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记忆：从晓波承诺到老廖现演

余世存

一．

　　一个人活到了自觉拒绝社会流行的时候，他对荣誉几乎是本能地拒绝。当狱中人员告诉晓波，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晓波哭了；他对妻子刘霞说，这个奖首先是给六四亡灵的。在我的印象中，前年决定授予晓波为2008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得主的时候，我把有关材料工作做完后，就离开了北京，第二天在大巴车上接到晓波电话，他笑骂我给他奖也不提前告诉他，他还是从网上看到的消息。我听他的口气，他得到这个汉语奖有些不以为意和朋友间的怯情，这中间的微妙，我能理解。他很快写了一篇获奖感言，也没有给我看，就发布了。我读他的文章，很感动。

     今年8月初，我写下“梦中的老崔”一文。我几乎忍不住了。我写下这样一句话：“崔健是少有的可以获得当代汉语贡献奖或诺贝尔文学奖一类的中国男人。”这篇文章放了一个多月，多次修改，我却没把这句话的意思表达精准。结果文章在九月底的最后几天发表在南方的报纸上，我多少有些后悔沉淀不够。十月一日，我读到了刘霞公布的1997年晓波写给她的书信：“我们对这个社会的拒绝，不是出于愤怒和仇恨，而是出于宽容和爱。”我感动异常。我想我本来可以把男人的尊严、荣耻和明德表达得更好的。

　　十月八日下午，晓波获得诺奖的消息在网上流传。中国人的自由精神和记忆力终于得到了承认？我一时不敢确信，动了久不翻墙的念头，爬到墙头上匆匆扫了一眼外网，结果看到的网文还是旧文，直到在外媒上看到消息，心里才落实下来。晓波得奖了。晓波得奖了。晓波被拣选了。中国人没有被忘记。……

　　我坐在家里，有一阵子失掉了思维。生存的诸种艰难、漫漫长夜的无明、周围亲友的闲碎和关爱，诱惑又挑战了我们的心智，但现在似乎突然间大地震动、天际现出真实不虚的霹雳闪电来了。我多次引述过这样的话：尽管我们天各一方，我们同居一城，我们为活着所苦，我们易受诱惑，我们犯下罪错，但无论如何，这世上还有“我的朋友”，他是世上某处总还存在的一位高人和圣者，他是全知的心灵和畏悯的眼睛，他有真理，他知道真理；那么在地上就还没有灭绝，将来迟早会传到我们这里来，像预期的那样在整个大地上获胜。

　　是的，今天，我们胜利了。虽然，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一切。

二．

    一个人的人类情感认知、生命的本义和当代真相、言路和思路的上帝形式、大道似弱和儒侠如懦般的眼睛……要越过市井和中国的虚荣和荒凉，抵达人心的柔软处或高贵处，多么困难。要让自己进而民胞物与获得适得其所的安慰和救济，有着不可通过的当代高墙。要做自己的主人，并有所服务于世界，往往报愿无门。在无可奈何的日子里，我经常想起自己和千千万万的苟且、沉沦和坎陷，我经常想起爱因斯坦的话来：我的生活都是以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为基础的，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是的，我们必须努力回报这个世界。但一切都艰难，考验着我们的耐心和毅力。我从边陲回到首善之区，说我仍相信自由、正义和良知，这“弱弱的”一声表决却难以穿越社会的重重黑幕。

    在网上跟人聊天时，不少人激动起来，告诉我，他或她哭了。是的，这个奖终于让暗夜中的人们痛快了一次，让多年来专横的官商、庸俗或帮凶的无良文人一再蹂躏摧残的人心得到了一次抚慰，让人们以为全球化即资本、权力、异己知识相勾结一体化的生存事实由文明、价值、弱者等教训了一次，让几个世纪以来中西方的“公理与强权”、“遗忘与自由记忆”之怨恨争讼在一个对抗专制生活和帝国的个人那里得以集中表达或展示……

　　当天晚上跟人饭醉时，我给北大的朋友敲出手机短信：大快人心事，晓波获诺奖。其由来也渐，当习大直方。我希望我且醉，朋友续。朋友问后面是什么意思，我回复说是大地之歌“坤卦”中的意思。朋友说难。我们酒友则忙于接收各地朋友的问候。陈丹青的手机上收到一朋友的短信，是手写在一张纸条上的，因为晓波是敏感词，那位朋友居然手写照相发给了丹青。80后的朋友则毫不顾忌地发来向刘晓波老师祝贺的短信。不少人发短信说，向你们祝贺；他们把此奖看作是一群人的荣誉了，我当然有“与有荣焉”之感，但更愿意把此奖看作是晓波实至名归的荣誉，更愿意把此奖看作是对英灵、志士、中国人民的承认。同样让人感动的是，居然有不少六七十岁的人，即晓波的上一代人，表达了他们的激动心情。

    第二天早上，我把打油诗敲完整了：大快人心事，晓波承诺奖。其由来也渐，龙战血玄黄。东方法西斯，正声何微茫？上昏下暴戾，围观变群盲。朝三生暮四，中国劫何长？幸存忠贞士，人生涵宪章。言行抗俗处，敌意在括囊。画地自狱时，何惧三牢房？且有西风起，天牧又天放。华夏路德金，念兹绝彷徨。中夜浮大白，何人无梦想？和平争自由，正道是沧桑。

三．

　　想起前年底，我为胡佳、杨佳、晓波写的一幅对联：大漠生胡杨，千年荒凉；古井起晓波，死水微澜。晓波得奖了，晓波、胡佳以及晓波并不喜欢的一些人还在狱中，晓波也不太认同的杨佳仍是孤魂野鬼。晓波得奖并不能改变什么，倒是关于晓波得奖的过度诠释和谩骂文字一时扑面而来。这种文字，或者仍是死水中的微澜。

　　关于晓波得奖的左右评论已经并正在大量生产着，但这种评论除了随喜或随怨没有更多的意义，我国国是问题也并非左右翼的单口相声或对口相声可以解答。左翼分子、自由及其派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民运和它的爱好者们，直到今天和未来，仍必须解答它们各自的正当性，其次有效，最后才是因名因信称义。每一个人并非一旦会开口说话、上推表决就有着合众或完善群己的能力。民主运动的爱好者、毛份子、现世安稳的维稳者、求做奴隶不得和做稳奴隶位置的类人孩、宪政或国家主义的信奉者们，如果仍只是份子或分子，就要么在浪费人民大众即纳税人的血汗，要么在做历史进程的搭车者。

　　这些分子往往以为自己是精英或成功人士，今天随着现代技术的加持，他们也强化了自我良好的感觉。有时候我能理解人们的这种感觉，更多的时候我仍想抱持一种晓波说的那种“拒绝”。我写“老子传”一书的时候，从个人本位即自由的立场理解了老子绝圣弃智一类的想法。老子的同代人表现了喧哗骚动，但利己少，益人处不多。没有任何人有权力要求他人去多读书、逼迫他人致富、命令他人表态或去做战士……一个自由的心灵必须拒绝这一切诱惑、逼迫或影响。在我看来，分子或信徒们如能弃绝耍小聪明的机会，如能拒绝显示自己智而圣的机会，真正皈依生命、岁月的大道本身，人们的自处或相处才可能和谐圆满。记得记者们曾问诺奖的另一得主特蕾莎修女，修女，我们能帮您什么，能做什么？修女回答说，回家去，爱你们的家庭和亲人。这就像我们中国的另一位圣哲胡适所说：“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因为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没有立足于个人自由，就没有真正的历史记忆，一切热闹都是泡沫、权宜、瞒和骗的把戏；没有介入社会演进，就没有正义，更没有个人自由。但我们大多数人以为避席即得个人自由，以为参观、赴宴即得正义；我们大多数人不约而同或说“合谋”地做了盛世的悲喜剧材料，纸上谈兵地推演历史的演进、评点人物的高低，却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做真正的立德立言立功者。用年轻朋友的话说，多是假的阿隆信徒，假的胡适分子，真正的阿隆和胡适传人是少的，真正鲁迅和萨特式的人物是少的，真正加缪、沈从文、陈寅恪、钱穆式的人物是少的……

　　从现象观察，书斋、文字、表态中的信名称义、智力自负或道德优胜，多无济于事，多成全了自己一时的私欲。很多不曾捅破天花板的朋友，或腹诽或在天花板外面叫骂，或在众人面前低声说话做俏皮相或冷幽默者，多半是孤家寡人，甚至是二丑，是作践我们人类劳动的绝物。相反，我愿意在几代人面前作证说，晓波虽然拒绝这个社会长达二十多年，虽然他的毛病仍为各种分子或圣者智者们层出不穷地翻出来，他却是我们中间少有的人脉最广、人缘最为真实、生存最为纯粹的人之一，用我自己的话，他的社会化程度是极为充分的。

　　四．

　　以我的理解，晓波活得真实，正在于他尽命而活，本份地活着自己人生发展的过程。在他的青春时代、他的文艺批评时期、他的政论时代、他的独立中文笔会会长时期，他的言行并非都“政治正确”或“知识正确”，并非周密自洽，而是矛盾、庄严与嗑巴、冷嘲和热讽、轻蔑与爱……等复杂的统一。晓波受过严格的哲学训练，却是一个“操蛋”不离口的凡夫俗子。他对朋友的关怀、对刘霞的爱为人称道，却是一个出语惊人的社会生活的旁观者。他是戴着眼镜的东北汉子，是一个自觉于世俗的精神个体。

　　问题不在于晓波过去有错现在正确，也不在于他应该如众人所愿，而在于他是否将自己的岁月锻造成一个可观的作品。这种可观，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个人自由和历史记忆的统一。确实，晓波虽在狱中，却比绝大多数国人更为自由，更能得到自由对他的护念。晓波虽不曾参与时代社会的主流游戏，却比绝大多数国人更记得我们时代世道的来处、现状和未来，他是苏格拉底意义上的“牛虻”，是我们社会演进的护法。

　　但我们社会的各类分子们，无视这一人生作品，他们因为各种原因，如跟晓波的某一时期同行过而受过刺激，如记忆特别得只记得晓波说过软话、错话、大话、狂话……如看到晓波某个阶段的言行可以显示其知识或思想或道德判官的高明，如对国运民膜的观察自以为可以教训晓波，从而言谈之间总是把晓波置于自己想象的位置作践、耳提面命，他们甚至以为这一二十年的一部人生作品，这种人生的拒绝、牺牲当作自找的笑话或有其谋划的名利。这种思维方式或人生逻辑，其实正是官学威福或大行其道的基础。

　　这种思维方式或人生逻辑，甚至就是当下大陆社会的生态。断章取义、攻其一点、捕风捉影……一类的作法，除了显示心理的卑怯，几乎没有任何意义。他们是不自由的人，他们生活在现代，却跟原始人的意识相差无几，他们的心智处于极低的阶层。他们以学者、过来人、大师、知情者、通儒、成功人士、权威、网友、才子、偶像等等名义，组成一个喧哗甚至狰狞的汉语江湖，污染毒害了我们生存的环境。十几亿人、数代人的生命展开，无能有着人生的创造，在世界知识、精神和物质创造性服务方面贡献几可忽略不计，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受害于我们自己的这种夸夸其谈吗？“活力不及黑人民族，思力不及犹太民族，大创造不及白人民族。”数代人的生存如同空过，还自以为赚过挣过值得过有资质教训他人……自有史以来，还有此种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经济实体或欲望动物吗？

　　这种创造力的匮乏一度引起有识之士的不安。不少人因此研究极权国度的精神奴役现象，并感叹同样专制，华人世界不如俄罗斯民族、法兰西民族、拉丁美洲人……在文明精神高端的创造；结论往往是中国专制文化更强大，“不是我们无能，是中国式专制太狠”。这种研究成果，随着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以及今天几乎同步的全球化生存秩序，早就成了一个笑话或伪命题。是的，这种成果，跟专家研究如何永久保存粉笔字写出的“新家园会有的”一样，是一种知识笑话，甚至是一种脑残的精神毒素。

　　五．

　　我华人世界的精神自由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外部的奴役触目即知，精神的彼此绝缘和孤苦无助却难为外人道。人们除了参加权力、市场游戏，就是在圈子的假面舞会里忘乎所以，人们很少给自己和周围提供足够的劳动创造。

　　在我看来，公开承认这一点日益重要，即真正拥有现代精神自由的人极少，且在众人及其游戏里向隅或为其放逐，他们是各种力量躲避或合谋打击、默杀的纯粹精神。即使今天异族文明技术使普通人也获得了锦衣美食和文字等美和精神方面的简单拥有感，但对共同体或人类情感认知的此时此刻有清醒意识的，对生命和文明有加持能力的，只是少数人。那些真正生活在历史长河里以及生活里此时此刻的人，实际上寥寥无几。他充分意识自己作为个人的存在，并为此有着最紧张最广阔的时空意识。由此，我们也知道，尽管历史热遍大陆社会，有历史记忆的专家学家众多，他们最欠奉读者大众的恰恰是民族历史演进的真相、真精神和遗产，因为他们缺乏真正的精神自由。

　　拥有精神自由的人是命中注定的孤独者，但其生命力之波动广阔、创造力之强悍非常人所能理解。他们朝着精神自由的极境趋进一步，就更远地远离了他的名利欲望和本能因循地对社会群体的乌合参与。他们的人生精进一步，即意味着自己同圈子人群生活于其中的舆情、权力或协从罗致能力相脱离。他们在很多时候因此显得是“非历史的”、“非社会的”，他们的被OUT跟与时俱进者之间有一条鸿沟，他们仿佛犯下了不识时务世故的罪孽。但他们站在时代社会的边缘，从彻底的孤独和虚无中生长一切，守望着同胞和文明。

　　与此同时，大众同胞及其精英们日益失去明认精神自由的勇气和能力。事实上，在我国近年享用人口、人民和全球化红利的喜庆、富贵或要债心理中，一大帮没有价值的人跳过了都市化和全球化的各个阶段，并无视自己作为类人孩的心智进化和权力争取、正义实现等人生任务，由不差钱的伪善、饮食男女的傻美和微博客式的现眼示众精神，装饰自身以小康、文化、成功一类的虚假的现代气概。

　　这种虚伪的现代派、自由派或成功派，无论如何混世或悲壮，诚如孙中山当年感叹，在精神的专横和破坏性上，南与北如一丘之貉。值得痛惜的是，他们及其影响的大众，遮蔽了真正的人类之子，这也是文明史的一个规律性现象。直到今天，我们社会所谓的各类有识之士仍以类人孩式的智力、记忆一较人生短长，老革命党人的余热不过是“宫女说玄宗”的变种，毛泽东的奴仆们则以发现其智力缺陷进而发现马克思的低下为成就，至于社会病症原因的原因的寻找者们，当然会以记取康有为、孙中山、鲁迅等历史人物的卑下为满足，示众以明哲威权之士，自然会从晓波一类的人生牺牲中寻觅并放大其创痕和错误……

　　六．

　　我在云南生活期间，曾跟孩子般纯粹的廖亦武多次酒肉欢聚。在饮食、箫声等“钟鸣鼎食”般的日子过后，回荡在我们心头的是东方陆沉和亲友沦落的惆怅。我们多次谈起世运人心，感叹社会的艰危和生活的无望。我们共同数过那些穿越时间的玫瑰，那些坚持生命理想的朋友，那些拒绝时髦、流行和各种体制圈子的志士，那些在猪圈泥泞里仍特立独行并仰望天空的同胞，那些长年奔走服务于底层的圣贤。我们都希望为这些人做点儿什么。

　　老廖以打卦奇准见长，多次卜得“明夷”、“剥”、“井”之卦，我开玩笑说，善易不占，此时占亦无好卦，世运不过是“涣”卦下的大小变种。老廖深以为然，并很快卜得“涣”卦。我们为涣散的社会生活谋，以为世人虽不差钱，在钱权之外，也该有力量夯实价值系统。我们以为以如此不差钱的华人社会，可以有条件彰显同胞中的人格人生成就。虽然明知真正够格的人和产品不多，但代不乏人，十数亿众，仍有一些国家社会和文明层面的人格人生。只有铺直他们的道路，把他们从人群中提撕出来，我们这个蒙昧的社会才堪立心立命。在此之前，社会不过是黑暗中摸索，或混世坐稳小康成功和求做小康成功不得的日子。

　　我们因此商议创办一个文化中国大奖，老廖甚至为名字费了一番事，在他看来，种族的历史记忆快要丧失了，故该叫种族记忆大奖。我说给一人的奖金必十万欧元以上，老廖怀疑，你能找谁要这个钱呢？华人社会出得起这个钱吗？随后又同意，是需要这样的做法，才能在课题费研究、市场商业写作之外，给世人尤其年轻人安慰，才能在华人社会重建人生价值。

　　这样的创意当然不了了之。有时候想起跟老廖的“白日梦”来，不免叹息。我们当时都明白，这个奖一旦创立，那么老廖自己，包括晓波等人，都是当之无愧、当仁不让的得主。晓波不用说了；老廖经年累月，在底层生活，他极度悲观甚至不无残酷地打量民众，因为人性的残酷比他揭示的更为惨烈，他几乎玩世却极为悲凉地为无名的国人记录人生。我们开玩笑又庄重地谈起，老廖的写作已经在司马迁式的和冯梦龙式的写作之间转换自如。我们应该表彰老廖。这种奖励，不仅在于给经济动物般的东方生活一种参校，而且可以真正以价值观输出或交流对话来服务于文明世界；这种奖励，也是对老廖等人长达一二十年坚持个人自由和族群记忆的迟到的安慰。虽然我知道，老廖需要钱，更需要去外面的世界去呼吸自由的空气，去为那些自由的心灵表演他的即兴音乐。

　　七．

　　遗憾的是，我大陆社会至今难以在价值和价格统一的高度为人生立法。用先圣的话，这是不为也非不能也，这是有条件人惯常表现出的“肉食者鄙”。因此，无论大陆社会如何成功，如何有势，我们没有或平易或高标的人生之道，我们没有可以演进可以说得出口的价值观。

　　东生西裁。当大陆社会无能无力说明自身的正当有效时，当我们不足以捍卫我们的道统并教训庙堂江湖的虚伪丑陋，当我们难以成全自身的价值系统，我们大陆社会就跟外部世界合成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里，大陆社会的权力及其他各类子民可以以生存权、家累为自己辩护，但将不得不接受其他社会的打量、审判、裁决。如果我们仍不能明认我们的男女之爱，仍以二奶、包养情人来为大陆国情张目，那么不仅另外世界的爱情来收编我们校正我们，而且生命的性情本身也会教训我们。如果我们仍以骗出一个新体制或混出一个新生活来自欺欺人，以为经济学规律政治学规律因果规律不适于大陆社会，那么无需外面世界的提醒，我们自身也将持续地生活在维稳的高风险压力中。……在生生不已的数代大陆人生中，人们确实接受了“末日般”的命运和悲悯裁判。

　　当我们无能为晓波加冕光荣的荆棘冠时，当我们无力听取廖亦武的音乐时，……那么，自有另外时空的慈悲认可他们的价值。

　　八．

　　晓波承诺，这是多么苦难的历程，而且仍在进行时。老廖现演，经历几十次的申请、被拒绝、逃亡，终于在异邦痛快淋漓地“耍”了一次。一如自由和文明记忆回报晓波的，文明和自由也回报了老廖。很多人不解老廖的执着：既然人家不给你到自由世界呼吸的机会和权利，你就不必坚持，死了那条心吧。但老廖却一次次地碰壁、试探、努力，终于出去了。我和他都不是基督教徒，但用得上“旷野呼告”中的意思了：“你仍然要持守你自己的纯正吗？弃掉你的神死了吧？”老廖没有死，他仍持守着自己的纯正，跟拒不出国的朋友一样，在持守纯正的个人自由中取得了胜利。因此，老廖虽然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但他仍义无反顾地回国。

　　有时候想起师友们，晓波、老廖、高尔泰、王康、毛喻原、野夫、陈建霖、王兵……都生活得不容易，一些人的经历惨苦难为外人道，一些人今天仍为生计奔波；但这些人，无一不活出了个人自由意义上的自己，并在某种程度上保存着民族和时代的记忆。他们争取了自己自由生存的权利，拒绝了各种热闹，拒绝了饭碗，拒绝了聪明、技巧和所谓的道德、派别。他们活着自己，也活出了中国人的风骨、气象和关怀。

　　在社会生活中，一些朋友不仅是自由的象征，甚至在记忆缺席时也充当了在场的角色。我们社会欠缺的东西太多，自由是其中之一，想象力是其中之一，哲学理论是其中之一。人们一直这么理解老廖，他是诗人，王怡说他有“肉体意义”，但在孤苦的生存中，老廖居然也有理论家风范了！因为没有多少人思想，没有什么人提供思想资源，老廖不得不一身多任地充当了这些角色。他不会说体制生存与自由一类的话，但他说他知道吃自己的口粮；他理解司马迁，但他说冯梦龙的伟大是文学史家和历史学家们至今低估的；他喜欢编故事，但他说他从未在中国作家笔下看到比现实更有想象力的东西，……都可圈可点。

　　这一次，晓波获奖，老廖的看法同样同非一般。他对媒体发表的谈话说：“刘获奖是20多年来，中国记忆的胜利，中共及汉学家及告别革命的文人共谋的遗忘黑幕终于撕破了。”这种认知跟80后年轻朋友们的认知一样值得我们重视：“刘得奖让许多我的同龄人，或者比我还小很多岁的青年，受到了一股清新振奋的世界主义眼光的熏陶。这一次的教育，左和右，革命和改良都否认不了。”年轻朋友告诉我：“话说几个朋友去租房，胡同里老北京房东问他们知不知刘得奖了，房东发觉年轻人居然知道，更为激动，连呼牛逼。”

　　牛逼是市井语。我们说说可以，但作为一个无时不在经验自由并表达自由的人，却需要活出并说出更多的东西。我们承认晓波、老廖或一些朋友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有一些前后变化不同，但是，不能因为前面有错就否定之，后面有价值就神圣之。我们承认的是整个的人，是对自由和记忆的追寻、失而复得的中国人生。晓波、老廖等人值得我们尊重并介绍给世人，正是因为他们活着此普通而自由的人生。正如罗曼·罗兰在驳斥所谓有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托尔斯泰的论调时所说：“只有一个托尔斯泰，我们爱他整个，因为我们本能地感到在这样的心魂中，一切都有立场，一切都有关联。”

                                        2010年11月7日定稿

《中国人权》第39期

言论出版自由：无法绕过的政治开放起跑点

何清涟

中国人在热切期盼政治体制改革尽快来临，但却被卡在言论出版自由这一政治开放的起跑点上了。

10月11日中共党内老干部李锐、胡绩伟、李普、江平等23人发表“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要求中共执行宪法第35条，取消审批制，改行追惩制，兑现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信中痛陈香港的言论自由远不如回归前的殖民地时期，提出八项具体要求，包括取消媒体的主管单位、给记者以自由采访的权利、取消对互联网的控制、党史无禁区、转变宣传部门职能等等。

这封信通过互联网广为传播。对这类公开信，中国政府以前采取默杀的方式对待之，这一次却不同，而是在最高党报《人民日报》与最高党刊《求是》杂志上高调地不点名反驳――不点名的原因当然是不希望为23位老干部做“广告”。

《人民日报》10月21日发表署名“李平”的评论“如何认识言论出版自由？”这篇文章认为，“事实上，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会对威胁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言论进行依法处理，而决不会任其泛滥。我国依法对有关违法行为进行处理，恰恰是为了保 护更多的人享有言论出版自由。”这篇文章的要害是完全回避了中国立法权由党高度垄断，中国的法律已经沦为统治集团用于自利的工具，运用这种法律规范言论自由本身就是个谬误。

《求是》杂志在11月1日发表署名“赵强”的文章“舆论失控：苏联解体的催化剂”。该文痛陈前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使苏联经过几十年努力构筑起来的社会主义思想防线，短短几年间就从内部土崩瓦解。”然后借学者之口把前苏联从新闻改革到政权丧失的过程概括为：“新闻改革——媒体放开——外力介入——阴暗面曝光——群众不满情绪积累——反制无力——舆论彻底失控——政权丧失、国家解体。”最后表态：苏联“前车之鉴不远，我们不会上当”。

11月2日，在湖南省内颇影响力的《潇湘晨报》总编辑刘剑、执行总编辑龚晓跃被停职。为两人引来麻烦的是10月30日该报刊发的“辛亥革命100年特刊”。湖南省委宣传部为他们安上的罪名是“影射”。我从头到尾阅读了该组文章，发现被引用的史实与观点，都来自于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继出版的书籍与文章。只能说这组文章的“错误”，只不过是在“错误”的时间发表于“错误”的地点。于当局而言，中国如今已进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状态，那句“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这个国家及其国民的愿望，可以归总为‘宪政’二字”，在舆论警察的眼中看来，是逼迫中共改革政治体制；那段“清廷越处处修墙，人民就越善于翻墙，‘面壁十年图破壁’。这近在眼前的历史，实际上就是翻墙者对抗修墙者的历史，修墙者的心魔之墙高到一尺，翻墙者的攀越之道必然暴涨一丈……”，自然会被当局视为对目前互联网及思想管制的讨伐。

《潇湘晨报》事件再次表明了近十余年日渐显化的一个事实：中国政府现在最畏惧的事物还包括自身曾极度推崇的历史。1989年以后，当局不再强调“五四”与“一·二九”的学运性质；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农村群体性事件日渐增多，政府不喜欢学界再讨论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近几年以来，则明显讨厌学人谈论清末立宪及辛亥革命。尽管太平天国革命、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等，都曾被当作革命先驱运动镌刻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这种回避，显现了中国政府今天的政治虚弱。

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说过，“新闻自由是我们的自由的唯一保护者，而要限制新闻自由就有失去自由的危险。”至今为止，新闻自由、出版自由与示威结社自由均被美国视为人民权利的根本，即保护其它权利的最基本权利。中国如果要想迈向政治开放的大道，言论出版自由仍然是无法绕开的起跑点。我衷心希望，中国能在这个“点”上尽快开跑。

国新办官员透露打压《潇湘晨报》内幕：针对温家宝/博讯独家

到10月30日，《潇湘晨报》特刊刊登了批判清政府的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文章——《天朝垮台前，爱新觉罗利益集团已丢尽了它的脸》，随后，其总编辑刘剑被免职，执行总编辑龚晓跃被调离原部门。这篇文章喜怒笑骂，并不严谨，更不用说和袁伟时等老师的文章相比，可是，这次处理却异常严重，让很多人大惑不解。如果说只是因为借古讽今，实在有些过不去。

    其实这次事件另有内幕，日前北新办陈华在一次与亲友的聚会上说到此事透露，对《潇湘晨报》下重手，其实这篇文章只是一个借口，而且是故意用来作为借口的。否则，再傻的人也不会用这样一篇文章作为借口，这不是有意要炒热这篇文章？还贼喊捉贼地把纪念辛亥革命与当今扯上关系？

    陈华表示，这是一次“秋后算账”的报复行为，主要是报复前不久《潇湘晨报》率先刊登温家宝讲话，当时全国那么多媒体，只有两个媒体（另外一个是“快报）全文刊登了温家宝谈政改。中国的媒体有一个以前曾经“成文”现在早就成为“不成文”的规矩：凡事涉及中央领导人的消息与讲话，一律采用新华社通稿，没有新华社通稿，就不能做报道，更不能自行报道。可是，“快报”与“潇湘晨报”恰恰利用了这个“不成文”规定的模糊性，转载了温家宝谈政改的讲话（CNN采访）文章。

    潇湘晨报10月13日半版文摘《温家宝接受CNN专访谈政改》（博讯记者到潇湘晨报网站查询，发现该文已经被删除）

    陈华说，《潇湘晨报》报道温家宝后，在国际上引起的猜测——中共内部发生分歧，结果消息传到中南海，多位政治局常委震怒。可问题在于，虽然宣传部当时就对《潇湘晨报》怒火中烧，并多次责令他们检讨，却没有一个人在当时就“处理”他们，原因很简单：一旦处理他们，将会引起更大的国际关注；第二，处理他们名不正言不顺，他们只不过报道了堂堂大国总理的讲话，如何处理？

    陈华说，从那以后，不但中宣部与国新办，连几位政治局常委的手下都把目光盯住了《潇湘晨报》，他说，这次只不过找到了机会。他说，不会因为那样一篇文章处理两位总编的，但也绝对不会放过他们擅自报道温家宝讲话。

    博讯记者北京独家报道。

《潇湘晨报》总编因刊登文章批判清廷而被免职·

作者：维权网（肖武）

湖南《潇湘晨报》因在10月30日出版的“辛亥革命100年特刊”中，刊登了批判清政府的文章——《清王朝垮台前，爱新觉罗利益集团已丢尽了它的脸》，其总编辑刘剑被免职、执行总编辑龚晓跃被调离内容部门。)

    据悉，是因为“有关部门”点名批评了《潇湘晨报》的“辛亥革命100年特刊”，报社迫于压力，宣布对总编辑刘剑与执行总编辑龚晓跃进行处理。《潇湘晨报》将为此刊登认错函。

    对此，著名媒体人士、前《南方都市报》总编程益中愤怒骂道：“因潇湘晨报刊登纪念辛亥革命的文章，总编辑刘剑、执行总编辑龚晓跃被宣布停职，继民主自由人权等等之后，辛亥革命也沦为敏感词，太鸡巴盛世了，太鸡巴和谐了。”

    而媒体人士王佩也表示：“听到《潇湘晨报》因为纪念辛亥革命，总编、执行总编双双被下课的消息，我的第一反应是：‘爱新觉罗家族复辟了？’”

    下面是《清王朝垮台前，爱新觉罗利益集团已丢尽了它的脸》的具体内容：

曾鸣：清王朝垮台前，爱新觉罗利益集团已丢尽了它的脸

2010年10月30日 潇湘晨报

“假使当时中国的统治者不是异族的爱新觉罗王朝，而是同族的什么王朝，那么，在社会转型当中就少了一项种族间的猜忌与倾轧，也许比较容易实施像日本那样的立宪步骤。”著名学者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曾这样评价过清王朝爱新觉罗“部族”这个特殊的利益集团。

    满驭汉，中央驭地方，是清王朝“部族政治”的基础。这两个基础的崩坏，构成了王朝的衰竭。而尤其是后者的改变，清晰地决定了1911年辛亥革命的形态：王朝不是被革命派中央军、民众义军或者外族军队推翻，而是在各省宣布独立的革命形态中退出历史舞台。蓄积于民间的“一省之力”的壮大、成熟和独立，在王朝部族集团自身衰败的同时，从另一个方向揭示了帝国政治走向革命立宪的独特的中国道路。

    皇帝的独裁路径

    在美国梦之前，大抵无数人有过“中国梦”。中国美梦，就是做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这个国家，皇帝最大，乃至大过一切梦想，可以制约一切梦想。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传统政治，皇帝独裁。不过，如果你想做一个独裁者的美梦，我建议你把梦境放在明清两朝；在汉、唐、宋诸代，你并不是那么为所欲为的，那时还有一个宰相，相权与皇权，是制衡政治的二元。

    你说宰相不过就是你的小弟？不不不。就拿唐代来说，宰相可能是你的“一群”小弟--唐代的相权，分赋于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三省合体，才相当一个宰相。宰相不是一个人，这叫委员制。在汉代，宰相是领袖制，那时候，相权才由一个人掌握。

    如果你在唐代当皇帝，你的命令，并不就是国家的命令。唐代政府的最高命令叫“敕”，但这个命令不是由你下的，而是由中书省发令，就是所谓“定旨出命”。那你有什么权力呢？中书省的命令送到你那儿，你画一个“敕”字，表示同意。就是说你有同意权。

    但最终拿主意的并不是你。你画完“敕”，命令还要送去门下省，门下省如果有意见，就大过你的意见，原诏书就要在被批注后送到中书省重写，这个叫“涂归”。而你画的“敕”就等于白画了。

    最后还有一个尚书省，等到门下通过了敕诏，就送到他那里去执行，它下面有吏户礼兵刑工六个部门，专门执行各种命令。这就叫三省六部制。但如前面所说，这个命令，并不就是你的命令。因为你画的“敕”字之下，得加盖一个“中书门下之印”，要是没有，就说明是你直接发的命令，这在当时是认为违法的，不被下面各级机关承认。

    如果你横一点，一定要自己下命令，那又怎么呢？武则天干过这事，结果遭到一个臣下耻笑说，“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当时武则天把中书省改称凤阁，门下省则改称鸾台。这个意思就是，不经过中书门下，怎么好意思叫“敕”呢？

    后来的唐中宗，也自顾自地下敕封官，但他到底不好意思，于是装“敕”的封袋，就不敢用平常的，改为斜封；写的那个“敕”字，也不敢用朱笔，改用墨笔。表示这是皇帝的命令，没经过中书门下，下级机关请打个马虎眼通融一下。通融是通融了，那个被封的官，从此被人看不起，得到一个“斜封官”的外号。而皇帝干的这个稀奇事，可称为“斜封墨敕门”。

    到了宋朝，宰相的地位就差一点了，最明显的是，他见你的时候得站着。在这以前，群臣朝见，宰相是有座位的，还有茶喝。这个叫“三公坐而论道”。到了宋代，宰相上朝，就站着不坐了。

    宋朝还有一个变化就是，门下和尚书办公地点搬到皇宫外边去了，中书省单独成为宰相。

    同时，宰相的权力也小了，军事、财政、用人三种权力都被别的部门分割拿去。他主要剩下的事情就是给你写命令，但跟唐朝不一样，他写的只算草案，决定权和同意权都在你。不过，你的命令最终还是要中书省点头同意。话说南宋宁宗那时，国家快要完蛋了，一个命令转几次手才能被同意，就显得缓不济急。于是皇帝就写小纸条，当时叫御札，觉得效率高一点，结果朝臣愤慨，说事不出中书，是为乱政……

    举这几个例子，你就知道，中国的传统政治，并不全由皇帝一个人说了算，它有它的制度和法律。只不过，唐代以后，相权与君权此消彼长，皇帝的专制，慢慢形成了。而到了明代，由于宰相胡惟庸谋反，朱元璋就撤掉了宰相的职位，并且交代以后的皇帝们也不准再设。到这会，事情都由皇帝拿主意，他差不多可称独裁了。

    “部族政治”——清朝统治的基础

    1903年，《国民日日报》有一篇文章，称“故至秦而民权尽亡，及宋而臣权尽亡，至明末而汉人之权尽亡。凌夷至今，遂成一君权专制达于完全极点之时代。”这个意思是，在秦代，民权完蛋了；在宋代，相权完蛋了；在明代，人权完蛋；到了清代；一切权利都完蛋了，无论什么都是皇帝说了算，专制到极点。

    为什么一切权利都会完蛋呢？清代一个大背景是：统治者是少数民族，连百万都不到，他却要统治几亿的汉人，怎么办？这就产生了“满-汉”二元体制，字面上，是满族与汉族共同管理；但背后，就是钱穆说的“部族政治”--“政权之后面，有蒙古满洲全体部族在拥护此政权……他们想拿一个部族来控制政府，掌握政权。”

    牌面上看，清朝沿袭明制，中央设六部，依官阶大小分别是吏户礼兵刑工，每部门有两个尚书和四个侍郎；六部上面三世内阁，由四名大学士和两名协办大学士组成；地方上，有18个行省，总督和巡抚是最高长官，下面分别是布政使和按察使、道、府、县（州）。

    这种制度的有趣在哪里呢？首先，不管是内阁还是后来的军机处，都没有给地方上下命令的权力，所有的命令，都由皇帝来下。其次，六部里头的尚书侍郎虽然是名义上的上下级，但他们要是意见不合，却都有向皇帝上奏的权力，这么一来六部虽然是中央机构，可它非但指挥不了下级，连自身都指挥不了，谁来指挥？皇帝。地方上也一样，总督比巡抚高半级，但都能给皇帝打报告，所以俩人掐起架来也只能请皇帝来做裁判，如此这般，皇帝就真正成了全国的独裁者了。

    而清代君主独裁的最大看点，还要数军机处和密折制度。

    军机处产生自1729年，顾名思义，它本来是雍正皇帝就秘密军务成立的一个小班子，后来因为效率高，就沿用下来。然后，起草谕旨、敕令和诏书这些本来属于内阁的活，就转移到了军机处。军机大臣作为皇帝的亲信幕僚，每天至少与皇帝见面一次，就军务、边防、度支、税收和外交等各个方面提建议。

    “密折制度”，即“寄信上谕”。清代政府的最高命令称上谕，又分明发上谕和寄信上谕两种，其中明发上谕由内阁拟好，皇帝看过，再由内阁转交六部，但这都是些不要紧的事情；要紧的事情，由皇帝从军机处直接寄给受命令的人，其他人谁也不知。

    钱穆认为，从汉到明，中国是一种士人政权，政府掌握在读书人手里，而读书人既不是皇帝的私人势力，也不是一个固定集团，因此这个政权是公开、开放的。而到了清代，作为皇帝私人秘书的军机处加上密折，就构成了一种秘密政治。这种权力集中，也就成为了满族作为“少数人”却可以统治“大多数”的制度基础。

    从官员人数上看，除了道、府、县这些地方长官都由汉人担任、理藩院只有满人和蒙古人担任以外，其他所有官职，看上去是满汉平分的，“满-汉”二元达到了公平。实际上，权力的分配与军机大臣和皇帝的亲疏成正比，而皇帝一般都信任满人胜过汉人，于是大量特殊和机密的使命都委派给满族军机大臣。

    事实上，在太平天国以前，清代的军政要职都由满人担任，汉人在清朝头两百年带满洲兵做大将军的，只有一个岳钟麒。而25岁的和珅却能在两年之内从御前侍卫升上军机大臣，如果他不是满人，这是不可想象的，怪不得清末革命者邹容说，“汉人必由翰林出身，始堪一拜，而满人则无论出身如何，均能资兼文武，位裁将相，其中盖有深意存焉”。

    及至最后时刻被迫立宪政改时，清朝还曾于1911年演出过一台“皇族内阁”的临终丑戏，彻底暴露了其死也不想开放政权、视国家权力为一姓私产的反动面目：13名内阁成员中，满洲贵族9人，汉族官僚4人，而满洲贵族中皇族又占7人！

    著名学者王亚南就此曾写到：“假使当时中国的统治者不是异族的爱新觉罗王朝，而是同族的什么王朝，那么，在社会转型当中就少了一项种族间的猜忌与倾轧，也许比较容易实施像日本那样的立宪步骤”。

    中华帝国是一艘陈旧而又古怪的一流战舰，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中，代代相继的能干而警觉的官员设法使它漂浮着，并凭借其庞大与外观而使四邻畏惧，但当一位才不敷用的人掌舵领航时，它便失去了纪律与安全。它可能不会立即沉没，它可能会像残舸一样漂流旬日，然后在海岸上粉身碎骨，但却无法在其破旧的基础上重建起来。--马戛尔尼，1794

    “部族政治”对清王朝的自我杀伤

    所以，如果你梦想做清代的皇帝，你得先掂量掂量自己的精力。“朕即国家”的另一面是，万事都由你做主，你得多忙呀。光奏折，每天你得批百来份；然后你还是最高法庭，案子你都得过一下；你还是宗教首脑，你要祭拜天地孔圣人封达赖喇嘛；你还要做学术工作，四库全书编完了都得送你给看一下，殿试由你主持，有时你还要去国子监讲课……

    所以，在清代，皇帝能不能干，就决定国运昌不昌盛。康熙、雍正、乾隆能干，就是康乾盛世；嘉庆、道光算是才智平庸；咸丰也一般，国家这时开始蒙耻；同治、光绪都是小孩，权柄由慈禧掌握，历时近半个世纪。慈禧不是庸人，堪称多谋善断，但她不得不受制于时代与个人见识，等到慈禧完蛋，大清的阳寿也就被折腾得没剩下几天了。

    而整个清代王朝的衰竭，也许就是从乾隆65岁那年遇人不淑开始的。

    话说1775那年，65岁的乾隆遇见了25岁的和珅。当时和珅只是一个御前侍卫，应役在大内抬轿。一次乾隆出行，走到一半发现少了仪仗，大怒，左右皆震慑，和珅却应答如流，令乾隆异之。

    和珅就此交上好运，之后一年，这个年轻人到了户部侍郎，再过两个月后升任军机大臣，接着一个月后荣升内务府大臣。到27岁时，和珅就有了在紫禁城里骑马的特权了，这种殊荣一般是给那些年迈走不动路的极品勋臣的。后来，和珅又执掌户部和工部，40岁时迎娶乾隆最小的女儿。

    随着和珅扶摇直上的，是清代吏治的败坏，他建立的庇护制网络，渗透到各省官僚特别是军事部门之中。而围绕和珅的庇护网络，亲属关系、同乡关系，到师生关系、上下级官员关系等私人关系渗透进非私人的政治制度中，不仅破坏行政效率，也成为腐化的根源，这与和珅的贪腐，又互为表里。

    和珅的好运一直交到1799年乾隆驾崩为止，他的倒台见证着乾隆朝最后年月的体面丧尽。嘉庆抄查其家产，总值达8亿两。清代国库在1777年达到鼎盛时，年终结余亦不过8182万两。

    乾隆末年，循吏、清官几已灭迹，贪墨之徒充塞中外。当平庸成为主基调时，也就是官场上下利用权力埋头捞钱的时候了。及至道光时期，鸦片走私以新的时代形式，再次极大地败坏了晚清官僚政治。

    其实，和珅式的“权力决定财富”方式，不过是“部族政治”在经济上的表述。皇帝以“天下公主”的名义集中一切资源（土地、财富、知识、权威等等）时，这些资源就都被“权力化”了，而这种“权力资源”的“代理人”，就理所当然是和珅这些“部族政治”的得益者咯。

    如学者王亚南所言，真正使晚清官僚政治“把一切弱点暴露尽了，一切丑丢尽了”，以至于成为“中国官僚政治史上结局最悲惨”的，还是清代官僚政治的另一层结构--满-汉二元体制。

    “满—汉”“中央—地方”两个体系的破裂

    “部族政治”的一个命门在于，由于满人的任命不能进入道、府、县等地方上的基础政治，这就要求地方不能够拥有力量，否则满人王朝可能会遭到覆灭。而太平天国这场叛乱，恰好调整了“满-汉”二元结构的力量对比。从此，汉人在官僚行政中得势，亦令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焕然一新。

    曾国藩正是这种风云际会的集中见证者。1852年，太平军叛乱初起时，他还只是吏部侍郎，正在湖南老家为母亲守孝。由于太平军席卷湖南，于是朝廷任命其为“团练大臣”，要求他在湖南组建一支团练。团练是八旗兵和绿营兵这两种中央武装以外的地方自卫体系。当时，抵抗太平军的主力，仍是南京东郊的江南大营，和扬州城外的江北大营，团练充其量不过是辅助力量。

    但曾国藩很清楚，绿营和团练，都不是太平军的对手，如要有所建树，必须超越皇帝的命令组建一支新军。于是一支湘军，便以类似“戚家军”的军制、以共同地方背景的基础、灌输以“维持名教”的使命感，建立起来。

    事实上，湘军的本身，就隐含着对清帝国权力的高度颠覆性。清代的军队，如旗兵和绿营，从来都直属中央政府，曾国藩的湘军，却因为士兵都由将佐招募，也只对官佐效忠，而不知有中央。这实际上是成了地方上的一支“私家军队”。

    湘军的军饷用度影响了清制。湘军薪饷很高，普通兵士每月饷银达4两半银，是一般家奴的十倍。面对这笔巨额军饷，地方上就要有固定的财政支持，首先是卖官鬻爵的收入，不久就有更大的来源--厘金。厘金1853年开征，是对存货、运输途中货物或茶叶等产品按价征取的商业税，金额稳定，数目很大。曾国藩的湘军先后征取过湖南、江西、湖北诸省的厘金。这么一来，地方就慢慢拥有财政权。

    1860年5月，江南大营的再次瓦解，成为清代历史的拐点。这意味着南京以东的清朝正规军被全灭，曾国藩和他13万湘军成为朝廷唯一的依赖。6月8日，曾被任命为代理两江总督和钦差大臣，拥有指挥长江下游地区军事的最高权限。

    在形势所迫下，“部族政权”终于网开一面，让一个汉人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这是清代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事情。

    这种“网开一面”，因为曾国藩的用人而继续扩大。1861年，曾国藩举荐李鸿章为江苏巡抚，1862年，左宗棠被任命为浙江巡抚。这些都是汉人。事实上，曾国藩的私人幕僚和将官班底成了输送行政才干的温床、管道，其中涌现出许多一流地方官员，他们在19世纪后来的年代控制中国的军政大权。

    1864年7月19日，南京陷，17日后湘军解散。但在此前，曾国藩已按湘军形式创建了淮军，淮军的继续存在，使得曾国藩的权力传递给另一个汉人--李鸿章。日后，李鸿章身为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在1870-1895年间乃是中国实际上的“首相”。

    曾左胡李等汉族名臣，终于守得清代中兴。但如乾隆末期的极盛隐藏衰败的因素一样，中兴也埋伏着终亡的阴影。满族君主政体与汉族上层分子中的领袖人物融为一体的这个保守联盟，本身就是对“部族政治”的颠覆；王朝在苟延的同时，政府的权力也从满人慢慢转到汉人手上。

    太平军叛乱平定以后，中兴名臣尽成封疆大吏，后来，淮军渐变为练军，练军中著名的还有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和张之洞的自强军。地方上从财政到用人再到军队，都有了自己的权力，以省为单位新体制框架慢慢形成了。而“私家军队”这种军阀特征，尤其成为了“部族政治”的挑战因素。

    既然满不驭汉，中央不驭地方，“部族政权”的戏，就渐渐有心无力。待到1911年武昌新军擦枪走火，各省相继宣布独立，而袁世凯又不能完全受中央节制的时候，大清皇朝终于就垮了台。

    （参考资料：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谢和耐：《中国社会史》；钱穆：《中国历代政治的得失》；吕思勉：《白话本国史》；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 原载: 维权网； 《观察》刊登日期： Sunday, November 07, 2010

华夏快递 : 北大教授夏业良遭举报“反党反社会主义”·

记者：陈苏

北京大学知名教授夏业良遭学生举报，说他在授课过程中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但学院领导表示不知情。与此同时，夏业良教授说，他的人身行动自由最近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

夏业良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领导找他谈话，说有学生反映他“反党反社会主义”。他解释说，在讲课过程中他谈到中国与其他国家在专利发明数量上的差别时，提到台湾，引发了一些误会。

*因台湾而起的反党帽子制作过程*

他说：“我当时列举了很多国家，我说：韩国、以色列、新加坡、台湾、芬兰、比利时等，我当时想说的是：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但在专利数量上还不如一些小的国家。如果严密一点讲的话，应该讲‘小的国家或者经济体’，但是由于讲课时不是能像念书那么准确，加上‘经济体’这几个字。但是大家都知道，凡是学者，经常看国际论文的，在很多国际组织公布的资料里面，台湾都是被列入国别里面的，一长串的名单，没有说台湾是个地区，把它单独列出来。”

夏业良说，每年有大批中国学者到海外参加国际会议。在国际场合，没有人公开说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在讨论各种话题时，台湾往往被列入这样一个名单的行列里。他说，他从来没有看到哪位中国学者立马站起来，抗议这种国际间已经习以为常的把台湾列在国家名单里的做法。

但在夏业良的课堂上，当时就有两个人站了起来，打断了他的授课。他们说：“台湾不是一个国家”。夏业良当时停下讲课，向这两个人解释了一下国际间的通常做法。他说，看来他们对我的回答并不满意。

*北大90后新生令教授震惊*

夏业良授课的对象是北大一年级新生。他说，当时上的是开放性的大课，去听课的有400人左右，其中应该有他的270名学生，其余的都是来自其他院校的大学生，也有看上去3、40岁的中年人。

夏业良教授说，他并不认识当时站起来打断他讲话的是谁，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学生还是外来人员。不过，夏业良说，领导表示是学生反映的情况。他说，这令他非常震惊，因为他在北大讲课多年，从来没有发生过有学生告他讲课言论的情况。

夏业良说，能考到北大来的学生都是全国各地所谓的状元，但这批90后学生从小学到高中的成长求学过程是在巨大的升学压力下度过的，除了考试，他们没有时间与精力去学习独立思考，培养健全的品格与人格。

*中国特色：学生告老师思想有问题*

学生告老师，给老师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大帽子在中国的学校中时有发生。近年来比较轰动的一起发生在上海华东政法大学。该校人文学院的杨师群教授在讲课时的言论被某些学生视为是“反革命”。据杨师群本人两年前发的博文说，学生把他告到上海市教委与上海市公安局。

夏业良教授说，自1949年以来，从57年之前的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57年反右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学生告老师的现象直到现在一直存在。他说，中国大学目前存在一个让年轻学生充当告密特务的所谓学生信息员制度。

他说：“学生信息员，名称很好听，实际上就是特务。当然他们不是那种正式发展的特务，只是学校的领导、学生的组织找这些学生，要求他们把同学之间和老师中他们听到的一些不正常的话，或者违反他们的理念的话要及时上报。这些学生信息员会得到经济上的补贴、政治上的信任，将来实习也好、找工作也好都会得到多方面的关照。”

美国之音记者给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负责人打电话，询问是否有学生告夏业良教授“反党反社会主义”，一位接听电话的学院领导说，他并不知情。

*数名学者、律师人身行动自由最近受限*

与此同时，夏业良对美国之音说，自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后这段时间以来，他感到他的人身自由受到更多的监控管制。

他以11月3日警察找他谈话3小时，阻止他去电视台接受访谈为例说：“比如说上次阳光卫视约我做个访谈，是崔卫平对我进行访谈，谈政治体制改革。当时他们知道后就由北大校方给我参加压力，说我不能参加。后来我就同意了，我说我不谈政治体制改革，我去谈经济问题。结果北大校领导倒也没说什么，第二天我一出门，我在我家门口就被三个警察拦住了，不让我走，非要找我谈谈。我说，电视台在等我做节目，你们可以跟我走，但他们非要找我谈，一直到5点，跟我谈了三个小时。”

此外，夏业良教授说，他在11月6日星期六参加财经传媒大会时，又遭警方骚扰。参加这次经济峰会的有中国各个部委的部长级官员和国外的一些官员与学者。 夏业良答应英国一家电视台的邀请，在开完这个会议就去接受该电视台的采访。

夏业良说，有关当局显然通过监听电话得知了此事。他们先是通过北大校领导发手机短信阻止他接受英国电视台采访，于是夏业良答应校领导不去了。

但夏业良没想到，警察竟然闯到会场要带走他：“这个会场由于有很多高官在里面，会场是有严格的保安措施的，没有牌子是不能进去的，结果这个警察非要闯进去，说闯进去的目的是为了找我，要把我带走。”

夏业良教授气愤地说：“我还是一名公民，应当享有公民的权力，但事实上我已经受到人身自由的限制。这种限制人身自由、行动自由的做法毫无法律依据。”

最近以来，人身行动自由受到限制的显然不仅仅是北大教授夏业良。北京电影学院电影系教授郝建受香港中文大学邀请前去参加一个研讨会，他11月8日在北京机场被拦截，禁止出境。维权律师江天勇和李苏滨准备前往美国参加法学界学术交流活动，但10月30日当他们在机场出境时，也被拦截。

报道飙车案．祝刘晓波获奖．
中宣部令成都记者离职

自由亚洲电台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2010-11-12的采访报道〕在西南地区有

影响力的《成都商报》记者殷玉生，因追踪发表河北大学飙车案的调

查报道，本周被勒令“自动离职”。殷玉生对本台披露，是中宣部下

令，除了发表李刚案相关报道，另一个原因是在庆祝刘晓波获奖的聚

会上，有人看到他也在场。

10月中旬发生的“河北大学校园飙车事件”，因肇事司机一句：“我

爸是李刚”，经媒体披露后，在中国民间引起极大反响，而追踪报道

该案的《成都商报》记者殷玉生，本周三在报社的压力下辞职。该报

的一位记者周五告诉本台，驻京记者殷玉生已经离职，同时透露辞职

还有其他原因，“他辞职了，刚刚辞职。”

〔“记”≈记者；“答”≈回答；“殷”≈殷玉生〕

记：刚刚辞职？

答：我听说的好象还有其他事，但是这个事我说不太准确。

记：你们报道的河北大学的飙车案，应该是很轰动的。

答：其实全国所有的媒体都在做了。

记：你们商报好象报道的早。

答：是，是。

记：上面的压力吧？应该是。

答：就是压力啊！连篇累牍、天天在报道。

记：说可能是受到中宣部的压力，报社受到压力，要他转岗或者降

　　薪？

答：这块反而我不太清楚。

而网友对此感到惋惜，认为殷玉生作为一名记者，客观报道了“飙车

案”的事实。记者联系到在北京的殷玉生，他告诉记者，已经离开报

社，“正式离开，前天（星期三）。说是因为我一篇河北大学的报

道，里面他说失实了。”

记：但是网友都认为您的报道是客观的。

殷：这个我也这样跟他们说的，所以当他们降我职的时候我不同意。

　　（报道）是客观的，我都有各方面的证言，多方各方面的证明，

　　我说我的报道是完全符合事实的。

记：那您认为是哪一句报道他们不满意？

殷：他们说我的失实。就是我报道里面学生们告诉我校方封口，不让

　　他们谈论“我爸是李刚事件”，不让他们谈论车祸。认为这一点

　　不符合事实。

10月16日晚上9点40分许，位于河北保定的河北大学工商学院学生生

活区，发生“校园飙车案”，导致两女生一死一伤。几位目击者形容

肇事司机李启铭当时很“嚣张”，下车时“一身酒气”，甚至和门卫

“有说有笑”，还说：“看把我车刮的……我爸是李刚。”引起民众

强烈不满，各省媒体都做了大篇幅报道，结果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宣部

下达了封口令。

殷玉生说，报社找他谈话时告诉他，是来自中宣部的压力，而受到警

告的不仅仅是《成都商报》，“我们领导告诉我，因为这版报道，我

们被中宣部点名批评了，受到上级的压力。好象有几家吧，我不知

道，但是我们那里告诉我，通报了不仅是我们，还有别的媒体。”

殷玉生以报道社会及突发新闻为主，他认为这次离职，虽然报社对他

做了一定程度的补偿，但既是上级下令，重回记者行列，可能并不容

易。他说：“我是有新闻梦想的人，就这个事情只能说明了中国的新

闻现状。官方或者直接说中宣部对新闻的控制越来越严厉。”

记：本来您好象是可以不辞职的是吧？

殷：他说他要求我调职，调离采编队伍，记者和编辑都不许做，我不

　　同意。

对于被要求离职是否还有其它原因，殷玉生直言，与刘晓波获诺贝尔

和平奖有关，“跟诺奖有关系，刘晓波获诺奖，在当天有一些人庆

祝，我在现场，这可能有关系。”

近期，当局封锁维权新闻及人权新闻的例子接二连三，尤其对刘晓波

获奖，访民网上投诉及因强拆引发的群体事件。殷玉生说：“这几个

月都一直是大规模的搜索，控制媒体什么异地采访，宣传报道越来越

多。”

记者登陆殷玉生的博客，看到他报道的突发事件及维权报道，网友非

常赞赏，其中一位网友郝景义，对殷玉生被逼离职，他说：“我是在

网上碰到他，加他（为好友），我看他写的文章不错。那就大家声

援，我现在对中国的公检法有一种仇恨感，现在记者被辞职，律师被

那什么，这事我是相当气愤，我现在看到这种事已经很多了。”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网》2010-11-12；www.rfa.org/

mandarin/〕

内蒙古维权人士高布如特．琴呼被软禁

                         自由亚洲电台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琪薇2010-11-17的报道〕南蒙古民主联盟成

员、维权作家高布如特．胡琴呼已经被有关当局软禁一周。胡琴呼本

周三向本台表示，她目前的遭遇应该和内蒙古异议人士哈达即将刑满

释放有关。

胡琴呼告诉本台记者，11月11号下午她外出散步，刚出楼道门就被两

个便衣阻拦，要求她去辽市公安局科尔沁区公安分局走一趟。

　　“我说：‘你们有传唤证吗？’他们也没有。我说我上一趟网吧

　　吧，把这个遭遇告诉我的亲朋好友，要不然他们会担心的，我一

　　下子消失了。他们不让我去。然后上了他们车里去了一趟公安

　　局。也没什么事儿，到现在为止，公安的哪一个人也没有正面地

　　跟我说过提起过为什么要这样。”

胡琴呼表示，当局对她的监控到本周三已经有一个星期，直到现在她

家楼下还停着两辆警车。胡琴呼说，虽然警察没有告诉她为什么监控

她，但她可以肯定当局这样做，是因为她的同窗好友、南蒙古民主联

盟主席哈达将于12月10日刑满出狱。12年前，哈达因“分裂国家罪”

和“间谍罪”被呼和浩特中级法院判处15年有期徒刑。

　　“15年呀，一天也没减刑。我是在博客上写过，我要去看看他，

　　去接他。他们可能早就把我软禁起来估计是怕我出去宣传吧。”

胡琴呼说，内蒙古之前并不属于中国，直到满清时期才被满族人收

复。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蒙古族的语言和文化严重流失，随

着大量汉人的流入，蒙古人原本的游牧文化更是强行被汉人的农耕文

化替代，造成内蒙古地区生态严重失衡。

　　“比如说我们的五畜，养得家畜被圈起来了。它本来不是那样的

　　东西，它是一个生态系统中的很重要的一个成员，但是被圈起来

　　了。然后草场都分了，用铁丝网圈起来了。这个是不符合内蒙古

　　高原无论是气候还是土壤的。这里只能适合游牧生活。”

胡琴呼告诉本台记者，哈达被关押了15年，她自己也从15年前开始受

到有关当局无数次的骚扰和恐吓，心力憔悴。胡琴呼说，她一直赞同

哈达要求内蒙古的高度自治的政治主张，因为在所谓的内蒙古自治区

里，蒙古族人根本没有任何言论和思想的自由。

　　“第一步我们是争取高度自治；第二步我们是等到中国变革的时

　　候，我们尽量哪怕是把这内蒙古的一部分土地让出去，然后我们

　　蒙古人建立一个自己独立的国家；第三步是全民公决，大家都愿

　　意和蒙古国合并的话，我们可以合并。不愿意合并的话，我们就

　　不合并。”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表示，在辛亥革命之后，满清连

同内蒙古一起成了中国的一部分，这一点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

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社会也表示各个民族有寻求自由、

表达自身愿望的权利。但能否让一个民族从原有的国家分离出去，建

立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在目前还没有一个国际通用的准则。但王军涛

强调，无论如何，有关当局因为哈达发表了一些不同意见就将其判刑

15年，因为维权作家胡琴呼支持哈达的观点就将其软禁等做法，是非

常残酷、不符合国际准则的。

　　“除非她能招致一个直接的严重的政治后果。或者是政治上一个

　　实际的违法活动中一个部分的言论，可以考虑是不是要追究法律

　　责任。而且即使她是一个政治过程一部分，如果她是和平表达自

　　己的愿望。那么，你也不应该镇压她。”

胡琴呼最后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希望有更多的国际媒体能够关注内蒙

古维权人士哈达的境遇，关注内蒙古人的生存状况和人权问题。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网》2010-11-17；www.rfa.org/

mandarin/〕

特務治國「警察國家」的底色：國保

動向總302期（大陸）劉　水

   「十‧一」國慶日，我不知道該慶祝，還是祭奠，抑或詛咒。

     我依照慣例還是給父親──一位六十一年中共黨齡的老八路致電問候。一九四九年他在西北戰地火線加入中共，時年二十五歲，軍齡六年。國慶對於我的全部意義，除了關乎父子情感，還意味著不自由──多年在國內四處躲藏流亡，被限制出境出國。

　　今天，如果不能與六十一年前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宣稱建設自由和民主國家的諾言匹配，那就只剩下暴力勝利者及其後代、中共黨員和政府擁護者的狂歡，與人民無關，更與自由民主無關。常識和良知讓我在二十一年前、甚或更早逃離這支勝利大軍，幸或不幸。

 國保具備超越法律的特權

    國慶節與國保，似乎風馬牛不相及，但在政權邏輯上是一致的，那就是構成「警察國家」的特色，國保、警察、武警和黨軍維護著這個共和國政權的盛大節日，這個日子不是人民自願選擇的節慶。今天天安門廣場密佈的秘密警察，恐怕超過遊客數量。

　　如果你不知道斯塔西，那麼可曾知道契卡？這兩個組織曾是臭名昭著的社會主義陣營東德和前蘇聯秘密警察的別稱，毫不遜色於納粹黨衛隊。其實他們就像魔鬼一樣遊蕩在我們身邊窺探，只不過換個叫法：國保──國內安全保衛的簡稱，其前身叫政保──政治安全保衛。公安部一局即為國保局，省公安廳和直轄市市局下轄國保總隊，地市局和直轄市分局下轄國保支隊，縣市（區）設國保大隊。國保負責組織偵察、處置所轄地區的危害國家安全案件和線索；及時處置影響社會穩定的群體性突發事件和苗頭；打擊、取締所謂反動會道門、邪教、非法宗教等非法組織的活動，查禁非法出版物，防止境外所謂「敵對勢力」、「敵對分子」以及「敵對組織」的滲透破壞活動；及時收集和掌握影響社會穩定的各類情報信息，分析研究敵情、社情、政情動態；加強對秘密力量和信息隊伍的管理工作；負責信息網絡的監管；對重點部門、對象和重點單位開展安保。

　　國保屬於警察系列，他們每天進出公安局大門，但是很少穿著警服，行動詭秘，面目模糊。他們專幹違法之事──這話有些詆毀這些國家公務員，準確地說，他們具備超越法律的特權，可任意剝奪公民的正當權利，但是卻不用承擔任何責任。國安與國保的區別在於，前者不屬於警察系統，一九八三年由「中共中央社會調查部」改制為國安部，專門針對外國派出特工人員，搜集所在國情報。簡單而言，國保對內，國安對外。

 手機、互聯網成最簡捷監控方式

     跟全國許多地方國保打過交道，但更多的國保躲在背後秘密竊聽、跟蹤監控，他們從不會露面。最為恐怖的一次是在二○○六年四月，我的手機被監控，一路從甘肅、西安、成都、昆明、廣州到深圳都遭嚴密監控，中途在成都落地剛剛幾個小時，甘肅國保竄去親屬家，打問我的去向，同時接到深圳朋友報信，國保去她學校和家裡警告別跟我來往；在昆明到廣州列車上，五名警察藉口查毒品，擁進臥鋪車廂，將我所有行李、書本翻遍，用手持電腦查驗身份證，卻沒查同車廂其他旅客，然後揚長而去；我關閉手機潛入深圳僅僅兩天，國保指揮派出所警察，跟蹤至朋友家，然後將我拘捕，稱我撰文誹謗深圳市公安局，審訊至半夜才釋放，交換條件是讓我書寫保證書：必須在三日內離開生活工作將近十年的深圳。他們稱我「危害深圳治安，破壞深圳形象」；又稱不離開也可以，他們每天會去我工作和居住的地方。隨後兩名便衣警察跟在屁股後面寸步不離，訪友辦事他們駕警車載送，終被甩掉。期間我憤於國保的肆無忌憚，致電深圳市長期監控我的某國保（他們慣用化名）：去公安局跟他談判，被拒絕，他稱你想去哪告就去哪，歡迎去北京上告。三天後我被迫離開深圳。

　　手機和互聯網是最為簡捷的監控方式，當然還有其它秘密方式。對於重點人群──持不同政見者、異議人士、作家、記者、律師、上訪者、宗教人士、NGO等民間組織和群體事件領頭人等等他們認為有違維穩的力量，採用不同的監控和限制方式。他們會去你的家人、同學和朋友處調查──了解經濟收入狀況，與你如何來往，談過什麼，你現在哪裡；甚至剝奪你的工作權利、切斷你的合法收入來源、禁止你出境出國──說你出境會「危害國家安全」。兩年前我隱居南方期間，國安局通過我發表在海外文章和電子郵箱等渠道偵悉互聯網IP地址，然後通知公安局，轄區警察與居委會聯合以查訪流動人口名義登門調查，隨後通過房東轉告實情並威脅房東私自出租房屋未繳稅勒令搬家，稱我是「民叻肿印梗�被迫一年內三次搬家。這已經算是國保比較「文明人性」的驅趕方式。

 國保作為個體非常神秘

     當然國保會發展線人，現在最為時興的叫法為「信息員」──可能是你身邊的每個人，絕大多數人是被蒙騙成為幫兇。必要的時候，國保會非常禮貌地找你喝茶吃飯。他們文質彬彬，措辭得體，甚至會與你主動握手、問好、道別；會給你遞香煙、倒水。但是，他們可能轉眼就會羅織罪名，將你送進監獄；可能去你父母家或兄弟姐妹或同學的單位和家庭調查，我的家人屢屢被國保騷擾、施壓。有人被假象迷惑或出於恐懼和自保，竟會感念國保執法文明，理解他們都是在執行上級命令，從而願與國保交朋友，隨時提供受害者行蹤。國保所做的一切騷擾、迫害和監禁，無非想通過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段，讓敏感人士屈從於淫威閉口或放棄維權行為。有關國保與國安的介紹，在大陸網絡隨處可見，但作為個體則非常神秘，無名無姓，這也正是他們不怕將來受到清算而為所欲為的原因。

國保肆意剝奪公民權利直接構成「警察國家」底色，他們對人性中恐懼、貪婪與無意識的精準發揮和利用，超過哪怕是最為偉大文藝作品的描述。對於國保的迫害手法，除非作為受害者親身體驗──年年月月，時時刻刻，會將正常人逼到拋棄法律等遊戲規則的復仇境地。用文字和影像展示「警察國家」真相和內心最為真實的想法，有太多的局限性。

我，我們，從未放棄對民主自由的追索，哪怕明天國保就找上門。

德國之聲為中國人權仗義執言

動向總302期（德國）彭小明　

 駁斥中國關於人權的謬論

      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第八屆中德人權對話開始，中國副外長傅瑩在接受德國《時代周刊》採訪時不僅不檢討自身，反而批評說西方在人權問題上「用不正確的尺度衡量中國，因為中國畢竟還處於工業化的早期階段」。她還指責西方的人權批評表現出「模式化」傾向和「居高臨下的傲慢」。這番講話遭到德國之聲中文部新任主任吳安麗（Adrienne Woltersdorf）女士的反駁。傅瑩的說法在吳安麗的反駁面前顯得缺乏起碼的常識：法國大革命的時代就發表了《人權宣言》；而那個時代卻僅僅擁有蒸汽機工業。吳安麗斬釘截鐵地表示：人權的本質決定了有關人權的要求就必須是「模式化」的。

　　眾所周知，二○○八年德國之聲電台曾經發生編輯的言論不符合聯邦基本法的爭議，一度鬧到議會召開聽證會調查處理。新任的中文部主任吳安麗不僅及時反駁中國副外長缺乏歷史常識的謬論，而且還以聯邦基本法的人權原則為基準，批評德國政府人權事務專員的錯誤言論。本屆政府人權事務專員是馬庫斯‧勒寧（Markus Loening），此人的表現大大遜色於其前任諾克。吳安麗批評說：德國的人權事務專員勒寧也圍著中國的指揮棒打轉，在記者面前聲稱：「對於處於饑渴狀態的人，言論自由相對來說用處不大，這一點必須要看到。有句話說得十分形象：如果根本沒有餐桌，那麼空談餐桌上的禮儀是沒用的」。吳安麗指出，勒寧的這番話可以理解為：處於饑渴狀態下的人不僅對基本人權不感興趣，而且也因為沒有使用這些權利的機會，從而不該擁有這些權利。

　　這位自由民主黨政治家的話並不讓人吃驚。他自從今年四月上任以來，已經好幾次因在人權問題上令人奇怪的妥協調子而引起人們的注意。他似乎完全服務於政府的經濟利益，只關心不要讓德中關係的脆弱幼苗受到威脅。吳安麗寫道：勒寧拍中國的馬屁讓人感到憤怒，因為二十年以來，中國的人權狀況還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讓人感到擔憂。獨立作家、《零八憲章》的發起人劉曉波被判處十一年監禁；維吾爾族記者海萊提‧尼亞孜因為接受一次外媒採訪而被判刑十五年。中國還是世界上對媒體實行最嚴格新聞審查的國家，每天都在發生警察和保安人員殘酷對待抗議者和上訪者的事件。吳安麗的評論說：「照顧利益集團和讚揚經濟成就，不是人權事務專員的份內之事。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再次有人落入了這一陷阱，富有吸引力的中國市場已經讓眾多民主人士跌進陷阱。應該一再強調的是：人權事務專員不應該為任何一屆政府的利益服務。他必須要為那些例如在中國這樣的國家沒有說話權利的人代言。而這些人在忍饑挨餓的同時，也希望他們能說出自己的觀點而不受到懲罰。」

 　　中國文化自古重視人的尊嚴

　　勒寧先生應當聽取吳安麗的批評，改變態度。作為人權事務專員應該為低人權發展國家的弱勢群體做代言人！勒寧的「餐桌禮儀論」也是完全的胡說八道。中國文化自古以來就十分重視人的尊嚴，恰恰是一黨專制戕害了中國文化的仁的觀念。兩千多年前的《禮記》中就有「嗟來之食」這個成語的典故。齊國大饑荒中，有人在路旁設立賑濟點，恰好走來一位餓得不行了的人。賑糧者不甚客氣地讓他來領取飲食，他拒絕了。他說，我就是因為不吃嗟來之食才餓成這樣的。你這樣不給我尊嚴，我餓死也不吃你的飲食。最後他終於餓死路旁。這個成語故事意味深長，任何人即使沒有餐桌和食物，也應該享有尊嚴，因為人權是高於一切的。

　　自從德國之聲建立中文部以來，歷屆中文部負責人，從崴斯Weiss到馮海音von Hein到張丹紅，乃至合同制記者，都可能成為中國使館和中共統戰部門拉攏、統戰或施加影響的重點對象，其手法不露聲色而十分人性化。贈送小禮品，請吃中國點心，品嚐名菜佳肴，邀訪名山大川，關心子女表現。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當局更加注意海外的宣傳和統戰，宣揚所謂的中國模式，遮掩中共當局的獨裁面目。這類拉攏和收買，出手更大方，更帶文化色彩。與中國官方直接開展人權對話的勒寧先生就更應該謹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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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者──毕研韬：中国传播学者；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　│

│　　　　　　　中心主任、北京三略研究院传播学研究所所长　│

│　◆受访者──茉　莉：瑞典华人作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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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毕研韬，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三略研究院传播学研究所所长

毕研韬（中国传播学者）：茉莉女士，很高兴能就西藏话题向你请教。根据你在西方社会的观察分析，从整体上看，现在欧美社会如何看待西藏问题？精英阶层和普通公民在认知上有没有差异？相对而言，哪些阶层（或行业）对西藏的认识较为客观全面？

茉莉（瑞典华人作家）：毕研韬先生，作为国内的学者，你敢于触及西藏问题这个重大而敏感的问题，孜孜不倦地探询和研究，令人钦佩。我自1993年定居北欧瑞典，从1996年起关注西藏问题。十几年来，我访问了印度藏人流亡社区，多次参加国际支持西藏大会和汉藏对话会议。以我的观察，当今欧美国家从民众到领袖，大都是同情和支持西藏的。这种同情与关注，源于西方悠久的人道主义传统，以及维护正义、帮助弱小和捍卫人权的原则。国际支持西藏运动是一个来自民间的草根运动。

当然，认知的差异无处不在。对西藏的认识较为客观全面的，应当是西方的知识阶层。即使是西方普通民众，由于他们享有新闻自由、信息多元，所以他们对西藏的认知，也比信息被封锁的中国人更为客观全面。

我们知道，国际藏学的历史源头不是在中国而是在西方。在中国解放大军兵临西藏修建公路之前，从印度、尼泊尔翻越喜马拉雅山，比从中国内地进入西藏更容易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西方人比中国人更了解西藏。这一点，可以从西方浩如烟海的藏学著作中找到根据。

毕研韬：中国和西方对西藏的认知存在巨大差异。至于影响因子，我注意到，由于立场不同，不同的观察人士强调的因素不尽相同。事实上，在不同的时空区间内，这些因子的结构会有所不同，只是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了不同的侧面。你认为，在西藏议题上，欧美的新闻媒体、专家学者、政治人物和非政府组织在影响公共认知方面各自发挥什么作用？

茉莉：你说得对，中国和西方对西藏的认识确实存在着巨大差异。其原因一，中国人被官方统一强加的宣传所引导，大都被当局的一家之言洗了脑。而西方人对西藏的了解，来自藏学家、媒体记者、历史作家，以及各种关注人权和少数民族权利的非政府组织，等等。总之，西方的认知系统更分散，更自发，更民间，更多元。

其原因二，中国人是从大一统的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由此看西藏问题，统一本身成为判断的标准。而西方社会则没有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有色眼镜，他们遵循的只是普世价值，因此更能就事论事。

那么，西方人对西藏的公共认知是怎样形成的呢？主要是由于西藏内部暴露出来的问题。从八十年代起，西藏人的多次反抗（中共称之为“暴乱”），都被西方媒体注意到了。当时中国已经开放，中共已经不能再像五十、六十年代“平叛”一样，关门镇压少数民族而不被人知晓。西方媒体自八十年代起可以去西藏采访，他们传回来的报道和录像，引起西方大众的震惊。从此，西方人开始认识到西藏问题的复杂性。西方人不是傻瓜，人家是有思考能力并享受言论自由的人。

毕研韬：2008年当有中国人站出来反对部分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时，有人说中国人被洗脑了，可中国人针锋相对地反击说：认为中国人被洗脑正说明你们自己被洗脑了。我的看法是，中国人没有那么笨，在当今时代已不会被轻易洗脑，正如西方人不会被轻易洗脑。

你在《西方人为什么同情支持西藏？》中说，“西方国家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民意基础，是民主社会中的民意基础决定了政府与媒体的价值取向。”我所关心的是，西方关于西藏的“民意基础”是怎么形成的？民意基础与政府行为及媒体报道之间的互动是不是良性的？这些“民意基础”的可塑性究竟有多大？

茉莉：毫无疑问，中国人不笨，而且很聪明。但请问，目前中国的书店能够出售达赖喇嘛的自传吗？如果中国人被禁止阅读西藏方面的一家之言，他们怎么能够正确判断西藏问题的是与非？即使我这样的汉人的专集《山麓那边是西藏》，能在中国大陆出版吗？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在西藏问题上，西方民众比官方要关注得多。很多支持西藏的活动都是从民间发起的，西方政府倒是比较被动。比如说，美国设立一个西藏问题专员办公室，这看起来是政府行为，其实是民间推动的，是支持西藏的民间人士推动国会议员提出来的。在民主国家，选民的要求使政客不能不有所行动。欧洲的人权活动人士也同样发出呼吁，要求欧盟设立西藏问题专员办公室。

你问这种互动是不是良性的，我认为，判断良性或者恶性，要看以谁的利益为衡量标准。对中国政府来说，西方的民意推动政府行为，他们肯定觉得这不是好事。至于说西方的媒体塑造民意，这就低估了西方民众的智力。和中国比较，西方的民意更自发，更自下而上，更不容易受操纵。

形成西方民意的内在基础，是西方人的道义感和同情心。他们不但广泛阅读，而且去西藏旅行，也去印度达兰萨拉旅行，进行实地参观和田园考察，并与藏族人交朋友。谁想要在当今西方“塑造”民意，几乎是不可能的。

毕研韬：我判断民意基础与政府行为及媒体报道之间的互动是不是良性的，标准是是否推动社会健康发展、是否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我不倾向于从二元对立的“你”和“我”、“官”与“民”的利益关系加以评判。

中国国内的评论者一般认为，“西藏问题”是某些西方国家与中国博弈的一张牌。这是国际政治学的基本常识，只是没有国家概念、不谙国际政治的人士无法看到或不愿承认这一点。我注意到，中国方面十分强调这一点，而境外有人完全否定“国际博弈说”。你认为，哪些因素导致了这一认知差异？

茉莉：我认为，把西藏问题视为西方国家与中国博弈的一张牌，只是中国国内亲官方评论者的看法，不可能是国际政治学的基本常识。即使是国内的民间学者，也不都是持这种看法。

所谓西方同中国博弈的一张牌的说法，同西方有反华阴谋论一样，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打牌总要有目的，但至今没有人拿出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西方国家利用西藏问题同中国博弈什么，目的究竟是什么。其实西方不是铁板一块，特别是在对中国和西藏的问题上，并无统一的政策。

导致这一认知差异的，是某些中国评论者的无知，以及他们奉行的大中国国家主义观念。中国文化历来有阴暗的一面，例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很多中国人不相信西方人会没有目的，他们以己度人，以为西方人要打什么牌玩什么花招。中共官方常常把西方民间的行为，放在国际政治的大框架里，视为“反华阴谋”，做出歪曲性的解读，误导了很多中国人。

这不是说，西方和中国就完全没有博弈。中国的专制制度对世界是一个威胁，西方民主国家希望不民主的中国接受普世价值。过去在冷战中，西方国家也许有过地缘政治或战略的考量。但就今天的西藏问题而言，由西方民间推动的国际支持运动，主要出于他们对弱小民族的同情。

毕研韬：据我了解，流亡藏人的国际公关能力远在中国政府之上。国际上支持西藏的组织分布广、基础牢，而且协作密切。如果单纯从公关作业角度考量，你如何评价中国政府和流亡藏人的国际公关？

茉莉：我认为，西藏问题不是公关能力的高低问题，而是真实和谎言的问题。流亡藏人虽然在公关方面做得不错，但他们的能力有限，就其经济实力而言，完全不能和拥有巨大财政收入的中国政府相比。

财大气粗的中国政府老是被国际舆论批评，并不是由于他们的公关能力差，而是因为他们处理问题所使用的专制手段，例如，武力镇压、遮掩真相、不说实话、不准记者自由采访。这些都使西方人对中国政府缺乏信任感。

现代公关手段可以解决的问题很有限。例如，前年西藏骚乱后，中国当局派出由藏学家组成的代表团，前来欧洲为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游说。他们以事实和数字来“讲真相”，驳斥达赖喇嘛和西方人的“谎言”。但不幸的是，德国《金融时报》记者提出了两个问题：“为什么西方记者不能自由前往西藏报导？大赦国际刚刚提出的被逮捕的1000名藏人下落如何？”

振振有词的中国公关游说客，立刻就哑巴了。可见，公关手段不是万能的金手指，它不能化石为金，无法掩盖一切罪恶与谎言。一个政府的恶劣形象无法由公关手段来改善，只有重视人权的国家才会被世人尊重。

毕研韬：达赖喇嘛每年都会访问很多西方国家，持续吸引媒体与社会的关注。你如何评价达赖喇嘛的个人努力对凸显（highlight）“西藏问题”的作用？在“后达赖喇嘛时代”，流亡藏人应该如何填补这个空白？

茉莉：达赖喇嘛的个人魅力具有相当的作用，他的国际感召力甚至无人可以替代。但是，中国政府以为只要达赖喇嘛不在了，西藏问题就不存在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因为他们忽视了海外流亡藏人民主建设的努力。

几十年来，西藏流亡政府坚持非暴力，不搞恐怖活动，坚持走民主的道路，这些都令西方人刮目相看，因为世界上一些其他民族的解放运动具有暴力性质，西方人认同的是和平、民主的普世价值。由此看来，即使在达赖喇嘛身后，由于西藏流亡政府所树立的正面形象，他们所具有的软实力，流亡藏人仍然将在国际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力。

毕研韬：西方媒体在报道西藏话题时，常常会提到，“1951年中国军队侵入了西藏。”它们使用invade（侵略）这个词。你认为这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公共认知、塑造“集体记忆”？这反映了西方新闻人的什么心态？

茉莉：英文invade是个常用词，比如英美主流媒体都用invade来形容美英军队进入伊拉克。现在美军正在撤出伊拉克，人们仍然称当初的进入是invade。在他们看来，外来军队进入一个未曾进入过的领土，就是invade。

西方人一直使用这个词，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事实。在西方有关西藏的论著中，使用invade这个词是很自然的。在这个词的后面，有他们系统的史实根据和理论根据。许多西方人认为“图博”（Tibet ）在五○年代之前是一个独立国家，要讨论这个问题，就必须进入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在他们看来，这种集体记忆是由历史事实本身及其真实描述形成的。

据斯诺的《西行漫记》记载，红军长征到藏区时，藏人曾热心给红军提供了食宿方便，毛泽东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既然毛泽东可以把西藏视为“外国”，西方人称中国解放军进入西方是“侵入”，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毕研韬：在西方学者中，公开表态支持达赖喇嘛的似乎多于支持北京政府的。你认为其中原因何在？你认为这些支持流亡藏人的学者真正了解西藏吗？他们是否做到了客观公正？

茉莉：西方知识分子对西藏了解得越多，就越加同情西藏。2008年西藏骚乱时，有350位西方藏学家和学者集体站出来，他们以自己的学术专业资格来发言，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对西藏的武力压制。他们说：“我们的专业在于了解西藏的过去与现在﹐文化与社会；对于事态的最近发展﹐我们不能不发出最强烈的抗议。”

我认为其中的原因是，西方学者有研究和调查的自由，他们的研究不受政治约束，只以追求真相为学术宗旨。记得高尔泰先生在其回忆文章中，提到他五十年代在劳改营时，遇见一个精通藏文的中国学者，这位被打成右派的学者私下告诉高尔泰：中共如此对待西藏，藏人决不可能就此屈服。可见，如果给中国学者同样的学术自由，他们也能得出与官方宣传很不相同的结论来。

要判断西方学者是否做到了客观公正，我们要看他们是否做到了兼听则明。西方学者具有兼听则明的条件，同时，他们的研究经费来源是独立的，不像中国学者大都在政府控制的机构里工作，没有独立研究的自由。当然，目前西方也出现了一些逢迎中国政府的西方学者，他们大都和中国政府有利益关系。

毕研韬：国内有学者认为，西方人的“西藏情结”和“香格里拉情结”是西方人误读西藏的重要原因。你强调西方社会的人道主义传统。从整体上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但从国家层面考察，很多国家会把人道主义援助作为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工具。而且细致考量，对不同职业、不同行业的人士来说，人道主义传统的影响力度有一定差异。对此，你有何评论？

茉莉：过去西方人曾经向往过东方神秘的“香格里拉”， 但现在的西方人早已不局限于“香格里拉情结”。由于媒体的发达，关于西藏的著述大量出版，去西藏考察的人很多，他们在了解西藏的现实后，开始关注中共在西藏侵犯人权的问题。

你说很多国家把人道主义援助作为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工具，也许存在这种现象，例如对一些伊斯兰国家的援助。但就支持西藏而言，西方国家是出于人道主义的目的。

中国人总是觉得西方人从上至下都安排好了，觉得他们支持西藏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其实，多元社会有多元的声音，西方实行的民主制度，行政当局和议会都有不同的立场和想法，总统还经常要换届。大家在西藏问题上之所以一边倒，是由于西方人道主义精神一脉相承。

毕研韬：3.14骚乱后，中国政府曾邀请部分西方记者到西藏考察。但我注意到，这些记者撰写的稿件大多是继续质疑中国政府。你能简要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吗？

茉莉：中国政府在2008年骚乱后邀请西方记者考察，是希望这些记者为他们说好话。但是，真相根本就隐瞒不住，例如在拉萨和甘南等寺庙，都有年轻的喇嘛跑出来向记者哭诉，说他们受到怎样的压制。这样的话，西方记者发回去的报道自然不会对中共有利。

按照西方的新闻观，媒体的天职就是监督和批评政府，揭露被掩盖的真相。而中国政府的矛盾与尴尬在于：一方面，他们不能再闭关锁国，毕竟是全球化的时代；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愿意真的开放，老是要遮遮掩掩。这样，新闻的本质——真实性和客观性，就和专制的本质冲突起来。

今年3.14纪念日，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一边倒地支持西藏，这就证明了，不管中共投入多大的资本，其大外宣在国际上注定不会成功。

毕研韬：国内有人认为，“西藏流亡政府”管理的是“虚拟的疆域”，缺乏实际“治国”经验。中国民间有“西藏之水救中国”之说。我个人认为，西藏的战略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北京对西藏的管治模式。这一点海外有些人是不是难以接受？

茉莉：国内人说西藏流亡政府管理的是“虚拟的疆域”也好，缺乏实际“治国”经验也好，都不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给几百万西藏人自由选举的权利，他们会选谁？藏人人心所向的，是中国政府还是西藏流亡政府？

你的看法有道理。过去中国政府统治西藏注重于主权，现在更多地从资源上去考虑。中国是世界上最缺水的国家之一，内地河流大都遭到污染，加上中国内地矿产资源枯竭，由此之故，他们更不愿意放弃对西藏的控制。

但是，不管西藏对中国具有何等的战略价值，中国政府的管治，都不应该同西藏人的自治权利相抵触，不应该同中国宪法规定的民族自治权利抵触。

毕研韬：你认为，解决西藏问题的时机是否成熟？目前的主要障碍是什么？

茉莉：我认为解决西藏问题最好的时机，是八十年代胡耀邦和赵紫阳时期。

在1959年血腥的“平叛”之后，达赖喇嘛逃亡印度，此后，汉藏中断接触近二十年。在毛泽东执政时期，汉藏谈判完全没有可能。七十年代末毛泽东去世后，继任的中共领导人着手拨乱反正，对西藏政策有所检讨，与达赖喇嘛恢复接触。

1980年4月，胡耀邦领导下的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西藏工作总结报告”，具有解决问题的诚意。但胡耀邦个人对西藏问题的开明看法，无法在当时保守势力强大的中国实行。不久，胡耀邦就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八十年代末期，以赵紫阳为首的中共开明派执政，宣布愿意与西藏人谈判。但是，中共保守派设置了了种种障碍。一九八九年赵紫阳下台，因此前功尽弃。

直到2002年才恢复中藏谈判，此后的几次谈判大都具有作秀游戏的性质。今天，解决西藏问题的困难更大了。目前解决西藏问题的主要障碍是：中国的政治制度障碍，以及大中国大民族主义思潮。

毕研韬：你个人对解决西藏问题有何建议？解决“西藏问题”的突破口究竟在哪里？

茉莉：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西藏问题不是一个孤岛》。该文的结论是：西藏问题不可能是一个孤岛，它必然与整个中国的命运相连。西藏人其实并没有太多的选择，他们只有和中国人民一起争取民主和人权。整个中国的民主制度建立起来之际，才是西藏真正自由之时。

这就是我对解决西藏问题的建议：改变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给西藏像香港一样的自治地位，真正实现宪法承诺的少数民族自治权利，

毕研韬：谢谢你接受我的专访，你的分析让我对西藏的认识更加多元。我越来越感觉到，在西藏问题上，立场已成为决定一切的要素。亲北京和亲西藏的人士都竭力为自己辩护，同时对对方横加指责。其实，双方都只是看到了问题的某些侧面。我的看法是，只要立场不中立，观察、分析和结论就不会客观公正。在西藏问题上，各方有无可能超越自身认知的局限，这正是我目前着力思考的课题。

（作者赐稿。本文系国际战略传播学会“中国与世界”系列专访之一。感谢爱尔兰华人作家喻智官医生协助采访。原载《北京之春》2010年10月号。）

见证西藏流亡社区的民主选举：已经非常成熟

陈维健（新西兰）

在大洋洲的纽西兰有一位华人的国会议员，他在博文中洋洋洒洒地痛

骂达赖喇嘛要将西藏，回复到奴隶社会。当然这一思想并不是他的独

立见解，而是如数地拷贝了中共对达赖喇嘛的辱骂，然而中共对西藏

社会长达五十多年的专制统治，于此同时印度的西藏流亡社区却在一

步一步地走向民主，几十年来，已成熟为一个不输于任何一个西方民

主的社会。二○一○年十一月初，我踏上了地处印度北方的达兰萨

拉，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见证了二场民主选举。一场是达兰萨拉地

方行政长官和达兰萨拉区议会的选举。另一场是西藏流亡政府最高行

政首长总理的初选。

十月十日我到达兰萨拉，在进入市区时就有装着高音喇叭的吉普车，

在街道上来回呼叫通知市民们不要忘记明天上午的选举。达兰萨拉的

市民基本上都从事商业活动，宣传车几趟来回可以做到家喻户晓。我

在街道上闲逛时随处可见候选人的竞选广告，当然这些竞选广告仅仅

是一张A4的打印白纸，与西方社会的竞选广告牌无法比拟。十一日上

午，我从下塌的旅馆苏醒过来，呼唤大家投票的声音传进窗来，我从

阳台上望去，有人背着电喇叭在呼唤着，一此赶早投票的人已经穿着

节日的传统服装走在街上了。投票点设在大昭寺，当我们赶到大昭寺

时，大昭寺中心广场登记投票的桌子前已排起了长龙，人们脸上的表

情平静中有一份喜悦。选民们拿着绿卡，由选举工作人员合对选票，

然后发给选民们二张选票，一张是白色的是区议员的选票，一张红色

的是行政首长的选票。拿到选票的选民们到用布帘隔开的填写处画下

他们心仪的候选人。那些没有文化的选民，则有专门的服务人员帮助

填写。选民们在填完选票后将选票折叠起来分别放进二只绿色的选票

箱。大昭寺整个上午都是川流不息的选民。在投票现场有记者随机采

访那些投完票的选民。有许多到大昭寺的外国游客，也纷纷拍照记录

着这个西藏流亡社区的选举。

十一月十二日上午，在达兰拉的流亡政府外交新闻部召开新闻发布

会，新闻发布会将公布西藏流亡政府总理和议会初选的结果。由于新

闻的重要性各路传媒早早地到达了现场。十时正本次选举委员会的三

名主任委员到达了现场。选举委员会也是通过民主程序产生的，候选

人是由各区提名，最后交由藏民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确定，有着不

容置疑的民主性和权威性。委员会主席首先向大家通报初选情况。据

选委会统计，这次初选投票率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比桑东仁波切当

选总理的这一次大选百分之七十高出了十个百分点。表明藏人流亡社

区的民主更进一步，从投票率这一点来看已远远超出老牌的欧美民主

国家。委员会还向媒体表明，这一次选举所碰到的一些重大问题，比

如在尼泊尔的藏人流亡区遭到尼泊尔政府的干涉，有二个选举点的十

八个投票箱被警方抢走，从而使三千多选票中有多达一千多张选票成

为废票。在不丹七个定居点所有的选票在投票结束后，由于不丹政府

不让这些投票箱寄出，而导致不丹定居点的所有选票全部成为废票。

委员会主席表示，尽管如此，但是我们不要为此对尼泊尔政府和不丹

政府抱有敌意，因为他们是在中国政府施压下这样做的。

流亡社区的选区是以传统的三区，安多、康区、卫藏和加上一个特殊

的选区寺院组成的。国会议员的候选人推荐名额不限，总理候选人推

荐名额各选区为20人。这次总理初选结果有6名候选人成为下次终选

的候选人，美国的洛桑增格22489为最高票，其次是美国的哲通南杰

12319。达兰萨拉的副议长嘉日卓玛2733.票，欧洲的扎西旺堆2101

票。美国的洛桑晋巴1545票。玛索日的索南杰多605票。最高票的洛

桑增格，是在印东大吉岭难民区长大的孩子，是流亡藏人的第二代中

的姣姣者，以杰出的成绩留学美国成为哈佛大学的博士生，从选票的

高额领先来看，洛桑增格当选为下一届总理几乎没有什么悬念了，当

然最后确定还要等待到明年二月终选。

从二天的选举中，我的感受到流亡社区的选举文化已经非常地成熟

了，流亡藏人已经习惯了民主生活。被中共污蔑为野蛮落后的藏人，

被中共指责一心要回复到奴隶社会的西藏，实际的情况却是在达赖喇

嘛的领导下，西藏流亡社区已经成为一个民主的社区。相对共产党领

导下的中国，不但民主化遥遥无期，连最起码的乡村选举也形同虚

设，中共对此不但没有丝毫的羞耻，反而面对西藏流亡社区民主化进

行封锁、歪曲、辱骂。但是在追求民主化的中国人士心中，西藏流亡

社区的民主化不谛是一个榜样。是对中共称说民主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的最好驳斥，同时也反映中共专制政权逆世界潮流的本质。西藏对与

中国内地而言，不仅仅是藏传佛教在填补着中国民众的精神空虚，其

民主实践更是给中国民众追求民主带来信心。我们要说，西藏流亡社

区能够实行民主，为什么西藏不能实行民主，为什么在中国境内的所

有省份，十三亿中国民众不能实行民主。西藏流亡社区用事实来证明

民主的可行性，也请共产党用事实来证明中国的国情为何不适合民

主。

·············

陈维健旧文：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和社区散记（三）

·小镇上的流亡政府

下了一夜的雪在早晨停了，街道的两旁还有依稀的残雪，而山头几乎

完全被大雪复盖了，显得更为雄伟而又圣洁。寺院时起彼伏的经声晨

鼓，在山谷间回荡，达兰萨拉开始了它新的一天。

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在下达兰萨拉和上达兰萨拉之间的山坳里。一

块高底错落的方寸之地，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已成了一个初具规模

的建筑群落。从沿街的一座富有藏民族传统特色的彩绘牌门进去，步

行不足百余步，迎面的第一幢楼就是我们已经去过的外交新闻部。它

是一个大部委，它的底层附设一个印刷厂和出版社，出版社的名字叫

纳塘出版社，是西藏流亡社区的最大出版社。外交新闻部出版四五种

刊物：有中文的“西藏通讯”，有藏文的“知识”月刊，有藏文的

“自由西藏”，还有西藏网站的“西藏之页”。达瓦才仁和桑杰嘉就

是负责“西藏通讯”工作的。在外交新闻部的顶层是一个非政府的民

间组织，“西藏人权”借用着他们的房间。它的左侧的一幢小楼，是

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这是一个小电台，但却有中英文广播。

挪威曾经是瑞典的属国倍受的欺压，后来独立了出来。因为有着这样

的经历，所以他们特别同情西藏的遭遇。这个电台是挪威三个非政府

组织，为了支持西藏自由而设在这里的。总编贡桑班觉和他的二名助

手达珍和德吉美朵是这个电台的主要工作人员。达珍是一位穿袈裟的

尼姑，她们两位都是在拉萨长大，受的是中文教育。

图片：作者在西藏流亡政府外交新闻部楼外

当我们到达电台访问时，他们热情地向我们介绍了电台的情况。贡桑

班觉说我们的广播，在西藏、青海、云南都可以收到，我们拥有很多

的听众。从电台再往上走就看到了一幢已经是年代久远的二层木楼。

桑杰嘉指着这幢木楼说，这幢楼是流亡刚到达兰萨拉时，是政府最上

层人士住的楼宇。我戏称说，那就是昔日的部长楼了，这已经成为流

亡初期政府领导人生活的见证，已是历史陈迹了。桑杰嘉说如果要说

历史的见证，你看前方右面低洼处的那幢石瓦平房，那幢楼更有纪念

意义。我们趋步向前，在右边的山林低洼处，但见一幢鱼鳞似地盖着

石瓦的房子，差不多被扶疏的树木掩映了。这幢楼曾经是流亡政府的

集体办公楼。我们没有向下走去，但从外观上即能看出屋内的条件。

那儿寒冷潮湿，终年阳光被树木所阻，那里一定漏风漏雨，但却难以

想象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这些昔日在布达拉宫生活优越的噶厦（噶

厦为西藏政府的藏文名）达官贵人，是如何去承受凄风苦雨，如何承

受流离失所的艰辛，如何承受流亡异国它乡的苦难，去担负着六百万

西藏人自由的重任。

因为他们的苦难和重任几乎是一夜之间出现的。当年解放军进藏，已

是大军压境，危在歹夕之时，他们却还在罗布林卡举行一年一度的宴

会，尽情地享受着他们的世袭富贵。当他们亡命于这印度的小山沟的

阴暗潮湿的板房内，他们的心情一定是非常的凄惨。我望着这木板

房，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在心中油然而起。

在这个楼的上方有一幢水泥小楼，它就是流亡政府的审计委员会。桑

杰嘉说，这个机构是专门审查政府部门和官员有无违反财政纪律问题

的，以前属于财政部，后来从财政部独立民出来。我说，这个机构到

是相当于中共的纪委，没想到流亡政府也有这样的机构。再过去就是

财政部了。财政部由于是一幢沿街的楼房，它的下面又是一个卖百杂

货的商店，要不是上面贴着财政部的小牌子，一点都看不出是一个机

关单位。桑杰嘉说原先整幢楼都是财政部的，但是这些年来，财政部

为了搞活经济，就缩减了自己的办公室，把下面一层租出去做商店

了。我说，财政部倒是亲力亲为，先有把自己部的财政搞活。桑杰嘉

说，如果财政部如果不能把自已的财政搞活，又如何把国家的财政搞

活呢。财政部七二年开始，在印度和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社区收税，

每个在这些区域内的藏人都能发到一本“自由手册”。政府对流亡藏

人收税是完全出与自愿，但收税的标准却有规定，六至十八岁未成年

的人，每年收三十六卢比，相当于在印度三四瓶可乐的价钱，十八岁

以上每长一年，就多收十卢比。政府对教师和公务人员，每年所收的

税是全年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对社区的工厂和农业合作社所收的税，

是利润的百分之十五。桑杰嘉介绍说，尽管是出于自愿的，但流亡藏

人的交税积极性却极高。我们外交部住世界各国的办事处是负责收取

所在国藏民的税的，他们虽然在所在国交了税，但还是有意愿向流亡

政府再交一份税。我听了以后真是十分地感动，深感西藏流亡政府在

藏人中的向心力，流亡藏人可以说世界上最好的交税公民了。财政部

除收税以外，世界各国向流亡政府的捐款也由财政部接收。现任的财

政部长洛桑宁扎是出生在印度噶伦堡难民点的，他在流亡藏人学校毕

业后，进入印度昌迪嘉尔大学，就读于政治和经济专业，他曾经担任

过西藏唯一的政党民主党的副主席。是属于新生代，在海外受教育的

藏人。

过了财政部再往前走不多步，我们就到了政府部门的中央区域。在中

央区域有一个不小的广场，广场是由碎石铺就的，广场的中央是一座

葫芦型的藏式经塔，塔并不高，大约和周围有二层楼房的高度相似。

广场的周围，是二层楼极为简易的水泥房子，墙面的石灰粉刷得凸凹

不平。在这样的房舍中，分别有内政部、安全部、教育部、卫生部、

宗教文化事务部。左面楼的底层有铁皮卷帘门处，则是政府部门车队

的库房。广场的正前方是西藏人民议会。我们站在经塔下，面对着这

些在极简陋的水泥房子中的各部委，桑杰嘉一一给我们作了简单的介

绍：他说，内政部主要是安排照顾定居在印度、尼泊尔、不丹的藏人

的生活的。安全部主要是负责达赖喇嘛的安全，和甄别来自西藏的难

民，撑握西藏地区的情况并作调查研究。它设有西藏研究中心，出版

一本双月刊“内部资料”。

教育部统管流亡社区的教育。当年西藏难民刚到印度时，尼赫鲁总理

建议西藏流亡儿童到印度学校受教育。但是达赖喇嘛考虑保存西藏文

化的重要性，拒绝了这一建议，并着手建立了自己从小学到高中的教

育体系，从而使在印度的藏族孩子在受到英文教育的同时，也受到藏

族文化教育，使他们在毕业后又能顺利地进入印度和海外的大学读

书。值得一提的是教育部长图丹热龙，本人也是流亡社区学校毕业的

学生，继而又成为学校的老师和校长。教育部有自己的出版社，出版

自己编写的从一年级开始到十二年级的藏文课本。在教育部的关怀下

流亡藏人社区百分之九十九的孩子都受到教育。我插嘴对正在涛涛不

绝向我们介绍的桑杰嘉说，如果中共知道流亡社区的孩子有如此高的

入学比例，不知有如何的感想。现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孩子的入学率非

常的低，你知道江西芳林小学的孩子们，为了能读书要在学校内制作

爆竹才能入学，而发生爆炸的事故吗？桑杰嘉说，这个事我在网上看

到过。我说，流亡社区的藏族孩子比起中国农村的孩子来要幸福得多

了。桑杰嘉说，教育在我们这里是完全免费的，全部开支由政府支

出，而且还包括生活费用。面对桑杰嘉介绍，我真是感叹万千。

卫生部是一九八一年成立的，是所有部委中成立的最晚的一个部。它

原来是西藏医学历算院，它现在拥有一百十七所医院，其中八所为大

型西医院和六十八所门诊所，其余的为藏医院。它还肩负着传统的藏

医藏药的保存和发扬工作。流亡政府还专门安排我们参观了藏医院的

展览馆和它的制药厂。我在展厅里非常惊讶地发现一张画有男女交媾

到妇女妊娠的整个过程的详细挂图，而这张挂图却是远离科学时代的

公元九世纪的作品。可见藏族对妇女怀孕生子的过程了解，要早于国

际医学。展厅还陈例着不同时期的医用器械显示着藏医中的外科发

展。藏药厂的生产设备也已相当的现代化。这家药厂所生产的药品不

但名扬印度，也名扬了西藏，因为这儿生产的藏药是完全按照配方严

格地配制的，而在西藏很多药厂，为了追求利润而往往不能做到这一

点，而且有许多还是假药。所以凡是到达兰萨拉的藏人，回去时都要

带一点藏药回去，还有很多藏区的商人来此批发，所以目前药已处在

供不应求的善之中。因此制药厂成了流亡政府领导下所有企业中，经

济效益最好的单位。

宗教文化事务部：作为一个佛教民族，它就显得格外地重要。它有一

点象设在罗马的梵帝冈一样，它可以任命世界各地的藏传佛教寺院的

主持，并遣派经师到世界各地去弘扬佛法的任务，同时还负责对西藏

的戏剧和绘画方面的传承工作。在它下面有一个藏学研究所专门从事

藏学的研究。

我们去政府部门的那天，本来按排好议长接见我们，但是那天议长临

时有一个紧急会议，就取消了这个按排。我们也就随意地参观了一

下。议会和前面的几个部一样，是简朴的水泥楼。所不同的是它的大

门有少许彩绘装饰。一进门有一个不大的休息厅，有一个秘书值班。

过休息厅，就是议会大厅，大厅和世界各地所有的议会大厅一样，正

前方是议长席，议员的席位呈椭圆型地排例着。所不同的是因议员的

议席较少，所以席位也少，而且席位制作得也很简朴。议长席的上方

挂着一张达赖喇嘛的像，象征着西藏议会是在达赖喇嘛领导之下。事

实上西藏议会和其它国家不同，它是直接由达赖喇嘛个人的意愿而组

建的。达赖喇嘛到达印度后不久，就开始对其领导下的流亡政府（噶

厦）进行民主改革，以其在藏人中的崇高威信，让习惯于听命于他的

人民开始实行自己管理自己的制度，进行政教分离，推行西方的议会

民主制。桑杰嘉告诉我们说，在西藏的历史上曾经有过类似民主式的

推选首领的记载。在大约公元二千多年前，西藏的雅隆部族是推选一

个外族的人来作为他们的国王的，以此来杜绝内部作弊。

雅隆部族后来统一了整个西藏，这可以说是西藏民主的先河。不过这

个传统却没有继承下来，以后的西藏王都没能通过选举产生。但是西

藏的牧业部落和农村的酋长并村长都一直是通过选举产生的。

目前的西藏人民议会，成立于一九六零年九月二日，这一天成了西藏

法定的民主节。目前的议会由四十六人所组成，它分别代表着西藏三

区（卫藏、康区、安多）和五个教派，分别为宁玛教（红教）、噶举

派（白教）、萨迦派（花教）、格鲁派（黄教）和本教（黑教）。其

它还有三位议席是由达赖喇嘛在教育、卫生、科技方面推荐出的杰出

人士，以及在美、加地区产生一名议员。西藏人民议会至今已历十三

届，本届议长为图丹热龙，副议长为嘉日卓玛，她是来自康区的女议

员，也是西藏历史上第地一位担任副议长的女性议长，在此我们也能

看出妇女在西藏的地位。

在桑杰嘉介绍过程中，我顺着一排排的座椅，抚摸着走了过去。真是

感慨良多。中共一直自夸“和平解放西藏”使西藏从农奴社会，一下

子跃进到社会主义社会，不但跨过了封建主义社会，还跨过了资本主

义社会，使百万翻身农奴当家作了主人。然而实际上中共所谓的社会

主义社会，其性质并不比中共进藏前的西藏社会好到那里去，而且还

更少有自由，无论以前西藏社会有多么的不自由，但是信仰宗教的自

由总还是存在的，而中共进藏后，藏人却失去了信仰的自由，他们甚

至不能去崇拜他们的宗教领袖达赖喇嘛。而在印度的流亡藏人社区，

在达赖喇嘛领导之下，到是成功地实行了制度的转型，从一个政教合

一的集权社会，过渡到了一个民主化的社会。这一排排的座椅，这一

个一个的议席在证明着转型的成果。我想今天我来到了这里，我就有

责任告诉我们的中国同胞们，在达赖喇嘛领导下的西藏社会，比中国

现存的政治制度要文明先进得多。虽然这里的几张简陋的小小议席，

和北京雄伟的人民大会堂无法相比，但这里代表的是真正的民意，那

里代表的却是专制。这里政府的每一个提案都要进过激烈的讨论，被

否决或被通过。而在哪里所有的提案，都是一致的通过，每一只举起

的手，都象是木偶一样被一根无形的手牵引着。我们随桑杰嘉走到大

厅中心的一张桌子旁，他翻开放在桌子上的一块布，里面包着的是一

枚很大西藏的国徽。桑杰嘉说，议会开会时，这枚徽章就会被打开

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西藏的徽章。

参观完议会，我们随着议会左侧的石阶往上走，就来到了闻名海外的

西藏图书馆。图书馆是流亡政府建筑群中最漂亮的建筑物，是以藏族

风格所建造的。彩绘的门楣，株红色的大门，黑色呈梯型的窗框和琉

瓦飞檐。这儿是世界上有关西藏文化方面的书籍品种最为齐全的地

方，世界各地研究藏学的学者们都到这儿来作研究。由于来的人越来

越多，图书馆专门在它的边上建立起一座楼房，供那些到这儿来作研

究的学者居住。我们走进图书馆以后，桑杰嘉向工作员对我们作了介

绍，使我们得以走进图书馆的机要库房，《大藏经》藏经阁。在藏经

阁里我们看到了层层叠叠用黄布包裹好的，放在书架上的大藏经。管

理员告诉我们存放在这里的这套大藏经抄本是最好的一套。除《大藏

经》以外，藏经阁另外还藏有一万余包其它经典著作。为了保存好这

些西藏的文化遗产，室内还装有二架温湿控制仪。参观《藏经阁》

后，我们又到二楼的文物室参观。这里放着历年来从西藏带出的文

物。里面许多唐卡和面俱都有相当的历史。

在图书馆边有一座带有圆柱子的楼，是西藏高等法院。高等法院内除

法官审判席以外，也有陪审人员席和被告席。被告席竟然还带着小木

围栏，它使你感到它虽小而简陋，但它是一个真正的法庭。最高法院

是在九二年三月十一日成立，它由一名大法官和二名法官组成，他们

是由达赖喇嘛提名，议会三分之二以上的赞成票通过任命的。他还有

一个协助的常设的机构“公证会”。公证会这三个人必须是有大学毕

业律师资格证书的。他们的任期也不超过三年。在法律上流亡社区使

用一本《流亡藏人宪章》，最高法院就是对这本宪章作出解释。桑杰

嘉说，由于流亡社区很少有诉讼和犯罪，所以这个法庭实际上使用率

很低。桑杰嘉又说你们知不知道在西藏宗教中有一个小教派，也就是

西藏自已产生的宗教，叫本教，是最古老的宗教，现任最高法院的大

法官嘉德索南桑布就是本教派议员。

高等法院的楼上是内阁部长的办公室，也可以称为总理府了。我们在

临离开达兰萨拉前，流亡政府安排我们和内阁部长作了一次会见。会

见的时间定在三月十一日，上午十一时，即抗暴纪念日的第二天，我

们在达瓦才仁和桑杰嘉二位的陪同下一起前往的。在楼下会客室里，

一位身穿藏服的女子接待了我们，她先让我们在椅子上坐一会儿，然

后打电话到楼上的办公室，告诉客人已到了。秘书小姐示意让我们到

楼上的会客厅稍等候一会儿，部长就会出来见我们。我们随着楼道上

去，由于楼梯没有拐弯呈曲尺型，没有扶手，台阶上也没有防滑条，

所以感到楼梯有些陡险。上了楼即是会客厅，会客厅二面有窗，窗上

有落地的纱帘，中间放着一圈普通的沙发，沙发前面有木制茶几，地

上铺着提花地毯，靠进口处的一面放着一只电视机柜，是用木板钉制

的。厅内左角放着一盆常青植物，右角上放着拉萨市和布达拉宫的的

模型，墙面上是一幅镶在镜框中的大型布达拉宫的照片。我们坐在沙

发上等候部长的这一会儿功夫，我打量着这个客厅，我知道这已是整

个政府楼群中最为“奢华”的地方了。而这一方“奢华”也是为了接

待到访的客人。我们在客厅的沙发上等候不多一会儿，客厅楼道口一

侧的一扇门轻轻地打开了，部长和他的机要秘书从里面出来，我们站

起来向前迎去。桑东仁波切穿着一袭紫红色的袈纱，双臂也裹在袈纱

之中，他那剃度的僧人头上是带霜的发根，他是一位神情严肃，脸部

的线条充满着坚毅，但又不失为一个和蔼的人。他既是一位行政领

导，又是一位高僧，他曾担任过瓦那纳斯高级佛学院的院长，也是

《西藏流亡宪章》的起草人。我们握手介绍后就坐了下来。

桑东仁波切首先代表政府，感谢我们为达赖喇嘛制作了铜像，他说据

达瓦才仁汇报，你们制作这尊塑像是在条件很艰苦，时间很紧迫的条

件下完成的。在昨天的大会上，这尊铜像已经显示出非常重要的意

义，他代表着汉藏两个民族的友谊，相信这尊雕像随着时间的推移，

将会越来越显出它的重要性来。我们也向他表示这些天来，政府各部

门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如果没有这样的帮助，我们也是难以完成这

样的任务的。我们说通过达瓦和桑杰嘉二位的介绍，知道你是西藏历

史上第一位通过全民直选，当选为内阁部长的，为此我们表示祝贺。

我们说，西藏流亡政府，现在虽然还在流亡之中，但是它却成功地转

型为一个民主的政府，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而现在中国却还处在

共产党的专制政体中，从制度上来看，西藏已比中国先进了。而一个

国家制度的先进要比科技的先进更为重要。他说西藏的民主不是人民

争来的，而是达赖喇嘛自上而下的给于人民的。

我说，一个社会能有机会获得自上而下的民主，是一个社会的大幸，

它能使社会在没有什么波动的情况下稳定地进入民主社会。但是中国

却没有这样的幸运，因为中国没有一位象达赖喇嘛这样的伟大的人

物，对中国的政体进行民主改革。而且中共不但不进行民主改革，而

且还经常强调专制政体的好处，认为中国各民族和西方民族不同，不

适应推行民主制，并说要推行民主制也必须当人民的教育水平和生活

水平达到一定的程度后方可推行。你们现在实行了民主制是对这些谬

论最好的驳斥。桑东仁波切身子靠在沙发上，双手交叉着放在膝盖

上，若有所思地说，我感到越是贫穷落后的地区的人民，越是比富裕

和教育水平高的地区的人民越是需要实行民主，因为他们更需要通过

民主制来保证他们的基本权利。从桑东仁波切的谈话中，我深切地感

受到这位高僧对政治民主有着不同凡响的深思邃见。在他凝重的神色

中很少有着笑容，即使在不多的笑容中露出来的笑也显得非常地沉

重。我深深地感到桑东仁波切作为一个流亡政府的行政首长，在西藏

问题依然毫无前景的情况下，他身上的担子有多重大，他的心情有多

么地沉重。而作为一个转世的仁波切，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目的就

是普渡众生，普渡处在痛苦生活中的大众让他们生活幸福。我们的谈

话大约有一个小时，临别时他从秘书手里接过了哈达把它挂在了我们

的脖子上，丝织的哈达很轻，但我感到了它的份量，它不仅仅载着对

我们的深厚的情谊，也载着冀望我们汉民族对他们的痛苦和屈辱所产

生的愿望的理解。

背靠着喜玛拉雅雪山，座落在达兰萨拉山坳中的西藏流亡政府，它已

经是一个较为完整的现代政府了。但是这个政府的建立，所付出的代

价却是它失去了全部的土地。因为它们是在失去土地以后的流亡生涯

中，在体会到建立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府的重要性。当年的噶厦政

府，如果不是闭关自守，顺应时代潮流，以现代国家的方式去改变自

已的政府，使自己有外交关系，参加国际上各种不同的组织，那么也

不会不明不白地，成了它的邻居中国的一个地区，一个地方政府。它

以为这个世界只要天不变（它的达赖喇嘛不变），道也不变，自以为

自己是天神属地，可以不理会世界的变化，以至到了兵临城下还不自

知已到了灭顶之灾。在半个世纪的流浪生涯中，它们卧薪尝胆，终于

开始成熟了起来，建立了一个现代的政府。这个政府，我想它是这个

世界上最弱小的政府，因为它不是建立在自己的土地上。这个政府也

是世界上最艰难的政府，因为它担负着一个弱小民族的兴亡，而所面

对的是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专制政体，它们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不

成比例。但是这个政府不幸之中却有着大幸，它拥有一位世界上最为

杰出和伟大的领导人十四世达赖喇嘛，一个以慈悲为怀，一个以内心

巨大的爱去抵御罪恶的世无英雄。一个政府，一个民族有着这样的领

袖，即使再艰难也是有盼头的，我坚信会有这么一天，这个政府会带

着它流亡的人民，翻越喜玛拉雅雪山，回到他们世世代代生活的雪域

高原，按照他们的生活方式去生活。

·情深意浓

三月十日上午西藏人民抗暴纪念会上，我们将所做的达赖喇嘛铜像献

给达赖喇嘛以后，我们这次来达兰萨拉的主要工作就基本结束了。

（有关抗暴纪念会和敬献铜像的情况，我已纪录在《雪山圣像》一文

内。）会后参加纪念会的民众开始游行，我们本想和游行队伍一起走

的，但由于雨下得很大，达瓦才仁就劝我们不要去了，早一点到他家

去好了，本来说好是晚上到他家去作客的。我们望着挟着冰雹的大雨

和泥泞的山路也没有坚持下去，就随了达瓦才仁一起到他家去了。桑

杰嘉则背着摄像机随着游行队伍帮着我们去摄影了。

达瓦才仁家住的是政府寓屋，就在政府所在地的岗坚齐雄。靠着山坡

是一条长长的水泥房，山坡的一面用石块垒起了一条石墙挡住泥下

滑，由于是雨天，山坡上的雨水沿着石墙流下来，在石墙下的水沟中

形成了小溪，哗啦啦地流着。达瓦带着我们从坡上的石阶走下来，到

了楼前，他撩起门帘推门让我们进去。他的住屋一室一厅，带厨房和

卫生间，屋里没有任何装修，不过这样的条件在流亡政府中，已是中

层干部的待遇了。进了门顺着走廊就是客厅，客厅里沿着墙放着二张

床和一张双人小沙发，中间是一张方型藏桌。进门处的一面，并排放

着电视柜和冰箱，还有一部搁在床上的电话机，是他们家的三大奢侈

品。左面墙上是一只镶在墙上有着玻璃拉门的柜，被改作了神坛，放

着达赖喇嘛的像供着香烛，整个房间显得很拥挤。达瓦让我们坐下以

后，他的妻子扎西就给我们端来了热腾腾的酥油茶。达瓦说，扎西的

酥油茶做得很有名气，你们尝一尝。在我们藏族一个做妻子的能干与

否，要看他的酥油茶做得好不好。我捧着盛着茶的杯子，一口一口热

热地喝着，带咸味的酥油茶香气四溢。我们还吃了扎西做的糌粑，糌

粑粗粗实实的嚼在嘴里香喷喷的。达瓦说，糌粑虽然是我们藏人的主

食，但在印度要吃到它却并不容易，因为糌粑要用酥油和青稞来做，

而印度并不产青稞，这儿的青稞要从西藏进口，所以价格也较贵，酥

油倒是可以用这儿的黄油来做，其实西方的黄油和我们西藏的酥油是

一样的东西，都是从牛羊奶中提炼出来的。我一边嚼着糌粑一边说

道，那么这样说起来糌粑就是西方人吃的黄油涂面包了。青稞面可以

说和西方人的杂粮面包没有多大的区别，在我们纽西兰杂粮面包通常

要比白面包贵出许多。而且咸咸的酥油茶要比西方人的加糖的奶茶更

好，更有益人的健康。

看来藏人身体健康也得益于这二种饮料的食品。达瓦说我到印度这么

多年了，我还是觉得酥油茶和糌粑是最好的东西。来来来，喜欢就多

吃一点吧。他说着有从那大块金黄色的糌粑中又掰出一块分给我们。

我们在喝茶和吃糌粑之间，扎西又从厨房里端出了好几盘餐放在了桌

上。我们说，达瓦真是好福气有这样一个能干的妻子，怎样给你找来

的。达瓦说，这那里是我的本事，我这位妻子是我的老父亲从西藏带

来给我的，她的父母亲都因生病去世了，她被我父亲收养在家，老父

来看我时，就把她一起带来了。达瓦还不无得意地告诉我们说，前些

年，法国电影队来拍片，选上了扎西做演员，可惜演了没几个月，她

怀孕了只好退下来，要不然我们扎西可能成为一个电影明星呢。不过

她仍然得到了一笔钱，你看我们这只冰箱就是这笔钱买的。不过电视

机可是我买的，那是前几年政府给官员加薪，所补发的钱买下了电视

机。电话机是你们汉藏协会的秘书长薜伟帮助我按装的。如果按我的

级别，还无条件拥有电话。有了电话以后我与世界各地的朋友联络方

便多了。以前朋友们给我打电话总要算时差，打到我办公室去，现在

则随时可以打过来了。

我们谈着天时，有几个达瓦家的亲戚进来了，其中一个是他的哥哥，

他哥哥穿着僧袍，是一个出家人。他们和我们打了招呼，达瓦说你们

认识这二位吧，上午在台上给达赖赠送铜像的朋友。他哥哥说大家都

认识他们了，整个达兰萨拉几乎已没有人不知道这二位汉族朋友了。

他们进到屋里去以后达瓦说，他们现在都住在我这里，所以家里就很

拥挤了。我这才想到为什么达瓦家的厅里要放二张床了。达瓦又说，

在达兰萨拉的藏人的家，基本上都和我们有相同的情况，家里总是有

着从西藏过来的亲戚朋友住着。桑杰嘉拍完录相回来了，来的还有一

位达瓦请来的能说汉语的朋友，他是饱读经文的佛学研究院的研究

员，达瓦介绍说，我的这位朋友有一肚皮学问，也有一肚皮坏水，是

一位高阳酒徒请他来给大家增加谈兴。达瓦当着我们的面调侃他，可

见是经常在一起的老友。扎西已在桌子上放满了菜，大家围着桌子坐

在地上。但是我们因刚刚吃过糌粑不久肚子还很饱，所以吃不下什

么。对着这一桌子菜达瓦还说，中午没有准备你们来吃的，只能将就

一下，晚上你们想吃一点什么，扎西到下达兰萨拉去买，扎西说你们

这段时间为做达赖喇嘛像辛苦了，也吃不好。一定要好好地招待你

们，尽一点我们的心意。我们说这么多的菜，晚上不用去买了，达瓦

说那怎样让我们尽一点心意呢。

吃饭间我们打开了电视机，电视里正在播放上午抗暴纪念会的节目。

我们在屏幕上看到了我们在台上给达赖喇嘛赠送铜像时的景象。看到

这样热烈而有温心的场面，我们四个人达瓦、桑杰嘉、维明和我都感

到无比的快乐和温暖，因为这一个月来，我们四个人终于合力完成了

汉藏协会交给我们制作这尊达赖喇嘛铜像的工作，并获得了如此的成

功。我们举着酒杯，心头满溢了汉藏两族人民友谊的喜悦。干杯吧！

我们今天有理由干杯了！看着妻子的达瓦在用眼睛征得她的同意。扎

西那美丽的凤尾眼睛和她苹果一样的脸一起地笑了。干杯吧！今天是

我们家最快乐的日子，这么多的朋友在一起。达瓦卖着乖说，你们看

我是多么地听老婆的话。佛学院的老友也调侃他说，达瓦每次都借着

有朋友来乘机喝酒，他知道这时候扎西是不会反对他的。

我们边喝边谈着，达瓦问我们到达兰萨拉这些日子，你们印象最深的

是什么。我和维明几乎同时开口说是治安。晚上我们从集市走过，摊

位上的货都没有拿走只是用布盖了一下，也不怕小偷拿走，而且达兰

萨拉有这么多的乞丐，偷却不曾发生过，这实在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达瓦说我来了这么多年，也确实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偷盗之类的事，我

只知道有过一次偷窃，这个贼人进了一户人家，但只拿走了那户人家

的一些锅碗瓢之类的东西。达兰萨拉在藏人区可以说没有出过一件刑

事案件。我说从中可见此地的民风之纯朴，这样的君子国，在这个世

界可谓是稀世珍物了。这是不是和这里的人全民信佛有关系呢？达瓦

说，这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佛教有一戒就是戒偷盗。另一方面作为

一个佛教徒，并不视贫为贱，也不看重世俗的财富，他们珍视的是心

灵的崇高，积德更甚于积财。不知你们有否注意到，前些天大乘法院

开法会，在通往大乘法院的路上，都是乞丐，这些印度乞丐也都知

道，达兰萨拉一做法会，他们就可以讨到很多钱了。达瓦又问我们在

德里时，有没有去名胜古迹玩。我们说，德里的那些地方办事处的司

机基本上都带我们去过了。我们这次来印度除工作之外，我们想好了

三件事，一是参观圣庙、二是看舞蹈、三是看电影。这是印度文化三

宝，现在前面二样都看过了，就剩下去看电影了。达瓦说你们想看电

影我们吃完饭就可以去，下达兰萨拉有一个影院，不过条件是很差

的，你们如果不嫌弃的话，我们就去吧。扎西也喜欢看电影，我们在

没有电视机以前经常去看的，现在有好长时间没去了。有电影看我们

当然很高兴，就欣然答应了。

我们起身去看电影时，扎西却已去下达兰萨拉购物了。达瓦说没关系

我们走吧，在集市我们可以碰到他的。我们乘车到了下达兰萨拉，桑

杰嘉和我们先去电影院，达瓦去找扎西，一会儿达瓦回来了，扎西却

没来。我们问有没找到扎西。达瓦说，她不肯来，说要先回去做晚

餐。维明说，我去找她去。一会儿维明回来了，他也没能将扎西带回

来。电影很好看，是一部爱情故事片，但是扎西没能和我们一起看电

影，我们总感到有些遗憾。电影看完天已黑了，当我们回到达瓦家，

扎西又烧好了满满一桌子的菜，令我们感到大吃一惊的，那餐肴中竟

然有一条很大的鱼。我这才想起吃中饭时，达瓦问我们喜欢吃些什

么，我们说喜欢吃鱼，但在印度没有鱼。就这么随便的一句话，没想

到……我的眼框有些湿了。我没有问扎西这条大鱼是何处觅来的，但

我明白在这印北山区，要找到一条鱼的困难。我吃着达瓦为我挟到碗

里的鱼，心中涌动着难以言说的感动，一时竟无语凝噎。诗圣李白

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藏族朋友的深情让我感

动，让我不能忘怀。饭后夜空睛朗，雪山映空，我们和达瓦、扎西告

辞，久久不能释手。

·依依惜别

要离开达兰萨拉了，要与相处了一个多月的西藏朋友分手，对我们来

说是一件沉重而不容易的事，因为些日子我们已结下了难舍难分的情

感。临走前的一个晚上，接待我们的单位，流亡政府的外交新闻部，

二位正副秘书长（流亡政府各部委的部长均以秘书长相称）土登桑佩

和索南达布在西藏饭店贵宾厅设宴为我们饯行，作陪的是这些天来与

我们形影不离的的达瓦才仁和桑杰嘉。宴请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大

小官员一大批，不似中国即使到最贫困的县去，吃饭作陪的都是一大

批大小官员们，突显了一个民主政府的简朴和又不失礼仪的待客之

道。

西藏饭店的贵宾厅并不豪华，但到也不失高雅，一张大餐桌上铺着洁

白的台布，周边的一圈沙发椅也由白布罩着，餐桌上放着擦得银光　

亮的餐具、酒杯。我们到达时二位秘书长和达瓦才仁已在等候我们

了。我们随即入席，印度待者为我们倒了餐前酒，没有什么官式的开

场白，随意地开始了我们间的交谈。刚开始我们还用英语交谈了几

句，但很快我们的几句英语就用完了。仍然请达瓦和桑杰嘉翻译。二

位秘书长英语说得特溜，秘书长是印度德里大学毕业的，他十几岁就

随达赖喇嘛来到了印度，是流亡政府中最早在海外培养出来的干部。

助理秘书长则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一个受益于亚洲的民主政治，一

个受益于西方的民主政治。秘书长说话很风趣，他说到西藏需要改

变，需要现代科学来改变落后的面貌时，说到他小时候，只知道两样

东西是圆的，只就是车的轱轳和念经的转筒。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秘书长问我们这些天来在达兰萨拉有如何的感受。我们说我们这一个

月来可以说无时不感到西藏人民对我们友谊，和政府部门对我们的关

怀。由着政府部门的刻意安排，使我们能在三月十日这样的重要纪念

会上，将铜像呈献给达赖喇嘛本人，并有机会得到达赖喇的关爱和得

到达赖喇嘛赠送的厚礼。同时我们也被西藏人民的友情所包围，我们

到达的每一个处所，都得到了热情的接待，都给我们赠送了哈达，这

样的情这样的意是我们一辈子铭记在心的。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我

们也听到了许多来自西藏的悲惨故事，而每一个故事都是来自于我们

汉民族，来自共产党，使我们有深深地负罪感，虽然我们汉民族也同

样受到共产党的迫害，但这毕竟是我们本民族的事。秘书长说我们老

一代流亡到印度的藏人，确实很多人没有把汉族人民和共产党区别开

来，他们恨汉人，因为他们当年所看到的汉人，就是穿制服的解放

军。他们甚至认为汉人妇女也是腰里佩着手枪的。当然现在从西藏过

来的藏人不同了，他们看到了解放军以外的汉人。他们能够区别汉人

中的朋友和敌人了。你们这次来到达兰萨拉得到藏民如此多的友爱，

就足可以表明，过去那种不分敌友的观念已得到改变。

我告诉二位秘书长说，其实我们汉藏友谊是有传统的。就拿我们家来

说吧，我们的舅舅万友竹当年作为私人医生，就跟随国民党元老，也

是一位藏学家的戴季陶先生，得到当时还只有八岁的达赖喇嘛的接

见。这件事在我们家一直作为美谈，我很想把这件事告诉达赖喇嘛本

人，但因没有这样的机会。秘书长说，那天会上你应该告诉达赖喇

嘛。我说这样的场合，我觉得有所不妥，所以没有说。秘书长说，没

有关系，达赖喇嘛是一个完全不拘泥于这些的人，你如告诉他的话，

他一定会很高兴的。我又告诉他们说，我有一个连襟是一位德国博

士，是一位藏学家，由于他中文说得很好，我们每次把他介绍说成汉

学家时，他都要立时地给于纠正，说他是一个藏学家。他曾经到青海

塔尔寺研究藏学达一年多，后来又到南京大学就读，但由于其在西藏

问题上的观点和中国政府不同，而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他非常热

爱西藏，他的书房里放满了有关西藏的书籍和佛器。九九年他被波恩

大学亚语系派往拉萨参于整理藏族历史的年表索引。如今我们两兄弟

又来到这里持续了和藏民族的这种关系，从我们这个家庭来说，我们

跟西藏民族有着不解之缘。

助理秘书长说，没想到你们这个家庭和我们藏族还有着这样友好的关

系，使我们深受感动。这样的友好关系对我们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在我们交谈中，印度待者不断来回地为我们斟满杯中的酒，并送出道

道的餐肴，添加在我们的盘中。主人们也不断地劝我们多吃一点，多

喝一点。秘书长说你们作为我们的朋友，希望你们能给我们提出一些

意见，因为朋友的意见对我们来说是最为宝贵的。秘书长在说这一些

话时，侧着身子戴着眼镜的脸上充满了真诚，没有一丝一毫官场中的

虚伪。作为流亡政府的高官，我们深深地被他的真诚所感动。我们

说，这些天来和各处的接触中使我们感到有一丝不安和忧虑的事，是

有许多藏人和组织，对达赖喇嘛的和平政策有所怀疑。虽然他们绝对

忠诚于达赖喇嘛毫无二心，但他们有些等待不住了，要想用武力来解

决西藏问题，来获得西藏的独立。我说就西藏和中共的力量对比来

看，想以武力来争取独立是不太实际的。不是说西藏人民没有这样的

权利，而是说力量对比相差太大。另一方面“九一一”以后国际上已

形成了对恐怖袭击的共识，即不管你的事业是如何正义的，都不能以

此方式来进行反抗。如果西藏采取暴力反抗，那么必然会削弱国际社

会对西藏人民的支持。目前西藏得到如此众多的国际社会的支持，应

该是和达赖喇嘛的和平政策分不开的。有人认为达赖喇嘛的和平政策

失败了，一直都得不到中国的回应，但我们不这样看问题，我们认为

中共不回应，不是中共不想回应，而是中共没有办法，没有力量来回

应，它们无法以说理的方式来回答达赖喇嘛的和平政策。中国有一句

古话：叫做以柔克刚。和平理性就是柔，暴力专制就是刚。现在西藏

和中共的关系就是西藏的柔在制肘着中共的刚。二位秘书长都很赞同

我们的看法。说我们会把达赖喇嘛的和平政策坚持下去的。民间有这

样的想法很正常，也不用太忧虑，因为我们的民众是不会不听达赖喇

嘛的话的。

我们这样地谈着，不觉时间就过去了。助理秘书长代表外交新闻部向

我们表示感谢，他说，这样一尊雕塑在印度这样的社会中至少要半年

才能完成，而你们则用了二个多点星期，只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

尊像表达了我们两个民族间的友情。他并对我们这些天来的辛苦表示

慰问。维明表示这次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完成这尊雕塑，也完全和政

府有关部门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这些话虽然听起来有些程式化，但却

是完完全全发自于内心。最后二位秘书长一定要我再说两句，我推辞

了一下说，今天我很高兴能在此畅所欲言，我已说得很多了，如果还

要说的话，我只想说这些天来，你们是真的把我们当作兄弟一样地来

对待，我们深深地感到了兄弟的情谊，这种情谊并没有因共产党对藏

族人民作恶多瑞而受到影响，这说明西藏人民是一个何等善良的一个

民族，我回去以后，一定要把我在这里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写出来

告诉人们，特别是向还带有歧见的我们的汉族同胞。

我们拿起了酒杯，为我们之间的友情干了杯，辣辣的酒在心头燃烧着

浓浓的友情。秘书长拿出了准备好的哈达，把它挂在了我们的脖子

上，助理秘书长把礼物送到我们的手中，我们相互之间紧紧地握住了

手，彼此之间都感觉到了对方的感动。吉普车在崎岖的山道上下山

了，二位秘书长和达瓦、桑杰嘉一直把我们送到旅馆门口，才依依不

舍地告辞。

·后记

飞机在蓝天上飞翔，机身下是悠悠白云，迷迷糊糊中我把舷舱外的白

云和达兰萨拉的雪山连成一片了。我的思绪在重蕴着那雪山下的晨钟

暮鼓，那迎风飘扬的经幡，那道一声扎西达来男人和女人们，以及他

们的故事。我知道这一切都已经不会在我的生命中消逝了，因为我的

心已有了藏族人民的千千结。

二零零二年六有二十八日于纽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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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希翎大姐“回”来了

  祭园守园人

      打开邮箱，是林希翎儿子楼信达两个小时之前的来邮：“林希邻”。他真是不黯中文，连母亲的名字都错打了一字：

    你好,

    我干(刚）到中国，

    带了我母亲的骨灰。

    这是我手机：xxxxxxxxxxxx
    楼信达

     意料之中亦意料之外，热泪禁不住夺眶而出：第一次聆听林希翎大姐就是：“我再也回不来了！”我天涯复天堂的大姐啊，此刻，您终于回来了，终于回到了故国，回到了魂系梦萦的故土！

     人大校友会的问询，纪宝成的花篮，大使馆5000欧元的巴黎葬礼津贴，虽然黑灯瞎火但毕竟还是开了的北京追思会......我知道，这一切都与胡锦涛(当时还是国家副主席）与林希翎大姐那次巴黎握手与祝福有关——“您会活得更好！”

     她终于只能在天涯老病而终！！！

     断断续续轻抚着一个个最后慰藉过她的名字之后.....希望遗骨的一部分归由五一九人葬在北京，希望钱理群先生为她的文集作序,希望两岸普世、故国一统......这是林希翎弥留时在越洋电话中对我挣扎出的最后遗言。那是北京时间的2009/9/20子夜。我即嘱张敏华盛顿电慰，之后巴黎是沉夜——圣卡米拉病房里的大姐再无可能接触到他人。

     中国最后的右派林希翎是巴黎的早晨在孤独与绝望中去世的。

     巴黎—纽约—北京环球鼎祭，天涯归葬其骨于北京，是林希翎治丧委员会与五一九人庄重的承诺。

      手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跃上北大三角地讲坛，是林希翎风云之巅，也是她一生苦难与放逐之由。让大姐以这样的形象与林昭、张志新圣女双雕并列传世，是我赎罪之祈愿。

     远离自由的土地上，我们能践履这样的愿望与诺言吗？

     也是今天，读到在日本发生的一件千真万确的事：

     有人为了装修家里，拆开了墙；日式住宅的墙壁通常是中间架了木板后，两边批上泥土，其实里面是空的。

他拆墙壁的时候，发现一只壁虎被困在那里一根从外面钉进来的钉子钉住了那只壁虎的尾巴。那人见状，既觉可怜又感好奇，他仔细看了看那根钉子，天啊！那根钉子是十年前盖那房子的时候钉的。 
    到底怎么回事？那只壁虎竟然困在墙壁里活了整整十年！黑暗中的墙壁里的十年，真不简单。不对呀？他继而寻思，尾巴被钉住了，一个步子也跨不出的这只壁虎，到底靠什么撑过了这十年？他于是暂时停止了装修工程看看它到底吃了什么!他要一探究竟。 
    过了不久,不知从哪里又钻出来一只壁虎，嘴里含着食物 ...啊！他一时愣住了， 
    这是什么样的情形啊？为了被钉住尾巴而不能走动的壁虎，另一只壁虎竟然在十年的岁月里一直不停地衔取食物喂它。我听了以后，很感动，真的也不去想它们之间的关系： 
    亲子，朋友，异性，手足 ....在人类的社会中随着计算机的普及，人与人获取相关的  信息更快速，但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否也越来越接近呢？......

所以永远也不要放弃你所爱的人！

精神天地相依相拥的尊严的人类啊，更永远也不能放弃面对价值世界的愿望与承诺！

秋雨金菊不老情

——偕倪竞雄谒铁玫瑰园

 祭园守园人

        秋风秋雨，湿漉漉的林昭铜雕胸前晶莹着灿烂的金菊。

      今天，皆逾80高龄的林昭闺友倪竟雄老师与林昭苏南新专同组同学、蒋碧薇甥女程女士，不远千里，从江南来到北京，冒雨拜谒回龙观铁玫瑰园的林昭铜雕。

      林昭挚友甘粹先生及其夫人，雕塑家严正学、朱春柳夫妇、新闻从业者袁凌以及笔者始终陪同拜谒。

       从土改工作队满是虫子的地铺到北大27斋同席共枕的闺友，人间天上一对猫痴：尚未进铁玫瑰园，就见倪老向一只花猫蹒跚扑去，泪光晶莹，口中喃喃——

竟真正猫痴祭猫痴来也！

      破天荒地，铁玫瑰园午宴的主席也终于第一次属于林昭，连同一杯酒、一双筷子、一只不断添加着佳肴的盘子：猫痴与猫痴亲情的沧桑而自然的绵延！尤其吊唁簿上倪老师与程女士这至亲至近、亦谑亦悲的祭辞，对于我，更胜漫天泣地的秋风秋雨，掠心而来！——

林昭：

我们看你来了，很想和你一起再去惠山，去崇安寺，吃糖芋头，海棠糕，鸡蛋饼……这回我们请你吃，不用再把妈妈寄给你的毛背心卖掉啦！喔，此地是北京，应该去全聚德吃烤鸭！我们都是馋鬼，哈哈！

你在那边过得快乐吗？很想很想你。你还在写诗吗？一定在写！我们知道，你一定还有很多很多愿望想写成诗，那些诗，将表达我们民族最美好的愿望，画出最宏丽的蓝图！

重阳节后，我们去了枣地，那份心情，您明白，别怪我们。

我们还去了北海，那里有许多许多流浪猫，悠闲自在，甚至还有点“傲慢”。要是你在，一定会把那只最胖最憨的抓回去养着，你这个猫儿！

倪竟雄   程一瑛

2010/10/18

金菊秋雨，美食蓝梦，猫儿与流浪在天堂的猫痴：铁玫瑰园正见证着地老天荒的不了情！倪大姐与严兄往林昭盘中包蘸着烤鸭的当儿，我已在吊唁簿上噙泪感言：

林昭大姐：今天，我和甘粹老师陪倪竟雄、程一瑛老师特地看您来了。他们与您的深情与至情，令我与严兄柳嫂深深感动与铭怀。您永远属于生活，属于细节，属于人间！

但是，你首先属于精神中国。所以，十月八日的当天，我们就在铁玫瑰园您的雕像前呈献了一束金菊。

在秋雨中，在金菊下，我与严兄柳嫂陪着人间您至亲至近的人们和您欢聚。

正午的“金百万”，主席、敬酒、思念与遥祈，都是属于您的。

秋雨金菊——岂止今天的秋雨与今天的金菊啊！——无涯无际的秋雨，傲然灿然的金菊......良知中国所共见：它们也属于60年纯真不渝的倪竟雄大姐——这位以案几上亡友的遗照、痴猫和一小瓶林昭骨灰牵引着余生日月的耄耋老人，不仅牵引着胡杰《追寻林昭的灵魂》，也不仅牵引着我们铁玫瑰园的东南参与灵魂群；蒋文钦、羊华荣，黄政、张学群，原来还一程程牵引着谭蝉雪《求索》与《林昭.海鸥之歌》的面世！更在今日铁玫瑰园的交流碰撞之间，我有幸直面亲聆：老人依然在痛惜生前“盯陈伟思不够紧”；仍然在寻思着如何追踪穷索冯英子妻有关许宪民真相；依然惦记着林昭给顾雁的那些信；依然忧患着关乎历史低谷与民族精神的林昭传世形象的真实、严谨、系统与完整性......林昭不幸，她遭遇了比秋瑾所处更专制、更混沌、更犬儒的时代！林昭又是有幸的，看今之“秋社三杰”何等傲拔灿然，天地相依！

——也相依在铁玫瑰园此刻的花雨诗梦、泪杯酒歌之间！

是的，此刻我的面前，就是林昭四十年祭手执《灵岩十八祭》守护到龙华枪响时分的那位有些佝偻的、正在哭着的老人，绝不仅为一个摄像头惊散了一群老人四十年后的灵岩歌哭而伤感！“小许（宛云）上午家祭后才赶过来”，倪老告诉我，那天她是孤身一人乘公交辗转上灵岩的。“从来没在林昭墓上像那天那样哭过，林昭委屈，我也委屈啊！”毋庸展开，毋庸辩释，那都是对老人的一种亵渎，亵渎她那不与地老天荒的至纯至真——不肯向世道人心俯就的“当代秋社”啊，是姊妹至情，更是大义担当，一如此刻倪老的絮叨中，我分明听真了菊的傲歌！

蒋碧薇妹妹的女儿程女士一直沉默寡言。惟其如此，题唁林昭时她与倪大姐的字斟句酌、庄严凝重，格外令人感动。尤其还未探徐悲鸿家就现身铁玫瑰园，而直到送二老回到南锣鼓巷南口，程女士才匆匆询及廖静文女士联系办法，更见林昭在其心头之重。

而我虽曾久居猫儿胡同，当年却止步于孙维世的中国青年实验话剧院（？）。猫痴祭猫痴的今日，才知倪老师就读的中央戏剧学院与林昭发配的铁一号居然近在咫尺！

归车平安大道，回首西单迁到百万庄的那座鸿宾楼，正霓虹闪烁。油然想起，就是在此楼，重走五四路的《红楼》人第一次发现林昭善酒，那天吃的也是烤鸭。那是五四38周年的前夕——到今天，整整五十二年过去！于是，眼前的秋雨金菊，心宇的秋风海鸥，倪老人祭辞的人间细节，午宴上的主席杯盘，仿佛交织成了这样的悲怆与呼唤：

还在五四路上的中国啊，拥紧您早已杳迹人间的红楼女儿了吗？！

               2010/10/18夜于北京

怀念李普老师

傅荆原

获悉李普先生逝世，深感惋惜！我从丽江迁回北京之后应当及时去看望李老，却因忙于生计没有挤出时间，悔之晚矣！

李老是我的老师。二十四年前（1986年），我在重庆新闻管理干部学院进修的时候，他给我们讲授《新闻学》。但由于他来讲课的时候正值我在病中，结果我只听到一点尾巴；加之他作为副社长，在新华总社的工作太忙，总是来去匆匆，因而当时我与李老接触很少，只知道他是所有授课老师中年龄最大的。

相隔十九年之后，2005年的春节期间，谢韬（中国人民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的夫人卢玉专程带着我去拜望了李普和胡绩伟（《人民日报》原总编辑）两位老人。他们一位住在头发胡同58号的新华社宿舍；一位住在金台的人民日报社宿舍。我送给他们的，是我的专著《人类向何处去》以及我独自编撰的《生态文明研究通讯》第一、二两期。自那以后，我才和李老续上了中断多年的师生之情。而此时的他，已经迈入耄耋之年（87岁）。

这次拜望之后不久，我又随卢玉女士参加了他们四十年代原重庆《新华日报》老报人的一次聚会（卢玉也是当时《新华日报》的成员）。当年的往事，已经逝去将近一个花甲，他们回味起来依然滋味无穷，其间颇多欢声笑语，但也不免感叹唏嘘。李老说的有一句话，我记得特别清楚。他说：“当年叫我‘小李’，后来叫我‘老李’，如今叫我‘李老’。哈哈，岁月就这么走过来啦！”

一次，李老问我去没去过“大午集团”？我说没有去过，只是从媒体上知道一些。于是他说：“那就去一趟。”

2005年5月上旬的一天，李普老约了李锐老（中共中央组织部原常务副部长）、鈡沛老（鈡沛璋，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原局长），我们一同前往河北省徐水县的大午集团——鈡沛老夫妇和李普老坐一辆轿车；李锐老夫妇和我坐一辆轿车。将近中午时分，我们到了大午集团，受到孙大午先生热情欢迎。在这一行人中，除了我，他们都是见过面的，是比较熟悉的。

孙大午是一位从部队转业回到家乡兴办农产品加工的农民企业家。他所创办的“大午集团”，不仅在经济上给附近农民带来诸多实惠，并且由于他具备相当深厚的儒学功底而在社会风尚和精神面貌方面给附近农民带来积极影响。可是，农村企业的资金来源非常困难——农民的钱本来就比城里人少得多，而国家金融机构只注重从农村吸纳存款却很少贷款给农村企业。很难贷到款，孙大午只好向附近农民借钱。一则由于大午企业的经营对附近农民很有好处，二则利息也比银行高（但绝对不属于高利贷），因而农民纷纷借钱给大午集团。没想到，竟然因此而落下“非法集资”的罪名！关于此事，《南方周末》等媒体做过不少报道，为孙大午鸣不平，但依然无济于事。我们一行来到大午集团的时候，尽管孙大午早已恢复自由，而“非法集资”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

孙大午陪同我们参观了大午集团，又陪我们进餐。孙大午夫妇加上我们一行，正好一桌。席上的主副食品，全是大午集团的产品。由于正逢李锐老八十八岁生日，即所谓“米寿”，鈡沛老夫妇特地带来了一个大生日蛋糕。就这样，我们算是为李锐老举办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寿宴”。

饭后，李普老、李锐老、鈡沛老都希望我写一写大午集团。我回答道：“写是肯定要写，但不能匆忙动笔，要等我抽出时间专门来一趟，蹲上几天才行。”

四五天后，我独自来到大午集团。关于“非法集资”的问题，已经多有报道，我不想去“炒陈饭”，因而将注意力转移到大午社区的民情民风方面。经过四天的多方接触、细致了解，我于2005年5月14日撰写了近万字的《喜看和谐社区雏形——关于河北大午集团的调查报告》，算是给几位老人交了“答卷”。该文后被收入拙著《甘泉论和谐社会》。

李普老听力有所下降，我不喜欢用电话与他交谈，总是到他家里与他促膝谈心。李普老的夫人沈容2004年去世之后，他有些孤独，但依然豪爽、乐观。我去他家，很少谈及严肃话题，主要是聊聊家常、叙叙师生之情，因而往往谈笑风生，像孩子一样与他同乐。我年逾花甲，却没有任何社会保障，连住房也没有。李普老开玩笑说：“你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既无生产资料也无生活资料！”玩笑之余，他多次问及我有什么困难。我都说没有问题，还曾以玩笑答道：“我虽然没有‘社保’，但是有‘朋保’——朋友众多。”

拙著《简明中国哲学精髓》于2007年出了繁体版。我不够满意，决定略作修改之后再出一个简体版。2008年上半年，我请李普老为该著写序。

他说：“我算老几呀？”

我说：“您算老大，因为您是我的老师啊！”

他摇摇头：“不，不，不，老师归老师，在自己涉足不深的领域还是不能随便说话的。”

于此可见李普老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今年十月份，李锐、李普、胡绩伟等23人联名发起关于兑现公民言论出版自由《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公开信》。这是促进民主宪政的有力举措，也是这些“两头真”的老人们“夕阳红”之中的一抹绚丽的浓彩。尽管我明知这封“公开信”最终很可能被束之高阁而不了了之，但我还是欣然地签了名。

李慎之、李锐、李普，是“两头真”的代表人物，被人们合称为“三李”。我深信：“三李”既成之英名必将彪炳史册，“三李”未竟之事业必定后继有人！

由于我没有见过李普老的两个女儿，因而这次李普老逝世没有人通知我。我是从11月12日《周末分享》上程巢父先生的纪念文章上才得知的。

我没能及时前去看望李普老，失去了最后见面的机会，追悔莫及，谨以这篇短文留下一丝李普老的线条，并愿他老人家安息。

（2010年11月15日 于北京）

刘在中：我给广州亚运会算算账

按照官方的说法，广州亚运会共“耗资1200多亿元”。据体坛资深记者估计，大陆这次可能拿到200枚左右的金牌，也就是说，平均为每枚金牌投入6亿元；近来黄金价格暴涨，为每枚金牌的投资规模仍可购买黄金一吨半以上，若将这些含金量99•99的24开赤金铸成金牌，估计举重运动员也扛不回家了。记得上世纪63－64年中苏两党论战时，毛泽东曾经讽刺赫鲁晓夫，要给他颁发一吨重的毛铁勋章，以表彰他搞修正主义；现如今毛泽东的徒子徒孙们“点铁成金”了，勋章重量还有超越，真可谓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了。

与此同时，中共承认按年收入1196元人民币（日均约半美元，大大低于联合国最低贫困线日入1•25美元的标准）计算的贫困人口为3597万人。若将1200亿元分发给他们，人均3333元，可一举脱贫致富，何乐而不为？看来，共产党的面子要比穷人的肚子重要啊！当国人报怨广州亚运花钱太多时，按照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被赚钱”的惯例，当局硬说他们也将会赚得“盆满钵溢”：包括门票、电视转播、广告、专利产品、土地升值等因素综合计算，据说“红利”可高达8000亿元。假设此言不虚，敢为天下先的广州能否将此款捐献出来为全民公费医疗买单？陕西神木试行全民公费医疗以来效果极佳，平均每人每年仅耗资330元，完全是在县财政能力内。若8000亿元惠及全国人民，人均超过600元，可解决近两年的公费医疗开支了，标榜“为人民服务”的当局何乐而不为？

我们的近邻印度，在奥运会的金牌几乎空白，亚运成绩也差。可他们早已解决了12亿人口的全民公费医疗问题。须知，发展体育运动的终极目标是增强体质，公费医疗的宗旨则是拯救生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孰轻孰重，不言自明。如果连小命都没有了，金牌还有用吗？！其实，我也是一个球迷，96年3月曾赴马来西亚观看国奥小子战韩国，但我也是一位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在选择体育和医疗方面，当然是后者。让政治介入体育、把体育竞技无端上升到国家民族尊严的高度来说事，显然是政治家的阴谋，特别是不顾国计民生的大操大办，只能引起国民反感。

广州亚运会开幕前，组委会将面临主会场海心沙岛1200多户居民，动用公安干警强迫驱逐出自己的家园，强行关闭面临会场的窗户，强行开启空房灯光以配合光彩表演的种种作派，以及家中有产妇或生病老人必须留下来时，硬插进安保人员监督，严重侵犯了普通老百姓的基本人权。在高处布置狙击手虎视眈眈，等于是向这里的居民宣战了！《南方都市报》上就有很多有关百姓反对亚运扰民的声音。至于在环市东路一段将原来好端端的花岗岩一律当做垃圾废料全部扔掉重新铺设，纯属败家子作风；免费乘座公交、地铁，则是一场闹剧，1号开始，还没熬到开幕式，就在8号戛然而止了。

开幕式总导演陈维亚虽说满腹经纶，长满艺术细胞的络腮胡，却一直生活在一副苦大仇深农民嘴脸的张艺谋阴影之下。这次好不容易独自担当重任，恰巧与气壮如牛的广州领导一拍即合。故，他们酝酿的方案，处处流露出与北京奥运会争雄、向上海世博会叫板的味道！你有“大脚印”，我有“红棉花开”；你有“东方明珠”，我有“小蛮腰”（广州电视塔），你有黄浦江，我有珠江水……据统计，16万发焰火是北京奥运会的一倍，比10万发的上海世博还多60%，并且空前绝后地多数从“小蛮腰”射出。在大力提倡低碳、减排的今天，我们有这个必要吗？尤其想到近在咫尺的深圳、东莞，很多企业因为达不到减排指标而面临停电损失，禁不住哑然失笑了。

河南塔沟武校近200人在7、80米高空表演的动态造型堪称野蛮的人海战术，为了8分多钟的视角冲击，他们坚持训练了一年零三个月，地面1000多人配合拉“威亚”，年纪轻轻的演员学生不好好读书，每天吊上吊下几十次，有的空中呕吐，有的空中撒尿，一餐饭要啃10 个馒头。央视白岩松说他们共磨透了13万双运动鞋，堆成一座小山。总之，不是人干的活……屡计距离，差不多等于把一个人送上月球打来回，或绕地球几十圈。动态造型本来有模拟刘翔跨栏的表演，可惜空中跑得再快，刘翔已今非昔比了，这块金牌，悬！所以，开幕时临时取消了。如果当局将这些人送去义务劳动的话，恐怕被孟姜女哭垮的长城都补好了。

猛然想到上月CPI又涨4•4%，食品价格上升10•1%，（按大陆很多经济学家的说法，这些数字往往被人为缩小）不由得脑袋发麻，老百姓感觉恐怖。我自己计算自家的恩格尔系数，不是侈谈小康，早已掉进贫民窟了。老伴前晚放弃观看开幕式直播，因为她要去超市抢购菜油，听说队伍快排上公路了；家对门的韩阿姨更夸张，一下子给儿子、孙子买了10来件衣服，因为她听说棉花价格打滚加番，说：“好在衣服还没有来得及涨价，现在买，等于拣了5件”。这，就是流光溢彩的广州亚运会与百姓心态的强烈反差，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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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运会：广州不该仿学上海钳制舆论

作者博客2010-11-10

周筱赟

核心提示

广州市长万庆良在市政协常委会上说，他碰到不少人，一直到现在，一说到广州，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万庆良说应该学习上海人，上海人的自豪感很强，作为广州人，自己要有自豪感，“我们要说广州好。”广州自从学习上海世博会的经验，必须“要说广州好”以后，广州就越来越“上海化”了。

但长期以来形成的媒体氛围，广州媒体有着为了揭露真相而前赴后继的精神，这一点，是广州所有媒体人共同努力争取来的，而不是政府恩赐的。就在离亚运会还有一个月之际，广州老工程师钟吉章在网上发帖揭露地铁三号线北延段的联络通道，施工方在混凝土抗压强度报告上作假通过了验收，如果投入使用，可能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从10月12日开始，广州几乎所有媒体，都在头版大篇幅报道了此事。如果在上海，绝对不可能有任何上海媒体报道，他在上海本地论坛发的帖，也根本不可能审核通过，而他本人，马上作为散布谣言分子，抓到牢里去吃牢饭了。

为了迎接英联邦运动会的召开，印度新德里市政府准备驱逐街头小摊贩，被小贩告上印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判决：“街头叫卖是印度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印度虽然在很多方面不如中国，但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是一个宪政国家。一个没有民主宪政的国家，和一个有民主宪政的国家，相距又何止一百年呢？

上海刚搞完SB会（世博会），广州又马上来了yy会（亚运会）。大概只有汉语的拼音才有如此绝妙的缩写：世博会纯属SB，亚运会完全是yy。我在今年年初（1月21日）上海世博会进入倒计时一百天之际，曾经写过一篇《上海世博至少落后广州亚运一百年》（这篇文章在我的多个博客被屏蔽，目前能打开的网址是：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9672892/），在网络上流传甚广。

我的这篇文章的结论是：“虽然上海的经济总量非常巨大，但从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相比较，从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公共媒体的开放程度而言，上海比广州至少要落后一百年！思想舆论上，上海的严厉管控，让上海已经失去活力。”而与之相比，“广州的媒体氛围和上海完全不同。广州在迎接亚运会的建设过程中，广州的几乎所有媒体都持续不断揭露抨击亚运工程对广州市民日常生活的干扰，甚至连广州市的高层官员，也出来做这样的表态。”这在上海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可惜的是，这种广州媒体、市民批评亚运会的氛围，随着亚运会开幕只剩下几天的时间，几乎完全消失了。而这一套钳制公众舆论的手法，都是广州市政府从上海世博会取经学来的。据7月6日《广州日报》报道，今年7月5日，广州市长万庆良在市政协常委会上说，他碰到不少人，一直到现在，一说到广州，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万庆良说应该学习上海人，上海人的自豪感很强，作为广州人，自己要有自豪感，“我们要说广州好。”万庆良说，政府要引导广州人树立广州人的荣誉感、自豪感、归属感，不能从领导到企业到老百姓，总是把自己的家园讲得不好。

广州市长万庆良跑了一趟上海世博会回来，好的不学，坏的倒是一学就会。上海人确实喜欢只说上海的好，尤其在外地人面前，因为所有的外地，包括北京，在上海人看来都是乡下，当然不如上海好。难道广州市的领导竟然不觉得，广州最值得自豪的，不正是广州人和广州的媒体喜欢批评广州吗？广州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公共媒体的开放，才是广州的宝贵财富。媒体可以相对自由的批评政府，这正是广州媒体的优良传统，才是真正值得骄傲的。我在《炎黄春秋》今年5月号发表的《世博会与亚运会的不同舆论生态》（网址是：http://www.yhcqw.com/html/wenzjc/2010/510/10510185500744F7306BD89K93J99J72DJ.html）揭露，上海当局利用行政权力制造全面表扬政府的舆论环境，为了编造市民拥护世博会，相关的新闻报道甚至不惜违背正常人的逻辑胡编乱造。任何不利于世博会的言行，都要被扼杀在萌芽中；作为上海市民，表态支持世博会成了义务，否则就是不顾大局。

当然，上海也不是因为世博会才如此，其实上海媒体一贯如此。所以我在《炎黄春秋》公开发表的这篇文章里说：“上海没有媒体，只有宣传。”

而广州自从学习上海世博会的经验，必须“要说广州好”以后，广州就越来越“上海化”了。珠江新城封城、二沙岛封岛，全部凭证出入，沿江的居民必须在开幕式当天晚上（亚运开幕式在珠江里的海心沙举行），不能住在自己家中，全部必须迁出，每人给200块钱补贴，除非是老弱病残行动不便者，可以不走，但必须派一个志愿者在家里陪同。还有住在珠江沿线的居民，开幕式那晚要求开灯（给30块钱电费补贴），以配合中央电视台对广州进行航拍。亚运期间，为了保证空气质量，珠三角地区停止房屋装修。

广州市政府最为愚蠢的决定，是从11月1日起，全市免费乘坐地铁、公交和过江轮渡，结果造成公共交通超负荷运行，我有一天有时出门坐地铁，人山人海，简直被挤死了。于是在实行一周后，广州市政府在11月7日晚上9点半召开发布会，宣布从11月8日起，全市取消免费乘坐地铁、公交和过江轮渡的优惠措施，按每个户籍家庭（含在广州居住半年以上流动人员）发放150元现金，集体户口人员按照每人50元标准发放现金，作为交通补贴。难道广州市政府在出头这个政策前，没有进行过可行性论证？完全是拍脑袋的决策啊？现在搞不定了，又匆匆取消，朝令夕改，失信于民。反正现在不取消也被老百姓骂死，取消了更被老百姓骂死。我住的地方离亚运赛场很近，属于重点防范地区，结果居委会的人三番五次来上门查验证件，有一次早上我还在睡觉就来敲门，我干脆就假装没人在家，干脆不去开门了。其它诸如此类的劳民伤财的举措不断，而广州的媒体都不再如此前那样，可以对政府的这些举措肆无忌惮的批评了。

广州现在已经“上海化”了，而香港则早就“大陆化”。所以成龙说“中国人是需要管的”，当权者听了当然高兴。有人说我说“上海世博至少落后广州亚运一百年”是五十步笑百步，因为政府都是一丘之貉。这样说，当然不无道理。既然“中国人是需要管的”，从管控媒体角度而言，任何地方政府都是想把媒体牢牢管住，让他们成天为政府说好话，在加强管制方面，所有政府都是一样的。而广州一直有相对良好的媒体开放氛围，不是他们不想这么做，而是实在没办法，搞不定。所谓“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媒体氛围，广州媒体有着为了揭露真相而前赴后继的精神，这一点，是广州所有媒体人共同努力争取来的，而不是政府恩赐的。很多人好像完全没看懂我那篇文章，认为我在吹捧广州市政府。我分明是表扬的广州的这种为了揭露真相而前赴后继的媒体精神，而从来没去吹捧政府。政府只是在这种前赴后继的媒体精神下没了办法，只能做出必要的妥协。当然，政府能做妥协也应该肯定。这总比恼羞成怒抓记者好多了。而这些，都是上海所完全不具备的。

我举例一个突出的例子，这在上海是完全无法想象的。就在离亚运会还有一个月之际，广州老工程师钟吉章在网上发帖《“冒死爷”爆料：通往2010广州亚运会的死亡之路》揭露：地铁三号线北延段的联络通道，施工方在混凝土抗压强度报告上作假通过了验收，如果投入使用，可能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这或将导致该段线路坍塌，甚至可能堵塞地铁地下水通道，使地铁隧道瘫痪。从10月12日开始，广州几乎所有媒体，都在头版大篇幅报道了此事。这位老工程师自称“冒死报料”，所以被媒体称为“冒死爷”。如果上海有这样一个“冒死爷”，绝对不可能有任何上海媒体报道，他在上海本地论坛发的帖，也根本不可能审核通过，而他本人，马上作为散布谣言分子，抓到牢里去吃牢饭了。

而在上海更加不可能发生的是，在广州地铁公司发表声明称三号线北延隧道结构安全后，广州所有媒体仍然狂轰滥炸，以致最后不得不由市领导做出批示，要求彻底调查。要知道，地铁三号线北延段属于亚运配套工程，而10月12日，离亚运会开幕的11月12日只有一个月了。在亚运前夕，如此重大的负面新闻，也只有广州媒体有勇气和胆识揭露了。最终的结果，我事先估计，应该是调查认为检测报告确实造假了，但经过工程处理，不影响地铁安全。结果就和我的预测一模一样。虽然结局并不能令人兴奋，但这在全中国大陆任何一个城市，都是无法想象的。这是广州的媒体在推动社会进步，这是广州媒体人的执着精神和斗争策略赢得的，而不是政府恩赐的。

但是我为什么突然说“广州亚运会至少落后印度英联邦运动会一百年”呢？其实我在写《上海世博至少落后广州亚运一百年》时，就还想说“广州又至少比香港落后一百年”，“香港又至少落后美国一百年”。只是后来一想香港现在都“大陆化”了，比广州也先进不了多少，而美国和香港的比较，我没有掌握太多的例证，所以也没法说。我一向都是言必有据，从来不说没证据的话的。

但前不久看了关于印度英联邦运动会的报道，其中有一个细节让我想到，我完全有理由说“广州亚运会至少落后印度英联邦运动会一百年”。

据《新京报》10月24日报道，为了迎接英联邦运动会的召开，印度新德里市政府准备驱逐街头小摊贩，印度全国街头小贩联合会在今年6月将新德里市政府告上印度最高法院。经过4个月的法庭斗争，10月20日，最高法院判决：“街头叫卖是人们谋生的一项基本权利，政府需要贯彻一项成文法来规范街头小贩，而非打压。”这意味着，街头小贩赢得了这场官司。最高法院的判决还要求，印度政府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实施相关法律，保护路边摊贩。“到2011年6月30日，必须通过一部法律，规范路边摊贩以及他们的基本权利。”判决书中称，“街头叫卖是印度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

这才叫真正的法治国家，这才叫真正的司法独立！为了保障政府的面子工程，凶神恶煞般的城管驱赶小摊贩，这在中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没打死打伤人，根本上不了报纸版面，而在印度，小摊贩联合起来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不仅受理了，还判决印度政府败诉。“街头叫卖是印度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说的多好！我们中国虽然也有一部宪法，但离真正的宪政还离得很遥远。宪法上很多条文，在现实中都没有落实。这就用不着我一一举例了吧？大家都是明白人，都懂的。

不要说现在离亚运会开幕只有几天时间了，就在好几个月以前，我住处和单位附近的小摊贩（粤语叫“走鬼”）就统统消失不见了。难道是他们自觉维护亚运会的面子，自动下岗了？当然不可能啊。报社附近有个老太太，经常推着小车卖糖水、姜醋猪脚。我觉得姜醋猪脚味道不错，经常找她买。姜醋猪脚她一般卖6块钱，而在超市一样的量要卖15.8。我曾经和人说，她就是靠做掉小本生意维持生计，反正也不贵，就不要和她讨价还价了。她现在卖不成了，怎么维持生计呢？还好亚运会时间短，如果像世博会那样持续6个月，她还不是得去喝西北风啊！这不是广州市政府一家如此，中国各级政府都是这样的治理模式。

11月8日的星岛环球网，转载了福布斯中文网日前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下一个超级大国是印度，不是中国》，作者乔杜里·巴尔（Raghav Bahl）是印度最大媒体集团Network18的创始人兼编辑。这篇文章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的，我是想谈谈另外一个方面，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怎么能成为超级大国呢？一个国家就算经济总量上巨大，还不是和我上文分析上海虽然经济总量很大却丧失活力一样吗？而印度虽然在很多方面不如中国，但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是一个宪政国家，没有这样的政治制度作为基础，怎么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呢？一个没有民主宪政的国家，和一个有民主宪政的国家，相距又何止一百年呢？

2010年11月10日凌晨

辛亥百年风云人物学术研讨会暨先贤臧启芳追思会

照片說明：

1，前排右三帶黑帽子者為臧啟芳：1931年1月天津比利时租界交接典礼，臧启芳時任天津市长。

2，任東北大學校長時的臧啟芳。

2011 年是改变中国近代历史的“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也是辛亥风云伊始的中国现代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经济学家臧启芳先生仙逝五十周年。

 为了发掘与彰显辛亥百年来的卓绝人物以及一些被淹没被淡化的中国精神脊梁，以承亡继绝，返古开新。“辛亥百年风云人物学术研讨会暨先贤臧启芳追思会”定于2011 年 2 月 26 日至 28 日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会议邀请全球各地相关学者、专家和其他志同道合者，共同就辛亥伊始百年来色彩纷呈的风云人物以及其人生经历、社会影响，特别是在推动中国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共和方面的贡献进行研究和探讨。研讨会期间还将举行一个有臧启芳先生后人参与的“先贤臧启芳仙逝

五十周年追思会”。研讨会后，主办机构将出版本次研讨会论文集和臧启芳先生纪念文集。

本次研讨会征集的论文议题包括（但不局限于）：

1 、辛亥百年风云人物之发掘、评述与臧否；

2 、辛亥百年风云人物对人权、民主、共和等观念的启蒙作用；

3 、辛亥百年风云人物历史疑案及考证：

4 、辛亥百年风云人物的后人、亲友的回忆、纪念、考证与研究；

5 、臧启芳与东北大学的发展与变迁；

6 、臧启芳的生平事迹、回忆、纪念、考证与研究。

提交的论文请不要超过 20,000 字，请同时附 300 ─ 500 字的论文概要。研讨会的专题讨论组是以某位风云人物或某项专门研究而进行的讨论。如专家、学者及辛亥百年风云人物的后人向研讨会申请设立专题讨论组，请提交 1,200 字左右的专题提案，以及至少两名发言人的相关论文概要各 300 ─ 500 字。论文作者或专题议案申请人请同时提交个人简介。

对于经审核被接纳的专题讨论，在研讨会结束之后也将出版相应的纪念文集或论文集。提交的论文和专题讨论提案请于 2011 年 1 月 25 日下午 5 时前同时寄达电子邮箱： xzhang@cse.unsw.edu.au 和 xinhai2011@gmail.com 。

如需咨询，请致电：

朱学渊： 1-704-483-6463

臧锡红： 1-647-430-1592 ； 1-905-272-2737 。

 主办单位包括：

《辛亥百年风云人物》编委会；

臧启芳先生纪念委员会；

普林斯顿中国学社 .

2010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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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雪SHENG X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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