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13日

总第五十七期

2008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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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打三反”专辑

本期目录

王  锐  周恩来与“一打三反”运动

白  磊  我们应该怎样记忆历史——“一打三反”四十周年反思

方子奋  南京“三六”公判四十年祭

蓦然回首

谢声显  我怎样被炮制成“从严对象”

博客文选

钱大川  被冤杀的街坊大妈

故纸堆

叶曙明  广东省科技局永和五七干校1970年5月下半月运动情况汇报

文摘

有关“一打三反”的一些数字

赵  旭  血写的历史——记文革中枪毙教授张师亮

编读往来

1、范世涛来信    2、顾国雄来信   3、津平来信·编辑部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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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周恩来与“一打三反”运动

王  锐

笔者在拙作《谁签署了遇罗克的处决令》（原载《北京之春》2010年3月号）中有一个小节《“一打三反”运动与周恩来》，其中提及，就这场“一打三反”运动而言（遇罗克等就殉难于“一打三反”），笔者在毛泽东文革讲话及文稿中寻不到半点依据，就此推断“一打三反”运动，是当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发动并主导的。

《遇》文主要是谈遇罗克遇难经过及相关情形，未能对“一打三反”运动，尤其是与周恩来的关系作更多研讨。之后，笔者经友人建议，就此问题进一步探讨，其结果显示，这场对国人为害甚烈，而影响甚至到文革结束后的1980年代初，长达10余年的“一打三反”运动，确实是周恩来要负主要责任的。

周恩来为“战备”发动“一打三反”运动

“一打三反”运动发起于1970年1月，其依据是当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以及2月5日

其实，这个所谓“一打三反”，真正的主旨，不在“三反”，而在于“一打”。因为“三反”，“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属经济范围，最多是刑事犯罪，“反铺张浪费”，更是工作作风问题，连犯罪也谈不上。而“一打”才是政治问题，是怕危及政权的核心要害。从日后各地贯彻执行看，此运动也主要是“一打”。如安徽省革委会政工组1970年3月24日

因之，弄清这份《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是如何出台的，就成了问题的关键。各方资料显示，这份中共中央的《指示》出台是周恩来的意思并亲自主导，而非出于毛泽东的相关指示。

首先，这可在官方出版的《周恩来年谱》找到依据。该《年谱》1970年1月30日

    1月30日

这个记载显示，这份中共中央的《指示》，是周恩来主持相关会议（极可能是政治局会议）“几经讨论”后，送交毛泽东批示的。特别是“我们……认为现在需要”这种句式和语气，明确表明是周主动搞这样一个文件，而不是受毛泽东指令被动地这么做。

同时，笔者查证，在另一个更显权威性的官方文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记载表述中，这种主动与被动的关系更为清楚明确。《文稿》在《对中共中央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指示稿的批语》篇目中，这份“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的毛泽东批语仅有两个字：“照办”。而在其“注释”中，则对这份文件的出台因由经过和具体内容有以下详细记载和说明：

    周恩来于一九七〇年一月三十日送审的这个中共中央指示稿指出，为落实战备，巩固国防，对反革命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必须坚决地予以打击。……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写道：“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

毛泽东阅后，写了这个批语。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了这个指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7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

可见，这份至关重要的、令数百万人蒙冤、数十万人被捕入狱，数万人被处决的中共中央《指示》，从起草，到主持政治局“几经讨论”，再到报送毛泽东批示，都是周恩来一手操办。而且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文献资料（包括回忆文字）显示，是毛泽东让周恩来如此搞的。而大规模开展“打击反革命”的原始动机，如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所述，是为“战备”考虑，“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

    （本文写成后，笔者在宋永毅主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中，看到一个间接的材料——吴法宪传达1970年5月毛泽东关于当前形势的指示：国内方面，毛主席对三件事情很赞赏，一是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二是中央发的三个文件，三是战备。其中“三个文件”就是指“一打三反”的三个文件。关于“一打三反”，毛的原话是：“一打三反搞的好！要注意政策，防止扩大化，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要注意政策，小的只要交了就行了，能退赔的就赔，退赔实在困难的可以减免。”令人疑惑的是，恰恰对“一打三反”最核心最关键的“打击反革命”，毛没有提及。其详待考。）

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指示》解读

笔者手中没有这份文件的原始文本，不过，若干官方出版物，包括上文提到的《毛建国文稿》中那段“注释”，都有该文件的内容简述。除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收录了原文件全文外，笔者查到内地公开出版物中记叙最详的，是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的4卷本《共和国史记》第三卷中的记载，所引文字都打了引号，应是编者直接从这份中共中央文件中摘录下来的。

关于出台这个文件的由来和动机。《指示》说：“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这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妄图仰赖帝、修、反的武力，复辟他们失去的天堂，加紧进行破坏活动。有的散布战争恐怖，造谣惑众；有的盗窃国家机密，为敌效劳；有的趁机翻案，不服管制；有的秘密串联，阴谋暴乱；有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有的破坏插队、下放，这些人虽然是一小撮，但无恶不做，危害很大。”（引号内的文字完全录自该书，下同）

关于具体内容。《指示》要求：“一、要放手发动群众。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使群众认清，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动队'的斗争，是打击苏修侵略阴谋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项重要的战备工作。”

“二、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

“三、要严格区分各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区别轻重。”“对于那些气焰嚣张、罪恶累累、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杀掉。对于那些罪恶虽属严重，但民愤不大者，可分别判以死缓或无期徒刑；罪行较重，必须判刑者，可判以有期徒刑。对于那些罪行较轻者，可交群众严加管制。”

“四、要大张旗鼓地、广泛深入地做好宣传、动员。杀、判之前要交给群众讨论，‘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杀、判时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这样才会人心大快，敌人震慑。但是，杀人不可过多，杀的应是极少数，关的亦不应多，管的是大多数。”

“五、要统一掌握批准权限。按照中央规定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

“六、要加强领导。必须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具体指导，深入实施。”（以上见《共和国史记》第三卷527页至528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

笔者以为，以上6款内容，最重要的是2、3、4、5等4款，第2款规定了“打击的重点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第3款是规定打击手段是关、管、杀，尤其强调“对于那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要坚决杀掉”，为日后的大规模处决行动，开了绿灯。这也是导致遇罗克，及以后的张志新等一大批“文革思想者”被处决的依据。第4款是规定“杀判时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这是文革中以及其后数十年间普遍实行的对罪犯搞“公判大会”、“游街示众”的由来和政策依据。第5款是将杀人权限重新交与地方，中央仅是“备案”。这是1960年代中央收回“死刑”判决权以来最重大的变动。

周恩来对“一打三反”运动的多次督促和指示

周恩来主持开展了全国范围大规模的“一打三反”运动，在“打击反革命”运动全面铺开后，他还对各地、各部门单位的运动进展情况有过多次检查、督促，并作过一系列明确指示。仅以《周恩来年谱》的记载，就可以知晓他对此运动的重视和关注之切。

    3月5日

    3月31日

    4月  针对“一打三反”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一打三反”已开展，运动未起来时往往右倾，起来后则易“左”倾，“逼、供、信”，乱提口号。（同上第364页）

    6月18日

    12月3日

从这一系列指示中不难看出，周恩来尽管主持中央党政军工作相当繁忙，日理万机，可是在其心目中及具体行动上，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仍是将“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作为头等大事在抓，在过问，细致到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单位的运动都有具体指示。甚至在研究解决北方7省煤炭产量下降这种纯生产性问题时，也硬要将之与“一打三反”联系起来，要求相关领导在运动中要“防保守，排极左”。

北京市为各省市“打击反革命”作样板示范

中共搞政治运动以至经济活动，向来喜欢搞“样板”、作示范，比如“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以至文艺上的“样板戏”等。周恩来搞这场“打击反革命”运动，也不例外，运动发动之初，就为各省、市、自治区树立起一个“样板”，这就是北京市。

中共中央《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是1970年1月30日

在该文件发出三天前的1970年1月27日

笔者在研究这段史料时，发现其间有个很值得史家重视的“时间差”。也就是在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正式下发前，北京市有关机构实际上已经在开始行动。换句话说，毛泽东本人尚未审阅并作批示，周恩来主导或授意下已经在具体实施（这么大的决策不可能是谢富治或是比他级别更低的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副主任刘传新能够作主的）。这明显就有点“先斩后奏”的味道。这也是10年文革中笔者仅见的，中共重大政治运动出现了毛泽东本人尚未批示，周恩来主持下的中央就已经实际上在着手实施的情况。

北京第一次“公判大会”处决后，不到半个月的2月11日

一个多月后的4月18日

不到三个月时间，北京市公法军管会就如此高密度，强态势地开展宣判处决行动，显然是周恩来主持的中央要以北京市作为全国“打击反革命运动”的“样板”，给各省、市、自治区当局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做出示范，以促进全国此项政治运动的开展。

有中央如此严厉而具体的指示，有周恩来如此的关注过问，有首都北京如此的“样板”示范和带动，声势浩大，规模和范围空前的“一打三反”运动，很快在全国开展起来，各地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捕人和处决浪潮。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动得比较早也跟得很坚决的是许世友坐镇的江苏省及南京市。1970年2月12日

查金华是南京市“一打三反”运动中头一个被枪毙的人，仅仅因为他自己组织了一个马列主义小组，用马列的观点对现行政策提出了一点怀疑，于是这个认真的年轻人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第126页，朝华出版社，1993年1月）。

为强化运动声势，江苏省革委会机关报《新华日报》，破例于当天出了“下午版”，在报道公判大会实况同时，发表“大号黑体字”排印的极带杀气的社论《坚决镇压反革命》。没料，此举引来“反弹”，引出著名的南京“2·12反革命案件”，让更多的“文革思想者”被处决。

查金华被处决及预示大恐怖开始的《新华日报》“2·12”社论，引起一些民众尤其与查金华一样具有点独立意识的年轻人的不满乃至愤怒，并以行动表达自己的愤怒和反抗。南京市8中已下乡苏北的高中生陈卓然及安姓同学，当天用剪刀剪下社论上的一些字，用这些字再组成表达不满抗议的类似“我们要真正的马列主义”、“查金华烈士永垂不朽！”等60多条“标语”贴于纸上，于夜间张贴于南京主要街道。

标语出现，轰动南京，省市公安机关忙成一团，作要案侦查。“排查几乎落到每一个人头上，尤其是回城知识青年。”两个月后，因某位知情者告密而案破。时年仅20岁的南京8中学生陈卓然于1970年4月28日

1970年3月19日

1970年4月14日

毛应星1969年7月1日

可悲可叹的是，毛应星至死恐怕都不曾想到，致她于死命的这个运动恰恰是来自中央！这正是文革中许多人难以逃脱的“误区”之一，认为所有的“坏事”都是在中央不知情、被蒙蔽的情况下，地方上搞出来的。而不管毛泽东代表的中央，还是周恩来实际主持的中央，始终是“英明、伟大、正确”的。

5月8日

5月30日

总之，全国各地都紧跟在北京市之后，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地展开宣判处决“反革命”行动，惟恐落后或开展不力。

北京“西单商场爆炸案”被旧案重提

“一打三反”运动开展后，各地都有一批过去已被定案了结的“旧案”，被重新翻找出来，按中央的新要求、新精神来重新审视，来个“旧案重提”、“旧案新审”（遇罗克案、张志新案，以及其他一大批被处决的“文革思想者”，其实都是“旧案重提”、“旧案新审”）。

曾经轰动海内外的“北京西单商场爆炸案”，在已经定案结案的情况下，被北京市公法军管会有关人员翻出来，重新审理侦办，胡整一通。

1968年4月3日

这是中共执政以来，首都第一次发生如此严重而惨烈的爆炸事件。鉴于文革的特殊形势和国际国内背景，许多人认为此爆炸事件非同寻常。公安机关甚至表示，不排除是国外特务机关派来的特务干的。京城反响强烈，周恩来亲自对该案作了批示，要求加紧侦破此案。

有意思的是，爆炸声响起时，西城公安局的60名干警正在作检查批判，原因是在例行的“早请示、晚汇报”中“口齿不清”。案件一出，经周恩来特批，他们立即解脱，投入到了案件的侦破中。

经现场勘察，公安机关发现炸死的5人中有4人身份很快查实，只有一人身份不明。同时侦察员还在该尸体周围发现棉花和导火索，还有两张辽宁省粮票，而这些与后来技术人员鉴定的棉花导火索的产地相吻合。同时技术人员根据现场勘查情况推断，炸药包是身份不明的死者提在手上悬空爆炸的。

鉴于案情重大，公安部部署全国共有17个省市公安厅、局，紧急协助北京市公安局查找这名身份不明的死者。

根据现场辽宁省粮票这一线索，辽宁省成了重点破案地。5月初，案侦取得突破性进展。5月11日

然而，事过近两年之后，在“一打三反”的严峻形势下，在阶级斗争理论和“深挖现行反革命”的办案指导思想下，有人对“西单商场爆炸案”又旧案重提，北京市区两级公安机关重新立案侦办。爆炸案件制造者董世侯已死，重新侦办自然又会牵涉殃及一批无辜。

办案人员的传统法宝是刑讯逼供，被冤枉的主要对象被严酷逼供，招架不住，又不愿意再冤及更多的无辜者，在狱中两次自杀未果。事情报到周恩来那里。按理说，周对当年“西单商场爆炸案”侦结情况及结果是知情的。真正的爆炸案制造者董世侯已在爆炸中身亡，现在被侦办的自然是无辜者。然而，他对此作出的相关批示却耐人寻味。1970年2月27日

周恩来这里的批示，关注的不是这个被逼两次自杀的无辜者是不是冤枉，公安机关侦办人员是否刑讯逼供，而主要是关心是否“能弄个水落石出”。批示有关部门“使其安心休养”，也不是真正从人道主义出发，主要目的还是立足于日后再追供。

刘伯承原得力助手蔡铁根被处决于“一打三反”

蔡铁根是一个有红军经历的高级军事参谋人员，曾任职中央军委。刘伯承元帅于1950年代初奉中央之命组建南京军事学院，刘伯承任院长兼政委，蔡铁根被刘任命为学院训练部部长，是刘的重要助手之一。1955年第一次全军授衔时授大校衔，差一点成为将军。

1958年“大跃进”背景下，为贯彻中央关于反右倾，反教条主义的指示，彭德怀主持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突然掀起一场“反教条主义”风暴，矛头对准刘伯承元帅主持的军事学院和与总参平行的训练总监部（刘伯承兼任部长，建于1956年）的批判。这个以“反教条主义”为名的建国以来第一场军内大批判，最初由时任国防部长并实际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发起并主持，黄克诚主持的总政治部具体执行。最初火力不太猛，上纲上线亦不太高。到了当年6月，形势陡变，原因是毛泽东于会议期间的6月23日

由此，军委扩大会骤然升温，会上对刘伯承元帅及手下将领展开了越来越出格，上纲越来越高的批判，甚至有人提出是“路线斗争”，是“向党进攻”、“反党反中央”。在此压力下，本在上海治眼病休养的刘伯承，被迫冒着双眼失明的危险赶回北京在大会上作检查。违心地主动承认错误，试图保护手下一批将领。

但会上斗争批判的火力和势头仍是不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身为刘帅得力下属，训练部部长的蔡铁根挺身出面为刘帅及肖克、李达等一批高级将领当众说了句公道话，并由此惹火烧身。当事人肖克将军回忆当时场景：“南京军事学院训练部长蔡铁根在会上说共同条令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即被当场摘掉领章帽徽，连轰带扭，赶出会场，关押起来。”

肖克将军对蔡铁根当场被关押一事感叹说：“眼前发生的这一切真是触目惊心！这是我入党以来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事情，而且竟发生在一千几百位我军高级将领参加的会议上！我真是痛心极了。”（肖克《建国后的第一次军内大批判》，载《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第186页至18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9月）

这场“反教条主义”的军内政治运动落幕之后，刘伯承主持的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大批高级将领受到撤职，或是降薪降级处理。最严重的是开除军籍，安置地方。蔡铁根是少数挨整最重者，被开除军职，降薪降级，安置到江苏省常州市商业局某下属公司。

在常州期间，蔡与一些有独立见解，对时政有看法的人士多有交往（大多为有军方背景的干部），其中有同他一样被从军内处理到地方的某部团级干部吴翼等。由此被有关方面注意，列为“政治案件”。再后来，上升为“反革命集团”，蔡铁根作为“首犯”被拘留，关押入狱。狱中蔡铁根曾三次绝食抗议，并曾想逃出监狱赴京告状，被察觉后甚至上了铁镣。

1969年11月中旬，常州市公检法军管会将与蔡有牵连的15人，以办“学习班”名义集中审查，15个对象竟建立起15个专案小组。“学习班”结束，未作定论。“一打三反”运动开始后，整个案件骤然升温。3月初，常州市公检法军管会作出判决，以“蔡铁根、吴翼为首纠合反革命活动”之名，判蔡铁根、李业舫（同案者，常州市果品公司科长，40年代从事革命的老地下党员）死刑立即执行，吴翼死缓。其他人各刑期不等。

3月11日

当天上午9时40分，蔡铁根、李业舫等，被枪杀于常州市西门外公墓刑场。老红军蔡铁根被处决时，年56岁。蔡案直到1980年代才得以平反。蔡案既可看出当年党内军内斗争的荒谬和残酷，也让人看到当年所谓“一打三反”运动中，究竟打的是些什么样的“反革命”。

毛泽东说“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

周恩来发动并主持的这场“一打三反”运动，正在高潮期或接近高潮期时，却在当年12月被突然打断而逐渐退潮。“一打三反”失去动力，笔者认为有两方面原因。大的背景来说，全国政治形势有变，这就是当年夏天第二次“庐山会议”上，陈伯达的翻船。毛泽东决心趁此收拾“副统帅”林彪，并于会后先党内后全国开展声势浩大的“批陈整风”运动。毛泽东向来更关心自己身边的高层权力斗争。在此大背景下，“一打三反”运动不得不让路。

另一个原因更为直接，对发动并一直主持“一打三反”运动周恩来可谓是迎头一棒，这就是毛泽东突然以严厉话语批评“一打三反”运动“杀人过多”。

毛泽东是何时察觉到“一打三反”捕人尤其是杀人太多，又是如何发话予以制止的，相关文献并无准确记载，不过，已是有所披露。

比如，《周恩来年谱》有如下记载：

12月29日

最近，笔者有幸从故纸堆中查到了一份当年中共中央文件原件，才弄清楚当年毛泽东批评的原话。

这是《周恩来年谱》中提到过的编号为“中发（1971）20号”的一份《中央批转〈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纪要〉的通知》（1971年2月26日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对公安工作非常关怀，会前，毛主席提出了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的重要指示。会议期间，毛主席对一九七一年中发一号文件亲自指示“照办”，又作了对公安工作要一分为二的重要指示。这对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摘抄自文件原件第3至4页）。

其中，“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照办”、“对公安工作要一分为二”三句话用的是黑体字，按当时的惯例，表明此为毛泽东的原话。最关键的“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一句，文件说是毛泽东在“会前”（即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之前）说的。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召开于1970年12月11日

分析毛泽东这个指示，可以说是表达了毛泽东对当时各地滥捕滥杀的不满。

“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一句份量很重的话。周恩来遭毛泽东如此当头棒喝，可以说完全措手不及，一时也乱了方寸。这才有了《周恩来年谱》所记载的那一系列举措，又是让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弄出一份《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最近对镇反问题重要指示的请示报告》出来，又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对之讨论修改，然后将该报告及政治局意见分别报送毛泽东与林彪，周恩来自己又附一长信，详谈文革以来公安工作情况，第十五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议题，以及如何落实毛这个指示，制止滥捕滥杀等等。而这一系列举措的直接结果，就是“一打三反”运动的降温。

行文至此，笔者不得不多说几句。“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这句话竟然出自毛泽东之口，这实在耐人寻味，也值得史家重视。就毛泽东而言，他曾经称自己（或是以他为代表的中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在1950年代初期，大规模“镇反”时，毛多次亲自代中央草拟电令，让各地加紧“镇反”，甚至给地方规定处决指标。这些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都有记载。不过，那以后，对捕人杀人（尤其是杀人），却持谨慎态度。1955年开始的第二次镇反（肃反），毛重申了延安整风审干时“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否定了党内有些人要处决胡风、潘汉年等人的主张。“二次镇反”及罗瑞卿等人推行“公安大跃进”搞“第三次镇反”（捕所谓“反革命”极多），处决的人确实大减。一直到这次周恩来搞“一打三反”，10年来算是重新大开杀戒。从毛泽东对此表示的不满，以至说出“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这样的话来，从中大致可以体察出毛对“杀人治国”举措的心迹变化。反过来对周恩来来说，从其发动并一直主导的“一打三反”以及那份带来10余年恶果的“打击反革命”的中共中央文件来看，不难体察得出其一贯的“治国思路”。他确有“靠杀人来统治”的意图和倾向，否则不会造成遇罗克等大批“文革思想者”惨遭处决的全国普遍现象。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一直未有史料或相关文字披露，毛泽东是在什么时间、地点，什么人在场的情况下，对谁说这句话的？不过，笔者认为，不管毛泽东在什么情形下，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说出的这番话，还是算一句接近真理的话。因为世界上不管什么政权，哪一个政党执政，确实不能“靠杀人来统治”。当然，还应再补充一句：“也不是靠劳改、劳教来统治”（正是这份中共中央转发的《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纪要》中要求各地重新恢复和整顿被文革中断影响了的劳改、劳教制度）。

“一打三反”运动的终结和恶果

这场“一打三反”运动到底捕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已故的文革学者王年一先生在《大动乱的年代》中提供了相关数据：“据统计，

王友琴

“这段话后来印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0页，只是少了‘在农村中，一般应不超过人口的1‰；在城市中以0.5‰为宜'这一句。”（以上见王友琴《顾文选的故事》）

笔者也对“一打三反”处决数为数千人这一说法存疑。照当时中国人口官方数字以6亿人计，农村4亿多，城市近2亿人计算，按“镇反”杀人指标，起码有数十万之多。当然，由于这个“一打三反”运动的高潮仅有10个月左右就突然中止转向，不像1950年代初那次“镇反”搞了近3年。若是一直开足马力搞下去，搞上几年，说不定能达到当年“镇反”的规模。不过，恐怕“一打三反”运动当年实际处决数达数万人之多是真实的。

关于这场“一打三反”运动开展和持续的时间，就全国范围来讲，在毛泽东作出那个关于“杀人”的指示后，“一打三反”的势头就得以遏制，以至逐渐停止下来。王年一先生在《大动乱的年代》中，对“一打三反”运动给出的数据统计，以1970年2月到11月为限。这大概反映出官方学界对这场运动时限的认定。

从实际情况看，这场运动并没有立即停下来（只不过确实减弱了势头），中共中央也没要求其停止。那份1971年2月26日发出的中共中央文件，其通知正文中虽然没再提“一打三反”运动，但转发的《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纪要》中，却在肯定及例举这场“一打三反”的业绩的同时，在《今后工作意见》部份，还继续给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发出这样的指示：

（二）继续抓紧“一打三反”运动。要加强调查研究，分析敌情，总结经验，克服麻痹松劲情绪，深入发动群众，打击反革命的现行破坏活动，深挖暗藏的阶级敌人，把运动搞深搞透。结合“一打三反”运动，认真抓好社会上特别是城市街道的清队工作。要认真学习北京六厂二校的先进经验，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克服“左”和右的错误倾向，全面落实“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给出路”等无产阶级政策。（摘抄自文件原件第13页）

由于种种原因，这场运动在各地的进展和持续时间不尽相同。有些地方一直持续到1972年。海外著名文革学者麦克法夸尔和沈迈克所著《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4月第一版，309—310页）一书中，提供了有关于北京和上海以及其他省市“一打三反”运动的不同进度和相关数据，说明这场运动在全国各地的开展和持续时间不大相同。该书中写道：

在北京城区，“一打三反”运动一直延续到了1970年底……在包括上海在内的大多数地区，运动延续的时间要长得多，一直到1972年、1973年中央当局才收到了运动“胜利结束”的报告。1972年1月，黑龙江革命委员会把“在全省财贸战线”破获的3173起“政治案件”和37462起“经济案件”归功于“一打三反”运动的成功开展。（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黑龙江党史大事记（1949.10—1989.12）》，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436页）在同一个月，广州市当局宣布在运动中破获了2168起“大案”，发现了147个“反革命集团”。（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广州党史大事记》，313页）在河北省保定市，运动一直延续到了1972年12月，在接连7场公开审判会上紧张达到了高潮，17人被处决，1325人得到了从坐牢到模糊不清的“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惩处。（中共保定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保定党史大事记（1949.10—1978.12）》，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361页）在上海，运动在1972年底渐渐平息。在该市郊区的10个县，有64000人被揪出来进行斗争。其中有520人“非正常死亡”。（《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中册，523页）

从以上材料中可见，“一打三反”运动在全国各省、市的进程和结束时间，有很大不同。这方面的情况，还有待史学界进一步研究。

2010年5月20日

于自贡危楼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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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我们应该怎样记忆历史

——“一打三反”四十周年反思

白  磊

2月5日

这三个文件被官方概括为“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文革史上臭名昭著的“一打三反”运动即由此得名。

请看这场运动的赫赫“战果”——

从1970年2月至11月的十个月时间中，共逮捕“反革命分子”28.48万多名。（马齐彬、陈文斌等编写《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周年1949-1989》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1989，第330页）

由于中央将判处死刑的审批权下放给各省、市，各地利用此机会杀了很多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

北京的《出身论》作者遇罗克；

宁夏“共产主义自修大学”一案中的吴述森、鲁志立、吴述樟；

南京马列小组的组织者查金华，以及为他鸣不平的陈卓然；

厦门书写“反动标语”的侨生洪沧海；

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海南白沙县某团女医生官明华；

上海静安区“破坏样板戏”的谈元泉；

兰州甘肃师范大学反对阶级斗争历史观的老教授张师亮；

南昌反对个人迷信的青年吴晓飞……

文革后，最高法院向中共中央报告：“一九七○年‘一打三反’运动中错判死刑极为突出。宁夏错杀七十人中，一九七○年判处的有六十八人；天津市错杀的二十八人中，一九七○年判处的有二十二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汇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版第649—650页）上海市南汇县“一打三反”，审查、斗争了三千余人，造成非正常死亡六十二人。宝山县“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份子”结合，共清出五千多“有问题的对象”、“四十一人被迫自杀”。

据文革研究学者丁抒先生的调查统计，在“一打三反”运动中，非正常死亡人员的数字应该在十五万到二十万之间。（

官史和官方文件中对陕西的“一打三反”的情况鲜有提及，笔者不揣固陋，补述如下——

1970年2月10日

第二阶段是开展大批判。各系统、各单位普遍举行学习班，召开讲用会，开展大批判、小评论，揭批所谓“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资本主义倾向和资产阶级思想作风”。

在大批判中，工厂着重批判所谓“贪大求洋、爬行主义、物质刺激和技术挂帅等修正主义黑货”；农村重点批判所谓“重副轻农、弃农经商的资本主义道路”。结果，干部、群众思想更加混乱，生产、科研受到影响。城乡批判所谓“管、卡、压”之后，无政府主义更加泛滥。

第三阶段是定案处理。到1970年底，全市共清查出被认定有政治问题的7451人，其中所谓集团案33起；有经济问题的18875人，计金额659万余元，粮食（含粮票额）70万公斤，布票额9000余米。定案处理时，587人受到刑事处罚。这场运动，虽查处了一些应处理的人和事，但在左倾思想指导和派性干扰下，又造成许多冤假错案。（《西安市志  政治军事卷》，西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西安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第73页）

原西安第八设计院技术员施大伟，因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不满，对1957年至文革期间的一些方针、政策进行议论，1970年3月被市公安机关军管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原市卫生宣教馆美工余正常，仅因为保存部分名人字画及自己创作的写生素描，被西安市公安机关军管会以“保存黑画、利用黑画反党反社会主义”为由，按反革命罪处以死刑。

在西安交通大学，2月16日至21日，学校举办校、系两级干部贯彻中央三、五、六号文件学习班。27日，全校召开了贯彻中央“三、五、六号文件”动员大会。军宣队负责人做动员，说这次“三、五、六”运动是“清队”的继续。随后，各单位又纷纷举行群众学习班，运动进入“四大”（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三批”（批判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批判资本主义的倾向、批判资产阶级作风）。1969年刚刚结束紧张的“清理阶级队伍”，经过短短的时间，恐怖、紧张的阶级斗争气氛又笼罩整个学校。4月初，工、军宣队举办“三、五、六”学习班，全校职员1350多人被按联队编制，集中起来住进几栋楼房，限制教工自由，划定活动范围，不得随便离开，星期日也不能休息，一般不准请假

学习班开学后，领导小组决定，从抓盗窃机密搞起，确定抓三名教师（其中一名是精神病患者）为打开局面的突破口。4月16日，学校召开全校批斗大会，宣布拘留了两名教师。其中一名教师，早在1968年10月的“清队”时，只因他以前曾与一些同事谈论反右、大跃进、知识分子政策、文革等问题，就被定为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而加以审查、隔离、抄家。这次运动开始，他又被作为突破口之一，以所谓现行反革命罪被拘留。后于1972年逮捕，判刑20年。在狱中无辜被关押8年，直至粉碎“四人帮”后，1979年才宣布无罪释放。另一位教师，任教机械系，是因所谓“盗窃机密”被拘留，并在拘留前就被隔离，进行突击审讯，诱逼其承认所谓盗窃国家机密的“罪行”。6月，碑林分区结论“教育释放”，分局通知接人，但校军宣队负责人却以配合运动为由，一直拖到12月才将他接回学校。

4月16日

陕西安康县副县长雷云祺、县政协常委张开印，属一九四九年起义投诚后留用的人员。军管会以“反革命”罪将他们枪决。该县“一打三反”中拘捕254人，枪决17人，判刑12人，戴“反革命”帽子25人，20人自杀身亡。

以上所述，只是陕西“一打三反”的冰山一角。

这场发端于四十年前的“一打三反”运动，是极权政府发动的又一场大规模以言论思想迫害民众的政治运动，在这样一场遍及神州大地的红色恐怖中，多少如遇罗克、张志新一样具有独立思想的人被处以极刑，而更多的失去生命的无辜者，则是因呼错口号，或无意中损坏了毛的画像。直至今天，在各地官修史书上，“一打三反”中的死亡人数仍未公开。

四十年过去了，我们应该对这一段历史有更深刻的认识。而这一认识，取决于来自民间的记录。我希望有更多的亲历者拿起笔来，写下当年的所见所闻，写下自己对文革的思考。文革时期有一句口号：“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今天，我们的任务是：“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研究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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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林一叶】

南京“三六”公判四十年祭

方子奋

距1970年3月6日已经整整四十年了！

1970年春，正是全国“一打三反”运动如火如荼的岁月，3月6日这天，为了配合运动，为了打击“反革命分子”，震慑一小撮“阶级敌人”，为了提高广大革命群众的“阶级斗争觉悟”，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在南京最大的会场——南京五台山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公判大会，当场宣判11名“现行反革命分子”死刑，立即执行，另外判处其他几十名“现行反革命分子”无期徒刑及有期徒刑。

是日下午，南京全城戒严，万人空巷，交通中断，商店停业，上百万人被组织集中到主要干道两旁列队“观摩”，十余部刑车加上警车、军车，浩浩荡荡地押解“现行反革命分子”游街示众，所有“犯人”均被揪住头发强迫仰起面孔，以便让广大革命群众认清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狰狞面目”。

车队出五台山体育场北大门后，沿广州路→中山路→新街口→中山东路→大行宫→太平路→朱雀路→健康路→升州路→水西门等路段游街后，直驰凤凰西街尽头处刑场，在那里11名被判死刑者当场处决。死者家属由于事先不知亲人会判死刑，因此所有死者骨灰全都不知去向，真正干净彻底被“消灭”了。

这场发生在1970年3月6日的公判大会，后来被简称为“三六公判”。它是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在“一打三反”中大开杀戒的首批，以其宏大的声势，严密的组织，震撼人心的效果，成为南京乃至江苏省镇压“现行反革命”的经典范例。

继“三六公判”之后，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在1970年相继召开了三次声势浩大的公判大会，大张旗鼓地成批处决“现行反革命”——

1970年4月28日

7月30日

12月10日

现已传遍海内外的林舜英、李立荣母子，即在12月10日同被判死刑，同乘一辆刑车游街示众，同在刑场遭杀害！

以上四批惨遭处决的57人，罪名几乎完全一致——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其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1980年前后，上述57名“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全部确认为冤案而获“平反”，也就是说，冤杀率为100％！

已判刑的其他人，亦全部被确认为冤案，冤案率亦为100％！

（在1970年“一打三反”中，南京市除以上成批处决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外，还有不少单独处决的，只是无法统计具体人数。）

在近代史上，南京是个多灾多难的城市，曾发生过多起屠杀无辜平民百姓的血腥事件，最有名的当数1937年日寇占领南京后的“南京大屠杀”。如今中国人每年的12月13日，都在沉痛悼念在“南京大屠杀”中被日寇屠杀的数十万同胞，然而发生在1970年“一打三反”中的“南京小屠杀”不知为何却渐渐被人遗忘了。——我在这里之所以称之为“南京小屠杀”，无非是指杀人数量而言，而其血腥残杀无辜的行径，与“南京大屠杀”相比，并无质的区别。只是“南京大屠杀”是外国侵略者杀中国的无辜百姓，“南京小屠杀”则是中国“红色政权”杀本国的无辜百姓！

可我没忘！

作为当年在“三六公判”大会上被判刑的“现行反革命”之一， 1970年3月6日那个我一生中最为刻骨铭心的日子，已牢牢嵌进了我的记忆神经。四十年来每到这一天，那天亲历的场景总会自动浮现——

在公判大会主席台上，当主持人宣读死刑判决后，我身旁那11位被绑得面孔紫黑的受难者们脸上的那种愤懑、痛苦、恐惧、无奈、绝望的神色；

从主席台押往刑车停放处的通道上，受难者们因为捆绑过紧、难以呼吸而发出的那种不忍卒听的呻吟，那已经不属于人的声音，完全是一种动物被宰杀前从喉咙里挤出的凄惨低嚎；

刑车缓缓行进的游街示众途中，街道上空回荡的那凄厉的警笛，正在向整个城市倾泄恐怖，正在折磨每一个听者的神经；

那插入受难者颈背高高竖起的11支白色亡命标牌，随着车辆的颠簸在轻轻摇曳，就像地狱中伸出来的天线一样，它们正在向人世空间发射死亡的讯息；

沿途密密麻麻人群脸上那种混合着惊悸、恐怖、疑虑的神情，刑车经过之处人群中发出的那种由惊呼、叹息、窃窃私语汇成的低频声浪；

……

那时我就在第七部刑车上，这些亲目所睹，亲耳所闻，亲身所感的可怕场景伴随我一直走到了今天，走了四十个年头！

现在，“乌有之乡”之流正在疯狂地叫嚣要重提“阶级斗争”，要恢复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要再来一次、两次、N次文化大革命，要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极少数的文革残渣余孽甚至公然为“四人帮”招魂嚎丧，要替他们“彻底平反”，如果让这些恶鬼们的阴谋得逞，1970年的“三六公判”很可能在明天就会再度成为现实。

值此“三六公判”四十周年之际，我只能以个人苍老而微弱的声音呐喊：记住1970年3月6号那个可怕的日子！记住那些可怕的梦魇！记住那11个无辜的冤魂！记住成千上万在那场“一打三反”中惨遭杀害的遇难者！希望所有善良的人们别忘记刚刚翻过的那一页历史，居安思危，思危就是思左！左，就是当今中国最大的危！

费了不少周折，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份1970年3月7日的《新南京报》，这是唯一一份公开报道1970年“三六公判”的官方报纸，头版头条大黑字标题是“坚决镇压反革命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中部是公判大会五台山会场壮观的现场照片，下部是专题社论，题名为“敌人不投降  就叫它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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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蓦然回首】

我怎样被炮制成“从严对象”

谢声显

1970年春，四川省万县地区革命委员会及其核心小组发出《关于执行〈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深入贯彻执行中央[1970]3、5、6号文件座谈纪要〉的意见》和《关于贯彻四川省革委员会〈关于做好清理队级队伍工作意见〉的意见》，先后批准建立“一打三反”领导小组等机构领导运动。举办了各式各样的“清队”和“一打三反”骨干学习班和所谓“受蒙蔽群众及知情人员学习班”。其中“云阳学习班”和“龙宝学习班”从1970年6月开学，先后将万县市、万县、开县、云阳、奉节、巫山、城口等7个县、市及地属有关单位进入了各级革委会的群众组织头头和被清查对象1167人弄进去隔离学习。

当进入各级革委会的群众组织头头清除得差不多了，中共万县地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便于12月9日召开了万县地区9县1市号称有100万人参加的广播大会，更是将这场运动推向了高潮。就连后来由中共党史办编纂的“党在万州的活动”中也用这样的文字表述：那次会后“一时间，人人自危”。

到1971年的1月底，全地区便揭发出反革命集团225个，现行反革命、叛徒特务和敌伪军警宪骨干分子17497人，贪污盗窃、大投机倒把分子2999人……建国20年来，经历过了那么多政治运动，每次运动都清理和镇压了那么多阶级敌人，这次大会战才1个多月，仅一个地区便揭发出200多个反革命集团、两万多阶级敌人。这两万多人又涉及多少亲属朋友？岂不人人自危？但当时我却没太在意，因为我对照了一下自己：1949年解放时，我才4岁，不可能是混进革命队伍的9种人，没干过任何犯法的勾当，也没做过买卖，肯定是个听党的话，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为了领导这场整人“大会战”，地、市革委核心小组向各单位派出了“毛泽东思想军干宣传队”。由于这大会战的战场太大，可供差遣的人力资源就有些不足，许多单位便摊不上一个宣传队。我所在的肥皂厂，职工人数少，参加造反派的没几个，也无人参与武斗，莫说血债，连打人致伤残的事都没有，便只和木船运输合作社共享一个宣传队。宣传队的人马都驻扎在木船社，军干宣传队除了将我厂那位一派掌权但什么问题也没有的革委会主任小谭“搬石头”，和为了“一碗水端平”，也将红色派才补台进厂革委的张大其两个人弄到云阳县去读全封闭的学习班外，几乎与厂里的其他职工，包括与我均未直接接触。

先关起来再找“罪行”

当我厂革委会主任谭显贵被弄到云阳学习班后，市革委核心小组给我厂派来了一个革委会主任范某。范主任大概40多岁，不一样高的双肩上披着一件旧公安大衣，一张大圆脸显得有点浮肿，有人说是长期酗酒而生的“酒膘”。有消息灵通人士说，范主任是1949年解放万县市的南下干部，一直在公安部门工作。但因其无文化，又特别嗜酒，他的最高职务也就只做到派出所长。四清运动后期，他本已因多吃多占，将皮鞋大衣等装备拿去换酒喝等问题被撤了职，弄到机关农场劳动着等候处理。文革开始后，农场解散，范祥元回到局里，他非但未去报复将自己撤职查办的领导们，反而明智地参加了保卫局领导的红色派，积极与公安系统内的造反派作了坚决的斗争。原来的“走资派”重新掌权后，说范祥元属于戴罪立功，免于处分。但他实在不适合再留在公安部门了，就调到我们厂里来作一把手。那年代政企不分，他算是平级调动。若非文革突然降临搞乱了一切，范祥元肯定会丢了乌纱帽还会被清除出革命队伍。

范主任满口山西腔，嘴角和肩膀都有点向右倾斜。他上任没几天，便有人给他取了个绰号叫范歪嘴，并马上在工人之间流传开来。工厂里互相乱取绰号，或是工人给头头取绰号，都是一件挺普遍的事，从来没人认过真。我们都在背后叫他范歪嘴，也没当多大个事儿。但很快有人向他报告了，并说成是我的创作。天理良心，这绰号绝对不是我取的，更没料到有人会暗中将这屎盆子扣在我的头上。我的出身不好（资本家），这问题的性质就不一样了。

细论起来，范主任认为我对他不恭敬也非完全没有根据。他主持第一次政治学习后，我上班时便对烤火闲聊的工人们“攻击”过他。起因是范主任主持政治学习时坐在台上捧着茶杯对全厂职工讲：“我们为什么要信奉辩证法？是因为同一件事儿，可以用辩证法将其论证成革命的或反动的；谁掌握了辩证法，谁就会在阶级斗争中取得胜利。”我就在锅炉前指手划脚地当众嘲笑他这是诡辩术而不是辩证法。自然就有追求进步靠拢组织的人添油加醋地向他作了报告。后来在监狱里，我才真切地认识到，真不懂辩证法的不是他，而是自以为是的我。

也真是机缘凑巧。新官上任要烧三把火的范主任决定头一把火要烧我时，就来了这“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的大会战。大概就在1971年元旦刚过不久的一个晚上，全厂例行的政治学习。范主任突然宣布：经厂“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专案组决定，对谢声显进行隔离审查。我犯了什么事？厂里要审查我哪方面的问题？当时非但是我，连专案组都没弄清楚。

当时，全国的任何企业都好似拥有司法权的机关，没人敢质疑它有什么权力可以公开地对职工进行关押。从宣布之日开始，我就被关在锅炉房楼上的宿舍里，同室的顾明贵也被命令将被褥搬了回去。有3个人从工作岗位上抽出来，分3班日夜看守着我。每天一日三餐都由专案组的人替我去买。我们这厂子当时人不满一百，人与人之间都太熟悉了，即使看守我的专案人员都是范主任精心挑选的老红色派，但由于以前相互之间没什么矛盾，他们对我的态度也就并不凶狠。

我被关后，专案组还不知道应该去何处搜集我的材料。开始几天，当范主任带着专案组同我谈话时，他竟不知道应该问我些什么，而只会此地无银地反复声明：“我们审查你，绝不是搞派性进行报复，而是为了帮助你弄清问题。”当我问他，要弄清什么问题时，他就不停地重复：“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谈不下去了，就命令我写自己在文革中的全部经历，什么时候、在哪儿干过什么事，有谁证明（要两人以上）。他们要求越详细越好，说：“你要对自己负责”。

我猜想，专案组对我未进肥皂厂之前的生活完全不清楚，想鸡蛋里找骨头，都不知道鸡蛋在何处。要我自己画个路线图出来，他们才便于进行调查。写就写吧。自古以来，中国人在受审时都不会说“有权保持沉默”这句话。我也真没将这隔离审查当一回事。文革初期，派出所和居委会不也审查过我么？抄家、批斗，兴师动众地搞出那么大动静，最后还不是只能天天追究我“读过哪些封资修的书”？可见，我真是个守法良民，拿着放大镜，也找不到我的问题。即使我后来无辜被红色派打得半死，被逼上“梁山”后，也从未干过打、砸、抢，更未参加过武斗。我只搞过“文斗”：在《江城战报》编了一年多的报纸，写过几篇文章，都铅印出来明摆着，没有触犯法律——不过当时也没有刑法和诉讼法。

我就在锅炉房楼上的小屋里天天绞尽脑汁写“回忆录”。当时人年青，又是刚过去不久的事儿，就写得很详细。因为自己才念初中时，便经历过一次审查批斗，刚过20岁，又经历了一次审查批斗，最后都没能把我怎么样。我就经验主义地认为，这第三次也会同前两次一样，抗一阵子就过去了。却没料到，“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掌权者执意收拾你，就可以凭你所谓的态度定罪，你还溜得脱么？我对以范主任为首的厂专案组没有幻想。从先隔离审查再找问题这种作法，我就知道范主任的动机——整人。但我误认为，他最大的权力不过是砸掉我的饭碗，将我开除出厂。我不怕，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有力气，又不怕下力，还担心找不到活儿干？但深究一下，我虽然对以范主任为首的厂专案组没有幻想，但对更上面的掌权者还是有幻想的，至少，我认为那些制定和掌握政策的人会如文件上所说的那样，“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我确信自己不是坏人，就一定不会被冤枉。后来，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在阶级斗争加极左路线的时代，还相信这一套的人，彻底是弱智！

当时我真还有那么弱智！无知就无畏。根本不相信专案组能奈我何？被关在那灰尘遍布的老楼上，照常吃得饱睡得着。在春节前，听说范主任不准我回家过节，我一气之下，还当着专案组的人说，“他这是在搞派性报复！文革中大家都见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待我们这一派翻过身来，老子一样收拾他！”

这话肯定传到了范主任耳中。因为从此以后，他就再也不正面同我接触，只是在暗中更加使力气罗织我的罪名。当然，这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当我将自己从文革开始直至1970年底的“回忆录”交上去后，专案组也没人再找我废话了。我知道他们正忙着按图索骥。关在小屋里的我整天无所事事，就十分难过。幸亏床头有一部《古文观止》，便天天读它来消磨时间。我记得当时最喜欢苏轼的文章，还背他的《留侯论》：“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可叹的是，我这个被隔离审查的司炉工，当时虽然将这一篇背得滚瓜烂熟，却没理解透彻。否则，这种时候了，我怎么还会同姓范的叫板？完全是匹夫之勇！

棺材凼学习班

1971年春节快到之时，我正关在厂里接受调查。当全厂都忙着打扫卫生准备放假时，专案组的人向我传达：范主任决定，你春节期间不准回家，继续留在厂里交待问题。我本身怨气就越来越大，又从那转达的老工人脸上读到了不想在春节期间还守着我的意思。就大叫：“你转告范歪嘴，春节若不准我回去，除非把我送到看守所去关起来；或者，你们每班拿5个人来守着我，人少了，留不住我！”以当时我的体力，若真想闯出去，两三个人确实是拦不住的。

几个小时后，我就被告之：为了体现无产阶级的革命人道主义，经过厂专案组慎重研究决定，春节期间，放你回家与亲人团聚。但不准离开市区、不准与外人接触、不准订立攻守同盟、不准打听小道消息……我若严格遵守他们的这些不准，就与坐在监狱里没啥区别了。但我当时还是在表面上作了承诺。在腊月三十的晚饭后，我独自离开了肥皂厂的民办牢房。

由于姐姐一大家子人都挤在三马路那狭窄的小楼上，我就只能回柑子园的家和弟妹们一起过节。

这个春节，是我25年来度过的最凄凉的春节，许多朋友熟人还关在各种学习班里吉凶未卜。我虽然压根儿没准备遵守对专案组的承诺，但也不敢去看那些已成为“会战目标”的朋友，我只能偷偷地溜到没被隔离审查的朋友家，想打听点有关消息，再找人倾诉一番，以消胸中块垒。但我见到的多是唯恐受到“传染”的惊恐目光，听到的多是言不由衷的支支唔唔，还有他们家人委婉的逐客令。我只好灰溜溜地告辞。再加上连续不断的寒风细雨，那几天真是阴气森森，无处可去。闲得无聊，我就天天到长江边的桥马滩去听涛观浪。

正月初六

一进门，便看见保管员张文密已腰板伸直双手放于膝头规规矩矩地坐在长木椅上。老张已有五十多岁了，个儿不高，白白胖胖的，浑身处处透出精明练达。他的职务虽然只是个保管员，但多年来因了处事的灵活老练，便自然而然地受到了许多人包括革委会成员的尊重，凡有大事，都会去征求一下他的意见。他是范主任来后从档案里发现了疑点，正派人内查外调准备揪出来的阶级敌人。据说他的罪行是年青时参加过国民党，当过宪兵。

我厂的专案组由范主任作组长，文启汉副主任作副组长，另外5个人中，有两位半年前进厂的转业军人，还有3位都是红色派。为了表示不是一派整一派搞报复，便临时将以工造身份补了市革委委员的郑文光塞进了专案组。

那年头，我们这种城市的汽车也真少，连单位主要领导都参与押送的行动也只能步行。大约两点多钟，由8个人组成的专案组，便押着我和老张两个敌人，浩浩荡荡，包括两位主任在内，都各自扛着行李，顶着寒风，冒着细雨，踏着满地的泥泞，步行去学习班报到。当时肥皂厂的职工总数仅90多人，这一下便去了10个到学习班，还没算在云阳学习班的谭显贵和张大其。那时的国营工厂，生产经营就似副业一样，不断地搞政治运动，一批批地将职工整成阶级敌人，才是头等大事。

万县市工业系统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设在外贸公司的仓库群里。这儿地处市区北郊的山腿上，后面是万州八景“都历摩天”的都历山，山半腰一小块台地上是著名的古道观“昭明宫”，俗称“北山观”。中共执政后这座古建筑改成了福利工厂，收容着许多残废人。外贸公司的仓库群就建在“北山观”下面两三百米的山坡上，老地名叫“棺材凼”。自古以来，这里便是一片杂草丛生的乱葬岗，也称为义冢，专供埋葬买不起坟地的贫民和饿殍。即使是在五十年代，三五个人大白天经过这里，也总会提心吊胆。直到“大跃进”之后，这乱葬岗才被推平，建起了几座钢筋混凝土的外贸仓库。在仓库旁边，修了一条黄土碎石的简易便道与万开（万县至开县）公路相接。公路外边堡坎下，有一幢砖木结构的房子，也是外贸仓库群的建筑，集办公、食堂和宿舍各种功能于一体。可能是这几年搞文革，生产经营受到严重影响，又发现满世界都是帝、修、反，没法进行对外贸易了，整个仓库群便空荡荡的，既无任何库存物品，也不见一个外贸部门的工作人员。这么大的库房反正是闲置着，没货物装却正好装人，就用来作了学习班。路边那幢砖木结构的房子，就作了学习班的食堂和军干宣传队办公的地方。各单位带队来的头头和部分没监视任务的工作人员，也在这幢楼里打地铺睡觉。

当年这儿就是城市的边缘，北面是人民公社的菜地。所谓学习班，是要与外界隔离的，那钢筋混凝土的库房虽然牢固，但整个建筑群却没有围墙。学习班就派了一些臂上戴着“执勤”红袖章的家伙守在四方的小路上，除了防范学员逃跑，也不许外面的人靠近。初见到这幅景象，我心里马上便浮起一个词：没有围墙的监狱。但没敢对人说。

我们报到那天，淫雨霏霏，遍地泥泞。装人的这座仓库里面早已用青砖隔出了铺位和过道。东西向靠墙有两排长长的铺位，脚头留出了约1米宽的过道，两条过道之间的空地上，还是头顶着头东西向的两排铺位。横着看，一排睡4个人，长着看，一列睡得有大约100人。铺位上已堆得有稻草，还用青砖隔出了各单位的界线。

我坐在稻草上抽烟，一支烟还没抽完，就发现牟其中和另一个中年人被玻璃厂的专案组押了进来。玻璃厂的地盘就在我们脚头过道的中间，与我们真是近邻。我喊了牟其中一声，未待他回应，两个厂的专案人员马上同声吼：“你们之间不准说话！”各单位都有人负责生活，此时来向每人收每月6元伙食钱，粮票按每天1斤收，月大31斤月小30斤。

各单位的人陆陆续续进来了。由于都是工业系统的，许多人都认识，特别是那些被押进来的人，大多都是文革中各单位的活跃分子。

仓库里变得人声嘈杂起来。当时，万县市工业系统的国营厂矿大约有20来个，我们厂算是人数最少的，也来了10个人。其它厂矿来的人都比我们多。

突然就有人吹哨子，叫大家下去吃晚饭。

冒着蒙蒙细雨，我刚走进那砖木结构的建筑，便见许多人顺着旁边小石板路往下面的一座院子涌去。守在路口的“执勤”想拦，但各单位的人刚聚在一起，学习班尚未宣告开学，也没宣布什么规矩纪律，加上分不清哪些是专案组哪些是交待问题的人，他们也就无计可施。我也混在人群中跑了下去。

在那老旧破败小院子泥泞的地坝里，躺着一个浑身糊满了鲜血和稀泥的男人。看不清有多大年纪，地下扔着一把带血的菜刀。院子正中那紧闭着的两扇木门板上，喷溅着许多鲜血。有个可能是邻居的妇人在人丛中压低了声音说：“他说居委会主任冤枉了他，就跑到主任门前来割喉咙，说是变鬼也不放过这一家人……”

她边说边瞟着那两扇紧闭着的木门，看样子是十分的畏惧。一个中气很足的声音便响了起来：“既然下了决心要死，啷个只割自个儿的喉咙嘛？要是老子到了这地步，就先把这一家的喉咙割了再割自己，反正是一死！”我一看，是页岩砖瓦厂的造反派“主力军”余鹏程。看得出来也是来交待问题的。

在凄风苦雨中刚进学习班，便见到这样一具尸体，在场的人虽然各有所思，但肯定心里都不轻松。没人喝斥余鹏程，也无人发表看法，人们默默地散了。

晚饭后，就在食堂里举行了“万县市工业系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开学仪式。整个学习班编成一个营，由文革前的工业局长文启涛任营长，一位姓黄的干部任教导员。营下面设了好几个连队，个别来人多的如红旗煤厂，就独自编成连，来人少的厂，几个单位凑成一个连。我们肥皂厂就和糖果厂、页岩砖瓦厂、酱园厂合编为一个连。我厂的范主任是连长，页岩厂的乔主任是指导员，说他俩都是南下干部，资格老。糖果和酱园的主任，分别作了副连长和副指导员。连以下的各厂不分人多人少，都称为排，排长就由各单位的副职担任。下面没有再设班组。

但我在学习班3个多月，却从未见那两位老资格的连长和指导员在一起商量工作组织活动，他俩见面时甚至连招呼都不打。后来余鹏程才悄悄告诉我们，乔指导员对页岩厂来的学员公开说，他与范连长是老乡，范是个破落地主家庭的二流子，还当过国民党的“还乡团”。乔当时是共产党的“武工队”，把还乡团打垮后，俘虏了姓范的。当时，正碰上队伍大扩编，姓范的才投降参军。南下时，他也一直是乔的手下。乔说，多年来，范抓拿骗吃的二流子习气一直不改，自己羞于和他平起平坐等等。我们这些学员知道范歪嘴并不光荣的“革命历史”后，心里便很有点三伏天喝了冰镇酸梅汤的感觉：你他妈的也不是革命者！这意思，当时自然不敢流露出来。这事肯定有人传话给范连长，但他却不敢去找乔指导员理论，反而选择了沉默，我们就认为余鹏程所言不假。有些根红苗正的学员就暗中发狠：等我们这一派翻过来，再清理阶级队伍时，一定先将他揪出来！

在开学大会上宣布了学习班的纪律，有多少个“不准”，当时就没记清楚，反正是剥夺了学员的一切自由，非但不准回家、不准通信、不准会见亲友、学员之间不准互相交谈，连上厕所都要有工作人员陪同。最别出心裁的是：每个学员必需有两个以上的工作人员每天24小时看管；为了防止串供，连、排在仓库里更要仔细安排铺位，每个学员的身边都必须是睡的工作人员，决不能让两个学员相邻着睡觉……

晨跑时我们齐声大吼

由于我进棺材凼学习班的时候已是1971年了，人们在文革初期的狂热已经有了些消退。重新建立的党组织虽然还叫“核心小组”，政权也还叫“革命委员会”，但执掌权柄的人都逐渐换成了以前的老干部，他们虽然也多是满脑袋的极左，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有一定的执政经验和政策水平，且由于才不过短短的几年中，两派都对施行打、杀的人进行过血腥的报复，这些事人人都记忆犹新，所以，现在已基本上没人再敢动辄出手，学习班里就没有了体罚。但是这些干部带给学员们的，是精神上更残酷的虐待和摧残。

早上6点30分，那正月间的天还没亮，一阵阵尖锐的哨声便在仓库里急促地吹响。要求是15分钟内完成起床、整理床铺、洗脸刷牙上厕所等一切个人卫生活动。装满了人的仓库就像被捅了一竹竿的马蜂窝。正乱得一团糟时，又是一阵阵“快、快、去排队”的吼声。

我们在下面那幢砖木结构的楼外便道上列队时，黑暗已经稀薄了，残冬的天空呈现出浅灰色，太白岩上的天际还挂着几颗无光的星星。一整夜被关在空气浑浊的仓库中，我觉得此时郊区冷洌的空气异常的新鲜。黄泥碎石的便道上，几位领章鲜红的义务兵指挥着我们分连排站成4路纵队。在那几个十八九岁穿军装的贫下中农子弟的指挥下，我们遵照口令立正、向左看齐（注意，这个“左”字不是我的笔误。在极左年代，连口令中都必需剔除“右”字，在一切都崇尚“左”的国度，人们怎能向“右看齐”），我们一致向左看齐后，报数清点人数毕，还是不许向右转，只能向左转。我们列队的便道是南北向，朝南边下去，是万开公路。因此，人们顺着便道面朝东方列队时，队首就站在南边。人数清点完毕，本来一个向右转便可齐步走了，现在却要连续三个“向左转”，队伍才能面朝南方。

齐步走了几十米，队列旁的军人开始吼：“跑步——走！”他那中气十足的口令声也从“一——二——三——四——”突然变成了“坦——白——从——宽——”，学员们便在工作人员的教导下，合着跑步的节奏，如雷声隆隆般响应道：“抗——拒——从——严——”。跑了几步，领跑的军人又吼：“顽——固——不——化——”，几百人又合着节奏大叫道：“死——路——一——条——”。一路跑下去，都是这两句政策宣言代替了传统的一、二、三、四，尤其是跑到行人较多的地方，这口令便吼得越频繁。不知道这种队列行进时的口令是否我们这小地方的独创？因为时至今日，孤陋的我还未读到类似的回忆中有此记录。我也不知道学员之中是否有人认为这项节目有损自尊而暗中抵制拒不呼喊。但当时我却注意到，被作为心理战目标的学员们大多数都像炼成了金钟罩、铁布衫一样，似乎没感觉到这种心理战的杀伤力。我们都合着步伐，没心没肺似地张大了嘴愉快地吼着“抗拒从严”和“死路一条”。因为在进学习班前，大家都在单位隔离过，而不管在单位隔离或关进学习班，只要你一失去自由，从此非但不准你大吼大叫，在任何地方，你连话都不能大声说。中国古代医学理论曾系统地阐述过声音与人体各部位的关系，以及各种声波对人体所起的作用。当时，我们虽然还不知道这套理论，但通过实践，也有这方面的感性认识，都知道放声呼叫能宣泄情绪。既然出操时可以尽情吼叫，许多人就将此当成了“仰天长啸”的机会，放声齐吼，以抒胸中块垒，哪管它吼的什么内容！

我们出早操的队伍和响亮奇特的口令声，在当时也成了城郊万开路上的一景。每当工业系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队伍齐声大吼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不化、死路一条”跑过去时，公路两旁的人家多半会打开门窗，探出脑袋，或有人干脆走出来观看。那时代，万县市没公交车，各厂也没有接送职工的上下班车。清早，步行往郊外几个工厂上班的人川流不息，碰见我们的队伍，人们也都要驻足观望。虽然学员们经常在观望的人群中会发现熟悉的面孔，但这些观望的眼光和脸色都是木然的，看不出任何表情。现在去看一些当年留存下来的老照片，就会发现，当时的大多数中国人都是这种精神状态。

我们出完早操，便一窝蜂涌进那没有桌凳的食堂。学习班吃饭时相对宽松，不分工作人员或学员，凑足8个人围着地面上代替桌子的方形木板，便有人来收取每人1张餐票。收齐8张后，便有人自告奋勇地跟着食堂工作人员去取来饭菜。主食还是土陶罐子蒸的“罐罐饭”，早晚各3两，中餐4两。说良心话，学习班的菜很丰盛，中、晚两顿至少两荤3素还有1个汤。每周还要打2次“牙祭”，平均每人有3两肉之多。同样是每月6块钱的伙食标准，不管从哪个厂来的人都说，学习班的伙食比厂里是又便宜又丰富。但学习班里严禁喝酒，我就看见有酒瘾的范连长经常将饭菜端回宿舍里去偷偷地喝。为防止别人发现他满面红光满嘴酒气，他只好几个钟头躲在宿舍里“分析材料”，以免出来后露馅。

学习班的学习时间安排得十分紧张，工作人员有轮班制和休息时间，但学员就不同了，从早到晚，基本上没有个人的自由活动时间。每天只有在晚饭之后，19点开始学习之前那二三十分钟，是学员们一天中最轻松的时间。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我们唯一的娱乐便是聚在库房门外看西山夕照，闲聊几句。

19点又开始学习，直到21点正。哨声响起，全天的学习任务名义上便算结束了。但“阶级斗争无时无刻都在进行着”。地铺上，每个学员的两边睡的都是工作人员，他们准备得有笔和本子。遵照上面的布置，他们在睡觉时都必需保持警惕，要监听学员在睡梦中说了什么梦话。若听到了梦话，工作人员应当场记录下来，第二天报营部分析研究。

我当时人年轻，睡眠好，又从不说梦话，就没觉得这一条有多厉害。现在上年纪了，才体会到，当年那些睡眠不好的“老同学”们，又拖家带口的，思想负担本来就重，关进学习班后，紧张恐惧得彻夜难眠，知道两边各躺着一个准备了纸笔要记录梦话去分析研究的人，该是多么恐怖的事啊！

“抱鸡娃”

我后来坐过牢，我认为学习班里对人的精神压力，比正规的监狱里面还要严重得多。学习班动辄便会以“表现不好，就将你整进监狱去”来吓人，这句话也确实吓倒过许多人。那时代就出现了许多人在学习班能交待问题并检举立功，但进监后不但无新问题交待，也不再检举别人还常常翻供的现象。这原因就像你穿了一双干净的鞋子刚走到污水横流的道路上，出于本能你会踮着脚东蹦西跳地行走得十分吃力，若是那双鞋已经糊满了污泥，心一横老子反正已经两脚泥污了，你走起路来反倒会轻松些。

每天早餐后如果不开大会，各单位便回到大库房自行学习。不管是大会小会，一开始便是集体诵念最高指示。我们天天必念许多遍的语录有：“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等等。也还别不当回事儿，天天都反复地念这些语录，慢慢地就使你觉得自己真是个牛鬼蛇神，马上就要被剥去伪装现出原形而被锄掉了。

进棺材凼学习班不久，也就是1971年3月1日，中共万县地委核心领导小组作出决定，将本地区从文革开始便只发电讯版，并改名为《卫东报》的原地委机关报恢复为《万县日报》，指导全地区的“一打三反运动”。从此，这份报纸天天宣传的主要内容就是这儿揪出了多少气焰嚣张的坏人，哪儿又挖出了多少隐藏得极深的阶级敌人……成为我们每天必读必议的东西。

因为“红宝书”里的《矛盾论》中有这样一段话：“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学习时，我们天天都要背诵几遍这段语录。然后，工作人员们就会苦口婆心地反复对我们讲：一切施加在你们身上的压力，都是为了挽救你们而增加的“温度”。希望学员们作鸡蛋，通过内因起作用，竹筒倒豆子般地交待自己的问题，完全彻底地检举揭发自己所有的至爱亲朋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这样，你就能变成鸡子了。他们还反复告诫学员们，如果愚蠢地拒不坦白交待和检举揭发，就会辜负了他们一片好意，变成石头，最终“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

因为学习班时时都在要求我们作鸡蛋变鸡子而不要当石头，所以每次开始学习的哨声一响，学员们便会互相招呼：“抱鸡娃了。”这是一句本地土话，即母鸡抱着蛋孵小鸡的意思。学员们都在表示自己是鸡蛋。

想抓我的“男女关系”问题

开始一段时间我们厂在“抱鸡娃”时，主要是针对张文密的历史问题，对我一直未进行过“面对面的斗争”。因为即使进了棺材凼，专案组对我头上该加个什么罪名也还未确定下来。这一是因为我进厂才两年，在厂里没犯过多大的错误；二来我下班后多是与外面的朋友交往，厂里的同事对我了解不深；最主要的是，我确实没干过违法乱纪的事。

但范主任不放过我，他当过派出所长，有丰富的整人经验，他知道要想将人搞臭，在那个禁欲主义盛行的时代就必须先找男女关系说事儿。当时我们厂里职工太少，年青人不多，没有一个未婚女性。但这难不住范祥元，在专案组积极分子的帮助下，他们先选中了厂里唯一那位参加过工人造反军的已婚女性，她是个化验员，大概与我同龄，那时已有了个1岁多的儿子，丈夫在外地工作，儿子有老人照管，平时就较少家务事。她下班后经常到锅炉房的浴室洗澡。凡是在工厂里干过的人都知道，每个厂的锅炉房都是工人们爱聚集的场所。她洗完澡，也爱留在锅炉与大伙闲聊。在那个缺乏文化生活的时代，会讲故事的人在劳动者中间一定会受到尊敬，因为我腹中装的故事多，在闲聊时经常就成了主讲人。她又特别爱听故事，再加上又都是“工造”一派的，就与我的关系比较好。但也不过是经常开几句玩笑，或是因故提前下了中班，几个年轻人邀约着用中班费打平伙，一起到附近的小馆子去吃碗杂酱面而已。

同事们都知道那位化验员虽然身材娇小却性格泼辣。1967年“二月镇反”时，当时尚未结婚的她因为在车间公开替已经逮捕了的郑文光鸣冤叫屈，被厂里的红色派扭送到公安局。在局子里讯问时，她却又叫又骂用头撞墙一直不肯安静。公安看她只是个小姑娘，又未在造反派里担任过什么职务，只训了几句便将她放了回来。这样一个撞到南墙也不回头的女人，她怎么会无中生有地诬陷一个平时关系不错的人？我在学习班里便听说，她在厂里为这无中生有的调查大骂了专案组，并公开说，是范歪嘴搞派性，想对谢某进行诬陷。范主任竟用革委会的名义给她在外地工作的丈夫单位发了公函，要她丈夫回来追查妻子与我的“男女关系”。幸亏他丈夫了解自己的妻子，两人之间终没闹出什么麻烦来。

谁都知道，凡是头脑正常的女人都不会将有辱清白的污秽往自己身上泼。范主任领导的专案组怎么会丧心病狂地去动员这位女士出来检举我同她有“腐化”行为？虽然范主任对她承诺过，“立功”后不但为其保密，还要调换更好的工作岗位。但在那个看重女人名节的时代，规规矩矩的良家妇女怎么会承认自己根本未做过的丑事？承认了这种事后，她在那样的时代氛围中怎么做人？

据说，后来有人给范主任讲，你就是千方百计地找出个已婚妇女来说自己与谢某有男女关系，但谢某本身还是个未婚男青年啊，即使有这种关系，主要责任也应该在已婚的那位身上啊。范主任终于明白过来了，这种闹剧方才作罢。

专案组找去找来，又找到了我的女友也就是现在的妻子会蓉。因为她当时是知青，专案组就想在“破坏上山下乡”上做文章。但我长这么大，就正正经经地谈过这一次恋爱。我俩都是未婚，谈恋爱既不违法也没乱纪。何况我俩的关系是公开的，亲戚朋友都知道。但专案组却无聊到成天来逼问我，你俩单独在一起时干过什么？谁先牵对方的手，亲没亲过嘴……专案组还两次派人到她落户的丰都农村去外调。同时还四处放风，说我“破坏上山下乡”。但当时的女友现在的妻子并未因为同我建立了恋爱关系而不到农村去劳动，而且还劳动得很好，她曾被评为涪陵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破坏之说也就没有根据。

好不容易找到一条“恶攻”言论

那年代，只要组织上圈定了你，在有罪推定的思维模式下，办案的人们真会百折不回地寻找你的问题，直到将你定成阶级敌人才算完成任务。专案组在男女关系上无法突破，就只好转而追查我与牟其中等朋友经常到城外野餐的事。

在学习班里，工作人员们反复地对我“摆事实、讲道理”：“只有小学校才组织小学生们去郊外野餐；你们都是成年人了，还经常背着锅灶到城外去野餐，你们为何要干这根本不是正常人干的事？”当年，那些政治挂帅的人确实是真诚地认为，成年人在节假日去野餐是不正常的活动。他们追问我们为何节假日不在家里做家务事，不在家里睡觉而偏要到郊外去？“你们这群人中，多数的家庭成份都不好，你们肯定是跑到远离革命群众的地方去恶毒攻击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回忆当年真实发生过的事，别说没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年青人，连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者都觉得，当年的许多事儿，真是荒唐得可气可笑。为此，专案组内查外调，对我反复逼问。自然也是徒劳。

又过了一阵子，专案组突然就对我严厉起来，连许久不同我正面交锋的范主任也板着脸来给我加温，追究起我的反动言论了。我自然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坚决不承认有什么反动言论。僵持了几天，他们无奈之下就摊了牌，明白地指出，说我给别人讲过“林副统帅那一对倒八字眉，生得有点像古装戏里的奸臣。”乍听此言，可真将我吓出了一身冷汗。我真记不清白自己是否说过这样的话，但我清楚地记得，在面对这位副统帅的画像时，我确实产生过这样的想法。其实，天下人面对着副统帅的画像时，又何止我一人有此念头啊！那几十年，在“文学艺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政策指引下，一切文艺作品中的人物都十分地“脸谱化”，凡革命者，必浓眉大眼鼻正口方，立如松、坐如钟；凡阶级敌人必獐头鼠目相貌猥琐，行动鬼祟、眼光游移……民众长期受到这种熏染，潜移默化，在生活中见到相貌不怎么堂堂的人，自然就往坏人联想。但我想是想了，却绝不敢说出口啊！经历过那时代的人都知道，谁若胆敢说出这句话，就是货真价实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绝对会被判刑劳改。当时，全世界都可能都没有一个人会料到，这位已经法定的接班人会在短短的几个月后，“拆戟沉沙”于蒙古的温都尔汗，迅速变成举国声讨的“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但在1971年4月，我想都不敢想，这位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统帅也会变成反革命分子。对那一句要命的反动言论，我当场虽然矢口抵赖，拒不认账，但当晚我真是一点都没睡着，还不敢翻来覆去，怕暴露出内心的紧张。那一个漫漫长夜，真别说有多难受了。

幸运的是，这种压力我只承受了一天。

第二天吃早饭时，郑文光便神神秘秘地瞅个空子悄悄对我透露，是焦化厂的某某某被他们单位整昏了头，就四处乱咬，检举了好多人。那句话就是他检举的你，他说当时只有你俩在一起，没有旁证。听他这一说，我那悬在半空中的心便落下来了一半，人也就顿时轻松下来。当时虽然普遍实行以言定罪，但我知道，定言论罪时，因为无法提供物证，便不能只有一个人检举谁说了什么便能定案。若是那样，罪犯随时都可以反咬专案组，说专案组某某说了反动言论，岂非天下大乱？为此，当时的政策对言论罪有规定：若是只有一个检举人，就必须再加上一个旁证人，方可定案。或虽然只有一个检举人，只要被检举人自己认账，也可定案。听郑文光一说没有旁证，我马上便明白了自己的处境，拿定了主意，既然没有旁证，不管我说没说过这句话，绝对不能认账。

但专案组好不容易才找到这条钢鞭，自然不会轻易放弃。就不分早晚，不断对我加温施压。为了让我自己将绞索套上脖子，他们真是威胁利诱，无所不用其极。我不只一次地看出，范祥元连动酷刑的心思都有。但学习班不敢动刑，他们就只好不断地对我在精神上增加压力。当时我虽然年轻，经常还处于糊涂鲁莽的阶段，但神经却并不脆弱。当我打定主意后，就咬定了牙关硬顶下去。

在学习班里，我每天24小时都处在不断加温的过程中。我和其他学员们经常还要充当猴子，被强迫去看杀鸡——参加各种形式的“宽严大会”，看一些“证据确凿的犯罪分子”因为认罪态度好，检举他人立了功，被当场宣布从宽“解放”，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更主要的还是让我们看一些原本问题不大，但据说态度恶劣，不肯认错和检举揭发他人的家伙被宣布从严，当场戴上手铐抓进监狱。当时，在全中国实施并反复宣传的一项政策是“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哪怕你杀了人，只要专案组说你态度好，就可以合法地免于追究。如果你只是打了人，但专案组若说你态度不好，你就会受到“依法严惩”。

严格地说，当时的我还没有学会思考，遇事多凭本能反应。在逼得发火时还对工作人员叫：转告范歪嘴，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他这次若未将我整背气，以后看老子怎么收拾他……

就因了我这恶劣的态度，专案组没开过我一次或大或小的批斗会。其原因是范主任估计一旦开会，我必将在会上硬顶，同他们吵闹起来，而他们手中又无钢鞭可以制服我。也因了我这恶劣的态度，我终于被炮制成为从严惩处的典型。

终于把我“揪出来”了

天天难过天天过。终于熬到了百般红紫斗芳菲的5月。天气刚开始热起来，这装了几百个大活人的水泥屋顶的仓库就变成了蒸笼。仓库毕竟是修来装货物而非装人的，高墙顶上就只有几个小小的通风窗而空气不对流。自然界的加温使学习班的“加温”受到严重影响，白天，仓库里热得人根本坐不住。到露天去“抱鸡娃”吧，下雨天不能去，天晴时那太阳又晒得人受不了。

于是，5月中旬，万县市工业系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宣布胜利结束。

大多数问题已基本弄清楚的、本人认罪态度好的，都回到原单位去边劳动边等候处理。留下一小撮问题没弄清楚，或本人认罪态度不好的家伙，升级到玻璃厂去继续“加温”。我厂的张同学就毕业了，他笑逐颜开地与我握别，语重心长地留下一句：“你千万要端正态度哟！”就背着行李回厂去了。他结果也没受到任何处理。我却因为问题没弄清楚，认罪态度不好两项都占，就被升级到玻璃厂读“小班”。同牟其中等十几个人排成两路纵队，在工作人员的护送下，背着各自的行李，住进了玻璃厂那幢陈旧的红砖小楼。

到玻璃厂后，营部也搬回了工业局办公，有事时才过来。原来棺材凼的工作人员们，也多数回到原单位，只给每位学员留了1名工作人员作看管，学习班的总人数也就只剩30多人了。由于是一对一，“加温”的事基本上也无法进行，只是每天早饭后，在一起读半小时红宝书，然后就让我们自己思考，希望我们“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肥皂厂留下来看管我的工作人员姓周，一位去年刚进厂的转业军人。他是位性格内向，颇善思索的贫下中农子弟。老周从未提高声音与我说过话。当时谁都没想到，16年后，时任厂工会主席的他调走了，就是我去坐他遗下来的位子。

玻璃厂在市区以北的天生城下，苎溪河畔，依山傍水逶迤而建。厂区无围墙，车间之间就有郊区人民公社的菜地。现在学习班的住宿条件较棺材凼好些了，不用打地铺，全是集体宿舍里用的双层木架子床，工作人员占了下铺，学员们睡上铺。也没人准备了纸笔来记录梦话了。

到小班后，继续看管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明显松懈了，说是只要不跑出厂区，他们都不管。在小班里，我也没见有哪个人“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天天早晨，仪式般读了几页红宝书后，有些学员和工作人员就开始看闲书了。除了《赤脚医生手册》等普及型的医书外，就是翻什么《无线电修理》之类。我们多数人就下象棋，或聚在一起摆龙门阵。当然，由于有工作人员在场，所谈的内容十分有限。

小班里貌似一片宽松和谐，其实杀机四伏。农机厂那位年青的工作人员与我厂的老周一样，都是刚转业进厂不久的贫下中农子弟，他比老周年轻两岁，从他嘴里透露出来：凡是留在小班的，都是各单位的当权派想送进监狱的人。别看你们现在过得轻松，每人的专案组正在一次次反复整理报请逮捕你们的材料。

根据惯例，被审查者必然会经过多次大会小会，让革命群众将其批斗得如官方所说的“臭狗屎”一般；同时，被审查者也会接受多次“外调”，外单位的专案组会来要你检举揭发在不同地方和单位工作的亲属朋友。本单位的专案组会以你检举揭发材料的数量和份量，来判断你是否态度好。但在我被审查的这半年多时间里，不管是肥皂厂或是学习班，竟未对我召开过一次或大或小的批斗会。我也知道，有许多朋友都被关在各种学习班或单位里接受审查和批斗，我们厂的专案组也跑到他们那儿去威胁利诱，取回了许多检举材料。但却从未有任何单位的任何人来对我外调过一次。我本人和其他学员都为这特殊待遇而感到稀奇。

后来我才知道，不是没人想开我的批斗会，也不是外单位没为我那些已被“圈起”的朋友来过，而是我厂的专案组对我有这样一个判断：“以谢声显现在的态度来分析，不管是开会帮助他或是让他接受外调，一言不合肯定会吵闹起来，造成不良影响；只有将他的嚣张气焰打掉之后再说。”这是我厂专案组对要求批斗我和外单位来外调的人的正式回答。但直到我作为从严对象被捕，以范主任为首的专案组都认为没将我的“嚣张气焰”打掉。

后来，有人悄悄告诉我，肥皂厂报过几次我的材料，都被市里退回来了。但范主任不放手，又请了局里的大笔杆子，在重新编我的材料，硬要将我整进去才罢手。重点是“恶毒攻击”和态度恶劣。我清楚地记得，听到这个消息的当天晚上，我心里产生的惊慌和恐惧。蛟子在耳畔嗡嗡地哼，我在上铺翻来复去，胡思乱想。我甚至还想过：寻一个雨夜，趁人们熟睡之际逃跑，跑到几年前我在云贵高原上修铁路时所熟悉的蓝色的大山里，在那些几乎与世隔绝的苗岭彝寨里隐姓埋名……我大半夜都在高高的床铺上辗转反侧，时间长了，我的脑袋都痛得似乎要爆炸一般。折腾到听见厂外农家的公鸡啼鸣时，终于来了瞌睡，才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待我被同室的人们吵醒，天已大亮了。睁开沉重的眼皮，已是朝霞满天，旭日临窗。出得楼门，有清爽晨风遍拂全身，心中恐惧惊慌的阴霾便一扫而光。我想，在这朗朗乾坤之下，已经不再是哪一个派别在掌权，能够依着派性任意胡来？他们手中唯一的钢鞭不就是那句没有旁证的话么？难道他们敢凭空制造几个假证人出来？现在，新生的红色政权早已成立，伟大光荣正确的组织正在领导着这场运动，自然“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既然我确信自己从未干过违法犯罪的勾当，那又怕什么？怕，就是不相信伟大光荣正确的组织，不相信组织，还能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么？这样一想，心中泰然，便将昨晚想了大半夜的东西完全抛到了九霄云外。

转眼便到了6月下旬，天气更热了。

记得那天是星期六。吃罢中饭，老周便提起他那洗得发白的军用挎包，对我打了个招呼，匆匆赶回农村的老家去农忙了。紧接着，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们也先后离去。晚饭前，出人意料的是，应该已经回到农村家里的老周却突然大汗淋漓地赶回了学习班。我问他为何没回家。他支唔说，先回厂里拿东西时，就听说明天要开大会，不准缺席。晚饭前后，其他单位那些走了的工作人员陆陆续续地都回到了学习班。我们都知道了，明天，地区“一打三反”领导小组要在东方红广场召开全市十万人参加的“宽严大会”。

自老周去而复返后，我心里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别是要对我下手了吧？但我自己宽慰自己：各种级别的宽严大会我们都参加得不少了，但从后来发布的材料上看，凡是在大会上公开处理的“从严对象”，无不是罪恶滔天证据确凿啊！我就未想一下，那么多冤假错案，哪一件没“证据确凿”的材料！那天更好笑的是：临睡前，我下楼去上厕所时，还故意独自溜到楼后的小树林边流连了一阵子。自作聪明地观察了一番，没发现有人在暗中监视我，也就更放心了。

但那天晚上夜蚊子很猖獗。我发现许多人都未睡好觉，不分学员或工作人员。夜很深了，我还能听到不同的床上发出转侧声和叹息声。

第二天，是我永远都不可能忘记的日子——公元1971年6月26日。

这一天，依然是个大晴天。早晨8点钟，当万县市工业系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队伍头戴草帽，手提小木凳爬完那宽15米，高186级的大石梯，登上东方红广场时，已是日高三尺，燥热异常。

跨上最后一级石阶，踏上环绕广场的公路，路上拥挤的人群便在执勤队员的指挥下为我们的队伍闪开了一条通道。我突然在刚退开的人群中发现了母亲，她正挤在人群的最前面，向我们的队列中焦急地张望。我叫了一声“妈”，从她面前快步走过。看见了我，她好似松了一口气。事后想来，母亲在那天早晨可能已有了不祥的预感，否则她不会离开自己厂里的队伍挤在路口来望我一眼。

影剧院二楼的大阳台布置成了主席台，楼下高出广场约两米的那一大块空台子上站满了士兵和警察。东方红广场上红旗飘飘人如潮涌，周围电杆上的高音喇叭发出的声音震耳欲聋。几十个巨大的喇叭里正播放着“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的语录歌。由于经常在各种露天场所开各式各样的会，每个学习班的队伍都自备有半尺高的小木凳。各学习班的队伍进入指定位置后，大会开始。背诵语录，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健康健康永远健康……那套宗教仪式似的程序进行完毕后才坐下。黑压压的一广场人便在烈日下听高音喇叭里传出的领导讲话。虽然广场周围布满了大功率的高音喇叭，我的听力也绝无毛病，但每次开这样的大会，非止是我个人，大家都说很少能听清楚高音喇叭里传出的完整句子。

稀里糊涂地听了一阵，就看见有十几个人被带到影剧院前面的台子上，面对广场低头站成了一排。这是些从宽处理的对象，来作示范给大家看。下面依然听不清楚这些从宽对象的问题和从宽的原因，只见他们一个又一个地对主席像、对主席台上的领导和下面的群众不停地弯腰鞠躬，然后又一个一个地被带了下去。

正当我无聊地东张西望时，却听清楚了从高音喇叭传出了斩钉截铁的几个字：

“……把他们揪上来！”

我突然看见酱园厂那个小鼻子小嘴巴的“执勤”头头从最前面冲了过来，他那一双小眼睛正恶狠狠地怒视着我。我正诧异时，他已冲近身来，一掌打掉了我头上的草帽，大吼了一声什么，同时，我的两只胳膊便被早已埋伏在身边的两个精壮汉子抓住并反扭过去。小眼睛转到后面揪住了我的头发，3个“执勤”推着我便往台上跑……

后来我曾反复回忆过当时的情景。在那电光石火般的一刹那，意识中除了那一双恶狠狠地怒视着我的小眼睛外，我真没来得及感觉到惊慌和恐惧。在被揪住头发反扭双臂推上台去的百十米短短的路途中，我也只想到了一个问题，他们能给我这样一个没犯罪的人安什么罪名？转眼间，我便被推到了台子上，我发现台子前面已有十来个人（具体人数我始终没有弄清）同我一样，被揪住头发反扭着双臂面对广场按着脑袋站成了一排。我刚被推入这个队列之中站定，马上就有一块用铁丝拴着的大木牌挂上了我的脖子，这一切配合得就像工厂里的流水作业似的。我连忙伸长颈子去看牌子上面的字，首先跳进眼帘的是打了红×的我的名字，还有斗碗大的七个黑字“现行反革命分子”。

看清楚了罪名，我不由得无奈地长叹一声。“现行反革命分子”！这罪名定得多么高明啊！以前有“反对三面红旗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有“反对大炼钢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有“反对公共食堂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文革中，除了“杀人、放火、投毒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有因为一句话而变成“恶毒攻击”了什么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也有“组织了什么集团”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此时，他们只给了我一个空泛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而没有明确宣示是犯了什么罪，这一招真高明啊！即使我那一句“恶毒攻击林副统帅”的言论最终无法落实，但将我抓进去以后，他们再找到的不管什么枝枝叶叶，就都可以往这帽子上插啊！

我正在胡思乱想之际，又听见高音喇叭里吼出了我的名字，我立即被推出了一字横排，被反扭着双臂按着脑袋独自站在前面。可能是在宣布罪状吧？我竖起了耳朵，虽然女播音员尖厉的声音震得我耳膜发颤，但除了“……攻击我们敬爱的林副主席……”一句外，硬是没再听清那连珠炮般的声音究竟说了些什么。“一打三反”领导小组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于十万群众面前将那仅有一个人检举我说过的话作为我的罪状，也真是出乎我的意料。3年之后，他们并不心甘情愿而迫于形势不得不羞羞答答地给我一纸平反证书时，还要写上“主罪不实”这几个字。当时已经是批林批孔的1974年了，如果当时落实了这项“主罪”，不会授我一个反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英雄称号吧？

高音喇叭里传出了女播音员愤怒的吼声：“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谢声显！”虽然台下那号称十万之众的革命群众可能绝大多数都与我一样，根本不知道我究竟犯了什么罪行，但却一致跟随着高音喇叭齐声高呼。那气势，真是声若巨雷，经久不息。我知道，在下面黑压压的人群中，有我的母亲。我突然想到，她望着台上挂牌揪着的儿子，满耳充盈着打倒她儿子的吼声时，是不是还能站稳身子？我吃力地抬起头，满眼是高高举起的森林般的手臂，看不见母亲在何处。她厂里的许多人都认识我，在今天，我被他们高呼打倒以后，母亲会在厂里承受什么样的目光？可能此时正在台下的弟妹和许多亲戚朋友，自这震耳欲聋的打倒声响起之后，他们便不仅是此时在台下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而在从此之后，就会因为我的关系而承受着长期的政治歧视。还有我那肯定没来开会的父亲，过一会儿当他知道我被“打倒”后，会如何地着急？我真是心乱如麻。

我们这一批“从严对象”一个一个地依次经历着同样程序；单独示众——宣布罪状——念逮捕证——交给警察——戴上手铐。

（右图：作者被无辜打成“现行反革命”关押了两年零十个月后无罪释放，出狱次日留影。）

站在我左边的是初67级的赤旗学生程克建，在1968年打云阳时，当时才16岁的他好像作过前敌指挥部的警通排长，一个瘦小精干的青年。他胸前的牌子上写的是“杀人犯”，据说他在云阳前线曾对他的同学们下令对俘虏开了枪。那时对在武斗中杀了一两个人的中学生都未进行刑事追究，听说他在学习班里也是气焰太过嚣张。他看到右面的人正被推上前去示众，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那边去了，便对我说了一句：“我们这一派真是输得精光！”当时我们都宁愿认为这依然是两派斗争的继续，我还豪气地鼓励他：“我们只是俘虏，不是罪犯。”

十几个从严对象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口号声中被当众从严后，大会便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胜利结束。广场上的群众有序地退场，但我们的表演任务尚未结束。警察将我们这些“从严对象”推上了用敞篷解放牌货车充当的临时囚车，让“反面教员”们在这流动舞台上进行最后的表演——游街示众。

每辆囚车两边各安排了两名挂着黑牌的“从严对象”，每个“对象”的两边站着两名威风凛凛的警察，驾驶室顶上煞有介事地驾着机关枪，挤满了车厢的是刺刀雪亮的士兵。游街队伍最前面是一辆装有高音喇叭的宣传车，紧随其后是两车全副武装的解放军，中间便是我们示众的流动舞台，再后面又是两车荷枪实弹的军人。这戒备森严的情景若是在《水浒传》那时代，人们会以为是防备有人来劫法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当代，谁敢来以卵击石？炫耀武力不过是为了起个杀鸡吓猴的作用。在闹闹嚷嚷的宣传车的引导下，游街的车队缓缓驶出东方红广场。

时间已近正午，我们在烈日高温下慢悠悠地在车上与一条条熟悉的街道，与认识或不认识父老乡亲告别。但我肯定没听到辱骂声，更未见有人扔烂菜帮子上来表示愤怒，几十年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无情打击，使人们在面对挨整的人时都表现出一种木然。虽然上面希望起到杀鸡吓猴的作用，但我认为，这种中世纪的方式在现代人身上效果并不理想。后来我得知，那天，我小学时的班主任卫老师站在一马路人行道上的人群中，

节录自作者正在写作的长篇回忆录。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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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文选】

被冤杀的街坊大妈

钱大川

    2007年5月的一天，我到银行办事，只见出纳口的柜台玻璃上，从里面立着一张身份证，很明显这是谁在办理业务时遗落的，被营业员放在那儿招领。我瞟了一眼——“甄秀梅”，哦！好熟悉的名字，再细看照片，是一位端庄大方的中年妇女，特别眉宇间的那颗黑痣让我确认：这就是我们老街坊老甄家的二女儿——我三妹最要好的同学。这一别三十多年了，我急忙问营业员，通知这位客户来认领了吗？她说：“一会就到。”我便站在一旁耐心等候。

    此时的思绪立刻翻滚到1970年初，在市体育场召开的万人“公判大会”上，她的母亲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就在这时我久久凝注的那扇转门送进一个人来，哦——相貌基本未变，只是体态胖了。我没打扰她，等她办完认领手续回过头要走时，我跨前一步：“二丫，认识我吗？”她愣住了，上下打量我一番后摇摇头：“想不起来，您是……”“我是哈娜的大哥，长福街胡同……”她稍作沉思，立即拉住我的双手：“哎呀，是大哥呀！你不是毕业后分到了黑龙江吗？怎么在这儿……”“那你不是下乡了，今天怎么也在这儿？”我这一反问，搞的我俩哈哈大笑，我说：“走，走，我家就在附近，到家去坐。”

到家后我立即给三妹去了个电话，不一会她也赶了过来，中午我们围坐在饭桌边，一边吃着一边唠着，追忆那流失了37年的往事，随着时间的沉淀，当年那些朦胧的故事开始聚拢、开始再现，二丫讲述了刻骨铭心的历史……

    1966年8月“红色恐怖”开始笼罩全国，我家受我母亲的出身和两个姨妈随国民党去台湾的牵连，是咱们胡同第一个被遣返农村的“黑五类”，并伴随着抄家破四旧，当时我14岁刚上初二，我爸妈同在一个单位工作，那天单位的文革小组带着红卫兵来到我家敲门时，我们刚吃完早饭，碗筷不让收拾就叫我们全家站成一排，他们就开始翻查，记得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破玩艺儿”。后来将我姥爷留下的一些包括明代刊本《古今小说》在内的一架子珍贵书籍全搬到院子里，点上火。当时我母亲几次上前劝说，这些书我们捐献给国家，千万别烧。他们不听还打了我妈，并将我和姐姐的长辫子一律强行剪掉。我们被撵走后，那座我姥爷在世时买下的房子也被没收了。到了旅顺乡下，我们又从当地社员手中买下一座一进二的石头房子，西屋是我尚未出嫁的小姨住。

    我姥爷共四个女儿，没儿子，解放前他在大连开了几家绸缎庄，家境殷实，为人正直厚道，1945年8.15光复时我姥娘去世，那时我的大姨妈早已从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部毕业，与一位同学回国结婚，在国民政府卫生部工作，后来她又将我二姨介绍给一位军医，那年两个姨妈回大连奔丧，临走时非要带我们全家一起走，理由就是“我们这号人的命必定是中共要革的。”

    但姥爷死活不同意，那时日本投降，苏军进驻旅大（旅顺、大连），蒋介石政府的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中规定大连为自由港，大连的行政权属为国民政府，这一时期的旅大实际上是被苏军军管下的一个特殊的地区，国、共两党都在发展着自己的势力，部分人的正统观念还较强，等待国民政府来接收，那时国民党大连支部，曾几次派人找到我姥爷，劝他出来为国民党工作，但我姥爷以“双目只注堂中经，单口不论是非事 ”为由回绝了，但他的政治立场实际是站在共产党一边的，他经常向孩子门说，“笑到最后的肯定是共产党”，并让大姨、二姨规劝自己丈夫早日认清形势。1946年末，国民党军队推进到石河驿地区，距大连仅40多公里，并从海上对旅大地区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致使旅大地区处于前所未有的困境中。为积极响应中共旅大地委提出的“发展生产，安定民生”的号召，姥爷将自己的店铺卖了改作运输，将苏联从符拉迪沃斯克（海参崴）通过海路向旅大运送来的粮食、油脂、罐头、食糖等食品，分运到各地，后来又将全部车辆、骡马无偿交给中共旅大地委领导下的运输公司，从而获得地委嘉许。

    1948年冬姥爷病逝，辞世前给我们留下了那套房子，和十个金元宝。

    再说我们被爸妈单位的文革小组和红卫兵赶到旅顺的乡下，住了不到一个月，一天我爸妈单位又来了一卡车的“赤卫队”二次抄家，并说母亲在作会计工作期间贪污公款，最后在一个木箱的底夹层中，搜出了姥爷留下的那十个金元宝，那时家有金货就等同于窝藏赃物一样，平日金银首饰人们都避之不及，何况金元宝。当时我们孩子不知内情，顿时吓傻了，但那些人可乐坏了，根本不听父母任何解释，硬说这就是贪污的证据，临走时把爸妈都抓走了，记得临走时母亲坚定地向我们说：“相信妈妈不会干那样的事，妈妈爸爸会很快回来的，你们要听小姨的话。”

    爸妈走后，小姨才将金元宝的来路向我们说清，所以我们更加坚信妈妈无罪，大不了将元宝没收了，回家只是时间的问题。不久爸爸被放回，妈妈因“贪污”数额巨大被移交到市里。爸爸隔三差五就跑市里，多方打探妈妈的情况，起初说是贪污800元，到后来这个数额不断向上翻，达到上万元，这个数字在当年可是个天文数，其罪行可想而知。当时我们头上带着几顶帽子已不介意了，只看重那顶“坏分子”帽子，这顶帽子下面包括：流氓、盗窃、贪污、杀人放火……可说凡干缺德事的人都是坏分子，在我们那儿“黑五类”中它最让人厌恶。

    在这之前的1962年，我哥哥就因家庭出身不好，初中毕业不让升学而落下了忧郁症，整日闷闷不乐，不愿与外人接触，现在又摊上这事更增加了病情，有时会突然大哭一场，哭后病情会好很长一段时间，有次干活后在地头休息时，由队里的文革主任传达文件，不知怎么的，哥哥突然咧开大嘴刚要哭，让主任看到了，大喝一声上前就是一脚，将哥哥踢翻，顿时他就口吐白沫不省人事，有位社员赶紧给他捏人中，对前胸后背又拍又打，这才缓上一口气，可从此他的病情更加重了，除家里人外见到任何人都害怕，我们知道这是那次的哭给吓回去所致，所以就盼着他哪天能再大哭一场，但从此他不再哭了，也不会哭了，成了个不能下地干活的废人。

    嗨，那几年在农村糟的罪真是无法说，穷，大家是一样的，但我们要比穷还要低贱，就比方说秋后社员到地里翻捡土里余下的小地瓜头、小萝卜头，那也不许我们一起去，得等人家都捡完了你才可以进去；那石头房子夏热冬冷，又阴潮，特别在冬季屋里没有炉子，手脚冻得发紫，这时就想起小时候放学回家，妈妈赶紧揭开衣襟，把我们的双手放进她那热乎乎的胸前……这样的日子还能回来吗？

    到1968年8月，我家附近的老营房，又被赶来了大批的大连公检法的人员住满，据说是按照中央的“彻底砸烂公检法”指示在这里办学习班。市公检法被全面军管，法院检察院都被撤销，合并到市革委会的人保组，当时我爸还说：“这回你妈的案子被解放军接去了，可要出头啦。”时不时他还去偷偷打听老营房里的人。一天，他高兴地告诉我们，一位老公安告诉他，“你老婆的案子争议很大，第一、单位财务账项确实显示有贪污，但没有证据证明就是你老婆干的。第二、不能以搜出的金元宝价值硬套贪污数额。第三、黄金是被国家禁止买卖的，即使贪污了足够的资金也无处购买十个金元宝。”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也好一阵高兴，认为见到妈妈的日子不远了。

    到1970年全国又掀起“一打三反”运动，那年的农历腊月初十，我们看到一张贴到我家院门上的公审大会的布告，其中有妈妈的名字打着红勾，被判死刑！当时我们都被震晕了，爸爸脸色煞白倒在地上，那时的死刑核准权下放到各省的“革命委员会”，判死刑后不准上诉立即执行，都是中央文件里明文规定的，不通知家属，也不发给家属判决书，家人不准许参加那天的“公判大会”。

    我们打听到了，两天后由市公安局军管会主持，在市人民体育场召开公判大会，估计“游街”路线肯定经过中山路，爸爸决定除了哥哥外，带着我们在那天一早就等候在长春路商店门口。当进入会场的卡车在开过那里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妈妈，只见她高昂着头，但双眼在人群中急速地搜索着什么，我们不敢喊，但我知道那是她在寻找丢不下的我们……

    一个小时后，公判大会结束，我们又等在体育场外，再次见到妈妈，只见她一出体育场的大门进入街区就大喊：“苍天呀，冤枉，我冤枉！”那声音就像黑暗中的一弧响亮的闪电，直刺每个人的心，紧接着就看到押解人员用绳子马上套向她的脖子，很快被她咬住又喊出第二句、第三句，又一根绳子勒上去……汽车在我们模糊的泪水中疾驰而过……后来听参与处理妈妈后事的姐姐说，妈妈遍体鳞伤，新伤压旧痕，她的颈椎骨在刑车上就被勒断了，到了刑场已是一具僵尸，硬被拖架到刑位补了一枪，她的狱友们也反映说：这个女人真刚烈。此前她拒绝在所谓的《判决书》上签字，只是画了个大大的放光芒的太阳。我想那一定是她对阳光下法治的渴望；对光天化日之下罪孽暴晒的祈盼。

    三个月后，有个穿便装的人到家里来，说是市革委会人保组派来的，拿了一张表格似的纸张，要父亲签字，没有留下副本，此前也没有开庭审判，更没有正式通知家人，不能去告别，不允许妈妈留下遗言——没有任何法律程序。在中国历代皇权专制王朝都保留着被执刑者留遗言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历史上记载的李斯在刑场上表抒怀念“带着黄狗打猎的日子”之感慨；名医华佗在刑前把他的著作托付给狱卒；窦娥在被处死前还允许她向世人宣称：上天六月将降雪以证明自己的蒙冤……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共和国却没有这一切，这就是所谓的“全面专政”，人命如草芥，妈妈就这样成了一缕西去的冤魂。

    1973年有人给我们转来一封信，是爸妈单位的一个得了骨癌晚期的叫小陆的会计，在临终前写给我们的，信中说那笔去向不明的800元款项是她挪用了，由于出现了我妈的案子，她就沉寂下去，至于以后那些天文数字的贪污款，全是上面让她编造的假账，并叮嘱我们以此信为据为我妈昭雪申冤……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呀！爸爸以此为据到市里申诉多次，但结果都是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1977年5月22日，以黑田寿男为团长的日本“日中友协会员之船”访华团一行340

    1978年6月25日我们接到中共旅大市委为我母亲的冤案进行公开平反的通知。并从当年公开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复查纠正文革期间错判死刑案件的报告》中得知：“文革中的绝大多数死刑是1970

    1980年我父亲与小姨结婚，同年我们全家除我和丈夫为了照顾我哥和年迈的婆婆外，全部去了美国，这是我坚持的，谁敢担保咱这个国家以后不再折腾？

    2002年我哥与婆婆先后去世，我和丈夫也先后退休，就经常去在加拿大工作的儿子那里生活，但仍保留中国国籍。

    文革时期留下的冤情比比皆是，罪行罄竹难书，因为整个中国就是一座大冤狱。父亲经常劝慰我们说：“冤再大也没有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冤大，屈再深也只是文革中死难者的800多万分之一。”是的，我们一个草民百姓只有逆来顺受的份，但我从另一个角度不能原谅我姥爷当年那“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是百年身”的错误，若当初全家跟我大姨二姨走了，不就逃过这一劫了吗？当年那十个金元宝全捐了，不也没这事了吗？对我妈案件的每个时间、地点，相关数字，就像刻在我心里一样至死不忘，因为这是一本我们民族子孙要永远牢记的账。

    在听二丫的讲述过程中，我们的双眼时时盈满灼热的泪水。

    当年我们那条长福街胡同，南北共47户居民，文革中有3户被赶回农村原籍；4户被抄家、批斗，其中4人死亡。

2009.12.8晚

    节录自作者博客。原题“冤茔警世”，现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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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

广东省科技局永和五七干校

1970年5月下半月运动情况汇报

半个月来，根据当前运动的形势和上级革委会的指示，我们主要抓如下几项工作：

一、抓学习中央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文件精神，和毛主席5.20庄严声明，并以声明为动力，以整党建党五十字大纲为武器，发动群众，总结前段运动经验，找出差距，整顿思想，推动运动向深入发展。

一连党支部在整顿时肯定前段运动成绩的同时，认识到支部在落实中央三个文件存在的问题是领导思想不一致。4月底以来对运动的领导松弛，外调人员回来十几天，也不找其汇报；派一个外调人员，支委们各持己见，统一不起来；校领导不同意作为依靠的曾××，支部硬安排为战斗小分队组长。

从上述问题看来，一连领导对运动的态度有问题。为此支委会开了三天会，开展了自我批评，支委五个人，四个自我批评不错，思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指导员（支书）自我批评精神很差，思想没有接触到要害。

经过整顿，支委们表示要紧跟大好形势，紧跟毛主席，坚决继续深入地贯彻中央三个文件，并做出成绩来。

综合队经过总结学习之后，克服了认为本队成立不久，人员互不了解，都是挑选来的，比较干净等和平麻痹思想之后，对敌斗争的革命大批判便迅速搞起来了。

全校经过这一段的学习，进一步克服了收兵思想，更加明确了深挖的重要性和艰巨性，从而坚定了把运动搞深搞透的决心。如一连对运动的下一步都作了具体安排：由连长、指导员亲自抓小分队，对小分队人员作了调整、补充，行动也比较快。

二、抓大案要案和重大线索，并全面做出对策。

经过反复多次地摸底排队（附表），目前作为大案要案来抓的共有12人，二连、四连以办学习班的方式进行，三连以政策攻心和群众批判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在抓大案要案的同时，对有重大线索的原中南分院改建中经济账目混乱问题，也于5月29日

三、抓落实。及时落实党的对敌我斗争政策，是对敌斗争的重要手段，对已经坦白交代于1963年6、7月间书写“赫鲁晓夫×岁”反动标语的地主家庭出身的谢××和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为刘、邓、陶翻案的叶××，都已着手整理材料，准备在6月上旬开大会解决。

收兵思想在个别干部中没有彻底解决，只怕错，不怕漏的思想仍相当严重，个别革委会成员不关心运动，参加战斗小分队，听一次汇报，就说没有什么搞头，就提出要收兵。一连有的群众说对李××要一分为二，说他在冲反动路线时有贡献的，参加吴××小分队的成员，你们能说服我就能制服吴××。个别连干部对参加学习班的对象嬉皮笑脸，总之右倾思想是当前的主要障碍。

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运动和整党如何摆法的问题，是以运动为主，还是以整党为主，思想不明确。以上汇报当否，请指示。

省永和“五七”干校革委会第三办公室代

附表

分类排队清理情况

第一类 大案要案表（一）

表（二）

第二（类） 重大线索要究查人员

第三类 原属专案对象（由专案组负责搞下去的）

1、算搞清，可作结论，或已作结论的人员：

邓×、李××、贾××、雷××、黄××、张××、陈××、喻××。

2、尚未完全搞清，专案组继续搞的人员：

黄××、黄××、简××、谭××、陈××、吴××、冯××

第四类 一般政历家庭与社会关（系）要查清人员

[叶曙明点评]

这只是广东省科技局永和五七干校在1970年5月下旬一份关于“一打三反运动”的普通工作汇报，在全省、全国各个单位，这类材料汗牛充栋，数以亿计。从材料中可以看出，基层对运动已弥漫着疲惫与厌倦的空气，抵触情绪颇为强烈。同时，在区区一个局的干校里，在短短的5月下半月中，已经“揪”出了这么多所谓有问题的人，也属相当可骇的。甚至仅仅因“有疑书写反动标语的迹象”，便被列入仅次于大案要案的第二类表格中；弄脏了毛泽东像的，也属于要一究到底的政治问题；另一个更可笑的例子是，“突发神经病”居然也成为政治问题，受到严厉审查。文深网密，可想而知，多少冤假错案，因此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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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有关“一打三反”的一些数字

在北京城区，“一打三反”运动一直延续到了1970年底，当时的市革命委员会报告，从该市合法与非法的常住与暂住居民中，一共“捕获”了大约5775名“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以及其他坏分子”，破获了大约3138件“反革命和比较重大的刑事犯罪案件”，发现了6200多起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的行为。（《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8—1970》，44—45页）

在包括上海在内的大多数地区，运动延续的时间要长得多，一直到1972年、1973年中央当局才收到了运动“胜利结束”的报告。1972年1月，黑龙江革命委员会把“在全省财贸战线”破获的3173起“政治案件”和37462起“经济案件”归功于“一打三反”运动的成功开展。（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黑龙江党史大事记（1949.10—1989.12）》，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436页）

在同一个月，广州市当局宣布在运动中破获了2168起“大案”，发现了147个“反革命集团”。（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广州党史大事记》，313页）在河北省保定市，运动一直延续到了1972年12月，在接连7场公开审判会上紧张达到了高潮，17人被处决，1325人得到了从坐牢到模糊不清的“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惩处。（中共保定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保定党史大事记（1949.10—1978.12）》，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361页）在上海，运动在1972年底渐渐平息。在该市郊区的10个县，有64000人被揪出来进行斗争。其中有520人“非正常死亡”。（《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中册，523页）

摘自麦克法夸尔、沈迈克著《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4月第一版，309—310页。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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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血写的历史

——记文革中枪毙教授张师亮

赵  旭

我很长时间已经不想回忆那些令人心酸的往事了，可是，今天《文汇报》上的一篇《每个人生命都有其尊严》，却让我思绪万千，不得已再一次去触摸那鲜血淋漓的创口。《每个人生命都有其尊严》写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波兰维尔那集中营里，一个名叫大卫·博格的犹太人，在被纳粹杀害之前的最后一封信里写道：“我希望有人记得，一个名叫大卫·博格的人，曾经活在这个世界上。”大卫·博格在写这段话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人们果然在事过不久，于1953年在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建成伊始，马上在全世界范围内，致力搜集在大屠杀中每一位死难者的资料。其后又在2004年11月22日将“犹太人大屠杀遇难者姓名中央数据库”建成。今天，全世界的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借助这个数据库查询到300万左右死于纳粹屠杀的遇难者的姓名和相关的个人资料，于是，我们也就可以知道大卫·博格的名字。

于是，我突发奇想，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能不能赶快抢救资料，收回我们半个多世纪来被极左路线所残害的那些无辜的冤魂。

记得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二日的清晨，兰州的街道格外的静谧，人们和往常一样行走在尘土飞扬的马路上，突然，一辆架着机关枪的卡车拉着长长的警笛，“呜——，呜——，呜——”刺耳的啸叫时起时伏，霎时间划破了兰州天空的宁静，紧随其后是全副武装的军人在卡车上押着一个个背插亡命牌的死刑犯。每辆卡车上四个反革命分子，他们被五花大绑后背插着亡命牌，脖子上都挂着一个在其姓名上打着红叉的大牌子。这些死刑犯的周围拥着几个膀大腰圆的军人，后面有一个戴着白手套的军人抓着细铁丝将反革命分子的头颅高高拉起。死刑犯们个个被勒得紫红着脸，眼睛暴突，街道两边的人们看到此情此景都站了下来，屏声静气地扬着头，在肃杀的气氛里木然地望着眼前的一切。在这二十多个死刑犯里，有一个就是我们尊敬的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师亮，他是被诬为现行反革命在兰州被判处死刑准备执行枪决的。同时，押往刑场的还有原抗美援朝坦克兵、神枪手，后在兰州大学历史系上学时被划为右派，在天水北道区跑马泉公社劳动改造中，与北京大学新闻系的右派学生林昭等兰大、北大志同道合的青年一起办地下《星火》刊物而被逮捕的张春元。还有因同情办《星火》地下刊物的年轻人，为彭德怀鸣不平，对大量饿死人的现象极为不满而被打成反革命逮捕入狱的原中共地下党员、甘肃省漳县原县委副书记、中共武山县委常委兼城关公社第一书记（大跃进时漳县、甘谷县、武山县合并为武山县）的杜映华。

事隔三十六年的今天，没想到《每个人生命都有其尊严》让我又将这痛苦的一段记忆翻了开来，使我想起当年被枪毙后的布告上近距离用枪击碎死刑犯头颅的照片。

张师亮，河北省涞水县人。曾留学日本东京文理科大学，在抗日战争中期与范文澜、稽文甫在河南大学被称为进步三教授。其后为甘肃学院（兰州大学前身）、西北师范学院教授（西北师范学院后改为甘肃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抗战胜利后，他到北平专管军队总务工作，后随傅作义起义，被当时的北京市长叶剑英表扬。后又到西北师范学院任校办公室主任、政治课教师。因历史问题，又调历史系任教，他是一个曾用马克思的《资本论》讲授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的

张师亮被枪毙后不长的日子里，四月十四日清晨，兰州农校教师，甘肃酒泉夹边沟农场死里逃生的毛应斗先生的小妹毛应星，因为口诛笔伐林彪等人，在甘肃省静宁县城西八里桥畔被枪决。四月二十八日清晨

短短的十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上至国家主席，下到平民百姓，被枪杀、被打死、被吓死、被诬陷后死的冤魂粗粗估计就有两百多万。我突然想到《每个人生命都有其尊严》中说的，“‘直到每个人都有名字’，它的意义，不仅在于记住一段历史、记住一个教训、记住一个人曾作为人在这个世界上活过，而且还更在于记住每个生命都不容忽视，每个生命都不可践踏，每个生命都有其尊严”的话来。

摘自“360dos”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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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读往来】

1、范世涛来信

《记忆》第55期高原《关于〈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的一些不同意见》一文谈到，1965年12月“彭真要请张春桥吃烤鸭，是陈丕显的说法，作者在这里又轻信了陈。实际上此时彭真已得知毛的真实意图。”

     确实，彭真听毛说过“要害是罢官”，而不是像《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或《陈丕显回忆录》说的那样，张春桥“蒙骗了彭真”，但彭真要请张春桥吃烤鸭并非陈丕显杜撰。张春桥1966年5月6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已经提到：

“彭真到上海，恰是主席生日（12月26日），吃饭为主席祝酒时，他说他早就要批判吴晗，叫周扬、范瑾、邓拓写文章，写得不好，你们上海写了，好么。北京未转载，是想看看动态。但又说对姚文元的文章要一分为二。我说向阳生也有问题，彭真还没有等我说什么问题，就打断我的话说，那是我叫他写的。又谈主席说了要放，政治问题以后再谈，刘仁、邓拓是左派。就是叫我们放，我们说已放了好多么，他说再钓几条大鱼，你们到北京我请你吃烤鸭。我们还建议彭真抓一下，他说要抓；我们也建议有什么情况可联系，他也指定了联系人，这样反而把我们的手脚束缚起来了。”（《张春桥同志讲话》，油印件）

张春桥上引发言与《陈丕显回忆录》相关部分相互印证。《陈丕显回忆录》说，彭真称赞了张春桥拿出的讨论《海瑞罢官》计划，“还说事情搞完了以后，请张春桥到北京吃烤鸭！”我对此信其有、而不信其无。

2、顾国雄来信

我有一个强烈的希望，希望贵刊继续采访胡杰，建议请他讲一讲2009年拍的《东风农场》。他不动声色地将对历史的思考和观察加入这部片子之中，令人震撼的画面和充满张力的讲述！他的剪辑我不喜欢，但是独具一格，配乐也很有特点。

3、津平来信·编辑部回复

不久前，我的一位朋友给我寄来了若干期您们编的杂志《记忆》，浏览后觉得非常好，非常有价值。特别是在今天的中国，反右、文革等历史已经渐被遗忘，而且当局出于某种考虑，还鼓励这种遗忘，这就使得您们的杂志更加珍贵。一个忘掉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因此，您们是为子孙后代做抢救历史的工作，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我十分钦佩您们的工作和精神。也愿意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做些传播你们杂志的工作。

我是一名退休数学教师。反右时上高中，文革时已经参加工作，对于左倾路线的历史是有亲身感受的。去年，我们的大学同学搞了一次入学50周年的聚会，大家痛感不能忘记历史，决心都来写回忆录，记录那个荒唐的年代，为我们的后代留下真实的历史。

我们是在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学习的。1959年一入学，就批判老校长马寅初先生，接着是学习“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在同学中批判右倾思想，每班都重点批判一两个同学，打成“反革命”。（后在1961年进行了甄别。）毕业前又赶上“城市四清”试点，张磐石当工作队长，把北大定为所谓“四类学校”，即“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学校。于是，毕业生全都成了“修正主义苗子”。毕业前，搞“人人过关”，重点批判、批斗。我们一个行政班共有30多名同学，毕业前被逮捕二人（一人判9年徒刑，另一人判3年徒刑），开除二人，重点批判一人，批斗一人。毕业分配也受到影响，我们数学专业100名同学，除二人留校做“政治辅导员”之外，少数“出身好”的分到军事部门，其余70名同学全部分到中学，这在我系文革前的毕业生分配中是仅有的一届。（我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通过考研究生又回到北大教书的。）其余，还有很多很多荒唐的事情，比如“技术革新、技术革命”，“学生编教材”，“军事化”等等，不一而足。

由于我们有了这样的经历，当我把您们的杂志发给我的同学时，也得到多数同学的好评。我们很想把您们的杂志收集全，一是作为历史资料保存，二是为我们自己写回忆录作参考。我们已经有了四十多期，尚缺第34，37，38，45－51诸期，以及第55期以后的（听说尚未杀青）。如果您能发来我所缺的十期的电子版，并把我的电子邮件地址列入您今后发送杂志的名单中，我将不胜感激。如果我能为你们做点什么事情，也请您吩咐，我当尽力而为。预致诚挚的谢意。

编辑部回复——

津平老师  大鉴：

    谢谢您的鼓励。《记忆》是我们在两年前办的。一般是半月刊。为了避免稿件积压，有时也会出增刊。算上本期现在已出到第五十七期。

   《记忆》刊登过不少清华人写的文章。也介绍过清华人在海外出的文革回忆录及资料书。最近我们还打算推出清华大学的文革专辑。作为“梁效”之一，北大应该有很多可写之事，但三十年来，除了聂元梓、牛辉林、季羡林、杨勋、范达人等人的回忆录和黄向明编的《梦系未名湖》之外，北大人大多选择了沉默（在回忆录写作上，各地的文科大学普遍不及理工科大学，这是个耐人寻味、值得探讨的现象）。我们曾在2009年第二期刊登过北大校友的《〈见证北大文革〉征文启事》，但未知结果如何。

    您的来信给了我们希望，如果您能够拿起笔来，将来信中提到的诸般情事铺衍成文，那么，这一空白和遗憾就会得到弥补。如果在您的带动下，更多的北大人打破沉默，那么，就会有更多更丰富的历史真实存留下来。

    期待着您的大作！

《记忆》编辑部

201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