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分享2010.11.19-上-刚之柔-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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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真大姐：看到结石宝宝的事，您可否先放一放我的文章，在周末分享中先发布这一网页。中国人命，实在艰难。我们也只能尽心尽力而已。余世存

世存，你的爱心让我感动，谢谢！我会广为传播的，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都能伸出援手！

【传知行按】近日传知行办公室接到来自湖北的结石宝宝父亲周雄的紧急求助信息，他的宝宝因为一直食用三鹿奶粉，2008年6月份才六个月大时左肾就开过两刀，今年9月份医院检查时发现右肾已经完全萎缩消失，如今面临发炎坏死甚至并发症的威胁，而左肾在开刀之后也一直没有痊愈，一直都有积水和结石。医生认为周雄应当立即将孩子送到大医院检查及治疗。但周雄只是普通小镇居民，为了治疗孩子，积蓄花光外还借了数万外债，现在没有钱为孩子做一次全面完整的检查与治疗，希望能通过传知行向外界求助。

传知行诚恳的请求大家，如果有钱的话，请为周雄的孩子捐点钱；如果熟悉相关的医学知识，也请与周雄联系，帮忙为周雄的孩子提一些专业的医学意见。感谢！周雄孩子的详细情况和周雄家庭的相关联系方式请见下文。

周子煊是一个来自湖北赤壁的可爱宝宝，可是因为自出生之后一直食用三鹿奶粉，如今才不到三周岁就已经经受了成年人都没法想象的痛苦经历：右肾萎缩消失，左肾结石两次开刀，还积水兼结石，另外时断时续的淋巴结发炎等等。

六个月大时，他突然连续数天无法排尿，左肾严重积水，充满了大大小小的结石，最大的有3*8mm，全身浮肿到衣服都无法脱下来，武汉儿童医院的医生判断他已接近死亡边缘，劝家长放弃，但是他父母不能忍心放弃，决定哪怕手术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进行，甚至给主治医生下跪。于是三天内，医生在他才六月大的纤细身体上开了两次刀，从左肾里取出了一些大块结石：奇迹出现了，他恢复了排尿，活下来了。

九个月大时，三鹿事件爆发，这时他的父母才知道原来让他受苦的根源是三鹿奶粉，可是在知道时，手术之后他又吃了三个月三鹿奶粉，他的身体也没再恢复健康；他父母再次带他到武汉儿童医院，在接受了8天不痛不痒的治疗后，医院突然通知他父母，因为国庆节即将来临，病床不够用，请立即出院，即使他还左肾积水、结石。于是束手无策的父母只能把他带回老家，湖北赤壁市赵李桥镇。

从那时起，他再没有正式住院治疗，他的父母原来在小镇上开一家糕点店，为了照顾他，父母把小店关了，可是很快家里就入不敷出，父母只能又出去赚钱。开始是父亲，远赴苏州打工，冀望能赚够给他继续治疗的钱，此后家里债台高筑，母亲也只能跟着出门打工，把他留给奶奶照顾：一个小乡镇上的家庭，真的没有什么选择，如果父母在家照顾孩子，整个家庭就失去了经济来源；如果父母都出去打工赚钱，那孩子又没有人照顾。

一岁零四个月的时候，镇上的干部来家里了，说国家出台赔偿方案了，按照他的情况，国家的赔偿标准是一次性现金赔偿2000元；尽管他的左肾开过两刀，干部说，他只能按普通患者对待。他的父亲非常生气，拒绝了，此后再没有干部来提赔偿的事情。有不少跟他父亲一样拒绝这个显然不合理赔偿方案的父母，在北京请愿上访、去法院告状、去三鹿公司门口示威，结果在他快两周岁的时候，领头的一个父亲，赵连海，被逮捕了，再过一年，他被人民的法院以寻衅滋事罪一审判了有期徒刑两年半。

就在他逐渐长到快三周岁的这一年多里，他的右肾不断的萎缩变小，没有一个医生能解释或给出治疗方案，只是不断的对家长说，多喝水，多喝水；可是这当然没有用，他的父母只能看着他的右肾变小，再变小。两周岁时他的右肾还有蚕豆大小，到三周岁还差三个月左右时，县里的医院用什么机器都找不到他的右肾：他的右肾已经萎缩到消失了。

因为没钱，他的父母一直没法再送他到武汉的大医院做一次彻底的检查。现在右肾消失，情况变得非常严重：他的左肾已经动过两刀，结石并未排干净并且还积水，如今却要承担更重的为身体排毒的负担；而且右肾消失会对他幼小的身躯造成什么样的后遗症甚至并发症，都需要一次仔细的检查才能确定。有好心的医生非常严肃地对他父母说，必须尽快送到大医院彻底检查一次。

可是他家里真的没钱了。他六月大时的两次手术花掉了家里全部积蓄，还外借了4万多的债；为了照顾他，家里还断了一段时间的经济来源。如果这次检查和治疗需要找一家大的、专业的名牌医院，那没有数万估计是不可能的。走投无路之下，他的父亲只能向外界求援，希望能有好心人在知道他的遭遇后能救助他的家庭，哪怕只是100或者200。

周子煊，结石宝宝，手术前名为周一哲，出生地：湖南岳阳市临湘县，与湖北赤壁一江之隔；
周 雄，周子煊之父，湖北赤壁人，联系电话：18936145840；

开户银行（户主为周红华，周子煊之母）：苏州交通银行吴中商城支行
账号： 6222600140006815353；
支付宝账号（户主周红华）：zhouhonghua2000@gmail.com

2007年12月4日，出生于湖北省赤壁市赵李桥镇，从出生就开始食用三鹿奶粉。

2008年6月21日，突然无尿，赶往武汉儿童医院，检查结果：右肾萎缩，左肾最大结石3*8mm，严重积水。

2008年6月25日，全身浮肿，血钾升到了7.7，进行第一次肾衰竭手术，之后进入重症监护室。

2008年6月27日，进行第二次肾衰竭手术，两日内收到两份病危通知书。

2008年9月11日，三鹿事件爆发，再次入住武汉儿童医院免费救助，8天后接到医院通知出院。

2008年10月，回到湖北赤壁市赵李桥镇，之后家长发现孩子右肾一直萎缩，淋巴结发炎不断，左肾依然结石与积水。

2010年9月，右肾彻底萎缩消失，有发炎坏死的可能，县医院医生建议应该立即到大医院入住彻底检查与治疗。

我叫周雄，来自湖北省赤壁市赵李桥镇，爱人叫周红华，在苏州打工。我们的孩子叫周子煊（原名周一哲，手术后改名），现在快3岁了。07年12月4日出生，因没有母乳，就购买了标有国家免检商品，质检总局推荐的三鹿奶粉作为孩子的母乳替代品食用。因他出生以后一直食用三鹿奶粉，到2008年6月的时候突然无尿。

6月中旬我们到当地医院就诊,因医疗条件有限,医院拒绝接诊，并建议我们立即到省级医院治疗。我们马上把他转到武汉市儿童医院,经三天的保守治疗还是无尿。当时孩子的体质已经非常虚弱,全身浮肿,整夜不能入睡,血液中的毒素已经危及到他的生命,医生数次向我们下达病危通知书。在万般无奈之下,我们只有请求医生手术 ,当时医生认为孩子目前的身体状况可能禁不起大型手术，我小孩这次的手术是透析手术，专业人士可能知道，其实这就是一个保命的手术。在手术中随时有可能死亡。但我们当时也想不了那么多，为了最后的一线希望，我们只有含泪签了手术中可能发生意外的保证书，含泪把孩子送进了手术室。

在手术室门口我向医生跪下了，没办法啊！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向别人下跪，当时我向医生说：“你们一定要救救他，他还只有几个月大”。当时我的孩子脸已经肿得很大了，呼吸也很微弱，孩子双眼盯着我，我抱起来亲了他一下，说：“孩子你一定要挺住啊！爸爸相信你一定会平安出来的”。我望着医生把他推进了手术室，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我的心脏正在承受一种从未有过的压力。我担心随时都有医生出来告诉我孩子发生意外。我的爱人几次都晕倒在手术室门口。艰难的一个多小时终于过去了，当手术室门被打开的一刹那，我甚至连面对自己、面对医生的勇气都没有，我真的承受不了任何意外。我觉得此刻医生就是一个生死宣判官。当医生告诉我，你们的孩子命暂时保住时，内心悬起的石头终于落地了。我紧紧握着医生的手不停地说谢谢，激动之情难以抑制。随后我的小孩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我们所能做的只有等待了，希望老天保佑他。

在当天晚上的十二点，护士把我叫出来轻轻地对我说：“你的小孩情况还是很不好，血压还是很高，呼吸也很微弱，你们要随时做好思想准备。”当时我一下就蒙了，稍稍平复的心又悬了起来。我心里想：“老天怎么这么残忍，让一个这么可爱的小孩受这种苦。”（当时还不知道三鹿奶粉事件）就这样过了一天，实在没有办法了，我只有要求医生第二次手术，虽然我也知道一个六个多月的小孩在三天内动两次手术对他有多大的伤害，可事实已经容不得我再去考虑过多了。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救孩子的命。孩子又一次被推进了手术室，我只能远远的看着，什么都做不了。当时医生对我说：“这次手术如还不能来尿，意味着他很难救过来了”。我一言不发，只静静的期待，不知道孩子还能不能像上次一样幸运。这次手术是做肾脏引流手术，艰难的一个小时终于过去了，孩子又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我们又一次陷入焦急的等待，彻夜难眠，没有经过这种事的人可能永远体会不到这种感受、经过一夜漫长的等待，医生告诉我，我的宝宝来尿了，那一刻，我像从禁锢的牢笼里得救，想向所有人拥抱，向他们高呼：“我的孩子得救了”。此刻我们和孩子承受的所有伤痛都化为烟云，因为孩子命保住了。过后医生跟我们说：“你的孩子创造奇迹，血压7.77意味着什么？在医学上已经认为接近死亡”。孩子是顽强的，在与病魔的斗争中，他表现的是如此的勇敢。在医院经过几天恢复性治疗后我们就出院了。出院后我们继续给他食用三鹿奶粉，直到九月份才知道三鹿奶粉事件。小孩手术后石头还没有完全排出，九月份我们又去武汉治疗，打了几天冲石头的针，就出院了，医生说床位紧张，叫我们回家喝水排石，现还在观察中。

我的小孩自出生以来直到三鹿事件曝光以后一直食用三鹿奶粉，发病也很突然，才几个月大的孩子仅仅几天时间就经历了生死，孩子受了这么大的苦，是应该得到补偿的，并且要一直对他负责下去。当然，赔钱只是一种手段，只是希望孩子以后的生活能够有所保障。孩子是无辜的，命运该给予他补偿。磨难过后，希望孩子能够平安无事，快乐成长，这是我作为一个受害人家长的最大心声。！　

孩子虽然已经出院了，但是目前的状况依然很糟。小孩的右肾已经完全萎缩，没有了任何功能，有发炎坏死的可能。左肾也因为动过两刀，受过很大的伤害，还有结石和积水、淋巴结发炎等症状，情况很不好。医生提醒我们一要好好的保养左肾，到大医院去做治疗和保养，如果萎缩的右肾出现发炎坏死的情况，以后可能要考虑换肾。现在去医院检查治疗，加上后期的保养，都需要一大笔钱，换肾对我们来说更是天文数字。前期的手术就花了五、六万，家境又不好，大部分都是借的，现在还欠4万多没有还，更别说去医院治疗了。我们现在实在没有办法，孩子就一直在家里拖着，上次淋巴结发炎也没有钱去医院，就在家里吃了一些消炎药，到现在也没好，我真的不知道这样拖下去，孩子会是什么结果，但我们有时候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也没有任何办法。实在是走投无路，借都借不到了，希望大家帮帮这个可怜的孩子，好心一定会有好报的。本人泣血拜谢。

但现在政府没有出台任何研究三聚氰胺后续治疗的方案，难道这些可怜的孩子就在家里等发病吗？到那时，一切都为时已晚。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我们该对他们的生命负责。怎么可以任由这样的事件继续下去？希望任何与此事有关联的人都来关心，不然我们大家以后都有可能受到伤害，再一次泣血拜谢！

昂山素季演讲全文

昂山素季

┌────────────────────────────┐

│　在结束了软禁期后，重获自由的缅甸民主运动领导人昂山素　│

│　季，于14日在缅甸最大的城市，缅甸全国民主联盟的大本营　│

│　──仰光举行了演讲，以下为此次演讲的全部内容。　　　　│

│　　　　　　　　　　　　　　　　　　　　　　　　　　　　│

│　　　　　　　　　　　　　　　　　──《朝日新闻》编按　│

└────────────────────────────┘

首先，我衷心的感谢大家来到这里以这样的方式来支持我，我也有一

些话想和大家分享。虽然我们分别得太久，但是，即使是无法相见，

我也知道我们（人民与我之间）相互之间因慈悲心与信赖感而紧密相

连。全仰赖于此，我了解大家所期待的是什么。重要的是要明白这样

的期待能否实现。就我个人看来，所谓的政治其实是“一个学习的过

程”。　　

我在和年轻人们说这番话的时候，并不是说你们中间存在好人、坏人

的区别。我也不相信所谓的绩优生与差生的区别。人与人之间的区别

仅在于会学与不会学。而我相信我的同胞们皆是能学会学的。

然而，仅有希望是不够的。如何把希望变成现实。以一种正确的方法

来追求希望是十分重要。

为什么要以正确的方法行动，不是因为我们想成为圣人。以我的经验

来看，如果行动的方式不正确的话，目标也不可能是正确的。因此，

必须用正确的方法实现自己心中的目标。我知道你们有很多问题想问

我。我也想听听你们的声音。但如果大家这样乱哄哄的发问的话，我

将很难明白你们想要表达的内容。我希望可以听到你们每一个人的声

音。

即使是在被软禁期间，我还是坚持收听（广播或电视节目），并以此

了解到人们说了些什么，又需要些什么。每天必须花五、六个小时收

听广播，这对于我来说并不是件轻松的事。然而，为了大家我将这个

收听习惯坚持了下来。通过这样的方式，我逐渐了解到我们的人民正

处于一种怎样的生活当中。

然而，并非所有的一切我都了解。我想我更愿意以彼此互相倾听的方

式来和你们每一个人交流。通过此，我也能好好的思考我应当做些什

么。

我想你们都明白，如果没有你们的参与任何事情都无法实现。人民为

了自身而争取民主，我希望这不仅是在我们国家也能成为全世界人民

的共识。正是基于此，我们不懈的努力。我相信我们可以通过和平、

正确的途径来实现我所提出的目标。

必须要做的事还有很多，但如果不付诸行动的话一切都只是空谈。

我们缅甸人，无论遇到什么事都会轻易的认为“这就是命运”。我也

不止一次和年轻人们谈论过。你们真的知道所谓命运一词的含义吗。

行动是命运的基石。无论你再怎么强调“命运”，也不外乎是你自己

行为的使然。

如果说有什么值得你为之争取奋斗的话，那就必须为此付出行动。

“把不可能实现的变为现实”这样简单的承诺是无法凝聚民心的。

我们都在努力。人民应当朝着他们开创的道路前行。在这条前行之路

上我希望能尽我一份绵薄之力。民主的开创之路行之不易，需要我们

共同迈步向前。而我们的目标也唯有通过此来实现。

民主的实现不是坐享其成，也不能强迫他人参与，唯有自发自愿的参

与到其中来才有可能实现。大家来到这里以这样的方式支持我，我知

道这是因为你们对我有所期待。肩负着如此的期待让我觉得重担在

身。然而，并非是我畏惧这份责任。我所担心的仅在于不能尽责。所

以我将尽我所能担负起这份责任。

在这其间，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给我以建议、忠告。赐予我力

量。给予我批评。真心的、正确的批评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帮助。你们

给予我的这些批评建议，对于目标的实现将起到非常大的帮助。

在这里，我恳请大家。无论面对任何事，我们都正直以待不要畏惧。

尽管说出你心中的话，如有所言，当言无不尽。当我们持不同意见的

时候我会提出反驳。而这也是民主主义中最基本的言论自由。所谓言

论自由并不是七嘴八舌的口角之争。

偶尔我们可能也会大声争论。但是，最重要的是相互之间的交流要能

理解对方。即使是双方意见能达到一致，对于这种能力的训练也是必

不可少的。通过训练我们将掌握这样的交流技巧。

今天，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最先发现的是许多带有拍照功能的手机。

这样的手机在现场随处可见。这也是一种“交流”。

在通讯领域我们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请为了良好的目标而善用这样的

发展。我希望你们使用它，是为了在交流的时候，能增进彼此间的理

解，促进相互间的团结。

昨天，我第一次用上了这样的手机。而在六年前还没有这样的东西。

在使用手机的时候，我甚至都不知道该把嘴凑到哪儿说话。

现在，我想给那些听不到我声音的人们看一样东西。（高举起一张大

纸，纸上写着“我爱我的人民”。）爱不只是终点。我们必须唤起行

动。爱为何物？爱就是怀抱着为了能让彼此感受到幸福的愿望而发出

的行动。

我想要恳求大家，正如我刚才所说的那样，希望大家都能内心的想法

传递给我们。你可以写信，当然，如果你不信任邮局的话，也可以直

接把信交到我手里。我所关心的是，大家都有些什么样的想法。

在这六、七年间里，我无法正确的了解到，人们的想法都发生了怎样

的改变，变成了什么样。而这种了解又无法立即获得。因此，对我来

说必须要重新开始学习。

我无法和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进行直接的交流。如果可能的话，我

希望能有这样的机会。现在我只能坐着听你们说话，但是我却希望你

们每个人都能和我说说话。

我想反复强调，请不要认为“政治和自己无关”。这种说法独立以前

就有，即使你认为政治与己无关，政治也会主动找上门来，是躲不开

的。

一切都是政治，并非只有到这里来支持我们才是政治。在家做饭的主

妇也在运用政治。因为她必须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来做饭，那就是政

治。送孩子上学也是政治，一切都是政治。

谁都不能脱离政治。“政治与我无关，不想跟政治扯上关系”之类的

想法源于对政治的不了解。

请我们的人民去了解政治，也请大家来教我们。我们必须互相学习。

有了人民对我们和为了民主主义奔走的人们的教导，我们才不会犯

错。

民主的关键是什么？后方的人们必须能够使唤在前方开展工作的人，

必须拥有这一权利，才是民主主义；占多数的人民必须拥有使唤少数

统治者的权利，才是民主主义。

我能够接受人民来使唤我们，但不属于人民的那些人想要限制我们的

自由，我们难以接受。我说这句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把我心里想的说

出来。

在我被软禁家中的这段时间，我和那些看管的人有过很多交流，他们

对我很好。我讲的都是实情。对该感谢的人就要感谢，我想感谢负责

看管我的那些人。这是我的真心话。

人民之间应该互相体谅，彼此抱有感恩之心。

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位高僧曾经说过：“有感恩之心的人少之又少，

知道感恩的人也少之又少”，那时候我还小，并不赞同这句话。

懂得感谢的人很少这一点，当然我也是认同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成

为懂得感谢的人。但是，我不认同“知道感恩的人很少”，是人都应

该知道感恩。不过也有人不知道。如果是值得感谢的，我们就应该去

感谢。

大家很想知道我今后会怎样开展政治活动吧？想要依靠人民开展工

作，必须和人民的观点保持一致。

我和人民之间、和所有人之间的对话将继续下去。绝对不存在与这个

人难以沟通、与那个人无法商量的情况，不管对方是什么人，只要有

心想好好沟通，就能做到，有心想交谈就能做到，今后我将采取这种

做法。我们需要人民的力量。

正如我刚才所说，一旦决定接下来该做什么，我们会告诉人民。目前

我还没有与我的党派的领导阶层认真讨论过，而讨论之后，也不是我

们也不会自行其是，我们将联合所有为民主主义奔走的团体一起行

动。

当我们决定开展工作之后，会向人民说明。有时候人民会不认同我们

的工作，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出现的。所有人持同一意见是不可能的，

接受这种不同意见也是民主主义的主张之一。

但是我们要作说明。为什么我们必须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为什么人民

不认同我们也要做，这些必须得到人民的理解。争取人民的理解就是

指这一点，是为了得到人民的信任和理解，而不是为了拉票。

我们将赢得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并坚持开展工作，请原谅我今天不能说

得太具体。毕竟对我的软禁刚刚解除，即使我说了现在准备开展这方

面的工作，那也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我要多听最近人们的呼声，

倾听的同时，我们来决定该怎么走接下来的路。

最关键的一点是，我们将依靠人民的力量展开行动，我将和所有要求

民主主义的团体携手共进。我们会为了实现对话而工作，为了实现对

话而努力，采取最大程度避免人民受到伤害。但我不能保证完全不受

到伤害，做那种保证那就是贿赂民意了。

我不敢说，支持我不会受到任何伤害，有时候可能会受到伤害。支持

我的人可能受到伤害，我们也可能受到伤害。但是，我们要去探寻最

大程度避免人民受到伤害的方法。

我们的人民也请不要害怕有时会受到伤害。今天我想说，我们必须明

辨是非，我们必须拥有坚持正确事情的勇气。是与非有时会随着时间

而改变，时过境迁，答案也会发生变化。

但是，请大家想清楚，该做还是不该做。怎么说呢，我父亲曾经说

过：“我能够问心无愧地接受良心法庭的审判”。

在我接受到了现实中法庭的审判，不过我一直希望接受良心法庭的审

判。希望我们的人民也在良心的法庭上，每天主动接受审判，如此受

到审判之后，就会得出答案，自己是否做了应该做的。如果得到了答

案，我们的努力就是具有大价值的。

努力不用在正道是很危险的，只有用在正道才能体现其价值。努力用

在正道，其功效不会因任何人而丧失，希望大家记住这一点。希望大

家拥有一颗体谅别人的心，理解别人的心，容忍别人的心。

请允许我再次提出刚才对大家的请求，共同付诸行动才能成事，一味

期待不会成事。单凭心中所想是无法获得的，只有付诸行动去争取心

中所想，只有具备了付诸行动的勇气，只有真正行动起来，才能如愿

以偿。

我将去探寻最佳的方法。正如我刚才所说，我再说一次，我们必须找

出最佳的方法来实现目标。我只相信对话，我相信，我们必须使用这

种方法。

今天我来到这里，来到总部，希望在支持我的各位面前说出真心话。

对于看管我的那些人，我并没有憎恨。

我的性格决定了我不会憎恨任何人，我心中没有恨意。在我被限制人

身自由的时候，负责看管我的人对我非常客气。我说的是事实，他们

真的对我很客气，我会牢记这一点，感谢他们。

我希望大家也能这样，不管地位高低，不管属于哪个领域，每个人都

心怀体谅与人交往。如果大家能象客气地对待我一样，以体谅的姿态

对待全国人民，善莫大焉。

请不要象将我软禁家中一样，软禁人们。我要请求你们象客气地对待

我一样，客气地对待人民。不要因为自己不喜欢，就否定一切。凡事

均有好坏两方面，如果被人指出不好的地方也没必要发怒，不要做坏

事，但要对抱有好的方面抱有珍惜和感恩的心。

懂得感谢会令人的心灵世界更充实，碰到值得感谢的事情就要感谢。

请让我看到值得感谢的事情，我会铭记并感谢你们。不过现在，我必

须感謝我们的人民。

对感谢这个词我多说几句。大家要坚强，我们缅甸人的勇气就象棉花

上的火焰，我讨厌这种说法，这种情况不允许发生，为了避免这种情

况，人必须活出人样。人是有尊严的。你想拥有人权吗？记得人权宣

言的开篇写了什么吗？它以“人生而有尊严”为始。我们必须维护这

一份尊严，维护不与他人权利相抵触的尊严。

我不会片面地说话。我不会说“为人民做点什么吧”，应该自己处理

的事情人民要自己来做，人民必须知晓自己的职责，履行自己的责

任。

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我们的国家才会发展。我们的国家是不是在发

展，大家比我更清楚。没有发展，但我不会指责是谁之过，我只是想

说，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和大家齐心协力为发展鞠躬尽瘁。

我不会乞讨，我也不认为各位愿意乞讨。我们只是在为了自身的进步

谋求应得的权利。

我们必须继续开展工作，让我们的人民为了自身的进步获得应得的权

利。但这不是说，我会为大家奉送上好饭菜，我只是想让大家获得挣

够钱让自己吃饱饭的素养。

我们将和信奉民主主义的团体协商并采取行动，而不是全国民主联盟

自行其是，我们将和许多人携手共进。这里的支持来自我们的人民，

缺少了人民我们将一事无成。如果需要人民的配合我们会发出请求，

在发出请求的时候，请信任我们，伸出你们的援手，这是我现在就要

拜托你们的。

老实说，与我们共事的人里面，有些已经无法看到我们实现目标的那

一天。朝着正确的目标前进是人生中有价值的行为，没有人能够玷污

这种价值。

人总有一死，重要的是活着的这段时间怎样度过。今天，我们要向那

些献出生命的民主活动家们致敬，也要向身陷囹圄的民主活动家们致

敬，希望所有的活动家都能获释。

（译者：eroica/画眉；校对者：eroica/画眉〕

〔原文是日文，原载《朝日新闻》2010-11-15。提供者：（纽约市）

胡平〕

翁山蘇姬在緬甸的地位就像是未加冕的女王，她因遭到多年軟禁，很少緬甸人有緣見到她本人，但其大無畏的勇氣、堅忍不拔與和平抵抗的形象，早已深植人心，猶如緬甸版的曼德拉。

用傳奇人物來形容這位一九九一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一點也不為過。父親是帶領緬甸從英國殖民地獨立的國父翁山將軍，但她年僅兩歲，父親就遭人暗殺。她過去二十二年來，靠著出眾的個人魅力及外界無法想像的毅力，領導緬甸的「二次獨立鬥爭」。過去二十一年中，逾十五年遭到囚禁或軟禁。

翁山蘇姬本人一如照片，是一個美人胚子，配上脫俗儀態與端莊氣質，這些都與她早年因母親為駐印度大使，而在新德里上英印女子社交禮儀學校有關。

翁山蘇姬雖不是天生的政治致约遥部赡懿恢O如何才能讓自己的國家脫胎換骨，但她非常清楚國家需要哪一種體制。諾貝爾委員會在頌詞中，就形容她是「無權勢者的力量」之輝煌典範。

翁山蘇姬出生於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九日，兩年後適逢緬甸獨立。一九六○年，她與母親一同出國。一九六四年，她在英國牛津大學聖休學院學習政治學、哲學與經濟學。一名友人回憶，她做事一板一眼，而且有與生俱來的優雅社交儀態。

她後來在倫敦大學擔任研究助理，之後又在紐約替聯合國工作。一九七一年她與英國籍男子艾瑞斯訂婚，她每天寫信，直到兩人隔年完婚。她說：「我只要求一件事，如果我的人民需要我，你會幫我盡我的職責。」她還說：「我無法釋懷環境與國家大事可能讓我們分開的憂慮。」

不過，這已是十六年後的事。一九七三年，她的長子在倫敦出生，接著次子在牛津出生。她在產後重拾教職，先在日本教授緬甸研究及從事研究工作，再去印度。一九八八年三月底的一個晚上，她在牛津接到一通改變其一生的電話：母親中風，她旋即返國。

回到緬甸後，當時自一九六二年起執政的獨裁軍政府正鎮壓學生領導的民摺０嗽掳巳�，軍方開槍射殺多達五千名抗議群眾。

不到兩週後，翁山蘇姬在仰光的瑞德貢大金塔對五十萬人演說。她說，身為緬甸國父的女兒，她不能再坐視。翁山蘇姬說：「沒錯，我在海外定居。也沒錯，我嫁給了外國人。這些事實從未減少我對祖國的熱愛與奉獻。」

接著，翁山蘇姬成立「全國民主聯盟」，爭取自由民主、多黨政府及自由公平選舉。儘管遭到軍政府羈押與恫嚇，全民聯在一九九○年大選囊括國會八十二％席次，但不被軍政府承認。她被軟禁到一九九五年，接著又被禁止旅遊。

一九九九年，丈夫在倫敦死於癌症，翁山蘇姬不敢前往英國參加葬禮，因為她擔憂一旦離開緬甸就無法回來。二○○○年翁山蘇姬再度入獄，直到○二年獲釋，○三年五月再次被捕。○九年，一名搞不清楚狀況的美國人耶托游泳擅闖其寓所，害翁山蘇姬軟禁延長一年半，軟禁期限到十一月十三日到期，正好是緬甸最近大選的六天後才獲釋。

緬甸民主精神領袖翁山蘇姬，於當地時間今天中午在全國民主聯盟總部，發表7年來首次的公開政治演說。（法新社）

翁山蘇姬發表演說時，現場擠滿數千名支持群眾。（法新社）

〔本報訊〕歷經7年的軟禁，緬甸民主精神領袖翁山蘇姬昨天終於重獲自由，媒體報導，她今天在數千名支持者的歡迎中發表演說，她呼籲民眾爭取民主和權利，她表示希望能聽到人民的聲音，她將與所有民主的力量合作，以正當的方式去爭取，此外，她還向律師表示想用推特（Twitter）與年輕人溝通。

　翁山蘇姬在當地時間今天中午於她所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總部（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發表7年來首次的公開政治演說，現場擠滿支持群眾，她表示相信人權與法治，而民主就是言論自由，以及人民對政府作出監察，她也願意接受這項監察，她也表示，無意與軍政府為敵，在軟禁期間她受到良好待遇。

　據報導，緬甸官員表示翁山蘇姬無條件獲釋，但目前不清楚她的行動是否會受到限制，支持者們憂心軍政府隨時可能把她再度抓起來，就像過去軍政府曾給過她短暫的自由一樣；她在軟禁期間，與外界唯一的溝通管道只有律師，65歲的她表示重獲自由後，第1件想做的事就是，開設國外風行的推特帳戶，和國內外年輕一代溝通，且每天都要推文。

　翁山蘇姬為1991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但當時緬甸政府不讓她出國，而由其子代為領獎。據悉，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已公開向翁山蘇姬發出邀請，希望她儘快訪問挪威，並發表得獎演說，而諾貝爾委員會主席也要求緬甸當局保證，她若訪問挪威，未來還是能返回緬甸，否則翁山蘇姬是不會出國的。

緬甸精神領袖、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因緬甸政府軟禁令今日屆滿終於獲釋，她呼籲民眾，一定要團結，唯有團結才能達到目標。（路透社）

現場一千多名恭候多時的支持者和記者，看到翁山蘇姬步出門外，情緒高昂。（法新社）

〔本報訊〕緬甸精神領袖、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翁山蘇姬（Aung San Suu Kyi），因緬甸政府軟禁令今日屆滿終於獲釋，恢復自由的她今日向群眾呼籲，大家必須團結一致，才能達到目標。

　65歲的翁山蘇姬曾獲諾貝爾和平獎，在1962年以來一直遭軍事統治的緬甸，她已成為民主邉拥南筢纭Ｋ罱@次遭監禁，時間長達7年半，而過去21年來她總共有15年時間遭監禁或軟禁，去年因一名美國人游泳渡湖，獲翁山蘇姬收留，緬甸軍政府以此為藉口再延長軟禁期限18個月，今天到期。

　翁山蘇姬今日獲釋後，身穿傳統粉紅服裝，在律師及醫生陪同下，走出家門，向約1000名恭候多時的支持者和記者揮手微笑，現場群眾掌聲如雷，情緒高昂，紛紛開始大聲喝采、歡呼甚至唱起國歌。

　翁山蘇姬在接受群眾獻花後開口表示，很感謝大家這樣子的歡迎，自己已經很久沒有見到大家了，有很多話想跟大家說。

　翁山蘇姬在短短的幾句話中強調，希望大家都要團結合作，唯有透過團結，我們才能實現我們的終極目標。爾後她呼籲群眾到她的政黨總部外，聽她發表講話，也希望支持者明天能到反對派辦公室門外，聆聽她演講。

　英國首相卡梅倫得知翁山蘇姬獲釋後，率先發表聲明表示，這是遲來的正義，翁山蘇姬是所有相信言論自由、民主、人權的人的精神領袖。美國總統歐巴馬則稱翁山蘇姬是「我的英雄」。

　此外，這次翁山蘇姬重獲自由有多大的尺度，受到外界關注，緬甸流亡媒體「伊洛瓦底江雜誌社」（The Irrawaddy）今天引述翁山蘇姬律師那溫（Nyan Win）的話指出，軍政府一定會想限制她的行動，讓她無法與大眾和少數民族會面，但她不會接受那樣的限制。

　緬甸政治分析人士翁奈歐（Aung NaingOo）表示，這次釋放，顯示軍政府選後對控制緬甸有相當的信心，即使翁山蘇姬軟禁期限已到所以獲釋，但像緬甸這樣的國家，統治者還是可以利用各種法律再拘禁她。

关于昂山素季获释的数篇报导

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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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昂山素季获释引来庆祝和谨慎　　　　　　　　　美国之音　│

│　昂山素季在党部向支持者讲话　　　　　　　　　美国之音　│

│　昂山素季：同大家一起推进民主　　　　　　　　美国之音　│

│　昂山素季寻求和军人统治者和解　　　　　　　　美国之音　│

│　网民热议昂山素季获释．促释放刘晓波　　　　　美国之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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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山素季获释引来庆祝和谨慎

〔美国之音记者科隆本特2010-11-14华盛顿报导〕长期受到软禁的缅

甸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昂山素季被当局释放，让世界各地的支持者们

感到高兴并为此举行庆祝活动。但是支持者也表示谨慎，他们指出，

这位长期为民主献身的活动人士、被暗杀的独立活动领导人昂山的女

儿，曾经有过先被释放又被关押的经历。

☆缅甸旅法人士上街庆祝

在法国的缅甸社区民众以及其他支持昂山素季的人士得到消息后立即

走上街头表达他们对她获释的喜悦心情。

米雷耶．布瓦松是在巴黎参加活动的人士之一。

她说：“你能猜得到，我们现在只有高兴。我们所有长期为民主而

战、为昂山素季而战、为支持她的缅甸人民而战的人们都只有高兴，

我们心中真的充满了喜悦。但是同时我们也非常谨慎，那是因为现在

为她获释感到高兴，我们希望她安全，同时我们也要求缅甸当局保证

她的安全。”

在华盛顿顿努力帮助数百名支持民主的缅甸人士获释的一名叫作贾里

德．金斯勒的律师也表达了对昂山素季获释的谨慎态度。

他说：“昂山素季已经三次获得自由，但是缅甸并没有发生变化。事

实上，最近几年，缅甸军政府从来没有显示任何想要妥协的意愿，没

有做出任何行动和昂山素季开展对话。”

☆国务卿克林顿发表声明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发表声明说，她和世界各地几十亿民众共

同庆祝这位1991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获释。

她的声明同时呼吁缅甸军政府领导人对她的释放不附加任何条件，以

便她可以不受限制地旅行及参加政治活动。

现年65岁的昂山素季曾领导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并在1990年的大选中

赢得选举，但当局完全忽视这个结果，随后将昂山素季软禁，她在过

去20年来多数时间都在软禁之中度过。

昂山素季星期六被从她在仰光的家中释放，此前缅甸刚举行了全国大

选，军方支持的联邦巩固与发展党赢得全面胜利，不过决定参加竞选

的反对党也在全国议会和地方立法机构中赢得了更多的席位。

昂山素季在党部向支持者讲话

〔美国之音记者2010-11-14华盛顿报导〕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季

从软禁家中获释得到自由后发表了一次罕见的讲话，她敦促缅甸人民

挺身维护自己的权利，在军人统治的缅甸寻求民主。

昂山素季在仰光的全国民主联盟总部发表讲话，数千名支持者向她欢

呼。她说，言论自由是民主的基石。在给美国之音的评论中，一名在

现场的记者形容人们对她的释放“非常兴奋，非常高兴”。

昂山素季告诉人群说她愿意和所有的民主力量合作，她还鼓励人们向

她的政党倾诉他们的担忧。昂山素季星期六从她位于仰光湖边住宅里

走出获得自由时，数千名支持者为她鼓掌。

世界各国领导人也赞扬了同缅甸军人政府进行了几十年斗争的昂山素

季。她过去七年的软禁是一系列拘留行动中的最新一起，她在过去21

年中有15年被拘留。

昂山素季：同大家一起推进民主

〔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2010-11-14曼谷报导〕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

素季，星期六被解除了软禁。星期天，她面对无数支持者，多年来第

一次发表讲话说，她将同所有民运组织一道，推动民主事业。

☆昂山素季：同一切民主人士合作

昂山素季在仰光全国民主联盟总部对大批支持者发表了讲话。她说，

她还没有同缅甸民主联盟的其他领导人交谈，因为她刚刚获释。但

是，昂山素季谈到自己时说，她已经做好准备，同缅甸任何愿意推动

民主的人士展开合作。

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季今年65岁了，她说，因为她刚刚获释，所

以，她想先听听民众的意见，然后，再决定下一步如何行动。

星期六晚上，缅甸军政府解除了对昂山素季这位1991年诺贝尔和平奖

得主实施的软禁。之前，昂山素季被软禁了7年。

☆世界各地：欢迎昂山素季获释

世界各国和人权组织都对昂山素季获释表示欢迎，但是，也同时谴责

缅甸当局监禁昂山素季多年，并呼吁缅甸当局释放所有的政治犯。

星期天早些时候，在缅甸驻泰国大使馆前，来自“自由缅甸同盟”组

织的一些抗议者，高呼口号，要求在缅甸实现民主。

☆缅甸反对派在泰国活动

这些示威群众向使馆送了一束鲜花，感谢缅甸政府释放昂山素季。但

是，他们同时表示，即便一个魔鬼这样做，他们也会表示感谢的。示

威群众代表梯米莱罗宣读了声明，说监禁昂山素季的人都是非常不人

道的犯罪分子。与此同时，她也认为，释放昂山素季代表了某种变革

的迹象：

她说，谁知道呢？也许缅甸军政权真的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当

然，这里的可能性非常非常不大。如果政府真的弃暗投明，那他们

就必须开始关注两千两百多名其他的政治犯，并陆续释放他们。

☆缅甸大选，不许昂山素季参加

昂山素季是星期六获释的。而星期五，缅甸军政府举办了全国选举，

再度引起了争议。政府说，将通过选举恢复文职政府治理国家。

世界各国领袖以及民运人士都批评了缅甸的选举，他们认为，这只是

当局想通过民主的假象来巩固自己的权力。

当局不让昂山素季参加选举，正因如此，当然还有其他不公平的选举

规定，缅甸全国民主联盟抵制了这次选举。

缅甸政府以此为由解散了缅甸全国民主联盟，如今，这个联盟只是一

个社会慈善机构。

一个军方支持的政党宣布他们赢得了这次选举。抵制这次选举的反对

党认为，这次选举有舞弊现象，而且还有不少威胁利诱事件发生。

缅甸政府说，军方必须在国家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样，才能不让

少数民族武装分子，把国家搞的四分五裂。

昂山素季说，她将根据这些指控展开调查，但目前为止还不得而知，

政府是否会阻止她这样做。

缅甸全国民主联盟赢得了1990年的大选，但是，军政权却不承认选举

结果，并长期软禁了昂山素季。从那以来二十年来昂山素季就不时遭

到这样的待遇。

昂山素季寻求和军人统治者和解

〔美国之音记者2010-11-14华盛顿报导〕刚被释放的缅甸民主运动领

袖昂山素季向在过去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剥夺她自由的缅甸军政权抛

出橄榄枝。

这名65岁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接受美国之音独家采访时说，她和她

的支持者绝对不会致力于跟军人统治者发起冲突。她补充说。“我们

非常希望军人政权能理解，冲突不是缅甸问题的解决方法”。

昂山素季星期六在她位于湖畔的家中被解除软禁，她走出家门的时候

有几千名支持者迎接她。

星期日，昂山素季在她的全国民主联盟党的总部发表讲话，她说，言

论自由是民主的基石。昂山素季说，她要和所有的民主力量合作，寻

求改变缅甸，但是她说改变必须通过和军方领导人进行讨论等“正确

的方法”来实现。她说，“否则，无论多么高尚和正确，民主势力都

不能实现他们的目标。”

网民热议昂山素季获释．促释放刘晓波

〔美国之音记者黎堡2010-11-14香港报导〕中国当局目前看来还没有

将昂山素季作为敏感词在网络媒体上进行封锁，但一些网民担心，当

局不久后就会封杀有关的讨论。

缅甸民主派领袖昂山素季获得释放后，许多中国人感到鼓舞，并希望

同样是诺贝尔奖得主的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早日获得自由。中国官方

媒体发布昂山素季获释消息时显得相当谨慎。

缅甸当局星期六晚上结束了对民主派领袖昂山素季长达七年的软禁，

让这位65岁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重新获得自由。同样是这个奖项得主

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他所称的英雄的获释表示欢迎，其它多个国家的

政府也纷纷发表声明，对缅甸当局的这项举动表示欢迎，并敦促当局

释放所有政治犯。

☆北京未表态．官方消息少

中国政府还没有对昂山素季获释表态，国家媒体新华社网站星期天的

首页上也看不到这条重大消息，读者在点击新华国际版后才可以看到

这条消息。中国的一些地方媒体则转载了新华社在前一天发布的新闻

稿，报道了昂山素季软禁期满获释的消息。

中国网民对昂山素季获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百度贴吧中，一些网

民向昂山素季致敬，祝贺她获释，同时也不指名地祝某人早日出来。

☆维权人士：北京将感受压力

在不受中国政府控制的推特上，一些网民直截了当说，他们希望另一

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国的异见人士刘晓波也能获得释放。一位网

民说，“昂山素季获释了，刘晓波获释的日子还能有多远？”

浙江省杭州市维权人士何士林对美国之音说，昂山素季获释显然会使

北京当局感受到要求它释放刘晓波的压力。

何士林说：“它一定会有一个压力，因为刘晓波毕竟是一个诺贝尔和

平奖得主，而且他还是在监狱里，在国际和国内，它都有压力。”

广东维权人士郑创添也认为，中国政府会因为昂山素季获释而感受到

压力，但不太可能因此而释放刘晓波。

郑创添说：“我相信对他们是有压力的，但是非常多的事情证明这些

压力对他们无效，我也从来不指望政府会做出什么好的举动。”

与此同时，郑创添认为中国的民众应该从缅甸人民追求民主与自由的

努力中受到启发和鼓舞。他在推特上说，“醒醒吧，中国人，向缅甸

人学学追求自己民主的勇气。”

昂山素季星期六傍晚获得释放时，数以千计的民众不畏当局的严密监

视到她的住所外祝贺她重获自由。

☆李卓人：中国当局还不如缅甸

在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李卓人敦促北京以缅甸当局释放昂山素季

作为参考，尽快释放刘晓波，让他去挪威出席下个月的诺贝尔和平奖

颁奖典礼。李议员对美国之音说，缅甸当局没有阻挡几千名昂山素季

的支持者前往她的住所祝贺她获释，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当局的表

现还不如缅甸。

李卓人说：“我们想象一下，如果在中国出现同样的局面，警察和公

安会不会镇压？大家的答案是肯定的。现在，缅甸政府起码给他们有

个集会的机会。起码，对昂山素季的释放和让他们集会，这比以前有

了进步。”

中国当局目前看来还没有将昂山素季作为敏感词在网络媒体上进行封

锁，但一些网民担心，当局不久后就会封杀有关的讨论。

〔原载《美国之音中文网》2010-11-14；http://www.voanews.com/

chinese/〕

对于1991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缅甸政治领袖昂山素姬，可能很多中国人都不太了解。即使了解，但却少有积极的评价。其原因我想可能有两方面：1，她作为一个佛教领袖，并且获得过诺贝尔奖，还被政府关押多年，实在让人不得不想起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起的某个神秘老人；2，很多中国人从建国以后的思维就定格在这样的逻辑上：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敌人的朋友就是敌人。如果简单的引申的话就是“亲西方的就是坏人，敌视西方的就是英雄。”
　　这种简单的几乎白痴的逻辑根深蒂固与很多人的脑海里。这也就不难理解中国在两个非洲小国所遭遇的国际尴尬和为什么很多国人依然把萨达姆和米洛舍维奇看成是民族英雄的原因。
　　我可以善意的把这个理解为个人喜好，个人喜好是一个人的自由，我无权干涉。但我想作为人类的一分子，我们的喜好应该有一个底线。
　　当我们看到2个月前，缅甸这个中国的“友好邻邦”遭受特大灾难，造成数百万人受灾，10万人以上死亡时，缅甸军政府采取的“救灾”措施只有一项，那就是“封锁”，封锁一切受灾信息，并拒绝外国援助。他们把那数百万无辜灾民像垃圾一样封存在塑料袋里，任其发酵腐烂。面对这样的军政府，你如果再说这是“个人喜好”，可能就让人感觉有点人格变态了。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友好邻邦是我国的幸运还是耻辱。（只可惜很多友邦都这个德性）
　　
　　
　　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近二十年来一直有一个伤疤是军政府不愿触及的，那就是昂山素姬。
　　从早先的照片上看，我们不难发现她是一位异常美丽的女子，当我看到她时，总会情不自禁的去想象，她是个什么样的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事实上，她本可以在安静的牛津大学里，看书，弹弹琴，相夫教子安详的度过一生。可是，命运把她推向了另一面。
　　
　　
　　她1945年6月19日出生于缅甸仰光，是领导缅甸独立的民族英雄昂山将军的女儿。缅甸于1044年形成统一国家，19世纪后成为英国殖民地，1942年被日本占领。缅甸国父昂山组建"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起义抗击日军。日本战败后，昂山带领缅甸人民向英国殖民政府要求独立，终于于1948年1月4日缅甸独立。遗憾的是昂山已于头一年的7月被政敌暗杀，时年32岁，当时，昂山素季2岁。
　　1960年15岁的她，随担任大使的母亲到了印度。在当地一所女子学院学习期间，“圣雄”甘地的政治和哲学“渗入她慢慢发展的心灵”。
　　　　1963年，昂山素季被送到英国，就读于著名的牛津大学，大学期间，昂山素季利用课余时间搜集各种有关她父亲的缅文或英文资料，撰写父亲的传记。在写作过程中，昂山素季被她父亲无私无畏的精神以及热爱国家和民族的深厚感情所深深地感染，她多次向同学表示，她一定要返回缅甸，为那里的父老乡亲们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而奋斗。她在这里也认识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人英国学者迈克·阿里斯（Michael Aris）。可以说这段时间是她人生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但是在昂山素季离开的日子，缅甸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1962年，奈温将军发动政变，推翻了民选政府，开始了至今的军人统治。军政府宣布走社会义主道路，没收剥削阶级——主要是勤劳的华人——的资产，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到1980年代末在军政府的统治下，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缅甸已经沦为世界上最贫穷国家之一。
　　几代军头都用赤裸裸的暴力来维系他们的权力，悍然取消缅甸人民基本的人权和自由，将这个昔日的佛国变成了“动物庄园”。回顾近代以来缅甸的历史，是一幕仍然在上演的悲剧。比昔日的殖民者更可怕的是本国军头的“自我殖民主义”。利用暴力和恐惧，军政权将缅甸人民都变成了自己的“人质”，这是一种更加直接的“国家恐怖主义”。这就不难理解缅甸政府在这次救灾行动时的表现。
　　上世纪80年代起，为了反抗缅甸军政府的压迫，学生和僧侣们组织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抗议活动，这也把昂山素季推向了历史的舞台。
　　
　　
　　昂山素季于1988年回到缅甸照顾生病的母亲。她亲眼目睹了祖国所遭受，那个自己父亲为之付出生命的土地被一些人如此蹂躏，她感到心痛不已。
　　八月二十六日，仰光近百万群众在瑞德贡大金塔西门外广场集会，昂山素季第一次面对这么多的民众发表演说。她一身雪白的长裙，宛如一只从仙境飞来的白天鹅。她那慷慨激昂的神态、铿锵有力的声调、掷地有声的言词令所有在场的民众印象深刻。　昂山素季敏锐地发现了缅甸悲剧的根源，她说道“极权主义是一种建立在敬畏、恐怖和暴力基础上的系统。一个长时间生活在这个系统中的人会不知不觉成为这个系统的一部分。恐惧是阴险的，它很容易使一个人将恐惧当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当作存在的一部分，而成为一种习惯。”这一刻缅甸人民盼望已久的领袖诞生了。
　　从此昂山素季走向了历史的舞台上，也走向了一条不归路。
　　
　　
　　她深受圣雄甘地的非暴力理论影响，昂山素季开始参与政治并致力于民主进程，但也因此得罪了独裁政府。1989年她被军政府以一些莫须有的罪名遭到软禁，并一直关押至。
　　　
　　
　　军政府（独裁者都是这么白痴）于1990年举行了“实验性”的大选，本以为军方似乎稳操胜券，结果出乎意料，却好像是情理之中，昂山素季的政党“全国民主联盟”赢得了绝对优势。在正常情况下，她应该成为国家总理，但选举结果被作废，军政府拒绝交出政权。这件事在国际产生了巨大回响。
　　1991年，国际社会为了她在维护缅甸人民权益上做的贡献，授予她诺贝尔和平奖。但此时被软禁的她无法亲自前往挪威领奖，只好让儿子代替自己发表了答词。这份答词中引述了昂山素季的名言：“在缅甸追求民主，是一国人民作为世界大家庭中自由与平等的成员，过一种充实全面、富有意义的生活的斗争。它是永不停止的人类努力的一部分，以此证明人的精神能够超越他自然属性的瑕疵。”
　　1994年10月21日，联合国下属有关机构在菲律宾召开“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国际研讨会，被缅甸军政府软禁的昂山素季寄去一篇论文，由菲律宾前总统科·阿基诺夫人在会上代为宣读，文章尖锐地驳斥关于发展中国家“应该经济先走，民主缓行”的观点；指责许多当权者不分青红皂白，将民主运动与要求落实人权问题一概说成是受西方意识形态影响而加以否定；呼吁联合国重视和支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贫穷落后国家的民主运动和人权问题。这篇演讲也在整个亚太地区造成了很大的轰动效应。
　　
　　
　　对比她坎坷的政治经历，更让人感到扼腕叹息的是她和那位英国丈夫之间凄美的爱情。
　　早于1970年代，两人在牛津订下婚姻盟誓前，研究西藏文化的英国学者迈克·阿里斯已经知道，有一天命运会叫他们在家与国之间作出抉择。他清楚知道，眼前这个容颜清丽的妻子绝非一般缅甸女子，她体内流着的是缅甸独立运动领袖昂山的血，生来就跟国家人民扣连一起。她内心明白，当人民需要她，她必会毫不犹豫付出自己。
　　婚后十多年，她随他在牛津静静过日子，照顾家庭，让他专心学术研究，那是他们婚姻中最美好祥和的时光。直至1988年3月，昂山素姬获悉母亲中风病危，便匆匆告别丈夫与两个儿子，赶返缅甸侍母，想不到此一去，却是夫妻天涯断肠之始。
　此后，阿里斯多次要求到缅甸探妻，均遭到军政府拒绝。几经争取，几年间两人只短暂会面五次。
　　夫妻最后的相聚是在1995年底，可是此后他便不再获准进入缅甸。1999年3月，阿里斯因癌症在牛津逝世，在军政府多番阻挠下，昂山素姬最终也无法赴英奔丧。
　　“我永远不会站在你和你的祖国之间。”当年阿里斯这句爱的承诺，最后通过死亡来体现。他的爱，是别在昂山素姬发上的那朵白花，素净而坚贞。而今，则化作她孤独长路上的一盏温柔的灯，静静为她照亮前路。
　　
　　
　　2005年6月19日：全球14个国家爆发反缅甸示威，要求释放昂山素季因为这一天是她60岁的生日。Damien Rice的这首Unplayed Piano也创作于此。据说被软禁期间，昂山素季没有消沉。她的生活十分规律，阅读诗歌、散文，学习法语和日语。她爱听摇滚乐，美国摇滚乐队“感激的死者”是她最喜欢的一支摇滚乐队。她还经常在夜里独自弹奏钢琴曲，但是她的钢琴坏掉之后想修复却受到了层层的阻挠。这也是damien这首歌歌名《unplayed piano》的来源。
　　
　　 Damien rice和lisa hannigan唱到：
　　 "Come and see me
　　　　Sing me to sleep
　　　　Come and free me
　　　　Hold me if i need to weep
　　　　Maybe it's not the season
　　　　Maybe it's not the year
　　　　Maybe there's no good reason
　　　　Why i'm locked up inside
　　　　Just cause they wanna hide me
　　　　The moon goes bright
　　　　The darker they make my night
　　　　
　　　　Unplayed pianos
　　　　Are often by a window
　　　　In a room where nobody loved goes
　　　　She sits alone with her silent song
　　　　Somebody bring her home ”
　　
　　如泣如诉的歌词描绘了昂山素姬凄美的爱情和悲惨的现状，让人无法不为之动容。
　　
　　
　　从昂山素姬身上，我看到了人类的尊严。和许多伟大的政治家和人道主义者们一样，她具有坚韧的人道信念和精神追求，和甘地、马丁路德金、曼德拉、图图主教一样，昂山素季也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少有的具有大仁大智的政治家。精神的永恒和心灵的伟大，是那些独裁者和军头们无法理解的。他们不明白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安妮为在集中营里写日记，他们也不明白坚固的柏林墙为何会在一夜之间倒塌，他们更不会明白为什么那个弱女子能舍弃自己幸福的生活，敢于和火枪大炮还有阴险的男人世界进行抗争。尽管墨索里尼，齐奥塞斯库等人的尸体早已曝光于全世界人民的眼前，但还是有那么多独裁者和军政府们继续走上这条可耻的不归路。是的，昂山素季的生命是如此的美丽，她改写了亚洲人不配享有民主和自由的恶毒的诅咒，总有一天她会带领她的人民由屈辱走向光荣，从奴役走向自由。
　　我们相信历史，因为所有阴暗和独裁都会被逐渐的碾碎在历史的车轮下；我们相信未来，未来将告诉我们任何武力与恐吓都不能压制人类奔逸的思想和对自由的追求。

中国的危局与愿景

王策
在台湾举办的《中国民主化展望和探索》国际会议上的讲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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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策的这一篇建言含着对于台湾人民和中国少数民族的善意　│

│　和关怀。我想，只要中国人让自己的政府向世人清楚明白地　│

│　“复诵”并“承诺践行”它所已经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　│

│　权利国际公约》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头　│

│　条首款──“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愿意把一切统独　│

│　问题按照这个原则处理。那么，东亚将会立即出现一个和平　│

│　繁荣的转机和景气，而它的崛起将被世人所祝福。　　　　　│

│　　　　　　　　　　　　　　　　　　　　　　　　　　　　│

│　　　　　　　　　　　　　　　　　　　 ──洪哲胜编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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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今天下午我要向各位报告的题目是《中国的危局与愿景》。

早上有几位教授已经对中国社会的危机作了演讲，很精彩。我在这里

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来对中国面临的各种内外矛盾，作一个全局的透

视。首先我将分析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围堵遏制、中国自身边疆地区的

分离倾向、以及内部兴起的人民的维权运动带来的社会不稳等等状

况。我援引了汉代政治家徐乐有关国家“土崩”与“瓦解”的论述，

指出中国当前的危局是内有土崩之忧，外有瓦解之患。然后谈谈我个

人对如何化解这些危机的看法，其中也提出了对僵持达半个多世纪的

海峡两岸关系以“一国两国”的模式来解决的构想。最后我指出中国

现在正面临着“逆势崛起”与“顺势崛起”这两条道路的选择，选择

前者，将给中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只有选择后者才能使中国在21世纪崛起成为一个自由、民主与繁荣的大国。这就是我要讲的大概内

容。

那么，还是从这些天最热门的话题讲起吧。10月8日，挪威诺贝尔评

奖委员会颁发诺贝尔和平奖给中国系狱的异议人士刘晓波，在其颁奖

辞中深刻表达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作为畸形崛起的大国之不满和担心。

他们指出：“过去数十年，中国经济长足发展，史上罕见，成为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亿万人民已经摆脱贫困，政治参与的范围也在扩大。

中国享有新的国际地位，理应承担更多责任。但人们看到的却是，中

国不但以缔约国身分，违反多项国际协议，更违背了本国的政治权利

条文。《中国宪法》第35条订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

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实际上，中国民众的这些自

由显然受剥夺。”所以他们无法忘记那些仅仅是公开表达自己观点、

以和平方式寻求与政府对话的中国政治抗议者的现实处境和命运。诺

贝尔和平奖评委主席还表示：“如果我们不投票给刘晓波，我们等于

是背叛了中国境内的人权。我们不能坐视中国境内持续发生的人权侵

害。”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中国的异议人士，其实就是当今国际社会对

中国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拒不进行政治改革，蔑视与践踏自由、民主、

人权等普世价值的顽劣态度的反弹与警示。

由于中共统治集团的顽固不化，已迫使国际社会重新考虑如何实现其

对中国战略的政策取向。在前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极权集团解体后，

实行共产独裁的中国依然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上构成对

自由世界的最主要的威胁，西方战略目标就是要促使中国民主转型。

布什政府曾宣示说：“美国将鼓励（中国）推行民主与经济开放，因

为这是国内与国际秩序稳定的最佳基础。”只有中国在政治、经济、

价值观上全面融入国际社会，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值得信赖的成员，

才会将自己的国力增长与经济发展建立在与世界其它国家互利的建设

性基础上，世界才有和平可言。

至于在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上究竟采取“接触”（engagement）政策或

“遏制”（containment）政策曾经一度引起热烈的争议。

主张接触者认为，中国在与外部世界频繁交往中，会对自由世界的政

治与文化价值增加接触和了解，通过融入全球化的经济秩序和参与各

种国际组织，会与国际社会趋向合作而非对抗，凡此种种将逐渐引起

中国国内渐进的政治民主和社会自由的变化。他们尤其相信，经济的

自由化和发展，必然会带来政治的民主。这就是克林顿政府时期主张

最惠国待遇同人权问题脱钩，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者的观点。

与之相反，遏制论者则主张采取相同于冷战时期对前苏联集团军事围

堵的方法来抑制中国的崛起。他们力主在亚洲组织强大的军事同盟，

强化冷战时期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联盟体系，如《美日安全条约》、

《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美澳新条约》，

把台湾纳入导弹防御系统，增强台湾的军事力量等等，向构建“亚洲

的北约”发展。并由原来的海上新月形第一岛链（起自阿留申群岛、

千岛群岛、日本群岛、琉球群岛、台湾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

群岛等群岛）、第二岛链（以关岛为基地，起自南方诸岛、包括小笠

原群岛与硫磺列岛、马里亚纳群岛、雅浦群岛、帛琉群岛及哈马黑拉

马等岛群）与第三岛链（主要由夏威夷群岛基地群组成）等岛群构成

包围圈，加上通过印度洋，南亚、中亚、西亚这种新的陆上新月形包

抄，形成一个“Ｃ”形包围圈，从地缘政治上严密围堵中国。

他们认为，随着中国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上的崛起，如果又拒不愿意进

行民主转型，就会象二战时期的德国和日本一样，必然会挑战西方民

主社会，特别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战争将不可避免。遏制

论者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在他的《我们为何必

须遏制中国》一文中说：“遏制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战争。但是，一个

在制度上转变为宽容、民主的中国是对和平的最好保证。”所以他主

张长期向中国施加压力，并向中国不断发出强烈的信号：“自由化或

者被驱除”（Liberalize or be ostracized），除此别无选择。还

有更极端的遏制论者，他们甚至主张在必要时应采取先发制人的预防

性打击，把魔婴扼杀在摇篮之中。

西方社会为什么非要促使中国向民主国家转型不可呢？原因主要是基

于他们相信国际关系中的“民主和平论”（Democratic peace

theory）。该理论认为所有自由民主制度国家不会，或极少与另一个

民主国家发生战争。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领导人都深深服膺此一理

论。民主党的前总统克林顿说：“保持我们国家安全并维持长久和平

的最好方法，便是支持其它地区的民主发展。民主国家之间不会互相

争战。”共和党的布什总统也说：“我这么强烈支持民主的原因，正

是因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互相交战。我对民主能促进和平有着极大的

信心。”

近20多年来，西方对中国的政策基本上是以接触为主，遏制为辅。他

们对中国打开市场，让中国走向世界。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对美国

享有永久最惠国待遇。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近年来中国一直是贸易顺差国，从2005年至2009年，累计贸易顺差达一万多亿美元。截止到今年6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已高达约24,500

亿美元，占据着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的地位，其储备量之大，超过

了全球世界主要经济大国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

意大利外汇储备规模的总和。中国也风风光光的获得奥运会和世博会

举办权，显示了一个大国崛起的形象。

这些年来，国际社会已经给与中国一个和平发展的机会，他们期望在

此期间能看到中国会象他们预期的那样进行和平演变，逐步走向民主

自由的社会，但是他们的希望落空了。他们看到的是中国成为象朝

鲜、伊朗这些流氓国家的坚强后盾，他们听到的是中国要用核武器摧

毁美国200个城市的战争叫嚣，他们痛心的是中国依然在国内坚持一

党独裁，践踏人权，剥夺人民的言论和信仰自由。中国在全球炭排减

问题，核不扩散问题（向巴基斯坦、伊朗、朝鲜输出导弹与核技

术），在贸易顺差与汇率问题上，都没有担当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角

色。当西方发达国家全都陷入金融风暴，焦头烂额，阮囊羞涩时，却

发现钱都跑到中国政府的口袋里了；而中国政府正在用这些钱扩充军

备，武装警察，对外威胁邻国，对内镇压人民。中国现在活脱脱的是

一副独裁者兼暴发户的嘴脸，财大气粗，不可一世。此情此景，使西

方社会不得不检讨对中国的政策取向而予以调整。

美国在今年已经强势重返亚太地区，以3月朝鲜击沈韩国的“天安

舰”为契机，谴责朝鲜的军事攻击行为，积极参与东盟会议和区域论

坛，并介入南海争端。2010年9月24日美国与东盟十国领导人又在纽约举行峰会，发表联合声明，强调“海上安全”与“自由航行”的重要性。

随着外交活动的展开，军事活动也接踵而至。美国同亚洲的盟国自6

月起频频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矛头直指朝鲜和中国。

首先是从6月23日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1日的《环太平洋2010军演》，

美国聚集了环太平洋13国的34艘战舰、五艘潜艇、上百架军机和二万多人在夏威夷海域进行演习。在7月底和韩国在日本海举行了《不屈的意志》演习；8月11号美国与越南出动包括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在内的多艘大型舰艇，展开首次海军联合演习；8月16日美韩又举行名为《乙支自由卫士》的联合军演；从9月27日开始，两国在韩国西部海域（黄海）再次举行反潜联合军事演习。10月美军在关岛举行了为期十天的《勇敢之盾2010》演习。日本自卫队还将同驻日美军在11月底或12月初举行联合“夺岛”军演，模拟日本远离本土的岛屿被“敌国”占领后，美日如何协同作战，歼灭敌军，予以夺回。

在美军的亚太的演习中，《勇敢之盾》与台湾的关系最为密切，这项

演习原来就是2006年为了因应台海危机而设，当时美军还特别邀请解

放军军官观登舰观察演习，向其展示威慑军力。在2007年又派了三支

航母战斗群在台湾东部海域举行了第二次演习。今年则由乔治．华盛

顿号航母率1.4万兵力在关岛举行演习，表示协防台湾，坚守第一岛

链的态势。

由此种种迹象看来，西方社会对中国的策略已从接触为主而调整为加

强遏制。因为他们觉得接触政策并未收到他们期待的效果，反而使中

国政府从中坐大，因而有经济与军事实力去建立一个中国特色的新国

际秩序。一个在经济与军事上强大而政治上专制的的新强权迅速崛

起，以所谓的“北京共识”与“中国式的民主”来挑战现存民主世界

的普世价值和国际秩序，这是他们极不愿意看到的。西方社会决不会

容忍这种挑战。北京的当权者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自由世界曾经挫败

二战时期德国─意大利纳粹的挑战；挫败冷战时期苏联─东欧社会主

义阵营的挑战；挫败当今萨达姆─塔利班恐怖主义的挑战；他们也必

将有能力和意志来挫败中国─朝鲜的太子党─家族东方封建血缘式社

会主义专制向他们的挑战。

将美国当前应对太平洋地区的中国挑战定位为“第二次冷战”

（Second Cold War）的罗伯特．Ｄ．卡普兰（Robert D. Kaplan）

在和华盛顿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迈克[1]维克斯（Michael Vic-

kers）讨论到将来如何结束同中国的战争时，维克斯说：“结束和中

国的战争，可能意味着导致某种政权形式的更替，因为我们不要让那

些受伤的、愤怒的政权留在原位继续执政。”（见：《How We Would

Fight China》， By Robert D. Kaplan）

这种所谓的“政权形式的更替”，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改朝换

代”。就目前来说，导致中国改朝换代的各方面条件已经隐然成形。

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国历次的改朝换代大都是由内部的人民起义动乱

加上外敌的大规模入侵而实现的。远的不必细说了，近的从明代开始

都是如此。明末由李自成的农民起义，迫使明崇祯皇帝在景山上吊，

进而由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彻底灭了明朝而建起清朝。清末内有洪秀

全的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白莲教起义，外有甲午海战、鸦片战

争、八国联军侵华等不断的内乱外患，削弱了清廷的统治，终于爆发

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建立了中华民国。再看中华民国在中国大

陆统治的末年，内有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起义，外有日本的大规模入

侵，经八年对日抗战动摇了国本，终于在随之而来的国共内战中败退

台湾，结束了在大陆的统治，共产党得以在大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

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的外部情境如前所述，正处在被“Ｃ”形包抄围

猎的危局，战争随时可以爆发。可以是因朝鲜问题而卷入象当年一样

的抗美援朝战争，也可以是因同日本争夺象钓鱼岛之类的“离岛”而

同美日开战，或是因用武力统一台湾而引起同美国的正面冲突，还可

能因为争夺南海的诸多岛屿同越南、菲律宾等东盟国家擦枪走火，也

可能同印度争夺藏南而再爆中印战争。一旦引发外部战争，中国的改

朝换代必将随之到来。

至于中国内部社会，由于官僚腐败、司法不公、贫富悬殊、强制拆

迁、下岗失业、劳资纠纷、物价飞涨、环境污染、风气败坏，诸多因

素造成社会上不断地发生大规模的群体性骚乱事件，特别是官民对立

严重，人民群起冲击地方政府，烧警车、打警察，而且以自焚的方式

抵抗暴力拆迁亦时有发生。据统计，自2007年以来，中国每年发生的

大规模群众抗议骚乱活动都超过九万起。除群体性反抗外，个体性的

报复政府、社会的事件也不断发生，如杨佳只身闯入上海公安闸北分

局，一连砍杀六名警察，另致五名伤残，引发人民的喝彩，赢得刀

客、大侠的美名，成为反抗暴政的英雄象征。更可悲的是还有些人积

怨难申，心理扭曲，竟然闯入学校、幼儿园残杀无辜的学童以泄愤。

今年3、4月间，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全国各地连续发生六起校园血

案，诸凶手共杀死学童17名、伤82名，令人触目惊心，深刻地投射出末世社会土崩鱼烂的现象。

面对人民群众风起云涌的维权活动，中共政府采取了强力维稳的手段

进行镇压和监控。据财政部向人大提供的预算报告，今年用于内部保

安的预算达到5,140亿元人民币，直逼5,320亿元的国防预算。中国政府已经把自己治下的人民视为同外敌一样可怕，甚至更可怕的敌人。

中共把中国变成了警察、特务密布的国家，除了用200万的公安、100

万的武警、400万的各种保安人员来对付人民外，还在各级政府设置

庞大的所谓“维稳”机构，把维稳作为政府的“第一责任”。

他们设立什么“维稳办”、“综合治理办”、“应急办”、“维稳信

息中心”、“群众工作室”、“人民调解委员会”等等名目繁多的机

构，配备先进的设施和专职的工作人员，对各种不稳因素和人员作全

天候与一对一的监控，唯求把不稳事件扼杀于萌芽状态。据《法治快

报》2010年2月2日报道：“拥有170万人口的太原市，有人民调解委员会2,622个，调解员18,442人。广西贵港县、乡两级维稳工作平台专门从事维稳工作的人员600多人、村级维稳信息员3,500多人，维稳工作力量渗透到了基层的每一个角落。”

这种“维稳信息员”就是过去所谓的特务、线民，现在已经遍布社会

的每一角落。据《博讯》报道，刘晓波获奖后，北京大学出现了对

“脸罪”的惩罚。就是那天获悉这一消息后，有出外聚餐的，或脸上

表情“异于寻常的开心”的学生，有的被取消奖学金，有的被校方

“约谈”警告。使学生感到恐怖的是，竟然他们脸部的表情都有“学

生信息员”向上汇报！只听说中国封建社会有“腹诽”罪，现在共产

党的“和谐”社会中竟出现“脸部表情”罪！

中国政府对维稳工作做得如此缜密细致，恰恰反衬出社会的极度不

稳。它貌似强大，骨子里却非常脆弱，正面临着被人民颠覆的危险。

一个政权不能使人民成为他的立国根基、社会土壤，反而视人民为寇

仇，官迫民反，则倾国倾城之乱一触即发。

不仅大陆内地的社会遍地烽烟，其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也是骚乱四

起，最主要的就是2008年的西藏“3．14”事件与2009年的新疆

“7．5”事件。

2008年3月发生多起藏人示威演变成暴力冲突的事件，从西藏首府拉

萨波及一些甘肃、四川藏族自治县等地，起因是部分藏族人士为了纪

念1959年3月初藏人武装反抗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49周年。最严重的是发生在3月14日，部分藏族人士起初在拉萨集体示威抗议，引来中国部队镇压，导致藏人袭击平民、商店、汽车等民用设施，造成18名平民的死亡，受伤群众382人，公安、武警伤亡242人，最后被中国政府武装平定，逮捕953人，判刑76人。

2009年7月5日，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发生大规模群体骚乱事件，起因是维吾尔族群众走上街头抗议中国政府对6月底发生在广东的汉人和维吾尔族工人之间发生的群殴事件处理不公。那次韶关的汉、维工人冲突是由于有人谣传汉族女子被维人强奸，引起汉族工人和维人斗

殴，导致两名维吾尔族人死亡。此次乌鲁木齐事件由群众的集会请

愿，演变成暴力骚乱与军队镇压，造成184人死亡，1,684人受伤。事后有1,000多人被捕，其中14人被判处死刑。

两次骚乱事件的发生表明了中国政府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统治的失

败。西藏、新疆虽然号称自治区，但同内地一样是一党专政统治，特

别是在政治上采取高压手段，严防独立势力的抬头和蔓延，因而引起

当地人民的反抗。中共派往新疆，坐镇边陲20年的“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党委书记”王乐泉有一句名言：“对疆独要狠狠打、追着打，往死

里打，一有想法就打，一露头就打！”可想而知，这“新疆王”的手

中沾满多少维吾尔族人的鲜血！

中共总是把少数民族的集会请愿看作是民族分裂分子煽动的闹事，把

不幸的后果扣到达赖、热比娅等人的头上，而不去检讨自身的专制独

裁根源。你越是把他们当藏独、疆独分子来打，他们越想争取民族的

自由独立，这是必然的结果。清代的龚自珍就曾提出治疆的根本精神

就是要以诚信平等的来待维吾尔族人：“令回人安益安，信益信而己

矣。信生信，不信生不信。不以驼羊视回男，不以禽雀待回女。”由

于中共的高压统治，使回、藏人民深感歧视和压迫，对汉人产生不信

任甚至仇恨，所以一有骚乱，汉人自然就成为中共高压政策的替罪

羊，成了回、藏族民的泄愤对象。

我们知道西藏、新疆是中国西南与西北的两扇门户，战略地位非常重

要。西藏面积120多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八分之一，全境

被喜马拉雅山、昆仑山脉和唐古拉山脉所环抱，国境线近4,000公

里，是我国西南边防的天然屏障。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面积166

万平方公里，占中国总面积六分之一，边境线5,600多公里，周边同

八个国家接壤，则为西北边防重镇。两地面积加起来约占全中国的十

分之三，相当于80个台湾的面积。一旦西藏、新疆分离出去，中国的

西部边疆将向内地收缩上千公里，现在的中国中央腹地就变成了边

疆。现在是中国的1,500枚导弹对准中华民国的领土台湾，届时如果

西藏、新疆独立并同印度或北约结盟，部署在西藏高原上的战略导弹

将居高临下，直接瞄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心脏了。

不仅西藏、新疆有独立的倾向，正北部的内蒙古也一直有分离的活

动，就连东北三省也出现满洲国复国的要求，中国正日益面临着周边

疆域解体的危机，可以说是四海离心，中原鼎沸。回首1911年孙中山

先生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提出“五族共和”的观念：“合汉、

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

现在时过百年，构成中华民族的五大主要民族，竟有四大民族要求分

离出去，独立建国，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政治专制、社会黑暗、官僚腐

败、民情不恤，因而造成国家凝聚力的丧失，落得汉民族有孤家寡人

之叹。

古人说“得人者兴，失人者崩”，中国政府的“失人”之治，终究会

造成“失土”，继而“失政”的土崩瓦解结局。从失去人民，导致失

去土地，最终失去政权，这是一个逻辑发展的铁律。

汉代的政治家徐乐有一段关于国家“土崩瓦解”的论述颇值得借鉴。

徐乐在他上汉武帝的书中写道：

　　“臣闻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谓土崩？

　　秦之末世是也。陈涉无千乘之尊、疆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

　　之后，无乡曲之誉，非有孔、曾、墨子之贤，陶朱、猗顿之富

　　也。然起穷巷，奋棘矜，偏袒大呼，天下从风，此其故何也？由

　　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此三者陈涉之

　　所以为资也。此之谓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

　　“何谓瓦解？吴、楚、齐、赵之兵是也。七国谋为大逆，号皆称

　　万乘之君，带甲数十万，威足以严其境内，财足以劝其士民，然

　　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于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权轻于

　　匹夫而兵弱于陈涉也。当是之时，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乐俗之

　　民众，故诸侯无境外之助。此之谓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

　　解。此二体者，安危之明要，贤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

他所说的“土崩”就是政府所治下的人民基础的崩溃，其原因有三：

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改而政不修。正是由于这种状

况，所以秦末的陈胜、吴广才能奋起穷巷，偏袒大呼，天下风从，一

举推翻暴秦的统治，应了“祖龙死而地分”的预言。他所说的“瓦

解”指的是汉景帝时期因为削藩引起七国诸蕃王起兵反抗中央朝廷的

叛乱。这些作乱最后被平定，原因是“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乐俗之

民众，故诸侯无境外之助”。由于人民尚能安居乐业，基础不失，所

以七个藩国的叛乱得不到中原人民的支持，未能造成国家的瓦解。他

认为人民的基础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

解。”而且他提醒这土崩与瓦解“二体”，是国家“安危之明要”，

贤明的统治者必须留意而深察。

考之当今中国一党专制之政权，可谓是内有“土崩”之忧，外有“瓦

解”之患，已呈岌岌可危之势。

从内来说，可以说是“俗已乱而政未修”，贪污腐败，乱象丛生，民

怨沸腾。人民的诸多权利受到剥夺侵犯，促成维权运动风起云涌。人

民对民主、自由、人权的渴求一直被政府置之不理，政治改革迟迟未

能启动。凡此种种已使政府民心尽失，基础动摇。据网上问卷调查对

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到黄海军演的看法，有网民回答：欢迎到中南

海军演！由此可见民心一斑。中国内部的“土崩”之势已经成熟。

从外来说，首先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已通过太平洋上的三条岛链

和陆上的南亚、西亚、中亚的新月形包抄，形成“Ｃ”形围堵圈，这

是针对中国的来自境外之第一层“瓦解”机制；我们特别要注意到，

在这首当其冲的第一岛链中，台湾占着极其重要的枢纽位置，在未来

的变局中将起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次是西藏、新疆、内蒙、满洲等起自西南终于东北的外围边疆领土

蕴含着分裂的危机，这是来自中国境内之外围边陲的第二层“Ｃ”形

“瓦解”机制。这内、外二层“瓦解”机制也正在蓄势待发。可以

说，现在的中国已是危机四伏，或因土崩爆发，带来瓦解跟进；或因

瓦解启动，引起土崩爆发；一旦土崩瓦解同时并发，偌大的中国必将

一溃不可收拾，已经不仅仅只是简单的改朝换代而已。

鉴于以上的全局分析，中国如何能化危机为转机，是我们每一个负责

任的中华民族子孙所应该严肃认真对待的问题。由于我们爱我们的土

地，我们爱我们的民族，我们爱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不愿意看到我

们的国家象现在的伊拉克、阿富汗那样，成为一片满目疮痍，生活中

充满死亡恐怖的废墟；我们不愿意看到我们的兄弟民族陷入象前南斯

拉夫解体后发生的波黑战争，这场穆斯林、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三个

主要民族为了统一或独立互相残杀的内战，使总共只有430多万人口

中的27.8万人死亡，200多万人沦为难民，全国85%以上的经济设施遭到破坏。我们不忍看到在即将到来的变局中有可能带来的灾难，但我们中国人民同样不能容忍继续生活在不变的专制制度之下，因为我们渴望自由，我们渴望民主，我们渴望享有做人的权利与尊严，我们渴望幸福的生活！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目前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启动和平渐进的政治改

革来实现中国社会的民主转型。只有这种温和的、平稳的改革才可以

避免社会转型有可能带来的动乱，使土崩的危象不致于发生，又能满

足人民对自由与幸福的渴望。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也要全面

调整对边疆民族的治理，同台湾的关系与对美国的国际战略方针，从

而化解内外两重瓦解的危机，使中国在21世纪能作为自由民主的泱泱

大国，侧身于世界民族之林。

本着对国家民族前途负责任的宗旨，我们“中国民联阵─自民党”一

直在为推动中国和平有序的转型而坚持不懈地努力。我们先后提出了

《中共执政30年不变改良案》与《中国民主宪政之20年重建方略》两个文件。为了推动此项政治改革线路图，本人曾在1998年以非常的方式回国，向中国当局上书该30年改良案，就在12年前的本月2日被捕入狱。今天我有幸在台湾这个民主宝岛重提这些方案，也算是对我被捕12周年的一个有意义的纪念。

我们的方案的基本精神就是为了确保中国社会政治变革能平稳进行，

免给社会带来激烈的动荡。我们设计了一个政治权力移交的“增量递

进”模式。该模式首先是设计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改为议会制，然后

通过对议会席位比例的法定控制，保证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多数党在20

或30年设定的年限内继续执政，但开放给党外直选的席位比例则逐届

递增，从10%直至49%；对地方行政首长的直选，则是从县级开始，逐

级上升开放。这样经过一段设定年限的权力转移和民主实践，最后达

成全部议会席位和各级行政首长的开放直选，民主宪得以圆满实现。

由于时间关系，具体的内容在这里不再详细论述了。

对于中国的政治改革，当然还有很多不同的思路和方法，这就是要广

泛听取各方的建设性意见，我想这也是本次研讨会的主要议题，所以

我也希望能听到诸位的高见。而且除了讨论以外，最重要的是怎样促

使中国当局能采纳实施，得以达成中国民主转型的目的，这也有待于

大家的共同努力。

下面我想再就中国该如何因应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情势和解决同台湾

的关系问题等等，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我想要治理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同治理好大陆其它地区一样，首先

要解决政治民主化问题。只要这问题能解决，少数民族人民能够自己

选举他们信任的人出任当地的议员和行政领导人，他们真正自治的政

治要求就能达到，其它的问题就比较容易在宪政的框架下予以解决。

实际上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也只要求在西藏实现民主，实现自

治，并不追求完全的独立。至于部分人士要求独立的问题，我们应尽

可能通过各种举措适当化解。

为了因应这些地区的分离倾向，一些民运组织和政治学者曾经研究讨

论过如何改变中国单一制的国体为复合制的国体，从而组建“中华联

邦共和国”，这样既能满足这些地区的自治要求，又能维系国家的完

整。他们曾经提出一个《中华联邦共和国宪法》的建议性草案。该宪

法草案规定：中华联邦共和国由自治邦、自治省、自治市及特别区等

四种不同的行政区组成。自治邦计有：内蒙古自治邦、台湾自治邦、

西藏自治邦、新疆自治邦、宁夏自治邦、广西自治邦；自治市有：上

海自治市、天津自治市、北京自治市；特别区有：香港特别区、澳门

特别区。其它的原来的省份都称自治省。

该草案又赋予自治邦与特别区以不同于自治省与自治市的许多特权。

比如：“自治邦有权以“中国某自治邦”名义与外国缔结非军事性协

议，有权自行决定参加各种国际组织，设立驻外代表机构；香港特别

区和澳门特别区在公元2050年之前，有权发行本区货币，签发本区护

照，旅行证件及签证，设立终审法院，管理邮政电讯，保护著作权，

专利及其它知识产权，并得以中华联邦共和国特别区名义与外国缔结

非政治性、非军事性协议，参加非政治性、非军事性国家组织，设置

驻外经贸办事机关，”等等。

对该草案的这些设计，我个人觉得有值得商榷之处。主要是这种划分

四类不同级别的行政区，并赋予不同的特权，有的甚至拥有自己的军

队，实际上是从本质上违背了该草案第六条的“中华联邦共和国国民

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条款。首先是各行政区在联邦共和国内的法律

地位不平等，人家会问，为什么某些权利有些行政区有，有些没有？

由于行政区的法律地位和拥有的权利不平等，必然也会造成不同行政

区内公民权利的不平等。设立四种拥有不同权利的行政区，就会分出

四种不同等级的公民权利，这就是一个宪法内在的结构性违宪问题。

比如说香港与澳门特区可以自发特区护照、旅行证件，那里的联邦公

民必然可以享有更多的个人迁徙和旅行自由的便利，而象贵州、云南

等自治省的联邦公民就不能享有同等的自由。而且现在内地的人民不

能自由进入港澳特区，而港澳特区的人进入内地很方便，将来是否能

双向自由平等地来往？诸如此类等等。

所以我认为联邦制是个可取的国体建制方向，但应该考虑采取美国式

的联邦制。所有的行政区一律统称邦也好，区也好，省也好，不要再

划分不同的等级，法律地位一律平等，统一划分和协调联邦政府和地

方自治政府这两级政府的权限，这样才能保障各地方政府法律地位与

权限的平等和联邦公民权利的平等。至于具体的设计，这里不可能进

行讨论，我只是提出个人的建议，一切有待于宪法学专家的工作。

另一点值得商榷的是，该宪法草案把现有的“中华民国”列为“台湾

自治邦”，我觉得这既不尊重历史，又不符合现实。中华民国已经有

100年的建国历史，它的领土曾经涵盖中国大陆和台湾。由于中国共

产党发起武装革命，夺取了中华民国在大陆的领土，建立了独立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而中华民国战败退守台湾，保住了台湾的领土，继续

存在至今。现在的现状就是在原来中华民国的领土上并列存在着中华

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这两个国家政权。中华民国一直是个主权独立

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宣称中华民国的领土台湾是它的一个省是没

有法理根据的。这就象甲原有100元钱，乙抢走了甲90元钱。由于甲

打不过乙，带着十元钱逃走了。乙不能宣称为了保持100元钱作为统

一的整数，甲手里的那十元也是他的，要交给他，只有他才是这十元

钱合法的拥有者。这种说法是胜王败寇，欺人太甚。如果现在乙有意

把这100元钱重新凑合完整的话，就要正视历史与现状，反省自己过

去强夺的行为，认清造成两岸国土分裂的历史责任在自身，不能再拿

导弹对着人家威逼，非要你拿过来不可。

所以我认为不能把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的法律地位，在未来的联邦中国

中，被取消国号，降格为等同于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一个自治区

的地位。这是中华民国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这一联邦中国的构想，

也只能是空中楼阁，无法达成。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应

该定位为兄弟的国与国的关系。如果要让两国重新回到一个中国的大

框架下的话，同样也不能用大陆方面宣示的使台湾等同于港、澳地区

的“一国两制”的模式来实现的。

我个人的想法是如果真的要实现一个中国，合两家为一家的话，既无

法用前述的联邦方式，也不能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而是要用“一

国两国”的方式来达成。具体的来说，就是两岸政府首先要签署和

平协议，结束战争状态，对内战历史有个交待。接着就是在现有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范围内组建一个民主的“中华联邦共和国”（或者是只

改制不改名，仍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可以），以此作为一方，然后

以中华民国作为对等的另一方，联合组成一个“大中华联合国”，简

称中国；英文名称可以叫“The United Nations of China”，简称

China。在这个“大中华联合国”的“中国”名义之下包含“中华联

邦共和国”和“中华民国”这两个主权国家，这就组成了“一国两

国”的一个“中国”（China）。这种结构就是以一个中国作为统一

的“母国”下辖两个联体但独立的“子国”，一母两子，一国两国。

两个子国分享一个“中国”的主权，允许中华民国重新在联合国取得

一个席位，实现“一国两席”。一个中国在联合国占有两个席位，拥

有了更多的发言权、决策权，对中国来说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两个子

国自然要在“大中华联合国”的一个中国层次共同制定联合宪法、组

成相应的政府议事机构，来界定权限、处理协调两国的内外事务。这

是后话，就不必细论了。

本人认为这“一国两国”的模式是兼顾历史与现状的最为合适的办

法。而且这种模式也是有历史根据的。追溯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雏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当年在江西瑞金建立时，就提出“一国两

国”的模式，为自己在当时中国的疆域内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作合法

性的定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于1931年11月7日，为中国共产党所建，首都为江西省瑞金。其中央政府成立后颁布宪法，发行货币，

设有国旗，将其所属控制区域称为“苏区”。随后在该年的12月1

日，毛泽东、项英、张国焘联名签署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

委员会布告》，其中明确宣称在一个中国疆域内有两个中国：“从现

在起，中国疆域内有不同的两国，一个是中华民国，是帝国主义的工

具，另一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剥削与压迫下广大工农兵的国

家”。（见：《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

教研室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下册，第201页）这就是本人提

出“一国两国”的历史依据。只是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土面积

小，中华民国的领土面积大，现在刚好相反。虽然是时过境迁，物是

人非，80余年来双方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恩恩怨怨，但在一个中国

的疆域内有两个不同国家的事实，从毛泽东等人宣称那时开始，至今

依旧存在，所以这“一国两国”的模式仍然可以采用。

本人认为这种“一国两国”的模式可以解决两岸僵持了60多年的困境与将来可能的危机。

对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来说，可以走出目前象海外弃儿的外交困局。自

从退出联合国，中华民国在国际社会中丧失了合法的地位，难以合法

身分参加各类国际组织和相关的互动，其人民与国家的权益深受伤

害。即使能参加一些组织与活动，由于名称的问题，总是受到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干扰阻挠，争吵不休。象最近参加的东京影展，就因为这

问题，中国大陆方面宣称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省，非要把中华民国降

格为“中国台湾”不可，双方大吵，困扰主办当局，结果谁也没有出

场。这种吵架只能使全体中国人在国际社会丢脸而不是增光。你强

势，你有本事欺负兄弟，你就了不起吗？如果以这种“一国两国”的

模式建立两岸关系，则名称、地位非常明确，一切国际关系问题可以

顺理成章，依法解决。

对在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一个中国终于实现，满足了他对统

一的强烈愿望和对历史的交代。当然，这种统一是一种双方平等的联

合，而非一方吃掉另一方的统一。这种形式的统一虽然不能尽如大陆

方面所愿，但能达成这一结果，中国大陆也应该知足了。

话再说回来，如果两岸不能和平理性地解决相互之间的政治关系和地

位问题的话，从地缘政治和国际安全战略的角度来说，双方极有可能

再次爆发大规模的热战，重陷当年国共内战的噩梦，而给两岸人民带

来不可估量的灾难。如前所述，在美国及其盟国围堵中国大陆的第一

岛链中，台湾岛位于其中央枢纽位置，又是该岛链距离大陆海岸线最

近的一环。在这一战略位置上可以就近发起对大陆的进攻，也可有效

地扼控东海与南海间的航道，切断中国通往“第二岛链”内海域的航

道及通向远洋之便径。台湾岛就象挡在中国东南海域上的一块巨石，

封住了中国进入太平洋的大门。

将来如果中国大陆按奈不住，决心以武力“统一”台湾，则根据美国

《对台关系法》，和《美、日安全条约》已经把台湾列入周边地区事

态的关注范围，美国和日本必将介入，中国和美、日、台之间的战争

不可避免。如果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矛盾不断扩大，美国和其亚太的同

盟国一旦从其“Ｃ”形围堵圈上主动启动对中国的“瓦解”机制，则

台湾有可能成为他们攻击与登陆中国大陆一块最近、最大的跳板，其

所起的作用，岂止是一只“不沉的航空母舰”而已。

总而言之，中国大陆目前虽然由于经济改革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显示出一个新兴大国的形象，但是里里外外各种问题正在困惑阻碍着

它的崛起之路，表面的风光中正孕育土崩瓦解之深刻危机。在这历史

的关键时刻，它正面临着重大的抉择，要么走逆势崛起之路，要么走

顺势崛起之路，不同的选择将决定它不同的命运。

所谓逆势崛起，就是一方面坚持他的“北京共识”与“中国式的民

主”，以一党专制的政治辅以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继续以这种非规

范的市场经济手段来赚取全球化经济中的顺差，壮大自己的综合国

力；另一方面则继续联合象朝鲜、伊朗等美国的敌对国家，成为邪恶

轴心的轴心，走原苏联和美国等自由国家争霸的老路，扩充军备，幻

想有朝一日能以武力吞并台湾，并在在太平洋上与太空中和美国决一

雌雄，打败美国，建立自己在国际上的霸权地位。如果中共认定这条

路，坚持和世界自由民主的潮流逆势而动，一路走到黑，那么中国大

陆现政权的结局必将是争霸失败，崛起梦碎，惨遭灭顶之灾。

所谓顺势崛起，就是顺应国内的民心所向与世界自由民主潮流，接纳

普世价值，融入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大家庭，消除周边国家的疑虑

与恐惧，作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从而成为受人尊重的，真正

和平崛起的世界大国。

说的具体一点，就是首先要真正启动政治改革，让人民有参政选举的

权利和言论的自由，通过民主政体的建立以消除官民对立的矛盾，化

解了内部“土崩”的危机。与此同时要着手以“一国两国”的模式解

决两岸政治上的联合问题，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解开了两岸关系这

个结，很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首先是切断了美国从外部对中国围堵

的第一岛链的中段，破解了来自海上外部“瓦解”的中枢环节，打开

了中国进入太平洋的咽喉通道。其次是通过和台湾的联合，消除了台

湾独立的态势，从而给西藏、新疆等有离心倾向的边陲地区做出良好

的示范，使他们更容易留在中国，化解了这些地区独立要求带来的

“瓦解”隐患。第三是通过同台湾的联合，消除了中国历来因美国向

台湾军售和对台协防问题同美国的冲突，进而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台

湾的问题一旦解决，又加上中国的民主化，成为国际自由阵营的一

员，美国就根本没有必要再把中国当成敌人来围堵。如此一来，则内

外两重“Ｃ”形瓦解的危机均在无形中一一化解。

在今后的数十年中，由于中国理顺了政府同人民的关系、大陆同台湾

的关系、以及中国同美国与自由世界的关系，中国就能在和平安定的

环境中加快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民主化，社会开放自由，人民安居乐

业，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大中华联合国”必定能和“美利坚合众

国”携手合作，共同维护世界的自由、和平与繁荣。这就是中国的顺

势崛起之路。只有走这条路，中国在21世纪的和平崛起之梦才能最终

得以实现。这也应该是我们海峡两岸人民共同的美好愿景！

最后，我想援引美国政府在2002年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的

一段话，来结束我的讲话：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是我们在促进一个稳定、和平与繁荣的亚太

　　地区战略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欢迎一个强大、和平与繁荣的

　　中国崛起。中国的民主发展对这个地区的未来是关键性的。但

　　是，在其开始摆脱共产主义传统最恶劣特性的这一进程的四分之

　　一世纪后，中国的领导人尚未对他们国家的性质作出下一步最基

　　本的一系列抉择。在寻求能够威胁亚太地区邻居的先进军事能力

　　方面，中国正在走一条过时的老路。这将最终阻碍中国追求国家

　　崇高的目标。或迟或早，中国会发现，社会与政治的自由是实现

　　国家崇高目标的唯一途径。”

谢谢大家！

（该文为王策在2010年11月11日在台湾举办的《中国民主化展望和探索》国际会议上的讲话稿）

现在议论“中国模式”变得很热闹。有人说已经有了这么个模式，有人说还没有。在说有的人中，有的说这是个好模式，有的说它是个坏模式。而在说好的人中，有人说它可以推广，有人说它只适合我们的特殊条件，不宜到处鼓吹。而所有这些争论的前提，就是所谓中国模式究竟是什么？

　　我觉得中国当然不是事事特殊，它的增长有些因素是共通的。比方说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世界上都不只中国有，就是什么两者结合的“第三条道路”、“中间道路”、“中左”、“中右”乃至“混合经济”，也几乎可以说是普遍现象--毕竟现在“纯资本主义”或“纯社会主义”在这个地球上可以说都找不到，各国都可以说是混合经济，而且从更多点资本主义到更多点社会主义的各种不同混合比例都可以见到，我们谈不上有什么特别。

　　但是中国当然也有一些特点，无论叫它“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中国经验”还是中国模式，总之就是那么回事。其实就是个比较出来的概念。而这个比较的主要参照系，应该说就是西方。无论是所谓“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对举，还是“中国走出了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的说法，说的都是中国与西方的不同。

　　问题在于其实“西方”内部也千差万别。前不久北大的姚洋教授总结中国模式的特点，一是比较注重平等，二是有个“中性政府”。这第二条容俟后述，至于第一条，如果说我们比美国“注重平等”，这虽有争议，至少有人还可以这么说。但是与瑞典相比呢？即便按他的定义，我们好意思说比瑞典更“注重平等”吗？

　　所以，如果我们要说“中国模式”体现了与“西方”的不同，那当然不是说与西方某一个国家例如美国的不同，而是与所有西方国家、至少是主要的西方国家的不同。如果我们在所谓的西方、即从美国到瑞典的那些国家归纳出某些他们共有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中国恰恰没有。同时中国又有一些东西是那些国家--从美国到瑞典--都没有的。那大概就是中国模式了。

　　这次危机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这些“特点”的难得机会。我们知道所谓“西方”其实是个万花筒，其中既有像瑞典那样比中国还要“社会主义（社会平等，共同富裕）”得多的“左派”国家，也有像美国那样讲究自由竞争、市场开放的“右派”国家，而且他们每个国家内部也是万花筒，都有各自的左右派在那里争论。但一个共同点是他们现在遇到了难题，而且说实在的，两派都没有万全之策。“金融危机”以来国外左右两派吵翻了天，左派说这是右派自由放任造成金融监管不严之过，右派说左派搞凯恩斯主义赤字膨胀弄得国家财政破产了。

其实摈除派别的偏见，左派和右派所主张的那些理论各有优缺点，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情况不是这两种毛病的任何一种。现在西方，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这次爆发危机的核心问题就是民间和国家借债太多，窟窿太大，弄得资金链断裂了。民间借债比较复杂，但根源和国家负债的根源是一样的，对此我另外写了文章讨论，这里从略。而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负债呢？不管是左派主张的高税收高福利，还是右派主张的低税收低福利，尽管各有缺点，但理论上都是账面平衡的嘛，凯恩斯主义承认赤字财政，也是要可控的嘛。为什么会搞成现在这样？

　　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的左、右派都处在一个民主的平台，双方都要为老百姓说话。左派说高福利理直气壮，说高税收就吞吞吐吐的；右派说低税收理直气壮，说降福利他们就吞吞吐吐的。如果是高福利、高税收，或者低福利、低税收都不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如果你搞成低税收、高福利，当然就成了财政大窟窿了。他们的左派一上台就说国家要为老百姓花更多的钱，右派一上台就说国家不能向老百姓收那么多钱。这么折腾几次，国家财政不破产才怪，而且左右互相埋怨管什么用呢？这本来就是你们两家共同造成的嘛。如果民主制度都这样运作，早就破产了。

我当然认为民主比专制好（用更为低调的说法，也可以讲作为一种制度，民主比专制的坏处小）。但民主的问题我从来不回避。那么为什么民主制度以前一直可以成功运作？其实老百姓也不是不懂道理，如果财政真要出了一些问题，本来很快就会反映到社会上，造成一些小危机，老百姓感受到了，觉得这是个问题了，那么无论是税收增加，还是福利减少，老百姓也不是不能接受。其实民主制度一两百年税收就是明显增加的，如果民主制度一建立就不能增税，岂能维持到现在？福利也是一样，民主制下老百姓接受福利降低也是不乏前例的。

　　那末这几十年为什么不这样呢，尤其是最近二十年为什么不是这样呢？这与全球化在深度与广度上的大幅进展有关，同时更与这种全球化在性质上的扭曲有关。

　　所谓深度，就是经济全球化深化了，尤其是深化为金融的全球化，原来在全球做买卖，问题不大，现在可以全球借钱、全球透支，这就有问题了。因为债务窟窿通过透支来填补，就反映不到社会上，老百姓感觉不到危机，自然会把“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游戏玩下去。尤其是美国，凭借美元的地位就透支得更厉害。但是这当然不是长久之计，拖得越久窟窿越大，最后一旦烂包，就不是小危机了。

　　所谓广度，就是原先玩全球化的只是西方和他们的殖民地，现在发展中国家加入进来，冷战结束后“前计划经济国家”也加入进来，全球透支的对象就多多了。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更是他们的最佳透支对象。

因为中国正好跟他们相反，这就是“中国模式”了：中国也有左、右派，而且中国的左右两派理论，比如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也都是从西方传来的，老实说谈不上什么“特色”。中国的特色不在于“主义”，而在于那个平台：西方的左右派都是在民主的平台上玩，而中国的左右派却是在一个相反的平台上。于是中国的左右派首先都是在为“皇上”考虑，而不是为老百姓考虑--我这并不是进行“道德谴责”，中国的左右派也许良心不比西方的左右派差，问题在于他们生存的平台不一样。于是他们无论左右，所扮演的角色就都与西方截然相反：咱们的左派鼓动国家向老百姓拼命收钱，不收就是该死的“新自由主义”；而咱们的右派就说国家不必为老百姓花钱，否则就是可恶的“福利国家”。过去说我们的做法是“打左灯，向右拐”。其实西方也有类似的问题。只不过方向相反：咱们的政府拥有“社会主义式的权力”却只承担“资本主义式的责任”，而他们的政府只有“资本主义式的权力”，却要承担“社会主义式的责任”。

　　用我们以前的一句话来讲，市场经济改革就是要让老百姓“不找市长找市场”。这句话很有意思。其实理论上讲，市场经济应该要限制政府权力，是“市长不找，市场找”，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下“市长”不能随便找老百姓的麻烦。他要想支使老百姓，常常要借助市场。

　　比方说“市长”喜欢官办企业，计划经济下他可以找民营企业的麻烦，把它灭了。但市场经济下不行，官办企业只能在市场上与民企竞争。计划经济下哪张报纸惹了“市长”，他就可以“找”上门去把它灭了，但市场经济下不行，你不喜欢它，你就得自己办一张老百姓更爱看的报纸，在市场上把它竞争垮嘛。这就叫“市长不找市场找”！这就是西方的市场经济。

　　但是在我们这里，这样说，“市长”不爱听。于是只好捡他爱听的说：计划经济下老百姓什么柴米油盐生老病死都要你管，烦不烦？现在搞市场经济，就可以让他们自生自灭，不会“找市长”您的麻烦了!于是“限权”就这样变成了“卸责”！责卸了，权还不受限；“市长”可以找百姓，而百姓不能“找市长”，多好！

　　可是，问题在于市场经济下要你这个市长干什么？就是给老百姓提供服务的，怎么老百姓就不能找你呢？老百姓找你你就把他推出去叫他“找市场”？“市长”可以随便找老百姓收税，而老百姓不能“找市长”要福利，如果是这样的话，哪个国家不富的流油呢，我讲的富的流油是讲国家财政，不是指老百姓的钱包。我们现在看到中国模式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政府特有钱。他们的政府捉襟见肘到处化缘，我们的政府花钱如水挥金如土。我们一个镇政府的豪华大楼比人家大城市市政厅还阔的多，我们的城市充满“形象工程”，奢侈得让那些“富国”来的游客目瞪口呆。“大裤衩，水煮蛋，别人不敢，咱们干！”就这样钱还花不出去，正好美国要透支，不借给他，藏着掖着咱们也不放心呀！

　　这就有了咱们的“模式”！其实中国并不比别的国家更左或者更右。只不过，中国“左”起来给政府扩大权力很容易，但追问它的责任却很困难；中国“右”起来呢？那推卸政府的责任很容易，但限制它的权力却很困难。这样搞，当然也有优越性，那就是原始积累的速度快，此外应付事态的能力也特别强，手中集中了巨量的钱，要搞刺激经济计划当然容易，要摆平什么人什么事，出手也特别阔绰。可是这样搞的后果是什么？通常人们都会说像这样加速投资会不会加剧产能过剩，垄断部门谋取利益会不会导致两极分化的加剧，人为压低居民消费导致内需不足，以及权力集中的种种风险等等。这些我们就姑且不论。现在我要讲的是：假如这样的模式，以及以这种模式和前面说过的西方那种模式的互动为特征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全球化可以一直延续下去的话，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将会怎样。

“共识”的背后：“左”“右”派经济学家为什么都夸奖中国？

现在国际上社会学界、政治学界对中国批评还是有的，但是在经济学界我所看到是一片赞扬声，一开始是“左派”、凯恩斯主义者赞扬，说中国不搞自由放任，真好！后来“右派”也跟上来，说中国不搞福利国家，真行！奈斯比特（J.H.Naisbitt）1997年在中国出了一本书叫《亚洲大趋势》，后来有人写了书评题曰：《亚洲是自由主义的典范吗？》。这本书说全世界现在都给福利国家搞坏了，只有中国政府完全不管福利，百姓只能靠自己和家庭的奋斗，因此特别吃苦耐劳，创造了经济奇迹。其实他当年写这本书是专门跑到中国即时让人给他翻译成中文本出版，在中国炒成畅销书大赚一笔，却没有先出英文本。那时他发表这些言论还不太有底气。但是最近他又写了本《中国大趋势》以英文在法兰克福书展上高调推出，又把这观点进一步膨胀，这时是信心满满了。中国的确行，在世界上开创了一条冲破福利国家的道路。张五常先生最近也一再讲中国创造了人类最好的体制，就是既不搞福利也没有工会，还说世界的趋势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高福利国家要学低福利国家，低福利国家要学负福利国家。总而言之现在西方经济学的左右派都觉得中国模式的确有吸引力，左派表扬中国低自由，右派表扬中国低福利，出现了一场大合唱。

　　可是老实说，他们表扬归表扬，要学中国都学不了，除非他们废了民主制度。道理很简单，在他们那个平台上要既降福利又降自由，几乎根本做不到。而且他们就真想这样？其实他们左右两边不过是拿“中国奇迹”当自己的论据来敲打对方：左派夸奖中国低自由是要证明福利国家有理，右派夸奖中国低福利是要证明自由放任有理。可是既低自由又低福利的可能性，他们是不去想的。

　　当然既低自由又低福利而体现出“竞争优势”，这是在加入了全球化以后才出现的。如果两个模式关起门来竞争，我不认为这种模式有什么优越。北朝鲜就是一个例子，中国改革前也是一个例子。但是如果打开国门，在一个市场、投资行为都高度全球化，金融也高度全球化、但是人权标准没有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竞争，那这种模式的“优越性”就体现出来了。因为自由经济真正的优势是它的创新激励，要讲让人玩命地干活它就未必敌得过铁腕体制。福格尔（R.W.Fogel）曾经论证过内战前美国南方奴隶制比北方有“效率”，多马（E.D.Domar）也曾论证过17世纪以来东欧“二度农奴化”经济比自由农民经济有效率。当然那都是在大市场背景下（福格尔讲的是在全美经济一体化情况下，多马讲的是向西欧市场出口的东欧商业化农奴制庄园）。其实奴隶制下也可以有“物质刺激”，并非“干多干少一个样”，主人完全可以重奖奴隶中的“劳动模范”。人们经常谈论的监督成本问题，如果说在福格尔与多马探讨的农业中都可以解决，制造业应当更有可能。自由经济不是凭人们拼命干活、而是凭它活跃的不断创新去胜过铁腕体制的。而在融入全球化的条件下，前者创新出来的东西后者可以学，后者的铁腕却是前者没法学的。于是后者不仅在一定意义上有“优势”，而且我认为的确有一种可能，即在目前全球化的运作中会形成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这里我只讲可能，我从来不认为历史有什么“必然性”，我甚至也不认为这种可能有多大的实现概率，因为毕竟这种做法的积弊明显可见，其可持续性很成问题--但是西方的民主模式也的确面临困境，很难说哪一边的问题先爆发，所以这种可能是不能排除的。

当然相反的趋势也存在。中国如今这种“模式”的积弊，识者也已讲的够多了。尤其这一波危机发生后，外需萎缩了。转而靠投资拉动，投资形成产能后又会造成更严重的产能过剩。去年提升内需据说是颇有进展，但是很多人都指出这主要是政府消费而非居民消费、是“官内需”而非“民内需”的提升占了很大比重，也潜藏着隐忧。总之，如今“转变增长方式”（其实就是转变体制的委婉说法）已经势在必行。

　　同时这种转变也不是没有条件。华生先生说他不同意我刚才的分析，他认为改革以来自由与福利都是进步的。当然，我在自己的文章中也指出中国的人权是“纵向有进步，横向有落差”。“低人权优势”主要是横向比较而言，这种“优势”与纵向比较人权仍有进步并不矛盾。中国改革30年来无论自由还是福利两个方面，人权无疑都是有进步的。改革前中国的人权状况肯定比现在差，因此我对改革的进步性是肯定的，而对于那种认为改革后不如改革前的“左派”理论是不赞成的。但这并不排斥对如今我们的人权水平持批判态度。

　　其实就是我最近提到的南非也何尝不是如此？种族隔离时代比更早的黑奴制时代，乃至种族隔离时代的晚期比之前期，人权状况都是有改进的。尤其是1978后的几年间，这种改进还很大。再往前追溯也是如此：人们批判“流动工人”制度，但也知道此前的征发劳工制更糟糕。人们批判“宿舍劳工”制度，但也知道到种族隔离晚期黑人劳工家居化程度已经很高，至少比今天的中国高。就经济高增长而言，在指出黑白悬殊的严重不平等的同时，也不能说黑人从增长中丝毫没有受益。南非黑人的收入纵向比以前增加、横向比南部非洲周边各国黑人更高，甚至与白人的差距也在缩小。其实南非1994年民主化，也不是一个早上的突如其来，它也是个积“量变”为“质变”的过程。而且这也是此前黑人民权运动渐进推动的结果。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排斥人们对整个这一时期的南非人权状况持批判态度。

　　而所谓横向比较意义上的“低人权优势”，也并不是要否认纵向人权进步对经济增长率的正面作用（对经济增长质量或增长分享性的正面作用几乎无争议，这里就不谈了。）中国改革时代相对于改革前的人权进步对经济增长当然有正面作用，正如我们说“流动工人”这种低人权劳动方式对南非经济增长有作用，但从“流动工人”比起黑奴制和征发劳工制而言仍算进步这个角度讲，也可以说是人权进步对经济增长起了作用。

　　问题在于：仅仅这样说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在横向比较中人权进步明显更大的那些国家，增长率反而(至少在相当一个时期)相对较低？例如，为什么民主化了的中东欧国家经济增长率没有中国高（尽管其老百姓的生活未必没有中国好）？为什么非洲一些民主国家经济增长率也没有种族隔离下的南非高?为什么国际资本不是争相投入中东欧，而是争相投入中国？为什么巨量廉价商品不是从中东欧、而是从中国涌向世界？所以，只有把纵向比较的人权进步和横向比较的“低人权优势”都考虑到，才能对“奇迹”有可信的解释。

有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笃信经济越自由越能带来高增长，他们说中国尽管不那么民主，但由于地方政府进行GDP竞争，因此往往会实行比西方更彻底的经济自由政策。的确，一些民主国家由于更偏好社会平等和公共福利而不那么“自由放任”、一些政治上的专制国家倒可以在经济上更加自由，这种现象无疑存在。因此世界上一些不喜欢“新自由主义”的“左派”看到一些专制国家比民主国家经济增长快就大喜，委实有点莫名其妙。

　　但是中国有所不同。中国固然不像这些“左派”想象的那样偏好福利与平等，但并不属于“专制国家实行自由经济政策”的典型。这并不是否认中国经济比改革前更自由化并因此推动了经济发展，而是说，那种所谓中国经济比西方更自由因此增长更快的说法违背了起码的事实。尽管中国在为公共福利和弱势者保障而限制经济自由的方面的确远不及瑞典--甚至在很多方面不及“低福利”的美国，但是在为权贵、垄断寡头和特权利益集团而限制经济自由的方面不仅超越了美国，甚至也远远超越了在“右派”看来经济很不自由的瑞典！

　　举例而言：瑞典所谓不自由主要是指高税收高福利政策限制了财产积累，但税后的财产还是有充分保障的，不可能发生像中国司空见惯的强行“征地拆迁”那样赤裸裸的产权侵犯。瑞典的工会可能限制了雇主任意解雇员工的自由，但中国禁止自治工会和取缔罢工权利不是从另一方面限制了劳资之间的自由博弈、甚至在一些地方造成“奴工”制吗？更不要说户口管制、否定迁徙自由、对进城农民搞野蛮“城管”这类南非式的“流动劳工”制度对正常劳务市场的干扰与冲击了，从这个角度讲，这样的劳务市场难道比瑞典更自由？瑞典的福利性住房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商品房自由交易的空间，但中国的“负福利”住房、土地垄断和对低水平住宅的任意“清理”、即“既不给福利、也不给自由”的驱赶穷人政策，难道不是更加扭曲了住房市场？

　　上面所说的自由主要是对穷人而言，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因为现在认为支持自由（指经济自由）就只能“为富人说话”、和认为自由只对富人有利因此必须反对，这一右一左的两种误解都很盛行。而我却认为至少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穷人受不自由（包括经济不自由）之苦不亚于富人，穷人需要自由也不亚于需要福利。而且至少在中国这样的“负福利”国家，穷人的自由与富人（指平民富人，而非权贵）的自由并不是对立的。有些人认为的中国“比西方更自由”主要是就富人的自由而言。但即便在这个意义上这个说法也仍非事实。即便就是像瑞典这种通常认为经济自由较少、尤其是富人的自由更少的国家，他们的自由积累受到“高税收高福利”的限制，但我们的穷人虽然没有高福利，我们的广义高税收难道比瑞典少？我们的平民富人受国家聚敛、官僚勒索之苦比瑞典轻吗？瑞典富人的经济行为受法律的约束，而我们的富人也许更有本事钻法律的空子，但他们受种种官场陋规与“潜规则”的限制难道少吗？瑞典的资本家也许惹不起工会，但他们不会在官员面前低三下四。瑞典的老板固然不能随便解雇工人，但瑞典的官府更不能随便对老板搞抄家没产、“国进民退”！当然这种现象一方面导致中国的“资本外逃”、“投资移民”现象比所谓富人不自由的瑞典严重得多，另一方面却完全不影响中国“招商引资”，因为只要搞定了政府，权贵富人或“红顶商人”不要说比在瑞典、甚至比在美国都更“自由”也是完全可能的。然而如果说“穷人的自由”和“富人的自由”未必冲突，“官自由”与“民自由”却一定是冲突的。官府不受制约，民众（无论贫富）必无自由！这也是无论“福利国家”还是“自由放任”的主张者都承认的吧！

这就涉及到所谓“中性政府”问题。姚洋先生最近一再把“中性政府”作为“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他认为别国的代议制政府不是代表富人实行“右派”政策，就是代表穷人搞“民粹主义”，只有中国政府既不是穷人、也不是富人的附庸，所以既不怕得罪穷人（他举的例子是国企改革一下子让4000多万工人下岗，别的政府都不敢），也不怕得罪富人。这个说法倒是描述了许多事实。但他说这种“中性政府”只是中国才有，就未免少见多怪了。

　　其实皇上“对所有人都一样”，不像代议制政府总是要顾及他们的选民（左派的穷人选民或右派的富人选民）--这种“中性政府”理论早在100多年前就被人用来描绘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沙俄模式”特征。俄国的极右翼思想家萨宗诺夫(Г·Π·Сазонов)当时说：西方的“统治机关是选举的，选出来的都是富人，富人管事情很不公道，他们欺压穷人。俄国的统治机关不是选举的，一切都由专制沙皇来管，沙皇高于一切人，既高于穷人也高于富人，……沙皇对一切人都是公道的，不论对穷人和富人都一样”。

　　然而，问题在于这个穷人与富人都无法制约的“中性沙皇”自己就是个强势利益主体，他玩起自我谋利的“政府公司主义”来蛮不讲理也是“不论对穷人和富人都一样”。无怪乎据说是代表富人的俄国自由派固然向往西方的代议制，自认为代表穷人的列宁当时也羡慕代议制的西方，并大骂“中性沙皇”：“这种话完全是撒谎。哪一个俄国人都知道，俄国统治的公道是怎么回事。……可是在欧洲其他一切国家里，工厂的工人和种田的雇农也都能参加国会：他们在全体人民面前自由地讲工人的贫苦生活，号召工人团结起来，争取比较好的生活。谁也不敢禁止人民代表讲这种话，没有一个警察敢动他们一根毫毛”。

　　所以，中国不是福利国家并不能证明中国就比西方更“自由放任”，正如中国垄断、管制与特权的发达也不能证明中国是个福利国家一样。事实上，陈志武、李维森等先生近来一再指出的中国政府聚敛财富占到国民财富如此高的比率，就与所谓“比西方更自由”的经济完全是相反的图景。

　　的确，中国地方政府竞相入市牟利的所谓“政府公司主义”现象打破了改革前中央统制下的死气沉沉，确实是中国经济“充满活力”的原因之一，但政府利用权力“自由牟利”与民间的经济自由完全是相反的东西，这应该是任何经济学尤其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常识。中国的“资本主义”当然不是20世纪的福利资本主义或“人民资本主义”，但也不是19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如果一定要在历史上寻找相似性的话，它倒更类似于17世纪原始积累时代、“重商主义”时代或“旧济贫法”时代的“资本主义”。众所周知，那个时代的“重商主义”不是民间工商业受到尊重，而是政府“重”视对工“商”活动的管制与垄断，甚至重视自己入市牟利！那个时代的“旧济贫法”不是穷人有权利要求政府救济（如同民主时代的“新济贫法”那样），而是政府有权强行收容、圈禁、管教、惩罚穷人（因此当时又被称为“血腥立法”）。而那个时代的官办经济，无论是国家（皇家）企业还是国家（皇家）特许垄断公司（如东印度公司），都既不是自由经济中与民企具有平等民法地位和交易权利的市场法人，也不是福利制度下公共服务的财政承担者，而就是“公权私用”的聚敛机器。无怪乎不仅今天自由经济学的鼻祖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等古典学派对此反感，社会主义的祖宗马克思也认为这样的“国家干预”与“国有经济”比自由放任更反动！

　　但是如今的全球化中的确出现了一种现象，那就是似乎“20世纪的资本主义”竞争不过“19世纪的资本主义”，“19世纪的资本主义”又竞争不过“17世纪的资本主义”。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未必可持续，但是它应当引起关注。那种以“地方政府竞争”来解释“中国奇迹”的说法倒是指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好多地方不择手段地竞相“招商引资”，其提供的条件的确具有任何民主国家（无论是福利国家还是偏重自由竞争的国家）无可比拟的吸引力，这条件当然包括低工资低福利，但也同样包括低自由--比如任意圈地拆迁带来的用地便利、野蛮城管驱逐穷人创造的“高贵城市”、禁止工潮降低了所谓“交易成本”等等。我想没有哪个经济学家，无论“新自由主义”者还是凯恩斯主义者，能够把这些谓之“自由”，甚至是“比西方更自由”！

“福格尔影响”与“苏利文影响”：“20世纪、19世纪与17世纪资本主义”的竞争？

但就是这些条件促进了“中国奇迹”。其实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并不是个太深奥的问题：如果说“招商引资”方面的“竞争力”在全球化市场经济背景下对增长率至关重要的话，那么一个没有工会、可以任意圈地的国家比工会发达、圈地困难的国家（如中东欧国家）哪个更能“招商引资”，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至于血汗工厂比福利国家有“优势”，就更不用说了。不要说国际竞争，国内竞争就明摆着：美国的汽车业，工会强大、福利最好的底特律三大“社会主义汽车厂”现在都陷入谷底，而美国南方那些工会弱、福利少的日韩资“资本主义汽车厂”日子都还可以，要是他们再像我们那样用“农民工”搞“原始积累时代的汽车厂”呢？那还不兴旺死了，能有我们中国汽车业的戏？最近沃尔沃的故事更能说明问题：高福利国家瑞典的沃尔沃几年前就不行了，卖给了低福利国家美国的公司，现在美国又不行了，再卖给负福利国家中国的公司，整一个故事刚好坐实了张五常的那句话：天下大势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

　　过去他们为什么行？不是因为他们的工人比我们的卖命，而是因为今天好汽车所仰赖的一切，从原理、技术、材料到款式都是他们的发明创造（这就是他们“模式”的优势）！我们如果不加入全球化，工人再卖命也只能造些没人要买的“老牛车”。但是现在全球化使我们能够把他们创新的那一切都学得来，而我们能使工人如此卖命，他们却学不来。于是我们就显得比他们行了。道理不就那么简单吗？

　　问题就在于：如果我们靠这种“优势”真能把他们竞争垮了（前提当然是我们自己要继续为这“优势”付代价，而且由此积累的矛盾不会爆发），全球汽车业就靠我们这种“卖命模式”一家独大，那今后谁来创新呢？全球汽车业的未来在哪里呢？如果全球只剩下血汗工厂，没了“西方模式”下旺盛的购买力，我们的产量再大又让谁来买？我们“模式”最大的问题即产能过剩的问题到那时不会蔓延到全世界吗？

　　这样的“低人权优势”的确存在着“劣币驱逐良币”的逻辑。我曾征引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福格尔对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奴隶制经济“效率”问题的研究来说明这一点。而相反的趋势，即全球化条件下也存在着“高人权”地区对“低人权”地区状况改变的作用。我曾引证当年欧美在南非的企业实行“苏利文原则”（外资企业不搞种族隔离，并引进西方式工会等）促进了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瓦解与黑人权利的进步来说明。我把这两者分别称为“福格尔影响”与“苏利文影响”。总之，全球化使世界各国的互相影响明显增强，但哪一种影响最终胜出，并没有一种决定论的答案。

事实上无论政治关系如何，只要经济上加入了全球化，上面两种影响就少不了。尤其像我前边讲的：今天西方那种“左起来国家要为百姓多掏钱，右起来国家要向百姓少收钱”的体制形成民众高消费高透支（欧洲表现为高福利高赤字）的激励，而中国那种“左起来国家就向百姓多收钱，右起来国家就少为百姓掏钱”的体制造成民众低消费高生产、正“需要”有人来透支他们。于是“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就形成了所谓Chimerica（中美互补，其实也可以看成中西互补）现象，而且还似乎产生了某种程度的“互相依赖”。西方通过透支维持高消费并缓解其债务困境，中国通过“被透支”获得高增长并克服其过剩危机。但是这次危机使这样的全球化互动方式显出其不可持续性，于是在两边都出现了变革的要求。

　　由于目前阶段的危机在西方更为突出，而且西方言论自由，社会情绪也更外露，因此似乎是他们首先表现得乱了分寸。美国要加强监管，欧洲要降低福利，那种“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好日子难以为继，而民众也深感烦躁。于是有人说，美国也要向中国“学习社会主义”了。

　　但说实话，美国政府入市挽救大公司与其说是济贫不如说首先是“救富”，这连福利国家政策都算不上，何谈“社会主义”？至于奥巴马医改倒确实有福利国家的趋向，说是“社会主义”也可以，但这是西方固有的“民主社会主义”，说是学欧洲还庶几近似。说是学“负福利”的中国，岂不南辕北辙？

　　我曾指出宪政民主、尤其是普选民主天然有公共福利倾向。反对民主的李嘉诚先生说“民主将导致福利社会”（大陆也有因厌恶福利而反对民主的类似言论），就事实而言不能说他错。当然民主未必一定导致瑞典式的高福利，但民主制下不论高低，肯定会导致正福利，像我下面还要讲到的“负福利”，在民主国家肯定是没有的。社会保障在西方也几乎与市场机制一样历史悠久，绝不是有了苏联式国家才开始的。所谓罗斯福“学苏联”、奥巴马是“毛巴马”之类说法与1930年代有人说罗斯福学希特勒一样，都是反对福利国家的右派人士攻击之词，福利国家的拥护者从来竭力否认。这只能说是极权国家的“国家管制恶例”给反福利人士提供了借口，使人们对民主国家的干预也心生疑虑，因而阻碍了福利国家建设。怎能反过来以这些“泼脏水”之词来证明社会保障就是学的极权国家？

　　恰恰相反，倒是今天中国正在出现的低保、全民医保和廉租房这类并非按特权身份分配、而就是面向贫弱者的福利制度，以及与过去的强制收容相反的、被描述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流浪者救济制度，才是我们改革前从未有过、如今向西方学来的东西。

　　但是，这当然不是说西方就不可能“学中国”。相反，自由与福利尽管都很重要，但目前这场与西方民众“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相关的危机的确使人眼热中国：那里的马儿可以不跑，而民众还必须供之以山珍海味，就像方绍伟先生最近概括的：“好政府日子难过”，“坏政府日子好过”，不学中国这日子好像没法过？

　　当然，这决不是向中国学“社会主义”。但“世界大势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老实说，张五常这话不是一点谱都没有。上海的李巨廉教授最近戏言：1949年“社会主义救中国”；1978年“资本主义救中国”，1989年“中国救社会主义”，2008年“中国救资本主义”。这最后一句其实就是：中国的“专政”可以免除“民主给资本主义带来的麻烦”。如果美国真的学中国，废弃民主，铁腕治民，右手取消福利：看你还敢消费？左手取消自由：看你还能消费？如此，美国人的“消费狂”症将立马消失。而美国的汽车企业不是因为“他们工人有力量”而陷入困境吗？跟咱学！取消了工会自治和罢工权利，工人只会自杀但绝不会闹事：谁闹事谁就是“破坏招商引资”，“专政”侍候！这一下，企业还不立刻就恢复了血汗工厂的“竞争力”！

　　但是美国人能愿意吗？！就算他们愿意，美国恢复血汗工厂来与我们竞争，对我们究竟有什么好处？我们会因美国如此向我们学习而感到很“光荣”吗？

说实话，中国无论政府还是民众倒确实没有输出“中国模式”的动机，因为我们的血汗工厂就是在别人学不来的条件下有了竞争力的。别人不学我们，我们尽管吃苦还能赚个“竞争力”和高增长，别人要学了我们，我们连这也赚不到，这苦可真是白吃了！

　　我们并不愿意别人也这么干。但问题是全球化竞争中“劣币驱逐良币”的压力客观存在。民主国家民众并不是当代才想“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但只有中国这个特大型的冤大头可供他们透支后他们才被惯成了这样。“福利国家病”并非今天才有，但只有中国这个特大型国家发挥“低人权优势”后，娇生惯养的福利国家才真正遇到了过不去的坎。近来一些欧洲国家由于危机压力下出台减福利、限移民的改革引起政治动荡的现象，是否可以看到某种“中国化”的端倪呢？

　　去年我曾跟德国朋友讲了个“昂纳克寓言”：东德前统治者假如没有遇到民主化，而是因羡慕“红磨坊”而放弃了乌托邦，在政治上保持柏林墙的情况下开放经济，用“专政”手段“招商引资”，把全东德变成个大号血汗工厂，那边的资本全给吸引过来，这边的廉价商品再覆盖过去。那时就不是东德的失业问题，而是西德的失业危机了！如果危机大爆发出了乱子，甚至东德统一了西德都不是绝无可能！即便不至如此，西德为了与东德竞争也必须学习“低人权”，实际上也就是被东德所“演变”。当然那就不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而是血汗工厂打败了福利国家，17世纪的资本主义打败了20世纪的资本主义，或者说是“专政资本主义”打败了“民主社会主义”！但是，你们东德人愿意看到这样的“胜利”吗？

　　显然，尽管民主统一后东德由于变成了和西德大体一样的高工资高福利高人权国家，西部资本宁可不远万里投奔中国，也不愿去东德“剥削”那里的民众，致使如今一些东德人因制造业不振失业率高而颇有怨言--但是，我描述的那种“胜利”他们更不愿看到。尤其是如今怨言更多的东德左派，就更不能接受血汗工厂的“胜利”。而西德人不能接受就更不用说。所以那种“胜利”其实是双输之局--既是东西双输，也是左右（社会民主派和自由民主派）双输。

　　这与当年福格尔论证全美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南方奴隶制经济的“效率”有点类似：按他的逻辑，如果南方真独立了（也就是没有了与北方的经济一体化），那是不可能有效率的。但南北方经济一体化之下，北方却未必能靠“经济效率优势”改造南方（这是他真正的创见和引起争议之处）。甚至按他的“反事实推论”继续延伸的话，我们说北方反而会被南方所改造也说不定--如果北方资本大量南下（南方的奴隶受束缚，是无法大量北上的），而南方奴工制下廉价商品涌入北方，从而在北方引起大失业与混乱，那首先垮掉的可能倒是北方（如果不想垮掉就不得不向南方学习“低人权”，否则没法赢得这种条件下的“竞争”）。当然，如果北方真的垮掉，南方的“效率”也要完蛋，因为自由经济真正的优势是它的创新优势，没了创新也就没了经济进步，包括南方奴工制可能引进北方技术创新导致的“效率”也就完蛋了。所以这样的“竞争”可能是双输之局。显然，福格尔认为是公正，而非效率，成为改造南方的动力。他实际上是以此证明南北战争的必要：只有北方通过战争强行改造了南方，解除了经济一体化下“低人权优势”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危险，北方的创新优势普及到全美，南北方的效率（当然还有公正）就都上去了。

　　当然如果南方能够自己完成改造，那就是南北双方之幸，也不会有什么“南北战争”了。美国的历史没有那么幸运。但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应当能够避免当年“经济全美化”的旧辙，因为走出旧体制、改变“低人权”的动力就在于我们自己！

总之，在如今这种全球化互动中，他们向我们学“社会主义”是根本没影的事，他们向我们学“低人权”在逻辑上倒是有可能，但那对他们对我们都不是好事。那么，假如我们学他们呢？如果通过“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的努力使我国的自由与福利都得到持续的进步，这实际上也就是上面讲的那种所谓与西方相反的“中国模式”的淡出和中国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的过程。

　　问题是如今的“金融危机”出自美国，大家骂他还来不及呢，你反而要学他？！

　　但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中美的“病”既然是两个极端，则他们的“病因”就是我们的“良药”，这又有何可怪？就像肥胖病人摄入热量太多，我们干瘦病人学习他们多摄入一点热量，不恰恰是对症下药吗？

　　如果让欧洲、日本人学美国，那绝对是拆烂污。因为他们已经比较肥胖，当然不能愈发增肥！而我们摄入再多热量，离肥胖病还远着呢。别说什么“都像美国人那样消费得有20个地球”，其实谁都清楚，中国无论搞什么“主义”都不可能消费到那种程度。但是，改变一下我们只当苦力不消费的现状，不应该吗？咱们操心拉动“内需”已经十几年而苦无良策，美国的“内需”却旺盛得压都压不住。我们学学他那两下子，如何？

　　有人说：美国人靠先透支后赖帐剥削全世界来维持其高消费，太缺德，我们不能学。这话很对。

　　可是我们已经分析过：美国能够这么“缺德”一是靠美元霸权，别说我们，即便欧、日，没有这玩意也是想“学坏”都学不来的。即便就算我们建立了“人民币霸权”，像今天的美国一样，但是我们又上哪里去找另一个“中国”让我们透支呢？世界上“低人权国家”倒还有不少，可是都太小，供不起如此透支，否则美国也不会这么赖上咱们了！

　　所以我们即便再学美国，也不可能去透支别人。但是美国要透支我们也就不行了。他们的“恶习”不就被制住了吗？

　　如果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我们也能积极参与“人权全球化”，无论是“左派人权观”主张的社会保障，还是“右派人权观”主张的经济自由，还是左右派共同主张的人权观强调的政治自由、民主博弈都能得到发展。左手争福利但决不压自由，右手争自由但决不压福利--这一套在西方导致了“自由福利双过分”的“反向尺蠖效应”，但在我们这里，这不恰恰能够消除导致我们“自由福利双不足”的尺蠖效应吗？有保障的人敢花钱，有自由的人会花钱，我们的“内需”还会是个问题？而可恶的美国人还能借我们如今对“外需”的依赖来“剥削”我们吗？今天很多人恨美国，但要说“反美”，这才是反到点子上了。这也叫“师夷长技以制夷”吧！

　　然而，有些人提倡的“反美”却是另外的两种“反”法：

　　或者坚持市场全球化但抵制所谓“西方人权标准”，继续坚持我们的“低人权优势”，继续凭借这个条件低消费高出口让别人透支，也就是继续玩现今的这种“Chimerica”游戏，甚至玩得更过火（否则补不了危机中暴露的美国窟窿）。那美国人恐怕会偷着乐呢！或者由于“反美”干脆连经济全球化也不跟他玩了，像以往的北朝鲜那样关闭国门。那美国人当然不乐意，问题是我们自己乐意吗？

　　简单地说，就我们自己而言，出路在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当然，这不能仅仅理解为开党禁、搞选举这些狭义的民主。我过去说过，宪政制度固然包含一系列规则，但其实质都是要使统治者权受限而责可问。我们完全可以在一件件具体问题上未必激进、但却持续地朝这个方向努力，包括具体的民生问题。通过在这些问题上“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逐步推进权责走向对应，也就是逐步走向民主化，消除“左手压自由，右手压福利”的尺蠖效应，产生“左手争福利，右手争自由”的“反向尺蠖效应”。当然，这未必能够保证继续维持以往那种GDP的“奇迹”式增长，但那种增长本来就难以持续，我们完全可以在追求正常增长的同时通过“自由、福利双增加”实现消费率的提高，使国内的增长成果分享更为合理，国际的全球化进程更为健康。

自从美国实行反危机的国家干预政策以来，我们一些人突然感到很牛气：“现在美国也搞社会主义”了！但是我前面就讲过，要讲照顾穷人，要讲“他们工人有力量”，要讲福利国家和分配正义，甚至要讲对于“公有”财富（例如公共预算）公共性的保护，他们哪点不如我们？在左派看来美国也许不如欧洲（尤其是北欧），但是比起我们，何止“现在”？过去他们就一直比“负福利”的我国更“社会主义”！

　　就以住房、医疗而论，改革前中国与美国这两个领域的“福利”覆盖率差不多，但是，覆盖的方向却相反：他们从最弱势者覆盖起，而我们从最强势者覆盖起，这两种“社会主义”能一样吗？

　　因此在学习自由主义的同时，我们就不能学学他们的“社会主义”？

　　最近建设部领导提出要推进廉租房建设，这就是向他们学习“社会主义”嘛。要知道过去我们从来没有这种制度。美国的住房福利与欧洲相比覆盖率是低的，只有10%。而我们过去哪有这种制度？改革前的“福利房”由“单位”按特权等级配给，农民没有份（但他们的“宅基地”却莫名其妙地被没收充了“公”），城市的“二轻企业”没有份，大中型国企工人名义上有份但也常常不落实，只有党政文教机关尤其头头是有保证的。这覆盖率也就是10%左右吧。但那些没有“单位”、因而也往往没有收入的可怜人，在他们那里正是住房福利首先要覆盖的对象，在我们这里却叫做“盲流”，要被警察抓起来的，他们自己搞个“窟”还被犁庭扫穴，还敢妄想什么福利房！现在建设部要搞针对穷人的廉租房了，还说“最后”也要考虑农民工的问题。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最后”是何时且不论，在仍然坚持南非式的“清除贫民窟”政策的情况下，就算到了“最后”，这廉租房让谁来申请呢？如果住在窝棚里不是要求廉租房的理由，而是被赶走、被“清除”的理由，难道让住豪宅的人申请廉租房？或者穷人尚未进城就预先给他们一套廉租房？或者不由申请，干脆抓人来住廉租房？

医疗问题也是如此。大家知道发达国家福利有高低，所谓低福利就是只管最穷的人，其他人都不管，美国就是这样。所谓高福利就是福利覆盖率大，不那么穷的人也管。例如美国通常被认为是福利过低，政府提供的福利性医疗保障覆盖率比欧洲国家都小。它只覆盖两种人：一个是65岁以上老人，一个是保贫困线以下的穷人，两种人占美国总人口的18%。这个制度确实有问题，但为什么奥巴马的医改方案在民主框架下又那么难通过呢？很简单，就是因为美国原来那套制度已经解决了最弱势的18%的人的医疗，因此这18%的人并不支持奥巴马的医改，他们认为新增加一大笔开支会减弱国家将来为我们进一步搞福利的能力。而富人当然也不支持。很多反对美国医改的人最振振有辞的理由就是，没有医保的这一部分人是美国的次弱阶层，不是最弱的。明明买得起而你不愿买，让国家买单，让国家买单又会引起各种各样的副作用，这是反对医改者的一个主要理由。

　　美国的医疗制度的确有毛病，实际上高福利有高福利的毛病，低福利有低福利的毛病。但是在他们这些国家所谓低福利就只保最穷的，所谓高福利是指不那么穷也可以保。而我们呢？我们国家提供的福利性医疗覆盖率有多高？改革前不会比美国高，美国是18%，我们那时享有公费医疗的人有多少？至少在改革前应该说很少，农民没有，二轻企业没有。大中国企只是工人本身有，但家属没有，而且大家知道报销标准有非常大的差距。前卫生部副部长退休后说中国的公费医疗资金80%用在领导干部身上。你说这是低福利还是高福利呢？覆盖率并不高，但覆盖的方向和美国正好相反，不是覆盖最低的，而是覆盖最高层的，而且是从最高往下覆盖的。

　　中国最近几年在医保方面的确有了很大的进步，大家都知道现在农民也开始有医保了，这个新农合和以前人们津津乐道的文革合作医疗不一样，以前的合作医疗国家不买单的，现在的新农合是国家买单的。2007年时，江苏省的新农合是走在前头的。当时国家规定新农合的医疗基金要达到每人50元，江苏省就超额达到每人76元。4300万农民参加了新农合。但他们能使用的福利性医疗资源其实还是很少的。而享有全额公费医疗，也就是可以任意动用国库不管花多少钱国家都给你报的那部分人，主要是官员，当年只有14万人，享有的福利性医疗资源每人6千元，加上其他几个阶层，用基尼系数算一下，福利性医疗资源在江苏省分配的基尼系数是是0.7，而江苏省初始分配的基尼系数不过0.4左右，这是什么概念呢？这就是说二次分配以后江苏省的不公平不是减少了而是扩大了。

　　即使这样我仍然认为江苏省的医疗改革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原来农民医疗保障一点都没有，现在无论如何还给了他70块。从这个角度讲现在0.7的福利资源分配，负福利的成分比过去要小了，过去可能是0.8。现在中国的进步就在于负福利的程度在下降。但是即便离“零福利”也很有一段路，此后进入“正福利”了，才谈得上低福利还是高福利的问题。

　　可见在我们这里，推进自由与推进福利绝不是矛盾的。当然，我们不能学到惯出了他们“恶习”的“自由福利双过分”的程度，但是要知道，我们离这种“双过分”有多远？

　　就福利而言，美国“为穷人当业主给全球投资者下套”当然太过分了，但我们对“农民工”的住房不仅根本不承担责任，还要禁止他们自己解决问题的做法不改，就连廉租房也谈不到，何况谈“业主社会”？

　　就自由而言，美国民营金融业的“过度创新”确实是要管管。可是我们对正常的民间金融、尤其是国有金融不过问的农村民间金融也不给生存空间，这不是另一极的“过分”吗？

总之，现在有两种对中国未来的预言，我都不希望其变成现实：一种是中国崩溃论，说中国这样干下去总有一天会天下大乱。老实说按照中国目前的经济能量和对世界经济影响的势头，如果中国崩溃，恐怕世界也要跟着崩溃。即使现在达不到这样的影响，将来也不能排除这种趋势。中国崩溃肯定不是中国的好事，但也不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好事。可是中国如果按照目前的模式一直维持“低人权优势”下的发展，实际上也就是一直以自我剥削的方式成为别人透支的对象。这个优势有什么好？对世界不好，对中国人就真的好吗？我想只是对一些寡头好。

　　所以，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模式的崛起”完全是两回事。说中国崛起就会威胁世界，这样的“中国威胁论”我们要坚决反对。不要说作为中国人我们都希望国民富强，即便并非站在中国利益的立场上，在今天“中国的崩溃”对世界的威胁肯定也比“中国的崛起”更大。

　　但是“中国模式的崛起”如果意味着“低人权优势”在世界上风行起来，张五常先生说的那种“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真的成为现实，那决不是什么好事，即便从中华民族利益或民族主义的立场上说也是如此。最简单的道理是：学习“低人权”与对华友好完全是两回事。正如学习了苏联的中国当年曾是苏联的敌人，学习了中国的越南曾与中国反目成仇，学习了越南的红色高棉更成为越南的死敌一样。

　　所以，如果“对华友好”的意思是对我们的政府友好，那么学习“低人权”与对华友好也是两回事。而如果“对华友好”的意思是对我们的国民与同胞友好，那么学习“低人权”与对华友好就岂止是两回事，而且肯定是截然相反的两回事！把自己人当人的西方人曾经把我们不当人，因此激起了中国人的正义抗争。即便这样，他们“把自己人当人”这一点仍然值得我们学习。但是相反，假如西方人也学会“把自己人不当人”了，他们难道还会把我们当人吗？

　　无怪乎多年以来，我们这个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十分古怪：凡是我们认为的“友好国家”乃至“兄弟国家”，对我们的同胞--华人、华侨和华商大都态度很坏，而且似乎国家越“友好”，对我同胞越穷凶极恶！反之，我们当成敌人的那些国家，对华人、华侨与华商都很友好，而且似乎越是“国家的敌人”，对我们的同胞越好。就以东南亚为例。在这个素有排华虐华传统的区域，印尼、越、柬、缅、马，都曾有过那种纪录，只有泰国，对华人、华侨与华商应当说是最友善的。然而在改革前的年代，泰国曾是我们在东南亚的头号敌人，我当年在插队的那个山旮旯里也经常收听到“泰国革命之声”，这个在我国支持下设立于昆明的电台天天号召要推翻“他侬-巴博反动集团”（即泰国政府）。而我们称为“同志加兄弟”的某国，却对华人采取严厉的剥夺政策，而且早在与我们交恶之前好多年就已是如此。但是那还不是最糟。与号称是我们“毛主席的最好学生”的红色高棉相比，该国算客气的了。而红色高棉，对华人就不是什么剥夺而已了，而是屠杀与灭绝。而且红色高棉不仅屠杀一般华人，还尤其把我国在华人华侨中培养的“侨共”几乎斩尽杀绝！但就在这同时，红色高棉却是我国政府认为的第一号铁哥们，为了救它，我们简直不顾一切，甚至不惜与“同志加兄弟”的某国发生一场血战！

　　今天我们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可是这种奇怪的“国际地位”似乎并未结束，君不见今天在工业化国家中，对华人、华侨、华商最开放最友善的是谁？不就是那个被我们视为“世界首恶”的国家么？比例如此少的华人却能进入社会主流，大批成为教授、科学家、高官等上层精英，这世界上还有哪里能够如此？就是同为民主国家的西欧各国也做不到，众所周知，那里的华人基本上只能做小生意、开餐馆等，很少有机会进入主流社会。我们不少朋友是那里的“名校优博”，却鲜能在那里的高校谋职。当然，西欧各国对华人华侨华商也还算不错的，这仅从我们经常报道我们的同胞在那里举行游行示威就可以看出--而在“友好”的缅甸，华人还敢示威？不“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就烧高香了！那么主要工业化国家中对华人华侨华商最恶劣的是谁？我想恐怕公认的就是俄罗斯了吧，那里不仅对我们同胞的刁难与勒索司空见惯，“灰色清关”、“新星号事件”那样的恶性事件也层出不穷。（不过与前述“更友好的”国家相比，应该承认俄罗斯仍然可以了，至少大规模排华屠华的事那里还没有过。）但是，奇怪的逻辑仍然是：对华人最好的国家似乎是我国的“首恶”，次好的西欧算一般，而最糟的俄罗斯又是我们在同类国家中的最爱！

怎么会有这么古怪的逻辑呢？我倒不是说对华人最好的国家就一定能与中国达到国家关系也最好。善于利用华人华侨华商的人力资源，与在国际政治及国家关系中跟中国竞争乃至对抗，也许不一定构成矛盾。也就是说，善待我们的同胞与公民也许并不是在政府层面与我国形成友好、亲密关系的充分条件。但是在正常情况下，前者肯定是后者的必要条件！善待我们同胞与公民的国家未必一定是我国的友好国家，但虐待、屠杀乃至大规模残杀我们同胞与公民的国家必定是我国的敌对国家，而绝不可能是什么“友好国家”--如果我们这个国家搞外交真的是为了我们的“民族命运”，而不是仅仅为了皇上的面子。

　　只有那种不是为国民办外交、而只是为皇上办“洋务”的体制，才会遵循这样的逻辑：只要恭维好了皇上，虐待几个草民算什么事？如果再殷勤些，奉承得皇上龙心大悦了，就是对吾华草民大开杀戒，皇上照样会青眼有加！

　　我们当年和今天都在为中国的崛起而奋斗。但抚今追昔，我们所追求的到底应该是何种“崛起”？如果按上述那种逻辑我们“崛起”了，结果把那些我们讨厌的高人权国家（因而也是善待我们同胞的国家）成功地压了下去，而使那些我们喜欢的低人权国家（因而往往是虐待我同胞的国家）大行其道、越来越多，乃至遍布全球，等到“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之际，我们的同胞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立足之地吗？

中国当然要崛起，但必须是换一种模式的崛起，而不能是现在这种“模式”的崛起！不要说我们今天只是GDP总量增长很快（还不知道能持续多久），人均水平还差的老远，就算人均GDP也上去了，甚至就是我们在军事上把人家打败了又怎么样呢？当年沙俄打败了拿破仑，俄军占领了巴黎。但是俄军中那些青年精英到那里一看：法国人生活得多么有尊严！而我们俄国人把自己当人了吗？于是胜利者羡慕失败者之余，回国后他们就成了开创俄国变革与自由之路的十二月党人！

　　而我们离“俄国打败法国”那种状态还有多远就更不用说了。中国应该改变，改变老实说也很简单，无论是自由还是福利都得向人家学习。政治自由的意义自不待言，经济自由也还要增加，要反垄断，改变“国进民退”的做法。其实不要以为这是什么了不得的思想解放。大家忘了这其实是中国共产党的老主张。1949年以前共产党把那时的国有资产叫“官僚资本”，而私营企业叫做“民族资本”。“官僚资本”被列为罪恶的“三座大山”之一，而那时的“国进民退”被共产党叫做“官僚资本摧残民族资本”。所以让“民族资本摆脱官僚资本的摧残”其实也不是什么“新自由主义”的专利。

　　至于说到福利国家，的确有很多毛病，但是中国还远远没有到所谓的福利病那种程度。我觉得中国在福利问题上最应该避免的就是负福利现象。我们的福利和自由都应该更多，现在我们没资格讲什么福利国家病，首先把我们的负福利问题解决了再说。如果你是自由主义者，你首先应该否定特权福利，但是老百姓的福利现在中国刚刚才起步，反什么？而如果你是社会主义者，你应该首先应该推动国家对弱势群体承担责任。

这里我要讲，这是责任，不是皇恩浩荡。福利国家和“皇恩国家”一个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那个福利不是百姓可以要求的，是皇上恩赐的，给了你要谢恩，不给你也不能跟他要的，这种状态一定要改变。像瑞典人从摇篮到坟墓都是国家包的，哪个瑞典人会因此高呼“万岁”，称颂“大救星”？而瑞典也曾经有右派政府不喜欢福利制度，但也不能不搞，因为这是国民要你搞。政府提供福利是应该的，不做就要被问责，所谓福利国家就是这个意思。

　　瑞典式的福利水平我们中国现在显然还做不到（也有人说不该做，这姑且不论），但这种国民可以进行福利问责的机制并不是高福利国家才有，低福利的美国也一样是“只需问责，不必感恩”的。这样的公民权利和政府责任，我们为什么就不该有？“只能感恩不许问责”也许就是中国既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瑞典的独特“模式”吧，但凭这样的模式我们能走出“负福利”状态吗？

　　至于自由应该增加就更不用讲了。如果我们在这两个方面都不断进步，中国与世界就有希望了。

·趙連海為結石寶寶爭取權益，卻被北京法院以「尋釁滋事罪」判刑兩年半，引起大多數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簽名聯署求情。立法會更休會辯論該案，打破香港建制派不公開議論內地政府施政的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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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是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後防線，雖然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和法治建設，中國大陸的這條防線仍然經常遭受衝擊。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受害者家長趙連海為受毒奶粉事件影響的兒童爭取終生免費檢查治療等權益，發起組織「結石寶寶家庭同盟」為受害家庭集體維權。十一月十日，卻被北京法院以「尋釁滋事罪」判處監禁兩年半。對趙連海的一審判決引起香港社會震驚，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紛紛站出來表示關注及不平，並投書上一級法院要求維護公平正義。守護中國的公平正義不僅是內地的司法責任，更變成香港人的期待。趙連海案件令香港建制派打破不公開議論內地政府施政的慣例，改變了兩地的政治生態。

十一月十七日，香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批准由議員馮檢基提出的休會待續議案，對此事進行辯論，議案提及「事件引起國內外人士強烈關注和質疑判決有違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會議當天，已有十八名議員答應聯署全國人大和最高法院。

零八年在中國大陸造成三十多萬兒童受害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曝光，曾擔任過中國國家質檢總局屬下中國質量報記者的趙連海也是眾多受害兒童家庭中的一員，他匯集其他受害兒童家屬組織了「三聚氰胺毒奶粉受害者維權聯盟」，並創建「結石寶寶之家」網站，呼籲所有三聚氰胺毒奶粉受害兒童的家長聯合起來合法維權。零九年十一月，當局以「尋釁滋事罪」將他刑事拘押，同年十二月十七日被北京大興區檢察院批捕。今年三月三十日，北京大興法院不公開開庭審理此案，十一月十日，以「尋釁滋事罪」判處趙連海有期徒刑二年半。趙連海當場在法庭上表示不服判決並宣布無限期絕食抗議。

「依法維權」成為「尋釁滋事」，「受害的原告人」成了「犯罪的被告者」，中國公平正義的防線在不少人的心中受到衝擊。趙連海受到庭審判刑一事引起抗議之聲，許多維權人士和毒奶粉受害兒童家長身佩黃絲帶在法庭外聲援趙連海，在法庭外高喊「趙連海無罪」。趙連海五歲的兒子趙鵬潤舉起寫上「爸爸回家」的紙牌，亦在法庭外聲援父親。被阻進入法庭的趙連海妻子李春梅更在法院外情緒激動，怒斥政府此舉「喪盡天良」。

香港也有兒童因三聚氰胺毒奶粉受害，趙連海的判刑結果牽動香港。社會各界人士以不同的方式表達對此事件的關注，更希望可以通過此事件，重塑中國公平正義的防線。十一月十二日，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在香港幾大報章以整版廣告刊出《非法的法　無罪的罪》一文。文章指：「這宗判決，是對中國公民憲制權利的踐踏，對執政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背叛，也是對人類良知的侮辱，必須全民共斥之，全國共討之！」

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認為，參政議政「責任大於榮譽」，在中國轉型時期，更肩負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重任。他在文章的最後寫道：「趙連海冤案有如反面教材，就是當某些地方的司法黑暗到連一個疼愛子女的好父親、一個見義勇為的好市民都容不下時，任何有良知、有正義感的人都會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政改應由法治始，誰不政改誰下台！」

在一些重大事件發生時，劉夢熊經常以廣告形式刊文表達意見。面對有人質疑，政協委員應該通過正常渠道向上反映情況，他向亞洲週刊表示：「通過媒體表達意見同樣是正常渠道。」他認為，強調法治建設的中國，冤假錯案依然，譚作人追查汶川地震的豆腐渣工程被判五年；河南趙作海被冤殺人，坐監十一年，要等死者復活了，冤案才得以昭雪，這樣的例子在神州比比皆是。劉夢熊指出，追求公平正義的責任更重，需要有一個強有力的監督氛圍。

十一月十五日，劉夢熊以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寫信給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希望北京高院在審議趙連海上訴案件過程中，「兼顧情、理、法，撥亂反正，作出趙連海的訴求和作為基本上是履行公民憲制權利的認定，宣布大興區法院定罪有誤，量刑失當，判趙連海無罪釋放！」

同一天，由羅范椒芬發起的港區人大代表聯署簽名的求情信也速遞北京最高人民法院。曾任香港廉政專員、咻斒鹗痖L、教育署署長等職的羅范椒芬在趙連海被判後，向三十五名港區人大代表發出呼籲，要去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王勝俊，為趙連海求情。呼籲獲得二十七位港區人大代表簽署支持。信函動之以情，強調了趙連海動機單純，只為受苦兒童討公道，即使有衝動之處亦情有可原，希望可以考慮將判刑減至一年。趙連海已被拘押超過一年，港區人大代表們希望以此刑罰換得趙連海即時釋放。

參與聯署的香港立法會議員何鍾泰表示，他亦會撰寫另一封信，與劉秀成、梁美芬等，以專業會議名義聯署寄給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寬待趙連海。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葉國謙及田北辰都在不同場合時表示，輿論普遍認為趙連海的兒子是結石奶粉事件的受害者，但卻被判監兩年半，並不公道；又質疑兩年半的刑期過重。他們又指，最高法院作為為人民爭取公義的守護者，有責任向下級法院了解情況。全國政協常委及香港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也在公開場合表示，認同部分港區人大代表的看法，趙連海一案的量刑需要檢討。

同樣身兼人大代表的自由黨主席劉健儀卻持不同看法，指不可用香港標準去看內地法例，更稱內地有獨立司法制度，即使港人不認同都須尊重，不可肆意挑戰。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副教授顧敏康向亞洲週刊表示，尊重內地的司法制度是必須的，但根據相關法律，全國人大有很重要的監督法院執法職能，「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有參政議政的責職，不存在『一國兩制』干預內地司法的問題」。

三聚氰胺毒奶粉案涉及上千萬中國孩童，直接受害腎結石孩童達三十萬之眾，趙連海為兒童維權被判刑的遭遇，在內地的人大、政協、媒體都沒有反響。顧敏康認為，這類被認為敏感的事件，中國控制得比較嚴格。「但香港是法治社會，利用法制建全、輿論自由的特殊環境表達聲音，可以給中央領導更多的參考意見，可以有更多的反思，也有利推動中國的法治建設。」

趙連海在看守所絕食多日，代表律師李方平十一月十五日申請看望，被當局拒絕了。下午北京市司法局律師管理處處長約見李方平，表示案件敏感，引起各界關注，對社會影響大，要求律師保持低調、謹慎發言，減少接受媒體採訪。李方平向亞洲週刊表示，十六日聯絡看守所，但仍然被告知不能見趙連海。他說：「趙連海的上訴會在十九日如期完成，如果上訴期內不讓見趙連海，書面上訴會有問題。好在他當庭就提出上訴，只要法庭有記錄，應該也可以採納。」

香港各界都在推動聲援趙連海，希望維護公平正義。李方平表示：「接近體制的正義人士給予的關切，我想中央及維穩系統能考慮其合理及合法性。」但李方平又認為，對這類敏感案件，上訴在一般情況下都會被駁回，成功率微乎其微，關鍵還是看其他因素多大程度可以起到影響作用。■

·地方法院對趙連海的判決，為西方攻擊中國人權問題製造口實，陷中央政府於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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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轍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國教育學術交流中心常務理事、中國智業發展戰略委員會副主任、港澳發展戰略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特約研究員。著有理論專著《世紀之交的求索》、《中國崛起與挑戰》、《危機下的中國》、《崩潰邊緣》、《中國大轉型》及長篇小說《商界恩怨》、《角逐》、《囫圇在愛河》等。

兩年前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震驚中外，時至今日毒奶粉事件尚未完全平息，卻又發生毒奶粉事件的維權代表趙連海被北京大興區法院以「尋釁滋事罪」判處有期徒刑兩年半的案件，再次震驚中外。

眾所周知，當年的毒奶粉事件，禍及全國，坑害了數以百萬計的嬰孩，僅僅因此而患上腎結石的嬰孩就高達三十萬之眾。趙連海因為其受害患腎結石的兒子維權，也為全國受害嬰孩維權，卻觸犯了地方政府維穩的政績觀和禁忌，因而零九年十一月便被地方當局逮捕。

如果說劉曉波被判十一年還有政治上的原因的話，但是把一個弱勢的維權人士關進監獄，實在讓人忍無可忍。作為一個毒奶粉受害者的家屬，趙連海所作的上訪維權並沒有什麼過份之處，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賦予的權利；至於所謂的利用為安徽籍女青年李蕊蕊被強姦報案而「惡意炒作」，實際上是非常正義的公民行為，是一個公民維護法治、保障人權的正義之舉，「炒作」之說到底是什麼罪名？北京地方法院對趙連海的判決，荒謬決定，讓人不能不說話。港區政協委員劉夢熊也在報紙上登廣告，抗議北京地方法院的枉法判決。

然而，作為毒奶粉受害「結石寶寶之父」和「結石寶寶之家」創辦人聞名中外的趙連海，儘管身陷囹圄，但仍受到全國毒奶粉受害嬰孩家屬的擁戴和聲援，受到社會輿論和媒體的關注和支持，因而毒奶粉受害者的家屬常有為維權來京上訪者寄宿趙連海窄小的家，媒體記者也常有登門採訪趙妻李雪梅。似乎這構成了對地方當局維穩的威脅，因而社區居委會和公安派出所多次警告李雪梅：不准接待患兒家長，禁止接受媒體採訪。

顯然，為了消除趙連海維權活動觸犯維穩的影響，為杜絕患兒家長繼續與趙連海家聯絡開展維權而影響維穩，北京地方法院以「尋釁滋事罪」判決趙連海兩年半徒刑，實有敲山震虎，殺一儆百的政治意圖。然而，地方當局的政治盤算和刑法處罰可謂十分不智和錯上加錯。

從憲法和保護消費者權益法來看，以趙連海為代表的毒奶粉受害患兒家長維護子女權益，尋求社會公道，開展維權活動，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是正當、正義的行為，並不觸犯任何法規。把他們正常而公正的維權活動視為「尋釁滋事罪」，完全是一種從所謂維穩出發的政治陷害。所謂「尋釁滋事罪」完全是一種莫須有的政治罪。

以這樣的罪名加害趙連海，不僅全國毒奶粉受害患兒家屬極為不平和不滿，不少患兒家長在義憤填膺的同時，聲言要「陪趙連海坐牢，把監獄坐滿」。事態真的如是發展下去，該如何收場呢？這豈不是與地方政府維穩的目的背道而馳嗎？豈不是越維穩越不穩嗎？

再者，如此的維穩和審判也是同中央「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理念、保障百姓權益及和諧社會建設的方針路線格格不入的。說得嚴重點，這是給中央保障人權政策抹黑，是對全國數以千萬計毒奶粉受害患兒及其家長權利的踐踏。這是在為西方攻擊中國人權問題製造口實，提供砲彈。這樣的做法是何等的愚蠢，何等的事與願違、適得其反，事實上陷中央政府於不義。

顯然，有關主管部門必須對趙連海案件高度重視，重新審視和審理趙連海案，還趙連海以公道，還毒奶粉受害患兒及其家長以公道，還全社會以公道；平息廣大受害患兒家屬的不滿，平息社會的不滿，如此才能達到司法公正、社會維穩的目的。

有鑑於此，中央對地方如此維穩的作為亟須明察，亟須責令地方黨政不得以維穩為名嚇阻維權、壓制維權。在考核地方黨政業績時，也應像要求地方改變重GDP增長速度而輕視GDP增長質量那樣，要求地方改變重維穩而輕視維權的執政行政做法。唯有如此，地方經濟增長才能越增越強，地方維穩才能越維越穩！■

·中國必須讓人大政協尋回被剝奪的權力，建立權力制衡機制，避免黨政權力濫用與民心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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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是內政的延長，也是內政改革的動力。這是觀察當前中國政治的視點——為什麼當中國的GDP已經躍升至全球第二之際，中國卻面對著對外形象不斷下跌的危機？

這也是近日中國積極推動「公共外交」的緣起。今年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就組織了察哈爾論壇，邀請了媒體、學界、企業界和非政府組織來探討，怎樣提升中國的形象。這代表中國權力當局爭取和國際接軌，也讓中國各界精英潛心思考外交和內政的互動關係。

在中日釣島之爭的問題上，全球華人和十三億中國人都誓為北京政府後盾，外抗美日強權。但中華民族主義的「雄起」卻不能掩蓋民權被閹割的悲哀，不能讓某些官員以民族主義作為遮羞布，侵犯人民的權利。

真實的中國在網絡上，往往超越了任何的包裝，不能再被一元化的消息來源來壟斷。而中國最近一些弱勢群體的維權行動被打壓，尤其毒奶粉受害者家長的代表趙連海，從原告變成了被告，還被重判了兩年半的徒刑，就引起了民間的強烈反彈，也對中國的國際形象帶來莫大的損害。

這也激起了政協和人大港區代表的緊急行動。他們有些人聯署反對判決，要求平反，指出這是千古奇冤。政協的港區代表劉夢熊甚至在報章上刊登廣告，認為這是違反憲法，也傷害了全國人民的心，批評北京大興區法院重判趙連海，是踐踏中國公民憲制權利，背叛共產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侮辱良知。他指出毒奶粉事件是有關部門監察不力，但法院用司法腐敗壓制民眾合理訴求以掩蓋行政腐敗，損害人民根本利益。他並將這問題提升到中國政改的層次，認為「政改應由法治始，誰不政改誰下台」。

這是香港政治的突破，也是中國政治的突破，人大政協打破了橡皮圖章的刻板印象，也多少扭轉了中國對外的負面形象，說明公道不僅自在人心，也在體制內爆發反思的力量。任何認同國際規範和普世價值的公民都不能袖手不顧當前法治不彰的缺失，也不能忍受政法單位的權力傲慢。它們都是以維穩的名義損害中國的穩定，激發強烈的民怨，也抹黑中國的國際形象。有這樣的法官，中國還需要敵人嗎？有這樣指導審判的政法領導，中國還需要法治和穩定嗎？

因而中國的公共外交，也呼喚內部政治改革的力量。中國的國際形象，要依靠內部社會的大變革。要讓中國人在國際舞台上有尊嚴，不能再靠財大氣粗，只談經濟，不敢談政改，因循茍且下去。

這次劉夢熊等政協代表挺身而出，不僅是對趙連海事件的不平之鳴，更深層的問題是當前人大政協代表「被代表」的荒謬與無奈，也使民間積怨失去宣洩與解決的管道，讓整個社會陷於火山爆發的邊緣。

中國政治必須讓人大政協尋回被剝奪的權力，建立一個權力制衡的機制，避免黨政權力的濫用，也避免民心的流失。■

【明报专讯】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昨致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要求审理赵连海上诉申请时，能「兼顾情、理、法，拨乱反正」。刘氏期望法院认同赵连海的鸣冤或其它抗议行为只是履行公民宪法权利，并希望高级人民发院宣布原审的大兴法院定罪有误，量刑失当，判赵连海无罪释放。

刘梦熊在信中说，赵连海身为受害儿童家长，诉求完全正当，不涉及任何政治异见，大兴法院列出的罪证纯属「莫须有」，于情不合，于法无据，重挫人们对中国司法制度的信心。他并形容大兴法院早前的重判，乃「天理难容、丧尽人心」。刘梦熊在信中指出，如果把赵连海无罪释放，既符合中央依法治国、有错必纠的方针，亦可令案件对中国司法的影响，由负面变正面，由失分变得分，有利巩固国家长治久安。

【明报记者报道】赵连海昨日仍被禁止与代表律师李方平（右图）见面。对于司法局早前要求李方平「慎言、低调」，他表示「自己已经很低调了」，该案目前很少有国际媒体关注。

李方平对本报表示，昨晨致电关押赵连海的大兴看守所时，工作人员「斩钉截铁」地表示仍不能见赵连海，未有解释原因和透露何时可以会见。李方平表示，若今日仍然无法与赵连海会面，明日会再往看守所交涉，以赶在周五前完成上诉书。按照规定，赵连海现阶段只能和代表律师见面，这意味赵连海与外界通讯被完全切断，李方平相信赵连海绝食仍在继续。

日前北京司法局曾传召李方平，表示赵案敏感，对社会影响大，要求他在媒体前「慎言和低调」。他响应道，自己并无渲染性言论，完全根据事实「就案论法」，觉得「自己已经很低调了」。李方平指出，目前接触他的主要是香港传媒，较少有国际媒体关注此案。

毒奶粉受害苦主赵连海（1972-）的一审上诉期，将于19日期满，但辩护律师李方平被禁会见他。

据now记者周月翔在北京大兴区拘留所外的现场采访报道，李氏于星期一到拘留所欲会见赵氏商讨上诉书，拘留所称「领导刚打电话」，说律师不得会见被告。李氏未有提及禁令是否违法，但面露无可奈何的表情。

因维护毒奶粉受害者合法权益，赵连海于2009年11月被拘留。今年11月10日，大兴区法院对他一审判决，以「寻衅滋事罪」判处两年半徒刑。他在庭上抗议判决，称自己无罪。

赵连海案的处理，有违反法律之处，涉及律师法、刑事诉讼法（刑诉法）和最高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以「寻衅滋事罪」重判，是常见的政治裁决。

各地对赵案的评论，多从弱势群体的处境为切入点。本栏认为，对赵案的观察，首先要以法律的视角，分析法律诉讼中赵氏合法权益被侵害、拥有公权力者（地方公检法官员）与弱势群体的权利不对称。

先从赵氏的辩护权说起。大兴区拘留所禁止律师李方平会见赵氏，违反了律师法31条、33条。

31条规定，担任辩护人的律师，有权「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33条规定，律师「有权会见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据官方法律出版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全编》591页）。

律师拟会见赵氏，是关于一审上诉的提请，上诉权在「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内；拘留所禁止会见并不说明原因，涉及上诉权的程序公正性，也侵害了律师的会见权。

拘留所禁止会见，还违反刑诉法96条（1294页）。这一条规定，律师有会见权。

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等曾发出「法释」（指对司法的解释，人大对法律的解释则称为「释法」）文件，题为〈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第四部分〈律师参加刑事诉讼〉11项规定：「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经过批准」，不能以「需要保密作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予批准」。（人民日报1998年1月21日3版）

大兴区拘留所提及的「领导」，是拘留所的主管还是大兴区委政法委员会官员，不得而知。他下会见禁令，如不是「法盲」（不了解刑诉法、律师法和「法释」文件）就是知法犯法，侵害律师和被告的合法权益。

刑诉法152条规定，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公开进行，但是有关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

今年3月法院对赵案一审时，并未公开，连赵氏之妻李雪梅亦不准入庭。赵案的起诉是涉及「扰乱公共秩序罪」，并非涉及「泄露国家机密」或「颠覆政权」之类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也无关强奸之类的个人隐私案，法庭没有不公开的理由。

赵案从一审开庭到宣判，相隔八个月，违反了刑诉法168条。这一条规定，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一个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一个半月。」

在何任司法独立的法治社会，代表公权的一方如违背法律、损害程序公正，被告都可能获当庭释放。在「一党领导」体制之下，地方官习惯于以「长官意志」行事；在「维护领导威信」的借口下，法律成为政治丫环。

地方检察院的起诉、法院的一审判决，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刑责，是否符合刑法的「刑、罪、责相适应」的原则，颇令人质疑。

检、法方称，赵氏利用河北石家庄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中毒事件，煽动纠集群众到石家庄、北京大兴区和丰台区「滋事」，「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起诉书还称，赵氏也「纠集」境外媒体记者，在公安机关门外「滋事」。

法院重判赵氏两年半徒刑，是引用刑法第二篇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的293条4款。

293条规定：「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中，第4款列入判刑的是：「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赵氏与毒奶粉受害苦主在公众场所请愿，是表达对毒奶事件透明化的愿望，这是正当的对知情权的期望。他们要求追查事件、惩治贪腐、对受害者作合理赔偿和医疗，是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赵氏组「结石宝宝之家」、请愿，只是想为毒奶受害者「讨回一个公道」，并无「寻衅滋事，破坏社会秩序」的主观意图。赵氏和受害苦主的请愿抗议，虽然有时难免有激情之处，但大体是和平、有序，并无「造成公共场所严重混乱」的后果。

从电视台的现场画面来看，受害苦主并无「寻衅滋事，破坏社会秩序」之举；相反的，是受到警察的推撞甚至恫吓。

在北京，「寻衅滋事」被民间称为「口袋罪」，警察可轻易从口袋里拿出来加到他人头上。以此「口袋罪」重判赵氏，是地方官对弱势群体的政治陷害。把境外（如香港）记者合法的采访活动，说成是赵氏煽动的「滋事」，也是欲加之罪。

■一个受毒奶粉伤害的孩子，其父为他和其它受害孩子讨回公道时却反成囚徒；在没有公义的大国下，「我爱爸爸」只是孩子一句最卑微的抗议。（网上图片）

48-101118 看守所指赵连海不想见律师　阻挠上诉苹果日报

内地毒奶粉受害儿童家长兼维权代表赵连海上诉受阻。赵连海的代表律师李方平昨欲到看守所与赵见面，但看守所以赵不愿见律师为由拒绝。李拟好的上诉文件未能取得赵的签名。有学者认为，看守所此举有违上诉程序，疑是阻挠赵上诉。
赵连海自上周三（ 10日）被北京大兴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一审判处入狱两年半后，在狱中进行无限期绝食抗议裁决。

赵的代表律师李方平连续两天到大兴区看守所欲与赵见面，均被拒。李方平说，昨日上午他再致电大兴区看守所查问，对方指赵不想见律师，叫他不要再致电查询。
李方平质疑，这是看守所单方面的解释，并非赵连海本人的意愿。他说，赵连海一案的上诉期将于明天届满，但草拟好的文件未能取得赵连海签字，法院或者不受理。另一方面，赵已绝食多天，他十分担心赵的身体，因此今天会再到看守所交涉。
而赵的另一名代表律师彭剑则表示，本周一曾经探望赵连海，当时赵在一张白纸上签名，授权他和李方平处理上诉事宜。

中国政法大学客座教授王友金指出，根据中国法例，所有已判刑被告都有与律师会面商讨的权利，看守所阻止赵连海与律师见面是不合法及违反诉讼程序的。他说，上诉文件的最终本必须有赵连海签名核实才可受理，质疑看守所有心阻碍赵连海上诉。
2008年内地三聚氰胺毒奶粉引致约三千万儿童患上肾结石，赵连海的儿子是其中一个。此后，赵除了为儿子外，也协助各地家长索偿，但受害人反成阶下囚，案件连日来广受国际关注。本港立法会昨也进行休会辩论，关注赵案。

说台湾民主化带来“乱”，是基于一个前提：台湾在政治转型以前很“静”，很有秩序，而且只要维持原来的威权体制，还会继续“静”下去。这个前提，根本不存在，不是事实。

《自由荊冠：劉曉波與諾貝爾和平獎》序 （附新書簡介）·

公元2010年10月8 日，當挪威諾貝爾獎委員會主席口中緩緩地念出“劉曉波”三個字時，正在屏息聆聽的世界與中國，長長地舒了一口氣。這歎息，凝結成了歷史的碑文。

從此，中國的劉曉波，與德國的卡爾·馮·奥斯茨基（1935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緬甸的昂山素季、西藏的達賴喇嘛尊者、南非的曼德拉和圖圖主教、捷克的哈維爾、前蘇聯的索爾仁尼琴、薩哈洛夫、帕斯捷爾納克……諸位前賢一起，在這片背負厚重文明和深重災難的神州大地之上，卓然而立。

就這樣，滿載著一節節重負而輝煌的人文故事的諾貝爾列車，終於，駛進了中國。

在該諾貝爾列車上，每一個故事，都裝載著一顆自由、深邃和倔強的靈魂，都能瞥見一個龐然大物的強固鐵弧；赝皦m，那些靈魂與鐵坏膶χ藕筒┺模V寫了一曲曲近代歷史的沉重樂章：

帕斯捷爾納克1958年雀屏中獎，前蘇聯當局殫精竭慮，力阻他出境領獎，軟硬兼施無效後，亮出殺手鐧：若他堅持出國領獎，則他的情人伊文斯卡婭將被處以重罰。帕斯捷爾納克並不懼死亡和流放，但深摯的愛情，卻阻斷了他領獎的航程。

索爾仁尼琴1970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然而他並未出境領獎，因爲擔心無法歸國。可是當他的《古拉格群島》1973年在法國出版後，蘇聯當局以叛國罪逮捕了他，並在1974年將其驅逐出國，嚴禁返國；

獲得1975年諾貝爾和平獎的薩哈洛夫，則是被流放到蠻荒之地，任其自生自滅，禁其返家；

其他自由之魂：奥斯茨基、哈維爾、曼德拉、昂山素季、圖圖們……，情形亦大抵相似，坐牢的坐牢，軟禁的軟禁，在如磐大山似的政權面前，似乎個個纖弱似水，無力對抗。恰如村山春樹所說，較量雙方，雞蛋對高牆，不成比例。

然而，曾幾何時，那些曾經固若金湯的鐵唬癜苍谠眨磕切┮谎跃哦Γㄈ松赖拇笕宋铮难Y去了？人們發現，今日巍巍乎赫然於青史之上的，卻是當年那些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和“罪犯”們，而當時無所不能的龐然大物，卻化作了縷縷歷史青煙，隨風飄散了。

遺憾的是，如今，北京當局又踏上了老路。它不由使人想輕聲提醒它一句：你能否吸取哪怕是一星半點的教訓呢？你的想象力，就不可能超越自己的極權前輩一絲一毫？注定要遵從上述軌道，一絲不苟地乖乖步其後塵？

坦率地說，筆者相當悲觀。只要看看他們正在毫無想象力地、亦步亦趨地在重蹈其前輩的覆轍，精確地複制其前人的政策、動作和語言，就足以窺知他們的智商、膽識與格局，也就能預見其基本的結局了。其始作俑者毛澤東對其敵手的詛咒，恰好是對他們自身的寫照：他們正在把一個個包袱背在自己身上，把一根根絞索套上自己脖子，欲罷不能。獄中的劉曉波，如北京手心中的燙手山芋，握之不可，棄之無方，令他們惶惶然不可終日。然而囿於其想象力，卻只能依樣畫葫蘆地追尋其前任獨裁者。

曉波獲獎，實至名歸，千壑回響，贏得舉世高度的認同。這是頗為罕見的人文景象。當然，我們也知道，針對此獎，仍有某些異議。這也是不難預料的人情之常。事實上，曉波並非聖人，他當然也有過自己的軟弱幽暗的時刻。但是，杖缌_曼·羅蘭所指出的，“真正的光明絕不是永沒有黑暗的時候，而是永不被黑暗所淹沒；真正的英雄絕不是永沒有卑下的情操，而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 劉曉波，正是這樣一位坦盏爻嗦懵愕夭粩喾词〔粩嘧载煵粩喑阶约旱娜恕＿@是他身上至為顯著的高貴特征，也從而呈現了其人性的高度複雜性和豐富性。

真正的桂冠，都是由荊棘編織而成。狱中劉曉波頭上的諾貝爾和平獎，正是一頂“自由荊冠”。在為自由跋涉的荊棘長途上，這一桂冠所承載的痛苦、血淚和責任，甚至蓋過了它耀眼奪目的光芒。

有鑒於此，值此重要歷史時刻，我與夏明教授編選了這本《自由荊冠——劉曉波與諾貝爾和平獎》，以銘刻這一歷史事件，以答謝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以回應全球支持中國人權事業的仗義執言者，以舉杯朝向至今仍身陷囹圄無法與親友暢飲的劉曉波先生。

本書旨在把這一中國民間“飯醉”的時刻“定格”，從而使國人在轉捩點上，駐足反思，思考中國自由事業的以往、今生和未來。可以想見，若干年後，當回首憲政中國的來路時，人們自然會把目光投向這個日子：2010年10月8日。就在這一天，國際社會對“中國號列車”亮出了清晰的綠色轉彎路標。而本書，正是一組長鏡頭的回放——它聚焦於那個令無數人涕淚交流的歷史關節點，挖掘了圍繞那個日子中國的歌哭生死，曉波的千腸百結心路歷程。

一百三十年前，也是在落葉紛飛的季節，“秋風立馬越王台”的康有為, 曾慨然浩歎：“十七史從何說起，三千劫機歷輪回”。今天，是結束的時候了。我們正面臨終結中國歷史輪回的重要關口。眺望前路，會通文明世界、複興中華古典的歷史轉機——“大地山河跨海來”的那鐘鼓齊鳴的神聖時光，已經指日可待了。

《自由荊冠：劉曉波與諾貝爾和平獎》 ·陳奎德夏明編，晨鐘書局 2010年11月出版

本書收入了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博士的友人和同行介紹、回憶和評估劉曉波作為一個為和平、人權、民主、自由而鬥爭的行動者其人其言其行的重要文章，展現了劉曉波真實、豐富、感人的立體形象，係第一次彙編成書，向讀者推出。

本書也收入了劉曉波作為長期非暴力抗爭的人權戰士，因言獲罪的"罪證"及他的自辯，展示了他捍衛言論自由、推動中國和平轉型的無畏勇氣與識見。

劉曉波是獨立中文筆會的創始會員之一，2003-2007年間先後連續兩屆擔任會長，目前是該會榮譽會長。劉曉波任獨立筆會會長期間，該會在中國國內成為唯一一個公開、半公開存在的非營利、非政府、非政治的作家、知識分子的獨立組織，成員跨越海內外，促進表達自由，構築公民社會，產生重大影響。本書也收入劉曉波他的筆會同仁的文章，難得地展示劉曉波作為一名獨立知識分子的同時，在民主潮流不可抗拒的時代氛圍中，作為一位中國的NGO負責人的公共形象。

本書的獨特價值體現在：朋友們近距離地記錄了劉曉波的人生軌跡，學者們有深度地分析了其精神思想的演變和超越，民主活動家前瞻性地探討了他的政治社會活動的歷史影響。

本書除【序言】和【結語】外，共分【鐘聲響起】、【曉波流變】、【精神之道】、【憲章邉印俊ⅰ咀凡ㄖ饎ⅰ俊ⅰ久破曉】六部分。

【曉波流變】包含獲獎之前有關劉曉波生平以及思想人格發展背景的文章

【精神之道】包含八九天安門事件時劉曉波的代表文章以及導致其獲刑文章及自辯詞

本書由陳奎德（《縱覽中國》主編、獨立中文筆會前副會長）、夏明（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主編。

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将于下月10日在挪威举行，但谁人将代表身在狱中的刘晓波抵场领奖，包括领取1000万瑞典克朗（约1176万港元）奖金，至今仍是未知之数。刘晓波弟弟刘晓暄早前在广州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无论谁人领奖，哥哥已经交代过，和平奖的奖金「一定要公用，不能私用」。

刘晓暄并说，目前所有亲戚都遭到当局的「三不」警告﹕不得接受外国机构访问，不得接受传媒采访，不得前往挪威领奖。他称，自己已经习惯这种生活，「自六四以来就没有停过」。

现年53岁的刘晓暄比刘晓波小约两岁，是家中第四子，也是兄弟之中与刘晓波关系最好的一个。他们全家都在上周分别收到警告，不得接受外国机构访问，不得接受传媒采访，不得前往挪威领奖。

刘晓暄现时是广东工业大学教授，学校保卫处领导约他谈话，特意问他「听说你要去领奖？是不是真的？」他表示不会去，并说早前有海外传媒报道他「有意」领奖只是误传。

刘晓暄说，觉得自己一家人都天生「脑后有反骨」，家中长辈因「文革」中被划为「地主」而被迫下乡接受「劳动改造」，学校停课，当年还是10多岁的刘晓波和刘晓暄处于「无王管」状态，每天一起到处玩，恢复高考制度后，二人又一同考大学，刘晓波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刘晓暄则考入大连理工大学。

去年12月23日，刘晓波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审，其妻刘霞都不准进入，刘晓暄是唯一获准入场旁听的亲属。他說，當時庭上坐的都是80後年輕人，「他們對六四事件懂個什東西？」，一看便知是特意安排。

今年10月，劉曉波獲諾獎的消息傳來，不少同事、研究生都向劉曉暄祝賀，更笑稱他有一個「世界名人」哥哥，劉曉暄也在本科生課堂上提及此事，有學生特意來問他，政府似乎對劉曉波獲獎不滿，問他的看法，劉曉暄又嘆一口氣說，現在的學生與八九時不同，「什都不懂」，他再也不會在課堂上講述民摺�

刘晓暄特别透过本报表示，感谢外界向来对他哥哥的事的关心，特别是给传媒「添了不少麻烦」。他表示，他们一家人已不可能出国领奖，而无论谁人代为领取，「哥哥已经交代过，诺贝尔和平奖的奖金一定要公用，不能私用，每当我想到这里，都被深深感动」。刘晓暄说到这里，眼圈已经发红。

近日新華社等官方傳媒大量發表批判劉曉波的文章，劉曉暄回應說，其中很多內容是造，「什劉曉波痛哭流涕去認錯，都是假的」。但他表示不会写文章反驳，因为「没有用」。不过，如果当局以为这样可以控制舆论，「那是脑子进水」。

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秘书长伦德斯塔德说，颁发给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的和平奖有可能成为“历史上最重要”的诺贝尔和平奖之一。

伦德斯塔德说，由于中国政府的立场，刘晓波可能将成为过去100多年以来不能亲自前来、不能派代表来领奖的第一人。

伦德斯塔德在奥斯陆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说，刘晓波的和平奖也许会成为诺贝尔委员会历史上颁发的最重要的奖项之一。

伦德斯塔德的办公室墙上，贴满了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照片。其中包括反纳粹人士奥西茨基、前苏联异议人士萨哈罗夫、前南非大主教图图、前南非领导人曼德拉等。

伦德斯塔德说，诺贝尔委员会关注过纳粹德国、南非、缅甸、伊朗等问题，对中国也不会例外。

今年的颁奖仪式将于12月10日举行，但是刘晓波目前仍在监狱中服刑，他的妻子刘霞行动自由受到当局限制，刘晓波的两个兄弟也不清楚自己是否能够离开中国。

伦德斯塔德表示，颁奖仪式将如期举行，但是很有可能在当日不颁发奖章、证书，而是在以后的日期再发。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Nobel Committee）具影响力的执行秘书伦德斯塔（Geir Lundestad）今天表示，今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遭监禁的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可能在历史上流传后世，成为历来“颁出的影响最重大和平奖之一”。

伦德斯塔又说，由于北京立场强硬，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不但本人无法到奥斯陆领奖，也无法请代表代领，恐怕又将创下诺贝尔奖上百年历史的唯一例子。

他在奥斯陆的诺贝尔协会（Nobel Institute）接受访问时说：“这可能是诺贝尔委员会历史上颁出的影响最重大和平奖之一。”

伦德斯塔解释说：“就许多方面而言，这个奖项是个‘经典’选择，符合我们颁奖给异议人士的传统。”

他办公室的墙壁上挂了其他赢得和平奖的各国着名反对派人士肖像，包括德国反对纳粹党的和平主义者奥西艾兹基（Carl von Ossietzky），他在1935年赢得和平奖。

此外还有前苏联时代异议人士沙卡洛夫（AndreiSakharov），1975年得奖；波兰团结工联领袖华勒沙（Lech Walesa），1983年得奖；以及南非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大主教屠图（Desmond Tutu）与曼德拉（NelsonMandela），他们分别在1984和1993得奖。

伦德斯塔说：“诺贝尔委员会以往正视纳粹德国、苏联、南非、缅甸和伊朗的情况。对中国不能例外。”

由于刘晓波仍在狱中，他的妻子刘霞遭到软禁，而刘晓波的两个兄弟也不确定能够离开中国，诺贝尔委员会还没决定12月10日颁奖典礼时应由谁代为领奖。

伦德斯塔表示，无论如何，颁奖典礼将如期举行，但他承认：“当天我们很可能无法颁发奖章和奖状。”

伦德斯塔表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宣布后，“这将是这个奖第1次无法（实质）颁发出去”。

奥西艾兹基当年关在纳粹集中营，他得的奖在1936年颁发时，本人无法到奥斯陆领奖，但有1位鲜为人知的德国律师现身，代他领走了奖金。

奥西艾兹基在1938年过世前，曾于出庭时最后1次公开露面，那次开庭是为了审理律师侵占他的奖金案，那名律师被判处强迫劳动2年。

当年华勒沙因害怕出国后无法返回波兰，沙卡洛夫则是遭当局禁止前往挪威，两人都由妻子代表领奖。

1991年和平奖颁给缅甸反对派领袖和人权运动人士翁山苏姬（Aung San Suu Kyi），她和如今一样遭到软禁，由2个儿子代表到奥斯陆领奖。

随着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接近，中国官方又大动作地批判诺贝尔和平奖，并威胁各国官方代表不能参加十二月十日举行的典礼。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消息传开后，中国官方媒体大力批判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背离奖项设立初衷。尤其是《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这份民族主义立场鲜明的媒体刊出多篇批判文章。颁奖典礼即到来，中国官方「消毒」动作再度升温。

中国驻挪威大使馆发函给驻挪威的欧洲各国使馆，要求各国不得参加在奥斯陆的颁奖典礼。接着，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利用即将登场的Ｇ二○高峰会记者会，警告欧洲国家不能声援刘晓波、不要出席颁奖典礼。他语带威胁地说：「如果他们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他们就得承担相应的后果。」

对内，《人民日报》五日又在二版刊出近五千字长文〈与诺贝尔遗愿背道而驰的和平奖〉，作者郭述指出，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被挪威各党派瓜分把持不具客观性。诺贝尔和平奖「反映出西方对中国崛起的极度恐惧。」中国国力快速上升，经济强劲成长，让复苏乏力的欧美国家「心态失衡」，「不愿意看到中国这样一个强大且在许多方面非常成功的国家，拥有不同于西方的政治制度。」颁奖给刘晓波就是「发起新一轮反华浪潮」。

从十月初至今，中国官方媒体对诺贝尔和平奖的批判和郭述最近这篇基调都一致：强调中国崛起让西方不安，西方不乐见中国拥有不同政治制度，用尽各种方法让中国陷入混乱，进而失去崛起机遇。这些评论要中国民众不受到西方「阴谋」影响动摇了对国家发展的信心，就如《环球时报》十月十日一篇评论就指出：「十三亿人不断发展的未来将是铁一般的事实，终将像过去推倒西方帝国主义的封锁之墙那样，彻底抹去西方人那些带着臭味的唾沫。」

中国官方媒体对刘晓波获奖的反制透露一个矛盾心态：一方面对三十年来经济成就自豪，但又意识到这个发展模式有其脆弱之处，社会内部的矛盾扩大，政府花在「维稳」成本愈来愈高。即使如温家宝也承认：「人民对自由民主的渴望不可抗拒。」但中共在政治改革上还是不敢放手，担心因此政权土崩瓦裂。这种混杂了骄傲与缺乏自信的心态，形塑出防卫性很强的民族主义：一方面不断告诫自己要「韬光养晦」，但一遇到外界挑战又随即用情绪性语言反击。

继续维系举世仅存的集体领导威权体制，才是让中共安心的一条路。十七届五中全会之后，《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郑青原」的评论〈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政治体制改革」定调，强调要维持「政局稳定」、「高度集中」、「坚持党总揽全局」、「必须坚持走自己的路，决不能照搬西方政治体制模式，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鼎立那一套。」这篇被视为「政治局」层级的评论，粉碎了温家宝发表有关民主谈话后各界对改革的想象。

周末分享2010.11.19

附二：结石宝宝家长周雄的求助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