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5月4日校庆上午,在“北大112周年校友返校大会暨校庆名师讲座”之前,1957年北大物理系学生右派分子,右起:燕遯符当年19岁、沈志庸23岁、王书瑶21岁;俞梅荪(法律系,右派之子)在主席台上依法维权,举牌示众,呼唤五四精神。台下是北大校领导和返校者数百人。 题记:1957年4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广泛号召社会各界帮助整风,许多人积极响应而提出不少意见和建议。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在全国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的严打行动,55万优秀知识分子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被判刑,被劳教,被送到农村、工厂监督劳动,达20余年;不少人自杀、病死、饿死,有的还被枪杀,许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1979年均被一纸通知书“改正”,但却未予平反翻案。到如今,反右受难幸存者可能已不足三万人,最年轻者已70岁,他们要求彻底推翻反右冤案,发还20年间的工资并索赔。当年《6·8社论》发表,北大学生谭天荣、陈奉孝等贴出大字报予以反击,之后800多(也有说是千余)优秀师生成右派分子,北大成为反右重灾区。1995年以来,北大一些反右幸存者依法维权上访,至今求告无门,依然坚持不懈。在这一反人道反文明的社论发表53周年之际,发表本文,以期引起各方关注和支持。 坚持正义 不忘过去 ——北京大学“五四”校庆反右受难者维权吶喊(上篇) 俞梅荪 “五四”青年节早上,我返校参加112周年校庆活动,骑车进入颐和园路,看到北京大学勺园4号楼——1982年我住的学生宿舍,激动不已。西门进校,至未名湖约300米,遇到3道保安岗哨,最后一道在靠近未名湖的小路上,一个头戴钢盔的警察,骑在警用车上,全副武装的警察开进,令校庆蒙上一层阴影。 8时30分,我来到靠近东门的英杰交流中心,每年校庆,这里举办校友返校聚会。 老校友举冤牌42年冤案无人管 陆续到来的有在1957年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而屡遭劫难,1995年以来致力于反右维权且求告无门的物理系学生:博绳武当年17岁、燕遯符19岁、张效政19岁、王书瑶21岁、沈志庸23岁、刘显生28岁(现为82岁);87岁何光荣(原北师大教育系学生右派分子)等。(图1) 8时55分,站在大门口的79岁闫桂勋(1953级数学力学系4年级毕业班学生右派分子)从包里取出冤牌打开,举在胸前展示,《冤:北大制造42年冤案》:“由于北大不按中央文件办事而造成我42年冤案,劳动改造20多年,毁掉我一生,按照宪法和法律原则应给赔偿。我向北大索赔是合情合理合法的。请主持正义的人给予支持。” 这是用厚纸自制的折叠牌,安有绳索,可以挂在脖子上。牌子有些旧,看来经常使用。他说: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班里为凑够打击右派分子的指标,小组长用捏造的材料,把我划为右派分子,虽未经党委批准而无效,但我却被发配到黑龙江工学院(后改为哈尔滨理工大学),按右派分子而被劳动改造20多年。直至1999年,北大校党委作出《关于对闫桂勋同志错按右派分子对待问题的纠正意见》指出:“多年来将其按右派分子对待,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受了不少委屈和伤害。” 1999年起,闫桂勋到校长办公室维权上访,要求发还20多年间的工资和索赔。他坚持每周去一、二次,有时两周一次,风雨无阻,但均被告知因没有上级精神,没有解决问题的根据,无法处理。他求见新任校长周其凤已经一年多,其王秘书一直说是周校长很忙而没有时间。 他在哈尔滨理工大学退休,为到北大上访,多年来住在北京郊外回龙观的女儿家,经济很困难。他说,其实不完全是为了钱,更是为了讨还公道。 他举着冤牌,宣讲冤情并散发党委的《纠正意见》(复印件)。不少校友路过,露出不屑的神情。( 图2) 校领导表示理解和同情 9时10分,我进入阳光大厅会场,上百位老校友已经安坐。在主席台前和观众席上,闫桂勋一直举着冤牌,不时控诉冤情。与会者大都以冷漠的目光看着这位颤巍巍的老者,只有个别认识他的校友表示同情。郝斌(原副校长)进入会场时,闫桂勋向其鞠躬,激动地对我说:“他是好人!”郝斌对我说:“在1999年刚担任副校长时,我就努力为闫桂勋经办《纠正意见》。”他很有成就感。 博绳武取出50本《维权历程》,其中汇集北大反右受难者从1995年以来,分别致许智宏校长、周其凤校长和胡锦涛总书记的10余封上访信及上访纪实文(6万字《往事微痕》北大特刊),由王书瑶和我把其摆放在会场前排贵宾席的每个席位;燕遯符摆放其《哭北大》诗: 北大我本来是,堂堂中国第一学府; 彰显人类良知,提倡科学民主; 施行兼收并蓄,撑起民族脊柱; 忆往昔想而今,真的是不胜悽楚。 那一年我被逼,沦落为专制驯服工具; 把学生一个个,打成右派送进地狱; 五十年过去了,还不给赔偿道歉; 哪一天能洗净,我身上斑斑血污。 背离了“五四”民主传统,愧对先辈; 抛却掉独立自主精神,只问干禄; 似这般如何能,争当世界一流; 忍不住对苍天,我放声大哭! 部分当年学生“右派分子”替母校陈情,执笔:燕遯符(5402185);联署:沈志庸(5602133)、纪增善(5603227)、王书瑶(5502152)、博绳武(5602553)、谭天荣(5202201)、陈奉孝(5401。。。)、宋林松(5402125) 三位便衣人员悄然跟踪摄像,他们之间在对话中说,要注意这几位反右受难者,尤其要盯住闫桂勋。(图3) 9时21分,燕遯符(原物理系19岁学生右派分子)站在会场中央,举着“哭北大”纸牌示众,并散发“哭北大”诗。(图4) 9时31分,校长办公室的两位工作人员乔女士和男青年,热情招呼闫桂勋、王书瑶、燕遯符。闫桂勋说,这位男青年是校长办公室负责人。燕遯符上前问男青年:“2009年1月6日,我们反右受难者8人联署,送到校长办公室给新任校长周其凤的上访信,怎么杳无音信,严重违反《信访条例》;你们如果一时无法解决,哪怕先写个收条也行,但却程序不作为,可以告你们。”男青年赶紧说自己不是负责人,不管这类事,支支吾吾,未置可否。(图5) 9时35分,燕遯符举着“哭北大”、沈志庸举着“右派索赔”、王书瑶和我举着“右派冤”纸牌,站在主席台上。台下是北大校领导和老校友数百人,以及“校庆名师讲座”主讲人钟南山院士,好奇地看着台上的我们,一些校友和便衣人员摄影。(图6、7) 9时43分,燕遯符到第一排贵宾席,挨个向校领导打招呼。王学珍(原校党委书记1984-1991)、许智宏(原校长1999-2008)、吴志攀(现任常务副校长兼校党委常委)分别表示理解和同情,并收起反右维权材料,说是要带回去好好看。郝斌(原副校长)还热情地说:“这个大厅里所有的人对你们都会理解和同情的,今天你们在这里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都可以。”(图8、9) 我对王书瑶说,您也去向校领导们说说吧。他心情沉重,犹豫不决,片刻后长叹道,过去找他们说了多次,没用,不愿再说了。 10时14分,佩戴“纪念五四”纸牌的王书瑶,在会场外的休息厅受到校方工作人员的柔性关怀。(图10) 钟南山的养生之道是忘记过去 10时20分许,“北大112周年校友返校大会暨校庆名师讲座”开始,吴志攀副校长介绍北大近年在各方面取得的进展。他指出:“校友无论身在何处,都心系母校,而母校永远是校友温暖的家园。在北大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希望校友多提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钟南山院士在热烈的掌声中上台,他的一位老同学上台献上当年钟南山在校时的照片镜框,并专题介绍1955至1959年钟南山就读“北大医学院”时,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事迹,还描述其日后对国家做出的贡献。钟南山在2008年被北大评选为杰出校友,未来领奖,由当时的许校长专来颁发杰出校友奖牌和证书。按“北医”校史:始建于民国元年,名北京医学专科学校;民国三十五年(1946)曾合并于北大,名北平大学医学院;1952年院系调整独立建院,名北京医学院,1985年更名北京医科大学;2000年“与北大合并”,为北大医学部。由此可见,钟南山就读的是“北京医学院”,在48年间与北大并无任何关联。(图11-1) 钟南山在一个多小时的讲演中,侃侃而谈其对“医疗改革”的看法,反复渲染温总理和卫生部长陈竺如何采纳其建议的细节,讲演在掌声中结束。主持人提问,为什么70多岁的钟南山具有20岁年轻人的肌肉,要其介绍养生之道。 神采飞扬的钟南山说:“刚才校友们(在主席台上举冤牌)的情况,我都看到了,很理解。我历经‘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等政治运动,母亲在‘文革’中自杀。我把一切都看透了,这个账怎么算?找谁算?共产党六十年其实就三十年做了正经事,我的养生之道的第一条就是要学会忘记,忘记过去,忘记苦难,要有好心态,要满足现在的好日子……”(图11-2) 周校长是否逃避成笑谈 11时44分,散场时,李安模(校友会副主任、原副校长)向王书瑶热情致意,一改过去的严肃与冷漠。王书瑶把他介绍给我,他热情拉着我的手,说是看到我在网上发表的《北大反右受难者在春节联谊会维权请愿纪实》文。他笑着说:“那天周校长并没有逃避”以纠正文中的说法。我大笑道:“那天校领导全都无故缺席,这是事实啊!”王书瑶笑道:“通知单上明明是‘由校领导’到会致词,如同今日这样。”(图12) 燕遯符感慨道:为纠正北大反右派运动的一些史实,在2006年春节校友联谊会上,我把撰写的《神殇——亲历北大1957》文,交给老书记王学珍,他给予肯定和支持,并推荐给校友会办的通讯期刊。大约是“上头”有指示,有关反右的文章一律不准发表,校友会负责人郝斌和李安模以个人名义肯定我的文章,郝斌给我写了条幅:“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书。”在2008年校友联谊会和今天,我两次向许校长谈反右维权事,他均能以礼相待聊几句。在2009年校友联谊会上见到新任周校长,我们在一个月之前交到校长办公室的信,他竟说是没收到,我们当即又给他,他竟不看,不交谈,退避三舍,迅即走开。他是我们的晚辈,竟连起码的礼貌都不懂,很不像话;今年春节联谊会竟不敢露面,他也不至于怕成这样啊!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反右受难者的维权观念尚需普及 一位老校友好奇的看着王书瑶胸前一直挂着的“右派冤”纸牌。“请问右派还需要解决什么啊?不是早已给我们解决了吗?!”他似乎鼓着勇气问。 我问:你是反右受难者吗?他说是的。还有其他普通校友提出同样问题。 王书瑶把几本《北大反右受难者维权历程》分送给大家,并说“1979年给了一纸‘改正’通知书就算解决了吗?你无端被冤而劳改劳教20多年,许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未发的1957至1978年的21年间工资和各种损失,怎能一笔勾销,要推翻冤案,依法索赔啊!”反右受难者之女王小文和其轮椅上92岁母亲沈义玲感到有道理。大家对钟南山“要忘记过去”的说法很反感。王书瑶和我举冤牌在主席台上合影。(图13) 王小文的母亲和已故父亲王锡番在1943年一同毕业于北大中文系,1957年在北京二中任教的父亲被打成右派分子,全家惨遭劫难,苦不堪言。王小文在黑龙江农村劳动十几年,现为北京的退休工人。大家一起拿着“右派冤”、“反右索赔”、“纪念五四”纸牌,登上主席台合影。 接着,校友们来到农园餐厅午饭,执着的闫桂勋继续举着冤牌在餐厅里走动并说着什么,连同在会场的激动控诉,几百位老校友均很冷漠,偶尔有人问几句。“你是好人吗?你是好人我就跟你说。”在他看来,世界上只有好人和坏人。“我什么都没有了,他们什么都没有给我解决。我的生活一直都很困难……。”42年的冤屈,11年的依法维权上访,求告无门,尝遍世态炎凉,悲欢离合,苦难持续至今53年,仍无尽头。校长办公室乔女士始终在一旁关注着他,直至他离校,以防他有什么“不当行为”。(图14) 去年校庆王书瑶挂牌鸣冤 午餐之后,74岁满头白发的王书瑶(与钟南山同年龄并同年上大学)因近来糖尿病加剧,很疲惫而回家去了(半月后得知他住院了)。 在去年的今天,王书瑶独自回校,在北大三角地“百年讲堂”把“右派冤”纸牌挂在胸前,在往办公楼的数百米路上,有人好奇地看看他,他未遇麻烦。之后,他坐在办公楼西侧台阶休息,两个保安员盘问王书瑶是怎么进入校园的,要查身份证,要把他带走。王书瑶做好了被带去派出所的准备。在僵持之中,办公楼里的接待处长乔淑芝从窗口看到,把王书瑶带到办公室盘问。王书瑶讲述维权要求,乔答应向上级反映。 韩大钧痛陈苦难而不再心有余悸 下午1时,餐厅已空荡荡,一位老者把我叫住,自报姓名韩大钧,82岁,1949年毕业于北大电机系的反右受难者。 我猛然想起,在2007年4月6日,30多位反右受难者冒着风险,冲破阻力,在“反右派运动”五十周年之际,首次聚在一起反思与呐喊。那天上午,大家来到海淀南路通慧寺3号“三乡似水”毛家菜馆,由于警方打压,餐馆临时停电停业,只好分头前往5公里以外的餐馆。韩大钧在骑车出发之前,我问其姓名,他支支吾吾地说是怕招来麻烦而未敢说,后来他没有到那个餐馆。(见《半世纪沉思一朝呐喊――北京反右派斗争五十周年聚会纪实》2007年5月) 久别重逢的惊喜,我问,那天您走失了吧?他说,是心有余悸而未敢去。 我把韩大钧介绍给我的两位同伴。韩大钧侃侃而谈:1948年在北大上学时,冒着风险积极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1949年5月毕业后参军,在第四野战军司令部负责通讯技术,南下进军打仗;1957年在中国科学院电子研究所成右派分子,被送到位于中俄边境的北大荒兴凯湖劳改农场7分场,九死一生的恐怖场景;在那里劳改的有中央各部门和高校的右派分子数百人(其中有谭天荣、陈奉孝等北大人),不少人长眠在那里。我们三人听后感叹唏嘘不已。韩大钧说要写成回忆录。(图15) “忘记过去”是要掩盖血腥历史 回家路上,马文都(反右受难者之子)感慨道:钟南山底气十足地说“要忘记过去。”难道要我们忘记这些反右受难老人所经历的那个时代,让这些受难者忘记几十年不堪回首的遭遇,让人们忘记那个疯狂、灭绝人性,使几千万人丧生的历次政治运动?是的,因为你忘记了,你就可以取悦当局而成为既得利益者;因为你忘记了,你就能长寿。可是你想过没有,因为你的长寿,今后可能会有多少人重蹈覆辙而更加的短命;因为你的忘记,正是由于许多人的失忆,使倍受那个时代伤害的人们求告无门,更加痛苦;因为大家都忘记了,会使整个民族变得麻木不仁,我们的子孙后代可能再受这类苦难!冤有头,债有主,这个账有法算,也必须算,这不仅是为了受难者自己讨回公道,更是要以史为鉴。 马文都指出,要不是惨遭20多年的反右劫难,韩大钧、闫桂勋、王书瑶们的社会贡献和名誉地位,并不会比钟南山差多少,他们是钟的学长,可能早于钟而成为院士了! 陈奉孝(75岁,原北大数学力学系22岁学生右派分子,曾被以反革命罪判刑15年在兴凯湖劳改农场;1979年北大不予改正,1984年经胡耀邦总书记批示得以改正)说:我因反右维权而被长期监控,未能前来参加校庆很遗憾。如果我来了,要陈述遭受的各种酷刑,我要脱掉上衣,让钟南山看看我受火刑留下的伤疤,看他还能说什么!许多校友的冷漠,说明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私和犬儒心态,因为他们已成既得利益集团的一部分。 张淑芬(72岁,原北京18中学的19岁女教师右派分子):“忘记过去”是要掩盖血腥的罪恶历史,贻误子孙后代。 北大毕业生袁植芬之死 林其銮(76岁,原北京地质学院学生右派分子,1951年回国就读北京育英中学的华侨)介绍其难友袁植芬之死。袁是香港人,因爱国而在1952年考入北大生物系(5年制),1957年6月毕业时24岁,回到香港结婚定居;7月份接到北大的电报通知,应召返校后无所事事,一个月后莫名其妙地成了右派分子,新婚妻子(画家司徒乔之女)离婚。袁在大陆举目无亲,在劳改期间两次逃跑要回家,在深圳边境被捕,关押在北京草岚子监狱预审,林因收听海外广播而涉嫌反革命集团罪也关押此预审。1960年11月7日草岚子监狱关张,林和袁等全部囚徒被转送到功德林监狱;1961年底,林和袁分别结案,被押解到半步桥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等待宣判。之后,两人患了肺结核,在看守所K字楼三层病号牢房;囚粮少,饥饿难熬,袁加上肺气肿,瘦得皮包骨,其父母从香港寄来炼乳罐头(奶制品),在邮件寄到狱中的前两天,袁在林旁边的床上去世。后有资料说,袁被判死刑缓期执行。 该牢房一位瘦小老人,70多岁的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主任(精通几国语言),涉嫌反革命罪已结案,因饥饿和疾病,未等到宣判而去世了。林其銮侥幸活下来,历经20年劳改生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如今孤身一人。 该看守所还关押中国人民大学两位著名大右派分子:葛佩琦教授和林希翎法律系研究生;北大王书瑶、陈奉孝、张志华以及清华大学等学生右派分子。 近年来,王书瑶等幸存者辗转收集到,北大反右死难者23人名单:被判死刑或死缓而死,劳改劳教时自杀、饿死、病死等。(见:《北大反右受难者在春节联谊会维权请愿纪实》观察网) 不死的北大传统 我遇到北京师范大学已故著名教授黄药眠(反右受难者)之子等人,得知北京其他高校的反右受难者老人均很关注北大人的维权抗争,受到莫大鼓舞。他们认为,只有北大人才能敢作敢为,勇往直前,所向披靡,但却自愧自叹无人敢问津于此。 路南(79岁,原中共党报记者反右受难者,离休)指出:1957年,具有“五四”传统的北大人以5月19日民主运动为标志,成为1949年以后呼喊“科学、民主”的先行者;而今,仍然是这些北大人——当年的受难者,高举维权旗帜,为彻底推翻反右冤案而发愤呐喊,继续呼唤宪政、民主、法治,他们仍然是追求社会进步的先行者,值得所有反右受难者学习! 鲍彤(78岁,原赵紫阳总书记的秘书)作诗于2007年反右派运动50周年的《右军就是自由神――国魂五十年祭》: 六亿神州尽舜尧,舜尧失语独夫嚣。共和国里人权死,不哭前朝哭本朝! 国有义师起右军,右军就是国之魂。分明五十年前事,五十万魂叩国门。 胆碧汗青照国难,头颅同掷血斑斑。冲冠易水今犹昔,不破焚坑总不还。 (2010年6月8日完稿,11日修订) 组图: 北大校庆名师演讲 北大右派挂牌喊冤 北大领导就在台下 北大右派讨要说法 马文都、俞梅荪摄影;黄河清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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