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查中,我所在的一位年龄大的语文组长特别严加管束我,他本人出身不好,历史有问题,可能由于改造右派有功吧,不几年,组织上确定他为青海省 到北京去的全国人大代表,这也算是考查的补充含义吧。

　　这一场残酷的反右斗争就在我们青年学生大学时代那纯真的友谊上涂上 红与黑的色彩,四十年后的一次再相会时彼此既熟悉又陌生,我又能说些什么 呢?他们又能对我说些什么呢?我想只有将来上天堂或下地狱时大家再坦诚 评论这段非凡的经历的是非功过了。

　　据说当年某位领导在反右中确定百分比后,北师大就根据此指标来确定右 派数的,中文系教师已经在最大范围内圈定了,以黄药眠主任为首的,九位教师 难逃厄运,但未达指标,于是目标就转到中文系四年级的青年学生中,当时五七 届共223人,划为右派的52人,其比例之大令人吃惊。北师大在以后的工作回 顾中,始终认为五七届尤其中文系是办学以来空前绝后的质量最差的一届。因 而北师大的光荣史上从来避开这一届,保持与五七年反右观点一致。

　　像我这样的右派充军发配到大西北(连遣回老家改造的资格都没有)在大西北教育战线中含辱负重、历经坎坷,依然忠于人民教师光荣称号,耕耘了四十年,所培养的学生已遍及全国与全球,而这些学生今天,在不同场合却公开表达 了这样的观点:庆幸他们能在青海接受这些右派教师的教诲,至今还怀感激之 心,那么北师大学生质量的标准又是什么呢?这样的,口碑不正是与师大“最差一届”的论调大相径庭吗?现在北师大又有多少毕业生自愿到西北去呢?又有 多少学生愿以祖国需要为原则到大西北去执教呢?究竟政治质量是以什么为标准呢?真让人糊涂!

　　我在青藏高原整整呆了四十年。二十岁去一九九六年六十岁退休。四十 年来的历程,尤其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遭受的磨难与迫害使我至今 对这种特殊的红色恐怖不寒而栗、心有余悸。

　　而结婚生子的女右派不权本人遭难,还株连家庭中亲人——丈夫和孩子, 也给他们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红色恐怖烙印,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乃至精 神都留下了许多后遗症。反右斗争是过去五十年了,可是给我带来深重的苦难 却还在延续,我还要继续背着枷锁、带着伤痕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完我最后人生的路程……

　　往事并不如烟,往事可堪回首;历史不容掩饰,事实不应歪曲。晚年清贫的 生活中回首往事,不是颓唐而是增强自己生活的信心——这,就是我们这些曾 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的精神。 　　

俞安国：迟到的答辩

为了撰写回忆录的需要,我曾多方设法搜集有关自己生平的资料,承蒙友人帮助,寄来两份在反右斗争中曾经提到过我的文章的复印件,一是收在《首都高等院校反右斗争的巨大胜利》一书中用北京师大火星报编辑部名义写的《揭 露以“底层之声”为首的联合总部向党进攻的罪行》一文;一是《教师报》记者张 迈写的,五七年九月十日登载于该报第三版的文章《他们为什么会堕落成为右 派分子?》。读了之后,思绪万千,真叫我怎么说才好呢?

　　近半个世纪前那场惊心动魄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运动,把近五十五万(最 近听说是317万余)的中国知识分子打人另册,弄得几十万个(几百万个)家庭妻 离子散,家破人亡,被株连者不下两百万以上,历经磨难,受尽了炼狱之苦,体味了非人间之况味。二十一年后,又说是“严重的扩大化了”,给以“改正”。我不幸而成了其中之一员,肉体上精神上都吃尽了苦头,令人不堪回首。运动过程中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那没完没了的交代检查,那大大小小竭尽侮辱人格之能事的批斗会,那长长短短揭人隐私百般丑化的声讨文章,像污泥浊水,劈头盖脸地向你泼 来,根本不容许你有分辩解释的余地,哪些是凭空捏造,哪些是歪曲事实,哪些是捕风捉影,哪些是无限上纲,一切都是批判者说了算,因为你的话语权早已被剥夺 得干干净净了,只要你稍一解释,稍一分辩,就是“态度不端正”,就是“顽固地坚持 反动的右派立场”,就是“不思悔改”,就是“与党与人民为敌到底”。呜呼,这就是 当年“思想问题不能压服只能说服”的实践,这就是“既要有正确的批评,也要有正 确的反批评”的实践。可笑么?笑也只能是苦涩的。

　　时过境迁,当年二十才出头之我,而今已是年逾古稀的白发老翁了,思之怆 然,还有无对泼在我身上的污泥水进行一下清洗的必要呢?反复思忖,拿不定 主意。忽然想到了王允闾先生在《灵魂的拷问》一文中的这段话:“……坚定地 守护着思想者的权利,在痛定思痛,全面揭露事实真相的同时,能够深入到心灵 的底层,从人性的层面上,揭示那班深丈周纳陷人于罪者居心之阴险,手段之龌 龊,灵魂之丑恶。这样,不仅有助于世道人心,为后来者提供一些宝贵的人生教 训;而且,可以净化灵魂,警戒来者,防止类似的人间悲剧重演。”

　　受其启迪,于是,提笔写此小文,算是答辩吧,可时光已过去四十八年有余了。真说得上是“迟到”了。而且还得加上“大大的”,我的思路只能按两文中 强加给我的罪名来写,被牵着鼻子走,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先说第一篇文章: 《揭露以“底层之声”为首的联合总部向党进攻的罪行》。

　　文中点到我的名字有三处,第三处不计,根据我参加过无数斗争会的经验推 测得出是会议组织者有意安排的,借一个同学之口警告我,说我和其他几个同学 “知道更多的材料”,“应该站出来,彻底交代和揭露”,在当时,我只能交代自己,什么也没揭露,也无可揭露,因为我不能出卖自己的良心啊。其他一二处是:

　　“秘密会议快结束时,‘底层之声’的联络员俞安国从北大回来。并带回许多反动的造谣的油印刊物,这份刊物的名称叫‘民主接力棒’,是要由这一大学 传递到另一大学。这样传递到全国各地去的。这是右派分子的阴谋,企图这样 来促成天下大乱,企图取而代之。”(着重点为笔者所加,下同)。“散会后,‘底 层’的张海琛,李国楠,陈修竹、俞安国,张德文又开了一个碰头会,决定成立秘 密小组,由张海琛、陈修竹,俞安国组成,由张海琛全面管社务,俞安国负责和外 校联系,陈修竹负责和校内各社团联系。”

　　写到这里,文章的作者马上煞有介事地惊呼,并耸人听闻地煽动大家道:

　　“看吧,底层的‘将领’们的行状不是十分明显了吗?谁说他们是在帮助党 整风呢?不。他们是校内校外互相串连,在偷偷摸摸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

　　多么蛊惑人心的文字!不明事实真相的人们,在当时的氛围背景下,能不相信作者所说的是千真万确的吗?能不痛恨我们这些拉历史倒车的魑魅魍魉 吗?能不孤立我们仇视我们吗?反右斗争之必要和正确不是明白摆着的吗? 然而,真的事实又是怎么样呢?

　　关于“底层之声”这个大字报社团之成立由来,性质,组成人员以及不到二十天的活动情况。罗宗义同志在他写的《在那个‘不平常的春天’里》一文中已叙述得清清楚楚了,我在这儿就不再赘述。

　　文章的作者横加给我的“联络员”的称号,我要问:是谁任命的?或者是哪 次会上通过的?根本没有过,“左派”们根据斗争的需要强加的。还是让事实来 谈话吧。事实是我之到北大去,不是谁命令我去的,是我自己要去的,我去的目的并没有去与谁联络,而只是出于想看看大字报的好奇心而已。并且只此一 次,完全是我个人的行为。何联系之有?

　　是六月二日的午后,我回西斋北楼宿舍取物,其时,广播里正转播中国与印 尼的足球比赛,路过415室,见同学孙健孙正同两个外校同学闲聊什么,健孙见 了我,招呼我进屋,并向我介绍道:“他们是北大的同学,顺便来参观我们大字报 鸣放情况。”寒喧几句后,一个瘦瘦的北大同学自我介绍说:“我姓樊,物理系天 文专业的。”他指着另一个面色黑红矮墩墩的同学说:“他姓谭,马来西亚归国华 侨。跟我同班,都是四年级的。趁今天星期没上课,沿着大学路到各校散发油 印小报,到你们这儿散完了,也顺便来参观一下你们的大字报。”我说:“听说你们的鸣放不错,真的吗?”“你从哪儿知道的?”“文汇报记者介绍过你们的民主 墙情况,教我们楚辞的文怀沙先生也说值得去看一看。”“你愿意去吗?我们非 常欢迎。”“以后抽空来吧。”考虑大家并不熟,我婉谢道。健孙问我愿意去否,并 鼓励我:“去吧,也去见识见识别人的整风鸣放情况,我可给你借辆自行车,他们 俩也是骑车来的。现在才四点过点,最迟九点就返回了。一起去吧。”说真格 的,我真想去见识见识,就对健孙说:“借得到车,我就去。”谁知健孙出去一下, 就回来说:“给,钥匙,车在楼下。”我只好答应去了。

　　到了北大,进了校门不远,路的两边尽是大字报栏,红红绿绿,黄黄白白的大字报,贴得满满的,甚至教室墙壁,宿舍饭堂墙壁也贴得不留空隙,令人眼花 缭乱。参观大字报的人熙熙攘攘,像进入贸易市场一样涌动。校园的好些小径 小道上,用石灰水写上“民主路”、“自由路”、“真理路”。我感到,跟我们学校景 象有点异样,声势规模令人有点目惊口呆。我心里在嘀咕:这样干不知道符合 整风的精神不?整风就得这么干吗?但我没说。他们陪我参观一些大字报后, 就说晚饭时间到了,饭后,在回宿舍的路上,我突然看到了一张叫“胡耀邦同志 的谈话”的大字报,马上驻足仔细观看。

　　是一个姓叶的同学写的,是说在团的三次代表大会期间(57年5月中旬召开的),北大的代表访问了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在谈到当前整风鸣放中出现的问题时,胡耀邦说:“中央高层一些领导同志,对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方针不甚理解,不赞成这一方针。苏联是赫鲁晓夫当家,朝鲜是金日成当家, 中国是毛主席当家,惟有毛主席这个当家人难啊,我们国家又大又穷,搞得不 好,有出大乱子的危险。所以毛主席忧心忡忡不无愤慨地说,中央闹分裂了,不 拥护我了,我就背上背包,拿上雨伞,重新上井冈山打游击去。”我简直被这张大字报的内容惊呆了,因为我从来就相信我们的党自上而下,是坚如磐石般的团结的,怎么会产生分裂呢?心里在分析是造谣吧,谁敢这么大的胆子公开指名 道姓是谁说的?为什么这么几天了,没有人来辟谣?这么乱造中央的谣,公安部门怎么不进行抓捕呢?如果是真的,问题就严重了,我们就必须马上行动起 来,誓死捍卫毛主席的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我是共青团员,是接受严峻考验的 时候了。我问两个北大同学,大字报内容是真是假,他们的回答也含糊:“说不清楚。”我叫姓樊的同学给我一张纸一枝笔将此大字报抄下,我要带回学校想法澄清此事。我为此事而感到无限忧虑,因为我无限热爱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啊!

　　抄完,天已黑了。在他们宿舍坐了约半个小时,他们问我有何观感,我简单 回答:“你们的大字报谈理论的多,我们的大字报就事论事的多,各校情况不同, 自然有其各自特点,说不上谁优谁劣。”姓谭的给我几十份油印单篇文章(不是 刊物),我粗略一看,有谭天荣的《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刘奇弟的《胡 风绝不是反革命》,周大觉的《论阶级的发展》,沈迪克的《谈谈无阶级社会中人 的等级》等,实际上这些油印小文章在我校大字报栏已张贴过,我已看过,是怎 么传过来,由谁传过来,一点也不清楚。对文中的一些基本观点,我是深表赞同 的,认为的确符合当时的现实生活之实际,也有一定的理论说服力。

　　看看时间不早了,有九点钟吧,向他们告辞,还是他俩送我出校门。路上, 姓樊的同学对我讲:“明天,我们准备组织一些同学到你校来参观大字报,并争 取与广大同学见见面,允许的话,发表演讲,互相通气,联合起来,才有力量除 ‘三害’,必要时,还应当上街游行支持毛主席的鸣放政策。”我马上警觉起来,感 到这样搞,恐怕有点出格吧,因为打解放起我们都是按党组织的安排行事的,是 甘心当“乖孩子”“驯服工具”的,婉言对他说:“这,我作不了主,我只是‘底层之 声’的一般成员,我可以将你们的要求向头头说说。”离开北大后,从此,我没有 到过北大一次,我个人与他们再没有见过面。据我所知,“底层”与北大,与北京 其它高校任何社团都无联系往来。什么“校内校外互相串连,在偷偷摸摸干着 不可告人的勾当”,纯属谎言!

　　回到学校,许多人在415室开会,开什么会?内容是什么?我事前一点也 不知道,会后也无人告诉我,我也没问过。文章作者说什么“秘密会议”,是“分 析形势,部署更大规模、更有组织有计划的进攻的会议,”真是危言耸听1 415室 的门大开着,人员进进出出,什么人都可去听,有什么“秘密”可言?说是有四十 来人参加。只十几乎米的空间,四间床,及一张大书桌,已占去了三分之二的空 间,请问余下的几平米能坐下这么多人?太离谱了吧,太不符合真实了吧。实 际上只有十来人。不久散会,我将张海琛叫到门外楼梯口,给他简略谈了到北 大去的经过,主要是将我抄的“关于胡耀邦的谈话”给他看,他一看也大吃一惊, 忙对我说:“这是个严重情况,你千万不能再给谁说,传播出去,会引起思想混乱影响不好。明天,我们赶快组织点人去访问市委或胡耀邦,一定要把此事澄清。”关于访问市委和胡耀邦同志的经过,罗宗义同志的文章已谈得很详细了, 我也不再赘述。我将北大的要求向他讲了一遍,他想了一下说:“最好不让他们 来。”我说:“如果他们明天真的来了怎么办?”“你负责接待他们好了,只同意他 们参观大字报,不同意他们发表什么演讲,各校情况不同,搞什么联合?如果他 们鼓动大家上街游行,我们一定严词拒绝,必要时关上门不要他们进校。”“他们 给我的油印小报如何处理?”“不要散发,你保管好。”这就是文章所说的“碰头 会”。还成立什么“秘密小组”叫我“负责对外联络”,纯是子虚乌有之事,近于 胡扯蛋,纯属编造、整人的。

　　第二天,北大同学没有来,以后也没来,我的“任务”算是完成了。我所保管 的油印小报,文章中说是什么“民主接力棒”。反右斗争一开始,我就主动地全部交给了党组织,一张也没散发过。请问,如果我们是成心反党、反社会主义, 如文章所说的“……‘民主接力棒’,是要由这一大学传递到另一大学,这样传递 到全国去的,这是右派分子的阴谋,企图这样来促成天下大乱,以图取而代之。” 能采取这样维护大局稳定的措施吗?能不想方设法大肆扩散出去吗?我们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是“忧国忧民”的表现吗?可就这也是我“右派罪行”之一。他们的谎言编得多么离奇又多么巧妙,欲置人于死地,什么良心也没有了。这种挖空心思,无中生有的做法,我们能从中窥出一些什么值得人深思的东西呢?

　　关于我带回的那几篇被文章作者斥责为“反动的,造谣的油印小报”,说真实话,在我保管期间,我又拿出来认真仔细读过,从中深感到文章作者提出的好 些问题,观点新颖,犀利,发人深思,大胆、泼辣,一扫教条陈旧风,限于当时我的 理论知识局限,以及长期被“思想驯化”以及僵化思维模式的影响,理解是不深 的,更看不出他们的深远的历史意义,甚至产生过一种“异端”、“离经叛道”的 感觉。1998年出版由牛汉、邓九平先生主编的思忆文丛《原上草》一书内就收 有这些文章,大家可以找来读读。看看是不是“反动的”“造谣的”。钱理群先 生将邓小平改革开放后的言论和北大1957年的这些文章作了对比后,曾作出 相当深刻有力的判断:

　　“今天人们不难发现,1957年青年学生的议论与1980年党的领导人对历史 经验的总结,或有不同之处,但一些重要观点,例如社会主义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与制度的弊端有关,必须进行改革;反对权力过分集中、反对特权、反对领导与群众关系的不平等;主张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这些认识都 是相似的,但正是这些基本观点,在1957年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的, 所有的作者都受到了严厉的惩罚;而80年代后,却成了中国改革的指导思想。” (见《不容抹杀的思想遗产》)

　　为什么文章的作者会凭空捏造或不顾事实的本来面目瞎说一气呢?很简 单,在当年反右大气候环境的影响下,“左”性使然。首先,是按“有罪推定论” 先将我们划为敌人,既然是敌人,自然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都是反党反社会主 义的,“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就是 这指导思想。其次,思想僵化。看不惯一切的新思想和事物,凡与常规不太一 样,就视为异端,就要不分清红皂白地反对,驱除而后快;再次,“左”先生们从来 就没有自己的思想,也不允许别人有自己的思想,一切唯上,自觉和不自觉地做 了某些人的应声虫,而洋洋得意地认为是紧跟了党,最后,他们仗势的是,即使 怎么瞎说,乱扣帽子,无限上纲,被批斗的人员不能也不敢站出来申辩解释一 句,而且藉以证明自己立场坚定性鲜明,还可以邀功领赏。这是历次运动的一 贯作法,宁“左”勿“右”是有传承关系的。归根结底,这一切不顾事实的编造, 完全是为了当时反右派斗争运动的需要。哪有点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半点 民主、半点法治的理念。

　　然而,他们忘了,谎言只能欺骗一部分人于一时,却不可能欺骗所有的人于 永远。总有一天,是会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的。今天来根据事实答辩就是个证 明。可是,这些谎言毁灭了多少有为者的青春年华,毁坏了多少美好的家庭,更 主要的是给人民,给国家造成多么深重的灾难啊!这已是众所周知历史事实 了,谁也否认不了。可,当年写批判文章的人想到了吗?

　　应当公平地说,当时具体批斗我们的同学中,好些人也是受害者,他们也是 未谙世事的青年学生,对政治斗争也天真幼稚,即便是党员也奉命而为,认为这 就是热爱党的表现是“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的忠于党的行为。文革中他们 的经历,让他们看到了体会了“左”的危害性,也被批被斗,受尽非人的折磨。整 人,被人整成了规律。他们具体看到反右斗争的错误,坑害了许多有才华,有抱 负的同学,他们中好些人觉悟了、清醒了。至今还为此也感到深深的内疚与忏悔。我听到他们中好些人这样向我讲述过他们今天的反思的结果。我只能聊 以自慰地说:“度过劫波情义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现在来说第二篇文章,《教师报》记者张迈写的《他们为什么会堕落成为右 派分子?》

　　先说这篇文章的由来。

　　大概是57年的八月上旬吧,一天接到团委的通知,叫我,张德文,罗宗义和 周作祚(都是同班同学)到数学楼某室进行谈话。当我们四人推开门时,一个陌 生人已坐在那里,穿着白衬衣,三十岁上下,他面带笑容地指着他对面的几个位 置叫我们坐。坐下不久,他就自我介绍说:“我是《教师报》的记者,我从学校团 委那里了解到你们都是班、团干部,积极分子,三好学生,有的还正申请入党,可 你们在整风运动中却犯了错误,说了些不利于党的话,做了些不利于党的事。” 他停了一下,话锋一转,接着说道:“这没多大关系,上帝都会原谅年青人的嘛, 更何况是我们胸怀宽阔的党!你们说是不是?改正就好了嘛!今天,我找你们来谈,是想从你们的这段经历中,看看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中有些什么缺点,以利于今后改进。现在,你们就随便谈谈。”出乎他的意外,大家都沉默不 语,他不停地催促说:“谁谈?谁谈?”大家仍是沉默不语,有的低着头,有的望窗 外,彼此都感到尴尬。是呀!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右斗争运动,大家都噤若寒蝉 了,什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是“阳谋”,不敢再领教了。 现在已弄得身心憔悴,前途茫然,再说什么,不知道要受到什么更严厉的处分哩!这样僵持了十来分钟,他又开口了:“我向你们保证,请你们放心,我只是了解情况,不会写成文章登报的,即使写文章,也得上级批准才行,你们年青学生, 不久就要毕业工作,也得保护你们呀!让你们抬不起头,左右不是人,也不是我 们党的政策。”也许,我们太幼稚,太相信人了吧?也许,几个月来,我们心中憋 着的委屈太多了,太久了,急于想找人发泄吧?张迈左一个党右一个党,我们就 想:“也许党会听我们的倾诉,让我们谈出自己真的思想,来全面评价自己,减轻处分吧?至少让党相信,我们不是敌人,是一心为党的,只是政治上不成熟,被社会上的右派利用了。我们愿意用自己实际行动来证明我们永远是党的好儿 女。”这不是一个机会吗?两个多月来大家经过的好些斗争会根本不让我们申 辩一句呢,得到如此机会,述说一下内心想法吧。我们根本未意识到这就是审 判学上的“诱供”。这下,我们就分别谈出了自己的思想,感受。谁知又受骗上当了,一个月后,文章见报了,张迈不仅违背了他的承诺“不提我们的真实姓 名”,而且凭他的“丰富想象力”,用他的“生花妙笔”,肆意编造事实,颠倒黑白。 描绘出了一条我们必然堕落成为右派分子的轨迹。他知不知道,他的文章造成的影响多大!不只让我们看出了某些人虚伪无耻的嘴脸,言而无信的卑劣行径,让我们永不再相信口里“左一个党,右一个党”的,说得好听表面上是正人君子,实际上是居心叵测的小人,而且给我们的亲人朋友看了报上的描述后带来莫大的伤害,他们实在无法理解,曾经无比信赖、喜爱的人怎么会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成了人民的敌人?还上了中央大报哩!他们真的如报上说 的那么坏吗?

　　现在,我将张迈“大作”中有关叙述我的文字抄录如下,然后依据事实辩驳作者怎么妙笔生“花”的。

　　“找寻矛盾,干预生活。”

　　在师大还有一种右派分子,专门“找寻矛盾,干预生活。”“这种类型可以中文系学生俞安国为代表。俞安国平时对生活很有“兴趣”,喜欢探索生活的“奥 秘”,他认为什么是生活的奥秘呢?那就是社会的阴暗面,他要干预的也就是这 阴暗面的生活。他说:“光明的一面是人人都见着的,不足为奇”,他认为,“阴暗 面容易被人忽视,而且里面蕴藏着社会的矛盾”,应该多看,他还说:“一个人要作到有独特的见解、不能随波逐流,非多看社会的阴暗面不可。”因此,他非常喜 欢看这样一类的书籍,如右派分子刘宾雁著的《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 息》等等,对这些书里的主人公曾刚,黄佳英等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为了找寻 “矛盾”,获得新的发现,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存在的问题,以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丑恶东西,都特别欣赏。久而久之,他养成了这样一种奇怪的视觉:“明察 秋毫,而不见舆薪”——我们国家里无限光明欣欣向荣的生活,他却视而不见, 个别角落的阴影,他却是一望无遗。因此,他在猖狂向党进攻时,就公开叫嚣: “我们的社会生活非常黑暗,并不像报刊上登的那样英勇豪迈”,“对党的政策要 创造性的理解,不能人云亦云!”“成绩不是主要的,对一切工作都要重新估计”! 这样,他便深深地堕落到右派的泥坑里去了!这个事例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 “干预生活”时不从党的利益出发,从社会主义的利益出发,就会以薰为莸,以臭 为香,像俞安国一样,铸成大错,变成逐臭之夫。

　　我不知道,张迈先生今天还健在否,如果还活着,我真想同他面对面地向他 求教他“大作”中关于“叙述”我的几个问题,并同他探讨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要求教的问题是:“张先生,你大作中用引号的话,前面不是用上‘他说’,就是 ‘他认为’,甚至是‘公开地叫嚣’,请问:引用自我在报刊杂志上的发表的哪篇文章中?或者我鸣放时写的哪张大字报里?也或我的哪份交代检查材料?也 或别人对我的检举揭发?你能明确无误地给我一个满意答复吗?”我肯定你是 绝对办不到的,因为纯是莫须有,是你的编造而已。试问:“我们的社会生活非 常黑暗,并不像报刊上登的那样英勇豪迈?”“成绩不是主要的,对一切工作应该 重新估计”,在当时的语境下,这些话算是非常反动的言论,算是对伟大的社会 主义现实生活极其恶毒的攻击了,然而,在划我为右派分子的材料中却一句也 没有,结论上也没有,不会是疏忽遗漏吧?这该作何解释呢?唯一的解释只能 是我根本就没有说过这些话。然而,张迈先生在他的“大作”中,为啥凭空编造 和这样写呢?我的解释有二:

　　一是张迈先生是奉命写作,在当时的大氛围下,按照上级意图斗争的需要, 任意瞎编都可以,或者有一点“由头”甚至一点“由头”也没有,凭自己丰富的想象力,任意“生发”开去也不无可以,尽量地把问题说得严重点,把批判对象描绘 得越狰狞、越丑恶也完全可以。这就证明反右派斗争的正确性,迫切性,以影响 一般群众的头脑,视听。起到最大的“宣传”“鼓动”作用,这就叫“为了目的,可 以不择一切手段尽力丑化右派分子,证明他们一群是早已别有用心,本质极端 恶劣,灵魂非常肮脏,野心勃勃的反动家伙,让不明就里的人仇视他们,孤立他 们,进而打击他们。”是反右斗争,也是每次运动惯用的策略和手法。张迈先生具体熟练地运用了。

　　二是,也许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文中的许多思想观点,实际 上是张迈先生的,用今天的话来说“知识产权”是张先生的,不属于我所有,而他既想发泄又不敢发泄,于是借我之口发泄出来了,真是一箭双雕!既公开发表 了,自己又不担任何责任。什么叫“深文周纳”?什么叫“无中生有”这就是具 体例证。不敢说是张先生用心险恶之话,但至少证明张

　　张迈先生敢于如此大胆莫须有的编造是有其原因的,因为他肚里明白,右 派分子的一切话语权都全部被剥夺了,只有挨斗挨批的义务,绝无申明解释的 权利,谁也不会,不能,也不敢来质问他,追究他,即使上级发现是瞎编,在宁 “左”勿右的观点支配下,反正对“敌人”就该“像冬天那样残酷无情”,整错了也 没关系,也不负任何责任。“好人”打“坏人”,活该!错了也不是立场问题,成 绩永远是主要的。对右派分子“进攻”的反击永远是正确的。怕什么?没错! 所以张迈先生就有恃无恐了。

　　我还清晰地记得那天在张迈先生“诱导”下我的发言的大体内容。我说在 肃反前,我是绝对相信党,听党的话的,党叫我干啥我就干啥,从未讲过一点价钱。是绝对的“驯服工具”。肃反时,我是“打手”,积极“斗争”党指定的有问题 的同学,肃反后被评为积极分子,写了入党申请书,后来说斗争错了,公开向被斗的同学赔礼道歉,这给我很大的震动。看到那些被斗过的同学神情恍惚,沉默寡言,抬不起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异常冷漠,同志之间也不敢讲真心 话了,相互提防,小心翼翼。想到被斗争的同学解放时才十三四岁,有的还是抗 日战争时期的儿童团员。他们怎么可能成为反革命?比如有人说“人民日报上 登的文章消息不一定都正确无误”,就推论说,党的喉舌会讲错吗?人民日报是 党的喉舌,不相信他就是不相信党,不相信党就是反党;有人说他上过美国密苏 里号航空母舰去参观过,很先进。就斗争他宣扬崇美,亲美,恐美的思想。有个同学知道要斗他了,吓得从三楼跳下,幸未摔死。在医院住了好几个月,落个终 身左脚走路不便之残疾。一个同学被斗后,借故跑回香港就不再回来。想到这些,非常痛心,都是不该发生的事啊!凡事都要多动脑子,独立思考一下才行, 不然,会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的。我听说有些地方工人在闹事,进行罢工,甚至 上街游行,有些地方农民吃不饱,饿肚子,要求政府救济,可我们的广播报纸却 不见这些新闻消息的报导。应当说,实际生活中并非都是阳光灿烂,鲜花铺地。 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光明与阴暗,往往是并存的,我们是大学生,应该给我 们以全面教育,错误的,落后的,甚至阴暗的也该给我们看看,这样,我们走向生 活后,才不至于困惑,才会全面合理地去面对。鸣放初期,我从报上看到一些文 章,一些人的发言,我也认为有问题,不正确,与党教导的不一致,并不同意。但我马上对自己说,这是“双百方针”的了不起,这就是民主,正确的错误都可以说。我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党真伟大啊!我们党胸襟多宽广啊!真有海纳百川 之气概,相信经过这次整风,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更加蒸蒸日上。反右斗争一开始,我自信自己没萌生过半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念头,反不到我头上,最多检 讨一下,也许由于自己政治水平不高,没有认清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 实质,没有立刻站出来保卫党,反而说了些不该说的话,做了些不该做的事,实际上帮了右派分子的忙,太辜负党多年的培养、教育和信任了;仔细想来我的悲剧正在于,当我说那些话,做那些事时,我还自认为在响应党的号召,积极鸣放, 助党整风呢!我请党宽恕我,请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并请全面审查我的历史 及在整风中我的所言所行,我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说到这里,我 痛哭流涕,流下了真诚的悔恨的眼?目。其他三个同学在发言时,也同我一样,悔 恨到极点,也流了泪。

　　这时张迈忽然问我平日爱看什么书,我说,除了专业书和杂志外,小说,论 文是常读的,他问我《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读了吗?《在桥梁工地上》读了吗? 我说都读过,“对书中主人翁有什么看法?”“现在,还有争论,我也说不全面,反 官僚主义的主题是正确的。去年团中央号召大家读《拖拉机手与总农艺师》一 书,提倡向娜斯佳学习,这次整风,‘除三害’中就有反对官僚主义一条。官僚主义的确对我们的革命危害极大”。谁知,在张迈的笔下却成了“他非常喜欢看这 类书籍,如右派分子刘宾雁著的《在桥梁工地上》,如《本报内部消息》等等,对这些 书里的主人公曾刚,黄佳英等佩服得五体投地”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张迈先生还煞有介事地教导我们“在干预生活时”,要“从党的利益出发”,“从 社会主义的利益出发”,“不然,就会以薰为莸,以臭为香”,我想,张先生显然是赞成 “干预生活”的了,他这篇文章显然也在干 预生活的,可他却深文周纳,不顾事实的加 害于人。真不知道,他是从什么“利益”出 发的,张先生在文革中的遭遇如何怎样,不清楚,如果因为他这篇文章而立了功,提升 了职位,文革中他又被造反派斗了,他会不 会有所感慨呢?我有一个左派同学,反右 时斗过我,文革中她被斗,还剃了阴阳头, 她写信告诉我说:“弯腰站在台上,听造反 派毫无根据地向我泼污水,我就想到当年 反右时我也毫无根据地向我的同学泼污水,这正如孟夫子说的‘以其人之道,还治 其人之身,岂有它哉!’我愧悔之心立刻涌上心头……”但愿张

　　前面我已说过,事情已经过去快半个世纪了,我的确无意同谁纠缠算老账,因为 这绝对不是简单的个人恩恩怨怨问题,要 杜绝这样悲剧的再发生,根本措施是要完 善我们的社会制度,发扬民主,依法治国的问题,我只是想通过已逝去的那段岁月的回顾,来总结,来反思,并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让曾经发生过的人间悲剧 从此不再重演而已,这样,我们才能的的确确进入每一个善良人无不企盼的和 谐安宁的社会,让子孙后代平平安发,国家富强,民族昌盛。

潘仲骞：解读我的右派《结论和处理意见》

1957年11月1日,我在我的“右派”结论和处理意见上签字时,抄下这份档案的全文:

　　潘平时有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与其反动立场也始终未斩断联系,表面靠 拢组织,伪装进步,但一直背着历史包袱,怀疑党不信任自己。
　　整风初期,他认为党委不敢大鸣大放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对待整风,认为大字报推动了整风。参与主持“群众论坛”,利用论坛向党进攻,但又因自己有 历史污点,不敢公开出头露面,但社内的反党活动他还是支持的。他还积极写 稿对党进行诬蔑打击,写了《想到就写》、《学府与官府》、《不平之鸣》以及写第 二次肃反论坛情况的报导。他还想写“群众等于落后,党员等于先进”的文章, 后未写成。
　　他还反对汇报制度,诬蔑其为“偏听偏信”、“一鳞半爪”、“神秘可怕”。反 对“政治第一”,企图在毕业分配上对历史有问题的人能“一视同仁”。
　　对黄药眠、钟敬文、“底层”等反动言论表示同意。
　　反右斗争开始后,参加反动社团“底层之声”写了一篇《“岂不令人深思一 文剖析》,实质上起了掩盖“底层”反动性质的作用。
　　《人民日报》社论出来后,认为要“收”了,对反右派斗争抱消极态度。
　　处理意见:根据以上材料,潘是一般右派分子,考查一年半,给予分配工作。
　　中共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党总支委员会
　　审查总支书记 陈灿
　　1957年10月30日
　　同意总支意见
　　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
　　审查人:张斧(盖章)
　　10月31 日
　　同意 副校长:何锡麟(盖章)
　　 (盖校章)
　　10月31日

　　这个结论,都是从我的毕业自我鉴定中按其需要摘录拼凑而成的。而定罪的过程,先要经过鉴定小组。鉴定小组就是平时的学习小组,共十多个同学。同宿舍的8个男同学,再加几个女同学,为我开了三次批判会。第一、二两次小 组会,我承认自己有个人主义思想,主观上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同学的 批判也都就事论事,没有乱扣大帽子,有几位同学干脆没吱声。第三次小组会, 班级领导从别组调来几个“左派”同学来“加强火力”,他们就无限上纲上线了, 硬给我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的帽子。我怕再不承认,还要开大会批斗, 要留校劳动改造。就承认“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发展下去必然会走向 反党反社会主义”。于是,鉴定小组会大功告成了,而我却从此开始了一辈子无穷无尽的悲惨命运!

　　对这个结论,我在1957年11月1日已经签字同意,现在也不想逐条加以辩 解,下面仅就如何对待有政历问题的知识青年、对右派定罪的法理依据和处理办法进行反思。

　　(一)

　　《结论和处理意见》一开始就写

　　“潘平时有极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与其反动立场也始终未斩断联系,表面 靠拢组织,伪装进步,但一直背着历史包袱,怀疑党不信任自己。”

　　这里所说“与其反动立场也始终未斩断联系”,指的是我1949年暑假在瑞 安中学读书时的一段政历。

　　我出身于瑞安湖岭山区一个农民家庭。我的家乡桂峰乡是浙南游击纵队的革命根据地。我在六科小学读书时,就见过红军干部来学校与老师夜谈,我也从旁听到了一些似懂非懂的革命道理。1947年,我考人瑞安中学初中部,结 识了一位同乡高中同学。他常介绍一些进步小说给我看,如巴金的《灭亡》、《新生》、《寒夜》,苏联翻译小说《母亲》、《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瑞安解 放前夕,我念初三,他秘密地给我看地下党的油印宣传品,如《新民主主义论》 等,还叫我帮他散发革命传单,这时我才知道他是共产党。1949年6月,瑞安解 放后,他担任瑞安学联主席,叫我也参加学联工作。同年7月,瑞安建立新民主 主义青年团,我于8月被吸收为团员。这年寒假,我留校工作,我的班主任贾力政老师是中共派驻瑞安中学的党代表,他介绍我入党,并于1950年1月被批准 为预备党员。升人高中后,我先后被选为团支部书记和校学生会主席。

　　可是,我的同乡高中同学,他既是中共地下党员,又接受了托派思想,而且还影响了我。1949年暑假我在瑞安学联工作时,他对我说“托派和共产党革命 目标是一致的,但托派的路线更正确,是真理的代表”。他还给我看一小册油印 的《叛逆者》,要我看后谈谈自己的读书心得。我在他安排下共参加两次小组讨 论:头一次是我和他,还有一个高中同学,也是中共党员;第二次是一位威信很高的高中老师。当时,我还是个未满十六周岁的少年,对共产党和托派都缺乏 基本的认识。我萌发一点点政治意识,也只是感受到当时社会上的腐败现象, 思想上要求进步,并参加了学联工作。他们对我传播托派思想时,我还以为是 与共产党一样革命的呢。后来才知道我参加的小组讨论就是托派外围组织“读 书会”,而托派是共产党坚决镇压的“反革命组织”。

　　1951年温州开展反托运动,迫于形势,我和那位同乡高中同学主动向瑞安 城区党委坦白交待。此后,我仍在瑞安高中学习,并继续向瑞安公安局交待问 题。1952年上半年我高中毕业,接受组织处理:开除团籍,取消预备党员资格, 准予毕业并报考大学。

　　1952年9月,我考入北京师大中文系。1952年12月22日,全国“大肃托” 运动,我被“传讯”到公安部办的集训班再次接受审查。集训班约四十多人,有 大学教师,报社记者、编辑,大多数是北京、天津的高校学生。学习方式主要是听报告和分组讨论。同时由组织再一次查清政历问题。次年5月,对我的问题作了结论:参加托派外围组织读书会,属一般政历问题,不作历史反革命处理, 送回北师大中文系继续学习。

　　我回到北师大后,被编人五三年秋入学的中文系一年级丙班。在大学四年来,我发奋学习,争取进步,学习成绩比较突出。我还担任心理学和中国古典文学课代表。大三时被评为全系十名各科成绩全优学生之一,教育实习时被评为 优秀实习生。整风反右前,据说系里还打算留我为中国古典文学教研室助教。

　　谁知我的这段政历——经过多次审查,最后由公安部作了结论和处理的政 历,事过四年之后,在整风反右运动中竟又被抓出来作为补划右派的主要根据!

　　托洛茨基派本是苏共党的思想观点不同的一个政治派别,后被斯大林作为 反革命组织残暴镇压。1991年苏联解体后,已为托洛茨基派公开平反,但中国 共产党却只在内部不再称托派为“反革命组织”,在毛著注释中也删去诬陷之 词,也算是在道义上为托派平反了。这当然是后话。但就是在1957年,按当时 党对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政策,北师大中文系和学校党组织对我的政历问题的处理也是完全错误的。

　　《结论》凭空断定我“与其反动立场始终未斩断联系”。1949年暑假我参加托派外围组织读书会时,还是个政治上十分幼稚的少年,有什么事实证明我是站在反动立场的?从那以后,我又有哪些事实证明我“与其反动立场未斩断联 系”?在大学四年来的表现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可他们概不承认,还说我靠拢组 织是“表面”的,我表现进步是“伪装”的。总之,有了所谓“历史污点”的人就永 世不得翻身了。按这样荒谬的逻辑,我在整风反右运动中的一言一行都可以 “与其反动立场”挂上勾,无限上纲上线,顺理成章地罗织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 派”的罪名。

　　按党的政策,对有政历问题的人要从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可是当时北师大的党组织却用固定观点看问题,对有政历问题的人抱歧视态度。我上大一时, 适逢1953年第一次全国普选,我深感作为共和国公民的骄傲,写了一首题为 《十八岁》的小诗,登在师大诗社办的《诗刊》上。诗社负责人许有为同学认为是一首好诗,决定在一次诗社活动时讨论这首诗,通知都发出去了。班级党支部知道后对许有为说:“潘是托派,不能讨论他的诗为他造威信。”于是许有为只 得临时把诗社活动改为到北海公园游园。这件事我本不知道,是三年后的一次整风鸣放会上,许有为同学作为党有宗派主义的例证提出来的。我听了也很气 愤,就在墙报上写了《不平之鸣》短文,批评这种做法是“不准革命”。这篇小杂文也就成了我“向党进攻”、“对党进行诬蔑打击”的罪证了。

　　这不是某些党员干部的责任,这是极左路线的流毒。党的政策虽然明文规 定对有政历问题的人要看现在的表现,对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要看本人的表现,可是实际上一贯的做法却是紧抓政历问题和家庭出身不放,作为整人的有力武器。这种做法不知断送了多少热血青年的青春和前途!

　　在北师大肃反和反右运动中,由于有政历问题或历史不清而受到整肃的同 学不少。有一位同学年龄较大,出身不好,经历较复杂,怀疑他有严重问题,在肃反运动中把他揪出来审查、批斗,他被逼得跳了楼,却没摔死,摔伤了脊椎骨 落下终身残疾。而政治问题却查无实据。还有一位印尼归国华侨学生,他在印尼是一所小学的教导主任,出于爱国热情考入北师大深造,在校努力学习,积极 上进,但党组织无法查清他的历史,按当时的极左观点,他这样一心一意做功课 就是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白专道路”。在毕业鉴定时把他补划为右派。有 几位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都把他们在整风反右运动中的只言片语与其家庭出身联系起来,扣上“阶级立场问题”的大帽子……

　　以上仅仅举出两个例子,其实这种做法是极为普遍的。北京的高等学府尚 且为此,全国各地的基层单位,更是“左”得厉害了。可见极左路线的危害是极为深重的。难道这还不值得当政者反思和吸取教训吗?

　　(二)

　　下面再看《结论》是怎样罗织我的“右派”罪名的。

　　(1)有言行作依据的:如“参与主持‘群众论坛”;“他还积极写稿对党进行 诬蔑打击”;“写第二次肃反论坛情况的报导”;……但《结论》只列出篇名:《想 到就写》、《学府与官府》、《不平之鸣》,没有原稿展示原文内容,怎么就凭空断 定是“对党进行诬蔑打击”呢?

　　《想到就写》已记不清是什么内容了。《学府与官府》是批评北师大学术空气淡薄而官气却是十足。《不平之鸣》前面已说过,这些短文是贴在本班墙报上 的,只有第二次肃反论坛情况报导是登在《师大教学》校刊上的。因为那次群众论坛是我作记录,会后《师大教学》总编叫我把记录交给他,他摘录后就作为我写的报导发表了。当时我也没有看到这篇报导,是大前年我的同学到北师大查 找五七年的资料才发现,并复印给我的。现也附在后面,算是确凿的“罪证”了。

　　(2)把我在鸣放座谈会上的发言掐头去尾,然后扣上“反对……”的大帽子:例如我在毕业自我鉴定中回忆自己的几次发言,写的清清楚楚。1957年6 月5日,座谈会上有在肃反时被斗错了的同学,诉说他的冤情,我就这个话题批 评某些班干部往往听信某些不实的汇报,一鳞半爪,偏听偏信,神秘可怕,这是造成肃反扩大化的原因之一。《结论》略去我发言的具体环境,歪曲我的原意, 扣上“反对汇报制度”的罪名。

　　又如一次座谈会,谈到毕业分配中的宗派主义问题。有几位同学访问了几位教授,说上届中文系毕业分配,有的党员毕业生分到高校当助教,都快一年.了 还开不了课。这是只重“德”不重“才”,不利于教育事业。我接着说今年毕业分配要扩大民主,平等待人。《结论》用同样的手段给我扣上“反对政治第一”, 还无中生有地联系我的政治问题,栽上“企图在毕业分配上对历史有问题的人一视同仁”的罪名。

　　(3)既没有言论,也没有写出文章,只是我的内心思想活动,也被拼凑到《结论》中作为“罪证”。请看:

　　“他还想写‘群众等于落后,党员等于先进’的文章,后未写成。”

　　“对黄药眠、钟敬文、‘底层’等反动言论表示同意。”

　　既然“未写成”文章,怎么可以作为罪证?

　　我内心同情黄药眠、钟敬文老师,在毕业自我鉴定中写道:“黄药眠、钟敬文 老师说自己有职无权,我很同情,认为这样有才能的学者未能发挥其积极性, ……”我只是心里同情,也没有表示出来,怎么可以作为罪证?

　　中国古代有腹诽(同腹非)之法,“不入言而腹诽,论死。”(见《史记·平准 书》)没想到北师大的当权者竟继承了封建专制王朝的严刑峻法!不过时至二 十世纪五十年代,不论死,只戴帽,总算与时俱进,宽大文明得多了!

　　(4)所谓“参加反动社团‘底层之声’……”:在北师大整风鸣放期间,中文 系四年级共有三个最有影响力的社团组织:“底层之声”、“苦药社”和“群众论 坛”。

　　先说“群众论坛”。这是5月25日以“中文系一群”的名义宣布成立的。我 是李镜春、徐美英邀我参加的,共有十多个同学,除我外几乎都是党团员。共举 行六次论坛5月25日第一次论题是“何穆事件”;5月26日和27日,第二、三次 是“肃反论坛”;第四次论坛我没有参加,已记不得是什么内容了;第五次论坛是 6月3日举行的,是要求党委进一步发动整风并妥善安排考试问题,实现整风学 习两不误;第六次论坛是6月12日举行的,北师大6月11日已转入反右斗争, 这次论坛的内容也不记得了。每次论坛都是先拟定论题,确定时间、地点,用海 报形式贴出,到时就会有许多人参加,甚至人山人海,大教室都挤不下。我们事 先也没有约人讲话,都是自发登台,即席发言,除学生外,还有教师职工。这确 实是广开言路,发扬民主、营造生动活泼的政治新局面的绝好方式。可惜这棵民主之花刚刚开放就被暴风雨摧残了!在反右运动中,参加论坛的人多半被打成右派,我有言有行,当然难逃一劫。可“群众论坛”却没有被定性为“反动社团”,其原因至今还是个“谜”。

　　再说“底层之声”。在北师大鸣放期间,“底层之声”的大字报是最引入注目的,而且天天有新内容,都是从底层发出的要自由、民主、人权的呼声。当时我看了叶底层之声”社论《把我们的鸣放提高一步》,非常赞赏它把整风鸣放看作是‘:全国范围的普遍而深入的民主运动”的认识。要求我们不能把眼光局限在本单位和本校,而要在揭露“三害”的同时,关心更重要的更带有根本性质的 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民主与自由的问题,保障人民权利与法律的问题,党的领 导,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以及其它一切重大的根本问题。社论要求把鸣放提高到这样的高度,难怪“底层之声”被定性为“反动社团”,而社论的作者被打成 “极右分子”了。

　　我参加“底层之声”的活动是在6月11日全校转人反右斗争之后。那天晚上,六班党员张明道同学(底层成员)找我与他合写了《“岂不令人深思”一文剖析》,以“评论组”名义贴出大字报。该文在当时是被当权者认为“反击右派言 论”的,但因为它“实质上起了掩盖底层反动性质的作用”,也就成为我的右派罪 状。这是什么逻辑?只要定你为右派,对的也是错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就这样被北师大党组织定为“右派”。

　　以思想言论或文字定罪,这是中国封建专制时代的文字狱。1957年的反右 运动,可以说是蓄意制造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

　　“阳谋”、“引蛇出洞”,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阳谋”的具体运作过程就未必都很了解了。最近,我翻阅有关资料,才知道毛泽东发动整风反右运动是早有预谋的。

　　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和波兰、匈牙利事件,使毛泽东吸取教训,决心要把中 国潜在异己势力消灭于萌芽状态。

　　1957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苏共二 十次代表大会后,中国也有少数蚂蚁想出洞活动。现在赫鲁晓夫改变了(指苏 联出兵镇压了匈牙利事件),蚂蚁也缩回去了。…‘去年下半年以来,有股右倾机 会主义的风,在地面之上云层之下流动,党内外有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逆流。…‘不 要怕闹,闹的越大越长越好。……哪里有脓包,有细菌,总是要爆发的。大省五 万,中省三万,小省一万。准备闹事,年终结账。”可见早在整风反右之前,毛泽 东已经心中有谱,预计在全国抓出百万牛鬼蛇神。

　　同年4月,在“上海局杭州会议”上毛泽东说:“共产党要让骂一下子,让他 们骂几个月。”“鸣好鸣坏由他们自己负责,反正总有一天要整到自己头上来 的。”“这不叫诱敌深入,叫自投罗网。”

　　中国的知识分子,经过土地改革、镇压革命、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反胡风和 肃反等政治运动,对整风运动都顾虑重重,不敢鸣放。于是毛泽东又安抚又引 诱。同年3月18日他在山东济南的讲话中说:“现在阶级斗争不斗了,阶级斗 争停止了。现在是解决人民的内部矛盾。”同年4月11日,他还将北京大学冯友兰、贺麟,上海复旦大学周谷城,中央民族学院费孝通等十来位教授请进中南海,对他们说:“我感觉你们这些当教授的被搞苦了。……我们现在要整风。 ……你们有甚么意见尽管说出来,不会对你们怎么样的。”同年4月30日,毛泽 东又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知名人士谈话,说“党内外应改成平等关 系,不是形式上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还说:“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学校党委制恐怕不合适,要改一下。”同年四月,在上海局杭州会议上还说:“我看每 省办两个报纸比较好,唱对台戏。”这是对外故意放出空气,让知识分子打消顾虑,大胆出洞。

　　经过这样反复安抚、引诱,许多大知识分子也参加到青年学生的鸣放队伍 中来了。报纸上也登了不少教授、专家、学者、名流的鸣放文章。但这是有意这 样做的。同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发给党内高级干部。 文中说:“之所以允许报纸发表鸣放言论,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 便除掉它、灭掉它。”所以,从5月15日开始,党内高级干部都已知道整风鸣放 要转入反右运动了,可是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却还被蒙在鼓里。

　　全国的反右运动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那就是《人民日报》在6月8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接着,“工人阶级说话了”,“农民说话了”,全国掀起围 剿右派的歼灭战。这时,人们才知道受骗了,上当了,但为时已晚了。

　　反右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地方基层的反右运动比首都高校要晚好几个月。我是在北师大接受右派处理的,于同年11月15日被分配到吉林省农安 县第一中学。这里的整风反右还刚刚开始,学校党支部书记把刚从高校分配来的几个“右派分子”找来开会,说“你们是经历过运动的,知道什么是香花、毒草。 在鸣放阶段,对错误言论,你们不要批判,让他们放个够。到了反击、批判的时候,你们再说话。这也是你们立功赎罪的机会。”于是,我又观看了一场“引蛇出 洞,聚而歼之”的政治滑稽剧。农安一中在五十多名教师中抓出7名右派分子。

　　从上面所说“阳谋”的具体动作过程,可见五七年的整风反右运动是蓄意制 造的文字狱。

　　为什么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呢?

　　从人数讲是历史上最多的。我们中文系应届毕业生共221人,定为右派的 50多名,“底层之声”和“苦药社”被定性为“反动社团”,所有成员都定为右派, 连没有参加活动只给“苦药社”起个名的也不肯放过。反右运动结束后,还通过 毕业鉴定查漏,补划了几名右派。不戴右派帽子在党团组织内受了处分的还有 70多名。这届毕业生真是“全烂掉了”!

　　就全国而言,反右运动的档案尚未解密,还不知道全国的右派人数。通常 说是552877人。实际上决不止这个数。按丁抒《阳谋——“反右”前后》一书的 统计,大约有一百万,至少七、八十万“右派分子”,还有所谓“中右分子”,“内控 右派”、“反社会主义分子”、“坏分子”,都不归人“右派”一类的,没有计算在内。 但他们也是在反右运动中被揪出来的,如果再加上五八年“补课”被定罪的“右 派”,包括所有受株连的右派亲属,殃及人数就是一百万以上了!(据最新解密 的材料公布是3178470人为原来55万的6倍)。

　　再从后果来看,反右运动的影响是最广泛、最深远的。中国历代的文字狱数清朝最多,从个案来看甚至有株连九族的,但其震撼力远没有反右运动巨大和久远。上百万身上不穿囚衣,脸上没刺金字的“犯人”,被流放、发配到全国各 地,城市农村、工厂矿山,机关学校,各行各业,都有这些“反面教员”在接受群众 监督和改造,这是最有威力的永远的警示:谁还敢说话?戴上右派帽子的人就 从人民队伍中被开除出去入了“另册”,与“地、富、反、坏”一类,成为“五类分 子”,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学生右派的处理有考察期限,但实际上所在单 位的领导并没有都按期给予摘帽(没有上面的命令,谁敢给右派摘帽?)。这考察期限只是一种假定,实质上是“无期”,随意性极大。就是摘了帽也被称为“摘 帽右派”。所以当了右派,就一辈子成了贱民,甚至还累及儿子和孙子。右派的后代,在升学、就业、参军、提薪、评职称甚至婚姻方面受歧视的事例是不胜枚举 的。所以反右运动的影响就不止一代而是几代了。

　　反右运动之后,也确实达到了毛泽东预期的效果,那就是十亿神州万马齐 喑的死寂局面。知识分子只能“夹着尾巴做人”,中国人只能“做驯服的工具”。这是中国历代的文字狱无法达到的。毛泽东自称是“马克思+秦始皇”,仅用 “阳谋”制造百万人的文字狱一项伟大政绩,就可令古今中外的帝王甘拜下风。

　　反右运动更为严重的后果就是这场反人性的政治斗争破坏了中国几千年文明形成的传统道德和人伦关系。(这种破坏到了十年“文革”,则越演越烈,后 患无穷!)在反右派斗争中,无论是批斗已“出洞”的右派还是深挖隐藏的小右派,都是对每个人的人格的考验。敢于面对事实不肯说谎,挺身而为蒙冤的右派仗义执言的人也不少;可是他们的结果都是自己也成了右派,甚至还招来牢狱之灾。在这样的政治高压下,出现了儿女揭发父母,学生批斗老师,夫妻反 目,卖友求荣,落井下石,为虎作伥,……这一系列违背做人的基本道理的丑事。 每个人都难免有人性的弱点,为了自保,违心地去批斗别人,情有可原,最可恨 的是残酷的政治运动撕裂了人间的真情。此后形成的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 “逢人只说三分话”,不能真诚相待的人际关系,人人只顾自己不管社会,毫无公 德的社会风气,这都是反右运动的后遗症。

　　所以我说反右运动是蓄意制造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

　　(三)

　　再看对右派的“处理意见”。

　　当时对当年高校毕业学生“右派”的处理,除了个别送劳教或留校考察外, 一般都是戴上:右派”帽子,分配工作,考查一年或几年,在考查期间不发工资, 只给生活费,每人每月25元左右。毕业文凭也扣留在学校,“右派”摘帽后才有 资格到学校领取。

　　有人认为这样处理是十分宽大的了。从中国历史来看,比秦始皇坑儒,比 文字狱株连九族,确实文明、宽容多了。这只是从表面上看问题,将无罪之人, 说成“有罪”,弄得妻离子散,家败人亡,何宽大之有?对社会上划“右派”的人 不说了,就是对高校“右派”学生的处理也有违反人性的专横野蛮的做法。分配到边疆山区农村工作,在本单位接受群众监督改造,这是最轻的处罚。还有押赴青海、甘肃劳动改造的,更有甚者,我班的辛桂彬同学更被逮捕法办,被判十 年徒刑!刑满还要管制三年。请看1957年8月13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 判决(58)反字第778号所列罪状:“……1957年加入师大反动社团‘底层之 声’,积极采访,编辑等反革命活动,并在群众中散布‘肃反搞糟了’、‘反右派是 小题大做’等反动言论,……借党整风之机,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特依中华人 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条三款之规定,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 利三年。”在这份判决书中,有什么具体事实证明他犯了反革命罪而且要判十年重刑的根据吗?没有。他在监狱服刑期间,受尽非人待遇,肉体和精神备受折 磨,伙食很差还吃不饱,劳动时间长、强度大。60年在团河农场劳动时得了胃穿 孔,差一点送了命。1967年12月24日刑满。本应释放,但他出了监狱仍被遣 送清河农场茶甸分场“就业”。说是“就业”,仍是劳改。就是回到家乡广西桂林,仍按“黑五类”对待,不能安排工作。他为了生活干过泥水小工,拉板车,扛 包卸煤,每天工资一元三角六分人民币。直到1979年才得以平反。他前后受 到22年的专政磨难,如果说前十年是“依法”判刑,那刑满后十二年的劳改、管 制,又是根据什么法律?这还有人权和法制吗?

　　高校学生中的“右派”被判刑、劳改的还是少数,但就全国而言,专为“右 派”等政治犯而设的劳改场可不少。著名的甘肃夹边沟劳改农场,从五七年十 月开始,关押了近三千名“右派”,到六一年十月上级决定遣返“右派”犯人时, 幸存者已不到一半了!由此可见,对“右派”的处理也充满着野蛮、残忍和血腥。 这是有历史渊源的。

　　而把右派分子交给群众监督改造,则是从思想上清除异见,是虐杀人的灵 魂的更为残忍的刑罚。说是“一个不杀,一个不关”的“仁政”,“敌我矛盾按人 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要求右派“在工作中戴罪立功,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争 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回到人民队伍”,……说的那么仁慈宽大啊,可实际上是 把右派分子发配到全国各地,或交给原单位,由群众监督、改造。这是以整个社 会构成无形无边的牢笼,虽没有高墙、铁窗,但右派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有 千万只眼睛在盯着,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单位领导具有处理右派 的无上权力。你如果稍有差错,或被认为“不老实”,看不顺眼,领导就有权再给你戴上“右派”帽子(所谓“帽子拿在群众手中”),或者罚你劳役(如中小学教师去养猪牧牛,大学教授去扫厕所搞卫生),甚至把你下放到农村、山区穷乡僻壤, 甚至把你送去“劳教”、“劳改”、“判刑”,而这一切都是不需要什么理由和组织 手续、法律根据的。

　　人,生来就有思想言论自由。对知识分子来说,没有思想言论自由,丧失独 立自主的人格,乃是人生最大悲哀。群众监督、改造,是以“群众专政”的权威, 迫使右派丧失人的尊严,丧失独立思考的精神,改造成只有一个脑袋、一张嘴 巴,唯唯诺诺的“驯服工具”。

　　在这样强制改造下,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发生了退化、分化和变质。少数既得利益者成了权势的应声虫、吹鼓手,甚至充当整人的“文化棍子”;多数人则 保有善良的人性和良心,视政治为畏途,退避三舍,保持缄默;是作家的封笔不写或干脆改行;研究社会科学的嘱咐儿子远离政治;……这说明群众监督、改造具有无比的威力,已收到预期的效果。君不见,从五七年以来,还能保持独立人 格,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名利所诱,始终坚持真理,敢说真话,敢顶逆风的知识分子还有多少?有人戏谑地说:“中国的知识分子都缺钙,脊梁骨都弯得直不起来 了。”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八年之后,还出现这样空前的大灾难呢?根本 原因就是中国人的基本人权还没有保障。1954年新中国通过了第一部宪法。 第87条明文规定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但实际上不仅不付诸实 行,而且还被公然践踏。一纸空文而已。封建专制主义的幽灵仍在全国到处肆虐。作为最高学府的北师大尚且如此,地方的基层单位就更是无法无天了。

　　右派分子从定性戴帽,组织处理,服刑改造,摘帽“归队”,都是各级党组织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文件的规定作出处理的。

　　我被补划为“右派”是经过这样的程序的:先是鉴定小组会的批斗,逼我低 头认罪,然后逐级上报:由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定案,再上报校党委同意,最后是 副校长何锡麟同意,并盖上校印和私章。这逐级上报审批只是个形式,实际上 取决于基层党组织的结论和处理意见。一所大学的党组织有什么权力可以代替执法机构给老师、学生定罪呢?中国古代的文字狱还经过刑部审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已经公布了宪法的新中国,竟还发生以党代法、公然践踏宪法的违法行为,岂不令人深思?

　　时隔二十二年之后的1978年冬,全国为“右派”纠错改正,总数为54万多名,占总数的99％以上。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公开承认“反右派斗争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都错划为右派,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全国知名的大右派罗隆基、章伯钧、储安平是不能平反的,可是后来传出消 息说,中央已承认“章罗同盟”并不存在。可惜章罗他们已经听不到了。

　　我是1979年春才接到“改正"通知的。我有了这张通知才批给因私出国护 照,我才能到意大利定居,改变了我后半生的命运。

　　我们今天反思反右运动,就是要永远牢记这段荒诞而惨痛的历史,不要让 这样的悲剧重演。历史是最公正的,不容篡改,更不容抹煞。尤其是这段用血 泪写成的历史,将永不褪色!

　　我们要从这血泪史中吸取教训,那就是“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民的权利,真正按宪法规定给人民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信仰等自由。要树立 宪法权威,公正立法,司法独立,执法严明。彻底废除以思想言论人罪的文字狱。废止各级党政首长干预司法独立。总之,只有走民主宪政的道路,才能避免悲剧重演,中国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列人世界文明国家的行列。

意大利 罗马

2006年1月3日

雷一宁：我是怎样成了“蛇”的?——为北师大百年庆而作

最近,看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建校100 周年校庆公告》及袁贵仁校长《致北京师范大学海内外校友的祝词》(下文简称《祝词》)、《在北京师范大学百年校庆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下文简称《讲 话》)等文,知道2002年秋天为母校百年华诞。《祝词》中说:“你们虽然远在异国他乡,但难以忘却在母校度过的那一段永生难忘的岁月,永远怀念那无悔的 青春。”《讲话》中说:“在中国,百年历史的名校不多,一百年的历史天翻地覆,我们需要用 2 年的时间来认认真真地消化、理解学校的风雨历程,学校的精神风范,任何轻率都是对学校的大不敬。”作为对这些话的回应,为了母校辉煌的未来,我特地回顾、思考、消化、理解我在母校度过的“那一段永生难忘的岁月”,尤其是那一段岁月的心灵历程。北师大是培养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摇篮,每个灵魂工程师,都应当首先 认认真真地审视自己的灵魂/心灵。

我母亲和我都是北师大的学生。我母亲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在“救救孩子”的呐喊呼召之下,进入北师大的。我进北师 大,也是为了“救救孩子”,不过,换了说法:做人类灵魂工程师。那是在解放之后,在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高潮的热浪之中,为了迎接随后必将到来的文化建设高 潮,在组织(即党团组织)的一再动员之下,我和我的许多同学,抛弃了“家有五斗粮,不做孩儿王”、“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传统观念,响应号召, 报考了人们不愿报考的北师大中文系(“作了伟大事业的傻瓜”!)。然而意想不到,四年之后,我们被告知:“为了革命接班人的灵魂不受毒害,你们不可以登上 教师讲坛。”

这是怎么回事儿 呢?

在我们毕业前夕,即1957 年春天,为了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为了克服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滋生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当时简称“三害”),共产党决定在全党普遍深入地开展整风运动,并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民主党派及青年团员行动起来,帮助党整风。我们这些单纯幼稚刚20 出头的黄毛丫头、黄毛小子,便毫不犹豫地响应号召,行动起来帮助党整风了(再次作了傻瓜!),结果却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 一份《雷一宁问题的结论及处理意见》(附件一,简称《结论》)便是宣判。现在照录于后:

雷一宁问题的结论及处理意见

(1)、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孤芳自赏,狂妄自大,对党对新社会不满、对立,认为自己作了伟大事业中的傻瓜。标榜自己为独立思考,不作乖孩子,要求资产阶级绝对的民主自由。对同学态度粗暴,经常骂人,抗拒组织的教育和批评。

(2)、在整风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大肆向党进攻。写稿件攻击党员,在会上漫骂污蔑党的组织及积极分子,并写大字报“从‘岂不令人深思’所想起的”为右派分子呵欠伯的反动大字报作辩护,并对许多的右派言论都加以同意和赞赏,堕落为团内的右派分子。

反右开始后,情绪抵触、顽抗,打击积极分子,拒不检查交代自己的言行,影响反右派的顺利开展。经批判后口头上表示愿意检查,但并未认真考虑自己的问题。

(3)、自我检查只罗列了一般事实,对所犯错误仍抱着欣赏的态度,对错误的性质和严重性认识很不深刻。

为一般右派分子,分配工作,考查一年。

那是57年10月底,办事的人(记不得是谁了)把我们一个个叫去,向我们出示这份手写的东西,并说有不同意见可以写在 其上。在我们把不同意见写下之后,办事的人却什么话也不说,只要我签字,然后,立即收走了,并不给我们保留一分。我现在保存的,是我当时用颤抖的手偷偷抄 写的一张小纸。这张小纸,是我目前能找到的,官方/校方记录了——高度抽象概括地纪录了——我在北师大四年尤其是在整风反右中的言行的唯一纸张,但是,所 有文字,除了吓人的大帽子,几乎全无具体内容。

第(1)部分,写我平时(即整风以前)的表现,除了“对党对新社会不满、对立,认为自己作了伟大事业中的傻瓜”一句有 具体内容,其他我全不知具体指的是什么。这句话的具体内容我在上文已经提到过,我是青年团员,在过团的组织生活时,我谈了自己的真实情况及活思想:我是被 动员上了北师大中文系的,现在我后悔了,我来师大中文系是作了伟大事业中的傻瓜……希望能得到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那给我上纲上线的人,在写上一句时,忘 记了将要写的下文(论据)了,居然能从我说的“伟大事业”中抽象出“对党对新社会不满、对立”的“罪行”来!

这部分提到的其他东西,大多与人的性格有关。性格就是个性,何罪之有?莫非要具体复杂的“人”都成为一个模子倒出来的 “物”?我向来心直口快,不会拐弯抹角,对自己认为不对的东西,能毫无顾忌地提出批评、意见,人又太直,不注意方式方法的情况是有的。也许这便是“粗 暴”、“骂人”了吧?至于什么“独立思考”、“不作乖孩子”,那是反右运动之前经常挂在人们嘴边的词语。不说文艺作品,请看:1956年5月26 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怀仁堂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指出“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8月1 日至16日,高教部在北京召开高校部分学校院长和教务长座谈会,主要讨论了解决学生负担过重和培养独立思考、独立工作能力等方面的问题。10 月4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够了,为什么独独我说“独立思考”、“不作乖孩子”就是“要求资产阶级绝对的民主自由”?

第(2)部分的前一段,写我在整风中的表现。这里只有我的一张大字报是具体的,不过在时间上也错了。我这张大字报不是 在整风中写的,而是在反右时写的。给我写《结论》的人,绞尽脑汁也找不到我在整风中任何够得上“大肆向党进攻”的言行,便只好移花接木把这张大字报栽到这 里。我写这张大字报的时间,是在 6月8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之后,在季羡林先生主编的《思忆文丛》中的《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原上草》中,有呵欠伯的《岂不令人深思》一 文,注明写的时间是 1957年6月11日,我的文章应当在这天之后。当时,《岂不令人深思》一贴出来,所有大字报都一边倒地说呵欠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我认为这是 违反党和毛主席教导的:不是一再号召、动员大家鸣放吗?不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而且怎么能仅凭一张大字报就给人家扣上这么吓 人的大帽子呢?于是我准备以“正直人”的名分上论坛申明我的观点,后来论坛没有举行,我便以笔名雷鸣,写了题为《从“岂不令人深思”所想起的》的大字报。 这张大字报现在也找不到了,不过我清楚地记得,在大字报中,我首先声明,我不认识呵欠伯其人,也不完全同意他大字报的观点,不是有意要为他辩护,我只是为 了捍卫毛泽东思想,那便是,一个人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必须历史地、全面地去看,不应当只看一时、一事、一张大字报,甚至一句话。结果,我大字 报的命运和呵欠伯大字报的命运是相同的,除了也给我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大帽子,还多了“抗拒反右派斗争”、“义务辩护律师”等帽子。不知道写 《结论》的人是否知道,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早就说过,“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仅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 史,全部工作”?可能不是不知道,所以才在《结论》中,抽去了辩护的具体内容,只剩下空洞的“辩护”一词。不过这么一来,也就显出了一个逻辑错误:这张大 字报不能成为“大肆向党进攻”的论据,而是为某人辩护的“辩护辞”了!

为了证明我“大肆向党进攻”,还用了另外一个论据:“对许多的右派言论都加以同意和赞赏。”我不知道,在证明一个人有 罪时,是否可以使用如下的方式方法:甲说X,成为右派——乙同意和赞赏甲,乙也是右派——丙同意和赞赏乙,丙也是右派——丁同意和赞赏丙,丁也是右 派……?我也不知道这种定罪的方式方法,是不是使右派扩大了 99.9% 的原因?可是我却清楚地记得,当年就是用这种方法来抓右派的。那麽,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我们同意和赞赏的一些“右派言论”,以及这些言论是怎样被上纲上线成为“罪行”的。

我们说或者同意:“为了有效地制止‘三害’,就必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取消党政领导者的一切特权,必须建立有效的群众监督。”这便是否定民主集中制,便是攻击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人民民主专政,便是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社会主义。

我们说或者同意:“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扬人民民主。民主不仅是手段,也是目的。”这便是诬蔑社会主义没有民主,便是要求资产阶级绝对的民主自由。

我们说或者同意:“事物都是发展的、变化的,不能以共产党光荣的过去来证明今天和明天也和过去一样光荣、正确。”这便是“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就是反党。

我们说或者同意:“对胡风的批判是对一个复杂的人愚昧无知的表现,限制了人——公民的民主自由。” “某些共产党员党性有余,人性不足。”这便是妄图以资产阶级反动的“人性论”来否定无产阶级的阶级论,便是要求资产阶级绝对的民主自由。

我们说或者同意:“必须民主办校。不懂学校、不懂教育、不懂知识分子的人,不应当成为学校领导。”这便是攻击党员;攻击党员就是攻击党,就是向党进攻。

我们说或者同意:“党员都是一个脑袋思维、一个嘴巴讲话。” “党员以教育者自居,脱离群众,缺乏真诚,甚至连笑都是皮笑肉不笑的。”这便是态度粗暴,经常骂人;漫骂和诬蔑党员,就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向党的猖狂进攻。

我们说或者同意:“汇报制度像告密一样,加油加醋地说别人的短处,不仅带上个人成见,而且从不与本人核对,任何好人都可以被说成坏人。”(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些汇报材料都会以书面形式存入个人档案,永远与本人形影不离。) “团的组织生活是形式主义地谈一套,谁发表特殊一点的意见就会被认为有思想问题,就会不被信任,使他们的积极性受到压抑。”这便是污蔑和谩骂党团组织,打击党员和积极分子。

我们说或者同意:“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是小题大作,既然是人民内部矛盾,何必提到什么阶级斗争!”这便是抗拒反右派斗争,影响反右运动的顺利进行。

够了,不再一一赘述了。

第(2)部分的后一段及第(3)部分,写的都是我在反右时的表现,在我的“情绪”上大作文章。我不知道这种做法是否合 法?说具体了,是否可以根据“情绪”给人定罪?喜、怒、哀、乐这些“情绪”,是人对周围环境和外界刺激做出的即时反应,它是人心的产物,有时会使人远离理 性。“理性”是人脑的产物,正确执法需要的是理性。为了使“理性”不被“情绪”干扰,人类发明了律师制度。律师一般来说是远离“情绪”的,而当事人则很难做到。因此,无论被告还是原告,都有权利请律师为自己辩护。在我们那个“无法无天”的时代,不存在律师制度,更不会有律师,甚至不允许任何人为自己或为别 人辩护。由于我为“罪人”呵欠伯辩护,(声明一句,我的本意不是为他辩护,而是为了伸张毛泽东思想)做了他的“义务辩护律师”,无罪也成了罪人!更有甚 者,我不仅为别人辩护,还为自己辩护,可能这便是说我“情绪抵触”的论据了?我是这样为自己辩护的:

我说:“我们只是给个别党员或某个基层组织提提意见,并没有否定党的正确英明。”这便是玩弄“抽象地肯定,具体地否定”的反革命伎俩;便是对自己错误的性质和严重性认识很不深刻。

我说:“我们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动机是好的,是为了使党更伟大、光荣、正确。”结果我们被驳斥曰:“你们是借 帮党整风之机,行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实。社会效果是检验行为动机的唯一标准。你们的言行产生了什么社会效果呢?看,没有一张大字报、没有一个人说你们不是反 党反社会主义的。”(奇怪的“舆论一律”!这不正好是“共产党员都是一个脑袋思维,一张嘴吧说话”的明证吗?)

我说“反不反,我自己最清楚。我一再扪心自问,回答始终是:从来没有想过要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我不能自欺欺人地说 我存心反党反社会主义。”当时我们的系主任黄药眠先生已经中箭落马,临时充任系领导的某老师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是你们的阶级本能使你们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之路的。”本能?本能!本能者,天生具有的、不受心脑指挥的能力也。如蜂之酿蜜,狗之吃屎……阶级本能!我们的阶级出身给予我们的阶级烙印,是我们无法 改变的?!这,终于使我们无言以对。因为我们都来自旧中国,有的家庭出身不那麽“好”,有的社会关系很“糟”;有的有亲戚朋友在海外(含台、港、澳),有 的自己就来自海外,与本人为工人农民或出身为工人农民的同学比(我们同学中有不少为调干生),都有一个不那么“光彩”的过去。但是,解放时我们只有十三四岁啊!如果真有问题,实事求是地看,不是只应当属于必须救救的孩子吗?然而事实是,我们却是每个“运动”中被审查的当然对象。如在1955年肃反运动中, 我班某同学被以“里通外国”(潜入的特务)的罪名批斗,仅仅因为他来自香港!结果弄得人人自危,有的跳楼自杀,有的回港探亲后便一去不返。

我们无言以对,我们只好沉默。这便是“情绪抵触、顽抗,……拒不检查交代自己的言行……”我们连沉默的权利也没有!对我们大会批判,小会批评,再加个别谈话……

我们只得说话了。我们本着“忠诚老实”的态度,说出自己的活思想、真感情:因为我们来自旧中国,目睹了旧中国的腐败黑 暗,向往着新中国的光明美好,衷心相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现在社会上有人叫嚣“要杀共产党人”了*,真正热爱党、相信党的人,都应当挺身而出, 捍卫党。我们错了,错就错在我们上了这些人的当,被他们利用了。然而,这竟成了“……经批判后口头上表示愿意检查,但并未认真考虑自己的问题,……(甚 至)对所犯错误仍抱着欣赏的态度,对错误的性质和严重性认识很不深刻。”在批判会上还说我们是在“继续放毒”,《结论》中略去了这种词语,也许是因为这些话够不上“毒”吧!

说我们“并未认真考虑自己的问题”,纯属武断。我们考虑得太多了!我们想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宣告, “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想到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的话,“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 义。”“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想到中国著名的古训,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想过,作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人,作为有个性的人,有思维和爱憎的精神自由,有独立思考的权利,有探讨一切问题并坚持自己见解的 权利……越想越认为我写的大字报所阐述的观点没有错,错的是大家。因此,当时我们多么希望能在全校展开大辩论,弄清楚这些大是大非问题。现在,看到袁贵仁 校长在《讲话》中要求北师大在校师生“再多一点‘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勇气,‘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韧劲,敢为人先、不甘人后的志向,和奋发图强,越挫越勇 的精神”。

1957年,当我们还是北师大的在校生时,我们不是有一点,而是有很不少这种精神。袁校长接着 说,“……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当时,我们正是看准了才有胆量去闯的,用毛主席当时《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的话来说,便是“彻底 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结论》中的“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标奇立异,孤芳自赏,狂妄自大,标榜自己为独立思 考,不作乖孩子……”大概便是这种精神的高度抽象了,我能具有这种精神,得感谢领袖及母校的教育呢,何罪之有?

面对这一切,我们考虑再考虑;彷徨再彷徨。从古希腊的先行者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想到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再想到马 克思、恩格斯。考虑得还不够多吗?几乎是一部人类历史!又想到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又落后于存在的客观规律……我们始终相信历史的发展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 为转移的,历史是最公正的。想到《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著)中的话:“……理直气壮的拥护真理,告诉别人以真理,为真理而战斗。即使他这样做暂时于 他不利……暂时孤立(光荣的孤立),甚至因此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也能够逆潮流而拥护真理,绝不随波逐流……”我们开始考虑选择“光荣的孤立”(又一次作 傻瓜!)。

在所有“没问题”的同学都先后分配工作离校之后,为了使我们“口服心服,永不翻案”,我们被留校继续考虑、交代及认识 自己的问题。直到此时,我们仍然认为,自己只是像学步的孩子不小心摔了一跤,爬起来再走便是了,没有一个母亲会因此而鞭打孩子的。我们期盼着母亲——母校 博大的胸怀,温暖的双手。然而,我们得到的,除了批斗,就是检查交代;听到的,除了全国大同小异的喊打声,听不到别的声音;看到的,除了始终不远不近地盯着我们的眼睛,看不到别的目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变成了一个口诛笔伐的大战场。没有前人、外人的经验可以借鉴,多如牛毛的书籍报刊,没有哪一本 哪一篇能告诉我们,“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等等的谜底**到底是什么。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孤立无援。

就在此时,在全国一片“反击右派”的声浪中,1957年6月26日至7月15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这全国瞩目的大会上,大右派们唱了一首“是我错”的大合唱:章伯钧“低头认罪”了,储安平“投降”了,罗隆基“交代”了,章乃器“检讨” 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中文系那临时充任系领导的某老师出来了,他在反复强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之后,给我们一个承诺(钓 饵!):“虽是敌我矛盾,但作为人民内部矛盾解决与处理,严肃与宽大相结合。要宽大,必须看本人的悔改程度,看是否低头认罪,是否真愿改变立场,是否能大 胆揭露自己与别人……”于是,在真正的动物本能——对死亡的恐惧支配之下,我们“低头认罪”了,并按师长的教育和要求 ,大胆揭露自己(自杀),大胆揭露别人(杀人),以示悔改。终于以灵魂的死亡,换来肉体的生存;以人性的返祖,成为贡献于神坛的“牺牲”。能够至终坚守人 性,发出比“救救孩子”更深沉的呐喊“救救心灵”的,是极个别。而且,即使这个别,在被赶出校园之后,在“全国一盘棋”的无产阶级专政铁拳之下,最终也别 无选择,只有沉默!沉沦!!沉沦!沉默!!

这,便是 1957年我们“在母校度过的那一段永生难忘的岁月”;是我们这些想做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学生,在那段岁月中心灵的真实。

这样,我们这些一次次放弃自我服从组织——响应号召的青年团员、三好学生、“肃反”积极分子、学生会或班团干部……总之,一个个关心国家大事的、具体、复杂的人,一夜之间都成了北师大培养出来的“废品”——被引出洞的“蛇”。 不能得到毕业证书;没有母校的欢送,没有同学的话别;头戴无形而沉重的帽子,有的还戴着手铐,奔赴东西南北(不可留在首都北京)……

二十二年后的某天,我们突然收到母校寄来的毕业证书及一封信。信上第一句话是:“根据中央 <1978年>五十五号文件精神,你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已经中共北京师大委员会一九七九年二月廿一日讨论,决定予以改正。”(见 附件二)在我看到的别人的改正通知书上,尚能看到“属于错划”之类的字眼,可是这里连个“错”字都不提,言外之意岂不是:根据规定精神,不得不改正。正如当年根据指示,不得不抓,而且只可以超标却不可以不完成规定的指标;所定的“罪状”,也是从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中得到启示,运用“抽象了再抽 象”的技术加以肯定的,北师大一点责任也没有……行文至此,我突然喊了一声:“我真傻,真的!”师大党委是正确的,因为当时的客观存在需要我们成为 “蛇”!!!不过,我仍然不能不担心,一旦那些冠冕堂皇的号召、规定或指标下达时,许许多多的黄毛丫头、黄毛小子又会变成“蛇”,历史的悲剧又会重演,因为,“诱饵”仍然存在。

母校啊,母亲!您可知道您的儿女展开这份改正通知书时的心情?有人泪如雨下,说了句 “等了二十多年的,竟是这么一张纸……”便精神失常了,像当年范进中举后一样。现在,看到《讲话》中有这样的话:“母校不仅哺育了我们,而且在一生中都在庇护着我们,关爱着我们 ……”那么,我能不能问,四十五年来,您可曾费神问过我们,这 16425 个日日夜夜你是怎么度过的?收到这迟来的毕业证书及改正通知书时,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母校啊,母亲!当时我们多么想到北京,到师大,投入您的怀抱,对您哭诉。可是,却接到这样的回话:“由于学校条件所 限,不便接待,请勿来京。”(见附件三)在改革开放之后,当我们提起这些往事时,都被异口同声地劝导:“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现在,看到《讲话》中有这样的话:“离开北师大,一生中的许多环节都成为无法说清的秘密。”那么,我能不能问,为了一九五七年的客观事实不再成为无法说清的秘密,《北京师范 大学右派言论汇编》(北师大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办公室编,1957年9 月出版),可不可以在师大校刊上再次公开刊登,并像当年我们曾梦想的那样,在全校展开大辩论?我这篇文章可不可以在师大校刊上全文刊登……答案很可能是 “不可以”吧?那么,等 1957年的“整人者”尤其是“被整者”都寿终正寝之后,这一切必定完全彻底地“成为无法说清的秘密”,我们共和国及北师大的历史都将缺少极为沉重的一 页,这不仅是对国家和“对学校的大不敬”,只怕历史的悲剧将会在全民的遗忘中重演。

北师大诞生后的一百年,正好是中国人民前赴后继为现代化而奋斗的百年。现代化,最重要的是人的现代化。一百年来,中国 人梦寐以求作自己的主人,成为一个有独立精神的、自由的、有人的尊严的现代人,北师大肩负的正是这培养具有现代思想的人的重任。当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中国人眼看将要沦为奴隶,现代化的梦彻底破灭之时,在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的带动之下,北师大诞生了。建校之初,对学生的要求是既严格又开放的。 最早的校风是“诚实、勇敢、勤奋、亲爱”,最初的校训是“关心国事,勤奋攻读、为人师表”。思想教育采用既严肃认真,又生动活泼的方式方法,有训育会议, 训话,名人讲演,又有自治谈话,对话。最早到校任教或讲演的人,既有李大钊、钱玄同、鲁迅、邓萃英、马寅初,也有杜威、孟禄(二人均为美国教育家)。因 此,师大学生思想十分活跃,既勤奋攻读,又不忘国事,曾经出过许多有现代思想的、对国家民族做出巨大贡献的人。这是前半个百年的事了。

后半个百年,尤其是1957年之后,北师大进入“万马齐喑”的“运动”年代。仅以1958年为例吧:一月,下厂下乡运 动;二月,除四害讲卫生运动;三月,反浪费反保守运动,同时掀起以稿臭个人主义、自觉向“红透专深”前进为中心的思想批判运动;五月,全国掀起大跃进高潮;五月至九月,群众性的教改运动。师生下乡下厂,土专家、劳动模范、生产能手上讲台;六月,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读书运动,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在 “敢想、敢说、敢干”的口号下,掀起大放卫星、大办工厂农场的热潮;八月,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八月,在“学术批判是自我革命”的口号下,大肆批判 老教师、老教授、老专家……在这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中,师大说过一个“不”字吗?没有。相反,只怕落后。为了表现不落后,八月十四日,北师大特地邀请北京天 津有关高校和科研机关的教师及研究人员,举行座谈,带头批判师范大学的必修课——心理学,说它是资产阶级教育科学中的一面白旗,是伪科学。致使心理学被从 师范院校中取消。十月,开学之始,北师大又带头取消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等学衔……终于,在这些“带头”的言传身教之下,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北师大出了个带头去山东曲阜“讨孔”、砸孔府孔庙的谭厚兰!在这些事件中,北师大有谁说过半个“不”字?现在,这些师大后半个百年的真实,在师大校史中有反映吗? 北师大人,有对这许多在后半个百年中发生的事情,深刻地思考过许许多多的“为什么”吗?北师大现在的校训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一九五七年之后,中国 人民教师的摇篮——北师大,给中国人提供了什么样的人师?师大百年校庆的主题是:“弘扬传统,促进发展,再铸辉煌。”这提法倒是很富于辩证法,不过,恕我问一句:传统有好有坏,坏的传统也要弘扬吗?

行文至此,听到一个消息,说北师大的百年校史已经出炉(见《北京师范大学校报》2001 年9 月28 日,《迎接百年校庆  重温百年历史——校史知识问答》),但奇怪的是,1957年竟然在校史中消失得无踪无影,仿佛时间是从1956 直接进入1958 似的!而且,1957年7月1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毛泽东亲手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提到的“六教授”之一的黄药眠先生,由于无处可放,竟然把他塞到文革,说他是在“文革期间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大右派’、‘大叛徒’”的。呜呼!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1918年,在当时于北京高师任教的钱玄同敦促之下,鲁迅写出了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发出了“救救孩子” 的呐喊,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拾”地写了大量作品。他“背负着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见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 亲》)从1920 年起,他先后兼任了北师大的前身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师,直到1926 年不得不离开北京。这期间,1925年,他支援了女师大学生反对杨荫榆推行奴化教育的正义斗争,参加了校务维持会,并担任委员,撰写和发表了《对于北京女 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后因抗议教育总长章士钊解散女子师范大学而被免职。但他毫不畏惧,写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揭露敌人的反革命伎俩。 1926 年,在段祺瑞政府勾结日本帝国主义,于天安门前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后,他又写了《记念刘和珍君》来抨击敌人,赞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刘和 珍、杨德群为“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真的猛士”。1929年和1932年,在他移居上海之后,又再次到北京大学、第一、二师范学 院、辅仁大学、师范大学等院校,做了著名的“北平五讲”。真是为救救孩子,为培养人类灵魂工程师呕尽了心,沥尽了血!他深知这是一个复杂、艰巨而又持久的任务。到晚年,在病中,又多次在《上海的儿童》、《立此存照(七)》等文中,重复“救救孩子”的呐喊。还说,这呼喊要到“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随感 录　四十》)之时才能停止。应当说,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便是这样的时候。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些被解放了的孩子,在57 年春夏之交,才会响应解放了中国也解放了自己的党的号召,毫无保留地把内心真实的想法说了出来,可是,我们竟成了被引出洞的“蛇“!

1926年,为师者的鲁迅,眼见孩子们无端在天安门前喋血,能够写出不朽之文《记念刘和珍君》;1957 年,眼见“孩子”的孩子由于讲真话而蒙受不白之冤,虽然也有为师者继承鲁迅的传统,说了公道话,却不再有人能够写出《记念刘和珍君》那样震聋发聩的文章 了;于是,1966年到1976 年,“孩子”的孩子的孩子,不仅讨伐死了的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也打倒了所有活着的师——臭老九;现在,为了悲剧不再重演,为了“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 孩子美好的明天,应当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之时,那些真实的历史,“难忘的岁月”却消失得无踪无影了!北师大到底是前进了,还是倒退了啊?

2002年8月1 日完稿,2005年 8 月修改

(注释及附件于后)

注释

*这是被篡改的葛佩琦的话。正如当时我们不 知道人世间除了有“阴谋”,居然还有“阳谋”一样,我们不知道这是一出骗剧。葛佩琦,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曾是“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后在抗日战争时参加了共产党,冒着生命危险打入敌人营垒为党搞情报工作直到解放。解放后,其党的组织关系,由于与他单线联系的同志解放前夕被捕,一直下落不明,而不被 承认,经多次申诉仍毫无效果。整风时,1957年5月24 日,他在一次座谈会上对党群关系提了些意见,原话为“如果党内同志不积极改正缺点,继续争取群众信任,那不仅可以自趋灭亡,而且发展下去,可以危及党的生存。”5 月27 日,中国人民大学(当时他在此校工作)的内部刊物《人大周刊》的报道中,把他的话篡改为“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 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他看到后,立即找到校长、党委副书记,指出这是诬陷。对方回答说:“你不要急, 党是实事求是的,登错了,可以更正。”可是,不但没有更正,反而越来越离谱。6月8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吹响反右进军号的同时,再次登了葛佩琦的话,已经面目全非了:“我要重述一遍,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 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是这条道路,总有这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是没有用的。”他看到后,立即写信给《人民日报》要求更正。可是,毫无结果,相反,全国大小报刊立即掀起了大批大揭葛要杀共产党人的高潮。当然,这些我是最近才知道的,当年我们所知道的仅是 葛“要杀共产党人,要共产党下台。”

**1957年5月 1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的《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规定:“这次整风运动以毛泽东同志 2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3 月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所作的两个报告为指导思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正式发表时,题目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 内部矛盾的问题》。其内容酝酿于1956年波兰匈牙利事件之后,1957年1月《在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已见其雏形,1957年2月27 日于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出炉,3月再次向党内高干及党外部分高层人士传达和宣讲。普通百姓正式看到,是在反右斗争已如火如荼进行的6月19 日《人民日报》上。然而,所看到的已非讲话的原文,除了一些谈笑风生的俗话被删除或修改,还删掉了许多开明的话,而且平白加进了识别“香花”和“毒草”的 六条政治标准。当然,这些都是若干年之后,我们慢慢从报刊中捉摸到,近年到国外後进一步在书报中得到证实的。此文作了很多修改,用心看就能看出来。如,题 目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意思就是阶级斗争消灭了,阶级对抗不存在了,剩下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就行了。又如,前面说“革命时期的 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后面又说“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还 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可以讲,对于这个讲话,对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人们至今仍然扑朔迷离。

张荣生：不堪回首的一九五七年

一、

　　要从尘封的记忆中找出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在我是一种痛苦。

　　一九五七年五、六月间,大鸣大放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里搞得轰轰烈烈,我 和潘仲骞却每天泡在图书馆里,潘仲骞忙着什么已经记不起来了,而我正艰难 地写着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论美、美感及其它》(此文登载在中文系的刊物 《谷风》上)。

　　六月八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前几天,记得从报纸上看到 一篇沈雁冰谈有职无权的文字,突然心血来潮信笔写了篇短文《论以党代政》, 主旨是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影响群众积极性的发挥,结尾我还郑重指出,“我绝 不是反对党的领导”。写完后随手交给正在阶梯教室里的党支部书记刘叔成, 意思是让他提点意见。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反右斗争中的“左派”大字报社, 《火星报》未告知我一声,竟公开发表出来了。以后我才知道汇报思想、写文章征求意见是思想问题;发言、发表文章则是政治问题,这就埋下了我被打人另册的祸根。说良心话,刘叔成当时也不知道其中厉害。按照阶级斗争铁的逻辑, 权力已经精心布置了一个陷阱,引蛇出洞,放长线钓大鲨鱼。

　　这篇文章,再加上班长王乾生留存的一份墙报底稿《随感》(我当年是班级 墙报编辑,又是团员,天真地以为应该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于是写 下了《随感》),这些就成为我既有言论又有行动,猖狂向党进攻的铁证。

　　对我的结论和处理意见如下:

　　结论及处理意见

　　张荣生,平时表现即脱离政治,只扣业务。对集体对组织格格不入。肃反运 动时不积极,一贯狂妄自大,极端个人主义。去年国际修正主义歪风起来后,更要 求绝对民主,大加提倡独立思考怀疑一切。对正确原则都斥之以教条主义。

　　整风开始即在班上散播谬论,污蔑党委搞肃反运动是“唐吉诃德式的英雄” “肃反基本上是不健康的,而且犯了很大错误”要中央答复。并说“胡风是否反革 命值得怀疑,事实上没找出胡风和国民党的联系”攻击班上党员是特殊人物,造谣 说从国外回来的知识分子被迫自杀。并写反党文章“随感”“以党代政”等。

　　反右派斗争中对右派分子极表同情,群众斗争右派分子也极反感。对自己 问题交待比较老实,表示愿意改造重新作人。

　　根据以上情况,为一般右派分子,决定分配工作,考察一年。

　　中共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总支委员会
　　审查人 杜慧民
　　总支书记 陈璨
　　同意总支意见 1957.10.30
　　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
　　审查人 张斧(章)
　　同意 北京师范大学(章) 副校长 何锡麟(章) 10.31

　　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

　　大概是七月份吧,因我写了《论以党代政》和《随感》,团支部书记周仪庄通 知我在团支部大会上作一次检查,检查中我谈到了让炊事员上台批判中文系系主任黄药眠先生有点想法。竟想不到的是结论和处理意见中居然变成了“反右 派斗争中对右派分子极表同情,群众斗争右派他极反感”,两个“极”字的力度以 后我才知道:中央文件有这样一条规定:同情右派者即右派。

　　“肃反斗争不积极”。我是1956年1月14日人的团。55年肃反运动不积 极能人团吗?何况不积极也构不成罪行呀。

　　肃反按照延安抢救运动的模式,弄得人人自危,草木皆兵。这是群众普遍 的感受,但又不敢说出来。四十二年后,我班丽莹在《g匡段岁月,那代人》中写 道:“肃反运动一开始,整个校园都充满了紧张气氛,好似人人身边都有胡风分 子,都有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每个班上都有重点怀疑对象。但在我们班的 ‘对象’中并没有这位冯老。可是,他胆小,害怕,竟在夜深入静时,一个人悄悄地爬上了楼顶……(跳了下来)”(见《时代文学》1997年第三期)。《随感》中写 的就是我所在的北师大的情况,冯老就是我们年级一班的冯展雄;另一位同学 区绍螽,肃反后回到香港,就再也不敢回来了。“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张斧在1957年7月的一个报告中说,该校在肃反运动中,有129人被当做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追查,168人受到批判并审查历史,146人被审查历史及社会关系, 以上三项共计443人,接近全校师生总数的10％”。(于凤政《改造》第421页) 1956年学校党委书记何锡麟代表党委在全校范围向斗错者道歉,我们班级也向 徐唯一、余伟光等同学一一道过歉,这都是铁的事实。据我所知,许多高校也都 存在类似情况。肃反的时候,冰心不在国内,“我听朋友们介绍了情况,那是近 乎残酷的。多少老教授受到了伤害”,“这太过火了。许多做法是违犯宪法的。 有些人自杀了”,冰心的看法,该是较为公允的吧。

　　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有这么一组数字:第一,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有八万一千多名;第二,一年多来,由于肃反运动全国有十九余万名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第三,在肃反运动中,还有一百三十 多万人弄清楚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可见,肃反波及到不是反革命分子的130多 万人,打击面未免太大了一些吧。肃反是由胡风案引发的,仅胡风一案就涉及 2100多人。历史证明,胡风一案纯系冤案。肃反运动,运动群众,波及大量无辜,为以后的“反右”和“文革”开了一个坏头,这种做法,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 都认为是不可取的。

　　“造谣说从国外回来的知识分子被迫自杀”的罪状也是不能成立的。

　　事实是1957年5月25日在班级鸣放时,我谈了党对知识分子积极性估计’ 不足,打击了很多人。并说:“根据报纸上的报道,清华大学化工系主任无机化 学家高崇熙先生在三反运动中因受不住折磨而自杀。结果国家科学规划中有无机化学课题,却没有学科带路人。”(班级记录稿记的并不是我的原话)。1957 年11月1日上午,看到党委对我的《结论及处理意见》时,我就在背面写下了意 见,但结论仍然是“造谣说……”。死没死人应该以事实为依据,难道从国外回 来的知识分子死得还少吗?

　　当时“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是个雷区,我之被打人另册,估计和这一问题有很大关系。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实践和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 的改革》中提出要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了。历史已经证明我的正 确,而且将继续证明我的正确。

　　我还清楚地记得,党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彭真57年8月在劳动人民文化宫 接见北京市应届大学毕业生,以及填报毕业分配志愿时,我还属于基本群众,甚 至叫我晚上去看管受批判的同学,这说明当时认为我是可以信任的。北京师范大学分配面向全国,我第一志愿填的是青海,第二志愿填的是黑龙江,都是边 疆。有这样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吗!作为公民,完全有权对国家事务谈出自己的 意见和看法,可是在当时却成了滔天罪行,不经过检察院和法院,根本不核对事 实,更不听取当事人意见申诉,仅凭这一纸字迹潦草、错别字不少的《结论及处 理意见》(判决书!),就从政治上置我们这些尚未走出校门的大学生于死地,并 受了二十多年从肉体到精神上的折磨,这难到是正常的吗?

　　当时,北京师范大学对应届毕业生的做法是:在小组作政治鉴定者为内部 矛盾;在班级作政治鉴定者为敌我矛盾。根据当时《教师报》的报道,北师大中 文系我们年级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有49人,受处分者70多人,我则是二班最后被揪出来的。

　　1957年11月4日,我以异类身份到黑龙江教育厅报到,教育厅分发到绥化 县教育局,又分发到了第一中学。教育厅的意见是:不担任教学工作,只能担任 教学辅助工作。

　　在绥化第一中学,起初是在教务处刻钢板,油印材料,编课程表。大跃进中 又分派到学校鸡舍,独自承担全套饲养工作。

　　改造期间不给工资,每月生活费”.50元。北京师大定为考察一年,实际上 经过了五个年头(1957—1962)。在这五年里,我逐渐认识到作为一个政治思想 犯,单单好好劳动是不行的,必须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联系自己思想一闪念,时 时记住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异类,把自己妖魔化,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越反动越好。所谓彻底改造世界观,就是不允许有自己的思想,不允许有任何不符合当时政治风尚的东西存在。这一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过程自然是非常痛苦的。

　　1962年5月摘帽后,虽说回到了人民内部,但仍然是控制使用的摘帽右派。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的工资被定为中学最低一级,即中等专业学校毕业工的工资,每月40.50元(别的同学就比我幸运得多)。到1977年,整整二十年,我 的工资才达到大学本科毕业生刚转正后的工资水准,每月52.50元。·

　　62年正值下放干部,而我不愿意留在绥化一中教学,于是下放到农村公社 17年。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我自然在劫难逃,以所谓“隐瞒地主成分”的罪名被揪了出来,又一次被打成了阶级敌人,甚至小时候随父母到基督教教堂做礼拜,“做礼拜就是基督教徒”,也成为一种罪行。

　　1970年插队落户做农民。

　　十年浩劫显示了人性中最为丑恶的一面,把你推了出去,成为阶级敌人,他们也就保护了自己。十年浩劫中,像我这种异类,连死都不敢去死。一是担当不起“自绝于人民”的恶谥,二是妻子儿女将受到株连。

　　作为贱民,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漫长岁月中,特别是在运 动中,那种胆战心惊、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局外人是很难想象的。

二、

　　 恶梦醒来是早晨。

　　 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突破了“两个凡是”的禁区。小平,胡耀邦以大 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精神,快刀斩乱麻地处理了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其 中自然包括肃反、反右中的冤假错案。

　　1979年2月,北师大贯彻五十五号文件办公室经过讨论,决定对我的右派 问题予以改正。改正通知原文如下:

张荣生同志:

　　根据中央<1978年>五十五号文件精神,你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 问题已经中共北京师大委员会一JL--k九年2月8日讨论,决定予以改正。撤销对你开除团籍的处分,关于对你的改正结论,已寄给你所在单位的党组织。你档案中有关右派的一切材料,根据规定撤除销毁。

　　希望你今后努力学习,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此致

　　敬礼

　　北京师大贯彻五十五号文件

　　 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复审意见原文如下:

　　北京师范大学

　　关于张荣生右派问题的复审意见

　　张荣生,男,47岁,江西新余人。家庭出身牧师兼医生。本人成分学生原中文系学生,1957年划为右派分子,受开除团籍和分配工作考察一年的处分,1962 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现在黑龙江省绥化教革办进修组工作。

　　张荣生被划为右派的主要依据及复审意见:

　　1.张在5月25日班里的座谈会上发言说:肃反“师大党委不从实际出发, 不调查研究,主观臆想出强大的敌人,结果变成一出滑稽戏。真有点像堂·吉 诃德式的”还说“肃反基本上是不健康的,而且犯了很大错误。要中央答复”等 等。关于这些话,对肃反运动的估计,存在有根本性的错误。张荣生之所以产 生这些错误想法,是因为他受苏共二十大批评斯大林肃反扩大化思潮影响,看 到师大肃反中的问题,进而推想到其他单位及全国。但这属于思想认识问题, 不是恶意攻击党的肃反政策。

　　他还说“胡风是否反革命值得怀疑,事实上没有找出胡风和国民党的联系”。这话没有什么错误。

　　2.张在六月十七日的“火星报”上发表,“评以党代政”一文。该文在党委 委员方铭同志讲了帮助党整风也可以探讨一下社会主义制度某些环节上的问 题之后写的。写完后,经党支部书记刘叔成同志看后发表。文中有些说法是有 错误的。如:“在我们国家里,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都存在党即国家,国家即党,党政不分的现象。”但这篇文章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3.有些错误认识系张本人交待,不能做为定案依据。

　　综上所述。张在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中的言论虽有错误,但还不是从根本 立场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对原划为右派分子的结论,予以改正。撤销开除团籍处分,按超龄团员对待。撤销分配工作考察一年的处分。

　　中共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总支委员会

　　1979年2月10日

　　很明显,复审仍然给我留了两条尾巴:一是,我对肃反运动的估计存在根本 性的错误;二是,我的《论以党代政》一文中有些说法是错误的。看来,这两条尾 巴将跟着我一辈子了!

三、

　　2000年5月17日,我写信给北师大党委,要求他们将我写的《随感》和《论 以党代政》复印一份寄给我。

　　党委组织部的复信全文如下:

张老师:

　　您好!来信收到,经查您的《论以党代政》,《随感》没编进《北师大右派言论汇编》中,只从对您的处理决定中找到随感摘要,今将其复印给您,其它就没 什么了,十分抱歉。

　　如有事,请和我们联系

　　北师大党委组织部 62208302

　　2000年7月5日

　　下面是他们寄来的《随感》摘要的复印件:

　　“随感”摘要(附件)

　　“几年来党由于处于执政党的地位,很多党员开始忘记了过去斗争的目的, 思想上慢慢沉溺于自己过去的一些功劳”,滋长起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命令主 义、教条主义、特权思想,渐渐忘记了自己和群众的血肉关系了。

　　说干部子弟学校(如育才学校)是贵族学校,“只能培养他们的少爷作风”。

　　“见党委如见官,很多地方所反映出这一点,师大也并不例外”。事件竟发展到这种地步了,对党员不能有意见,对师大党委不能有意见,否则就是反党。 很多党员都沉醉于歌功颂德之中,反面意见是不听的,越来越把自己在群众中 孤立起来,把自己培养成一种特种人物。

　　说新党员“他(她)们是为了入党而入党,他们仅仅是面对党,而不是面对群 众”。他(她)们入党后,就更加脱离群众了,就更加特殊起来了。

　　污蔑党的发展工作“党支部在吸收新党员时却偷偷摸摸的干,好像有什么秘密似的”。“今天吸收入党的又是对党积极,对群众不积极的积极分子”。

　　污蔑肃反,前期肃反“完全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典型表现,师大党委不 从实际出发,不调查研究,主观里臆想出强大的敌人,结果变成一出滑稽戏,真 有点像堂·吉诃德式的”。说肃反当时“那一个不是心怀恐惧矛盾,弄得人人自 危,草木皆兵。试问有人上吊、自杀跳楼,是什么力量迫使他们这样干的?这就 是党委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

　　《随感》是我写的,这“摘要”是当时别人根据需要摘抄的,可能,我这篇文章 的原文已经永远从人间消失了。我相信,那里面有些思想至今还是闪闪发光的。

　　以上就是当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全部罪证,而且都是些断章取义的罪 证。动员、鼓励我们鸣放,鸣放一接触实际存在的问题,却又成了十恶不赦的罪 人。我的言词确有偏激之处,所针对的大都是北京师大的情况;但哪一句话,哪 一段话反对了党、反对了社会主义?权力经常划出禁区,但权力毕竟不是历史, 权力必须面对历史,权力最后毕竟得实事求是。如果说我的错误,那就是我不该有自己的思考,不该说真话,不该说出肃反运动存在的问题,不该就改善党的 领导谈看法,以致为权力所忌。

　　大学时代本应是人生最为美好、最为珍贵,而且也是最为天真、最是幼稚的 时代。每年的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前,我们曾多少次跳起来高喊“毛主席万岁” 呀!那时我们还不懂得阶级斗争有时是极其残酷的,不知道延安的抢救运动, 不懂得社会主义道路上并不总是铺满鲜花,有时也会荆棘满路,有时还会六月 飞雪。“一万支暗箭埋伏在你的身边,伺候着你一千回小心里的一回不检点,” 在革命的名义下,我们这些莘莘学子一下子就沦落成人间最为低贱的不齿于人 类的狗屎堆,成为政治祭坛上无辜的羔羊。每当我想起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句:“还没有开花就枯萎,在一个阴天的早晨”,便不能不黯然神伤。

　　二十二年呀!人生能有几个二十二年,而且是人的一生中最美好的二十二 年!当小学生往我这个被妖魔化了的怪物身上扔土坷垃时,我的心是多么痛 楚;当善良的人们用鄙视的眼光看着我时,我的心在流血;如今我已头发斑白, 还有人说:“你别和他在一起,他过去是右派”,一个担任过党总支书记的人公然当着我的面说:“就是不应该给右派平反”。天哪,还有完没完!

　　几十年来,我们默默无闻地在教育第一线,像蜡烛一样照亮了别人,而自己 却在艰苦忧患中走了过来。有的辗转于监狱、劳改农场;有的做了工人农民,一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有的才算获得了一份工作。

　　作为个人,当然微不足道;作为个案,则是有意义的。我们的苦痛、坎坷、眼 泪和无辜,难道不需要倾诉?所谓历史,无非是一点一滴加起来的许多故事的聚合,是无数蚁民生命留下来的痕迹。我辈的沉默留给历史的将是空白,于是我写出了我的这段不堪回首的人生。但愿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要开作一枝白色花——

　　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2005年8月25日 　　

张德文：忆海琛

一、

　　亡友张海琛是我的湖南老乡。由于年龄和性格的差距,大学四年,我们接 触并不多。他给我的印象只有那一身四季如一的灰布制服(那是解放初期享受 供给制待遇的干部才能穿上的衣服)和一口除我以外谁也听不懂的衡阳话。刚入学,人生地不熟,他不爱说话。课堂讨论时却喜欢发言,而且是长篇大论。这 可难为了他的听众,常惹得大家不耐烦,因为听不大懂。二年级,和平门外的中 文系搬到德胜门外新校。我们住进了新盖的学生宿舍大楼。张海琛住在东斋 103室、三年级搬人西斋北楼415室,这个寝室的同学团结、活跃,张海琛跟他们 经常斗嘴开玩笑有时闹得沸反盈天,女同学笑他们是一群“活宝”。进入四年 级,他们变得特别爱争辩。午休时,别的寝室一片寂静,张海琛等仍叫嚷不停, 引来四处抗议声,他们这才渐渐平静下来。

　　其实不独张海琛和他的室友,当时连女同学对争论问题也产生了兴趣。在 餐厅里常听她们为一个问题争得不可开交,就餐的同学都走光了他们还不肯走,还在你嚷我叫地争论。打扫卫生的炊事员只好前来轰她们。

　　这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关。

　　1956年国内外发生了许多大事。2月份,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5月, 陆定一发表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章。6月、10月,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人民日报》编辑部在4月和12月相继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长文。围绕这些事件,团 支部和班委会组织全体团员、非团员针对斯大林的错误、波匈事件、“双百”方针 等进行了多次讨论。陆定一的文章指出,“我们的历史证明,如果没有对独立思 考的鼓励,没有自由讨论,那末,学术的发展就会停滞。反过来说,有了对独立 思考的鼓励,有了自由讨论,学术就能迅速发展。”这样的话极大地鼓舞了我们, 大家开始改变过去惟组织之结论是从和照搬讲义追求全部5分的做法,学着开 动脑筋提出学术方面及关于国内外大事的属于自己的意见。张海琛和他的室友在我们班起了领先的作用,大家赞赏并且跟上他们的步伐。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以“如 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作了长达四个小时的讲话。校党委书记何锡麟随后向全校师生员工作了详细传达。毛泽东分析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引用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古人诗句形容波匈事件对国内的影响,当时人民内部 思想状况,阐说了以“双百”方针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必要,肯定了九月号《人民 文学》发表的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批评了发表在1月7日《人民日报》上陈其通、陈亚丁、鲁勒和马寒冰联合署名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 的意见》。我们听得如醉如痴,兴奋异常,以极大的热情思考讨论入学三年多来 我们所经历的种种事件,其中“肃反”是一个众多人关注的焦点。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张海琛找我作了一次长谈。记得一天刚吃完晚饭,张 海琛约我散步。我们一道走向操场。远处教学大楼已经灯火通明,近处平时说唱喧闹的宿舍楼则变得十分安静。晚自习已经开始了。在云缝中钻进钻出的 月亮把整个操场蒙上一层薄薄的纱幕。我依稀看见张海琛一脸严肃的表情。 在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全是他在说话。回忆起来,他大概说了如下内容: 一、《三国》、《水浒》里标举的“忠”、“义”等道德不能否定,应该继承;它们对于 处理今天的人际关系有积极一面。二、咱们的肃反搞错了,我班两个批斗对象全都不是反革命;结果弄得一个抬不起头来,另一个干脆跑回香港不来念书了。人与人之间不敢说心里话,人际关系遭到了破坏。三、学校政治思想工作注重 培养“驯服工具”“乖孩子”,没有自己主见的年轻老头,这是错误的。当时,我 就属于“乖孩子”一类学生,对于老师的授课内容、组织上的要求和结论,从不加 思考,更谈不上怀疑。对于张海琛的话,我感到吃惊,觉得似懂非懂。但隐约地 感受到张海琛那种强烈的探索精神和思考的深刻。

　　事隔不久,我们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次日(五月一日),又在《人民日报》上见到了指示的全文。党中央号召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次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整风运动,并欢 迎非党人士自愿参加,帮助党整风。接着,报上刊登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 党派人士批评党内三个“主义”的发言。5月22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我校中文 系教授穆木天《我的呼吁》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党中央”“搭救王蒙”,“铁狮子坟的师大”,“黑暗王国”“一线光明”这些 词语都引起了我们的联想:毛泽东的二月讲话、杜勃罗留波夫的论文标题《黑暗 王国的一线光明》(这里穆木天讲授的“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内容的一部分); 文章所揭发的事实则令头脑单纯只知道生活美好的青年学生大吃一惊。

　　爆炸性的事情发生了。

　　一天(穆先生文章见报的次日)早饭后,我从西饭厅回宿舍取书包,突然看 见宿舍楼前一张刚贴出的大字报,醒目的标题《谜?》吸引了许多人,我也立刻停下来看。大字报不长,说的是师大整风运动开展不起来,是因为某党员领导乱搞男女关系,自己屁股上有屎,不敢引火烧身。署名:415室“底层之声”。顿时,一股怒火从胸腔直冲头顶,我三步并两步直奔415室,张海琛和他的室友正 你一句我一句谈论他们刚贴出的大字报。我上前问张海琛大字报说的是谁。他回答说,穆木天先生告诉他们是党委书记何锡麟,女的是俄语系维族(一说俄 罗斯族)女研究生,一位有夫之妇。何锡麟带她坐小汽车兜风,她的爱人气得自 杀,曾写信控告何。以我们当时的认识,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斯大林 语),党员领导干部远比一般党员优秀得多;在非党群众心目中,他简直就是神 圣得不得了而又能与群众打成一片的模范人物。联想到我当兵时所见那些师、团首长,做报告让你听得心服口服,平时跟战士们一起蹲在球场边看球赛,坐在 炕沿拉家常,个个可敬可亲。而何锡麟毛料制服笔挺出现在大礼堂舞台上,会 一散坐上小车一溜烟去了,再也见不到影子。他平时尽干些什么了?连乱搞男 女关系这样肮脏的事都做得出来,他哪够格当党委书记!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 了张海琛,他平静地说,师大党委三个“主义”不少,帮助党整风,必须把问题揭 深揭透。

　　这张大字报所引发的后果是可以想见的。一时间,校园内大字报铺天盖 地,对“某党员领导”(有的直呼何锡麟的名字)纷纷质问谴责,语气十分愤怒。

　　张海琛等是去了穆木天家才写出这张大字报的。他们为什么要去穆先生 家?一说是穆先生的文章《我的呼吁》引起了大家的惊诧,想去问个明白;一说 是张海琛提议对老教授们做一做毕业前的访问,今后很难有这种机会了。据回忆,穆先生刚谈起何的事,他的夫人彭慧

　　对于何锡麟的问题校党委委员们的态度是一致的,他们反对师生提起这件 事,他们要维护党的威信,差别仅在于表态的语气不同,大多数强硬,个别人委婉一些罢了。学生的态度则分多种:或愤怒(对何),或不满(对批评者),或沉默。第二种自然是与校党委一致的,持第一种态度的同学称他们是“卫道者”, 对他们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中文系研究生班的社团“大家放”,就曾遭到 过这样的围攻。聚集在415室周围我们班的男、女同学是持第一种态度的师大 学生的中坚力量(他们后来全都被定为“反动集团”“底层之声”的成员)。他们 以正义感为基础膨胀起来的政治热情,十分强烈,他们对校党委捂盖子反对批 评何的错误的态度由愤怒而变得失望了。自己干起来吧!不需要也没有任何组织动员、布置安排,大家自动地聚拢来,做着自认为正确的事情。一张专署名 “底层之声’’揭露校领导不正之风的大字报贴出来了,一版版题名“底层之声” 登载同样内容文章的油印小报出来了。措词也许有些过激,但作者的心意却很 明显,他们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帮助党整风。

　　气氛是这样纷攘喧嚣而浮躁,张海琛却表现得十分平静。他常常独坐不 语,似乎在想什么。别人来与他讨论问题,他也只是平静地叙述自己的意见。 回忆他写过的文章、说过的话,他的观点主要是三方面:第一、师大“三害”(指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严重,群众意见大;第二、群众揭露“三害”的积极性高,师大整风成败的关键在于发动群众的程度;第三、要发动群众就要允许开展大民主,即让群众大胆“鸣…‘放”贴大字报,适当时候停课也未尝不可。

　　这些观点获得了大家的认同。在反对部门党委领导的错误言行就是反党, 揭露本单位工作中的问题就是反社会主义,指责本单位“肃反”就是否定无产阶 级专政之类逻辑的指导下,张海深和参与“底层之声”活动(包括本班和外班,与 张海琛有或没有直接联系)的同学全都糊里糊涂地成了“右派分子”。稍后一点《教师报》上署名“本报记者张迈”的文章《他们为什么会堕落成为右派分子》里这样说: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219名本届毕业生中,就有49个是右派分子,70多 名共青团员(包括团内右派)因丧失立场,受到了团纪处分。”“49”,不知道是不 是划定右派分子最后的统计数字。据我所知,415室的李怀仁本来是批斗右派 的积极分子并参与整理本班右派分子的材料,但后来查出他曾指责过本班的肃反,于是也成了右派。回民学生刘根生也是后来被划为右派的。“49”人是否包括这些“后进”者,不得而知,姑且以"49”论,则“右派”人数占了全年级总人数 百分之22.4强,超过毛泽东所说百分之十的一倍还多。其中张海琛所属(也是 "底层之声”所在)一班34名学生,共划“右派分子”13人(其中极右分子8人), 占全班总人数百分之36.1强(其中极右分子占全班总人数百分之22.2)更是大 大超过年级比例。根据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 准》,“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应划为极右分子。 张海琛当然地戴上了“极右分子”的帽子。从那以后,我们就各自忙着检查交代,挖“堕落的阶级根源、思想根源”。我只在批判“底层之声”的全校大会上见过张海琛一面,因为是被勒令旁听受教育的,所以也不可能去细看他的模样。

　　同年十一月,中文系党支派人宣布对我们的处理意见,我们头戴沉重的“极 右”帽子茫然而凄凉地乘火车离开生活了四年多的北京而去,相互告别已成了 不可能,天南地北,各自东西,此后二十二年之间,再也没有见过张海琛了。

二、

　　一晃就是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一个人一生的四分之一,而且是黄金时段的四分之一。 终于到了一九七九年。

　　这年三月,我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55号文件办公室的改正通知。这通知 的到来令我悲喜交集。静下心来,不禁想起与我遭受同样待遇的学友们,他们 大概也收到了同样的通知吧!

　　随后不久发生的一件事证实了我的想法。

　　一天下午,湘潭电缆厂子弟中学传达室的老师傅递给我一封封面印有“衡 阳师专”红字的信,上附“无法投递退回原处”字样。我惊异地拆开,从厚厚的一叠信纸最后一页的角落里看到了“海琛”的署名。多少年的恶习,总以为自己淌 的血比别人多而且浓;这本该熟悉的姓名和字迹居然已经淡忘。读完全信后, 油然生出一个念头:我定要去一趟衡阳。我向一位刚分配来的衡阳师专艺术科 毕业生询问海琛近况,知道海琛双耳失聪。给该科学生上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欣 赏课,下课铃已响多时,仍然眉飞色舞地讲解着,学生不得不上前大声告诉他早 已下课。不知怎的,我突然想起贝多芬晚年指挥乐队的故事,心里一痛,去衡阳 的打算更加坚决了。

　　期考一完,我处理好有关事项便请假到了衡阳。按衡阳师专传达室同志的指点,我找到了海琛的住处。那是一幢六层的教学楼,第六层略加改造,供单身 教师居住。我气喘吁吁地往上爬,暑假还没到,全楼却静悄悄的。最高一层只 有一位二十余岁的男教师在一个大木盆里用木槎板搓洗衣服。询问之后,才知 道学校已开始实习,海琛早已带学生外出,他的门上挂着一把大锁。从那位教 师敞开的室门看,室内面积不大、陈设简单(桌、椅、床、书架各一)。我不知道海 琛居室内是否相同。果真如此,年逾五十的海琛在这里该怎样生活。第一次的 拜望,却这样扫兴,怪我心急,事先未通知他。

　　同年秋,我利用国庆假日又去衡阳(此后曾多次前往)。因为预约在先,海琛早已在传达室坐等。他满面红润,看起来身体健壮。我笑着说:“你的身体比我预想的要好。”他回答:“活八十岁没问题。”这一次,他已搬进专为单身教师盖 的宿舍楼,除居室外,还有数人共用的厨房。当晚住下,不用说几乎是通宵未眠。别后二十来年有多少“沧海事”要说啊!但大多是他说我听;因为我说话太 吃力,不提高嗓门他听不见,只得中途插话择其要略说几句而已。

　　我终于知道了他别后的情况。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打发完去各地改造的“右 派”学生,次年三月,他被送往清河农场接受改造。最难熬的是一九六O年。饥 饿与疾病夺去了他的健康。大病一场之后,他的耳朵已经全聋。六一年摘帽 后,他留在农场。“文革”开始,他被送回湖南,安排在农场就业。当时揪斗之风 大盛,他的弟兄担心他的安全,把他接回衡阳县农村。海琛与乡亲相处十分融 洽,他简陋的住处常是大家聚集闲聊的地方。他的缸里有米,任何人可以随意 盛一些去煮饭,一发现缸空,不知谁又会送米来。他笑说:“这倒像是‘共产主义’式的生活厂他帮助乡亲改良棉花品种,大面积丰产,连附近几个县都派人来 取经。公社让他去讲解介绍,但不准报姓名,更不得泄露身份。人们盛传北京 农业大学来了一位大学生技术员。一九七九年改正后,他来到衡阳师专政史科、中文科,从中国通史教到中国古代文学,专攻“元明清”段。为搜集资料,他每次出差,首先是跑书店。一次外出,在一家小书店居然看到一本钟嗣成的《录鬼簿》。当时在湖南,买这样一类书十分困难。他高兴至极,可惜店里只有一本,早巳被一位小伙子当做鬼怪传奇抢在手中,海琛不得不向小伙子反复说明, 才得到对方的割爱。为了研究《长生殿》,他整整一个暑假泡在图书馆里,每天 八、九个小时,终于完成一篇论文,初稿三万余字,后来在有关学术会议上宣读, 并发表在该校学报上。

　　他把全部精力放在教书育人上,对学生倾注了全部的爱。他有一个抽屉全 部是学生的信。我看了其中几封,信里充溢着的是师生情、父子情。他工资不高,常因资助贫困学生而饭票紧张。他同学生谈学习,谈做人;学生也把心里话 告诉他,包括家庭纠纷,个人恋爱婚姻等等。一九八三年暑假,海琛赴山东泰安 参加学术会议。会毕,同行者急于返校,他却特地绕到浙江肖山去探望一位毕 业生。有一位毕业生买好汽车票去单位报到,行前却又退掉票返回母校,为的 是跟海琛再聚一天。为了学生的切身利益,他常仗义执言。学生宿舍大楼四周水沟堵塞,春季下雨脏水漫进了一楼走廊,砖头排成长龙都难以行走。学生多次呼吁,毫无反响。海琛实在看不下去,一天他把总务处负责人员叫到现场,不 顾人们围观,指着对方鼻子呵斥:“要是你自己住在这样的地方,又会怎样!”并 要求对方赶快解决问题。第二天,水沟果真疏通,楼道积水也已排尽。为此,师生对海琛更加敬重。

　　一九八四年,海琛调任图书馆馆长。当时,该校图书馆条件很差,藏书不 多。他从筹集资金、设计建馆、添置设备、培训人员直到购买新书都全力以赴。学校的支持,加上利用过去的老关系(海琛四八年参加革命,衡阳许多部门有他 的熟人),他终于让校园内矗立起一幢崭新的大楼,里面装备了当时先进的传递 设备以及防火防潮防虫蛀等设施。仅阅览室就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期刊、报 纸以及教师专用等好几个。大楼里明亮、安静、舒适,的确是读书的好地方。

　　最值得提到的是他对母校的感情。他敬爱教导过他的先生们,尤其是黄药 眠教授。一九七九年他去母校,特地拜访了黄先生。那时黄先生的错案还没有 纠正,仍住在两居室的宿舍里,外间堆放着工具,里间则是卧室。先生卧病在 床,听完他简单的自我介绍,便坐起来,靠在床栏上与他谈话。二十多年的沧桑,两、三个钟头是怎么也谈不完的。海琛返校后,与黄先生还有书信来往,诗 词唱和。一天,海琛来湘潭看我,一同逛书店时,发现一本黄

　　海琛自己的日子过得并不轻松。他的前妻留下的女儿与数百里以外的一位煤矿职工结婚后,为着他的原因,户口的“农转非”、夫妻分居、工作安排等问 题长期无法解决。女儿带着两个男孩随海琛来到师专以“黑人”身份在校印刷 厂打工。海琛再婚后,妻子又带来一个十来岁的女儿。全家人的吃用、住房、儿孙的上学、辅导等诸多问题一齐压在他的肩上。生活的艰难并没有改变他的做 人的原则,他从不为私人问题找老朋友开后门。他对党的信念也丝毫没有动摇。一九八六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他教育找上门来的学生,劝阻他们上街游行。一九九一年六月四日,他发病的当晚,还 在写纪念党的生日文章。

　　一九九一年六月五日晨六时,海琛从医务室看病回来蹲厕所时便往下倒。 数人抬上车赶往医院抢救;但无效。中午便靠人工呼吸维持心脏跳动,连一句 话也没有留下。我接到他家属的急电时,正在数百里以外的教学点主持毕业论文答辩,无法脱身,竟连他最后一面也没有见到,成了我终生的遗憾。但党和人 民没有忘记他,他的朋友和学生永不会忘记他。六月十日在市殡仪馆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校党政领导,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各有关单位以及家人、亲友、学生代表等二百多人挤满了会场,一百四十多个花圈堆满了会场四周,仪式始终沉浸在悲痛的气氛中。他的老师刘靖安先生作挽联云:

　　“光明磊落,忧国忧民,哀人生多艰,华夏腾飞伤逝去;
　　诚恳热情,爱生爱友,喜事业有成,马翁含笑出迎来。”

　　张海琛去了,离开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永远地去了。但曾经与他一道遭受过厄运的老同学仍在继续努力,以自己出色的业绩证实自己的人生价值,告慰他在天之灵。下面仅仅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例子:

　　罗宗义,内蒙古赤峰师专中文系系主任,茅盾研究会理事,获曾宪梓高等师 范院校教师三等奖、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所著《茅盾文学批评论》、《回眸集》、 《站立到明天》等获华北区、内蒙自治区等各种奖项。

　　俞安国,特级教师,省优秀教师,享受政府津贴,获曾宪梓教育基金中等师范学校教师三等奖,著有《小学语文教学心理学》(合著)。

　　周作祚,河南新乡一中教导主任,国家级优秀班主任。退休后竭尽平生积 蓄创办华光高中,在当地享有盛誉。

　　王增佑,特级教师,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吴兆钦,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和人民教师奖章,《新编高中语文十用词语手 册》《文学的模糊与语文教学》等科研成果获各种奖项。

　　张德文,省优秀教师,全国职工教育先进教师,市成人教育理论研究功臣, 著《先秦儒家思想三论》,曾应邀赴台学术交流,1987年9月19日《中国教育报》有图片介绍业绩。

彭浩荡：在鲜花和掌声之外的追忆

2002年9月8日,母校北京师范大学百年校庆,校园里张灯结彩,喜气洋 洋,中文系的庆典在一间大厅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历届校友,济济一堂。我给 主席台递上一张条子:“建议在庆典仪式之前,为一百年来辞世的老师和校友默 哀!”会议主持者紧急商议,结果没有被采纳。

　　庆典开始了,鲜花,祝颂辞,掌声,好像一百年就是这样一路辉煌过来的,什 么令人遗憾伤心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切都那么美好,校园的天空永远是蔚 蓝的,没有飘落过一丝丝儿乌云。1957年春夏之交,曾在校园发生过的往事,那惊心动魄的往事,令多少受害者刻骨铭心的往事,没有一点反映……然而我的 思绪却无法平静更难以欢快起来,一幕幕往事一个个人物在我心头浮现,不能 自己……就在此时,一位六十来岁的小个子校友在人丛中出现了,座中有几位 白发校友一眼认出,惊喜地喊了声:“徐福绵”,一把抱住他,相拥着呜咽起来,这 是他们由人变鬼由鬼变人的隔世重逢,万语千言,千言万语,尽在这一声呜咽之中。

　　那么我的追忆就从他开始吧。

　　往事一:为了这一句“再战两盘”,毁了他的一生

　　徐福绵是谁?这要追溯到1958年初。

　　师大反右斗争结束,数十名各个系各个年级“认罪态度恶劣”(即不承认自 己的言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学生,被送到北京西郊农场“劳动考查”,其 中,年龄最小的,就是中文系一年级的徐福绵了,仅仅十八岁,但你可别小看了 他,他的知识面相当广博,读过很多书,思维敏捷,言辞犀利,颇有才气,也少不 了有点傲气。在这个右派群体中,我和他相处得很好,他经常笑眯眯的,没有脱去少年人的稚气,大家都把他当小弟弟看待。几年下来,“劳动考查”的同学陆 续分批离开,星散四方。“文革”后二十年中当年的难友们相聚了两三次,惟独 没有见到他,听说他在新疆戈壁滩受了很多苦,且心脏常发毛病,因此我们最为 牵挂的就是他了。

　　这次母校百年校庆,他作为全国特级教师,被学校特邀返校,中央电视台对 他进行了采访报道。四十多年后难友们重逢,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当 年的十八岁少年,而今已是满脸皱纹的花甲老人了。

　　他是1956年秋进入师大的。国庆节游行时,他要求安排到靠近天安门的 那一排,当时喊“毛主席万岁”把嗓子喊哑了。1957年的一天晚上,在宿舍有两 位同学下象棋,下得很晚,有人说别下了,他说了一句“再战两盘”,没想到开批判会时,同班的一个左派张X突然站起来揭发他:“徐福绵喊,‘我要战争”’,主持会议的头头声色俱厉道:“记下来,记下来。徐福绵你要老实交待,要战争干 什么?”

　　他半个世纪蒙在鼓里,不知为何打成右派,就是为这一句“再战两盘”毁了 他的一生。

　　61年年底他从西郊农场返校,62年摘掉了右派帽子,他深受鼓舞,万分高兴,于是自动报名到新疆去报效祖国,谁料同路的一位女同学出于同情向他透露了一个情况,中文系的女头头汪X X临行前交给她秘密任务,要密切注意徐 福绵的动向。他听到后,心凉了半截。到喀什二中后,他的教学受到学生赞扬, 但总有一双极左的眼睛盯着他,鸡蛋里挑骨头,于64年捏造了有关他课堂上的 “反动言论”。比如他说,“慈禧太后很凶狠经常谩骂汉族大臣”,这话居然也算 反动言论。当时他不服气,受到一女左派训斥:“右派摘帽与否,都是右派,你永远和普通群众不一样,你一辈子都要夹着尾巴做人。”到此时,一心认真改造的 他,才知道自己过去太天真了,以为摘了帽就不会再被没完没了无事找事地纠 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