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五类忆旧》第十六期

作者：焦国标

好几年前我就发现一个现象：从北京回河南老家，一千五百里，无论坐火车还是乘大巴，沿途几乎看不到树龄超过二十年的树，所见全是小树、幼树。近日几位朋友开车出北京到延庆游玩，跑了二百里山路，除了明十三陵附近有些古树之外，其他路段的山坡上，仍然几乎看不见树龄超过二十年的树。北京西、北两面依山，居京近二十年，去过北京的不少山区，不止是延庆，其他山区沿路你也很难看见脱去稚气的像样的树木。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两次去甘肃天水采访祭祀伏羲大典，对那里连绵起伏的大山印象深刻。一座座山头排向天际，座座山头全被切削成清晰整齐的梯田，整座整座的山头上望不见一棵树，一座连座的大山都是那么光头朝天——视觉非常震撼。我不禁感叹：当年那里的人们要流多少血汗眼泪，才能把那么多的山头全部弄成梯田，才能把那么连绵群山上的树木消灭得那么彻底，执政者需要多么邪性才能驱使民众去完成如此浩大的“改天换地”工程！或者，莫非这一地区自伏羲氏以来就不长树木？

回顾上述个人经历，最近我得出一个粗疏的结论：北中国半壁万里河山，无论山区还是平原，几乎看不到一棵树龄超过二十年的树木（一些古迹遗址或人家庭院里除外）。据此继续推演，我又得出另一个粗疏的结论：中国号称五千年文明古国，若按生长其上的树木的岁数论，莫说五千年文明古国，实在是一个只有不到二十年历史的蒙昧新国。

为什么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山川之上很难看不到像样的大树？以我有限的知识和经历判断，最近六十年的共产极权制度乃是导致这种现象的罪魁祸首。请允许以我生长于斯的村子（河南省杞县焦庄）为例加以证明：

我们这个村子位于黄淮平原腹地，村里六七十岁的老人至今神往当年村头的几十棵大毛白杨树。那时，焦庄的大杨树方圆几十里闻名。大杨树有多大？老人们说：树身棵棵都有磨盘粗。磨盘有多粗？起码三四个人合抱。村里至今流传一个关于这些大杨树的故事。我的一个堂伯父（父亲的堂兄），少年时期曾被老抬（绑票的土匪）抬走。钻看守的空子，少年逃出了土匪的掌握。可是家在哪里？此刻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离家多远。无奈之下，他就近爬上一棵高树的树梢，向四面八方瞭望。在东南方向，他看到了我们村头那些大树的熟悉的树冠，还看到了离我们村六里的瓦岗集（不是山东瓦岗寨）的那座砖塔。少年下得树来，朝着家乡大杨树的方向，一路走一路问，最终回到家里。后来知道，羁押伯父的那个村子在我村二十多里以外。

1963年我降生时，我们村的大杨树已不存在。自从儿时第一次听说大杨树起，直至今天我仍然每每痛惜它们的消失。那么它们是怎么消失的呢？是分两次消失的：第一次是土改时期，长在富裕人家土地上的大杨树，像土地和其他财产一样，被分了，被伐了；第二次是1958年人民公社化、1959年大炼钢铁时期，长在中等人家田地里的大杨树也被伐了，被烧了。从此以后，焦庄的大杨树已不复存在，只存在于父老的记忆和传说里，再过一二百年，恐怕就只存在于笔者的这篇小文里了。

人民公社的二十年里，田间地头是不准长树的，毛说“以粮为纲”，可耕地里长树违背毛的教导。即便个别树木命大运好，侥幸活过人民公社的二十年，1979年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时也都被刨掉。此后这三十年，土地隔几年一变动，每次变动都是树木的大劫。谁愿意让自己种的树木随土地流转到别人手里呢？于是在中国农民是一次动地，在中国大地上的树木则是一场种族灭绝之灾。两千多年前孟子说无恒产者无恒心，两千多年后焦子悟到无恒地则无恒树。

从北京到河南一千五百里几乎见不到一棵树龄超过二十年的树只是问题之一，问题之二是，一千五百里沿途所见的小树、幼树，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那种速生杨树。为什么千里尽皆速生杨？成材快，变钱快呀。如果种生长缓慢的树种，土地流转了，树才胳膊粗，是刨还是不刨？刨吧，纯粹是害性命；不刨呢，不是白忙活吗？

我们村大体上说是南北对称，东西向的主干大街向东延伸就是出村的大路。沿着这条路走三里地，就是北京至深圳的106国道。三里长的乡村道路，路北有一条小河相伴始终。出村不远，临河有我家一块地，弟弟在河岸上种了一排速生杨树，有二三十棵，其中多半已有合抱粗，非常葱茏。这里正是当年我村一些大杨树生长的地方，我想，百年之后这排杨树或许也能棵棵长得磨盘粗。我开始为百年后重现焦庄大杨树的景象而激动，而憧憬！

去年（2010年）秋天回家，母亲告诉我，杨树这几年便宜了，而且越大越不值钱，弟弟栽的大杨树今后恐怕再也卖不上价钱了。我问，那些杨树现在估计能卖多少钱？母亲说，也就几千块吧。我半开玩笑地说，我给他（弟弟）一万块，让它们永远长在哪里吧。当时我只是顺口一说，并未进行这桩交易，也完全没想到这排杨树的死期即将到来！

几个月后的今年四月，我再次回老家，下了106国道，发现与通向我村的那条路相伴的小河被重新挖过，新土覆盖的河岸上一棵树毛也没有了。我心头一沉：弟弟栽的那排杨树命运如何呢？赶紧放眼往村头望，三里长的河岸像天地刚刚开辟一样干净，弟弟栽的那排原本遮住半边天的杨树此时视野里也看不到了。待我心情沉重地走到杨树们生前生长的地方时，但见几十个大树墩晾在河岸上，如同屠场，有的树墩被挖掘机从中抓开，惨不忍睹。

我的企图重现焦庄大杨树景观的梦想就这样迅速地悄无声息地残酷破灭了！

从记事以来，小五十年了，这条小河隔不几年就挖一回。河岸上不管长什么，一旦挖河，全部毁掉，压根儿不考虑赔偿的问题。土地是公家，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无人疼惜，有人疼惜也无用。弟弟正在邻镇当镇长，那天我责问他：“你们这些基层干部，在动土方工程时，为什么就不能考虑一下生长在上面的树木呢？”中原腹地开化有五千年了，我们的村子也有四百年了，出村的这条路上且不说能点缀几棵千年大树，若能点缀几棵百年大树，也该是多么体面，多么福气，多么有历史感，多么令人心醉啊！ 

编本期《黑五类忆旧》时，我搜索到潘石屹先生的一篇博文。潘六岁多时，三爷（爷爷的三弟）被村里的基干民兵抓走，去办学习班。家人让他去给爷爷送馍，民兵班长用枪口对着他，质问他干什么，把他吓哭了，还不敢哭出声。稍大，潘石屹问父亲，那一次为什么把爷爷抓起来，父亲告诉他，县委书记提出要贯彻“以粮为纲”，地里生长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树都要砍掉，爷爷反对，就抓起来了。

潘接着写道，于是小时候地里的参天大树从此再也不见了。潘石屹是天水人。那一年伏羲文化研究会在北京开会，在京的天水名流应邀与会，我与老潘同桌用餐。看到潘的博客，联想起十多年前去天水的经历，原来那里的连绵群山并非从来一棵树没有，而是曾几何时到处也长着参天大树！

天水与中原相距几千里，两地大树们的命运完全一样，遭劫的时间和原因完全一样。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说近百来年，地球生了皮肤病，就是共产极权制度。这个制度不仅是人类的灾星，看来也是树类的灾星；不仅是人类之敌，也是树类之敌。此文完工之际，我又读到樊建川先生的一条微博：“石漠比沙漠还凶恶，地球的癌症，严重到寸草不生。1987年至2005年的十八年间，西南石漠化面积新增四万平方公里，超过海南岛的面积。目 前仍以每年吞没一个县的速度发展。伐木、烧山、开荒、陡坡种粮、水土流失、土层变薄、再变薄、石头裸露、大地死亡。仅仅是人口压力吗？这几十年怎么了？”如此说来，共产极权制度不止是树类之敌，也是整个生物圈，乃至岩石圈，之敌。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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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心伤……………………………………………刘  宇（07）

李树鸣的烈士证………………………………………海  鸥（12）

潘林玉老师……………………………………………博  客（17）

我要入党………………………………………………田桂贤（19）

基督徒忠道……………………………………………马世光（20）

苏南土改乱打杀………………………………………网  文（24）

我是地主崽……………………………………………王耀洲（30）

黄埔五期的大舅………………………………………博  客（35）

家史点滴………………………………………………行  人（37）

爷爷讲土改……………………………………………滇  民（39）

小学校长段绍井………………………………………霜  天（42）

童年记忆………………………………………………潘石屹（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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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卢龙县有一位教员，姓吴，家为富农成分。1947年土改时，他家的三间正房和三间厢房划为他家所有，颁发了土地房产证。1951年村里暂借吴老师的3间厢房使用。1954年初，吴因孩子多，又长大了，住得太挤，就向村里讨要这三间厢房。村干部说：“办初级社了，这三间厢房要作为仓库。”吴老师据理哀求，没人理睬，就找到县里，请求解决。不料，法院逮捕了他，判刑二年，罪名是“反攻倒算，破坏合作化运动”。

《黑五类忆旧》电邮地址：hbw79@hotmail.com

父亲的心伤    刘  宇

1970年冬，父亲最担心害怕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单位的造反派把他揪出来，打成历史反革命，两岁大的我和家人一道“迎接”半夜前来抄家的革命群众。姐姐后来告诉我，家里被那些穷凶极恶的人翻得底朝天，母亲吓得瑟瑟发抖，母亲怀里的我此刻居然不哭不闹，只是睁着大大的眼睛，好奇地看着。

父亲高中时的一本空白笔记本，扉页是一幅木刻风景画，上有一个黄豆大的人影，画下有几个字，曰“领袖在庐山”，是为私藏人民公敌蒋介石画像的反革命铁证。母亲在上海仁济医院工作时的一条床单，上有英文“仁济医院”字样，是为美国特务嫌疑罪证。证据确凿，二人立马成为铁板钉钉的阶级敌人。

父亲的母亲杨文蔚，早年留学日本庆应大学，回国后在苏州开妇科医院。杨丧偶后，由亲戚戴笠介绍，改嫁戴的黄埔同学盛子瑾。盛对两个拖来的油瓶视如己出，父亲和他的哥哥从此有了一个慈爱的国民党将军继父。抗战时期盛子瑾是安徽六区专员，在皖东北积极组军抗日，与共产党，其中包括江上青，有交往。解放前夕，共方对盛做工作，要他留下来为新政权效力。鉴于抗战期间与共方合作，抗战后卸甲归田未曾参与内战，盛欣然从命，留在上海。1949年之后，盛还遵照潘汉年等人的指示，到香港“为党工作”，51年镇反时却以反革命罪被捕，54年12月瘐毙于提篮桥监狱。

上海解放时，我的父亲积极参加革命，放弃大学，执意报考华东财政干部学校，后又与父母划清界限，彻底决裂。父亲的哥哥，同济大学毕业，为了撇清这个家，主动要求分配到天津教书。继父盛子瑾死后，我的父亲坚决要求他的母亲与盛划清界限，拒绝为其收尸。

1957年，曾是上海市第一届妇女代表的杨文蔚，因在大鸣大放中“大放厥词”，老账加新罪，被正式逮捕判刑入狱。我的母亲，1948年加入上海地下党，抗美援朝期间作为优秀分子，参加全国第一批赴朝慰问代表团，此时也受到牵累，在单位被打入另册。我的父亲自中共上台以来，为了个人的出路，一直抛弃人性人伦，试图以这种“大义灭亲”的举动洗净自身。1959年开始三线建设，上海的许多企事业单位，或抽调人员或整体搬迁到大西南，父亲近乎疯狂地向单位申请，拼命要求到西南最艰苦最边远的地区做贡献。他固执决绝地廉价卖光了家里所有的家具，带着妻子、岳母和四岁的女儿举家离沪，彻底斩断了与上海的一切瓜葛，也斩断了我们一家的归乡路。为此，我的外婆到死都没有原谅他当年如此孤注一掷的举动。

父亲痴望用“积极表现”洗刷与生俱来的出身污迹，锲而不舍地写入党申请书。他实在太幼稚，好像忘记了有个叫档案的东西。1949年后的中国，档案是每个人如影随形的血型记录，它在你还是娘胎里未成形的血块时就已决定了你这一生的贫富荣辱升沉进退。文革一来，父亲因档案里的家庭出身和家庭关系，成为单位的重点“关照”对象，家被抄，工作停了，夹着铺盖卷住进“牛棚”。母亲和这个家却没有抛弃父亲，对女婿满腹怨气的外婆也没有要女儿抛弃女婿以摆脱无休无止的牵累。两个女人四只手臂，苦撑起破碎的家。母亲背着不到一岁的我，走十多里泥泞的土路去探望蹲牛棚的父亲，又连夜赶路回家，因为第二天还要准时上班。母亲是一个兢兢业业的医务工作者，具备有由“帝国主义侵略者”培养出来的职业伦理精神。尽管家庭和自己被泼污水，但母亲以她出众的资历（包括革命资历），和蔼可亲的人格魅力，以及一贯与人为善的好人缘，没有受到太大冲击，仍得以一如既往地工作在第一线。

1966年8月，姐姐小学毕业。从上学开始，成绩总是第一名的姐姐，小升初考试又是全区八县第一名。然而发录取通知书的那个下午，姐姐遭遇到终生难忘的屈辱和悲愤，成为姐姐永远的梦魇。

那天下午，姐姐去学校，远远看见班主任徐某（其夫是父亲的同事，也是后来将父亲打倒的造反派成员）背着手站在校门口。走近之后，徐老师望着姐姐，那异样的眼光令姐姐不寒而栗。徐身边那些已经拿到初中录取通知单的同学——个个都是红五类子女，立即将姐姐和徐老师围成一个圆圈。他们明白，一场好戏就要开始了！

徐老师以一种得意洋洋的神情，用奚落的口吻问姐姐：“如果你没有被录取，你准备怎么办？”姐姐渐渐地埋下头，眼眶里泪水充盈，不祥的感觉占据大脑，嗫嚅道：“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周围所有的同学都盯看着姐姐，带着好奇、疑问、不屑和鄙夷的眼神。过去老师嘴上的“人尖尖”，同学中品学兼优的佼佼者，今日会是怎样的下场呢？同学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姐姐身上，此时徐老师像变戏法似地从身后拿出一张纸，高高扬起：“这个是你的——未录取通知书！”接着以一种无比满足开心的口吻冷冷地宣布：“你还想读我们无产阶级的学校吗？别再痴心妄想啦！初中录取没你的份！”周围的人顿时一片哗然，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尖叫狂呼：“活该！活该! 欢喜！欢喜！”姐姐嚎啕大哭，冲出人堆，哭着跑回家，哭倒在外婆怀里。

通过自己的老公，徐老师掌握了我们一家的“底细”，亲手为姐姐写下毕业生评语：该生家庭为历史反革命，其父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这位徐老师，从一年级开始就经常鼓动学生变着法儿作弄侮辱姐姐。也就是说，在文革到来的前五年，徐老师就对姐姐实行起小小的无产阶级专政，让她长期生活在歧视之中，如今终于亲手将这个学生彻底毁灭。对一个儿童都能实施如此手段，真不知徐某是否想过自己究竟能不能当得起“老师”二字。

    姐姐至今对父亲耿耿于怀的一件事是被父亲毒打。“一大把头发都揪了下来！”姐姐至今讲起，仍然忿忿。姐姐在一份登记表的家庭出身栏里填了“职员”，父亲认为姐姐是篡改出身，若被人捏住把柄，不知又要给家里带来什么无妄之灾。姐姐反驳说：“你又不是什么旧官吏，我为什么要填旧官吏？”父亲像疯了一样动手打姐姐，姐姐也拼命反抗，大叫着：“和你拼啦！不想活啦！”

从姐姐上学开始，父亲数次打她，或因姐姐考试考了99分，或因姐姐偷偷借看张恨水的小说。每次之所以打女儿，皆起因于父亲的一种担心祸从天降的惊惧。家中有一张旧照片：外滩人民公园，父亲怀里抱着幼小的姐姐，脸上洋溢着初为人父的喜悦和慈祥。我无法想象后来对姐姐施暴的父亲是什么样子，更无法想象是一种怎样的压力把当年俊朗清秀、英气逼人的父亲扭曲到这般疯狂的地步。文革十年，父亲如此卑微，如此惊栗，如履薄冰，近乎变态；毒打女儿时，父亲的内心也一定在哀嚎！

姐姐十六岁时，文革中诞生的“革命新政权”给她一条出路：在一家集体企业和一帮黑五类子女一起，干起四人抬一块水泥预制板、在高楼顶扎钢筋骨架的重活。这份工作足以将一个十六岁少女的身体摧折变形，留下一生的筋骨劳损。姐姐永远记得上班的第一天，那位嘴角叼着烟蒂、满脸鄙视神色的领班师傅，对着她们这一群畏畏缩缩的少男少女恶狠狠地训斥：“你们这些黑五类子女，就是拿来劳改的！老老实实干活！不许偷懒！”从小在母亲、外婆呵护中长大的姐姐，此时终于明白自己已被打入另册，钉在耻辱柱上，对知识的渴望，对青春的期许，已是永远不能实现的美梦。

我从小就被关在家里，每天只能从阳台栏杆中伸头出来看楼下顽童开心的嬉戏。家人不敢把我放出去，邻里的孩子都知道我有一个反革命爸爸，一旦放出去，必遭欺负作弄。谁说孩子是纯洁的？有一次，刚读小学的我，被院子里的几个大孩子（造反派、当权派的儿子）堵在回家的路上，七嘴八舌指责我家的种种罪行：你家有蒋介石像，你家搜出发报的电台，夹壁里还藏着冲锋枪，等等。最后，他们把一只死老鼠放进我的书包，我被吓得大哭，他们拍手哈哈大笑。

“九一三”之后，父亲被戴帽解放，像一条丧家犬，夹起尾巴回单位重新做人，1978年后彻底平反。一个压抑许久的心结，如同病灶，悄悄吞噬着父亲的心灵，直到临终前一年，父亲才在我面前和着眼泪袒露出来：

 文革开始前不久，我的祖母杨文蔚已经刑满释放。老人曾分别致信天津、贵州，恳求两个儿子接纳自己，让晚年有个归宿。结果是，两个儿子不约而同地坚决拒绝了她！这个坐够了无产阶级专政牢狱的母亲，对于她的两个儿子和他们的家庭犹如可怖的瘟疫。孤苦无依的老人最后只得去浙江平湖，投靠自己唯一的弟弟，戴着国民党特务帽子的杨恭义（父亲每月给祖母寄一点生活费）。两个已成惊弓之鸟的儿子再没见过自己的母亲，几年后祖母杨文蔚病死，他的两个儿子无一奔丧……

父亲讲述着往事，眼泪不住地流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流泪，惶恐之余我感受到了父亲心底那种刻骨的伤痛。他的眼泪中饱含着半生的苦痛挣扎和无尽的屈辱悔疚。从青年时期起就承受着难以表述的重压，内心的纠结最后终于以癌症的方式爆发，1996年，六十五岁的父亲告别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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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反右针对的是知识界，在穷乡僻壤，被打成右派的多是小学教师、机关干部、信用社及商业部门的工作人员。紧随反右之后，在农村也进行一场运动，主要针对的是没有文化的农民。我本家的60多岁的王大婆(王奶奶)，就在运动中被戴上“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王大婆上中农成分，生活比较富裕，5个儿子都已长大成人。由于劳动力强，加上耕牛农具齐全，土改后日子过得很幸福。但是好景不长，政府实行农业合作化，统购统销，她家的日子越来越差。王大婆对政府政策很不满，平时与人交谈中不免牢骚几句。有一次征粮干部强迫她家卖粮，王大婆的丈夫本全大公交不出粮，干部就让他在隆冬季节卷起裤腿站在冬水田里挨冻。六十多岁的本全大公冻得瑟瑟发抖，不久气死了。后来干部认为王大婆对社会主义不满，就给她戴上了一顶“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                  李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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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树鸣的烈士证    海  鸥

我和李树鸣是同一个初中毕业的校友，我是66届高三毕业生，他是66届的初三毕业生。我俩都属于黑七类子女，1969年7月，我们不约而同地来到位于松花江支流小叶河畔的二里屯插队落户。半个月前，公社已按政府规定每个知青安置费240元的标准，建了3间坐北朝南的土坯草房。西屋南北大炕安排8个男生，东屋只有南炕，安置5个女生，中间的堂屋作厨房，屋子的东墙上挂着一幅毛像，供我们13人每天早请示晚汇报用。

下乡前，市革委会送我们每人一本三合一的《毛主席语录》，还有一枚杯口大的毛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在一起的纪念章，公社革委会则送我们每人一套《毛泽东选集》1-4卷。我被大家推举为知青点的点长，兼团支书。那时我22岁，岁数最大；李树鸣最小，刚满17岁，个子却有1.75米，特别擅长游泳，1965年获省青少年游泳赛蝶泳200米亚军。

1970年9月18日，队长通知我们知青点派5个人到小叶河对面的山上去搞小秋收，我便带李树鸣和3个女同学，一大早就随船工姚大爷，摇着小木船渡过河。在姚大爷指导下，我们用绳子打好防蛇绑腿，提着土篮子，蹦蹦跳跳，哼着小曲钻进山林。榛子、蘑菇、松树籽、木耳到处都是，我们舍不得直腰，半天时间就将大小箩筐装满了一大半。中午每人啃一个馒头，顾不上片刻休息，接着干。下午4点多，老天突然变脸，狂风大作，雨点散落，大家急忙背起箩筐向河边跑，姚大爷一面解缆，一边吆喝上船。

只能载6人的小木船，加上一筐筐山货，有些超载，晃晃悠悠，在风雨中驶向河心。河面风更大，浊浪随风一排排涌来，小船颠簸得厉害。我们的衣服全被雨水打湿，远方电闪雷鸣，3个女同学又惊又怕，挤在一起瑟瑟发抖。小船明显向一边倾斜，姚大爷厉声喝道：“不要命啦，赶快回到原位坐好，把住船帮！”我和李树鸣站起来，帮助将大小箩筐重新摆放，小船平稳了一些。姚大爷站在船尾拼命摇橹，几个浪涌的颠簸之后，终于驶出河心危险水域，向东岸靠近。就在这时，只见从上游又漂来一艘同样大小的木船，船里摆放着足有半人高的箩筐，上面载着4个人。掌舵的是位小青年，小船摇摇晃晃，好像失去了方向，在河中心像匹野马似的上下猛烈颠簸打转转。我们都为他们捏一把汗，姚大爷则使劲冲他们喊：“小伙子，往东使劲摇，快点离开水漩子。”话音刚落，一个黑浪打来，那船顷刻翻沉，4人全部落水，在水里呼喊着、挣扎着、沉浮着……

这一幕把我们惊呆了，只听李树鸣说声：“大爷快把大家送上岸，你再把船摇回来。”话音刚落，他已跳入水中。

我们很快靠了岸，急忙卸下东西，我又跳上船，随姚大爷向河心驶去。只见那个小船工死死抱着船桨浮出水面，他身边露出另一名男子，马上拽住了他的衣襟。树鸣及时赶到，安置他们都抓住船桨，并指了指我们的小船，喊道：“别慌，朝那儿使劲登水……”说着树鸣又潜入水中，向不远处另外两个忽隐忽现的人头扑去。

我们的船赶到，急忙将这两人拉上船，又向树鸣摇去。远处，树鸣又救起一人，小船及时赶到，大家七手八脚把那人也拽上船。这时河面上已看不到任何人影了。正在万分焦急时，有人发现不远处的水面上，树鸣正与一落水者撕扯，那人拼命要抓树鸣，树鸣千方百计躲避他，最后拽住了他的头发向小船游来。大家赶忙将船划向他们，到了跟前，那人在空中乱抓的双手一下子抓住了向他伸来的木浆，死死抱住再也不肯松手。树鸣在水里托着他，大家向上拉着他，最后终于将他拽到船上。等我们再向树鸣伸出船桨时，只见他只伸出了无力的左手，而右胳膊只露了几次胳膊肘，然后人就沉入水中，再也没有浮出水面。船上的人一起大喊：“树鸣！树鸣！”岸上的人也同样狂喊：“树鸣！树鸣！”但河面上除了奔腾汹涌的涛声，就是雨水击打水面的哗哗声……

李树鸣落水失踪的消息传到村里，队长立即带领大家跑步来到河边。会游泳的青年扑通扑通跳进河里，反复潜水捞人。点里的同学，村里的老人、妇女和孩子，几乎所有的人都来了，黑压压地站满河畔，一遍遍地呼喊着李树鸣的名字。大家不相信这个年轻人会忽然离去，幻想着奇迹的出现，树鸣会拖着疲惫的身躯，笑呵呵地从下游走过来。为了不让树鸣漂走，附近的驻军战士在河的下游落下挡网，沿河的渔民都赶来打开网具，一遍一遍地划船拉网搜索。

晚6时半左右，李树鸣的遗体被找到，他的头发有些散乱，神情宁静安详，右袖口有个破洞，牢牢地套在胸前的毛像章上，无法伸展右臂。“树鸣，你不能走！”我一下子扑上去，嘴对嘴做人工呼吸。半小时过去了，没有效果，周围顿时一片恸哭。有人送来了被子，盖在他的身上。他的遗体用一扇门板抬回大队部，整整3天，全村人自发为他守灵。被救起的4人是县造纸厂的职工，他们凑钱买了一口新棺材和一套新衣服，由摇船的小青年送来。小青年叫方正，他说：那3人不能来，因为他们是被厂里揪斗的牛鬼蛇神。

加急电报一次次打到树鸣家里，不知什么原因，他的家属一个都没有来。9月24日，公社革委会主持召开挺隆重的追悼大会，革委会冉主任说：“李树鸣同志，用自己舍己救人的行动，证明了‘可教育好子女’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茁壮成长，我们要为他申报‘革命烈士’称号。”造纸厂革委会派人送来了花圈，但还是没允许那3个被救起的人参加追悼会，他们的亲属却来了5马车，40多口人。第二天，县报登出一篇醒目的文章《知青的楷模——李树鸣》。树鸣实因右胳膊衣袖被毛像章套住不能逃生而被淹死，这篇文章却说：“在他生命将要走到尽头时，还念念不忘胸前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右手牢牢地护着像章安详地走了。”

一个多月后，树鸣的妹妹陪着妈妈来了，原来那一封封电报她们根本没收到，因为全家已随“叛徒”父亲被赶回农村原籍监督劳动，后来是亲属告知了树鸣的死讯。儿子死了，父亲仍然不能来凭吊，因为是“叛徒”。从树鸣的坟地回来，我们就去了公社，准备将树鸣的革命烈士证书一并带走。冉主任说：“所有材料我们已报到县里，留下你们的联系地址，回去等着吧。”

冬去春来，转眼到了1971年5月。一天，我接到树鸣家里的来信，询问树鸣的烈士证书的事。我很吃惊，怎么都8个月了还没办下来！我立即去公社，他们让我到县里问。县革委会告诉我：上面有的领导对树鸣救3个牛鬼蛇神有异议，认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新时期，什么问题都要站在阶级立场上分析处理，舍己救人也同样有它的阶级属性，“亲不亲，阶级分”，否则“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就无从谈起。追悼大会公社已开过，县里的报纸也宣传了，此事就这样了。

这个回答令小叶河两岸8个知青点的100多号人怒气冲天，大家纷纷派出代表，由我带领，去县革委会质问他们两个问题：一、李树鸣在救人时难道还要先查档案再施救吗？二、如果事前知道那3个人是牛鬼蛇神，难道在水里将他们掐死就对吗？三天后，军代表出面向我们解释：“大家先回去，我们一定会把同志们的意见向上级反映。……千万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不要被阶级敌人利用。”十几天后，县民政局通知我们，由省军管会批准的《因公牺牲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已颁发给了树鸣的亲属。

未经任何一级领导授意，我们自行决定为树鸣制作一座水泥墓碑。每天下工后，大家都在小院里忙碌。几天后，一座高120厘米，宽40 厘米的墓碑制成，碑身正面，我一笔一画镌刻7个隶书大字“李树鸣同志之墓”，并涂上红漆。我们赶着牛车，来到小叶河畔的杨树林里，把原来那块木碑换掉。想想今后将只有无尽流淌小叶河和周围的青草、野花、小白杨永远陪伴着这位长眠于白山黑水间的同学少年时，我们的心在哀颤、恸哭，不忍离去。

十多年后，1984年5月的一天，树鸣的妹妹找到我，说：“刘哥，我们接到通知，要我们到民政局，将我哥的光荣纪念证换发为新的革命烈士证明书。人家审核后说，你的这个旧证到此作废，新证不能换发。你说我们该咋办呀？”几天后，我基本搞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给树鸣妹妹打电话，告诉她，你只需写个《追烈申请书》交给我，其他的事由我来办。经过我们几个同学近半年的奔波努力，民政部颁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最终交到树鸣妈妈手中（其父1980年病故）。

当年县革委会将树鸣的死因写成“为护卫毛主席纪念章而英勇献身溺水死亡”，并注明是“可教育好子女”。这个死因不符合1980年新颁布的《革命烈士褒扬条例》，所以被停发新证。我们找到当地县政府重新为他办理“追烈报告”，还找到当年被救的当事人出具证明材料，才将新证办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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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新不是第一例行刑前被割喉管的罪犯，而是第三十多例；也不是最后一例，在她之后，还有多人被在行刑前甚至被在公审大会前割了喉管。对行刑犯人割喉管这个超越法西斯的“创举”，是辽宁公安局的一个法医根据当时辽宁当权人物的意旨而提出的。许多犯人行刑前不是大声呼冤，就是要学革命烈士呼口号，有的反革命犯还高呼“毛主席万岁”，这被认为影响极坏，割喉管便被设想出来。其时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远新（毛泽东侄子）等当权人物同意了这一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新生事物”。第一个“享受”割喉管待遇的，是沈阳皇姑区克俭小学青年教师贾承厚，因为曾给校长提过意见，被校长串通学生诬告他强奸女学生，判处死刑。贾始终不服，大呼有冤，于是被割断喉管后再枪决，死时只有20来岁。死后其家属在狱中拿回他的遗物，发现被子中缝有一张伸冤状，详细叙述了冤案经过与伸冤理由。

我的爷爷奶奶是城里的地主，平时对长工很好。文革时北京批斗地主，我奶奶逃回老家，当年的长工还赶过来看望，晚上还偷偷送来吃的用的，一点没受罪，过了1968年又回北京了。我奶奶的舅舅家是山里地主，就没那么好命了，一家死了7口，儿媳妇被钉在门板上。

潘林玉老师    博  客

我的小学是两间马厩改成的教室和办公室，上下课铃声来自树上挂的一截铁轨。一个小学，二十多个学生，共用一间教室，一个校长，一个老师。我们上午上课，下午全体师生为生产队的骡马割草。有一次，我因为没铅笔，被老师赶出了教室，在门口站着。妈妈下地干活路过教室看到了，问我为什么，我对妈妈讲:“我的铅笔用完了。”妈妈看着我手中那段捏不住的铅笔，很发愁。家里没有钱买盐和煤油，哪有钱买铅笔。潘林玉老师看到后，借给妈妈一毛钱，妈妈跑到村上的供销社买了三支铅笔，又借供销社的削铅笔刀削好一支，送给我，说:“有了这么多的铅笔，今后要好好学习。”我才得以回到教室。

我一直是个好学生，却不能参加红小兵，因为我爷爷是国民党，奶奶是地主分子，爸爸是右派。小学四年级时，在潘老师极力推荐下，我终于以“可教育好子女”的身份加入红小兵，戴上了红领巾。潘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化程度，为了教好课不断地自学。我们学校里文化程度最高的是一个看厕所的老大爷，潘老师不懂的问题总是虚心地向这位老大爷请教。那时大家都吃不饱饭，下课休息和课外活动的时间，大人不让我们乱跑，以节约粮食，潘就带我们听这位看厕所的老大爷讲故事。

突然有一天，在教室黑板上看到潘老师给我们写的一段话，大意是我要离开你们了，你们要好好学习，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潘老师离开我们去任大队书记了，他不是党员，却成了书记，是一件怪事，据说是在入党和任命书记的时间上做了手脚。从此，大队的高音喇叭里天天可以听到他的声音，要抓紧抗旱之类。从我有记忆以来，村子年年缺水，年年抗旱。他还动员全村人去川里村的地里捡白菜叶子，捡回来的白菜叶子可以做成酸菜，留到没有粮食的月份吃。我想，潘老师当了书记，村里的人一定就不会再挨饿了，不料事与愿违，粮食更少了。就在这一年，父母做出决定，为了生存，把我的两个妹妹送给粮食比较多的人家。那些年，年年怨天怨地，说是自然灾害，可是同样的天，同样的地，包产到户后，粮食都够吃了。

前年，出于对启蒙老师的感激，我请潘老师来北京在我家住了几天。我问他当年去当大队书记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一天早晨，天还没亮，我睡不着了，在村口的大槐树下看到村上有七户人家逃荒要饭去了，我就赶到公社，要求当村上的书记，他们就答应了。”村人要面子，去逃荒要饭也要在夜色下，怕人看到了笑话。也是这一年，村上有两户人家的儿媳和女儿，饿得不行，去了陕西，等来年粮食下来后才又回来。

北方的冬天很冷，又吃不饱饭，教室的桌子和凳子都是土坯砌的，没有火，教室像冰窖。每年班上都要让同学们打洋槐树子卖给收购站，换点钱买点柴火过冬。一天，我们四个同学去邻村打洋槐树子，被人发现，不让我们打，还要拿走我们的背篓，最后双方打了起来。我们被打得鼻青脸肿，满脸是血。回到村口，遇见潘老师，这时已经是书记，问了我们原委，马上让人带话给那个村的书记，让他们来给我们道歉，“否则，你们村的人就别想走这条路了”。我们村前有条路，是那个村通向公社唯一的路。没几天，那个村的书记给我们道歉来了，第一句话是: “我给你们大队装烟来了。”装烟在我们当地就是道歉的意思。

我的三爷有十亩地，解放前和解放后一样吃棒子面，但我们村没什么富人，就划成了地主。给他打短工的一个人，后来成了村支书，批斗我三爷最积极，事实上这个人在打短工时吃的比雇主还好一些。     帖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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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入党    田桂贤

1966年，我爹因在旧社会当过森林警察，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我成了黑五类子女。当时正是我心如一盆火，上进心特强，积极要求进步的时候，曾向党组织递交几十份入党申请书和思想汇报，组织因我爹的关系一直不批。我找当时的工作队队长，向他表示我要求入党的强烈愿望，说：“你们认为我爹是历史反革命，我不清楚，但我知道我不是，我是团支部书记，团组织是进步青年组织，是党的助手，再说家庭出身是不能选择的，道路是要自己选择的，我就是要入党，我和我哥都是我爹的子女，我哥早就是党员了，为什么就不让我入党？”我很激动地说了很多话，队长没办法答复我，就说：“何香凝都是党外民主人士，为党做贡献的民主人士很多，你为什么非要入党？”我说：“我要革命，所以就要入党。”

1968年县里召开全县教师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被选参会，并准备了在会上的发言稿。我兴冲冲领着妹妹去县里参加会议，可是还没到大会发言，校长找我谈话，说：“大会经政审说你不能参加这样的会议。”一句话泼灭了我心中正燃起的激情。我强忍着欲放声大哭的压抑心情，灰溜溜地领着我妹妹走出会场。妹妹问我：“咱们怎么不参加会议了？”我说：“因为爹在旧社会当过森林警察，他们说爹是历史反革命，咱们是爹的女儿，就是黑五类子女，不让咱们参加了。”妹妹说：“爹不是历史反革命，不是坏人，是好人。”1971年，我爹的历史问题被查清，只是一般历史问题。乡组织委员王昆说：“田桂贤的入党申请书写有一书包了，说明她的入党愿望是很强烈的，经过几年的培养和考核她已经具备了党员标准。”1971年2月2日，我终于入党了。

基督徒忠道    马世光

忠道出生在中国大陆一个传道人家庭，从小就生活在属灵的环境中，活在神的话语里。在襁褓中，小忠道就随母亲去聚会。快满两周岁的一个主日，聚完会，母亲抱着忠道出来，父亲随口问他：“今天你听了什么？”“山羊、绵羊。”父亲愣住了。这天讲的信息是马太福音第25章31节至46节之经文，不满两岁的小忠道竟听出了信息重点。又一个主日，讲台信息是马太福音第24章44节至51节。聚会结束，父亲又故意问忠道：“今天讲道人讲的什么？”小忠道不慌不忙地说：“好仆人、坏仆人。”父亲掩不住内心的喜悦，抱起忠道，在他的小脸蛋上使劲亲一下，激动地说：“是神给你的属灵耳朵，但愿你不辜负神的恩典，长大后被他使用。”

从小学开始，忠道因品学兼优，深得老师们喜爱。中学时，政治气氛渐渐浓厚，虽然仍得老师一致好评，忠道却不像其他同学那样积极争取入团入党，因为他知道不能放弃原则，不能以信仰为交换条件。高中毕业时，他没有像那些政治成分好的同学一样雄心勃勃，抢报热门学科和名校。他心里明白，这一切都不属于他，他填报了几所普通大学。在“宗教信仰”栏里，他郑重地填上“基督徒”三字。班主任许老师曾向人说：“我一听见基督徒三个字，就恨得咬牙切齿！”但忠道愿让基督徒这三个字伴随他一生，这三个字是他的姓名和身份。

忠道收到福建铁道学院的入学通知书。这是一所三流大学，许多老师都为他惋惜。高三的苏老师直率热情，特地跑到忠道家，劝他放弃信仰。他流着泪说：“让你的父母两位老人家去信吧，年轻人何必毁掉自己的前途呢？就算你要做基督徒，可以偷偷做，不要让人知道，你该懂得珍惜前途啊！”忠道感激老师的好意，说：“我会珍惜宝贵的东西的。”忠道并未嫌弃这所大学，而是怀着感恩的心踏上人生的新里程。

学院的新生报到处悬灯结彩，一派新气象。教育科科员老刘坐在一旁抽烟，与接待新生的办事人员闲聊。忠道进来，只顾与接待员交谈，全未注意一旁的老刘。待办完手续，才发现老刘朝他笑。老刘朝他招手，忠道走过去，坐下。“你就是忠道？”老刘神秘地一笑。“你认识我？”“嘿嘿，我是教育科的老刘，我可是你的入学介绍人呢！”老刘半开玩笑地自我介绍说：“今年是我去挑选的新生。我在考生资料表中发现一个高分考生，够清华大学的入学标准。我看了他的资料，没什么大问题，不就是宗教问题嘛！没关系，别人不要，我要，我就把他挑来了。这个学生就是你啊？”

正是“三年自然灾害”，大学校园里常发失窃案，许多男同学宿舍被偷，忠道的衣物却从未遗失。有同学开玩笑地说：“为什么忠道的东西没有被偷过？大概是他的上帝在保护他！”另有同学说：“像忠道这么老实的人，如果有人偷他的东西就太没道德了！”后来知道，说这话的同学原来正是那个小偷。

在学院食堂的餐桌上，每餐的菜肴是一盘水煮空心菜，八位同学均分，每位只有一筷子的量。每餐大家常常因为分配不均，吵得面红耳赤。同学推举忠道负责分菜，餐餐皆大欢喜，从未发生争执。虽然饥肠辘辘，忠道始终不忘餐前谢饭祷告。谢饭祷告关系到敢不敢在人面前承认主名的原则问题。主耶稣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忠道低头谢饭时，同桌同学好奇地推他：“喂！喂！你是不是饿昏头了？”个别同学捉弄他，把他的饭盒藏起来或把他的菜吃掉。食堂里一些激进的同学有时甚至大声咆哮：“在无产阶级的高等学府里，竟有这种唯心主义的家伙！”更有人凌空飞来空盘，算是发出严重警告。主耶稣的话语在忠道耳畔回响：“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忠道不改初衷，每日三餐依旧谢饭。

一天，人事科史科长找忠道去谈话，先说一套破除迷信，改造知识分子思想的政治大道理，然后话锋一转说：“根据同学反映，你在食堂吃饭时祷告上帝，公然进行迷信活动。我们无产阶级高等学府，只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不培养你这种唯心主义者。”忠道试图解释，但不被接受。忠道心里明白，此刻他正面临一个严峻考验，必须对自己的人生做出抉择。权衡的结果，决不能丧失属灵原则，他彷佛看见保罗手持天平，对忠道说：“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忠道心里发出一个微小却十分清晰的声音：基督为我舍弃一切，我为他舍弃什么？忠道没有第二个选择，默默离开了学校。

忠道不明白这件事为何临到他，曾试图向主祈求，主没有给他答案，只给他一句话：“我的恩典够你用。”第二年，福建铁道学院并入著名的唐山铁道学院，自己的同学都进入名校，忠道心里一阵沮丧，难道自己当初的选择错了吗？

离开大学后，忠道只能做临时工，有时到学校当代课老师，更多时候得去参加街道居委会的义务劳动，打扫居民区环境，挑土、运砖石、推板车、挖防空洞、烧砖窑、挑粪便等等。当时，基督徒被人看为三等公民已是大幸，不少基督徒因主的名被监禁和劳改，正如《圣经》所说：“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忠道的父亲是一位忠心的主仆，政府加给他一个特殊“内控分子”的身份。

1966年文革开始，一批批红卫兵到他家“扫四旧”，圣经、诗歌、属灵书籍、照片等付之一炬。忠道的父亲心脏病卧床，红卫兵仍不放过他，多次批斗，威胁要逮捕他。有时忠道一出家门，就被邻居孩童讥笑、咒骂、吐口水、丢脏物，正像《圣经》所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

1976年，忠道离开大学14年之后，唐山突然发生惊世大地震。一座上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一夕之间夷为平地，死亡人数高达20多万，忠道听说，毕业后留校工作的同学没有一个幸免。 

1977年，神带领忠道离开中国大陆。他不像别人想到国外发财，他只一心希望到一个自由敬拜神的地方。当他在自由的土地上尽情放声高唱赞美诗时，禁不住热泪盈眶；神的仆人在台上传讲福音时，忠道抽泣得更厉害。教会里一位弟兄关切地问他，是否有什么伤心事，忠道摇摇头说：“不是伤心，是太开心了。”他的心在欢腾，他的灵在歌唱。“主啊，我把全人献给你，由你使用和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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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爹曾给地主当长工，文革时斗地主，他老人家猫在家里，我问：“你为什么不去斗那个地主？”谁知我爹瞪了我一眼：“人家待我好吃好喝，还给工钱，我凭什么斗人家？”是呀，人家好好待你，斗人家不是缺德吗？可就有一帮人在一个缺大德的组织鼓动下干缺德事。

我爷爷是地主，可是，当地人都尊称他先生，青年人都叫爷爷，九十六岁去世，送葬的人有二千多。我外祖父也是地主，一条江脉几个县的人都说他好。我妈一次去外地进货，有人听我妈的口音，就问起我外祖父，我妈说“那是我父亲”，旁人就围过来，都说我外祖父的好，告诉我妈：“孩子苦了你了，今后进货，只管到这来。”我舅公（爸的舅舅）也是地主，那个地方的石桥，就是我舅公带头建的，花了好几千银元。

温州永嘉县桥下镇，有个地主名叫戚志清。年终结账时，若佃农无法还租，他反而叫乡帮赶紧送粮送肉。土改枪毙他时，开公审大会，叫佃农揭发他，佃农说着说着就说他的好处，大会组织者赶紧叫他下去，又一个上来，又是说他好，那个带头的就怒问：“你想保他吗？”回答：“是的。”那个带头的向台下喊：“还有多少人想保他？都上来。”台下的哗上去，连台上都站不下。

苏南土改乱打杀    网  文

1950年土改时，苏南地区乱抓乱打的现象很普遍。武进县百大区斗一个妇女烧阴毛，潢里区斗一个妇女逼她脱光衣服在台上爬。宜兴县强迫斗争对象跪碗底，把猫放入斗争对象衣服里面，剪掉妇女的头发和眉毛。江阴县斗争狗腿子，要狗腿子学狗叫，学狗爬，学狗啃骨头。嘉定县马陆区7个乡斗争36人，其中31人被打，10人被剥光衣服浇冷水，30人下跪。上海县的塘湾乡斗争4人，全坐老虎凳。常熟县发生割妇女乳头的事。有的地方把石头放在斗争对象头上，把雪放在斗争对象身上或要斗争对象吃雪。无锡县各地，除了绑、打、跪、爬较普遍外，还有戴石臼、吃牛屎、学狗叫、吃雪等。1951年9月江阴县委在总结时说，上面叫放手，下面变成了撒手，有斗必打，有斗必跪，脱衣服、浇冷水、吊打等等。高淳县龙井乡斗争的40人中，有地主19人、富农9人、中农8人、贫农4人；安新乡中农赵仲生因秋征时拖欠公粮，民兵将其母子绑起来吊了一夜；游子乡赵公庙抓了2个贫农到人民法庭去，说他俩是恶霸，要关到土改结束，原因是地主嫁女儿，他去吃了酒；沛桥、双山、固城等乡都有斗妇女“腐化”的。很多小偷、狗腿子都被斗，有的被送到人民法庭关了起来。

高淳县游山、北达、漆桥3个乡，斗了地主74人、富农11人、小土地出租者5人、中农4人、狗腿子4人、立场不稳的干部10人、游民10人，其中被打的人包括地主61人、富农11人、小土地出租者3人、干部2人、游民8人；东埃乡的斗争会上，2名手工业者、3名中农、1名贫农被打。丹徒县葛角乡、均益乡斗争地主22人、中农17人、贫农3人、工商业者4人。武进县一个乡所斗的32人中只有9人是地主，其余为富农、中农、小土地出租者和工商业者。常熟县斗了18个伪保长，大部分是中农。个别地方还斗学生，太仓县浮北乡地主子弟曹念春不到17岁，读初中三年级，也被抓回斗争。溧阳县南渡区7个乡联合斗争蒋廷监、蒋梅方，2人均非地主，蒋廷监是国民党县党部书记，材料不实，主要罪行均属推测，蒋梅方是叛徒，与土改无关，本无必要组织斗争；狄贞元按其情形是不应杀的，但干部及群众要求杀他，结果在斗争会上一口一个杀字。群众也不是仇恨到如此程度，而是随便妄动地呼口号。无锡县斗错了182人。

遭斗争的部分人被打死。镇江专区被斗争者7,563人，其中6,772人被打，被打者占斗争对象的89.54％。松江专区奉贤县5个乡斗争245人，打了其中的218人；嘉定县马陆区被斗36人，其中被打者31人；江阴县沈舍乡在26次斗争中被打死的3人，打得半死的4人，被小打的169人；宜兴县寺前乡斗72人；武进县遥观乡斗了4人，打3人。有调查显示，无锡县遭到跪、冻、打的有872人。青浦县龙固区在1950年11月1日至3日就打死17人。苏南在斗争中一共打死60人，其中镇江专区4人、常州专区6人、松江专区50人。实际上，被打死的不止此数，仅常州专区江阴县长泾乡就打死18人，金坛县打死2人。

土改运动中，一些干部借机敲诈勒索。句容县戴亭乡三村村干部与部分群众找一些稍有剥削的人家及过去放高利贷者（多是富农、中农及顽伪人员）斗争清算，说：“过去你们放高利贷剥削人家，现在要你们将这些剥削的粮食退出来，不退就要斗你们，捆你们起来。”段凤生（伪乡长）、田慎元（中农）怕遭到斗争，首先拿出稻子来，其他5户受此影响也仿效，计有富农贾海拿出600斤（被要2000斤）、中农段元才400斤（被要800斤）、段凤生1200斤、田慎元1312斤，7户共拿出8198斤。该村干部又将过去曾放高利贷者，不论富农、中农共10余户的田契都收走。太仓县双凤区在少数积极分子包办下，普遍以剥衣、跪、在身上放冰块、打等野蛮办法强迫地主承诺多交粮食，不承诺，斗争会就不结束。太仓县太平乡地主王吕生被吊后自认140担，顾清道被剥衣后认52.6担。太仓县一些地方选择斗争对象时主要看谁家富裕，能拿出粮食。

土改期间，苏南共有293人自杀，其中镇江专区97人、苏州专区81人、常州专区59人、松江专区22人、无锡县24人。这些自杀者中，有些地主是畏罪自杀，有些地主感到土地财产被没收了，生活没有出路了，更多的自杀者是被乱斗乱打的气氛所吓倒，害怕在斗争中被折磨而自杀。江阴县有2个女地主因怕斗争而上吊自杀。武进县在斗争中吓死及与斗争有关而自杀的有20人。宜兴县在斗争中造成地主23人自杀。溧阳县中有26人自杀，其中地主14人、小土地出租者2人、富农1人、中农3人、贫农5人、其他成分1人。溧水县有27人自杀，其中绝大部分为地主，不少是因为害怕斗争或在斗争被清算而自杀。

打人者既有干部也有群众，往往是干部指示、默认打，甚至带头打，有时还进行斗争和打人比赛。许多干部认为不打就是缺陷，指示并动员农民打人。武进县一个区提出“干部不能打，群众可打”。该县一个区委副书记在农代会上说：“要打就打，要骂就骂，有苦诉苦，有冤诉冤。”嘉定县一个区的审判会上，有个干部吹着口哨要求诉苦人打人，最后喊“不打就是包庇”。主持这次会的区委书记说：“要群众斗争，规规矩矩是不可能的。”嘉定县合村乡乡长在斗争会上喊：“地主老实不老实？”群众答：“不！”乡长又喊：“怎么办？”群众说：“打！”这样就打起来了。嘉定县北营乡开庭审判时，一个村干部在群众中喊：“要不要打嘴巴？”有的群众答：“要！”他又喊：“打几个？”群众答：“打两个！”他喊：“要谁打？”群众答：“要诉苦人打！”台上的干部对诉苦人说：“群众要你打，你就打！”诉苦人说：“我从未打过人，我不打。”干部继续喊打，诉苦人才打了地主两个嘴巴。干部要求继续打，甚至喊“不打是包庇！”高淳县下坝乡一干部在斗争时号召：“欢迎某某上来斗争！欢迎某某上来打！”无锡县一个区干部指示群众吊打伪保长的老婆和15岁的儿子，脚上挂石头，弄得他们死去活来。昆山县农会主任在斗争前布置：我一翻眼，你们就准备；我一合眼，你们就绑；我再一翻眼，你们就动手打；我手一摆，你们就停止。江阴县的一个区长拿棍子在万人大会上动员群众打，要求每个诉苦人都要打，造成群众不敢上台诉苦。丹徒县高桥区三洲乡干部提出“斗争中有两条路线，一条斗争地主，一条同情地主”，要挟群众斗争地主，不少地方用“不斗争是包庇”、“不斗争要吃官司”来强迫群众斗争地主。

江宁县第四区的干部奚若有对群众说：“我们在这里不要打，走后再打。”无锡县一些干部对群众说：“你们打我不管，只要你们不要说我叫打就行。”有的干部在群众会上说：“我不能布置你们打，你们自发地打，我也不制止。”嘉定县一次斗争会打死2人，县委认为“打得好”。青浦县群众对干部说：“我要打死某某。”干部认为“不打”是不放手，说“打”又怕犯错误，因此，既不点头也不摇头，等于默认。无锡县八士区斗争地主徐金龙的媳妇时，派出所干部暗示地方干部毒打，结果把一根青竹棍打成了竹丝，被打者痛得昏死过去。昆山县茜墩区新塘乡干部想让群众打人，又怕追究责任，就暗示群众打，并规定了打的暗号。上海县闵行区群众打死2人，区委书记打报告要求处分，县委则强调“打得好”，于是区委书记意识到打死人无所谓。

不少区、乡、村各级干部亲自上阵，带头打人。嘉定县新建乡斗争一个地主，区委宣传科长首先上台打，然后是县委工作队、区干部、村干部、民兵轮流上台打。总结这次斗争会时，区委宣传科长说：“打人是对的，会议是胜利的。”乡长说：“我们代表农民，我们打就是农民打。”个别干部认为，在斗争会上打人打得太轻是一种遗憾。嘉定县南翔区一次斗争会，区委书记总结时很不满意，说“最大的缺点就是打得轻，打得不漂亮”。江宁县第四区土改工作队干部张道福连打7个地主。嘉定县马陆区动手打人者150人，其中区干部2人、乡干部6人、村干部29人、民兵12人、群众109人。无锡县开源区出现了斗争比赛，看谁斗得凶。

在遍及苏南乡村的乱斗乱打乱杀中，大部分群众并未失去理智，而是保持着最基本的人性。高淳县下埃乡小河村地主跪在那里被冻打，个别农民掉泪。墙图村台上干部打，下面贫农王小化、陈老美等喊：“不要打了，再打再冻地主吃不消了。”高淳县东埃乡一个老太婆已准备好了控诉的内容，但到会场看到地主被打得可怜，没有诉苦而跑回去了。丹阳县朝阳乡六村地主金福昌（一般地主）不承认转移过粮食，工作队顾某便打他耳光。台下数百群众齐声叫道：“不能打，他是苦出来的好地主。”土改工作队干部为追交粮食，将地主韦张氏绑在柱子上不闻不问，韦张氏被绑得大哭大叫，惊动了周围的群众，绝大部分群众觉得她可怜。丹徒县九吕乡斗争会上，当场有一老太婆低下头流泪，同情被吊打的人。太仓县浮北乡斗争会上，有的群众看到剥地主的衣服，跪在石头上，就流泪，有的拔腿就跑。奉贤县张翁庙斗争会上打死地主卫春陶，小学教师反映说：“罪应该死的可以正之以法，罪不该死的，不一定非把人家打死。”嘉定县马陆区新建乡群众说：“斗争地主是好的，但为什么要打呢？”嘉定县南周乡干部打斗争对象后，群众很反感，区委书记去该乡时300多群众围住他问：“为什么要打？”嘉定县长浜乡打徐嘉如、徐衡人时，大部分民兵将民兵符号暗暗取下，怕大家要求他们动手打，妇女小孩都离开了会场。江阴县长泾区沈舍乡一次斗争4个地主，打死2个，参加会议的部分群众不知为什么要打死，反映说：“有罪应由政府判决，为啥要打死呢？”高淳县双桥乡斗争地主时，乡干部用皮带抽打，致使一些群众同情地主：“哎呀，还光着身子，打不痛？”江宁县秦淮乡斗争地主汤万金的儿媳，对她灌凉水时，80多到会群众中吓走60余人，只剩下几个民兵和积极分子。汤万金外出讨饭时，群众给得特别多，标示同情。江宁县水晶乡斗争地主袁慕鑫时，民兵队长周大好亲自跳到台上打，农民说：“把他打晕，怎么和他说理。”

乱斗乱打现象的出现有多方面原因。首先，1951年11月华东第二次土地改革典型试验会议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大胆开展运动”的方针，干部们普遍将此方针理解为中共政策的改变，是纠正过去“和平土改”的偏向。苏州市有的干部认为，“放手是不要领导，这样可痛快了，过去领导抓得太紧，所以只好和平土改”；太仓县一些干部认为，“过去上级约束太严，处处受到限制，现在有办法了”。一些区允许斗争会任由少数农民、村干部甚至二流子摆布，土改工作队干部默不作声。无锡县南泉区有些群众反映；“现在政策大变，可打可杀，工作同志变成木头人了。”部分干部认为：“发动群众就是开斗争会，而斗争就是打，只有打过，才是斗争过。打得狠就是狠狠地打一顿，群众发动就是轰轰烈烈的热闹。”无锡县一些干部认为，放手发动群众非乱打乱杀不可，“既要放手，为什么又要遵守八项纪律呢”，“要去掉打、剥、跪、爬，发动群众是困难的”。有些干部甚至表示，“不许我们干部打人，就情绪不高”。无锡县荡口区坊桥乡干部还认为：“使农民能打骂，就是放手发动群众的收获。”土改初期，有些干部有所顾虑，怕承担责任，不敢乱来；当乱斗乱打的空气弥漫苏南农村时，他们很快就抛弃了顾虑、恐惧和胆怯，如脱缰的野马，在斗人打人中大显身手。

其次，在土改干部的宣传、鼓动和引导下，农民对地主的仇恨随着土改诉苦的展开而加深，加上干部的怂恿煽动，于是一些农民便一哄而起。另外，北方来的老干部把在江北土改时乱打乱杀的经验带到江南新区，导致了弥漫苏南的乱斗乱打。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中有些人本来是流氓，他们借斗争地主公报私仇。再次，先发动群众批斗打人，后建立法庭，斗争会代替了司法，干部指导下的群众代替了执法机构，无法运用人民法庭惩治不法地主。事实上，人民法庭普遍建立之后，苏南土地分配结束了，但乱斗乱打仍时有发生。

我是地主崽    王耀洲

1960年我出生在像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一样的地主家庭里，又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怎一个苦字了得。上小学后，一起光着屁股玩耍长大的伙伴有了阶级意识，开始疏远、打击、侮辱我，因为我的太爷爷、爷爷是地主。我出生时太爷爷、爷爷都早已去世，可是成分却是世袭制，子子孙孙全是地主。城里来的一个知识青年，发现斗地主时有的地主比他的年龄还小，就试探着跟大队干部说，地主的孙子都是隔辈人了，怎么也叫地主？大队干部说，土改时的老地主都快死光了，他们不继承，往下阶级斗争跟谁去斗？后来听村里的老人们说，我太爷爷当年和家里的长工吃一样的饭菜，还掏钱给他们买媳妇成家。

我从上小学起成绩就好，语文老师王永春十分喜欢我，经常当着同学的面表扬、鼓励我。老师越是课堂上表扬我，同学们课后越是仇视我。放学回家，走到家门前的胡同时，他们就像天降神兵，不知从那里冒出来，土坷垃像机关炮一样密集地向我投射，然后喊叫几声，胜利归去。

夏天在水湾里游泳，我总是和新华、长全两三个贴心的伙伴躲在角落里戏水游玩，其他那些孩子就像潜水员一样，从湾底挖着淤泥，扎着猛子游到我身边，猛的露出水面，把淤泥狠狠垛在我的头上，然后哈哈大笑，呼喊口号。放学后，割猪草、挖野菜是我最害怕的事情。几乎每次割猪草，我都被五六个孩子追着打骂。没有任何理由，就因为我是地主崽子，应该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我永世不得翻身。村南的田野地肥草茂，我几乎每到这里就被打得哭着回家，到家门口还得把泪擦干，否则让父母知道了还得挨一顿臭骂。多少次，我独自在西厢房哭得泣不成声。在上小学和初中的七八年里，我多少次想离家出走，甚至想到了死。现在我还经常梦里哭着醒来，成为我今生抹不去的痛。

有一年夏天，我独自一人躲到付家河西边的盐碱滩里割猪草。那里距家有五六里路远，本想应该是我自由的天地，可是那些好像和我上辈子就有深仇大恨的小伙伴还是追撵不放，很快找到了我，把我摁倒在地一顿猛揍，直到我发出哀求的声音，他们才很阳光地欢笑着离去。

上初中时，对欺辱近乎麻木的我，心底燃起了报复的火焰。生命对我这样的地主崽子没有意义，如此苟且，不如了结此生。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和两个要好的伙伴，带着我三叔家的弟弟，十分反常地去南洼他们的地盘割猪草。那伙“阴魂”又来围攻我，我先发制人，把领头的黑蛋摁倒在地，脱下脚上的塑胶凉鞋，朝他的后背狠狠一顿抽打。当时我的镰刀被弟弟拿走，否则，我可能会要了他的小命。黑蛋像匹无羁无绊的野马，没有丁点屈服的意思，我解完恨后，准备离去，他却拿起镰刀朝我砍来，手无寸铁的我撒腿就跑，一口气跑到姥姥家的村边才摆脱了他的追杀。跑到姥姥家村边，却不敢进姥姥的家门，在村子周围来回打旋。

天黑了，我往回摸。快到家时，看见家门口围好多人，仔细一听，是黑蛋的父亲、叔叔一大家人找我父亲理论，说地主崽子欺负贫下中农的孩子，真是翻天了。他们的大喊大叫甚至谩骂，引来村里好多围观的人。我知道闯了大祸，没敢回家，藏到晒麦场的麦秸堆里睡了一夜。天亮后，我准备离家出走。那时看过一本小说，写的是东北林场知识青年，经常啃口凉馍馍就接着劳动，有时还靠打猎为生。那是多么美好的生活，简直是人间天堂、世外桃源，我就想到东北大森林里去。我顺着徒骇河的堤坝向北方走，走了不到二十里路，就饿得走不动了，中午躺在树下休息一会，然后爬起来像个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又跌跌撞撞走回了家。

到家天已黑，我没敢进家门，钻进麦秸堆里睡下。半夜三更，父亲和哥哥姐姐们打着灯笼从麦秸堆里将我扒出。父亲一声没吭，踢了我两脚。母亲抱着我放声痛哭，哭声在漆黑的夜空里回旋。我经常怨恨我的父亲和哥哥，他们作为家里的大人，为什么不能保护他弱小的孩子，为什么我在外面受了欺负，回到家还再挨打挨骂。

长大了才知道，父亲和哥哥们也同样受尽屈辱。父亲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扫大街，春夏秋冬风雨无阻，哥哥们想替父亲扫街，大队书记不允许谁也不敢；晚上还要到大队部接受贫下中农的批斗。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不会笑，也不会说话，像个机器人似的按设定的程序机械运转。大哥三十多岁的人了，也经常受到无端的欺辱。一年冬天到外乡挑沟挖河，劳工们集体从食堂把饭打回宿舍吃。下工回来，大家都很累，躺在地铺上休息，哥哥却还要去食堂打饭。一次，大哥把饭打回，还没分好，一个贫农子弟就抢饭吃，大哥说了他一句，他就大打出手。大哥连饭也没捞着吃，晚上躺在地铺上准备睡觉时又被他踢了几脚。给生产队打土坯，大队书记的儿子无端辱骂大哥，大哥因不服气哼了几声，书记的儿子就拿着铁耙追打。如今年近七旬的大哥每提起此事还两眼泪汪汪。

我经常独自一人在河西的盐碱滩上，像个被抽打的陀螺，打着转转冲天哭号，问不公的苍天为什么把我生在地主家。那哭声，那呼号，像马背上的长调一样在旷野回荡，像深夜的狼嚎一样凄惨悲凉。我的记忆里总是伴着哀哭，吃不饱就哭，哭就挨打，挨打就更哭。三哥比我大五岁，我记事时他已八九岁了，他经常哭得那么凄惨，父亲没一句温暖的话，相反总是在三哥身上练拳脚，好像他养育的孩子生来就是供他出气的布袋。细心的母亲问哥哥为何总哭，才知三哥解不下大便，便用细木棒从三哥的肛门里抠出满地的糠皮。二哥比我大八岁，从小鼻子经常流血，身体虚弱，家里没钱治病，也没有食物补养。父母不知从那里得来的偏方，总让我们到盐碱滩挖茅草根给二哥煮着吃，或许茅根里有些糖分吧。二哥十六岁那年，鼻子一次就淌一两碗血，经常出现昏迷。母亲给二哥缝补了一件粗布衣服，准备着二哥的后事。大哥抓住家里两只救命的母鸡，跑了五十多里土路，到县医院换了两付药回来，挽留住二哥的性命。

姐姐们更是爱哭，尤其是二姐，经常眼睛哭得跟铃铛一样。母亲重男轻女的思想是浸透到骨子里的，吃饭总是先安排他的儿子们吃饱，剩下的饭才轮到姐姐们吃。那时姐姐和哥哥们都是一起下地干活，收工回到家，姐姐们还得纺线织布，做针线活，饿着肚子夜夜围着昏暗的洋油灯缝缝补补。心焦的母亲有了委屈或怨气，就没有缘由地在姐姐们身上发泄。

母亲在外面是个有主见、敢说不的人。那时大队部每天晚上批斗五类分子，母亲作为地主婆也在批斗之列，但母亲敢不信邪，说：“俺娘家不是地主，两个弟弟都是共产党员革命干部，我进了这个地主家的门，没享过一天地主家的福，凭什么批斗俺？”坚决不去。

在我印象里，父亲一辈子也没说过几句话，八个孩子从来也看不出他喜欢哪一个。从刚长出思想萌芽时起，我就认定父亲是个欺压人民、恶贯满盈的恶霸地主。他那冰冷的脸上从没有表情，尤其是到了晚上，微弱的洋油灯苗一跳一跳的，他卷缩在土炕上，拉长的脸随着灯苗的跳动在变形，我总是离他远远的，眼睛都不敢多瞅他一眼。上学后，懂得了一点革命道理，我就怀疑起父亲是个国民党特务，家里可能藏有枪支、电台。我经常留心父亲的举动，却怎么也没发现那些电影里的故事。

我从来不肯叫父亲一声爹。批斗地富反坏右时，我也和其他孩子一样斗志昂扬，高呼口号。上高中时，我逐渐认识到，父亲就是个老实得屁都不敢放响的农民，除了老实还是老实，除了忍耐还是忍耐，除了吃苦还是吃苦，忍气吞声和窝囊废这样的词汇用在父亲身上再恰当不过。有一次，父亲到学校给我送一布袋地瓜面饼子。他悄悄让一个陌生的同学把我叫出去，把那袋干粮交给我，一句话没说，扭头就走。看着他骨瘦如柴的身影，看着他弓形的脊梁，我大声喊了一声爹，他回头笑了笑，步履蹒跚地消失在我的视野里。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笑……

我的二叔二婶从小参加革命，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随军南下在福建南平国家水利发电工程局工作。文革时期，他们连封信都不敢往这个生养他的地主家庭寄。那时我奶奶还健在，天天盼他这个革命儿子的音信，经常站在门口朝南方眺望。二叔二婶是我唯一的自豪与骄傲，是我在伙伴面前炫耀的资本。我常想，二叔二婶若是我的爹娘该多好，遂萌生了让父亲把我过继给二叔的念头。可是给二叔写了一封又一封信，都泥牛入海，想做革命者叔婶的儿子真是奢望啊。后来知道，那时叔婶也因家庭成分问题停职审查。

小时候我特别羡慕姐姐们，长大后能找个贫农的孩子嫁出去，虽自己的根不红，自己的苗今后却是正的。我常和姐姐们说，找婆家一定要找个祖宗八辈都是贫农的家庭，嫁出去就是重新托生，我要是变成个女儿身就好了。姐姐们就和我开玩笑，说弟弟长大了找个残废媳妇倒插门，给人家做养老女婿去。有一年大年三十，一家人围在一起包水饺，母亲叫我说：“建国，你也过来，学着包饺子——长大了找不上媳妇，娘以后不在了，过年自己会包，也能吃顿饺子。”我的二哥二十岁了过继给我二舅，就因为在地主家根本找不到媳妇。

一位出身地主的老人告诉我，那年月他在机关工作，隔不多久就让填一个什么表，因此落下个一填表就跑厕所拉稀的毛病，后来发展到只要见到带格的纸就浑身不好受。机关的办公用纸都带格子，他一见就起反应，去医院看医生，说神经性的，没法治。

刚解放时，爷爷有两个男孩，十二亩地，被划为下中农。家族里有个远房伯伯，经常打媳妇，他媳妇经常往爷爷家里躲，爷爷主持公道，有一次把这位伯伯臭揍一顿。1953年重划成分时，这位伯伯是村里划成分小组的成员，就“公报私仇”将我家化为富农。                帖  子

黄埔五期的大舅    博  客

我的大舅是黄埔五期毕业生，上黄埔是他这辈子做的唯一的牛屄事儿，他一辈子为此事牛屄着。他家最大屋子最完整的一面墙上没搁电视，永远挂着一张巨幅照片，上面密密麻麻或站或坐无数老头子，比八十七神仙卷宽多了，比八十七多多了，至少有八百七，顶上横印“黄埔同学会xxxx年集体合影”，左右两侧题写：“贪生怕死请走别路，升官发财莫入此门。”

我大舅说，这些人就是历史，太重大了，挂照片的钉子必须用进口的水泥膨胀钉子，墙必须是承重墙，否则墙体裂缝。他还说，晚上关了灯，没有月亮，这上面八百七十双眼睛都在黑暗中发亮。八十岁之后，每次起夜，他都看得到，死了的发白光，活着的发蓝光，快死的在白蓝之间。我大舅的眼睛非常亮，腰非常直，坐在大沙发里打八圈麻将，腰板还是挺挺的。从我长眼睛开始，他就逼我认那八百七十个人中哪个是他。开始的时候，的确难，每个脑袋就是黄豆那么大，眉眼就是芝麻那么大。现在，我连肚脐眼和鸡眼和屁眼都认得出哪个是他，即使挂的是底片，我也找得到。

大舅说他是学炮兵的，成绩非常好，人品也非常好。“那时候，国民党是主流，学习好的都跟了国民党；共产党在基层做工作，成绩差的，觉得和我们拼不过的，没前途，就跟了共产党。”这个说法好像不假。我在大舅家和一个退休的共产党将军喝过酒，他叫我大舅师兄，并说我大舅脑子好使，会算数，什么样的炮，敌人方位如何，立刻就算出来炮口如何摆，其他人就跟在他后面摆。我大舅说，在做那个人生重大决定之前，他看天象，重读《资治通鉴》，学习《资本论》和《论持久战》，我舅妈的苦劝起了最后作用，决定不随国民政府去台湾，在都江堰和青城山缴械投诚，得了光荣起义证书。后来这个证书丢了，文革来了，没有起义证书，地方组织不认可，人差点被打死。地方组织说：“如何证明你不是悍匪？如何证明你不是打到只剩三五个副官，一两颗子弹，看到我们满山红旗，逃跑不成，自杀未遂，号称投降呢？谁能证明你手上没有沾满人民的鲜血呢？我们倒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你的手上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你在岷江边妄图阻挡历史的车轮，负隅顽抗，杀了我们多少革命战士。”

文革之后，我大舅和我舅妈吵架，实在没词了，都是如下结尾：“我这辈子就是被你毁的，我这辈子就是被你毁的，你几乎要了我的命，你几乎要了我的命。”每次见我大舅，要么是见我的第一句话，要么是最后一句，他总要这样为我设计未来：“小子，乱世从军，宁世从商，像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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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有一户，姓公，其曾祖父是家道殷实的地主，全盛时拥有百亩良田，家中开榨油坊，子女都受到良好教育。在那个兵荒马乱思想开放的年代，知识分子往往激进地走到社会最前列。他家的二儿子一跃成为当时的进步青年，参加了红军，后来成为八路军。日占时期，乡公所里的日伪人员听说公家老二参加了八路，就逼迫他父母写信让他回来，扬言如果不回来就杀他父母全家。接信后，老二风尘仆仆赶回家，但拒绝加入日伪政权，选择当教书匠。老二利用手中的一点一滴积蓄置办土地，居然积攒起十几亩地。教书先生显然没时间和精力打理土地，便雇佣一个长工帮他操持农田里的活计。国民政府接管以后，老二被当地政府聘任为掌管文化教育的官员。各级国民政府机关南逃时，公老二选择留下。老二曾开除过一名长工，因为这个长工好吃懒做偷奸耍滑。土改划成分，按政策老二本该划为中农或下中农，可一直怀恨在心的那个被开除的长工成了革命积极分子，在他的强力坚持下，老二被划入地主行列。                               帖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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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史点滴    行  人

太爷爷是哈尔滨乡下的大地主，1947年哈尔滨土改时三十岁。当时共产党对地主的第一项政策就是净身出户——穿着随身衣服离开自己的家，放弃一切财产，连针头线脑都不让带走。太爷爷、太奶奶和他们的五个孩子被赶到村里养马的房子里。我的爷爷那时才十一岁，太爷爷太奶奶被关，爷爷带着四个弟弟妹妹，最小的二岁，沿街要饭，要来的吃的还要送给被关的太爷爷太奶奶，政府不管被关人吃饭。

1948年初，村与村互换斗地主的运动开始。本村的人去外村拷问地主，外村的人到本村拷问本村的地主。不论白天黑夜，外村人随时到地主家，爱拿什么就拿什么，来得晚的没有东西可拿就打地主。太爷爷被用细绳子拴住两个大拇指，吊起来，马鞭子抽，竹板子裹上湿布打，打晕了用冷水浇醒继续打。夏天的晚上，太爷爷被脱得只剩短裤，绑到树上养蚊子。就在这一年，太爷爷去世了。不是打死的，是后背被打烂，爷爷说烂了个很深的窟窿，苦苦挣扎了很久。太奶奶被用烧红的烙铁烙后背。太奶奶去世我上小学4年级，我见过她的背，全是疤痕。  

太奶奶是小脚女人，身上又有伤，无法劳动，十二岁的爷爷开始和大人一起干活。他必须加倍工作，才能拿到一个成年人的工分。自1949年到1953年这四年，爷爷基本上每天只睡六小时，其他时间全是干活。日子实在过不下去，1953年，太奶奶只好改嫁。继太爷爷是娶不上媳妇的人，婚后对太奶奶和她的孩子们还不错。爷爷的大妹妹十五岁就嫁人了，说是嫁，实是卖，嫁了一个比他大二十岁的人，总算有口饭吃了。爷爷在歧视中长大，用他自己的话说：干得最多，吃得最差，觉悟最高，地位最低。爷爷说，那三十年（1949-1979），为了自己的妈妈，为了自己的弟弟妹妹，他没敢生过一天病，没敢误过一天工。

爷爷结婚后，奶奶跟着受歧视，生了我爸爸，也跟着受歧视。地主崽子还有人愿嫁？奶奶的父亲是满族人，半个猎人，打过熊，打过狼，杀过野猪，抓到过二米长的大鱼。奶奶的母亲去世早，爸爸说了算，他把两个女儿都嫁给了地主的后代。他有自己的道理，说：地主家读过书，家教好，家风好，以后肯定有一天能变好。1979年给地主摘帽时，爷爷说，村里所有的地主后代都朝北京磕响头，头都磕出血。妈妈1979年嫁给爸爸。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一家四口靠勤劳致富，成为全村第一个购买电视机的人。当时我三岁，清楚记得来我家看《霍元甲》和《西游记》的人把门都挤坏了。

我庆幸自己出生在这个家庭。太奶奶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告诉我，要有教养，知书达理。爷爷虽然受了三十多年的罪，但他从不抱怨，告诉我们要靠自己的努力改变生活，无论什么时候，绝不能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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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里有一户地主，其长子不仅吃喝嫖赌蛮横无理，而且参加过日伪时期的乡公所，手里还有几条人命。解放前夕，这个恶人去了台湾，他的两个弟弟却留了下来。两位弟弟很老实，也没干过什么恶事。没想到的是，兄弟三人的命运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哥哥在台湾另娶老婆，生活得有滋有味，两位弟弟在大陆却备受磨难苟延残喘。八十年代后，大陆开放台湾人士返乡探亲，已经七十多岁的哥哥在县乡干部们的簇拥下回到家乡，令他极为震惊的是两个弟弟居然那么穷困和凄惨，于是便忍不住责怪他们当初不跟他去台湾。                                         博  客

爷爷讲土改    滇  民

我家自明初以来世代开医馆，到我曾祖父是第十八代。乾隆年间，云南陆凉州闹瘟疫，我的祖先用大锅熬药，救了不少人，皇帝赐匾“陆坪春雨”，还赏银。我小时候见过那匾，1958年大炼钢铁要拿去做烧柴，我叔叔取下藏了，后来不知下落。曾祖父去世时，我爷爷才三岁半。曾祖父把医术传给了他的弟弟，后来我爷爷想跟自己的叔叔学医，可叔叔却不愿意把医术传给他，遭几次痛骂之后，他就跟舅舅做起小买卖，当了货郎。叔曾祖父的两个儿子，我的三公公和五公公，后来子承父业当医生，置了田，土改时划为地主，受了大罪。我爷爷最爱说的话就是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

我爸爸十四岁那年考中学，数学全县第一名。中学录取了，要四块大洋的学费，爷爷说：“我那个担子就值五块钱，你要上学就拿去卖了吧。”父亲失学了，跟着爷爷挑担子做小买卖。有一次爷爷到马街镇卖书，镇上的狗腿子（城管）说他卖的有共产党的书，没收了摊子，打了耳光，扣了人，我三公公花了一块大洋才把人领出来。父亲说那本书他看过，斯诺的《西行漫记》。爷爷这样的人是盼望“红星照耀中国的”。

红星还真盼来了。那年冬天，爷爷到天生关贩东西，国民党部队败下阵来，到处抢东西，包括他的货郎担，人家还没有蒸熟的饭也都抢去吃。夜里，解放军赶来，打跑了国军。解放军把爷爷被抢走的东西找出来还给他，天一亮还坐着解放军的汽车回了家。此后，爷爷把二儿子送去当解放军，还跟着一帮穷人搞农会。爷爷说：“农会开始要的是当丫头、娃子的，帮人做长工的（贫雇农）。我进去是因为识字，能写写算算，没收地主财产，要登记的。我是写字的，做长工的都是老实人，话都说不囫囵，土改光靠我们这些人不行。后来工作组把街上的地痞混子也喊进来，就可以斗人了。邵XX过去当过官，待人苛刻，斗得厉害。申XX对人好，谁都没有摸他一指头。”我妈妈说，有一次她去邵家，他家正用荆条打丫头，因为丫头把他家的金边碗打破了。我们同一个院子的潘XX就是被邵家打傻的。邵家与我外婆家同宗，外公外婆特看不起他家，说他们为富不仁。申家不同，解放前暗中资助游击队，解放后把全部财产捐给抗美援朝。 

过了一年，发动群众分土地，土改工作队说揪出的地主太少，田不够分，上头改了文件，说有20亩地就算地主。分浮财时，地主不交浮财就打，邓XX就是这样的打手，专门给人家上老虎凳。我三公公、五公公就是这样被打的。爷爷回忆说：“那天斗你三公公，我正好去农会，他喊老六救救我。晚上我连凑带借，弄了50块钱，悄悄去求情。农会还算给面子，第二天交了钱，算是捐给抗美援朝，把你三公公放了出来。”    

有一次斗地主，有个老大妈上去拿锥子扎人。那个地主是个恶人，过年催债，发现这家的儿子被抓兵了，就把人家的媳妇按住糟蹋了。那个媳妇是双身子，想不通，上吊死了，一尸两命。爷爷说：“有些地主是做过亏心事的。国民党军长孙渡的弟弟孙玉山，身上有好几条人命，杀了人把人头挂在城墙上。共产党抓他，人人拥护，连一般的富户都拥护。土改时期杀星重，只要是有钱人，区长说查查去，一查欺压过人，抓来就杀，邵XX就是这样枪毙的，罗镇长也是。罗镇长杀过很多人，近解放那几年，他看哪个不顺眼，就说哪个是共产党，枪毙。冤冤相报，共产党来了也杀他们。大地主被杀，中号地主被斗，岳十一他爹就是被佃户包在蓑衣里烧死的。”  

土改开始打人是出怨气，报仇，后来打人是要东西，地主几乎家家藏东西，好多东西是打出来的。后来打人打上瘾了，贫雇农分了田就忙着种地，农会那几个打手整天就想着打人。爷爷说：“那时候，农会的打手看哪家地主的姑娘好，拉出来就打，把人吊起来，有的是在奶头上扎上麻线，再在下面加上砖头，逼你交浮财。真不是人！我想，农会不能再干了，再干自己也不是人了。”申家开始定的是开明地主，有人发现他家屋檐下藏个金坠子，工作组就说他不老实，欺骗政府，把他抓起来，上了老虎凳，也没有打，让他交浮财。第二天早上，发现他跳盘江了。爷爷说：“我心里再也受不了，再不干农会了。工作组要整我，正好你叔叔在部队立了功，来了喜报，就没再整我。我有个朋友，本来要划地主，游了街。游街回来，正好他儿子在朝鲜立了一等功，就改为小土地出租。”

我五公公解放后继续做医生，医术好，待人也好，四清时也被清理，文革时期索性让他白天看病，晚上扫厕所。挨斗几次，五公公病了，医院革委会说他是地主，不收，只得拉回家，半路上就没气了。   

爷爷说：“土改烧地契，佃户不识字，把我们家的家谱也烧了。分地主家的东西，供桌是分给军属的，我就挑了个大桌子，好让你们有个桌子读书。我们家本来就不是种地的，分给我的地，我一分都没要，连原有的一亩二分地都交了，就要了一匹马，免得赶街挑担子。老了，挑不动担子了。福兮祸所伏啊，1953年，粮食统购统销，怕马饿死，你姑妈买了三升蚕豆喂马，坏人还说是破坏统购统销。55年合作化，我索性什么也不要，就到纺织厂当纺线工了，我七岁就帮你曾祖母纺线。入股，我没有股，我伸伸手说，我就一双手，十个指头。你们将来读书，要当医生，我家祖祖辈辈都是治病救人的，到我断了，对不起祖宗啊，也对不起你爸爸，不让他读书。穷字压着，喘不过气来，没有办法。”

土改打手邓XX，斗过我爸爸、我五公公，还扎过我一个姑姑麻线。后来我一个堂妹与邓的儿子相爱，家人反对无效，我婶告诉全家族，她对不起大家，养了这么个女儿，她不认这个女儿！

小学校长段绍井    霜  天

1957年我读小学二年级，学校突如其来地动员大家搞大鸣大放，唐老师被打成右派分子。唐文质彬彬，高个儿，很清瘦，即使多次上台挨斗，也难掩他那文静闲雅的气质。唐老师的反动言论有：说统购统销搞糟了，说我们学校那位从抗美援朝战场归来的威风凛凛的校长段绍井不学无术，诸如此类。段校长曾是我父亲的学生，身材魁梧，走路迈大步，成天虎着他那张马脸，好像我们这些小学生全是被他俘虏的美国鬼子。他当初积极报名抗美援朝，凯旋归来后荣任校长。

有一次公社组织全社小学生搞积肥，段校长亲自出马，带着几百名小学生到处找肥料。学生们背着比自己身体大几倍的大背筐，漫山遍野找青草。山上的大小树木砍光了，光秃秃的，倒是麦田里的野草不少，伴着麦苗一起疯长。大家争先恐后地钻进麦田里扯草，青青的麦苗儿被踩坏不少。段校长走过来，看了看那些被踩倒的麦苗，吼道：“这是谁搞的破坏？嗯？给我站出来！”在他身边扯草的几十个小学生个个吓得四处逃散。

合该我倒霉！我离他很近，偏偏我认为没有逃跑的必要。“我今天非把你这破坏分子揪出来不可！”段校长厉声说着，一把揪住我，像老鹰抓小鸡似的，轻飘飘地把我提起来，稳稳当当地按在被踩坏的麦苗旁边。“站好，不准动！”段校长要对我这个现行破坏分子进行现场批斗。他说：“恶霸地主周子张坏透了，他的儿子也不是个好东西！”原来他知道我是周子张的儿子。我吓得全身发抖，从那以后，每见这位大校长我就不由自主地浑身发抖。

学校开始推行普通话教学，先对老师进行短期培训，很快老师就能用流利的普通话教学了。一天晚上，我父亲叫我背诵新学的课文《凿壁偷光》。背到“在墙上凿了个洞”，我父亲吼道：“什么个洞？重背！”“在墙上凿(zao)了个洞。”“把书给我！”我父亲更生气了。“这个字读什么？凿(co)了个洞嘛！你怎么乱读？”说着对我一顿毒打。我解释说，老师就是这样教的。他不相信我的语文老师刘老师会这样“乱教”，连刘老师这样难得的好教师也乱认字，这个书还有什么读头啊！我说我们老师教的是普通话，你说的是四川话，可是父亲却武断地说，普通话也不该把字完全读走音！一定是刘老师在乱读字！我父亲自称他的学识远在我的老师之上，我也真的怀疑是不是刘老师教错了。

次日上学，我向刘老师讲述了我的委屈和怀疑，讨教这个字究竟该怎么读才算对。刘老师看着我手上脸上满是伤痕，就说，我会找周先生讲道理的。

过了两天，学校召开家长会，段校长特意通知我父亲与会。父亲高高兴兴来校参加家长会，他很有几分得意，不仅因为他的儿子在学校成绩优异，更因为段校长还曾经是他的学生。

学校的格局还是他当年任校长时的情形，还是那座破庙改的小学校，还是当年他曾经敲击过的那口大古钟。见了段校长，他很想主动上前与他打招呼，但转念一想，若校长主动来招呼自己，岂不更有面子？见了刘老师，父亲赶快上前招呼她，他想在会前与她交换一下教育犬子的意见。记得父亲刚被释放回家时，刘老师曾主动约见过他，与他交换意见，称他周先生。不料今天刘老师对他很是冷淡，看见他竟转身走开了。更让他始料未及的是，会议一开始，段校长就把他“请”上主席台。他以为是他的这位学生尊重他，请他首先发言，不料听到的却是喝斥他要“老实交代”！

段校长批斗我父亲的理由是他“反对普通话教学”，还批斗他“暴力教育”，过去曾经打过这位校长的屁股，现在在家还打儿女。那天我父亲回到家里很沮丧，皱着眉头埋怨我不争气，却没敢再动手打我。

初小升高小的考试中，段校长亲自监考我所在的考室。我做考题简直不费吹灰之力，不到半小时就做完了，呆坐在教室里，等过了半小时，我便把试卷交给校长。

我的考试成绩无话可说，段校长却出人意料地不录取我。刘老师据理力争，坚决不同意将自己认为“有远大前程”的一个学生无缘无故地逐出校门。她向校长陈说一大堆我的好话，成绩优异，品行端正，心性良善，等等，并毫无顾忌地哭求这位大校长不要开除我。“这个地主崽子搞破坏，踩坏麦苗，暑假里还用石头打坏学校的黑板！”校长说出了我的罪状。“他是无辜的，他一定是被冤枉的，他不会干那些坏事。”刘老师为我辩解。

刘老师是我的班主任，要开除我，形式上须经她签字同意。在这所小学里，我的名字几乎无人不知，老师们听说要开除我，没有人不感到意外。一些好心的老师帮着刘老师劝说校长，请他不要开除我。段校长终于手下留情，不再坚持开除我。

发榜的日子，我喜滋滋来到学校，跑到红榜前一看，傻眼了，从头到尾，竟然不见我的名字！我急得直冒冷汗，心狂跳不止。最后，我在那张榜的末尾发现了“备取生”三字，我的名字在那里。我的眼泪哗哗流淌！

不知什么时候，刘老师来到我的身旁，轻声唤我，要我去她的寝室，她有话要对我说。我把满腔的愤怒一下子全发泄到她身上：“我是备取生？为什么？这是为什么？！”我那狂怒的样子一定让老师很害怕，也很为难。她怔怔地瞧着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我流着眼泪，转过身，头也不回地走掉了。后来才知道，我的备取生资格来得多么不易！

文革期间，段校长被斗得狼狈不堪，每次批斗会都演变成武斗，老师们不仅用脚尖拳头打他，还用板凳、砖头砸他。每当被打得头破血流的时候，他就哑着嗓子高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他的口号声越高，别人打得越狠；别人打得越狠，他越声嘶力竭喊口号。

文革后期，他到我家附近的朝阳庵村小当教师。他的妻子已经辞世，他与乡医院的一位医生争夺我们村的一个年轻寡妇。医生稍微年轻，人缘好，眼看就要占上风，可是段氏老奸巨猾，又占地利（村小离那女子家近）。有一天，天欲雨，他请那女子吃晚饭。饭后，雨越下越大，“我不留客天留客”，当晚他用暴力占有了那位女子。次日，他宴请全村的干部，主动向他们“交代”自己一时糊涂所犯下的“严重错误”。这一招很绝，等于是向众人宣告了女人的归属，断了那女人的退路。生米已成熟饭，加上村干部们撮合，那女子和她的家人不得不同意了这门婚事，只有小姨妹还是坚持一家人原来的意见，希望姐姐嫁给医生。她当着众人的面，大骂这位未来的姐夫是无耻的流氓。“小姨妹啊，你可别乱骂人哦！从今以后咱们可是亲戚了啊！你骂我流氓，我怎么流氓的呀？你没有证据吧？我对你从来都是规规矩矩的吧？你说我怎么流氓的呀？”他又幽默，又调侃，把个小姨妹说得哑口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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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83岁了，给我说过许多她小时候的事。外婆幼年，母亲早逝，父亲有一年病了，交不起租，地主要外婆的父亲把年仅13岁的外婆交给地主做填房，地主老头都57了。外婆的父亲不愿意，但逼得急，就让外婆跑了。一个13岁的女孩，黑灯瞎火孤身一人跑到县城，又跑到武汉，讨饭，孤苦无依，很多次跟狗抢吃的。两年后，共产党的队伍来了，看她可怜，收留她在卫生院洗绷带。21岁时，和外公带工作队回家乡。爹早死了，死的时候很惨，饿死的，乡邻帮着埋了。外婆小腿上有一大块凹下去的地方，是狗咬的，溃烂到看见骨头，流脓长蛆，她自己狠心用竹签子把烂肉抠出来，在桥下面躺了三天，没水喝没吃的，眼看死掉，一个洗衣服的寡妇发现了，背到教堂，洋人给救了。讲到这里，外婆83岁的老人哭得像孩子。

童年记忆    潘石屹

我出生在甘肃天水。解放前，天水有一所国民党的骑兵学校，养了许多军马。据说马得病死了后，就把它们扔到我们村子对面的山沟里。马的尸体吸引了许多狼，方圆几百里的狼都汇集到我们村子附近。自从有了骑兵学校，村子附近的狼成倍增长。

爷爷年轻时一直跟随于右任先生搞革命，家里珍藏着于先生写的一个条幅，父亲记得条幅内容是“自由而有根是生长极快之树木”。奶奶是外地人，解放后随爷爷回老家天水。据父亲说，爷爷常告诉他，当农民太轻松了，太好了，比打仗轻松多了，也没有任何危险。爷爷在我们村子对面的山上开一块荒地种土豆，这块地到现在还叫狼窝里，地边上有一狼窝，里面有许多狼。我父亲说，他小时候跟我爷爷在地里刨土豆，地边上的狼在跑来跑去，互不侵犯，相安无事。

我们村对面半山坡上有个小村子，叫河沟里，住着几户人。有一户人家的媳妇是从阶州（陇南）娶来的，讲话和我们当地人不一样，大家都叫她阶州媳妇。她有一个女儿，女儿很小时，她带着女儿在地里干活儿，狼来把女儿叼走了。阶州媳妇看见女儿被狼叼走，一直追狼，狼叼着女儿跳下几丈高的悬崖，阶州媳妇也跳下去，跳到了狼的身上，狼丢下她女儿跑了。多少年以后，我回老家，很关心这个小女孩的下落，村里的人说，小女孩长大成人了，已经出嫁了，嫁给了镇上一户富裕人家，现在日子过得很好。

我七八岁的时候，家里养了一头猪。喂猪的事情基本上全是我干，从小就盼望着猪长大，杀猪过年，这是小孩儿最高兴的事情。天天喂猪是一件很累的事，似乎和这头猪没有多少的感情。一天晚上，一只狼跑进我家的猪圈，猪大叫，我爸爸冲进猪圈赶走了狼。猪的嘴被狼咬掉一块肉，猪吓得全身直打哆嗦，紧紧地靠着墙。我拿着煤油灯给爸爸照亮，看猪的伤口。这件事后，我好像和这头猪有了很深很深的感情，在和狼的战斗中，我们和猪是一条战线的。过年了，这头猪被杀了，让我们家过了一个高高兴兴的年。煮好的猪头上缺了一块儿肉，妈妈说这是那天晚上被狼咬掉的地方。

又过一年，我们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条反标。大队书记把所有识字的人全都召集起来，要破案，昼夜不能回家。关了许多天，也不在地里干活儿了，反标案也没有结果。最后，大队书记决定用投票表决的方式来决定谁是写反标的反革命分子。一天深夜，爸爸突然跑回家跟妈妈说，投票结果是他的票最多，可能要出事了。他告诉我妈妈，第一反标不是他写的，无论到什么时候都要给他伸冤；第二，一定要带着两个孩子活下去。在睡梦中我被爸爸妈妈叫醒，爸爸又简单地跟我说了一下事情的经过，说他有可能成为反革命，我是一个男孩儿，一定要像男子汉一样，帮助妈妈和妹妹一起活下去，无论任何时候都要活下去。他反复强调反标不是他写的，要为他伸冤。当天晚上我感到了恐怖，比那天晚上狼钻进了我们家的猪圈更恐怖。也是从那天晚上起，我发现我长大了，我身上有许多的责任，要保护我的妈妈和妹妹。最后反标案破了，是我的一位老师写的。接下来的日子，这位老师被五花大绑游行批斗。他旁边总有两个持枪的民兵，我见到后很害怕，怕民兵用枪把这位老师打死在我面前。

爷爷五十年代就去世了，“地主婆”奶奶一个人在最艰难的时期，在最艰苦的地方，把父亲、姑姑、叔叔们带大，并让他们都上了学。在我的印象中，每次去开批斗会，奶奶总是穿好衣服，梳好头发，像现在去参加party一样，平静地去，平静地回。她回来后，妈妈总是不让我闹，好让奶奶安静一会。但奶奶见到我，仍是一样的慈祥，一样的开心，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

村里的人讲，奶奶有许多金条和银元，不知道埋在什么地方了。我去问奶奶，你是不是有许多金条和银元，她告诉我：“那东西没有用，奶奶也没有埋。这世上还有比那东西更珍贵的东西，你长大就知道了。”我当时并不懂奶奶说的意思，但相信奶奶对我讲的是真的，此后我一直在寻找比金条和银元更珍贵的东西。一九九七年农历乙亥年九月初二，已经患病不能讲话的奶奶去世了。二叔给奶奶写一幅挽联，上联是“既辛亥革命呱呱诞生于中州大地”，下联是“何乙亥振兴悄悄离开了千里陇原”，横批是“天高地厚”。

那一年，我大约六岁多一点，我三爷（爷爷的三弟）被村里的基干民兵抓走了，去办学习班，家里人让我去给爷爷送馍。到了大队部门口，民兵班长用枪口对着我，质问我干什么，我吓哭了，但不敢哭出声来，看到爷爷坐在一间黑屋子的地上。爷爷很慈祥地说: “是我孙子给我送馍来了。”我被放进去，见到爷爷就大声哭了出来。稍大一点，我问爸爸，为什么要把爷爷抓起来，爸爸说，县委书记提出要贯彻“以粮为纲”的政策，要把在地里生长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树都砍掉，爷爷反对，就抓起来了。小时候地里的参天大树从此再也不见了，但村里粮食并不见多，反倒一年比一年少了，逃荒要饭跑到陕西关中平原的人越来越多。

我上的小学叫耕读小学，在一座庙里，只有一位老师，姓李，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写反标的现行反革命，抓走判了三年刑。耕读小学黄了，房间空了，只剩菩萨了。一天，一位姓吴的同学悄悄告诉我，他在菩萨面前捡了一个苹果吃了，是有人献给菩萨的。从那以后，我经常一个人偷偷去菩萨的屋子，看能不能捡点什么吃的。我的运气不好，每次都看到慈祥的菩萨面前什么也没有。

三爷在我上小学一年级时去世了，到今天我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打电话问父亲，父亲说：“你三爷名叫潘尔廉，字砺斋，逝世于一九六八年。他是饿死的。他死后，我们去他屋里，发现已经没有一点粮食了。”

我们小学采用的语言是当地的土话，与天水市里讲的话差距很大。乡下的人很看不起天水城里人讲的话，觉得他们讲话不诚实。我也发现，我们村里人讲话的速度比天水市人讲得慢，也没有他们讲话那样轻，与普通话的差距就更大了。当地把普通话称为“偏言”，只有来我们生产队的住队干部才讲偏言，大部分人听不懂。我记得有一次开批斗大会，住队干部用普通话讲了一大堆，最后让被批判的老太太做检查，谈对自己错误的认识，老太太说，你的“偏言子”我没有听懂，住队干部气坏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家乡大旱，粮食收得很少，村子里许多人翻过秦岭去陕西要饭。父亲常说，我们家的人饭量小，所以不用去要饭。政府隔几天发一次救济粮，是从河南运来的红薯干，用开水煮着吃，也可以磨成面做馍吃。我们从小吃惯了玉米面，觉得红薯面做的馍很难吃，吃了之后胃里常冒酸水。但无论如何也要感谢河南人，这次大旱，河南人的红薯不知救了多少甘肃人的命。父亲很少与村子里的人打交道，遇到领救济粮的事，总是我去。有一次我去领粮，队长不发给我，说是有政策，不能发给地主家。我回来跟父亲说了原因，父亲去与他们交涉，终于搞清楚了政策界限，是不发给地主分子家。奶奶是地主分子，但已经与我们分家了；我们家没有地主分子，政策是容许我们继续活下去的。领到红薯干，回家的路上，我很高兴，但我发现父亲一直不高兴。回到家，妈妈很高兴地告诉我们说，中国的卫星上天了，还会唱《东方红》，奇怪的是父亲一直没有高兴起来。

我的六妈（六婶）是死了第一个丈夫后改嫁六爸（六叔）的。六妈长得特别漂亮，特别喜欢孩子，但她的命不好，生了几个孩子都病死了。每个孩子的死对六妈的打击都很大，特别是一个和我同岁的儿子，名字叫克里。克里病死后，六妈哭得死去活来。六妈特别喜欢我，有一次，我去问六妈，刘少奇打倒了，他还有饭吃吗？六妈说，孩子别担心，毛主席是好人，不会让刘少奇饿死的，至少一天能吃上一碗面条。我小时候总在想，刘少奇比我们吃得好。在我的心目中，面条可比红薯干好吃多了。

小学毕业时，公社中学给我们学校的名额很少，照顾贫下中农   的孩子还不够，我的家庭是“四类”家庭，更是排不上号。我哭着去找叔叔，他在公社的中学当老师。走后门成功了，我上了中学。

这所社办中学叫东泉中学，公社叫东泉公社，现在改叫马跑泉乡。许多老师讲普通话，我听起来比较费劲。化学老师就讲普通话，他说，物质世界是由分子构成的，分子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是由原子核和核外电子构成的，还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原子结构图。世界是这样的？我带着疑惑去问叔叔。叔叔告诉我: “你现在最重要的不是了解世界是怎么构成的，重要的是你身体不好，得过肾炎，中学毕业回生产队已经参加不了重体力劳动，要抓紧中学的时间学习一两门吃轻闲饭的手艺。现在我们村里没有电，但是过几年一定会有电，所以，你要学电工，会接电灯，会装开关。还有，现在的社会政治运动多，墙上写的标语口号多，你要学习写仿宋体字和黑体字。”苦练过一阵写标语口号，到现在仿宋字写得还不错，但是有了电脑，我的这点优势也显不出来了。

爸爸平反后，一辆解放牌卡车把全家的东西拉进城。瘫痪的妈妈没有担架，我和爸爸用床单临时做了一个担架。到了城里，我们借住在爸爸的一位老同事家。汽车开不进胡同，我和爸爸用担架抬着妈妈，一只手还拖着丢了鞋的弟弟。城里人都探出头来看我们这跟难民似的一家人，却没有人来帮我们，我感到了城里人与人存在的距离。从此我们全家开始了城市生活，那年我1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