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遗忘  正视历史

支持改革  促进民主

往事微痕丛书

主编·黄河清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北京

往事微痕丛书·纪实卷之十六

不肯沉睡的记忆

俞安国 雷一宁 编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北京

主编的话

2007年7月，北京谢韬动议，卢玉支持，铁流诸右派老人创办了《往事微痕》期刊，每月两期，每期十余万字，迄今已出版了近40期，为1957年遭整肃的右派份子提供了一个内部交流的园地。全国幸存的右派份子十分欢迎和爱护这份刊物，纷纷来稿。这些稿子，有许多是右派老人五十余年间遭际、生活、思想的记录，是自传性的纪实文字，是对1957年“整风运动”与“反右斗争”教训的总结、评述；篇篇真切，字字血泪，使尘封的历史最现。在大量来稿中有不少数十万言的长篇，《往事微痕》期刊难以全部容纳。

2009年11月，铁流决定创办《往事微痕丛书》，将这些数十万言的纪实巨著，整理编辑成丛书形式留之后世，委托我主编。此乃善举，非独于为国家民族历尽艰难困苦、九死一生的右派老人是好事，更是为历史存真备忘。区区学识浅薄，难当大任，然义不容辞，勉为其难，承此重责。拟分为：纪实卷、研讨卷、诗歌卷、小说卷、剧本卷、散文卷、参阅卷七大部分，以纪实卷、研讨卷为主。编辑原则唯以“存真”二字为圭臬，疏漏不当不妥处，谨请指谬，以为匡正。

本期《往事微痕丛书·纪实卷之十六》是《不肯沉睡的记忆》专辑，39万字。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右派群体。俞国安、雷一宁编辑大家的文字成书，命名曰：不肯沉睡的记忆，请钱理群先生作序。是书曾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印数有限，见者寥寥。编辑之一，现居美国的雷一宁委托本丛书收录重发，承担不会与原出版社有任何版权矛盾的责任。雷一宁系北师大女学生右派，流放青海，备尝艰辛。移居美国后，念念不忘右派历史，默默做事。

本专辑的最大特点是原编者在“编后记”中所说的：“遗憾的是很多难友已经被命运和岁月夺去了生命，再也无法开口。而幸存的我辈讲述当年从心灵到肉体受到的残酷折磨也有各种难以尽述的艰难。有的同学感到的是重又撕开旧日的伤口，让鲜血汩汩淌出，再次体味彻骨的疼痛。有的同学写到悲惨处伏案痛哭，浑身战栗，茶饭不思，夜不能寐。有的同学患严重的老年白内障，是一遍遍摸着写成的。有的同学子女还在上大学，他白天不得不外出挣钱，写稿子熬了多少个通宵。有的是儿女怕父母再受刺激重犯精神失常,极力劝阻。有的是子女坚决反对：‘你们难道忘了教训，还要再株连我们一次吗！’他们是偷着写的。而有的文章则是女儿含泪替不在人世的父亲写的。……”有什么别的更好的办法不让这段历史被抹杀被遗忘呢？在当今之世，除了我们自己拿起笔忠实地记录下来，似乎别无佳法。让我们向本专辑的所有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他们是：杜峙、范亦豪、傅德惠、雷一宁、李受山、罗宗义、潘仲骞、彭浩荡、若葵、述弢、辛桂彬、徐美英、许有为、杨碧遐、俞安国、袁伯诚、张德文、张荣生、周沙白和钱理群。我相信，历史和民族将铭记你们！

2010年2月6日于马德里

目录

主编的话…………………………………………………………………………………………3

钱理群序:将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不肯沉睡的记忆》序…………………………… 5

罗宗义:在那个“不平常的春天”……………………………………………………………11
李受山:我所经历的北京师大中文系整风反右运动…………………………………………21
袁伯诚:丁酉之劫………………………………………………………………………………31

袁伯诚：读《庄子》自白书………………………………………………………………… 38
范亦豪:我的帽子祭……………………………………………………………………………68
述弢:哭泣的青春  倒行人生路…………………………………………………………… 119
雷一宁:脱胎换骨纪实……………………………………………………………………… 127
周沙白:“阳谋”织造的风雨人生………………………………………………………… 158

俞安国:“运交华盖欲何求”——我的右派生涯心心路历程…………………………… 178
许有为:丁酉五十年祭……………………………………………………………………… 188

张德文：迷茫与挣扎…………………………………………………………………………196
辛桂彬:厄运结束已夕阳…………………………………………………………………… 202
若葵:父亲的戏剧人生……………………………………………………………………… 209

杨碧遐:追念海琛…………………………………………………………………………… 216
徐美英:红色陷阱…………………………………………………………………………… 219

俞安国：迟到的答辩…………………………………………………………………………227

潘仲骞:解读我的右派《结论和处理意见》……………………………………………… 235
雷一宁：我是怎样成了“蛇的”？——为北师大百年庆而作……………………………244

张荣生:不堪回首的一九五七年…………………………………………………………… 252

张德文:忆海琛……………………………………………………………………………… 260
彭浩荡:在鲜花和掌声之外的记忆………………………………………………………… 266
傅德惠:我将永远铭记……………………………………………………………………… 272

潘仲骞：右派咏叹调（组诗）………………………………………………………………275
杜峙:五律·五七赴北大荒………………………………………………………………… 278

附录一：恩师与风浪…………………………………………………………………………279

张锡金：谔谔一士傅仲孙…………………………………………………………279

启功：反右风波……………………………………………………………………285

附录二：书信往来……………………………………………………………………………287

沈遂给潘XX的信……………………………………………………………………287

张海琛给杨XX的信…………………………………………………………………289

肖敦煌给傅XX的第一封信…………………………………………………………290

肖敦煌给傅XX的第二封信…………………………………………………………293

肖敦煌给傅XX的第三封信…………………………………………………………295

附录三：当年大字报选………………………………………………………………………296

附录四：当年反右批判文章选………………………………………………………………300

编后语…………………………………………………………………………………………313

钱理群：

将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不肯沉睡的记忆》序

这是今天报纸上的一条新闻:[新华社电]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文化部部长) 孙家正说:“对于历史,包括‘文革’的历史,有关文物资料是有人在收集的。现在,有些‘文革’资料散落在世界各地,散落的很多,我们现在能够收藏的,包括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都进行了收集,将会有助于对这段历史进一步的研究。”(2006年5月26日,《北京青年报》)

这里,其实是提出了两个重要的问题:对历史资料的收集、收藏的问题,对历史的研究问题。

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许多历史的资料散落了,这是不利于历史的研究的。

我们还可以再追问一句:历史资料为什么会散落,散落的又是什么历史资料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是我们的历史研究出了问题。

这使我想起了刚刚读到的邵燕祥先生发表在2006年2期《随笔》上的文章:《民间的、个体的记忆》,一开头就引述了“很有见识的画家陈丹青先生”的一段 话:“我们的历史教育是严重失实的,我们的历史记忆是缺乏质感的;历史的某一面被夸张变形,历史的另一面却给隐藏起来。”——历史资料的散落,显然与历史 研究的遮蔽有关。

正是这种遮蔽,引起了许多历史当事人和关心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的人士的极大忧虑——关心历史,其实就是关心未来。

同时,也就有了用自己的民间、个体的记忆,为被遮蔽的历史提供鲜活的历史资料的努力。——如邵燕祥先生所说,这样的民间的、个体的记忆,“可以给历史言说注入真实,注入细节,也就注入了质感,有助于还原历史的本相”。

现在放在我书桌上的这本《不肯沉睡的记忆》,就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俄语系部分同学的回忆录,提供给读者的正是这样的民间的、个体的记忆。

书中的一位作者说:“在我二十岁那年,有幸遭遇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件大事——整风和反右。这次运动留给我的是此后漫长的作为异类的日子。我以二十二年的青春和生命,实实在在体验和见证了古老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艰难。”1

回忆的是1957年的中国事件,回忆者是历史的受难者,回忆的时间是五十年后,当事人已是两鬓斑白,垂垂老矣:这本身就饱含着历史的沧桑。

1957年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说它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究竟具有什么意义和重要性?为什么历史的当事人始终不能忘怀,而总有些力量要将它遮蔽和遗忘?——这正是我们感兴趣,并要追问的。

首先要说的是,1957年所发生的,实际有两个运动,一个是毛泽东所领导发动的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对这一起支配作用,占主导地位的运动,已经有了许多研究;但人们却忽略了在以北京的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等)为中心的中国许多大学的校园里,还掀起了一个自下而上的民间 思想运动。正是这两个运动引发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党内各种力量的巨大震荡,各种矛盾的交织,导致了最后的反右运动。

对民间思想运动的忽略当然也有它的道理:因为这样一个民间思想运动是在响应毛泽东的整风运动的号召的旗帜下进行的,而且许多学生是被卷入的,未必有那么大的 自觉性;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运动的发动者与主要骨干,却是有相当的自觉性的,而且在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明确了自己的目标与要求,在后来成为北大右派 的大本营的《广场》的发刊词上就旗帜鲜明地指出:“这个运动已远远超出了党内整风运动的范围,而且有了伟大的社会思想意识大变革的巨大意义”,“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要重新调整,一些过去习以为常的正面和反面的东西要重新进行估计、评价和探索”,这将是一场“社会主义时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2。在另一篇编 辑部写的文章里,则明确地自我命名为“社会主义民主运动”,指明这是“一次群众在拥护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自下而上地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运动,是青年人 挣脱一切束缚,争取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是东方文艺复兴的先兆”3。而本书中一再谈到的北师大所成立的“底层之声”,在其社论里也明确提出要“把我们的鸣放提高一步”,发展为“全国范围的普遍而深入的民主运动”,“要求不能把眼光局限在本单位和本校,而要在揭露‘三害’(按:这是整风运动所提出的要求,即 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三害”)的同时,关心更重要的更带根本性质的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民主与自由的问题,保障人民权利与法律的问题,党的 领导,党与非党的关系的问题,以及其他一切重大的根本问题”:这都显然要突破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而要求推动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以发出“底层”的独立的 声音4。

1957年的大学校园的民间思想运动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如果说1957年的右派头面人物,那些右派政治家所 关注的主要是政治权力的分配——这当然也关系到他们的政治理想的实现,并非完全为了私利,因而自有其意义,这是需要另作讨论的;而这些右派学生(也包括右 派老师)是一些尚未涉世的青年,书生气十足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探索的热情,并非源于利益的驱动,而纯是(或基本上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因此,他们的思 考,除了现实政治、社会、经济问题外,还包括更为广泛、更深层次的思想、文化问题——政治学的,经济学的,法学的,伦理学的,哲学的,等等,出现了一批着重理论探索的长篇论文,以及诸如《自由主义者宣言》、《利己主义主义者宣言》这样的有关世界观与基本立场的宣言书。从这方面看,我们可以说,真正体现了 1957年风波的思想、文化上的深度与意义的,恐怕应该是这些右派学生、教师的思考。

而1957年的中国大学生,由于所受到的教育,他们 大都是社会主义的信仰者。他们把自己所发动的民间运动称之为“社会主义民主运动”不仅是一个策略的考虑,而且是表达了他们的一种信念的。因此,最能显示 1957年民间思想运动的本质的,是这场运动的代表人物林希翎在著名的北大演讲中所提出的“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口号。在演讲中,林希翎还谈 到她理解中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一是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一是坚持“社会主义民主”。5 这几乎是代表了校园的“右派”的共识的。在他们看来,在当时的中国,在生产资料的占有、分配,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中都出现了特权造成的不平等,有可能形成新 的特权阶级,从而构成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威胁6;而广泛存在的违反民主、法制、人道的现象则说明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 的社会主义”7。因此,他们提出,不能仅仅有“社会主义工业化”,“还应有个社会主义民主化”,8 而且宣布:“在民主广场自由讲台上出现的,正在继续形成与发展的这样一种民主,不是硬搬苏联的形式,更不是贩卖西欧的形式,而是在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土壤 中土生土长的民主制度,我们要把它巩固下来,并逐步推广到全国范围中去,这就是我们的要求,我们的目的。”9

这样,这些1957年中国大学校园里的年轻人的思考活动,就构成了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一页。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 这样的民间社会主义民主运动,所存在的时间极为短暂,并且始终处在被压制的状态,因此,所有的思考与言说(用大字报或公开演说的方式)都带有“急就章”的 性质,而且大学生们尚处在学习的阶段,而由于当时中国总体上是和世界隔绝的,也限制了年轻人的视野:这些都使得他们的思考,必然是粗糙而不成熟的,但却又 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思考水平。

我曾经注意到这样的现象:在1949年以后,由于国家所实行的对知识分子“利用、限制与改造”的政策,由于历次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的整肃,导致了大陆知识 分子整体萎缩,除极个别人之外,大都表现出惊人的“理论上的沉默”:有的堕落为现行权力政治作理论阐释与辩护;有的则噤若寒蝉,人云亦云,完全放弃了独立思考与创造;即使是仍然保有独立思考品格的,关注的也是现实的具体的社会、政治问题,而鲜有理论的探讨。这就迫使这些尚处在准备阶段的青年学生(我曾称之 为“半大孩子”)远非成熟的理论习作,充任这个时代理论水平的代表:1957年如此,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是如此10。这实在是中国思想理论界的悲哀,中国知 识分子的失职。但惟其如此,这些1957年的大学生所留下的民间思想遗产,就显得特别珍贵,值得认真研究。

当然,1957年的历史,其意义不仅是思想史的,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环节。我们不妨作一点历史的回顾。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在新政权基本稳定以后,从1953年开始,进入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期,即所谓“治国”时期,这就面临着一个治国路 线的选择问题。1954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首先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并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 行、示威、居住与迁徙等广泛的自由,强调“必须更加发扬人民的民主,扩大我们国家民主制度的规模”,这都似乎预示着中国将走向一条依法治国的道路。

但在此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却使中国的历史发生了新的转折。首先是党内出现了所谓“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问题。毛泽东将高、饶事件看作是“我 国现阶段激烈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并因此提出要“准备对付突然事变,准备对付反革命复辟,准备对付高、饶事件的重复发生”的警 告。11由此而产生的,是所谓“阶级斗争逻辑”,其核心是要在公民中(也要在党内)“划分敌我”,而“敌人”的数目也是可以预先规定的,而一旦被宣布为 “敌人”,就要对之实行不受宪法、法律制约的群众专政。这样的“阶级斗争逻辑”,显然是与前述“宪法(民主、法制)逻辑”相对立的: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治 国逻辑与路线。

应该说,1955年5月(距离宪法公布不到一年)发动的打击“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以及随即开展的“肃反运动”即是自觉地用阶级斗争逻辑治国的最初尝 试。毛泽东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按语》中宣布,对被群众揪出来的“敌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并且实行“舆论一律”, 让他们感到“小媳妇一样,经常地怕挨打”,“咳一声都有人录音”。12 在这样的群众专政下,就不可避免地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同时也造成社会恐怖气氛,知识分子更是谨小慎微,人人自危。

因此,1957年的鸣放,集中在对胡风事件与肃反运动的质疑,这当然不是偶然的。本书的许多作者都谈到他们介入运动,开始对中国问题的独立思考,都是源于 对肃反的反思。因此,大学里的民间思想运动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要反对“不尊重人权、民主与法制”的阶级斗争逻辑,强调要“真正把宪法规定的人权交还给人 民,使六亿人民自己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13 这显然是自觉地要求重建国家宪法的至高地位,回到“依宪治国”的道路。

但掌握最高权力的毛泽东,无论是开始发动整风运动,还是后来发展为反右运动,他都始终坚持他的阶级斗争的逻辑。他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发生的波兰、匈牙利事件所提出的“正确处理两类矛盾”的学说,正是将前述以在公民中“区分敌我”为核心的阶级斗争逻辑理论化,也是他发动整风运动与反右运动的前后一贯的指 导思想。本书有一篇文章的结尾部分,谈到“肃反与反右比较”14 ,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反胡风与肃反都是阶级斗争治国路线的尝试,但其规模与影响都有一定的限度,而反右则是在全国范围内,在全体公民中划分“左、中、 右”,将数十万、数百万(一说五十五万,一说三百万)的人打成右派,几乎每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都受到牵连。其所提出的“对各级党组织领导及党的积极分子提意见就是反党”的右派标准,以血统论、出身论为核心的所谓“阶级路线”,以及所制定的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度(如“劳动教养法”、大学毕业生的政治鉴定制度)等等,都极度强化了高度集权(各单位与地方权力集中于“第一把手”,全党与全国权力集中于毛泽东一人之手)的体制,到1962年又再度提出“阶级斗争 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逐渐将其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最后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实行所谓“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对整个国家发展 的灾难性的破坏也达到了极致。而其直接后果是三年大饥荒,大死亡。

从以上简要而不免粗疏的历史回顾中,不难看出,反右运动在20世纪后五十年中国历史发展的链条中,是一个关键性的环节:它向上承续反胡风、肃反运动,往下 与三年大灾荒、文化大革命,都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而且其所产生的影响是既深远又广泛的,几乎涉及到政治、社会、经济、法律、思想、文化、科学、技术…… 各个领域。因此,可以期待,对1957年历史的研究,必将带动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研究;而对1957年历史的考察,也必然是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而且 也会促进相关学科的研究: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提出“1957年学”这个概念的学术理由与依据。

我的这一倡议,在1998年提出以后,在历史的当事人,主要是当年的右派那里,得到了热烈的响应,而学术界却基本没有反响。前者让我感动,后者则使我感到 悲哀,还是不说了吧。但沉默、冷漠,以至强迫遗忘,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这一段历史是无法回避的,即使回避于一时,也是迟早要面对的。问题是,回避的时间 越长,记忆逐渐淡薄,历史资料大量散失,后人来面对这段历史时,就会遇到极大的困难,我们岂不是又欠了一笔债?更重要的是,因为回避,历史的教训不能认真 吸取,宝贵的思想遗产和精神传统不能继承与发扬,这又意味着什么?在现实生活中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些问题,都让我和许多右派朋友忧心如焚。但我们都是 无权无势的书生和平头百姓,既然无法唤起整个社会的关注,我们也只能从自己做起,做一点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也算是对社会做最后的贡献吧。 就像我在为南京大学的一位右派朋友的回忆录所写的序言里所说的那样,“我,以及那段历史的经历者、幸存者都已经老了,而且坦白地说,经历了无数的失望,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是看不到还历史以清白的那一天了,我们或许会因此而死不瞑目。但我们不会放弃自己对于历史的责任:我们要 说出、写出所经历的一切,为历史留下我们这一代人的证词。我们更要追问和思考;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在哪里?我们当然知道自己思考的局限 性,但历史当事人的反思却又是后人不能替代的,我们将把这些打上历史烙印的思考,作为精神遗产留给我们的后代,借此证明,我们没有白白地付出如此惨烈的代价,我们尽管历经磨难,但还是最终维护了一个具有精神力量与智慧的人的尊严。我们活得像一个人!做完了这一切,我们就死而无憾了”。15

最后,我们仍然忍不住要向思想文化、学术界发出呼吁:

请重视1957年历史的研究,当务之急是要抢救历史资料——据我们所知,有些图书馆在“处理旧图书”的名义下,已经将当年的有关图书、报刊销毁;而历史当事人多已年过古稀,抢救活史料已是迫在眉睫。

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关注与从事“1957年学”的研究,特别是年轻学人的参与,使其成为研究生的研究课题:我们说过,“1957年学”应该是“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其研究天地是非常广阔的,其研究前景也是可以期待的。

这样,我们才能够将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真正做到“以史为鉴”:这是一切历史幸存者不容推卸的责任,也是一切有学术良知的学者的职责所在。

2006年5月26—28日

注:

1、  参看范亦豪:《我的帽子祭》。
2、《〈广场〉发刊词》,《原上草》,19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出版。
3、《北大民主运动纪实》,《原上草》,27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出版。
4、参看收入本书的潘仲骞的文章:《解读我的右派〈结论和处理意见〉》。
5、林希翎:《在北大的第一次发言》,《原上草》,153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出版。
6、参看周大觉:《论“阶级”的发展》、《再论“阶级”的发展》,沈迪克:《谈谈无产阶级社会中人的等级》,钱如平:《论阶级的发展》,均收《原上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出版。
7、林希翎:《在北大的第一次发言》,《原上草》,153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出版。
8、龙英华:《“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北大向何处去”》,《原上草》,132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出版。
9、陈爱文:《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原上草》,101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出版。
10、参看拙作:《民间思想的坚守》,文收《拒绝遗忘》,汕头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11、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5卷,140页,153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
12、毛泽东:《驳“舆论一律”》,《毛泽东选集》5卷,158页,159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
13、刘地生:《让青年学生纯洁的头脑自由发展》,《原上草》,284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出版。作者系南京大学教师,1957年因此文被打成右派。
14、参看范亦豪:《我的帽子祭》一文的结尾部分,《肃反与反右比较谈》。
15、钱理群《“何时能因鉴而止?”——读王林书〈诗鉴〉》。王林书的《诗鉴》,澳门学人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

罗宗义：在那个“不平常的春天”里

一九五七年的春天,确实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当时,我是北京师大中文系四年 级的学生。

　　忙于准备毕业考试;忙于“向科学进军”,准备报考副博土研究生;忙于“地下 恋爱”。真是一个繁忙的季节。

　　一九五七年二月,听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的传达。这是一个鼓励人们大胆地放、彻底地放的讲话,对我们影响很大。一九五五年肃反以后,人们已经小心翼翼了, 这个讲话,让我们思想解放了,大胆了。前些时候,我与一个“同案犯”通话时,曾对他说:“我 们五七年‘跳了’出来,完全是被毛泽东的讲话煽动起来的。”他十分同意我的观点,因为这 是事实。讲话的内容,都已经隔半个世纪了,有的,我还记忆犹新。比如,他老人家保护和肯定了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肯定其反官僚主义的主题。当场,还问彭真:你们北 京市委有没有官僚主义?彭真回答说:我不敢保证我们市委没有官僚主义。后来,这个讲话以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发表时,这段话通通删去了,还删去了许多原话——号召大量鸣放的话。而关于香花和毒草区别的六条标准,当时讲话只字未提。这个讲话,主题是 “放”!谁也没有想到,几个月后,“收”为主题了。当时,有人指责说这是“阴谋”,理所当 然地成为典型的“右派”言论,讲话者却提出了“阳谋”说,我们就成了“阳谋”牺牲品。

　　几个月后,批我们“反党反社会主义”时,总要问:你当时自觉不自觉?也就是说, 当时知不知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的一个“同案犯”回答说:“我早知道要尿炕,我就不睡觉了。”太生动、太形象了!但这种解释,是绝对不可能过关的,于是,一种“本能论”就 此诞生。即是立场错了,“本能”地驱使干这说那,虽然当时并不自觉。但“本能”却让你说 反党的话,干反社会主义的事。不知为什么,这个“本能”论,是通用的。我多次如此检查, 也竟然过关了。上报的关于我的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材料中,竟然写道:“对自己的错误,有深刻的认识。”紧扣中央摘帽的文件精神,也就心照不宣了。

　　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党中央颁发了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通知,这当然是 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们当时都有遵循党委部署的习惯,各个班都成立整 风领导小组,我作为班团支部的宣传委员,成为其成员。但好长时间,都处于学 习阶段,并未接触任何实际。记不清五月十日左右哪一天,我看见了《光明日 报》登载的我校教授陶大镛的一个发言,称师大整风运动“无风无雨”,我很激动。写了一篇三、四千字的文章,题为《也谈师大“无风无雨”》,借陶大镛讲话 这个由头,把我四年来内心的感受,统统地放了出来,投寄给校报《师大教学》。 时隔多日,毫无音信,我感到师大党委有意压制这次整风运动。当时还不知道 “舆论一律”的观点,更不懂得“新闻导向”,认为《师大教学》也是一个阻碍整风 运动的机构。

　　因为,我们快要毕业了,有同学提出:“咱们到教授家去拜访拜访,也算告别。”第一个访问对象是穆木天、彭慧。一个是外国文学老师,一个是俄罗斯文 学老师。我对彭慧老师更感兴趣,知道她曾经是“左联”党团成员,也曾担任过中文系教师党支部书记,还选她当了人民代表,因此,我欣然随之前往。临时动 议,临时出发,连与我恋爱对象的幽会预约,也忘却了,为此,不知遭到若干次的埋怨。到了穆教授家,他十分热情地把我们迎进了客厅。师生拥挤一堂,十分 热闹。大家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中心议题,当然是学校的整风运动。穆

　　料想不到,这张大字报,一下子就点燃了那一场烽火。五月二十三日这天, 全校几乎所有楼的墙,都贴满了大字报。其实,不少师生的心中,都装满了干柴烈火了,只要有了火种,熊熊大火就燃遍了全校,真像火山爆发。这也是我们始 料不及的。

　　惹人注目的大字报不少。比如《党主乎?民主乎?》,这是对“民主”的强烈 呼吁。这三位同学,是同系同年级同班的同学,才华横溢,虽然觉得言之成理, 但却容易让人找到把柄,我是不会随之附庸的。更令人震惊的,是公开为胡风 翻案,明确地提出“胡风不是反革命”,而引申为“法制不健全”,更令人振聋发 聩。尽管,这种议论,两年多来,偶而我听人说过,但公开地提出来,这是开天辟 地的第一次。尽管不明事实真相,但凭几封信即可定罪的做法,不少人的内心 深处里也感到十分困惑。但,钦定的大案,谁敢怀疑呢?谁敢责问呢?大家对五五年肃反,更是当时的热门话题。这往往对深挖“三害”(官僚主义、教条主 义、宗派主义)根源有关,而涉及的面又很宽,因此,为人们所注目。肃反时被斗过的人,他们的大字报、发言,都称之为“控诉”。这个词,虽然有些刺耳,但同情 面往往在被斗人一边。特别是,采访被斗教授的原始记录,更让人触目惊心。 我仿佛记得,有一个姓谢的女的,是俄语系的学生,她的控诉,令人们泪流满面, 义愤填膺。后来,她在《群众论坛》(这个社团,后来定为右派组织)上演讲,引起了更大反响。党群关系,也是一个热门的话题,类似“墙”之类的说法,俯拾皆 是。对当时党的领导干部的特殊化作风,也让人嗤之以鼻。记得有一个总务 长,每次学校演戏、放电影,总让自己的妻子坐在好位置上,引起大家强烈的不 满。因此,党委书记的作风问题,引起大家愤怒,更是顺理成章。我常想,当时 那场整风运动如果彻底进行下去,也许党的腐败现象不会像今天如此严重,如 此积重难返。——其实仍是天真的想法:“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底层之声》的注意力,还放在那位党委书记的身上。到现在我也不明白, 当时党委的其他负责同志,不知顾虑什么,害怕什么,谁也不敢公开把这个问题,披露在广大群众面前,总是躲躲闪闪、扭扭捏捏,“犹抱琵琶半遮面”。因此, 《底层之声》连续出了几张大字报,如《评张斧同志的讲话》、《整风一周》等,都 是把矛头指向党委,责问党委为什么老是包庇这个问题。提出,要搞好师大的 整风运动,前提必须揭开这个盖子。

　　随着运动的深入,参加活动的,不是起初我们宿舍的几个人,还有外班的同 学,因此,有必要成立一个社团。定名为《底层之声》,选举三人组成编委会,只 定了一个原则,我班两名,外班一名。当时参加会的,也就只有十多人,其中还有响当当的“左派”。我被选为“编委会”成员。这个编委会,形同虚设,没有开过一次编委会,外班那个编委只在开会时见过一次,后来就没有再见到他。都是各自为战。据说,我的档案里,曾列为《底层之声》社长。其实,我们三个人, 从来没有分过工。因为,我曾在学生会工作过,认识人多,对外的事,往往是我。什么党委宣传部召开各社团代表会议,我出席。领着全校各社团十八个代表, 去访问彭真、胡耀邦,我带队。后来落实政策时,据落办的人讲,《底层之声》有三百多个社员,我也感到十分惊异。我说,人会并不需要填什么表,也不登记, 更不发什么袖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是自由的。跟我一起活动的,也就十来个人。其中一个人,我还曾为他鸣不平。第一张大字报,是我让他贴的,后来贴 大字报的任务,可能,他都包了。他没有任何言论,也没有写过任何文章,后来 定为“右派”时说,行动比言论更危险。他贴大字报时,对其内容,都不甚了了, 甚至都没有看一眼,把他划为“右派”,太冤了!

　　形势不断发展,《底层之声》也突破了原有的规模,成立了大字报组、油印报 组、广播组,各个组还任命了组长。这次人事任命,并没经过编委会讨论、研究, 也不知是那位老兄任命的。我从来没有问过,觉得有人干活就行。有时碰面说 几句,也就算商量了。可见,当时的组织,是松散的、混乱的。特别是广播组,高 音喇叭一响,哇哇叫,传得很远。除了广播《底层之声》大字报、油印报的文章外,谁都可以讲,无人审查。广播机器,就安放在我们宿舍,我们宿舍(西北楼 415室),真成了一个自由论坛的场所。比如,访问胡耀邦的原始记录,经过大家 核对、保存,当时团市委的一位同志,也参加一起核对。会上,一致做出了一个 决定:不公开发表,只供内部传达。可《苦药社》的头头,没有经过大家商量,擅 自将访问记录就在我们宿舍播出了,影响很大。为此,他也吃了苦头,被劳动教养,这也是他始料不及的。按理说,我是带队的,核对材料会议是我主持的,团 市委的同志参加会议,这也是我请的。至少,在广播前给我打个招呼吧。事前, 我不知道;事后,我也没问过他,就是我的宿舍的广播组长,事前事后都没有跟 我说起过这件事。可见当时是十分自由的,纪律也是松散的。后来,就连落实 办的头头也十分感叹地说:“说你们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党进攻,看来是 没有任何根据的广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

　　一次公开的活动,就是参加党委宣传部召开的关于《师大教学》的座谈会。会前,不知是谁,通知我时间、地点,我欣然前往。对《师大教学》,我早有看法, 前已述说过。当时没停课,全年级,二百多人,在一个大教室里听课。课间有二 十分钟的休息时间,全年级有什么事儿,趁着老师离开教室,即可进行。早晨, 党支部宣传委员给我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下午、晚上访问教授的学生名单,涉及 到全年级,让我念念。对党支部布置的事儿,我是十分愿意干的。念完名单后, 顺便讲讲当前整风运动的形势,其中对《师大教学》讲了几句:“《师大教学》是 保守的,阻碍了我校整风运动的开展,我们要办一个油印报来代替它。”真是有 点头脑发热了,很有一点狂妄的味道。对我的讲话,有人鼓掌,有人离场,我自 己觉察到,当时的观点,是不一致的。这次,让我去开会,我当然不能放弃这个宣传我们观点的机会。到了楼前,就被一个人截住了,一看也认识,历史系一个 社团的头头,他拿出一个改组《师大教学》的方案,让我过目。我看后,点点头: “好,好!挺好!”想退给他,他急急地说:“您拿着,您拿着,您要觉得可以,在会 上,您说说。”我说:“你们整的方案,我们怎么能贪天之功呢?”他还急急地说: “你们《底层之声》影响大,他们听,我们社团没名气,说了,不管事。”盛情难却, 只好从命了。料想不到,成了我的大罪。

　　宣传部长主持会议,我认识他,他原来是校团委书记。他的开场白十分客 气,无非是说把大家请来听听意见,听听群众的呼声吧。我就当仁不让地把历 史系的方案念了一通。其它的,都忘了,只记得改组《师大教学》编委会这一条。 编委会由党委、团委各社团代表组成。好像就是“文革”中三结合的权力机构的 雏型吧,这也算是一个创造。当时我还临时添了一句:各个单位人员多少,人员 组成,还可协商解决。当时参加会议还有我校团委副书记,他支持我的发言,理 所当然,他也逃脱不了那一场厄运。后来,他当了我校的党委书记,我见着他还 问过他,还记得那次会议吗?他说一辈子参加的会议太多了,不记得了,我料想 不到,参加这次会议,就成了我篡夺《师大教学》领导权的罪状。批判《底层之 声》时,还给我画了一幅漫画,我躺在一张床上,正在做梦,是要当《师大教学》编委的幻梦。画漫画的老兄,真有天才,那个“我”画得真像,矮墩墩,胖乎乎,有副 天真的笑容。

　　学校开始有动静了,上面召开座谈会,下面各个班级也召开座谈会。我班 的主持人是那个党支部的组织委员。班上的议论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 义的危害,党群关系中间有堵墙等等。一个肃反中被斗的女同学,传给我一个 字条:要求发言,我签上同意发言的意见,传给了主持人。主持人看后,置之不 理。多少年,我给这位女同学写信,表示道歉。并说:当时主持人不让你发言, 客观上起了保护你的作用。你如果发了言,可能会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她父 亲是全国著名的右派,即《乌昼啼》的作者,《人民日报》的《什么话》一栏曾转载 过他的所谓右派文章。她贴了一张大字报,与父亲彻底划清界限,脱离父女关 系。她没有发言,就没有攻击肃反运动的罪名;她对她父亲的那种态度,就救了 她。虽然与我同时分配,但没有戴帽子,算是躲过了这一关。但肃反被审查这 段历史,可能在档案里有所记载。她的后半生活得够苦了,没有过过安宁的日 子,老挨斗,老大年龄才同一个离婚的老头结婚,无子女,现已患上脑萎缩之病, 近于瘫疾。

　　由于这个原因,也因为有人曾对我反映说:“那个‘主持人”三害’严重,我 们不敢发言,也不想发言。”为此,在班整风领导小组开会时,我就直言不讳了。我本心是善意提点意见,让别人主持会议,也许座谈会的效果会好些,有利于整 风运动的开展。料想不到,那个主持人生气地说:“要不,你来主持好啦!”我无言以对,后来就构成了我妄想篡夺班级整风运动领导权的罪状。

　　整风运动从上而下,都有了发展。但上午正常上课,下午搞运动的这个生 活步调,显然不适应了,于是有人就提出“停课搞运动”的口号。特别是,教育系 具名八个党员的大字报,震动了全校。他们透露了党内关于整风运动的若干限制,整风运动的气氛更为紧张了。不少社团,包括我们《底层之声》都先后贴出支持八个党员“起义”的大字报。群众原来的疑虑,更加严重了。各高校之间通 过各种渠道联系开始出现了。中国人民大学传来信息,他们学校的林希翎,要 来北师大演讲,并鼓动人们上街。我当时十分紧张,与一些社团的头头交换意 见,一致决定:整风运动,主要是管自己学校的事。不同意各校串联,并提出组 织人员,关上大门,阻止其它学校的学生进校的建议,也不同意上街搞游行示威之类的行动。多少年后,与我共同做出这个决策的人,还对我说这件事,并说: “咱们哪能反党反社会主义呢,当时那么紧张,咱们是从大局考虑的。”我摇摇 头:“于事无补了,于事无补了!”

　　但是,北大的《接力棒》的传单,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传进来了。因为,晚上与女朋友幽会,这次后来被批为“反党联盟会议”(当时称为各群众社团联系会 议),并未参加,因为,事先没有接到过任何通知。后来听说有同学从北大带回 了《接力棒》,临时决定召开的会议,地点在我们宿舍,我们参加的人还不少,全 都是《底层之声》的人,我回宿舍时,正赶上散会,被一个同学截在楼梯口。这个 同学,是我入学时的大班班长,曾住一个宿舍的上下床。后来分小班,我在一 班,他在二班,接触少了,关系还不错,互有信任感。我们在楼梯的一个台阶上, 他轻声严肃地对我说:“刚才开个会,听说党中央分裂了,有人要反对毛主席。咱们都是共青团员,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虽然我不明情况,我也表了 态:“那当然了。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就是拼命,我们也要保卫毛主 席。”后来反右斗争时,他让我站出来,用这次谈话,为他辩护。我说:“现在我说 话,有谁相信我。我都自身难保,还能保谁呢?”当时,形势严重,是不是应和党 组织打个招呼呢?尽管我对党支部的组织委员有看法,但我还是把他看成组 织。问问他,到底应该怎么办?我到他们宿舍去找他,他不知深夜还在忙什么, 未回。后来,我曾想,如果这次汇报上了,也许,我就戴不上帽子了;后来又想, 第一张大字报,被选为《底层之声》的编委,已经决定了我的命运,不会因为一次 汇报,就能改变我的命运。他们认为,这次“反党联盟会议”,我能不参加吗?查 来查去,最后公布的名单,没有我。其实,这个会也是十分自由的,谁都可以参 加,没有参加任何社团的同学也参加了,甚至后来成为响当当的“左派”也参加了。我们当时绝没有任何神秘之感,帮助党整风,这是响应党的号召,光明正大 的事。也绝不知道,这是“阳谋”。当时一个著名的“右派社团”——《群众论坛》,据说,就是我校一位党委副书记一手策划办起来的。她联系的对象,是我 系的团总支宣传委员,一个预备党员。每天中午单线联系,他们秘密在校园中 的小树林见面,这正是北太平庄铁狮子坟的所在地。确实是当时的秘密场所。这位预备党员,每天都要向党委副书记汇报,谁发言了,发言都是什么内容等 等。后来,这位《群众论坛》的头头之一,理所当然地受到审查。他可能受到那 位党委副书记的保护,没有戴帽子,仅仅延长了预备党员的预备期。分手时,我 们还远远招手,以示告别。其实,保护了他,也就保护了那个党委副书记。如果当时再反“右派”,深入查下去,扩大战果,保证完成数字,难免不把她暴露出来。 如果她真是《群众论坛》的后台,能不受到牵连吗?这难道是“阳谋”?在广大 群众十分兴奋十分热情地帮助党整风的重要时刻,这种“引蛇出洞”的手段,能 是“阳谋”吗?这是一场阴谋,我们这些天真的年青学生,上当了。至于这个“阳 谋”,是出于谁的授意,我们这些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当然是不可得知了,也 许永远是一个解不开的“谜”!

　　也许,当时我太幼稚、太年轻了,睡了一觉,什么都忘了。第二天,六月三日早晨,在饭桌上,那位所谓的“反党盟主”(即张海琛)给了我一张名单,我一看, 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一数,一共十八人。他对我说:“昨晚的会,你没参加。会上决定:今天去上访北京市委、团中央,弄清昨天《关于胡耀邦谈话》传单的真伪。会上还决定:《底层之声》的对外活动一般都由你出面”。我就没拒绝。回到我们宿舍,已经满屋的人,我一一询问,还点名检查,一共十七人,物理系某某未到。我征求大家意见,不能等了,出校门时,我再到物理系看看。一打听,这 家伙,在物理实验室搞实验呢。我叫他,他说今天离不开。多少年后,我和他在 一个学校工作,曾问过此事。他淡淡地说:“去了,不过多一条罪状而已。”真是 一个“看透派”,我想,他是一个十分精明的人,为什么他也钻进了那张大网呢?

　　连我共十八人,真是浩浩荡荡,也理直气壮。没有任何经费,汽车费、中餐, 都自备,大家却十分轻松,高高兴兴,说说笑笑。

　　到了北京市委,一个中年人,把我们领到一个会议室。他说:“你们有什么 事?”我说:“我们要见彭真同志,有重要事情向他汇报。”他说:“彭真同志不 在。”我说:“那就见刘仁同志吧。”他说:“刘仁同志也不在。”我问他,“您,您 是?”他明白我的意思,回答说:“一处处长。”当时我不知处长是多大的官,但是, 除了彭真、刘仁外,党中央的事儿,与我们一样,他也不会知道。我站起来,环视 一周,大家的眼神,也明白地告诉了我,有的还摇摇头,我果断地说:“走!”

　　拐个弯,走不远,就是团中央。一进门,说明了来意。一个同志热情地说: “耀邦同志在家,罗毅同志也在。你们去吧。”他详细地告诉了胡耀邦的住址。 走不多远,真找到了。是一个黑漆门洞,开门的是一个老头。我说:“我们是北 师大的团干部,找耀邦同志汇报重要情况。”他说:“原来预约了吗?”我说:“没 有。”他说:“你们先等等,我进去问问。”不一会儿,他领着一个年轻人出来,向我 们说:“胡书记请你们进去咧。”那个年轻的,正好与我们其中一个人熟悉。他是 1956年毕业的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分配给耀邦同志担任秘书。他俩是中学同 学,又都喜爱文学,虽然相差一年,却十分熟悉。大家进门不远,就发现耀邦同 志、罗毅同志都站在会客厅前迎接我们呢。耀邦同志让我与他坐在同一沙发 上。我没有客套,开门见山地汇报了北大《接力棒》的内容与我校整风运动的进 展情况,特别着重谈到党委书记的问题是运动受阻的原因。他侧耳倾听,由秘 书记录。我谈了近一个小时,他从不打断我的话,也不询问我什么。我谈完以 后,他就站起来来回走着,他好像没有坐着说话的习惯,边走边谈。我忽然记 起,他在全国学联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做政治报告时,也是如此。当他讲到:“有 的人不得了罗,眼睛长在眉毛上面。”他在台上边说,边走,边比划,给我留下了难忘怀的印象。他背对着我走时,我才发现他穿的裤子,有好多印迹。我当时笑了,这么大的干部,还不修边幅,那像我们那位党委书记,总是衣冠楚楚的。 他说话的速度,时缓时急。谈到中央分裂这个问题,他说:“中央的事儿,党中央 会自行解决的,你们就不要过问了,好好地读你们的书吧。”耀邦同志并没正面 地回答这个问题的真伪。后来,有的写一九五七年的,也提到这事,并说这是当 时蛊惑人心的谣言。我却看到了一些资料,毛主席提出“双百”方针时,党内有 不少人不理解,表示反对,甚至于连苏联的领导人,也反对,这似乎又不是空穴 来风。事情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了,直到现在我也不知真伪。但是,耀邦同志 的回答,还是客观的。避开了事件的真伪,而告之正确处理的方法。

　　谈到了北大的《接力棒》,他就谈到北大的整风运动,他说:“我特别去看过北大的大字报。回来,我就想,民主、自由这个东西,不能无边无际,总得有个框 框。你们想想,人死了,也得有个棺材把你框起来吧,你只能在棺材里活动。死 人,都如此;何况,活蹦乱跳的活人呢?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绝对的民主、 绝对的自由!”听了这段话,我“咯噔”一下,难道我们错了。因此,回校后,从六 月三日到六月八日,再也没有参加任何活动,静静地呆着。这段话,也成了我教 育学生的武器。“六、四”时期,我常常在全系大会上反复地讲这段话。后来,有 一个学生对我说:“我这么多年之所以一直没出大格,就是牢牢记住了您说的那 段话,那段话成了我人生的座右铭。”这段话,影响了一、二代人,其意义可谓深远啊!

　　谈到我校的整风运动,他说:“你们的党委书记,没有和我一起工作过,情况 不了解,无法表态。如果你反映的情况,确实属实的话,应该严肃处理。”我不知道在我们宿舍广播纪录稿时的那个同学,是如何广播的。后来,那个党委书记在大会上说:“我从来没有同耀邦同志一起工作过,这是造谣!”当时的纪录稿, 我是上交了的,也从无人询问我这件事,在我签字的处理书上,没有有关这个事 件的文字。多少年后,耀邦同志的这个回答,我记忆犹新,认为是十分客观的。

　　我当天返回学校时,正赶上开大会。党委书记亮相,看着他那苍白的脸,没 有神采的眼色,却产生一种有点同情他的味道。平时,他道貌岸然,趾高气扬, 这时,变得小心胆怯,委委琐琐的样子,让人惊诧啊!

　　从六月三日起,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社团。我班的那个党支部组织委员,拉 起一些人,组织了《真理报》。明眼人一看,《真理报》是针对《底层之声》的。如 果说,前一段整风运动,是一边倒的话;现在开始,有不同声音了。当然,仅仅是 观点的不同,其争论是和风细雨的,没有火药味儿。后来,落实政策时,为《底层 之声》平反,势所必然了。因为,当时不少的档案里,都有“参加右派组织《底层之声》”的字样。定为右派的人,有“改正”之说,而那些未定为右派之人,却找 不到落实政策的地方,其中不少人还戴过“漏网右派”的帽子,这就把《底层之声》定性的问题提了出来。当时落办主任对我说:“我看了你们《底层之声》的 全部资料,没有一句是反党的。《底层之声》应定为‘帮助党整风的群众组织’。 但是,有阻力。”阻力来自何方?后来才得知,来自《真理报》的负责人。他也参 与了落实政策,他说:“《底层之声》定为帮助党整风的群众组织,那我们《真理 报》是什么组织呢?”当场就有人回答:“你们也是帮助党整风的群众组织嘛!” 这个信息传到我这里,我就说:“如果非要给《真理报》定性的话,可以定为极 ‘左’派的群众组织嘛!”这当然是一个笑话,但它毕竟是历史!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吹起了反右斗争的号角。正 沉醉于整风运动的人们,当然不理解,“阳谋”之说,也就诞生了。当时人们的观点是:你鼓励别人参加整风运动,还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 足戒”。现在抓右派,就是“言者有罪”了,这是搞“阴谋”。针对“阴谋说”,就有 了“阳谋说”。

　　“阳谋说”的观点是:明明告诉你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都是错误的, 都是应该批判的,你非要跳出来呢?全国五十五万的右派分子(据新的材料公 布是317万有多),就成了这“阳谋”下的牺牲品。除了公开的反革命言行,反党 反社会主义的标准是难以掌握的,似乎也是:说你是,你就是;说你不是,你就不 是。文艺界的反右斗争最为明显。冯雪峰在整风运动中的言论,不多也不尖 锐;田汉在整风运动中的言论,多而且常常是火辣辣的。田汉被保下来了,冯雪 峰却被打了右派。其理论,是有的人是好人说坏话;有的是坏人说坏话。这好 坏人,是谁定的?领导定的,标准呢?只有天知道!当时,理论上也是混乱的。 给党员提意见,不论事实如何,就是丑化党员;给基层党组织提意见,不论正确与否,就是反党。因为,整个党,就是由一个个基层组织起来的,如果把这些基 层组织都反掉了,这个党还存在吗?振振有辞,义正词严。可到“文革”,这个理 论又翻过来了。只要给党组织提意见,不论事实如何,就是造反行动,革命行 动;而反对给党组织提意见,也不论事实如何,就是“老保”,要是领导就是执行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公说有理,婆说也有理;不知那些制造蛊惑人心的理论的 理论家,是公,还是婆?当时民间流传着“右派是最早的造反派”的说法,就是由此而来的,也就为后来右派的改正,奠下了基础。

　　沉寂了相当时间的党组织,又开始活跃了,团支部又恢复组织生活了。

　　对“六、八社论”,提出质疑的大字报出来了,开始是几个人。后来有不少人 在大字报上签名表示支持。有人让我签字,我摇摇头,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我不是不同意它的观点,耀邦同志的讲话还言犹在耳,对《人民日报》的社论,岂 能发表不同的见解?这是党中央的声音,能怀疑吗?

　　在团支部大会上,更活跃。当时,有一个团员说:“什么是右派,什么是左派?我认为,在整风中,积极发言的,积极活动的,应该是左派;一言不发的,阻 碍整风的,才是右派。”他的发言,尽管对我有利,我为他捏了一把汗。他是我介 绍的刚入团的新团员,他要有事,我也沾边。我又为他的发言感到可笑,都什么 时候了,还如此胡说八道,真不识相。当时的团支部已经拉开了阵势,一左一 右,泾渭分明。有的人,公开亮明了“中间派”的旗帜。这时,《底层之声》油印报,还继续办着。我就写了《是非篇》交给油印报组长,他说:“你早应该写文章 了,马上就登。”虽名为《是非篇》,骨子里是反对那场运动,但采取的似是而非的 手段。含含糊糊,只是鼓励人们独立思考:一篇是整风高潮中,发表在《师大教学》上的《也谈“师大无风无雨”》;一篇是《是非篇》。前者,理直气壮,振振有辞;后者,则含含糊糊,躲躲闪闪。这正反映了我的心态,是与情势的发展,紧紧 相连的。

　　反右派斗争的声浪,越来越大,我越来越感到自己处于危险边缘了,反右的 鞭子将抽到我身上了。在一次团支部大会上,我痛哭流涕地检查:“社会上的右 派猖狂地向党进攻,我不仅没有站在党的立场上进行反击,反而走到了反面,跟 着右派跑了,犯了严重错误,我对不起党,对不起团组织对我的培养和教育。”我 泪流满面,旁座的一位同学递给我一块手绢,我一面擦,一面哇哇地哭着。当时,我的检查是真诚的,确实认为自己错了,自己的检查够深刻了。但是,主持 人却严肃地说:“罗宗义同志的初步检查,我们欢迎。但是,很不深刻,希望继续 反省,深刻检查!”当时,我大吃一惊。如此检查,还不深刻,再深刻,非得承认自 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自知自己没有丝毫反党的意念。我在整风中,曾对我的女朋友说过:“这次运动后,该排上我入党了。”虽然,我对校党委,有某些怀疑。可我对北京市委、团中央、党中央,是十分信赖的,忠心耿耿的。当时,如果 让我用鲜血来保卫毛主席,也会是毫不犹豫的。

　　不久,全校又开了一次全校团员大会。这次大会不像传达统购统销文件、揭露高、饶反党集团文件那样,在大礼堂关门、关窗,还有不少党员看管门窗。而是,都坐在教室听高音喇叭,不是团员的在操场也听得十分清楚。这次大会, 实际上是反右斗争动员会。会上,宣布开除我班那个“反党盟主”的团籍,宣布 撤销若干团干部的名单,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听见了不少熟悉的名字。整风 中,比较活跃的,都不能幸免。

　　从此,就不通知我参加团支部大会了。可我的女朋友仍然参加。有一天, 我们约会时,她告诉我团支部开会的内容,其实,也没什么重要的内容。不巧, 碰见我系的一个助教,当时,还说了几句话。这个助教有意无意地告诉了他的 女朋友,而那位正好是我班的一个团员,出于组织观念,汇报给团支部,结果,我 的女朋友却以“为右派通风报信”的罪名,被留团察看。好在,她只是《底层之 声》的一位普通成员,既无言行,又无文章。当时,她也想表现表现,但无啥可写,曾让我代她写一篇。我太忙,无暇顾及,好受她的埋怨,似乎我只顾自己不 关心她。如果我真给她代写一篇。以她的名义发表,很可能她就带上帽子了, 多悬啊!可见,当时参加整风的人们,都想表现积极些,那知道有一张大网正张着咧!

　　不久,就召开了全系批判大会。只批斗了三个人:“反党盟主”、“狗头军 师”、“纵火大盗”。“纵火大盗”是我的别名,后来听说是某某取的。九十年代在一个小型的聚餐会上,我曾问过他。他矢口否认:“我没有那个水平。我只不过是倒霉蛋中的幸运儿而已。后来,我又是幸运儿中的倒霉蛋!”这是后话。当时专题批判我的人,也是《底层之声》成员,在整风中,我俩曾畅谈了一个晚上。 套用外交词语来说,无论对学校形势还是班级形势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也 许是由于堡垒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观点,选择了她。我仔细听了她的发言,除了 我的一些人所共知的公共活动和批判语言,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就是我们两 人谈话的细节,她也只字未露。后来,一九五七年“八、一”建军节,请杨成武做 报告,由她负责看管我,坐在一个沙发上。休息时,我仍坐着不动,她主动说: “你到礼堂去看看吧。”因为,杨成武是传奇的英雄人物,当然想看看,她不怕我 去谋害,可见对我还是信任的,我感激。几十年后再见面时,相处的十分融洽, 也许还是保留了这份同学的真情。

　　好像第二天,就是全校批判大会。我一进大礼堂,就看到了巨幅画:一只巨 手,抓住了三个人,其中一个人,就是我。批斗时,还算人道,前台摆上三套桌 椅,我们坐着记录。批判会还惊动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引来了不少记 者。不知是谁给大会主持人递上一张纸条,说是要看看我们这些右派分子的嘴脸。我不好意思走楼梯口上台,而是从台下爬上去又爬下来的。据当时在台上 作记录,后来也划为右派的同学说:“你当时爬上爬下的动作,十分可笑。”我说: “你还笑咧!我当时的心情,你知道吗?想死的心,都有。”她哑口无言。

　　我们三个人上台示众时,下面有人喊:“抬起头来!抬起头来!看看他们的 嘴脸!”我刚抬起头,新闻记者真会抢镜头,“卡”、“卡”两声,我的尊容就拍下来 了。当时,我的心凉了,完全绝望了,我被划为右派了,而且,新闻纪录片一播, 全国都知道了,我还有什么脸去见江东父老、老师同学呢?以后,台上说什么, 我也不记录,脑里一片空白,一散会,顺着人群奔了出去,一出礼堂大门,回头一 看,无人跟踪,我就朝学校大门跑去。其实,有人跟着我,那就是我的女朋友。我刚冲出校门,有人截住了我,我一看,是她!她拉住我:“往哪去?”我一听,才 清醒过来。我冲出来,似乎没有什么目的,也许去当汽车下的冤魂!她把我拉 到楼道里,因为正是开饭时间,整个楼无人。她哭了,我也哭了。她说:“开会 时,我一直在台下,散会时,你脸色都变了,我就跟出去了。”我说:“我脑子一片 空白,我也不知道去干啥,也许撞上一辆汽车就算了。”她哽哽咽咽地说:“哪能 呢,哪能呢,现在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你一死,就更麻烦了。”我无话可说,绝望

　　批判《底层之声》后不久,又批判学校第二个大社团《苦药》。我奉命参加 会议。对《苦药》点名和上台示众的共十一人。当然,我一言不发,心理却有一 丝高兴,毕竟已经有十三人跟我做伴。揪的人越多,我越清闲。令我交待问题, 检查自己,揭发别人。可是既不检查自己,也不揭发别人,经常交不了差。当 然,不能让我如此混下去,对我“打态度”的小斗争会,也就召开了。

　　主持会议的,是我班的一位女同学。先由大家批判一通:什么“态度不老 实”、“消极反抗”等等。后来,她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你为什么反党反社会 主义?也就是说,你反党的思想根源?”我从来没想过,一下子愕住了。后想一 想,按照我已经熟悉的理论,讲了起来:“我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在旧社会生活 了十三年,留恋旧社会。”也许我当时讲得很激动,也许他们曾经分析过我的情 况,我如此分析,他们不以为然。从她笑眯眯的表情中,我似乎看到了同窗四年 的友情。我那个已经到了零下的心,似乎温暖了许多。

　　后来,《教师报》的记者采访了不少人,其中也有我。发表时,题为《他们为 什么堕落成为右派分子?》,其中广大段,说到我,说我因没有人了党,而对党产 生不满情绪而发展成反党。其实,这也是“三害”之一——主观主义的判断。据 我所知,比我表现好的一位同学,刚由党支部大会讨论,会上还发生了争议,那我就更排不上号了,那能有什么不满?还想在这次运动中表现积极些,也许能 解决入党问题。至于“家庭问题”,我家成分是“小土地出租”,按富裕中农待 遇。即使如我所说,是“剥削阶级家庭”,入团时,已彻底划清了界限,中学两年 半,大学三年,一直毫无经济来往,全靠助学金养活我。谈不上什么留恋不留 恋?我不过是找一个能够过关的说法而已。

　　找我个别谈话的人,也开始频繁了,什么学生科长,团委书记等等。有一个 找我谈话的同学,是比我低两级的调干生,党员同学。我记得肃反时,他就是学 生党支部的一个头头。反右斗争,他也可能还是一个什么头头。据说,他后来 留校了。不知什么原因,后来,还退党了。他问我的并不是什么整风中的问题, 而是问我中学表现如何?我开始回答:“应该说,表现不错,不然,为什么在班里,我是第二个人团的?”后一想,说这些,有什么用,马上改口说:“那时候积极, 今天看来,都是装出来的。”他对我的回答,并未表示什么看法。我想不到,四十 多年后,我见到了当年考入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的中学同学,他问我:“你们学 校去调查你。我开始以为是要发展你入党,来了解情况,后一想,不像,就知一 九五七年,你着了。…‘着了”是四川方言,是“摊事”的意思。他说:“我说了你一 大堆的好话,不知道管用不管用?”我说:“也许管用,中学表现好,处分就轻些 吧。”当时,《底层之声》被点名的,共三人,那两人都被劳动教养了。而我,开始为“留校考察两年”,后才改为“分配工作,考察两年”。最后,我说:“我还得谢 谢你呢厂

　　对我的调查,不仅是中学同学,还去我家乡去调查。我在毕业前夕,肯定要 花钱,给家写了封信,要点钱。进大学后,我与家里,素无经济来往,突然寄来当 时也算巨款的五十元,肯定会受到某些人的怀疑。因为,当时报载,中国人大的林希翎,曾受到民革中央谭惕吾的经济资助,称为“右派活动经费”。后来,我才得知,为了这五十元,北师大曾派专人去调查。这五十元,对当时农村来说,也 是大数字。正巧,我一个叔伯哥哥参加抗美援朝后,复员时发了不少复员费,家 里考虑,我毕业后即有工资,由我来偿还,就借了五十元给我寄来。这钱与“右 派活动经费”丝毫没有关联,当时也无人询问我,我也就不知其幕后还有这么多 的故事。

　　大概是八、九月份,我参加了我一生的最后一次团支部大会。这次大会程序十分简单,团支部组织委员念每个人的处分决定,然后,大家举手通过。全班 三十多人,团员近三十,被开除的十四人,留团察看两人,受警告、记过处分的, 还有若干人。据当时统计,全年级 二百多人,受党团处分的,就有一百 五十多人。划了五十二个“右派”, 占全年级四分之一以上。这个数字 大大超过了内部掌握的百分之五。当时有一种解释,从全校讲,也许到 不了百分之五,从全国来讲,也许到 不了百分之零点一咧!这是何等荒唐的逻辑啊!这次大会,是自己举 手开除自己的团籍,被处分的人,不 可能有任何发言权,只让宰割。从此,我们边劳动,边等待处 分。十一月份,才把我们分配到各 地。我们凄然地离开了这令人伤心 的学校。

快近五十年来回忆那“不平常 的春天”发生之事,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李受山：我所经历的北京师大中文系整风反右运动

小引

　　一九五七年春天,来的特别温馨和煦。我们春节留校同学,有的在新春正月去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家恭贺新春佳节。他热情款待大伙,喝茶吃糖。由 于人多,耀邦同志只落个小茶杯,还没有把,不慎将茶晃出,烫了手。他便借题风趣地说:“我希望大家都要成‘大器’,不要像这个小茶杯,只要有点水就往外 晃。”接着喝口茶又说:“你们要作‘世’罗庚”,不只是华罗庚;要作钱‘世’强,不 光是钱‘三’强!”(可能这两位科学家刚来过,所以就借题发挥了)。说得大家 都感到很亲切,又很兴奋。我们学校文艺团体,也去拜访了大诗人艾青同志、田 间同志;还有老作家老舍先生,都有很大收获。至于本校的,尤其是本系的:黄药眠系主任、肖璋副主任、菜著岑教授、李长之

一、穆木天教授《我的呼吁》

　　正当我们豪情满怀,在进行每周三政治学习的时候,忽然《光明日报》(五月 廿二日)刊发了我校中文系穆木天教授《我的呼吁》。这可真是“一石击破井中天”,于是准备毕业考试的、谋求毕业分配到大城市的、筹划营造小家庭的等等 等等,都宣告暂停,不到三天的时间,整个校园里的大字报就贴得铺天盖地,紧 紧迫问何锡麟的绯闻(其中也有反对的),一时称为《何穆事件》。

　　所谓《何穆事件》,就是穆木天在《我的呼吁》中,揭露了何锡麟的绯闻事件。当时有两种说法。其一是口头流传的,说是某研究生(或进修生)夫妇,在 即将毕业前夕,欲谋求留在北师大工作(当教授)。能决定此事的只有党委一把 手(即何锡麟)。于是女方便以自己年轻姿色,谋求于何,以至达到“献身”程 度,女的男友因吃醋气极,便跳楼自杀(学生楼西楼三层)。其时西楼刚建完,回 填尚未夯实,因而男方自杀未遂。但却传扬出去了,有好事者还亲自去为之验 证。

　　另一种说法就是穆木天《我的呼吁》揭发的,现摘抄如下:

　　“……我举出,某党员首长老婆孩子一大堆,还违法乱纪乱搞男女关系,我 认为党委、行政不处理,这是宗派主义行为,可是,党员首长,把我的话完全给打 回来了,他说那位党员已经处理过了。处理的内容就是自己作了检讨。并且本人(何)也不知道这女方是有爱人的。更不知道她的爱人为此而动刀自杀的事, 这也不算宗派主义。”另外,穆木天还有诗一首,题目就是诗的首句“何大官人有 一宗”也提到此事。原诗是:何大官人有一宗,拔刀弄斧护幽情,十年一觉扬州梦,留得红楼薄悻名。

　　以上两种说法,虽都未经当事人的确认,但确在校园里刮起强劲之风。同 时穆木天教授之家,造访者也络绎不绝。有些过激人员(以学生为主),还把大 字报贴满何的办公室和家中,甚至连他坐的小车也被围堵,一直无法出去办公。

　　约过三、四天后,一天下午四点多,师大党委副书记张斧同志,到大字报区 (大食堂的西边)看大字报,顺便约了一些社团负责人。临时在南宿舍(女生宿 舍)的三楼中部(忘记门牌号了)北侧一宿舍,开了个临时座谈会,人员是自由参加。当时主要社团有:“底层之声”(苦药尚不成形)。我和丛鉴同学是后去的, 室内已坐满了人!我俩便依门框站立,听张斧在讲:“大字报鸣放得很好,不过 我要求大家不要老纠缠何书记的事(指绯闻),要向‘三大主义’或‘三害’进 攻。”当有人问他“何书记的事情是否真有?”张斧副书记叹了口气说:“运动一 开始,党委就担心这件事,所以穆木天《我的呼吁》在《光明日报》一发表,我们 就感到被动了。彭慧(穆的老伴)是中文系的党的主要领导之一,能瞒得住吗? 何书记最不应该的是把自己办公室钥匙也交给女方一把,这使女方可以随时就 去……不过这事已经处理完了,何不久就要调离,希望大家还是不要再纠缠此 事了,要集中力量,指向‘三大主义’猛烈开火。还有我们学校在肃反方面斗错 了许许多多好人,大家可以大量地提嘛!”会议开的时间不长,这时在楼道上也 挤满了人。大家听张斧副书记说的很中肯,态度也真诚,便为他鼓了掌。同时 也都表示今后要指向“三大主义”,不再纠缠这无聊的事了。张斧副书记说他这 几天特忙,又要接待各方人员,又要答复各种问题,说完便匆匆离去,大伙也忙 着进大饭厅吃晚饭去了。

二、“苦药社”的产生

　　自从穆木天《我的呼吁》问世,各种社团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有的以班 级、有的以团小组、有的以宿舍、有的以同学友好、有的以个人等名义(如“夜行 人”)。有的命名“底层之声”(中文系甲班)、有的命名“苦药社”(中文系乙 班)、有的命名“霹雳社”(教育系)等等,都应运而生。这些社团大都是一“轰” 而起,开始并没有什么严密组织,更没有领导或党团指示,而是自发成立的。通 过一个阶段的活动,有的发展壮大了,如“苦药社”、“底层之声”等,有的一“轰” 而起,不久也“一哄而散”,这是大多数。“苦药社”初期,也是由郑景星他们一 个宿舍“轰”起来的,以后发展由小到大,而成为中型社团。开始郑景星请我给写个刊头,我用隶书很形象地写了“苦药”二字,取“良药苦口而利于病”之义。 受到欢迎以后,每期都由我题写刊头,我也就成“苦药社”的一员了。郑景星原为大伙服务收集稿件;又自愿跑腿去学校总务处,要笔要墨要大白纸等,就成了 总编了。冯三浩会写毛笔字,又善于编排整理稿件,就成了编辑了。为了吸引 人,他还为大字报起了个《新今古奇观》的名字。他用文言文写了个序言,又用 章回体,一事一文,短小精悍,编写成类似小品文,以吸引观众,全校同学都拥挤争看。并曾引起中文系一级教授钟敬文先生的赞誉,说:“中文系真有人才!”这时“苦药社”还缺少一个上下沟通、内外联系的人,正好卫之祥长于此项,便自愿 担当社长,于是这时的“苦药社”便成为学生中“有组织”“有领导”也有影响的 大社团了。

　　大约在五月末下午的学习日,我们乙班由班、团联合开了一个关于我校肃 反问题座谈会(有人又叫“诉苦会”)还请来学校团委周之良书记参加了。是否还有当时主持我班肃反会议的周纪彬同学(我们下届的)忘记了。主要内容是一九五五年夏,在肃反运动中我无端被苦斗了一个多月(还有另一位同学,因家 庭出身不好,好发表政治性议论,也被批斗了),我还被限制了行动自由。座谈 会一开始,同学们发言很活跃,有的还带有气愤情绪,一致指责我班肃反是毫无 根据地乱斗好人、乱扣大帽子,又限制自由,谁受得了啊!虽然也平反了,但教 训是深刻的,被斗人受的打击是惨痛的。大伙的发言使我的眼泪几乎都控制不住。会的后半部便是要我尽情地诉苦。我忘记了哪位女同学还特为我打来一 茶缸开水,要我喝着开水慢慢儿说。我千言万语,一时不知从哪儿说起。半天 才说:“我校的肃反运动,是斗了许多好人。我是一个学生,倒还无所谓;最不该 是斗了那些老教授、老专家,还有许多任课的先生们,虽也平反了,但在以后的 讲课中,不敢大胆地发挥了,也不敢再说自己的真知灼见了,这个损失有多大 啊,那是不可估量的。”我说完后,同学们便七嘴八舌谈起我校曾斗过不少老教授,特别从国外回来的专家,有的还被迫自杀了。这些人既然从国外回来,能没 有海外关系吗?既然都交代清楚了,就行了呗,肃反还要惨酷地斗人家,伤了人 家的心……嗨!真是太不应该了。大家越说越有劲,越说越感到问题严重。最 后一致认为:肃反是我们学校整风的主要问题之一。于是就决定成立“肃反专 栏”,专抓肃反问题,并由我当编辑。理由是我在肃反中受的苦最多,理解也最 深。我也就不能推脱了,就当了“肃反专栏”的编辑。这时学校为了促进鸣放, 除了上课、晚自习时间不占,每天下午课外活动都为鸣放写大字报时间。苦药 社人员也增多了。大伙都认为:这是一项政治运动,不像以前那样自由散漫了, 于是重新编组和分工。

　　卫之祥为社长。具体负责与学校党委及行政的联系(包括汇报、请示),同 时也接待校内外来访,沟通情况。

　　郑景星仍为总编。负责稿件收集分配,物资(主要是笔墨纸张及少量用钱) 的筹办和大字报张贴等。

　　冯三浩仍编缉《新今古奇观》并自己缮写、出版等,自己忙不过来也请别人 帮忙。

　　李受珊编辑“肃反专栏”后,也改为章回体一人一文的《奇冤记》,自己改 编、缮写、出版等,自己忙不过来,也请别人帮忙。

　　薛若安、胡家瑞等负责采访、收集材料,后又增加了一些人。

　　出版(张贴)时间:每天下午四时左右。

　　张贴地点:大饭厅西边大字报区。有固定地方,别人不得抢占。成为当时有秩序、有规律的活动,也是全校同学按时争看大字报的活动时间。这时也是 苦药社最兴旺的时期,影响最大、名扬校内外的时期。

　　这期间,我因为编辑“肃反专栏”曾亲自去采访了政教系教授何廷杰先生, 在肃反被苦斗的情况。回来编写了《奇冤记》第一回并出刊了(后又收入《苦药特辑》)。

　　据统计:《新今古奇观》共约编辑出刊了五十多回。(都是冯三浩主编)。

　　《奇冤记》共编辑十一回,出刊了七回(由李受珊主编,其中第七回是陈力编 写,因而也当了右派)。

　　以上两个作品受到同学们的欢迎,许多人建议出油印本,以便保存。郑景 星又筹划出《苦药特缉》油印本并出售,两角一本,供不应求,仅出三期就停刊了。

三、沉闷的七月 鸣放尾声

　　六月七日,我们看到《光明日报》的六教授会议报道,还很自豪地认为:六教 授我校就占两位——黄药眠、陶大镛。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以及后来的《工人说话了》,还认为这又是教条主义那一套。但是,学校的形势有些变化,好像很“沉闷”。于是苦药社的人们便开了一次座谈 会,讨论苦药社会不会出什么问题。首先由卫之祥说:他曾亲自向方铭(明)汇 报请示过。她答复说:“仍要继续鸣放”。也有的人说:“中央可能要‘收’了”。 郑景星说:“我大概检查了一下,咱们发出的稿件,都有事实根据,没有什么大问题。”会上也有人提出:“要毕业考试了,要复习功课了。”其中多数人赞成这个意 见。于是郑景星就决定:把手头的稿件清理一下,能发的就发,不能发的就收起来,看看再说(也包含指运动方向)。自此后,苦药社整风鸣放运动就基本告一 段落。实际上大伙也都感到很劳累,也愿借此休息休息而复习功课。

　　也就在这几天,常看党组织通知党员开会,团组织也召集团员开会。回来都很少言谈。我的上铺便是一名党员,在鸣放兴旺时,我们很谈得来,现在却啥 也不说了。过了不久,班级也开会,其中有一次开会的主持人是一名新人党的 女党员,一开始她就宣布“还是要大鸣大放,要大伙积极发言。”可是很长时间大伙都闭着嘴,谁也不说啥。其中有一位是我上面提到的在肃反中因出身不好, 又好发表政治性议论而挨斗的同学,突然被主持人看中。可在这次大鸣大放 中,他什么社团也没参加,也没写一张大字报,更没有发表任何言论。于是主持 人就特别关照,点名要他发言。他站起来吭吭哧哧,半天也没说一句完整的话。 最后说:“我还没有想好呢!等一会别人说完,我再说吧!”说完就坐下了。可是 别人还是没有说的,于是主持人又再一次光顾他,并主题鲜明地指出:“你在肃 反中挨斗了,难道没有意见吗?”说完就赶紧准备好了钢笔和小本,等待记录。 可这位同学连忙站起来说:“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才要坐,主持人又提出:“不 会吧!肃反是把你斗错了的,难道没意见吗?”这回这位同学不知从哪来了灵 感,铮铮站起来打开了话匣子说道:“斗错了党不是给我平反了吗?而且还给我 赔礼道歉了!”于是便左一个“感谢党”,右一个“拥护党”。翻来覆去,说个没 完。已经打过就寝铃了,主持人只好宣布“散会”,便收起钢笔和小本回宿舍了。 事后我才想起来,当我在苦药社作“肃反专栏”编辑时,他曾于无人处几次劝我: “别干了,天下哪里会有那么便宜事,给咱们平反就不错了!”我还认为他和党有 异心,是落后呢!而今天演的一幕就是后来所说的“引蛇出洞”或“阳谋”吧!

　　就在这时,我班出了传奇性事件,作了鸣放的尾声。

　　我们五班(小班),有个江西籍的姑娘叫沈巧珍。长得小巧玲珑,性格纯清 如水,又爱好歌舞,因而班上都唤她“巧儿”。苦药社兴旺时,她写了一则《新今 古奇观》,题目是《李壮士打狗孝主》。曾引起全校轰动,因而“巧儿”也出了名。 这篇短文不过六、七百字,取材她们团小组的集体采访,大厨房某管厨师傅供给 的材料。原来我们新校因系初建,还没有围墙,只有简易的铁丝蒺藜权当围墙, 以防周围尚未搬迁的农家之狗,进来偷吃厨房垃圾的鱼头骨屑等。学校曾买了 几杆土枪,雇工巡逻,只让轰走,不准打死,以免伤了邻居关系。这时学校总务 长是湖南人,特别嗜食狗肉。其下有个姓李的食堂管理员,身材魁梧,堪称“壮 士”,为了讨好上司(即总务长),就将农家之狗打死了,还想借食堂锅盆炖熟,孝 敬总务长,某厨师不让。于是李壮士以职权之便,硬是炖了,最后将狗皮送给某 厨师,以期堵住他的嘴。等到“巧儿”她们去采访时,某厨师就将此事原原本本供了出来,并将原狗皮也出示给她们看。采访组听后非常气愤,经讨论就由“巧 儿”执笔,写了这则短小精悍的《新今古奇观》。现在事已过了,又是沉闷时期, 已无人再过问了。恰有我班(小班四班)黄家榜同学,是印尼归国华侨。在鸣放旺盛时,他因阑尾炎手术住院了。现在他出院回来,一看偌大校园,冷冷清清, 一片寂静。不像他住院时听同学们说的情况,他曾不只一次自言自语地说:“帮 党整风嘛,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正好有位同学向他说了沈巧珍这则《李壮 士打狗孝主》的大字报,他就把大腿一拍说道:“此风不整,党何以堪!”当时就去 找了大字报原稿抄清放大;又去大食堂找某厨师要来那张原狗皮,就在食堂前 面单枪匹马召开辩论会。由于事过境迁,倒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可他仍执 着地宣讲不停,一手拿着大字报,一手抖着狗皮。有的好心人还劝他别管了,他 也不听。三整两整,由于他过度劳累,手术刀口进发。于是他又再次住进医院。等他再出院时,早有一顶“重伤不下火线”的右派帽子紧紧地戴在他的头上了 (后去香港经商,2叩4年9月去世)。沈巧珍呢?这个“自告奋勇”的右派,受到 考查一年处分,每月拿20元生活费,劳改了四年才摘帽,后分在四川自贡大安区第七中学,每月拿40元工资,教两个高中班语文,劳累病苦且不说,在文化大 革命初期(66年7月25日)的反动路线迫害下受尽了批斗酷刑之苦,扔下五个 月的吃奶孩子及一个几岁男孩,投了自贡市滏溪河含冤而死,年仅三十三岁。

四、反右初期我校的三个批判大会

　　我校整风鸣放第一期由穆木天《我的呼吁》(即5月22日)开始,到六月八 日后一点,黄家榜的个人辩论,也就是一个多月就算结束了。我们准备的毕业 考试,也未举行,这时常能听到的,就是给谁定右派(包括学校、系、及社团等)。 看到报纸上也登有储安平“党天下”、“章罗联盟”等报道,校外也听说北大谭天 荣等、人大林希翎等情况,心神很是不安。不久就听说,要给“苦药社”、“底层之 声”定性,多数人对“苦药社”是认为在整风鸣放中“立有汗马功劳的”。于是有 一天晚饭后,在大食堂道南一临时教室里,由苦药社作说明解答。参加人员是 不分系、班,自由参加。也不拘限发言形式,可以随说随走,也可以有不同争论。 我记得那天晚上人还很踊跃,几乎全都坐满了。教师有朱启贤、王汝弼等,都说 了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其中有个外系拄拐的同学,因排不上号发言,就写了一 个纸条说:“苦药社的同学辛苦了!我校整风如没有你们的推动,是打不开局面 的。我赞成你们立下汗马功劳的说法!”最后署名“窗外人”。通过这次会议,苦 药社的人们,心情还好过些。可是过了不久,校党委(书记仍为何锡麟)便发布: “底层之声”、“苦药社”都为反动社团。这一锤定音,苦药社的人们,只好等着 “受”了。

　　这时学校又开始了第二次鸣放,是在校党委领导下,有组织有安排的鸣放。并且学校也准备好了新鸣放大字报专栏,要大伙张贴大字报。内容当然是直指 “底层之声”、“苦药社”了,也有指向个别校领导、系主任,某教授的,当然穆木天、彭慧是大量的了。又不久,“底层之声”的头头张海深、杨碧遐、罗宗义等, “苦药社”的郑景星、薛若安、胡家瑞等,先后被揪上台去亮相示众了,并都开了 大型批判会。从此以后,我们这些“有问题的人”,便不能自由参加学校、班级组 织的活动,甚至晚自习、看报刊、文体活动也不能参加了,只准在宿舍反省或写 检查,有什么活动要随叫随到。有时候还强迫我们去看“新鸣放大字报”,回来 还要谈感想、写心得。有一次我们看到一张署名“一兵”的大字报,内容是:“何 书记,你的身体很不好,工作又太累,为什么还不加强爱护呢?我建议,您应该 好好保养保养了!……”我的一位朋友(从鉴)看后,轻轻拽我的衣领悄悄说: “你看,人家的大字报,提意见也带着溜须拍马屁,你会吗了”

　　下面再说这期间学校开过的三次大型批判会,我们都是奉命参加的。

　　1.批判武兆发大会

　　武兆发是我校生物系一级教授、系主任。曾留学美国,是国内外有名的切 片专家,全国性《生物学报》主编。解放初期回国,被我校聘为教授。因有国外 关系,肃反被苦斗了。后纠偏平反,并赔礼道歉。整风鸣放初期,他给肃反运动 提意见,这是必然的。学校党委以其声望高、威信大及国内外影响显著,在反右 开始,要抓他的典型。他因不堪忍受侮辱和虐待,就用自己使用的手术刀自杀 了。因他是生物系的名人,我是中文系的,具体情况不太熟悉,上述情况也是听 来的,不太准确(当时生物系尚在定阜大街师大北校)。批判大会由生物系主 持,其中还有一位约三十多岁的女性。说是武的助教(或助手),曾被其强奸。 该女性中等身材,穿身男式蓝布制服,面容粗俗,像一农妇。说话呜噜不清,要哭又无泪。她发言(或诉苦)完了,主持会议者让她从左方下去,她却胡里胡涂 仍由上台时方向下去了。下面便是生物系有组织有准备的发言。这些发言,主 要是揭发武兆发是大流氓、大坏蛋,是特务!又毫无任何学问,死了是活该。散 会后,有的人借骂武兆发便说:“妈的!武兆发还是美国留学的,又是国内外名人。怎么去强奸一个像老母猪式的女人?怪哉!怪哉!”

2.批判谢昕大会

　　谢昕是我校俄语系一女生(因年久不准)。在肃反中,因与其离婚前夫有某 些政治问题(其前夫据说是国民党特务,谢与其离婚后,便考入北京师大读书), 曾被逼供审问批斗,后平反,恢复名誉。整风运动一开始,她就去找了全国人大代表黄绍紘先生(曾是蒋介石派与中共和谈的五老之一)反映了她被斗情况。 黄表示同情,并要过问此事(后在反右中自缢身亡)。因此我校就要抓她为主要攻击肃反典型。大会布置得很严肃,参加的人也很多。我们都奉命参加了,并被告诫要“严肃”。谢昕被揪上台后,耿耿直立。主持会者便高喊:“谢昕低 头!”谢昕仍是原样直立。于是主持会议者便指示两个青年,一个拧其一支胳 膊,硬是把她摁低下头,就勉强宣布开会了,发言者便轮流上台。时间长了,摁 谢听脑袋的两青年有些乏力了,不注意,谢昕一骨碌,又是耿耿直立。主持会议者再也没有管,将就把会开完了,又喊了一气“打倒谢昕……”口号就散会了。 倒是两个壮男把她擒下台来,可能当晚就被公安部门逮捕了。以后再也不知道 她的情况,更不知她是死还是活。

3.批判何廷杰大会

　　何廷杰是我校政教专业教授。前面已经讲过,我在苦药社做“肃反专栏”编辑时曾亲自去访问过他;并将他的事迹编写《奇冤记》第一回出刊了。现在学校 党委要抓他为攻击肃反典型,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使我没想到的是当时住 学生宿舍西楼一位素昧平生的名叫付日春的进修生(或研究生),不速来到我的 宿舍,说是奉学校党委之命,要我写揭发何廷杰的材料。付日春约三十五、六 岁,中等身材,我与他虽不相识,但党委之命却得完成。便问他:“那得怎么写?” 他说:“你先写个初稿我看看。”又告诉我:他住学生宿舍西楼三层某号。要我明 天中午就送去。第二天,我将初稿给他,他看完说:“这不行!你不能光自己检 查嘛,要揭发何廷杰是怎么对你毒害的!”他又就我的稿子指出:“此处要如何如 何写,某处又如何如何写……”最后还郑重地说:“老李,这是给你一个光荣而又 难得的政治任务啊!”我明白了,这是要我陷害何廷杰啊!当晚我长时间也睡不 好,一面想起我的老寡母常说:“孩子,你四岁就失去父亲,咱李家就你这一根独 苗,可不能作伤天害理的事情啊!”一面又寻思付日春所说的:“这是一个光荣又 难得的政治性任务!”梦想:背不住我揭发了何廷杰能得到奖励,也许免于戴右派帽子呢。时间紧迫,机不再来,最后还是按付日春指点的写了。再送给付日春看,他仍不满意。一面叨咕时间太紧迫,一面将我的稿件勾勾改改,最后要我 回去誊清,明天下午一点半在大礼堂,就按此稿发言揭发。第二天我按时到大 礼堂,付日春看看我的誊清稿,就让我上台坐在一侧,不一会人就来齐了,宣布开会,好几个人讲话后,才呼我上台揭发。我一上台,就看到何廷杰就坐在前 面。一眼看他那病瘦身躯,憔悴面容,不由得难过起来了。不知我是说了些什 么,胡里胡涂就把发言稿念完了,倒是得了一阵掌声。自此以后,每当我想起何 廷杰的病瘦身躯,憔悴面容,就莫名地心怯气虚!如今我已是耄耋之年了,才明 白:人是不能作亏心事的,这才能活的踏实。何况,我也没有得到幸免不戴右派 帽子啊!

五、反右初期的两则见闻

　　一是关于“天、水、心”事件。

　　在反右初期有些奉有特殊使命的人便到处搜求过去的大字报,看有否漏网 者,以便邀功请赏。这时,原鸣放大字报区早已拆除了,只有边边拉拉还有些断 篇残角,就成为他们猎奇的目标。这时在我们男生宿舍(北楼)后面,极为偏远 的地方,恰有一张用旧报纸书写的大字报。题目是极为醒目《党主乎?民主 乎》,完好的贴在那里。内容不过三、四百字,朗朗清晰。下面署名“天、水、心”。 用心者如获至宝,当即小心翼翼地揭下来,迳送校党委。校党委很快就查明所 谓“天、水、心”是中文系四年级(毕业班)丙班的吴云生、刘洪钧、余毅忠三人。经交代:在整风鸣放兴旺时,一天晚上吴云生下了晚自习回宿舍,看桌上正有笔 墨和一张看完的报纸,便顺手写了这张大字报,当时自己还很感得意,想念给别 人听听。正好同窗宿舍的余毅忠也下了晚自习进门来;另外还有他上铺的刘洪 钧,早就回来就寝了,吴云生便把他推搡醒来,有声有色地朗读起来。很快就读 完了,又问:“都同意吧?那就签名!”自己便拿起笔,说道:“咱们每人只出一个字,我姓吴,口天吴嘛,出个‘天’字”,说完就签个“天”字。又指刘洪钧,你出个 “水”字,洪字旁不是三点水嘛!余毅忠就出“忠心”的“心”字吧!余毅忠当即 应允。只有刘洪钧还在睡得迷里迷胡的,再三推问,才像说梦话似的说“行吧!” 于是就由吴云生代添了一个“水”字。正好室外有浆糊,他便拎着走到楼下。一 看大字报区都是下午新出的大字报,那不能盖。他转来转去,看到只有他们宿 舍楼后还有空处,为了避免别人盖上,他又特意又离远些,才结结实实、稳稳当 当贴在这里,真就保存下来。打这以后,他心上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了,更没有想 到会闯什么祸,现在可麻烦了。党委名之为“天、水、心事件”,他们三人也被称 为“天水心分子”。吴云生才二十多岁,还未脱童稚之气呢!因自己是主犯,当 时就彻底认罪了。余毅忠正忙着他的《寓言故事集》,还有单行本《鲤鱼告状》的出版,对此不太在乎,当然也承认了。只有刘洪钧认为他在睡觉,是稀里糊涂 答应签名的,又是吴云生代笔,怎么也感到冤枉。此时又恰赶上他本人出了个婚姻问题,正在闹离婚。真是祸不单行,越想越冤,因而高低也不认罪。这样就 先开小会,继而中会,最后便是全毕业生的大会,我也参加了。看他借李煜的词 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向东流”在作检查,哭得实在叫人可怜,可谁也 救不了他,最后闹了个“顽固”的右派,流放家乡河北涿县,不知所终。吴云生发 配哈尔滨双城中学,改正后教学成绩卓著,多次受到重奖。

　　二是江、严“政治第一之争”。

　　江X X是我的同班同学,严X X也是我的同系而不是同届的同学,他两位都有胃病,同在胃病食堂用膳,又是同一饭桌。他两位性格上都有个特点,凡事 好争论,而又各执一词,就是明知自己错了,也强词夺理,不能服输。其中严曾 参加“抗美援朝”,回国后,又遇到个人婚姻问题,常有怨气形于言表。整风初期,严在吃饭时提出“还是业务第一”,江则马上反对“应该政治第一”,因而两人先由争论到争吵,后到动手——严打了江两个嘴巴子,江打不过严,便哭着去 到学校行政告状,恰逢傅种孙副校长当值。本要下班吃晚饭去了,看二人来,便 又留下。,在倾听二人各诉情况后,便认为校内二人争论问题,时常有之,但严不该动手打人,又念及他曾参加“抗美援朝”,是“最可爱的人”,便想把事压下,不 再让发展。于是便以“长者”领导的态度安抚江,继又责备严,认错赔礼,双方都满意后,便下楼共进晚餐去了。不意,这则消息很快被《北京日报》某记者,以北 京市委领导口气报道说:“北京师大某学生,因坚持‘政治第一’被挨揍了,学校 领导竟然敷衍了事处理之”等等,于是不久,我们学校这位素称长者的民主人 士,又是中国著名的数学权威——傅种孙先生,后被报纸点名的大右派,其中罪 状之一是包庇打人的右派学生,其立场可见一斑。严呢,先被学校开大会公开 逮捕,后发配黑龙江兴凯湖边某农场,长期劳动改造,直到一九七九年落实平反 一切冤假错案,才被召回工作,现已退休。

六、苦斗一月 劳动五月

　　一九五七年的八月,也是我们北京师大极为特殊的一个月——反右派“大 丰收”的一个月。当时我们这些有问题的人,被软禁在宿舍里,党团员、班干部 及新上来的反右积极分子们,可忙得不可开交。干啥呢?定右派啊!我们在宿舍,不管谁被召唤,去时轻松光着头,回来时那怕是三伏酷暑,都戴上一顶紧紧 登登的帽子,我班最多一天有六名。过程大致是:先经过全班批判,宣布定案; 再经本人签字,这样一个右派就诞生了。当时主持我们乙班定案的,是我们下 一届(或下两届)的可咏雪同学。他个子不高,年岁也不大,说话有些内蒙口音。 有的还要经过他训斥一通——不知别人,我是经过他训斥的。他说:“你们这些可恶的右派,唯恐天下不乱”如何如何,我听后很是反感。心想:天下乱了对我 们有什么好处,不是你们叫我们帮党整风的吗?大鸣大放吗?尤其对我们毕业班,不是再三要我们把宝贵意见留下来,以后好整改吗?现在你们全不认账了, 反赖我们惟恐天下不乱!真是岂有此理!心是这么想的,但又明明白白口里是绝不能这么说的,就只听他一个人咋呼吧!他训斥够了,就再去我班某女同学 处,现为整理右派案卷能手,为了卖弄自己有学问,给右派都起了个带有污辱性 的外号。前面已经说过什么“重伤不下火线”的右派,“自报奋勇”的右派,还有 什么“起义狗”右派等等,不一而足。我看我的案卷呢,主要是“攻击肃反问 题”。但其中所列罪证,有许多都是1955年中文系党总支书记李筠(由副总支 书记提为总支书记)在给我平反赔礼道歉的原话。为什么他说了可以升官走 运,我便为“右派言论”,而定为右派分子呢?心里很不服气。但又想到,我就是 提出申辩,也无济于事,干脆就默认了吧!看到最后定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右 派分子”。我不由得火冒三丈,就向她质问:“请出示一个有折有扣的右派分子给我看看!要不,我不签字!”她无法,又去请示可咏雪,给去掉“不折不扣”四 字,于是我就当了一个光是右派的右派。事后想想,我也是“多余”之举。

　　上面所述,是我乙班(小班4、5)定右派的情况,其他甲班(1、2)、丙班(3、6) 详情就不得而知了。我们乙班共定了18名右派,计有:卫之祥、郑景星、薛若 安、胡家瑞、胡同荪(女)、张孝存、黄家榜、谷兴云、王开烈、冯三浩、肖敦煌、汪 智、陈力(以上4班)、李受珊、丛鉴、王文禧、沈巧珍、张平治(以上5班)占大班 的30％,其中4班13人(附:中文系教授共18人,右派9人。其中一级教授两 人:黄药眠、钟敬文。二级教授两人:穆木天、彭慧。三级教授三人:李长之(也可能是二级)、俞敏、陈秋帆。副教授一人:启功。)

　　八月过去了,右派也都定案了。毕业生(无问题的)也该分配离校走上新的 工作岗位。新生开始入学了,于是我们这些右派便被通知:自8月30日起都要 搬离原宿舍,9月1日起,都集中到锅炉房大烟囱附近的一所平房去住宿。吃饭按大班排队进食堂,内有划定的界限,不得与外班同学言谈说笑,饭后即回住处 学习报纸或写检查材料。同时也告知在原班老同学离校走时,不得送行告别。有必要送行时要请假,但也不能出校大门,更不能去车站。这时,我那位被引而 未出洞的同学,也完好地被分配去西安北边一个县城中学(仿佛是高陵),正在 忙着办理离校手续呢!我才深深感到我这位同学的高明,有远见。悔恨没听他 的劝告,完全咎由自取而活该当右派!当然我不能去与他告别送行了。可是就 在他要登车的那晚,他却背着行李,悄悄来到我们的住处与我辞行。我不由得 两眼泪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紧紧与他握手。他却宽慰我说:“这一次我算 是侥幸逃脱了,谁知道将来又怎样呢?希望我们各自珍重,好自为之吧!”我听 完很不解他的话中内涵,于是他又压低嗓音说:“我们的命运早就装进小口袋里 (指档案)去了。”说完就匆匆背起行李赶车去,事后还真不出他的所料,在文化 大革命中,到底抓了他个“漏网的右派”,由于“四人帮”倒了台了,还没来得及 给戴上右派帽子。

　　且说这期间,学校既忙于接待新生入学,还要考虑下一届(58届)的反右斗争,有些顾不上我们了,我们倒也落得暂时轻松。不久,就有专职人员来管我们 的学习、生活等等,并且联系了附近的农业社队,圆明园大队,五道大队,大钟寺大队等,参加秋收劳动。每天学校派出两台大板车,我们吃完早饭后再带上午餐,坐车去农业社,再由农社队长安排活儿,实际活儿很轻,不过是抱豆子,捆苞米秸子等。我是农家子弟,干这些活儿不怵,还很内行,受到农民的表扬,右派 们也来向我学习。时令又当秋高气爽,郊野秋色斑斓可人,所以心情感到很舒 畅。午餐便由社队供热水或豆腐菜汤,都也吃的很饱,有的还加了饭量。下午 四点多钟,大板车就接我们回校,晚饭后也能洗个澡、洗洗衣裳袜子、睡觉,也很 安稳,所以大伙都感到,这段秋收劳动生活很不错,特别是思想上,没有什么压 力和痛苦了。就这样从晚秋到初冬,干了五十天,忽然告诉我们不再去参加秋 收劳动了,按班组要进行阶段总结。内容有二:一是对劳动的体会,二是对划右 派罪行的认识,会后还要讨论评议。于是大家为争得一个好的评议,都在认真 准备呢。

七、尾声——发配吉林

　　十月三十日,忽又通知,都去文史楼参加重要大会,不得缺席不准请假。于 是大家心里都在犯琢磨,能是什么重要大会呢?有些先知先觉的(也可能得知 小道消息),便说:“什么重要大会,是公布处分呗”。结果一到会场,真就是公布 处分呢!

　　首先,由中文系党总支书记李筠同志宣读了文件指示,接着就是公布处分。因为右派案卷,早就整理完了,并各已签了字,现在只是公布每个人的处分,所 以很快就完了(也是李筠公布的)。

　　我听了,好像“底层之声”的张海深、杨碧遐,“苦药社”的卫之祥、丙班的辛桂斌,还有谁忘记了,没有听到念名字,其他都公布了。处分最重的要考查三 年,一般的是考查二年,最轻的是沈巧珍考查一年,而且全都分配工作。我与从 鉴的处分,都是考查二年(相当中右或三类)。又认为考查是在工作中考查,二 年的时间容易过,处分不重然而也有当场哭鼻子的。我和从鉴都想起他的好友甲班孙健孙同学,只为摆弄大喇叭,整风时常义务地帮人安装或调理大喇叭,今 天也当了考查二年的右派,那才叫屈呢,可他啥也没说,就流放去江西萍乡了。

　　最后李筠又说,要大家都填写两个志愿是哪省哪市,以便分配工作,同时也 指示,只限东北三省、内蒙古、西北的青海、甘肃、陕西、还有四川、云南也可以, 但京津、上海、广东、山东最好不填,有困难的可以提出考虑。最后又说:从现在 起,大家就可以做离校的准备了。

　　我自小就听我爷爷说,长白山的大森林如何大,关东山的大棒槌(人参)如 何值钱。就羡慕向往,所以就决定填吉林了。第二志愿是山东,知道去不成,也 就更能保证我去吉林了,结果真的就批准,完全满足了我的要求。

　　自十月三十一日,学校已解除了对我们的限制,我们可以自由上街购物,买 箱子、绳子,办理户口迁移,以至辞亲别友,甚至下个小饭馆儿也没有人干涉了。 自打十一月二日起,就有离校的,起先还有人互相送行,以后人越来越少,大多是冷冷清清,苦苦凄凄,自个儿拜别了亲爱的母校大门,又自个儿奔向火车站离 去。我因车票关系,一直等到十一月七日晚,正好是苏联的十月革命节,天安门 广场,人山人海,灯火辉煌,我只好雇个三轮车(当时尚没有出租车),绕过热闹 场面,直奔永定门火车站,到九点才坐上去长春的快车,结束了我在北京师大中 文系的整风反右活动,又在梦想着我将去长白山下的流放生涯,又会是怎么样 呢!

袁伯诚：丁酉之劫

我是1956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1958年2月被打成右派,1956年 底至1957年春季的整风鸣放时期,我一未“鸣”,二未“放”,没有上过论坛,没有贴过大字报,也就是说,没有帮助党整过风。说过一句半句意见,原因是我自 1950年参加军事干部学校,走上革命道路,经历过镇反,三反五反、肃反等政治 运动,特别我于1952年由山东调到上海,做首长警卫工作,接触上层人物较多, 中国的不用说,外国的尼赫鲁、艾登、西哈努克、赫鲁晓夫等我都侍候过,在接近 中外大人物中,也明白一些世事,在经历的许多事事物物中,令我惊心动魄的是 饶漱石竟然成反党头目,彭柏山(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是胡风分子,潘汉年(原 上海常务副市长)是叛徒、反革命分子。这些人我都给他们做过警卫工作,他们 待我这个“小鬼”都很好,我把他们当首长尊敬,他们在我眼里不像坏人。他们 的被捕被关被批而成为“敌人”,对我产生的唯一影响是革命阵营内部的斗争太 残酷,太可怕了。但我还是坚定地信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相信党中央和 毛主席的领导是正确的。不过也由此而变得谨言慎行起来,时时警策自己:出 身不好,不能犯错误。这就是我在整风鸣放时期没有积极参加的原因。那么, 为什么后来又被打成右派呢?这叫“在劫难逃”,与我的家庭出身富农、我受传 统的儒家教育有关。我在参军的前夜,父亲嘱我三句话:“爵禄可辞也,白刃可 蹈也,气节不可夺也。”或许就是这三句害得我当了右派,也害了我一生。

一、在反右运动中对抗情绪

　　1957年6月反右运动开始以后,我就有抵触情绪,我对人民日报发表的社 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当批判》极为反感,尽管社论说叫人鸣放不是阴 谋是阳谋,而我眼见的事实却接受不了这种观点。有这样十几件事使我想不 通,看不惯,说出来或表现出来,便构成我的右派“罪行”。

　　(一)我认为北师大党委极左,这与党委书记何锡麟有关系。凡是在鸣放中 给何贴过大字报、揭露过他的错误的师生均遭他挟嫌报复而打成右派,我认为 手段卑劣。

　　(二)逼迫生物系教授武兆发自杀,武自杀后,兴师动众在全校公布武的私 生活,近乎下流无耻。

　　(三)中文系发生严景煦打江欢然事件。本来是学生之间争论引起的过激行为,血气方刚的作风粗暴,却纳入政治斗争,严景煦被打成极右分子,现行反 革命。因为严是中国志愿军战士,便令北京军区来宣布开除军籍,并在全校开 大会批判,当场戴上手铐法办,一个郁郁乎文哉的高等学府,一时变得异常恐 怖。在我当时看来,主持参与这件事的校党委与中文系党总支的某些人的手段近乎汉武帝手下的张汤、杜周之类的酷吏。

　　(四)辱骂盲从者。我班同学中有几个山东人,如林修、沈明礼、张麟书、胡 大镛、王宪达、李保光等一帮子。我与林修、王宪达比较亲近,现在也是如此。因为林修是胶东人,与我有乡党之谊;王宪达是党员,班里的团支部书记,我在 第一学期当过班长,经常接触,亲如手足。林修鸣放时期很活跃,成立“喀秋莎 炮团”贴大字报,瞎起哄,因为我毛笔字写得好,拉我替他写大字报,我不肯。而反右开始一变又很积极,引起我的反感,关系疏远起来。学校要法办严景煦那天,党委布置下来要各系各班开会,贴大字报造舆论,制造出一种群众性激愤, 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气氛,以表明广大师生一致要求法办严景煦。我对这种做法 极为反感。中午我回到宿舍准备睡午觉,林修兴冲冲推门进门,要我起来跟他 去写大字报声援法办严景煦,我说要睡觉,他把我从床上拉下来,我恼了,出口骂:“我不愿当帮凶、走狗;你愿当你当去!严景煦有何罪,犯了什么法?”我说话的时候,宿舍里还有几位同学在场,大家听了都很惊讶,同情我的人,认为我 “疯”了。想立功受奖的人却捞到难得的好材料,向年级党支部打小报告有了机 会。后来知道,为这件事,王宪达在党员会上替我说了几句辩解的话,而受到严 厉批评。而林修对我的这种语言也并不十分痛恨,也只认为我是山东人的暴脾气。但是在场的人多了,后来班党小组搜集我的反党罪行,他对这件事也不得不如实说。我至今与林、王二人有联系,我认为他二人的反右运动中仍未泯灭 山东人人性中厚道善良的秉性。

　　(五)鄙夷忏悔者。我们年级二班有位叫刘同中的四川同学,人大学时刚十 七岁,长得堂堂正正,身上颇有些文气,不像是工农家庭出身。鸣放时,很活跃, 说了许多有深度的话,可是此人被年级党支部当作小孩子看待,是受右派分子 煽惑的年幼无知者,经党组织的教育,幡然悔悟,痛作忏悔,请求救赎。转而痛 骂右派,积极参加年级批判的活动。这引起我的反感。他原来在我眼里是何晏、王弼式才智童子,反右以后,我感到他比我当右派还可怜。他让人“争识安 仁拜路尘”!茫茫大干世界,似乎再也找不出一个单纯的善人或恶人。我并不怀疑刘同中鸣放时说话与反右后的忏悔都是真诚的。这使我想起《圣经》上说 的,人是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塑造出来的,应当具有向善的神性,但是事实 上,人的罪恶很快就遭到上帝的惩罚。刘同中的从“鸣放”到“救赎”的过程,分 明透露着另一世界的诱惑和召唤,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无路可走的绝望,而彻 底放弃对一切现实存在和现实手段的幻想,而去做“驯服的工具”。刘同中没有被打成右派,却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直到大学毕业,一直背到边塞新疆去。

　　(六)看不起依附权势有奴性的同学。我们班里有这样几位同学,在反右运 动以前,才、学、识、德、貌都很平庸,引不起老师与同学的注目,他们也很自卑。 但反右运动中在党小组的培养下一变而成为“鸡犬升天”的积极分子。譬如说, 有位山西的王某,专门替党小组盯班里右派分子的哨,右派在前面走,他在后面 跟,干狗腿子的活计,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有一位姓邓的湖北佬,善长对右派分子深文周纳,罗织罪名,无所不用其极。对待这类同学,我见到他们,就想到 列宁同志的话:“奴才可能是最诚实的人,是家庭里的模范,是优秀的公民。但 他必然要虚伪,因为他的职业的根本特点就是要把他‘必须’‘忠心耿耿’为之 效劳的主子的利益与供应仆人的那个阶层的利益结合起来。如果以政治家的 眼光看问题即从千百万人及其相互关系看问题,就不能不得出结论说,作为社 会典型的奴才的主要特点就是虚伪与胆小。”这样的最诚实的而又是虚伪和胆 小的奴才在反右期间,中文系里的教授、教师中也有,他们是我的师长,给我上 过课,我点他们的名有些不太厚道,但至今,他们批判黄药眠、钟敬文、穆木天、 李长之、启功时的那副奴才相,在我的记忆里抹之不去。

　　(七)拒绝登台发言批判黄药眠和李长之两位师长。我在入学第一年当班长,和系主任黄药眠有所接触,由于崇拜他,去过他家里,请教美学问题。李长 之先生指导我读过《史记》,他在1948年写的《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在图书馆 借不到,我向他借,他送我一本并给我一部没有断句的线装本《史记》(两函), 要我从头点读,并圈出《史记》中的十篇传记,要我熟读成诵。我也多次去过他 的家,替他抄过稿子,他是我的恩师。这二位教授都打成了右派,因为同学中知 道我与他两位有联系,所以组织上让我揭发他们的反党言行,我断然拒绝。我 说:“人家是教授,与我不谈政治,只谈学问,我无有什么可揭发。即便有也不能上台去揭发、批判,那叫什么人?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我不做背叛师道的 事。”这也是我对反右运动抱抵触态度的表现。同时,我对批判右派教授的斗争 与大字报中肆意丑化,也极为反感。当时批判的范围不限鸣放时期的言论,而 是扩大家庭出身曰:“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联系历史问题曰:“美帝国主 义、国民党反动派的忠实走狗”;揭其隐私曰:“灵魂丑恶不堪,生活作风糜烂”; 訾学问曰:“不学无术。”如在批判武兆发,揭露出其有悖人伦近乎禽善的男女关 系,使其再也没有脸面见人而自杀。自杀后又让其妻子在全校性大会上作证词。中文系在批判启功先生的会上,有一位清华国学院出身、以王国维为导师、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设祭时,他曾行跪拜大礼,令我曾崇敬不已的教授,竟然说启功先生不学无术到将太行山“念成大行山”,令我像叶公见到真龙一样的惊恐。揭露李长之的“罪行”中,有一位红色党员教授竟说其留学德国,后来在国民党南京中央大学有纳粹主义思想,效忠于蒋介石,骂过鲁迅等等,我至今不敢相信 是真的。事后,我曾问过李

　　(八)“偶语”招来的一顶右派帽子。秦始皇在“焚书坑儒”运动中有一条: “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所谓“偶语”,为“相对私语”,即两个人在私下 议论。我在1957年夏天第一次反右运动过后,与张麟书同学私下议论反右运 动,说反右运动使中国共产党失信于天下。张当时已打成右派,为逃避批判,立 功赎罪,将我们的“偶语”向党小组密告,于是我被打成右派。

　　张麟书,山东平度县人,1956年毕业于青岛第一中学,考入北师大中文系。 平时有点马稷的派头,是“楞头青”式人物,鸣放期间大发议论,和班里同学争吵 辩论,明明不省世事,却自恃聪明,说起话来不知深浅,好大言欺人,是色厉内荏的伪鲁仲连式人物,他在鸣放时的形象很像司马迁笔下与荆轲论剑的盖聂,或与荆卿博而争道的鲁勾践。鸣放时很嚣张,反右时又如见秦王“色变振恐”的秦 舞阳。他是班里揪出的第一个右派。

　　(九)反苏。1957年“五一”节后,与原上海市警卫处的同事,去看望陈毅, 他访问东德归来不久,对我们说,他路过莫斯科与赫鲁晓夫谈话,代表中央和毛主席对他反斯大林的做法表示态度。陈市长(我们习惯称呼)说赫鲁晓夫是个阴谋家,把马林可夫赶下台,并把他与几位忠于斯大林的老人物打成反党集团, 是用阴谋手段,他上台,闹得社会阵营分裂,闹得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动荡不 稳定。对中国摆老子党的架势,妄图指挥我们党,毛主席不听他那一套。中苏 关系出现危机。

　　陈毅的话,我在与张麟书“偶语”中说了,并引而申之,预言中苏关系必将走向破裂。我又说,1945年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在客观上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而 在主观上对中国有领土要求;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即为苏联策动的,旧俄国 侵占我东北与北疆大片土地,为什么不归还?这算什么社会主义?总之,我在张麟书面前发表不少反苏言论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在1957年却违犯了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的“六条标准”。

　　(十)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提出质疑。曾与徐振宗“偶语”到胡风,我认为胡 风与鲁迅关系好,国民党把他当作“左联”分子。他的问题出在他的文艺思想与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一致,他要在毛主席面前标新立异,哪 里能成!要让他就范,只有用一顶反革命帽子扣住。以上十个方面构成当右派 的“罪行”,在当时的政治氛围里应该说是绰绰有余了。

二、被划成右派之后的反抗

　　1957年九月以后,新学期开始,我的班长职务被撤换掉了。我越来越消沉, 恶劣的政治环境,让我明白了沉默的重要。当时北师大已处在上帝与撒旦的两 极之间,既不会离弃前者,也无法摆脱后者,残酷的整人斗争预示着生活在高等 学府里的知识分子善性的脆弱和毁灭。被整的打成右派的教授、职员、大学生, 多数已伏首认罪,像列宁揶揄俄国的知识分子那样,当众捶着自己的胸膛说: “我卑鄙,我下流!”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依附皇权惯了,没有俄国知识分子那份 显示独立精神的骨气。在这期间,我时常想,反右使罪恶与知识分子人生俱在。 我渴望知识,想变得更加智慧才来上大学,谁知第一次反右之后,我像夏娃和亚 当偷吃了“分别善恶的树”的果子一样,大学成了我的初次堕落,我沿着这条路 陷入了永久的地狱。

　　1957年夏天,为开展反右运动,北师大到8月1日才宣布放假,但打成右派 的延长到8月10日才准走,十天之内写交待材料,集中受训,参加批斗会。我当时还没有划为右派,但为等张麟书一块回青岛,便留下来,所谓山东人讲义 气。十天后乘上火车,立刻产生了一种自由、解放感,两人一路放言无忌。我的 “偶语”之罪多是在火车上犯下的。

　　等张麟书一块回青岛,党小组及班里靠拢党小组的反右积极分子看到眼 里。9月份开学后,“右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的宣传越来越明确、 越深人人的意识,当上右派与未当上右派的人都谈右变色,右派已人地、富、反、 坏四大阶级敌人等级,我虽然头上还未戴上右派帽子,但在班里也十分孤立,过 去与我关系亲密者,在教室里也不敢与我坐在一起。与他们相逢于无人的路 上,偶尔看到他们会意地一笑的后面,接续一点“蛰伏状态”的善良而已。而随着“仁者爱人”的博爱理性的迅速破产,反右运动的发动者把斗争引到真理,同 样也把背信引到真理。反右运动首先造成一种困惑:一方面是阶级斗争意识的 过分张扬使人性异化所产生的忠诚面具遮掩下对现世利益的追逐;另一方面他们又感受到惟有对于恶的暴力手段的崇拜才能安慰脆弱的人生。这样,以肯定 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为起点的整人哲学,从一开始就与极端膨胀个体 的利己主义相呼应,它们相克相生,相生相灭的纠葛,伴随着知识分子群体,构成长久折磨着心灵的“自由的非逻辑性”。因此,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会产生 出一小撮撤旦式的或敌人或斗敌人的人物,上帝允许他诱惑人,试探人,折磨人。

　　1957年底,政治空气骤然紧张起来,学校不放寒假,校园的大字报多起来, 批判会多起来。我班又揪一个右派分子翁柏钦,此公在暑假批判张麟书时言语 尖刻而颇有刺骨的锋芒,颇受年级党支部及班党小组的称赞。但也就在他批判别人的同时,写信给在北京大学读书的中学同学,“骂毛主席”。这样的弥天大 罪,收信人不敢包庇,将信上交北京大学党委,很快就转到北师大党委,不必开 会研究就定为极右分子,下达中文系党总支,很快翁柏钦被“看守”起来,搜查了 他的书籍、笔记、日记、衣物、信件等等,让他写交待材料。此公是张东荪式的西 化派基尔社会主义者,是我们年级少有的富有哲学思辩能力的学生。此公又是一位“独行侠”,很少与人交往,除上课在课堂能见到他的影子,平常很难见到 他。一个人背着书包钻图书馆、阅览室,晚上都到别人睡着了,他才回宿舍。这 样一位于人“相忘于江湖”而独钓寒江雪的福建山樵,一封私人信便被人剥去独 立世外的神秘外衣,每天在积极分子的监护下去校园抄大字报。元旦后,班里 第一个被批判的就是他。几十年后他对我说:班里党小组不想把他打成右派, 是外边来的材料,他有点像启动先生的情形,启先生在中文系人缘极好,在北京 画院鸣放会上转弯抹角地说了一番话,也是材料转来师大被定成右派的。这正 是对于撒旦的最后剿灭要等到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

　　元月17日在教育楼二楼室召开批判翁柏钦的会,早八时我去参加。党小组长张本性同学通知我,不要参加此会,让我回宿舍反省,写思想检查,准备向 全班同学交待问题。什么时候开会,等通知。

　　听罢张本性的话,马上意识到我当右派的命运已经定了。回到新楼宿舍, 推门见王祯祥在里边。心想他为什么不去参加会?王同学已摆出与我“割席” 的态度,我也不与他说话,整个上午没有坐下来写材料,一直在思索如何应付这 一人生劫难。心想只要人了“白虎堂”是甭想平安地出来。想到那么多的名人、 教授都被打成右派,像黄药眠、钟敬文、李长之、陶大镛、费孝通、钱伟长、钱端升 等等,都默默地承担着这场苦难,我算什么呢?想到这里,反而比未接到通知写检查前轻松多了。原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整天像站“秦坑”边缘,恐怕别人把 自己推下去,时下做“坑儒”已成定局。不知为什么,元人臧懋循赠吴稼澄的一 首诗闪人脑际,我整上午都默诵它:

　　贝锦休嗟谤已成,
　　清朝难得是狂名。
　　鲜鱼归岂同张翰,
　　鹦鹉才原嫉祢衡。
　　色为棒心翻绝代,
　　璧因刖足转连城。
　　如云赋客徒推彀,
　　世路崎岖不可行。

　　默诵此诗,在想自己进大学一年半,所作所为太张狂。如班里同学在我面前谈起年级党支部书记杜衡同志,说他来自新华社,是“老革命”。我说:“他在 新华社不过是一名提水扫地的小小勤务员而已,有啥值得羡慕的!”又如平房一 号男生宿舍议论某女党员,进大学半年就与原来的男朋友吹了,我贬之曰:“女 陈世美!”这些言论都被那些好打小报告的积极分子有意无意的汇报上去。所以,正如几年后,翁柏钦同学对我说的:“你是年级、班里党组织要把你打成右派 的;我是因对毛主席他老人家失敬,校党委要把我打成右派,班里党小组并不想 打。”

　　到吃中午饭,我去北饭厅,王祯祥跟着我,下午我到图书馆,他也跟着。我 恍然大悟,原来他是受命于党小组看管我的,发自内心的轻蔑地一笑:“啊呀! 我的身份提高了,党组织给我派来警卫员。”我想到莎士比亚洞察过多少人的隐 秘,在最后的传奇剧里把希望交待飘然而去的精灵。王祯祥进大学读中文系, 没有学好莎翁而进戴氏之门。

　　1958年1月22日早晨,王祯祥“押”着我来到教育楼二楼东头临街教室门 口,他进去报告,带我进去,教室的桌子摆成一个大长方形,全班同学围坐着,已 严阵以待我这个敌人了。张本性宣布开会,令我作检查,我如实交待上文第一 部分中的(三)、(四)两个问题,以及其它一些不能上纲上线的错误。当然我的检查不合乎要求。我想再深刻也没有用,还得挨批斗。我自问自己不是右派, 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检查什么呢?

　　我的话未说完,党小组让大家发言,其实在我来之前,已经开过积极分子 会,将我的“罪行”布置给他们,让他们作“炮弹”。于是,积极分子争先发言。 揭发我反苏、攻击肃反运动、诬蔑反右运动,对抗党支部及党小组的领导,仇视 积极分子等等。让我认罪,我不承认,便叫来张麟书对证。积极分子提出一条 问张麟书:“这是不是袁伯诚对你讲的?”张俯首答曰:“是”。如是对证多条。

　　原来,我与张麟书在火车上“偶语”的事,张在返校后在党小组的威逼利诱 下都写成揭发材料,以立功赎罪啊,原来舒芜就是这个样子,可怜!可怜!

　　批斗会结束,让我继续交待认罪,否则人民是不会宽恕的。中午到北饭厅吃饭,一张揭露我反党“罪行”的大字报在北墙上贴出来,标题为“揭露右派分子 袁伯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署名中二(一)班学生。主要内容批斗会上的那几条以外,多了一条家庭罪恶:(1)我父母均被“管制”,是地富分子;(2)我父亲参加过“黄道会”,土改运动中逃亡到济南,我在济南军队上包庇他;(3)我舅 舅是流氓地痞分子被当地群众打死。我看后轻蔑地一笑。

　　三天之后(即元月25日)党小组再次组织全班同学批斗我。我就家庭问题 作了以下说明:

　　第一,我1957年8月回家,我家上还挂着“军属”革命家庭的木牌子。

　　第二,我父亲在1948—1949年春在即墨县与青岛为共产党做过三件事我知道。一是胶东南海司令部有一位沙参谋通过我父从即墨、青岛国民党统治机 构购买军火,直接用国民党驻即墨师部的名义用大卡车运到西杨头村(离即墨 城十华里),解放军派大车来拉走。一是解放军的侦察人员多次到即墨城、青岛市活动,住在我三伯父在河南开的商号里。有一次一位牵牛来的姓李的刚走半 天,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来到商号,将三伯父捉去,店内东西抢劫一空。后来我三 伯父被花钱保释出来,商号却因此倒闭了。一是青岛解放前夕,据说是一位党 的高级干部要进青岛,由我父亲利用他与国民党军的一位师长结拜兄弟关系, 用小吉普车接送、进出国民党军设的“卡子”。

　　第三,关于我舅舅,当过共产党的村长,是地下党员,1947年秋国民党重点 进攻胶东,被还乡团活埋。我说的以上几点可以到当地去调查。

　　但是我的解释遭到猛烈的批判。说我为反动的地主富农家庭喊冤叫屈,反 攻倒算,妄图推翻伟大土地改革运动的成就,夺回贫雇农得到的胜利果实。

　　党小组长总结时说:“这是袁伯诚又一次向党发动的猖狂进攻!我们要坚决打垮他的进攻,打掉他的嚣张气焰。”

　　第二天上午,中文系党总支找我谈话,在王祯祥的“警卫"下,到教育楼二楼总支办公室。总支副书记汪郁馥(女)先生拿出一张表让我看,原来是一张“右 派分子登记表”,“罪行”栏目里,即批斗会上所谓群众揭发,组织认定的“五条 罪状”。表上有一栏要右派本人填写的意见。汪副书记要我承认罪行并签字。我对汪副书记说:“我不是右派分子,我是革命者,我拒绝签字。”汪说:“抗拒下去,后果更严重。认罪签字,可以争取从宽处理。你回去,再想想,想通了,还可 以给你一次悔改的机会。”汪副书记说罢,很生气,挥手让我走。

　　大概又过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只记得是星期天晚上,在文史楼一楼的一个大教室里,组织了年级三个班对我进行批斗,是由党支部委员卢志恒主持。每班指定几位积极分子发言,他们都作过充分准备,有发言稿,一班有邓先正和杨 桂欣。其他二个班的发言人记不清了。杨桂欣同学在发言中说:“右派分子袁伯诚是美帝国主义、蒋匪帮的走狗,如果蒋介石反攻大陆,他一定要打着白旗去迎接!”这几句话把我激怒了,我当即打断他的发言,大声说:“我参加革命时,你还穿着开裆裤在青天白日旗下,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呢!”杨桂欣同学听罢打了我两记耳光,(当时我也站在讲台上接受批判)我喊出:“卑鄙、无耻!法西 斯,纳粹党徒!”

　　我这一骂,台下的人愣住了,会场静了两分钟,张本性才喊出:“极右分子! 极右分子!”喊罢,她与卢志恒窃窃私议之后,宣布:“大家暂时不要动,待请示总 支、党委再说。”并布置几位身体强壮的同学将我看守起来。

　　大约待了一个小时,张、卢引来保卫科的张科长,将我戴上手铐,带出教室, 先回到宿舍,将铺盖、衣物收拾好,保卫科的两位同志拿到楼下,一辆小吉普车 在那里停着,上车以后,因为给我戴的是背铐子,张科长给我打开手铐,我坐在 后边中间,两边坐着保卫科的两个人。我问张科长:“把我送到哪儿?”张说:“到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大约在路上走了四个小时左右,车停下来,下车一看是一 个非常空旷的大操场式的地方。有一幢西字形庞大的平房建筑物。西字形正中大门上挂着一个牌子:北京西郊农场。

袁伯诚：读《庄》自白书

一、“内直而外曲”的人生态度
二、“以无用为大用”的处世哲学
三、苦难的岁月带走了什么?留下了什么?

　　我于六十年代初大学毕业后,做为一个摘帽右派被从北京分配到宁夏南部山区,内心里像一个被父母赶出家门的流浪儿,“去故乡而就远兮”“渺不知其所止。”于是,我感到孤独、苦闷而迷失的是精神家园。

　　我被分配到宁夏西吉县的一所中学教书,突然来到这近乎中世纪的带有神秘色彩和宗教氛围的少数民族地区,感到自己被党和人民彻底抛弃了, 就像屈原被放逐到汉北江南一样,“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我终日寝馈在屈子的精神境界里,抱着一部《楚辞》不放。我所待的西吉县有古秦昭王修的长城。我经常在黄昏时分登临古长城,面对高耸的山岳和悠渺的苍空, 大声朗读《离骚》或《昔往日》,有时不免热泪纵横,心迷意惑,不知所为。读《骚》并不能消融我内心的痛苦和愤懑。在当走投无路的时候,忽而想起清代人刘熙 载说的一名话:“有路可走,率归于无路可走,如屈原;无路可走,率归于有路可走,如庄子。”我反复琢磨这两句话,终于豁然顿悟。读《楚辞》,学屈原,在秦长城边彷徨抑郁,正是“登高吾不悦,入下吾不能的“无路可走”的景状。若“有五石之瓠”“以为大樽而浮于江湖”,或有大樗树之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而逍遥 其下,不正是一条精神解脱的路吗?于是我翻出《老》、《庄》读起来。

　　我从1961年开始与老庄对话,首先听到他们说“你这个人呀,心里上有障碍而茅塞不通达,得学点我们道家的精神解脱法。”(《庄子·逍遥》“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从此我便堕入老庄的“魔道。”

　　从人生哲学方面讲,道家的庄子学派基本上是属于“逍遥解脱型”,充溢着悲观和游世的特质,有其消极的一面,但也有顺应历史潮流而任其自 然“以快吾志”的积极的一面。我当时身处逆境,庄子的人生哲学中的消极与积极的两个方面我都吸纳了。但是,我在六七十年代,一直接受庄子的超现实的人生理 想,从而产生了一种人生虚幻意识。人生之累使我深刻地感受到命运的飘忽和前途的渺茫。自己无法把握和驾驭自己的命运,现实生活中的一切痛苦、磨难形成一种 不可抗拒的压抑力量,逼迫我寻求一种不同于治平兼善的处世哲学和解脱方法,所以,读起《庄子》,与庄子的思想一拍即合。但时移世迁,我与庄子处的时代不 同,庄子能解脱而我却不能,而我只能不断地辗转反侧于真实的人生痛苦和虚幻的精神慰藉之间,陷入了自由人格与客观现实的深刻矛盾之中,对我,人生只能是个 悖论!

　　但《庄子》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对身处逆境的我仍然有用,即使作为“精神鸦片”也曾帮助我度过人生最艰难的时刻。庄子把超现实建立在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认识论基础之上,以一种所谓“外曲而内直”的人生态度化解人生与现实社会之间的矛盾,在精神领域里再造一个适宜于主体生存和 发展的客观环境,力求以超越常态的价值观念和生存方式,达到与道相通的理想境界。庄子的这种人生观和生存方式恰是我当了右派被远徙边塞之后所需要的,并在我人生旅途中的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我的精神支柱之一。

　　这里可用我在宁夏西吉县的生活经历来说明之。我在西吉县中学教书之余,常常写诗和小说,因是摘帽右派不能发表,就用我弟弟的名字向报 刊投稿,底稿留下来起名曰《呕血集》。社教运动初期即1964年12月,我被加上写反动诗和“利用小说反党”的罪名打成“现行反革命”而被捕入狱。当我的作品经过中央公安部鉴定为“歌颂党和毛主席的”,“不能作反动论”时,我已经坐牢一年,社教运动正搞得轰轰烈烈,我的“问题必须等待运动后期处理”,一拖拖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无人管了,直到1968年7月我在狱中“奄奄待斃”才被保释出狱,出狱后又拖到1972年5月才被正式宣布平反,恢复工职,这样,坐 牢三年零八个月,“保释监外监护”三年零十个月。前后共七年半的“坐牢”、“监护”生活,能熬过来,没有一种精神力量(相信党和毛主席)和解脱苦难的方法 (老庄哲学)是难以想象的。

　　在七年多的“囚犯”生活中,老庄哲学给予我化解人生苦难的方法,我把现实的人生导入虚幻的“逍遥游”的境界,以大瓠浮海的彷徨来消融“曳尾于涂”中的现实苦难。

　　进监狱不久,我向看守要书读,被允许读马列经典,我在不到四平方米的中世纪的土窑洞里,借着门缝透进的光线熟读了《毛泽东选集》、《列宁选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这三种书我都读过三十遍以上,后来换了一位山东老乡当看守。他徇乡情给我拿来了《道德经》、《庄子》和旧本《辞海》,使 我在狱中有机会再读《庄子》。

　　在狱中读《庄子》,我发现了全新的意义,《庄子》对于我,既是一种人生救助和精神实践,又是一种对生命意义的执着追寻。监狱和《庄 子》使我懂得:生命的意义是在生死大限的拷问中吐露真实的。监狱曾以其独特的方式在生死轮转的广阔背景下审度我的生的意义,《庄子》却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消 除过我的生的烦恼,并给我留下极其高深的生命智慧。更重要的是监狱和《庄子》教导我不要去相信任何他人的现实生活各种美妙的承诺,以自性的澄明去与宇宙和 苦难命运抗争。在生死大限的严酷拷问中,使我对现世苦难有了深广的洞察以及对解脱苦难的方式有了确切的选择。

　　在逆境中,《庄子》哲学中有两点被我采纳并付诸于苦难的生活实践之中,其一是“内直而外曲”的人生态度;其二是“以无用为大用”的处世哲学。

一、“内直而外曲”的人生态度。

　　当右派之后本来就很孤独。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投入监狱,作为政治犯,除了要服从武警、看守、公安、 法院的管教和审问之外,还得接受号子内(囚室)的刑事犯的监视,在这种囚犯生活境况中,我已陷入绝对的孤独。我终日不语,“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只能“上 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始终者为友。”但是,这种孤独又是我获得精神自由、自我解脱的一种方式。在孤独中以《庄子》精神导游,我的思想进入了一个恢宏 奇伟、瑰丽不朽的精神世界,因为从当右派开始了人生态度转变:为逃避现实,寻求精神解脱,寄沉痛于孤独,坐牢才使我在深刻认识现实的基础上开始追求超现实 的人格独立的,但内心里总是充满着处世的忧患感。一进监狱便“入于寥天一”。从人生态度来看,这是一个彻底的遗世的孤独,似乎有点萨特式的单独的承担全部 精神苦难的“绝对个体”,或者是近乎西齐弗式的荒谬。在孤独中逐步忘怀一切,产生种“坐忘”--“见独”--“朝彻”式的“心斋”体验,使我的精神与不可 道不可名的“道”融为一体,心灵得到净化,因为狱墙一下子把功、名、利、禄等欲求彻底隔绝了。只有在这种时候,我才记起人们曲解《庄子·大宗师》中“相濡以沫”的话的可憎,我才真正理解了“泉涸、鱼相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的话的沉痛内涵。

　　在顺境里曾读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对他评说周文王、李斯、韩信、彭越、张敖、周勃、窦婴、灌夫 等坐牢的表现甚不以为然。太史公说:“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鄰国,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绳墨之外,已稍陵迟,至于鞭策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我认为 这番话是他在为自己替叛徒李陵辩解所犯的过错辩护。等到我“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并亲眼看到囚犯们“见狱 吏而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的样子,才明白“积威约之渐”、“积威约之势”、“安在其不辱也”的道理。进而认识到司马迁受腐刑之后,“所以隐忍苟活,幽 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的人生哲学是在《庄子》中学来的。“隐忍苟活”是“外曲”、“外化”,而“恨私心有所不尽” 是“内直”、“内不化”。“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与“述往事,思来者”“垂空文以自见”统一起来就是“内直而外曲”、“外化而内不化”,就是真正的司马迁 的人格与风格。

　　在生死大限的拷问中,司马迁为我的人生实践提供了榜样,他在《史记》中特别是在《报任安书》中对生命意义的广泛追寻,为我留下了正真坦荡的真与善的足迹。或许司马迁与我都从《庄子》的精神宝库里找到了某种适合自己的探索生命意义的武器。

　　在监狱里,我才认真思辨善与恶这一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回答什么是生命的本来面目。作为一种人生信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实践都包含着这样的真理:人对生命意义最高实在的追寻。记理一位教授在课堂上说,庄周贪生,司马迁怕死,在监狱里才感到他的话实在肤浅。一个无视生死大限的拷问的人,一个不去正视生命的时间内涵、价值轻重的人,一个对于死不辨泰山鸿毛的人,就必然会是一个蜉蝣般渺小而漂浮流 宕于世流中的微生物。

　　在监狱里必须正视和回答严酷的现实对生命意义、生死大限的拷问。我在三年零八个月中,时时接受这 种拷问。在肉体摧残与精神折磨中,接受监狱代表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器的拷问时,我每每想到《庄子》上的话。《人间世》篇专讲处世哲学,庄子借颜回要去卫国、孔子阻止的对话,以卫国暴政,卫君专横类如现实当权者专制残暴。颜回提出一套对付残暴专政的方法:“我内直而外曲”。并解释说: 所谓“内直”就是和天(自然)同类,懂得自己和君主都属于天生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人格方面是平等的。所谓“外曲”就是和人(社会群体)同类。例如执 笏、长跪,鞠躬,这是人臣应做到的礼节。专制制度要求人们都这样做,我敢不做吗?庄子后学又在《知北游》篇中提出“外化而内不化”的说法,是对庄周的“内 直而外曲”的处世哲学的阐发,特别提出“与物化者,一不化者也”的观点。“与物化者”就是司马迁说的“从俗浮沉”“与时俯仰,”承认和接受自然与社会组成 的客观环境对自己生命的制约,只有随物应变,才不会逆来而受祸。“外化者”是“与物化”,“内不化”则是“一不化者”,即在与物化的过程中有一个根本的东 西(道)的不能变。

　　在监狱里必须“外曲”、“外化”即“随俗”才能生活下去。看守、武警“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应帝王》)而不可与他们“相刃相靡”。而对同号子的犯人表面上要随和,没有丝毫抵触不合,即“不逆寡、不雄成、不谋士”(《大宗师》)每天早晚 两次放风,每次十分钟,看守打开号门,犯人出门排成一列,有一个喊“报告班长(在高墙站岗的武警)我们解手?”这种角色经常由我担任。平时大小便都在号子 里,“久入芝蘭之室不闻其香”,号内臭气弥漫。我也象其它犯人一样,“其卧徐徐,其觉于于”,像《应帝王》里描写的泰氏睡时安闲舒缓,醒时逍遥自适。被提 审出狱门要带手铐,我也习以为常;监狱长训话时要立正站着一二小时,哪怕是北风呼啸,零下十几度,我也能坚持;几年不洗澡,几个月不剪头,我也能忍受,逢年过节前要检查号子,进来一大批军警、狱吏、法官,将犯人的被褥衣物抛到院里的土地上,发现“违犯监规”者,“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我虽然饥渴顿踣也能顺从。检查完毕,自己抱进被褥衣物,“则弛然而卧”“熙熙而乐”。一天两顿饭,一个半斤重的馒头,一碗(其实是小盆)萝卜菜,一缸子开水。刚吃完就觉 得饿。遇到伙夫报复,在萝卜菜里多放超常的三十倍的盐,由于饥不择食,吃时狼吞虎咽,饭后奇渴难捱,为此,我和犯人者将自己的尿水洒到缸子里再喝掉以解 渴。遇到同号子犯人违犯监规,带背铐子,不能吃饭,我得给他喂饭,并拿着他的生殖器帮他小便;他大便,我替他用土块擦屁股。在社会上不干的事,我在监狱里 都干了。以上仅仅是略举一二事例,三年零八个月的监狱生活就是靠“外曲”、“外化”的《庄子》两面处世哲学中的这一面渡过的。

　　我进监狱恰好是三十岁,虽然已到“而立之年”,但没有婚娶,因出身剥削阶级家庭而要革命,早已和 家庭断绝关系,当右派为了表示信仰坚定,更置饥寒交迫的父母、弟妹于不顾,(我也不知道我当时为什么对亲人那样残忍而留下终生恨与悔),所以进监狱没有什 么牵挂。《庄子·天运》篇上讲过:“以爱孝易,以忘亲难;忘新易,使亲忘我难;使亲忘我易,兼忘天下难,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难……。是以道不渝。” 我在监狱里无牵无挂,什么都忘掉了,不仅自己忘亲、忘天下,而且要让亲人和天下人忘掉我。这是坐牢生活里的一种彻底的孤独。在这种孤独中“以道不渝”-- 始终相信党和毛主席,我会得到平反、昭雪的。

　　我在监狱中恰如《大宗师》中女偊所说的悟道修持的过程,“吾犹守而告之,叁曰而后能外天下;已外 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 不死不生。……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我一进监狱就把生死置于度外,在没进监狱之前已把天下置于度外了,但并没完全忘我,有时不免 “忧谄畏祸”。一进监狱,内心豁然明彻到了一种置生命于度外的“忘我”境界,似乎见到常人所不能见的大道。“道”--共产主义信念,对党对毛主度的忠诚, 寄于上述“外曲”、“外化”的随俗安命的事物中,对死无不欢送,对生无不欢迎,“中化”中的万物无不一面毁灭,无不一面生成。这就是《大宗师》里说的“樱 宁”--道、信念是在生死的拷问后才形成的。

　　进到监狱里再来看社会上的事,会用另一种价值尺度。《人间世》上发生的死生、存亡、穷达、贫富、 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这些事物的变化,似乎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叫“命运”的东西在支配着,而人们的智慧无法洞察它的开始和结束。一旦祸福穷通、生死 毁誉这些在世间困扰的东西在监狱里被挣脱掉之后,社会上的一切变化都不足以搅乱我胸中的确和谐,也不让它侵入心灵的深处。譬喻说,1965年5月母亲与弟 自几千里外的山东来看望我,西吉公安局领导不让见我。母亲哭着回山东。一个月后一位涉嫌贪污的商业局干部进大堡子(监狱)告诉我这个消息,我当时听了以后 在内心埋怨母亲不该来。当时只想起《德充符》借孔子之口讲的一个小故事,孔子说,“我曾经出游到楚国,恰巧看到一群猪崽在刚死的母猪身上吃奶,瞬间它们惊 讶地抛开母猪跑了。因为它们发现死母猪不会再看自己了,不能象活着的同类那样对待自己了。它们爱母亲,不是爱它的躯干体,而是爱主宰它躯体的精神。”我在 当时已经“忘亲”了。但十天之后,我又象《大宗师》里的子桑那样若歌若哭的呼喊::“天乎!人乎!父母岂欲吾贫哉?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

　　在监狱里仅仅靠“外曲”“外化”而安命随俗也难持久存活下去,因为常年关在黑窑洞里,见不到太 阳,特别是饥饿难捱,在里边吃多少东西也觉得肚子饿。平心而论,西吉县监狱在六十年代对犯人的伙食还是比较重视的,数量不少,质量差些,但菜桶里还漂着油 花,馒头还白而够半斤量的,就是这样,我也感到饥饿难堪,一般犯人熬不过,只有“自觉坦白交待”,争取早日判刑去劳改队,能见阳光能吃饱(?),一位姓陈 的城关小学的教师,据说小学生揭发他在课上骂雷锋而歌颂蒋介石而被逮捕,在监狱里坐了三个月便将原来否认的“罪行”全部承认了,结果被判刑七年。而我在审问时“拒不坦白”,审问我的官员咬牙切齿地说:“我们见过硬骨头!在这里面,牛皮硬多用两把硝!押你三年看你承认不承认!”我的回答很简单:“你们可以押 一万年!”一般犯人在号子里只有两件事,吃与睡,而我却坚持读书,读马列著作,增强对共产主义的信念,读《老》、《庄》,寻找摆脱现实苦难的精神方法。

　　所以,我讲“外曲”、“外化”是以内心的独立人格为补充的。表面上的被动“曲”与“化”,内心里却要傲然独立以保持人格的高洁。我时常警告我自己,“监狱也是做人的地方,不能堕落、沉沦和颓唐!”这种独立人格是以孤傲为基本特征的。

　　我在监狱里始终认为自己是革命者,义正词严地拒绝“认罪”,公开向审问我的人声明:“我是革命者,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对我是不适应的!”刚进监狱不久,向一位张看守要纸笔写材料,他认为我要交待问题,就给了。我借此写成《狱中上党中央和毛主席书》,结 果张看守受到严厉批评,公安局长亲自提审我,怒不可遏,大骂一阵之后说:再不老实就上刑法。我说:“我看你这位小小的公安局长很可怜,‘民不畏死奈何以死 惧之’!”他不懂《老子》上说的这句话,只骂:“坏家伙!你反动头顶!”我说,:“士可杀不可辱,你可以杀我,不能使我屈服!”他说:“我没有权力杀你的,但可以多关押你几年,让你皮肉受苦!”我说:“那好吧,我愿把牢底坐穿!”他最后骂了一名:“臭知识分子甭嘴硬!”就让看守送我回牢房。

　　二年后又是这位公安局长提审我,态度和缓而带有几分怜悯,说:“你能否多少承认点错误我们可以考 虑从轻处理,放你出狱?”我的回答是:“我写诗是歌颂党和毛主席的,说反动只能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局长说:“不说反动,错误总有吧?”我回答说:“错误不是捉起来,带上镣铐审问说的,须要还一个地方,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认识的。”局长无言以对,只好说:“你不承认错误,长期在 这儿(监狱里)待下去身体折磨坏了。”我回答:“还是二年前那句《老子》上说的话: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对话到此结束,并获准戴眼镜,系裤带(在狱中不给囚犯腰带,怕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