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期·地主专号 2010年11月1日     9月1日

由真相而和解  出黑暗入光明

卷首文——

莫忘造文献    焦国标

因编本期《黑五类忆旧》，浏览到陈思和教授的《六十年文学话土改》一文。该文有句话引起我许多联想。这句话是：“在1949年为起点的当代文学史上，几乎没有人为此（土改）写出激动人心的文学作品。六十年的大陆当代文学史上几乎没有产生过土改题材的杰作。”

我的联想之一是，大陆六十年当代文学史上，“几乎没有人为此写出激动人心的文学作品”的“此”这个代词，实在上不止可以代土改，也可以代这六十年里的一切重大历史题材。土改题材固无杰作，镇反、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六四、法轮功、拆迁、野蛮计生这些题材又如何呢？有杰作吗？同样没有。

联想之二是，不止是文学领域“没有产生过土改题材的杰作”，史学领域有吗？同样没有。中国每一所文科大学和综合类大学都有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各省市区社科院里都有历史所，那里的历史学教授副教授、研究员副研究员“多如海沙”，可是以土改为题材的历史杰作又有几部呢？不止以土改为题材的，以镇反、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六四、法轮功大迫害、野蛮拆迁、野蛮计划生育为题材的历史学著作又如何呢？不也同样影子也不见吗？

联想之三是，学者要研究文献，更要制造文献。中国是文献大国，所谓学者就是在文献里找食儿的人。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学者不仅要在文献里找食儿，还应该，或者更应该，制造文献食粮。你研究的文献都是祖先造的，你也应该制造文献，留给后人当矿藏，让他们从中寻宝找食儿。

职是之故，大学里的教授副教授们，研究所的研究员副研究员们，不要单单吃文献，也要花一些精力把身边脚下的资料想办法保存起来，供后来的同行享用。如今是硕导、博导满街走，可是迄今我没听说哪个硕导、博导组织自己的研究生编纂土改、镇反、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六四、法轮功、拆迁、计划生育等等当代最重大题材的文献。

联想之四是，当代中国学者分两大类，一是书斋文献学者，一是御用歌德学者。这两类学者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眼睛都是朝上、朝虚，下层民众不入其目。前者的人格理想是传统的士大夫，后者的人格理想是政府官员。士大夫不考虑小民生活，他们考虑的不是四书五经就是宫廷政治，都是大话语。胡适、鲁迅、陈独秀不谈四书五经宫廷政治了，换成谈民主谈自由谈国民性谈朋友谈文坛对头谈军阀政客了，仍然一如旧士大夫，作品里几乎不见下层人的灾难。

因而我建议硕导、博导们组织自己的研究生，搞搞土改、镇反、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六四、法轮功、大拆迁、计划生育等当代重大题材的文献编纂工作。网上就有很多零散的资料，让学生分门别类做做收集整理编辑的工作，丰富一下文献宝库，也是挺有意义的研究项目。

                 目    录

土改惨祸…………………………………………………吕政天（04）

粤中土改杂记……………………………………………牧  惠（13）

爸爸的出身障碍…………………………………………鸭  山（16）   

我家七口亲人是这样被饿死的…………………………李发刚（18）

我在恐惧中长大…………………………………………陈破空（22）

毕业报到的冷遇…………………………………………黎学智（25）

土改受害者郭正洪………………………………………廖亦武（28）

刘文彩水牢真相…………………………………………马成广（34）

康生纵容乱打乱杀………………………………………佚  名（36）

道县杀人一例……………………………………………贾  月（39）

摘帽前后…………………………………………………同  年（41）

一定把官当到厅级………………………………………刘加民（44）

花桥乡的土改记忆………………………………………苏  人（45）   

台湾的土改………………………………………………康  慨（51）

晋绥土改暴行种种………………………………………余  任（53）

土改如何算剥削账………………………………………叶匡政（56）

地主袁力锋之死…………………………………………佚  名（59）

十指点灯…………………………………………………张家正（62）  

土改是如何运作斗地主的………………………………李巧宁（64）

土改的目的和恶果………………………………………陈沅森（74）

被斗的两个地主婆………………………………………网  友（81）

今天我批准你哭…………………………………………王俊义（83）

一对同案少年……………………………………………南  山（85）

好地主李元彬……………………………………………江义高（87）

我结识的地主之家………………………………………李遗民（91）

土改暴力的文学反省……………………………………陈思和（94）

土改惨祸    吕政天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在中国大陆西南山乡读小学。我县是个盆地，周围是山，中间是偶有丘陵的平原。我村就在平原中部，300 多户人家。那里气候温和，一年四季树木长绿，溪水长流，百花盛开，湖光山色，美不胜收，风景十分秀丽。一年稻麦三季收成，人们忙碌勤劳，吃的虽不算好，甚至有时吃不饱，但十分康乐。我从小就会喂猪、养鸡、放牛、割草、养鱼，稍大一点就下地干活，拔秧、插秧、耕田、割稻全都干。虽然很累，却也十分乐意去做。

贫富差异是存在的。我村最富的那一家，有土地几百亩，房屋几百间，还有池塘、草地、竹林，还有人在政府当官，也有人经营工商业。1945年左右，他家就有小汽车。不仅在我村，在全县也是出名的富家。尽管他家家财万贯，但很少人妒忌他，更没有人说要去偷他抢他。大家都知道，他们家人勤快，有文化，会经营，财富是清白做人代代积累的。他们家有钱但不乱花，当官但不腐败，还出钱在村里办很漂亮的小学和毡靴厂，嘉惠一方。我村的孩子上小学、中学均免收学费甚至杂费。所以村人，甚或外村人，一提他们家，都是十分敬仰的。老人教小孩时也都以他家为榜样。

村里的贫穷人家，也家家户户多少都有一点田地。每个人能力不同，性格旨趣不同，命运经历不同（比如遭遇疾病、事故之类），导致贫富也有差异。全村300多户人家，分住在几个小区域。我家居住的那一块儿，共15户人家，15户人家又分前村后庄。家家地亩数和经营方式各不相同。

有一户是典型的农业户。户主和妻子十分能干，使牛、种田、挑担什么都能干，一天忙到晚，有时还挑灯夜战。不过，他们一家都没文化、不识字，四个儿子一个女儿都种田，偶尔做点生意，虽辛苦，但很少偷摸。让他们干别的也不会，就这样平平安安地生活。

还一户是专门做棺材生意，开小店，不种田。虽然有钱，人们也不愿学他，看见他怪腻歪的。还有一户，做中人，为买牛卖牛者做中间牵线人，也能赚点钱。他家大儿子还会医术，在本村一家私人医院工作，也有钱。但是做中人、行医也不是人人都能干的。每只鸡都带俩爪，各刨各的食，各找各的前程。外村还有做豆腐、宰猪、卖肉的专业户，还有土建专业村、将军世家等等。

总之那时人与人，人与自然，是和睦和谐的。虽有矛盾，但更多的是相互依存，绝不像共产党宣传的那样充满阶级斗争，充满仇恨，而且是你死我活。

我们那15 户人家，多数人勤勤恳恳、辛辛苦苦、早出晚归，凭力气和本事吃饭。也有两户人家游手好闲、好吃懒做，被人称作二流子。其中一家兄弟俩，年青时在外经商。老大忠厚肯干，事业有成；老二吃喝嫖赌，一事无成，未到中年就病死了。老二有二子，文化不高，仅小学或初中毕业。其中一子小名野仔古，奇懒无比，且诡计多端，为人十分奸诈。野仔古之弟火仔性暴狠毒，野蛮刁悍，敢把人活活打死。解放前夕，这一家由外地返回老家，因无文化，也无财产，又好吃懒做，没个正经，故生活无着。野仔古、火仔两兄弟经常打人、坑人、蒙人，或耍流氓痞子手段借人东西不还。哥俩也经常互打。1949年以前，这兄弟俩就对我家的东西十分垂涎，迫于国法，也不敢过分造次，只是暗中偷偷摸摸罢了。

另一家有个儿子叫更夫仔。其父没文化，靠种田为生，娶有一妻，多年不育。其时我曾祖父自学成才，考取秀才，被委任为我县县长。更夫子之父因不想种田，便求我曾祖父给他在县里谋点差事。我曾祖父为人甚好，便把他留在县衙做报信看门之类的事，晚上兼任更夫。后因生活好转，又娶一妻，生一子一女。一子就是更夫仔。这更夫仔长到10来岁时，其父死。他读完小学也就不读了。更夫仔既怕吃苦，又没别的本事，除了应付着种点地之外，每天摸鱼捉虾、挖笋伐树，懒懒松松稀里糊涂过日子，是一个十足的二流子。

我家原是贫寒人家。曾祖父早年，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其父给人当长工。可是曾祖父努力读书，自强不息，考中秀才，官至县长。又与乡人集资办学，亲自授课，成绩斐然。他还精通医术，常免费为乡人治病。他为官清廉，乡人许之。曾祖父生有五子，除让一子外出求学深造外，其余各子均在家务农或经商。通过艰辛劳苦，盖了房子，还买了十余亩土地。

由于操劳过度，除我祖父、五叔公活过60岁之外，曾祖父的其他三个儿子均英年早逝。我记事时，我祖父成天放牛、割草、养塘鱼、养猪，我祖母、我妈、大妈和几个叔叔天一亮就下地干活，挑粪、插秧或车水灌田，没闲过一时一刻。我也帮他们干活，种花生大豆时，我妈翻地我放种子。晚上祖母、母亲、叔叔们还要纺纱织布，常常累得倒头就睡。

曾祖父当过四任县长，死后政府和百姓还为他树碑立传。我上小学每天都从他碑旁经过，心中常有一种荣誉感。我叔公（祖父的弟弟）靠着我祖父在家从事农副业劳动支持他念书，最后考入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历史科。解放前当历史、文学教授，是当地颇有名气的历史学家，并被国民政府委任为省府委员。

我祖父临近解放时当过近一年的粮食仓库保管员。我伯父当过中学教员，解放后又考上研究生，当了大学讲师。我父亲解放后参军当过部队文化教员。三叔参军去过朝鲜，其余两个叔叔解放后上中学，后来失去联系，几十年后才知道他们最后当上工程师和大学副教授。

我们是耕读之家。即使当学生或教师，平时寒暑假只要有空或没空也要挤时间参加劳动。我的几个叔叔，一放学就先去地里收稻子或挑担子、打场，很忙很累，但农活再累也要念书。中午干完活很累了，我爸把门板卸下，放在地上躺着睡觉。我们躺下时，即使再困也要先看看英汉字典，学几个单词再午睡。

环顾周围各家，没有一家像我们家那样努力、那样上进。我们家在十多户人家中真的如鹤立鸡群，文化高、作风正派、道德高尚。

解放前那三五年，我母亲、我大伯母、我奶奶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还有一个叫外乡仔的青年也是我们家的主要劳动力。每天在农田干10多个小时，农忙时也有请人或换工的。我祖父、几个叔叔和姑姑，也都参加劳动，不仅种田，还养猪、养牛、养鸡、织布，是个典型的自给自足之家。因有在外做事、教书的，家里有点活钱，生活略比一般邻居好一些。

土改那年，来了工作队。他们摸底调查，扎根串联，也到我家吃派饭，认为我家是团结对象，还把我妈借到土改工作组，帮助成立农会搞妇女工作，计算成分等，常常深夜开完会才回家。最后，我家被定为中农，村里那位首户被划为地主，房子、土地被分，还有几户被定为富农。与此同时，学校、地方剧团大演白毛女。村民对地主黄世仁都很痛恨，但并不往本村联想。他们认为黄世仁是外地的，外地地主坏，本村地主好。我在学校也很积极，入了少先队，帮助共产党宣传这宣传那。

土改结束了，过了差不多半年没有什么事。可是突然从传来消息，要搞土改复查。我们家人想，复查就复查，还能咋的？但是形势越来越紧张。派来的工作队员也不到我家吃派饭了，更不找我妈开会了。原来邻居见面都有说有笑的，现在见了，立即收住笑容，把脸一扭就走了。一些要好的邻居偷偷给我们送信，说工作组要搞你们家。我们一听都大惊失色，如雷击顶。

后来得知，我县土改工作结束后，请来专区、省的检查团验收。他们均认为可以通过了，便呈报中共中央，结束土改。谁知中央报告毛泽东，请其批示，毛竟批示不通过，说这是和平土改，要推倒重来。原来毛心中有个百分比，每个地区地主户数不能少于这个百分比，否则就要重来。中央抽调大批外省的土改队员，直下到我县我村，重新摸底，主要是要增加地主户数。

我家已被他们圈定了！听说要定我家地主，我们的二流子、地痞、懒蛋、投机分子邻居们可高兴坏了！第一次土改时，他们知道我家有三个劳动力，定不上地主，他们也就分不到东西，便懒得动弹，不开会不学习。看到临近小区域的穷人又分田地又分房，还大把大把东西往家拿，都眼红得不得了。现在听说来了新的工作队，要定我家地主，他们就像服了兴奋剂一样，个个都来精神了，摩拳擦掌，恨不得把我家一口吞了。

他们经常在我家周围东张西望，有时还用脚步丈量什么。看见我们家人，他们眼中喷射出异样贪婪的目光，像是恶狼见了羔羊，随时准备扑上去撕咬。他们常常通宵达旦灯火通明地开会串通、挑唆。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气氛，使我们十分害怕。特别是我爷爷奶奶，原本十分积极乐观，突然变得眼光凝滞、唉声叹气，常常抚着我们的头说什么时候你们能长大一点呀！我和爷爷奶奶睡一个屋，几乎每夜醒来都看见他们在昏暗的灯光下相对长叹，有时还掉泪。

灾祸终于降临了。一天，我家突然闯进十来个人，还有四个民兵，用枪口指着我爷爷奶奶和我妈。几个人上来就把他们按倒，用绳子五花大绑，戴上高帽，背后插上竹签，拖着就走，我七八岁的妹妹也被拉走（其他家庭成员不在家），最后被推到早已准备好的斗争会场。

几个民兵上前一踢就把他们按跪在地。这时台下一片呐喊，口号声、锣鼓声乱成一片。接着就让他们事先教唆好的人一个一个上来控诉斗争我们。但是说来说去也说不出什么所以然，最后就把更夫仔父亲的前妻，90多岁的老太太，扶上来控诉我们。老太太说我祖父乘她房子着火之际，迫她卖房欺压她，还动手要打我爷爷。实际是，更夫仔父亲过世后，他的两个老婆便分开单过。有一年，大婆住的房子（只一间）失火烧光，十分困难，缺吃少穿无房住，大家就想办法，安排她住进一个低矮的小房子里。她想把房子烧后的地基卖掉，就找到我爷爷奶奶。当时我家没钱，也无此需要，且她的房基地与我家房子也连不起来。可她三天两头来说此事，死乞白懒要我爷爷奶奶买下。我奶奶心肠软，被她缠得没办法，就从我们口粮中扣出两斗米，说是买房，实际是送她两斗米才算了事。此后地基就放在那里，谁也没动。这个老妇，平时我们对她不错，她还乘机讹诈我们。现在在工作队教唆下，她非但不感谢我家，反而恩将仇报，欲把我们至于死地。真是人性何在，良心何在！

最后工作队宣布，从即日起，我家的成分被定为官僚地主！我爷爷本人是官僚地主分子，祖母和我母亲均为地主分子，监督改造。我母亲、祖母是全村公认的好劳力，天天参加体力劳动，还要你监督改造吗？说我爷爷是官僚地主分子，他当过什么官？不就当过几天粮仓保管员吗？说我们家从粮仓挑了粮食回家。是挑了，可是是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挑回来的。当时发不出现金工资，是以粮代薪发给我爷爷的。

更为可笑的是说我们家雇了长工，实在是无稽之谈！他们说那个外乡仔就是我家的长工。那么那个外乡仔是怎么回事呢？那年我叔公外出回家，路经灾区，看见不少少妇把孩子丢在路旁。有个三四岁的弃婴，哇哇哭着向他扑来。他不忍心离去，就把他带回家。家人也都十分喜欢他，就当自家的孩子养着。因他来自外乡，小名就叫外乡仔。大了送他上学，一直养到十五六岁，读到小学毕业。因他生性好动，天资又不是很高，小学毕业后（当时文化已不算低了）不愿再读书了，就与我家的人一齐干活，一样吃穿。身体长得十分健壮，20岁左右，仪表堂堂，肤色红中带黑。我爷爷为了让他日后成家立业，费心机托朋友特意在一个工厂找到一份他十分胜任又有工资收入的工作。他很高兴，和我们家人关系也很密切。

工作队搞土改复查欲置我家于地主成分，可是很明显，我家主要劳动力十分充足，达不到定地主的条件。于是，奸刁狡猾又无耻的土改工作队就和铁蛋、更夫仔以及诡计多端的野仔古等人串通一气，想把外乡仔作为突破口。他们用尽心机，极力挑唆外乡仔，并许诺他只要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以后好处大大的，还可以分到好房子好地。可怜又可恨的外乡仔，背叛了自己的良心，对我家恩将仇报。在一次斗争会上竟说他是我家的长工，我们家人如何虐待他、迫害他，不给他饭吃。我家就这样有了长工，就这样被硬定为地主。

定了地主之后，全家可就惨了！我在部队工作的父亲，被以地主家庭出身不宜在部队工作为由遣送回家。起初还能教书，或给人补习，随后越来越恶化，至1957年，我爸被打成右派，劳动改造。

我们这些地主家的狗崽子也遭殃了。我在学校念书，尽管每天要做苦工，但成绩十分优异。我经常没钱交学费买书，老师主动给我垫钱。即使这样，还不让我念下去，说我是专政对象。我含泪离开了学校，每天修路、挑石头、挑沙子。我一个叔父，高中毕业，考的成绩很好，但学校拒收地富子弟。他悲愤交加，一天背着家人，拿了一盒火柴跑到后山坡，坐在老祖宗的坟上大哭一场之后，把整盒的火柴往肚里吞，想以此了却一生。幸而被一位放牛的老汉发现，经灌肠才捡回一条性命。另一个叔叔，解放初参军，在部队搞医疗卫生工作。家里被定为地主后，很快也被送回家。仅有的一点就业费，也被村里那些流氓无赖骗走。他生活无着，精神失常，疯了。

但这些都不算什么，最惨的是我爷爷奶奶！田被分了，房子也被分了，想祖先吃了多么苦，我们也辛苦了大半辈子，竟落到如此凄惨境地！可是那些二流子，那些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流氓、地痞，却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一个个入党升官，当了什么农会主席、民兵干部，个个趾高气昂！他们实在真比土匪强盗卑鄙千倍万倍。土匪强盗抢了人家东西也就罢了，可是这帮土匪强盗明明自己是土匪强盗，却说自己是最革命、最光荣。土匪强盗抢了人家东西，还放人家一条生路，他们却要害你一辈子，压榨你到死为止。

他们就住在我家最好的房子里，每天天一亮就象吆喝牲畜一样把我爷爷奶奶叫醒，稍晚一点就咚咚乱踢门。爷爷奶奶出来后，就被他们押着出去做苦工，一连几天十几天甚至几十天，非但累如牛马，还分文不给。想问个究竟，他们把脸一沉，露出可怕又狰狞的面目说：“你们知道吗？你们是监督改造，还想要工钱！”

种田吧，留下一点田，非但土质不好，不易灌溉，而且季节已过，又无钱买肥料，只好种点杂粮什么的。这帮丧尽天良、灭绝人性的东西，非但不给我爷爷奶奶种田的时间，还把统购统销分下来应由他们向国家交售粮食的指标压给别家，而别人的购粮指标却被他们贪占，害得人家没饭吃。本来我家有几个学生，可以向国家买粮，可他们就是不开证明。他们有购粮指标，又坑蒙拐骗弄来钱；有了粮，又有钱，就大吃二喝。吃饱喝足了就干坏事，就大生孩子。那个敢把人活活打死的火仔一连生下七个孩子，前六个都是女孩，最后生下一个男孩。高兴得昏了头，大摆宴席庆贺，共有六七十桌，气派热闹的样子简直难以形容，不知道比过去所谓的地主阔气多少倍。过去他们好吃懒做败光了家业，一旦有机会，他们铺张浪费起来比真正的地主不知要厉害多少倍。毛泽东说他们最革命，是革命的主力军，其实他们最想发财，连做梦都在想怎样抢人家的东西发财，这帮无聊无耻的东西！

我爷爷既无粮又无钱，还要做苦工，饿昏了，实在没有办法，就到人家喂猪的泔水缸里去偷捡又臭又烂的白菜叶子充饥。一次被我看见了，我眼一黑，鼻子一酸，扑通一声就跪在地上了。我抱头大哭！“奶奶，你把我们拉扯大，辛苦一辈子，过去再苦再累你都不怕，怎么今天竟惨到这等地步啊！当晚辈的不能报答你养育之恩，真是罪该万死啊！”奶奶只是掉泪，毫无办法。

爷爷奶奶连累带饿，还遭那些猪狗不如、忘恩负义、丧尽天良的歹徒们管制，实在抗不住了。一天早晨，爷爷走出家门，跳水塘自杀。等到找到他的尸体时，已被水泡烂了。我奶奶一看，什么也没说，过几天上吊自杀了。家人为她收尸时，眼睛怎么都合不上，真是死不瞑目啊！

在外工作的三伯父一直音讯全无。我们明知凶多吉少，但还是忍悲含泪，竭力不去想他。终于传来的噩耗是：家庭被定为地主后，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工厂劳动，文革挨游斗，惨不忍睹。在一次批斗会上，他头戴高帽，双手被绑。但他突然挣脱绑绳，推开旁人，越过栏杆，从四楼跳下，脑浆崩裂。

三伯父死后，他们不许我嫂子哭，要批斗她。人性、天理、良心在他们的字典里早已是罪恶的东西了。嫂子怕我们伤心，迟迟不肯、不敢把消息告诉我们。最终我一听到这个信息，当即晕了过去。

我父亲早已不想活了，只是忍辱含垢，再挣扎几年，把孩子养大一点。但是这环境、这形势，我们这号好人还能活吗？全身灌满邪魔的二流子们早已成仙成妖了，他们大办人民公社多吃多占，大办食堂顿顿鸡鸭鱼肉，大刮共产风吃吃喝喝，他们除了吃喝什么都不知道。那个奸狡诡诈的二流子野仔古，白吃白占成了瘾，自己不养鸡，竟到公社去诬告我爸偷他的鸡。我爸我妈没有办法，含着眼泪把唯一能下蛋的母鸡给了他。

我爸万般无奈，满腹经纶的大学生为了拉扯几个孩子，最后只好去学理发。可是那些狗东西连理发也不让我爸干，说我爸利用理发宣传封资修，砸了他的理发挑子。已经活到头了，我爸心一横，把几个小的孩子托人送到江西，给了人家。那几天，他好像心情好了，有说有笑的，谁知那是在最后安慰我们！那几天，他收工后总说去挖点野菜，然后就独自一人背着锄头走了。有一天，再也不见爸爸回来，我妈、我和大弟弟都着急了，四处叫喊，不见人。我们连哭带跪，求人帮忙寻找，黄昏时分才在对面山坡上发现了他。只见他躺在一个墓坑中，旁边还有一个装敌敌畏的大瓶子。我一看明白了，原来那几天他一人背着锄头出来是给自己挖坟墓的呀！墓坑挖好，喝下敌敌畏躺下，永远离开我们去了。我一时急火攻心，哇的吐了一大口血，栽倒在地不省人事。我妈一看也一头栽倒，但很快就爬起来，朝旁边的池塘一头栽去，幸被人死死拽出才幸免一死。

我们把父亲的尸体收拾好，火化后，我用一个小塑料袋装了一小撮父亲的骨粉藏在身上。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掏出装着父亲骨粉的小塑料袋，放在一块石头上，然后退了两步，趴在地上向它磕头。我说：“爸爸呀爸，孩儿不孝无能，未能报答你的养育之恩之万一。今晚望你在天之灵再助孩儿一臂之力，助我逃出魔窟。”说完，泪水雨下，我把父亲骨粉重又藏好，然后紧闭眼睛，纵身跳入波涛翻滚的大海中，游向茫茫的对岸。我大声喊：“老天呀，你开开眼吧！真理何在，天理何在？”

粤中土改杂忆    牧  惠

1950年代初期，我在中共粤中地委（现江门市）工作。土改中，那里发生了好几宗大冤案，如江门镇郊的楼山事件，鹤山县的宋森被逼自杀事件，恩平县的松仔岭事件。当时我被调去搞地区直属机关的三反，不在土改第一线，对这些案件虽略有所闻却不得其详。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之后，我几次动员身历其境又身受其害的原粤中纵队司令、粤中地委书记吴有恒抽时间写一本回忆录，把他所见所闻的左祸写下来供后人见识。但是，吴有恒断然拒绝我的建议，甚至根本不愿再同我谈当年的土改。作为他的老兵，我很不理解，却又不敢问为什么。

事后证明，1956年以前，广东历次政治运动错伤很多干部，与当时陶铸为代表的一些南下干部对广东地方干部的看法大有关系。1952年夏，陶铸在华南分局党校对学员讲话说：“我到广东后看出，广东地近港澳，封建势力浓厚，殖民地化最早、最深。过去参加革命的人大多是地主、官僚、资本家家庭出身的人，因此我们估计，广东的干部地（以）上的全部是我们的，县一级的干部大部是我们的，小部分是人家的，区以下的干部则小部分是我们的，大部分是人家的。”南下干部这股极左势力对广东地方干部是歧视和蔑视的。

且看楼山事件是怎么回事。楼山靠近江门，粤西区党委和粤中地委都设在江门，于是楼山不幸成为领导们的土改试点。这时，粤中地委书记吴有恒已被调到区党委当秘书长、宣传部长，新来的地委书记把自己从湖南带来的一批以廖原为首的土改队员，派到楼山搞土改试点。廖原到楼山后，原武工队员、现任楼山乡长李波热心向他介绍了该乡的历史和现状，表示积极配合他们的工作，廖却不予理睬，偏要选中两个参加过同安堂反动组织的人为扎根对象。廖原一伙人依靠这两个人，用逼供诱供加上酷刑手段，挖出一个40余人的“特务组织”及其“反共救国军冈州楼山大队”的番号，李波竟然是该大队的参谋长，地主苏东海为司令员（只有解放军才称司令员，廖原搞假一眼即可看穿）兼大队长。不到一个月，就逼供出特务、特嫌200多人，逮捕扣押40余人。

廖原于是被请去作典型报告。听报告后，吴有恒凭自己的经验判断说：“廖原这个典型报告是假的。”并指出了破绽所在。可是区党委领导却仍安排廖原到华南分局机关作报告。吴有恒看了廖的报告文本，发现这些报告是从湖南《土改简报》上抄来的。县公安局长庞震也提出怀疑，派出调查组前往调查。经调查，证实廖原提供的材料不可靠，并了解到土改队酷刑逼供情况。在此情况下，地方领导仍批准廖原的做法，称楼山案民愤很大，群众要求押解“特务”回乡斗争。由此引发乱打乱斗，仅木朗村一天便打死4人。李波被打得含冤自杀。另有4人以特务、地主、恶霸罪名被枪毙。而且枪毙是在专员兼广东省人民法院粤中分院院长谢创坚决不同意的情况下执行的。

半年后的1952年6月，粤西区党委在不断听到楼山广大群众不满呼声的情况下，派吴有恒亲自率领检查组到楼山，终于查清楼山事件纯属混入共产党内的三青团区队长廖原制造的假案。廖原和他的合谋者赖志群被正法。然而对此案负有直接间接责任的县、地、区党委并没有一人被处理，甚至连检讨也不必，报纸上更未出现半个楼山事件的文字。李波和其他被害多达20余人的干部、群众白白地成为牺牲品。在连南县，副县长邵良楚捏造县府内有“反共救国军”，司令正是县委书记兼县长成崇正。三人被枪毙，成崇正入牢，株连了三百多干部受冤。

陶铸来广东搞的两次反地方主义、土改整队，不知伤害了多少地方干部。粤北连县还发生一桩以老干部父亲的人头来开展政治攻势的冤案。这位老干部的父亲，充其量是一般地主，没有罪恶，可是土改开始就被枪毙了。据他们说，不杀老干部的父亲，声势不够大，只有杀老干部父亲才能起到强大“政治攻势”的作用。

广东华侨多，许多就是海外打工仔。他们节衣缩食寄钱回乡盖起房子，买回三两亩田，让在家守活寡的妻子（往往再加一个养女）能过上粗茶淡饭的日子。这些侨眷根本不是地主，但是为了多分果实，仍然把她们划为地主，房屋被没收。华侨和侨眷不但身心受到伤害，有的眷属甚至被斗死或被迫自杀身亡。恩平君堂镇石潭村一旅美华侨郑家宰夫妇，1952年在土改中被当成地主批斗，还迫使他们写信给在海外的儿子郑XX寄3千美元回来充作斗争果实。郑家宰夫妻二人，走投无路，一起自缢身亡。郑XX在外闻讯之后，捶胸顿足，悲痛万分。后来，他家虽被端正了政策，由华侨地主改为侨工，但作为儿子的郑XX一直对父母的惨死耿耿于怀，不但对共产党满怀仇恨，而且对自己一位在外地参加土改的亲侄也甚为不满，怀疑他与自己的父母不幸被害有关，足足长达42年都拒绝与之来往，音信全无。

爸爸的出身障碍    鸭  山

爸爸因为地主崽子的特殊身份，被禁止上高中，最后考进县农业技术学校。在学校，爸爸人际关系特好，为人仗义，处事能力强，被选为学生会主席，主持学生会日常事务。部队来县里招空军一名，爸爸被校方保送，经体检面试，爸爸成为全县唯一的胜出者。最后政审一关，爸爸因为是地主崽子，被取消了参军资格。

那时恰好赶上三年大饥荒，家家都没有粮食吃。秋季，爸爸去挖老鼠洞。老鼠洞与人类的房子布局一样井然有序，分为卧室、库房及厕所。鼠洞里的粮食很多，摆放得很整齐，而且各种食物绝不会混在一起，都是分类摆放。爸爸挖得许多粮食，供自家食用。冬季，爸爸一个人赶着马拉爬犁，走到几十里以外的芦苇塘去打鱼。把苇塘上的冰层打破以后，不计其数的野生鱼就都争抢着来呼吸空气。这时爸爸拿起插捞子（捞鱼的用具）直接舀鱼就可以了。每次去都可以打几麻袋的鱼，自家吃不完，身为地主崽子，又不敢拿到集市上去“搞投机倒把”，只好悄悄便宜点儿卖给商贩，贴补家用。

爸爸毕业后被分在某小学担任班主任工作，由于与学生年龄相差无几，工作起来倒也得心应手。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爸爸的一生。他班里有个年龄较大的男同学，经常对同学们说学校某未婚年轻女教师不正经（男女作风不好）。该女教师知道后，哭哭啼啼找爸爸告状。爸爸是个急性子，加之年轻气盛，把那个说闲话的学生找来对质。他不承认，爸爸一气之下打了他俩耳光。事后挨打的学生家长知道了，告到校长那里。校方决定让爸爸写检查，爸爸拒绝写。本来就不喜欢当孩子王的他借机辞职，校方以不给爸爸户口为由力挽他。他最后放弃了户口，选择了辞职。

爸爸来到双鸭山市的大伯家，大伯通过关系在双鸭山给爸爸重新上户口。爸爸为别人家拉煤，掏火墙，建房子，苦活累活他都忍受。后来县里征兵，全县只有几个海军名额，爸爸报名后，体检等各项都合格了，等到政审时，因家庭成分是地主，又被拒之门外。

1963年，中铁二局在双鸭山等城市招工，爸爸报考后被录取，从此在中铁二局工作。那时东北的铁路网最发达，南方几乎没有铁路，爸爸他们就在贵州一带修隧道，建桥梁，铺铁路，在外漂泊。

1967年，爸爸与当民办教师的妈妈经媒妁之言结婚了。爸爸工作努力，为人得到领导、同事的认可。中国与坦桑尼亚建交后，援助坦国修建铁路，爸爸与另一位工程师做为二局十三处的佼佼者，成为预备援坦的技术人员。政审时，爸爸又因地主出身而被取消援外资格。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爸爸的单位停工，工人天天打扑克，打麻将。当权派被打倒了，造反派头头是爸爸的光腚娃娃朋友，权力都交到爸爸手里。可是在家中的妈妈，却因为与地主崽子成婚，混淆阶级界限，被校方辞退。  

我家七口亲人是这样被饿死的    李发刚

我们一家的变故发生在1952年的土地改革。父亲接手当家时，家里有三四十亩地。土改工作队进村之后，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很快摸清我们家的底细：当地首屈一指的土墙瓦屋，仓里有粮，罐里有油，圈里有猪，不仅土地多，而且雇长工、请短工。雇工就有剥削，剥削就是地主。工作队发动群众诉苦，将我父亲批斗一阵，理所当然划为地主。更要命的是父亲还有二房，便被认定为霸占民女。于是这个只会读诗文、从不与人红脸的文弱书生被定性为地主恶霸。

民兵一绳子把父亲捆到官渡区公所关了起来。在关押的几天里，由家住官渡的一个姑姑每天给父亲送饭。老家干沟自然村的村民，念及我父亲乐于助人、兴办学堂，便经过商议，利用送公粮到官渡镇的机会，联名具保我父柯大本。区公所派员核查后，居然接受民意，把我父亲放了。

可是不久，乡政府又派民兵到我家，命我们一家人到堂屋集中，将父亲单独另关一个单间，由民兵持戒专人看守。土改工作队在堂屋向我们一家八口人郑重宣布：瓦屋房没收，上山住岩洞去。并要我们只能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然后民兵从我家拿出一口原来煮猪食的破锅，一个背篓，一钵没吃完的“合渣”，还有一口袋苞谷皮磨成的粉子（我家原来喂猪的），命令我们立即走人。

在民兵的监督之下，我们一家来到离家十几里的一个无名山头。我们离家后，父亲在村里被群众大会斗争过几次，最终由我母亲陪斗之后，被押送到官渡区公所。不久被判刑，解押到沙洋劳改农场劳改。后来的事实证明，坏事变成了好事，他因没留在本乡，却因而留下一条活命。刑满后父亲不想回老家，一则有愧于自己的过去，无颜面对一家7条冤魂；二则从心底感激劳改农场依法办事，让他保住一条性命并获得新生，便决意留在“新人队”。

我妈被撵上山之前设法带了火种，那口破锅能把野菜和少量苞谷皮煮熟，一家人就在山上暂活下来。可是没两天，又一批民兵上山通知：马上开群众大会斗争柯大本，柯艾氏（我小妈）下山陪斗。小妈以自己女儿尚幼，不能久离为由，宁死不下山。民兵们也还通情达理，就要柯曾氏（我妈）下山陪斗。不幸的是，他们发现我们居然还能生火煮菜、搭棚避风，日子过得还蛮“滋润”，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我们那口破锅砸了，留下两个民兵把我们一家撵到一个叫“磨棹地”的更高、更荒凉的山头上，那里周围十几里没有一人。我妈知道那个地方荒凉，已经预知我们家只有死路一条了。被带走陪斗前妈妈悄悄对我说：“玉泉，你机灵，懂事，不要一家都饿死在那个山上，悄悄投奔你外婆去吧。他们是贫农，兴许会给你一条生路。”说完，我妈按照民兵吩咐，到山下去陪斗。

那时我虽然只有11岁，却有一个坚定信念：活命。在两天都没进食熟野菜的情况下，我沿着一条“毛狗路”去寻找下山陪斗的母亲。在一块庄稼地的小路上，我瞧周围没人，用最快的速度揪了几把菜豌豆角塞到嘴里，三下五除二把肚子填饱了。至今回想起来，那些生豌豆角真好吃。吃饱之后，恢复了些气力，再往前走。

突然，发现我母亲躺在路上。赶紧过去一看，母亲的白眼珠翻出来了，睁得大大的，怎么叫她都不答应，推她，硬邦邦的。原来妈已经死了。我连眼泪都没有了，害怕周围有人发现地主崽子同情地主婆。我深深望了一眼妈妈，为了逃命，朝外婆家的方向一步一回头地走去。下坎之前，我屏住呼吸，回头看了妈妈最后一眼，算是与慈母永别。傍晚我终于到了外婆家。外婆为我妈的惨死，且不得收尸，搂着我哭了又哭。其实，那时“磨棹地”还有外婆的骨肉，是生是死，外婆竟没有过问，也不敢过问。她把家里仅有的三个鸡蛋煮给我吃，似乎不仅是对我的补偿，更是对女儿亡灵的祭奠。我当时几乎只有生理需要，狼吞虎咽地吃下鸡蛋之后，胃里一会儿就像满锅开水在翻腾，难受极了，很快就全部吐了出来。上山之后吃的都是野菜，料想胃里接受不了这样多的蛋白。

在外婆家躲了几天，漫漫调养过来，有了些精神。可是好景不长，一天，互助组轮到在我外婆家干活，他们发现外婆家藏了她的外孙，一个地主崽子，立即报告村领导。领导不敢马虎，严肃警告外婆：“你是贫农，怎么能丧失立场，弄一个地主崽子在家里？赶快走人，否则，后果自负！”外婆一家老实巴交，不敢不听村长的话，只好要我去投奔家住官渡附近的一个远房二伯。此后，我成天东躲西藏，或给别人做“抱儿子”（养子），或当零工，或当放牛娃、小猪倌，凡力所能及甚至力所不及的事情，我一个十几岁的少年都干过。目的就是混口饭吃，我知道我必须活下来。

几经人生周折，我终于长大成人了。我虽然只读了两年书，却见字习字，不断温习，一般常用文书、写个书信之类的，难不倒我。我勤奋老实，一米七五的个子，经人撮合，二十岁便与同为反革命劳改犯的女儿，一个十分可人的姑娘结了婚。

岳父蔡明宝的刑期早满，已经是“新人队”的队长。他得知农场需要新增劳动力，就为远在家乡的女儿女婿报了名。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和妻子、岳母便从竹山来到千里之外的沙洋农场，并且成为场里的正式农工，与“新人队”的父亲、岳父同在一场，时有见面。如今一晃将近五十年了。十多年前，我的二儿子从警校毕业后，也分到沙洋农场，当了干警，现在已是三级警督，副科级干部。我早已从沙洋农场退休，每月千元退休金，妻子因病已随父母先我而去。

对于六十年前的那些事，我常常提醒自己不去想它，也想不清楚。也许是年纪大了，我总是魂牵梦绕千里之外的那块“磨棹地”，因为那里有我一家饿死的七个亲人。他们是三十七八岁的母亲、三十挂零的小妈、十四五岁的金花和银花、幼小的奶女儿、六七岁的如意和随意。

不知道我悄悄离开他们之后，他们在“磨棹地”究竟又撑了几天。小妈既缺乏山上生活的经验，又缺乏足够的勇气，说不定她在孩子们之前便已离开了人间。如果小妈真的先幼儿而去，在荒无人迹的“磨棹地”，剩下的五个孩子将在怎样的恐惧和煎熬中度过自己短短的余生？还在官渡的时候，我曾想知道，他们的尸骨是不是当时就被野兽吃掉，或者有幸被人掩埋？终于我没敢问。

几十年之后的上个世纪末，我回到阔别将近五十年的干沟自然村。依然健在的一位知情人告诉我，包括我母亲在内的“磨棹地”七口，很快就在原地饿死，尸臭顺风而来，当地政府不几天就指派地主分子就地掩埋了。我现在甚至想知道，那些利用公权，驱赶妇女和儿童上山，置人于死地的不法行为，可曾受到过追究？当事人后来对此可有几分愧疚？执政党总书记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汶川大地震时，现场指挥争分夺秒地抢救每一个生命，令我由衷地感动。我衷心拥护当今执政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我觉得过去那段历史需要如实记录，因为，我家“磨棹地”的那段遭遇，也是共和国历史的一横或者一点。  

我在恐惧中长大    陈破空

我是在恐惧中长大的。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患有恐惧症。即便在平静的日常生活中，也往往出现没来由的焦虑和紧张。但医生没有用恐惧症这个词，只说是情绪低落，或者忧郁症。只有我自己知道，是恐惧症。我坚信，只有这个词，才更精确。

父亲被毒打，构成我人生的最早记忆。这一切是怎麽开始的？父亲被人野蛮地捆走，捆他的绳子，不是一般的绳子，而是石匠抬石头用的那种，碗口般粗。父亲被人疯狂毒打，打在他身上的，不是一般的棍子，而是石匠用的那种钢钎。父亲被人强按在地上批斗，他膝下跪着的，不是一般的地面，而是一堆玻璃渣。父亲膝下，血流如水。这一切，就构成我最早的记忆。三岁，开始模糊记事的年龄。之后，恐惧伴随我成长。总是在夜半时分，我被一阵低低的啜泣声惊醒。不用说，又是母亲竭尽控制的哭泣。透过纱布蚊帐，迷迷糊糊的我，依稀看见，地上卷曲着一个血迹斑斑的人形。那是父亲。母亲正爲他敷药疗伤。作为从正规院校学成的西医，在那个小镇成为罕见，母亲的医术远近闻名。或因如此，命中注定嫁给父亲，为父亲屡创的伤口，不断覆纱裹药。

许多时候，我并没有吓哭，而是吓得再一次沉睡过去。梦里，反复上演一幅图象，即便我醒后，仍然心有余悸：一条木船底朝天，倒悬于同样是底朝天的河川，我头朝下脚朝上，倒立于那木船上，木船首尾两端起伏不定，将我剧烈颠簸，随时似要掉落下去，我惊恐得喊起来……

这个离奇的梦境，在我童年里反复出现。我并不知道，那幅恐怖的、颠倒的图像，究竟是什麽意义？小镇上靶子不多，每次开批斗大会，身为中学教师的父亲，都是重点对象。原因很简单，家庭成分劣等。中共建政后，祖父家因有十一亩薄田，而被划为“地主”。从此灾厄不断。我的二伯，毕业于黄埔军校，曾任国民党军官。中共军队入川时，他放下武器，“和平起义”。初时，中共假意待他如上宾。然而，几年后，中共搞土改复查，为了凑够镇压名额，二伯竟被算了进去镇压了。枪声响处，在他身后，留下孤儿寡母。他那最小的女儿，还在襁褓之中。二伯死了，祖父祖母也先后亡故。地主家庭的黑锅，落到了我父亲头上。在其后的年代里，他必须代之受过。每逢运动，便被揪出来，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文革搞了几年后，我得知，父亲居然也入了派系，而且属于造反派。小镇上的造反派和保皇派，与大城市的概念迥然不同。简单说来，小镇上的造反派，就是反对当地领导，与红卫兵无关。而当地领导，在文革中，如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既整人，也被人整。不管是学校党委书记还是公社革委会主任，一上来，都宣称他是“真正代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被打倒，又“老实交代”，被迫承认自己是“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父亲虽然头顶造反派的帽子，但我却从未见过、也未听说他动手打过任何人。倒是他动不动就写大字报，与同事中的保皇派论战，言必称“毛主席说”。一句“毛主席说”，就仿佛他掌握了什么真理。父亲仍然被别人批斗，被别人毒打。谁叫他是地主出身呢！

1972年初，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才刚刚过去，对父亲的频繁批斗才稍稍止息，我那年仅三十四岁的母亲，却因长期置身于恐怖、惊吓、悲伤、哀愁、以及生活的重压之下，积忧成疾，积劳成疾，身患绝症，骤然离世。虽为名医，却救治不了自己。家中仿佛塌了天，撇下四个孩子，我们兄弟姐妹四人。最大的姐姐，十三岁，最小的我，八岁。从此，父亲又当爹又当妈。不仅要劈柴做饭，还要缝衣衲鞋。对于幼小的我，苦役也才真正开始。养猪，养鸡，养蜜蜂，养兔子，捕鱼，打蛇，砍柴……所有能谋生的手段，都用尽了，都历练了。巴山凄冷，蜀水苍凉。年复一年。沈重的劳役，艰难的生存。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出身”的阴影，也覆盖了我。“地主崽子！”从班主任牙缝间挤出来的这句毒性咒骂，至今轰鸣于我的脑际，也将轰鸣于我的一生。小学班主任，那个脊背弯驼的中年女人，面相凶恶，出言刻薄。

彼时，我唯一的长物，是名列全班最优的学习成绩。但只要我稍一得志，尤其当我偶有机会成爲“孩子王”的时候，班主任便发动全班同学“孤立”我。在我的身后，常常跟着起哄的同龄孩子群。“地主！”“地主崽子！”伴随着这类谩骂的，是无数纸团、树枝、泥巴、石块，雨点般地投向我。我常常只能没命地逃跑。害怕上学，就常以逃学来躲避。我偶有反击，就被告到班主任那里。班主任当着全班的面，泼妇似的怒骂：“你一个地主崽子，竟敢打贫下中农的后代！”父亲得知，气得嘴唇直抖。儿子受欺负，似乎比他自己受迫害还要难受。激愤之下，他拉上我，找到班主任评理：“您说我那娃儿是地主？八九岁的娃儿是地主？他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连我都没有剥削过人，他又剥削了哪个？连毛主席都不得说我娃儿是地主！”班主任用鼻子哼地一声，不理。文革，父亲受迫害。与此同时，整个小学阶段，我也跟着受迫害。恐怖的童年！文革末期，我听见父亲教学生唱一首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啊，就是好，就是好！”标语口号似的歌词，让我觉得很不是滋味。一日，父亲又在小声哼那首歌，我实在忍不住，大着胆子对父亲说：“好什么好？看把你打成那个样子！”父亲朝我投来狠狠的一瞥，那眼神里有真正的责备，认为我的话，简直是大逆不道。但他并没有说什么，足见他也找不出什么理由来说服我。

迷信“毛主席”的父亲，“六四”终于觉醒。父亲迷信“毛主席”，认为什么都是别人的错，而毛主席是英明的。文革后期，乃至文革结束后许多年，父亲都持这种固执。为此，十多岁的我，常跟父亲争得面红耳赤。这些争论，大都发生在长途跋涉中。在那些崎岖起伏的山路上，我和父亲，每隔几周，就需翻山越岭，从一个小镇，徒步行走到另一个小镇。一日跋涉几十华里。或者为了捕鱼谋生，或者为了探望在另一个小镇做工的姐姐或哥哥。

毕业报到时的冷遇    黎学智

1963年7月27日早晨，东北师范大学毕业生黎学智我从吉林省长春市动身，到通化地区长白县教育局报到。经过六天五夜的奔波，终于到了县教育局。我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毕业生派遣证、共青团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派遣毕业生工资关系介绍信、户口迁移证明、城镇居民粮油关系证明，经查验无误之后，发给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教育局工作安排介绍信。接待的同志看了我的档案，用一只尚未削过的铅笔在我家庭出身“地主”栏里若有所思地敲打多次，然后阴丧着脸、拖着长音冷冷地说：“热烈欢迎你到山区工作，到朝鲜族中学报到去吧。”我下意识地打了一个寒颤，似有不祥之感。

“请问，到朝鲜族中学怎么个走法？”我问。“那我给你挂个电话吧，让他们派人来接你。”阴丧脸拿起话筒，说的是我生平第一次听到的朝鲜语。不多时，学校党支部组织委员兼学校第一教导主任金永旺来到教育局，同样是阴丧着脸，看样子非常不高兴，不冷不热地说：“欢迎到我校工作，跟我走吧。”

“金主任，请问，学校有多少个班级，多少名学生？”我边走边问。“这跟你黎老师大概没有什么关系吧，你的任务就是教课！”金主任十分不解地看着我说。

“金主任，请问，学校有多少名教职工，其中有多少名党员？”我继续天真地发问。“黎老师是党员吗？”金主任这次实在是不耐烦了，不无讥讽地反问我。

“我不是党员，但我想靠近党组织，经常找党员汇报思想和工作。”“噢，原来如此。”金主任终于明白了。

两人默默无语地走着。我不知道金主任心里想的是什么，而我的内心却充满了自责，悔不该向领导同志盲目提问。

到校后，金主任把我介绍给出纳员小郑。小郑也就20岁多一点，反正只比我小不比我大。他两眼对我射出敌视的目光，我十分反感，同时又感到莫名奇妙。他问话的方式和用词则更加令人不寒而栗：“姓名，年龄，哪年哪月参加工作，请出示工资关系介绍信！”

我把所有的介绍信和证明都交给了他。小郑首先查看了我的户口迁移证明和城镇居民粮油关系证明，忽然冒出来一句令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话：“看来你是准备在长白落户了？”我没吭声，心里想：“一个小小的出纳员，他有什么权力审问我？”

当他看到我的共青团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时，顿时显得怒不可遏：“你是共青团员吗？”“是。”

“你们学校毕业生都是共青团员吗？”“不全是。”

“那你怎么就是共青团员呢？”“上级批的。”

“哪个上级？”“可能是学校团委吧。”

“你们学校团委有权力批团员吗？”“我不知道。”

“告诉你，我到现在还不是共青团员呢。”

郑出纳的最后一句话，使我如坠云雾之中。我入团有我的情况，他没入团有他的原因，我在长春入团与他在长白没入团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后来我才知道，他对一个地主能入团和一个贫农不能入团十分气愤，十分不满，因此心理失衡。接着，他又审查我的工资关系介绍信：“你是七月下旬报到的，所以只能发给你七月份的半月工资，有意见吗？”“没有。”我接过工资后问：“那我的路费呢？”“你来长白的旅差费已经超支，我们不能补发，你得回到长春去原单位报销！”

我的天哪，我从长春来到长白乘火车坐汽车整整用了六天五夜的时间，让我回长春再回长白，这长达十几天的时间谁来准假？这途中的巨额开支由谁负责？

我到二楼教导处找到金主任，向他陈述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毕业生派遣费的报销规定，原则上是多退少补：如果派遣费超过旅差费，剩余部分退给接收单位；如果派遣费少于旅差费，超出部分由接收单位补发给毕业生本人。金主任说：“你告诉郑会计，就说我同意报销。”

我从二楼回到一楼，向小郑转达金主任意见，小郑说：“我不敢肯定这是不是金主任的意见。”我第三次从一楼走到二楼，向金主任转达郑出纳意见。金主任说：“你叫郑会计上来，我跟他说。”然后我走到一搂，又第四次同郑会计一起从一楼走到二楼。金主任与郑出纳用朝鲜语争论了几个回合，我第五次从二楼走到一楼的总务处。最后小郑极不情愿地把三十几元路费钱甩给我，嘴里嘟囔着：“给你，比我一个月的工资还多。第一天参加工作就学会告状！”

就这样，我领到了平生第一次工资，报销了平生第一次旅差费，从此开始了我的教师生涯。我的见习工资是每月49.5元(一年后转正工资为59.5元)，而初中毕业后留校的出纳员小郑的每月工资为31.5元。这本来是国家有关工资政策规定的，与我毫无牵连。

土改受害者郭正洪    廖亦武

老威（廖亦武）：你的电话号码是张进谦老人给的，他对你念念不忘呢。
    郭正洪：哼哼。
    老威：怎么啦？
    郭正洪：他肯定提起如何与我分吃生腊肉的故事，将我丑化了一番。你想想，那年头饿死鬼一片接一片，连粗粮都不好找，到哪儿去弄肉？况且他张进谦就是孙猴子，能折腾上天，也不过是个劳改犯，更不可能从彝胞手中弄肉。
    老威：他描述得活灵活现，不亲历咋个能编得出来？
    郭正洪：见他的鬼！退一万步，就算他神通广大，弄到了9两腊肉，依他张大炮饿了连屎都吃的个性，会把比钻石还稀罕的肉分给别人？那不成雷锋了？既然是雷锋，共产党又何必关你劳改你，搞个神龛将你供起嘛。哼，都是劳改犯，谁也不欠谁，可他张大炮偏偏到处乱吹，我分吃了他的肉，如果不是他的肉润了我的肠，我就熬不出头……气死人了！有一回，我两个吵着吵着，差点在丽江街头打起来。他说：姓郭的，狗吃屎还晓得舔老子的屁股，你连狗都不如。小同志你评评理，这叫有文化？这叫老革命？骗子啰。
    老威：都80出头的人了，还记啥子仇嘛。
    郭正洪：活人记，死人就不记，憋着，看那个死在那个前头。
    老威：那我们不提张进谦了，从现在起，将他一笔勾销。土改期间你多大？
    郭正洪：我1925年生，土改时已20好几了。我们兄弟姐妹7人，加父母，全家共9人，在石鼓街上还算有名。我家有10间铺面出租，包括两个院子，所以按当时的土改政策，划成了地主。
    老威：你家有多少土地？
    郭正洪：你指自家耕地？没有。祖祖辈辈都没有。田地属于喇嘛寺，在丽江地区有5大寺，周围的农民世世代代都从寺僧手中租地种，然后向他们交租子。当然，直接用新粮交租也可以。拉市坝的指云寺你可晓得？当年我们就是给指云寺交租。
    老威：指云寺的名气太大了，仲巴活佛经常光顾嘛。去年中共政府指定的转世班禅由仲巴活佛护驾，也来到指云寺。当日惨雾愁云，辟哩啪啦下了好大一阵冰雹，我住的院子里一片白，樱桃树叶子全打没了。
    郭正洪：我家从指云寺租赁了六、七亩，另外还在我姐夫（也划为地主）手里佃了几亩，所以总共有十一、二亩自耕地。
    老威：按人均占有土地面积，你家也够不上地主啊。
    郭正洪：但农忙和收割时，我家请过长、短帮工，这又是划地主和富农的一条杠杠。
    老威：如此推测，石鼓的剥削阶级不算少。
    郭正洪：不止20多户吧，几乎都是世代的石鼓人，辛辛苦苦积累了一点家底的。而贫雇农都是没住两年的外来户，人人都在寻觅发财机会，一土改，果然就鸡犬升天了。其实呢，大家都是苦命，地富分子也就是一种上纲上线的说法，国民党跑了，共产党来了，为了显示自己的厉害，不是换汤不换药，就要闹翻身。我琢磨着，这翻身嘛，跟翻地差不多，原先压在下面的不太见光的土，一锄一锄翻上来，见光过多的土，一锄一锄翻下去，要长庄稼，就得年复一年折腾啰。可妇女闹翻身是咋回事？几千年受压迫？不就是几千年受压迫吗？难道还要翻到男人身上去？
    老威：老人家很幽默。

……

郭正洪：1951年，清匪反霸过了，减租退押当中。当时粮食大涨价，政府命令我家交公粮，一年9000多斤的定额，给不起，就把家里所有东西都拿去变卖抵押，值钱的，不值钱的。先是首饰、细软，后是桌子、板凳、床。柜子上的铜扣忍痛撬下来交了，过一阵，实在没法，才交整个柜子。唉，门槛都交了，农民协会还不罢休，将我母亲连斗三天三夜，跪倒压杠子，昏过去也打，醒来也打，就是不准合眼。
    老威：当时你母亲多大？
    郭正洪：59岁。
    老威：算老人了。
    郭正洪：管你老不老，挤干为止。本来按政策，我家是自耕土地，每年要向指云寺交租，顶破天也就划个富农。可工作组是外来的，不了解情况，一切就任由贫雇农主席团宰割了。地主帽子乱套，你不承认就暴打，还问你：为啥不老实？人毕竟是血肉之躯嘛。我父亲一直关了大半年，等到地主帽子戴实了，才放出来。
    老威：划阶级有硬杠啊。
    郭正洪：不错，对富农实行征收，对地主实行没收。所以多划地主对大家来说，意味着多分财产。穷人咋能不积极？斗垮你，你的就变为我的。毛泽东指示可以过左，啥子叫过左？就是够不着地主，可以通过斗争，搞成地主。当时我有个堂妹在区委工作，曾摸黑回家找到我：二哥哟，人家说啥都认账啰，运动中过左，哪怕弄死人，大方向都是正确的。
    老威：你没挨斗吧？
    郭正洪：没有，上头有父母顶缸嘛。土改时，我已输成穷光蛋，家徒四壁了，但作为地主子女，仍要背整个大家庭的黑锅。
    老威：听说你曾被劳改？
    郭正洪：那是1957年反右期间了。
    老威：农村也反右吗？
    郭正洪：城里反右，农村组织学《人民日报》，没右派？就把四类分子弄来斗争，算解放前的旧帐。我和张进谦就在这个时候被揪出来……
    老威：我记起来了，你就是张进谦提过的那个胆小鬼老表。你经不住恐吓，把啥子陈谷子烂芝麻都坦白了，政府却没有从宽……
    郭正洪：这老狗还说了我些啥？
    老威：他还说你一直都在抖，抖，尿都抖裤裆里了。
    郭正洪：哼，他狗胆包天，他抵赖到头，差点叫打死逑了，刑也没见比我少判。
    老威：听说他扇了法官一耳光？
    郭正洪：可转过来就多挨了几百拳头。
    老威：他的罪名呢？
    郭正洪：除了参加国民党和“放水淹秧田”，还有他老子张永生纵子行凶，唆使张进谦本人殴打贫农李继魁致残。
    老威：张进谦了不得哦。
    郭正洪：那是十几年前，张进谦十几岁的时候，他家里的花牯牛跑丢了，他就在山沟钻来钻去地寻，急得满头大汗。正巧碰上李继魁坐在路边石头上耍，他就拉住问牛的下落，不料李继魁根本不买账，还开玩笑：这阵你找牛，隔会儿牛找你。张进谦气惨了，就飞起踢他一脚。
    老威：姓李的滚下沟了？
    郭正洪：没有。他从小就是个瘸子。
    老威：哪“致残”罪名咋个贴得上？
    郭正洪：有人揭发，就贴得上。嘿嘿，张进谦这辈子，吃亏就在脾气坏，强出头，死不认输。
    老威：你呢？
    郭正洪：我？罪名比他还吓人：充壮丁，帮国民党打共产党算一条；倒卖枪支弹药和鸦片烟算一条；通匪算一条。
    老威：如此罪大恶极，该枪毙了。
    郭正洪：瞎鸡巴编嘛，不承认就吊起打。我说当壮丁连枪都没放过，逃回来几乎就变乞丐了，谁相信？枪支没贩过，匪没通过，鸦片烟嘛，从丽江到中甸，是人都贩过的，因为解放前，这方水土盛产这东西，差不多当作货币在流通。可是张进谦稀巴烂的狗头榜样在眼前，我的身子骨远没他结实，统统不认账，肯定叫乱棍打死。哎哟，熬不过就认嘛，公审会一开，丽江县法院判的，他抗拒从严，8年；我坦白从宽，7年。
    老威：没多大区别啊。
    郭正洪：皮肉少吃苦啰。我跟张进谦一起长大，一起当地主子女，一起判刑，一起劳改。日他妈的土改！我在国民党手头，受够了窝囊气，到了共产党手头，反而是剥削阶级！活到80几，尽在受剥削，现在都撑起一把老骨头下苦力。我日他妈的土改！
    老威：你俩的命运差不多，可你们的身板都硬朗。
    郭正洪：张进谦嘛，有时蠢到家，有时又精到头。我们一道蹲看守所，下劳改队，在米厘铜厂，狗日的经常装病，逃避下井；到了长水铜厂，又搞成反改造尖子，人人都不相信他活得出来。嘿嘿，他硬是有9条命呢，现在还摇身一变，享受离休待遇了。
    老威：你似乎还不太服气。
    郭正洪：我和他都当过国民党的兵，可他太能折腾，一出来就东跑西颠地告状，居然撞进边纵副司令朱家壁家里去喊冤，去要待遇。脸皮太厚了。
    老威：不能这么说人哦。
    郭正洪：总之，张进谦是出了名的“八张嘴”，从石鼓到劳改队，没有人能辩过他。所以朱家壁一听他是边纵7支队的兵，就同病相怜，亲自出头帮他恢复党籍，落实组织关系。因为边纵被打成“土匪武装”，大伙死的死、亡的亡，朱家壁虽为中将，也含冤几十年，直到80年代平反，已经风烛残年了。这张进谦捡了个大便宜，第一个就跑我家来报喜。本是一个槽里拱食的猪，转眼间他的级别也高了，水平也高了，硬是飞黄腾达，忘了自己爹妈是谁，也忘了眼前站着知根知底的老郭。还边喝酒边给我唾沫横飞地乱吹，说啥子我的平反也包在他身上！给地富分子摘帽是中央的政策嘛，平反冤假错案也是中央的政策嘛，毛泽东死了，邓小平出山嘛，跟你小小张进谦有鸡巴关系？你能左右国家的大形势？
    老威：你没必要较真嘛。
    郭正洪：穷途潦倒就来找我，还说我沾他的光。这一次，我没对他客气，我们大吵了一架。我说：姓张的，我以前咋从来没听说你是地下党？他愣了一下，我又说：你因为作风问题，从维西电台被部队资遣回家，啥子都抹光了嘛。他气疯了：与自己的娃娃亲婆娘约了几次会，就是作风问题？还不是因为他妈的地主家庭牵连！政治迫害！懂不懂？
    老威：你们翻脸了？
    郭正洪：没有他张进谦，我也平了反，不实之词全推倒。
    老威：依你的性格，劳改不会吃啥子亏。
    郭正洪：1964年我就刑满，遭强迫留场就业。
    老威：劳改犯人和就业人员有啥子区别？
    郭正洪：一个叫犯人一个叫职工。到了文革，又没区别了，统称“反动派”。挖煤、修铁路、搞建筑，我换的单位不比张进谦少，直到1985年，才算正式退休。
    老威：平反补发了多少钱？
    郭正洪：没有一文钱。

刘文彩水牢真相    马成广

在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中，知名度最高的莫过于水牢。水牢解说词称：刘文彩在佛堂侧秘密修建水牢，工人在完工后全部被杀害了。劳动模范冷月英是惟一侥幸从水牢里活着出来的人。     

冷月英演讲的水牢故事有多种版本。一时说她是1943年被关进刘文彩水牢的，一时说她早在1937年就被关进了刘文彩水牢。

从1981年开始，陈列馆派出专人，采访了70多名知情者，翻阅了大量文史档案。经过一年多的奔波，水牢人证一个也没找到，物证一样也不见。庄园陈列馆向主管部门送呈的《关于“水牢”的报告》称：综合我们掌握的材料，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据的。

冷月英最早提出水牢之说，据说是在1951年的一次会议上。冷月英说：“1943年，我因欠了地主刘伯华五斗租谷，刚生孩子3天，就被蒙上眼睛抛进了刘家水牢关了7天7夜。”1954年元月，大邑县举办农业合作化展览，以实物模型为主，配以图片解说。他们根据刘伯华是刘文彩的亲侄儿，提出了冷月英坐刘文彩家水牢的设计方案，得到了主管部门认可。筹办人员按此设想进行“布景”。

1958年庄园陈列馆建馆，主管部门全盘照搬1954年制作的刘文彩水牢模型，并给本来空空如也的刘文彩老公馆西侧的那间原本是存放鸦片烟的地下室灌上水，制作了铁囚笼、三角钉等刑具，然后向社会开放。冷月英也开始到处声讨刘文彩的滔天罪行。后来有记者找到冷月英，她拒绝正面回答，情急之下脱口而出：“你们追着我问什么？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      

1988年，四川有关部门下达了“水牢恢复为鸦片烟库原状”的复函。于是，地下室的水抽干了，铁笼搬走了，地下室门口挂上一块“鸦片烟室”的木牌。     　　

刘文彩庄园是当年曾统管宜宾地区盐务和税务的刘文彩巧取豪夺积累的巨额财富之一。与山西的乔家大院、王家大院、常家大院相比，刘文彩庄园无论是建筑面积(加上刘文彩为其弟刘文辉所建的连片庄园共三处)，还是奢华程度(刘文彩的睡床胜过清朝皇帝的龙床)，都创下了地主庄园之最。

最近去参观泥塑《收租院》，讲解员带我到一个仓库一样的地方，说所谓刘文彩的水牢，实际是个润烟池。刘文彩当年除了当盐官和税官捞取大钱并在本地收取地租外，还大肆贩卖鸦片烟土。大烟怕干燥，大批烟货运进后，需要放在水池上滋润着，以确保质量和分量。解放后，中共接管了这座庄园，也没有听说这儿有水牢。后来，一部分人在极左思潮影响下，硬是把润烟池毁掉，又加深加宽挖了一下，建成一处“水牢”。改革开放后，为了还原真实的历史，又把水牢毁掉，恢复了原来润烟池的模样。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它。我看了一下，这处润烟池，很像农村一家一户用的菜窖，只不过是用水泥建成，以便下面盛水。

康生纵容乱打乱杀    佚  名

1947年我在山西临县担任县委副书记。3月，康生到临县搞土地改革试点。一开始他就说：“你们这个党(指临县县委)不是土改的。”并一口否定了中共中央晋绥分区制定的《划分阶级成分》的小册子，把本无剥削或只有轻微剥削的大批劳动者定为地富分子，提出：“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实际上是康生和工作团某些人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康生把大批出身农民的干部扣上“地主的立场，富农的感情”的帽子，对出身剥削阶级的党员干部，轻则诬为“立场未变”，重则诬为“包庇地主家庭”。

一天，在康生试点的五区郝家坡，斗争小学教师刘荣昌之妻。在扯掉所谓地主婆的刘妻上衣时，康生笑得前仰后合。当地习俗，无论怎样死的人，死时都要穿上新衣裳。上台被斗，等于就死。尤其是女性，被斗前都把好衣服穿在里面。

康生大笑，在场的人都不知何故。散会后，他把各村工作组长留下，问大家刚才发现了什么？谁也回答不上来。康说：“地主婆里边穿着又好又新的衣服，说明老区大部分地主土地以减租等斗争方式转移到农民手里是假的，而是地主以高价把土地卖给农民，一部分白洋投资工商业，换个办法剥削人，一部分埋藏在地下。”

根据康生的这一发现，马上发明了挖地财。凡定为地富分子者，都得交“地财”，否则将被非刑拷打。当时，包括一部分家境比较富裕的干部也都在劫难逃。这—招，又导致多打死、逼死一些人。不到一年，全县共死亡780多人，其中地富分子190多人，干部、党员和群众580多人，为地富的三倍。

康生在临县一手造成了乱打乱杀的严重情况，激起群众抵制。当时如果不是很多有觉悟的农民和坚持原则的干部对好人设法加以保护，后果会更加严重。

樊止如是著名民主人士，时任边区参议员、行署建设处长(相当于厅长)。还在土改点面结合阶段，未经边区派驻三交镇土改工作团副团长和我的同意，樊就被押回村关了起来。在不得已的形势下，我在各组组长会上提出斗争会上要文明，意思是不要打樊。过了几天，我被调离。后来副团长康乃尔告诉我：斗樊的大会开始后，好一阵没人诉苦，气得一位小组长跑到人群中，用脚对一位中年妇女的小腿蹬了一下，示意她冲上去打斗。这位妇女把正在纳鞋底的针和麻线缠在鞋底上，一只手理了一下稍有些散乱的头发，从从容容走到樊的跟前，把鞋底甩开，作出打人的架势，但当鞋底接近樊的脸时，力量大减，轻轻靠了樊的脸一下，同时骂一声：“你再剥削。”会场上再无动静，没等宣布散会，大伙就三三两两回家去了。

三专署专员高闻天原为临县县长，在临县减租减息和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康生等人斥责高和我是“右得要死”。高闻天的家庭成分被定为地主，实际应是富农。土改开始后，边区一位德高望重的大首长不知听到什么人的胡言，在一次大会上说：“三分区专员高闻天包庇地主家庭。”不几天，高就身背行李经过临县去边区党校接受审查去了。后来赵林(时为晋绥分局城工部长，派在临县当土改工作团团长)召集县委、工作团副团长联席会议讨论高的问题。有两位县委委员认为，高的问题很严重，至少是立场上的严重问题。我说要根据事实。

过几天，赵林单独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1942、43年因不能一次交出全年公粮，区上把高的哥哥高振国押送县府。当时的县长高闻天立即批示：交完公粮再释放。司法科长找我说，照高县长这么办，看守所扩大几倍也关不下一次交不完全年公粮的人。我说，我们都应理解县长的难处。”赵听后点了点头。

高闻天的老家土改时，高也被叫回村接受审查。一天，县委、县工作团正在开会，高所在村来了四位老农，把我叫出院子，以质问的口气说：“你们准备把高专员怎么办？”我心里很踏实，对他们说：“闻天同志的事，会按照党的政策解决，你们放心。”他们握着我的手说：“他为革命坐监时(1935年冬，阎锡山的省政府说高是共产党员，把他打入死囚牢，后被各界人士营救出狱)，你大概还没有入党。对他乱处治，我们心里……”他们哽咽地说不下去了。高闻天回村后，全村农民对他爱护备至，吃住等事贫农团早在他回村之前已安排周全。审查结果证明，高是一名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

1947年冬，我去五区窑头村土改。当年征收夏粮时已把成分划定，土改斗争结束，“挖浮财”果实累累。我几次向贫农团提议研究分配方案，以便提交代表大会决定，却无人表态。不久，赵林叫我回县，原来是毛主席派胡乔木带来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小册子。我仔细阅读后，心里有了底。征得乔木、赵林同意，我连夜赶回村里，在少数贫农代表中宣读了小册子，要求审查该村地富分子的成分划分。大家听得入了神，有的问：“这样好的条条，你怎么不早说呀？”参加会议的人提出，把原定的地富都照文件对一对。当晚，得出了初步意见，把原定地富占全村人口的28%按照《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规定降为8.6%。天快亮了，人们还不走。有的对我说，你几次提议研究分果实，我们就是不动手，因为心里不踏实。这说明这批觉悟高的农民，没有被果实多所动。

道县杀人一例    贾  月

1967年8月26日，一个漆黑的夜晚，湖南省道县的源山沟的滥杀无辜在继续进行。周群，一位有三个孩子的母亲，横岭中心小学教师。其丈夫蒋汉正原来是她的同事，因为是地主崽子，去年被清理出教师队伍，回农村劳动改造。丈夫被抓走批斗，周群一直提心吊胆，好不容易才迷迷糊糊，伴着3个孩子进入梦乡。

忽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将她惊醒。她还未穿好衣服，大队支书唐兴浩和民兵营长蒋文明一群人已闯进屋里。他们凶神恶煞似的吼叫道：“起来，起来，开会去！”“带好弟弟妹妹，妈妈一会儿就回来。”离家前，周群又跑回床边，对被吓哭的大儿子说。

当她被推到禾场时，只见火光熊熊，几十个民兵个个手拿马刀或鸟枪，如狼似虎而立。火光下，她看到了丈夫，被铁丝紧紧地捆着，还有14个地富分子及其子女，个个战战兢兢。

周群听见有人对支书说：“蒋汉正还有三个崽仔呢。”于是，党支书又到周群家，把三个哇哇大哭的孩子也拖到了禾场上。

这时开始出发。周群虽然是贫农出身，因为是地主崽子的媳妇，也被捆起了双手。三个孩子跟在后面不住啼哭。周群以为要被押到区里去，但到木枫山，支书唐兴浩下令停止前进，就地集中。唐兴浩威风凛凛，高声宣布：“我们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今天判你们死刑！”处决的方法叫做“丢硝眼”，即从洞口推下布满笋石、深不见底的溶洞。

开始行刑！支书唐兴浩点一个名，民兵牵过去一名死囚丢进溶洞。点到蒋汉正，两个民兵大汉象拖来一只将要屠宰的羔羊。蒋汉正没有反抗，也无力反抗，凄楚的眼神望着可怜的妻子、儿女。

“爸爸！爸爸！”儿女们死命地哭喊。周群疯也似地想扑上去，但被强盗似的大汉恶狠狠地推了回去。

周群是支书唐兴浩点到的第八个名字。三个小儿女“妈妈妈妈”的哭喊，凄惨欲绝，令在场的每个人心颤。虎狼恶汉凶狠地推开了孩子。周群没有哭，她不能在孩子面前哭，她哄孩子说：“妈妈一会就回来。”

硝眼洞口，凉风嗖嗖，黑古隆咚，阴气瘆人。

“跪下！”两条恶汉将周群按到地上，对准后脑壳一根钢钎打下去，跟着飞起一脚，把周群踢进黑洞。

不知过了多久，周群听见“妈妈”的叫声，醒了过来。原来，她的三个儿女连同一个四岁的狗崽子小女孩也被扔下了硝眼。因为有人垫底，他们都没有死。大女儿给中周群解开了捆手的麻绳。

第二天，有人往硝眼里扔石头。周群和大女儿连滚带爬躲避，跌到了底层。周群惊异地发现，丈夫和另两个孩子都在这里。在死人堆里，他们一家竟然都活着！从洞外的地狱移到了洞里的地狱，一家人又团聚了！

在黑古隆冬的地洞里，一家人拥在一起，哭啊哭！却又不敢放声哭。蒋汉正被铁丝捆住，怎么也解不开。

孩子不住地喊渴喊饿。周群五内俱焚，却万般无奈。蒋汉正已精神失常，喉头不断蠕动，嘴里念念有词。周群抓住丈夫：“汉正，你清醒一点，清醒一点！”蒋汉正立刻默不作声，直挺挺地倒下去。不知过了几天，孩子们渐渐不动。

大儿子先去了，小儿子也死了，大女儿也死了。奄奄一息的蒋汉正要水喝。周群脱下一件衣服，在水里浸湿，拧水给他喝。他喉头动了几下，没有咽下水，头一歪，也死了。

在洞中地狱里团聚的一家五口，只剩下了周群一人。最后，周群被两个学生救了出来。她在黑洞里过了整整七天七夜。但是，周群从洞中地狱出来，到洞外仍是地狱，仍然继续遭到追捕。

摘帽前后    同  年

我有一个小伙伴，名叫李茂，身体健壮，人也聪明，由于出身地主，经常受欺负。有一次大队发毛主席像章，看到别的小孩都有，他也向民兵排长要。没想到，民兵排长说他一个地主羔子哪配戴毛主席像章，还扇他一巴掌。李茂的母亲看到孩子挨打，心里难过，就去找排长说说，结果也被民兵排长羞辱一顿。她说：“俺娘家又不是地主，我也不该随便受欺负。”排长说：“你嫁给地主你就是地主，我们贫下中农就有权力欺负你，欺负你你也白看着。”李茂的母亲气得大病一场。

有一次队里栽的杨树苗被人折断几棵，民兵排长暗中调查，几个小孩指证说是李茂折的。这下不得了了。李茂先是被捆起来打，又被罚一百多斤粮食。他妈又差点儿气死。杨树苗实际上是狗子折断的。狗子的大爷是民兵营长，村里不敢惹，就拿李茂当替罪羊。李茂很倔强，打几顿也没招认。李茂上初中了，学校里发展团员。他以为只要表现好就可以入团，没成想老师说：“地主羔子还想入团？做梦娶媳妇，你想得怪美！”这个老师特别差劲，一到填表时就故意问李茂什么成分。李茂一说是地主，就会引来一阵哄笑。

于是李茂就恨自己的爷爷，因为爷爷给地主家管过事。后来有老人告诉他：“你爷爷很好。他本人也是长工，只因老实、卖力，地主家就让他管点事。他也很会过，省吃俭用攒点钱，买了几十亩地，到解放后就被划成地主了。他又没干过坏事。有的人家本该划成地主，结果吸上大烟，把地卖完了，解放时反而划成了贫农。很多人家是不该划成地主的，像河工弟兄几个，只因为他哥当过国民党的一个小官，结果都被划进去了，你亏也没有办法。你恨你爷爷是不应该的，他是个好人啊！”后来李茂迷上武术，日夜苦练，练得筋骨强壮，力大无穷，一气能翻几十个石磙。

地主摘帽以后，地主和贫下中农一下子都适应不了：欺负过地主的人担心地主报复，地主担心不老实会重新戴上地主帽子。一时间大家相安无事。后来听说邓小平出来工作了，贫下中农接受不了。再后来听说刘少奇平反了，一些人更是接受不了。他们想：坏人咋能一下子变成了好人呢？看来世道变了，估计再也回不到过去了。再后来，市场开放了，土地承包了。

李茂看看形势，估计天不会变了，就开了打面房。生意很好，赚的钱也多了，愿意嫁给他的人家也不断托人说媒。有了钱，李茂不再低三下四。于是有人造谣说，表现不好的地主还会重新戴上地主帽子。李茂听了笑了笑说：“要想再回到过去，除非一个人从棺材里坐起来。可惜啊，他永远起不来了。”有一天，羞辱过他的那个老师来打面，李茂不愿意给他打。那个老师说：“我打面又不是不给钱。”李茂说：“你给钱我也不给你打。”说罢，李茂掏出一棵烟独自抽起来了。那个老师脸上很挂不住，恐怕再多说会自找难看，就默默把粮食带走了。李茂望着他的背影吐了一口唾沫。

有一次邻村放电影，李茂看了半截觉得没意思，就回来了。走到半路上，他感觉自己的棉花地里有人。他不知是干什么的，就悄悄蹲在地头。过了一会，他明白了，是有人偷他家的棉花。李茂冲了过去，偷棉花的想跑已经来不及了。结果三个人都被李茂打得躺在地上，李茂的拳头多硬啊！他苦练多年还从来没用过呢。他拿出手电筒一照，惊呆了，没想到偷棉花的竟是我村的人，也没想到会是原来屡次欺侮他的民兵排长和他的老婆、弟媳妇。李茂这时明白了：怪不得这几个人挨打不出声。这时，棉花地里来了很多人，李茂说：“老少爷们都在，我可没有冤枉你们吧。都是几十几的人了，这样做不合适吧。走吧，把棉花给我背回去。大家都在，其他的我也不说了。”结果，民兵排长回到家十几天没出门，丢人啊！回想过去自己做的事，惭愧啊。

后来有人跟李茂说：“像民兵排长这样的孬货，你应该狠劲揍。揍过了再送到派出所。想当年他是怎样欺负你的，你不能忘了。”李茂说：“过去的都算了，这也不能全怪他，这应该是时代的错误。想当年，国家主席、开国元勋都能被整死。现在让他欺负咱他也不敢。像咱三叔做的就不对，过去欺负过他的人都被他揍了一遍，这又何必呢？欺负过我的人，现在我不找他们的事，他们还害怕呢。我就是找借口一人揍他一顿又有啥意思？过去他们不该这样做，现在咱也不该这样做。他们不仁，咱们不能不义。都是同族同宗乡里乡亲，过去的都让它过去吧。你看排长见我那个猥琐样，我可以骂他几句说他几句，那又有啥意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初他要是知道有今天，那时他会那么猖狂啊？上次咱老师来打面，我就不该搞他难看。他过去没意思，咱现在不能没意思。现在，我最遗憾的是当时没好好学习。不然，也跟劳动（本文作者，我）一起考上大学了。现在咱也不错，房子盖起来了，你嫂子也是这几个庄有名的美人。我已经知足了。原来我就想，咱们肯定和长春、老广他们一样，一辈子打光棍——地主羔子，谁敢嫁给咱啊！现在看来，天是不会变了，咱们也好好过日子吧！”  

一定把官当到厅级    刘加民

地主羔子一词始于文革。此词字面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贬意，实际上却是一种极大的污辱，有着极强的杀伤力，给地富后代造成的心灵伤害非一般人所能想象。
    我是个地主羔子，我也有很多地主羔子朋友。其中一位现在北京工作，是有名的教育专家，曾被评为优秀党员、劳动模范，国家领导人多次接见过他。文革期间有一天，贫协主任到学校给学生发桃子，大家全都有，唯独不给他。当时他不到十岁。不给也就罢了，还指着他的鼻子说：“就是不给你这个地主羔子！”然后领着学生们高喊：“打倒地富反坏右，我们和地主羔子势不两立！”

我这位朋友告诉我，那个时代他从来不敢抬头走路。一抬头走路，就有同学站出来骂他：“你个地主羔子也敢趾高气扬？”平时不敢当着别人的面大笑，一笑就有同学站出来说：“你个地主羔子怎么那么高兴啊？你想反攻倒算是不是？”他说那时他几乎天天夜里做恶梦，梦中有很多贫下中农子女不是抬着他往水库里扔，就是一齐把他往油锅里按，有时候还用刀子一点一点割他的肉。他总是在大声喊叫中醒来，醒后浑身都是冷汗。

这些受到伤害的地主羔子，后来和贫下中农子女一样进入到共产党的机关，成为政府官员，早年遭受的那些心灵创伤一直影响着他们的后来。有个地主羔子对我说，他一定要把官当到地市级，不然对不起在文革中被人打死的爷爷。一个女地主羔子嫁了个当官的男地主羔子，曾经的共同经历使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和深厚的感情。但是后来，男的为了进一步高升，周旋于可以给他提供帮助的几个女人之间；女的为了丈夫把官当大，委身于几位上级领导，最后这对夫妻发生了悲剧。

花桥乡的土改    苏  人

我作为Z县新政府的一名通工作人员，被派到该县花桥乡参加土改。前清的举人兄弟沈韶九、沈修五和实业家沈芷人就是花桥人。沈氏一家两兄弟都考取举人，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很了不起。沈芷人是沈韶九的儿子，留学法兰西和比利时八年，获两个博士一个硕士学位，回国后成为著名的实业家，解放前去了马来西亚。土改期间，我们就住在沈家大院。此时沈家已被划为地主，逐出本宅，其院作为胜利果实分给了农民。  

沈家世代书香，祖祖辈辈的藏书和沈芷人从海外购回的各种书籍不可胜数，藏满几大间楼房，抵得过一个图书馆。新搬进沈家院子的二三十户翻身农民，不知是得了什么指示，还是迁怒于那些书籍，竟全体总动员以沈家藏书烧锅做饭、煮猪食。他们用大背篼将书背到灶屋当柴烧，烧完了又去背。那段时间他们像完成任务一样地烧书，其他燃料都不用了，就烧书。一日三餐，加上煮猪食，完全靠书做燃料。农民的锅一般都是担水锅或三水锅（能盛一担水或三桶水的锅），要把那么大一锅水烧沸，把饭和猪食煮熟，是需要很多燃料的。一家每天要烧多少书？一个大院每天要烧多少书？

我在沈家院子住了俩月。在整整两个月里，农民们一天不停地烧书，才终于将沈氏世代藏书烧完。为了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我主动到一户农民家里去帮忙烧火煮饭，这样我才知道他们完全在用书做燃料。我实在是太吃惊了！

在灶屋凌乱的书堆里随手翻了翻，我发现有《万有文库》、《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重要典籍。随手又抽出一本，竟是《广益丛报》，我不禁喜出望外。小时侯常听父亲提起《广益丛报》，说传世不多，极有收藏价值。想不到第一次见到《广益丛刊》，竟是在它即将被焚烧的时刻。

趁人不在，我共翻找到四本《广益丛刊》，记得其中一本上记有温宗尧出使西藏到达拉萨的新闻。我将四本《广益丛书》暗暗藏在一边。这时主人来了，我装着什么也没有发生，继续往灶里加书。主人很客气地接过火钳让我休息，边烧书边笑着说：“这些书烧了好，地主就是把书读多了才害人，我们要烧掉这些害人的家伙。只是这些书不亮火，烟子大，还是没有烧柴好。”后来文革中说“知识越多越反动”，看来直接源于15年前的“书读多了害人”的观念。

我也是读书人家出身，看到天天这样烧书，心里很难受却又不敢说。有一次我试着跟村长淡淡地说：“烧书煮饭烟子太大容易熏坏眼睛，怎么不烧柴呀？”村长呆呆地望着我，一言不发。可能他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有什么法子呢，他是个石匠，目不识丁。

那四本《广益丛刊》我后来悄悄带回Z县城家中。父亲见了非常高兴，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可惜到了文革，四本《广益丛刊》依然难逃劫难，和我家的大量藏书一起被付之一炬，化为灰烬。

花桥附近一个村里，有一个我认识的女人，40岁左右，叫李善厚，解放前在Z县女子中学任音乐教师。其夫叫沈仲元，其女沈学朴是花桥小学的教师。群众天天把李善厚拉出去斗争，而且是扒下衣服，赤着身子跪在寒风中挨斗。她的衣服经过反复撕扯，已经破烂不堪，后来她索性就只穿一件单衣来接受斗争。

这一天，她又被拉出来跪着挨斗。农民们涌上去一把将那件破烂单衣扯了下来，李善厚一身白皙的皮肤和两个乳房便呈现在众人面前。她早已顾不得羞耻了。此时是数九寒冬，农民们大多提着取暖的烘笼。李善厚本是漂亮、娇气的音乐教师，如何受得了这样的严寒！可是他们却惟恐她冷得不够，几个身强力壮的青年人转身提来事先准备好的从水田里捞起的冰冷的稀泥，七手八脚抹到李善厚赤裸的身上。这还不够，另有人抬来一架风车，对准李善厚，抓住手柄一阵狂摇。风呼呼吹向赤身糊满稀泥的李善厚。这还不够，还有几个人手执大斗笠前来助战，将李团团围住，一起舞动大斗笠向她扇风。

这时口号响起来了，整个院子里的人都一起狂呼：“打倒顽固地主李善厚！”村长也上前怒喝：“快把金银交出来，不交是过不了关的！”说也奇怪，这样反复斗争了很多天，李善厚虽然每次都冻得脸青面黑全身哆嗦却竟然没有病倒。

积极分子们见李善厚一直不交金银，又心生一计，把她在花桥小学当老师的女儿沈学朴通知过来，让沈学朴打通她的思想。那时地主子女都必须和父母划清界限，否则就会遭殃。沈学朴带着一口箱子（她惟一的财产）回来了。此时院坝里已坐满了群众，斗争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代表工作组和沈学朴谈话，问她母亲究竟有没有金银。想不到她竟很爽快地一口回答：“有金银！”我们便要她动员李善厚交出金银。我这里正在慢慢给她谈话，外边的群众却大声怒吼起来：“把李善厚拖出来！不听沈学朴的花言巧语！”随即李善厚就被拖出去跪在地坝里。

这时惊人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沈学朴怒目圆睁走出去，指着跪在地下的母亲大声说：“我不是你的女儿，我是农民养大的！”李善厚大惊，仰起头来用疑惑的目光看着自己的女儿。趁母亲抬头，沈学朴挥手居高临下啪啪啪连甩母亲几个耳光，然后用脚一阵猛踢。李善厚发出声声惨叫，泪水滚滚而下。

沈学朴态度非常坚决地质问母亲说：“你的金子为什么还舍不得拿出来？”李善厚哭着说：“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东西，我哪来的金子啊？我以前也是教书的。儿啊，要有良心，不要只图你自己梭得脱就乱说！”说着瘫倒在地大哭起来。

沈学朴见母亲在地上哭得滚来滚去，扭头走了。
    一会儿，几个积极分子把李善厚从地上拉起来，扒去衣服，又开始了抹稀泥、扇风车的斗争。几天后的一个深夜，开罢大会，积极分子们留下来正在研究下一步的工作。已凌晨二三点了，忽然有人报告李善厚跑了。积极分子们急了，李善厚的金银还没挖出来，让她跑了岂不是重大损失。于是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发动全村民兵和积极分子火速出动，开展大搜捕。

四野一片漆黑，李善厚能往哪里跑呢？人们有的打起灯笼火把，有的拿着电筒油灯，铺天盖地大搜索。山洞里摸，河沟里捞，到处都搜遍了，也没有找到。

有人在李善厚的后妈的门前高叫：“找到李善厚的衣服了！”大家闻讯跑过去。不用说，肯定是后妈给李善厚换了衣服掩护她跑了。不由分说，后妈被押到办公室拷问。后妈什么也不说。由于她是贫农，也不能把她怎么样。约一小时后，她说家里蒸有一笼米包子，准备明天赶场去花桥卖，时间长了怕锅里水烧干，要回去看看。经同意后，她回家去了。

约半小时后，又有人大喊李善厚的后妈吊死了。大家赶去一看，果然已经悬梁自尽。这时天快亮了，随后叫来几个地主，草草埋了。她锅里果然蒸着一笼米包子，还是热的，数一数，有33个，分给几个抬尸的地主吃了。 

李善厚到底是怎么跑的，两年后才真相大白。原来，李善厚见形势严峻气氛恐怖，总有一天要被凌辱致死。与其如此，不如铤而走险，便和女儿沈学朴暗中策划逃往重庆。沈学朴的弟弟那时在重庆公安局工作，到那里去躲一躲。

女儿哪有不心痛母亲的，沈学朴暗地里早为母亲流干了眼泪。为了成功出逃，沈学朴为母亲准备了衣服和路费，又偷偷仿刻了村长的私章，伪造了一张路条。后妈冒着极大的风险，一口答应帮助她们。她是个贫农，不受任何人监督，也不会引起任何人注意。

出逃之夜，李善厚母女二人在后妈家换了衣服，抄小路赶往附近的精华乡。夜幕沉沉，没有人发现她们的行踪。惟一的疏忽是仓促之际将破衣服掉在了后妈门前。二人如同惊弓之鸟，一路扶携，在夜色中穿越崇山峻岭，天亮时已经走出几十里路。沿途完全是崎岖坎坷的羊肠小道，她们历尽艰险，徒步走了600里到重庆。

沈学朴在会上当众痛骂踢打李善厚，只不过是母女二人为了掩人耳目上演的一场苦肉计。
     
    沈芷人先生是重庆著名实业家，在Z县老家购置田产甚多。他不能回家理财，就委托花桥人陈月轩管事。陈是有名的老中医，精于歧黄之术。土改中，陈也是斗争对象，每天晚上照例被拉出来扒光衣服跪在地坝里泼冷水抹稀泥扇风车。

天寒地冻，谁受得了如此折磨？陈月轩本是精通药性之人，挨了几天斗争后便心生一计。红砒可以防御冷水浸袭，于是便在每次挨斗之前往身上抹红砒。泼冷水的时候药性发作，他正可以借此躲过一劫。积极分子们看陈月轩每次不论怎么泼冷水都无所谓，也搞不清是怎么回事。   

这一天，陈月轩照例抹了红砒上场挨斗，到该泼冷水的时候，药性发作了，全身如火烧一般，可谁知积极分子们这天却不泼水了。他们已经感觉到这中间有什么奥妙，要看个究竟。陈月轩热不可当，等了很久也无人泼水，心急如焚，于是止不住大叫：“拿水来呀！”如此一来，积极分子们反而越发不泼水了。一会儿药性大发，烧得陈月轩皮肉发裂，满地打滚，苦苦哀求泼水，落得积极分子们看了好一阵热闹。
    
    村里有个地主的儿子叫沈联航，刚重庆大学毕业。民兵捉拿逃亡地主，莫名其妙地把他也一起押回来了，并罚他交出黄谷300石。沈连航从小离家去重庆读书，对家乡的事情一无所知。要他交出300石黄谷，他看形势很严峻，没怎么考虑就一口答应了。

晚上斗地主，他被民兵带到会场。看到其他地主跪成一排，他也主动跪下去和地主们一起挨斗。他去哪里找300石黄谷呢？民兵追得急，他害怕了，就谎称县城有熟人可以借钱。听说能找到钱，马上由民兵陈以洪押着他进城。从花桥到Z县的漫漫崎岖路，走了两天才到。他们在城里从东到西，又从西到东，哪里找得到熟人借钱。两个人饿得肚子疼，钱却一分没找到，只好卖掉衣服换饭吃。沈联航的好衣服已经被当成胜利果实没收了，身上穿的衣服破烂不堪，没有人要。陈以洪不得已把自己稍好一点的棉衣卖了才填饱肚子。沈联航为什么要这样欺骗民兵呢，原来他是想借机逃避斗争，得暂时的解脱。最后他因欺骗贫下中农遭到更严厉的打击。

为了壮声势，过一段时间要枪毙一批所谓罪大恶极的地主。这一天，花桥场上召开声势浩大的公审会。把几个死刑犯的罪恶宣布后，行刑的民兵即上前将死刑犯的帽子或者头巾摘掉，准备推出去执行枪决。死刑犯中有一个姓沈的地主，刚从拔山押解回来。此时他已无话可说，只等一死了。忽然人群中挤出一个人来，径直走上台去对审判长说，刚才宣布的事实与沈某不符合，请求枪下留人。大家认得此人姓肖，解放前是个道士，成分贫农，为人比较正直。会场一时鸦雀无声，全场人都把眼光投向审判长。审判长马上进行复查，果然查出沈某的案子有误。原来民兵去拔山解押时搞错了，被判死刑的是另一个姓沈的地主，关在拔山没有押回。这一个沈姓的地主是判的五年徒刑，却被押回来执行枪决。由于肖道士挺身而出，在生死关头将沈姓地主救了出来。不久，上级宣布停止镇压，所有死刑犯一律免死，那个被判死刑的沈姓地主也因此躲过一劫。两个姓沈的地主，一个要毙的没毙，一个不该毙的差一点毙了。生死之际，命悬一线，亦属传奇。

台湾的土改    康  慨

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初，占台湾农村人口11%的地主拥有土地56%，88%的农民只占耕地22%，近40%的佃农和雇农无地。他们向地主缴纳的地租，一般都在收获总量的50%以上，有的高达70%。“封建剥削极其严酷，农民生活极端困苦，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农村经济极其落后。”为了解决农民问题，蒋成立中囯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由陈诚负责操作，于1949-1953年在台湾开展土改运动。

台湾土改是把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变为事实。蒋研究了太平天囯的《天朝田亩制度》和大陆的土改政策后得出结论：太平天囯以绝对平均主义均田，是农民小私有者的幻想，根本不可能实现。大陆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合理的，但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地主土地财产，侵犯地主利益是不可取的。陈诚决定“不以暴力手段夺富人之田为己有”，“不抢富济贫”，“不实行激烈农民革命”，“实行温和的社会主义改良”。

台湾土改分三步推进。第一步是“三七五减租”。从法律条例限定租额，地租不得超过全年主产品收获量的37·5%，减轻农民的负担。条例也保障地主利益，佃农按时纳租，欠缴两年地租地主可以解雇等。

第二步是公地放领。从日本殖民者手中沒收的公地，全部用贷款方式卖给无地农民，土地所有权改变了，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        焦国标撰联并书

第三步是“耕者有其田”。1952年7月，台湾当局大量征购地主土地。台湾政府颁布的《实施耕者有其田法条例》规定，地主可以保留政府法定田地数额，超过部分一律由政府征购转卖给尚未获得土地的农民。补偿地主地价以生产品全年收获量的2.5倍为标准。以实物土地债劵（7成）和公营企业股票（3成 ）搭配补偿。征购后地主保留的土地，只占耕地总面积的5%，自耕农成台湾农户的主体，封建土地所有制自然消亡。
    台湾土改最值得称道的是“阶级合作”式的办法。“地主、农民和政府坐下来慢慢商量解决土地问题的法子，叫农民得益，地主也不受损失。”地主的土地虽被征收，但从中获得大量的股票，摇身一变，成为新兴的工商巨头 。
    70年代台湾经济腾飞，成为举世瞩目的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腾飞的基柱，实得益于50年代初之台湾和平土改的成功。台湾土改，地主农民各得其利，皆大欢喜；敌对阶级握手言欢，实现共赢。反观大陆土改，贫下中农争先恐后瓜分地主浮财，无不笑逐颜开，都认为強占地主财产是一种革命行动。这是遵循毛泽东的教导：“拿土豪劣绅的可以，不义之财，劫之无碍。”这种仇视地主的言行延续到70年代，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四淸和文革等政治运动，地主及其子女被仇视和凌辱到无以复加的地歩，很多地主子女在历次运动中不堪受辱卧轨或投河自尽。

台湾和平土改的成功，证明了从阶级斗争到妥协，从阶级敌对到合作是完全可能的，阶级利益也并非是不可调和的。台湾和平土改的成功，也意味着阶级斗争学说的破产。                              柏杨语/钱振选书                  

晋绥土改暴行种种    余  任

晋西北兴县有个出名的开明绅士叫刘象坤，是个热心肠人，因为有财富，被当作恶霸地主活活打死。他的儿子为了表示自己与父亲一刀两断，竟一把夺下民兵手里带刺刀的步枪，在其父尸体上补上两刀。刘象坤哥哥刘少白（《毛选》第四卷有其名，毛认为的抗战时期的开明绅士）担任边区参议会副议长，也被农民们押回老家斗争，撤消一切职务。该村党支部书记刘玉明为少白说了几句公道话，也被打得昏死过去。众人以为他死了，把他拖到黄河岸边，准备扔进河里，没想到刘玉明又苏醒过来。几个土改积极分子端起刺刀，在他胸口猛扎两刀，他最终停止了呼吸为止。

兴县还有个名人叫牛友兰，他的名字也入了《毛选》，被毛认为是抗日爱国绅士。1948年毛路过晋绥时住的窑洞（即晋绥军区司令部，现为蔡家崖革命纪念馆）就是牛家的房子。抗战中，他把房屋、店铺、工厂、土地、金钱等值钱的财物全部捐献出来，土改前已落得身无分文过苦日子。土改来时仍然在劫难逃。他曾是晋西北首富。斗争大会上，有人别出心裁，拿一根铁丝穿过他的鼻子。鲜血直流，会场上人人震惊。更令人震惊的是，他的儿子牛荫冠（时任晋绥边区行署副主任）竟大摇大摆地牵着其父游街示众。牛友兰受不了这种污辱打击，回家后绝食，三天后含恨去世，终年63岁。

姚依林之妹姚锦女士编著的《姚依林百夕谈》一书里记载：“当时农民仇恨地主，往往一来便把地主打死，不打死也整得很厉害。如搭个‘坐蒋台’，让地主站上去，下边拆台，把地主摔下来。晋绥行政委员会主任、共产党员牛荫冠的父亲是晋西北兴县首富、大地主兼工商业主，在县城有四万白洋买卖。他因是开明绅士，曾捐款一万元抗战，成为边区参议会议员。土改到来后，他被斗，用绳牵鼻，让他的儿子牛荫冠拉着游街，牛荫冠不敢不划清界线。”

土改中，对付地主富农的办法五花八门，惨绝人寰。除了用棍子打、锥子捅、绳索捆、石头砸、火钳烫、石灰扑眼、耳朵插捻点灯之外，还有好多种。比如磨地，把棱角锋利、黄豆般大小的料炭和菠菜籽撒在地上，然后把要斗的人衣服脱光，推倒在地，提住他的双脚在这上面来回拖，拖到他半死不活为止。

另一种办法叫坐圪针柜。把放衣服存粮食的躺柜拿来，中间去掉隔板，在里面撒上剁碎的枣树圪针，把被斗的人全身衣服扒光，扔进躺柜里，盖上盖，然后来回摇柜。柜里的人从这边滑到那边，又从那边滑到这边，全身被圪针刺得肉肿皮烂。

还有一种办法叫扔四方墩。四方墩就是长城的烽火台，有三丈高。墩下铺满碎石头，被斗的人从上面被推下，不死拉上来再推，再推还不死，那就干脆拿大石子朝他脑袋砸去，直到脑浆迸裂，七孔冒血才住手。有个姓韩的教书先生，其妻被一个姓田的土改分子 认定是坏人，从四方墩上将她摔死。田某还有意在推前松开她的腰带，拉住她的裤角管，让她赤裸下身而死。她的裤子被没收，转手分给其他妇女穿。

一个叫周二的药铺掌柜，被剥光上衣，头朝后着地，脚朝前，被人拉着一路狂磨。他的身上还坐着一个女人，压着一个石磨，为的是增加身体与地面的摩擦力。没多久，后脑勺被磨塌，脊背上的肋骨全部磨露出来，一根一根的，脑浆与鲜血一路都是，惨不忍睹。

牛荫冠晚年编写的《牛荫冠纪念集》中这样写道：“曾经看到一位乡长被捆在树上，被人用树皮刮出骨头，惨死在路边。”    
    王若飞的夫人李佩芝，从延安到晋绥边区从事土改工作。她所依靠的土改积极分子，有一个是有小偷小摸毛病的二流子。因为小偷小摸，曾被村里一个富裕中农打过。土改时，此人公报私仇，把那富裕中农打死。

群众对此不满，李佩芝却回答说：“你们怎么不懂得贫雇农的穷苦呢？正因为贫穷，所以才去偷东西。不能因为有这样那样的毛病就模糊阶级界限。”此人极不争气，后又偷了军区的一匹布，让军区给抓了起来，当做斗争对象押到会场。李佩芝端着碗饭送到会场给这个人吃，当即遭到群众围攻，李又振振有辞地推销她那套阶级界限理论。群众心里好坏分明，此事后来闹得很大。
    闹得最大的是分老婆和分闺女。在分房分地结束之后，土改积极分子又忙着分起地主的老婆和闺女来。地主都被斗死了，或逃亡失踪了。这些女人被农会干部统统招来，作为财产再分配给村里讨不起老婆的男人。有些地主命大，没被斗死，可他的老婆还是被农会干部强行夺走，再分配给别的男人。《山西日报》记者鲁顺民在《“左”倾风暴下的黑峪口》一文中说：“不仅仅地富和斗争对象的女人被分配掉，就是富裕中农也不例外。富裕中农冯万礼的闺女就分配给了贫雇农。”

一些地区在1947年冬至1948年春，挖财宝成为风潮，还发展成扫堂子运动。开始以村为单位，即让地主、富农净身出户，把他们的财物拿来分掉。后来觉得本村互相都是熟人或亲属，不好下手，便发展成为以区甚至以县为单位的联合扫荡，村与村、区与区之间互相扫堂子。不仅仅是地主，一些中农也未能幸免。在山东黄县，同一时间封了全县各村地主、富农和部分中农的门，将其全家扫地出门，没收全部财产，实行武装管制，并责令一切富裕些的农民献房、献地、献东西。   
    历时一年半的土改运动使解放区的整个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许多地区几乎颗粒无收，饿死的党员干部、普通群众不计其数。《山西历代纪事本末》于《老区土地改革运动》一文中写道：“据1948年6月22日统计，兴县8个区域290个村，打死1050人，其中有地主380人，富农382人、中农345人，贫雇农40人。自杀共863人，其中地主255人、富农285 人、中农310人，贫雇农11人。被斗争扫地出门后冻饿而死的63人。”
       

土改如何算剥削账    叶匡政

新中国的第一门学问应该是土改学。和老人们谈起土改，都说像一场梦。后来这场梦醒了，但梦里的很多事理，我们还是要拿出来琢磨一番的。我们今天所思所想，今天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以及很多潜在的社会心理，追根溯源，从这里都能寻出一些踪迹。土改对于今天的中国，是革命性的，革命得超出了大多数人的理解，我们有必要研究它。

阳翰笙的《柳城土改日记》，记录了他当年参加土改的工作。这里是群众批斗地主杨朝达的对话：“你手放下来！我问你，你田从哪里来的？”“从我老子那里分来的。”“你老子分这样多给你吗？”“没有这样多，有些是我买的。”“哪来的钱买的？”“靠剥削来的钱呀！”“你为什么要剥削人？”“大家还不都一样嘛，那是从前的潮流！”

剥削是土改的一个关键词，很多让人不能理解的行动，只有统一到这个词下，才能让人理解，才能让人敢做敢为。剥削究竟是什么意思？我查了1989版的《辞海》，它的解释是：凭借私有财产无偿地攫取他人劳动成果的行为。相信剥削的观点，是要认同“无偿”，也即自己的劳动没有报酬。

本来租地耕种，收了粮食交一部分做地租，一部分留下当口粮，在农民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几百年来日子都是这么过的。突然要把这事说成是坏事，老百姓心里一开始肯定是犯嘀咕的。就像现在，猛然有人说交房租是剥削，别说房东不理解，就是租房人一时也难接受。看史料记载，果然有农民疑问：“向地主要地，把别人腿肚子上的肉割在咱身上能行吗？”也有的猜测：“他们是先甜后苦，现在是先分土地，将来就要多交公粮，多出劳力，要受种种限制。”

当年土改领导者是懂得农民这种心理的，一份冀中区的材料就这样总结道：“农民翻身是翻天覆地的大事，不是什么轻而易举的事，欲翻身必先翻心。只有翻透心才能翻透身，挖穷根吐苦水算总账是翻心的主要问题。”所以土改的第一步，往往是开“诉苦会”，找到生活困苦的人“挖苦根”，这些人被土改工作队称为“根子”。参加过土改的叶君健认为：“至于诉苦，这是提醒农民认清自己长年受苦和被剥削的悲惨命运的一种方式，目的是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自觉地起来和地主斗争。”

一个人生活真的困苦了，更多的还是埋怨自己，或者埋怨命运。真要这个人把自己的困苦对别人大张旗鼓地说出来，并把对困苦的怨恨转嫁给同宗同村的富裕者，培养出对他们的仇恨，应该是有很大难度的。

阳翰笙日记中就记载了这样的事：“天福的老婆最不觉悟。有人去串她，问她衣服为什么这样烂，她很生气地说：‘你的衣服比我还烂，你为什么不买？’‘你家连鸡笼都没有，还问我呢！’有人去串她，她常骂猪骂狗，说命不好，羡慕地主生活；说被地主剥削是命里活该。谁要与她多说就骂谁，吓得谁也不敢去串她。”

他的日记中还记载了农民诉的苦：“我一生一世替人做牛做马，生一世，做一世，做一世，苦一世，我的命真苦啊！”应该说，这些都是典型而正常的中国人的思维。我相信，今天的很多农民合同工依然这么想，除非工头克扣他的工资，否则你让他仇恨工头也是不容易做到的。然而当年的土改工作队却做到了。

他们的绝招就是算剥削账。剥削账各地的算法不一样，名目很多。但大致是算经济账和政治账。经济账主要有农民代地主交的公粮账、地租账、劳工账、贪污勒索账等。那时的大多数地主并不富裕，这几个账一算下来，不仅自己的土地会被算光，甚至算到破产。另一个就是算政治账，包括汉奸账、人命账等，这个账更是对地主有绝对的震慑力。农民本来就没什么文化，被文化人这么一算没有不信服的。阳翰笙就记录了这样的事：“特别是杨泰木，当大家帮他算了剥削账，算出他四十年来，被地主剥削去了十万斤谷子的时候，他很激愤地跳了起来说：我要去剥地主的皮，抽地主的筋。大家同他谈别的问题，他都听不进去了，他一心就想剥地主的皮，抽地主的筋。假使当时有一个剥削他的地主在他面前，他一定一下就会把地主捏死！”一个人的阶级仇恨，就是这样被培养起来的。这种仇恨会让他模糊了“有偿”或“无偿”的界限，对困苦的怨恨终于被转移为对另一些人的仇恨上来。

所以那时各地都提出了要防止和平分地，坚决拒绝地主自动交出土地。当年的执行者就总结了和平分地的很多坏处，如“经过清算分地，农民是理直气壮的，地主不仅交出了土地，而且他处处理亏，不杀他还算便宜”，“不经斗争，地主的社会地位不会下降”，“不经清算斗争，地主与农民的阶级仇恨不会明显，农民阶级觉悟不会提高”。这些策略从斗争角度来说，思路非常清晰，也确实有效。所有的商业行为，统统被归到剥削之下，变成了犯罪。一部分人贫穷，源于另一部人的富裕，这个逻辑渐渐被大多数人接受了。

    剥削可以说是当年支配整个社会运转的一个基本理念，有了这个理念支撑，每个人即使犯罪（把地主活埋），也犯得心安理得了。碰到绕不过的问题、解不开的疙瘩，谁都可以用这个词来搪塞一下，一切又都顺理成章了。

叶君健在《土改工作半年》中，绘声绘色地描绘了当年真实的场景：“我犯了罪，”地主用很低的声音说：“我犯了罪！我对不起你们！”“你犯了什么罪？”另一个农民又跳上去，向他吼道：“说出来！”“还不是剥削你们呗。”地主又瓮声瓮气地说，像是要哭的样子。“你是怎样剥削的？”一个妇女也跳上前，指着他的鼻子问。“剥削就是剥削嘛，”地主说，假装抽咽了一下：“你们知道得比我清楚，因为你们是受剥削的人。”

叶君健写道：“他这个回答一下子把农民的嘴堵住了，因为农民的脑子没有他的灵活，反应慢，一时找不出适当的语言来制服他。他们只是本能地举起拳头，要上前去捶他那个诡计多端的脑袋。”

地主袁力锋之死    佚  名

家乡土改中揪斗不少地主，有的还遭到镇压，其中包括袁力锋。

袁个头不高，身材瘦削，因煮盐为业，略有家财，土改中定成地主。那时政治上上纲上线，斗争起来残酷无情，人性扭曲，亲戚反目，骨肉相残，妻子批斗丈夫，儿子告发老子。袁力锋运气太坏，儿子告发老子之类的事也降临到他身上了。告发他的是他的一个侄儿，说他私藏武器，有一背篼手榴弹，悄悄倒到了水塘，而且是在他授意下，由侄儿亲自背出去倒了的。

土改工作组马上把袁力锋抓了起来，由侄儿带路指认现场。一起到现场的还有其他几个地主。大冬天，几个地主下水打捞了半天，连个手榴弹的影子也没有。接下来，很自然，他受到拷打。一天，有人报告，说他畏罪投水了。工作组带人赶到事发现场一看，发现他投水是实，但人却还没有淹死。原来他身材瘦小，又穿了件大棉袄，跳到水塘后怎么也沉不下去。工作组的人把他打捞上来后，捆到街上的柱头上示众，连湿衣服也没有让他换一换。他脸冻得铁青，身起鸡皮疙瘩，在柱头上颤栗。

袁力锋平时为人谨慎，待人和气，给人留下的印象总的还是挺不错的。在他遭捆绑在街柱饥寒交迫、浑身哆嗦的时候，有一些人心里对他很同情。我父母亲就很想给他端碗饭去，但迫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终于没有任何人，包括他的家人，在未获政府许可的情况下给他端半碗饭吃。

袁力锋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已经快不行了。工作组一合计，认为让他就这样死了，会没名没分，不如把他趁早打死（枪毙），还可以教育群众。到了打他那一天，工作组派人去问他，想吃点什么，他说想吃碗鸡蛋面，马上遭到一顿臭骂：“狗日的！剥削农民还不嫌不够，还想吃面！”端到他面前的还是天天端给他的煮红苕。

袁力锋是同其他十多个地主一起镇压的。那天，全两河区几个乡的群众都集中到两河宽宽的河滩上。河滩上临时搭建了一个台子，安放了喇叭，工作组的人就坐在上面。下面是群众，一把草加一墩石头，就算是座位。程序是先揭发批斗，然后高呼口号，最后是执行枪决。打袁力锋那天，他的亲戚也是在场的。

1950年代，家乡农民每家每户都养狗，无论贫贱富贵，都是这样。区别在于，富贵人家的狗大一些，贫贱人家的狗小一些。大狗小狗，跑得到处都是。那时的狗是用来看家的，十分凶狠，跟现在城市居民养的宠物狗完全不是一码事。土改时，凡是遭到镇压的地主都是人民的敌人，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因而，一般来说当天是不敢有人去收尸的。袁力锋也不例外。那天晚上，一大群狗在河滩争夺食物，厮打之声远近可闻，持续了整整一个晚上。

袁力锋的一个成年的兄弟和一个尚未成年的女儿去收尸的时候，尸体已经所剩无几了。两个人走了十多里路，用绳索捆住残骸，从两河抬了回来。等到把残骸抬到坟山的时候，两人又饿又累，连挖坑的力气也没有了，于是就草草把残骸放到一个古墓洞穴，捡些石头封住洞口了事。

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生产队大规模开挖坟墓，扩大耕地面积。大人开挖坟山，小娃在附近玩耍。阳光灼灼，眼孔、鼻孔、嘴孔，三个圆溜溜的孔洞，一个完整的头骨就在田地间的小路上。一个肩扛锄头的农民路过这里，一锄头下去，只一下，顿时把完整的头骨敲打成了碎片。

由于生产队大规模开挖坟墓，袁力锋的骨骸早已无踪无影，现在他的后人要去祭奠都找不到地方了。

揭发袁力锋的那个侄儿，土改后不久生个男娃娃，样儿倒长得很乖，也肯吃喝，喜欢笑，但是有问题。吃喝以后总是要呕吐，还要放声大哭，哭得脸青面黑的——他生来没长屁眼儿。没屁眼儿就屙不出屎来，实在憋慌了，屎就从小鸡鸡儿处渗透出来了。当时县城的医疗条件很差，这样的病没法医治，于是带到绵阳进行手术。绵阳的医生在小儿屁沟里开个口子，口子外安个塑料小漏斗。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娃娃还是呕吐，还是放声大哭，还是哭得脸青面黑。有时一哭闹，一挣扎，噗的一声，塑料小漏斗从屁股上喷出，屎照样屙不出来。把小漏斗找回，重新安放在人工屁眼儿上，一哭闹，一挣扎，又噗的一声从屁沟里喷出来了。这样折腾了几个月，最后娃娃还是在痛苦中夭折了。

袁力锋有个儿子，那时正在上学。在老子挨整的时候，公开同父亲决裂，划清界限，表现出鲜明的阶级立场。不过，有人听这个儿子私下讲，其实对土改中揭发、批判、镇压他老子的人，心头还是非常仇恨的。

十指点灯    张家正

当时正值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夺政权的白热化时期，共产党急需兵源、粮源、财源。杀人土改绝对不是为农民谋利益，而是把它作为一个手段，用血腥残暴方法制造民众分裂，使农村社会自相残杀，从而达到战胜国民党的目地。把农民发动起来，表面是分土地给他们，实际上土地只是诱饵，目的是把农民绑在共产党的国共内战的战车上，跟着共产党走。农民跟着共产党分了土地，杀了人，斗了地主，就只能跟共产党走了。

1953年底，我作为文书，参加了云南省镇雄县罗坎区的一个土改工作组。那时中共的土地改革政策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击地主。工作组下到农村后首先是访贫问苦，串联、扎根子，找一些最穷的人做依靠对象。

我们看哪家衣裳最破，穿得最烂，就进哪家访贫问苦扎根子。就像毛泽东点拨的，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就是我们苦大仇深的阶级兄弟，我们就要依靠他了。实际上这些人很多都是二流子，好吃懒做、偷鸡摸狗。

当时共产党利用的是穷人的仇富心里。最穷的找出来了，最富的也就找出来了，最富的就是打击对象了。先轰开局面，就是杀人啦，确定这个村第一批杀20个、30个，拉出去啪啪啪一干掉了这些人，农民胆子就大了，就不用怕了。

贫雇农高呼的口号是斩草除根，因此杀地主的手段惨绝人寰，有剥皮、砍头、活埋、石头砸死、火烧、拖在马后、树上吊等等。甚至地主家怀了孕的女人都要被剖腹，将婴儿取出活活摔死。有的把碗敲碎了，放在你的膝盖头，跪下来，很多人的两个膝盖跪烂了。这个是最起码的了。还有十指点灯。如果有些地主现在还活着，十个指头都是光光的，不用问，是土改时被烧掉了。十个指头缠上棉花，再沾上油，把它点燃，叫十指点灯。

分到土地的农民好景不长。没两年，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农民种的粮食归国有，还增加了户籍制度，农民的子女只能再做农民，农民从此成了中国的二等公民。所谓土地收归国有，其实就是中国只有中共一个大地主。现在中国进行再一次土改，政府把所有的土地都垄断在自己的手里。人民要卖地只能卖给政府，要买地也只能从政府那买，政府成了最大的地产商。

土改斗地主的运作模式    李巧宁

土改前，经济上相对富足、有一定文化的地主是农村的权威。一定程度上说，土改就是要打破地主阶层在经济上的优势和在当地农民中的威望，使之名誉扫地，为乡民所不齿，从而打破他们所代表的乡村传统文化。

斗地主要先动员。要让农民普遍起来斗争作为乡村权威的地主，必须从思想上说服他们，打破农民中普遍存在的不敢惹地主、怕地主报复和良心、命运等观念。为此，新政权对农民进行阶级教育，告诉农民，人是有阶级的，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有田有地，生活富足的人是剥削阶级，他们是靠剥削他人的劳动成果发达起来的；没田没地，生活贫苦的人是被剥削阶级，他们是因为被人剥削才生活困苦的。地主是剥削阶级，为富不仁，游手好闲，穷凶极恶，不仅剥夺了本该属于贫苦农民的田地，占有了雇农的大部分劳动果实，而且霸占了贫苦农民的妻女。贫苦农民只有在新政权的支持与帮助下彻底打垮地主阶级，才能翻身做主人，过上好日子。
    阶级和翻身的话语看似简单而有逻辑性，但离农民的日常生活（春种秋收、家长里短、生老病死等）太远，和农民所信奉的社会伦理（有借有还、人各有命、做事凭良心、租地交租天经地义等）大不相同，更何况农民和地主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邻里关系、宗亲关系等，再加上有的地主做人谨慎、勤劳实在，是公认的本分人或于己有大恩大德的人。因而要让农民把各种各样、千差万别的现象都用阶级、翻身这一条线贯穿起来并不容易。
    为了使这套话语尽快融入农民的日常生活，为农民所接受，土改工作队主要采取三项措施：反复的理论讲解、串联和诉苦。
    理论讲解就是通过大会小会向农民讲阶级剥削及翻身的道理。复旦大学教授谭其骧先生1950年10月至次年2月曾先后在安徽五河县和灵璧县以土改工作队成员的身份参加土改。他的日记中多次提到向农民讲阶级理论：10月31日，“下午开贫雇农（即无地少地）农民会，进行阶级教育，引苦诉苦”。11月12日，“饭后急回集，召开村干代表会，讲阶级，未竟”。11月15日，“开二次代表会（农会会员会）。上午XXX致开幕词，XXX讲阶级”。11月16日，“晚召开贫雇中农会，讲阶级”。12月20日，“至张冉XXX寓所开贫雇农中农会，进行阶级教育，宣传农会作用”。

可以看出，讲阶级不是一蹴而就，是一个反复说明的艰难过程。具体怎么讲呢？通俗地说，就是把农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痛苦都一点一点地归于阶级剥削，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出解释。比如在青年会上，把青年通常遇到的痛苦，如婚姻的不自由解释为阶级剥削，穷人娶不起媳妇或看财礼嫁女儿是因为贫困，贫困的根源是地主无情地夺走了本该属于穷人的劳动果实。在老年会上，把老人没钱看病、遭儿女嫌弃等日常问题和阶级紧紧挂钩，称这些都源于穷，源于世世代代遭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其他阶层的会议上亦如此。曾在四川泸州进行过土改工作的吴茂荪1951年12月2日在北京介绍土改经验时就强调：“妇女会上应将一切妇女痛苦归之于地主，家庭不和亦然。”

理论讲解一般由土改工作队成员实施。它面向一定群体的听众，有相当的影响面，所讲的问题有普遍性，但不易深入，因为每个个体所遇到的现实问题千差万别。针对个体进行串联，弥补了理论讲解不易深入具体的缺憾。串联有时是工作队员入户发动农民，有时由工作队培养的根子联络进行。所谓“根子”，是土改工作队下村后，经过了解情况，寻找到的苦情大、有热情、善于团结人、可以为工作队所依靠的典型群众。由于根子对当地情况相当了解，对每户的具体情况及每个人的性格都有较好的掌握，所以由他们和农民面对面地交谈，逐个地启发动员，既能从每个动员对象的具体问题出发，以农民所熟知的道理步步深入，把农民受苦的根源引向阶级问题，又可以用阶级观点把其它农民日常生活中的苦难联系起来，进行“天下穷人是一家”的教育，效果良好。串联有时是在根子和动员对象之间一对一地进行，有时是根子带着几个已经串联好的人一起去和动员对象交谈。串联的内容一般是从农民的穷苦谈起，千方百计地把穷苦的原因引向地主的剥削与罪恶，自然地激发起动员对象对地主的仇恨。这样的串联对思想单纯、思维方式简单的农民一般是比较容易成功的。

请看广西柳州柳城县六休乡1952年2月土改串联的一幕。2月7日晚，一批串联来的人一起在邓荣禄家串联穷苦农民杨泰木。当大家帮他算了剥削账，算出他四十年来，被地主剥削去了十万斤谷子的时候，他很激愤地跳了起来说：我要去剥地主的皮，抽地主的筋。大家同他谈别的问题，他都听不进去了，他一心就想剥地主的皮，抽地主的筋。假使当时有一个剥削他的地主在他面前，他一定一下就会把他捏死。
    但有时，串联也不是费一番唇舌就能见效的。同样是广西柳州柳城县六休乡，1952年土改中就发生了这样两件事。一件是：“在邓旺家碰到邓荣福。我们围着火，同他谈了很久的家常。在这次谈话中才知道，他他曾受过下回（屯子名）地主邬枫先长期的剥削，他曾先后当过邬家七年的长工。我们帮着他算了剥削账，可是这个单身汉的感触却并不大。”另一件是：“天福家穷，根子从现实的苦况出发去串联天福老婆。……问她衣服为甚么这样烂，她很生气地说：‘你的衣服比我还烂，你为甚么不买？’‘你家连鸡笼都没有，还问我呢！’有人去串她，她常骂猪骂狗，说命不好，羡慕地主生活；说被地主剥削是命里活该。谁要与她多说就骂谁，吓得谁都不敢去串她。”
    遇到邓荣福和天福老婆这样的主儿，就需要多次串联，或用诉苦的方式来启发。诉苦就是由培养好的苦根在不同规模的会议上饱蘸感情、声情并茂地诉说地主剥削给自己及家人带来的巨大苦难，然后由土改干部或其它在群众中有威望的人当众分析苦情，挖掘苦源，步步引伸，把仇恨的目标引向具体的地主或抽象的地主阶级及其代理人。“不但要算剥削，还要查政治压迫，不但要追穷根，还要追后台，由地主阶级到帝国主义，由反革命分子到蒋介石到杜鲁门。”诉苦是一种煽情，它不仅可以使听众由他人之苦联想到自身之苦，而且会使参与者的苦难感成倍地膨胀。经追查穷苦根源，浓烈的仇恨自然就指向了地主或地主阶级。 　
    诉苦一般经过如下主要环节：寻找可能的苦主（或称苦根）→启发引苦→小会诉苦→帮助总结小会诉苦的经验教训，指点一定的诉苦技巧，培养成熟的苦主→大会诉苦→干部分析苦主的苦情并引伸到阶级压迫。要使诉苦产生预期的效果，寻找人品好、生活苦、会诉苦的苦根很关键。找到合适的苦根后，土改干部对他们进行启发，引出他们的苦情，并帮助他们根据土改斗争的需要对苦情的内容加以取舍，然后给予苦根在小会上诉苦的实践，并帮助苦主分析总结小会上诉苦活动的经验教训，指导一定的诉苦技巧，经过几次小会诉苦的实践锻炼后，逐渐使之成为成熟的苦根，并选择其中的突出者到大会上去诉苦，煽起更多群众的苦情；土改干部在苦根的诉苦刚刚结束，群情激愤之时，趁热打铁，及时地运用阶级观点对苦根的苦情进行分析，并明确地把受苦根的根源指向地主阶级，把群众愤恨的焦点引向地主阶级。

陕西南郑县十八里铺区在总结土改诉苦经验时所说：“诉苦首先要做一番有力的启发运动，打破顾虑，深入进行讲苦、引苦、连苦的教育，使代表能够意想到自己痛苦，而激发出激烈的诉苦要求。这时即应开始典型诉苦，以苦引苦。在诉苦过程中，领导善于根据情况随时启发诱导、深入连苦的教育，使台上与台下领导群众的情感完全融合起来，苦苦相连连成一片。在几个典型的引苦下，为了普遍诉苦，应速转向小组诉苦，小组诉苦进行到一定程度时（照顾到面的发展），发现出苦大的、有深刻教育意义的，即可正式转入大会诉苦，诉苦也必须要和追穷根结合起来。”
    在诉苦活动中，无论苦主还是苦情故事中的人物和情节，都是农民所熟悉的，所以对农民的触动较大，煽情、发动的效果也相当明显。很多农民在听诉苦时都被深深打动，形成了一定的阶级认识。

这里是广西柳州柳城县1952年土改中几个屯的根子们小会诉苦的一个场景：“根子们围着一堆柴火团团地坐着。主席杨坤林（南村人）说了几句话后，大家渐渐地诉起苦来了，其中四个女的诉得最成功。当关妹说到她被卖到六休不忍离开自己的爹娘及被卖后生活如何困苦的时候，她早已经泣不成声了；坐在她旁边的三个妇女也跟着她哭了起来。山脚的桂英对她的苦情还没有诉到一半，她想到她被日本鬼子杀死的父亲及逃难时被鬼子冲散迄今下落不明的妈，以及她被地主剥削的苦况时，便放声号啕痛哭起来。有几个男的贫雇农也跟着落下泪来。”
    这次诉苦会连在座的土改干部都被打动了：“这个会不仅教育了农民，也深深地教育了我，使我也从诉苦中受了一次阶级教育的洗礼。”大多数土改干部所宣讲的阶级观点多来自书本和党的领导人的讲话，自身并没有多少切身的阶级仇恨和感性的阶级意识。他们用阶级观点组织农民诉苦，反倒给他们自己所接受的阶级理论增添了鲜活内容，强化了他们的阶级认识，并更坚定地以之教育农民。土改干部与农民之间的这种互动，催化了阶级意识在农村的成长。
    通过反复的理论讲解、串联和诉苦，加上在地方戏、歌谣等民间文艺形式中注入阶级斗争的内容，到处布置“贫雇中农团结紧，消灭地主阶级做主人”之类的口号，几种方式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大多数贫苦农民对地主阶级的罪恶有了一定的认识，为起来斗争地主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和铺垫。
    
    为了彻底地打垮地主的威风，斗地主一般有两个主要环节：其一是开斗争会，其二是没收地主财产。
    开斗争会是打垮地主威风的重要手段，新区土改中各地几乎对每个地主都开过斗争会。会议的规模有大有小，有以村为单位的，也有以乡为单位的。为了把斗争会开得轰轰烈烈，这类会议一般都与诉苦相伴，即先由事先培养好的苦根逐个登台，历数斗争对象的种种罪恶，激起与会者的愤怒情绪，然后在群众的斗争下由地主交待认罪。衡量一次斗争会是否开得成功，不仅要看群众对地主的斗争是否激烈，而且要看地主是否在群众的斗争下表现得服服帖帖。

广西柳州柳城县山脚乡1952年2月24日晚上斗争地主杨福相的场面：“斗争一开始，他（杨福相）就自己承认他的罪恶，痛骂了一顿自己，并且大哭着，自己跪了下去，请求群众宽大他，给他一个劳动改造的机会。这么一来，群众都软了，泰安（根子之一）慢慢地溜到后边，荣福（根子之一）甚至用手去把他牵了起来，有的人更表现出怜悯他的样子，把头都掉了开去。当然也就没有人肯面对面地斗下去了。”

26日中午斗争地主杨富相的场面：“斗争大会开始，当杨富相拉到会场来的时候，群众一齐盯着他，忽然静下来了。首先跳上去斗他的是南村的杨火贵。火贵控诉他，解放前强迫各村的人为匪，不去，他就威胁各村的农民说：‘不去，我把你们全村的人杀绝！’当火贵说到这里，大家都一齐愤吼起来了：‘跪下！’那家伙只好软软地跪下了。接着跳上去控诉的，有杨安泰、杨定坤、龙伯妈、杨五金的老婆，先先后后跳起来斗争他的，就有十几个之多。斗争表现得很激烈！可这家伙却甚么都不承认，……总之，你要他交待甚么，他就抵赖甚么。”
    这两次斗争会都被认为是失败的，对杨福相的斗争会缺乏激烈的群众斗争，对杨富相的斗争会缺乏地主的认罪。如果对哪个地主的斗争会不成功，土改干部就会指导群众总结经验，反复斗争，直到把该地主斗倒斗垮为止。一般而言，政策要求对地主进行说理斗争，不允许体罚、打骂。但在实际操作中，各地普遍地出现捆、绑、吊、打地主等乱斗乱打现象。多数土改干部或鼓励，或听之任之，或身体力行。这一方面是因为在斗争会上，经过诉苦的煽情，群情很容易激愤，难免冲上去对地主又打又骂，甚至泄私愤；另一方面是因为一些土改干部认为只说理不足以彻底打掉地主的威风，体罚地主不仅能长群众的士气，而且能较快地使地主变得服服帖帖。

陕西安康专区洵阳县土改初期一个全乡斗争会上，斗四个地主和一个半地主式富农时，两个被打，三个顶了石头，其中一个嘴里咬一块石头，有的村让地主跪瓦渣石子。安康工作组一个干部，叫民兵把地主捆起来，动员群众去打。渭南官路蔡村斗了六个地主，其中五个被吊打，群众称之为“六个地主打了两双半，留下一个打得眉眼烂”。蒲城个别乡斗地主时把地主吊在梁上，脚下还给垂石头，还有的用“凤凰单闪翅”、“猴吃桃”、“站炭渣”、“划白圈监禁”等方法逼供。褒城县第一期进行土改的30个乡，计有18个乡发生过打人现象，被吊打地主近40人，参加吊打的干部有12人，某工作组长亲自打地主的耳光，个别乡村还制造了不少的新花样，如挂粪桶、双手举起口张开、冷水洗脚等。
    即使经过了土改初期的阶级教育，也不是所有的新区群众都完全接受了阶级观点，在斗争会上对地主充满仇恨。或者说，阶级观点并没有能够彻底地消解群众原有的价值观念。谭其骧所记安徽五河县乔集村1951年11月20日斗地主张学申时，“群众皆发笑”，因为群众知道张学申不过是代替其父挨斗而已。“学申父为恶霸，管公堂，去年已死。学申好人，现家中仅有薄田十四亩，内四亩水浇，生活不及贫雇农。”1952年3月16日柳城县六休屯的几个农民暴露出自己在前一天批斗地主杨成的会上打瞌睡、吃红薯、发笑、叽叽喳喳等；就连在斗争被土改干部认为是最“顽固狡赖的老滑地主”杨朝达时，也有群众在发笑，还有叫“朝达哥”的。陕西南郑县土改斗地主时，发言的主要限于积极分子，大多数群众不是理直气壮，说话时藏在人后边把头低下去说。
    开斗争会是要从精神上打垮地主，没收财产是从经济上打倒地主。1950年6月30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没收地主的财产指的是没收其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其它财产不予没收。事实上，各地不仅没收了土地法许可的五大件，而且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在了五大件之外的浮财上。所有被认为是地主用于过浮华奢侈生活的物品，如四季衣物、梳妆用品、首饰、钱财等，甚至连地主家属的财产也没收了，好像旧时犯法人家被抄家一样，家里任何东西，工作队都可随意搬走。许多地主家里被搬空。
    这里是广西柳城县六休乡1952年春季土改中一次没收地主财产的生动场景：“没收地主杨朝达家财产的工作今天开始。中午六休农民开了一个动员大会之后，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浩浩荡荡地一齐向杨家进发了。六休农协代表主任邓旺把杨叫了过来，要他首先交出红契。……红契点交完毕，群众要杨自报他家的财产。自报不实，大家就起来斗他，要他把分散的财产交出来。没收委员会的人却一涌而进，你一手我一手地就把他家的衣服、被褥、桌椅、锅盏、犁耙锄头、碗瓶缸罐，一切大小杂物通通都搬出来了。杨的老婆被捆绑着。……他女和两个孙女便把群众带到左边的楼上去，大家一搜，便发现了夹墙，从夹墙里搜出了一堆烟叶，再一搜便从一处楼角边的小夹壁内搜出一大堆左轮和卡宾枪的子弹来了！大家一看搜出了子弹，怒火都燃烧起来了。……这老家伙看见自己的秘密被发觉了，吓得面无人色，最后只好承认他知道杨澄（杨朝达的儿子）还有枪支和子弹埋在白洋岭，他愿意马上同大家去把它挖出来！……入晚，当白洋岭又挖出五六百发子弹的消息传出后，全屯的人都沸沸扬扬地闹开了。因此到晚上再斗杨朝达和杨澄的消息传出后，有几个从来就不大参加会的老头子也很早就到会场上来了。”
    对地主的斗争除了开斗争会和没收财产之外，还有一些辅助的形式，如公审会的威慑、广泛制造地主不低头过不了关的社会舆论、对地主不断训话和传讯等。人民法庭开公审会就地镇压甚至枪毙几个声威比较大的地主，对其他的地主产生极大的心理威慑，很容易使他们变得顺从；通过标语、口号、民间歌谣等广泛制造地主不低头过不了关的社会舆论，并不断地对地主传讯和训话，有效地防止了地主普遍地认为土改作为运动不过是一阵风，刮过就风平浪静，因而想“拖”过关的思想。
          
    斗地主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对于地主而言，家里的东西被没收殆尽，物质生活陷入困境，一些靠勤俭发家的地主变得无心生产。他们昔日在乡邻中的声威一扫而光，不仅不再被人尊敬，而且没人接近，成了人人都可以唾骂嘲笑的对象。陕西西乡县第一期土改工作总结中说：经过土改，“向来农民最敬重的‘张先生’、‘李老爷’等人物，现已在农民口里随便叫谈着‘张地主’、‘李恶霸’”。在陕西凤县，土改还没彻底结束，群众就普遍地对地主另眼相看了。双石铺地主高XX到大坪开会，灰溜溜地一个人圪墩在庙墙根没人理他。农民们在一边大说大笑，谈论他们的土改，也谈论着：“过去地主来坐在咱们屋里，还得好茶水招待，现在咱不理他了。”地主杨维时的外甥说：“群众借我的家俱我都借给，要是地主杨维时借，那就不行。”有的贫雇农说：“土改前咱遇见了地主，你得先给人家打招呼，现在路上遇见了地主，他把头低下，不敢抬起来，要是抬起头来，也得他先招呼咱，咱还不理他。”有的地主领教了土改中民兵捆绑吊打斗争对象的手段，此后一见民兵就吓得打颤。

也有一些被划为地主的人对自己的遭遇深感不公，内心不服。陕西洋县石冠乡地主杨XX骂斗争他的群众：“狗日的斗争我，过不了三年国民党来了，叫我亲爹都来不及。”另一个地主靳XX甚至把毛主席像扯烂，踩在脚底下乱骂：“你把我害扎了。”陕西城固县某地主子女在土改六年后依然愤愤不平：“我家土改被斗争过，房子叫共产党拆了，土地被穷人分了，共产党是叫人上望蒋杆，五牛分尸。这是利用穷人整穷人，比土匪抢人还要厉害得多。”

土改时曾作为地主而在家乡浙江硖石被斗争的文人章克标数十年后回忆起自己被划地主的经历，心里仍“有点摆不平”：“庆云街镇上，一共评出了十一名地主，我也被列入地主之中，这是大出我意料之外的。因为我知道评定阶级成分的标准是要看藉以为生的主要来源，如果是依靠土地的收入为主，才可以评为地主，但是我的生活来源，土地方面的所得，实在是微乎其微的，哪里能是地主呢？……但这一项桂冠，却无端而来了。”
    在土改结束的总结庆功大会上，章克标作为地主上台表态接受改造。他以复杂的心情说了一堆反话：“我评到了地主这个名头，太开心了。地主是不容易的，要创制一大片土地的所有权，多少辛苦惨淡经营，也许还要克勤克俭，尺积寸累起来，才能成为一个地主。我没有这样用过苦工，下过大力，平白得了个地主成分，哪能不开心。……看到家家户户的请神祭祖的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请地主太太，甚么时候也少不了她，所以地主太太总是到处有饭吃的，这就无论如何也饿不死了。地主太太既然如此，想来地主老爷也一样。所以评到地主分子，想到将来死了之后，可以有这样的铁饭碗可吃，实在太好了，就禁不住快活得要哭了。”
    贫苦农民原本处于农村社会的边缘，经过土改，不仅分得了土地，分得了从未享用过的东西，还被新政权当作依靠对象，因而产生了强烈的翻身感，对新政权充满感激。广西柳城县六休乡1952年5月庆祝土改胜利大会上，一个农妇说：“十几年我没讲过话，现在当家做主人了，我也大胆地讲话了。从前我们多苦啊，现在田也有了，地也有了，仔也有吃有穿了，真欢喜啊。”有的男子说：“几千年来，我们今天算是真正翻身！就我个人来说，也算活了三十多年，今天才真正翻了身。想起从前，给杨朝达做活，全家劳动还常常饿饭，那日子有多苦啊！现在我分得了田地，真正翻好了身。”有的捧出分到的皮袍说：“我奶姥今年八十岁了，甚么时候见到过这样好的皮袍！现在她分到这件东西了，多好啊。”
    对地主的斗争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的价值观念。土改以前，农民以富为贵、为荣。土改中地主被斗，很多农民认识到新时代是穷人的时代，穷是资本，是出身好。因此土改后农民普遍怕拔尖，尤其是怕露富，“生产不节约”、“发家不致富”的思想和行为相当流行。许多农民在收获后不是首先做下一步生产上的投资与积累，而是上街吃喝、买消费品。有的群众甚至仇富，认为富就等于坏，等于不仁，人一富就变质，就变得凶残，变成了人民的敌人。

土改的目的和恶果    陈沅森

   一、地主的土地和财富三种来源
    1、祖传家业。有些人家，祖上好几代以前就拥有这些土地和财富。一般有钱人家总是送子弟读书，书香世家，几代没出“花孙子”，守住了家业，代代相传，传到了土改时代这个儿孙手里。这位继承者因拥有祖传的土地和财富遭了殃，全家扫地出门，土地和财产被没收，有些连生命也没有保住，被枪毙了。

土改中有不少贫富颠倒、是非混淆的现象。许多财主家，不幸出了个好吃懒做、嫖赌逍遥的“花孙子”，把万贯家财卖得干干净净，变为沿街乞讨的叫花子。哪知风水轮流转，叫花子反而因祸得福，被划为贫农，分得了土地、房屋和“浮财”。

2、在外地做官、经商发了财，回乡兴家置业，购买大量土地。中国几千年，一直是重农轻商的小农经济社会。那时没有银行，银钱放在家里，怕偷怕抢，存在私人票号风险很大，不放心。那时工商业也不发达，人们压根儿瞧不起商人，不愿投资兴办实业。“要想家业稳，作田是根本。”有钱之后第一个念头便是买田。田是不动产，偷不走抢不去，年年增值，死后传给子孙，家人就不会饿死。
    3、勤劳俭朴，聪明好学，善于经营，在本地被称为“田秀才”，一辈子省吃俭用，有点积蓄便买田，土地渐渐增多，慢慢上升为中农、富农、地主。

二、地主阶层在农村中的作用

地主们青少年时期大都受过严格的教育，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他们读的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儒家思想，深入骨髓。95%以上的地主怜贫恤老、救济鳏寡孤独、助教兴学、救灾赈灾、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倡导文化活动（舞龙灯、赛龙舟、唱大戏等），举凡农村中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都是由他们带头发起，热情赞助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

经过十年寒窗进入上层社会（官场）的，大多数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当年的地主阶层，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于一体，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的主流。

许多科场失利、无意于仕途的读书人，回到乡梓后，因其品德高尚、学问丰富、主持正义、办事公平，往往被推举为地方领袖，掌握着村、乡、区地方事务的管理权。当年的政府非常弱小，既没有社会救济概念，又没有过问地方事务的经济实力。大量地方事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本乡本土有声望的富绅（地主）肩上。

兴办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需要大量资金，光凭空口叫叫喊喊，是没人信服你的，关键时刻要带头拿出白花花的银子来。有声望的富绅带头捐了巨资，人人跟进，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才能募集到大量资金，办好地方事业。那时差不多所有的乡村，都有德高望重、公益事业心强的地主，带头捐资。

当年地主将土地出租，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就业问题，与资本家办工厂给城市贫民提供就业机会，与当今外资进入中国解决城乡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一码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资的回报，工商企业利润提成是资本的回报，同样是一码事。
    地主阶层当年在农村占有的土地和财富较多，是多种社会力量长期碰撞取得的均势与平衡，是两千多年来皇权专制社会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符合当时社会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经济结构要素。

两千多年前，孟子说有恒产者才有恒心。意思是只有财产较多的人，做事才有责任心，因为他要对自己的财产负责，对自己的家庭负责，对自己的声誉负责。当年，地主阶层以其财富、道德、学识和声望，责无旁贷地担负了政府职能缺失部分的职责，在农村中起着稳定社会的中流砥柱作用。
    

三、发动土改的目的

1950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新解放区（1947年之后解放的地区）开展土改。一声令下，整个农村立马笼罩在红色恐怖、血雨腥风之中，200多万地主的人头纷纷落地。

进行土改为什么要杀那么多地主呢？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大意）：我曾追问毛泽东，井冈山时期，苏区的面积只有那么大，人口只有200多万，每年的税赋有限，你们是怎样解决几十万红军军粮军饷的？毛泽东王顾左右而言他，回避了斯诺的提问。毛泽东为什么不直言相告？显然有难言之隐。

从1927年秋收暴动入井冈山搞武装割据开始，毛泽东一直沿袭打土豪的办法，解决军粮军饷。每解放一个地方，便把那里的地主通通杀掉，夺取他们的财富充作军粮军饷。红区（共产党占领地区）大大小小的土豪打光，没油水可捞了，便派出突袭队，月黑风高夜到白区（国民党占领地区）去打土豪，斩尽杀绝，掳掠一空。久而久之，红区附近的白区土豪也被打光了，老百姓也跑得精光，最后形成一条30多里宽的赤白交界绝无人迹的“阴阳地界”。

1949年后，百废待举，到处需要钱，新政权入不敷出，捉襟见肘，财政危机相当严重。军事方面，西边要进藏，南边要解放海南岛，东南准备攻打台湾，北边要抗美援朝，几百万解放军军粮军饷从何而来？于是，历史上最大一次打土豪，掠夺最富庶的江南农村地主财物的土地改革运动便应运而来了。

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八大任务，第一项就是进行土地改革。毛泽东毫不讳言，要把土改列为“取得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首要条件”。这就是说，土改的第一大真实目的是夺取地主的财富，解救新生红色政权的财政危机。

土改的第二大目的，是用地主的鲜血，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中共建政后，国民党及其遗留、派遣在大陆的军政人员，反抗相当强烈。自发的民间土匪也十分猖獗，常常在某夜突然把一个乡政府给端掉了。新生的红色政权内外交困，随时有被颠覆的危险。这时，毛泽东认为，必须把反革命的嚣张气焰镇压下去。杀谁呢？很不幸，他选择了地主。

土改时，批准杀人的权力在区一级，二十来岁的区长或区委书记掌握着全区十多万人的生杀大权。深夜，区、乡干部会议结束，大家劳累了一天，睡觉去了。年轻的区委书记或区长坐在煤油灯下，根据各乡上报的材料，勾画明日的杀人名单。
    如果这位年轻人心地比较善良，他手中的“朱笔”稍稍留情，对于可杀可不杀的人，尽量不划红勾，这些人就可能幸存下来。如果这位年轻人“阶级斗争”观念比较强，杀红了眼，“朱笔”一路勾画下去，则明日刑场上便有多位地主的天灵盖被打飞。若是这位年轻人打瞌睡，“朱笔”误点在某个原拟不杀的人的名字上，醒来后又没有发现这一错误，这人明天也就完蛋了！

杀人的权力虽然在区一级，但实际上，某位乡干部要杀谁，甚至因私仇某位贫雇农要求杀谁，跟区委书记说一声，少有不批准的。

斗争地主的场面十分野蛮，拳、脚、鞋底、棍棒、皮鞭一齐上，打得皮开肉绽、口吐鲜血、伤筋断骨，惨叫哀号之声不绝。对于某些强加的罪名，跪在斗争台上的地主想解释一下，战战兢兢刚开口，台下在积极分子带领下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口号声立即淹没了地主那微弱可怜的声音；台上的积极分子立即抽耳光，拳打脚踢，打得你根本无法开口。

在这节骨眼上，起作用的是“人性”。这位地主如果性情特别温和，待人十分宽厚，以前从来没有得罪过任何人，没人告他的状，也许能逃过一劫，留下一条小命。如果几十年来因某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说话不小心，得罪过某位贫雇农。在土改干部的挑唆下，贫雇农指控他是恶霸地主，就完蛋了。只要有人说你是“恶霸地主”，你就是“恶霸地主”，没得分辩的余地。

在贫下中农这一方，如果人性好，富有同情心，看到地主挨打挨斗被杀十分可怜，不记恨往日的小事，宽宏大量，什么也不说，这位地主的小命也许能保留下来。如果是个生性嫉妒、幸灾乐祸的积极分子，见人受罪心里乐，看到杀人便兴奋，告状时添油加醋，无中生有，一个一个的地主，便死在他手中。也有经不住土改干部反复劝说，说错一句话致使某位地主丧命的，事后这位善良的农民良心发现，一辈子追悔莫及！

杀地主，没有任何标准。每个村子都要杀，不杀是不行的，上面的政策规定：“户户（地主家）冒烟，村村见红。”假如那个村子里没有人够资格评上地主，就将富农提升为地主；假如连富农都没有，就矮子里面拔将军，把某位倒霉的富裕中农提上去。总之，至少要杀一个。

当年杀地主是用枪顶着后脑勺，从背后斜着向上开枪。一声枪响，天灵盖便被打飞了，红色的鲜血、白色的脑髓撒满一地。血腥、残忍、恐怖，目睹者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栗，甚至吓得好几个夜晚从恶梦里尖叫着醒来，掩面而泣。杀多了，吓怕了，反抗者都缩头了，新生的红色政权便巩固了。

土改的第三大目的是动员广大农民参军，上抗美援朝前线。
    

四、土改的恶果及其后遗症

首先，土改人为地制造仇恨，摧毁了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在人民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土改将谋财害命、杀人越货颠倒为备受赞扬的正义事业之后，人心涣散了，传统道德观念崩溃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利，相互争斗，尔虞我诈，道德沦丧。请看今日之中国，人欲横流、物欲横流，追本溯源，土改难辞其咎。

其次，土改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力

农村中有一批勤劳俭朴、善于经营田秀才，他们上升为富农、地主后，代表着当时农村的先进生产力。他们农具比较齐全，资金比较充足，生产具有一定规模。他们经验丰富，接受新生事物较快，有能力选择和改良作物的品种。他们的农、副业产量总是达到当地最高水平。他们先进的耕作方法给贫苦农民起了示范、带头作用。如果让他们继续富下去，其子女留学美国归来后办农场，中国的农业或许会改变面貌，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但不幸，土改中把他们打压下去，杀的杀，关的关，管的管，生产资料瓜分干净，中国农业一条极有希望的出路被打断了。

世界上的人千差万别，许多贫下中农只能在别人的指挥下从事简单劳动，缺乏独立门户掌握全盘生产的能力。把土地分给这样的人，他们一缺资金、二缺农具、三缺种子、四缺经验，明明分给他们是最肥沃的良田，可就是种不出粮食。土改后的第一年，农业生产是倒退的。更有一批懒汉，把分的东西吃光用光，分的田卖给别人（后来被制止，不准买卖土地），依然是个穷光蛋。

土改把善于经营的地主、富农打压下去，农村中更加缺乏经营型人才。把已经集中了的生产资料，零星分散给不善于经营的单人独户，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第三，土改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
    在科举时代，没有功名（未考取秀才、举人）的人是不允许进入地方领袖层的。因此，地方领袖素质较高，廉洁奉公，能真正为群众办事。乡村地方领袖第一次恶质化，是从晚清1906年废除科举制度后开始的。由于大家都没了功名，谁都可以当地方领袖。三教九流之辈见有机可乘，便凭借土地、资本、祠堂、武力、公产、宗教和个人关系，纷纷钻了进来。这些人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形成派系小集团，忙于争权夺利，置贫苦农民于不顾。这些人不受儒家道德公益心的约束，不受政府控制，贪赃枉法，为所欲为。加上人口爆增（清朝初年，全国人口约1亿，康乾盛世后增加到4亿，抗战胜利后全国人口号称四万万五千万），人多田少的矛盾突显出来，从此，农村社会开始动荡不安。

土改利用流氓无产者（扒手、小偷、地痞、恶棍、无业流民）打冲锋，斗垮地主、富农后，这批“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纷纷入党做官，趾高气扬地成为书记、委员、主任、乡长、村长，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这些人大多一字不识，居然洋洋得意上台做报告，开口第一句便是：“我是个大老粗，只晓得三担牛屎六簸箕……”不但不以没文化为耻，反以为荣。

这些人自私自利，吹牛拍马，伪装积极，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欺下瞒上，惟命是从。们能力低下，不懂生产，却指手画脚瞎指挥，常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农村领导权落在这样一帮没有文化、素质低劣、目光短浅的人手里，农业生产怎么能搞得好？再加上毛泽东头脑发昏，土改后不久，一意孤行地加速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到1960年前后，农业生产全面崩溃，饿死3500多万农民。
    第四，1953年土改结束，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全面达到发动土改运动的预期目的，毛泽东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绝对权威地位得以确立，为随后脑袋发热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埋下了祸根。

土改以及此后多变的农业政策（首先是单干，后来合作化，到80年代又分田到户单干），产生了严重的后遗症。农业生产停滞不前，长期处于落后状况，至今无法跳出小农经济的窠臼，远远落后于世界农业发展水平。直至今天，农村依然贫穷落后，农民依旧苦不堪言。今天使政府头痛的三农问题，追本溯源，土改难逃罪责。

被斗的两个地主婆    网  友

文革第一次斗地主是批斗一个地主婆老太太。当时我还没有上学，听到村里大喇叭喊要开批斗会，于是赶紧和几个小伙伴一路大呼小叫着“看斗地主喽”跑到大队部前面的场院去看热闹。挤到了最前面，但见一个老太太拄着拐棍颤巍巍地站在一张桌子前。桌子后面坐着支书，桌子旁边站着一个民兵，全村的社员包括学生们都席地而坐。批斗会开始，那民兵领着人们开始一遍遍喊“打倒XXX”。只听见学生们呼应，大人们的反响稀稀拉拉。

喊完口号，那民兵突然走到老太太跟前，一脚踢飞了她的拐棍，并大喝一声：“站好啦！”老太太的拐棍应声而飞，她一个趔趄，险些摔倒。老太太艰难地弯下腰拾起拐棍，嘴里还嘟囔了一声：“看看，差点砸着孩子。”然后努力地站直身子。批斗会在“打倒XXX”的口号声中结束。 
　　第二次是批斗老两口。当时我已经上学了，在学校的组织下亲临现场。批斗会的布置依然是被批斗者站在桌子前，桌子后坐着支书，桌子旁站着一个民兵，我们席地坐在对面。老头儿的罪名是“破坏生产”，老太太的罪名是“攻击新社会”。

批斗会照样是在“打倒XXX”的口号声中开始的，跟着卖力气喊口号的依然是一群学生。听了支书严肃的批判发言，我们才明白，原来老头儿后半夜浇地时迷糊了一会儿，被队长抓个正着；老太太是和别人聊天说鸡下蛋的事情时说了一句“鸡不吃红高粱不下蛋”，结果被几个长舌妇七传八传传到了支书耳朵里。不成想，一件平常事（下半夜浇地的人没有不睡觉的）和一句平常话（大约是有人说鸡不下蛋——可能因没粮食喂鸡，老太太接茬说了句“不吃红高粱不下蛋”）竟然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两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不但被打到一回，还被处以扣工分的惩罚。 
　　这老两口的孙女和我同班，长得很秀气，学习也很好，因为家里成分是地主，所以从来都是老老实实的。但即便如此，班里一个调皮男生动不动就趁上自习的时间纠集几个人“批斗”那女孩子。有一天晚上，那小子闲得无聊，一声招呼“斗地主”了，就把一个板凳腿卸下来夹在那女孩子的脖子上，说是“戴枷板”，然后扭着她的胳膊让她在教室“游街”。那女孩子边走边哭，班里学生的哄笑声几乎把房顶掀翻。

十年过后，这两个人竟然成了两口子，而且小日子过得很恩爱。某年春节在他们家喝酒，说起往事，男的说：“你不知道，那天晚上回到家给俺爹说起在学校的‘英雄壮举’，让我好挨了一顿笤帚疙瘩！”女的说：“呵呵，那时我们都傻乎乎的。”但那时犯傻的岂止是不明事理的小孩子啊！ 
　　后来读了一些史料，才知道我当年见到的斗地主还算是“温柔的”。文革江浙一带斗地主，竖起根根高杆，顶置滑轮，让地主分子坐进筐内，然后向上拉起筐子，一边拉一边问地主“看见蒋介石了吗？”心眼实在的便说没看见，结果被一直拉到顶端，然后手一松，被重重摔到地面，不少地主分子因此送命。

呜呼！我们可以把那些在中国烧杀抢掠的日本战犯施以无产阶级的人道改造，然后送回日本，可为什么对自己的同胞却不仅仅是精神上打倒，而且甚至要肉体上消灭呢？中国的“外圆内方”策略有时实在不可理解！ 
　　不能否认，世间确实有恶霸存在，但恶霸一定是地主吗？地主中也出英雄，苦出身里也有败类！陈忠实《白鹿塬》最后写到，一帮红卫兵挖开了大儒朱先生的坟墓，发现一块砖，一面刻着“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恕”，一面刻着“折腾到何时为休”。发人深思！ 

今天我批准你哭    王俊义

1976年9月9日下午四点左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放毛泽东逝世的讣告。从北京到上海，从所有的城市到所有的乡村，人们都聚集在广播旁边倾听着，流着悲伤的眼泪。那个时刻，公路上正在行走的汽车，司机听到讣告就将车停了下来，加入到痛哭的行列。骑自行车的人听到广播，车子顾不上扎稳，就对着广播大哭起来。当时的中国人都有听广播的习惯，而毛逝世那天，是全中国人听广播最多的一天。

有一个住在公路旁边的民兵营长，跪在村庄的高音喇叭下痛哭，并且对那些哭声小的人大声痛骂。有一辆汽车从公路上驶过，司机俨然没有听到广播，民兵营长站起来，对着远去的司机大声喊叫：“日死你祖奶奶，日死你祖奶奶，毛主席死了，你的汽车还往哪儿开？”一个骑自行车的人经过，没有下车听广播，民兵营长一脚踹倒车子，拉住骑自行车的人说：“毛主席死了，你的自行车还往哪儿骑？”

骑自行车的人丢下车子，开始大哭起来：“毛主席啊，你不能死啊，你不能死啊，你死了中国咋办啊？你死了中国谁管啊？你死了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咋办啊？你死了右倾翻案风谁整啊？”民兵营长一听骑自行车的哭出这么重要的问题，也开始一边哭一边说着：“毛主席啊，毛主席啊，你死了谁管我们贫下中农啊？你死了谁来收拾地富反坏右啊？你死了谁来收拾走资派啊？”于是两人一起抱头痛哭，比死去了亲爹亲娘哭得还要伤心。
　　河南西部有一个村庄，老榆树上挂个高音喇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哀伤的声音把全村的人震惊了，都集中到老榆树下听广播。广播在树上响着，人们在树下哭着，一个村庄都沉浸在无边的痛哭里。

忽然树下走来一个挑大粪的老头，是一个经常挨斗的地主分子。他把粪桶往地上一放，跪在老榆树下大哭起来，并且哭得惊天动地，比贫下中农还伤心。生产队的政治队长站起来，狠狠踢了地主分子一脚，说：“我们贫下中农的伟大领袖，你哭什么？”
　　地主分子说：“我伤心啊！”

政治队长问：“你伤什么心？狼子野心？”

地主分子说：“毛主席去世了，日本鬼子打来了怎么办啊？”政治队长说：“地主分子闲操心。”
地主分子说：“跑老日的时候，我的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叫日本

鬼子机枪扫射死了，我害怕再跑老日啊。”
　　政治队长说：“虽然你是个地主分子，今天我批准你哭。”
　　地主分子重新跪到地上，大哭起来。他的哭声汇集到村庄所有人的哭声里，谁也分不清哪一声是自己的，哪一声是别人的。

一对同案少年    南  山

一九七二年十月，江西某县看守所里关押着两个现行反革命。一个是十二岁半的地主分子，一个是十岁的富民分子。他们是同案犯，罪行是用粉笔在多处墙壁上书写反动口号。十二岁半的地主分子家里没有亲属，十岁的富农分子只有一个半失明的母亲。

他们虽然犯了大罪，但现实表现却不错。十二个号子里的便桶都是他们提进提出。还帮着送饭，打扫卫生，帮着叫号。叫号就是提审时点名被审对象。干部（看守所对管教人员统称干部）对他们俩另眼相看，相对自由一些，还喜欢看他们在院子里打打闹闹。号子里那时定量低，他们帮着送饭，从来不会多要。有一次那个富农分子还把自己的口粮偷偷地让给病号吃。每天他们俩都会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横幅下早敬、晚敬！口里叨念着“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九一三之后，不准他们念了，虽然他们并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他们都是地主、富农分子吗？”

“材料报上来写的就是这样。家庭成分呗，没法变。”

“那现行反革命分子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十二岁半捡到半截粉笔，在厕所墙上、会堂边乱写反动标语，打倒毛主席，打倒林副主席。”

“那十岁呢？”

“跟着写呗！问过多次，大的说只写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名字，前面的‘打倒’是十岁写的。十岁说，他什么也没写。又说，只写了‘打倒’两个字。好多地方都写了，就是没有跟十二岁半写到一起。这不，一起送进来了。不然，在外面会被红卫兵打死的。”

“怎么没判呢？”“不知道。就这么关着都快一年半了。他们也不愿出去，家里哪有这里好？没得吃，还要天天挨斗，挨打。农村里斗地主可厉害，甭提什么反革命了。”

九一三之后，批林批孔时有个落实政策的机会。两个现行反革命分子都是反林的，按理应无条件释放。可有人看了卷宗之后，提出异议：他们不光反林，还反毛呢。

谁也不敢再吭一声。就这么一直关在这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得去呢。

算起来，他们现在也该是五十多岁的人了，是在家种田，还是在外打工，他们都过得好吗？

好地主李元彬    江义高

我插队落户到生产队当天，大队革委会张主任就指示我说:“江知青，你出生红五类家庭，根正苗红，我代表大队革委会交给你一个光荣的任务。”
　　原来，经大队革委会研究，决定把我安排在三队最偏僻的李家院子住。此前院子里只有李秀柏和李元彬两家。李秀柏是贫农，李元彬是地主。大队革委会本意是指派李秀柏管制李元彬，可李秀柏阶级立场不坚定，常常搞阶级调和，致使管制不力。我成了管制李元彬的最佳人选。我那时20来岁，思想激进，就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并向张主任表态:“感谢组织的信任，我一定要把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紧紧的，把李元彬这个地主分子管制得服服帖帖的。”
　　李元彬是个50来岁的半拉老头，背微驼，患有间歇性哮喘。住下的当天，我就把他找来训话，只许他规规矩矩，不许他乱说乱动。他站在我面前唯唯诺诺地点头。我足足训了半个小时才命令他滚蛋。他向我深深地鞠了个躬，转过身，喘着粗气，吃力地走下我门前的台阶，蹒跚地往对面自己的屋子走去。看着他那可怜巴巴的背影，我心里不知怎么闪过一丝怜悯，可立即又警告自己：对敌人的仁慈是对人民的残忍，只有对敌人恨得透，才能对人民爱得深。

当晚我设计了一套对李元彬的管制措施:早上令他站在毛主席画像前低头向毛主席请罪,念“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10遍，给我把水缸挑满水后再出工；下午收工后把村小操场打扫一遍，再向毛主席画像三鞠躬，反思自己的罪恶；每个月写一份书面悔过书，交我审查。我的措施得到了张主任的赞许。
　　时间长了，我逐渐从社员口中得知一些李元彬的情况。土改前，李元彬一直在县中学教书。土改前几个月，他父亲病死了，他辞职回来料理家业。评成分，因继承了父亲的田产，被划为地主。他为此多次申诉过，说按照解放前3年实际从事的职业，他的成分应是教师而不是地主。但上级没有受理他的申诉。

文革期间，造反派抓住他多次申诉的事实，说他想翻天，经常开批斗会斗争他。他不服,可又没有办法。他的哮喘病就是这么落下的。他有个女儿，为了和他划清界限，嫁出去后就极少回来。他两口子的身体都不好，挣的工分很少，连基本口粮都分不回来，欠了生产队的债，日子过得很苦。李秀柏因为同情他，偶尔悄悄送他点粮食、蔬菜之类的，大队知道后取消了他管制李元彬的资格。
　　为了站稳阶级立场，我决定吸取李秀柏的教训，丝毫不同情李元彬，严格按管制措施把他管严、管死，管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威风来。有一天收工后，李元彬累得躺在床上，可村小操场没有打扫。我冲进他的屋子，掀开被子，把他拉起来，强迫他把操场扫完。还有一天早上，下着雨，他向毛主席画像请过罪后，站在我门前说:“江知青，等雨停了再挑水吧。”我粗暴地说:“不行！”他只得冒雨去给我挑水，结果淋得像只落汤鸡，导致哮喘病发作大病一场。我却认为这是自己阶级立场坚定的表现。在那个人性扭曲的年代，我的这些行为常常受到张主任的表扬。下乡半年后，我被评为公社的模范知青，还在区里召开的模范知青代表大会上介绍对地主分子实行专政的经验。
　　这年9月,县革委派出工作小组检查各公社开展“毛泽东思想宣传工作”的情况。公社要求各大队突击办一期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壁报。张主任把任务交给了我。我向张主任表态说:“我将办出全公社最好的壁报。”文革时我就是我们学校《闪电》报的主编，办一期壁报对我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
　　只用两天时间我就把壁报办完了。第二天一大早，我和大队革委会主任、民兵连长、妇女主任、贫协主任等七八人，在通往公社的石板路路口敲锣打鼓地迎接县革委检查小组的莅临。不多久，县革委检查小组的大员们在公社革委会主任的陪同下，神气十足地来了。张主任满脸堆笑，把他们迎到了大队办公室，向他们汇报大队抓毛泽东思想宣传做的大量工作，然后又把他们引到大队办公室门前的宣传栏前检查壁报。张主任一手拿个小本本，一手握笔，一脸媚笑地对检查小组王组长说:“请王组长对我们的壁报做指示。”
　　检查小组王组长穿一身旧军装，仰头看着壁报，背着手踱来踱去走了十来分钟，转过身慢吞吞地对张主任说:“你们的壁报内容倒是不错，只是字迹不一致，像是拼凑成的。”我闻言一惊，壁报的策划、编写都是我一手包办，怎么会字迹不一致呢?可就在那一刻，我发现壁报右上角那段“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毛主席语录，的确不是我的笔迹。李元彬每月要交给我一份书面检查，我一眼就看出那段语录出自他的手！刹那间，一股热血冲上我的脑顶，这是地主分子在捣乱!可是我没敢说出来，因为这对我们大队不利。
　　张主任满脸媚笑地对王组长说:“是不一致，是不一致，我们要改，要改……”我不知道张主任是真的发现字迹不一致，还是在敷衍王组长。王组长还指手画脚地对壁报作了不少“指示”，可我一句都没听进去，一门心思盘算着如何去收拾那个捣乱的地主分子李元彬。
　　中午，大队办了两桌丰盛的酒菜招待检查小组的成员。我作为壁报的编撰者，也有幸能陪领导们共进午餐。可我对桌上的佳肴美酒丝毫没有兴趣，匆匆扒了两碗干饭，便找个借口溜了出来。
　　我一溜烟跑回李家院子，一脚踹开李元彬的木门。李元彬正在桌边和老婆喝菜稀饭。我冲上去一把抓住他的衣领，骂道:“李元彬，你活得不耐烦了么？”他站起身来，忙不迭声地说：“江知青，小声点，小声点。我晓得你要来找我的，我让你看样东西，你就明白了。”他老婆飞快地跑进内室，拿出一张叠得皱巴巴的纸来。一时间，我弄不清这是什么意思，但气冲牛斗的气焰顿失，抓着他衣领的手也下意识地松开了。
　　他接过老婆手中的字纸，展开后对我说:“你看。”那皱巴巴的纸上写的正是从壁报上撕下来的那段毛主席语录，可我不明白这一切。他见我满脸疑惑，又低声说:“你仔细读一遍。”我仔细一读，顿时惊得脑袋嗡地一声。原来，我把那段毛主席语录写成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拥护”。天啊！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就凭这一点，完全可以判我3年5年刑！刹那间，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呆在那里一动不动……
　　李元彬叫他老婆把那张纸扔进了灶膛，平静地说:“今天早上，我喘得睡不着觉，天蒙蒙亮就出来走一走。路过壁报时，偶尔发现了这个。告诉你又来不及了，又怕张扬出去，才这么办的……”
　　“李叔，你帮了我大忙。”下意识中，我竟一改平时“狗地主”的称谓，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良久，我问他:“李叔，我平常那样对你，你为什么还要帮我?”他喘了几口气，咳了几声，微笑着说:“我是受了冤屈的人。我知道你是一时疏忽才把那几个字写错的。如果让大队或公社干部发现了,肯定你也要受冤屈。”听了他的话,我百思不得其解，这地主分子居然还这么“心地善良”？然而这就是眼前的事实呀!我满脸通红，无地自容。见我尴尬万分，李元彬端起稀饭碗，依旧平静地说:“江知青，公社和县里的干部还没有走，你赶快离开我这儿，免得生事。”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离开他的小屋的。
　　此后，虽然我依然履行着“管制”李元彬的职责，但力度却大打折扣了。首先，我以防止他下毒为由，取消了他早上为我挑水的资格。不久，又找理由免去了他下午收工后打扫村小操场的苦差。再后来，竟像李秀柏那样和他搞起“阶级调和”来，比如在他哮喘发作时帮他挑水、推磨，把重庆家里面寄来的怪味胡豆给他品尝，夜深人静的时候和他一起在灯下研究书法等等。不知不觉中，我们渐渐成了忘年之交。好在李家院子比较偏僻，李秀柏也从不“装怪”，这些事从未被“外人”发现。
　　就这样，我一面敷衍大队张主任，一面与李元彬保持着朋友关系，直到1971年3月我调出农村。
　　

我结识的地主一家    李遗民

从接受教育起，地主就被列为黑五类之首。他们的典型形象是黄世仁、刘文彩、周扒皮等等。他们集人性丑恶之大成，贪婪、狠毒、奸诈、腐化、堕落，无恶不作，无耻之极。他们的形象，贼眉鼠眼，鬼鬼祟祟。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时刻梦想复辟失去的天堂。因此我从小对地主就有一种本能的仇恨和厌恶。

直到下放农村，我才接触到真实的的地主。我们村有两个地主，都是五六十岁，两人是表亲。稍年长的那个地主个子矮小，古铜色的脸上皱纹纵横交错，永远一身皱巴巴的破衣裳。村上的年青人告诉我他是地主，我仔细端详，看他同村里的农民没有任何两样。但是我仍然害怕，因为我满脑子“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的毛主席教导。第一次与他偶然照面，他看着我，脸上似乎想挤出笑容，我则板着脸，警惕而又冷漠地看着他。

多少年来我们被告知，地主都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和剥削分子。随着对这个地主的逐步了解，我简直不相信他是地主。最重要的一条，他是我们村干农活的第一能人。当地农活，一个是堆草垛，再一个是筛大筛子，属于技术活。村上能干的没几个，包括雇农出身的生产队长，曾经的长工头，他会堆草剁，但大筛子筛得不怎么样。另一个贫农，大筛子筛得好，但草垛堆得不怎样。就这个地主，两样农活样样做得漂亮。其他农活，如耕田、耙地等等，他样样在行、麻利。一天农活干下来，身上衣服不带一点儿泥星子，实在是道地的种田把式。队长是个种田好手，一般庄稼汉的种田水平他都看不上，但是对这个地主的农活一向夸奖。
　　更奇怪的是，队长说这个地主的为人不薄，从来不亏待打工的。他不止一次地介绍说，农忙在地主家干活，一天五六餐，大鱼大肉尽管吃，地主家人也没有他们吃得好。地主对长工从来没有斥责，特别对他这个长工头，工钱也开得最高。

最后我知道了他是远近闻名的大地主，当年村上有田有地，镇上有半条街的店铺。他一生辛劳，是种田的好把式；他是地富反坏右之首，但在村上口碑不错；他很有眼光，几个儿子都供在外面念书；他作风正派，没有妻妾。他的老婆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年轻时很是漂亮，解放后成为地主婆，两人相依为命，苦度余生。

我下农村那几年，阶级斗争之弦绷得正紧。地主作为黑五类之首，遭受的磨难是最多的。三天两头阶级斗争新动向，地主富农们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生活在这样敌对、仇视的氛围中。我注意到，地主们从来是上工最早，下工最后，最苦的活肯定派给他们。贫下中农干活时偷懒耍滑，停下来聊天说笑，地主们不敢停（尽管没有人监督），而且似乎对这些说笑充耳不闻，脸上没有什么反映。贫下中农为自身利益可以吵架甚至打架，但是地主们似乎对个人利益十分淡然，不回嘴，不争辩，不解释。我从来看不出他们的喜怒哀乐，从来听不到他们对生活、对身边的事物、对个人行为发表看法、做出判断；他们永远无声无息，他们的表情要么漠然，要么是微笑，附和着你谦卑地笑。

最底层的普通农民和不识字的妇女没有学会斥责与吆喝，他们习惯性地称呼地主夫妻为某某他爸、某某他妈。地主夫妻也同样称呼底层的普通农民为某某他爸、某某他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