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分享２０１２年第１３期（６. ２２）

目 录

昂山素季：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 1

心语：昂山素季填补21年空白．各界盼刘晓波亲自领取诺奖... 7

自由亚洲：达赖喇嘛在英国宣讲包容与和平... 8

閆鼎：孔子的教育與社會的問題——在美國中文學校的一次演講... 9

东海一枭：东海微言集（30上）... 17

一平：承诺与责任——也谈柴玲的宽恕说... 30

王策：在“宽恕”与“正义”之间... 34

徐友渔：揭露警察国家的真相（附录《遭遇警察．前言》）... 38

孙乃修：国难二十三年前——我亲历的北京六三之夜、六四之晨... 43

陈翰圣：钦本立与《世界经济导报》的悲剧... 50

郭建、何曉清：歷史事實說出被沉默的聲音 ──談「天安門邉託v史與記憶」研討會... 53

艾克思：「六四」23週年異象新象... 53

北明：一九八九自由潮 (中). 54

佚名：蒋经国：以专制手段结束专制制度... 65

南方人物周刊：以诚实和良知祭奠饥荒... 75

杨继绳：大饥荒年代的城乡时滞... 101

何与怀：在历史面前，需要诚实... 105

李昌玉：放论疯狂的环江... 107

魏寒冰：爷爷的那三年... 117

周有光：我（106岁老人）的生死观... 121

余英时：重版汪精卫《双照楼诗词 藁》序（附：汪精卫诗词中的「精卫情结」    . 125

马云龙：血色记忆... 142

新头壳：法高中哲学考题．台网友：感动到想哭... 150

菲利普—摩根：热血在广场上沸腾——a song for the people of china. 152

灰陨石：《这个男人来自地球》观后... 155

祝读者朋友端午节快乐！

昂山素季：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

挪威 奥斯陆 2012年6月16日
http://www.dianlin.net/translation/aungsansuukyilecture
　　

尊敬的陛下、诸位皇家成员、社会贤达、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委员、亲爱的朋友们：

很多年前，或者说有时感觉似乎是几辈子之前，我在牛津和我的幼子亚历山大一起收听广播节目《荒岛唱片》。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节目（就我所知如今依然是），在节目中，来自各行各业的著名人物受访，要求他们谈谈如果他们被放逐到一个荒岛上，那么他们会随身携带哪八张音乐唱片，以及除了《圣经》和《莎士比亚全集》之外的一本书，和一件奢侈物品。我们俩都很喜欢这次的节目。在节目结束的时候，亚历山大问我，我是否想过自己会被邀请参加《荒岛唱片》的访谈。我回答道：“为什么不呢？”他知道一般受邀人士都是明星人物，因此他带着孩子天真的好奇心，继续问道，我认为自己会因为什么原因受到邀请。我思考片刻，回答他说：“也许是因为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然后，我们俩都开怀大笑。这样的愿景令人高兴，但几乎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

（现在我不记得当时为什么这样回答他的问题，也许是因为当时刚好读了一本诺贝尔文学奖作品，或是因为那天《荒岛唱片》的名人嘉宾刚好是一位著名作家。）

1989年，在我第一次被软禁期间，我的丈夫迈克尔·艾瑞斯在探望我时告诉我，我们的朋友约翰·费尼斯提名我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者。那次，我同样对此一笑置之。当时迈克尔似乎感到有点惊讶，但他很快明白我为何对此看得如此轻松。诺贝尔和平奖？听起来很不错，但基本上不大可能！那么当我最终真的获此殊荣之时，我是如何想的呢？我曾多次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毫无疑问，今天在此地，正是检讨诺贝尔奖对我以及和平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的最好场合。

正如我在无数次受访中所说过的，我是在某个夜晚，透过广播获悉自己获奖的消息的。当时这个消息并没有让我感到惊讶。因为在此之前的数星期内，已有好多次新闻报道提到我是最有希望获得该奖的候选人之一。在撰写今天的演讲稿的时候，我努力回忆当时自己对获奖消息的最直接的反应是什么。我想，其实我不太确定，当时我的反应似乎是：“噢，他们决定把这个奖给我了”。当时并不觉得这是真的，因为那时在某种意义上，我甚至并不觉得自己的存在本身是真实的。

在我遭受软禁期间，我感觉自己似乎不再是真实世界的一部分。我所住的房子就是我的整个世界，但他人的世界同样并不自由，他们所共同生活的世界就像是一个更大的监狱。在此之外，则是一个更大的自由的世界。这些不同的世界，似乎每个都是这个冷漠宇宙的不同星球，运转在各自彼此不相连的轨道上。而诺贝尔和平奖所带来的，是再一次将我与软禁区域之外的世界的人们连接起来，从而使我重获一种现实感。当然，这一切并不是即刻发生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更多关于这次授奖决定的反应的新闻报道，透过过电波纷至沓来，那时我才开始理解和平奖的重大意义。它使我再次变得真实；它将我再次拉回到更为广大的人类共同体之中。更为重要的是，诺贝尔平奖把全世界的目光引向缅甸民主和人权斗争的事业。我们不会被世界遗忘。

法谚有云，分别意味着我们的一部分死亡了。被遗忘同样意味着我们的一部分死亡了。它意味着失去与周遭人类世界的联系。在我最近访问泰国的时候，许多在当地务工和避难的缅甸人对我大声呼喊：“不要忘记我们！”他们实际是在说：“不要忘记我们的苦难，不要忘记尽你所能帮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同样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诺委会授予我和平奖的时候，实际上他们是在向这个世界表明，那些遭受压迫和孤立的缅甸人民同样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他们同样是在向这个世界宣称，我们拥有普世的人性。因此对我个人来说，获此殊荣意味着我对民主和人权的关注超越了国界。诺贝尔和平奖在我的内心打开了一扇门。

缅甸文化中的和平概念，可以被解释为一种因为消除了那些会破坏和谐和有益事物的要素而带来的幸福感。nyein-chan这个词在字面上的意义可以被理解为紧随火焰熄灭之后而来的令人愉悦的清凉之感。苦难和冲突的火焰正肆虐整个世界。在我的祖国，仇恨在最北部地区远未停息；在西部地区，就在我此次出访前几天，导致纵火和谋杀的不同社区之间的暴力冲突仍在发生。关于其他地区暴行的新闻充斥我们的世界。关于饥饿、疾病、流离失所、失业、贫困、不公正、歧视、偏见、压制异见的报道时有所闻，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的日常遭遇的一部分。一切地方都存在破坏和平基础的消极因素。一切地方都可以发现对创造世界和谐和福祉之对话必不可少的物质和人力资源的无谓浪费。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了令人恐惧的对青春和才智的浪费，对我们这个世界的积极力量的残忍毁灭。那个时代的诗歌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因为当我第一次读到这些诗歌的时候，我与那些面临含苞待放却即刻就要枯萎的人生前景的青年们处于相仿的年纪。一位参与法国外籍兵团作战的美国士兵，在1916年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之前，他这样写道，他即将面对自己的死亡，“在某个争斗的要塞”，“在某个瘢痕累累的激战的山坡上”，或是“在大火纷飞的小镇的午夜时分”。青春、爱和生命，为了夺取无名的、不会被人铭记的地方而作无谓的战斗，永远地凋谢、毁灭。这样的牺牲意义何在？一个世纪以来，我们依然需要为此找到令人满意的回答。

即便是不那么暴力的层次上，难道我们就不应当为我们自己在关涉到我们的未来和人性的问题上所采取的轻率和无远见的立场和行为而感到罪恶吗？战争并不是唯一毁灭和平希望的方式。只要人类所遭受的苦难被漠视，那里就埋下了冲突的种子，因为苦难使人沮丧、积累仇恨和愤怒。

生活在与世隔绝状态中的一个积极方面，是我因此有非常充裕的时间来反复思考我这一生所知和所接受的一些词语和概念。作为一个佛教徒，我在自己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听说了dukha(苦)这个概念，字面上可以理解为苦难、痛苦。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周围的人，无论是年老的还是不那么年老的，当他们遭受身体上的疼痛的时候，或遭遇一些人烦恼的小事的时候，他们大多会抱怨“痛苦，痛苦”。但是，只有在处于软禁状态的时候，我才开始真正的思考六种苦难的本质。这包括：被欺骗、衰老、生病、死亡、与所爱的人别离、被迫与所厌恶之人共存。我仔细考察了这六种痛苦，这种考察并不是宗教意义上的考察，而是日常生活意义上的考察。如果痛苦是我们的存在中不可避免地一部分，那么我们就应当以切实可行的、世俗的方式来尽最大可能地减轻这些痛苦。我仔细研究了产前和产后瑜伽练习项目的效果以及母亲和幼儿护理问题；为老年人提供的设施服务问题；内容广泛的保健服务；以及具有同情心的护理和收容所问题。我尤其对最后这两种痛苦具有好奇心：与所爱的人分离以及与所厌恶的人共存。是什么样的生活经历使得佛祖将这两种痛苦状况放入人类所遭受的最大痛苦之列呢？我所想到的是囚犯和难民、流动工人和人口贩卖的受害者，以及流离失所的无根的人民，所有这些人都被迫与他们的家园、家人和朋友分离，被迫生活在不总是那么友好的陌生人之中。

我们很幸运地生活在社会福利和人道援助不仅被视为是所需的且是必需的时代。我自己很幸运地生活在这样一个良心犯的命运被一切人所关切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民主和人权被广泛（即便不是得到普世的认同）视为一切人天生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在软禁期间，我曾经常从《世界人权宣言》序言中我所喜欢的段落中汲取力量：

鉴于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 世界人权宣言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

鉴于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权受法治的保护……

如果有人问我为何投身于缅甸的人权事业，上述引文就是我的回答。如果有人问我为何投身缅甸的民主事业，那是因为我相信民主制度及其实践是人权的基本保障。

在过去的一年中，种种迹象显示那些笃信民主和人权的人们的努力开始在缅甸开花结果。情况正向积极方向扭转；当局采取了一系列的民主化举措。如果说我的乐观态度是审慎的话，那不是因为我对未来没有信心，而是因为我不想鼓励盲信。没有对未来的信念，没有这样的信念——民主价值和基本人权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在我们的社会中是完全可能实现的，那么，我们的事业就不可能在过去的这些艰苦岁月里得以保持至今。我们中的一些斗士在他们的岗位上倒下，一些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中最核心的一群依然保持着强有力的信念和使命感。我时常想起过去的这些年，许多人在最艰苦的环境下依然忠贞不渝，这样的坚持令我感叹不已。他们对我们事业的信念不是盲目的，而是建立在对自身的坚毅力量的明智的判断以及对人民智慧的深刻尊重的基础之上的。

正是由于我国近期发生的一些变化，我才能有机会今天在此与诸位共聚一堂。而这些变化之所以发生，正是因为有你们，以及其他热爱自由和正义的人们，努力推动国际社会意识到我们的处境。在提到我的祖国之前，请允许我为我们的良心犯说几句话。在缅甸，依然有许多这样的良心犯。有人担心，因为最著名的被软禁者已被释放，其他的人，那些不知名的人士，将会被遗忘。我今天站在这里，正是因为我曾经是一位良心犯。当你们看到我，听我发表演讲之时，我恳请诸君记住常被人说起的一段至理名言：良心犯一个都嫌多。那些尚在囹圄中的人们，那些在我国尚不能获得正义权利的人们，远远不止是一个。请记住他们，并竭尽你们所能尽早促成他们的无条件释放。

缅甸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对国家未来的信念只能建立在真正的团结的精神之上。自从我们1948年获得主权独立以来，整个国家从来没有一刻处于真正的和平之中。我们没能建立起基本的信任和谅解，以此来消除导致冲突的原因。从1990年代早期到2010年，停火协议极大地增加了人们对国家和平的希望。但2010年这些协议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被彻底打破。一个没有经过审慎考量的做法，就足够彻底毁灭长期以来达成的停火协议。最近几个月，政府和少数民族武装之间的谈判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我们希望，停火协议能够带来以人民意愿和统一精神为基础的政治和解。

我的政党——全国民主联盟，以及我本人已经做好准备，并且愿意在全国和解的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吴登盛总统领导的政府所采取的改革措施，只有在与国内各派力量（军方、各民族、政党、媒体、公民社会组织、商界、以及最重要的——公众）合作的前提下，才能持续下去。我们认为，改革只有在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以及在此方面国际社会能够发挥关键作用的情况下，才能算是有效的改革。发展和人道援助，双边协定和投资，应当加以协调和调整，以确保这些措施能够促进平衡的和可持续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增长。我国的发展潜力巨大。这些潜力应当得到支持，并进一步发展，目的不只是为了创造一个更加繁荣的社会，同样是一个人民能够在和平、安全和自由中安居乐业的更加和谐、民主的社会。

世界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任何地方存在损害积极力量的负面力量，我们所有的人都生活在风险之中。也许有人对是否能够彻底消除所有的负面力量表示怀疑。对此的回答很简单：“当然不能！”人性在本质上就包含了积极的和负面的方面。但是，同样在人性之中，人类有能力努力巩固积极要素，同时将负面要素最小化或使之中性化。实现世界的完全和平是一个难以企及的梦。但是，这应当是我们矢志不渝的目标，我们的双目应坚定地锁定这个目标，正有如荒漠中的旅人双眼凝视那可以引导他走向救赎之路的星辰一般。即便我们不能实现完全的世界和平，因为这个世界并不存在完美的和平，但一般的追求和平的努力行动，也将通过信任和友谊把不同的人们和国家联合起来，从而使得我们的人类大家庭变得更加安全和友好。

我使用了“更加友好”一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甚至可以说是经过了许多年的思考。在各种不同的表达美好之意的词汇（我要说的是这些词汇并不是特别多）中，我发现最美好的、最珍贵的，就是我从友好的价值中所了解的东西。对人友好或与人为善，就意味着带着敏感和人性的温暖来对他们的希望和需求做出回应。即便是最简单的友好接触，也能在一颗沉重的心中点燃希望之光。友好之意能够改变人们的生活。挪威在此方面是一个典范的例子：为世界上流离失所的人们提供庇护，为那些在其母国失去安全和自由港湾的人们提供避难所。

难民遍布世界各地。在泰国Maela难民营的时候，我遇见一群勇于献身的人，他们努力奋斗，目的是要尽最大可能减轻那些难民所遭受的生活艰辛。他们提到对“捐助匮乏”的担忧，这同时也可以被理解为是“同情心匮乏”。“捐助匮乏”最直接的体现是资金的减少。而“同情心匮乏”则不那么直接的表现为关心的减少。一个是果，一个是因。我们能够容忍同情心匮乏吗？满足难民需求的代价，难道比让一只冷漠的（如果不是完全无视的）眼睛看到他们的痛苦所要付出的代价更大吗？我在此呼吁全世界的捐助者们，帮助这些处于流离状态的人们实现他们的需求，对这些人来说，他们寻求避难的努力似乎是没有任何希望的。

在Maela难民营，我与不少难民营所在的Tak省的泰国政府官员进行了富有意义的谈话。他们向我介绍了难民营中更加严重的一些问题：丛林法则的侵犯、非法毒品使用、自酿的烈性酒、控制疟疾、肺结核、登革热病以及霍乱问题。管理当局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与难民自身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一样是合情合理的。在解决与其责任相关的困难方面，接受难民的国家同样应该得到关注和实际的帮助。

我们的终极目标应当是创造一个不受流离、无家可归和没有希望之苦的世界，一个任何一个角落都应当成为能够让自由自在、安居乐业的人民居住的庇护之地的世界。能够增进积极有益事物的每个想法、每个词语、每个行动，都是对世界和平的贡献。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作出这样的贡献。让我们携手努力，创造一个人人都能够安然入睡、快乐醒来的和平世界。

诺委会在1991年10月14日的颁奖声明最后提到：“将诺贝尔和平奖……颁给昂山素季，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希望向这位女性的不懈努力表达敬意，同时也向全世界通过和平手段为民主、人权和民族和解而奋斗的人们表达支持”。当我加入缅甸民主运动之时，我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会获得任何奖项或者殊荣。我们为之奋斗的最大的奖赏，是一个自由的、安全的、正义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我们的人民得以实现他们全部的潜能。荣誉在于我们的勇气和不竭的努力。历史给予了我们这样的机遇，使我们能够为我们所坚信的事业贡献最美好的一切。诺贝尔委员会选择向我表达敬意的时候，我凭借自己的自由意志所选择的这条道路就变得不再那么孤独了。因此，我必须感谢委员会，挪威人民，以及全世界所有支持我的人们，通过他们的支持，我更加鉴定了对我们所共同追求的和平的信念。谢谢你们。

心语：昂山素季填补21年空白．各界盼刘晓波亲自领取诺奖

〔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2012-06-17的采访报道〕缅甸异议人士昂山素季21年之后亲自到挪威领取当年获得的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委员会主席期盼刘晓波能亲自领奖。中国拒发签证给前挪威首相邦德维克。

今年67岁的缅甸反对党领袖昂山素季周六在挪威奥斯陆领取她在1991年获得的的诺贝尔和平奖，而这是她被缅甸军政府解除软禁之后首次再次登上欧洲大陆。昂山素季此程共对欧洲开展17天的访问行程，她领奖后表示感谢西方国家对缅甸的民主事业贡献力量，并说““最重要的一点是，诺贝尔奖使得国际社会意识到缅甸对民主及人权的追求，我们并不会被世界遗忘。”

昂山素季1945年生于缅甸仰光，是缅甸提倡非暴力的民主政治家，1990年她带领民主联盟赢得大选，却遭军政府打压，之后她被软禁在家中，直到2010年底才被释放。

昂山素季21年之后补领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在中国官方虽然没有报道此事，但不少网络媒体都有提及，微博中也有不少民众关注她的消息，有的网民认为，和平奖经过21年，意义或许变得更大。

昂山素季说：一个良心犯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太多了，许多中国网民对此感到感伤。因为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异见人士持不同政见者遭到打压。

在美国的北京作家余杰告诉本台记者：这十年，特别是近五年来，中国情况持续恶化，中国那么多良心犯还有很多倍判重刑。其中还有很多没有被外界注意到的比如刘贤斌，贵州的陈西等，他们都被判非常长的刑期，我们一方面需要对他们家人更多的帮助，另一方面我们要打破对改革的幻想，特别是从年初薄熙来案，无论是西方媒体，政界，还有国内的民众对他们重新抱有希望，如果他们不能被释放，这个就是一个非常虚幻的事。我十分认同刘晓波说的，中国未来在民间。

在中国也有一位与昂山素季相同命运的人士，北京学者刘晓波2008年因为发起《零八宪章》连署活动，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获刑11年，诺贝尔委员会主席贾格兰德（Thorbjorn Jagland）在这次补发给昂山素季诺奖期间也表示“我们希望刘晓波不必象她一样，等了那么久才能到奥斯陆来。”他表示“无法亲自到奥斯陆来领奖的得奖人，仍在历史取得一席之地。”

四川作家冉云飞向本台表示许多人认为刘晓波情况会比昂山素季乐观，但现实情况未必如此：虽然对这个国家不要那么悲观，但是也不能对这个国家太乐观，没有无中生有的事情，昂山素季是不会那么快的，说白，中国的前赴后继一点都不比缅甸差，刘晓波就象昂山素季，一个国家要变化，不仅仅是反对派的动作。

刘晓波2010年被诺贝尔奖主办方授予和平奖，此后中挪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国不断加强对挪威产品的进口限制。挪威前首相邦德维克原计划本周到中国参加“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的会议，但是上周五他接到签证被拒签的消息。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网》2012-06-17；www.rfa.org/mandarin/〕

自由亚洲：达赖喇嘛在英国宣讲包容与和平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2012-06-17的采访报道〕藏传佛教领袖达赖喇嘛16号展开在英国为期一周的系列演讲。达赖喇嘛当天演讲和谈话的话题包括：变化、幸福、包容与和平。

达赖喇嘛16号在英国曼彻斯特演讲的题目是《站起来，拥抱变化》。担任这次演讲会的主持人拉塞尔．布兰德（Russell Brand）是演艺界名人，生活方式带有享乐主义色彩。然而，面对媒体和听众，达赖喇嘛与布兰德的笑谈和对话却十分融洽，这引起了一些媒体的愉悦和惊讶。

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华人事务负责人贡嘎扎西表示，作为主讲人的达赖喇嘛与作为主持人的布兰德尽管个人风格各异，却是很好的搭档；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达赖喇嘛对人以同仁视之：

　　“布兰德是一个喜剧演员，达赖喇嘛尊者是一个推动和平的使

　　者。从个性上看完全不一样，但是为什么他们合作的那么愉快和

　　成功呢？主要原因是因为达赖喇嘛对人是一视同仁，不管是喜剧

　　演员、佛教徒或者是基督徒，他认为人都是愿意快乐，不愿意痛

　　苦。所以达赖喇嘛不管在任何地方，商界、政界或者社会上的人

　　跟他来往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愉快。达赖喇嘛的特点就在

　　这里，因为他认为人都是平等的，人的个性虽然不同，但是我们

　　对待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尊重他人，因为他人的想法就算

　　你不同意，但是也必须要尊重他人的意见。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搭

　　配非常好。”

贡嘎扎西说，达赖喇嘛把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相信年青人代表着未来；他日前把所得邓普顿奖金的大部捐给一个儿童基金会就是明证：

　　“达赖喇嘛不管是这一次，或者是在任何一个地方，达赖喇嘛一

　　再认为将来的这个世界是属于年轻一代，所以现在象达赖喇嘛这

　　个年龄的人是属于20世纪的人，有一天必须要离开这个世界，这

　　是谁也改变不了的。所以达赖喇嘛这次在英国接受邓普顿奖的时

　　候，他把奖金中的大部分奖金捐给一个儿童基金会。当时他在演

　　讲的时候也再强调为什么要捐给儿童基金会呢？因为将来的那个

　　世界属于儿童的。现在年轻一代属于将来的。所以达赖喇嘛为什

　　么一再向各大专院校做演讲呢？因为大专院校里就读的那些年轻

　　一代是将来世界的主人。所以在他们的思想中必须要给他们解释

　　清楚人类的普世价值，达赖喇嘛认为‘我们是快要说再见的人

　　了，将来你们年轻一代是未来世界的主人’。所以达赖喇嘛这句

　　话非常感动世界各地的很多人。”

达赖喇嘛与布兰德有一段对话，从一个层面去看，谈的是个人的起居习惯，从另外一个层面看，却触及对不同习惯的包容精神。达赖喇嘛说：“白天是工作的时间，夜间是睡眠的时间，但是你完全可以作让自己感到幸福的事情。”对此，习惯于夜生活的布兰德回答说，“谢谢您认可我的生活风格”。对此，评论家刘念春表示，达赖喇嘛这一谈话可谓微言大义。刘念春说，包容是中国文化的特点，有了包容，就有一个和平的世界：

　　“达赖喇嘛他信仰宽容。中国实际上在信仰方面一直很宽容，因

　　为佛教本身是外来的，它本身并不是中国本土的，道教是中国本

　　土的，佛教是从印度传到中国的，可是在中国生根发芽，而且中

　　国佛教的深厚性还超过了道教，这证明中国在信仰方面不是单一

　　的，是包容性的。这种包容性对世界来说是非常好的，因为世界

　　和平就是取决于包容性，因为宗教现在有伊斯兰教、佛教、还有

　　基督教。信仰的方式都不一样，这就必须有一种包容。不包容的

　　话就会引起战争。现在战争和以前不一样，以前是冷兵器，所以

　　对地球造成的伤害不会特别大。现在不一样，现在如果要发生战

　　争，可能就引发核战争。核战争对地球是灾难性的，对人类也是

　　灾难性的，核武器带来灾难。象日本这么两颗小的原子弹，可是

　　对日本造成的伤害是深远的。现在核武器的当量（容量）比那时

　　的先进程度要大得多。所以要爆发世界大战，那就是人类文明的

　　结束。你有包容，那就象达赖喇嘛说的，实际就是走向和平。”

法新社说，尽管达赖喇嘛所呼吁的是西藏自治而不是西藏独立，北京却一再指责他试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并对各国领袖施加压力，不让他们与达赖喇嘛会晤。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网》2012-06-17；www.rfa.org/mandarin/〕

閆鼎：孔子的教育與社會的問題——在美國中文學校的一次演講

北明按：友人閆鼎，我曾經在這裡介紹過：“美籍台灣外省人，國軍將門之後。祖輩在大陸生息，祖墳被大陸所平。心如赤子依舊關注大陸，但是他台灣眼睛總被大陸風沙所迷，他的文化教養在大陸六十年荒漠中找不到認同……”。我不知道是不是台灣人都有很深的國學功底，不過中國傳統文化六十多年在淪陷之地被犁庭掃穴之後，都到台灣去了卻是真的。連海外的中國城，如果是台灣人建的，都充滿親切的故鄉氣。連芝加哥那個黑手黨雲集的城市，中國城的牌樓上，也寫著四個大字：“禮義廉恥”，正體字，從左向右看（另一邊也是四個大字“天下為公”，也是正體字向右看，城裡所有門臉招牌都是正體字），遠遠一望便知道到了我們陌生的故園了。龍應台那後來被網管一再刪除的北大演講，一上來就講什麼是禮義廉恥，還引用管仲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思維不張，國乃滅亡。又引顧炎武說：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為要。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理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正是今日中國之寫照。我們五•四以來一直打砸批判的家國傳統、人文精神，今日早已蕩然無存，瓦釜雷鳴之下，幾人能辨暮鼓晨鐘？今日再將閆鼎一篇有關傳統文化的文字貼上，不招喜歡快餐的侃爺們心煩，只願耐得寂寞、思考問題的人細嚼慢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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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自台灣，祖籍河南伊川……首先，我得在此聲明，我不具備跟各位演講的資格。我是純粹來這裡跟各位報告，我個人有關孔孟文化的經驗與心得。這個心得，充其量只是一些零星的點，沒有連貫有系統的線，更無旁徵博引、融會貫通的面。既然學無專精，為什麼還敢來這裡野人獻曝呢?理由很簡單。我這樣想，如果我能引起那怕是只有一位聽眾對中華文化的興趣，那也就不虛此行了。所以就硬著頭皮、厚者臉皮來到大家面前。若有辭不達意，或準備不週之處，先請各位原諒。


韓愈師說: 師者 傳道、授業、解惑也 

    於人的一生中，知識與技術的教育，是不虞匱乏的。於科學昌明、資訊豐富、交換傳播無遠弗屆的今日，傳授知識，是最不需要擔心的!而人最最欠缺的，不是知識，而是一個正確與健康的”人生觀”，這種人生觀是利己利人，可以終身奉行不悖、生死以之的!
    既然我們要講孔子，那麼我們就將標準提高一點來說。其實，在座各位中文學校老師現在所做的事，充其量，只是過去老師的三分之一不到:
　　而我們現在老師所做的，最多也只有授業:授知識、授技能的課業。這些，我個人認為，都沒有比”傳道”來得重要。可惜，現在老師已經不"傳道"、不"解惑"了。
　　甚麼是傳道? 傳甚麼道? "道"，其實一點也不難解釋，就是"人生觀"，"行為與價值的標準"。在孔子而言，這種標準，是生死以之，終生奉行不悖的，就是孔子首創的，也是幾千年來影響忠臣孝子 仕人儒者所稟持的:"士"的精神，是最終的目標、道德的底限!
　　那麼，古人的"道"又是什麼呢?

士不可不弘毅，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宋儒張載) 

　　以上這些，似乎口氣太大了、目標太遠了?! 那我們不妨來看看，根據孔子儒家所說的，是否能夠對於發生在我們身邊，社會與生活上所面臨的問題，提供一個必須與相對可行的價值與人生觀?!

一: 見聞與啟發

　　不知道是因為年紀的關係還是吃得太飽了，最近常常想到文化與哲學的問題。也因為每年都去大陸一趟探望在浙江定居的父親與弟弟，見聞與經驗都有一些。自然一有機會就會拿台灣、美國與大陸出來做比較。這包括生活在其間的人事與物，與形而上的價值與思想取向，及其反映出的，行為模式與社會問題。
　　我是學科學，不是學文史的，但是從小父親就教背三字經。稍長，背詩詞、古文觀止、論語孟子，我現能背誦的論孟與古文詞章，大多是在這時期努力的成果。當時對於孔孟的思想，其實是與現在許多人的想法是相同的:"八股、封建、落伍、不合時宜。。。"。 這種想法，到了近幾年有了很大的轉變，而我在美國與大陸讓我驚訝與痛心的一些見聞，更加深了我這種想法:
　　不容諱言的，社會上普遍的現象是: 只要在稍有能顯示身份高低的場合，自以為在上者絕不會放棄表現”老氣橫秋”的機會。自以為不如人者，也必定以唯唯諾諾來表示自己的低賤。這些，小自職員工友、上至高官權貴，都能碰到例子。
　　比如在食肆中，顧客對侍者大呼小叫，好似喚狗，而侍者也唾面自乾，甘之如貽，就是一個例子
還有，在川震時，有一個志願工不小心把消毒藥水灑在來視察的衛生官員腳上，那官員二話不說，就給那年青人一個耳光 
　　這些事情，反應出一個嚴重的問題，人與人缺乏最起碼的尊重。在美國，連總統都不能也不敢搧任何人耳光，更何況是芝麻綠豆屁大點官，在這兒，請原諒我不客氣的說(也許是我的偏見，沒有貶低的惡意)，大陸發生的事情似乎更荒唐、更希奇古怪些；為惡之徒，手段好像更狠辣冷血些；國人世膾得比較明顯、自私得比較理直氣壯些；道德欠缺、是非薄弱得比較臉不紅些；為利是圖、不擇手段得比較徹底些。 
　　國者，人之積;人者，心之器: 有意或無意識的所言所行，就反射出所蘊含的文化底蘊。而社會問題與價值標準，也藉著大多數人的言行顯現出來，我認為，確確實實是問題的癥結之所在:“文化”!
　　在回程的路上，我想起了子貢問孔子的話: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孔子也說: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這兩句話，重重地把我打醒 -- 富者為富不仁，貧者不能安貧樂道，乃至於唾面自乾趨炎附勢，不就是社會道德敗壞、待人接物無禮、趨利如水走下的癥結之所再?
　　孔子以文武周公的道統為終身奉行與追尋的目標，拳拳服膺。他說即使有像周公如此才德的聖人，”使驕且吝”，其它就不用談了，就一無是處了! 換句話說，一個人連最起碼的待人處事的態度都有缺陷，則再多的勳業成就、再好的文采武功，都成溢美之詞，都是欺世盜名，這是士所不能接受的行為。證之於今日，豈不悲哉! 豈不信然?
　　(註:周公旦，姓姬，名旦，西周政治家。因采邑在周，称为周公，因諡號為文，又稱為周文公。周武王之弟，亦称叔旦。武王死后，其子成王年幼，由他摄政当国。周公曾提出「敬德保民」，制禮作樂，建立典章制度。其言論見於《尚書》諸篇，如《金縢》、《無逸》等。周公對易經創作也有貢獻。周公受孔子推崇，被儒家尊為聖人。周公思想對儒家的形成起了奠基性的作用，漢代儒家將周公、孔子並稱。)
　　我想先談談孔子。孔子詳細的生平、思想資料，各位都能從網路與書籍裡找到充份與深入的資料，我在此只做一個提綱挈領的簡介。

二: 何謂中國人

　　在座的各位，即使是擁有美國籍，我想都認為自己仍是"中國人"。那麼我們怎麼界定一個"廣義"的中國人呢? 我想，若依"地域"而言，離鄉背井的中國人都已不在出生的土地上了。若依血源來分，則父母都是中國人的第二三代，乃至以後，可能都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了。所以，最能代表一個所謂的中國人，乃是"文化"。所以有一句話”要亡一個國家，就先亡其文化”。只要文化不亡，那麼這個國家就一定能夠復興。 
　　可是問題來了。什麼是文化? 古今中外，解釋有許許多多。我綜合各家的說法，做一個簡單的解釋:一群人的"集體性"生活，"延續性"的累積，包括文字、語言、政治、經濟、宗教、藝術、科學、思想、倫理、道德、生活習慣等等。重點在有承先啟後的延續與共通性。這種形成的共識，雖沒強制力，卻有一定的影響力與約制力。
　　下一個問題又來了，什麼是中華文化? 中華文化如江海納百川，諸子百家的學說與思想，瑰麗紛承。但不容諱言的，以孔子為中心的儒家，影響了中國兩千多年，若不是中華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部份，也是極重要的一部份。在外國人眼中，說到中華文化，儒家與道家絕對是首先被提及的。所以做一個中國人，尤其在生活與思想無所適從的海外的中國人，在接受西方霸道與宗教的思想不甘心、而對自己的東西也沒信心的情況下，不應該不對文化中精華的孔子思想多做瞭解(見拙作:也談種族歧視 與 民族自尊)。

三: 孔子說什麼 

　　孔子的學說，絕非食古不化、不合時宜、枯燥無味、老掉牙的東西。如果你願意靜下心來仔細想想，裡面的道理，兩千年前的話，絕大部份，至今仍俱時代的意義，所謂的:俟諸百代而不悖、放諸四海而皆準。 像如此顛撲不破萬古常新的思想，就讓人不得不佩服孔子的先見與洞察人生、儒家與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了。
　　孔子的思想與理論包羅萬項，從人的底層的自省自覺，到君王為政的準則，都在其中。比方說: 北宋著名"半部論語治天下"的政治家宰相趙普，爲趙匡胤出謩澆撸�趙匡胤黃袍加身做了皇帝，趙普又輔佐宋太祖東征西討，統一了全國。後來趙普病逝，家人打開他的書篋，裏面果真只有一部《論語》。 
　　孔子教化學生，簡單的說，是教導一種"內聖外王"的思想--"內省不疚、問心無愧、不憂不懼"。 "格致照�"之後，"修齊治平"(大學)，“立德、立功、立言”– 德行為第一，其次才是功勳，最後是著書立說， 孔子一生以能承襲先王，上自堯舜禹湯 文王(幽而演易經，又說伏羲) 周公(制禮作樂)的王者的道統為職志。
　　精確地說法，孔曰成仁、孟云取義，"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什麼是仁? "仁者人也"，舉凡做為一個人的言行舉止，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合乎中道，都包括在內。於內:不棄暗室、內省不疚、無憂無懼，於外:反躬自省、為人种液�? 與朋友交信乎? 傳習乎?
　　以"禮"為所有行為的規範與準則。什麼是禮? "克己復禮為仁"，"君子 義以為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狹義的說，是周公"禮記"中所規範的準則，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謂: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五倫) 。廣義的說，是舉凡一切關於人的行為規範，是一種’形於內發於外’的一種規規矩矩態度:"非禮 勿視 勿聽 勿言 勿動"。 
　　在以仁為核心以禮為準則下的言行與修養的範圍很廣，比如說 六經(詩 書 易 禮 樂 春秋) 、六藝(禮 樂 射 弋 書 術) 、文行忠信、恭寬信敏慧、智信仁勇嚴、孝悌忠信……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名，就是何乎禮的規範的一切'關係')

四：孔子的教育

　　如前所言，是一種人格養成教育! 它不是科學教育，卻絕對有科學的精神;不是經濟學教育，也不是教人如何買股票掷�的教育，但卻是一切教育裡最基礎的教育。"價值"教育的重要性，遠遠勝過於經濟、科學、政治。如果一個人的人格有嚴重的缺陷，則一切其它的成就，都是徒勞無功，培養出來的，不過是一群科學怪人、嗜血商人、貪官、暴君。甚者學問知識越高、權力越大，對社會國家為害越巨，像陳水扁，像布希。所以論語在頭一章第二句就說了: 

"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弟子入則孝， 出則悌，僅而信，泛愛眾， 而親仁， 行有餘力， 則以學文"

　　這就是人文教育最基礎的要求。
　　所以，有人將中國科學積弱不振的原因，或是政治上封建獨裁的思想，都歸罪於儒家與孔子的思想，是一個極不公平、極大的誤解。為中國培養身心建全，仁民愛物的人才，才是儒家真正的目標。人文教育與科學教育兩者是不相衝突的。而且孔子孟子的教育，是民本的教育，"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就是最好的例子。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只注重儒家四書的教育而貶抑其它流派的思想與術業的發展，可能是矯枉過正、失之偏跛的做法，甚者刻意利用儒學為中心的八股與科舉來鉗制讀書人的思想，可能是當政者有意的安排。但這些，皆非儒家思想，非孔子之罪也!
　　孔子教學的方法，不是嚴肅死板、一成不變、枯燥乏味的。孔子跟學生的對話，是很活潑的，有時候會沒頭沒腦的丟個問題，有時會繞個圈，賣個關子。
　　有教無類，因材施教: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
   言語：宰我、子貢；
   政事：冉有、季路；
   文學：子游、子夏。
  (仲由)由也果、賜也達、求也藝。
　　恩威並重，軟硬兼施: 野哉由也！小人哉，樊須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伲　挂哉冗灯涿劇�
　　獨立思考，舉一反三: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啟發開導 循循善誘: "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憤: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口欲言而未能之貌)，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旣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註: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旣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五: 至聖先師 孔子 為何偉大?

　　以前的老師與學生間的關係，要比現在深厚太多了，所謂的"天地君親師"。因為古時候交通不便，啟蒙之前，可能在家附近的私塾找個老秀才教教。待年長之後，常常學生是離家住校的，老師的職責除了"傳道授業解惑"之外，還要照顧到學生的生活，所以有"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說法，所謂的"師父"。
　　孔子除了刪詩(詩經)書(尚書)，訂禮(禮記)樂(樂經)，修(有說著)春秋(魯國的史冊:春秋大義 亂臣僮討�) ，周遊列國十幾年，遊說諸侯，推銷他的仁的思想。雖然沒有受到任何一國國君的重用，但是他的思想卻散佈深入為政者的心裡。他的特別之處在於:

(一) 首開私人講學的風氣: 古代為貴族政治，王(天子)以下，人分五等 公侯伯子男(公五霸:齊桓公 宋襄公 秦穆公 晉文公 楚莊王)，有權者即有財產者，有知識者，所以讀書是貴族的專利。一切學校皆是官學，為貴族而設，供貴族而用，所以讀書是貴族的專利。孔子首創私人講學。  
(二) 專職教師: 孔子不做官，專職講學，是前所未有的。 
(三) 平民化的教育: 有教無類 :"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平民受教育，是破天荒的壯舉。此以降，套一句文革時的話: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從此諸子百家的思想激蕩，蔚為大觀。
(四) 發明'士'的新階級:這是一種觀念上非身份上的新階級，非官 非農 非工 非商，所謂的:
"士不可不弘毅 仁以為己任 不亦重乎 死而後已 不亦遠乎" 
"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這種觀念與氣節，幾千年來，一直影響著了中國的讀書人，忠臣孝子。 正如文天詳正氣歌所謂的:。。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其斯之謂予? 
(五) "智者": 孔子之於中國哲學，正如同"蘇格拉底"之於西方之哲學，與西臘智者"蘇格拉底"同時期，行為相似: 繼蘇後"柏拉圖"，"亞理斯多德"之發楊，蔚為西方哲學之鼻祖。孔子之後，其弟子曾參，作"孝經"，"大學"，其孫子思著"中庸"，子思的弟子孟子乃至於荀子集大成，所以，孔子之宗派，是中國哲學之正統與鼻祖，影響至千秋萬代。
(註: 曾参（前505年－前435年），字子舆，春秋末期鲁国南武城（今山東省平邑縣）人，孔子的弟子，世稱“曾子”。曾提出“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的修养方法，相传他著述有《大学》、《孝经》等儒家经典，后世儒家尊他为“宗圣”。同時，他亦為《二十四孝》中“啮指痛心”的主角。在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南建有曾子庙、曾林（曾子墓）。
曾子的父亲叫曾點，字皙，是孔子的早期弟子之一，行為不拘一格而有狂者的氣質，其舞雩詠歸的志向得到孔子的讚許，也成為後世儒者所追求的精神境界。
孔伋（前483年－前402年），字子思，戰國初期魯國人，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有「述聖」之稱，為孔子的孫子，孔鯉的兒子，孟子為其弟子。曾受業於曾子。出仕於魯穆公，傳說，四書之一的《中庸》是他所作)

六: 中國與世界的問題

　　孔子說: 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
　　對於自己的同胞，不同種族的不尊重，歧視，不視其亦為我一同類，就是:殘。
　　三鹿毒奶，鉛漆玩具，假酒，假醋，強暴弱 眾凌寡，武力侵略別國，就是:殺。
　　所謂的十年數木，百年樹人。只要有對的政策與可行的辦法，窮，很容易就可以富起來。但是一個思想與價值觀的改變，不是想做就立即能做到，不是立竿就能見影的。這些，都要三代百年的工夫，才能匡正，能不儘早開始嗎?
　　法家的富國強兵的思想，常被拿來做比較與反對儒家的例子。不錯，亂世用重典，法家常是撥亂反正成功的政策，像管仲輔佐齊桓公九合諸侯、尊王攘夷，孝公的用商鞅變法，秦始皇用韓非李斯，劉備用的諸葛亮等。但是，歷史證明，一味地嚴刑重法，往往不能長治久安，如孔子所謂的“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用政令與刑罰去匡正與治裁人民可免於犯罪卻不知羞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革”(革:正也)。  
　　這不就是華爾街最鮮活諷刺的寫照嗎? 大家在法律規範的範圍內，巧取豪奪，極盡無恥搜括之能事，都沒犯法，但卻都不知羞恥。
　　還有法家的另一句名言: 衣食足然後知榮辱，倉廩實然後禮義興。貧窮，常常被用來做社會問題與怪象的藉口，人心的寡廉鮮恥，更經常被形容成是經濟問題帶來的’成長的陣痛’。事實上，這句話只說對了一半，別忘了饑寒起盜心的同時，飽暖更可以思淫慾，而且’效果’往往更宏大，更徹底，更可怕，所謂的: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
　　孟子說: "徒善不足以為政， 徒法不足以自行"
孟子又說: “...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倜衽d，喪無日矣”。
　　窮不是問題，也不可怕。"上無禮，下無學"，才是嚴重。甚麼是'上無禮，下無學'? 就是上行者為富不仁，下效者不學無術! 所以，這其中，必有一個凌駕於”財經”與”法”之上的東西。
　　
　　大概七八年前我第一次踏上祖國的土地，回美後，我給接待我的朋友發了一封信，我說:
　　「……此行跑了兩個制度下的中國: 台灣一直是我熟悉的地方，並未感覺變得太多，只是街道變乾淨了些(台北)，服務員(櫃檯) 變得專業些有禮貌些，選舉後帶來的分歧，在大台北並沒感到太大的壓力 也許我只是走馬看花，並未深入基層與民間，或是沒到南部吧。人們還是繼續他們的”日出(不)作，日入(不)息”(笑話)，陶醉在歌舞昇平的一派祥和中。
　　……至於大陸，整個經濟與社會給人一種商機無限與潛力無窮的感覺。我目睹了什麼叫做經濟起飛的中國，也領略了人口膨脹下的社會現象。。。。好笑的是，大陸是最最典型的資本主義不過了: 貧富懸殊如此之大， 階級觀念如此之重，物質生活凌駕於一切之上，真真是富人的天堂。反觀美國，說是資本主義，其實是最社會主義的:社會福利完善，民生必需品價格低廉，照顧弱勢團體低收入的家庭無微不至(食物券，生活津貼)，公共設施完備周到，貧富差距甚小(中產階級);有錢沒錢，你都可以過著起碼的生活。渡假嘛，有錢到 Hawaii，沒錢到附近 State Park，照樣有山有水，而且免費。在美國，你真的很難分辨出有錢沒錢(除非特別特別有錢)，沒錢照樣能買車，上館子，有錢照樣得排隊 和看Waiter 和銀行櫃檯無精打采的臉色。整個社會有著文明社會的一定起碼的公德標準，相對的，照顧周到的福利制度也降低了競爭可帶來的服務態度與品質…。   」云云。
　　十年以後的今天，變本加利，公家的錢(共產)拿來挹注經營不善的私人機構，州政府公營機構破產要靠聯邦補助，這已經有悖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精神了。所以，如歷史一樣，天下合久分，分久合，資本社會兩鎮營，照樣翻來覆去。
　　
　　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貧而患不安 -- 貧富不均不就是現今資本主義社會的問題? 不能安於平淡與現實，嫌貧愛富，為達目的，無所不用其極，乃至於製膺造假，貪瀆收賄，作奸犯科，為娼做妓，不正是現今國內的問題?
　　我也曾說過的: 理想不能脫離現實! 然而孔孟的學說既是遠大崇高的哲理，也是實際可行的方法:小自內心自我的人格培養，大至社會國家的教育與政治，它所闡揚的"內聖外王"的道理，就藏在我們的作息中; 它所敘述的問題就發生在我們的生活上。如果說每個人都"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鉛漆玩具三鹿毒奶這種匪夷所思事也絕不可能會發生。
　　儒教的教義與精神，並不是天真無知，樂觀盲目的禮義道德; 儒家的認知是: 一味的純以善行教化 與一味的嚴刑峻法，是一樣達不到最好的結果。儒家的學說 是中庸之道 不偏不倚 不易不移。希望孔孟文化，在我們的重視與推廣下，能夠萬古常新。使蘊含優越美麗的中華文化的中國人，能夠活得更有自信與尊嚴。(註: 資本主義: 並沒有準確定義，不同的經濟學家也對資本主義有不同的定義，一般而言資本主義指的是一種經濟學或經濟社會學的制度，在這樣的制度下絕大部分的生產資料都歸私人所有，並藉著雇傭或勞動的手段以生產工具創造利潤。在這種制度裡，商品和服務藉由貨幣在自由市場裡流通。投資的決定由私人進行，生產和銷售主要由公司和工商業控制並互相競爭，依照各自的利益採取行動。資本主義也被稱為自由市場經濟或自由企業經濟。資本主義的一個常見的現象是資產極度集中 貧富極大懸殊 物質享受極度受重視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制度裡的生產工具是由人民集體（或國家）控制並咦鳌Ｏ麥缲毟徊顒e；政府對高收入者實施高稅收，用以補貼低收入者和增加社會福利全民各項福利於公共設施建全。)

东海一枭：东海微言集（30上）

【抗争】文化人不妨为个人利益抗争，更应该为正义为维护民众的正当权益而抗争。维护弱势群体的正当权益就是正义的表现。至于民众自发的纯粹的利益抗争，既有一定的正义性，又有很大的局限性，缺乏深度的意志凝聚力和广泛的道义感召力，值得肯定不值得过度赞美。权利觉醒和人格觉醒终究有别。（2012-05-18）

【击蒙】或说道德对付不了流氓。大错。道德是有大力量的，道德力量，就是真理良知的力量，也是普适价值的力量。流氓算什么？暴君如桀纣，照样被汤武革了命。儒家道德，内圣外王，汤武是圣王，堪称最高代表。当然，圣贤偶尔也可能受到流氓骚扰，如孔子畏于匡困于陈蔡，但终究化吉呈祥。（2012-05-18）

【补充】明末汤传楹说：“吾辈不可不存时时可死之心，不可不行步步求生之事。存心事事可死，则身轻而道念自生。行事步步求生，则性善而孽缘不堕。此儒宗、禅悦不二法门也。”东海曰：时时可死，因尽心尽性无悔无愧；步步求生，因道德追求没有止境。时时可死毕竟不死，步步求生终将永生。（2012-05-18）

【贵言】主要不在言之多少，而在言之对象，人逢知己千言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更在言之正误。小人妄语何足听闻，圣贤真言多多益善。释尊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不异语者。”儒家圣贤和经典之言更是如此，越多，功德越大。《汉书艺文志》说儒家经卷以千万数，可惜未能流传下来。（2012-05-18）

【拜上中央】侯生逃跑被捕，对秦始皇直言：灭亡之势已成，难以逆转，秦王朝命运已经生铁铸定，只能坐而待亡了。一，始皇即使想改，也不可能像尧舜那样以仁为本；二、朝廷上没有君子，始皇纵想改弦更张，也无合适帮手。始皇听了侯生一席话，喟然长叹，把侯生放了。（《中华政治史》《秦朝之亡》）（2012-05-18）

【东海曰】暴政的灭亡有一定的过程。这是“上天”在给它改暴归仁的机会。事在人为，秦始皇及秦二世，若有足够智慧和决心，未必事无可为。这也是在给世人成就功业道德，给英雄圣贤以兴起的机会，是“上天”在选择“奉天承运”的，看看究竟谁是有资格“克享天心，受天明命”的真英雄。（2012-05-18）

【开蒙】孝道和族权都要接受五常的制约，怎么会“削弱人的公共精神”、“导致旧势力的肆虐”？罗素于中国文化浮皮潦草，怎么能触痛之？孔子是圣之时者，强调与时偕宜的时中原则和礼制的时代性。明清以来中华文明若产生某些“保守与固化之社会弱点”，那也是偏离孔子正道所致。（2012-05-18）

◆附maranello力：罗素固然推崇中国文化，然其提出的问题亦同样触痛了中国古典文明的保守与固化之社会弱点，此过于稳固的社会结构是否与追求创新与时效之现代性相悖？此问题孔子有何高见，求解惑。@东海余樟法

　@经济学人中文网：孝道和族权或许是孔子伦理中最大的弱点，孔子伦理中与常理相去太远的也就在于此。家族意识会削弱人的公共精神，赋予长者过多的权力会导致旧势力的肆虐。当今的中国迫切地需要新眼光、新思维，但儒家的族权观念却处处设障。——《中国问题》by罗素（1872-05-18～1970-02-02）

【辜不辜】或说农民群体是最无辜的。答：只能说比较而言。在中国，没有哪个群体是真正无辜的。别忘了当年众多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的残暴。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是被欺骗还是被煽动，恶行终究是恶行。被骗着去杀人，或许量罪的时候可以从轻，但不是无辜的。（2012-05-18）

【揭秘】人心一失，大势便去，寡助之至，亲戚畔之，纵然表面强大，其实内里全无。弱卒三千对五六十万大军（号称百万），谁胜谁败？谁也想不到，后者大败亏输，统兵将领死的死逃的逃。这就是刘秀在昆阳之战中创造的军事奇迹。这是智慧的功效，更是道德和正义的力量。（2012-05-18）

【击蒙】49以后，谁被中共看中，谁就成为恶棍，或者谁成为恶棍，谁就被中共看中，几乎没有例外，农民也不例外。农民群体中恶棍也不少，如各级农民代表──那是所有代表中最龌龊无耻的东西。可见极权之下，出身说明不了任何问题。越是农民出身，往往对农民越冷漠恶毒。

【断言】世界观、人性观和价值观，从根本上决定着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和生命质量。易言之，文化立场是最重要的立场，一信邪教，便无足观，最好也好不到哪里去，最好也是邪教徒的好。（2012-05-18）

【补充】儒家救国，法门万千，主要有二：（1）致力君子人格的培养，（2）重视良制良法的建设。导良励善无止境，制恶罚罪有底线，双管齐下，提升政治社会文明度，最为有效。仁本主义海纳百川，对于古今中外的一切思想、文化和文明包括西方制度，都能吸精取华为我所用。（2012-05-18）

◆@吉祥金刚001：儒家何以能救现前中国？──因为了有儒，就有道、释及其它宗教的健康发展。凡是文化信仰及宗教，皆能把人从物欲中拉回来。你追求的是高风亮节、他追求的是天堂仙境、我追求的是极乐净土，大家何必全都往永不能满足的物欲上钻！由此可以看到：提倡共同富裕是极其荒谬的。真要走共同富裕，地球也不会答应！

【击蒙】经史子集诸子百家三教九流秦砖汉瓦诗词书画明清小说……都属于传统文化的范畴，唯儒家经典才是传统文化的根骨血脉。小说是最不入流的，偏偏清末以来的“文豪”们最喜欢研究。鲁迅胡适之流，古典文学读过不少，经学修养严重不足（鲁迅全无），居然个个被称为大师，中华文化能不衰吗？（2012-05-18）

【东海曰】“独尊儒术”，实质上是确立儒家的文化主体和政治主导地位。同时以佛道自由主义三家为辅统，建设政治和制度之文明，为百家争鸣提供高度自由的平台。理论上这是最佳道路选择。至于实践，一时确立仁本主义为指导思想，确有困难，可以分期进行。真理自有力量，儒家最需要的是言论自由。

【儒术】充满“格致”的科学精神、“诚正”的道德精神和“齐治平”的政治精神；明哲足以保身，大勇足以成仁，个体足以致良知，政治足以致良制，社会足以致良风（风俗）。儒学是真正的帝王术：帝者政治真谛，王者天下归往。未来帝中国、王天下、一全球、实现大同理想的人物和势力必出自我儒门。

【击蒙】“邪魔”与“外道”不同。外乎孔孟之道的学说都属于外道，但未必邪魔。孔子对管子、老子及隐士都很尊重甚至高度赞美，管子是霸道，老子及隐士属道家。宋朝以后，三教融合趋势加大，儒家视佛道两家为辅统；东海主张新加自由主义。理想的文化架构，是一主（儒）三辅（佛道和自由主义）

【答】儒学作为道德学和政治学，是培养官员的最好学说。其余诸子百家，或属于专业性技术性知识，或疏离政治，或有误导作用，“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是不用它们作为考试内容录取标准，不是剥夺它们的言论权。诸子百家的式微，原因纷繁，某些学说“道理”不足而被自然淘汰，是要因之一。（2012-05-19）

◆附茶人张峰：史记记载独尊儒术：凡不在六艺之科，孔孟之道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您非把学派独裁扯成言论自由，可笑不？那请问，先秦百家争鸣，为何到了汉武百家灭绝？是您错了还是司马迁错了？

【大智慧】或骂儒家虚伪，或笑儒家迂腐。两种误会相互矛盾，都大错。儒家真诚之至，智慧之至。儒家智慧，高不见顶，深不可测。月底有一讲座，将从知时、知人、知言、知礼、知权、知几、知常、知命、知中庸、知因果等各个方面，彻谈纵论儒家大智慧。

【提醒】极左分子喜欢对不同意见者动手动脚喊打喊杀，某些知识人也沾染了这一恶习。这是很小人的行为。理论问题理论解决，君子动口不动手，对于不同意见，即使法律对付都不文明，何况暴力。采取言论之外的措施手段对付异议异己，暴露的恰是自身道德和思想的双重低劣，既无礼，又无理。

【赠君一法】如果你想了解一个人而又不认识他，你可以看他崇拜的是什么人，或者都是些什么人在崇拜他，你就可以得出差不离的结论了。（2012-05-19）

【经与史】经与史，有区别又有联系。1六经在围绕道德阐述义理的同时，涉及大量历史人物和事件，经中有史学，故可以说六经皆史。2但不能反过来说史书皆经。儒家所修之史，史中有经义但因为修史的儒家学者水平参差不齐，某些观点意见不能代表儒家。至于非儒家所修之史，就更不用说了。（2012-05-19）

【答】只要大本确立，自可海纳百川。天下良性学说都可与儒家相通，然根蒂处毕竟不同，唯儒家最优。东海融摄佛道及西学之长而归本于儒。我当然有志于觉民，否则何必絮叨？但能否“多得众庶信从”，则不可必。尤其现中国，人心民性败坏至深刚强难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又能奈何？顺其自然吧。（2012-05-19）

◆附清夜酣歌：每日聆听先生教诲受益匪浅，然心有所疑敢陈于前，窃以为先生所讲良知精深处固是儒学，博大处多是佛学，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似乎并不旨在觉民，不像释尊随缘说法争取各阶层，多得众庶信从，不知确否？

【击蒙】儒学是关于道德的学说，对道德的认知阐说最为正确高明，道德是人格的脊梁、文明的核心，不属于哪家哪派。视儒家为一个普通学派是对儒学最大的误会。尧舜禹夏商周没有儒家之名但有儒家之实，西方社会也没有儒家之名，但某些道德制度规范也默契儒家原则。西方不知儒可悲，不反儒可喜。（2012-05-19）

【中国商人】商人有两种，一种是商人，一种是中国商人。就群体而言，中国商人是最没有资格充当人生导师的。借着特权背景或靠了对特权的舔痈舐痔，搞了一些钱，大环境如此，不容易，值得同情，但自以为成功有事业，就笑话了，那不是事业是恶业，不是成功是造孽。专赚人间造孽钱，羞不羞啊？（2012-05-19）

【事业】《易经?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把什么举而措之天下之民？易理也，道也。“举而措之天下之民”的意思就是行道，将易经之义理付诸于政治社会实践，让天下之民踏上儒家正道大道，这才是事业。（2012-05-20）

【中国商人2】对商人当然不必苛求，特别是中国商人，经商环境太恶劣了。关键是，（1）要逆取顺守。已经逆取，既往不咎，如何花钱，却有讲究。应该用在正道上，为社会增福祉，为自己积功德；（2）他们自己应该有自知之明，摆正自己的位子，不能像某些商人，毫无师德而好为人师，充当人生导师。（2012-05-20）

【莫羡春秋】有两种情况都可提供一定的言论自由环境，一是良性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盛世，如西方民主社会，自由而有序（作为文化，儒家最优，自由主义次优，都属良性）；一是乱世，如春秋战国时代，自由而无序，结果让法家获得政治权力，先成为秦国、后成为中国的指导思想，暴政遂不可免。（2012-05-20）

【独尊】尊儒，其实是尊重道德，独尊儒家，即是仁义第一、道德挂帅。在西方社会，任何学派宗派，任何人物势力，要执政或从政，就必须认同自由主义民主自由平等人权诸原则。这不也是独尊自由吗？儒学，内圣追求道德自由，外王追求社会自由。比起自由来，道德更值得独尊。（2012-05-20）

【文化】“5．4”以来，除了极少数（主要集中于新儒家群体），绝大多数所谓的名家大师，于中华文化都是不入流不靠谱不着调的。现在更不用说了，文化界几乎全都是浮皮潦草的流民和垃圾制造者，大多数连回炉的价值都没有。文化人没文化甚至反文化，是中国最大的悲哀，是各种政治社会问题的总根源。（2012-05-20）

【文化2】文化这个概念，含蕴非常深广，涵盖知识、技艺、文学、思想、理念、理智、学术、信仰、文明、智慧、道德等等。文明是文化的表现，智慧是文化的主旨，道德是文化的核心，三者是衡量一个人有没有文化的主要标尺。其它一切都要服务和皈依于三者，归根结底归结于道德。（2012-05-20）

【毛左】异族不可怕，异生（异类生命）也不可怕，某些恶性异端才可怕。假如，与君子同居一室的，异族无妨，一般异生也无妨。若是盗贼，就危险了，若是邪教徒，就更危险。若是毛左，别说是君子或牛羊，一般盗贼邪教徒都不是对手，最后都会死于非命。毛左将是最后剩下的那只蛊。（2012-05-20）

【乱人】颜回谓子贡曰：吾闻诸夫子：身不用礼，而望礼于人；身不用德，而望德于人，乱也。”（《孔子家语》）乱，混乱、败乱、乱德也。现中国这种乱人特别多，自己无德而苛责他人，官员无德而苛责民众，领导无德而苛责下属。政界文化界流行这种行为，必然乱了道德乱了政治和社会。（2012-05-20）

【答】或问：别人对你不好，还值得对他好吗？答：这个问题颜回早就回答过了。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贡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则引之进退而已耳。”颜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韩诗外传》）（2012-05-20）

【开蒙】或问：“我有没有不遵守道德要求的自由？”答：当然有。普通民众只要不违法即可。但不道德的人也丧失了从政和执政的资格。在西方也一样，有无礼言论、缺德行为者，轻者要道歉，重则要辞职。儒家政治，道德挂帅，旨在更好地选贤与能，尽可能把不道德者排出政界。（2012-05-20）

【仁者爱人】曾子曰：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德，于文化为正知正见，于政治为良制良法，于社会为良风良俗。义刑义杀义战，以直报怨和大复仇，都是仁德的表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当然大爱；为民锄奸为国杀贼，杀掉应该杀的人，革掉必须革的命，更是大义，是圣贤佛菩萨的大善举。（2012-05-20）

【击蒙】犯了小错小罪得不到及时的警告制止，是小人的大不幸。恶制之所以恶，在于坑害君子，更在于纵容、鼓励小人堕向罪恶的深渊，殃民祸世，最终也害了自己。恶制是所有人的敌人。所有恶制的拥护、建筑和维持者，恶制的既得利益者，都将为之付出相应的代价，没有人可以幸免。（2012-05-20）

【答】或笑：儒家说道援天下，似乎很神通广大。可现在中国灾难重重，你的道哪里去了？答：道援天下有两大基本前提：（1）“天下”有受援的意愿；（2）儒家有实践的机会。若言论权都无保障，奢谈什么社会实践道援天下？像阁下一面以儒家为敌，诋毁捆绑摧残不遗余力，一面却指责儒家没用。岂有此理！（2012-05-21）

【前提】儒家有信心、有决心、有热心、有能力救民救国，唯一的前提是：请解开我们的手镣脚铐！（2012-05-21）

【客观说】十几年来狮吼棒喝放言无忌，有关方面并未拿我怎样，连拘留所都没让我进过（惭愧），且始终保持一定尊重，重话都没说过一句。但是，儒家网站艰难维持，东海真言难登“大雅”──国内报刊电视等“之堂”都成了垃圾批发站，广大官民愚恶兼备反儒成风，皆当局恶意限制和导向所致。（2012-05-21）

【击蒙】“5．4”以后，即使战乱频仍，颇有言论自由，自由呼声响彻神州，民主启蒙深入人心。结果如何？百年沧桑，教训惨重：没有儒家作为文化主体和道德基础，一切良好的制度追求都会落空甚至转向反面。何况，比起49前，现在政治环境恶化，民主派的整体素质和道义感召力今非昔比。（2012-05-21）

【大愚】天下最大的愚昧，莫过于通过打倒儒家来追求民主。儒者人之需，仁者人之本，人是天生的儒家，仁性良知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没有良知，良制良法良风良俗一切皆无可能。连人都不是了，还奢谈什么民主？摧毁儒家，就是从根本是摧毁了中国，“5．4”以来中国一切人祸无不种因于此。（2012-05-22）

【大愚2】外患往往源于内患。孟子早就指出：“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清政府坚持“满族主义”，欺压汉族，顽抗时潮，政治自侮也；“5．4”“打倒孔家店”，文化自毁也；国共相争文革内斗，更是空前惨烈的自毁自伐。能不持续遭受外来的侮辱、侵犯和侵略乎？

【击蒙】或说：“士无恒产，则无恒心。”、“士无经济根基，只能仰人鼻息。”这是把文化人等同于民众了。其实，儒家之士，无论有没有恒心和经济根基，都应该有恒心，人格独立。《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2012-05-22）

【大愚3】反儒派，即使正派也有限，即使聪明也不大，即使好心也容易办坏事。“5．4”以来多少国家大事，就坏在那些排斥、反对儒文化的文化人政治人的手里。

【大愚4】反儒派不懂中道是必然的。不懂中道者，言行必难以掌握合适的“度”，即使不恶，也不中正。比如，或冷漠得令人寒心，或狂热得令人厌恶；或利己而有我无人，或利他而强人所难；或怯懦而见义不为，或勇敢而暴虎冯河；或聪明而滑如泥鳅，或诚实而蠢笨如牛……各种表现貌似相反，同样不正。（2012-05-22）

【大愚5】反儒派大多无知，既无自知之明又无知人之明，更缺乏择法之眼。因为不自知，所以不知人、不知理。尊狗熊为英雄，认小人为伟人，以圣贤为盗贼，奉邪说为真理，是他们最“喜欢”犯的错误。所以他们最擅长把好事办坏，把正事搞歪，把大事搞成一地鸡毛蒜皮。（2012-05-22）

【大愚6】只要反儒，任何人物必与德智告别，任何势力都与文明绝缘。因此，只要由反儒派领导或者有众多反儒派参与，民主也好革命也好，都无法成功──侥幸成功则必然异化，走向原追求原理想的反面。（2012-05-22）

【击蒙】或问：华盛顿信儒吗？答：华盛顿反儒吗？或有英雄不知儒不信儒，绝无豪杰反儒家反仁义。（2012-05-22）

【击蒙】很多事物都是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所以易经强调“与时偕宜”“与时消息”，礼经主张“礼，时为大”、“礼以义起”，孔子推崇权道。但是，变易中有不易（不变易）在。宇宙万物变，天道不变；习心变，道心不变；权变，经不变。斯大林说“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错在“一切”二字。

【提醒】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制度问题。君主制有儒家与法家即良性与恶性、开明与极权、仁政与暴政之别。由于历史的局限，儒家没有设置出比君主制更好的制度，但让君主制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优化。作历史横向比较的话，儒家君主制下，明朝之前（包括明朝）的中国，政治社会文明度远远高于西方。（2012-05-22）

【人算不如天算】某君生平害人为乐，但武功了得。某日请自己信服的大师卜了一卦，大师警告：年内将有血光之灾。某君立即成立私人保镖队，对自己严防密保，并千方百计聘来一个武功高手为队长。结果队长与其二奶勾搭成奸，乘其昏醉，将其碎尸灭迹。

【东海曰】启蒙是儒者的责任，为了尽文化、社会和历史之责。轻则温和开之，重则凶猛击之，目的都是为了启文化之蒙、祛道德之昧。但尽我心，不问效果。（2012-05-22）

【击蒙】坚持了一辈子的“真理”，却经不起东海三言两语，成了一地污秽的碎片，就像珍藏了一辈子的宝物，结果发现是赝品而且放射性污染严重，那种绝望和恼羞成怒我非常理解。然复须知，朝闻道夕死可。冷静想想还是应该庆幸自己，被真正的真理敲醒。否则死了也是糊涂鬼，那才真是白活了一辈子。（2012-05-22）

【击蒙】对于周边各国，中国以前是传播文化文明的宗主国，49后成了债主国，传播邪说和野蛮，收获仇恨是必然的。故金氏王朝厌憎中国很正常，那是被当狗利用的恶徒对恶师的厌憎，即使为它流血也别奢望得到感激；朝鲜人痛恨中国更正常：金氏王朝一切罪恶，中国都难辞其咎—别说那不是中国是中共！（2012-05-22）

【击蒙】作恶，终究是占小便宜吃大亏，占大便宜吃更大的亏。邪恶的东西永远令人厌恶，到了后来，连亲信亲人都会鄙视，甚至自我鄙视。恶人恶势力即使暂时给一些人带去好处，也得不到真心感激拥护

──那只会被视为利用；即使暂时蒙骗了一些人，被骗者一旦醒悟，会加倍痛恨骗子。（2012-05-23）

【击马】恶人恶势力总是过度相信自己的保密能力，殊不知恶事越保密恶报越重，也终究保不了密，掩耳盗铃而已。盖恶事本违天地之常，阴恶更犯鬼神之忌。君不见古今中外多少防范森严的恶事，还不是曝光天下？（2012-05-23）

【击蒙】并非帮助就是行善，有一种帮助是助恶；并非付出就有德泽，有一种付出是造孽。很多人指责越南朝鲜等周边国家忘恩负义。殊不知，中国勒紧老百姓裤带甚至奉献老百姓性命扶植和援助的，是各国恶政权恶势力，有何恩义可言？相反，中国不是一般的麻烦制造者，简直成了苦难和黑暗的批发商！（2012-05-23）

【勉我同仁】千万善行中，最大的善是传播正知正见。知见正，人才能正，正人君子多了，政治之正义、法律之公正、社会之正常才有可能。正知见中，最正最真最圆满的是儒家，故弘扬儒家功德最大，可以从根本上救苦救难救民救国，从文化、道德、政治、制度和法律各个领域度一切苦厄。（2012-05-23）

【击蒙】一个老师或一所学校，培养了多少达官富豪，未必值得自豪。如果培养出来的达官胡作非为祸国殃民，富豪坑蒙拐骗为富不仁，那不仅无功德，反而有罪孽。

【东海曰】以仁为本，任何好制度都是可能的，而且，儒家民主制将会是所有民主形式中最优秀的。儒家没有原生出民主制，是由于受到种种历史性的外部条件制约，并不代表不能够，就像一个女子因外部原因没生育不代表她不能生育一样。其实，尧舜选贤与能的禅让制，和民主制只一线之差耳。

【东海曰】儒家强调尊师重道，但要知道，老师之所以特别值得尊重，是因为能够传道授业解惑。师尊严源于道尊严。如果老师无道，甚至教授恶道邪见，那就不配为师了，那属于大妄语业，罪报极其严重。文革知识分子遭受空前迫害，是人祸也是天灾，是天谴的一种特别惨烈而恶作剧的方式。（2012-05-23）

【东海曰】自由主义虽长于制恶，但道德资源不足，导善程度不够。西方民主制只能“与能”，难以“选贤”。唯尧舜禅让制，既与能又选贤，推举出来的领导人，德才兼高。儒家民主制，可以大力提升政治、社会和民众的文化道德水平，并有效避免西方民主的各种弊端，堪称上古禅让制在新时代的升级版。

【恶报】道心惟微特重动机。是坏事都有罪报，但轻重因人而异。好心办坏事最轻，无知办坏事也不重，坏心办坏事最可怕，明知一种学说很邪还要宣传，明知一种势力很坏还要维护，明知一种制度很恶还要坚持，明知故犯，罪报最重。报应方式无数无量，包括各种法律制裁和人祸天灾。（2012-05-23）

【人格】中国人多，但有人格者不多，这是现中国的根本性问题。人，首先应该有人格。人格的核心是道德，道德是一切文明的要素，而人格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如果没有人格，人面兽心，人形魔性，那么，知识最丰、智力最高、能力最强、财富最多、权力最大皆不足道，而且负面作用大。（2012-05-23）

【声明】愿意在电视、课堂及有大量听众的公开场所，与各派反儒人士进行公开辩论，耐心解析各种迷惑，认真回答各种问难和批判。东海相信，真理是越辩越明的。有异见有争论很正常，一时没有结论也没关系，可以付诸公论或诉诸后世。至于私底下的讨论，意义不大，能免则免。（2012-05-23）

【一望汉尘】董仲舒说：“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汉书．董仲舒传》）各级领导“求财利”，便是把自己等同于老百姓，若为了“求财利”而不择手段，更是“居贤人之位而为恶人行”了。

【小批判2】一小段文字，思想混乱错误。封建，作为制度形式属于历史，其礼制精神却亘古长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有失中正，属于良性；真正的贵族精神，求之不得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为艺术而艺术、颓废悲观、虚无主义等等确实不咋地，但比起专政的“无产阶级”的卑劣下流来，已算健康。

【耻辱榜】党棍们奉旨抄写延安讲话，不奇怪，奇怪的是有几个平时模样颇为堂皇的知识人也加入了100只大合唱。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说由于一时糊涂，说难却熟人情面，说反正“也说明不了什么”……充分说明了现中国知识分子的言行割裂和聪明过度。这一点还是党棍来得实在，理不直而气壮。（2012-05-23）

【取辱】看到《美国要求孔子学院中国教师限期内离境》的消息，想起两个成语三句儒言：两个个成语：（1）好为人师，（2）自取其辱；三句儒言：（1）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3）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当然这句话不能僵化理解，往教不是不可以，但必须对方有求学的意欲。（2012-05-24）

【开蒙】儒家的文化道德教化有三大特点：（1）从我做起，先己后人。躬自厚而薄则于人，自心明白才能教人，以身作则才能化人；（2）自上往下，先官后民。春秋责备贤者，希望或要求民众做到的，领导和官员必须先做到；（3）由近及远，循序渐进。自己无道缺德没文化却不远万里去“化”异国人，纯属笑话。

【文化】文化也有道德与不道德之别。对违反道德原则的文化，就要打个括号。文化，首先必须是“文”，有道德光明；其次必须能“化”，有教化作用。如果一种文化教育出来的人、指导出来的制度、导向出来的社会统统都是恶劣的，这种文化必然是假恶丑和假冒伪劣的。

【文化2】道统高于政统，意味着道德高于政治，文化高于权力，意味着政治必须文明化，权力必须道德化。道统高于政统是儒家的追求但不是儒家的专利。西方社会，任何政府和政治家都必须接受民主自由人权平等等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原则性约束，这也是一种道统高于政统──西式的。

【游峨眉】日前讲学成都明伦书院，由书院余品德君陪游峨眉，途中拾得一律，录此共赏。碧染眉毛绿洗心，阴阳寒暑一山深。幽寻曲径诸猴乱，洞探白龙嘉木森。万佛峰前朝万佛，清音阁里发清音。最是晨冲金顶雨，十方忧乐伴孤吟。（2012-05-29）

【将错就错】切切磋磋，多次被搜狗打成切切错错，其实不妨将错就错。古代把加工兽骨、象牙、玉、石分别称为切、磋、琢、磨，而“错”字亦有磨擦、攻错义。《易?说卦》：八卦相错。虞注：“摩也。”《广雅》：错，磨也。打磨玉石也称为错。切切错错，算是东海“自铸伟词”吧。（2012-05-31）

【谢谢施兄的诗】壮赏峨眉喜不禁，成都一醉到如今。又：不致良知难致远，未成大德莫成名。（2012-05-31）

◆附明伦书院施文忠：壮游峨眉太白景，豪诵洙泗舞雩心；收拾暴虎冯河意，成就东海儒者名！

【笑一笑】（1）把思想质疑、观点抨击和道德批判说成“攻击”，本身就是一种诬蔑。（2）报纸之间就不同思想观点和道德立场相互“攻击”，乃是文明社会之常，与“行业道德”无关。（3）“不反驳”不一定就道德，理屈词穷才会王顾左右；（4）《环球时报》拿道德说事，就像娼妓强调贞操，未免可笑。

◆@胡锡进：《中国青年报》今天发表该报编辑的署名文章，猛烈抨击《环球时报》。这样不好，背离了报纸不相互攻击的行业道德。《环球时报》从不点名攻击国内同行，因此我们也不会在明天的报纸上反驳《中青报》，只在这里就此表达不满。我相信《中青报》的人都懂得《环球时报》这些年开拓之艰难，相煎何太急。

【提醒】在文化劣、信仰邪、制度恶的情况下，单纯的反腐败毫无意义，不仅不可能成功，而且反腐败的人物和力量必然被腐恶势力反掉。这是历史的教训，也是东海在《儒家大智慧》中的一个提醒。（2012-06-01）

【由道德决定】风流与下流，功勋与罪恶，神州与鬼域，天堂与地狱；政治家与政客，老师与教唆犯，侠客与杀手，义士与罪犯，贵人与灾星，同仁与同伙，君子与小人，人与非人……同样是“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因道德之差而有讼棍与律师之别：律师使用一切正当手段维护当事人利益，讼棍不择手段。（2012-06-01）

【小遗憾】儒家智慧，广大高明奥妙精微，自成体系，其内容包括知时、知人、知言、知礼、知本、知权、知止、知中、知因、知几、知常、知易、知命等十三个方面。每课两小时的话，至少八节课才能讲透，明伦书院两天四节课讲完，还要讲王阳明，只能讲十个方面，而且浮皮潦草点到为止。（2012-06-01）

【补充】一流老师靠真道实学。有真道实学，自有人格魅力。靠泄题之类歪门邪道，已经不配为师。误人子弟，罪恶很大，法惩或可免，天谴实难逃。

◆附@蝙蝠侠的黑V：一流老师靠人格魅力，二流老师靠学术，三流老师靠泄题，四流老师靠作业，五流老师靠点名，末等老师靠不停变换点名方法……@孔庆东 你是属于哪一个？

【如何对待“外人”】（1）光武帝时，“莎车王贤、鄯善王安，皆遣使奉献。西域苦匈奴重敛，皆愿属汉，复置都督；上以中国新定，不许。”（2）隋炀帝时，“以矩（裴矩）为黄门侍郎，复使至张掖，引致诸胡，啖之以利，劝令入朝。”（《纲鉴易知录》）一是条件不熟，主动加盟都不要；一是花钱买假拥护。（2012-06-05）

【答】或说：在儒家文化和对应的制度里面，伪君子是可以藏身的！答：那是当然。然复须知，在任何文化和对应的制度里面，伪君子都是可以藏身的；而在儒家文化和对应的制度里面，伪君子是最少的。（2012-06-05）

【异议】大午君错了。某些主义思想意识形态应该否定，但不能因此走向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仁本主义（儒家道统）就是“能牢固的站住脚”的。仁义、时中、民本、诚信、良知这些原则，普适于任何人任何时代和社会，遵之则吉，逆之则凶。这是最高的普世价值。（2012-06-05）

◆附@孙大午：什么主义，什么思想，什么意识形态？历史在嘲笑：没有一个概念能牢固的站住脚！

【傻】傻子有两种，一种是真傻，一种是装傻。真傻或可治疗，装傻无药可救。媒体上傻言傻语傻话滔滔的文人学者，基本上属于装傻，原因不过是利益二字作怪。他们其实不是傻，而是奸诈狡猾极端自私，恶性利己主义。只要政治反常，他们就不会说正常的话；哪天政治社会正常化了，他们将不药而愈。

【常道】仁道是人生政治社会之常道，反儒即反常。反常的东西迟早要被“常”反掉。反常的东西无论多么强大，大不过正常的力量，难逃灭亡的命运；人类政治社会无论失常多么严重，终究要向正常回归，这是铁律，是天理。人和社会都有局限性，不能完全遵行仁道没关系，但不能反仁而动、逆道而行。

【祸胎】有财无德财难长保，乱世积财最是愚蠢。在乱世，财富越多风险越大。西晋首富石崇和富豪潘岳被诬以谋反罪名族灭。石崇临死前叹：“奴辈利吾财耳!”抓他的人说：“知财为祸，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潘岳母亲曾一再告诫他：“汝当知足，尚图利，干没不已乎!”落网时，岳愧谢母：“负阿母。”

【叠被子】形式不是不重要。但对一些无关大局的形式，要给予适当的“位置”。对于军队来说，叠被子固然不宜潦草，却也绝非要务。中共军队叠被子的功夫，不是一般的高明，而是高明到了变态的、可笑的程度。然而正常人都明白，叠被子功夫与战斗力并不成正比。形式过度，恰恰暴露了实力不足啊。（2012-06-05）

【割纣】如果属实，罪恶太大，人世间任何惩罚甚至死刑也不足以“报答”。农业部那些当事人和有关专家死不足惜，只怕届时要牵连很多人！

◆@陈一文顾问：中国网怒斥：农业部拿什么让民众相信转基因的安全？ http://t.cn/zOkhDo5 农业部竟然使用美国孟山都公司广告作为转基因大豆安全的科学依据让国人愤怒！中国农业部发给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大豆安全证书，从程序到内容，无一不假。农业部相关部门和人员，这可是对全中国13亿消费者犯下了严重的渎职罪！

【自由】一些儒家和自由派都认为，中国宪政以后，必须立法限制某些歪理邪说的言论权，就像德国限制纳粹宣传一样。我不同意。禁止歪理邪说，何谈言论自由？托马斯．杰弗逊说：“一切谬误，只要大家可以自由反驳就不再危险了。”这方面日本的做法最有儒风：各种学派教派不论正邪，都有宣传和信仰的自由。

【自由2】只要不被奉为国家级意识形态，或者没有干政从政的自由，邪教就不可怕。在主体文化和制度法律良好的文明社会，邪教即使拥有言论、信仰自由，也是吃不了气候的。怕就怕遇上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或儒家被打倒的民国时期，邪教很容易乘机作祟，干政从政执政，那就麻烦了。（2012-06-05）

【强调】儒家是中道，反对任何主义：强调利他，反对利他主义；支持利己，反对利己主义；重视个体，反对个人主义；关心集体，反对集体主义；热爱民族，反对民族主义；注重国家，反对国家主义；重视社会，反对社会主义……要说主义，儒家只能是中道主义。仁义、良知皆中道，故可主义。

【正负法西斯】正：宣扬种族优秀论；负：鼓吹民族劣根性。正：主张优等种族有权奴役甚至消灭劣等种族；负：纵容特权阶级奴役甚至消灭弱势群体；正：以侵略战争为手段夺取生存空间，追求世界霸权；负：以各种形式的针对平民的战争和国内恐怖主义，建立国内霸权，维护恐怖统治。（2012-06-06）

【击鲁】鲁迅错误很多，贻祸和流弊最大者有三。（1）“仁义道德吃人”说。“仁义道德吃人”不是他原话，但符合他一贯讥笑孔子诋毁圣贤反对仁义的思想；（2）“民族劣根性”说。把某些人类共有的特别是被恶劣的政治社会环境培养激发出来的各种不良习性，栽赃为我们的民族性。（3）中国历史黑暗说。（2012-06-06）

【请您欣赏】很多人知道黑女是诗人，但很少人知道她还是位儒者。东海以为，儒门新诗第一的“头衔”非黑女莫属。收到刚刚出版的《黑女诗稿》，乡土之情、家国之感、天人之思兼备，艺术、思想、心性多重力量交集。美中不足的是儒味仍淡，但依然是目前新诗界的异数，不失为一本值得好好品尝的好书。

【东海曰】韩愈倡道统有功，但对“道”领悟不够，故历史定位不高，更不足以承道统。《原道》第一句就不确，不符爱有差等原则。“道与德为虚位”的说法更不妥。形而上之谓道，得乎道之谓德，焉能视为虚位？“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越说越离儒家之谱。小人之“道”、凶之“德”，非道德也。

◆附【求教于方家】退之《原道》有云：“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道德果为虚位乎？退之之言，如何诂解？

【齿冷】指责外国使馆发布中国空气数据是“干涉内政”，不仅是无耻无极限，也是愚蠢无极限。无耻和愚蠢都表现得那么赤裸裸无忌惮，真可谓官焰升天，国格扫地。当然，中共国即使曾有过点什么不伦不类的“格”，早已无数次扫地已尽，不在乎再扫一遍了。

【定律】文化决定制度，制度对文化具有反作用。注：这里的文化，指国家级的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

【恶文化恶化一切】因为恶文化最容易恶化人心。人心一坏，一切皆坏，不仅社会、政治、制度、法律等人文领域不断恶化，连自然山水空气都会不断持续变坏。

【击蒙】@索达吉堪布：的说法幼稚肤浅且易误导。如实报道就是媒体的最高责任。若一味强调报喜报善，忌讳报忧报恶，对社会风气世道人心的作用就是负面。一个社会的风气，主要取决于主体文化和根本制度，取决于政治文化群体的道德水平，不会因为媒体选择性报道就性质大变的。

◆附@索达吉堪布：一个社会的风气，跟媒体有极大关系。假如媒体常播报一些为非作歹、见死不救的事迹，把个别现象扩大化，人们就会以为道德已沦落至此，自己造恶也理所当然。反之，若经常报道一些像司机吴斌这样的感人事迹，人心就会得以净化，人人也都可能变成菩萨。

【答】或问如何是儒。答：泛而言之，崇奉孔孟，有志于学（儒），就是儒；严格地讲，儒者指建立了稳健的君子人格和良知信仰者，并至少能通一经。（2012-06-07）

【灭绝亲情和人性的高考】母亲陪女儿赴考，不幸车祸，重伤垂死，女儿被劝导着丢下母亲继续高考；另一个男儿更惨，高考后才知母亲13天前已因车祸离世…这样的消息，令人倍感当今学生的可怜、社会的可悲和的“文化”导向的可恶！吴起为了学习，母死不奔丧，被老师曾申驱逐出门。那才是正常的教育啊。（2012-06-11）

【击蒙】“高考压倒亲情压倒人性”，对于民众（学生及其父母）来说，确实“不过是残酷现实面前的无奈选择罢了”，无可厚非。需要追问的是，是谁、是什么样的思想导向和规章制度制造了这一反常的残酷现实？高考与亲情人性完全可以取得统一，古代科举考试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2012-06-11）

【幸不幸】生在中国，是最大的不幸，也是最大的幸运。是不幸还是幸运，是在水深火热中沉沦毁灭，还是在艰难困苦中奋发自强成德成圣，取决于每个人自己。（2012-06-11）

【自题】其一：拥书自重厉而威，恶食何妨又恶衣。背艮柴门面东海，只开风气不为师。其二：图书十万为奴仆，圣佛三千作后台。参罢甚深微妙法，一轮圆月透窗来。注：只开风气不为师，借定庵句。

〔转载自《独立评论》2012-06-16；http://www.duping.net/XHC/list.php?bbs=11。经作者同意，《民主论坛》转载时略去作者批评马克思的部分──洪哲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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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承诺与责任——也谈柴玲的宽恕说

 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6279
我先为柴玲说几句话。柴玲反复说，她的宽恕说是她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个人观点。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个角度（仅是其一），也就是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理解柴玲的话。从基督教信仰，柴玲的宽恕说是成立的，包括宽恕屠杀者。基督教的中心是追随基督和爱，而基督的爱是没有条件的，包括爱你的敌人。当然，很多人对之不赞成，甚至激烈地批判，这也是正常的。对于《圣经》，同是基督徒会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基督教也分有很多教派，有关教义的各种争论更是水火不容，无止无休。退一步说，柴玲的宽恕说，可以是基督教信仰中的一种态度；这也就意味，在基督教信仰中，也还可以有其它的态度，比如“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不过，就我的理解，后者更接近《旧约》。

基督教强调的是信，而不是对错。从柴玲的文字，可以看出，她的信是虔诚的，而且新教强调的是个人和上帝的直接沟通。如果柴玲以虔诚之心读《圣经》，并为之祷告，而圣灵给她的启示就是如此，那么作为一个新教信徒，她该怎么办呢？从基督教信仰来看，柴玲没有什么该被谴责的，至多是有关教义的不同理解和争论。

以上的话，是就基督教信仰而言——仅出于此，而非着眼于社会层面。

宗教信仰非理性，超乎现世。正因为如此，宗教可以给现世带来很多有益的东西，弥补现世的许多欠缺，特别是在精神层面上；但是，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宗教也是危险的，甚至会颠覆现世秩序。为此，现世需要有现世的原则和立法，并与宗教需要保持距离。站在《圣经》的立场，就是“上帝的归于上帝；恺撒的归于凯撒”；而站在现世的立场则是：“将上帝限制在教堂”。美国是以信仰基督教为主的国家，基督教是美国精神的根，但是美国宪法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其从左右两方面，确立了宗教与国家的关系：政教分离与宗教自由。

基督固然可以爱敌人，但现世则必须持守现世原则及立法。人类群体共生的第一原则是公义原则：正义与公正。按照此原则，中国民主化后，需要成立特别法庭，对六四杀戮者及类似残害李旺阳的恶官恶警，进行公开审判。这一审判要体现人类的正义，同时也要公正，不因人们的愤怒而过严，也不因人们的悲悯而过宽。即使根据国家政局，需要特赦，那么也要在审判之后，并要合乎宪法，经过总统或国会。而在中国实现民主之前，从现世的公义原则，我们也需坚持：公布真相、追究责任者（惩处凶手）、对死难者赔偿。这也就是天安门母亲的三点要求。这是追求实现中国民主化的一部分。

从民主立宪的立场，我们需要持守现世的公义原则，同时也应该对宗教言论给予充分的自由和宽容。对柴玲的宽恕说，可以批评，但是不好恶骂和人身攻击。境界高一点，我们可以宽容柴玲的言论，从宗教信仰的角度去理解她；但是同时我们更要坚守现世公义原则。无论怎么说，柴玲的出发点是向善的，合乎基督教信仰——那怕仅是其中一派。即使她的看法有悖基督教教义，那也是教义理解上的分歧。我们可以从现世批评柴玲的这一说法，但是不要将之当作现世意识来批评，它是一种宗教意识。宗教意识与现世意识与准则常常是相悖的。对于宗教，我们要保障其自由，但也要保持与之的距离。我们不要因为前者，而过分抬高宗教；但是，我们也不要因为后者，而要取消宗教——凡不合现世秩序的，便不允许。“爱敌人”当然不合乎现世公义原则，但这确是基督的精神之一。

柴玲的宽恕说，不管对错，但对于中国的现实有一个积极的意义。那就是，她看到国人蓄积了太多的仇恨，而中国的事情又总是以暴易暴，她希望中国中断恶恶循环。在政教分离的国家，宗教中的宽恕，不涉及律法，因此其真正意义不是赦免对方，而是放弃内心的仇恨。从现世来说，她在这这个时候说宽恕“邓、李”不合适，但是她希望消解国人内心的仇恨、结束以暴易暴则是好的。正义可以仇恨之心来实现，也可以公正之心来实现。天安门母亲坚持追求正义，公正审判，但是她们呼吁人们放弃仇恨。她们说“我们蒙受深重的苦难，但这苦难沉积在我们心底的已不再是牙眼相报的偏狭与仇恨，而是对道义与责任的一种承担。”“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泪流得已经太多，仇恨已积蓄得太久，我们有责任以自己的努力来结束这不幸的历史。”

柴玲发表了“宽恕”说后，遭到很多的批评，这是正常的，因为她的言论毕竟面对于现世社会，并非限于教会，或仅仅是个人与上帝的沟通。但是，于此同时，她也遭到了许多敌视性的侮辱和谩骂，有些人甚至基督徒。而这是不当的，他们为什么要对柴玲怀有内心的仇恨呢？这种仇恨是否也是很可怕的呢？这是否显示，残暴的极权统治，其给国人带来的深重伤害之一，就是在国人的精神与心理中蓄积了越来越多的仇恨？这种深重的仇恨，虽然可以理解，但却是有害的。我们需要持守正义，但是却要化解仇恨，将之转化为道义和责任。中共的政权迟早会完结，不论以怎样的方式，但是中国如何建设一个宪政国家，则取决于国人健康的心态，而不是充满仇恨。

现在，我们回到对柴玲的批评。柴玲反复说，她的言论仅仅代表她自己，“宽恕”是她个人的想法。当然，柴玲作为个人，有表述宽恕的自由和权利，作为基督徒，她的宽恕说，也是可以理解的。的确，她是出于善意，她的祷告也是虔诚的。但是，如一些批评者所说，柴玲是一个公共符号——八九学运领袖，她曾勇敢地担当了这一角色，也赢得了众多学生的信任，因此她对这个公共符号是有承诺和责任的。

我们暂不论柴玲拒绝学生撤出广场的对错，而她逃到美国后，很快就淡出了“六四”之事，去追求她个人的美国梦：名校、学位、经商、致富……，作为一个自由的个人，追求这些没错，她有这个权利，但是作为一个当初的八九学生领袖，这多少有背弃的意味，特别是“六四”中有大批的民众遭杀戮，之后又有大批的人被逮捕，被判重刑，甚至被枪决，而天安门母亲们一年又一年的在被逼迫中煎熬，她们在苦难中，孤零地坚持，不屈不挠地抗争，追求正义。与此，柴玲远不如王丹、封从德，封从德在之后的二十余年中，一直坚持收集“六四”档案。作为一个好基督徒，柴玲在宽恕之前，先需要对这个事情有所反省，否则宽恕就说得太轻松了。

再，作为八九学运领袖，在六四的前夕，就中国的现状，公开地向全社会说宽恕，是不合适的。这固然是你个人的看法，固然是出于你的宗教信仰，但是这话不是说给自己的，也不是在教会中说，而是面向所有的人，其中包括天安门母亲，包括所有“六四”的受难者，而他们大部分不是基督徒，并且依然苦难深重，陷于当局的逼迫中。柴玲在做这个表述的时候，是否考虑到他们的感受？应该说，柴玲的表述实是对他们的伤害。因为，“六四”尚未伸雪，受难者及其家人仍然在被逼迫中，而这个政权却更加嚣张。柴玲为什么不在个人的表述之前，考虑一下天安门母亲们的感受呢？听一听她们的想法呢？是不是，只要是我个人的想法，就无需考虑其它？是否在这个世界，只要我忠于个人的信仰，其它就不算什么？

政府有罪，学生有错，这大概是人们对“六四”的共识。为了避免误解，我这里要强调，罪与错是完全不同的问题（用他们的话说，前者是敌我，后者是人民内部）。罪是需要审判的；而错需要反省。反思“六四”，学生的错处之一，是一些学生领袖任由个人性情，不计后果。正是为了更充分地实现个人的意志、价值及表现欲，他们希望将事情闹得更大更持久，惊天动地，因此拒绝学生撤离广场——他们将之作为戏剧，拒绝收场。刘晓波对这个问题曾有过深刻的自我反省和批判。当然，作为当时只有20岁出头的青年，不可能没有青年人的弱点，我们可以宽容。但是，事情过了这么多年，当时的青年已经进入中年，他们应该对此事有所反省。但是，我们至今没有见到柴玲对此有过认真反省。

丁子霖女士说：“我尊重他们的选择，他们现在可以远离政治，他们可以去投身商界，去臣服权力，可以去过纸醉金迷的生活，他们也可以去享受幸福甜美的家庭，这是他们的选择，我尊重他们的选择。但是对於20年以前发生的这场惨案，他们应该不应该有一点道义的担当呢？这个道义的担当并不是要求他们今天来如何如何，但是至少应该有所反思吧？有错就要有勇气来承认错，所以我们说的直面六四，当局要直面、刽子手要直面、我们遇难者要直面、当年的大小责任者也应该要直面。那份民族的苦难，屠杀以后的苦难，天天由我们这些普通的家庭、普通的父母们来担当，这公平吗？每当想起这些，我心里就隐隐作痛。”“我始终认为，杀人者有罪。如果学生有什么错误的想法、愚蠢的想法、甚至於野蛮的想法，这是过。罪和过是不一样的。但是必须反思，有过错就必须承认过错。”（《让孩子的生命在我们父母身上延续:丁子霖访谈录》）

柴玲身上有一种东西，对于参与公共事务是有害的，那就是自我中心。拒绝撤离广场，淡出“六四”，追求美国梦，乃至此次公开“宽恕”，这其中都贯穿着“自我”中心意识。人固然可以自我中心，但是当你充当公共人物，从事公共事务，面对公共社会讲话的时候，就不可只遵从自己，以“我”“个人”为中心。这其中，有你对他人、民众、公共事务的承诺和责任。站到台上，一呼百应，应者云集，何其豪迈；但有了不幸后果，不能一走了之，说我只是我个人，我怎么说怎么做是我的自由。（柴玲在六四夜，坚持到最后，这是应该被赞许和肯定的）这样的政治、自由、个人是不是很可悲呢？

我相信柴玲诚心要做一个好基督徒，我祝愿她。但是在基督徒、个人、他人、信仰、公共事务、公共人物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当我们置身其中，仅仅是“我个人”、“我的信仰”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对具体的责任有所担当。比如，当年的学运领袖们，对“六四”受难者及其家人的苦难，就应该有所道义上的担当，而不是将他们弃之脑后。如果柴玲在发表这番话之前，和天安门母亲们交换一下意见，大概她会将这番想法在以后恰当的时候再讲。

2012年6月15-17日 于伊萨卡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王策：在“宽恕”与“正义”之间

近来网上对柴玲的“宽恕”说议论纷纷，本来无意加入讨论，看到陈汉中和王亭芳二兄的评论邮件，颇生感触，也就简单谈几句粗浅的想法。

我想对此问题的议论关键是要辩清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时间点，有不同的处事原则。

首先，民主运动和专制政权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一般的弟兄、邻居、朋友、同事、男女、同胞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指导后者之间关系的宽恕原则，不能简单地运用于前者之间。六四天安门运动是一场民主和专制的两种意识形态、两种价值观、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抗，是正义和邪恶之争，是民主和专制的两军对决，不能拿处理一般人际关系的原谅、宽恕、不记仇等原则来说话。当两军对垒，胜负未分，况且甲方还在继续杀人时，作为乙方的指挥官却主动放下武器，宣称宽恕，则是非常不合时宜的，这就是柴玲的“宽恕”说为什么会引起众多的批评。

事实上基督徒并不是烂好人，可以宽恕一切。为了制止邪恶，基督徒可以去刺杀希特勒、可以去狙击本拉登、可以去绞死萨达姆，从而执行正义的最高原则。即使这样，并不表示这些执行者在日常生活中不是一个有爱心、有宽恕精神的人。

混淆了两种不同的关系原则，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雨果描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九三年》一书中的两位主人公，就是交战于这两个不同领域的不同原则而双双以生命殉之。

故事描写保皇党军队的首领朗特纳克侯爵，在同共和军作战败逃时听见一位母亲的呼救声，竟然放弃他稍纵即逝的逃命机会，返身冲进火海，救出那位母亲的三个孩子。共和军的政治委员—神父西穆尔登即时逮捕了朗特纳克，并决定送他上断头台。身为西穆尔登学生的共和军司令郭文却为朗特纳克舍己救人的人道行为所感动，宽恕并释放了朗特纳克，反将自己关在牢里。于是第二天，西穆尔登将视同自己儿子的学生郭文送上了断头台，以后举枪自杀。

小说写西穆尔丹是这样的人：“西穆尔丹具有恻隐之心，但仅仅是对穷人。在令人厌恶的痛苦前，他奉献自己，不嫌弃做任何事，这就是他的善心。他乐于行善，其方式既丑陋又完美。他专门去亲吻脓疮。面貌丑陋的善举往往难以做到，但却受到他的偏爱。有一天，王宫医院的一位病人因喉部肿块而窒息，危在旦夕，这种脓疮发出恶臭，极为难看，而且可能有传染性，必须立即除掉。西穆尔丹正在那里，他将嘴贴到脓疮上吸脓，吸满了一嘴后吐掉再吸，就这样吸干了血脓，拯救了病人。”

郭文则是西穆尔丹倾注了他毕生心血和怜爱的人，是他精神上的儿子：“精神也能生孩子。这个学生，这个孩子，这个孤儿，是西穆尔丹在世上唯一爱的人。”

临终的前夜，郭文在狱中对他的老师西穆尔丹说：“假若上天没派您来到我的摇篮边，那我今天会是什么样子呢？还在黑暗里！我的责任感是从您那里来的。我生下来绳索缠身，偏见就是绳索，是您解开了绳索，使我能自由成长，使毫无生气的我重新成为儿童。您向我这个可能发育不全的儿童灌输良知。如果没有您，我会越长越渺小。是您给了我生命。从前我只是领主，您使我成为公民；从前我只是公民，您使我成为有头脑的人。您使我的身体适于尘世的生活，使我的灵魂适于天堂的生活。我寻找人类的现实，您给我真理的钥匙；我要去更远的地方，您给我光明的钥匙。呵老师，我感谢您，是您创造了我。”

总之，郭文认为“在革命的绝对性之上，是人性的绝对性。”但此时此刻，本堂神父西穆尔丹却认为，在这保皇和共和两军殊死作战的时刻，“除了一丝不苟的正义之外，没有任何东西。”他不能宽恕身为远征军司令的郭文对保皇军首领朗特纳克侯爵的宽恕。第二天郭文被他老师送上断头台，就在郭文首级落地的那一刻，西穆尔丹举枪射进自己的心脏，自杀相殉，师徒二人高贵的灵魂双双升上天国！

细细体味郭文和西穆尔丹二人的信念与行为，可能会对理解柴玲的“宽恕”说有所启发。

我个人认为柴玲信奉耶稣基督后的心态改变是无可指责的，她愿意活出耶稣的样式来值得尊重，这是她学习的一个过程，就像郭文在神父西穆尔丹的教育下学会了宽恕与爱心，完成了她自身生命的转化和超越。但是身为原天安门广场的总指挥，是八九民主运动的象征。所以从中国民主运动的立场出发，在中共专制当局尚未认罪悔改，并继续杀人作恶的时候，就做出这种宽恕的宣示，让人觉得是对“正义”追求的欠缺，她更应该担当像神父西穆尔丹的职责。

我个人也并不反对中国实现民主转型后，在实践“转型正义”的过程中，放弃报复清算的心态，对前朝的政治人物予以最大限度的宽恕，以达成社会的和解，从而创造持久的和平。

只是令人遗憾的是，23年过去，死者的墓木已拱，近日又见六四壮士李旺阳的屈死。恰是未消旧恨，再添新愁！苟活的我们，年年此日，心潮呜咽，不知上苍的正义之剑何时出鞘？

愿以此文和柴玲姐妹和诸位仁兄共勉！

 宽   容   是   一   种   境   界

         王 亭 芳

1994年9月的一天，在意大利境内的一条高速公路上，一对美国夫妇带着十岁的儿子尼古拉斯·格林正驾车向一个旅游胜地进发。突然，一辆菲亚特轿车超过他们，车窗内伸出几支枪杆，一阵射击之后，他们的儿子中弹身亡。

这对夫妇本该痛恨这个国家，因为在这块土地上他们失去了爱子。可是，悲伤过后，他们作出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把儿子健康的器官捐献给意大利人！在意大利，即使是正常死亡的本国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的也很罕见。于是，一个15岁的少年接受了尼古拉斯的心脏，一个19岁的少女得到了他的肝；一个20岁的妇女换上了他的胃，另两个孩子分别得到了他的两个肾。5个意大利人在这份生命的馈赠中得救了。这件轰动一时的事足以令所有的意大利人汗颜！1994年10月4日，意大利总统斯卡尔法罗将一枚金奖章授予这对美国夫妇，为他们的容纳百川的胸怀以及悲世悯人的情操，还有以德报怨的人生境界。
仇恨带给人类的灾难太深重了，该怎样把仇恨化成一种美好呢？这对美国夫妇给人们作了一个成功的榜样。他们的爱子在异国无辜惨死，可他们的理智却抑制了仇恨的烈焰，并毅然作出了惊世骇俗的决定，使5个年轻人获得了重生。使冤死的儿子永远活在意大利人的心中！

宽容是一种境界，她如水，使纷繁经过过滤而变的纯净；她似火，使平淡通过煅烧日趋鲜明。宽容不是姑息，不是滥情，更不是放纵，而是经历了痛苦煎熬后的感悟，宽容是内心对天地间一切生活产生的博爱。

1989年6月4日发生在中国的惨案震惊了世界，中共政权的暴行遭到了来自国内外正义力量的同声谴责。23年来，对中共而言，六，四死难者的英灵如同挥之不去的阴霾无时不在困扰着他们的每天每夜。从暴乱到动乱到政治风波，可以看出，他们对这一惨案的心里防线在崩溃，所有当时的责任者都在以不同方式推卸责任，戒严部队的“勇士们”没有一个人赶佩戴那枚带血的“镇暴纪念章”，因为他们知道清算罪孽的一天肯定会到来。

恐惧、焦虑、痛苦正是通往良心和忏悔的道路。

六，四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柴玲——曾经是那个时代的符号之一。23年来的经历和痛苦的思索，构成了她23年后的“六，四感言”。 毫无疑问，柴玲她是真诚的，这同无操守的随波逐流相比，可谓泾渭分明。

“我的宽恕是我个人的，是来自一颗被耶稣的爱而转化的心。我的原谅不代表任何人，也不是要求任何人跟我一样的去原谅。这样重要的事情必须是自己的选择。…….。我的原谅并不等於说是忘记了他们做了些什么，我记得很清楚。………。我的宽恕,也不是要免除李鹏或任何领导人从1989年6月4日,在天安门广场实行屠杀的责任………。难道你们会怀疑他们是否会要付代价吗？他们当然会的。…….然而,即使在那一天到来之前,神还是呼召我原谅他们对我的伤害。要我为他们得到宽恕而祈祷，这是因为耶稣也做了同样的事……。我们来爱敌人和压迫者是无法形容的困难,但它是一种救赎.这样使得我们解放,使我们的敌人谦卑,他们会发现越来越难以继续恨我们。“…….。

 “横看成岭则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柴玲的宽恕引来了众多的非议，柴玲的虔诚被同道们指责为姑息养奸和典型的伪善，柴玲已经不是人们心中的“英雄柴玲”了。

这场旷世争议，令我回想起数十年前游福建泉州开元寺时，在菩提树下的感慨：天下名寺僧占多，朗月清风，花放水流，古往今来，信徒蜂拥。梦想成佛者接踵而至，真正修成正果的，又有几人呢？阿弥陀佛，成佛不易，入仙更难。

柴玲是人，不是神，但柴玲的“原谅”、“宽恕”和刘晓波“我没有敌人”的精神境界非常人所能拥有。人类的和平，中华民族的复兴，不正是需要这种宽容、博爱的精神境界吗？

2012年6月17日星期日于日本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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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露警察国家的真相　　　　　　　　　　　　　徐友渔　│

│　◆【附录】《遭遇警察．前言》　　　　《遭遇警察》编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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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警察国家的真相

徐友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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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友渔先生和华泽女士编辑的《遭遇警察》终于在香港出版　│

│　了，我们对此表示祝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警察国家，所　│

│　谓“维稳”就是政治警察的全面监控。我们需要揭露其中的　│

│　黑幕，让全世界看到中国当局是如何利用警察残害中国公民　│

│　的，当然我们还需要学习如何与“警察专制”进行斗争。　　│

│　　　　　　　　　　　　　　　　　　　　　　　　　　　　│

│　本书汇集的20余篇文章多是“遭遇警察”的亲身经历，由此　│

│　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政者的指使下，警察是如何监控、绑　　│

│　架、残害公民的。我们有理由提醒大家，随着中国政权的进　│

│　一步脆弱，“警察专制”将会进一步升级，人们需要对之警　│

│　惕。感谢徐友渔先生为本刊撰写此文。为了使读者进一步了　│

│　解《遭遇警察》一书，我们将此书前言附录在文章的下面。　│

│　　　　　　　　　　　　　　　　　　　　　　　　　　　　│

│　　　　　　　　　　　　　──《中国人权双周刊》编者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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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华泽编辑的《遭遇警察》终于在6月上旬出版了，我们的心情既

喜悦，又轻松下来。

记录警察的暴虐、践踏法律和侵犯人权，记录中国公民受到的压制、

侵凌，记录大陆中国在“和谐社会”外衣掩饰之内的撕裂和高压，这

是我们为自己设置的任务，这个任务终于完成，我们可以略微告慰那

些曾被警察非法拘禁、拷打的人，告慰那些曾因警察的迫害失去工作

或居住地的人，告慰那些因逃避警察的追捕而流离失所、与亲人离别

的人，同时告慰那些在本书中记录了自己的遭遇和更多尚无机会表述

自己遭遇的人。这样的告慰既有意义，又微不足道，我们需要的是揭

示全部真相，我们还要为这一天的到来而努力。

《遭遇警察》一书在2012年6月上旬出版，具有特殊的意义。首先，

它是对于“6．4”血案发生23周年纪念的一份微薄祭礼，它让人们直

面中国处于暴力统治之下的事实；其次，它是对于陈光诚逃离苦海、

顺利抵达安全地方的一种回响，它提醒人们：陈光诚自由了，但他的

亲属仍在警察的监控与虐待之中，类似陈光诚的侵犯人权事件每天都

还在发生；最后，它告诉人们，虽然王立军、薄熙来垮台了、倒霉

了，但中国政治制度并没有变；“重庆模式”不提了，“中国模式”

还在；“法治”仍然是口号，“和谐”只不过是警察肆无忌惮地监

控、抓捕、拷问的代名词。

本书的编辑工作始于2011年春季，一批维权律师、维权人士、独立知

识分子被警察抓捕和酷刑拷打，其中不少人是我们的朋友，消息传

来，震惊无比、悲愤莫名。他们被强加的罪名是呼应发生在北非诸国

的“茉莉花革命”，这纯粹是当局在杯弓蛇影、风声鹤唳心理支配下

的疯狂行为。虽然当时的形势是恐怖气氛弥漫，但我们决心做出反

应。我们固然不可能制止警察的暴虐，但我们有责任至少记录下这个

时期践踏法治、侵犯人权的恶行。苏联、东欧的经验说明，记录也是

一种反抗，是履行历史责任的一种表现，是显示人类勇气和存在意义

的一种方式。

本书的两个编辑都经历过与警察的遭遇，这种亲身经历是记录和揭露

的动力。但我们深知，值得记录、应该记录的事情有很多，警察行为

的无理、可笑、暴虐、荒谬远远超出了人们的理解和想象，不为警察

的种种恶行，受害者的种种遭遇和感受留下记录，于历史是一种缺

陷。我们欣慰地发现，与本书编者一样，许许多多受迫害者都留下了

现成的文字记录，而且不少相当翔实、生动，可以作为后代了解我们

这个时代的个人遭遇与制度特色的历史文献和教材。

虽然刺激我们编辑此书的动因是中国的“茉莉花”恐怖气氛，但本书

收录的文章却只有一两篇这段时间受害者的回忆。这是因为，这一时

期警察的拷问和凌辱超过以往，在当时，受害者的痛苦回忆对他们是

一种不堪的负担。我们理解，勉强的写作犹如在深深的创伤上再撒一

把盐。但我们更大的顾虑是，几乎每一个受害者都受到过警告并被迫

写了保证，不得讲出他们在拘押期间受到的拷打和人身侮辱，我们不

愿意因为他们的文字而受到追加的迫害。所以，本书中遭遇警察的故

事，多是反映“茉莉花革命”前的事。我们认为，这不影响本书的宗

旨，因为警察行为的残暴，早已在林昭、张志新等案例中得到记载，

我们通过本书揭示的，是后极权时代警察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

警察行为的特征。

在所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掌权者已经不能象从前那

样依靠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靠意识形态对于人心的征服和麻痹，

靠“群众斗群众”和“群众专政”等方式维持统治，甚至在关键时刻

靠赤裸裸的军队镇压──就象1989年的“6．4”惨案那样，而是在日

常生活中依靠警察进行统治。警察对人们日常生活的镇压、干预，成

为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鲜明特色。

第二个值得注意之点是，由于没有法理或意识形态的支撑，警察在行

动中很少以法律捍卫者或正义捍卫者的身分出现，他们解释自己的镇

压行为时往往只能说：“我不知道，我只是奉命行事。”在不少情况

下，他们会表白自己的行为没有法律依据，但为了工作、饭碗，不得

不如此。在遭遇警察时，受害者在法理和道义上占据了绝对优势。

第三个特点是，当代中国的政治警察已经没有古今中外警察的威严、

纪律和神秘性，被镇压者遇到的往往是利欲外露、痞气十足的混混，

这些人非常愿意把监控、镇压与消费活动结合在一起，比如与受害者

一道旅游、住宾馆（流连于其中的娱乐设施），特别是一起进餐厅。

这样的事情绝不是个别的：警察要向被监控对象商量、请求，以争取

监控的管辖权，因为，一个重要的监控对象就意味着一大笔经费，监

控实际上是与一大笔经费相关的“项目”。陈光诚逃离东师古村之

后，人们纷纷议论，最为恼火的，是上百名借监控陈光诚而领取工资

或经费的人。

当然，我们深知，真正值得批评和鞭挞的，不是具体执行任务的警

察，而是做出决定、下达命令的执政者。本书中讲述遭遇警察故事的

维权者，都有这样的意识，所以，他们控诉的重点，是警察背后的制

度和指使者。另一方面，根据世界各地的经验，中国人也有了明确的

“转型正义”的观念：我们不能在把主要罪责归咎于统治者的时候，

完全忽视或免除执行者、参与者的个人责任。人们非常清楚，即使我

们不是依据普遍的正义标准，不是依据文明社会的原则，不是依据中

国承认的联合国宪章和宣言，即使我们只是依据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宪法和法律，警察的行为也是非法的。以这种最低标准进行的追

究和清算，显然是合情合理的。

大陆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警察国家，本书披露的真相只是冰山的

一角，我们相信，以宪法和法律的名义全面伸张正义，控诉和清算镇

压、侵犯人权行径的日子，不会太长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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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遭遇警察》前言

编者

当今中国社会生活的一种重要现象和突出特征，是警察无处不在，他

们对公民正常、合法活动的干预、压制，对人权的侵犯，达到了自文

化大革命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和谐社会”的口号与警察国家

的现实，形成了尖锐的对比和讽刺。

最近几年，作为对《零八宪章》的签署与发表，对刘晓波获得诺贝尔

和平奖，对北非一系列国家发生“茉莉花革命”的回应，中国的当政

者越来越依靠警察力量来维持他们所谓的“稳定”。在对自己的执政

合法性丧失信心后，当政者对形势的判断有一种病态的敏感，他们觉

得中国大地上到处都是即将燎原的星星之火，他们的对策是要将一切

“不稳定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他们把国家的大量资源用于对社会

的监视和控制，并在指导方针上提出“社会管理”即全面控制社会的

概念。当极权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大势已去，面临中国正在建立市场经

济的历史潮流，这种恢复极权主义全面控制社会生活的企图既不得人

心，又明显不能成功。这种倒行逆施加剧了社会内部的矛盾，扼杀了

社会的生机，毒化了社会的空气，当政者的所作所为败坏了中国的形

象，中国的人权状况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抗议，但他们只是以“反

华阴谋”的说辞来自欺欺人。

警察对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侵犯，他们无所不在的监视、控制、镇压行

动，是极权–后极权国家最突出的特征。柏林墙倒塌之后，人们可以

在反映苏联、东欧国家社会生活的各种记录──展览、博物馆、电

影、小说、回忆录，等等──中了解到警察形形色色的活动，体会到

人们在警察制度下的遭遇、痛苦、不幸和种种感受。中国这一时期社

会生活的警察化特征，警察监控社会和侵犯人权的基本方式与特点，

值得记录下来，以供后人了解、研究这段历史。

必须指出，本书记录的中国公民与警察的遭遇，只是历史真相的一个

侧面，远远不是全部。我们只是把近两三年在网上流传的，我们手上

现成的文章挑选了一部分收入本书，而没有做约稿、组稿的工作，警

察无处不在的情况使得约稿、组稿无法进行。本书各篇文章的篇幅、

体例、风格的不统一是这种困难条件的反映。

我们知道高智晟、郭飞熊、刘晓波、艾未未等重大案例，我们无法把

他们的遭遇包括进来，也没有条件约请他们的亲友提供描述他们遭遇

的记录。我们还知道一些遭到警察刑讯和虐待的事件，对于了解历史

真相，披露这些事件是必需的，但我们没有做这种努力，因为，虽然

这些事件的受害者中有不少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得知，他们在出狱

前受到严厉警告，甚至被迫作出保证，不得讲出他们的遭遇。为了免

使这些受害者因为加盟本书而再次陷入危险的境地，我们不得不舍弃

了本来可以展现的，非常有价值的内容。

我们坚信，全面反映历史真相的时候终究会到来。

编辑本书的初衷和侧重点不是要反映当代侵犯人权的严重和残忍。林

昭、遇罗克、张志新等人的情况早已记录在案，我们不是要在这个方

向重复和增添新篇章，我们想反映的，是警察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无处

不在，他们活动的公开化、日常化。

与苏联东欧秘密警察的活动方式不同，中国警察既不神秘，也不威

严，中国公民遭遇警察不是偶然、个别、例外的，而是大量、经常

的，不是在暗处，而是在明处。他们可以打个电话就上你家，或者不

打电话就来，长久以往变成常客；他们可以定期请你喝茶、喝咖啡、

进饭馆，俨然成了酒肉朋友；他们可以在被监视对象的家门口、楼

下、小区入口处安营扎寨，人手不够时大量雇佣保安、城管、农民

工，每人每月只给一千多元，为了监视一个人雇八个人，三班24小时

不间断。这时警察象包工头，拉起一支乱七八糟的临时工队伍──可

以想见，这支队伍是不敬业、没有效率、没有士气的。

之所以这样，原因在于需要监控的公民太多，即使按照国家的恶法和

警察的惯例也没有长期关押的理由，没有这样做的必要，也没有这样

做的空间，对人们的监控和短期扣押出于“防患于未然”的考虑，出

于“千万别在我这里出事”的心理，出于“一定要平安度过这段敏感

期”的命令。对个别人士，他们采取柔性方式：明明是扣捕和拘押，

却要安排成旅游，入住宾馆，呆在度假村，他们要人们相信这是“人

性化”措施，其实是想规避法律程序方面的难题；而对于绝大多数监

控对象则凶相毕露，打、骂、侮辱、虐待，甚至对于身体残疾或身有

伤病的人也是如此。

在本书中，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人大多具有法律意识和知识，还有人

本身就是维权律师，因此，在遭遇警察的过程中，他们充分地利用现

行宪法和法律来捍卫自己的自由和权利，在此过程中读者可以看到当

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那些自称的执法者根本不懂法，他们需

要受害者向他们普法，当然，即使在了解相关法律之后，他们仍然做

践踏法律的事。读者可以从本书的多篇记录中看到，遭遇警察的过

程，就是在所谓“执法者”面前宣传和捍卫法律的过程。许多公民在

遭遇警察时表现出区别于以前的“臣民”、“顺民”的勇气，他们以

现行宪法、法律为武器，有理、有利、有节地抗争，而警察的无法无

天则是中国进入新世纪后法治不断倒退的明显标志。

本书指称的警察只是中国庞大警察队伍中的一支，他们是政治警察、

思想警察、文化警察，在一个现代文明社会，不应该存在这种性质的

警察。尽管中国警察队伍中的腐败和黑暗触目惊心，尽管警匪一家的

现象不是个别，尽管警察与黑社会合为一体在一些地方不是秘密，但

总的来说，中国老百姓还是把警察视为保护自身安全的力量，而不是

威胁、侵害公民权利的力量。人们对那些在公路上辛劳执勤的交通警

察，在边境、丛山和密林中执行危险任务的缉毒警察，对为缉拿凶犯

而呕心沥血工作的刑侦警察，对一切为社会正常运行而坚守岗位的警

察，充满敬意和爱戴，但这绝不包括政治警察，他们令人生厌和生

畏，他们是警察中的异类，是通向公民社会的障碍。

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当政治体制改革真正提上议事日程，当“建立法

治国家”作为真正的政纲而不仅是口号提出来，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

是取缔政治警察。

放眼中国的未来，政治警察终将成为历史的陈迹。

（2011-07-26）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80期2012-06-14；http://shuangzhou

kan.hrichina.org/〕

郭建、何曉清：歷史事實說出被沉默的聲音 ──談哈佛大學「天安門邉託v史與記憶」研討會

對於我們這些和中國當代歷史打交道的人來說，要還原歷史的難處是不言而喻的。因為種種限制，歷史斷層不幸地出現在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身上。在學界，致力於還原歷史，扎扎實實地做點事情，並為社會公義吶喊的青年學者，真是少之又少。自二○一○年起，哈佛大學東方語言與文明系何曉清博士在哈佛開設「六四」課程，並連續兩年同修課的學生一起組織「天安門邉託v史與記憶」研討會。她的堅持和勇氣，取得收穫，今年再次獲得哈佛大學的傑出教學獎。在此，本刊約請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教授郭建以對談的方式請何博士介紹幫助學生組織研討會的經歷和經驗。

還原一段被抹殺的歷史
郭：曉清，我知道你去年秋季教兩門「六四」課程遇到種種困難挑戰。看到Arthur Waldron教授評論說今年你學生組織的「六四」研討會代表了「哈佛的最佳狀態」（Harvard at its best），很替你高興。

何：其實我一直跟學生說，我們只要盡力而為就好了。作為八九年後出生的新一代，他們組織這個會議本身就非常有意義。他們也明白：這個會議不只是關於他們自己的，還要去還原一段被抹殺的歷史，並且讓大家聽到那些被沉默的聲音。

郭：我在會議議程上看到這次參與活動的資深學者不少。歷史學家Elliot有過「明星陣容」（all-star cast）這樣的評語。

何：去年Elliot教授參加了我們的活動並致開幕辭，可惜今年他在外無法參加。今年是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柯偉林教授致的開幕辭。你也知道，哈佛平日的學生活動多不勝數，像我們這樣的本科生活動，一般教授都不會出席更不要說參與。來自賓州大學的Waldron教授也參與了主持小組討論。他上本科的時候是 Richard Pipes教授的高徒，在哈佛拿的博士學位。那天我在會議上跟學生半開玩笑說：希望幾十年後他們當了教授也會像Waldron教授那樣專程飛回哈佛支持本科生的「六四」研討會。另外，普林斯頓大學余英時教授也為學生寫了賀詞。總而言之，大家對同學們探討「六四」真相的支持，盡在不言中。

郭：這些學者在會議上發言了嗎？

何：發言的主要是學生──宣讀他們的期末論文。另外柯偉林教授致開幕詞和麥克法誇爾教授致閉幕詞，其他主持會議的學者在台上也有與學生互動。那天現場有一種莫名的磁場，把所有參與者都吸住，去年我也有類似的感覺。其實我對學生的每一篇論文都很熟悉，按理說不應該太觸動情感，不過大概因為他們在台上非常投入，好幾回我還是淚眼朦朧，特別是Szonyi教授在主持第一場討論前與大家分享他八九年經歷的時候。他平日嚴肅嚴謹，沒有想到他會說那些話，又說得那麼動情。他說如同上一輩人都能記得聽到肯尼迪被害的消息的時候自己在哪裡，我們這一代以研究和教授中國問題為生的人，都記得「六四」發生的時候我們在哪裡──那是一次心靈重創（trauma），對我們的人生和學術都影響深遠。

是事實之爭，更是價值之爭

郭：我記得在會議前一個月你很緊張地跟學生一起修改論文，看來他們沒有讓人失望。

何：我們的確花了很多時間修改論文──有些改了七八稿，少的也是三四稿。同學們都了解：因為政府的刻意抹殺，這段歷史有很多的爭議。因此，我們要嚴謹。今年查看天安門資料集的同學比去年多，也有同學通過挖掘其他史料來說明問題。例如，因為有爭議說天安門廣場沒有打死一個人因此沒有「天安門屠殺」，一位同學就翻譯和分析丁子霖老師的《尋訪六四死難者名單》裡面關於一名在天安門旗桿下被殺害的遇難者的那一章。她覺得應該讓歷史事實說話。當然，我們在課堂上也討論到用天安門廣場的死難人數來否定「天安門屠殺」是不夠充分的，因為正如「八九天安門邉印共恢皇侵赴l生在天安門廣場，而是一場覆蓋全國各大城市的邉印Ｍ瑯樱�「天安門屠殺」並不只是指發生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屠殺，還包括發生在北京街頭的屠殺。我們常用的兩張地圖：一張是死難者遇難地點的地圖，另外一張是死難者屍體發現地點的地圖，都很能說明問題。

不過，我在教學過程中明顯感到對「六四」的爭論不只是事實之爭，更重要的是價值之爭。前者相對來說比較直截了當，面對那麼多證物證人，事實是掩蓋不了的。但是，因為後八九政權為軍事鎮壓的正當性的種種辯護，讓很多新一代年輕人認同歪理而失去常識，那種為了經濟發展可以犧牲人的生命的價值在大部分美國長大的孩子眼裡是不可思議的，但對於很多來自國內的學生來說卻是理所當然的。因此今年有不少同學引用關於「愛國主義教育」邉拥奈恼聛矸治鰹槭颤N中國年輕一代就算知道歷史真相後還會對事件有不同的解讀。另外今年用中國政府材料的同學比去年多──以其之矛攻其之盾。最近變得熱起來的關於陳希同講話的材料，同學們都不陌生。有一位同學的論文提到：「愛國主義教育」讓學生了解中國的屈辱和災難，但原來這只局限於外國帶來的屈辱和災難，不包括三年饑荒，不包括反右，不包括文革，不包括「六四」。

我們的世界缺失了什麼？

郭：有沒有讓你特別難忘的論文？

何：會議以關於天安門資料集的論文開始，以一位韓裔同學唱一首他為天安門母親而寫的歌《媽媽最明白》結束。第一位發言的同學是一位被美國父母收養的中國棄嬰，她說跟班上的華裔同學不一樣，雖然她在中國出生，但她對自己的身世一無所知──她出生幾個小時就被丟棄到醫院的凳子上，爸爸媽媽連一張紙條都沒有給她留下。她一直非常渴望知道到底那天晚上發生了什麼事情。因為這樣的原因，她特別能夠理解天安門母親，理解她們想知道六月三號晚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不同的是，這位同學說，她自己恐怕永遠都不會知道真相，但是，天安門母親是會知道真相的，在哈佛圖書館就有一箱箱的證物。她接著引用林培瑞教授寫的那篇經典的關於「六四」記憶的文章中的例子──多年前方勵之教授說「六四」的記憶會被抹殺，林培瑞不相信，結果卻是如方所說。杖缌峙嗳鹚�說的：多年前，我們這些不願忘記「六四」的人是大多數。如今，我們成了一小撮；可是問題並不在於我們的同行者減少而變得孤獨，更重要的是：這樣的一個事實說明我們的世界缺失了什麼？大概翻譯是這樣。那天好幾位同學引用林培瑞的不同文章。其實，對於同學們來說，像林培瑞這樣的學者不能進入中國，本身就很說明問題。
郭：除了學生和老師，那天出席會議的有校外的人嗎？

何：有，觀眾裡有好幾位都是八九年親歷其境的，例如有兩位美國的中學老師，八九年她們在北京經歷了一切，我每次有關於「六四」的討論，她們都會帶著家人同事朋友來。曾在諾貝爾和平獎上為劉曉波演奏《茉莉花》的音樂家張萬鈞也參加了整個會議。

郭：很高興你的努力有了豐碩的成果。知道你今年再次獲得哈佛的傑出教學獎，我覺得很欣慰。對於這門課，你有什麼特別的心願嗎？

何：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在中國的土地上安全地自由地教這門關於一九八九年的課。


何曉清 郭建，原载: 《動向》

艾克思：「六四」23週年異象新象

　　今年是「六四」屠殺二十三週年。「二十三」這個數字，聯想到滬語的「搞七廿三」，也就是胡搞的意思。胡又是胡鍧�，胡鍧龝�搞什麼花樣？

　　「袁二十三」與「六四」異象

　　首先，當年的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復活了。當年他以「六四」只死二十三個學生而獲得「袁二十三」的雅號，如今二十三週年，紛紛傳說「六四」要平反了，這個奇異數字不正是老天非要把他拖出來嗎？正好《陳希同親述》出版，這位當年北京市長大爆黨內機密，為自己卸責。有記者也想起當年的紅人袁木，把他「深挖」出來採訪，他已失去當年勇，以「我不知道，哈哈哈，我不太清楚高層的事」推搪，不過無賴油條的本色未變。

　　六月三日午，北京市烏雲覆蓋，白晝猶如黑夜，隨後出現狂風暴雨，雷電不斷，部分地區更落冰雹，氣溫急降十度。自古以來，六月飛霜就代表民間有重大冤情，如今出現在北京，難道不是天意？而六月四日上證指數下跌六四點八九點收市，最後一筆交易則是六四股。天底下有這樣巧合的事？如果要人為造市，專家說要五十億元的財力，誰有這個能力？只有老天爺有。

　　正是中國出現這些異象，決定了還在自由或半自由地區華人社會的香港與台灣，也出現「六四」的新氣象。這個新氣象不在參與人數的多少，而是與過去比較而出現的新事物。

　　「六四紀念館」與方政抵港

　　香港有兩件新事物，一件是支聯會籌組了一個臨時性的「六四紀念館」，這是全國首座，為「六四」屠殺留下鐵證，吸引了大批民眾前去參觀。六月三日星期日那天，場面迫爆，一個月來有六千人參觀，其中中國大陸遊客就有近兩千人；可見中國民眾想瞭解真相的渴求。為此支聯會已開始籌款，智蠼�立一個永久性紀念館。

　　另一件是「六四」被坦克壓斷雙腿的方政從美國到香港參與「六四」活動。他能夠在香港入境，如果不是海關疏忽，就是當局網開一面。這或許是當局有意平反「六四」，但又找不到安全期時處於不硬不軟、又硬又軟時刻軟的一面。

　　方政的出現，更添加民眾的激情，因為一直有香港土共否認「六四」屠殺，甚至以坦克壓肉餅來取笑。這些人遲早要受天譴。

　　面對「六四」台灣朝野反差強烈

　　台灣還沒有成為中國一部分，所以馬英九還在為統一努力，台灣人也沒有香港人的危機感。今年「六四」，馬英九也有創意。早在五月二十日總統連任的登基大典，提出不要以西方的人權標準要求中國，而要以中華文化的「民胞物與」的概念，「子產不毀鄉校」來表達，似乎普世價值有中西之分。六月一日在接受路透社採訪時，更表示他不會與中共談人權與民主發展，而把它交給民間團體去交流。但是越來越多的台灣年輕人參與了「六四」晚上在自由廣場舉辦的燭光晚會，連大陸遊客也主動來拿相關文宣資料，不同於過去的迴避。大陸民眾要求真相，主動接觸「六四」，與馬英九的迴避形成強烈反差。

北明：一九八九自由潮 (中)

7，北大三角地5·16新闻发布会                                            

        “五·四”，我只在北京逗留了一天，作为“八九民运”的参与者，是在我第三次进京后。五月十五晚，“美国之音”传来了三千学生绝食的消息。我关上收音机、关上书橱、关上琴盖、关上灯、关上窗户关上门，关住平静的日子奔北京而去。

仍是满世界找不着郑义。似乎全北京的人都在街上。我骑一辆自行车东拐西拐，绕道广场，竟仍进不去。再回到电影金鸡奖评选会址的辽宁饭店，时已黄昏。郑义回来了，正对那份《五·一六声明》作最后的润色。这份文件表达的是中国知识人对当时政治时局的态度，苏晓康（报告文学家，河殇总撰稿恩）起草未果，郑义重新起草，标题采纳政治学所所长严家其建议，征集签名有北师大教授、河殇撰稿人之一的王鲁湘的心血，数百份打印量则是在老鬼家里完成的。郑义告诉我，明天在北大三角地召开这个声明的新闻发布会。将这份最后润色的声明递给我，他说，“我们一起去。”

图6：學叱跗饡r的北大三角地一角。圖片來自博訊。

我们一起。

这使我这个外省的小人物有机会直接参与到这伟大的历史运动中，而不是仅仅充当一个热心的激动不已的旁观者。尽管这些参与行动比起汹涌的民主潮流来微不可见，但它们对于我个人来说，意义重大。

我为“八九民运”做的第一件事，是给“五·一六声明”新闻发布会挂会标、贴声明并请人用毛笔代我在贴出的声明上签名（我满手浆糊，顾不过来），然后坐在观众席出席这个会。

三角地那日快撑破了。地面、报栏顶、各楼层窗户里甚至树上挤满了人。一些“罢课！”的字幅干脆利落地从高楼层窗户杵出来，格外醒目。

五·一六声明，郑义说中国知识界前辈、泰斗基本都签了名。但是前来参加新闻发布会的不是很多。有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著名的走向未来丛书主编包遵信、人称“陀爷”的北京知名文学评论家李陀、王鲁湘、北大作家班班长陈建祖、著名作家老鬼、北大研究生王超華、北大學生及天安门绝食团指挥部负责人熊焱等。其中包遵信、王鲁湘六四后被捕，审讯期间与我一同关在北京潮白河招待所，后转移到昌平县宾馆。而王超华和熊焰的名字则不久后都出现被通缉的21名学生领袖名单上。

关于那个会，除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最后：

始终严格控制时间，控制发言人数的主持人李陀看看表说：

“现在，还可以再提最后一个问题。”

一位记者很庆幸最后的提问机会给了她，她问：学运前景如何？政府事后抓你们入狱怎么办？

 李陀往身后站成一排的知识界代表看看，把话筒给了郑义。

郑义说了一串话，我只记住了最后一句：

“不抓我，我当然继续爬格子，干本行；抓了我……”，这时，全场人眼睁睁看他怎么说，他反抗？申辩？低头认罪？大义凛然？他却说：

“咱哥们儿在里边好好练气功。”

8，未名湖畔

散会后，一行人先是在作家班，后在未名湖畔讨论问题。

谁继续征集“声明”的签名？

谁负责与海外联系尽快见报？

眼下知识界还能做什么？

形势！形势会朝什么方向发展？……

最后的忧虑集中在一个十分具体的问题：如何防止明天全市大游行时可能出现的混乱局面和暴力行为？因为据说明天的游行路线会经过王府井一带繁华商业区。“谁说的明天全市大游行？”有人问。立即有人回答：“这还有疑问吗？现在的情况是，任何一个人，只要在北京市内的任何一个地方，贴一张小小的字条，说明天全市大游行，明天就游啦！”

于是善良的人们认为，如果出现那种混乱与暴力事件，政府就会籍故干涉阻止游行，学潮就会受挫；而只要维持好秩序，保持和平姿态，当局就不可能也没办法对百万人民实施恐怖与镇压。

和平乃学潮取得成果的第一先决条件。

但果真如此，也是十分可笑的——一群教授、学者、作家们，顶多也不超过二十几个吧，避开外人，坐在未名湖畔，严肃地讨论避免在这个拥有一干多万人口的城市全市大游行中发生混乱与暴力的问题。这些人除了一腔忧国忧民之情外，一无所有，却仍然争得面红耳赤，好像人人都手握生杀大权，可以力敌千军。

“口号。明天的口号要规定一下，不能太过激。”

“应该写出一些标语牌，请协助维护秩序一类的，放在各路口。”

“放在？不行，早让人拿跑了，写上别的扛着游行去了！那时候，谁都嫌自己手里空，恨不得扛着天安门城楼子满街游。”

“让学生们举着也行。”

“不行，学生举也不行，谁听啊？”

“那我们去。”

“我们？我们是谁？谁认识？比方你吧，就你那一班学生认识。”

“哎，对了，咱们每人把名字写成布条，拴在脑袋上，还不成？就像老鬼，写得大大的，挎在身上，连举牌，带解释。”

“算啦！更乱啦！一看是老鬼，《血色黄昏》！都围着看，不走啦！一解择，以为你讲演，更不走啦！热闹就来啦！”

“咳，先不讨论这问题，先说，标语牌上写什么口号？”

“维护治安，人人有责。”

“商业区，免行。”

“通俗点，禁止通行，哎，你快记。”

“我正记呢。还有，快说呀。”

“提高警惕，防止混乱。”

“严禁打、砸、抢。”

“哎哟，不行，文化大革命用语，不太好。”

夕阳西下，微风习习。未名湖石舫绿水清波间，一群读书、讲书、写书的专家在用不很温和的态度讨论明日如何温和得了的问题，一个他们认为至关重要却力所难及的问题。

余晖落尽，明日将临。彼此说，“尽力而为吧”。“我今晚去广场找找学生头，让纠察队想想办法。”“我这就去弄纸，一会儿找人写牌子。”“我看能否通知别的人想想别的途径。”“反正明天不能乱了。”“对啦！不能乱。”“不能。”

各奔西东，分头努力去了。

9，天安门民主村

为了抢时间，我和郑义忍痛坐了一辆出租车赶到广场。

学生们真是给警察欺侮出来。静坐地、绝食圈，由纠察队不分昼夜地守着。出入口处，进去要出示学生证、教师工作证。学生教师外，一律凭高自联签发的通行证。通行证不随便发，只发给高自联认可的有关人员。

一张通知证，我和郑义两个人，几次试图蒙混过关，都失败了。结果只好郑义自己进去。去了大半天，出来时笑盈盈说：转来转去转得快晕过去时，找着了柴玲，柴玲已安排各院校纠察队明天在大游行时维护治安了。说着，从兜里掏出一张纸，一张新弄来的特别通行证，说：  

“你是我媳妇，我走了个后门，请原谅。”

有了通行证，我和郑义就守住了绝食团广播站。不仅因为这里的三千绝食学生牵住了我们几乎全部情感，而且因为这里曾一度成为八九民运的信息中心。

广播站每天都收到来自四面八方的社会各阶层、团体、单位以至个人或集体签名的声明、宣言、请愿书、抗议书、公开信、建议书、声援书、号召书等各种文件；外省各地的声援电报则“雪片一样飞来”，这些电报有的发往北大等各高校，有的干脆径发“天安门广场绝食团”，由好心的电报局邮递员亲自送来。广播站里，临时招聘的学生记者们负责搜集并撰写新闻，报导，专题。没有多久，就用不着记者了。各路消息，通过各种渠道，如同那些大量的物资一样，源源不断地、畅行无阻地向广播站汇集而来。一个人只要蹲在广播站内，不用走动，便可知道北京乃至全国各地有关民主运动的各类最新消息。

在广播站驻守的数个不眠日夜，使我有幸通过广播站了解到天安门广场这个“八九民运”中心的内部运作机制。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天安门广场成了一个以北京高校学生和来自全国各地近四百所高校学生为主体的民主爱国村。在高自联（北京高等学校自治联合会）统帅下，村里设立了各种机构：

宣传机构：广播，报刊与传单的编制、印刷与发行、演讲团。

后勤保障机构：来自四面八方的物资接收与发放（这些物资包括大衣、棉被、大客车、帐蓬、医药卫生用品、广播通讯器材、食物、资金等等）。

治安机构：以纠察队的形式，为广场静坐绝食圈、长安街交通、游行队伍及沿线商业区维持秩序，为在广场及各公众场所召开的记者招待会、新闻发布会、演讲会维持秩序，后来到军队屠城时，维护撤退秩序，劝阻愤怒的百姓对坦克车、军车还击。

联络机构：与全国乃至海外声援团体保持联系，与首都各界有影响的人物和单位保持联系。

财政机构：负责管理资金的分配、使用和储备等等。

图7：1989年春天，中國的天安门廣場是自由的海洋，国人尊严的象征。网络图片。

所有机构都设置在广场上，机构内部的管理制度也迅速地建立起来了。尽管仍有局部的混乱和大量不协调，这个民主爱国村毕竟神奇地诞生，各机构迅速地运转，其工作效率之高，足以令任何一个共产党官僚机构自惭形秽。

10. 天安门广播站

广播站最初的职能很单纯，编播槁件，通知开会而已。但绝食延续一两天后，它的指挥协调作用，便不可遐免地显示出来，广播站实际上成了广场近四百所全国各地高校学生以及救护人员、清洁人员、纠察人员、静坐圈外保护学生的社会各界人士共同构成的民主运动协调中心。从这里，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

……人民大会堂门前的纠察队告急：人手太少，挡不住冲大会堂的群众了，能不能想办法从什么地方再调一些来？

……红十字会要求立即广播卫生注意事项：第一，绝食的同学不能继续绝水了；第二，不能拒吃防感冒防中暑的药；第三，所有的学生必须记住保留自己用过的软塑料口杯，最好不要乱拿乱用；第四，吃东西前一定要用酒精棉球擦手……什么？播过了？再播一遍。反复播，现在播什么也没有播这个重要，可以穿插在各类广播稿中播嘛！万一传染病大面积流行，后果不堪设想……

对不起，打扰一下，外地来的一些高校声援团到达广场后进不了静坐圈，找不到联络点，领不着后勤物资，好几个小时啦！他们连自己一块来的人都相互找不着了！能不能广播一下，帮着找找……

哎——同学，北大纠察后援队来了，往哪调？问谁去？哪儿？

……怎么回事！通行证都收回去了！说今天下午发新的，怎么还不发？我们自己人都堵在外面进不来了！什么？发过啦？天！补发行不行？不行？找谁？这么大广场上哪找！再说，上哪也得有通行证啊……求求你们啦！

让我见见我的孩子。您孩子？哪学校的？上海的？不在这儿。我孩子说他一定要来的，要来绝食的，他打电报来了，就前几天。可是他没回家呀！大娘，要不您上新华门那边看看？那儿也有绝食学生。我们这儿全是北京的……。

……现在请注意，现在请注意，我是张伯笠，绝食的同学一律听我指挥：从南向北，从南向北，依次，依次行动，沿纠察队为你们隔开的通道，开始向大客车撤离，雷雨就要来了，请带好防雨用具，请你们相互搀扶一下

……现在广播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高校负责人请立即派一名代表到纪念牌东北角灯柱下集合

……哑了吧？行了，你歇会儿。你吃了点没有？怎么你没吃？你也绝了？开玩笑！你还想不想在这儿广播了？广播，就得吃东西！要么你也上大客车躺着去！去！去去！不去不去！我不去！……

广播站协调广场运作的方方面面，自己内部的工作却不仅忙，而且乱。最初缺少固定工作人员，而它却必须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运转：随时有重要消息要播报，有重大行动要指挥，来自四面八方的信息要及时要消化、整理、编写，很多本应由高自联指挥部处理的事宜常被转移到这里……。

图8，天安门广播站一角。图片来自华夏文摘

这里永远缺乏人手，在这里尽过义务的有博士、教授、作家、诗人、学者，而最常坚守岗位的是在校大学生。他们由于昼夜工作而导致过度疲劳；由于各类信息不断轰炸而导致接受机能迟钝；由于每隔一分钟至几分锺就有绝食学生晕倒，警笛、呼唤、跑步、抢救的紧张气氛导致感觉器官麻木。在不断的强刺激面前，麻木是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但由于体力的衰竭，许多人并不能很好的控制自己，而是处于某种非倥制状态：对周围的事物要么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表现冷漠，要么听了、看了，急躁、焦虑、忧郁万分，难以自制。

这种状况和天安门广场外围声援的人们的状况相去甚远。可以说，那些日子里，在广场上日以继夜地工作过的人，无一不是在这种状况下走过来的。控制好自己的神经，保持冷静的头脑，这不仅是意志和毅力的问题，也是一个体力和生理的问题。（待續）

10, 绝食风暴

不知怎么一来，我在广播站就脱不开身了。先是顺手帮忙编编稿件，写写广播稿。后来人们嗓子都哑了时，我帮着广播。再后来，学生头和实际决策人不在时，还要处理种种事务性的工作。

那几日我也像机器人一样地不停运转，而今回忆起曾经历过的一个个具体、生动的场面和细节，竟生出一种迟到的感慨：

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在诺大广场绕了好些圈，终于找到这儿。他要亲自用麦克风对绝食学生讲两句话：“就讲两句”！他泪光闪闪，“我知道你们忙，我只讲两句，不讲我不放心啊，只有两句，”他伸出两个指头，颤颤地，几乎哀求了。就讲了：“复食吧，同学们！不要对这个政府再抱任何希望了！生命是自己的，留着，日后国家要靠你们呀……”

一位不知怎么进入静坐圈却不能继续进入绝食圈的妇女，竟身在圈外，将头伸进了圈里，从圈外侧广播站的棚壁缝伸进来，就那么躬着身，卡着脖子，受刑一般长久地请求着，她要用一下话筒：“我写来了稿件，托纠察同学送来了。送来了没有？你们没播。我在广场等了整整一天，没听见你们播。对，我知道你们稿件多，我不能耽误你们，只两分钟，求求你们！我就这么一个心愿。一天啦，我没回家，钥匙全在我这儿，一家人都进不去。给我两分钟，说完我就走。”勉强给了她话筒，她控制不住大声哭了，泣不成声：“吃一点！你们要！不为别的，为了你们的父母！孩子们啊，我们理解你们，理解！不，不要再，怎么都行，就是不能饿肚子，饿出病……。”这位善良的妇女立即受到严厉斥责：“小声点你！怎么能这样？！你看看现在几点了？深夜两点半！他们在休息，好不容易安静这么一会儿，你走！别说了！他们再不能受任何刺激了！你知道不知道？走！”这位妇女一楞，立刻变成了一个惊慌失措的小学生：“啊！这样！我不知道。对不起，对不起！让他们休息，好好休息。我错了！我不讲了！我不该！对不起，原谅我，请原谅……”她哽噎着，自动还回话筒，“可怜的孩子！我真该死……”。她像是负罪似地，虔诚地忏悔着，一声柔似一声地叨咕着，把头发篷乱的脑袋从棚壁缝缩回去，走了。

圖8-2：北京工人聲援學生。攝於1989年5月18日，選自《獻給自由》。

绝食的学生令人焦虑，北京市民都打起横幅上街了，包括老太太、小孩子、残疾人。有些场面感人肺腑：

自行车绑在平板车前做动力，平板车上边放着全家最大的锅、最大的勺、最大的碗。车前面小伙子蹬，车后面老太太推，车上七八岁的小孩子稚嫩的小手扶住摇摇晃晃的锅、碗、勺。车中间插着一个大纸牌，牌子上写着一个字，歪歪斜斜：“水”，或“粥”。顶着日月，不分昼夜，去往广场。

圈外的老百姓做到了他们最好的。只是他们无从知晓，绝食几天以后的人，先是神经恍惚，脆弱易激动，再是神智不清、半昏迷，再后来就会休克。他们需要绝对安静的环境。有那么一两次，绝食的学生摇摇晃晃挣扎了来，请求说：“能不能少念紧急通知一类的东西？非念不可，能不能念得慢一点？轻一点？能不能放一两段优美、抒情的音乐？有时候能不能不广播？我们想睡一会儿。”

某报一位记者闯了来，找不到学生头，有人把她指给我。她问我：能否向学生领袖建议，让学生们停止绝食？不为别的。这个政府根本不是人民政府！根本不会理睬学生们的请愿。这样做是徒劳无益的！我对她摇摇头，我告诉她，她讲的道理是道理，事实却是：学生领袖也作不了绝食学生的主。为什么？她不解。我将几天来了解到的情况介绍给她：

现在的绝食行动不向最初那么单纯了，不仅仅是和平请愿的一种方式了。学生们实际上把坚持绝食当成了维护自己尊严的手段。跪请之后，政府不理，已大大伤害了学生们的自尊心。现在绝食了，一天，两天，三天，四天过去了，竟仍被政府无视和置之不理．学生们不仅感到失望、伤心，而且感到屈辱，感到自己作为人，没有尊严。绝食固然只是一种手段，但绝食者是有主体意识的人而非工具。他们现在坚持绝食的目的，已经由外在地要求政府平等对话，转变为要求内在的人格平等与尊严。要求政府承认他们作为人的存在。他们甚至不再关心声援、游行、讲演，他们不需要以躯体的自残换取社会的同情，只需要以这种自残表示他们作为主体的、有尊严的存在。他们甚至连大客车都不肯上，怀疑有人利用雷雨来破坏绝食，所以把轮胎扎了。有的同学几番要自焚，表示对政府轻视自己存在的愤怒。任何一个微小的退让都让他们感到人格的被无视。只要有一个人不复食，全体就都不复食。

圖9：学生绝食抗议第5天，绝食团一角。选自《献给自由》

女记者擦了泪，握住我的手，不住点头：懂。我懂了，是不能劝的了。我们没有付出，我们没有资格。

她使劲握住我的手，久久，才说，我走了。拜托了。她拜托我什么？我不知道，也许是愿我能负上她的那份爱心和学生们共度难关吧。

刘再复先生来到广播站，他受著名书法家范曾先生委托，要将两万元人民币捐给广场的学生们。他问我，这钱交到哪里？急匆匆跑去交了钱，又转回来，亲自报告了这消息。他说：“同学们，你们为了民主为了自由，付出得太多太多了！人民不会忘记你们！历史不会忘记你们！我们知识界和你们站在一起！向你们学习！请你们多保重……”

一位著名的气功大师来到广播拈，二话不说，要求通过广播，指挥绝食的学生们接收气功，以补充体力，维持生命。她对着话筒扼要地讲了入静的方式：你们不须动，任何姿势都行，心平气静，注意力集中……然后，她向散布于广场各处的气功专家们发令：好了，我的弟子们注意，现在，开始发功。

不知有多少同学能够进入气功状态，但没有一个人阻拦这位风尘仆仆的气功大师。

11，暴风中心

绝食第五天，我计算了一下，平均每五十杪钟就有一辆救护车呼啸着开出绝食圈。这就是说，平均五十秒，昏倒一位绝食者。

圖10：絕食第6天，平均每50秒一名絕食學生陷入昏迷。

一些學生堅決拒絕入院，醫護人員把設備搬到了現場。選自《獻給自由》

为了确保体力越来越衰竭的绝食同学们休息，广播站每天凌晨一时至六时强行停播五小时。除非特殊重大情况，任何人不得动用播音设备。

一轮浩月当天垂挂，繁星闪闪，夜空深邃而寂寥。民主海潮里这片牵动亿万人心肺的中心地带格外安详。旗子在银白色的抚慰中柔柔地飘。塑料软杯中的花束出神地开放，朦胧中，一点憔悴，几多芬芳，万种忧虑，无限怅惘。

有许多故事。一定有许多故事，曾经发生，正在发生……当他们吃完最后的一餐，毅然走向广场的时候。只是我们不知道，只望见他们静静地一路走来，手拉着手，肩靠着肩。曾有那么一对年轻学生在广场灿烂的阳光里，举行了结婚仪式，把这伟大时刻的光辉注入自己纯好的情怀。类似这些故事，当面临绝食的瞬间该有怎样的演化？又该怎样地动人！帐篷里，大衣下盖着他们年轻、衰弱的躯体，也盖着他们的故事。在这一个又一个的夜晚和白昼，时时刻刻牵动历史，又分分秒秒寂静无声。

当黎明的曙色染透最后一层夜幕时，我打开录放机，扩音器，让德沃夏克《新世界交响曲》的主题缓缓点燃这一片晨曦。音乐里，我辨认着稿纸上自己凌乱的字迹，开播：“太阳又一次从东方缓缓升起，黎明的曙光又一次照耀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今天，是公元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八日。我们的绝食请愿已经进入了第五天了。”接下来，我报告了绝食现场简况。晕倒学生的百分比，表述了命在旦夕的学生们默默期待的心情。最后我说，“无论事态如何发展，我们坚信，民主自由之光终会如每天黎明的曙光一样，真实地照临东方这片历经沧桑的古老的土地。民众不会忘记一九八九年五月的这些日日夜夜，历史将永远记载这一代青年学生为中国民主事业所付出的代价，所作出的贡献。”

新世界交响曲的主题变奏出一种深远的辉煌。

一个绝食的学生，用苍枯的手摇了摇我，又摇了摇，说，请把刚才播的再播一遍吧。

为什么？我问他。他说，就是想再听一遍。于是又重播一遍。

另一个绝食的学生又跑来说，请再播一遍吧。我扬起手中一大摞稿件对他解释，我不能总播开播词而不开播呀。他却说，就一遍，我们想录下来。

那天的开播词一连播了三次。

次日凌晨，广播站播报了一条突如其来的压倒一切的重要新闻。人们兴奋地将这条新闻当作喜讯来收听，全然不知这喜讯本身便是厄运的征兆。人们不知道，厄运早在这条新闻产生之前已无可挽回。

那天开播的头条重要新闻是：赵紫阳、李鹏到广场大客车上看望绝食的学生了。赵紫阳流泪了。而李鹏一边问话，一边不等学生答话就走下了车。

                                                 寫於1991年監中歸來，逃亡途中

佚名：蒋经国：以专制手段结束专制制度

……知道自己是独裁者，但我会以专制手段来结束专制制度。

              ——蒋经国

 从1974年葡萄牙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开始，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10多年间，大约30个国家由非民主政治体制过渡到民主政治体制，相继走上了民主道路。民主制度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急速成长，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壮观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变迁。在这次世界民主浪潮中，日裔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历史终结论”，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从这个意义上，蒋经国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历史终结者”，他结束了专制的历史，开创了一个民主的现代。

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中指出：“把权力赋予人等于引狼入室，因为欲望具有兽性，纵然最优秀者，一旦大权在握，总倾向于被欲望的激情所腐蚀。”对一个权力人物而言，他在没得到权力之时，是非常希望得到民主权利的；但他一旦掌握了极权，便热衷于巩固权力、享用权力，极力剥夺别人的权利。从来没有哪个独裁者会主动交出自己的权力，也从来没有一个既得利益者甘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蒋经国在他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之时，他毅然决定还权于民，让人民来选择他的接班人。这艰难而伟大的一步，使蒋经国完成了从独夫民贼到历史伟人、从政客到政治家的嬗变。

第一节

1923年8月，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苏联进行了历时3个月的考察。回国后，他在考察报告中写道：“苏联的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兼容的。”

两年之后，1925年10月，16岁的蒋经国只身奔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实际上他不过是蒋介石送给斯大林的“人质”。蒋经国在苏联的12年，丧心病狂的斯大林政权正在实施种族灭绝和政治大清洗的法西斯恐怖，数千万人受尽侮辱后被国家这台“绞肉机”粉碎。蒋经国做过苦力和乞丐，在苟且中受尽磨难和迫害，最后竟然奇迹般的活了下来。其间为了活命，他不得不加入了共党，甚至诋毁蒋介石，与其断绝父子关系。直到西安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暂时停止了剿共，27岁的蒋经国才算逃出了法西斯魔爪。回国后，蒋介石并没有计较他在苏联的忤逆与背叛。

“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1940年代末，拥有800万军队和500万党团员的国民党及中华民国政府，在短短3年间就令世人错愕地崩溃。“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焉能不为之失败”（蒋介石）。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实行“训政”，政治戒严长达38年，以军法代替民法，只发展经济，严禁民众组党办报，整个台湾只有老百姓而没有公民，更谈不上什么民主权利，政治改革成为禁区，偌大台湾岛万马齐喑。

1960年3月，又轮到6年一次的总统选举。当时蒋介石已73岁，已连任一次，如再连任，显然违反宪法，然而蒋介石还是作出了继续前台执政的抉择，还对下属说：“我要带你们打回大陆去。”胡适对此极为不满。在选举之前，他就请张群转告蒋介石，盼望蒋介石不做第三任总统，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他奉劝国民党不要再玩弄“劝进”的花招。

蒋介石生前将帝国政权遗传给蒋经国（行政院长）。在蒋经国晚年，台湾人猜测蒋经国的次子蒋孝武将成为新“太子”。事实上，蒋经国从1976年起便让蒋孝武担任多个部门要职，涉足了党务、军特、宣传等重要系统。可惜形势比人强，江南事件使蒋孝武身败名裂，也使蒋经国的传位计划彻底破产。1984年，《蒋经国传》的作者江南被台湾特工跨国追杀，导致国际舆论一片哗然。江南曾在蒋经国创办的政训班受业，称得上“天子门生”。赴美后闲暇之余搜集了大量资料，在报纸上连载蒋经国的生平事迹，最终汇集成第一本《蒋经国传》。事实上，书中多是新闻，谈不上多少隐私。

蒋经国在“威权政治”时代，仍以国民党一党专制禁锢言路来维护极权政治制度。为了通过官方媒体欺骗民众，他极其热衷于影帝般的“亲我民秀”。与蒋氏父子死掐的李敖在《论定蒋经国》中说，蒋经国从1978年到1981年的4年共下乡197次，“与民同乐”155天，为一条公路竟进山21次。1980年发生永安矿难，蒋经国挨家挨户亲自前去“送温暖”。

尼采说：“以小恩小惠来给人以大欢喜，这是伟人的特权。”对中国人来说，《一件珍贵的衬衫》就是这句话的注脚。“伟人”在的时候人们总是挨饿；“伟人”死了，人们才吃上饱饭。但如今许多生理上的“成年人”仍然怀念让他们在屈辱和恐怖中忍饥挨饿，甚至差点饿死的“伟人”。这样的“伟人”只是沽名钓誉的独夫民贼而已。

如果说一个政治家需要做的仅仅是以政治作秀来换取民意的认同感与信任感，这个政治家就低估了人民的识别能力。政治作秀在某种意义上只是起着“缓解的作用”，但并不能化解“人民的内部矛盾”，矛盾的根源在于政治家需要实质性的将问题坦诚的告知，并且在坦诚的基础上去“政治作为”。哈维尔的《无权利者的权力》中亦有提到，将权力还给人民才是这个政局的唯一出路。

从政治角度来说，逢场作秀小恩小惠只是为政的小道而非大道。作为一个政府的首脑，只懂得到难民家中流下几滴鳄鱼眼泪，却无意去进行制度改革建设，这只能证明他只是个“守成庸主”，或者欺世盗名的政客，而非一个大政治家，更与伟人无缘。“江南命案“不仅使蒋经国连平安无事的“守成庸主”都做不成，而且成了被全世界鄙视的“独裁暴君”。

第二节

廖信忠的《我们台湾这些年》中说：“20世纪70年代末的台湾，整个社会气氛都是怪怪的，就像是一只气球，随时都可能破掉，但就是破不掉的状态。大家都在等那种‘冲破’的气氛。”

1979年12月10日，《美丽岛》杂志与“台湾人权委员会”联合在高雄举办纪念“国际人权日”集会游行，当局派出大批军警阻拦。游行领袖与3000多名游行者情绪激昂，不断高呼“打倒特务统治”、“反对国民党专政”等口号。警察用催泪弹电棍等镇压游行。冲突造成双方近200人受伤。事后台湾当局开始秋后算账的大规模搜捕，152名党外人士以“涉嫌判乱罪”被抓捕。经过军法审判，台湾当局以“为中共统战”和“台独叛乱”罪名，将党外运动份子全部判刑。美丽岛事件虽然被暴力镇压了，但它也使国民党遭到重创，宛如“被打了一个大洞”的泰坦尼克号，看起来不可一世，实际已经岌岌可危。这种建立在暴力恐吓之上的帝国专制早已令台湾民众彻底失望。

专制制度的最不可靠之处在于它是权治而非法治，生杀予夺皆取决于最高统治者，这使全国上下除了最高统治者之外，所有人的身家性命皆有可能被突然剥夺，上至开国元勋，下到平民百姓，概莫能外。中共创始人陈独秀曾说：“只有大众政权才能实现大众民主，如果不能实现大众民主，所谓‘无产阶级独裁’必然流为斯大林式的少数人的专制。”斯大林时期的血腥暴政足以说明这一切，甚至连斯大林本人最后也难免死后的权力清算。权倾天下的罗马尼亚共产党主席齐奥赛斯库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元首墨索里尼比起来，下场更加悲惨。在去年的阿拉伯革命中，突尼斯强人本阿里逃亡了！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用军队镇压民主，最终被民众把他抬上了法庭。利比亚强人卡扎菲何其不可一世，坚决镇压到底，不惜使用外国雇佣军来镇压利比亚正义民众，结果被民众乱枪打死，尸体被拖着满街跑，下场惨不忍睹，最后甚至被扔进下水道。

在帝国体制下，黄炎培周期律成为一个无法摆脱的魔咒。独裁者大权在握之时，最担心的是他死后所托非人。因为独裁者掌握权力之后，就仿佛骑上了老虎。他利用强权作恶越多，越是感到骑虎难下。如果一旦他失去权力，不仅他自己可能遭到清算，他的家人也凶多吉少。所以他只能不顾一切的巩固强权，到死也没有退路。如果独裁者死了，当然只有他的儿子才最令他感到放心，因为只有儿子才不会清算老子。“你办事我放心。”可当他无子可传，或儿子无德无才难孚众望之时，他只能选一个他信得过的家奴来接班。

当年黄炎培对毛讲：“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毛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100年前，孙中山创建中国共和，将民主进程时间表分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阶段。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于政治协商会议上郑重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中明确写道：“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在蒋主席领导下，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政府应保障国内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在平时应享受之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居住、迁移、营业、罢工、游行、示威及免于贫苦、免于恐怖等自由。”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中华民国政府迫于情势提前进行全国普选，华北的共党政权亦毫不示弱推出“黄豆选举”。民主的果实尚未发芽，很快就在战火中灰飞烟灭。从此以后，对中国人来说，选举成为昙花往事，专制主义借尸还魂。

第三节

1970年代开始，世界范围内的民主潮流终于走出了历史的三峡，浩浩荡荡大势不可阻挡。当年西班牙的佛朗哥勾结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颠覆民主政权，西班牙从此笼罩在独裁者的阴霾下长达半多个世纪。1975年佛朗哥寿终正寝，西班牙人人窃喜：“西班牙史上最大的刽子手死了，用地狱的烈火烧他犹不解恨”。两年之后，以恐怖暴力维持一党专制数十年的长枪党终于被西班牙内阁取缔。次年民主宪法出台，西班牙成功实现政治转型，汇入世界主流。

早年的蒋经国曾在上海整治金融秩序、“打老虎”，他对中国传统政治的贪腐与黑暗有着他人所不及的深刻认识。蒋经国的清廉在台有口皆碑，他外出视察，饿了直接到小饭馆买个盒饭就吃；带家人看电影，跟一般人一样排队买票；一生从未置产，以至于没有积蓄。在担任“行政院长”期间，蒋经国主张改革台湾人铺张餐饮陋习，提倡“梅花餐”（即五菜一汤），使餐饮奢侈风气有所收敛。

1978年蒋经国当选总统。随后照会新闻界，第一不称“领袖”，第二不叫“万岁”。蒋说，现在是民主时代，他只是普通党员、普通百姓！还说中国人几千年来都受到做官的傲慢对待，解决方法就是一切公开化。他决定政府预算一律公开。这是国民党的第一次，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丽岛事件成为台湾政治走向的分水岭。如果说美丽岛事件敲响了专制极权的丧钟，那么江南事件就是敲进专制这只棺材的第一颗钉子。1984年12月，台湾最后两个政治犯走出了监狱；坐满了34年零7个月的思想监狱，他们走进陌生的阳光。

从史量才李公朴闻一多到江南，采用特务暗杀手段消除思想犯几乎是蒋家的传家宝。时过境迁，“江南命案”提前结束了负责蒋家子弟政治命运，也宣告了蒋氏专制的死期。

1985年8月16日，“江南命案”刚处理完毕，蒋经国在接受美国《时代》杂志专访时，就特别声明：“中华民国国家元首依宪法选举产生，从未考虑由蒋家人士继任。”一年之后，1986年3月，蒋经国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开始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9月，蒋经国表示将要解除实行38年的解严令，并开放党禁，开放报禁。此言一出，令台湾民众如羁鸟出笼，如久旱甘霖。那些多年来坚持不懈为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的自由人士，迫不及待地于9月28日在台北圆山饭店集会，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即后来用选票打败国民党成为台湾执政党的“民进党”。

这种“反革命”行为可吓坏了那些满脑子专制思维和权力欲望的国民党大佬，情治部门的负责人还向蒋经国呈上了一份抓人名单。但蒋经国没有批准，他忠告这些既得利益者：“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1986年10月10日，蒋经国在国庆大会上发表讲话，表示要对历史、对10亿同胞、对全体华人有个交待。随后指示立法院对“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进行修订，尽快完成立法程序，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次年7月15日，台澎金马地区长达38年的“戒严”宣布解除，人民可以自由组党、自由办报办刊，台湾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蒋经国也由此而完成了由独夫强人到民族伟人的跨越。

第四节

回看上个世纪，蒋介石与毛万岁在统治手段上只在伯仲之间，略有瑜亮之别。毛万岁这个农民知识分子是一个冲动的极富煽动力的革命者，擅长并热衷破坏与颠覆。同时，熟谙中国宫廷权术的毛万岁更是一位权力斗争的大内高手。他的一生就是内斗的一生，从王明陈独秀张国焘直到蒋介石，最后整死刘少奇林彪，将整个社团和国家如同儿戏一般玩弄于掌股之间。相比之下，蒋介石较少才情，他是一个相对理性的政治家和建设者，也更具有国际视野和历史责任感。他在一片乱世中指挥了事关民族存亡的抗日战争，并依靠国际力量取得了最后胜利，特别重要的是赢得世界的尊敬。

无论是对于战争还是对于斗争，特别是内战内斗，蒋介石无疑不如毛万岁。毛总能把话说绝，把事情做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毛万岁和蒋介石都是帝国时代的独夫强人，都有流氓的一面。他们为了个人权力，不惜以红色恐怖和白色恐怖来维持统治。蒋介石的花园口悲剧与毛万岁的75.8悲剧何其相似；蒋介石在“二二八事件”之后长期的戒严恐怖，也与毛万岁永不落幕的“运动会”半斤八两；蒋介石用特务暗杀，毛万岁用红卫兵明杀，他俩都将中国传统的帝国铁桶政治发挥得淋漓极致。

与毛万岁是“无法无天”不同，严于律己不沾烟酒的蒋介石虽然独裁，但较少将政敌肉体消灭。当年蒋介石邀请毛周首脑奔赴重庆和谈，如要“阳谋”何其容易。台湾省长吴国桢和陆军司令孙立人曾与蒋介石长期冲突，蒋介石仅是迫其辞职而已。吴国桢去美国后公开谴责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唐生智、白崇禧、陈济棠等一再倒蒋，蒋也从未施以报复。冯玉祥之死与东北弃守都是一种栽赃。相比彭德怀刘少奇贺龙的下场，蒋介石对“造反”的张学良也只是软禁而已。

毛万岁对知识分子毫不留情，先羞辱而后虐待，最后使其精神崩溃家破人亡。相对而言，蒋介石对“思想犯”和“良心犯”的迫害似乎要有一些罪恶感，他觉得很不光彩，因此采用暗杀的卑鄙手段。中国启蒙派和自由派大师胡适先生书生意气，亦深受蒋重用和倚重，胡适死后蒋亲撰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与毛一手制造的“胡风集团”冤狱恰成对比。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傅斯年桀骜不驯杯葛权贵，坚决不肯加入国民党，蒋仍把傅斯年当作“座上宾”。自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当年拒绝随傅斯年入台，20年后竟被红卫兵活活吓死。

“艰难革命成孤愤，挥剑长空泪纵横”。从民国38年（1949）退据台湾开始，蒋介石以“耕者有其田”政策实现了平和赎买式的土改，农业实现自给自足。之后从“以农养工”逐渐转向加工出口的外向型经济，实现了经济腾飞。毛万岁的文革正如火如荼的1968年，台湾经济增长率达到223%，居世界首位。1975年蒋介石时代结束，台湾人均年收入己达到697美元，在亚洲仅次于日本，且贫富差距很小。次年毛万岁时代结束，当时安徽凤阳县平均每个农民的银行存款只有0.5元人民币。

黄仁宇在《大历史不会萎缩》中指出，蒋介石通过对精英的整合创建了一个现代中国的国家结构，毛万岁通过对草根的整合颠覆了传统中国的乡村组织，他俩都是上个世纪影响中国的革命者。与红色中国的“去公民化”教育不同，台湾延续了民国以来的公民教育体系，民间公民意识强烈。“台湾教育法”对“教育”的定义是“教育之目的以培养人民健全人格、民主素养、法治观念、人文涵养、强健体魄及思考、判断与创造能力，并促进其对基本人权之尊重、生态环境之保护及对不同国家、族群、性别、宗教、文化之了解与关怀，使其成为具有国家意识与国际视野之现代化国民。”

蒋介石与毛万岁的命运何其相似。民国35年，参加朝野和谈的毛批判蒋：“一党独裁，遍地是灾。”时过境迁，一朝毛万岁登临天下，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将中国的流氓政治传统充分发扬广大。从现实角度说，朝鲜战争对中国历史唯一的价值就是消灭了毛太子。林彪神话陨落之后，众叛亲离的毛万岁试图扶持江太后和毛远新为储君，但一切都为时已晚。在中国官方的标准像中，毛万岁显得分外冷酷，令人不寒而栗；台湾官方的蒋介石标准像则流露着温柔和慈祥。值得玩味的是，毛万岁的遗嘱是“你办事我放心”，蒋介石的遗嘱也是6个字：“科学民主伦理”。

第五节

　蒋经国作为专制蒋介石政权的继承者，他的一生几乎都生存于其父蒋介石的阴影下。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陶涵撰写的蒋经国传记，干脆取名《委员长的儿子》，可见其对中国家族政治体悟之深。但事实上没人相信这是一对父子—蒋纬国承认他和哥哥都不是蒋介石的亲生骨肉（蒋纬国乃是戴季陶之子）。确实，蒋经国和蒋介石这二人，论形象、性情、教育背景、行政风格，相距相差不可以道里计。

从私生活来说，蒋经国虽然俭朴廉洁，但却好色如好德，四处留情绯闻迭起，私生子的故事不绝于耳。为成全自己的光辉形象，蒋经国不敢认章孝严和章孝慈。对一个道貌岸然的大人物来说，这实在谈不上什么光彩。但他首先是一个充满责任感和心怀历史使命的政治家，而不是一个道德的伪君子。房龙说：宽容是个奢侈品，只有智力非常发达的人才能拥有它。从独裁到宽容，蒋经国实现了一个华丽的转身。

蒋氏父子与一般的独裁者的区别，在于他们的亲美背景和宗教信仰，不可否认基督教与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对对他们的影响。有人曾说蒋介石是“独裁无胆，民主无量”。蒋经国也是“独裁无胆”，但有别于其父的是他“民主有量”。从《中华民国宪法》看，蒋经国接班并非“私相授受”，而是通过竞选合法上任的。蒋介石死后，由严家淦做了3年“总统”。

蒋介石虽然比较检点，但蒋经国更加难能可贵。他之所以能走出这伟大的一步，有国际民主潮流的影响，有“江南事件”发生后美国的压力，有当时台湾经济发展的推动和岛内民间公民运动持续不断的抗争，有他长期专制统治形成的威权高压，当然也有中国改革开放的冲击，以及种种错综复杂的客观因素。但有一点不能否认，那就是蒋经国个人主观上的诚意和努力。他的胸怀、眼光和气度，他身上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所给予他的重新创造历史的勇气。因为疾病缠身，蒋经国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他要向历史作出交代，给岛上留下一个和平转型的空间。这是他的睿智，也是他的务实，蒋经国在生命最后时光的大手笔成就了一个政治家的美名，成全了那块饱经患难的土地。

蒋经国不仅结束了台湾的专制历史，也终结了台湾的强人政治。无论后来的台湾民主在李登辉陈水扁的黑金时代出现了多少令人不满意的地方，无论人们对台湾的民主有着如何不同的考量和评价，我们都不能不承认，如今台湾已经形成了一个开放的自由社会，一个多元的民主社会，所有的权力都被关进了法律的牢笼，民众获得了来之不易的安全和权利。这里既不是富人的天堂，也不是穷人的地狱，一个橄榄形的社会结构已经成型。这一切固然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结果，但也决离不开蒋经国24年前的远见和决断。

蒋经国曾经是长期利用情报特务系统实施高压政治的独夫，但在其晚年，他顺应国际民主化的趋势和岛内本土化潮流的压力，于1987年下决心果断地推动了国民党的转型，和废除实行了38年的“戒严”，实行开放党禁，开放报禁，并开放岛内居民赴大陆探亲。由此，奠定了台湾民主宪政的基础。台湾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第六节

1970年4月24日，纽约广场大酒店。一个名叫黄文雄的台湾男子一枪擦过了来美访问的蒋经国的头顶。蜂拥而至的美国记者请蒋经国就遇刺发表感言，蒋经国说：“这些怀有异见的人，他们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向我陈述，我一定接见。至于这两个被逮捕的无知青年，我希望美国把他们释放。”两个被捕者不久就分别以10万美元和9万美元被保释。但是很显然，这一意外的“4·24枪击事件”，是蒋经国一生中遭遇的最大危险之一，也令他终身难忘。多年以后，蒋经国还会对周围的亲随喃喃自语地说：“台湾人为什么要杀我？”这件事无疑深深刺激了天性敏感的蒋经国。

1961年，朴正熙发动政变后通过竞选成为韩国第二任总统。在其统治的18年里，韩国国民收入总值增加4倍，国家产品出口率增加了50倍。1972年，在遭到反对党的尖锐批评后朴正熙宣布审查法令，取消国会和所有政党。此事遭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反对。1973年底，反对党、大学生们开始走上街头，要求还政于民。1974年，当朴正熙与夫人陆英习在观看表演时遭枪击。朴虽幸免，但夫人当场毙命。1979年10月26日，朴正熙终被暗杀。

朴正熙完全是独裁体制下必然的牺牲品，对一个独裁者来说，他失去的不仅是生命，还有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荣誉。在一次国民党内高层会议上，蒋经国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和民众永远在一起。”这段话体现了蒋经国从一名政客艰难跨越到一位政治家的心路历程。作为一个历史强人，无论他曾经怎样玩弄权力于股掌之间，无论他曾经怎样对人民实行过高压统治，但只要他能够认清历史的走向，顺应民心把握机遇，果断地带领他的党推动革新，最终把权利还给人民，那么他就是一个伟大的人，一个超越自我的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蒋经国为中国人树立了一座丰碑。

在亲手推翻苏联专制帝国之后，戈尔巴乔夫失去了显赫的权力，但内心却得到了宁静。他对记者讲到：“政客沉迷于争权，但政治家并非如此。”蒋经国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跨越了从帝国到国家、从政客到政治家之间“惊险的一跳”。

马基雅弗利在《君主论》中早就撕下了政治的画皮。对政治赌徒来说，不存在什么原则和道德传统，唯一的法则就是阴谋和不择手段的权力争夺。这与中国传统的成王败寇是一脉相承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政治本身就是不道德和不正义的事物。这与哈维尔的说法正好相反，哈维尔曾说，“政治的最高境界是良心”。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中国这块长期由专制帝国制度统治的古老土地上，蒋经国堪称建立起民主宪政制度的第一人。蒋氏父子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蒋介石以独裁者终老，而蒋经国本来极可能步其父之后尘，他却在晚年亲手埋葬了专属一家一姓的蒋氏王朝，还政权于公民，还权力（权利）于民众，还政治于正义。这对素有厚黑传统的酱缸中国来说，无疑是例外中的例外。可以说，美利坚因为有了华盛顿，才顺利走上了民主宪政之路，在短短200年间成为世界上头号强国。台湾也正因为有了蒋经国，才跳出黑暗专制帝国的历史窠臼，顺利回到了民主自由的世界主流，使“中国人不适合西方民主”的谎言成为最无耻最弱智的笑柄。

著名学者何兆武曾说：“真理不在于它是不是符合国情。假如它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话，那么要加以改变的是国情，而不是要改变真理。国情要适合真理，而不是真理要适合国情。”民主就是妥协，妥协需要胸怀，尤其需要手握大权的专制统治者具有妥协，甚至容忍不同政见、政敌的广阔胸怀，蒋经国显示了这样的胸怀。蒋经国的胸怀除了体现在与自己部属存在政见分歧时能够容忍与接纳外，还体现在反对派的应对上。正是这胸怀给台湾民主力量的稳步成长提供了宽松的政治氛围，也使“戒严”解除时，没有出现政治能量的突然释放导致的社会失控，民主变革的平静而理性，世所罕见。

第七节

 留下“科学、民主、伦理”的6字遗言后，蒋介石“崩逝”，“风雨飘摇”的台湾不久即被狼狈赶出联合国。面对内外交困，蒋经国力排众议，强力发动台湾社会变革，直接推动了台湾的经济腾飞。到80年代，政治改革越来越成为一条断腿。从现实角度上来说，蒋经国和他的同志原本也可以缓慢的渐进的推进政治改革，一步一步实现民主转型，他们甚至制定出了20年左右的时间表。但从1986年起，政改的脚步明显加快了，他开始加速把台湾转型成自由民主的社会。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对台湾政局越来越有把握，另一方面他也预感到自己大限将至。当他的苏联时代同学邓小平正在“摸着石头过河”时，蒋经国已经决然地踏上了民主宪政这条现代政治的大桥。他深信台湾的民主示范所激荡的波涛终将越过台湾海峡，对中国历史带来革命性的冲击。

陶涵在《蒋经国传》中说：1980年代，邓小平的改革对蒋经国来说是另一个强大的刺激，迫使他加速台湾的民主化。“经国眼看台湾、中国、苏联、菲律宾及世界各地的民主运动交互冲击，逐渐相信中国的民主改革是坚守统一理想，实践两岸统一唯一的一条路。同样地，他也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陆，真正民主的改革不是不可能的。”遗憾的是，蒋经国根本没有料得到他去世一年后发生在中国的一切。陶涵在书中颇为中肯的说道：“尽管国民党和党外政敌彼此不合，经国却留下一个稳定的民主政治的关键条件——竞争者之间要维持某种程度的风度和节制。”

一位腿跛的台籍青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下了自传体小说《汪洋中的一条破船》，叙述生世的坎坷，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坚信“爱拼才会赢”，要做生活的强者。蒋经国读后大有同病相怜之感，删去“破”字，令人拍成电影，取名《汪洋中的一条船》。蒋经国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他敢想敢做，有承担历史责任的卓识和胆略，更有为定国安民而甘冒政治风险的勇气。在开始他的政治改革之初，他已经意识到，一定会遭到党内一些势力的抵制，一定有人担心放开党禁报禁之后会导致天下大乱，担心会丢掉政权，担心会就此亡党。党内大佬沈昌焕警告蒋经国：“你这样做，国民党将来可能失去政权的！”蒋经国坦然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更没有“万岁万万岁”的统治者。蒋经国曾对他的同志说：即使被人民选下台，将来政绩好了，仍然可以再被选上，“我们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时势造英雄，英雄同样也造时势。狗熊与英雄，庸才与雄才，强人与伟人，很多时候他们之间的距离只有一步之遥。但是，狗熊之所以是狗熊，庸才之所以是庸才，小人之所以是小人，就在于他畏首畏尾患得患失，自私自利抱残守缺，错失历史机遇，始终没有勇气跨出这一步。

中国数千年专制史无一不是通过暴力来轮回报应，以数人头来代替杀人头，以选票代替枪弹，这对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异数。对那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暴力流氓来说，蒋经国不仅是不可思议的，简直就是反动。纵观人类历史，至死紧攥权力的独夫罄竹难书，勇于放下权力的强人凤毛麟角，将权力不给自己的家人奴仆，而是还公权于人民的伟人几乎绝无仅有，特别是在2000年家天下传统的中国。帝国体系实际上是一个最原始的权力体制。完全不同于毛万岁的“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蒋经国常常对他的团队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这样的话已经远远脱离了帝国的政治语境，只有一个充满理性和历史责任感的宪政主义者才能说得出来。　

第八节

“无论你是什么阶级，无论你是哪个思想家，哪个政治家，哪个军事家，研究出如何获得权力的都不伟大，研究出如何限制权力的才是伟人。”韩寒说出的是一句常识。蒋经国作为一个过渡时代的代表人物，从40年“摧花辣手”的专制狠毒来说，他是封建专制的帝国时代人物，但从他最后几个月“怜香惜玉”的民主改革来说，他又是国家时代的政治家，推动了台湾社会从一党专制与个人独裁向现代民主制度的华丽转身。在上世纪七八十年那云诡波谲的历史底片上，蒋经国如同古埃及的狮身人面像，可谓集新旧时代之善恶美丑于一体，与其说他战胜的是别人，不如说他战胜了自己。

与人类无数民主历程一样，台湾的民主绝不仅仅是蒋经国良心发现的恩赐和施舍，而更多的是台湾民众不屈不挠奋力抗争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是用平民自己的鲜血换来的。民主不仅是一个有良心的政治家的责任，而且也是每一个有良心的公民的责任。美丽岛事件的次年，韩国也爆发民主运动，最后以“光州惨案”黯然收场。1987年韩国民众再次走上街头举行“六月抗争”，要求全斗焕专制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