证明文件，我对他们说，因为我的户口原来在这里注销的，我现在已解除劳教回来了，我应该再回到这里来上我的户口。

他们认为，像我这种既无单位又无家庭，况且又是一个“右派”劳教释放分子，在重庆上户口是不可能的，应作好回原籍的思想准备。

当时既然在重庆上不了户口，为什么不返回中川呢？但我被中川那凄惨和恐怖的日子搞怕了，心想山东老家总比劳改营好吧。另外，那时我对政治宣传机器报喜不报忧还没有完全看穿，报上把“人民公社”吹成“社会主义幸福的天堂”，我还存在着幻想，认为全国农村总的形势应当是好的。

10月8日上午，派出所正式答复我，不能在重庆上户口，必须返回原籍，幷叫我立刻办理手续。这些天，我过够了这种颠沛流离，举目无亲，无家可归的日子，对回山东老家，也有了思想准备，因此我二话没说（即便说也无用），立刻办了手续。

下午六点钟，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旅馆，房主突然逼着我马上搬走，说我事先没有办理当晚继续住店的手续，床位已卖给了新来的住客了。这时天色已晚，我苦苦请求，他不由分说地将我的东西往门外搬。记得小时候看小说《隋唐演义》，秦琼被店小二赶出店门，没想到那种狼狈地步落到我头上了。我只好背着行李去了火车站的“太和”旅馆，因时间已晚这里也早已客满，我说了一大堆好话他们才像打发狗一样地说：“好，睡在地上！”

那天，还有个插曲，当我走到大坪虎头岩时，猛然想起死去的难友方田，想起他临死前泪流满面的托付。这里离方田家已不远，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何况是临终之托，尽管我落到这般地步，心情很不好，但不能对不起朋友。我又想不能失去这个机会，以后就没有了。于是，我找到化龙桥黄桷堡小学，见到了方田的爱人张琳老师和方田的老母亲。我如实地把方田临死时的遗言转告了她们。

她们婆媳二人抱头痛哭，哭得那个凄惨啊．．．．．．

她们非要留我吃饭，那是饥荒年，我怎么忍心吃她们那点粮。她们拉着我不准走，给我煮了一小罐饭，接着方田的母亲（她是一双小脚）颤颤颠颠爬到黑黢黢的床下，摸摸索索掏出一个皮蛋，背着方田的两个孩子，剥开，一下子压入我饭里。方田家一贫如洗，那皮蛋是他家里最珍贵的东西呀！

从方田家出来，我不知往何处走，想来想去，只剩下回山东老家一条路了。可是，我有什么脸面回去见父老乡亲？回去后又怎么生存？

此时此刻我刻骨铭心地体会到，在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一个人一旦离开了组织（单位），就没有生存的空间，甚至去当“和尚”、当“叫化子”也无容身之地。

差点自杀

1960年10月10日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天。

这天，我突然发现我口袋里的钱被人偷走了！这笔钱是我在中川省吃俭用积攒的一点钱和回重庆后东奔西走收回的公债券现金，共一百元，放在衣服的内包里，准备应急用的。肯定是昨夜同室的一个旅客（小偷），趁我半夜起来上厕所时偷走了我的钱。

那可是我的救命钱啊！

我顿时觉得走投无路。以前有句老话：“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如果在“旧社会”，我在外面闯荡十五年，总有几个朋友可以投奔，至少找碗饭吃或借点钱没问题，实在不行还可以投奔“同乡会”，或者找某个民间社团去“告个帮”（“告个帮”是我们北方话，指人到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去求人）。

可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里，党统治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根本不允许有任何独立的民间社会团体存在，整个社会，铁板一块。全国、全社会每一个角落都有党统治的组织，密密麻麻，布满党的神经、血管。完全没有个人生存的空间。这个政权一旦作恶，全国没有哪个地方逃得脱灾难。

更可怕的是，在这个社会里，一旦你被定为“阶级敌人”，你就成了“人民公敌”，或者说成了“瘟神”，任何人，包括亲戚朋友，都要躲着你，都必须同你“划清界线”，否则就要受处罚（我们学校有个叫周××的女同志，在我被打成右派后借给我20元钱，结果就受了处分）。我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比较一下，共产党统治比国民党厉害得多、严酷得多。国民党时代茶馆里贴着“莫谈国事”，但私下总可以谈，家里总可以谈。共产党毛泽东时代，夫妻之间都不敢说，都要“划清界线”。解放前，我们老家的人活不下去了，可以闯关东，可以逃难，解放后，“户口”、“粮食关系”，划地为牢，让人寸步难行，灾难一来，只有活活饿死！

我坐在一条马路上的角落里，六神无主，浑身瘫软，怎么办？仅有的一条回山东老家的路也断了，真真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哪！为什么老天爷这样残酷无情的折磨我呀！我想到从小跟着共产党，为共产党拼命流血；我想到自己仅仅是提了点意见，竟被整得家破人亡，落到这般地步；我想到这个不讲亲情、友情、人情，只讲“阶级斗争”只讲“镇压专政”的社会……我焦急、悲伤、痛苦、愤慨之极！

我完全绝望了，我决心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个时候，正是中午12点钟，我横下一条心，临死前要吃顿饱饭，幸亏我另一个口袋里还有30多元零钱（当时饭馆只有中午那会儿才开门营业）。

我排了两次轮子（因为饭馆都限量卖饭），在两个地方买了六两大饼，一个馒头，四两米饭，全部吞下肚子里去。随后，我沿着汉渝路向江边走去，准备在那儿跳江自杀。

到了江边，我选好了一个地方坐下。此时秋风习习，落叶飘零，江水滚滚。我掏出香烟一支接一支地吸，一边不断地望着天空，长吁短叹。

此刻我思想极度混乱，过去的一切闪电般在我头脑里混乱不堪地闪过：从我两岁死了母亲，祖母把我抚养长大……从参军跟着共产党南征北战……从我过去美好的小家庭、妻子女儿……从残酷的现实到生与死的比较……

大半盒香烟快吸完时，一个新的念头在我头脑里慢慢出现，并渐渐地停下来：要想死为什么不早死呢？死，也应该在刚被打成右派时呀，那么多苦难、那么多非人的折磨都受过来了，现在去死，太不值得！于是我的思绪又回到了“我还年轻，‘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的这个根本信念上来，我又想到“车到山前必有路”的古训……

我猛地站起来，不死了，走着瞧吧！

第二天早上，我又去了老保姆家，收拾我的东西。老保姆知道我不得不回山东后，哭了起来，我也含着泪说，事到如今，只有走一步是一步了，请她不要为我担心。

这次同她分别，竟成了永别！

10月11日，我去买火车票，幸亏我是残废军人，用了16。7元的半票价买了一张到山东省高密县的通票。

第二天早上8点20分，我登车离开了重庆。

返乡的路那么漫长

1960年10月12日早上8点30分，火车准时离开重庆火车站。

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和悲伤，激动的是，很快就要回到离别了15年的故乡，见到把我抚养大的祖父母和其他的亲人了。悲伤的是，我怎样向故乡父老乡亲们交待呢？按理说，我从小参加革命，革命胜利了，我应该是衣锦还乡，可是……

火车离站10分钟，经过黄沙溪交通街17号老保姆的家门口时，我急忙向窗外最后望了一眼她的家门。

这位跟着我四年，面容慈祥，心地善良的老保姆的形象立即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一阵心酸，几乎流出眼泪。我长叹一声，恐怕今后难以再见到她了。果然，1979年我冤案平反时，她已去世多年。

10月13日早上6点，到达陕南重镇阳平关。阳平关离汉中仅百余公里，我想到女儿和平，她就在汉中她外婆家收养着，一股悲伤、愤慨的情思涌上我心头，我望着窗外的天空，长叹一声，妻离子散，骨肉分离，女儿就在眼前，不能相见。

火车上的供应也是非常困难，在四川上车时，只有长途旅客凭票才供应两餐饭，每人每餐只有四个发糕。出四川后，早上在阳平关车站花两角钱买了一个包谷饼子，一碗清稀饭伴着萝卜咸菜。除此以外，车上和车站冷冷清清，一无所有，有钱也买不到任何东西吃。

这样，更加感到单调和难熬，孤寂中，往事如潮水般的涌上我的心头：我的幼年孤苦，两岁死了母亲，为了改变自己悲惨的命运，投奔了八路军，经过党的培养教育，使我接受了马列主义的真理，参加了共产党，为了真理而献身，不惜在战场上流血牺牲，现在“三座大山”也推翻了，而我也完蛋了！

10月14日早上8点20分，火车到达洛阳，下午3点40分到达开封市，这两个地方，在我的历史上都留下了难以忘记的记忆。

我想起1948年3月12日拂晓，我随部队踏着死尸冒着敌人的炮火，在枪林弹雨中从洛阳东门冲进城里，消灭了国民党青年军206师……

想起开封是我血染战衣的地方……

想起当年的那些同生死的战友和老首长……

眼泪涌了出来，我怕身边的旅客看见，只好把头伏在茶几上。

午夜12时，火车到达徐州，因为误点两个小时，没有赶上北去的列车，我只好下车等待明天早上8点30分开往济南的火车。

深夜下车后，我跑了几家饭馆，只买到高梁卷子和包谷饼子。在另一家饭馆里，我意外发现这里有卖包谷面包子，我立刻买了一个，咬了一口，里面完全是地瓜心子，令我很失望。此时已是午夜两点，我说了许多好话，感动了茶馆的老板，花了六角钱，坐在这家茶馆门前的一张竹椅上，一直睡到天亮。

10月15日早上8点30分，北上的火车（慢车）准时离开徐州车站，下午1点30分到达兖州。这里是1947年夏季我军攻打敌军吴化文的地方，那时候，在炮火硝烟中我是一个满怀革命英雄主义激情的年青军官，我舍生忘死地跟着共产党打天下。13年后的今天，我像个“叫化子”又来到这里。不过，“叫化子”还不是人民的“敌人”。我却成了“阶级敌人”。此时此刻我的内心是何等伤痛和悲愤！

下车后，我花了三角钱，买了五个地瓜包子吃，刹那间天气骤变，火车在大雨中前进，晚上6点钟列车到达济南。我下车后冒着大雨前往附近饭馆买吃的，因时间错过饭馆已停止营业，只好饿着肚子赶乘7点20分去青岛的火车。

这趟列车上每个乘客可以买一包五角钱的饼干，但我舍不得吃完，留了一半带回家去。我想把这点饼干作为见到我祖父母时唯一的一点见面礼。在高唱着“社会主义幸福的天堂”的共和国里，即使是有钱也买不到吃的东西。

火车在黑夜里飞驰，我不时看手表，就要踏上阔别15年的故土了，心里切切地期盼。但我又不知如何向亲人说起我现在的情况。项羽兵败后，“无颜面见江东父老”。我呢？在以往的社会里，一个人受了委屈可以向他的父老乡亲倾诉，而我却不敢向他们倾诉，父老乡亲们也不敢同情一个反党的“右派”分子，如果他们知道了我的身份，一定会和我“划清界线”。此时离家门越近，我的内心越矛盾越疑虑不安。

火车在午夜凌晨3点20分到达了我的故乡——高密。

冷雨凄凄，寒风袭人，人们都还在睡梦中。

我在高密火车站附近找了一个角落呆坐着，躲避凄冷的风雨。

连日旅途奔波，我的身体更差了，全身浮肿，面容憔悴，四肢无力，拉肚子的毛病又犯了。我精神很紧张、烦乱。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让我难以支撑，就好像快要到了生命尽头似的！

天亮了，我赶快找旅馆先解决宿、食问题。车站附近一家食堂要7点钟才开门营业，我急忙排上轮子，买了两碗面条吃，之后，又花了六角钱办好住进旅馆的手续。

一进旅馆，我倒床便睡，中午12点才起床，在食堂吃了顿包谷包子，老秤1斤粮票16个，比南方便宜一倍，但是包子里面尽是萝卜樱子，南方叫萝卜叶子而且没洗干净，吃进嘴里不敢嚼，就囫囵吞下去。

下午，我到处打听，在哪里能买到去水西村的汽车票？不料，此地百里内的短途汽车一律停止卖票，以支持“三保”。靠着我虚弱的身体如何能走50多里路呢？正焦急时，旅馆里的一位服务员得知我是个从远方回故乡探亲而且生了病的人，她很同情我，到处打听有没有去水西村方向的汽车。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旅馆里正好住着一位运粮的汽车司机，明天一早要去旁戈庄（旁戈庄，即清朝一代名臣刘墉的故乡，距离水西仅二里路）运粮。服务员领着我立刻去见那位司机，求他顺路把我带到水西。我恳求说：“我是一个残废军人，在四川工作。这次回老家探亲，走到郑州下火车时，小偷把我的随身携带的钱包偷走了，好不容易到了家门时又不幸生病了”，说完后，我把我的残废证拿出来给他看。当时的社会很乱，小偷横行，再加上我面容憔悴，看着就是个生了病的人。司机听后，长声叹了口气说：“好吧，明天一早来上车。”

我感动得几乎流出了眼泪，同室的旅客都称赞那位司机的好心肠。不过，如果要是他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

10月17日天亮前有个插曲，这个鬼使神差的插曲，影响了我后半生的人生历程，改写了我的历史。

那天早上风霜严寒，我拉肚子的毛病又犯了，5点钟起床跑进厕所，遇到同室一位佩戴着铁路局证章的人。他蹲在我旁边问我，“你的手表是什么牌子的？哪年买的，多少钱？”我作了回答。当我从厕所出来时，他在院子里等着我，他立即走上来央求我把手表卖给他，这突然出现的情况让我无所适从，我这只山杜士手表跟了我8年，从我在西南军区当军官到现在，是我随身的“患难朋友”，怎么能舍得卖给他呢。他不肯罢休，同他一起的几个同伴们围上来帮他说情，弄得我脱不了身。我忽然想到，我现在已经山穷水尽，囊中空空，见了亲人总该多少有所表示吧，两手空空怎么见人呢？我想了一阵后，答应把手表卖给他，在商定价钱的时候，他的同伴们都帮他向我说好话，我只收了132元钱，他高高兴兴把表拿走了。这件事发生在我上车前10分钟。

事隔50余年，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感到这是一个奇遇，如果没有这132元钱的话，我也就无法二次走出家门再回四川，那么我后半生的人生历程将是另一番情形了。一个偶然的因素改写了我的后半生的历史。

早上7点钟，我上了汽车，车上寒风刺骨，司机见我冷得可怜，让我进了他的驾驶室。我突然望见我童年时代经常爬上去玩的秦王冢了，这是故乡水西村的象征啊！我好像是受了满腹委屈的孩子突然见了娘似的，情不自禁泪如雨下。司机见状，笑着劝慰我说：“王同志，你多年没有见到家乡了，心里激动了，可不要伤了身体。”他这么一说，我的眼泪流得更难以止住了。

车行驶到旁戈庄街上停下来，我下车，谢别了司机，拖着虚弱的身体，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出旁戈庄，我向北去的一条路走去，这里的一切都变了，我怕走错了路，边走边向田间的农民问路，只有两华里的路程，我好像是走了很长的时间。

走进水西村，我吃了一惊，像是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记忆中的房屋、街道、树木等完全不见了，有些地方墙倒屋塌，瓦砾遍地，如果不是东南郊外的那座高大如小山的汉朝时代的秦王冢，我简直难以相信这就是15年前我离开的那个故乡。

我到处转悠，找不到家门。正焦急时，一个中年人打量着我，突然他大喊一声：“你不是王开泰吗？”我这才认出来，他是小名叫“君”的大哥。是我小时候隔墙一个胡同（名叫贼胡同）的邻居。

我喊了声大哥之后，眼泪跟着流了出来，他赶紧向前紧紧拉着我的手，领着我向家门走去，快到家门时，前面走来一个人，他望了我一阵，大哥正要介绍，那人忽然大喊一声：“这不是开泰吗？”我认出他是我三叔王克宽，我泪水涌了出来。

三叔先把我领到四叔王克仁家，见到了从小把我养大，现已年迈古稀的老祖母。祖母和我都哭成了泪人。随后，闻声而来的有我娘，我五叔，三婶等，见面后彼此都悲喜交加。流出了眼泪。

吃午饭时，三叔拉着我到他家去吃饭。

三叔家住的是老宅子正房，这里是祖父母从小把我抚养大的地方，一景一物很容易触动童年时的情景。此时这里只剩下了三间破烂房子，（而原来是一幢5间的房屋）。里面几件旧家具还是我童年时代的旧物，我触物伤情，一阵悲伤感涌上心头。

三叔招待我吃的是一大盘热气腾腾的煮红苕（北方叫地瓜），接着我娘也端上来一大碗煮红苕，只有红苕，没有饭菜，我也不便多问。我心里暗想，难道这就是解放15年后的故乡？难道这就是报纸上和歌声中唱的“人民公社好”、“社会主义是幸福的天堂”吗？

老家的现实与我的想象完全不同，一进家门就产生了一个念头，我想，早知如此，还不如回原劳教单位——中川钢铁厂呢。

四叔领着一些似曾相识的人来见我，虽然四叔和娘都将他们一一向我作了介绍，但我还是要慢慢地回忆，仔细地观察一阵后，才能辨认。此时，我才真正体会到唐代诗人贺知章的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他们流露出好奇和羡慕的神情，认为我当了“大官”。有人还向我娘祝贺说：“你的‘财神’来了！”

我的神经高度敏感，小心翼翼地观察亲友们对我的看法，还好，他们还不知道我是个“右派”。

娘把仅有的、留着过年吃的麦面拿出来给我吃，三婶子把她舍不得吃的小米饼子以及晒干了的小鱼拿了出来，三叔还把留着过年吃的海带也奉献出来，四婶也把舍不得吃的葵瓜子送来。亲人们把他们最贵重的食品给我，让我深受感动，但我已看出他们已经十分贫困了，一点小米和海带竟成了贵重的礼品。我一一婉言谢绝了。

我知道了家乡和家里的一些情况。

我祖父是饿死的，二叔王克俭也是饿死的。

五叔王克明全家有时到外地要饭吃，勉强维持生命，一家人衣无二件，裤无二条，五叔饿得甚至吃癞蛤蟆。

父亲五兄弟中，生活最好的是我家和三叔家。我家全靠我父亲在诸城林家村中学当教师，三叔家靠三叔在即墨三中当教师，这在当时的农村来说，很了不起，算是有“外汇”的家庭（有在外工作汇钱回家的人叫有“外汇”）。

另外，有在生产队当干部的家庭，也可以吃饱饭，“公社”社员们，每年每人有二至三百斤的口粮（粗、杂粮混合），其它一无所有。一个好的劳动力，干一天活的“工分”，折合一张八分钱的邮票钱，而且不能兑现，老百姓辛辛苦苦一年到头收获的东西哪里去了？很多群众敢怒不敢言，见了我，亲人们才悄悄说了些实话。

娘告诉我，我二爷爷家饿得去吃信饭（多年前用砒霜煮的小米，用来洒在田间杀蝼蛄虫），结果全家被毒死了。娘又说，某某人和某某人等都是饿死的，死了还不敢说是饿死的，只能说是病死的，年轻力壮的，有点办法的人都盲流到外地找饭吃去了。我问娘：“饿死这么多人，政府不管吗？”她说：“这个年代谁管这些，以前还有些大户人家（地主）出来放粮救济，现在没有大户人家，都成了穷人了……”我娘是个没有文化的农村老太婆，我听了她对儿子我说的这些掏心话后，思想震动极大，为什么饿死人政府不管？……我三叔告诉我说，村子东门里有个贫雇农公开骂共产党说：“解放后翻身翻身，把我们翻到沟里去了！过去我帮地主干活不但能吃饱饭，还给钱。”诸如此类的言论，已经到了民怨沸腾的程度了，只是在残酷的“阶级斗争”和“镇压专政”下，老百姓敢怒不敢言而已。

此时此刻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希望的家乡竟是如此凄凉！

无奈的谎言，绝望的选择

所见所闻，使我很快察觉到，我回老家前的那些想法完全错了，我被官方的政治宣传愚弄得太深了。现实如同一瓢冷水，把我泼醒了，这时候我才恍然大悟，难怪在乐山“支农”时，为什么有些农民还羡慕劳教分子，能够吃到“商品粮“，每月还有几元的“零用钱”用呢。

我心里激烈地翻腾，如果在这里呆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有点办法的人都千方百计离开这里，我这个大傻瓜反而想回来落户呢！我不敢再往下多想了，我除了重返劳改营外别无出路，于是我下定决心，重返劳改营。

幸亏这时我的“右派”身份还没暴露，村里的人都认为我在外面当了“大官”了，即使是有人怀疑，但他决不会想到我是一个“阶级敌人”。

我的“右派”问题，当时水西村只有一个人知道，此人叫王保全，他1957年9月跑来重庆找我给他安排工作，当时我已被打成 “右派”，但还未处理。那时候，毛泽东对“右派”处理上，有个“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指示，我对毛泽东的指示尚存幻想，另外，历史经验证明，政治运动过后，我的问题肯定会平反。因此，在王保全临走时候，我一再嘱咐他，不要把我的事告诉家里，以免亲人担忧，王保全后来去了新疆。

从父老乡亲的的谈话和表情上判断，这个问题还没有张扬出去。我决定，绝不能暴露我的真实身份，重庆大坪派出所出据的遣返证不交生产队。

按人事制度的规定，人在哪里，档案也跟着转到哪里，我想万一我的档案转到当地政府，那么，想走也走不了，当地政府必将我这个“右派”控制起来。因此这里不是久留之地，必须尽快重返中川钢铁厂。庆幸的是，我有在高密旅馆里变卖了手表的132元钱作路费，真是天助我也！

三叔为了陪着我多玩几天，特地向原单位拍了电报请假。

我到家的第二天，三叔、五叔邀约我去东注沟镇赶集。我哪有心思去赶集呢？为了不使长辈扫兴，我还是去了。

东注沟距离我家有5华里路程，是我童年时经常去的地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给我留下了难以忘记的印象，这里有我小学、中学时期的同学好友。

在东注沟东门外集市上，我举目四望，无论如何也找寻不到我童年时代的痕迹了。这里和水西村一样，到处冷冷清清，一片萧条，唯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公路两旁的柏树，长得高大、整齐、茂盛，一眼望去，一条绿树“长城”直通向远方。

赶集归来，走到村南门外一个地名叫“栗行”的地方，三叔和五叔领着我走近路边一座新的坟冢旁。五叔指着这座坟冢对我说：“开泰啊！这是你爷爷（祖父）的坟。”

一见到从小把我抚养长大的祖父的坟墓，一股无比悲伤、内疚的情感涌上心头，我在他老人家生前不能报答他对我的抚养之恩。我站在祖父坟前默默的凝视，久久不肯离去。

10月19日下午，父亲从林家村赶了回来，见到离别15年的父亲，我激动得泪流满面。

我很想把我的遭遇原原本本地向父亲和三叔倾诉，但父亲和三叔一样，完全沉浸在骨肉团聚的又悲又喜的氛围中，好像还不知道我是个“右派”。我如果说出我是个“右派”身份，必然会使他们难以忍受。欢聚一堂的热烈气氛马上会变成悲聚一堂，而且，这意味着它立刻会成为全村的一件爆炸性的新闻，这样一来，又会给家人带来意想不到的痛苦和麻烦。

父亲问我：“你怎么三年不给家里写信了？”我回答说：“因工作调动，大炼钢铁，一天到晚很劳累。”他说：“我给你写了一封信，被你原来的单位退回来，信封背面写着‘此人去劳改去了’，我感到很奇怪，这不太可能吧！”我说：“这简直是开玩笑，我已经调到乐山专署中川钢铁厂去工作了。”他又问：“你现在担任什么职务？”我回答说：“我在该厂任党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按我的资历，他会相信），这次因去北京开会，顺便回家看看。”

我暂时骗过了父亲，虽然负有“欺父不孝”之罪，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真相一旦暴露，一个被遣返回原籍的“五类分子”，本地政府能允许我“乱动”吗？但是我的谎话却害了父亲，在“文革”中，他被扣上了一条对党隐瞒右派儿子的罪行被批斗惨了！……此乃后话。

10月20日，娘很高兴的叫我去旁戈庄发个电报，叫在昌潍专署商业局工作的立泰弟赶快回家来。

10月22日，立泰弟从昌潍回来了。

我离家时他才两岁多，此时已是个英俊青年，全家团圆，娘高兴极了，把她舍不得吃的食物全部拿出来，家里热闹得像过年似的。从早到晚左邻右舍络绎不绝地来看望我，炕上、炕前都坐满了人，欢乐气氛到达了顶点。

父亲在家只住了三天，他和三叔都回工作单位去了，来访的人也渐渐少了，此时我才有时间走出家门看看。

这天，我独自一人漫步在水西村。我东西南北到处走了一遍，极力寻找我童年时代的痕迹，然而这一切都无处可寻。

原来的街道、房屋绝大部分都被拆除了，有的在原地基上种上了庄稼和蔬菜，有的地方墙倒屋塌瓦砾遍地，有的地方还耸立着断墙残壁。我的启蒙小学，水西私立培英小学的旧址上，满地野草和破砖碎瓦，仅剩下了一个破烂不堪的校门。整个村子既不像村庄，又不像荒野，到处死气沉沉，满目荒凉，如同遭到了一场大浩劫。据说这些都是“公社化”、“大跃进”、“大炼钢铁”所遗留下来的悲惨景象。

我百感交集，难道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最后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吗？

当时农村的情况何止我们这个水西村，据我所知，许多老同志回乡探亲，看到农村这种凄惨情景，回到原单位后，说了真话，被打成“右派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真是“苛政猛于虎”，

故乡之行使我对农村的真实情况有了亲身的感受，所以后来我对敢为老百姓说真话的彭德怀元帅由衷地钦佩和敬仰。另外，我这才深深认识到，毛泽东这位独断专行，至高无上的“万岁”，用所谓的“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天堂”，把老百姓害惨了！

这时我在家已经住了十多天了，如果继续住下去，必定夜长梦多，于是我决定立即动身回四川。

我要感谢村支书记王连声。我到家后的第一天，就决定户口迁移证件等一律不向外拿，假装作为回家探亲来掩饰。

但有个问题，山东地区为了阻止人口外流，买火车票的管理极严，一律凭介绍信和证件。那么在返回四川的旅途中买火车票，住旅馆的凭证怎么办呢？于是我谎称我的探亲证件放在钱包里在郑州转车时被小偷偷走了。娘领着我去找到村支部书记王连声，王连声不知道我是个“右派”，满口答应给我出个证明，我立即亲笔草写了一个证明，他看了后马上给我盖了个公章。

10月30日晚上，是我难忘的一夜。

在得知我第二天要走的消息后，三婶给我送来了地瓜枣，四婶给我送来了一大瓢葵瓜子和地瓜枣，天刚刹黑，祖母、娘、五叔、三婶、四婶、“余耕堂”我二妈妈、“永安堂”我三大爷、三大娘、冬至他娘（我大嫂子），还有左邻右舍的亲人们等等，都来为我送行。他们异口同声地祝我一路平安。大家谈笑风生，气氛欢乐极了……一直到下半夜，大家才恋恋不舍地与我作最后的告别。这是在阶级斗争最残酷，最恐怖的时代，在我当“右派”以来，第一次享受到亲情人性的大温暖。

50多年后的今天，“万岁爷”时代的那段悲惨的岁月已成为历史。遗憾的是当年送别我的那些亲人们，绝大部分人没能看到今天，他们与我的那次告别竟成了永别。

1960年11月1日拂晓前，娘一早给我做好了早饭，吃完早饭后我告别了娘和三婶，与我弟弟立泰一起登上路程（立泰是顺便返回昌潍专署他的工作单位去）。

大地还静悄悄沉睡着，我走到四叔的家门口，老祖母正在睡梦中，我望了一下四叔的家门，凄然长叹了一声，今生今世恐怕难以见到这位把我抚养大的老人了（注：祖母84年去世，在她老人家生前，我不能报答她对我的抚养之大恩，是我终身最大的遗憾）！

下午4点钟我到了高密火车站。

我买火车票时意外受阻，售票员说我手续不齐全，不符合购买长途火车票的规定。我吓了一跳，如果走不了的话，那么后果就难以设想了。我立即请列车售票员打电话询问王连声，他们和王连声通了话以后，这才解了围。

至此，我第二次走出了家门，又走上了我漫长的、坎坷的人生旅程。

从山东高密到四川成都，坐火车约2300余公里，两天两夜即可到达。我卖手表的132元钱，在家半月只用了20余元，临走时给了娘40元。买火车票（残废军人半票）13.90元，还剩60元左右。娘给我烙了一些包谷饼子、春芽饼子、绿豆丸子，这些食品够我路上吃几天，外加我还有六、七斤全国粮票，凭这些钱粮，只要不超过火车票七天的期限，撑到劳改营就行了。劳改营这个人间地狱的味道我尝够了，但对于我这个流浪汉来说，天大地大只有那里是我唯一能栖身的地方。

第二天（11月1日）下午四时，火车到达徐州车站，我在这里下了火车，准备转乘去西安的火车。因为当地严格限制经营，所以饭馆很少，下车后旅客们都一哄而上买吃的。

第三天（11月2日）早上，我登上了去西安的火车，第四天（11月3日）上午11时50分，火车到达西安。

连续几天的旅程使我疲惫不堪，我决定休息一晚上再走，但走了几处旅店都客满，最后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家名叫“山东大旅社”的旅馆住下，住一宿要花七角钱，这在当时算是很贵了。

第五天（11月4日）早上3点40分，我登上了去成都的火车。日落黄昏前，列车到达了阳平关，在这里，列车停车12分钟。

阳平关，在历史上是三国名将赵子龙镇守的地方，我以往几次经过此地时，都没有心思看一下这座历史古城，这次利用停车的时间，我下了火车，四处观望，发现不远处一座雄伟高大的土台子。一位旅客告诉我，这是当年赵子龙的点将台。我兴奋起来，回到车上，我向一位旅客讲了一段赵子龙的故事，我讲得有声有色，吸引了身边的许多旅客围拢来听，甚至有人递烟端茶，只有这时，我才忘记了自己是个“右派”。因为我的幻想破灭，我想，何必自我烦恼呢，就这样鬼混吧！

第六天早上5点，列车终于到达了成都，本来从山东高密出发，只要两天两夜的时间，而我混了六天才走完。

成都距离乐山167公里，我听说这几天买不到去乐山的车票，急忙清理了一下我的“家当”，钱粮还有多半，这才松了口气。到劳改营只有两天的路程了，这点“家底”完全可以撑下去，于是我放心在旅店睡了一个午觉。起床后，我漫步南门外武侯祠，凭吊了我少年时所崇敬的三国枭雄——刘备的坟墓。我感慨万千，刘备是位大智若愚的英雄，我如果早向他学习，何至于锋芒毕露上当受骗当上了“右派”，不过现在还不晚，我正在学习他的“韬晦保身”。

黄昏时分，我去了附近一家浴池洗了一次澡，说来好笑，自从1959年2月去北京告状途经郑州洗了一次澡，到现在整整一年零九个月，才洗第二次澡。

第七天早上6点钟起床后，我去公共汽车站看能不能买到车票，谁知刚好碰上车站正在卖去乐山的车票，我立即花了5元3角9分钱买了一张票。

7点钟汽车起程，下午5时半抵达乐山。该地方的旅馆也是联营的，旅客凭车票在指定地点办住宿手续，然后再到指定旅馆去住，经过一番周折，我被分配到“协成旅社”住下。至此我的全部行程主体上已经结束了，我决定在这里休息一天。

乐山至沙湾虽然只有37公里，但往来的班车极不正常，要买到车票只能靠运气，因此我决定步行。其路线是乐山——草鞋渡——（过江）水江——嘉农场——丰都庙——沙湾。

我越往前走，距劳改营越近，神经也紧张起来，对劳改营的恐怖感涌上心头，心情越发沉重。想到伤心处，我的两条腿也沉重起来，不得不停下来在路边田坎上或草垛旁边呆坐一阵再走，走走停停，到劳改营这段路本来只有一天的路程，我整整拖了4天才走完。

11月8日中午12时，我到达水江。走了半天才走了20华里，我想起劳改营那些饿死、累死的同伴，想到劳改营形形色色悲惨情景，两条腿越来越沉重，后来实在不想走了，只好在街上找了个旅馆住下。

从老家带来的饼子，我在路上舍不得多吃，此时还剩下一点。饼子都长白毛了（霉变了）。看见饼子，又想起了山东老家，想起了我娘，还想起了临别前的那天晚上，四叔背着我老祖母，到我家的炕上与我告别的情景……

我长叹一声，拿着饼子走进附近一个茶馆，泡了一杯茶，边喝边在灶上烤饼子吃。旁边有个年约50岁的半老人，见我吃饼子，馋得流口水，看来他实在饿的忍耐不住了，才开口要向我买个饼子吃。看到这位可怜的老人，我的心一下子就软了，顺手掰了一块给他，然后一口气把饼子吃光，这是娘给我烙的，我带了几千里路，此时吃了饼子也就等于最后告别了我娘。

11月9日，我心情很不好，夜里失眠，早上因起床误了时间，吃不上早饭，只好用四两粮票在附近一居民家里换了一顿红苕吃，这家居民得到了我的粮票后，简直把它当成了宝贝，非常高兴地向我说了一些好话。此地距离沙湾有50多华里，据说中途没有旅店，必须一鼓作气走到沙湾。由于起床晚了，加之心情不好，此时我想走又不想走，犹豫了一阵以后，我决定在这里再住一天。

这天夜里，天气聚变，风雨交加，我躺在床上心里大为惊慌，明天再不赶路，万一被连绵雨所阻困，吃什么呢？我已经快断粮了。

11月10日，我吃过早饭，背上行李急忙上路，中午12时到达了嘉农乡，在公社食堂用三两粮票换了一顿红苕吃，当时粮票的价值大大超过了钞票。之后，继续赶路，下午5时许到达沙湾。

这里距离劳改营只有2、3华里路程了，考虑到天色已晚，我决定先到街上找个旅馆住下，把这几天烦乱的思想情绪调整一下，等于“收收心”，至少明天进劳改营也有一个好的精神面貌。

11月11日上午，我睡了半天，一路上的疲劳差不多已经一扫而光，此时我一反常态，反而好似披挂上阵的勇士，精神大振，决定鼓起勇气再进劳改营和死神战个高低！只有豁出去“置于死地而后生”，因为我再也无路可走了。

我查看了一下粮票，已经用光了，钱还剩20元。我本想给祖母点钱，又怕万一路费不够，一路上想起，内心愧疚不安，因此路上我尽量节省，打算到了目的地时再说。这时候，我立即去邮局以我四叔王克仁的名义寄了18元钱给祖母，幷在汇款单的留言项中填写“我已平安到达，请老人家放心”。至此，我身上只有2元钱的“家当”了。

当天下午2时许，我又进了劳改营——中川钢铁厂。从山东到此，我整整混了12天。

劳改营成了“避难所”

我背着行李走进厂部管教科。江科长和丁干事见到我都很惊讶。我把在重庆上不了户口的情况向他们作了报告，但我没把被遣返回原籍的情况，以及在农村的见闻告诉他们，我怕他们会拒绝收留我，更怕他们说我攻击党的“三面红旗”，这是一条非常可怕的罪状。

江科长笑着说：“好吧！你先去招待所住下，我们研究了以后再通知你。”

第二天，江科长来招待所对我说：“你过去当过教育科科长，听说你的‘笔杆子’挺不错，因此我们决定安排你到《中川日报》社当个编辑好吗？”

我听后非常高兴，在我走投无路时，劳改营收留了我，成了我的“避难所”。

《中川日报》是全厂范围内发行的一份劳改报纸，直接属厂部管教科领导，该社原有四个人，都是从劳教人员中选拔出来的，加上我共五个人。原来这四个人都是“摘帽右派”，都是搞过宣教工作的知识分子，有的还担任过领导职务，其中有个名叫邓平（原重庆市总工会秘书长，平反后任渝州大学校长）的人，我早在火烧埂采矿四队时就彼此认识。

我们五个人成为一个小组，大家既是编辑又是记者，编辑和采访合一，集体选稿排版，由一人刻钢板，大家共同油印分发等。我对这项工作很感兴趣，我们几个人也比较合得来，因此工作起来很轻松，心情也很舒畅。

我重返劳改营，引起一些人的议论，有人说：“我们都盼早点离开这个鬼地方，王开泰反而自己跑回来了。”有人说：“王开泰真傻，人家想跑都不敢跑，他自己又送上门来啦！”

对此，我无言以对。不过我的返回，让厂领导加深了对我的好感，他们认为我忠诚可靠，放出笼的鸟儿，自己又飞回来了，这在劳改营是个典型事例，因此我受到了领导多次在一些场合上的表扬，幷把我当作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坏人”被改造成好人的具体事例，来说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节录自作者长篇回忆录《我当右派22年》。现题目是本刊另拟的）

何鸿钧自传遗稿（节选）

编者按：何鸿钧（1919—2007），四川省秀山县（今属重庆市）石堤乡人，1944年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1945至1952年在重庆《新民报》先后任记者、采访主任和编辑。后任重庆市文化局出版科审读组长、重庆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反右派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兼“反革命”。1978年12月27日才被“摘掉右派帽子”和“摘掉反革命帽子”。已过退休年龄的1980年1月才回到刚恢复组建的重庆出版社，任政治经济编辑室主任。主持编辑了《重庆谈判纪实》、《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纪实》、《政治协商会议纪实》等重要书籍。曾被安排为重庆市第七、第八届政协委员。

（1）打成“右派分子”

1957年春，中国共产党开门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天真的大批知识分子非常振奋，以为这是忠心耿耿地、畅所欲言给党提些意见和建议的难得机会，促使党员改变某些不良作风和倾向，对于这类问题，知识分子是比较敏感的，何况中国的知识分子，或者说历史上所谓的士大夫阶级，历来就有个传统，深具忧患意识，他们不能不对现实进行观察和思考，看到一些问题，引发忧国忧民之思，必须进忠诤之言而一吐为快。这种忧患意识是他们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所驱动的。按理说应该得到尊重，无可非议。

整风开始了，共产党的各级组织把他们请进来，请他们发言，帮助党整风。他们激动万分，响应号召，深信“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甚至冲动激扬，态度用词或有过火。当时，我自己就参加了这个行列，感奋不已，活跃异常，只要一有机会，决不缄默，面对面地提意见。对方要硬着头皮听下去，不准反驳。我很感动，曾对人说过：共产党人把别人请来当面提意见，只坐着听，作记录，不反驳，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事；共产党人的胸怀真是宽广，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

一位好友马成敏（曾任重庆新民报副经理，时任重庆出版社出版部副科长）暗中告诉我：要注意，说得太多了，你会挨整的。又一位好友杨建恒（曾任重庆大公报记者，时任出版社编辑部编辑）悄悄对我说：“我总有些不放心。一旦翻悔了，反过来整人，怎么办？”我说：“问心无愧，纵然不以为然，也没关系，充其量不重用我，总会有个工作，有碗饭吃吧？！”

殊知，天真的人们高兴得过早，好景不长，风云突变。一夜之间，热热闹闹的整风运动，马上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变成了残酷的反右派斗争，整风变成了整人。

反右派斗争一开始，我在重庆人民出版社第一个被揪了出来，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中了头彩，大会小会，群起围斗，无论你怎么检查，总是通不过，过不了关。于是，我心一横，不再检查了，只带着两只耳朵听，接受“批判”。不过，还比较文明，没有打人、罚跪，或侮辱人格之类的玩意。我那位老友偷偷摸摸来责备我，“你看，给你提醒多次，就是一意孤行，不听，不听！现在怎么办？自讨苦吃吧！”我哭笑不得，无言以对，十分尴尬，心情沉重，只怪自己太幼稚了。但我想，从北京到全国各大中城市，那些大大小小的“头面人物”都被“请君入瓮”了，我这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又怎能不“栽”呢，也许是在劫难逃吧？

（2）判管、开除、送劳教

1957年8月17日，《重庆日报》第四版登了一大篇，点了我的名。肩题是“重庆人民出版社右派分子”，主题是“何鸿钧原形毕露”。这一下公开出去，臭名远扬了。于是，耷拉着脑袋，“无颜见江东父老”了。

开始，还让我继续编书，和别的人员一道外出组稿，访问作者。继后，就不让我出去了。再后，便停止我的编辑工作，作校对，有时还要下印刷厂校稿。进入1958年，情况更不妙，从2月份起停发工资，只发生活费，在社内搞清洁卫生，有时要派去扫厕所。同时，政府公布了劳教条例，要右派分子学习，联系思想，谈自己的认识。我曾说，我对那个“收容劳教”有意见，我要谁来“收容”？大不了自己凭劳动找饭吃。不久，毛主席主持成都会议之后，要来重庆视察，就把我们这些右派分子集中到长寿湖、广阳坝等地劳动了十来天。我从长寿湖修鱼塘回到出版社，断断续续听到一些小道消息，真是山雨欲来，要处理右派分子了。

1958年4月17日，吃过午饭，社党支部书记刘耀新找我谈话。他说：今天下午2点钟，由文权峰、孙开琼陪你去区人民法院，法院有些事要问问你。我一怔。他接着说：一同去，一同回来，你现在去休息吧。回到宿舍，当然睡不着，脑海不停盘旋，区法院找我干什么？未必还要动法么？我究竟犯了什么罪？……

我们如时到了区法院，等了一阵子，然后把我送到一个法庭上，听候审理。我这才明白，法院就是这般“问问”我的。由一位审判员，两位陪审员、一位书记员组成合议庭，对我进行审理。主要由审判员问话，他们之间，只是偶尔交头接耳一下。看来，那些问题的材料和内容，都是单位早准备好了的，在法庭上提出来，不过是个形式，完成法律程序，要用法来对我动大手术。这时候，我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我原来的想法未免太书生气。但是，我很镇静，决不含糊，决不把所有的问题都包下来兜着走。对那些歪曲的不实之词、无中生有之议，或解释、或辩白、或否认，决不低头承认；至于应该承担责任的，则不推诿，一定认账。审判员问我有啥要求，我说：我自问无愧，没有恶意，希望法庭实事求是，秉公处理。显然这是没有用的，审判员只不过按照上级的意图在法庭上表演一遭而已。

当天下午6点多钟，出版社敲钟打铃，有人大呼：在饭堂开大会，全体职工都参加！我当时躺在床上，蓦地站了起来。我思想准备不及，没想到来得这么快，以为还要拖几天才会处理的。

饭堂挤满了人，支部书记宣布对右派分子进行处理。当时，出版社已揪出5个右派。宣布的方式是由轻到重，有意把我摆在最后面。前面4个右派分子处理完了，支部书记说：现在开会的方式要变更一下。他话一毕，显然几个早已知情的积极分子就手脚麻利，搬桌挪椅，将会场摆布成个法庭的样式。区法院的审判员、书记员很快进入台上就座。全场肃静，审判员站起来，左顾右盼，开口发话：“何鸿钧来了吗？站到前面来！”接着，她就宣读“判决书”。判决书上列举了一系列“犯罪事实”，并说上列事实经本庭审理完结，被告也自供属实，判处被告管制三年。宣读完毕，审判员问我有什么意见。此时我已无所顾虑了，便大声回答：“我有意见，我不服！判决书上说我自供属实，请问，我什么时候自供属实的？”审判员不让我再说下去：“你有意见现在不在这里说了，不服，可以在十天之内提出上诉。现在你在判决书上签字！”我拒绝签字。她说：“我代表法院将判决书副本交给你，你签个收吧。”我签了“收”，她就宣布退庭，匆匆走了。但大会并未结束，继由行政宣布，把我开除公职，强迫送劳动教养；工会开除了我的会员资格；民主促进会也开除了我的会籍。要我把工作证、会员证统统交出来。这样，我就被剥夺得一干二净、一无所有了。

散会了，我回到办公室里，将证件取出，撕下照片，抛在桌上，气鼓鼓的，脑子里热烘烘的。有人来通知我，说文化局派来一部车，在门口停着，保卫科申科长也来了，叫我马上收拾东西，把我送走。我一听，就发了火：“怎么，刚才不是说，我十天之内可以上诉吗？为什么现在就要执行，就要我走？这究竟是为什么？我不走，我要上诉！”我的声音惊动了一些人，他们站在窗外交头接耳。

一会儿，支部书记来了，态度恳切，语气缓和。他说：“你去把东西收拾一下，不过去学习一段时间，争取把帽子摘掉，还是可以回来的。”我没吭声，但情绪已较平静。他接着说：“你不要不服气，你这个人就是个性太犟，不那么听话。犯了错误，好好认识，改了就好嘛。其实，在解放前，你和地下党的关系，给党做的那些工作，我们是知道的。”我转过身去，打断他的话：“好道，你们过去就是不承认这点，在肃反中把我当敌人整。如果你们早这样说了，我就不会有这场祸事！”他说：“我看你还是有气，认识还不够。现在送你去学习，认真检查，深刻批判，改正错误，不是很好吗？我劝你，还是去的好，不要任性把事情弄得太僵。”我虽然有余火，但他最后两句话的分量，还是掂量得出来的——硬抗，将遭到强制执行。

终于，我上了车，由文化局保卫科申科长和出版社人事干部孙开琼一同押送。在车上，申科长对我说：“你如不服，可以在学习的时候，利用休息时间写上诉。现在先送你回家，看看你爱人和孩子。”车到二十一中学门口停了下来，其时，我年仅9岁的大女儿正在校门口玩耍，见我下车提个包袱，又有两个人跟着，她有点诧异，赶忙拉着问我：“爸爸，怎么了？”我一阵心酸，无言以对，只问：“你妈妈呢？”她说：“妈妈在楼上家里。”我领着他们急步走进房间，妻正在饭桌旁坐着，见我和两个生人走进屋，她立即站了起来，我把包袱放下，对她说：“我的问题，处理了，要我马上走。”她两眼一楞：“到哪里去？”我摇摇头：“不知道。”这时申科长插话了：“送他去学习一段时间，什么地方，他到了就知道了，可以写信回来。现在天已黑，时间不早了，赶快拿着生活、学习用品和简单行李走吧！”我就这样和妻女见了一面，匆匆离开了家。

出得学校门口，申科长说，局里有事，他不去了，由孙开琼一人送我到解放西路劳教转运站。途中，孙悄悄问我：“你还在生气呀？你真的要上诉呀？”我点点头：“是的。”她又悄悄地说：“你去学习一段时间，很快就会回来的。你千万不要上诉，千万上诉不得啊！”她最后两句话，像一瓢冷水，把我浇醒了，我领悟到它的含义和分量。我由衷感激地拉着她的手，连连说：“谢谢你，谢谢你！”我断然放弃了上诉的念头。

到了劳教转运站，铁钎门一拉，我就进去了，再一拉就关上了。铁门一开一关的声音，惊动了门左侧的一个人，他从铁床上弯起身来，我一看，是市委宣传部王匡时副部长，连忙招呼他，他摇头摆手，又招手示意我过去，轻声对我说：“我知道你要来的。”我说：“怎么，你气色不大好。”他说：“我刚割了痔疮不久，现在在受优待，睡在这里养病。”他把“优待”二字说得很重，向我微微一笑。我向右侧身，见一群青年人正围着一个人噫哩哇啦的，好像在争论什么。便问：“那是干什么？”他说：“那是一些西师学生在帮助董时光。”我又问：“怎么，这里面还要开斗争会？”他说：“这里面要学习，也要主动检查。”他躺下身去：“你快去办手续吧。”

这天晚上，气候闷热，我被安排在二楼的地板上“休息”。我把带去的行李打开，想拉伸睡他一大觉，但是胡思乱想，很难入睡。午夜起来小解，迷迷糊糊地向厕所走去，给武装值勤的士兵挡住：“喂，怎么不喊报告？”于是，我按他的指示，重新站好：“报告管理员，小便！”他微微一笑：“去吧。”他这一微笑，不知是对我表示善意，抑或自感多余。他并没有刁难我，是朴实的，而我则第一次感到，失去自由，方知自由的可贵。

（3）玉皇大帝请客——都来了

劳教转运站，顾名思义，就是劳教分子的集散地。各个机关和单位把处理的劳教人员送到他那里集聚起来，经过一番研究安排，又将这些人分别分批输送到不同的劳教场所去，有点像劳教分子批发站。自从开始处理右派以来，这里生意兴隆，门庭若市，一批批吸进来，又一批批送出去，像走马灯似的，络绎不绝。

转运站大概有两幢相邻不远的楼房，一幢住宿、学习，一幢吃饭、集体活动。但两幢楼房不能直通，要绕过街边一段马路。显然是临时性的机构。

入站的第二天，也就是4月18日清晨，我在似睡非睡的迷糊中，被一阵躁动声惊醒，从地铺上爬起来，尾随一支长蛇队伍到另一幢楼房做早操、吃早饭。从街沿马路走去，见一女子抱着孩子，和另一些男男女女，停足观看我们。孩子问：“妈妈，他们是做啥子的？”妈妈毫不迟疑地答道：“他们都是坏人。”在马路对面，有5、6个小学生在高声唱：“右派右派，是个妖怪。大家说好，他偏说坏。”我们这群同类都已麻木不仁，没有谁去理会这些，说说笑笑，扬长而过。但我心里却蓦地闪现一念：我们已是过街的老鼠了。

做完早操，解散下来，等着吃早饭。我举目一看，真有点意外，好多熟人呀：宣传部的王副部长不说了，有重庆作协的作家、我的挚友刘盛亚，有美协的画家汪子美，有在整风中一再声言“要么我就是标准的共产党员，要么我就除脱（即开除）党籍”的重庆市文联秘书长温田丰，还有重庆日报的记者游仲文，等等。盛亚兄首先发现了我，急步向我走来，连呼我的名字，我们的手握在一起。好久不见了，未料到在此见面，嘘唏不已。熟人见了面，拉着手，笑容可掬，都不约而同地说出一句话：“你也来了？！”

盛亚对我说，前几天送走了一批，钟岫他们都走了。钟岫，就是重庆人民广播电台的“纵火犯”杨钟岫，我们三人是知己，我还是杨的“同案犯”。盛亚所说的“他们”，还包括四十年代的老记者、重庆电台的记者李忠禄，也是四十年代的老记者、重庆民盟的李康、舒军和《重庆日报》的编辑杨本泉等人。这批走了的和前面提到的，都先后在《重庆日报》上点了名，已成为搞臭了的重庆“名人”，是“一丘之貉”。

一时间，我沉重的心情反而到“轻松”了。真是玉皇大帝请客——都来了，岂止我一个人哉。这显然是一种政策性的措施，在劫者都是逃不脱的。但我还有一种心病，不好意思说出来。从接触中，虽然大家都是右派，都是送劳动教养，有的并未开除，还保留公职，为什么要在我一个人头上动“法”，管制3年，搞得那么重？我悄悄给盛亚谈了，他稍一思索，说：“这没有啥，反正都一样，去他的。”也许他在宽慰我，但我仍在“反省”，是不是我在反右斗争中的态度顽抗，拒不认罪？我曾说把我烧成灰，我也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无怪他们说我是“罗隆基的徒子徒孙”。是不是我对“收容劳教”很反感？是不是要我去扫厕所，我把扫帚给扔了？是不是叫我去长寿湖劳动，临走时我却睡着了，弄得他们又用摩托车专门把我送到文化局去集中？……慢慢地我悟出了一个道理：人事干部好心要我“千万不要上诉”，如果我“顽固不化”，真的上诉了，恐怕就要加码，判我几年徒刑，送我去劳改，那将搞得更惨。于是我毛骨悚然，有点不寒而栗起来。

在转运站，天天要学习，也天天有人主动争取检查，无非想博得好感，从宽发落。我是决心不检查的，觉得人都到了转运站，没有检查的必要了，如果不小心，说错了话，还会惹麻烦，自讨苦吃。我的不少熟人，也是这个态度，只坐着听，不发言。

有一天，王匡时检查了一个上午，的确说得好，条条是道，有事实，有分析，有批判。他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所以我决心下去改造3年到5年，争取摘掉帽子，回到人民行列，重新做人。”大家认为，他的检查似有启发示范作用。但是那个“3年到5年”，却是好多人没有想到的。人们认为，他是宣传部副部长，他的话一定有来头，绝非轻易随便之词，于是，难免有些悬乎起来，感到今后的日子还长哩，所谓“学习一段时间，很快就会回来”，不过是他们诓我上车好交差而已，也许他们也确实摸不清楚。

大概是4月21日吧，刚做完早操，管理员来告诉我：“你爱人和孩子来看你，去见见吧。记住，要表现得高兴一点，不要流泪，更不许哭！”他的语气倒是很和缓，不哭，不流泪，我可以强压住，又怎么高兴得起来呢？我走上一个过道，爱人和不满9岁的二儿子在那里等我。孩子偎着妈妈，扁着嘴，两只眼睛圆圆地看着我。妻一脸愠色，手里提个小包，彼此看着似乎都很难开口。我弯身摸摸儿子的头：“姐姐呢？”儿子望望妈妈，妈妈开口了：“她上学去了。”妻愠色未减，她带着责备的口气问我：“你为啥不好好检查，怎么弄到这个地步？”我说：“这并非我一个人呀，都来了。你看，那边不是刘盛亚、汪子美、游仲文他们吗？还有钟岫、李忠禄、李康、舒军，前几天送走了。”我指出这些人，都是她认识或知道的。她朝我指的方向望去，一大群人在那里等着开早饭。她转过身来，愠色慢慢消失了。我对她说：“我什么都开除了，一无所有，不久将要离开重庆，你带着三个孩子，今后会遇到很多困难。老家我还有母亲和兄嫂，看来也照顾不了他们了。想到这些，我非常内疚。”说到这里，我把手上戴的瑞士表取了下来，继续说：“这个，我今后用不着了，留在家里吧，你可以带着上课。至于我自己，算是交上去了，凭命运去安排，走到哪说到哪。”她从小包里取出一双解放牌胶鞋，是我去信向她要的。她希望我好好改造，争取摘掉帽子。至于她问及在转运站呆多久、将送往何处、什么时候能够回来等等，我都只能摇摇头，无法答复。我们的心情都很沉重，在我，更多的是担忧；在她，还有几分怨尤。孩子一会望爸爸，一会望妈妈，看得出，他明白爸爸惹祸了。

时间匆匆，妻带着孩子要走了，我对孩子说：“好好读书，听妈妈的话，听姐姐的话，要爱护弟弟。”他连连点头，要哭了，妈妈牵着他走了。我望着他们的背影，孩子不时回过头来，直到他们消失在过道的转拐处。我无限惆怅，无限凄楚。我把眼泪强止住。

这天晚上，我很难入睡，想了很多。

（4）别妻离子去沙坪

大概是4月23日或24日，午睡起床，队长说：“今天下午不学习了，一会儿在那边大房间集合，有重要事情宣布。”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家知道即将公布名单，快要开拔了。但是，到什么地方，可能和哪些人一道呢？每个人都想分到较好的地方，能和较多的熟人在一块。因为将近一年的反右，各自在单位上隔离开来，像个被遗弃的孤人，谁也不敢与你接近、谈话、打招呼。这几天在转运站里，大家都是一路货，谁也不厌恶谁，似乎还有交谈说话的机会，不再是个哑巴，反而觉得从隔离状态中“解放”了。

名单宣布了，一部分人送去自贡修铁路，一部分人送去沙坪农场劳动。宣布结束，谁也记不清那么多，都不免要互相打听一下：“你分到那里？”在熙熙攘攘中，盛亚兄笑笑地朝我走来：“不错，照顾我们高知呀，把我们都分在沙坪坝农场，不离开重庆。”他显然没听清楚，把地名搞错了。我拍拍他的肩膀：“哎呀，老兄，你高兴早了。哪里是重庆沙坪坝哟，是沙坪农场！沙坪农场在西昌专区峨边县。今年春节前夕，我们出版社有个青年李志明就是被送到那里去劳教，搞得哭哭啼啼才走的。”这一下，他愣住了，似乎高知不起来了。我拉着他：“我们去收拾行李，准备上火车吧。”

下午5点多钟，一支长长的队伍，每人背着背包，沿马路朝菜园坝火车站出发，有武装管理员“护送”。此时太阳尚未落山，天气闷热，汽车过处，灰尘扬起，大家埋着头，默默走也默默想。没有亲人或朋友来送我们，也没有人来给我们说声“再见”。蓦地，别妻离子之情袭上心头，这一走，不知何时才能回来，才能和他们团聚，等待我们的将是一种什么命运。前途其莫测兮，吾不知将伊于胡底？我想与我同行者，其感触未尝不是这样。

成渝铁路通车几年了，过去曾因公赶过几次火车，每次进站都是兴奋地急走上车，今天却有点异样，看起来，它好像是个张开的大嘴，黑压压的，要把我们这些人统统吞掉。

车厢里，热烘烘的像蒸笼，很难受。时已傍晚，黑幕将临，火车启动了。车速渐渐加快，一会儿，凉风悠悠，心情舒畅，人们脸上绽露了笑容，似乎发生的一切都过去了。

队长讲话了：在车厢里，大家可以自由活动。如果晚饭没吃好、没吃饱，肚子饿了，一会车上有食品供应，大家可以随便买东西吃，但是，不要喝酒。今晚，最迟十二点要休息，而且要休息好，明天还要坐汽车到沙坪，其余就由大家了。一时，车厢里活跃起来，驱散了沉闷的氛围，叽叽喳喳似乎又可以“大鸣大放”了。

这天晚上，王匡时、董时光、刘盛亚与我围坐一张桌子，闲谈吹牛，自然，反右遭遇，又成了话题。董时光，是留美学生，解放初期突破种种难关，争取回到祖国，分到西南师范学院做一名讲师。他说：我被揪出来之后，我和那些围攻我的学生讲民主、讲自由，他们不懂，听不进去，我就住在寝室里不出去，不理他们，他们便在我的窗前安了几个大喇叭，一天到晚大喊大叫：“董时光，低头认罪，”“董时光，缴械投降”，搞得你心神不宁，无法生活，无法学习，也无法睡觉。据说这叫“疲劳轰炸”，轰得你头晕脑胀。真是岂有此理！刘盛亚插话：“你过惯了美国生活方式，你谈的，大概是美国的民主自由吧？这当然不对啰。”王匡时也说：这不行，不行的。我说：我已戴上帽子了，听说你还坐着汽车去重大讲演。你我满脑袋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什么言论自由，这里行不通，不理你那一套。刘盛亚说：批斗我时，说我“火线入盟”，妄想借民盟之势，篡夺党的领导。我插话：无独有偶，也说我“火线入会”，披挂上阵，大肆叫嚣，要推翻党的领导。其实，我们这些人，哪里招架得住，反右一开始，只一个回合，帽子一戴，就落马了。大家都笑了起来。王匡时对我说：你还记得不？在市委鸣放会上，你不是写纸条要求大会发言吗？我点点头：对！他说：后来安排时，把你名字杠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在小组的发言已够了，已把你的名字圈上了，用不着你再发言了。”这一来，我算多少明白一点“逗蛇出洞”的道理了，并转而问他：如此说来，你那时还是个“知情人”啰？他说；“那时我还是了解一些情况，但摸不透，不然，后来我怎么会成‘张文澄反党集团’的骨干呢？而且，还说我们把你们出版社作为反党的据点哩，我是不清楚的，你说对不对？”我说：“这可能事出有因，我们出版社是受你们宣传部领导的，平时在编书出书的某些工作中，我们社的一些同志，譬如说我吧，需要到你们宣传部去请示，我就找你嘛，更多的时候我就找谢予同志，和他交换一些选题和书稿的意见，请他提示提示，把把关。你看，这不就和你们的反党集团联系上了吗？”他若有所思地频频点头，淡然地会心一笑。

这一夜，可以说是反右斗争以来，我们这些人能够自由交谈的好时机。

（11）老友相见，泣不成声

沙坪农场在峨边近郊有好几个生产队，都种有大面积的红苕。当时提倡种南瑞苕，说是产量高又好吃，各队已开始收挖，我们这些调来炼钢炼铁的人的口粮，系由场部供应，初期以大米为主，现在正当红苕丰收之际，便改为以红苕为主粮，由各车间派人去挖，背回来交称计账，五斤红苕抵一斤大米，按这个比例吃饭。因此，我们打柴组也曾去挖过几天红苕，这个劳动要比打柴轻松，苕地就在不远，随挖随背，路也好走。有时还借来耕牛，把苕箱犁翻，更是好掏好捡，干来轻巧，而且还可多吃，算是一种“优待”。所以很多人都想向厨房靠拢，帮炊事员打点杂，捞一点“油水”。

有天中午，正当我掏完红苕，准备收工回去吃午饭的时候，一个很熟的声音把我喊住了。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我们出版社的校对李志明，他站在上面一块红苕地里，满脸笑容，显得很结实，满有精神的。他就是今年春节前夕，经出版社送来劳教的那位青年人。我们在文化局同事，又同时调到出版社工作。我们相向疾步到地边握住手，好高兴啊！他说：“我看见你好久了，因为正在劳动，没敢叫你，你什么时候来的？”我说：“你走了之后，我们几个右派的日子就一天天紧了。我们是四月十七日处理的，有的降级，有的撤职，送农村监督劳动，只有我一个人搞得很惨，判管三年，开除，强迫送劳动教养，所以就到沙坪农场来了。”他说：“说句老实话，我知道你抹不脱，一定要取重的。肃反时，我在文化局打字，见到你的材料，他们就想抓你的，但因为没有根据，后来就没动你了。你知不知道，我有一条罪状，说我与你这个大右派勾结很紧，向你提供子弹，向党猖狂进攻。你看，这是不是活天冤枉？当然，我们两个比较好，比较接近，这是事实，但是，我怎么敢把那些机密材料告诉你哟！”我说：“这些事，一时说不清楚，该不是给我写了些糊涂账？以后看吧。”我们只能匆匆谈几句话，准备分手，他忽然想起什么，转回头对我说：“告诉你，姚江屏也来了，就在坡上不远，搭有一个棚子，他在负责挖红苕，我见过他，他问起你。你吃了中饭，悄悄溜上去看看他，你们是老朋友啊。”

这个消息让我“喜”出望外，我明知可信，偏要多问一句：“真的呀？”他一笑：“未必我还骗你吗！你看你那副高兴的样子哦！”我们挥手而别。

我抓紧吃完午饭，悄悄给小组打个招呼：出工时我直接到苕地去。我迫不及待，三步当两步走，很快爬到那快苕地，果真有个棚棚，外面坐着两个人，一问，说他在里面。我走进棚子，他正在一张临时桌前坐着，埋着头，在纸上填写什么。我迈过去叫他一声：“江屏！”他一抬头：“呀，鸿钧！”两双手紧紧握着，久久不放，感应着心灵的颤抖。我们一年多未见面了，惦记、激动、感伤之情揉在一起，两双红润的眼睛，显示出无限的内心之苦。终于，我们流泪了，呜呜咽咽，泣不成声。他招呼我坐下，我们这才相互打量，嘴角露出一丝苦笑。他问：“你怎么样？”我把手一摊：“你瞧，我们不都是这副狼狈像！”

他从口袋里摸出半包烟，递给我一支。我接着一笑：“你还有烟抽？”他也一笑：“你大概饿烟了吧？”我点点头，马上大抽起来。我向他简单谈了一点刘盛亚、汪子美、李忠禄、杨钟岫的情况，因为大家都是四十年代的老朋友。他说，他只听说朋友们大多送走了，但具体情况毫无所知，不免挂心挂肠的。我感到有件事必须向他谈谈，以表示我的不安和歉意。我说：“前不久，阿凤（我爱人魏文凤）来封信，提到珂琳（他爱人王珂琳，也是右派）带着小儿子去找她，希望把小儿子付托给她，代为照料管管，阿凤没有同意。我回信去说了她，认为她没处理好，无论如何，该把小儿子收下来。”他截断了我的话：“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不但小儿子解决了，妈妈也解决了，你放心吧。其实，这个问题不能责怪阿凤，她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也困难呐！哎，她妈妈还在不在你那里？”我说：“不，去年就送到北京去了，阿凤有个大兄弟在北京。”我与江屏是知交，常有来往，家庭情况也彼此了解。解放前，他，杨钟岫和我，都在重庆《新民报》作记者，与《新华日报》的同志密切联系，互相配合，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他是民盟盟员，工作很积极，不惜冒险，做得很有成效，曾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跟踪、追捕，也坐过牢。想当年，看今朝，此情此景，他的包袱似乎背得更重。

难得的偷偷一见，又须匆匆分手。临别时，他把剩下的烟塞进我的口袋里说：“你拿去抽吧。”我问：“你呢？”他笑笑：“我想得到办法。”

（26）调宁南铅锌矿，董时光死了

……喜德四周几个筑路劳教人员大队大改组的时候。队部宣布停工，清扫工地，整装待发。我们一批人调到宁南铅锌矿。该矿派来接人的干部已到，并招集我们讲了话，说宁南铅锌矿很好，居住条件不错，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生活也很安定。这次调动是步行，要走好几天路，要求大家轻装，在思想上作好准备，叫大家将不急需的东西打包捆好，贴上姓名，留交队部用汽车运来。大家听了，半信半疑，喜忧参半。因为经验告诉大家，只有到了宁南，才能见分晓。这时节大概是1960年的11到12月份之间。

这天，终于出发了。大概下午五点多钟，走到冕宁县属的一个什么乡停下来，住人民公社的一个大凉棚及其附近的地方，各队调宁南的人都集中在这儿，人很多，没法睡觉，靠着背包过夜。傍晚，一位干部来点名，不断地叫着：“董时光，董时光！”没有人答应。有人说他来了的，在那边歪角落里。我问身边的人：“是不是重庆那个董时光？”他说：“是的，你看嘛，在那边角角蹲着，勾着脑壳那个就是。”等干部点完名走了，我悄悄走到他身边，拍拍他的肩膀：“老董，老董！”他抬起头来，脸上那副眼镜已经摔坏，用胶布粘连起来，神情显得病态，萎靡不振，呆呆地把我看着。我问他：“你还记得我，认得我吗？”他点了点头。我又问：“盛亚呢？他在哪里？听说他出了事，你知不知道？”他把头摇了摇，一声不吭，又垂下了头。我无法再问下去，赶快回到自己的位置。然而，心情很不平静，十分惆怅：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这一夜在迷迷糊糊中度过。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继续开拔，目的地是四、五十里路远的泸沽。这天是个好天气，阳光照人，田野开阔，路也好走了。下午四时许，就到了泸沽。泸沽住户较多，市面比喜德宽广，但仅一瞥而过。我们被安排在不同的地方，干部指定我们一批人在一个客栈住下，真巧，其中有董时光在内。当我们进入客栈时，工友正在那里打扫屋子，我们便在天井下面四周坐下休息。我有意靠近董时光，想再借机向他探询作家刘盛亚的情况。然而，我还是失败了，他硬是一言不发，我也无法敲开他的嘴，更不敢逼着他开口惹来麻烦。失望之余，看着他那副沉闷而沉重的样子，真不是滋味。可惜那天晚上我和他并不住在一个房间里。第二天一早起来，听他们同屋的人说，昨夜董时光发病了，很危险，用汽车送到宁南去了。在途中，我们获知，送到宁南的第二天，董时光就去世了。真难预料，一个奔回祖国，正当盛年，应该有所作为的人，竟这样匆匆结束了他的一生。但谁又敢说一声“可惜”呢？

（节录自作者长篇自传遗稿《忧忧岁月》，由其子女提供）

我被“算老账”打成右派

林定恕

编者按：本文作者林定恕，浙江慈溪人，1932年生于杭州，1949年6月在上海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年底随军进入重庆，被分派到北碚军管分会文教接管部。后任中共北碚区委宣传部宣传科副科长。1956年作为调干生考入四川大学，旋因患病休学回家。1957年大半年在住院和养病中度过，没有参加任何政治生活。因其提出要求退学的申请得到批准，8月由重庆市委组织部另行安排到市委党校任教。因初到一个新单位，在有关会议上也基本上没有发言。可以说整个反右派运动中，无论是在原单位北碚区委宣传部，还是在四川大学，还是在重庆市委党校，都没有任何“鸣放言论”，按说他应该幸运地躲过了“反右”大劫。然而，谁也想不到有人要“算老账”，而这“老账”主要是“反对领导”和“反苏”……

当时，我绝对想不到，灾难已经临头。因为九月初调我到市委党校，十月下旬还认为我属于积极分子，至少让我觉得，党组织还并不认为我的思想、言行是右的。虽然我对反右派斗争后期的那些搞法，实难恭维，但也仅只是内心的疑问，拿不准，没说。我当时还挺心安理得哩。

突然，十一月六日，组织科通知我，市委组织部决定调你回北碚。问：什么时候走？答：“马上走。北碚区委来了人，他们有车来，等着接你回去。”很明显，已发生什么事。但我总是自我安慰，无非要我去说清楚什么事。但梅子（注：作者的妻子）很敏感，意识到要出事，但没有对我明说，却坚持要陪我一道回北碚。我们简单整理了一下衣物，带上孩子，就上车回北碚了。

到北碚，我们被安置在天生路旁一幢黑色砖墙房子的二楼上住下，被软禁起来。原军管会文教接管部的房子就在街对面，想起当年赤诚无私地为人民的解放和共和国的建设而奋斗的峥嵘岁月，如今莫名其妙地被剥夺了人身自由。扪心自问，即使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或错误，总体上无愧于这个时代，是不是遭遇了历史的误会？

北碚区委机关第一支部的书记来了，是一位在北碚玻璃厂生产改革工作队共事过的老熟人，此时显然要同我划清敌我界限了。他板起面孔，打着官腔发“指示”：在反右派斗争中揭发出来，黄绍群（注：北碚区委宣传部教育科副科长）问题严重，其中涉及到你，你要好好检查交待。党的政策你知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坠入五里雾中，不知道黄绍群有什么右派言行，同我有什么关系。

十一月八日，通知我参加会议。我郑重其事地带上笔记本，恭恭敬敬提前赴会场。顺便说一句，这本笔记本对于我可以说是无价之宝，从这天起直至一九五八年三月六日宣布处理，记录着对我进行批斗和处理的全过程，一些人，包括我自己在这个历史剧中是如何表演的，都原原本本地反映在上面。梅子是个有心人，由于她精心藏匿，经历二十多年的波折，包括“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许多东西都被查抄了或者毁了，但这本笔记本至今还保存着。它现在对于我写这段回忆录，是最详尽的客观材料。不过，在我看来，所有当事人以及他们的表现，归根到底无非都是那个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现象形态。在这台历史剧中，张三不上台演那个角色，还会有李四上来演出的。所以不该与具体的人计较。然而为了真实地反映那段历史场景，总不能不如实地记述各个角色的台词，于是隐去了某些人的真实姓名。

会场设在区委（蓝庄）进大门左侧的会议室（原为机关食堂），外面墙上贴满了大字报，都是揭发、声讨区委机关里的右派分子的，有关于黄绍群的，秦涛的……。这次会议名义上叫“大鸣大放”座谈会，实际是借此引出我的“问题”，并提上纲，拉开后续的一系列批斗会的序幕。这都是事先策划好了的，我在民主改革、“三反”、“五反”中都曾参与过这类策划。那位支部书记主持会议，点名要我发言，说“帮助领导干部整风”。此时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非要我说，我就只能应付，对宣传部的那位副部长和组织部王副部长作风不够深入的事，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接着与会者就向我“开火”了。不过，就像演戏一样，毕竟是序幕，只是点出所谓“问题”，尚未无限上纲。有些意见是对的，比如不少同志说：“林定恕同志（这时尚称同志）骄傲自满比较严重，说话指手划脚……”，“用语尖酸”，“自以为了不起，年轻有为”。有些意见虽夸大其词，作为“闻者足戒”吧，也可以接受，如说“林定恕同志名位观念非常严重，要去上大学，成名成家”，“说在现在这种工作岗位上，再干十年八年也当不了一个地级干部”；“报考大学时对工作很少管”；“宣传部里自由主义议论很突出，在办公室里，饭堂里都谈，议论国际问题、政策问题，你林定恕和万冈可以说是主角”。有些“积极分子”点出的问题有点根据，可以说事出有因，如说：“你在党代会上表现出对领导有意见，说党代会（选举）不民主，（给中央）写的信中说，只能按上级规定的（候选人）划圈圈，这三点是林定恕的论点”；“你在选票写保留意见，在选票上留下了历史纪念。”；“你对苏共中央赫鲁晓夫不满”，“为莫洛托夫鸣冤叫屈”，说“赫鲁晓夫是否也有个人崇拜”；“你议论我们宣传部某部长及其他领导同志”等等。有些“积极分子”提的一些意见，虽非大事，却是歪曲甚至捏造的，如说“你检查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展览的标语没有搞好，就对某人发脾气，骂他混蛋”；“对某部长不尊重，自作主张召开基层支部书记会议。”；“说报考大学，报了又不考，就要赔偿损失。威吓别人。”等等。

最后，那位部长和支部书记分别作总结性讲话时，不再称“同志”了，摆开架势，“上纲”了：“黄绍群是一个党内的右派分子，主要问题是：一、反领导；二、党代会上反党，有个反党小集团；三、反对苏共，破坏中苏团结；四、对党对干部玩两面派手法。”“有些问题牵涉到林定恕，问题比较严重。有些问题分不清楚，是你讲他传播，还是他讲你传播。反正主要角色是黄绍群和你，要老老实实检查交待。”

开始阶段，我确实想实事求是地说清楚事实真相，并从思想上解剖自己，争取理解。我的检查分四个部分：一、骄傲自满，狂妄自大，自以为是，包括表现在对部分领导同志不够尊重；二、参加区党代会在选举问题上片面强调民主，并犯自由主义；三、人生观问题上有二重性，小资产阶级出身，过去受资产阶级教育，参加革命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处在自我改造的过程中，有进步的一面，也有未改造好的一面，如有资产阶级名位思想和资产阶级民主自由观念；四、思想、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

十五日下午二时开大会，那位支部书记主持会议。我作完检查，他就说：“不仅仅是一个骄傲自满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思想问题，应该从政治立场上来考虑。请大家发言。”

这一下开了锅（其实是事先安排好了的），一个个发言，开场白都是“态度抗拒”，“避重就轻”，“不老实”，“实际是继续放毒”，“是不是想要来几个回合”。甚至有个别人为表现自己“积极”而放开喉咙骂人了，“还在检查什么个人英雄主义？什么英雄，实际上是狗熊！”然后，揭发“反党事实”：

“攻击污蔑领导”——说某部长当部长不行，当个科长还可以；刘书记不懂工业管理；组织部王副部长是睡大觉当部长的。

“党代会上搞反党小集团”——选举问题（指我们在区党代会酝酿候选人时，就领导上拟定的候选人名单提出了个别调整的意见）；给党中央写信问题。

“攻击污蔑苏共中央”——攻击赫鲁晓夫；反对苏共中央对马林可夫、莫洛托夫的处理。

“大鸣大放中与右派相呼应”——说张校长“语言的不清楚反映思想的不清楚”以及那首打油诗。

此外又引伸出了一些蓄意歪曲的甚至凭空臆造的东西，例如说黄绍群、林定恕就在一次部务会议上一唱一和污蔑“部天下”，与资产阶级右派污蔑“党天下”的谬论同出一辙。其实事情是指：一九五五年宣传部的一次部务会议上讨论到要召开一次农村宣传教育工作会议，区委领导没同意。与会者有些牢骚，说工业部管工矿，农工部管农村，要开个会就开，宣传部就不行。据揭发者说，当时黄绍群插了一句“工矿是工业部的天下，农村是农工部的天下。”林定恕应声附和说“宣传部要召开街道、学校的宣教会议还是比较容易，那不就成了宣传部的天下了。”且不说两年多以前是否说过这样的话，记不起来，即使说过，其涵义与“党天下”之说也风牛马不相及。但是根本不给我澄清事实和申辩的机会，心里难受，有时就禁不住苦笑。这又引起不满。早在批斗黄绍群时为了自保而从所谓“反党小集团”里“起义”的人（以下简称“起义者”）站起来揭发：“林定恕不老实，有两种手法：第一个手法是一再表白自己，蒙混群众。利用群众过去对他的错误看法，企图蒙混过关。现在大家眼睛擦亮了。第二个手法是压，楞别个一眼，或者轻蔑地一笑，态度是威胁性的。今天的检查用了很多美丽的词句，仍在宣扬自己。检查是不痛不痒的，对某部长一贯的蔑视和敌对情绪，没有谈出来。说某部长工作不深入，下厂半天就转回来了，这是在党代会以后说的。党代会候选人问题，我到阅览室看书，黄绍群和你从那里出来，说我们去酝酿了来，而且你的名单上做有记号。这证明你们是有计划有预谋的。现在一切假象都要揭开。”

“起义者”揭发的最后一点似乎成了钢鞭材料，印证真有那么一个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小集团。于是引起会场上一片吼声。但是也有一些人沉默无言，或许认为那算不上什么钢鞭，因为是主席团在大会上布置要代表们下去酝酿候选人的，参与酝酿议论者多得很，能算反党活动？至于在发给代表的候选人建议名单上打上〇、×、？等符号，标记看法，有何不可？能证明有什么阴谋吗？有一位同志发言比较冷静，看来是认真听了我的检查的，抓住了“要害”，那是原北碚地下党的老同志，矮个子的老萧，他说：“林定恕承认了一些事实，……但是有所恃而无恐，一是没有政治企图，二是大鸣大放以前的问题。不过反党本身就是目的，以前的问题只说明你反党是一贯的。”老萧最后的那句判断是空洞的抽象，显得强词夺理，但毕竟指出并变相肯定了那两条基本事实，难得。那位支部书记又作结论了：“今天还没有大量揭发，主要是批判了态度。辩论还要继续下去。……”

第二天，批斗会继续了一整天。会场外贴满了针对我的大字报，“剥开右派分子林定恕的画皮”啦，“揭露林、黄反党小集团的罪行”啦，“反苏——帝国主义走狗”啦，“警告林定恕，顽抗没有好下场”啦，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会议在继续所谓“打态度”的同时，以揭发批判为名越来越离谱地强加所谓“反党事实”。一种是有人先从我确实说过的话作分析推论，随后人们把那个推论认定为我说过的反党言论了。比如，在北碚玻璃厂生产改革期间，关于一次高温玻璃质量事故如何调查分析的争论中，我曾对刘副书记提过意见：“刘书记怎么不听我汇报完，就下断语？”党代会小组会上又提过意见：“刘书记分管工业，不懂厂矿工作的特点，又不深入实际了解情况，许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刘书记要负主要责任。”经推论，变成了“刘书记主观，不懂工业，不能领导。”再进一步，又变成了“整个工矿工作是刘书记的问题”，最后就强加为主张“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右派言论。二是先篡改，后推论，再强加。比如，对莫洛托夫的处理，我说过“令人痛心！”有人把“痛”改为“寒”，然后说“林定恕说参加革命寒心”；闲聊时我说过“贺龙同志喜欢打球”，被改为“贺龙同志只喜欢打球”，进一步又变成“贺龙同志是老粗，只能管打球”了。三是，张冠李戴或者捏造，反正凭口说，不必查证。不少“揭发”出来的所谓我几年前说过的话，怎么回忆都没有印象，而且是不可能说的。比如说“恩格斯晚年昏愦了”，区兵役局“左局长蜕化了”等都是强加的。然后在上述基础上拔高，一是在所谓“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的反党阴谋活动”上做文章，把党代会酝酿讨论候选人名单和对候选人问题上的不同意见，说成“有组织有预谋的要搞掉一批人，整臭一批人”。二是从“反党的一贯性”上罗织罪名。为把“反党的一贯性”向过往推延，那位“起义者”起来揭发：“林定恕在‘三反、五反’时就反党，说打出许多假老虎来与打虎下指标、搞逼供信有关。‘五反’时，我们开会斗争‘民利权’（企业名）的老板。你来看了，说‘那个，像走过场’。你污蔑‘五反’！”；为给所谓“反党的一贯性”延续至今补充根据，有人捏造说“林定恕在川大读书时污篾这个教授那个教授不行”（检举人说不出所谓被“污蔑”的那些教授的名字来，大概怕露馅，不好臆造姓名吧。其实，当时我读大学一年级，学基础课，都是讲师上课，还没机会见识教授哩！）。

为了写这一节，重读当年笔记本的记录，心情特别沉重，有时候痛苦得读不下去，晚上睡不着，脑子里盘旋着一个问题，“左”的狂热怎么会把人性扭曲到如此程度！不过，冷静下来想一想，觉得也可以谅解。在当时那种形势下，不“划清界限，站稳立场”行吗？那位直心肠的贫农的女儿、地下党的老同志张邦琇，就因为在发言开始时说“从我内心来说，很不愿意你成为右派。但是……”被认为是同情右派，挨了批，后来被划为中右分子。

第一波批斗会告一段落，那位支部书记作了“概括”后又发“指示”：“你反党的问题，时间这样长——四年，应该与当前联系起来，开展无情的思想斗争，把这一次作为一个转折点。你怎么入党我不清楚，但是那不是个转折点。”我听了心里阵阵作痛，简直是对我从十五岁起一直追随共产党的一片赤诚之心的侮辱，我实在想不通要我“转折”到那里去？转向说假话？转向当“两面派”？

情况很明显，结论已经内定了，任何申辩已无济于事。这期间，恰恰又发觉梅子怀孕了。怎么办？梅子看到我的精神几乎要崩溃，她也很痛苦。但是她劝解我：“一定要活下去。今后做一个普通老百姓，我们好好过日子。”梅子的关爱给予我很大的精神支撑。没有了后顾之忧，我镇定了。我想来想去怎么才是真正对党的事业忠诚，顺着说假话是忠诚吗？不，还是要实事求是。思想批判从严，上纲上线，“加大帽子”，可以，但事实不能歪曲。对于事实和所谓意图，坚持有就有，没有就是没有，不能大包大揽。于是，我准备再检查。

十一月二十二日，开始了第二波大批斗。上午由我作检查。主持人表态：“一、承认了基本事实；二、承认了是政治问题。但是不是心服了呢？还要继续分析。”二十二日下午和二十三日全天，又是声嘶力竭的批斗。开始集中于攻击“没有交待什么新事实”，“没有检查当时的思想动机”，“大帽子下开小差”。这是在预料之中的。本来我在思想感情上就不存在反党的念头，何来反党的动机？批判者们从我在区党代会前后整个经历过程中也没能找出可自圆其说的“反党动机”来。于是只好借用“以资产阶级思想改造党”的抽象概念来笼统定罪，说：“党代会上林定恕是否有个人企图问题——把个人的意见强加于人就叫个人企图。你和黄绍群就是在想改变宣传部”。接着又集中在“反党的一贯性”上做文章。竟至说“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右派，头在踏上政治生活的时候，而尾在今天的会上”；“你是混进党来的间谍，内奸”；“表面上看来你是拥护党，但本质上是反党，你工作上做出成绩是为了获取领导的信任，更好地进行反党”。

总之，一切都是“反党”的！开始我想不通，也不理解为什么要扭住“反党的一贯性”做文章，后来从一位初级组理论教员的发言中才明白了其中玄机，因为没有这个“一贯性”定不成“右派分子”，大概是深挖右派的文件中有那“一贯性”的界限吧，不过我没有见过有关文件，只是猜想而已。其实区委刘副书记等主持反右的同志在把我弄回来之前早己把我算在打击对象的指标之内了，结论已定，只待装材料，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正如有位“积极分子”威胁性地说的“就是你不承认，仍然可以作结论”。既然如此，何必费那么多口舌反复批斗？哦，原来并非想帮助人们弄清是非，只是为了把你“搞臭”，肃清“影响”，使之“孤立”！

会议结束时，那位支部书记提出要求：“对同志们提的所有意见应该深入的作思想斗争。不能把别的同志的意见随便抹掉。”（言下之意就是只能承认，不能申辩）。“着重检查：一、反党的问题是不是一贯的？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二、党代表大会的反党小集团问题，你与黄绍群是否反党联盟？三、反苏问题。四、什么造成你反党？动机。”

我知道已经不可能期望主事者们会实事求是了，但竭力克制自己，态度诚恳委婉，立足点仍坚持思想批判从严，对违背客观事实的东西决不违心认同。

十一月二十八日，刮起了第三波批斗风暴，直至三十日，连续三天。

二十九日上午由我再作检查，最后我坦率地说，有些问题没有搞得通，既然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不愿意含糊，请同志们批判帮助。好家伙，这一下子不得了，污水全都泼过来了。

二十九日下午一点五十分，我到达会场，看到一副对联：

三万天，苦鞭策。不甘碌碌无为。立大志，独揭宇宙秘密。光宗耀祖，有口皆碑，流芳百世。敢笑若辈觅官苦，怎及俺谋意深远！

曾几时，惊幻梦。竟犯累累罪行。成楚囚，群起声讨叛逆。身败名裂，儿孙咒骂，遗臭万年，愧对人民悔恨迟，方知愚顽见识浅！

我至今还不知道这副对联是那位秀才写的，也不便问。我看那上联还有点意思，如果把第三句里的“独”字改成“欲”字，第四句的“光宗耀祖”改为“著书立说”（即使不自夸为“强国为民”），倒基本反映了我当年的思想和人生追求。至于下联则全属于辱骂，而且连当时批得那么起劲的事都没有点到，使上下联全然缺乏内在联系，不知道那位秀才心里是怎么想的。

二十九日下午和三十日一整天，除了厉声斥责和威胁恫吓——“三次检查，一次次的不老实，一次不如一次”，“继续顽抗，很危险，你要好好考虑后果！”等等之外，开展了所谓“说理斗争”即强词夺理的大批判，那些鼓吹专制主义的奇谈怪论，离马克思主义十万八千里。我想，如果马克思在天有灵，一定会怒发冲冠；如果毛主席能听得到，也会因为这些“左”派不认真学他的著作，满口胡说八道而感到悲哀的。我有机会领教这些“理论”，真够荣幸！且看那是一些什么“理论”。

从十一月八日到十二月十日，由那位支部书记主持，对我进行了三波大批斗和最后一次“定性”会议收场，历时一个多月。从歪曲、捏造事实到罗织罪名，从断章取义到无限上纲，从责骂恐吓到鼓吹专制主义的逻辑，真是把“左”的愚昧表现得淋漓尽致。

首先，关于我检查我的人生观具有二重性的问题。两位初级组理论教员和几位干将，还算是区委宣传部搞理论教育的，竟然说“人的人生观有什么二重性？我没有看到过。”“二重性就是二元论，我们是唯物主义一元论者。”哈哈！把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同辩证法的矛盾统一观点混淆起来，对立起来，公然否定毛泽东的“一分为二”的观点。批斗会上反对具体分析具体事物，真的是形而上学盛行。要是按他们自己惯用的“逻辑”推论，否定事物的“二重性”就是反对“一分为二”，反对“一分为二”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就是反党，……那又该当何罪？

最可悲的是鼓吹专制主义的逻辑。我把它概括了一下，其基本的“推理”公式也是“三段式”的：与某人有不同意见就等于反对某人，对某领导人（且不论大小）有意见就是反对领导；党的领导是具体的，是通过具体的领导人实现的，反对具体的某领导人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反党；反党就是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不管当时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是否符合人民的和社会主义的利益）。于是我对刘副书记提了一点意见就是反对区委刘书记；说了那位副部长的缺点就是污蔑攻击了部长；甚至听了报告下来谈感受，其中说到报告者的特色，如说“任白戈同志作报告不打稿子，讲得生动，但是扯得宽。”“辛易之同志作报告政策性强，但不够生动。”也被定为恶毒攻击市委领导。而所有这一切按上述三段式都归结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会上有一位批判者就曾责问我：“你有什么权利来评论领导同志？”唉！真是太受“教益”了。在堂堂的共和国里，大大小小的领导者都成了专制的族长了，对他们是不准批评的，即使并非贬义的评论也不行。于是，除了歌功颂德，阿谀奉迎的话以外就免开尊口。后来的许多历史事件表明，它的流毒甚广，后果严重。真心话听不到了，庸俗的吹拍之风，说假话之风盛行起来，而那些“领导者”则胜利冲昏头脑，真以为自己是至高无上，无所不能的了。从此飘飘然起来，干了许多唯意志论的蠢事。君不见“大跃进”中假话吹上天；“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政治帽子满天飞，说真话的倒大霉；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则走到极端，不仅对说实话者动武，甚至被枪毙，包括不少“反右”运动的领导者和急先锋也深受其害，被同样的逻辑所打倒。这真叫做“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按专制主义逻辑的推导，民主集中制也被彻底扭曲了。按毛主席的经典定义，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那末，民主还是基础嘛！集中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没有民主，何言集中，那“集中”不是变成专制了吗？我们在区党代会酝酿候选人的时候，就领导上拟定的候选人名单提出了个别调整的意见，本来这是代表的起码的民主权利，却不让在会上讲。因为对区委的作法不满意，有疑问，写信向党中央组织部反映，这也是党章明文规定的党员权利。可是时隔一年多之后都被批判为反对民主集中制，斥之为“反党”。说什么“首先要知道党内的民主是什么样的民主？是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领导作了决定之后就必须服从。你们服从了吗？没有。”“这是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候选人名单是经过市委批准了的，你要改变，这不是反对市委吗？”“区委不是压制党内民主而是制止你们的反党活动。”“你们为什么直接给中央写信，说明你们眼里根本没有市委、区委。如果中央不同意你们的看法，你们还会反对中央！”“你们在党代会上扮演了反对派角色，同托洛茨基反对派一样，性质就是右派猖狂向党进攻。”说了一大堆，其实只有一个意思，就是只要集中，上面怎么说就怎么做，都当驯服工具，不允许有不同意见。在用人问题上更是如此。那末，何必要进行选举呢？那不是装样子的么？

更荒唐的是把专制主义逻辑推广运用到国际关系上去，奉赫鲁晓夫为主子——国际的领导，也不准议论。有一位平时看来很斯文的同志首先发言：“关于苏联的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林定恕的言论不利于中苏团结，破坏中苏团结。中心点是反对赫鲁晓夫，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而是挑剔缺点。”（哈哈！真妙！）。其他一些人不甘落后，纷纷起哄：“你对苏共二十大的决议不满意，对赫鲁晓夫不满意。你究竟是在维护国际主义呢还是反对国际主义？”“你自己站在反党立场上，所以认为马林可夫、莫洛托夫不是反党，而只是意见分歧。你与苏联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立场是根本对立的。”“攻击赫鲁晓夫就是攻击苏联，你成了帝国主义分子在党内的代言人。”“你说，看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硬是要靠我们党来挂帅了。这完全是站在帝国主义立场。”那位支部书记做出“结论”说：“从政治态度来看，在苏共二十大以后，你作了反苏反共的应声虫”。综观批判者的逻辑就是：对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作法不满意就等于反对赫鲁晓夫；反对赫鲁晓夫等于反对苏共，等于反苏，等于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后，连拥护中共中央的话也算是为帝国主义代言，成了帝国主义的代言人。批斗会上的干将们把专制主义逻辑运用到极端，结果自己难脱“反党反毛主席”之嫌了。他们不读书不看报或者没有读懂，不知道或者为了整人装着不知道当时党中央和毛主席早已经在批判赫鲁晓夫了。如果说，他们在否定民主、执迷于集权这一点上与毛泽东后期的观点还有些联系的话，那么，在对待赫鲁晓夫和当年的苏共中央的问题上就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了。就在当年十月九日，毛主席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时就讲到：“这里顺便说一点我们同苏联的不同意见。首先，在斯大林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有矛盾。他把斯大林搞得那么不像样子，我们不赞成。因为搞得那么丑嘛！这就不是你一国的事，这是各国的事。我们天安门前挂斯大林像，是符合全世界劳动人民愿望的，表示了我们同赫鲁晓夫的基本分歧。斯大林本身，你也要给他三七开嘛！斯大林的成绩算它七分，错误算它三分。……还有和平过渡的问题，我们同赫鲁晓夫他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认为，无论那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要有两条：第一条，和平；第二条，战争。……你说一定是和平过渡，那跟社会党就没有差别。”（《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77页）

现在来看，我当年对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的看法不是右了，而是“左”了。原因是对斯大林的迷信很深，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应该反省，但决不是像那些批斗干将那样不辨是非地进一步往专制主义的极端上走。

反右派运动及由此盛行起来的专制主义逻辑导致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大好形势发生大逆转，可以说是历史的大倒退，后续二十年愈演愈烈的“左祸”虽然在此前已有发端的明显征兆，但正是此时才形成了使整个局势急转直下的一个决定性的转捩点。我的人生道路在历史的漩涡中发生了一次大转折，经历了二十二年漫长的政治炼狱，耗尽了我一生中脑细胞最活跃，精力最充沛，最可能干成一点事业的宝贵年华。但是，相比之于整个社会所遭受的灾难，我个人所受的损害算不了什么。但愿我的可爱的祖国从这个惨痛的教训中清醒地、坚强地站起来，彻底摆脱政治蒙昧，走向民主，走向文明，走向繁荣。

（节选自作者长篇回忆录《从历史的漩涡中过来》第九章）

编者按：本文作者蒋仁德，江苏无锡人，1957年23岁时在西南地质局（时任局中心实验室化验员，共青团总支宣传委员）被打成“极右派”，依据的只是该单位“整理”上报的他的所谓“反动日记摘录”（并无原件而只有“整理摘录”件），被重庆市委宣传部作为首批重点批判右派之一。因拒绝认罪检查，被升级为“反革命”，逮捕入狱（据说他是当时重庆市受此处理的第二人，第一人为重庆大学学生蒲世光），判刑十年。文革中执行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多关少放”政策，无端多刑押二年，至1969年释放，留四川省第二监狱就业中队就业。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得以平反。退休后笔耕不辍，著有关于狱中生活的长篇回忆录《铁窗·高墙·尤京博士》。现已因血栓致半瘫痪而停笔。本刊同仁祈愿他早日康复！

狱中难友康捷是怎样一个人？至今我仍说不大清楚。据他自己私下对我讲，他原来是四川省某市广播电台的一名文艺编辑，发表过一些诗和中、短篇小说，也写过一些散文和特写，大概可以算一名业余作者吧。他是因“历史加现行”抓进来的。说到他的历史问题，我耳闻是他在国民党军队顾澄（原国军参谋总长顾祝同将军的侄子，少将师长）部当过上尉参谋。可是，如将他对我偶有的交谈，加上一些道听途说的补充，他进入国民党军队是受地下党派遣，负有特殊的使命。

我因在被捕前也喜欢舞文弄墨，向报刊乱寄，虽然能够变为铅字刊出的仅有屈指可数的十来块“豆腐干”而已。因为这一点，我们二人有点接近，但关系并不铁。在这种条件下，也不可能铁。除此之外，一九五八年一月十四日，我被转押到第一看守所时，同行的犯人有十余人，无独有偶，我俩是合戴着一副手铐到第一看守所的。当时在公共汽车上，乘客们对我们如看“珍稀动物”一般，又不时地指指戳戳，斥责和叫骂声不绝于耳。我们这帮“不齿之徒”耷拉着头，诚惶诚恐，羞愧难当，连大气也不敢出，屁也不敢放。这景像至今仍在我的大脑中徘徊缭绕，记忆犹新。

当时的康捷已过“而立”，尚未“不惑”，正是春风桃李大好年华之时，却经历着秋雨梧桐飘零之刻。他个子高大，约有一米八，浓眉大眼，国字脸，大手，大脚，身宽体阔，要不是身体十分虚弱，病恹恹地，如果他健康的话，是可以参加“美男帅哥俱乐部”的。而我则只能申请加入“‘浓缩的都是精品’协会”，属于“三等残废”之列。

一天，我正在看守所楼上的卫生组（清洁班）值班，电铃响了。我从楼上小跑到天井角，喊了一声“报告”。我知道，管理人员又有一件事要交给我去办了。

“936”号就是康捷。关押在“39房”。是房长。他比我先逮进来。何时被捕的？不详。

医务室是在犯人大厨房一侧的一间小屋内。有两名不穿白大褂的“白衣天使”，为未决犯人看病。这两个“白衣天使”也是未决犯身份。至于未决犯生病，小病挺着，熬着，中病泡着，拖着，大病到了无法熬、无法拖时，获准后可以到医务室看病。不过，犯人看病，要有管理人员带着，今天怎么啦？破例？还是其他什么？也不敢问。

康捷很憔悴，步履也不太稳。到医务室要经三次梯坎，上坡，他走起来踉踉跄跄，有点吃力。我忙搀着他。他说：“谢……谢。”上气不接下气。接着，大声咳嗽起来，吐出一口老浓痰，带有丝丝血迹。从光头“大夫”开的异烟肼、钙片之类的药看，大概他得的是肺病。

尽管肺结核是一种传染病，但是，我一股同情之心油然而生。“怎么样？不要紧吧？”

“谢……谢……不……不……要紧，是……是……是老毛……病了。”他说得很吃力，又是不停地喘息。

回来时，我又搀扶着他下了三处阶梯。在经过了一系列的“报告”之后，我送他回“39房”，于楼上，他对我说：“你……你……还……年、年、年轻……”是迸出来的声音，语不连句。

是的，当时我还年轻。但是，落到这步田地，犹如“虾笼”中的小虾扒，“鱼篓”中的小泥鳅，身置刀俎，年轻有什么用？我很悲观。我很想说句话，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这是我第一次和康捷近距离接触。以后，在两个月中，我又陪康捷到医务室去看了四、五次病，他的身体渐渐地好了起来，我们也熟悉了许多。

一天上午，我将报纸经风门洞递进“39房”，并说：“报！”

他默默地走过来，在风门洞口接过报，对我点点头，投来深深的一瞥。礼尚往来，我也点点头，算作礼节性的回答。我们之间就是在这样情况之下互相沟通，在心照不宣之中逐渐地缩短了距离。

康捷很有钱。至少在当时的“东庄”的未决犯人中很有钱。如果说我在入狱时被范管理员戏称为“肥头”，那么，康捷是“肥头”中的“肥头”了。从存折上看，他有一千七百来元钱。这在当时，确是一笔较大的数字了。当时，重庆市的物价十分低廉，老百姓的收入不高。我记得，鸡蛋是五分钱一个，沙炒花生一角钱一斤。一名五级（一九五六年改称技术十二级）技术员的月工资仅五十八元。这一千七百多元钱已是不小的数字，相当于“准大款”了。其时，我参加“革命”工作三年，虽然我东“革命”西“革命”，最后却把自己的“命”被人“革”了，成了“反革命”，但入狱时全部的动产和不动产是二百多元钱，不要忘记了还被范管理员戏称为“肥头”。须知，当时的绝大多数犯人是穷鬼，按现在的标准底线，绝对可以申请吃“低保”。

尽管其时“反右派”运动已开展得如火如荼，尽管姚文元向《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先生发难的杂文《录以备考》已面世了几个月，“至少新闻是有阶级性的”之理论也已经叫响。但不知怎么搞的，也许是“东庄”管理人员的脑海里对“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仍缺乏认识，对书、报、杂志等的控制不太严格。未决犯购物也没什么好买的，所以，康捷在每次购物中均买了很多书。是特殊环境中的畸形反映还是其他思想作祟？无法知晓。但这一点，这很对我的胃口。我虽不求甚解，但仍好读书，尤其是好读文史方面的书。我可利用经办购物的便利，对康捷这些购来的书、杂志予以截拦，先睹为快。

我在楼上值班，空暇时间还是比较多的，又不要背“所规”，又不要思罪。于是，我闲着无事时，在那三条腿的破桌子后面，坐在面板已缺了一块的方凳上，就“双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了。尽管这些书绝大部分在文革中被判定为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封、资、修”大毒草。

我因多次“先睹”了康捷所购的书和杂志，感到有点过意不去。一次，我借送报纸的机会，在风门洞口处轻声对他说：“谢谢你的书和杂志！祝好！”他也轻声回答：“要努力学习。同好！”

这是我入狱之初在“东庄”和康捷的接触。当我们二人一起被转押到第一看守所之后，我编在“25房”，他编在“28房”，在早上于大坝子里洗脸时偶而见到几次，彼此点点头，相互眼神注视，却无言语交流。

我第二次见到康捷时是在一九五九年的七、八月份，地点在劳改工厂松山化工厂。其时，我们都是劳改犯。当时，我是二氧化硅车间技术员，又担负着车间调度。康捷是在搬运中队搞搬运。

二氧化硅车间属中心实验室（编制为劳改中队）管理。顾名思义，产品是二氧化硅，即石英砂。该产品的原料是在重庆磁器口嘉陵江畔江滩上的白色鹅卵石。理所当然，采集和运输原料的劳动就落到了搬运中队的犯人身上。

天气很热，地面上泛起一股股热浪，一轮红日遥挂在天际，风不吹，树不摇，梧桐树、桉树、松树上的蝉儿却不停地嘶叫着，聒噪，烦人，沉闷。在那长长的运输队伍中我看到了康捷。

他以“苏秦背剑”式的姿势挑着一担鹅卵石，腰弯着，背曲着，头低着，犹如风摆杨柳，摇摇晃晃，其步履是一瘸一拐的，蹒蹒跚跚，宛若南极的企鹅。估计他的担子很重，身躯难于支撑。他的劳改小衫早已汗湿，其光秃秃的头颅上布着黄豆般的汗珠，此刻正在“大珠小珠落玉盘”。

雄赳赳、气昂昂的武装战士，挺着手中的枪，稀稀疏疏地站立着，高度戒备，如临大敌。枪刺在闪亮的阳光下，泛着白光。运输中队有几百号犯人，队列很长，在后面传来了押队干部“烧腊喉咙”中嘣出的嘶哑声，连吼带斥：“快跟上！格老子，快！快！快！快跟上！”

靠近二氧化硅车间侧有一不太大的空坝，这里是二氧化硅车间的料场。白色鹅卵石已堆积如一小山。

康捷好容易捱到这“小山”旁，吃力地一脚踩上去，想登高。可是，徒劳了，一个趔趄，“啊呀”一声，扁担脱肩，箩筐掉地，他也倒下了。无独有偶，脑壳碰在坚硬的鹅卵石上，光头上渗出了血。

我慌忙跑过去，扶起了他，使他坐在“小山”旁，帮他倒掉了箩筐中剩余的鹅卵石，以衣袖帮他擦去额头的血。

一声长叹，眼是半闭半启的。他黑色劳改小衫的左胸部位有白油漆刷的“松山化工厂”字样，背后是一个白色大圈，圈内是“劳改”二字，也是白色。这是“囚服”，端的是“吃公家，穿公家，睡公家，身上背个大疤疤”了。到一九五九年底，政府发的“囚服”才有了改进，去掉了背上的“劳改”二字。不过，白油漆刷的“厂徽”却到一九六二年才去掉。无论是政府发的“囚服”还是私人的上衣，都要刷。据说，这是防止逃跑的有效手段。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也穿这样“身上背个大疤疤”的“囚服”。

康捷的脚被草鞋磨破了。有的伤口还滴淌着血，个别的地方和泥沙拌在一起，成了乌黑色的血痂。

我想对他说点安慰话，还未出口，那边厢的声音飞来了：“集合！集合！全体集合啰！”是押队干部的声音。

他吃力地担起空箩筐，一瘸一跛地离开了我的视线。旋即，传来了以下吆喝声：“报数！”

山不转，水转。水不转，路路通。相隔仅二十来天，我和康捷又见面了。这一次是康捷从运输中队调到二氧化硅车间。

其时，“大跃进”正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轰轰烈烈地进行着，讲究“比、学、赶、帮、超”，关键是一个“超”字。据说，“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作为劳改企业的松山化工厂，也早已紧跟形势，在“大跃进”了。各中队、各车间相互攀比、追赶、超越，大放“卫星”起来，周期也越来越短，“卫星”也愈放愈大。先前是一个月放一次，后来是一周放一次，再后来是二、三天放一次了。当然，二氧化硅车间也不能例外，要与时俱进。将这种在磁器口江滩上俯拾皆是的鹅卵石，经破碎、粉碎、筛分、酸洗、水洗、烘干、包装等极粗放、简单的工艺一处理，就变成了成品二氧化硅。据说，这是生产99.9999%高纯硅的原料，价格是相当于黄金的。似乎是顷刻之间，身价陡增，癞蛤蟆变成了白天鹅，粪鸦雀就成金凤凰了。至于这些“金凤凰”们是否有用？能否提炼得出6个“9”这一级的高纯硅？这种产品销往何处？谁来购买？……那是另一码子事儿，这不是大放“卫星”所要考虑的。正鉴于此，二氧化硅产量必须成倍增加，翻番又翻番，跃进再跃进，即使这种称誉为和黄金等价、实际上是不值几个鸟钱的石头小颗粒子，它被堆码在库房里，无人问津也行。

在这种狂热的氛围之中，二氧化硅车间特种廉价劳动力严重不足，就凸显出来了。特别是破碎、粉碎工段，成了瓶颈，大大地拖了放“卫星”的后腿。于是，就从运输中队调来了三、四十个“白沙”（注：重庆俗称光头为白沙，本文中指剃了光头的囚犯）。

破碎是将鹅卵石用铁锤砸成指拇大小的颗粒。铁锤有近二十斤重，要挥锤不止，拼命连续地砸。粉碎是将这破碎后的劳什子，倒在近似于舂米用的石臼里，石臼上方一米多高有一土制木架。木架上安装固定有一很粗的钢轴，它从一块二十来厘米宽、十余厘米厚、近二米长的硬木木板中穿过，形成了一个像“跷跷板”状的玩意。该木板一端下方以榫孔方式安装着一把铁锤，锤把约一米长，锤头锥形。该铁锤刚好和石臼窝槽圆心成一直线。操作时只要“白沙”们爬上一米来高的木架，双臂扶着木架，一脚踩在木架踏板上，另一只脚踩在“跷跷板”上，一加力一减力地连续蹬踩，而铁锤头也随着“跷跷板”的高低起伏在石臼窝中一起一落，对指拇大的石颗粒子进行“舂米”，要将这些石粒“舂”成豌豆状，再手工予以筛分。

很明显，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无论是进行破碎也好，粉碎也罢，都是重体力劳动，且要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完不成定额是要加班加点的。特别是粉碎，除劳动强度大以外，由于是空中作业，由于劳累过度，体力不支，经常有“白沙”从“跷跷板”上栽下来，受伤是每天都有，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白沙”们为了要表示积极改造，更畏于严威，仍然要“轻伤不下火线，重伤坚持”，一息尚存，“舂米”不止。

尽管有“全厂一盘棋”，“发扬共产主义精神”，“互帮互学”，各车间、中队间不一定以邻为壑，却很难做到“敌忾同仇”，“大公无私”，本位主义当时就有，因而从运输中队调来的几十个“白沙”，老弱病残的多，年轻力壮者少。这样，康捷就有幸入选了。

康捷双目凹陷，瘦削，佝偻着背，他双脚的伤口已经感染，导致流脓溃烂，且发出了一股股的恶臭，使人闻之难耐。他的行动已很不方便了。

“屋漏偏遇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他偏偏又被分在粉碎工段劳动。我目击了他以拙劣的姿势，两只手搭在木架的搭手上，一只脚伸进踏梯上，想来一个“李宁反吊”般的“引体向上”，然后再到“跷跷板”上劳动。无如他不是身手矫健的体操王子，再加他力不从心，试了几次，却不成功。他一咬牙，作最后一击，只听得“唿啦”一响，又是一声“啊”，他倒下了，脑壳头皮又碰破了，出血很多。人也栽倒在木架子旁。

“怎么搞的？上架！劳动！”是管理二氧化硅车间李富祥分队长的声音。

“装？装猪吃相（象），心里嘹亮。装都装得出去吗？你们这些烂摆扎、鬼花招我见得多，骗得了我？上架！”训斥是劈头盖脸而来。

犯人的劳动岗位是由分队长指定，作为犯人技术员的我无可置喙。我也知道，我一说话，肯定也是会挨训。可是，我硬着头皮，鼓起勇气，说：“报告李队长，你看他双脚在流脓，上去了也劳动不了，妨碍粉碎任务的完成，是不是放在其他工段算了？”

脸如冰霜，双眉直竖像两柄利剑，目光似寒月冷晖，“蒋仁德，谁要你来插嘴？搞你的工作去，把好产量、质量关，完不成任务你脱不了手！”他手一指，话锋一转，“那这样，你把他领到破碎工段去，编在姜尚韬这个组。”

然而，要病得不轻的康捷每天去抡锤砸鹅卵石，还是勉为其难了。所以，他每天都完成不了任务，弄得天天加班，身体也是越来越弱。好在李富祥有点“马大哈”，不常到车间来。有了上一次挨训的经验，我就利用兼着车间调度，手上有点小权的条件，自作主张，采取“‘斩’而不‘奏’”的方法，安排康捷做过秤、记账、统计的工作，略为轻松些。至于原来那个承担过秤、记账、统计工作的白沙，就爱莫能助了，只好去抡铁锤。理由却也冠冕堂皇，“为了更好地完成车间的生产任务”，绝不是私心作祟。

可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一星期之后，这件事我被其他犯人揭发检举了，瞒天过海事泄，我遭到李富祥好一顿训斥，说是“不请示，不汇报，擅自改变政府工作人员的指示，是不认罪服法的具体表现”，责令在小组会上检查了两次，接受同犯们的深刻批判，最后，写了两次“深刻”的书面检查才过了关。理所当然，康捷还是去砸鹅卵石，还是天天完不成定额任务。不过，在此事被揭发之前，我和康捷有一次长谈。地点在我的车间小办公室。

说是小办公室，也不确。仅仅是在二氧化硅车间的一角，用破芦席片和竹竿隔出一块近五个平方米的地方，里面用砖垒了两个墩子，一块粗糙的水泥板在墩子上一架，就是办公桌。至于凳子，只好也用砖堆码成五十厘米见方、六十厘米来高的“干打垒”，上面铺几层旧报纸，就成了。在这水泥板上，有一块绘图板。我就是勾着腰，在这绘图板上推丁字尺，用三角板、圆规等制图工具，设计、绘制图纸。至于工艺技术要求、运行参数、操作方法、质量控制等等的文字资料，就坐在“干打垒”上书就。当时既没有计算机，也没有计算尺，一切数据都是用笔算。

车间里十分嘈杂。在这铁锤锤击的叮当声中，还有“舂米”的“砰嘣”声，喧嚣，刺耳，飞扬的硅尘，弥漫在车间里，使犯人们满头披霜，只有两粒黑眼珠子在转动。硅尘飘飘荡荡，洒落下来，那被汗水浸渍的皂色“囚服”，随着干了又湿，湿了又干，成了“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最使人难耐的是酸洗工段蒸发出来的盐酸烟雾，无孔不入，它刺痛着眼角膜神经，几乎睁不开眼，它噎呛得白沙们喘不出气来，有的只是咳嗽……

康捷坐在“凳子”上，我站着。我们相视无言，约三、五分钟。

想想也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此指东不打西、指南不打北的廉价劳动力，黄鳝、泥鳅一把抓，最好是一个掰成两半、四块、八片、十六瓣来使用，能休息得了吗？我无言以对。

所谓“刀”和“枪”，是当时劳改犯人中特有专用术语。被判了一年称“一枪”或“一刀”。半公开，不算黑话。

他听出了我言语中的不屑和调侃，颇为正色道：“你还年轻，十年以后才三十来岁，有前途的。认罪服法，好好改造，争取减刑。总有一天，党和人民会理解我们的，会宽囿我们的。”说毕，他喘息。

我没有他的虔诚。老实讲，当时我虽已有二年的狱龄，但头角并未磨平，仍然是过去那种率直、冲动的性格，这是爹妈给的，也许是“贼”性难改了。当时，我正准备第二次申诉。对他的说法并不以为然。因之，我讽刺说：“康捷，谢谢你皈依‘佛法’对我的‘慈航普渡’。无罪何来认罪？未犯法何来服法？‘心述而险’吗？”

“你呀！你呀！怎能这样说？要吃大亏的。”又大口大口地咳嗽、吐痰。

车间里没有开水，也没有自来水。只是车间上方高坡上修建了一个大蓄水池，是从歌乐山上一条小山涧流入的。从涧边挖了一条沟，只经过简单的沙滤处理，顺坡流入蓄水池内，又用镀锌水管接到车间，利用高差位能导流作为生产用水。犯人渴了，就拧开这水龙头，喝这钙、镁和重金属元素及粪大肠菌群都严重超标的水，聊以解渴。因为喝开水是“高档享受”。贱民怎能享用？笑话了。

为了缓解这尴尬的气氛，我以饭碗在水龙头上接了一碗水，放在他的面前，“喝口水吧！”

他喝了几口水，才一跛一拐地离开了那间办公室，没有再说一句话。大概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了。不过，以后几天，我一直为那天过于敞开心扉的直率感到忐忑不安，生怕他去汇报，会给我飞来横祸。须知，当时在犯人中相互捕风捉影的告密早有端倪。然而，我却虚惊了几天，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不久，我调离二氧化硅车间，调到化工车间（又称一车间，钙车间）搞技术工作。就很久没有见到康捷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康捷是在一九六一年的三月份。其时，我因第二次写申诉材料被认为不认罪服法，还加上所谓的闹粮问题和一名女干部大吵起来，被定性为反动气焰嚣张，既被披“枷”又挨批斗后说是不适合再搞技术工作，但从宽处理，从轻发落，没有进一步“充军”到宁古塔、乌苏里，却发配到石灰窑的窑上搞搬运，抬石灰石，司职加窑。

松山化工厂所在地是在歌乐山。这里就是昔日白公馆、渣滓洞两座黑牢所在地。随着一九四九年国民党特务对革命志士的“一一·二七大屠杀”事件的曝光，尤其是在罗广斌、杨益言二先生长篇小说《红岩》出版及广为传播之后，其名声大噪，妇孺皆知。

甫一解放，人民政府就在这歌乐山处建立了松山劳改农场，附设有一个小小的化工车间，后逐渐发展壮大，主附易位，车间成了松山化工厂，而松山劳改农场成了化工厂的一个下属部门。经过这一变迁，我于一九五九年至松山化工厂劳改时，原美国海军上校梅乐斯的那幢别墅，也早已顺理成章地成了松山化工厂的医务所。在这独立小院的前面，有一个不太大的平坝。据说，是供梅乐斯上校停车和散步、远眺等之用。那一天，我们下了夜班刚睡下不久，正在迷迷糊糊之时，又被喊起来，说是加班到白公馆煤窑中队去挑岚炭（土焦炭）。

我们一行几十来个白沙，箩筐里装满了岚炭，一路逶迤跋涉，从白公馆来到这医务所的坝子里，排成一队坐在扁担上歇气，陡然间，我见到了康捷。他正坐在坝子另一边的一小马扎上，双目微闭，头低垂着。

咫尺之遥，康捷肯定听到了。他慢慢地抬起了头，却使我大吃一惊。如果说我在二氧化硅车间见到康捷时他已经很瘦，很虚弱，那么，此刻的康捷，已不像人样了。

他一脸的浮肿，肿得面皮发亮。两只过去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深深地凹陷在两条细缝之中，被肿胀的皮肤挤压的眼珠基本不转，好像死鱼眼一般。吃力地问：“你是……谁？”头又低垂下去了。

斥喝声出来了：“格老子，怎么搞的？不准说话！不准与外队犯人搭话！”是带队刁分队长的声音。我呆若木鸡，忙把话收住。

坝子边沿的几棵老黄桷树已绽出了新芽，沟那边是公路，沿沟一边栽植的桉树，绿叶婆娑，随风摇曳。公路上方，从中心实验室向下，是一片缓坡，这里是松山农场农业队的果园，桃、李含苞，还未吐秀，淡淡的春光，晖洒在这土地上，一阵风拂来，仍有丝丝的寒意。本来嘛，三月份虽说是大地染绿，万物复苏，还是乍暖还寒的时光。

犯人是不能脱离队列的，特别是有干部押队的时候。我心情虽是惆怅，却无可奈何，只好挑起岚炭，随队列而去。太遗憾了，近在咫尺，却失之交臂，连一句完整的话也没有说，更不要说彼此寒暄了。

十几天之后，恰逢全厂犯人大会。我目光在几千人的犯人堆中“寻寻觅觅”，没有发现康捷。

厂领导一把手戚书记说：“……有个犯人，姓康，此人反动到了极点，竟敢写反动报告交上来，大肆攻击诬蔑说：他死了，剩下的九百多块钱，作为一九五七年以来的党费，全数上交给党。真是反动透顶，气焰嚣张到了极点！”

这位过去是木匠的书记说到情绪激动处，站起来，以手掌拍着桌子，声色俱厉地训斥：“你是特务，是叛徒，是国民党的反动军官，是披着人皮的狼，是历史加现行的反革命分子，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的小走狗，残渣余孽。我们共产党、人民政府光明正大，谁要你反革命分子的臭钱？”

最后，这名厂领导又慷慨激昂地号召全体犯人，“你们要擦亮眼睛，要狠狠地批！狠狠地斗！要打垮他的反动嚣张气焰！斗倒！斗臭！”

没有点出那一个犯人的名字，但是，我听了之后，单凭“特务”、“叛徒”、“反动军官”、“历史加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尤其是指出他“姓康”等等词语猜测，揣摩到了。不是康捷，又能是哪一个呢？

我也弄不明白的是：难道人民币的本身有香和臭之分吗？如果这个钱来自合法收入呢？请不要忘记了犯人在劳改队和监狱中，政府是会给犯人发一些零用钱的（文革中停发，看守所不发）。尽管这种零花钱少得可怜，在松山化工厂时每月是五角到一块五角，据说按改造好坏的程度，有级差地发放。这一数字之人民币，还不够犯人购买牙膏、草纸、毛巾等的钱。我还想，当发放时，这人民币在干部手上是香的，瞬息间，一到犯人手上就立即变臭了？

我听到康捷的死讯，已经是在文革中的一九六七年底。其时，按照对我判刑十年计算，我早已刑满了，却没有被释放，还是犯人身份，还在对我进行审查，被天天批、周周斗、月月打得双眼发绿，但白天还是要劳动。这时，松山化工厂已经撤销，全部犯人和部分干部合并入四川省第二监狱，是一个叫刘长寿的犯人告诉我的，说康捷是因得浮肿病而死在一九六二年。我相信。关于浮肿病，即因饥饿、营养不良而引发的生命衰竭症。直白说，是饿死的。

其时，我的处境可谓艰险异常，我一听到康捷已死的消息，晚上睡在犯人的通铺上，辗转反侧，胡思乱想，我想起了在看守所，想起了在二氧化硅车间的日子，想起了在医务所坝子里与康捷最后的相见……我反正睡不着，于是在脑作了一首仿古打油《忆康捷》，今录出予以遥祭：

对于人生，历来有各种各样的感慨：有人说它是一场梦，有人说它是一场戏，也有人说它是一个谜，然而使我感触更多的，倒像是一个不等式。付出和得到的往往很不相等。特别对于知识阶层来说，这种情况尤为明显。他们往往对社会付出很多，得到的却是一连串不公正的待遇，穷愁、落魄、歧视、迫害、下狱、充军……而反观不学无术之徒，依势、弄权，小则独霸一方、一地、一个部门，大则据要津，炙手可热；窃公产，富甲天下，还振振有词，自号“公仆”，“为人民谋幸福”，实在是欺世盗名，无所不用其极。

科学昌明，时代的进步，不但未能使这种怪异的现象消失，有时反而成了“于今尤烈”。特别是“五七反右”到十年文革，知识分子的不幸，已不再是个别人的遭遇，而是一个阶层、一个群体被置于被“改造”、被专政，甚至被灭绝的地位。“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显然都不行，即使规规矩矩，到时也“在劫难逃”，古之什么“十儒九丐”“焚坑事件”，文字冤狱，与之相比，都成了不足挂齿的“小事一桩”了。真可谓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空前的“壮举”！

我们在这里要讲的就是在这场“壮举”中的一位幸存者。对于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来说，“一位”的确只能算“沧海一粟”。然而，一滴水可以照见太阳，可以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缩影，不过在这里，我们要更多介绍的是这位幸存者，不仅“幸存”了下来，且能穷而不堕青云之志。并终于在令人难以想像的困境中，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坚守了自已的节操。

车玉生先生，山东文登市人，又名海风，1919年生，1937年毕业于文登师范校。正准备应聘执教，而其祖父母抱孙心切，令车与一素不相识之女完婚，车反对包办婚姻，坚不从命，遂离家出走。

此时，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按照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乡村建设”的有关理论，在全省七、八十个县中，撤销了区，改为“乡农学校”，校长有区长之职，为“一把手”，“二把手”为教育主任、主管教育，再次为指导员，管经济，以及军事教官。其时济宁正举办“乡村服务人员训练处”，培训上列各类人员，车便到济宁，被录取进入“教育主任班”培训。

此时是1937年8月，日寇正大举进攻我国，豕突狼奔，烽烟遍地。10月以后，大批敌机空袭济宁，造成惨重伤亡，而韩复榘为保存实力，竟不战而退，率军逃跑，于是梁漱溟先生成立“游击训练班”以培训抗日骨干，车玉生旋即进入该班，并奋笔疾书，以诗明志，有句云：“弱冠从戎气吞虹，寇声急，生死置度外，别无所从……”

在日寇的强劲攻势和韩复榘的退缩逃跑下，山东很快便沦陷了。车玉生随游击训练班全副武装进入河南。此时，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中正委员长，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将韩复榘逮捕，并果断地将韩处决，所有山东的武装人员均在商丘被国军警备司令缴械。游击训练班两千余人，徒步到达河南南阳以西的镇平县杏花山菩提寺集结待命。

1938年2月，梁漱溟先生从这两千余人中选定一百五十余人，送到武汉，成为我国政府在该地举办的“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第一期的学员，该班毕业的学员以后均由政府规定享有黄埔军校15期之同等学历。车玉生名列于这一百五十余人之中。经过半年严格的军事训练后，7月16日，三民主义青年团建团仪式在武昌举行，蒋中正委员长亲自主持了入团仪式。年仅十九岁的车玉生抱着一颗爱国抗日之心，参加了庄严的入团宣誓。

是年8月“战干团”第一期学员毕业。经过精心挑选，车玉生等10人被留下，其余则作为骨干返回山东组织游击战争。这些人回去后，一个个抛头颅，洒热血，与倭寇拼死抗争，为中华民族的抗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车玉生等10人留下后，在武汉珞珈山进入了中央训练团青年干部训练班（第一期），经过两月多的训练到10月底结业。此时武汉失守，训练班学员被分到各省去建立、发展青年工作。这时又经过精心挑选，在全班学员中选出36人为“青干班军官队”，真可谓精英中之精英，当时他们由桂永清将军亲自训练，车玉生也在36人之列，先到了湖南长沙，后又到桃源，接受各种轻重武器之训练。随着战局的变化又由桃源而湘西，再贵阳，最后到达中国抗战的圣地，陪都——重庆。

五十年后车老旧地重游，挥笔写成如下诗句，足见其壮怀豪情：

1939年3月1日，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在重庆南泉开办第一期，车玉生等即以服务员名义，与党政班生活在一起。第二期迁往浮图关，斯时，蒋委员长为激励抗日士气，将浮图关改名“复兴关”，意在抗日到底复兴民族也。同时又将其爱子经国先生送入二期受训，车玉生与经国先生同班。经国虽贵为“太子”，却是个平易近人的谦谦君子，与车同室傍床相处甚得。

此后不久车玉生被正式调到中央训练团教育长办公室任上尉副官（教育长是王东原先生）。1941年刚刚满过二十一岁的车玉生已晋升为少校了。

在人生的旅途上，车玉生以其优异的才能，首次展现了他的辉煌，他正一步步走向高层，接近核心，并完全有可能成为中国政坛上一颗耀眼的、正在上升的明日之星！

“知足常乐”，古有明训。就名利而言，个人的确应早点“知足”。但若在知识、技能、学问等方面，一个人似乎又应当“不知足”才好。车玉生正是这种“不知足”的人。

他不仅没有因宦途得意，才二十出头就已官拜少校而飘飘然。相反，却痛感到自己的诸多不足，其中最重要的是欠缺正规学历。一个师范学历，不仅太低，而且又未在校执教：在军队任职却连军事院校的大门也未得入（“战干团”按黄埔15期同等学历计，在当时还未被纳入正轨），真有点“非文非武”的味道。再看从山东来的许多同学都纷纷考入大学去了。

正在此时，一个生活中的事件，给了车玉生不小的刺激。车的一个女友正在中央训练团“音干班”学习，不仅年轻貌美，且极富音乐天才，弹得一手好钢琴。与车情投意合，过从甚密。但该女在1942年“音干班”毕业后，却去了白崇禧家担任家庭教师，车对此表示不快，去信阻止。殊知此女不仅不听，反将她过去读书（音干班）时用车的一些钱，以汇款的形式还给了车，似有绝交之意。车一怒之下，遂与之断绝往来。这件事给车玉生的自尊心造成了不小的伤害，觉得在人家手下作这么一个副官，实在显得太庸庸碌碌了。因此经过几番思索，终作出决定：从头开始，再去求学。

车玉生把他的这个想法去告诉了教育长王东原先生。王平素对车十分器重，觉得他少年老成，聪明干练，特别是车的记忆力，王最为欣赏，平日事无钜细，即使已过多日，只要王一问，车便立即能将他要问的事，或要找的人，一一从头告知，从无错漏，使王觉得真是其身边的得力助手。因而对车的成长，乃至一言一行均十分关心，且爱中有严。例如他见到车勤奋好学，诵读英文，脸上便露出了欣慰的微笑，频频点头。但若一听到车在屋内读俄文，他就会迈着沉重步子跨进屋来，语重心长地说：“车副官，别念了，别念了。”在今天看来，也许会觉得这位将军太管闲事了，但在那个时代，他的苦心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天，他听完车玉生的陈述，脸上露出了惋惜之色，但沉吟半晌，还是同意了，并问道：“你准备上哪里读书呢？”车答道：“准备到我们山东医学院去学医。”王听了高兴地说：“好，很好，有志男儿，不为良相，也当为良医，去吧！”临行前，王东原先生还送了几百元给车玉生作为助学之资。

离别浮图关，车去向霍原璧老先生辞行，霍是比陈诚、王东原更早期的“老保定”，深受敬仰，他告诉车“乱世切莫为官”，又说“学医足以济世”，更鼓舞了车学医的决心。

1942年，二十三岁的车玉生，抱着“不为良相，也当为良医”的志向，考入了当时设在四川万县的山东医学院。并为自己订下了“约法三章”：1、从此不再过问政治；2、不出风头；3、不谈恋爱一心读书。

当时正值抗战期中，国难当头，而教育部长陈立夫先生对教育十分重视，特别是许多理、工科院校，都实行公费。像后来荣获诺贝尔奖的华人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都是当时我国公费培养出的大学生。山东医学院也是公费制，但毕竟是战争年代，条件仍十分艰苦，生活条件极其困难。学生一日只有两餐饭（上午9时，下午4时），教学工具，由于学校是从山东逃难而来，所以几乎是一无所有。

当时学校的教师，基本是“留德”的，教学多用德语，头两年最使车玉生感到紧张的，一是必须从头学德语，二是解剖学没有人骨标本，全身二百多块骨头，单靠解剖图“纸上谈兵”是绝对不够的。幸好此时抗战大后方的第十重伤医院就设在山东医学院附近，二者在业务上已合为一家。解决了尸体解剖的许多难题，然而每个学生要有一副骨架，显然办不到。

于是为了学医，车玉生和他的同学们只好干起了“掘坟盗墓”的事来。但他们要“盗”的既非珠宝，也非钱财，而是那墓中主人的一具骨架。墓穴多在旷野。车玉生和他的同学们挑选的都是那些埋葬三年以上，八年以下的墓，因为这时死者肌肤已经腐烂，而骨骼却完整，他们都是在深夜从墓侧掘开一个刚可容人进出的洞，然后自己钻了进去，这时腐尸的恶臭扑鼻而来，令人欲呕。但为了求学成才顾不得了，忍着难闻的臭味，借着电筒的光辉，一节、一块地把尸骨取出，墓内一人捡，外面有人接，女同学站岗放哨。就这样，不知经过了多少个艰难的夜晚，最后，每个同学都有了一副完整的人体骨架标本了。

头两年最紧张，最困难的学习没有难住车玉生，在解剖学结业考试时，教授用德语指定了几个他要的骨骼的名称，车玉生立刻熟练地把这些骨头从标本中捡了出来摆在教授的面前，并用德文回答了教授的提问。考试成绩优良。

他不仅学业优异，而且在同学中表现出非常优秀的组织才能和号召能力。被推举为该院学生会主席。到了一九四四年终于违背了他自己订下的“约法三章”。与一个比他高一年级的女同学杜敏时（又是同乡）谈恋爱了。杜敏时对车人品才能都十分爱慕，而同学鲁北人蔡玉汉又是车、杜二人的好友，积极从中穿针引线，所以终于使丘比特的神箭射进了两人的心中。

1945年8月，在盟军的强大攻势和原子弹的攻击下，不可一世的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全中国都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但就在这时，苏联乘机出兵侵占我东北，更为可恶的是，将我东北三省财富劫掠一空。消息传来，青年学子一个个义愤填膺。本来抗战之前，俄国佬就抢走瓜分我们的外蒙古，人们记忆犹新。殊料抗日刚胜利，披着“盟友”外衣的俄国佬竟干出了与日寇如出一辙的强盗勾当，旧恨新仇，能不怒发冲冠？！这时身为山东医学院学生会主席的车玉生，顾不得三年前曾给自己立下过的“不过问政治”的誓言，振臂一呼，应者如潮，抗战期中迁来万县的各院校，立刻组成了浩浩荡荡的示威队伍，举行了一场威武雄壮的反苏大游行，车玉生任总指挥。同学们高呼口号，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愤怒声讨苏俄的侵略罪行。许多市民纷纷自觉响应，加入游行队伍，同仇敌忾，场面感人。事后车玉生对人说“我自学医后，已决心不再过问政治，但国家的耻辱，民族的尊严，不允许我沉默。这是我学医后，破例地过问了一次政治。”

1946年，车玉生在山东医学院毕业，来到重庆市民医院（现名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实习，1947年4月，被正式录用。车与杜敏时亦结为伉佩。

当时重庆市民医院，虽然在“硬件”（如病房、设备）方面并无特别之处，但在“软件”方面却堪称实力雄厚，抗战中从上海医学院来川的一大批技术尖子，都在这里落地扎根了。车玉生像一粒优良的种子，落在了这块外科技术的沃土中，因而基本功练得很扎实，进步也十分迅速。1948年傅安龄先生主动提出愿介绍车去上海海军医院工作，这机会对于车玉生来说的确太宝贵了，不仅因为海军医院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医院之一，而且它直属海军，而海军司令桂永清将军又是车的老领导，其发展前途自不待言。但此时车玉生在重庆却拖着一大家人，妻子杜敏时娘家由于是地主，在内战中，从老家逃来重庆女婿家中，因此车玉生两家连同保姆近十口人全靠他们夫妇工薪养活。在这种情况下，他去海军医院之梦终未能得圆。

历史的脚步，很快把中国带到了一九四九年这个十字路口。国共内战即将告一段落，车玉生也走到了他一生中一个最重要的十字路口。正当徘徊难决之际，车的一位老朋友李医生从广州来到了重庆，李是车玉生在浮图关时的同事，二人曾一道学俄语。李医生对车说：“我对共产党的情况有所了解，像你这样早就脱离了国民党去学医，现在又是医生，根本没有再涉足政治的技术人员，留下来根本不用怕，不要走。”同时他又说：“你知道吗？共产党来了‘三生有幸’。”车听了不解，那人说：所谓“三生”就是医生、学生、先生（教师）这三种人，共产党要特别给予优待，故曰“三生有幸”。

车玉生也觉得，我在国民党的手下虽然干了几年，但那是为了抗日爱国，并没有去打过共产党，总不能说抗日也有罪吧？何况我早就脱离了国民党，三年国共内战，我是一个无党无派的医生，共产党应该是不会找我算什么账的。就这样，他决定和全家一起留在重庆。

1949年年11月30日，共产党的军队进驻重庆，不久给市民医院派来了一个“军代表”主管一切。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位军代表不仅是车玉生的同乡，而且是车的小学老师之弟。家乡人加上师生谊，使二人关系比较融洽。于是接收医院、清理财产这些事，军代表都叫车一道参与，很快车成了医院的一个“积极分子”。1951年后，开始了“镇反运动”，车玉生将自己的历史作了彻底的交代，究竟“彻底”到什么程度呢？用车自己的话来说“不仅按年按月作了交代，甚至某天干了些什么，凡是重要的，有价值的，都写得一清二楚的”。

1952年“三反”运动中，车玉生更在院内担任了“打虎队长”，抓贪污分子。随着运动的发展，车从内心逐渐感到：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这些提法都无可非议。但一些具体的作法，却使人感到很难以接受，特别有几件事，简直叫人触目惊心。

医院里有个老太太（工人）任少卿，负责在妇产科门口接待病人，给病人一点卫生纸，每次收费一分钱，运动中，她也被打成“老虎”。斗来斗去、活活整残。又如护理部主任李锦如（女），硬被说成是“贪污分子”。一个护理部，有什么可贪？因而她死也不认，“打虎队”员就把她拉进停尸房去关起，半夜还叫人在外面装鬼叫，往停尸房窗上撤沙子。一个文弱女子，哪禁得起如此恐吓？终于被吓得精神失常，从窗子上往外跳，腿跌断，成了终身残废。

这些事使车玉生的良心深感不安，他觉得：反贪污本来是对的，但这样任意伤害无辜，却是完全不能接受和原谅的。

1952年医院经重庆市卫生局批准，派车玉生去天津骨科医院进修。这时天津骨科医院在用链霉素保证下，开展了国内首例骨与关节结核病灶清除术。车玉生进修完毕回渝后，于1953年夏开展了这一手术，受到重视和好评。此后车玉生又在重庆带头开展了腰椎间盘手术、膝关节半月板手术，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受到西南医学界的瞩目。。

医疗实践的成功。使车玉生在理论上有了更进一步的提高，一篇篇有创造性见解的学术论文先后发表在国内权威性的医学刊物上。

正当这位才华横溢的中年医师欲“更上一层楼”之际，一下就被“反右”运动推下了十八层地狱。

说起车玉生的这个“右派分子”，似乎还有点不大“正宗”。众所周知，反右是1957年的事，而车平安地度过了1957年，到1958年“三八”节这天，突然成了“右派”，原来他这个“右派”是补“差额”补上去的。

“反右”一开始，“上面”就给各个部门下了“指标”：在你那个部门，一百个人中要抓出几个“右派”来。阶级斗争无时无刻无处不存在，难道你那个部门能是桃源仙境，能没有阶级斗争吗？所以一定有“右派”。但也不能太多，倘若人人或大多数人都成了“右派”，那又怎能体现多数群众是跟党一心一德呢？所以就预先定下“指标”，要揪出百分之几，这就说明“反党的右派”毕竟只是一小撮，请看，这是何等的英明和正确啊！

当时重庆市卫生局揪右派的指标听说是百分之三。1957年完了，这个指标没完成，怎么办？毫无疑问，必须坚决完成！

1957年“鸣放”开始后，车玉生凭直觉感到气氛不对，还是少说为佳。妻子杜敏时也对丈夫提出了忠告：“老车，少开口啊！”所以他本来打算什么也不讲，可是领导却三番五次来动员，说“提意见是帮助党整风，提错了也不要紧嘛！”甚至还说“意见提得就是不正确，那也只是个思想方法上的问题；但是如果不提意见，这就是你对党的态度问题了，你是要和共产党同心同德呢？还是要同床异梦呢？”天呀！谁都会明白，一旦认定你是个“同床异梦”者，其后果将是什么。车玉生感到不应付两句恐怕不行。

市民革在重庆市卫生系统开征求意见会，用汽车把车玉生请了去。今天务必要请您老兄帮助党整风提点宝贵的意见。人家如此礼贤下士，要是再一言不发，也就实在有悖于情理了。车玉生坐在汽车里搜索枯肠，终于想出了一条自认为是无伤大雅的“意见”。那是1956年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外科贾主任去天津做手术期间，由车玉生代理主任，手术室要求添置一些医生手术时用的衣服、鞋子之类，这本是医疗上司空见惯的事，车便同意签了字，由总务科造计划到会计室去领钱。按财会制度应由院长何贤宝批准才能发钱。何便问财会科的人：“这衣服、鞋子是给谁穿的？”答：“是医生们穿的。”何院长一听老大不高兴说：“这些医生一个月领了那么高的工资了，怎么衣服、鞋子都还要公家出钱买？”财会科那人不知是不懂医，还是不敢“犯上”，只好唯唯诺诺说：“这……这个……我不清楚。”何院长最后勉强批了，但满脸不高兴。这事后来车玉生知道了，觉得你是个院长，怎么这点医疗常识都没有，手术室要保证无菌操作，怎么能穿着自己的衣服鞋子进去做手术呢？那天他在会上就谈了这事，把话说得委婉又委婉，客气又客气，说希望何院长多到下边来走走看看，到手术室来参观参观。

1958年3月8日夜晚通知车玉生去大礼堂开会，他还蒙在鼓里，什么也不知道，一进会场，好家伙！满屋满墙已贴满了大字报“揪出大右派车玉生”，“坚决向大右派车玉生开火！”，“车玉生否定党的领导，必须低头认罪”……接着来的是批判斗争，更确切地说是诬陷和辱骂。几天后又再次批判，这次调门更加升高，说车是“一贯反动”。那意思大约就是：此人从来就没做过一件好事；从娘肚子出来就不是个好人。

1958年5月1日，在这个据说是全世界劳动者的节日，车玉生这个年富力强、风华正茂，曾为无数患者解除过痛苦的医生，这样一个正直的劳动者，既无任何过失，又未经过任何司法程序，就被剥夺了工作权利、公职和人身自由，甚至连同妻子儿女住在一起的权利也没有了，必须到指定的地点——自贡来接受所谓的“改造”。

车玉生就这样被糊里糊涂地进了劳教队，更可笑的是还要他自己来定个“改造计划”，你自己说，你要在这里“改造”多久才能“改造好”、有人订3年，有人订2年，车玉生也订“两年改造好”。不知怎么官员又说车“太保守了”。那年头不是甚么都在“跃进”吗？于是订为一年“改造好”。至于什么是“改造”，怎么个“改造”法，如何才是“好”，只有天知道！

从此，车玉生开始了他的“半囚徒”生涯。在“劳教队”里，没有分派他去抬石、运木，仍然是医生。这是对他的“优待”吗？非也！这有个专门名词叫“用其一技之长”。这是公开的，冠冕堂皇的名称，另外，还有个“内部名词”叫“废物利用”。你是医生，应该是科技人员、是国家干部。但是，你“入队”（劳教队）后，你什么也不是了，你仅仅就是一个“劳动力”，把你这个“劳动力”用来拿听诊器，手术刀，比用去拿钢杆、抬杠子，效果更好些。因此就叫你作“医务劳动”的“劳动力”。在这里“劳动”这个词，已经变了味，再不是政治教科书里面讲的“劳动创造人、创造世界”、“劳动光荣”等等。而是一种特殊的惩罚方式。

车玉生以一个科学工作者的客观和冷静、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不公正的待遇，同样以一个科学工作者的道德和良知，努力作好自己担负的一切医疗工作。也许是“劳动”得十分出色，也许是当时他们那个劳教单位（四川铁路工程总队）太缺乏这种特殊的技术人才，所以就在1961年底宣布对车玉生“解除劳教”。

按理讲，既已“解除劳教”，本人就有权离开你这个单位。因为你仅仅是一种“最高行政处分”，处分既已解除，别人自然有权离开。然而就是不准他离开。据说是“工作需要”。

不过当时对他似还有点“另眼看待”。61年底刚“解教”不久，即宣布恢复其主治医师职称，恢复其原有工资。而且不当作所谓“就业人员”而是作为一名技术干部留在医院工作。除搞医疗外，还不时出差采购医药器械，并准其参加院务会议。在所谓“解教”人员中，能受到如此“礼遇”者，实不多见。接着医院又准备把车的妻子也从重庆调来。车玉生明白，如果这样，他将永无希望离开劳教队了。连忙告知妻子坚决不同意，因而此计终未得逞。

但是车玉生虽然心里不痛快，不愿留队，工作上仍然是拼命地干，而且积累了不少的资料。单是膝关节半月板手术就有五、六十例，而其充气造影资料有六、七十例，可惜均在文革中全部被毁。

这几年中，车玉生在四川铁路工程总队医院里不分外科、内科一人顶了下来。外、妇、内、儿、传染病，凡是重病疑难病，都只有他来处理。修铁路流动性大、生活艰苦、工作危险、事故频繁，这给医疗工作带来了更多的压力，而医院随工程流动，因陋就简，设备更谈不上，但这一切都难不到车大夫。在西昌喜德县一次事故中，一名“解教”人员向光华，是中学教师，遭到脑外伤，造成颅内血肿，深度昏迷，生命垂危。而当时他们医院连开颅器也没有。车玉生就地取材，叫汽车连作了一个圆锯，就靠着这么一个“土家伙”，在深夜12点为患者打开了颅腔，取出血块，凌晨3点病人便从昏迷中醒来了。在六十年代那么一个医疗设备十分简陋的地方，能救活这样的重病人，一时被颂为奇迹。后来这病人成了车的好友。

然而精湛的医术，出色的工作，在政治寒潮袭来之时，不但不能遮风蔽雨，反而成了别人妒恨和攻击的目标。1962年“千万不要忘记”的“伟大号召”一出笼，车玉生立即被视为“阶级异已分子”。院务会议不要他参加了。1966年那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大革文化命”，终于“革”到了每个中国人的头上。这时车玉生连请假回家探亲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人在逆境里，在远离亲人、朋友、同学的环境中，“孤独感”是十分可怕的，最希望得到的自然是友谊和一两个知己，而在那年代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只有互相监视和告密。这时，一个叫牛亚男的女“右派分子”闯进了车玉生的生活中。牛亚男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作财会工作，因有亲属在海外，当“右派”自是意料中事。到劳教队后，她被分配到医院供应室作消毒医疗器械等杂活，牛亚男对人大方热情，彬彬有礼，对车更有师长般的敬重，而且两人在许多问题（特别是有关政治等问题）上都有十分近似的观点，所以无形中车也视牛亚男为自己的一位红粉知己了。

1967年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在人民日报发表。连“太阳里有黑子”这种人尽皆知的自然现象，居然也成了“诬蔑伟大领袖”罪！真是千古奇闻。而姚文元早在1965年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时，车就对此人的武断专横十分反感。这次看了他的《评陶铸的两本书》，觉得如此牵强附会、信口雌黄地给人罗织罪名，不仅登在《人民日报》显著位置，而且这样一篇文章就可以打倒一个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副总理，真是太荒唐、太可怕了，就连昔日秦桧的“莫须有”、雍正的“维民所止”文字狱也显得相形见绌。然而这些话，如骨鲠在喉，又敢去向谁讲呢？在愤慨和惆怅之中，他想到了牛亚男，于是写出一张字条，悄悄地给了牛亚男：“你看了《评陶铸的两本书》没有？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典型，如此下去，国家不知将伊于胡底？！”

这种不平，这种忧虑，在当时可以说任何一个良知尚未泯灭而又稍有头脑的中国人心中都是存在的，然而在“四人帮”的淫威之下，又有谁敢向人表露，向人倾吐呢？车玉生这样作了，然而在那个年代，敢说真话的人是要遭殃的。

牛亚男不知何时有点“收藏癖”，凡是她认为好的，有意义的东西，总是舍不得丢弃，也许车的这张字条，正是她的心声，而且是在那样的血雨腥风之中，有人敢向她表达，这实在是太珍贵的纪念了，于是她舍不得销毁，把它藏在了自己的箱子里面。然而她忽略了当时那险恶的环境，公民的人身权利，根本没有任何保证，任何人随时都可能被搜查，被抄家，何况她不过是个所谓的“黑五类”，那还在话下吗？
1968年因为一个偶发的其他事件，队上干部对牛亚男因怀疑而进行搜查，什么也没搜出，却搜出了车玉生那张“大逆不道”的字条！

在那时，别看是张小字条，可是比谋杀太子，拐卖公主还要严重的滔天大罪。牛亚男、车玉生都被打得死去活来，捆、斗、九十度弯腰、“喷气式”，而且还“老账新账一齐算”。于是车玉生的“历史问题”被翻了出来，以证明其“一贯反动”。更有甚者，批斗者充分发挥其高度丰富的想象力谓：“车玉生，你当年才二十出头，就在国民党内，官拜少校，怎么一下子不干了，跑去学医，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一定是国民党指使你潜伏下来，以便暗中进行破坏活动，怎么回事，快快老实交代！”此言一出，人们欣喜若狂精神大振，揪出了一个“潜伏多年的国民党老特务”，这自然又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丰硕成果”了。不过他们不知是有意疏忽，还是不愿看看这一事实：车玉生并非在48年、49年国民党行将撤出大陆时“潜伏”下来，而是在1942年国民政府领导抗战之时，怎么就知道将来要被共产党打败，而早早“潜伏”下来呢？然而那年代“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啊！于是就这样七斗八斗，无限上纲，终于以“反革命罪”逮捕，进而判刑劳改，牛亚男也以同样罪名被判刑，送往汉王山茶场劳改。

“天命之年作楚囚”，1970年，年逾五十的车玉生，拖着一身的伤病，被送进四川省第四监狱，进行关押劳改。

大概又是“废物利用”原则在起作用吧，车玉生一下囚车就被关进了监狱医院，穿上白大褂，令其从事“医务劳动”。中国人是非常聪明的，政治上把你斗倒，搞臭。但对你的技术还必须“拿来”为“我”所用，使之成为最有“剩余价值”的“劳动力”。

车玉生并非不懂这些，但他的态度是：世人弃我，我不弃世，不管此人与我有无恩怨，那怕是素不相识，甚至斗过整过我的人，只要你有了病，住进了医院，就一定尽心竭力，为你治病，甚至甘冒风险，也在所不惜。

当时车玉生在政治上是“专政对象”，身体上伤病俱全，肩周炎使其举手抬臂都艰难万分，然而，这一切都不能使他放弃作为医生应尽的天职。特别是当病人处于死神威胁的生死关头，车玉生不仅会一下子忘了自己的“犯人”身份，而以“生命卫士”的姿态与死神展开殊死的搏斗，甚至还会在一般人都认为已无能为力时，以大将风度，指挥若定，力挽狂澜，使患者转危为安。

他刚到医院不久，自己都还未从沉重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一天晚上，附近一个农民，被牛踢伤，造成脾破裂腹内大出血，送入医院已休克，见此情景，那些头戴国徽的干部医生们一个个面有难色。于是找来车玉生，他一口答应“没问题，只要有人输血，我们就可以动手术抢救”，当下有七、八个农民自愿献血，于是车玉生精神抖擞地站到了“主刀”位置上开始了手术。谁知刚刚把患者腹部皮下切开，他那七、八个自愿献血的“阶级弟兄”一个个都不见踪影了。原来，一般农民缺乏科学知识，听人说被抽了血，“不死，也得少活几年”，于是一个个都吓跑了，干部医生见此情景，也慌了手脚，连忙对车玉生说：“这手术看来只好不作了，没有血怎么作？”当时，有个“规矩”：干部的每一句话，就是命令，几乎等于法律，犯人只能听从，决不能反对，就是干部说错了，也得照着做。车玉生当然知道这个不成文的“规矩”，他连想都没想就答道：“不行，如果我们停止手术，病人必死无疑。根据刚才我对病人的检查来看，病人的肠子大概没有破，淤积在腹腔内有大量的血，可以回输给病人，这样病人就有希望救活。”在场的其他“专政对象”个个都给车捏了一把汗，这老头今天吃了豹子胆了吗？公然敢把“干部的指示”给顶回去，那还了得。常言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医务工作者的一片忠诚，似乎感动了上帝，也感动了那位干部。他同意了。

无影灯下，随着车玉生一双灵巧的手飞快地转动。只听见刀、钳、镊、剪、奏出了和谐的共鸣。手术高速度、高质量地顺利完成了，淤积在腹腔中的血液，又重新回到患者的体循环内，休克消失了，死神抛下患者落荒而逃，刚入监狱的车玉生就这样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几天后感谢信送来了，锦旗也送来了，还敲锣打鼓、鞭炮齐鸣。“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毛主席的革命医疗方针万岁！”“感谢共产党，感谢监狱领导和革命干部，挽救了贫下中农的生命！”“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然而就没有提一句：“车大夫，谢谢你！”似乎车大夫根本就不存在。

然而车玉生对此似乎并不在意，只要救活了病人，他就很满足了，于是仍然我行我素而且“屡教不改”。又是一个深夜，一个急腹痛的病人送入院了，这回可不是个红彤彤的贫下中农，而是个黑黝黝的“四类分子”。刑满留队就业，还戴着所谓的“反革命帽子”，凭他多年的经验，一听病史，一看症状，伸手一摸那“板状腹”，就基本可以断定为“胃穿孔”，必须立即手术。于是马上去请来那个主管干部郑医生。此公不知是打搅了他的好梦，心里不舒服，还是觉得这种“黑四类”死了也没啥，几乎看都没看一眼，就下了个口头医嘱：“先把液输上，用点抗菌素，对症治疗一下，明天早晨再说。”话一完，抬腿就打算再赴温柔梦乡。另外有个医生，当时也被打成了“反字号”，哪敢开口。惟有车玉生“不知趣”，立即答道：“这种手术不能拖，必须今晚作，如果拖到明天上午，病人可能出现弥漫的腹膜炎，甚至休克也来了，我们就太被动了。”那干部听了，虽然心里老大不高兴，但作为医疗原则，人家句句在理，只好答应，但在手术时，不要车主刀，叫他去搞麻醉，以此稍示警告吧！

离监狱不远，有个长庆机器厂，一位女干部，突患腹痛，被疑为肝脾破裂，立即被送上手术台进行抢救，但手术中发现并无腹内脏器破裂的情况，而血仍然在出。病情危急，医生们焦急万分。只有向附近兄弟单位求援。监狱立即派车玉生前往。车去后，凭借他多年丰富的外科临床经验，很快就解决了这个疑难急症，确诊为卵巢滤泡破裂出血，针对病因，立即进行手术，挽救了患者的生命。

虽然车玉生如此出色地工作，挽救患者的生命，解除他人的痛苦，然而在那“斗争为纲”、“政治挂师”的年代里，特别是在那特定的环境中，他一方面在医疗实践中“过五关斩六将”，另一方面在生活中却经常“丢荆州走麦城”，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

有个姓朱的干部，叫车玉生给他看病，他骄横傲慢，根本不把车放在眼里，还恬不知耻地说：“你们这种人，还能给我看病，这就是你们最大的荣幸了。”车以沉默表示自己的轻蔑。从而又引起他的不满，无缘无故将车弄来进行批斗。另一干部，小病大养住医院，查房时他到处玩耍去了，因而未给他开药，晚上他回来了，车玉生连忙去问问病情，刚说了一句：“今天上午查房您不在……”这个干部一下就火了，搧上一巴掌：“我在不在你管得着吗？”把车狠狠骂了一通。。

车玉生就是在这样屈辱而暗无天日的环境中，在狱吏狱卒的蛮横无理的歧视目光下，艰难地度着时日，一点一点地耗去自已宝贵的年华。

“黑夜漫长终有边，春风不日下江南，冰山崩作千重浪，江海翻波谈笑间。”

这是车玉生的一位朋友，送给他的一首诗，这位朋友，当时也因受政治迫害和车关在一个监狱。1978年的中国，确实正如诗中所写是一个寒夜将逝，东方欲曙的黎明。。

随着毛泽东的死亡，“四人帮”的覆灭，中国的地平线上终于露出了一丝曙光。1979年3月的一天，一纸四川省珙县法院的判决书，好像一封平信，由医院一名劳改队干部交到车玉生的手中，一切是如此的平常简单，你不就是个囚犯吗？现在珙县法院经过“复查”宣告你无罪了，去吧，收拾好行李走你的路吧！没人给你作什么解释，当然更没人会给你说声“对不起”道个歉，仿佛一切都属“正常”，一切都理所应当。党和政府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你只有感恩戴德的份，感谢“伟光正”给你平反了冤假错案！

就这样，车玉生在花甲之年拖着一身的伤病和一颗破碎的心终于回到了他分别二十三年的重庆。在原重庆第一人民医院一直工作到六十五岁才退休。而今他孤独地住在医院一幢宿舍楼里，房舍破旧，外面环境更是脏、乱、臭、差样样俱全，住房面积狭小，设施破旧，冬季冷如冰窖，夏天热似火炉……

车玉生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一生并无惊天动地之举，却有可歌可泣之事。在万分恶劣的环境中，仍能保持自己的节操，出污泥而不染，不为邪恶所同化；始终保持清白、清醒地作人；始终保持作一个有道德，有良心的好人；作一个负责任，有作为的好医生。

张友梅。谁看到这个名字都认为是女性。用一个朋友的话说，叫做：“不误会也难。”然而他却是一位男性，一位半大老头。

老张，四川江油人，早年成都大学外语系毕业，曾在国民政府经济部驻上海办事处作职员。解放后，经过革命大学审查、改造思想后，分配在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图书馆工作。

他听力不好，用北京话说叫做“耳背”。多少年他乡音不改，有句家乡口头语：“格老子，恼火！”

1957年整风，有人谈起“肃反”中的斗争，他老兄也感慨系之，说是：“简直是闻‘肃’丧胆，格老子，恼火！”一个月后，这句话就构成了罪行：“对肃反不满，谩骂肃反运动”，划成了右派。

1958年3月，和我们一样，“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来到茶淀农场，和我分在一个组，一同接受改造。

当时，我的体力不太好，这个小老头张友梅已经50岁，就成了我抬土筐的搭档。一边劳动，一边听他的川话聊天。“耳背”的人有个特点，他总以为别人和他一样耳背，讲话大嗓门儿。时不时，他仍然忘不了他那捅了大漏子的口头语：“格老子，恼火！”

那时候我一来家信，他就感叹起来：“唉！北京话，马尾（YI）提豆腐，真是提不起来了，我这辈子太荒唐，50岁了，连家也没得。年轻时候也不懂得政治，官没得当过，平民百姓一个，生活上稀里糊涂，钱也没得，老也老了，还得戴个右派帽子，还得劳改。”这我才知道他不但在北京，在故乡也没有家。是个没家没业，孤身一人的半老单身汉。

59—61年大饥荒，我们分开了，不在一个队，都在“生死场”——北京右派的劳教农场茶淀农场于家岭分场。这个半大老头儿，尽管成了皮包骨，走路一步一步挪着走，讲话也没有了大嗓门儿，总算熬过了死亡关。有一次碰到我，老头儿哽咽地喊住我：“哎，哎，老伙计，你还好吧，你差一点就见不到我了，唉呀，格老子，恼火！这辈子又差一点成了饿死鬼。”看着这位老搭档，我扒在他耳旁低声说了句玩笑话：“格老子，恼火！”他会心地笑了，尽管这是两个“饿殍”的苦中作乐。

61年底，我侥幸摘帽被送北京回家养病，而且落下了户口。文化大革命时期，轰赶地、富、反、坏、右的狂风刮过，我还没当临时工，整天在家猫着。有一天，老张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正在盯着门牌，疑疑惑惑地看着，我赶忙跑过去打招呼。看到我，他似乎肯定是找对了，冲着我笑了，笑眼中闪着一丝泪光。

我把他让到家，这时候我们分别已有近五年了。尽管他还是那么健谈，依旧是那不改的乡音，然而不但是容貌，那乡音里也透着一种难以形容的苍老味道。他告诉我，58年劳动教养时，他当然只能带必须的行李，所有他的其他“财物”都寄存在一位从事医疗的朋友家里。如今经过一场大扫荡，农场准假三天，让他来处理。

“朋友早搬家了，第二天才找到。东西和钱全没得了，我能说啥子么？后来说还有一台英文打字机，你拿到嘛。格老子，农场有人拿英文打字机，被说成是‘发报机’，我要它那不是惹祸啊？格老子，再说我是特务那不要我的命？”老张一边说，一边又露出一个新毛病，嘴里总是“呵…呵…呵”。

我带他出去，就在胡同口一个小小饭铺吃了碗面，把他送上105电车，回他的住处——永定门车站附近的小店。

大概又过了四年，我已经当了木匠。一个星期天，老张突然来了。我把他让到家，坐下来，问起他的情况。

“唉！农场把我送回四川江油了，右派都遣散回家了。呵，呵，我哪里有家噻？江油不收。哪个划你右派，你找哪个，呵。我说北京划的，江油说那你就找北京。说来说去，就是不收。开除公职了，还有啥子原单位嘛。农场把我送到江油，我咋个找啥子原单位嘛，我也不能赖在江油，没得户口，没得粮食，我也没得钱，想来想去，只有一条活路——再自己申请劳动教养。我要不自己申请，哪个要你噻？没得办法，我只好回农场。“

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一点也帮不上他。只好眼睁睁再送他去那“生死场“。这巍巍华夏，竟然没有一个老年右派立锥之地！？你要活命就得自己申请再被劳动教养，60岁也得被教养，真是要教养右派一辈子？

1979年，“改正”政策下来以后，我接到老张从四川江油来的信，他被安置在江油一中教英语。我回了一信之后，再没有信来。

当时他已经过了60岁，退休了？哪儿去了？我的这位孤独的老友，这位没家的老头儿哪儿去了？

美丽的春天每年都如期而至。而我对春天的回忆，往往总是那么凄清，甚至老泪纵横！五十二年前，我因一篇《大好春光几时来》而获罪；五十二年后的今天，又因为签发此文获罪的汪岗君的不幸逝世而添新愁。

1957年的春天，我风华正茂，不仅刚刚走上处级干部岗位，还因一项科研成果而评为重庆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真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而这时的世界潮流和国内形势，都在呼唤社会主义民主，当时受到年轻人热捧的苏联解冻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和国内一篇里程碑式的报告文学《本报内部消息》，也深深地吸引着我，总想像娜斯嘉和黄佳英那样去“干预生活”（实际上是唐·吉诃德式的“勇士”）。大鸣大放席卷全国时，我正在一个野外地质队蹲点推广苏联先进技术。这个队的党委领导思想僵化，官僚主义严重，不关心群众疾苦……，这些不正是需要“娜、黄式人物”去干预么？于是我满怀激情写下了《我们这里还未解冻》的长篇通讯，投给在重庆出版的《西南工人日报》，经编辑易题为《大好春光几时来》放在了头版头条，并引起轰动。此文在反右运动高潮中，无疑遭到了狂轰滥炸：“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已经是春光明媚，谁说没有解冻？这不是和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沆瀣一气吗？更严重的是，是谁胆敢把这株大毒草捧在头版头条，而同一天却把毛主席在全国团代会的一段讲话“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行都是错误的”摆在次要版面，谁说排版没有阶级性？要连根把签发的编辑揪出来示众！我本人又因鸣放时在局机关组织“怒放社”（取春天里心花怒放之意），自任总编辑，于是被责向：你向谁发怒？是向共产党发怒吧！曲解成语，妄加罪名，令人啼笑皆非。……谁知春光没有唤来，却遭遇了极为严寒的冬天！之后，我戴罪放逐山野，当然对报社签发《大好春光几时来》的编辑的命运一无所知。

近日收到忘年之交小俞的邮件，才知那位为发我的文章而付出惨痛代价的编辑，竟然是尚未谋面却已神交的汪岗君！而且他不久前撒手人寰溘然辞世！从小俞的悼念文字中得知：汪君1943年才16岁就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悲壮浩气的召引下，参加中国远征軍赴印缅抗日。后在蓉加入地下党被追逃至刘、邓领导的鄂豫军区任《战斗报》记者。1949年冬隨二野解放重庆，曾任刘、邓的会议记录。转业后参与创办《西南工人日报》，任编辑室主任。1957年的春天，“那是充滿希望的春天，那是令人绝望的冬日”（狄更斯《双城记》）。汪君主持的报纸，在大好春光里，充满解冻的热流，广播大爱的种子，高呼民主与维权，深受基层读者的欢迎，发行量节节攀升。忽如一夜寒潮起，流水落花春去也！汪君因文获罪送去劳教，文革又被莫须有判刑5年。后虽改判无罪，但仍顶着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异类”覆盆，到处打工为生，16岁参加抗日的老战士沦为“三无”人员――新中国的完全彻底的无产者；1978年被恩赐“改正”时已垂垂老矣！他滿腹经纶，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本想把激情燃烧的岁月，惊心动魄的往事，泣血成回忆篇章，但来不及完成就在贫病交加中拂袖而去，魂归天际，时为牛年犬日之晨！

2009年2月18日晚上8点多钟，我拿到友人帮我从父亲档案袋里拍照出来的3张“关于黎章焜同志右派改正文件”照片时，我匆匆回家反复细看全文后，心中是百感交集彻夜难眠，许多往事在脑海历历再现。在父亲去世15年后，通过朋友的帮助，我终于找到了1958年父亲被划为“右派”的具体原因，解开了15年来，一直困绕在我心里的历史谜团。

    30年前，我时常听长辈们提起1961年的夏天某日，父亲被单位的人用担架抬回故乡的家门时，全身浮肿不像人形。全家人吓得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父亲的姑姑和祖母，每天煮粥炖黄豆汤喂他吃，在床上躺了几个月后，才慢慢地可以下地走路了。我的父亲是死里逃生，从地狱里爬出来的。
    父亲在世时，我曾多次问过他，是因为什么事情被打成“右派”的，“右派分子”基本都是撤职降薪，你为什么送公安机关劳教？父亲对我的问话，总是沉思不语缄口不提。
    1994年9月份，父亲患病住院时，我一直在医院陪伴他，度过了人生的最后时光。28日下午，病房里只有我们父子俩，父亲突然对我说：“反右时，我是因为学生毕业分配的事，给中央写过信，打成右派的。我不服就交公安局劳教。我是死里逃生捡回了一条命，劳改农场死了好多人唉！改正的文件我签了字存在档案里……”
    1994年9月30日早晨，父亲在睡眠中悄无声息地永远离开了我，去了另一个世界。
    15年来，我一直想看到父亲“右派”改正的文件，解开这个历史谜团，口说无凭立字为据，这个文件太重要了。多年来我问过几位“右派”长辈，都说自己改正文件看了就签字，存入档案，个人手上没有东西。听了他们的讲述，我是失望而困惑不已。直到2003年我在遭到官商勾结的暴力拆迁后，我与官商们据理力争时，感到了证据的重要性。（特别是官方文件）联想到父亲的“右派”改正文件之所以不交给本人，是官方的策略权谋，不留证据给受害人，档案由官方管理，官方不解密，时间一长，当事人去世后，具体事实就永远地成了谜。
    一连几天，我反复看这两份文件，边看边想，觉得太重要了，于是我拿到朋友办的照相馆放大了一尺过塑保护，留作永远的纪念传给子孙后代。这两份文件是父亲留给子女最重要的遗物，它见证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见证了受害者一段不堪回首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历史事实。
    我之所以写这篇短文，是要提醒“右派”的子女后代，要马上行动起来，主动去寻找长辈的证据档案资料，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我们要为这样的父母亲而骄傲。在世的“右派”长辈们已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了，他们是这段历史事件的活文物档案，他（她）们能写自述回忆录，就已经是为社会作贡献了。我们晚辈要以这些长辈为榜样，他（她）们都是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阶层代表着社会的文明进步，是社会的良知公器。
   附诗一首——

向“右派分子”致敬
自古英雄多磨难，莫须有名时间长。
阳谋引出真君子，“右派分子”永流芳。

自注：黎建楚，男，现年55岁，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人。黎建楚的父亲：黎章焜先生（1934—1994）1955年8月自华中工学院毕业分配到湖南国营江南机器厂工作，任技术科技术员、228技校老师，反右运动中，划为一般右派，撤职监督劳动；1960年元月因不服结论送公安机关劳动教养，1961年因患重病解除劳教遣回原籍。

我本是一介清寒书生，胸无大志。年轻时只想与人无争，与世无扰，过个平静生活；但从未得偿心愿。多年战乱过后，政治运动频仍，批斗、凌辱、流放、蹲牛棚、遭受酷刑。作为血腥专政斗争的幸存者，到了耄耋之年，处境依然难以平静。

近两年，我出外访友办事，常路过天安门一带，至少有五六次受过武警或民警盘查。我出示了“离休老干部荣誉证”之后，有两次还要开包检查。有一回还要我把带的饮料瓶打开试喝一口。当时看着这些二三十岁的警察，心里曾想，我参加革命时，你们还未出生呢，今天你们竟检查到老子头上了！这实在让人堵心。很明显，我已老迈年高，不可能搞刑事犯罪或恐怖活动；那么只能怀疑我是上访户或政治犯了。但是看了离休证，还不放过，处于海晏河清的和平环境，对此真让人有点匪夷所思了。干吗要搞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呢！

以前，我用了60元买两本《红太阳的陨落》（国防大学教授辛子陵著），以挂号寄给福建的林先生。不意中途丢失。我去邮局查询，出示了福建邮局“有进口，无出口”查核回条（意即在邮局内失踪）。仅按邮费的2倍赔偿了十几元了事。

我给成都著名画家崔新周先生寄去资料，他告知封口有拆启破损痕迹。

《往事微痕》的黄静小姐以特快专递给我邮寄专辑印刷品，只得到快递公司的电话通知，但实物却杳无下文。李家骙给我邮寄的《往事微痕》也在邮局被没收了。李先生为多起类似事件困扰，曾向法院起诉，接谈的女法官谈至半途，竟然溜之大吉。按邮电事业，应以信誉为本，然而当今却无任何诚信可言了。据兰州的和教授告知，她和几个朋友，以前多在一位住所较宽敞的医生家聚会，后来其“组织上”通知叫停。遂改在和教授家聚会。外界又传闻她被“一级监控”，家里电话一度只能打进，不能打出。吓得一位熟识难友邹医生也视其是“危险人物”，甚至于不敢与和教授合影了。真是可悲。不过，和教授自我感觉尚好，处之泰然。我却为她增添了挂虑和思念。

今年三月下旬，铁流先生曾拟组织一次“迎春茶叙会”，邀请一些老朋友一起喝茶，餐叙，摆摆龙门阵。然而会前接到通知，茶叙会被勒令取消了。使人怅然若失。

听说有家民营印刷小厂，最近老板的自用电脑，突然被官方抄走，进行“检查”了。引起周边一些惊疑。……

斑斑点点，使人难以理解，当今所处的是何种年月，是何种社会环境！？六十多年前，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已首倡：思想信仰，言论出版，不虞恐惧，不虞匮乏的“四大自由”。所有的现代发达进步国家的老百姓都已真正享有了。对我们来说，尚属遥不可及。难道不是吗，迄今仍有人因参与维权活动而被整肃（如高志晟等），或因言获罪，或以文贾祸。（如刘晓波、郭泉、谭作人、张博树等）甚至有的人为维权而壮烈牺牲（如唐福珍等）。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公民，宪法上规定的基本人权，竟得不到任何保证。那么，空想与人无争，与世无扰，过个平静生活，怎么可能呢？！如此这般，还能谈得上“活得幸福而有尊严”吗？！

时至今日，如果再唱起上世纪四十年代风靡巴蜀的《茶馆小调》，恐怕“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了吧！ 2010，4，28

编者按：石曼，1927年生，南京人。抗战时期即参加演出话剧活动，热心为抗日救亡争取民主奔走。虽遭反动派逮捕亦不悔。1946年（19岁）起任无锡人报记者，在上海《大公报》、《联合晚报》、《新民报》、《经济周报》、《展望》杂志以及南京《朝报》等报刊留下大量反独裁、争民主的文字。同时成为中共领导下的演剧九队队友，积极为进步影剧宣传呐喊。1949年参加二野西南服务团文艺大队到重庆，改行参与话剧《四十年的愿望》创作，任市文工团（后为话剧团）文学组组长。1957年在西南师范学院体验生活时与后来被打成“大右派”的董时光为邻，被某反右积极分子加以“相互勾结”罪名以大字报送至市委宣传部，成为市委宣传部首批重点批判对象之一，被打成“极右分子”。以后几十年间，在监督劳动中，仍继续收集研究抗日大后方话剧史料不懈，至今已出版专著六种，编辑资料数百万字，受到中外人士注目。

这里刊载的杂文选自原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办公室于1957年9月编印的《重庆右派言论选辑》第五集（文艺界）。原编者的按语中说：“吕贤汶即石曼。这篇文章，对党的文艺领导干部进行了污蔑和讽刺。说这些老干部是‘鼠目寸光’‘孤陋寡闻’。末了说‘似丁主任者，岂只一人而已’。”如果说批评那些不学无术、以“大老粗”为荣的不称职干部是“污蔑和讽刺”，那么毛泽东后来斥骂彭真等高级领导人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又该当何罪？

丁主任有一个时期作报告，常爱讲“诸类而此”，讲的那么坚定、响亮，听报告的人听不懂这句话，只有自愧才疏学浅，不敢作其他想法。这因为：一、丁主任是老革命。二、丁主任是在中央某艺术学府学习过的。虽如此“诸类而此”四个字大家还是不懂，不懂之余，只好猜测，从丁主任说话的神情，语气连贯起来看这四个字大概是丁主任对“诸如此类”的另一个说法。

不久，丁主任的报告中又出来了“社会主义实现主义”，乍一听，大家以为天气热，可能是自己的耳朵背气失灵，但是，一个报告中提了五次“社会主义实现主义”，连年纪最轻的同志也奇怪了，因为，不管作报告的人讲得多么自信有力，听报告的人水平如何不行，作为文艺干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是常听说的。

这还不算，丁主任还有许多奇怪的主义论：什么莎士比亚不是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家；“十五贯”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等等……。有一天，丁主任忽然兴高彩烈的对我说：“鲁迅最近写了篇小说，你看到了吗？”我一时怔住了，鲁迅先生早作了古人，丁主任这句话是从何说起呢？丁主任看着我惊诧的神气，洋洋得意地拿出一本《文艺学习》创刊号来，指着跟我说：“在这里，你还没看过吧。”原来那是附在对鲁迅作品分析后面的一篇鲁迅的小说《药》。我赶紧告诉他，鲁迅先生早已逝世了，这是他早年写的作品。丁主任还不相信，他说既然是登载在杂志上的，当然是最近的；要说死了的话，我怎么不记得开过他的追悼会呢？幸好附在《文艺学习》上的这篇小说，还留有鲁迅先生写作的年代，那是一九一九年四月，我指给丁主任看了，他才再没有说话。至于鲁迅先生是否死了，他还半信半疑。

本来才疏学浅，孤陋寡闻，对于一个人来讲，不是多大的缺点，值不得小题大作。当然，对于丁主任来讲，作为一个相当负责的干部未免是点遗憾。但是，问题还不在这里，谁要是批评丁主任不肯学习，尽闹笑话，丁主任就嘻皮笑脸地说：“这些小事有什么要紧，我在政治上也没犯错误。就是你们这些洋学生出身的知识份子，才挑我们工、农、兵这些小毛病。”

查阅丁主任的历史自传，他是城市市民成分，文化程度初中，而且参加了革命十几年，住过高等学府，虽难列他为高级知识份子，知识份子是算得的。丁主任的这一切，似乎都与工、农、兵无涉。何况今天我们的工、农、兵，也都在向文化、科学进军呢？

然而，不管别人的批评和督促，丁主任依然故我，有空时坐在机关的收发室门口看过路的车、马、行人，或者上菜市场买上四两猪肉，关起门来包饺子吃。

至今，丁主任仍旧认为莎士比亚没有为工、农、兵服务，不算是好作家。

至今，丁主任仍说“十五贯”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理由是：人民日报为“十五贯”发表过社论；周总理都说“十五贯”好。

　然而，至今丁主任已经相信鲁迅先生是死去了，因为后来我找到了一九三六年上海各界人士追悼鲁迅先生大会的图片送给他看过。可见，多看看，多学习还是有好处的。

我们常说：“知识即是力量”。丁主任视求知为小节，而自诩政治上不犯错误。然而，日久天长，必将鼠目寸光，不晓天下事，孤陋寡闻难辨红与黑。无知无识，力量从何而来，政治上焉能不犯错误。

噫，似丁主任者，岂只一人而已！（抄自一九五六年《红岩》十月号）

我欣喜见到《巴山夜雨》纸面茶座诞生，多了一个追思、倾诉的园地。太多的往事应该由太多的尚存活的受难者切实记叙传给后世，避免灾祸再续。那些往事断非“微痕”，而是血泪淋淋、异常沉痛。1949年以后，九千万中国同胞非正常死亡，中国大地自然生态被破坏。道德文化被摧毁。人民被剥夺人权，被奴役。……只是“微痕”吗？

我和许多中国同胞一样，虽然苟且活下来，即将八十年，没有进入正常或非正常死亡的尸堆。而这活着，也是非正常状态。所有中国人，包括统治者或被奴役的人民，全属非正常。

（一）没有传统意义的故乡。——父、母是湖南籍。我1931年出生在上海市红十字医院。童年和少年时代在四川重庆。那是抗日战争年代的大后方。军事委员会指挥全国抗日。毛泽东也曾喊过“蒋委员长万岁”。周恩来和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也存在于重庆。当然，共产党一直反对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

我在重庆及其附近读小学、初中。如小龙坎覃家岗中正学校小学部，国立九中（原安徽合肥中学、今江津二中）附属至善小学及国立九中初二分校等。重庆市区、北碚、南岸、歌乐山、沙坪坝及附近的长寿、涪陵、壁山、綦江等都有我的少年足迹。

在巴山蜀水的怀抱中，我只想着努力读书，长大后参加抗日，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建设中华。

没到我长大成人，抗日战争结束。1945年8月15日，我在重庆市的街上（七星岗），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见到所有人在大街上欢呼，兴高采烈。那时我那年少的心和大家一样，无比欢欣。这种心情，与以后许多年毛泽东病死及打倒四人帮时，是相同的。全民欢腾。

（二）没有社会、国家对我这个草民的爱——正常的社会对所有社会成员是爱护的。正常的国家对全体国民都是爱护的。例如民主国家美国的人民，有充分人权，有思想信仰、言论表达、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自由。

我，1946年离开重庆到南京读高中。1949年中国改朝换代，毛泽东共产党暴力夺权。我们老百姓草民不管谁当皇帝都无所谓，换了朝代，应该仍然各安其业，照样活下去。1949年我十八岁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事政治大学第一期。毕业后分配至军事学校工作。1955年我在军队内肃反运动中被诬为暗藏反革命残酷斗争。后来1957年反右斗争中，北京大学的共产党又诬我为右派分子劳动改造二十一年。非正常的活在红色恐怖之中，只侥幸留存一具不许有思想的生命。

作者无电邮箱。通信处：100091 北京市海淀区西苑北京大学燕北园312-201

由旅美文革史学者宋永毅和海内外学人共同组建的 “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已完成全部编辑工作。该数据库主编宋永毅向本台表示，数据库收录了反右期间的官方文件和民主党派材料，总数多达一万两千篇文章、两千五百万字，是保存民族记忆与集体伤痛的又一次尝试。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萧融洛杉矶报道

宋永毅从洛杉矶接受本台电话专访，说明刚组建完成 “反右数据库”以七大部份、两千五百万字的篇幅，记录发生在1957年，中国知识菁英饱受迫害的政治运动。他说：“‘反右运动数据库’包括一万两千多篇文献，区分为七个部份，第一、是官方反右文件和民主党派反右文件，第二、是毛泽东在反右运动前后的讲话与文稿，第三、是中共党政领导和反右有关的讲话与指示，其中，我们收录邓小平当时的‘整风报告’共有三个版本，分别是原始记录稿、中共党内发出的版本，以及《人民出版社》对外出版的版本，我们可以看到，公开出版的版本已经经过大幅修改。第四部份是反右运动期间的重要报刊社论，从中得出结论是——反右运动对毛泽东及其左派来说，已为他们准备了搞文革的核心干部力量。”

这是目前中外史学界仅有、也是最大规模的 “反右数据库”，宋永毅在总导言当中写道，费时四年才组建完成数据库，目的是为了揭露历史真相、保存民族记忆。宋永毅说：“做这个数据库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不少历史应当重写，反右运动虽是大规模迫害知识菁英，但从中也看到中国知识菁英的脆弱性。”

2009 年9月，“中国最后一位右派”林希翎在巴黎去世，加深了宋永毅组建 “反右数据库”的使命感。他尤其感谢海内外学者和右派当事人家属踊跃提供史料，共同记录当年的荣光和苦难。宋永毅指出：“反右运动不仅仅是共产党整民主党派人士，而且还是民主党派的一场混战。举例来说，反右期间有不少人被打成右派，但是，不等于被打成右派的人就没有迫害其它人，包括宋庆龄等人迫害民主党派同行，比共产党还要积极。”

宋永毅也说明，“反右数据库”以原稿原文呈现，自期能够做到不掩盖真相、不带个人情感。他表示：“原始资料是什么样子，在数据库里就是什么样子，我们既不为尊者讳，也不掩盖历史真相。”

记者进一步询问，在组建“反右数据库”期间，多方收集所得材料和右派家属以文学形式记录两者间有无冲突？宋永毅回答：“会有冲突，因为人的记忆有选择性，比较大的总是划在亲人可亲可敬这一面，这是难免，人情都是这样的。但是，历史史料就保留在数据库里，读者自行阅读之后就能知道历史真相。”

“反右数据库”已经发行中外图书馆馆藏版本，下一步将发行个人精简版。宋永毅明白，中国当局对数据库的出版采反对和封锁态度，但他已订下往后十年再编两大数据库的组建计划，他说：“一个是中国大跃进、大饥荒的数据库，最后一个是中国在五十年代初期的政治运动数据库，我们还要费时十年才能完成全部工作。”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萧融发自洛杉矶的报道。（2010-05-27）

一、南岸区1958年3月上报市委批准确定的十五个右派“标兵”

（注：“标兵”指提供给各单位在对右派进行不同处理时的参照标准）

（注：以上人员中，是中共党员的，如刘承才、宋建奇、俞瑞禾、张光后、李荣福，均开除党籍；是民盟盟员的，如李烈英，开除盟籍；是共青团员的，如王崇明，开除团籍。对其他右派处理时均照此办理。此外，当时南岸区委的另一报告中所列“标兵”有十九名，“撤销原有职务另行安排待遇较低的工作”的还有黄友诚、郝云栋、张鹤林；“判刑”的还有副区长朱骥云。）

属历史反革命分子不予复查的14人：田仁义，徐砺实，秦贡九，祁化平，陈骏如，林君佐，董发伦，邓学耘，魏晓维，刘仿勋，庞佑霖，冉熙光，许仿游，唐宗尧。

属有新罪判刑复查后维持原判的5人：韩亚平，任肖夫，王次椿，喻绍炯，牟延范。

（注：以上“确定不改”的21人中，后来基本上都在1980年7、8月间“改正”了。）

编者按：本刊第一期转载郭道晖著《还原历史真相是走向正义的第一步》特稿后，有读者反映，著名山寨刊物《往事微痕》在今年初的一期上，登载郭道晖的《勇敢地回首过去》一文，与《还》文是一篇文稿的两种略有不同的版本，可能由于在正式出版物《炎黄春秋》刊文的需要，部分文字有所删节。本刊就此作了检索对照，认为删节的内容对读者和难友“还原历史，追寻真相”有较好的启示，特将未刊的文字摘出（以黑体字）刊登于后，供大家参阅。

可惜我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历代统治者缺乏这种习惯、责任感和勇气。这些年来，我国历次政治运动中遗留下的广大政治灾民和难友，虽然前赴后继、锲而不舍地奔走呼号和呐喊，从实际效果来估量，人们很难再寄希望予党政当局会恩赐平反和赔偿。就近取喻，只要看看地方上那些官僚冷血政治动物，面对反抗野蛮拆迁而英勇自焚的居民，不但无动于衷，而且还给他/她们泼上“破坏社会秩序”的污水，人们就可以丢掉幻想了。

我们不能指望在我们有生之年能见到“黄河水清”，甚至不要幻想当局会主动地去调查或支持调查历史真相；那么，我们是否就无能为力了呢？

韩国人给了有益的启示。我们的五七难友们也正在创造自求解放的新路。

基于我们深信历史是人民写的，未来总有一天不仅真相将大白于天下；而且那时的执政者与历史罪错比较疏离，利害牵扯较小，在日益强大的人民力量的推促下，势必被迫地或主动明智地作出历史的交代。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展开群众性的历史真相调查，尽量收集确凿的证据。《往事微痕》的编写和流传，就是一个很切实的是群众性的草民“太史公”，也是公民检察员和律师。

那时所需要的就是证据。证据是金，以铁的事实真相和确凿的证据，来为彻底平反和补偿与赔偿提供司法的真凭实据和追究政治责任的依据。更重要的是给后世的执政者提供资政宝鉴，给后代青年留下历史教训。

在昭通专区蓄意将云南地下党、边纵干部610名打成右派（占被划右派总数的99。38%），和在大坪劳教所听任30%-50%的右派囚犯饿死、累死的负责人，就明显地属于故意违反“最高良知原则”的罪人，何况反右本身只是执政党的决定而于法无据。

而要追究他们的政治责任或法律责任，就必须有足够的证据。包括人证、物证。为此，我建议，除了继续不断以回忆和控诉的文字揭露反右及其它政治运动、政治风波中的种种暴行外，还需要有意识地保存、收集各种实物证据，诸如被害者的照片、遗书、衣物、收容所状况、死者坟墓所在地、耳闻目见者的证言、笔录……等等。这些实物既可作为诉诸司法审判的证据，也是可提供将来举办反右和文革博物馆的资料，对于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是最具震撼力的教材。即使现今或今后已不可能追究当年的罪人，至少也可以警示来者：在政治风波中要秉持社会良知，恪守道德底线；切不可随风逐流，助纣为虐。

很高兴读到转来的《巴山夜雨》。浏览一遍，很得教益，也很钦佩编者抽出宝贵的精力办这样一份有价值的刊物。现提出几条建议，供刊物同人参考：

1、纯资料性内容，如重庆市部分右派名录，建议以专刊形式发表，这类材料对专业人员极为有用，但大部分读者兴趣不大，与其他内容混在一期，专业人员查找不便，普通读者阅读不便。

2、关于政治性内容。老辈人很多年在政治挂帅的环境下学习、生活、工作，很多人为此受苦，回忆过去不能不涉及政治。但对这份刊物来说，强烈的政治情感容易受到现实政治因素的干扰。为了减少干扰，我建议杂志文风更为质朴，多发表记录事实、解释事实的内容，情绪性字句尽量减少使用。我相信冯友兰先生一句话，仇必和而解。

3、建议编者扩展题材范围，反右可以作为重点专题内容，但不必局限于反右，这样的好处是扩大刊物的来稿和读者的影响面。

4、最容易湮灭的文献是当年的揭发、检讨、交代，传单、油印小报、个人日记、等等，这些内容如果能收集和披露出来，对历史研究来说，是功德无量的事。如果作者是当年传单、小报的作者或当事人，那就更理想了。

欣闻《往事微痕》喜获姊妹《巴山夜语》创刊，南北同艳，为华夏文苑增添光彩，使八方读者共享玉露甘霖。巴蜀山川秀丽，人杰地灵，贵刊荟萃文墨精华，前景锦绣可期！在此遥祝贵刊平安！顺利！成功！为表支持心意，送上拙稿，请予赐教！（倪先生的来稿：《处境忧思录》已在本期刊出）

读贵刊第－期关于董时光的右派言论，大有拨乌云见日之感。当时报上的声讨批判文章，不知根据何来把他批成是十恶不赦的坏人，是帝国主义的走狗特务之类。今日得见宣传部门编辑的右派言论集以供批判之用，其真实性自当无庸置疑。但是我们这些小干部当时还没有资格看到，只能听到领导说什么是什么，互相间也就人云亦云。

而今得见庐山真面目，他不仅不是右派而是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帮助整风的左派。耿耿忠言，诤诤苦谏，何罪之有？是生错了时间地点的魏征。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当年何止一个董时光？千千万万忠良之士倒下去了。唯祈忠魂归耒，河清海晏！

尊敬的《巴山夜雨》编辑部：朋友、难友们：拜读《巴山夜雨》创刊号，心情十分激动，你们是继《往事微痕》之后又一个纪录反右运动的刊物，发表的文章真实可靠，文情并茂，唤醒了沉睡五十多年的记忆，纪录历史，拒绝遗忘，揭露暴政，呼唤民主，你们是向专制主义抗争的勇士，相信你们的刊物将是历史上光辉的一页，祝贵刊繁荣昌盛。希望惠赐每一期电子版。

第一期上有重庆市右派分子名单，你们大概参考我发表在网上的西南师范学院右派分子名单。该名单发表后得到一些难友的指正，其中有些名字需要更正：黄继先应为黄鹏先；葛逸仙和郭益先是同一人，应为郭益先；黄重华应为黄崇华；雷重功应为雷崇功；刘靖三应为刘庆三；肖昆道应为肖坤道。陶渭熊 2010。5。6。

编者按：本刊第一期刊出重庆部分右派名录后，引起读者广泛关注，纷纷来信提出更正和补充，提供新的名单或线索，都力求使这份受难者名录更加完整、准确，留给后人和历史一份不应遗忘的记录。在当年反右派运动中，除了将许多人打成右派分子外，不少单位按上面部署还将另一些人打成反党分子、中右分子、内控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等等（这部分人为数不少，比如重庆市南岸区当时打了右派215人外，还打出其他分子竟达316人之多），实际上这些名目众多的“分子”们与右派分子，都是罹遭一九五七年当政者发动反右派运动的受难者，他们与右派分子同样遭受了不白之冤和沉重苦难。为便于搜索记忆、引发联想，本刊从这期起陆续选发一些读者提供（按单位或系统划分）的部分当年受难者名录及相关资料，并望广大读者提供更多的补充和修订。

办公室：陈痕，陈群，黄德培，刘敏，刘亚修，马星榆，孙光中，

一处：陈恩民，丁新民，杜芸仙，傅煜，何安先，何喜通，罗邦连，孙曙，陶佑，

重庆市农林水利局当年有干部80名左右和一名工人，划右派为两批共12人。第一批是1957年秋，按10%划右8人，有：

邓增龄、蒙仁让、谌取丰、徐安伦（反党分子）、冷恒君、周正权（以上六人已故），

刘道碧、王孝社、姚海铨（以上3人均健在），还有一人不熟，似姓张（待查明补报）。

第一期名单中的陶在廉，当年不在重庆市农林水利局机关工作，不属局机关所划12名右派之列；重庆市农林水利局下属单位很多，各个场、站、所，都划过右派，人数不少，但不详其数字和姓名。

西南煤田地质勘探局及其部分野外队难友名单（卓济贤提供）

刘子良孙伟跃周天鹏曾学孔陈宗竟刘晓村蒋相仁张乃圣周徳儒

四川省团校当时在重庆石桥铺，单位职工只有40人，划了右派1/5，8人，占20%

黄泽宇，地下党员，党史教员，先下放广阳坝劳动，逃跑后抓回，送会理铅矿劳改。

林宪君，团员，哲学教员，送四川峨边沙坪农场大堡三中队劳动教养。

徐汝新，南下党员，哲学教员，随下放干部在桐子沟公社劳动，已故。

冯玉梓，党员，政治经济学教员，送北碚西山坪农场劳动教养。

李山川，团员，政治经济学教员，送峨边沙坪农场大堡三中队劳动教养。

廖申明，团员，教务秘书科秘书，自愿回老家当农民，当木匠维持生活。

李瑞东，南下党员，校医，自愿先后回山东及爱人的四川老家古宋定居，已故。

蒋书楠蒋同庆江之鉴李友霖刘佩英吕金庆王复南严代平颜若南

难友黄继先还纠正指出，他是璧（山）师范的右派，而名录中西师的黄继先应是黄鹏先。

（说明：据说当年西南政法学院所划右派一共69名，现名单只搜集到55名）

孙孝石赵念飞杨和钰黄涛余群中朱驭欧金义莲程幸超伍柳村王根明汤仲炎齐家麟彭望雍王治汤刘守荃张立白庄赞张警张垂戒（音）

罗国良王才兴邹安庆李和年张黎咸史久庆卢锦生赵万昌韩光坦　唐振全杨国荣李文学康永祥毛利民何金如陈光馨胡济元贾厚吉何山林任时雨张永川姚廷模付立中陈世忠文立人胡德维高庚如郑远新金儒英姚长寿张良诗陈谦刘旭　谈　容赵朴立　灿

范道棻，孔昭麒，沈兆予，汪志辉，汪宗正，温雅横，李闻，魏良，文启尘（女），

张国安，张天俦，张自强，郑惠申，朱有承，周至刚，赵壁。

五五级：崔怀义，戴冠，龚和忠，蒋鸿图, 李登浒，刘富源，须汉儒，杨照，杨震夏；

五六级：曹大道，曹华桐，李造时，宋广成，王仕璋，吴大伦，高华，彭涛，李振，张建新，张再康（女），　王基敏（女）。

注：校史记载，五七年划右派的教职工21名（10%弱），学生25名（5%弱）。

（编辑部谨向以上积极回忆、补充、提供名单的热心难友们，深表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