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五类忆旧》第二期-刚之柔-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其实早在1997年前后我就想做这样一个工作。不过，那时不是编黑五类忆旧，而是为饿殍立传——编纂六十年代大饥荒饿死者的大型故事集。当时我在一家报纸做副刊编辑，借助工作平台，我向我的作者和读者约稿，请他们把自己见闻的大饥荒饿死人的故事写下来，寄给我。一两年间，我收到几百篇来稿，然而最终我未能把它们编成故事集。原因之一是绝大部分来稿写得不成形，而我又没有足够的力量把它们一一处理到位。原因之二是我被工作量吓怕了。有一天，我看到一个资料，说78卷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总字数才1.26亿字。于是我想，三千多万饿殍，光名字就是一亿多字，与《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总字数相当，这辈子我什么事都不干，光他们的名字我到死都写不完！

那几百篇稿件我至今珍藏。饿死人的地面儿真是广啊！从东北到海南，从新疆到江南鱼米之乡，全国各地哪儿的来稿都有。中国人真耐死啊！至今竟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族群！难怪毛泽东不在乎跟人家打核大战，也不在乎几千万人饿死。为饿殍立传的宏愿虽未实现，那两三年我却集中写作和发表了几十篇关于农民问题的文章。这是大陆大众媒体上最早的一批为农民权益呼吁的言论文章。某种意义上说，近十几年来海量的关于农民问题的个人写作、媒体报道（成为热门的公共话题）和政府农村政策的改变（废除农业税等），都滥觞于我写的这一批视角独特、尖辛悲怆的文章。

发愿为饿殍立传的时候，互联网还未流行，其功能也还很有限。那时所有稿件都经邮寄而来，或是电脑打印稿，或是手写稿，没有一篇是通过Email发来的，也没有搜索引擎可用。今天编《黑五类忆旧》与为饿殍立传一样，也是一项有限对无涯的事功，可毕竟至少技术上方便多了。现在我不再作贪大求全之想，不奢望记下每个黑五类的名字，只求怀着一份敬虔之心，竭尽所能，把《忆旧》编成一部记录特定时期中国社会生态状况的历史文献。虽或无补于黑五类同胞曾经遭遇的屈辱、不公和苦难，但求有助于我们所归属的这个族群未来的成长、进步和文明。

原重庆美丰银行总经理、抗战时期陪都重庆临时参议会议长康心如诞辰120周年纪念会，定于2010年11月16日在重庆市重庆历史名人馆举行。热诚欢迎海内外尚健在的美丰银行同仁、美丰同仁的后人、对相关问题有兴趣和专门研究的专家学者以及媒体记者报名参加。联系人：詹康（手机电话0086-13012367126）。通信地址：重庆渝北区龙溪街道金龙路92号3-16-2。邮编：401147。电子信箱：kgx290920@sina.com。特此公告。

爱在风雨夕……………………………………………海鸥（04）

美国好公民关惠群……………………………………林宝庆（09）

找不到帽子的摘帽右派………………………………顾延龄（11）

受教育权被夺记………………………………………李荫国（15）

少年反革命……………………………………………胡健（18）

坏人时代………………………………………………甲乙（21）

托派子女的梦魇………………………………………张曼青（23）

东山谷文昌……………………………………………霍达（26）

归侨生在一九五七……………………………………黄达维（28）

蛇湾血案………………………………………………张介山（30）

探母记…………………………………………………从维熙（33）

乱世恩仇………………………………………………胡喜盈（37）

四类分子的命运与挣扎………………………………李若建（40）

土地阴谋………………………………………………李肃（46）

我家的地主分子………………………………………吕维（48）

愧对宋尔仁……………………………………………马波（56）

巫宁坤的炼狱…………………………………………三妹（59）

周扒皮的后人…………………………………………孟令骞（64）

桃曲旧事………………………………………………许崇平（69）

暴力土改及其原因……………………………………杨奎松（72）

斗尸记…………………………………………………尹曙生（79）

五字勾魂………………………………………………杨杰（88）

倪柝声的绝笔…………………………………………颂恩（89）

在青草地上……………………………………………梁惠珍（92）

胡锦涛请客……………………………………………佚名（99）

1966年春节过后，我刚从大连返回单位上班，同寝室的房师傅就要给我介绍对象。他说：是他的堂妹，师范学校刚毕业。知根知底，问我意下如何？我婉拒道，自己刚工作，想过几年再考虑。时间不长，他又问我最近是不是有人给你介绍对象？我吃惊于他的消息灵通。“是的。但我还是那句话，过几年再考虑。”“嗨，婚姻是早晚的事，别错过良机。我这个妹妹真的挺好。我安排一个日子，你俩见上一面。行就处，不行拉倒，省得我总为她牵挂。”就这样，他硬性安排我在一个周一的早晨，与乘早班火车回郊区学校上班的他的妹妹，在车站候车厅见了面。

这样我就算处女朋友了。有一次，我将我在学校写的一本诗集给她看，想不到她竟把它改抄到她新买的一本很漂亮的硬壳笔记本上，然后又把我的诗集还给我。真是字如其人呀！那娟秀娴熟的漂亮字迹令我感佩，那从字迹中散发出的人品的贤淑和青春的芬芳令我沉醉，令我迷恋。不久她告诉我，她的家庭出身是富农，并多次委婉提出要我慎重考虑与她的交往。那时我在这方面没受过什么挫折和打击，对此不以为然。

这年五月，“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色恐怖开始了。我很为她的家庭出身担心，一再叮嘱她要处处谨慎。她告诉我，由于出身政治贱民，从1957年14岁起她就懂得了世间炎凉，知道如何保护自己，让我放心，没事。我每个周六晚到车站接她，周日在一起，周一再送她到车站。每次走时，她家那条小黄狗都会跟着，一直送到车站，然后让我摸摸它的头，转身跑回家。

说起这条小狗，还有一段故事。那时我俩认识不久。一次我们遛马路，突然窜出一条小黄狗向她身上扑。我吓了一跳，赶忙去驱赶，可它还是摇着尾巴向上扑。她蹲下抱起它说：“这是我家的小狗黄黄，可厉害呢。”“它怎么跑到这里了？”“不知道呀。”说完将它放下：“回家吧，去！”她一跺脚，那条小狗就跑向我们身后的两位老夫人身边。后来她告诉我，两位老人是她的母亲和老姨，那是在偷偷验收我。再后来我到她家时，黄黄见我就像老朋友似的，摇头晃脑，特别亲热。她的母亲惊异地说：“俗话说‘狗不咬新姑爷’，你们看真是这样呀！”

八月的一天，突然接到她的一封信，说经过多次反复考虑，决定与我分手，今后作为好朋友相处。我很吃惊。最近在一起的时候，她总显得那样无精打采，闷闷不乐，还说有老师要给她介绍对象。强扭的瓜不甜，分就分吧，我立即挥笔复函。信写完后，刚要去邮局，突然觉得这事得与介绍人说一声，不然他还以为是我先提出分手的呢。

经与房师傅交谈，方知单位文革小组已勒令她的父亲“限在本周内滚回农村原籍”。十几天前，看到市里散发的《关于驱逐黑五类分子问题的革命串联大会决议》，她就有了预感，觉得我俩的爱情没有未来。为了不影响我，她痛下决心，才提出与我分手。

第二天，我请代休假赶往她家。沿途看到满载抄家物品的卡车呼啸而过，时不时有成群的黑五类被红卫兵从小巷里打骂驱赶出来，押解遣送。红色恐怖已从传单标语上走进现实。

一进大院，我就看到她们全家正在向一辆马车上搬家具。马车旁站着她的父亲，正与一位满脸凶相的瘦高个，右臂上戴着“赤卫队”袖标的人交涉。“老郭，这捆书是老爷子留下的药书，你们要它干嘛。”“我看是你家藏的变天账，必须带回检查。”一位身着草绿色军装，扎着皮腰带的学生模样的红卫兵走上来说：“郭组长，又搜出几封信件，怎么处理？”“全部带走。”这时只见她从屋里跑出来喊道：“那是我个人的信件，你们不能动。”那个红卫兵立即从腰上抽出皮腰带，举手要打。我一看，不好！赶忙上前劝阻，并将她拽到一边说：“咱不要了，我以后再多多给你写。”她一看是我，以惊异的目光看着我说：“你怎么来了？”“我不应该来吗？”她拢了一下头发，露出额头上渗出的晶莹汗珠：“信收到了吧？”“我已经把它撕了。现在什么也别说了，抓紧搬家。”

等我将最后一件物品（一个收音机），放到车上她父亲手中时，她母亲把我拉到一边说：“小汪，情况就这样，你也都看到了。你俩的事，大婶只有一个要求，我家的成分问题不能连累你，希望你尽早给她一个话，不要犹豫，行吗？”我拉着她那颤抖的双手说：“大婶，你放心去吧。弟弟我们会照顾好的。有时间我俩会去看望您老。”在搬家过程中，黄黄被对面屋的刘大娘关在她屋里，一直狂叫不止。否则它会向生人扑咬。那姓郭的曾狠狠踢过它一脚，骂它“真他妈是黑五类的狗崽子”。

她家这个一百多户的长海大院，先后被撵走四户人家，其中一个姓胡的寡妇最惨。她因强调曾任国民党军队连长的丈夫已死，自己的出身是城市贫民，因而拒绝被遣送，与红卫兵吵闹起来，最后被剃了阴阳头，当晚上吊自尽。三天后，两个孩子也全被遣送。她的大女儿刚上初二。还有一户姓李的，70多岁的孤寡老人，也因出身不好要被赶回原籍。但原籍已无任何亲人，经老人下跪求情，才同意他去在青海工作的儿子那里。我们是最后一家被遣送的，时间是1966年9月16日。

他们父母走后，我时常去看望她的弟弟。那年他刚初三毕业，课不上了，又不让参加红卫兵，整日呆在家里与黄黄为伴。这时黄黄的眼已瞎了一只，是上次被那个姓郭的踢瞎的。它见了我更加亲热。听弟弟讲，他十岁那年冬天，家里的炕炉子夜间反烟，将全家熏昏，是黄黄半夜发现，拼命挠门大叫，把对面屋的刘大娘惊醒，才挽救了一家人的性命。听了这些，我将它抱起，贴在脸上。它用那软软的舌头舔我的脸颊，好像是对我款款深情地说话。

她还是周六回来，帮弟弟料理一下家务。没过多久，街道居委会来了一帮人，拿着一份北京工业大学红卫兵领袖谭力夫的讲话《从对联谈起》，说根据北京的精神，“你弟弟也必须走”。弟弟走后，房子被街道居委会一个造反派女头头占了。她上了一把锁，声称要办街道托儿所。当时黄黄已染病在身，被刘大娘留下，说以后再来取。就这样她彻底没有家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她不敢去乡下探望父母，因为学校文革小组已找她谈话，要她一定划清阶级界限，分清敌我。她也不敢外出，因为全国已刮起出身论的狂风，出身要查三代挖四代，上火车汽车，进商店医院，都要报出身。

那时她唯一的安慰就是周六能见到我，见我后又总是说“下次不要来了，这走钢丝绳的日子不能让你也摊上”。有次我生气地说：“比起‘世界上那三分之二处在水深火热中等待我们去解放的人民，’我好多了！我不在乎走钢丝绳，只在乎你。”她哭倒在我怀中，用右手连连捶着我的前胸说：“你真傻，真傻！”这时的我，真的分不清是爱她还是同情她，反正她已占据了我整个身心。

这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由此全国各大、中、小学掀起大串联运动。起初象她这样出身的人是不许参与的，后来就没人管了。有一次我寄给她一份油印的《周总理在接见红卫兵代表时的讲话》，其中谈到驱逐黑五类问题时有这样一段指示：“你们不能把脏水都泼到农村……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统统遣返农村，已这样做的要尽快纠正，把他们接回来。”见到这份文件后，她非常想到北京看看。在我的鼓励下，她与学校同样出身的几位老师决定一起以串连的名义去北京。那天他们赶到火车站时，车站已贴出“车已超员，停止进站”的通知。情急之下，我将她们带入我的宿舍，打开宿舍后窗，直接送进站台，并帮助她们一个个从车窗爬进车内。

北京清华园是一切最新消息的源头。在那里，她找到了那份油印文件的铅印文本，即刻买一个带有“清华大学”字样的专用信封，将文件寄给乡下的父母。母亲接到后，连夜骑自行车赶往40多里外的城里。天刚放亮，这封信就已交到父亲的一位叫李长江的徒弟手里。这个徒弟也是单位文革小组的成员，他高兴地说：“这就好啦，一切交给我办。”他立马找到那位姓郭的组长。郭一见这带有“清华大学”字样的牛皮信封，顿时肃然。在我们那个北疆边城，在人们的心目中，清华大学就是毛主席的传声筒，就是第二个中央文革小组。再抽出文件细看，郭傻眼了，不得不签字“同意返回”。但是原籍农村那头则没这么顺利，那里的文革头头不同意返回。无奈之下，她父亲把新买下的房子送给他，才获得签字放行。

1966年12月3日那天，天气格外好。在她父亲单位同事的帮助下，全家又回来了。但黄黄没等到这一天。自弟弟也被撵走后，黄黄的身体就一直没再好起来，每天趴在那上了大锁的房门下，不吃不喝。坏了的那只眼不断淌出血水，最后终于离开了这个疯狂的世界。

印度的种姓制度，日本的贱民制度，南非的种族制度，等等，在国际上早已臭名昭著，人人喊打。当年肆虐中华大地的血统论与希特勒推崇的雅利安人血统优秀论有何区别？人们可以相互原谅以往，但历史从未宽恕过任何罪恶。无须通缉历史罪人，因为从来无一漏网。

补白：乡人柳普，少年时放荡不羁，青年时外出闯荡，辗转多地，终无所成，后被抓壮丁，在国民党21军充当伙夫。在伙房曾经人介绍，填表一张，说是加入什么互助组织，后来有没有什么活动，他自己也忘了。解放后经查，那是一张加入军统的表格。经公安部门审查数月，因无确切证据从事过特务活动，被逐回乡，发证一张，结论栏中写明“作为反革命”。文革中，柳某成为牛鬼蛇神的一员。在向领袖请罪时，总是自报家门“‘作为反革命柳普’向老人家请罪”。民兵营长大喝：“柳普，你就是反革命，怎好是作为反革命？”柳普慢吞吞地说：“我不是反革命，是作为反革命，我是有派司的。”说完，掏出派司，白纸黑字写着。众皆笑，营长无可奈何。后柳普终经不起折磨，投河而亡。海安

没有上过一天学，连自己几岁都不清楚的移民关惠群，每天默默为数百位无家可归者送饭菜，20余年如一日。8月4日，欧巴马总统在白宫为这个关惠群颁发了2010年国家公民奖。

关惠群出生于广东开平的一个富裕家庭。父母均是成功的医生，但在文革期间成为批斗对象。六七岁的关惠群，脖子上挂着铁丝木牌，受批斗，跪玻璃。她亲眼看见哥哥和嫂嫂被枪决，还亲见其他家人饿死或受虐死在街上。关惠群独自一人，流浪街头，睡马路，睡垃圾箱，挨饿受冻，在垃圾箱中捡东西吃，度过4年无家可归的生活。没有人跟她说话，她也被禁止跟别人说话，饱受孤立与贫穷之苦。

11岁那年，关惠群与家人泅水逃至香港。到香港后，她一度无法适应正常生活。她无法吃普通食物，只能吃垃圾，晚上拒绝睡床。不久，她父亲因病在香港去世。14岁上，她辗转来美，投靠姐姐。姐姐每天离家上班后，她就在家看公共电视台的儿童节目《芝麻街》和《Mr. Rogers' Neighborhood》。这两个节目就是她的学堂，她就这样学会了英语。也由于Mr. Rogers，她至今都坚持穿要绑鞋带的鞋子。

38年前，经人介绍，关惠群嫁给物理学博士陈伯良，并随夫搬到加州Eureka镇。大儿子陈溢俊上小学一年级时，关惠群怕儿子如她幼时那样被人欺负，就每天在教室外观望。老师知道她不会说英文，后来也请她进教室一同学习。当时班上有一个小女孩，每天向关惠群讨食物吃。后来她发现这个小女孩的全家都住在车上，便开始接济这家人。

关惠群行善不欲人知，连老公都瞒了10年。因为无照派发食物，她还被当地警方取缔。三年多前，经当地记者报导，关惠群的善行才公诸于世。加州第一夫人也曾跟她一起送饭，还捐了三间浴室。

现在关惠群每天清晨2时起床，为加州Humboldt郡四五百名无家可归者打点当天的食物，并且送无家的小朋友上学。她照顾的无家可归者，都是不符合政府救济条件的弱势者，大多数是有心理疾病的退伍军人，许多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还有几十名不满20岁的青少年。一些美国家庭，子女一满18岁，就不再负担他们的生活了。

关惠群说她只是在回报社会。她不愿再见到与她当年那样睡垃圾箱的情况。关惠群至今仍有梦魇，只要听到华人男子说中文，就会不寒而栗。不过她说她活过来了，她认为是神让她活下来，她是有使命的。不过，她说，她的哥哥、姐姐以及103岁的母亲吴德璀，则从来不提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

补白：文革以阶级斗争为纲，每个生产队都以揪出几个牛鬼蛇神为荣，否则就是阶级斗争觉悟不高。本人所在生产队没有地主，仅有的一个富农，文革前就死了。这可急坏了民兵排长，想来想去，发现了几个富农子女。特别是老大，解放前已成人，享受过富农的生活，“就他了”。但该人是个瘸子，解放前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除了不能挑担外，耕、耙，扬、种等农活样样在行，还能做木工活，走路较常人还快。成为牛鬼蛇神后，此人每天自备高帽，上书“富农子女”外出游街。开始还要人押送到大队集中，几天后，婉拒了押送人员，自行前去。一列各式牛鬼蛇神，浩浩荡荡，前面有人敲锣，后面有人喊口号，煞是有趣。尤其瘸子，总是走在第一个，有时还与其他人拉开一定距离。他自我调侃：“我是一条腿走一条腿推，你们怎走得过我。”长长的队伍，瘸子打头，引起众人争相观看，笑声不断。海安

本人顾延龄，江苏南通人，1957年毕业于杭州大学数学系，为人诚恳正直。当年同学们推选我为班级整风代表，我却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早在1955年反胡风时，女同学吴××曾遭班级批判。在班里仅有的一次放鸣会上，有人旧事重提，我谈了自己的看法：“她又不是胡风分子，批她干什么。人与人之间应当互相尊重，应该同情人，理解人，尊重人。”随着整风迅速变为反右，我和无数人一样也落入了毛泽东早已设计好的阳谋陷阱。

从7月24日起，班级整整批了我七天七夜。7月31日半夜，批判会结束后，我一个人从都克堂出来，黑暗中沿着下山的石阶，经健身房，无目的地走到钱塘江边。一路上，没有一个同学理睬我，那怕说一句话，点一下头。

接着，团支部会上，支书宣布我已堕落为右派分子，开除团籍。时年22岁！我嚎啕大哭，在同学面前表态说：“三年后，我要重新加入共青团！”那时我是多么天真、幼稚、无知！右派已经沦为阶级敌人，怎么可能让你重新加入共青团？

毕业分配名单也是在都克堂宣布的。分配名单中居然没有我的名字，我意识到问题严重，立即给浙江省教育厅写信，表示“愿意在工作中改造自已，希望能分配我一个工作”。省教育厅很快答复，叫我去宁波专署教育科报到。我匆匆整理好行装，没有向任何同学告别，无声无息离开了生活了四年的杭州大学。风景如画的校园对于我已经丝毫不值得留恋。这一天是1957年8月21日。

省教育厅通知我去宁波报到时，给我一封密件交宁波专署教育科，宁波又给我一封密件交嵊县教育局人亊科。至今我不知道里面究竟是什么内容。1957年8月22日，我到嵊县中学报到，任数学教师，直至1995年在该校退休。

1957年8月至1963年春，学校不发给我工资，每月只给25元生活费，而工作量却是一般教师的两倍。1962年春，俞忠荣副校长在师生大会上宣布摘掉我的右派帽子，可仍然是每月只有生活费。我写了申请报告，到1963年春才拿到每月51元的工资。

1979年右派摘帽改正时，嵊县教育局张文槐副局长和人事科吴文兔两位领导找我谈话，说我的档案中只有1962年右派摘帽的文件，有开除团籍的文件，有察看二年处分及延长察看一年处分的文件，却没有看见右派戴帽的文件。他们问我：“1957年杭州大学有没有戴帽的公文让你看？有没有在戴帽公文上让你签字？”我懵了，答道：“在杭大，除了批判会上有人说我是右派外，没有人单独同我讲你是右派，更没有书面文件给我看，我没有签过名字。”他们又问：“你怎么知道你是右派？”答：“杭大开除我团籍的会上说顾延龄已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开除团籍。到嵊中，每月只给我25元生活费，拿了整整6年，凭此我就认为自己是右派分子。至于对我察看二年和延长一年的处分，我同样不知道。老师们也不知道，没有人同我讲过。”

我在杭大的档案中只有二年察看处分，没有戴帽批文，这说明杭大并未给我戴右派帽子，只作二年察看处分。可是当初杭大并没有向我宣布这个二年察看处分。那么嵊县是谁把察看二年处分当右派分子处理的呢？肯定是校领导。那么延长察看一年又是谁做出的呢？肯定是诸丹忱。当时嵊中书记、校长是一个人，就是诸丹忱。诸肯定知道內幕。只有书记、校长有权有胆敢这样肆无忌惮地干害人的勾当！我曾问过诸校长：“教育局领导说我的档案中没有右派戴帽文件，只有摘帽文件、察看二年和延长一年处分文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诸尴尬地、毫无底气地说“不知道”后，然后不声不响地走开了。

事情总要有个结果。我写信到杭大询问，同时到杭大数学系盛淑云教授（我大学时的同班同学、党员、班团支书）处问当年对我是怎么处理的。他回答说：“批判你以后，我们把材料上报了。以后如何批复，我们不知道。”

不久，1979年3月6日，中共杭州大学委员会发文《关于顾延龄同志错划右派的改正结论》，正文如下：“顾延龄，男，四十四岁，江苏省南通市人。原浙江师院数学糸一九五七届学生，一九五七年划为右派分子，并受到开除团籍的处分。一九六二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现在嵊县中学任教。根据中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对照中央一九五七年‘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经复查，顾延龄同志没有右派言论。原划该同志为右派分子，属于错划，决定给予改正。撤销原右派处理决定和开除团籍的处分。恢复名誉。关于工作和工资等有关问题，建议所在地区和单位按规定办理。”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曾与张凤图老师谈起我档案中的怪事。张老师说：文革时，他曾与另一位老师到杭大调查某某某的历史。查完后，好奇心促使他们顺便去看我的档案，结果档案中却找不到我是右派的资料。由此可见，我在杭大的档案中确实没有戴帽批文！那么杭大党委发出的改正我错划右派的文件又是凭什么发出的呢？难道是不管你有没有档案，只要事实上你已做了22年右派，就予以“改正”吗？这一将错就错，究竟是谁的责任？

因当权者草菅人命，我冤枉地当了22年的右派和摘帽右派。我不禁要问：

一、既然我档案中没有戴帽文件，那么当初是谁把我当作右派分子对待的？

二、既然沒有戴帽文件，那么1962年摘帽时就应发现这个问题。既已发现问题，就应立即纠正，恢复名誉，补发工资。那么又是谁继续隐瞒真相，假模假式地宣布摘去我的右派帽子，使假右派变成真右派？由于这些人随心所欲、草菅人命，我过了二十多年提心吊胆、心神不定的日子。帽子拿在他们手中，随时可以给你戴上，而且禍害父母、弟妹、妻儿一大片！试问这些人是否犯了渎职罪、故意伤害罪？要不要承担法律责任？

三、我的档案中有察看二年处分和延长一年察看处分的材料。如此重大的处分，为什么不让我本人知道？连老师们也不知道我有察看处分的事，只知道我是右派分子。那么谁在一手遮天？谁在瞒天过海？对这种人难道不应该追究行政责任，甚至法律责任？

四、1957年至1962年初的戴帽期间，我毎月只有25元的生活费，却每周要上24节课。摘帽之后，为什么工作量和工资仍然还是右派标准，没有一点改善？直到1963年，经本人申请，才拿到转正工资每月51元。摘帽后一年（1962年初至1963年初）的工资也未予补发，而工作量仍然是以前的工作量。1963年教师加工资，学校加工资的指标用不完，而学校那些当权者竟一手遮天，又剥夺了我增加工资的权利。直到1977年，已工作了20年的我，才平生第一次增加工资（每月加7元）。试问，这22年的经济损失、精神创伤是谁给我造成的？嵊县中学的领导、嵊县教委乃至国家，难道不该承担责任吗？1979年，杭大发文说我是错划右派，予以改正，经济上却未补发一分钱。

五、嵊州崇仁中学梁丽英老师档案中有右派材料，可单位不把她当右派。1979年收到改正文件时，她才知道自己曾是右派分子。可是我无右派材料，却当了右派——如此玩忽职守、无法无天、丧尽天良的干部该不该处理？

反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1954年宪法第97条明文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1957年反右完全是对1954年宪法的公然践踏，中共必须彻底否定反右，必须彻底追究那些伤天害理的具体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向受害人赔礼道歉。按照1954年宪法，我们右派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地向国家索赔，发还二十余年所欠的工资，赔偿精神损失。现在政府有足够的财力，有人建议财政部应该发行专门的右派赔偿债券，打白条子也可以嘛！

我1948年出生在洞庭湖滨，家庭成员都是知识分子。父亲湖南大学毕业后从政，母亲师范学校毕业后从事教育事业。我一岁多时，父亲出走台湾，母亲刘学熙和姨祖李祥琳（汉寿县资深老教师）抚养我在摸爬滚打中长大。1957年，母亲被打成右派，我也被株连，一次次被小学、中学拒之门外。

1959年7月，我初小毕业。参加了升高小考试之后，我便无故心生不祥的预感。张榜后，我在榜上果然找不到自己的名字，顿时头脑嗡嗡作响。我红着脸，逃也似地悄悄离开，欲哭无泪。当时我虽未满11岁，却少年老成，深深懂得家庭出身的利害关系。

起初我想，初小升高小这么低的门坎，学校该不会以家庭出身为栏杆将我拒之门外吧？可是落榜的现实（而且全班唯我一人榜上无名）不容我不相信。那时初小升高小，考试只是过场，基本上是全升。

自幼饱受惊吓的我，这时更觉得惧怕，不知自己家的问题究竟有多大。十岁孩的童竟几乎被这个社会公开宣布为敌人，我被自卑感和负罪感完全吞噬了。

从11岁到13岁半，我荒废了整整两年半时间。这是我一生中刻骨铭心、度日如年的两年半。失学后，我偶尔跟随姨祖住县直机关幼儿园。园长余某，极端仇视我这个右派的儿子。1960年春，她把11岁的我强拉去围堤湖和幼师们一起割草支农。汉寿围堤湖是血吸虫疫区。我感染了急性血吸虫病，高烧四十多度。在极度贫困中，母亲和姨祖设法筹钱为我治病（当时治疗血吸虫病不免费），住院一个多月，差点丢了性命。姨祖看我荒废学业，十分痛惜，又无可奈何。她要我习碑帖，练毛笔字，看书自学。

1962年元月，有一部分右派被摘帽，母亲也在其列。母亲命运的转机，也给我带来上高小的机会。我上的高小是本乡有名的邹家坪完小。班主任邹宪章老师很有才华，又诲人不倦。令我兴奋而又紧张害怕的小学升初中考试到了。1963年7月，升初中的考试在太子庙中心校举行。我夺得全县第一名。

然而汉寿县教育局最后却做出这样的结论：李荫国父亲是畏罪逃往台湾的反革命，母亲是刚刚摘帽的右派分子。虽过继给李家，李家也是县内头号资本家。家庭出身一片漆黑，因此成绩再好也不予录取！

全县第一名却不被录取。这是我第二次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

凉秋九月，眼看着许多同学带着新的希望和愉快的心情进入汉寿一中、二中，我却再度沦为无业游民，真是痛不欲生。我怀疑自己还有没有中国人的人籍。我对自己的前景彻底绝望了。可是这一次我却奇迹般地很快平静下来。我已经15岁，完全懂事了。当时干什么都有一道政审关卡。升学、参军、参加工作，都要查祖宗三代。我有“原罪”，命中注定我要沦为文盲或半文盲。我认命了。

怀着满腹心酸，我从母亲所在的村小回到姨祖身边。上街我总是走边上，速去速回，好像做了贼，生怕碰到熟人，看到同学就远远避开。姨祖鼓励我切莫悲观，要坚持自学，继续练毛笔字。她让我读《古文观止》，给我讲韩柳欧苏，讲《左传》、《国策》、《史记》、《汉书》里的故事。“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李陵答苏武书》中苍凉的描绘把我带到大漠草原，也正契合当时我的荒凉与无奈的心境。我的泪水往心里流淌！

姨祖觉得我困在家里看书写字也不是个办法，还是要想办法接受系统的学校教育。1963年底，姨祖专程去长沙，找到汉寿籍湖南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教师郑英铸（也因右派问题被困），请他帮我找个中学就读。郑先生是汉寿名士，1949年之前县孤儿院院长郑启涛之子，与姨祖和我父母交情甚厚。郑先生十分同情我的处境，遂找好友肖沛老师（汉寿人）相商。几经辗转，终于寻到一所愿收“梁山好汉”的民办中学。这所学校叫长沙清华民办中学，地址在小吴门下的清水塘，校长贺邦鸿。

别看这个中学招牌大得惊人，却是一所极为简陋，刚刚开办不久的学校。三个教室，两个年级。学生大多为进不了公办中学的出身不好的学生，还有一些是问题少年。湖南日报社等好几个单位的右派的子女就在我们班。老师的水平还不错，他们都没有公职，干一期算一期，是一些政治和社会失意者。

经过清华民办中学一个学期的努力，1964年暑假过后，我怀着新的希望插班到长沙读初中二年级。很快，我的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师生刮目相看。然而好景不长。1964年12月，一封汉寿县教育局并加盖中共汉寿县委大印的公函追寄踪学校。该公函介绍了李荫国是何许人（家庭背景和汉寿县不予录取的事实），称该生不甘心现状，隐瞒家庭出身来长沙读书。按照党的政策，应辞退出校。请予配合。

据母亲回忆，当时株木山联校教师彭某曾几次找她打探我的校名和校址，联校骨干刘某为主谋，挑起事端，把我的“出逃读书”当做阶级敌人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妄图复辟变天的重大阶级斗争新动向来抓。汉寿当局高度重视，像追踪逃犯一样穷追不舍。

清华民办中学贺校长找到肖沛老师告知了真相。肖老师和郑先生安慰我：既然天不佑你，就顺其自然回家去吧！班主任王海泉老师找我谈话，深感惋惜，要我到五一路新华书店买一套由周朋寿主编的数、理、化自学丛书，回去自学。我第三次失学了。这也是最后一次剥夺我受教育的权利。

回到汉寿，我再也无心自学，再也不奢望读书考什么大学。我的学校生活就此结束，我的升学梦彻底破灭。算起来，我读初小四年、高小一年半、初中一期零三个月，共六年多。正当求学上进的花样年华，我却连续三次被学校坚拒于门外，这无异于将我母子一起打倒，再踏上一只脚，叫我们永世不得翻身。

当时吴续久和我是实验小学5年级的同学，我俩的父亲又都是被批斗的当权派，因此我们常在一起。我家有一台红灯收音机，吴续久来时我们会乱拨电台挑选节目。一次，我们无意中拨到了莫斯科广播电台。那可是敌台！我们十分惊异，十分恐惧。

敌台是文革时期的一个流行语，泛指中国境外的华语或英语等语种的广播电台，特指当时敌对国家和地区的广播电台，如美国之音、BBC等。当时收听这些电台只能通过短波，并在夜里进行。如果缺乏耳机设备，人们往往需要把声音调到最小，故曰偷听敌台。这种行为一旦被发现，轻则收缴收音机，被停职，隔离审查，批斗，勒令检讨，给戴上坏分子的帽子，重则判刑。在思想禁锢的文革岁月，偷听敌台成为一部分中国人了解外部世界，满足求知欲望甚至是娱乐渴望的特殊途径。

一次，我和吴续久从莫斯科广播电台听到中国作曲家李焕之的《春节序曲》。那么欢快，那么喜庆，那么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真是好听极了！文革后，中央台哪年春节不播放它呢？可是当年我们却是在心惊肉跳中收听的它。还有一次，我们听到当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的小提琴曲《思乡曲》。一唱三叹，好呀！我后来才知道，马思聪当年为了躲避政治迫害逃到了国外。莫斯科电台播音的声音不同于国内电台，内容则大都是对中国当时被禁的文艺名作的介绍。至于说我们当时偷听莫斯科电台有什么政治居心，那是太抬高我们两个小孩子了。

不久，复课闹革命了，我们也上中学了。我在淮中，吴续久在一中。有一天，是个星期天，突然传来一个消息，说吴续久被抓了。因为写反动标语，成了现行反革命！我惊呆了。如果吴续久成反革命，那么我怎么办？我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的威胁，晚上睡觉时人在床上就好像飘起来似的。

次日星期一，我去学校上学。班主任通知我：“早操后你去办公楼政工组一下。”完了！彻底完了！！无边的恐惧笼罩着我。我胡里胡涂做完早操，随着班级的队伍从环城路向校园跑去。我整个人好像在队伍中飘，心中说着：“同学们，再见了！白云蓝天，再见了！”到了政工组，两个中年模样的人询问我关于吴续久的情况。我如实相告。最后，他们两个好像非常友善地说：“你没事了，不要害怕！”可我怎么可能不害怕呢！不久就传来了吴续久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批斗劳改的消息。

吴续久后来回忆说：那天早上进教室时，他发现教室窗户都被用纸糊了起来（神秘），桌凳也变动了。吴一到自己座位上坐下，两名壮实高大的同学就夹在着他坐下，市文教卫系统革委会的头头和一中革委会的头头也走过来了，当众宣布：“把现行反革命分子吴续久押起来！”吴续久就这样收押了。当时他不到14岁。

所谓的反动标语根本不是吴续久写的。“当时我父亲、我舅舅都被打成走资派，我怎么敢写反动标语呢？我怎么也不承认，并提出可以通过验笔迹等方法查出写标语的人。”革委会的头儿们先是来硬的：“你父亲、你舅舅都被批斗，你不可能没有阶级仇恨的，反动标语不可能不是你写的！”后来他们又玩软的：“你承认了吧，你很小，可以宽大处理，不会影响你的上学、你的前程。”一个不足14岁的小孩子，哪里经得起那些横高竖大的大人们一天一夜的折磨，吴续久终于在审他的人事先写好的纸上签了字。（这些成年人欺哄逼供孩子，真是其无后乎！——编者）就这样，吴续久成了现行反革命，不准再上学，不断地被批斗，并在学校里劳动改造。

那些革委会的头头在审问吴续久时还特别提到我：“你成天与叛徒、走资派胡某某的儿子在一起玩，你们干了些什么？偷没偷听过敌台？”在我全然不知的情况下，蒙这些大人们如此看重，真是受宠若惊！

1971年，吴续久被当作三等公民分配到一家社办厂，我被分配到一家大集体的工厂。我比吴续久要高一等。之后不久，吴续久的父亲平反了，又成了革命老干部，吴续久的现行反革命罪名也因证据不足而从有变无了。吴续久现在生活得还不错，他说他对当年的事已经不愿多想了。

补白：奉节县城小商贩傅吉华夫妇，年近半百，无儿无女。因为朱衣供销社像机关一样严格执行上下班作息时间，开门晚关门早，还午休，农民买点生活必需品很不方便。傅吉华在供销社门前租了一间农房，通过关系从供销社批发食盐、卷烟、火柴、文具等小商品代销。供销社不开门时，社员可在此购买，免得跑空路。一天上午，朱衣初中班的红卫兵司令部开成立大会，几个革命小将将傅吉华揪上台批斗，给他戴上纸糊的高帽，令其低头弯腰。傅吉华不知自己犯了哪一项罪过，莫名其妙，不太驯服。几个小将上前揪臂按头，傅吉华向前一蹿，一只脚踢到了揪他的红卫兵邓昌友的下身！刚满13岁的邓昌友疼得蹲下哭了。

资产阶级分子傅吉华毒打红卫兵，犯下了滔天大罪！区公安特派员立即派民兵将傅吉华绑送县公安局。傅吉华反对毛主席的红卫兵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现行反革命。傅被判刑入狱，傅的老婆成了反革命家属，当然不能再开代销店了，生活无着，长期抑郁生病，又无钱医治，死在租住的农房里。傅吉华在文革后才出狱。陈宗培

坏人曾经是中国社会强行分出的一类人。那时我们是祖国大花园中的花朵，我们被教育眼前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是坏人，因而要睁大眼睛辨认，以免被坏人污染。我们队就有一个坏人，是右派分子，四十多岁，是从外地押回老家改造的。我家隔壁的老地主也是人人皆知的坏人。他老朽、掉牙、秃顶，见人卑躬屈膝，一副逆来顺受的模样。在人们对他们进行残酷的思想和肉体批判时，我仿佛享受到自己是个好人的快乐。

但是很不幸，某一天我家也出坏人了。大队革委会头头告诉我：你的父亲是反革命，是混进革命队伍的一个坏人，要与他划清阶级界线，不能包庇同情。他还动员我响应毛主席号召，带头站出来对父亲进行揭发斗争。我那发育得尚不成熟的大脑，实在无法参透这个复杂的问题。我非常紧张，觉得自己站到了人生的危机关口。我固然很向往革命队伍，不愿被革命大潮抛弃，但我并不了解父亲究竟是怎样一个坏人。他经常说政府好，从不说反动话，怎么会是坏人呢？他唯一的问题是几十年前当过国民党军官，可是很快就向新社会自首投诚了啊。

我不了解父亲，因而无法批判父亲。大队头头很失望，把我从“可教育好子女”的名单中划去。后来我偶然得知父亲竟是区里政工部门内部监控的对象，感到非常恐惧。如今四十年过去了，父亲已逝，不知他这顶特务嫌疑的帽子是不是还在，需不需要平反昭雪。

我20岁那年竟差点儿也成了坏人。公社搞围湖造田，青壮劳力冬天到湖滩挑堤，从早到晚干十四个小时，很累。有天傍晚，我挑一担土上了堤坝，倒土，喘气，不知怎么想的，竟突然对平时要好的哥们小张冒出这么一句：“我们挑长城啊。”学毛选小组成员阚某听到了，马上质问我：“你说这是什么意思？”我说没什么意思。他说：“没什么意思？你这是把我们的党比作秦始皇！”然后怒气冲冲地走了。就凭这一句话，我也可能被当成现行反革命在工地现场批斗，然后逮捕坐牢。于是我和小张紧急商议：假如阚某真去告密了，我决不承认，而作为证人，他要坚持一问三不知。此后几天我一直担心大队会把我突然揪出来批斗。可不知为什么，这事竟有惊无险地过去了。我算亲身体验到差点儿成为坏人的滋味了。

最后彻底动摇了我的坏人观的人还是父亲。父亲正派、廉洁、坚强、守信、敬业，做人做事一丝不苟，一生虽苦，却以苦为乐。即使生活穷困不堪，但绝不会有小偷小摸之心。他从不撒谎，不贪他人或公家一点便宜，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对青年人总是告诫要学好。他曾当过生产队保管员，人家想伙同他私下多分一点集体的东西，他却义正辞严拒绝。父亲一生坚持做他自己，不管头顶的压力多大，日子多难，他都依然如故。乡人因此称父亲为周朝人。据说周朝人最守规矩，对王法说一不二，朝廷可以画地为牢。如果我们的社会更多一些父亲这样的人，肯定就是一个好社会，好国家。

今夜，在这里，我在自己内心给父亲彻底平反——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大写的至诚之人。我虽是父亲的儿子，在人格尊严上实不及父亲的十之一二。由父亲推去，我青少年时代看到的许多坏人，看来其实并不坏，甚至其中不乏极好的人。本来我应该多多感受他们的人生光华和智慧，却错过了走近他们的机会。在那个弯曲悖谬的年代，人们形成了一种病态的封闭心理，相互猜忌，互不信任，彼此戒备，很难坦诚待人，很难轻松共事共存。

现在我常反问自己：你是一个坏人吗？似乎不是。你是一个好人吗？也说不清。起码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不像一个好人，缺少正义感，缺少血性，缺少悲悯情怀，很多时候蜷缩着躯体，过着甲壳虫一般生活着。这无论如何不能算是一个好人——好人是不该这么窝囊地活在世上的！

1952年12月22日，是独裁者斯大林的生日。那天夜里，我从熟睡中醒来，看见屋里灯光明亮，还有人说着话。后来知道那是父亲被抓走了。为了向独裁者斯大林献礼，中共策划了这次全国统一的扫荡托派行动，五百余名托派分子（包括郑超麟先生）都在当夜被捕。

父亲被捕后，母亲一个人带着5个子女确实困难，便托人把曼琳、曼平带到上海，由大舅抚养，留下大姐曼妮、我、曼云留在重庆与母亲相依为命。没想到这一分别就是10多年。1966年5月底，曼平哥结束了从北大派往四川峨边的四清工作，回京前请假到重庆探亲，我们才见了离别后第一面。见曼琳则是1966年末大串连时，我去她就读的北京轻工学院找她，经相互自我介绍才相认。如果路上偶遇，我们这对一奶同胞只能是相见不相识。

父亲被捕后关押在松山劳改队（白公馆、渣滓洞一带）时，每隔一二周或一个月，母亲就会带着我和曼云乘车去探视父亲。那时母亲实在是太累了，每次坐车都会打盹。这是我记忆特深的情景。到了劳改队，母亲与工作人员交待之后，就站在露天里等着父亲出来。他们站在一处谈话，我和曼云则在离他们五六米的地方看或自已玩耍。每次母亲总要给父亲带一些香烟或食品。有几次父亲是穿着工装出来见我们的，头上戴着白色的如同当年日本鬼子戴的那种帽子。帽子后面拖一块大布，遮住整个肩膀。

不知从何年起，母亲就再不带我们去探视父亲了，后来得知父亲已转押到西昌。好像是在1959年，国家实行一次大赦，提前释放了很多罪犯。当时我们也特别期待父亲能获释，可是左等右等不见消息，最后等来一纸通知，说父亲早在转押至西昌时就生病去世了。母亲听到这个消息不禁黯然泪下，我们心里也十分悲痛。母亲对父亲被捕前的政治活动浑然不知，只知道父亲经营印刷厂时常常印刷鲁迅的书籍及一些进步书刊。家里常有进步人士来往，陈望道等著名学者就来过我家。

父亲被捕，我们成了托派子女。读小学时，一次因调皮被叫到老师办公室，老师训我：“你是反革命子女，怎么不克制克制自己的行为！”这次训斥使我刻骨铭心，也改变了我的性格。自此我变得沉默寡言，谨小慎微，总怕自己的言行再召来同样的训斥。不过，“因祸得福”，我变得学习刻苦，任劳任怨，参加工作后经常被评为先进生产者或先进工作者。

我上的是私立幼儿园，小学读的私立达育小学（后改为公办中华路小学），小学毕业升不了公办中学，只能读民办初中和高中。1965年12月，重庆4所民办高中的高三生，大部分被南充炼油厂以半工半读的名义招去。1967年分配进该厂，我到了最差的工段，干了最差的工种。

大姐曼妮也是人生坎坷。高三就读于重庆市九中，是该校的高材生。高考后比她成绩差的同学都被各高校录取，她却榜上无名。好不容易分到重庆空压机厂（军工企业），没干多久，厂里下放人员，她首当其冲被下放，后来好不容易在和平路小学找了个代课老师的差事。我大姐夫也是空压机厂工人，因与托派子女恋爱、结婚，被调离该厂，到重庆东风机器厂工作。大姐后来以家属工身份也进了该厂。长年精神压抑，大姐失眠成疾，久治不愈，1979年服安眠药自杀。时年40岁，留下一双女儿。当时已退休的母亲在北京为在北大上研究生的曼平哥带孙女张薇，得此噩耗，悲痛难抑，可也只能是眼泪往肚里流。

妹妹曼云1965初中毕业，成绩优异但升不了高中，被招去当临时工。因是托派子女，1968年被辞退，长期未分配工作，干了十几年临时工，直到母亲退休才顶替成为正式职工。因事事遭遇不公，积郁多年，母亲于1995年过世。曼云失去精神依托，于7月26日留下遗书，投嘉陵江自尽，时年47岁。妹夫符比奇千辛万苦，花几千元雇人打捞，7天后才在嘉陵江下游河流转弯处找到其遗体。此时是重庆最炎热的时候，遗体高度腐败，无法辨认。那时没有DNA鉴定技术，仅从足部一颗痣的位置确定了妹妹的身份。

我母亲的遭遇一言难尽。公私合营后没收了所有的资产，被划为资本家，以资方人员的身份进入国营文化用品公司工作。接受改造自不必说，文革中因是托派家属，常被揪斗、游街及下放劳动。她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计时间、报酬。由于工作辛苦，又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她的脸常常浮肿，也查不出什么病因。

母亲为人真诚。父亲被捕后，她一人经营印刷厂。当时厂里有一名职工，外号聋子（因耳聋得名），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当时称为痨病。这种病传染性极大，母亲却对聋子十分关心。那时我们住民生路76号（印刷厂对面）二楼，他住三楼。我家做了什么好吃的，母亲都让我和曼云给他送去一些。久而久之，引来风言风语，甚至传到我们小孩子耳朵里。但母亲全然不顾，始终如一地待他，直到他后来病重，吐血而亡。

民生路76号还有一段故事。我们住在这里的是一间不足10平方的危房，1970年被拆重建。当时我已离家在南充工作，大姐结婚住在厂里，母亲和妹妹曼云只得投亲靠友暂住。好不容易等到新房修好，不料地段户籍警竟以我们是托派家属为由，不准回迁，硬让我们搬到渝中区打铜街4号三楼一间用木板隔出的11.8平方的房子里，没有厨房，没有厕所。据说赶走我们后，那位户籍警得到了本应属于我们的那一套回迁新房。

那个年代还有一件令我常感头痛的事：无论升学和工作，经常要填履历表，如何填写家庭出身一栏，常使我犯难。思考再三，要么填上小商、商人，要么填资本家，总之不愿填反革命、托派。但无论你怎样填，在档案里我们总是“托派子女”，是躲避不了的。

由于家庭遭遇，我非常害怕政治，不敢碰它。入党、入团的申请书是不敢写的，知道写了也白写。我搞不明白什么是政治，尤其是中国的政治。不同政见者就必然是敌人吗？难道政治就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我期颁着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政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政治，平等、自由、博爱的政治。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原帖来自于网易社区:http://club.163.com/viewArticleByOldUp.m?boardId=religion&articleId=religion_12351b671480b26_0

在东海和南海的交汇处，东经117°25′，北纬23°42′，蔚蓝的海水托着一个不规则的多角形小岛，像翩翩欲飞的一只蝴蝶，它就是东山岛。这里距香港210海里，距高雄110海里，距澎湖98海里。独特的地理位置，使东山自古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岛上至今留存着戚继光抗倭和郑成功、施琅先后挥师收复台湾的遗迹。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孤悬海上的东山岛仍然被国民党军队占据。1950年5月12日凌晨，解放军乘木帆船强渡八尺门海峡，国民党军队溃退，共产党接管东山岛。在斗争会上，翻身农民、渔民纷纷上台诉苦伸冤，涕泪横流。一位阿婆跌跌撞撞地扑向东山县委书记谷文昌，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泣不成声：

这时，一名当地干部急忙把谷文昌拉开，低声说：“老谷，不要理她！这是个反革命家属。她儿子被国民党抓走当兵，去台湾了！”

“啊，反革命家属？”谷文昌猛地被触动，不禁沉吟道。如果她也算是反革命家属，那么，在东山岛，这样的反革命家属太多了！国民党军队败退到台湾前夕，对东山进行了最后的劫掠，大搜粮、大派款、大抓兵，全县有4792名青壮男子被强行抓走，仅一个铜钵村就抓了147人。现在除了老弱病残，几乎见不到男人，成为远近闻名的寡妇村。礁头村的黄阿婆，四个儿子被抓走了两个，黄阿婆像疯了似地朝着大海痛哭号啕，直到哭瞎了双眼，也没见到儿子回来！

按照以往的常规惯例，黄阿婆有两个儿子在台湾当兵，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家属。可是，她家的阶级成分却是贫农，大儿子还是村农会主席，被抓走丈夫的二儿媳是村妇联主任，斗霸、土改中的骨干。那么，这家到底算什么？革命和反革命交错扭结，难分难解。要知道，这样的情况在东山并非三家五家，而是比比皆是。当时东山全县不过12597户，而被抓的壮丁多达4792名，差不多有一半的家庭被拆散，撇下了多少新婚少妇、白发爹娘、无依孤儿！再加上儿女姻亲、姑表旧眷，盘根错节，蛛网纵横，涉及人员几乎遍布全岛，难道能把他们都推到敌人一边去吗？

谷文昌的心像铅一样沉重。海滩上，月朦朦，独守空房的渔家妇女哭声凄厉，呼唤着被抓去台湾的丈夫早日归来。油灯下，意绵绵，年迈爹娘用颤抖的手在年夜饭桌上多摆一副碗筷，默念着未归游子的乳名。难道这些失去丈夫的妻子，失去儿子的母亲都有罪吗？经过深思熟虑，谷文昌向县委提出：那些壮丁决非心甘情愿地为国民党卖命，而是被强行抓走的。他们的亲属都是穷苦百姓，本应成为我们团结、依靠的对象。翻身解放，他们虽然也和别人一样分得了房屋和土地，却没有和别人一样得到本来应该享有的团圆和幸福。他们在战争中失去了亲人，已经遭受了双倍甚至于数倍于常人的浩劫，心灵上留下了永难愈合的创伤，难道我们还能忍心在他们的伤口上撒盐吗？国民党抓兵制造了一场灾难，我们应该去救灾啊！

中共东山县委迈出了审慎而勇敢的一步，就此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名词——称这些在台国民党士兵的家属为“兵灾家属”。对他们，政治上不准歧视，除了不享受只给予军烈属“代耕”的优待之外，与其他公民完全平等，困难户还予以救济，孤寡老人由国家供养。这些政策，在阶级斗争如急风暴雨的上个世纪50年代初，简直是石破天惊！

1957年抵达北京后，我们归侨学生逐渐感觉到中国大陆政治气氛过分浓厚，深感不惯。据说当时中国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指示，不在北京华侨补习学校搞反右斗争。但是学校的低层干部对抗中央，要求我们必须改造思想，反对右倾和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其中一位老师，姓王，是个共产党干部，要求每一个侨生必须发言反右。在此情况下，我不得不承认有以下资产阶级生活作风：逛夜市买小吃，支持小商小贩，破坏社会主义经济；不在饭厅用餐，到校外吃豆浆烧饼；贪图享受，前往王府井购买义利面包；逛东安市场（因为当时东安市场被定为反革命家属、资产阶级、遗老遗少出入的地方）；吃馒头夹芝麻酱；吃炒鸡蛋放辣椒；服装讲究，等等。

我们归侨学生前往王府井东安市场购物，到合作社购买食品，到饭店用餐，请裁缝定做丝棉袄，等等，当时都被批判。我们家族最重要的长辈，原华侨总会理事长张念遗，为了团结华人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60年代印尼排华浪潮中，身份显露，面临险境，抛弃祖祖辈辈百年建立的事业，匆忙逃离印尼，回归中国。张念遗为中国献出一切。作为他的长孙，回顾在中国十九年的经历，我深感中国部分基层干部以怨报德，严重违反并对抗周恩来1957年制定的“一视同仁，适当照顾”的侨务政策八字方针。

北京华侨补习学校的低层干部，还无理没收中国驻印尼领事馆发给我们归侨学生的纯属个人身份证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没收他们认为“反动”而我们认为伟大的苏东中学毕业证书，没收他们认为是英帝国主义的而我们认为是高级的苏东中学英文课本《English Essays》。

我们还被警告“出国就是叛国”。如此说来，那么数以千万计的海外华人，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长辈亲友，世世代代，以别国为家乡，岂不是更加叛国？叛国到底何意？难道全世界各国人民，包括美国华人，加拿大华人，印尼华人，马来西亚华人，新加坡华人，都必须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吗？从外交上来看，这种荒谬言论与指责，已粗暴地干涉别国内政。这些低层干部，不学无术，自己把自己看成中央领导，至高无上，胡作非为，严重损害中国的国家信誉，伤害了海外华人的民族情感。

全世界各国人民，包括绝大部分各国华人都永远不会属於中华人民共和国。请记住：他们是别国公民，他们为别国奋斗，他们决心世世代代忠于他们自己所属的国家。完全或部分带有汉族血统的各国华人(在东南亚称为华族)，只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完全或部分地同属历史传下的一个民族，只此而已。我们，1957年北京华侨补习学校刚刚从海外到达中国的侨生，被警告“出国就是叛国”，是对我们在海外的父母兄弟姐妹、长辈亲友的政治自主基本权利的侮辱与攻击，是无理剥夺外国公民子女的基本人权，是对中华民族五千年传统的亲情伦理、家庭团圆的破坏与践踏。

此外，有一些归侨学生因和北京女孩子恋爱，被跟踪监督，严厉批判，罪名是与反革命家属来往。在当时毫无法制的情况下，这些同学根本没有根据事实申辩的余地。我至今仍然无法理解，什么样的人算是反革命家属？什么样的人才算是革命家属？我们海外华人热爱华夏大地，珍惜中华民族情感，怀念祖辈的家乡和祖先长眠之地。但是在中国的经历，使我们心中的民族细胞被那些蛮横无理的中国干部敲打成亿万碎片。

梅桑榆先生来信：近日有朋友转来国标编的《黑五类忆旧》电子版第一期，甚好！我也是黑五类子女，希望以后能直接发来此刊的电子版或邮寄印刷版。

邓保民，邵阳县黄塘公社蛇湾大队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学生，解放初参加工作，在县粮食局搞储运。邓保民爱读书，特别对邓拓写的《燕山夜话》爱不释手。文革一来，三家村挨批，邓保民成为县粮食局的小邓拓，被开除出革命阵营，遣送回老家当农民。
　　1968年夏末，从东安县刮来黑杀风，人心惶惶，出身不好的更是人人自危。一天上午，邓家突然冲进来两个手持梭标、箩索的民兵，将他五花大绑押到大队部。干部们认定他具备参加黑杀队的思想基础——出身地主，一贯思想反动，仇视社会主义，又被政府开除回来。民兵用棕箩索拧成的粗鞭子，猛抽被五花大绑的邓保民。当时正是7月底，邓只穿了一件白衬衣，抽一下，衣服上就是一道血印子。邓大喊冤枉，民兵们说他顽固，打耳光，揪耳朵。他仍不招认，民兵便将他双手反绑起来吊在屋梁上，还有人抱住他的身子往下坠，重量加大了，两只吊在梁上的手臂好象从肩膀上撕烈似的疼痛难忍。最后实在受不了，只好违心承认参加了黑杀队。

1968年8月4日，蛇湾大队第二次批斗邓保民，派民兵去监房提押。那个民兵手拿一把明晃晃的大马刀。他把马刀斜靠在监房墙壁上，双手去开邓保民的镣铐。邓料定此次批斗有去无回，不是被打死，就是被丢到蛇湾水库喂鱼。与其如此，不如拼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决心下定，等民兵打开镣铐的一刹那，邓立即跨前一步，抢先夺过马刀，向民兵背上猛砍。民兵眼明身快，急忙躲闪，刀砍落空。邓保民杀人心虚，夺路而逃。跑到村外水井边，碰上该队贫协主席邓成茂的四岁的小儿子邓四清。邓保民横下一条心，手起刀落，把邓四清的脖子砍去半边。四清血如泉涌，当即死亡。

邻近的人们见状急喊：“邓保民杀人了！”“地主子弟造反了！”“黑杀队杀来了！”一时喊声惊天动地，此起彼伏，大家乱成一团。民兵们马上手提大刀、梭标、鸟铳、扁担、锄头，从四面八方追来。邓保民走投无路，跳到一条小溪涧。溪水太浅，淹不死人。他站立溪中，被团团围住，很快乱刀砍死。人们余怒未尽，高声大喊，不要散伙，到邓保民家里算帐。

此时邓保民的妻子唐桂姣已经得到丈夫杀人的消息。她决定与四个儿女在家坐等追杀的人来。唐桂姣听到叫喊，立即手牵着两儿两女走到屋前的禾场坪，战战惊惊地一字排开，勾头跪地。唐桂姣刚准备抬头认罪求饶，几只梭标便凶狠地向她的胸膛猛刺。话未出声，鲜血四溅，立即倒卧在血泊之中。

母亲被刺死，孩子们被吓懵。大女儿邓爱华年长几岁，流着热泪，匍伏在地，向大家哀告：“爷爷，奶奶，叔叔，伯伯，兄弟姐妹，我爸爸杀了人，犯了死罪，他死有余辜，杀人偿命，现在我妈妈也死了。如果两条命赔偿还不够的话，我愿意把我也赔进去，弟弟、妹妹年龄还小，不懂事，请饶了他们吧，我给你们磕头啦！”
　　面对这个杀人流血的可怖场面，又听了小姑娘的苦求哀告，有人同情了，有人流泪了，有人后退了，还有人大喊大叫：“杀了我们贫下中农子弟，十个地主崽也赔不起，对阶级敌人绝不能心慈手软。”邓爱华匍伏在地，现出的雪白颈项。有人举起马刀，咔嚓一声，砍下这个18岁少女那长满秀发的头颅，殷红的血柱喷出几尺远。
　　剩下的两男一女三个孩子，仍跪拜在地，脸色惨白，涕泗横流，全身抖得像筛糠。要不要崭草除根？要不要全家诛灭？那些杀红眼的民兵积极分子们深感地主子弟留不得，留了后患无穷，立即向余下的三个手无寸铁的小朋友开刀。有的用马刀砍，有的用梭标捅，有的用扁担打，有的用石头砸，不一会，三个小儿全淌在血泊之中，和他们的爸爸、妈妈、姐姐一起走了。霎那间禾场坪上留下五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邓保民一家被杀光了，大家可以放心回家了。一个邻居提出一个问题：“这些尸体怎么办？谁来给他们收尸？”有人说，到邓家自留地里挖个大坑埋了。又有人说，他一家死有余辜，谁愿意去给他挖坑埋坟？邻居说：“不埋也不行，过不了两天就会臭气熏天，再说尸首摆在地上也吓人。”有人提议丢到那边山上的岩洞里，既不用挖坑，也不会吓人，更不会散臭。这是一个好主意。众人一齐动手，抬的抬，拖的拖，血淋淋的杀人现场很快被打扫一光。
　　该队在杀了邓保民一家后，又抓了一些五类分子及其子弟要杀。黄塘公社领导得信后，一面派人下队劝止，一面将杀人情况上报，要求采取紧急措施。虽然有公社干部的劝导和干预下，该队仍然又追杀一人，另有一人自杀。
　　县支左办负责人召开全县紧急电话会议，说：“阶级敌人杀了贫下中农，贫下中农起来杀死几个阶级敌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要大惊小怪。”于是杀人风席卷全县，资江河里漂浮的死尸象放排木一样，日夜漂流不息，河水腥臭。下游邵阳市城区半个多月都不敢饮用河水。县区周边邻近各县，亦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如果不是47军某部陶柏荣政委在塘田寺检查国防线路时发现问题严重，挺身而出，与该区靠边站的区委书记宁斌等磋商，立即召开区、社、队负责人紧急会议，喝止杀人风，不知邵阳县及其邻近各地会乱杀成什么样子，又有多少人会死于非命。　　

一路上，我想得很多很多。那个女孩，怎么会想起在老太太肚皮上蹬踩呢？按年纪算，她不过十六七岁，刚开始步入人生花季。老师不会教给她，她的父母也不会告诉她，那么她怎么会有这种惊人的表演？《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记载，那些以杀人取乐的德国士兵，原本都是十分善良的孩子。可是希特勒掀起罪恶的战争，大日耳曼民族狂热情绪被诱发出来之后，德国人人性中恶的潜能，便被发挥到极致和畸形的地步。踏在老人肚皮上跳舞的那位姑娘，是不是就像那些杀人取乐的德国士兵？

补白：邻人崔某，妻齐氏，真正贫农。崔某早逝，齐氏与五子相依为命。解放前，五个儿子从没穿过一件新衣，吃过一顿饱饭。大儿子崔元福，自幼讨饭，后经人介绍，到上海拉黄包车，勉强生活。同事阿毛，盐城人氏，二人相处甚好。一九五〇年，上海解放，元福仍在上海拉车，小有积蓄，娶妻阚氏，颇有姿色。一日，阿毛向元福借钱一百，说是急用，元福许之。不多日，公安上门，将元福逮捕。究其原因，阿毛乃潜伏特务，所借元福之钱，用于购买纸张，张贴反革命标语。元福资助特务，罪大恶极，本应逮捕，因其出身贫苦，定为反革命分子，驱逐出沪，回乡务农，接受监督。其妻不堪凌辱，抛夫弃子，远嫁他乡。三儿子元寿，四七年参军，四八年参加苏中战役，作战勇敢，光荣牺牲，乡人集会祭奠。齐氏为烈属，每年享受抚恤。元福回乡后，齐氏又为反革命家属。文化大革命中，有时上午召开烈军属会议，齐氏要参加；下午召开五类分子家属会议，齐氏也要参加。若同一时间开会，齐氏则无所适从，乡人戏称她为“双料家属”。海安

我们村前的那条河，在当地也算是条名河。每逢汛期，上游山洪下来，浊浪滔滔，宽达数里，真有点“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模样。平时水并不深，只有村南庙山嘴湾常年水深数丈，黑幽幽的。

1947年下半年，在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的亲自训斥下，被指责犯了右倾错误的胶东区党委，为了立功赎罪，开始了一系列过激运动。首先是搬石头——把成分不纯的干部视为绊脚石清除掉，然后派出其他立场坚定的干部，到各村实行“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斗地主恶霸。一切由贫雇农说了算，打击面逐步扩大，开始乱打乱杀。许多村子的批斗会台子两侧都贴着“血流变成河，尸骨堆成山”的对联，横幅写着“打死无论”。有些村庄的墙上写着大标语“一不做，二不休”，“过大河不怕水淹”，“打破头使扇子扇”，甚至给各村下达指标，杀不够数要受罚。

我们村全是本家同宗，没有一户外姓，一开始也属于右倾一类，只把地主富农的房屋、土地、浮财分了，没有杀人。家中男人，上了几次诉苦斗争大会的台之后，害怕了，全都跑了，只剩老弱妇孺倦缩在家，不敢出门。

来点火的工作组进村后，先组织起一帮积极分子。其中有几个残废军人，自称“只要身上有个眼儿（弹孔），就比毛主席小不点儿”，趁势在村里横行霸道，杀气腾腾，人称五虎将。可是，空有猛将，没有敌手——地主富农男人早跑光了，完不成任务如何是好？于是在工作组的指导下，五虎将们把目光盯向留在家里的地主富农的老婆。终于有一天，一长串被绑的哭哭啼啼的地主富农婆，在手持大顺刀的五虎将们驱赶下，走向村南的庙山嘴湾……

在被扔进墨绿色的湾水里后，她们居然并不马上沉底，而是在岸边水面上团团转（因被反绑双手）。这时五虎将们手中的大顺刀排上了用场，一顿猛剁，水中绽开一团团血晕。她们终于不再打转，半沉在水中，慢慢飘向下游。

这一顿杀，我们的村子终于不再右倾，阶级斗争也终于带上血腥味。从此以后，拉锯式的冤冤相报、互相复仇开始了。不久，逃跑的地富分子在国军支持下组织还乡团，疯狂报复。很快解放军又收复了我村。除了逃到台湾的，其余的全部被捉拿回乡，就地正法，连拉铁锨的（当初跟着还乡团埋人的，通常都是被雇的穷人）也没放过。唯有一个还乡团老古被饶了一命，是个例外。

老古还不是地主，只是相对富裕一些，但是有污点，当过一段保长，因此早早逃了，把老婆留在家里。他的老婆自然难逃一劫，也被杀死在庙山嘴湾。当时老古还很年轻，听说妻子被杀，其仇恨的心就不必形容了，一马当先，带领还乡团杀回了家乡。五虎将们一看不是对手，带着老婆孩子跑了。

还乡团进村后，挨家疯狂搜查。说也凑巧，此时五虎将头领的老婆正值分娩，没法逃难，只好在家听天由命。老古一伙冲进门来，产妇已经吓得讲不出话，只知道跪炕上磕头求饶，心知必死无疑。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想起自己被杀的老婆，还乡团们一片声怒吼：“拉出去！”在旁边接产的老太太跪下来哀求老古：“不看大人看孩子，你就看在刚生下的孩子份上，饶了她吧！”眼睛血红的老古，看着炕上刚刚出生的婴儿，愣住了。过了许久，他突然狠狠地跺了跺脚，声嘶力竭地喊了声“走！”便头也不回地冲出了出去。

解放后，老古在外地落网，五花大绑被押解回乡，他也心知必死无疑。没想到的是，平时杀人不眨眼的五虎将竟然放过了他，只是给他戴上了反革命分子帽子接受改造。

以后老古又娶妻生子，生存了下来，而且老婆居然还是个老党员。每逢村里开大会斗争四类分子时，老古在台上低头弯腰认罪，党员老婆在台下振臂高呼口号。散会后，两口子一起回家，看的人都觉得啼笑皆非。林彪事件发生后，开会传达文件，按规定不允许四类分子家庭参加。可是对于这样一名具有党员身份的四类分子的老婆，连当时的革委会都不知道该不该让她参加。

村子里的一位老雇农说：“咱村本来挺太平的，全让那帮整天找穷根、拔穷根的人（工作队）给弄乱了——拔出人命来了，能不乱吗？”

上海邵纯先生来信：邮箱中见到《黑五类忆旧》，正在一篇篇细读。先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但黑五类并不能包括毛时代所有的贱民，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以及阶级异己分子，也都是贱民。

四清运动前，就有人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四清运动中，许多单位都有人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我就是其中的一员。本人1949年那一年只有9岁。原籍老家是贫农，父亲因病死于1952年，母亲是个小学教师，长兄1944年参加新四军。本人15岁当童工，16岁入团，20岁提干、入党，26岁从天津市支边到新疆。我的思想基本上是个小老左，对毛和党绝无二心。我离开天津市建筑仪器厂两三个月之后，该厂四清开始。在我缺席的情况下，工作队把我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并将大量的所谓揭发材料寄到新疆。我在新疆工学院实习工厂被揪出，时年27岁。从1966年10月到1971年4月，我被批斗、抄家、游街、刑讯、请罪了220多次，关押7个月，4 次从死亡的边缘上侥幸逃生。四清那些材料实在太荒唐，比如说我到新疆工作是打算投靠苏修。

1971年4月我被军宣队解放，当工人。我曾把这段经历写成《乌鲁木齐往事》一文，不久前电传给辛子陵先生了。我是从思想上的小老左一夜之间变成了阶级异己分子。三中全会后官运亨通至正厅级，又因查处基建中的腐败问题引起轩然大波。法院受贿，我以惨败被调到另一个单位任闲职。当我看出这个社会的病根时，已到退休之年了。

改时制定10条管制地主的办法，贴在地主家门上：1、扫街铺路；2、为农民夜校移桌凳；3、捞甽沟污泥；4、六点钟起床，六点钟睡觉，不准乱行；5、除劳动割草外，不得超出一里路，如出一里路，作通匪办；6、如有人来地主家走动，就是收买拉拢；7、走路碰到人民，不准当中走，须低头靠边走；8、不准提笔乱写；9、不准亲戚来往；10、不准拜佛点香烧纸。在土改过程中，个别地方甚至出现强迫将地富家的妇女给贫雇农配婚的情况。

让四类分子佩带某种侮辱性的标志，是一种常见的歧视，并且由来已久。吉林省乾安县在土改扫荡期间，贫雇中农胸前挂红条，富农挂黄条，地主挂白条，狗腿子挂狗皮条。大跃进时有的地方社员要进行评比，劳动表现好、出身又好的可得到“上游”标志佩在胸前，表现一般的则佩“中游”标志。四类分子无论表现好坏，一律佩带白布底黑字的“下游”标志。

1965年规定，企业中没有摘掉帽子的四类分子，不得享受企业的劳动保险待遇和退休待遇。在农村中，有的地方规定，四类分子实做的工分要被扣去3％，上缴大队。1957年，闽东福安专区发生一起大冤案，一千多名地主、富农家庭的青年干部，一夜之间被戴上“不纯分子”的帽子，清洗出干部队伍。这批人被开除团籍、党籍，送回原籍监督劳动，成为地、富、反、坏、右五类之后的第六类分子，只准参加生产队的农业劳动，不准从事其他职业。有人因卖字画谋生，被押送到农场劳动教养。因不务正业、不服管教的罪名被送去劳动教养的有300余人。

一般情况下，四类分子要做公益性的无偿劳动，比如由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指派强制监督扫街，进行劳动改造。1964年农业银行总行规定，信用社发放贷款，对四类分子，原则上不予贷款。北京市对困难救济户也执行阶级路线：对孤老户，城区一般平均每人每月7-10元，近郊区、镇为6-9元；对五类分子家属，城区一般平均每人每月5-7元，近郊区、镇每人为4-5元。

四类分子言谈举止稍有不慎就可能灾难降临。1976年1月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一名地主子弟，因忍受不了别人的奚落，加之喝了点酒，就对取笑者说：“你们拿我取笑，惹我火了，要杀你两个。”结果此人被吊打逼供，制造出一个巨大冤案，追出反革命暴乱集团36个，成员1359人，涉及两省5县，仅仅个把月时间，就枪杀、打死、摔死、逼死32人，预谋杀害未遂的18人。　　

据保守的估计，在70年代初期，知识青年中的“可教子女”（四类分子子女）超过知青总数的10%。有的农村社队，对“可教子女”同工不同酬，或分配重活却少记工分。在招工招生工作中，对“可教子女”长期和普遍歧视。在乡知青的成分构成因此发生了显著变化。70年代初，“可教子女”在知青中占10%上，以后逐年上升。1979年对贵州省18个县的调查表明，上海插队青年中的“可教子女”已占19.1%，台江县由原来的27%上升到43% 。延吉县1976年4月底知青年中，“可教子女”约占31%。

文革后落实政策，对运动中自杀的地富分子，也只是去掉了“畏罪自杀”的结论。

四类分子的命运之二：被驱逐。　　
　　土改时就有驱逐地主富农的现象。文革前，局部地区也有把四类分子及其被认为政治上不可靠的人从边境地区强迫迁移的情况。文革期间这种情况发展为全国的普遍做法。

1958年秋，为了建设“红彤彤的大上海”，数以万计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被赶出上海，造成无数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惨剧。1958年10月，汕头市一批四类分子共1789人被迁于粤北山区。1960年11月，辽宁省海岛地区的长海县，将表现不好的五类分子及其家属、被判重刑的反革命分子家属、有海外关系的家属和主要亲属、部分归俘渔民和有现实危险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共有273户，1541人，一律强行迁至辽宁省内陆的建平县。被迁者到那以后，死亡、外流的不少。1980年仍在那里的131户人家中，平均每户死一人。有142户，810多人，在那里生活不下去，先后转迁到其他地方。有的过乞讨、流浪生活，有的甚至卖儿卖女。1963年新疆发生过将五类分子和逃苏未遂人员内迁的情况。

文革期间，普遍发生将四类分子驱逐出城市、强迫迁往农村的情况。文革初期北京市有8.5万多人被扣上地、富、反、坏、右的帽子驱赶出北京。天津市1969年7月统计全市有4.2万人被遣送农村，其中各种分子1.6万人，随遣家属2.6万人。据估计，当时全国被从城市里驱逐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超过百万人。

命运之三：肉体上被消灭。
　　在早期的土改过程中，东北、华北和华东（主要是山东）的一些地区均发生过比较严重的乱打乱杀地主富农，甚至杀死中农的事件，有一部分地主富农被从肉体上消灭。吉林省乾安县整个土改过程中，各种原因致死的348人中，地主247人，富农42人。黑龙江省依兰县土改前有7337户，其中地主富农424户，土改后有8214户，其中地主富农272户；土改前后地主富农减少了152户，相当于土改前的35.85%。为何地主富农户数有如此巨大的降低，笔者没有见到文字资料说明。依兰县在土改中被枪杀、打死和自杀的地方富农多达103人，这可能表明一部分地主富农已经从肉体上被消灭。即使在1949年后比较温和的土改过程中，也发生过大批四类分子死亡的事件。广东省恩平县土改中自杀的有950人，其中地主570人(有的一家7口全部自杀)，富农108人。
　　在文革当中，不少四类分子和他们的家属遭到屠杀。这种屠杀，除了发生在一些比较边远的地区，如湖南、广西、广东、云南、江西、陕西之外，甚至发生在作为首都的北京市。根据笔者见到的已经公开出版的文献资料统计，被残杀的人数超过万人。在屠杀的过程中，也有个别面临死亡威胁的四类分子铤而走险，反过来杀了其他人，因而激发了更加残酷的杀戮。有的四类分子被残杀后，尸体都不被放过，还要对尸体开批斗会。

文革期间，湖南零陵地区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被迫自杀1397人。在死亡人员中，四类分子3576人，占39．33％；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占44．63％；贫下中农(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1099人，占11．54％；其他成分者411人，占24．20％。被杀者中，未成年人826人，最大年龄的78岁，最小的仅10天，杀人的手段极其惨无人道。有的杀人者害怕将来被害者子女报复，因此在屠杀中采取令人发指的株连，连儿童也不放过。株连是中国社会的传统，在当代中国的内战中这种事情也时有发生。北京市大兴县在文革中对四类分子的屠杀和株连只是一种历史的延续。1948年密云县镇压反革命，也发生过把地主富农全家杀死的事情。

在血统论的阴影下，四类分子及其子女要改变命运是非常困难的。为了让下一代能够改变命运，一些四类分子家庭采取与成分好的人家联姻的方式，期望借此改变命运，但是这种方式往往会连累配偶，同时对方也未必愿意在同等条件下与四类分子家庭通婚。有调查指出，出身好的男青年之所以愿意娶成分高的人为妻，肯定是对方在某一方面比自己强，如貌美。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他们还是优先选择与自己家庭出身地位相当的人。

一些与四类分子联姻的人被认为政治上不可靠。与四类分子通婚的问题引起中共高层注意，曾经下文件指导如何应对。1964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中规定：“对于同地主、富农子女通婚的党员、团员、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必须加强教育，要他们提高警惕，防止落入阶级敌人的圈套。”“如果这些人严重地受了这方面的坏影响，就必须严肃处理，特别严重的还要开除党籍、团籍和撤销干部职务。”

文革前有一个农村党支部书记与一位富农的前妻结婚，被认为丧失阶级立场，支部书记的职务被撤销，并且要在党籍与妻子之间做选择。这位书记选择要妻子，结果失去党籍。四川某县法院院长，因其岳父1957年被冤枉成反革命，被说成认敌作父，认敌为友，终被判刑，并被迫与妻子离婚。其妻被定为拉垮共产党干部的坏分子，大会小会批斗了十多次。

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与四类分子通婚的人惨遭杀戮。1967年10月，广西全州县出现了“贫下中农最高法庭”，乱抓乱杀四类分子及其子女。有一个大队，两天内集体坑杀76人。地主出身的刘某，请求留下一个小孩给贫农出身的爱人，不被允许，结果刘被迫抱两个小孩(大的3岁，小的1岁)跳山洞而死。　　
　　

四类分子离开居住地是受到严格监控的。早在1951年中共中央就规定：地主不论从事什么职业，不论到什么地方，均应加以监视，不得改名换姓，不得改变成分籍贯。虽然有风险，可是仍然有一部分四类分子选择逃跑。1979年各地在给四类分子摘帽时，发现均有一部分人外流或者外逃了。有的地方外逃比例还很大。江苏邳县四类分子9603人，外流501人。山东省安丘县给4863名四类分子摘帽，给错划错戴502人纠正，另有487人因长期外流，无法处理。山东省诸城县，20.79%的四类分子外流与外逃。黑龙江省嫩江县经过历次运动，全县共有受管制分子4016人，外流的796名，占19.82%。

外流、外逃者要面临被捉的危险，因为各地收容外流人口时均要审查政治面貌。一般情况下，逃跑的四类分子被抓捕后会受到惩罚。福建省由于经济生活困难，一部分四类分子外逃外流。省公安厅部署各地公安机将其追回。1960年追回4816人，根据不同情况给予批评教育、管制或逮捕处理。　　

编者曰：除通婚和流亡之外，五类分子家庭还有另一个摆脱命运的方式——把自己的孩子送给成分好的人家。我舅爷（父亲的舅舅）家是地主，三个表叔个个一表人才，蟒梁似的大小伙，可就是找不上媳妇。最后，二表叔被送人，娶了媳妇，三表叔转亲转个媳妇，大表叔在摘帽之后三四十岁才找上媳妇。

补白：1976年春，全国开展批邓、反击右倾反案风运动。奉节朱衣公社五湘大队召开大会批判邓小平的罪行。没想到，退伍军人邓昌国听了几个积极分子的发言后，站起身大声说：“你们包谷糊糊吃饱了，有精神打胡乱说了！若不是邓小平从东北调包谷来救你们，你们早就饿死了！我们邓家出了一个能干人，鵮了你们的眼睛啦？容不得啦？”

朱衣区和朱衣公社机关就设在五湘大队，无需传播，领导就知道了。谁敢公开反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谁敢反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昌国的言行当即被定为现行反革命，批判的对象由老邓变成了小邓。

邓昌国的话虽然反动，但却得到了一些人的同情，加之五湘大队姓邓的人很多，批了几次，再没有人发言了。那些年，退伍兵都是分配到军工厂。邓昌国刚退伍回家，等待分配。区公安特派员不知为什么发善心，只宣布将其交群众管制，没将他逮捕法办。但是，他永远失去了进厂当工人的机会。陈宗培

据官方文件，土改从1950年冬开始到1953年结束，将近3亿的无地农民获得了7亿亩土地、近300万头耕畜、近4000万件农具、3800万间房屋和105亿斤粮食。

1950年土改时，中共本已控制政权，完全可以通过政府颁布法令，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实现和平土改。但是毛泽东们坚决反对这种方式，主张通过组织农民与地主进行面对面斗争，夺回土地，搞流血土改。他们先为农民设定了阶级敌人的比例，1948年规定“将土改中的打击面规定在新解放区农民总户数的8%，农民总人口的10%”，然后要各地按这个比例制造敌人。以当时 3亿农民参加土改计，制造出的阶级敌人有900万人。

土改工作队普遍鼓励农民打地主，甚至亲自上阵打人。苏南2742个乡，有200多个乡发生乱斗乱打，218人被打、被吊、被迫下跪或被剥光衣服。新华社记者穆青写于1950年6月2日的《内部参考》中记载，河南土改，一个多月发生逼死人命案40余起，兰封县瓜营区20天里逼死7人。1953年春，广东西部地区的土改中有1156人自杀。当时广东流行一个口号：“村村流血，户户斗争。” 据保守估计，当年土改杀死了200万地主分子，另有估计可能多达450万人在土改中死亡。

毛泽东通过发动群众夺回土地的办法把农民吸引过来，武装起来，让农民手上也沾血，也跟地主对立，这样农民就只能跟共产党走。这种分土地的方式，让农民有一种感恩思想，觉得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是为穷人说话、为农民办事。毛泽东曾总结他的成功经验：“每到一处，先必制造恐惧，以巩固基层政权。”通过杀地主、富农，基层老百姓都处在恐惧和紧张之中，就不得不跟共产党站在一起。任何人站在它的对立面，就可能会成为镇压和专政的对象。如此一来，它的基层政权就巩固了。杀人立威，你杀了人，大家就怕了，就服了，这个政权就稳固了。

除了杀人，还有重组阶级队伍。他要制造一种天翻地覆的感觉，使原来处于下层的一些人翻到上层，把原来处于上层的人压到下层。这也是它巩固政权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土改之后为什么又搞合作化，将土地收归政府？为什么一定要走一个把土地分给农民的过场呢？有分析认为，这也是出于政治权谋。当初毛泽东说，将来我们建立政权后，要把土地无偿分给农民。这个承诺，对农民，特别是对贫苦农民，非常有号召力。如果他当初说，将来他建立政权后要把土地收归国有，恐怕农民谁也不跟他闹革命了。

土改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在农村划分阶级，将农村人口划分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贫雇农是中共依靠的对象，中农是团结的对象，地主和富农被定为剥削阶级，是打击的对象。从此，中国农村阶级阵线分明，出现了永远的下等阶级——地主和富农。当代文化批评人叶匡政说：“细究起来，土改的头等大事倒不是‘土地还家'，因为‘还家'的土地没过几年就被‘合作化’了。土改真正的大事是‘划阶级成分’，这划定的阶级成分不仅改变了很多人的下半辈子，甚至影响了几代人的命运。”

土改时，中国农民欢天喜地瓜分了地主、富农的土地。不旋踵，中共又将土地从农民手中收走，中国贫穷农民的土地梦做了还不到两年。直到今天，各级官员对土地都有极大的支配权。他们可以随便征地、拆迁，随便制定土地价格和补偿标准，继续让农民或者土地使用者蒙受损失。农民也就形成了一个观念：土地是国家的。政府予取予与，农民无话可讲，无可奈何。

祖父的大名叫吕吉，从小没念过一天书，属于彻头彻尾的文盲。按他自己的说法，出生在光绪二十六年，即公元一九〇〇年。祖父从小体格健壮，很有蛮力，又不怕吃苦，七八岁就成了家里的得力帮手。放牛、拉动轱辘、打坷垃、割草，甚至锄地，凡是孩子们能干的活，样样能行，比一般人家的孩子出色得多。十岁以后，祖父便开始参加大田里的锄地和收割等劳作。我家祖上属于世代农耕人家，从没有出过读书人。祖父的十几个同辈兄弟，个个都是文盲。他的同胞哥哥虽然识几个字，也仅仅是会写自己的名字或简单地记些账目。

十五岁时，爷爷已经长得成年人那么高，粗胳膊壮腿的，成为庄稼地里的一把好手。二十一岁那年，和奶奶结了婚，次年生下我的父亲。随后兄弟俩分家，他分得一头牛和三十多亩地。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这是世世代代小农的梦想。可是爷爷并不满足于此，他雄心勃勃要发家。

他的发家本领主要就是吃苦耐劳。自我记事起，爷爷从来没有午休过，吃饭很少坐着，总是站在炕沿，匆匆把饭扒拉完就走。锄谷子，在当地，连锄带间苗，通常每人一天能锄一亩多一点，爷爷却要锄到二亩半。这个效率靠什么？靠早出晚归！每年早早锄完自己地里的庄稼，就出去揽工，给别人家锄，挣几个现钱，然后攒起来。到了冬天，大多数人呆在家里不出门，他却天天一早起来，挎着箩筐，提着粪叉，急匆匆走在乡间的土路上，忙着拾粪。

节俭是爷爷发家的另一个主要手段。爷爷节俭到了守财奴的地步。小时候，每逢奶奶和我讲起爷爷的事，总是把他称为抠心鬼。他很少穿过像样的衣服，总是补了又补。如果奶奶主动给他做了一件新衣服，他会大发脾气，久久不穿。家里吃的也大多是粗粮，常年不见腥荤。种的香瓜、西瓜之类，从来不让孩子们随便到地里去摘。他给家里拿回多少吃多少，大多数拉到城里去卖，然后把卖掉的钱交给奶奶积攒起来，到一定数目，再买几亩地。

就这样，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到我出生时，他拥有的土地居然已过百亩。农忙时，开始雇短工。土地改革的前一年，甚至雇了一名长工，常住我家，和爷爷、父亲一起干活。

土改时，上级给我们村下达了八个地主富农指标，爷爷荣幸地跨入前八强，被划成富农。不久又将他关起来，要他交出积蓄的银元。他只交了一百多块。工作组不信，几次斗他。他怕被打死，瞅准一个下雨的夜晚，偷偷逃走，躲在城里的一位亲戚家中。不久被人发现，村里派民兵将他抓回。为防备再次逃跑，每晚将他仰面朝天绑在一张八仙桌上，继续向他索要银元。后来他竟又一次逃走。

有人说他力气大，自己挣脱了，也有人怀疑是看守私自把他放了，因为这人曾多次给他打过短工，关系甚好。再次逃跑后，爷爷一直躲在阳方口一带，曾在一个刮大风的夜晚，秘密潜回家中，巧妙避开看守人员，刨走一小罐银元作为盘缠。那时，他根本不打算远走，仍然幻想着有一天，风头过去，靠手头这点积蓄，再重振家业。他离不开土地啊！由于他的逃跑，工作组甚为震怒，将成分再次提升一级。于是，尔后我的履历表中，家庭出身那一栏，便永远被定格在“地主”上。

土改后，爷爷失去了房屋、土地、粮食，成了一无所有的流浪汉，被迫无奈地奔向口外，重新谋生。但唯一没有失去的，是他辛辛苦苦进入我村前八强，给全家带来的那个恶魔般的称号——地主。从此以后，这地主二字，像鬼魂一般死死地缠住他的儿子和孙子们，并且越缠越紧。

祖母出生在一九〇三年，比爷爷小三岁。嫁给爷爷的时候，身体甚为虚弱，经常生病。但生活的重担落在肩上，只有带病劳作，照料孩子，碾米磨面。秋收时节，丈夫在地里忙着，场面上的活儿大都落在她身上。我们家乡，家家户户以谷子和高粱为主。拉回场面上的庄稼，都是一捆一捆连秸杆带穗子的。她凭着一把短镰刀，要把所有穗子削下来，然后和丈夫一起用连枷打下颗粒。未打净的，她要放簸箕里揉下来。带土的，她要用簸箕把土簸出。天天满身尘灰，腰酸腿疼更是家常便饭。为了这个家，作为一个女人，她付出的甚至比丈夫还多。

我的曾祖父原本不是这个村里的人，弟兄四人在他们的父亲带领下，于清朝后半期迁到这个村子。他们搬来的时候，当时全村不足四百口人，却拥有五千多亩土地，离村较远的地方还有不少未开垦的荒地。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父子几个终于人人修起一座院子。曾祖父去世时，曾对两个儿子说：“我给你们打好了根基，以后的日子就靠你们了。千万不要抽洋烟，不要赌博，要正正经经过日子”。

要一代接一代的不懈努力。据说，奶奶的娘家正是看上了爷爷是个正儿八经的受苦人，才把女儿许配给他。奶奶对爷爷基本是满意的，

曾多次对我说起，认为爷爷是个好人，未沾染过任何恶习，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只是那节俭到吝啬程度的行为，常常令奶奶不满。奶

奶天生好心眼，乐善好施，恰好弥补了丈夫的不足。爷爷固然把钱看得很重，但其诚信度极高，从未拖欠过雇工的工钱，因此村上的人都乐于和他打交道。

光景就这样一年好似一年过着。奶奶进入中年以后，因为有我母亲分担了大量家务，不再像以前那样辛苦操劳了，身体竟逐渐健康起来。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刚刚订婚还未出嫁的女儿（我的姑姑）突然因病夭亡。奶奶被击倒，几乎到了精神崩溃的地步。有一段时间，奶奶精神错乱，整天说胡话。母亲曾对我讲过，姑姑死去的那两年，奶奶时常一个人坐到村边哭泣。每逢有一股旋风刮过，她便对着喊叫姑姑的名字，声音凄惨。常常母亲费尽周折，多方劝说，几番拉拽，才能把她弄回家里。回到家，还是不停地叫着姑姑的名字，饭菜不思。到土改时，奶奶的身体尚未完全康复。

奶奶和爷爷不一样，她对钱财看得很轻，土改被关初期便交代

了所有积蓄。至今我还记得，有一天工作组派人来找我母亲，说是我奶奶交代的，在什么地方埋着银元。母亲按人家说的地点挖出两小罐银元，工作组随即拿走了。工作组总认为我家还埋着银元，奶奶因此被捆绑吊打过。有一次还烧红了烙铁，动员群众去烙，然而却始终无人下手，只好作罢。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的好人缘。据村里老人们讲，那些年谁家有困难，向她借钱借粮，从未碰过钉子。

我有一位本家伯父，叫吕成功，曾在村里当过闾长。任职期间，一个姓白的人因偷盗被抓，被送进城里看守所。此人本来有病，不久死在看守所。从此，死者的弟弟白汉成，便把所有仇恨都归结在吕成功名下。土改时，白汉成成了积极分子，坚决要求把吕成功处决，并准备将其十六岁的儿子同时置于死地，以便斩草除根。有人将消息透露给吕成功的儿子，这个少年在夜深人静后越狱逃走。处决吕成功那天，奶奶和本村一个名叫白宽的年轻人被一起押出，戴着高帽子，走在人群里。前面几个年轻后生早用绳子将吕成功的双脚牢牢拴住，仰面朝天拖着绕村转了一圈。起初吕成功还不断发出呻吟，拉出村外时，声音越来越微弱。等到达二里外的沟边，大家停了下来，将吕脚上的绳子解开，随即把奶奶和白宽推到跟前。奶奶坐在地上，简直吓傻了，吕成功的衣服早已成了碎条，背上、臀部和后脑勺全都是血，只留有微弱的气息。工作组的人厉声喝令奶奶和白宽将吕成功推下沟去。一个女人家多咱见过这样的场面！奶奶双手颤抖着，一点也不听使唤，浑身没有一丝力气。工作组的人再次催促：“快推，要不先把你们推下！”幸亏有那姓白的年轻人，奶奶帮着总算把那血肉模糊的躯体推了下去。随即，民兵们搬起预先准备好的两车石头，纷纷向下砸去……

当天夜里，奶奶发起高烧，处于半昏迷状态。第二天，工作组通知母亲去领人，母亲央求隔壁两位大伯将奶奶抬了回来。几十年后奶奶对我讲述这些往事的时候，还不住地发抖，说在尔后的几年里，她时常做噩梦，梦见当时的情景，梦醒后浑身发冷，害怕得再也睡不着。

父亲只活了四十岁，死在饥寒交迫的一九六二年。父亲的死，对奶奶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她痛不欲生，卧病在床将近两年。她把父亲的死一股脑儿地怪在爷爷身上。原来，父亲在十三岁那年便承担起爷爷交给他的重任。耕地、播种、赶车、送粪、拉炭、应差等繁重的体力劳动，过早地落在他幼小的肩上，以至于青少年时便累下毛病。微驼的背，瘦小，黑干，从体质上看，明显属于缺乏力气的角色。父亲小时候上了三年私塾，认得一些字。本想继续念下去，怎奈那时爷爷正做着发家致富的美梦，强行让他辍学，跟着大人干农活。

爷爷年轻时属于有蛮力的人，庄稼地里的粗活、累活统统归他干，却不善犁、耧、耙、耱等与牲畜协同完成的技术性工作。于是，他决心把我父亲培养成一个庄稼地里的好把式。因此，一年到头，每天收工回来，父亲还得铡草，半夜起来给牛添夜草，小小的年纪蛮辛苦的。为此，奶奶常常抱怨爷爷，而爷爷从不理会。他年轻时就是这么辛苦，有啥大惊小怪的？人累了，睡一夜不就好了吗？再说，人来到世上就是要受罪，不受罪哪有饭吃！爷爷按照自己的逻辑，严格训练着他的儿子。到十五岁那年，父亲便真的成为庄稼地里的一个全面手。

那时，爷爷养着两头牛一辆车。这车和牛给父亲带来了没完没了的应差。那时城里住着日伪军，西山上又有游击队，我们村正位于县城和山脉的中间地带。两面都来要粮，都有差事要派。老百姓逆来顺受，哪家也得罪不起，谁派来的差事敢不办？在这种情形下，父亲便常常赶着车，任由别人指挥着到处奔波。有一次被日伪军征去，一个多月没有消息，奶奶吓得整日茶饭不进。日本投降后，又开始抓兵，父亲只好躲到几十里外的亲戚家。为此，爷爷还被民兵痛打一顿。二叔新婚不久，被抓去顶替。那时二叔年仅十五岁。后来从军营逃回，我父亲便带着他一起跑到大同，在孤山一个工地上给人家背石头。在那里，只给吃饭，不给工钱，还不时被斥骂。终于无法忍受，弟兄二人再向北逃到集宁。

哥儿俩在集宁先是做工，后来父亲托一位老乡，把二叔送到军营给伙房拉大风箱，他自己则找了个卖苦力的地方糊口。一年后，父亲回老家接母亲和我，被民兵扣留，不得离家。母亲种的几亩地维持不了三口人的生活，父亲就挑起担子做货郎，每天挑着百十斤重的担子，早出晚归，只吃两顿饭。劳累和饮食不均匀，父亲患上胃疼病。公私合营后，经商被取缔，再回村里当社员时，父亲已经是满身疾病，一脸皱纹，比实际年龄苍老得多。由于不断看病吃药，到三年灾荒前夕，所有积蓄花光，家里已是一贫如洗。一九六二年冬天，父亲便在贫病交加中死去。

爷爷、奶奶和父亲三人，土改时年龄都超过十八周岁，同属于地主分子。我们一家三个地主分子。一方面，我所受的教育是，地主是那么可恶，那么没人性，虐待、打骂、放高利贷残酷剥削穷人，把许多善良的人逼上绝路。可是另一方面，从小耳闻目睹的是，他们是那么勤劳，那么节俭，又那么乐善好施。在农村管制那些年，接触到我爷爷的同龄人，也接触到父亲的同龄人，我有时故意把话题引向爷爷、奶奶和父亲的为人。大家一致公认，爷爷是村里最辛苦、最勤恳的人，在劳动方面没有人能比得过他。奶奶和父亲的口碑更好，谁不说他们是顶好的人！我的年轻时代便是在这样的矛盾心情中走过来的。

待我成年后，也就是在沈阳读书的那些年，曾经力图和他们划清界线，按照当时的要求，努力读一些马列的书和毛泽东著作，学习雷锋，使自己紧跟时代。然而，当我一想到年老的爷爷和多病的奶奶，一想到刚刚去世的父亲，总是很心酸，对他们怎么也恨不起来。他们的一生，辛勤劳作，只想把日子过好，该交公粮的时候并不比别人少交，该纳税的时候按规定付钱，他们是安分守己的公民啊！他们并没有干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和反对现行政府的勾当。有一次我问爷爷：“土改时，没收你的土地房屋，你恨吗？”老人很平静地说：“那是政策，又不是光没收咱一家。”同样，公私合营后，父亲被取缔了小商贩，回村种地时也显得若无其事，说：“人家城里的买卖人都公私合营了，又不是光不让咱干！”他们只知道，公家允许干啥就干啥，不允许干的事就算了，再想其他办法。他们苦苦挣扎着，要活下去，要养活自己和孩子们。他们从来胆小怕事，尤其怕官、怕政府，甚至怕村干部。像这样的顺民，怎么能说他们是阶级敌人呢？

在农村被管制的那几年，我也接触过村里其他的四类分子。被批斗的那一阵，我甚至还接触过其他村里的四类分子。我敢说，这些人都是属于逆来顺受的角色。后来，我被人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也正儿八经地成了“阶级敌人”，并且被称为是他们忠实的孝子贤孙。至此我才明白所谓“阶级敌人”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补白：文革以阶级斗争为纲，每个生产队都以揪出几个牛鬼蛇神为荣，否则就是阶级斗争觉悟不高。本人所在生产队没有地主，仅有的一个富农，文革前就死了。民兵排长想来想去，发现了几个富农子女。特别是老大，解放前已成人，享受过富农的生活，“就他了”。此人是个瘸子，除了不能挑担外，耕、耙，扬、种等农活样样在行，还能做木工活，走路较常人为快。成为牛鬼蛇神后，此人每天自备高帽，上书“富农子女”外出游街。开始还要人押送到大队集中，几天后，婉拒了押送人员，自行前去。一列各式牛鬼蛇神，浩浩荡荡，前面有人敲锣，后面有人喊口号，煞是有趣。尤其瘸子，总是走在第一个，有时还与其他人拉开一定距离。他自我调侃：“我是一条腿走一条腿推，你们怎走得过我。”长长的队伍，瘸子打头，引起众人争相观看，笑声不断。海安

文革前同学们私下相互交谈中也都特鄙视向老师告密的人，虽然背地里有人干这事，但在公开场合，告密总还是招人恨、不光彩的。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个道德律令失灵了。只要他是五类分子阶级敌人，就可以检举揭发，不仅不是恶行，反而受到鼓励。告密成为政治觉悟高的表现。一切行为，只要打着革命的旗号就可以理直气壮进行。

我们北京四十七中高三二班同学宋尔仁是一个比较复杂、比较特别的人。他家住在门头沟煤矿，隐隐感觉他出身不会太好。他从不说父亲是干什么的，似乎刻意隐瞒。他喜欢文学，激动的时候曾经在宿舍里大声背诵莱蒙托夫或普希金的诗。但有时候又特粗鲁，能说些矿工才说的那些脏话。对招惹了他的初中小孩，敢抽耳光，毫不手软，也不怕背上欺负弱小的恶名。

无论团干部怎么劝，他也不申请入团，不靠近组织。对班主任敬而远之，政治学习能不参加就不参加。一句话，他在班里属于比较后进的同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曾公开大骂女人。周末宿舍里没几个人时，他声色俱厉地对我说：“天底下最坏最坏的是女人！你知道吗？最毒莫过妇人心，比毒蛇蝎子都毒！”说这话时，他的眼睛闪闪发光，唾沫星子四溅。

当时我们正是青春期，对女性充满了好奇和神往。他这番言论，让我感到极其反常。心想，他肯定是在这方面受过伤，跟女的有过交往，被女的抛弃过，伤了心，才那么恨女的。一个高中生，小小年纪这方面就有了事，弄不好别是个流氓。再加上他很少说自己的经历，也很少谈对老师或其他同学的看法，让人看不透他内心深处到底在想什么，所以我对他总保持着戒备之心。他平时寡言少语，不爱在人多的地方说话。为人挺讲义气，自己吃点小亏，别人沾他点便宜，从不计较。

宋尔仁喜欢梳个大背头，上唇留着一绺小胡子，又是个三角眼，这些都让我联想到坏人。有一次借书，他原形毕露，更加深了我对他的不好看法。听图书委员说，他要借一本《红与黑》，但学校规定这种书只借给老师，学生不借。图书委员好心给他另外借了一本革命小说，他却勃然大怒，跟图书委员吵了起来，警告图书委员别把他当猴耍，借什么书用不着你管，眼珠子几乎要瞪出来，凶恶异常。

宋尔仁对积极要求进步的人都比较冷淡，对我却是个例外。那时候我想入团想疯了，成天扫厕所，一周写一次思想汇报。有人说我是假积极，动机不纯，可宋尔仁对我很好，觉得我比较直率。后来我又因为打了那位背后说我坏话的同学，挨了个记过处分，同学们都与我疏远，唯宋尔仁跟我见面依旧打招呼，不嫌不弃。他从家里带来的红薯、花生、瓜子，总主动塞给我。上山摘来的白杏、酸枣什么的，也都给我吃过。

可我只是表面上跟他不错，享受着他对我的信任和友好，内心里对他却充满警觉，觉得他思想复杂，居心莫测，别被他拉拢腐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一个周末，他回家了。宿舍里没有人，我坐在他床铺上，发现他枕头下面放着一本日记。出于好奇，我就偷看了。那正是1966年7月份，工作组当政的时候。一看大吃一惊。他的日记里充满对社会、对形势的不满。说什么“现在乌云笼罩着祖国天空”，“我们的国家处于最危险的时刻”，“人民在受苦受难”，等等。好反动啊！他把文化大革命的中国说成是乌云密布。我当即把这本日记给了一个要好的同学看。他翻了几页后也斩钉截铁说：“绝对是反动日记。”我问：“怎么办？报告工作组？”“对。”

于是我和同学一起很兴奋地把这本日记交给了学校工作组，同时很为自己过去对宋尔仁的怀疑得到了证实而沾沾自喜。工作组马上派人把宋尔仁从家里抓了回来，单独禁闭，并在大会上宣布宋尔仁书写反动日记，恶毒诬蔑我国的大好形势，诽谤文化大革命，隔离审查。据知情者说，宋尔仁最初表现很老实，蔫不出溜，终日埋头写检查交待。刚开始也没有人动手打他。直到某次，一喜欢拳击的同学参加审问，冷不防给了他一直拳，力量很大，宋尔仁当时正坐在椅子上，被打了个后滚翻，从椅子上翻了过去。

就在那天夜里，他逃跑了，以后彻底销声匿迹，再也没有回学校。可惜，我举报了宋尔仁也没当上左派，连军训也没资格参加。工作组把我留校，整日跟班上的几个出身不好的狗崽子一起学习。自从宋尔仁逃走之后，一晃多少年过去，我们班的同学谁也没有见过他。

流浪美国期间，倍感孤独和寂寞，经常回忆过去，宋尔仁的影子也常浮现脑海，我这才感到自己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宋尔仁，干的最缺德的事就是举报宋尔仁。同学任道昂说我踩着别人往上爬。在宋尔仁这件事上确实如此。

30多年之后，当我写《血与铁》，想找宋尔仁核实情况，当面道歉之时，才发现他早已不在人世。据同学说他大约1968年初到了黑龙江省德都县黑龙江兵团一师六团，干过喂猪、种菜、采石等工作，平日寡言少语，没什么朋友。大约1974年娶了一个当地女人。他特别能抽烟喝酒，等到吐血时才看病，但为时已晚。1977年因肺结核病故于北京，留下一个儿子。

可以说，我交了他的日记本对他的杀伤是巨大的，影响了他一生的命运。这是我这辈子干的最缺德的事。我对不起宋尔仁。革命啊，革命啊，多少罪恶假你之名。特写出此故事，让世人知道，并恳请同学宋尔仁在天上的亡魂原谅。

茅于轼先生来信鼓励：我非常钦佩你的这项工作。我建议不光是黑五类，还有杀关管。如大中电器的王佩英。

一九五一年初，正在芝加哥大学写博士论文的巫宁坤接到北京燕京大学陆志伟校长的急电，聘巫担任燕京大学英语系教授。他毫不犹豫地放下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接受了“祖国的召唤”。上船前，他问来送他的同学李政道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服务。李政道笑着答道：“我不愿让人洗脑子。”巫宁坤当时不明白脑子怎么个洗法，也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怕。

到燕大刚六个星期，三十岁出头的巫宁坤就赶上了全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运动伊始，他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先去中南海听周恩来长达七个小时的政治报告，回到学校后便开始了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批评与自我批评，与自己的过去划清界限。

紧下来是三反五反运动。燕大自己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作为运动重点，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三反，在这里变成反亲美、反崇美、反恐美。校长成了美帝的代理人，教授们成了美帝文化侵略的工具。中共北京市委派来的一个工作组进驻燕园领导运动，全校停课搞运动，陆志韦校长靠边站，成为美帝国主义分子，无休无止地在大小会议上检讨交代问题。全校师生揭发批判他“忠实执行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罪恶政策”。许多教授也一改往日的温文尔雅，满嘴党八股，上台批判校长。校长的女儿也慷慨激昂，做大义灭亲的发言。批完校长批各系主任，再批各系教授。在文学院的一次批判会上，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十位教授和讲师被控组织反动小集团——十人团。被批的教授、讲师，有的下跪求饶，有的声泪俱下沉痛检讨。

巫宁坤想不出自己回国才短短几个月究竟有什么错，可眼看着一个个他平日敬重的前辈都痛心检讨，他也不敢自居另类，便如法炮制，在批判会上痛骂自己，深挖历史，从家庭出身到长期在美国受资产阶级教育，再到迷恋西方文学，诸如此类，都引为罪。他满以为可以过关了，不料话音刚落，英语二年级的一个男生跳出来，说他的检讨“肤皮潦草，谈远不谈近”。这个学生举起一本小书，指着封面，义正词严地质问道：“你从美国带回这种下流坏书，腐蚀新中国青年，平日谈话中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居心何在？”该书封面上画着一只手，指甲腥红，手里举着一杯香槟。那是一本破旧的普及本《了不起的盖茨比》，是班上一男生前不久从巫教授处借去的。

接下来是“忠诚老实运动”。全校教职员人人必写一份自传，交代从出生到目前的全部经历，重点是交代各自的政治历史问题和与美国的关系。工作组宣布，党的政策是“自觉自愿，不追不逼”。巫宁坤先在三人小组会上交代了历史，接受了盘问，又到文学院教授会上做了交代，接受了大家的启发帮助，最后还写出了一份自传。他自认为万里归国足以证明自己的爱国心迹，谁料自传交上去没几天，人称“燕京摄政王的历史系教授翦伯赞约他到府上谈话，态度的倨傲无礼令来自自由美国的巫宁坤吃惊”。“只见翦嘴里叼着香烟，喷云吐雾，对巫宁坤说：‘看你年纪不大，生活经历可不简单。我们党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要补充还来得及，特别是重大的遗漏。这是对你利害攸关的，我希望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你从美国回来，这本身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到底为什么回国，又是怎样回来的？真正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巫宁坤回忆说：“一个同仁竟然如此无礼，而且公然威胁，一下就把我惹毛了。”这次谈话埋下了巫宁坤以后三十年的苦难，还牵连到他全家跟着受苦。

紧接着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教会大学一律停办。燕京和辅仁两个大学按科系分别并入北大、清华、北师大，两校的教职人员听候统一分配。洗脑态度好的教授留在了北京，巫宁坤被发往天津南开大学。

南开将巫宁坤安置在两间小平房中。他住一间，母亲住一间。每周两三个下午，教师们都要参加硬性规定的政治学习。学习材料包括毛泽东的著作、党报社论、党中央文件等等。每次开小组会，首先洗耳恭听一名积极分子朗读文件，仿佛听者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接着进行讨论，人人都得发言，暴露思想，联系实际，说明学习文件如何帮助自己认识了错误，提高了觉悟。任何参加学习的人都不能沉默，沉默就被认为抵制思想改造。

不久巫宁坤发现，你永远是错的，党永远是正确的，提高政治觉悟是永无止境的。大家发言都小心翼翼，听上去很真挚。小组长认真记录，散会后向负责政治学习的党员干部汇报。此外，晚上全校教师还得上马列主义夜大学。一九五四年春的一天下午，巫宁坤按时到系里参加政治学习。一坐下来，就听到系主任李教授宣布开会，会议的议程是帮助巫宁坤同志认识他到外语系任教一年半以来在思想上和其他方面所犯的错误。身边的教师一个接一个发言，揭发批判，把巫宁坤平时私下的不满言谈都翻了出来。散会后，以前经常交往的许多同事都疏远了他。他的好友，从美国归来的查良铮和助教李天生非常同情他，提醒他说：“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自由社会……”

值得庆幸的是，这时巫宁坤在南开大学遇到了他的终生伴侣，时为外文系学生的李怡楷，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和女排健将。怡楷天生朴实，天真无邪，使巫宁坤觉得南开倒还不是个太坏的所在。他们很快就结婚了。后来的苦难证明宁坤找对了人，怡楷是一个患难与共的好妻子。

婚后好景不长，几个月后，肃反开始了。全校召开动员大会，会后文学院立即召开全系一百多名教职员大会。主持会议的党员声色俱厉地宣布巫宁坤是南开暗藏的头号反革命分子，是一个反革命集团的头目。集团成员包括查良铮、李天生和一个德语讲师。积极分子争先恐后发言，大喊大叫，气势汹汹，拍桌子打板凳。一位曾任溥仪皇帝俄语翻译官的俞姓讲师，被吓得当场昏倒。

巫宁坤开完会刚回到家，就来了四个不速之客，三男一女，破门而入闯了进来。他们自称是公安人员，穷凶极恶地亮出一张搜查证，先对巫宁坤搜身，再对他的母亲和怀孕的妻子搜身。一个男的问他：“你有手枪和别的武器吗？”巫宁坤说：“没有，甚么也没有，只有一枝笔。”另一个男的又问：“你的发报机在哪儿？藏在哪儿了？”他意识到，他们已把他当成暗藏的美国特务。紧接着，全校又开了几天批斗巫宁坤的大会。

一九五六年二月，党报出乎意料地刊登了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报告。报告检讨了建国以来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在知识分子工作中所犯的错误，要求各级党政领导人要与知识分子交朋友，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给予他们更多的自由，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不久，中共天津市委一位干部约巫宁坤谈话，表示了歉意。五月中，南开大学人事处通知他调往北京一所培养机要外语人材的学院任教。巫宁坤带着妻子和新出生的儿子又回到北京。

还是好景不长，一九五七年到了。曾痛恨自己与人交往太幼稚的巫宁坤又幼稚地接受了校方要求提意见的诚恳邀请。在鸣放的激动中，他还用英语高呼：“不自由，毋宁死！”

于是，巫宁坤在各种场合说的话，以及别人无意中听到他说的话，都被指控为对共产党内政外交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攻击。革命同志人手一册油印的《巫宁坤右派言论集（供批判用）》。在大批判中，巫宁坤的唯一权利是承认加给自己的任何罪名。任何企图解释或澄清事实的努力，都被大声斥责为对革命群众的反攻倒算，是坚持右派反动立场死不改悔。南开的一位老同事杨教授，声嘶力竭地揭发巫宁坤当年的罪行。一位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戏剧的女教师揭发说，她曾亲耳听到巫高呼“不自由，毋宁死！”她质问巫：“有没有这回事？”巫答曰：“有过。”她立即怒吼：“用美国的反动口号进行煽动！”革命群众也跟着怒吼。一名党员还指控他曾说过在滚沸的大油锅里油炸党员。群众吼道：“这是发泄恶毒的阶级仇恨！”。

经过众多同事的无情批斗后，巫宁坤被定为极右派，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在妻子第二个孩子临产前，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七日，巫宁坤被一辆军用吉普车押走，关进半步桥监狱（北京市第一监狱）新开业的一个下属单位北京市劳动教养所。此后的三年劳动教养，赶上三年大饥荒，苦难雪上加霜。劳役、饥饿、疾病，他一次次在死亡的边沿走过。如果不是妻子李怡楷四处上访，要求释放巫宁坤，他会死在劳改营。

三年劳改出来后，巫宁坤作为临时工被安排到安徽大学教书。他把这段时间叫做“暂回人间”。好景总是兔子的尾巴——文化大革命来了。巫宁坤首当其冲，又被揪出来。批斗大会，下放劳动，历史又一次重演。他被单独下放，妻子带着孩子被下放到几十里外的另一个村子。全家在农村苦熬了七年，直到一九七四年被安排到安徽师范大学任教，一家人的苦难才大体画上句话。

巫家苦难的的结束并不等于中国所有家庭的苦难也一并结束。一次次不同的政治运动，从来都是打击百分之五的少数人，利用多数来实行暴政。中共的整人运动从来就没有停止中断过，它可能对这个家庭的迫害停止了，却又去迫害别的家庭。巫宁坤这样的知识分子家庭回城之后，中共又制造一系列的整肃运动。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批四人帮运动，整肃六四暴徒运动，整肃法轮功运动，等等，这些运动同样使许多不同的家庭陷入灾难。尤其是为时十年直到现在仍未停止的整肃法轮功百姓的运动，就像当初警察非法押走巫宁坤和众多右派一样，无以数计的法轮功修炼者也被押走。他们只因信仰法轮功，没有任何刑事罪行和合法审判，就被非法押送劳改和抓进监狱。而且许多家庭中父母是被双双抓走的，孩子不准上学，流浪街头。电刑以及各种闻所未闻的酷刑也在整肃法轮功运动中普遍出现和使用。无以数计的法轮功百姓家庭遭受非法迫害，无以数计的法轮功修炼者被折磨致死。

我在1990年9月8日的《大连日报》看到一篇署大舅名字的文章《还是当今的时代好》，开头第一段是：“我今年54岁。我爷爷周春富是小说《高玉宝》中的地主周扒皮的艺术原型，土改时被镇压。我父亲周长义是周春富的三子。我1952年小学毕业考入初中，1957年到瓦房店水泥厂当工人，1961年响应党的号召还乡务农，一直到现在。”此文是该报搞的“我爱社会主义征文”中的一篇，由阎店乡一个叫王贵新的宣传干事采访整理。

多年后我辗转找到王贵新，他对十多年前那次采访记忆犹新。阎店乡是《高玉宝》作者高玉宝的家乡。王干事先是找到高玉宝的弟弟高某某，发现这一家人懒地荒，家里又穷又脏，简直无法下脚。王觉得这种人家有悖于征文的主旨，不适合报道。失望之际，他灵机一动：何不写写“周扒皮”的后人？就这样，大舅这个地富子弟便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民的代表被报道出来。那年，我把这篇文章带回家，读给母亲听。母亲听后说：“你大舅就能白话。”看得出，她语气里还是流露出了自豪感。

那篇文章我反复读了几遍，文中的大舅并不能代表我所知道的大舅的全部。大舅是姥爷家族里最懂政治的人。集体批斗地富反坏右的时候，大舅举着拳头率先大声喊“打倒阶级敌人”，背后却去找给爷爷家扛过活的一位公社干部，问：“我爷爷真的是那样（半夜学鸡叫）吗？”生产队扒庙时，他鼓捣着堂弟装肚疼，不去扒。可是为公社修水库时，他却挑着大号筐，一遍遍从公社指挥点干部的眼皮子底下热情万丈地走过。大队通知地富分子自带干粮，参加公社不记工分的修桥劳动，他却每天从生产队收工回来都要跑去给老爹送饼子咸菜，好趁机换换累得摇摇晃晃的父亲。

富农子弟嫁娶难，可大舅20岁就结婚了，而且媳妇很漂亮很能干。大舅在县水泥厂干两年后，私自将自己的名字周有学改成周明绪，寓意紧跟形势明事达理。姥爷非常气氛，爷俩大吵一架。大舅趁热打铁，将自己的小家搬到媳妇所在的大队。迁户的理由响当当——同地富家庭决裂的。公社干部大为肯定。

大舅的大女儿十七八岁时即出落得如花似玉，初中毕业不久就有媒婆登门。大舅倾向于一位公社干部的跛腿儿子，可是女儿却和村里一个地富后代偷偷好上了。劝说不从，摔杯打碗无效。大舅通过嫁女改变政治命运的交易破产了，暴怒之下伸手打了大女儿。有一天傍晚，大舅看到了女儿自杀的遗书。这件事对大舅打击甚大，阴雨天或者晚上更愿意蹲在炕上孤坐，夜很深了也不睡觉，吸烟，喝几口闷酒，没完没了翻看那几本旧书。天长日久，他背后倚靠的土墙被脑袋磕出一个瓢形的浅坑。后来，那个浅坑被一张报纸裱糊上了。那张报纸有张邓小平的照片，大舅说他感谢邓小平。

四类分子摘帽之后，大舅这个外来户在那个屯子很快当上生产队长。两年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舅更是如鱼得水。他是先知先觉的农民，先是圈地垦荒，和儿子起早贪黑开了很大一片荒地，又召开家庭会议，商量凑钱买三轮车搞运输。当年他哈腰流汉种的经济果树，如今儿子已经受益。他的小女儿回忆，那时大舅干什么活都不知道累。正在念高中的她，有一个星期天，早晨起来晚些，突然听到街上院里哞哞的牛叫声，原来两天没回家的爹从外地赶着一群牛犊子回家了。他要养牛了。

在大连日报刊登《还是当今的时代好》的第二年，刚刚五十有五的大舅，生命被胃上的癌魔掳获走了。他一定没活够。

姥爷周长义原来有六个孩子，最小的两个在大饥荒中夭折了，剩下大舅、大姨、母亲和小舅。母亲在世时每提起这些陈年旧事都忍不住眼圈发红，不知是为他们那命运多舛的爹妈，还是为那两个可怜的早亡弟妹。活下来的四兄弟姊妹的青春岁月，一直是在“地主崽子”的叫骂和白眼中度过的。

关于小舅，小时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他让我和弟弟坐在箩筐里，用扁担挑着我们走二十里路去姥爷家。母亲常提起小舅的一件事是，十几岁时小舅去姑姑家，回来时姑妈给他一筐地瓜。到村口别人给了他一条小狗，他觉得过意不去，竟随手把地瓜送人，忘了自己家还常常吃不饱肚皮。有一次我在他睡的西炕上翻出一本安徒生的故事书，于是第一次知道世上有个高贵的豌豆公主，睡在十二层褥子上，最底层下面掖藏个豌豆也能让她感觉到硌得腰疼。地富子女找对象难，老舅快到三十岁才找上媳妇。媳妇一只眼睛藏着玻璃花，娶亲那天，村里的许多孩子围着新娘子好奇地看。

我的母亲，胆子小，自尊心强，做事瞻前顾后，与姥爷有些相似。我三岁时家里盖房子，垫地基的黄泥都是她在孩子刚满月时一筐筐挑回家夯实的。山上地里农活累的时候，她会回家撕下日历牌上的半页纸，卷上一只旱烟抽几口。有一次她跟我说，在家当闺女时，从生产队干活回来，姥爷常常让她谈谈白天上山干活或者晚上下田抢工的事情。无非是队长又训了哪些人，工分能评几分，或者政治学习点没点咱家的名，诸如此类。姥爷之所以打听这些，无非是担心自己的孩子在队里表现不好。母亲那时候是十六七岁的小丫头，白天干了一天活，累得要命，坐在炕沿上讲着讲着就打起了瞌睡。姥爷这时候就把烟袋递过来，让她吸几口提神。她就这样学会了抽烟。

后来我家里生活好些，当村小学教师的父亲能揣上一盒半盒香烟时，抽时也会给母亲一支。母亲一般不抽，只等哪天干活累了，才把攒的几根烟卷拿出来抽上一支解解乏。我和弟弟参加工作后，回家时会给她买几条烟，可母亲却说她已经戒掉了，坚决不让花这个钱。只有当时还在上学的三弟，参加工作后依然给母亲买烟，他知道母亲其实还在抽。

大姨年轻时像辣椒一样厉害。村里一位当权派人物看上了她，一次上山劳动时破天荒地给她这个地主后代派了个轻快活。收工时，四处无人，那人突然淫亵地抱住了她。年轻的大姨身子一挣，嗷地一嗓子，抡起镰刀就向那人砍杀过去。那人吓得玩命在前面跑，大姨玩命在后面追，集体的一棵棵庄稼唰唰倒在愤怒的镰刀下。这动人心魄的骇人一幕，秋后竟为姥爷家多赢来半袋子好粮食。我十几岁时，听说大姨突然“得神”了，有穿越阴阳两界的能力。几年后，附在她身上作祟的某个东西又突然离去，从此她的性格也变得温顺了许多。

大舅的几个子女大部分在农村务农。我接触较多的是他的三女儿。听母亲说，我这个三表姐在大连打工，并嫁在那里。2003年，在报社工作的我竟意外地接到了三表姐的电话。

她在大连城郊一个山旮旯里包了荒山沟，有山有水有果园，雇几个人在那里养鸡照看果树。她说她想开个鸡汤馆，问我叫“半夜鸡叫”行不行。她觉得，周扒皮的曾孙女开这样一个鸡汤店一定是个不错的卖点。我告诉她工商局不会批，她在电话那头笑得很厉害。她邀我有空去她的果园转转。

从市中心开车，一个小时就到了。一百来亩的沟地藏在山坳里，一派田园乡野风光。各种果树在四周高高低低围合，中间迎面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坡上，依着地势张起三四米高的渔绳网，里面圈养着柴鸡。突然一声哨子响，只见坡上坡下数不清的鸡，欢叫着飞跑过来啄米叨菜，场景煞是壮观。几个雇工在这里忙活，工头是个老实厚道的人。他们都知道三表姐的家史，常跟她开玩笑，先是叫她东家，后来叫她老板，现在叫她领导。这里有一座二层小楼，但三表姐大部分时间住在市里，那里还有个小营生。

三表姐多年来养成了读书看报听广播的习惯，对建设和谐社会、新农村和绿色生态都有着新奇的敏感和功利性的理解。她一直在为这个山庄的出路着急，因为近几年大连周边有山有水的地方都搞起了特色山庄，生意一个比一个火。看了电视剧《刘老根》，三表姐就一直在动脑筋。搞旅游这里还不成熟，开饭店一定要有特色。他跟我探讨能否搞点绿色生态农业。这里养了很多鸡，全是散养，吃虫吃蚂蚱，在市场上都能卖出好价钱。母鸡下的的蛋个个是环保绿色的，能不能也让城里人像热衷到樱桃园采樱桃一样上山来捡鸡蛋？还有，可不可以给所养的不喂激素的猪打耳环做标记，让人来认养。城里的一家人到山沟里认养一头猪，定期来看看，年底来杀绿色年猪岂不快哉？或者在电脑网络上发照片拍购，何如？

三表姐就这样“城乡结合地”生活着。我在她那里获知很多周家后人的信息，她还帮我找到了过去太姥爷家的几张老照片。那年我到沈阳出差，下了火车，突然想起三表姐说过五姥爷周长武的儿子周侠在南站做生意，并告诉我，随意打听一个商贩就能找到他。我便向一个摊亭询问。那人连说知道知道，并很快在一个本子里翻出周侠的电话。周侠干的是杂货批发，生意有多大无从知晓，但人缘极好是肯定的。他仪表堂堂，为人精明爽快。说起爷爷的往事，他说：“我们不记恨，也不提这个。过去我们家可以说是为特殊教育做贡献了，现在就让我们做自己吧。”

60多年过去了，阶级斗争已经随着历史的烟尘渐渐模糊。周家的后人们，有的已经远走他乡，有的还生活在原籍。他们用自己的勤勉和智慧再次富了起来，今天仍然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富裕人家。传说中太姥爷周春富的苛刻似乎渐渐被人淡忘，相反，他的为人厚道正慢慢被追忆起来。2008年7月，《先锋国家历史》杂志的一位记者来到黄店村寻访周扒皮。曾在周家打过短工的孔宪德说：“农忙的时候，就去帮忙，好吃好喝不说，他还得给我工钱，不给工钱谁给他干？一天的工钱能买十斤米呢。你不好好待我，我就不给你干。”孔宪德的哥哥孔宪丞在周家做过几年的长工：“一年挣8石粮食，养活全家。”周家的老街坊，83岁的阎振明说：“周春富腰间常年捆着破布条，就知道勤俭、勤俭，然后买地。都说老头狠，那是对儿女狠，对伙计还行，会使锄、能扛粮就行。”黄店屯93岁的老人高殿荣，至今还住在土改时分给她的周家的三间老屋里。她回忆起周春富时只说了一句话：“不是恶人，不霸道。”

我插队的陕北桃曲村，有两户人家，是兄弟俩。弟弟贺廷贵，贫农，一副挺不直的身板上架着似笑非笑的脸，家中零乱龌龊。哥哥贺廷云，富农，清瘦精干，透着一股灵气，普普通通的窑洞收拾得窗明几亮。这贺廷云还是村里第一把种地高手，队里仅有的几块可以条播麦子的好地，都是他摇耧播种，长出的麦苗垄又直又匀。弟弟贺廷贵好吃懒做一辈子，哪样农活也提不起来。土改来了，贺廷云因勤劳致富挣了几亩地，被划为富农。弟弟贺廷贵游手好闲，一事无成，落个贫农的美名。

贺廷贵只有两个女儿，没有儿子养老送终。这件事令他痛心疾首，无奈之下，从十里外的丁塬村招了一个上门女婿。当时陕北的习俗，娶媳妇男方必须向女方付彩礼。彩礼大约是四百元左右，听说其中一部分还必须以银元（袁大头）支付。这就是陕西十大怪中的一怪：城里的姑娘不对外，乡下的姑娘高价卖。付不起彩礼的贫寒人家，或成分不好的人家，儿子只好做上门女婿。

贺廷贵的女婿属于后者，家里是富农。他小名叫更令子，姓韩。当地风俗，做上门女婿的人要“卖掉”半个姓。比如更令子入赘到贺家后，要改姓贺，后面再保留自己原来的韩姓。这是很丢面子的事。让更令子更伤心的是，结婚后虽然有了两个儿子，但是据说在贺廷贵的调唆下，婆姨和他的关系始终不好，动不动就威胁要离婚。有一次吵闹之后，更令子为了表示对婆姨的一片痴心和对家庭的责任，竟然用菜刀剁下自己的一截小拇指，希望以此挽救这桩婚姻。1974年，我们这些北京知青陆续离开桃曲村之后，更令子带着婆姨离开了贺廷贵的小院子，住进我们知青曾经住过的窑洞。可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又是一场吵闹之后，丧失理智的更令子再一次挥动了手中的菜刀。他这次不是自残，而是结束了这个让他又恨又爱的女人的性命。

以前只是从书本、报纸、电影、戏剧中得知贫下中农如何苦大仇深，如何干社会主义。到了农村才知道，其实只有农民这个群体概念才是真实的，哪里有什么贫下中农？哪里有什么地主富农？这些人为划分的农村阶级成分都是无稽之谈。村里一个姓张的贫农老汉，从河南逃荒而来，60多岁，满口牙掉光后又重新长出一口新牙，刚死了第二任婆姨。村里人都说这老家伙命太硬，克婆姨。一天在村边等着上工，说到桃曲村在合作化之前的富裕殷实，一时兴起，龇着满口参差不齐的新牙，扯着喉咙说：“还是单干好呀，现在谁要是能让我单干，我磕一个响头，马上就走！”

更为浪漫离奇的是一个叫史志平的外来户，本是延川县的穷苦人，当年随土改工作队来到桃曲。他一边忙着给桃曲村的人划成分，斗地主富农闹革命，一边忙里偷闲看上一个富农的女儿。富农开始不愿意女儿下嫁，史志平硬是用驳壳枪成就了这门亲事。不过这个人倒也是个情种，不爱革命爱美人，就此解甲归田，在桃曲村落地生根，成年累月守着婆姨，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我已经记不得当时是如何介绍他的成分了，只记得窑洞里挤满了他和婆姨生养的漂亮后代。

桃曲村人杰地灵，颇有“儒村”风范。二百多口的小山村，居然能凑出一个戏班子（宣传队），吹拉弹唱，一应俱全。村里有个戏台，晚上在明亮的汽灯下，能演出一套全本的地方迷糊剧《红色娘子军》，周围十几里的村民都来看戏。苦大仇深的吴琼花的扮演者是桃曲村唯一的地主贺文郁的女儿虎妞。

贺文郁60多岁，留着胡子，脑袋总是不停的摆动，后来才知道那是帕金森症。他的两个大儿子曾经都在外面工作，因出身地主，双双被举家遣返回乡务农。兄弟俩虽然平日里低眉顺眼地劳动生活，但言谈举止间还是不同于其他人。二人是村子戏班里演奏器乐的大腕。虎妞是戏班的台柱子。贺文郁最小的儿子小名俚太，是村里唯一在县城上中学的孩子，后来考上大学，留在延安市工作。

到桃曲后不久，生产队在我们借宿的村小学院子里开了一场批斗会。批斗对象是贺文郁和他的婆姨。批斗会一开始，先由大队书记马云池郑重其事地传达公社的要求：早请示、晚汇报时拿《毛主席语录》的姿势要像林副主席那样。马云池右手虎口握住小红书，恭恭敬敬地放在干瘪的肚皮上做示范，看上去还真有几分相像。接着副队长辛全喜就从全国山河一片红讲到农业学大寨，又从农业学大寨讲到全国山河一片红，听来听去好像贺文郁也做了什么贡献似的。村里人在太阳底下都听得昏昏欲睡，只有地主分子贺文郁在中间摇头晃脑帕金森地站着。他的婆姨则早已坐在了地上，四周爬满了一圈孙儿孙女。大约一个小时后，辛全喜的车轱辘话不知转了多少圈，总算累了，于是队长贺振国宣告收工。地主婆姨爬起来，拍拍满身的黄土，在孙子孙女簇拥下回家。

贺文郁没走，掏出旱烟袋，朝别人借个火，坐到刚才队长的位子上，悠闲地抽上一袋。村民走过来，走过去，对贺文郁该叫叔的叫叔，该叫爷的叫爷。维系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封建礼教、宗法制度又一次战胜了阶级斗争观念。我在桃曲插队三年，印象中只开过这么一次批斗会。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怀疑就这一次还是为了做样子给北京知青看的。

桃曲有52户人家，除了马史范辛兰张各姓各有一户人家外，其余都姓贺，是一个典型的自然村落。地处偏远，古风依旧，贺氏家族严格按照辈分取名字，次序井然。当地习俗，隔辈就可以开玩笑，孙子辈可以拿爷爷辈开涮。村里辈分最大的是贺永福兄弟五个的老爹，当时大约70多岁，罗圈腿，双手各柱着一个拐杖，走起路来像一条划桨的破船，全村男女老少（除儿子儿媳）都拿他开玩笑。外姓人可以随便和任何辈分的贺姓人取闹，“问候”他们的亲人，但绝对不可对姓贺的人说“我日你先人”，那可犯了大忌，就像掘了他们姓贺的公共祖坟。我们也是遭了很多次白眼之后才知道贺姓的先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哪怕意淫也是不可以的。

据1950年春的新华社《内部参考》，河南省一些地方的土改颇为极端，搞四追（追亲戚、朋友、佃户、狗腿子）五挖（挖夹墙、地洞、粪坑、竹园、稻垛）。干部权力无边，为所欲为，动辄打骂，仅一个多月就打死、逼死人命30余条。兰封县瓜营区20天内接连逼死7人。该区区长某日到村上开群众大会，一区干部看到有位中农在家装麦子，便怀疑是地主乘机偷偷隐藏麦子，遂将其拖到会场。区长当场打耳光，并挥枪威胁。七八个区干部见状，也动手乱打。有的干部甚至用枪托乱捣，以致意外走火，当即打死了坐在台下的村农会主任的母亲。考城城关区未营村佃户宋二妮，一向表现积极，被人诬告是地主走狗，该区副区长不加调查就在群众大会上指名大骂。其子要求为父申辩，该副区长大发雷霆，将其赶走。宋之子回家后愤而自杀。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特别是10月间志愿军入朝作战，对中国政治产生了巨大冲击。陶铸后来说：中共中央过去主张土改要温和一点，那是因为战争没有了，搞得太激烈了社会震动太大，不利于统战。现在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了，战争的震动那样大，我们正好可以着手解决国内镇反和土改的问题了（不用担心动静弄得太大）。10月中下旬以后，毛泽东开始放手在全国推动镇反。11月，毛又全力督促广东、广西、福建等省立即开展全面的土改斗争。
　　中共华东局一向注意反对左倾偏向，这时也开始强调放手。于是，江浙各地土改中迅速出现乱捕、乱斗、乱打倾向。苏南奉贤、浙江嘉兴等地都有被吊打、罚跪的情形，或把大批地主看管起来。无锡一县遭跪、冻、打的有872人，青浦县龙固区几天里就打死17人。奉贤县5个区被斗的245人中，被打的218人，被迫下跪的75人，被棒打的35人，被吊打的13人，被捆绑的18人，被剥光衣服的80人，每个人都受多种体罚。宜兴县强迫斗争对象跪碗底，把猫放入斗争对象裤兜里，剪掉妇女的头发和眉毛。常熟县还发生了割掉被斗妇女乳头的事情。苏南各县（市）土改期间召开村或联合村斗争会16841次，乡以上斗争会13609次，斗争人数达28234人。苏南区土改期间，仅斗争会上就打死了几十人，并造成293人自杀。

西北局因为有1947年土改过火的教训，加上西北地区不少地方没有地主，因此一直也比较谨慎。这时也出现了几乎相同的情况。平利县四区双河乡对地主、富农、中农以及工商业者40余户进行了全面清算和罚没，连茶缸都不放过。长安乡王曲区斗争地主富农，打、跪、拔胡子、脱衣服已成习惯。据渭南县九区一市统计，土改干部乱施刑罚，疲劳审讯逼供，逼死地主7人，普通农民15人，富农、小商贩、干部及小土地经营者各一人，造成上吊、跳井、自刎81人。镇安县分了富农的土地，竹林管区征收了半地主式富农的自耕地。石泉县7个乡斗了43名旧保甲人员，并把他们和地主集中起来强制劳动。南郑58个乡，半数地主成分者被打，自杀了96人。安康县惩治地主661人，管制357人，自杀82人。紫阳县一度将地主几乎全部管制起来。

和华东、西北相比，中南局明显走得更远。它一上来就明确提出：此前的土改试点地区普遍因为防左、纠左太多而存在着“和平土改”的偏向，造成了严重的“夹生饭”现象，因此必须让干部了解，土改不是单纯分田和得到经济果实，土改的根本目的是要“使土改后的农村真正成为新民主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的乡村”。为此，不能束手束脚，“不要过早和过分地强调防左”，不要让群众感觉规矩太多，对真正群众大动起来发生的过火行为，不应泼冷水。总之，要搞“斗争土改”，“放手发动群众，掀起一个大规模的农民反封建的革命运动”。
　　由于公开强调要敢于放手，并尖锐地提出了反对“和平分田”，中南各省党政部门层层贯彻，一些一直感到束手束脚的基层土改干部，尤其是军队和农民出身的土改干部，自然容易变得十分激进。湖北潜江重点乡李家大台、紫月两村，共413户，工作队进驻后，硬是划了64户地主，69户富农，地富合计占总户数32.2%。他们还将这几十家所谓的地主（其中多户实为富农）扫地出门，迫使其全家外出讨饭求生。其他的富农（实为中农和贫农）亦多被剥夺财产，只是没有被逐出家门而已。汉川县土改工作团亦大张旗鼓地斗地主、打恶霸，全县土改、镇反先后杀了数百地富及反革命分子。其做法之简单激烈，导致了普遍的恐慌情绪，许多并无多少劣迹的地主富农，甚至一般农民，纷纷自杀。十一区3个多月有37人自杀身亡，三区亦在同样时间里自杀了31人，且多为女性。

中原各地陆续开始土改之际，四川省尚处在退押反霸斗争中。双流县1951年初的两个月就枪毙了497人，141人（73男，68女）因恐惧被斗、被逼而选择自杀。郫县头两个多月枪毙了562人，222人以自杀相抗。不少地主甚至舍命不舍财，宁愿全家自杀也决不肯拱手交出财产。双流县自杀的141人当中，舍命不舍财的地主就有63人之多。随着土改开始，一些干部更习惯性地把上级号召的“政治上打垮”理解为一个“打”字，“因而在斗争中产生放任、暗示和组织打人的情况”。“有的还带上打手，以捆、吊、打人代替政治上的打倒地主，阳奉阴违，报喜不报忧，在赔罚、镇反、划成分等各个环节上交待政策、分别对待不够。有的地方经领导上具体指出来的问题，亦未实际的去做，因而在各个环节上死了一些人，结果大多报为畏罪自杀。”营山县30%的村子发生了吊打和肉刑，全县被划地主多达3760户，其中自杀了261人（总共自杀301人）。荣昌县七区4个乡，54个村，共划地主663户，3376人。区领导自土改开始，便放手组织乱打乱吊。14村共划中小地主15户，打死15人，平均每家一个。土改干部林成云在斗争大会上甚至用刀割断了被斗地主的脖子，众目睽睽下当场将地主杀死。由于地主成为受辱和死亡的代名词，一些农户得知被划为地主后，竟绝望自尽。有地主生怕被斗，硬被拉到斗争会场后，即当场以头撞柱而死。仅这几个乡地主富农就自杀了96人（男39，女57），当场斗死16人（男9，女7）；斗争后几天里又病死、饿死了66人（男42，女24），加上关押致死的12人（男8，女4），总共死了190人（男98，女92）。
　　广东东江惠阳县潼湖区欣乐乡土改伊始就乱打乱吊地主，乱挖底财。该区发明了20种吊打人的方法来逼底财。5月30日至6月5日6天中，打死6人，逼死13人。增城斗争地主中实行吊、打、绑、埋（埋至颈）、关5种办法，还动用火刑，强迫农民签名参加吊打，否则不分果实。惠阳县因此自杀了199人。仅5－8月间，北江地区就造成614人自杀。潮汕专区则造成755人自杀。兴梅专区仅5月20日至6月7日就逼死202人。全省5－8月连打死带自杀，共死亡4000人左右。东江地区在1951年上半年土改开始的几个月时间里就斗争了5698人，其中地主成分者2567人，富农成份者1047人，镇压了其中的3642人，另有2690人因绝望和恐惧自行了断生命。

对于已经如此激烈的土改运动，中南局仍批评土改太和平了。经中共中央同意，陶铸等被调到广东，撤换了“在农民问题上犯了右倾错误”的华南分局领导人方方，并从各地补派了1000名土改干部。新一轮土改从1952年春夏开始，几个月时间就造成了更大范围的伤害。大批过去多少受到保护的华侨被打成地主、富农，许多人被剥夺了财产。惠阳潼湖区欣乐乡又捉地主100人，使用肉刑打、吊、焗烟、灌水，用木棍自胸至腹碾出大便。博罗有用小蛇、大蚂蚁装进地主裤裆，还有吊乳头、熏烟火、坐水牢、睡勒床、点天灯、假枪毙等刑讯方法。东莞290人自杀，230人是地主成分。仅恩平一县，在这一轮土改中因重划阶级就多划了地主1039户，按政策标准等于错划了将近三分之一，也因此错斗1173户，2179人，错捕了486户，553人，被吊打138户，278人，因错打、错捕、错斗、错管制致死122户，236人，错戴帽子213户，401人，并导致830人自杀，其中地主达570人，富农108人，有的全家7口全部自杀。另据华南分局通报，从2月3日至3月6日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因为残酷吊打，一度竟造成805人自杀的惨剧，全区这段时间先后自杀了1165人。在这一阶段土改运动期间，广东全省农村不算被镇压的，光是自杀就死了17000人之多。

类似的情况在各地档案中有太多的记载，仅此即不难看出，1950年，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以后开始的南方和西北地区的土改运动中，过度暴力和对富农的严重伤害，绝不是偶发的和个别的。值得格外注意的是，针对地主富农的这种打击越多，中共基层党政部门看到的来自地主富农分子的敌意、反抗和报复也就越加明显和激烈。这种情况反过来也就越发促使中共多数地方领导人高度警觉，绝不相信地富丧失了财产和地位，就应该给其与一般人一样的待遇，而中共地方实际工作部门的意见，又足以改变中共中央的看法。

1951年5月10日，中共中央鉴于各地土改走向尾声，开始从恢复经济和统战关系的角度，考虑对多数已经接受了现状的地主适当采取羁糜政策，并据此发出了一个关于土改后安置地主就业的指示。要求各级干部在土改完成的地区，劝说农民“主动地向那些表示服从的地主和缓一下”，“以便争取多数地主参加劳动，耕种自己所分得的土地，维持自己的生活。对于地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或有其他技能，可能从事教书或其他职业者，应允许他们从事其他职业，或分配教书工作给他们。对于确实没有农业劳动力，而能作生意者，可以允许他们作生意。”要让他们了解：“他们的底财，可以允许他们挖出来，投资生产，不再没收。他们以后生产所得，不论多少，均不再没收。”只对那些有劳动力，能从事农业劳动，又无其他职业者，应强制他们劳动，不允许他们游手好闲以讨饭为生。对于那些继续顽抗的地主，除应继续斗争外，“亦可把他们编成劳役队强迫他们劳动”。

这一指示没有得到各地的拥护和响应。相反，各中央局对向地主表示缓和的作法多不赞成。他们深信遭到土改严酷打击的地主分子，绝不会安分守己，多半都会怀恨破坏或反攻倒算。华东局因此提出了一个与上面的指示完全不同的管制和改造地主的文件，称：“在土地分配已经完成的地区，为了防止地主反攻复辟、窃取农民的斗争果实，继续压迫农民，必须对他们提高警惕，并严格地进行管制，不能稍有麻痹懈怠。”“在对地主管制期间，应强迫他们参加劳动和经常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同时并进。乡人民政府和乡农民协会，应近期按期召集地主训话，检查其劳动改造及遵行管制规定的情形。”只有“对确实长期安分守法积极劳动并较一般地主表现为好的个别地主”，可以“酌情缩短其管制期限”。对于华东局的这一文件，中共中央亦不能不表示赞同，并转发各地参考执行。
　　来自地方上的这种报告看多了，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看法也很快就变过来了。只过了将近一年半，中共中央就根本改变了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并且开始修正原定地主劳动满5年、富农不剥削满3年就可以给他们公民权的决定，强调对地富恢复公民权利问题，“根据各地区不少地富的破坏活动及抗拒政府法令的行为看，目前似不宜做统一的明文规定”，只可个别试点。毛泽东后来甚至根本反对轻易给地富分子摘帽子。他说：“过去规定摘地主帽子一般是三五年，现在看来，恐怕要到三十到五十年。”刘少奇解释说：因为苏联过去是把地富都驱逐了，而我们没有这样做，还和地富在一起，因此如果界线划不清会很危险。　　　　　　　　　　　

中共土改对地主富农简单一刀切的做法，并不纯粹来自于意识形态，它很大程度上与中共的现实考虑相关联。中共早期的农村政策，只把矛头对准土豪劣绅和大地主阶级，并不主张反对小地主。大家都清楚，小地主生活亦苦，也受帝国主义、军阀和大地主的压迫，故相信从统一战线的角度应当联合小地主，共同反对土豪劣绅和大地主阶级。1927年中共明确提出土地革命的方针，宣布“无代价地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时，仍公开承诺“属于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对小地主的这一政策改变了，因为要发动农民跟随共产党，必须给农民好处，而中国南方许多地方没有大地主，只能拿小地主开刀，因此就再不提区别大小地主的事情了。
　　抗战期间，中共因为放弃了土地革命的政策，改行减租减息和三三制，有了许多开明士绅的统战对象。因此，当1946年中共中央不能不再行土改之初，就又一次突出强调其区别的问题。《五四指示》中就明确提出了“对待中小地主的态度应与对待大地主、豪绅、恶霸的态度有所区别”的具体办法。1947年2月1日，毛泽东也重申了这一政策，要求“对于一般的富农和中小地主，在土地改革中和土地改革后，应有适当的出于群众愿意的照顾”。但这一政策因无法满足众多无地少地农民的愿望和需要，在1947年4月之后实际上被负责土改工作的刘少奇放弃了。从1947年10月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到1950年6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都不再有区别大小地主的提法和政策。

补白：老先生朱某，有一手好毛笔字，常有大、小队干部请其写标语。老先生来者不拒，分文不取。文革中，老先生也光荣地受到了冲击，在交代了曾传授过孔孟之道，打过学生手心后，也就罢了。不过老先生从此更加小心翼翼，谨慎做人了。

一造反派小头目要老先生为一改造低产田工地写一标语牌，内容是“立下愚公移山志，定叫低产变高产”。先生欣然为之，小头目在一旁看着。不知是由于紧张还是大意，先生竟写下“立下愚公移山志，定叫高产变低产”。老先生惊出一身冷汗。小头目说：“没事，我藏起来，不让人知道，你重写。”老先生千谢万谢，重写一幅。以后，每逢该小头目想要打牙祭，就对老先生说：“你别怕，那东西我藏着呢。”老先生即称肉打酒，招待一番。

1964年1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通报，批评青海省湟中县李家山公社新庄大队四清工作组违法乱纪，组织群众对已经畏罪自杀的党支部书记马××的尸体进行批斗，造成了极大的恐怖气氛，引起群众反感，影响到四清工作的进行。

当时我在青海省湟中县四清工作总团多吧分团政法组工作。一天，接到省委政法领导小组秘书答国栋的电话通知，说西北局政法组组长张之轩要到西宁来了解湟中县批斗尸体的事，要我迅速去调查，写一个详细的书面材料，火速送到省委政法领导小组。接到指示，我不敢怠慢，骑着自行车来到李家山公社新庄大队，用三天两晚，将全部情况了解清楚。

新庄大队共有1900多人。大跃进期间，一些大小队干部作风十分恶劣，打骂欺压群众，百姓苦不堪言。全大队饿死500多人，有6户人家死绝（5户地富，1户中农），干群关系十分紧张。四清工作组进村前，民兵连长和一个生产队长自知问题严重，外逃，下落不明。

四清工作组共7人。组长仲××，是湟原县某公社的党委副书记。队员6人，其中3人是刚从大学毕业的学生（一位女生），都不是青海人。其他3位，一位是该公社的路姓秘书，一位是姓方的农林厅干部，一位是驻军部队的沈排长。

工作组进村后，通过一个多月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多数四不清干部在刑讯逼供批斗下低头认罪，愿意退赔贪污受贿、多吃多占的粮食和钱财（实际是空头支票，根本退赔不出来），唯有支部书记马××被批斗了十几次，始终不认罪。为了锻炼3个大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仲组长下令，把马××交给他们，要他们想办法攻下这个顽固堡垒，并明确表示，不管使用什么手段，只要能使他低头认罪就行。“如果你们攻不下这个堡垒，就说明你们无能。他不交代自己的罪行，必要时可以动武。你们自己如果不愿意亲自下手，可以找民兵协助。”

可是这3个大学生怎么也下不了手，磨破嘴皮，马××就是不认罪。堡垒攻不破，大学生们束手无策。仲组长严厉批评他们思想右倾，他要亲自示范给他们看。马××被叫来。马辩解说：“我有错，但是没有罪。刮共产风，扒房子，没收社员家里的东西，反瞒产私分，搜社员家粮食，把社员家里锅碗盆勺拿走，强迫吃食堂，都是根据县委部署，在公社干部督促下干的，不干不行。大队饿死那么多人，我心里也很难过，可是没有办法，粮食被国家调走了。1960年我们大队有3个生产队连种子都没有，地也没有种，哪有粮食给社员吃？食堂只好停伙。饿死人主要在那时。我向公社反映多次，要求发放救济粮，可是公社书记叫我到社员家搜，说一定能搜到粮食。我们搜了十几家，一粒粮食也没搜到，然后就不搜了，公社书记还骂我无能，要打我的右倾。多吃多占我确实有，作为共产党员，是很不应该的，这是我自私自利的表现，可是不这么干，我家里人也要饿死。”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仲组长走上前去，斥责道：“你贪污盗窃还有理！”说着狠狠抽他两个耳光，踢了他一脚，将他踹倒在地。马××的鼻子被打得流血不止。仲组长又叫民兵把他反捆起来，拉到外面罚跪5小时后才让他回家。

3个大学生目睹了仲组长的厉害，可马××仍然没有认罪。仲组长想，看来要攻破这个堡垒，只能借助那些受到过他迫害的群众了。

1964年11月19日，工作组在大队部召开全体社员大会，进行忆苦思甜。社员自带小板凳坐着，地富反坏分子跪在一边，四不清干部站在另一边，工作组成员面对群众，围绕一张大桌子坐在长板凳上。这是仲组长设计的场面。

工作组事先确定了6个诉苦社员。已有3位社员诉说解放前受马步芳家族剥削、压迫的苦，但是台下社员反映平淡，没有共鸣。接着，一位叫韩有禄的社员上去诉苦，说1948 年他才15岁，被马步芳军队抓去当壮丁，他不愿意，被捆绑吊打，吃尽苦头。1949年春天在兰州和解放军打仗，腿上中了三颗子弹，被俘虏。是解放军治好了他的腿，还发了路费让他回家……

韩有禄还没有诉完，一位叫李秀英的女社员站起来，走到他跟前，打断他的话：“你那也叫苦？不就是被马匪捆去当兵，差一点被解放军打死，那算什么苦？你下去，听我诉！”社员对前面几个人的诉苦不感兴趣，听李秀英这么一说，跟着起哄：“对，你下去，让李秀英诉苦，她家苦大仇深。”

李秀英不是工作组指定的诉苦人。出现这个场面，工作组员一时不知如何办，怕她诉错了苦。他们都看着仲组长，等他表态。仲组长也感到今天的诉苦会效果不理想，没有把群众情绪调动起来，于是挥挥手说：“好！李秀英，你诉吧。”

李秀英说：“1960年2月，我家5口人饿死3口，公公婆婆和丈夫。我丈夫饿死在水利工地，尸体也没见着。公公婆婆得浮肿病，卧床不起，不能下地劳动。马书记说不劳动就不给饭吃，结果3天就饿死了。我和女儿拖着浮肿的腿去拼命干活，一天才给二个糠馍，一碗像水一样的拌汤。记得是2月29日那天晚上，我实在是饿急了，想到大队食堂偷馍吃。走到食堂，隔着窗户看到马书记和几个干部正在吃烙馍，还有炒鸡蛋。我闻到香味，心想，无论如何也要偷个馍回去让我女儿尝尝。她已经20岁了，一年多没有来月经，乳房干瘪，像个男娃。我死了不要紧，要让她活下去，不然将来谁给我们上坟？我看到炊事员离开伙房，去给大队干部上菜，就赶紧溜进去。我看见锅里有一个大馍，足有半斤重。我拿起来狠狠咬了一口，逃出伙房。刚走到门外，看见马书记出门解小便。我一慌，绊了一跤，跌倒在地。马书记问谁。我说是我，李秀英，迅速把烙馍揣进破棉袄里。马书记走到我跟前问，你来干什么？我说我饿了，想讨点吃的。这时炊事员在伙房喊：谁把大馍偷去了？马书记问我，是你偷的吧？跟我来。我跟他走进炊事员的住房。马书记把门关上，对我说，大馍就在藏在你棉袄里，你把棉袄给我脱下来！我马上跪下，给他磕头求饶，对他说，马书记，放了我吧，我和女儿一年多没有吃过大馍。马书记说，要吃大馍可以，把你那尕丫头叫来陪我睡一晚，明天早上让她带一个更大的馍给你。我说我那尕丫头腿脚都浮肿，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你就饶了她吧。如果你不满意，我愿意陪你睡觉。马书记说，你把衣服脱下让我看看。我站起来，把大馍拿出来，解开破棉袄和里面破褂子纽扣，敞开胸膛让他看。马书记问，你的奶子呢？我说吃不饱饭，瘪啦！我尕丫头和我一样。马书记又叫我把裤子脱下来让他看。我照办了。他上、下打量一会，看我瘦得不成人形，不想和我搞，也知道我女儿跟我差不多，放弃奸污我母女的企图，用穿着大头皮鞋的脚踢了我一下，骂道：滚！谁稀罕你的臭屄。我连滚带爬回到家。女儿见我那狼狈不堪的样子，说妈你挨打了吧？我叫你不要去，你不听，没偷到东西，还挨了打。我摸摸胸口，那块烙馍没有带回来，放声大哭起来。这就是我的苦，我的恨。”

说到这，她走到马××跟前，指着他的鼻子问：“马书记，我没有冤枉你吧。要不是我饿得不像样子，那天晚上你能放过我吗？我们全大队多少女人被你搞过，你说说！”

李秀英边说边哭，全场不少社员跟着她哭。马××低着头，不敢正眼看她，身子在发抖。这时，一个衣衫褴褛的汉子，站起来走到马××跟前，揪住他的衣领，把他拉到会场中心，罚他跪下，他不跪，就狠狠踢他，踢的很重，他“哎哟”一声，终于跪下了。仲组长站起来说，大家可以对他批斗，但是不要打人。

李秀英看见马××跪在她跟前，不打不骂也不踢，而是看着他。过了几分钟，她突然蹲下身，手伸进马××的腰间，双手使劲一拽，将他裤腰带拽断，右手伸进马××裤裆里，并大声骂道：“我要看看你的骚毬咋就那么坏！”话音刚落，马××惨叫一声，歪倒在地。后来法医进行尸体检验时发现，马××的睾丸碎了，无疑是李秀英在诉苦会上捏的。

这时仲组长命令工作队员将李秀英拉下去。参加会议的社员有人带头喊口号“打倒马××！”有人上来继续控诉马××，说他装蒜，命令他跪起来，不准躺在地上，并用脚踢他。仲组长终于意识到，如果不停止开会，马××有被当场打死的可能。于是他站起来说：“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明天下午继续开。”又故意提告嗓门对马×× 说：“马××，你听着，回家后好好准备，明天彻底向贫下中农交代自己的罪行。你只有把自己的罪行彻底向群众交代清楚了，求得群众谅解，才有出路。”

群众散了，工作组员走了，马××却躺在地上不能动弹。仲组长叫一位社员通知马的家人，将他搀回去。第二天早上，一位社员早起出去挑水，发现马××吊死在昨天开会会场旁边上的一棵榆树上。愤怒的群众并不因为马××自杀而善罢甘休，要求继续对他进行批斗。尤其是那些饿死人的家庭，批斗马的要求更强烈。他们找工作组说，如果不答应，以后就不参加任何会议。

仲组长召开工作组员开会，讨论如何办。3个大学生坚决反对斗尸体，军人和农林厅干部不表态，只有公社秘书赞成。仲组长说：“如果我们不答应群众的要求，就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下一阶段对敌斗争就很难开展。再说，马××确实是混进党内的坏人，全大队饿死那么多人，他要负主要责任。他生活腐化堕落，乱搞女人。这样的人死了活该，不值得同情。我们要坚定地站在贫下中农一边，这可是阶级感情问题啊！”

但是尸体该如何批斗呢？仲组长说：“开会时我们工作组派两个人把尸体扶起来站着，让社员批斗。谁愿意扶尸体？”谁也不说话。仲组长说：“小沈、小路，你们两个人负责扶尸体。”仲组长知道那3个大学生是肯定不会干的，只好叫他们俩。

沈排长不愿意，但是他不直接说，而是找借口拒绝：“现在阶级斗争这样尖锐复杂，要防止敌人狗急跳墙，报复我们。工作组只有我一个人有枪，我要保证大家的人身安全，所以让我扶尸体不合适。”小路接着说：“要工作组的人扶尸体不太好。斗尸体是群众要求的，应当由他们选两个年轻人来干这件事。”3个大学生随声附和。仲组长改变主意，决定选两个苦大仇深的群众来干。

人选好了。仲组长找他们谈话，说明干这件事的重大意义，并告诉他们，每人发1瓶白酒，开会前喝，以便壮胆。开会那天，会场戒备森严，派民兵把守，不准随意中途退场。尽管是群众要求批斗尸体的，但是真正开批斗大会时，许多人却找借口不来。工作组派人催了好几次，有些人仍然没有来，来的人也都尽量坐在后面。

随着仲组长“把死不改悔的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反革命分子马××拖出来批斗”一声令下，两个年轻社员从羊圈里把马××尸体拖了出来（马死后尸体一直放在大队羊圈里），花一分钟时间将尸体扶起站立。绝大多数社员不敢正面看，低着头，有的用眼睛扫视一下，马上离开。有的社员悄悄站起来，弓着腰，想溜走，被民兵挡回。两个喝过酒、脸色通红的扶尸体的人，一边一个站着，抓住马××的胳膊，保持平衡，都把头扭向一边，不敢正面看马××的尊容。工作组唯一的女大学生，一直在看自己的手心，不敢看尸体。

尸体批斗会原计划开一个小时，4人发言，每人15分钟。可前面两个发言人，每人只用了5分钟，而且站得离尸体比较远，不敢看尸体，而是对着群众讲话。第三个人上去批判时，刚开口讲话，扶尸体的人失去平衡，两人都摔倒了，尸体还压在右边那个人身上。只听一声惨叫“救命啊”，两个人爬起来拔腿就跑。整个会场立即像炸了锅一样，社员群众都惊叫着奋不顾身逃离会场。有几个民兵试图阻拦，被推倒在地。仲组长站起来大声喊道：“大家不要走，肃静！”可是谁也不听他的，只几分钟，会场上只剩下跪着的四类分子和站在一边的四不清干部。批斗会在混乱中收场。

两个扶尸体的社员由于惊吓，当晚发烧，被送到公社卫生院治疗。回家后精神恍惚，半个月后才恢复正常。我在调查时曾单独问他们为什么愿意扶尸体，为什么倒了，为什么害怕。他俩说：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干这件事，家里人更不同意他们干，可是群众选他们，仲组长找他们谈话，不干不行，不干就是和阶级敌人划不清界限。没办法，是硬着头皮干这件事。由于多年没有白酒供应，事前每人喝下半斤白酒，感到头重脚轻，站立不稳，加上害怕，手脚抖擞，所以就倒下了。听老人说，人死了不安静就会诈尸，所以倒下后，害怕极了，赶快逃跑。回家衣服全被汗水湿透了，然后受凉发烧。

从当天夜晚起，再没有人敢从批斗尸体的场地经过。晚上社员家早早关门闭户，工作组通知开会也不去。四清工作陷入停顿状态。李秀英害怕，回娘家去了，笔者调查时，没有见到她。

马××死时43岁，祖辈都是雇农出身。他从15岁开始就给化隆县的一个大地主家当沙娃（淘金沙的工人）、当长工。1948年被马步芳部队抓去当兵，忍受不了军官打骂，两个月不到就逃到果洛一个佛教寺庙打杂。青海解放后，马回到家乡，积极参加土改，是打土豪、分田地的积极分子，1952年入党（新庄大队最早发展的三个党员之一），先后担任过互助组长，初级农业社副社长，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副大队长。他没有历史问题，是当时共产党农村工作的依靠对象。

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失败，工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大家开始思考一个问题：过去几年噩梦一样的日子是怎么发生的？由于长期推行左倾路线，从农业合作化开始，农村逐步形成了一股新的恶势力。许多基层干部逐渐蜕变为农村新的恶霸，在上级政权和政法部门的支持下，多吃多占，为非作歹，欺压百姓，逼死人命，有的甚至比旧社会的地主、恶霸还要坏。这帮人是中共农村工作的积极分子，没有他们，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是搞不起来的。现在出了这么大乱子，死了这么多人，群众非常愤恨，以至于在四清运动中老百姓斗这些农村干部就像土改时斗地主一样。

为了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当时工作组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在社员中开展忆苦思甜活动。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可是，在开展这项活动中，几乎每一个工作组都遇到同一个难题：社员不忆旧社会的苦，而是忆大跃进以来受到的种种苦难。为了做好准备，有时工作队员事先要教社员如何忆苦思甜。可是他们一走上前台，说着说着就联系到大跃进，干部是如何打他们的，家里人是怎么饿死的，说着说着就泣不成声。这时，如果原来的干部在场，只要有一个社员喊一声他的名字，马上就有人把他揪到台上，拳打脚踢，谁也制止不了，忆苦思甜会变成武斗会。许多干部恐慌绝望，只好自杀。湟中县公安局事后统计，该县在四清运动中有349名干部自杀，包括16名脱产干部。到1966年上半年，青海省13个县开展的四清运动中，有1700多名干部自杀，其中县、社干部45人。

笔者参加了四清运动的全过程，从1963年秋天青海省第一期四清运动试点单位湟中县平安公社开始，到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撤销四清工作团结束。笔者看到，当时青海省农村的实际状况是：虽然人口大量死亡的现象得到遏制，但是农民人均口粮只有200斤（原粮），普遍吃不饱饭，穿不上衣，牧民吃不上肉，喝不上奶，吃不到酥油糌耙。家家户户一贫如洗，不少人家墙倒屋塌，难避风雨，连铁锅和切菜刀都没有，只能用土瓦罐煮食物。人人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十几岁男孩夏天光腚，女孩没有遮羞的衣服，不能出门。

四清工作队员没有下乡之前，不知道农村实际状况，下去后才知道农民实在太穷了，农村生活实在太苦了。工作队要求每个队员必须执行八条纪律，比如工作队员不准带吃的、喝的，不准下馆子，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违者一律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同住、同劳动问题不大，同吃就意味着挨饿和得浮肿病。在试点单位湟中县平安公社，省委书记、省长王昭以身作则，住在一户叫刘维金的贫苦农民家里。两间破屋不能遮风雨，还是工作队出钱维修了一下，勉强住进。王昭早晨吃的是土豆、白开水，中午吃的是发了霉的青稞面馍（缺燃料，蒸一次馍吃十天半月），晚上是干菜泡后用水煮，然后撒一些杂面，成了杂面糊，调料是干辣子面。王昭有糖尿病，警卫人员怕他吃不消，想单独给他弄点吃的，他坚决拒绝，结果一个月不到，得了浮肿病，糖尿病也加重了，不得不到医院治疗。这一期四清运动中，先后有几十名队员得了浮肿病。有的队员实在饿极了，偷着吃饼干，怕被人发现，夜里藏在被窝里吃，有的队员偷着到平安镇下馆子。可是再保密也有疏漏，被发现就倒霉了。在300多名工作队员中，有7个人因违反纪律被双开，还有一位因经常挨饿，一次吃土豆吃得太多，导致胃扩张，又未得及时治疗，被撑死。

补白：1969年冬和平公社召开清理阶级队伍动员大会，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彭学良发表演说：“我们不但要抓面上的阶级敌人，还要清查暗藏的阶级敌人。我们县就藏有国民党的特务。昨晚我在收音机里听到台湾播出的消息，我们奉节两派武斗的事台湾就一清二楚。这足以说明我们这里有国民党特务在给他们提供情报……”

彭学良的演说还没发表完，下面就响起了呼喊声：“彭学良偷听敌台，是现行反革命，罪大恶极！”动员会立即变成了斗争会。

文革初，奉节有两大派群众组织。一派喊的口号是“保卫革委会”，因而叫“保派”。另一派喊的口号是“砸烂伪革委”，称“砸派”。两派势不两立。彭学良系砸派头目，被整下台的保派当然不甘心。这次抓到了彭学良的尾巴，自然不会松手，对其狠批狠斗，既触及灵魂又触及皮肉。区公安特派员原属保派，听到报告后说，彭学良不仅偷听敌台，更严重的是当众扩散敌人宣传内容，实属现行反革命罪犯，主张扭送县司法机关，以现行反革命罪论处。但彭学良得到县里掌权的砸派朋友保护，只给以撤职交群众批斗了事。但他那顶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一直戴到文革结束。陈宗培

王绪祥是我的同学。小学时我们同在保山县一小，我一班，他二班。中学时我们同在保山一中，他86班，我87班。绪祥身材高大，比我整整大一号，劳动课上一个顶仨。他还一直是学习标兵，成绩优异。这样品学兼优的学生，打着灯笼也难找。老师们都很器重他，同学们都尊重和信服他。

王绪祥的父亲是上海人，多年前定居保山，是保山最有名的裁缝，家庭成分是工商业兼资本家。1966年夏，血统论的狂风迅速从北京吹到边地保山。王绪祥的入团理想破灭了，进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红卫兵代表身份也没他的份，红五类同学还逼迫他背叛自己的家庭。

他不仅连见都没有见过自己的“资本家”爷爷，更没有从他那里得到过任何好处，凭什么要为爷爷背黑锅还债？他想向尊敬的老师诉说委曲，可这时老师们也都面临着被批斗的局面，个个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我们校园里有个储水池。那几天工人在水池边堆了一堆石灰，准备粉刷墙壁。心情极为苦闷的王绪祥吃完饭之后到水池去洗碗，看周围没人，拿起一块石灰，在水池旁边的水泥路面上写下“打倒毛主席”五个字，然后离去。

很快有人发现了这条反标，并迅速报告了校领导。公安机关来人侦破，让每个师生、工友都书写了“打倒走资派，保卫毛主席”十字，其中包含了“打倒毛主席”五字。没费多大周折，王绪祥被捉拿归案，关进监狱，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送去劳改。不久，学校接到公安机关的通知，说王绪祥病死狱中。

倪柝声牧师，福州人，1903年11月4日生。倪柝声与王明道先生、杨绍唐牧师和宋尚节博士同属对现代中国教会影响深远的人。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神为大陆弟兄姊妹预备的一炉炼金的火。倪师母张品惠姊妹是我的姨婆，毕业于燕京大学生物系，一直是倪牧师的贤内助。公公倪柝声牧师入狱后，她也曾一度入狱受审，出来后仍一直受监视。文革中因为公公的缘故，她被打成反革命，受到非人折辱。婆婆身体很不好，有非常严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但自始至终她一直坚定仰望主，“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在宰羊的人手下默默无声”。

1966年夏的一天，她被一群红卫兵关在一个小房间里昼夜拷打审问。我们在外面只听到皮带一声声的抽打，并夹杂谩骂恐吓声，却没有听见婆婆一声言语。过了许久，婆婆被押出来，眼睛被打得肿得像青馒头，身上也多处伤痕。

那期间，她的几副眼镜被打碎，多次被揪斗游街。有一次，她同另外两位老姊妹一起被迫高举双手，手上套着鞋子，头上戴着纸做的尖顶帽子，项上挂着牌子，被责骂、凌辱，站立数小时之久。红卫兵要她们放弃信仰不再信耶稣，但几个钟头下来，她们三位都一声不吭。红卫兵怒不可遏，分别喝问她们：“你们到底还信不信你们的耶稣？”她们个个都坚决地说：“信。”红卫兵气极了，拾起地上的皮鞋，砸向她们的身上头上，说：“带着你花岗岩的脑袋见上帝去吧！”

感谢神！在所有的逼迫中，神与她们同在，赐力量坚固她们。事后她们谈到这次遭受的逼迫时，老觉得很喜乐，因为她们算是配为主的名受辱。

红卫兵把家中所有的《圣经》、赞美诗都抄走了，但婆婆还是千方百计藏起来几本。有一次外面小孩爬墙，发现屋檐下有两本《圣经》，婆婆又一次被定罪。我信主之后，一次偶然在大厨柜后面发现一本小《圣经》，真是欢喜万分。那也是婆婆藏的。在那没有《圣经》的年代，这本小小的《圣经》对我实在太珍贵了。

婆婆被勒令每天早晚两次打扫弄堂。当时她虽在狱外，可是遭到的凌辱和迫害真是比在监内的犯人更甚。任何过路人，包括小孩子，都可以随意过去打她、唾她，因为她是反革命分子。有一次斗争她的大会结束后，婆婆对我说：“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圣经》上早就命定了。”在所有的逼迫中，她总是在批斗她的台上一直默默祈祷，始终靠主站立，没有羞辱主的名。

1970年当我被送到农村插队落户时，婆婆每天都为我祈祷。临别上海前，婆婆流著泪对我说：“主耶稣是我们最宝贵的救主，你无论如何总要牢牢跟着主。”在插队期间，我蒙了主很奇妙的带领和极大的恩典。我想这一定与婆婆的代祷分不开。

公公倪柝声牧师1952年被捕前，曾去香港为教会办事。许多人都劝他不要再回大陆，但是他受神的呼召，坚持回大陆去，与弟兄姊妹一同受苦。他回来后不久即被逮捕，关进上海提蓝桥监狱。

1967年，15年刑期满了，政府要他公开声明放弃信仰，因为他们对外已经公开造谣说倪柝声放弃信仰了。但这个考验对他又算得了什么？主对他实在太宝贵了！为了对主忠诚，他再一次放弃人间的自由，在狱中15年之后，甘心为主作囚徒。这一次公开声明自己从未放弃信仰，引来了更大的逼迫。公公被关在两位流氓刑事犯当中。流氓的任务就是逼他放弃信仰，虐待他越狠，就越能立功。

1971年11月婆婆中风去世。自发病至去世，仅仅三天。她一直盼望一旦发病就很快被主接去，既不拖累别人，也免得自己长时间受苦。感谢主，听了她的祷告，成就了她的心愿，在医院里十分平安，全无痛苦地被主接去。

婆婆去世後，我们不敢马上告诉公公，因为知道他的心脏很衰弱，恐怕一下难以承受如此沉重的打击。过了一个多月，才断断续续写信告诉公公。婆婆的去世使公公万分痛心，他的同房间的难友告诉我们，公公一直有一个心愿，想早点结束刑期出来与婆婆团聚。他知道婆婆身体非常差，“如果我能在她还在世的日子出去，就可以好好服侍她——她为我受了太多太多的苦”。

入狱前公公为教会的事奉一直奔走在全国各地，入狱后一下又是20年，他们夫妇俩在一起的日子实在屈指可数。公公被捕时，他们捏造了许多骇人听闻、莫须有的恶名，蒙蔽了许多弟兄姊妹。但是婆婆对他最了解，说：“他们说他的这些事，都是根本没有的。”公公为主承受了许多非人所能承受的冤屈。

1972年6月，我们接到农场的通知，说公公已去世。我和大姨婆赶去农场，但到了那里才知道他们已将他火化，只能看到他的骨灰了。他的难友告诉我们：公公心脏病发作，生命垂危，他们将他放在一台拖拉机上，拖到40里外的农场医院。这40里坎坷不平的山路，被拖拉机载着颠簸，就是身体好的人也受不了，更何况是最忌震动的心脏病人。在途中公公就被主接去了。

临去世前，他留下一张纸在枕头下面。那是用非常颤抖的手写下的几行大字：“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人赎罪而死，三日复活，这是宇宙间最大的事实。我信基督而死。倪柝声。”公公要用他一生的经历来证明这个他至死都持守的真理。农场干部将这张纸给我们看时，我祷告主让我快速将它背下来记在心里。

公公至死忠心地带着他血染的冠冕被主接去了。虽然神没有成就他最后的心愿——能活着出来与他的妻子团聚，但主却预备了更好的——他们团聚在主前。“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喜欢迎接。”

他们去了，如同许多殉道者一样。他们是神为他自己的名呼召出来的一班得胜者，是这个世界所不配有的人。如今他们安息了，但是他们的祷告、他们的果子，却一直在那里蒙神悦纳，起着不息的功效，他们的脚踪激励我们更加忠心向主。

我丈夫袁相忱原是教会的负责人，1958年为主名的缘故被捕入狱。他离开我们将近22年，按人看来，这个家实在是支撑不下去的了。然而，永活的神却做了我这个困苦人的倚靠和安慰，《圣经》诗篇第二十三篇成了我真实的经历。

在试炼开始的时候，我心中满是疑虑烦躁，一直和神讲理∶“主啊！我丈夫为着你而被捕，这八口人的重担全落在我一个人身上，实在太重了，我担不起啊！”我越觉得自己有理，心中的担子就越重，简直被压得透不过气来，前途一片漆黑。感谢主！他竟对我这刚硬的人说话了，我听见主微小的声音∶“这事是出于我。”这句话一直进到我的心底，使我立刻得着安慰和亮光。我在主前俯伏回答说∶“是出于主，我就默然不语。既出于你，求你保守我和家中每一个人不羞辱你的名。”从此，我的心紧贴着主，主的手紧拉着我，那些重担却彷佛已不在我身上了。在22年漫长岁月里，我经历了各样患难和严峻考验，更经历了主奇妙的带领和丰盛的恩典。

丈夫被逮走以后，我和家人成了反革命家属，人人都怕受牵连，主内弟兄姊妹也回避我，不敢和我来往。我带着六个孩子，大的17岁，小的只有6岁，和年老的婆婆一同迁到别处住。那时我没有工作，生活没有来源，家里的粮食如基立溪的水一样，过了些日子就干了。有一天晚上，米面都没有了，婆婆准备第二天去女儿家躲避饥荒，我呢，就默默祷告说∶“主啊！明天早晨我们一点吃的也没有了，你若赐给我们，我们就吃，不然就只喝暖水瓶里的热水吧！”我刚一出口，主的话就立刻临到：“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天父尚且养活它，何况你们是神的儿女呢！”听了主的话，我心中得到意外的平安，并有说不出的喜乐，安然入睡了。

次日早晨，差五分钟六点，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一位我不认识的老太太。她问我和我丈夫的名字，我说“正是”。她说∶“我找得好苦啊。这几天圣灵催促我到你家，去到你原住处才知道你们搬家了。”说着，她给我一个鼓鼓的信封。我问她贵姓，她回说∶“不告诉你，这是圣灵叫我做的，感谢神就行了。”

她走后，我打开信封一看，是五十元钱。我的眼泪立刻流了出来：主啊！感谢你。你知道我的难处，你背负我的重担，你不误事。在那时候，五十元钱是一笔大数目。婆婆不用上女儿家去了，我买了玉米面、煤球等生活用品，足够维持一段时间的了。我亲身体验到主实在是又真又活的主。

苦难使我与主越来越亲密了。人虽远离我，主却亲近我。每次祷告，都觉得是与主面对面交通。我把需要对主说，主为我成就的超过我所求所想。后来我有了一份工作，每天赚八角钱，可就是出满勤，一个月不过二十四元。一家八口，除去吃饭穿衣，还要供应孩子们学习，这点钱怎么够用呢？但是奇妙的主用各种奇妙的方法使我一无所缺。多少次，在我柴米将尽的时候，主供应了我。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我不能一一细说，在这里只提几件事。

小四念高中，后来转为技校，需要一支十六元四角的计算尺。这件东西孩子念书不可缺少，可是我每天才挣八角钱，一家人吃饭尚且不够，哪能买得起这么贵的东西！我就祷告仰望主。等下班回家，奇妙的事发生了，家门上有个信封，打开一看是二十元钱。天气转冷了，小六没有棉鞋，我又为这事祷告，下班回来又看见门上有信，其中有十五元。

主爱何等奇妙！主恩何等丰富！在我急需的时候，感动不知姓名的肢体，补足我的缺乏。这些弟兄姊妹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用代号寄钱给我。我接到了钱按原地址回信道谢，结果信都加上“无此人”的字样退了回来。这是主叫他们做的，使我不感谢任何人，不仰望任何人，只感谢仰望独行奇事的主。

在我丈夫即将释放的数月前，有个女孩子拿着包袱来到我家，问明我的姓名就说∶“我妈叫我把这包东西给你，大包是寄给你先生的，中包给需要的人，小包是为你生活预备的。”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回答说∶“我妈不让我告诉你。”在我认识的人中，张、赵两家有这么大的女孩，就问她∶“你姓张？”“不是。”“姓赵？”回答也不是。她转身就跑，我追不上她，就回来了。打开包袱一看，大包是二十袋奶粉，中包是二十本圣经，小包有二十元钱。当时，正在我家干活的木匠亲眼看见这事，也听见了我跟女孩子的对话，深受感动地说∶“我活了三十多岁，从来没有看见过象你们信耶稣的人这么真诚友好，送了这么多东西竟不留姓名。我信耶稣行吗？”我说∶“行，行。”于是就传福音给他听，教他认罪悔改，又送给他一本圣经。

我的工作在建筑部门，按说我这个弱女子真无法胜任。我一找到这份工作就祷告主，求主帮助。开始，领导们还是友善的，我只干了三天重活，就被挑选到办公室做财物和仓库工作。靠着主所赐的智慧和力量，我样样干得好，领导和群众都满意。但是好景不常，文化大革命开始，满屋满墙的大字报写着∶“梁惠珍是反革命家属，不能在办公室担任主要工作，应当下放她到第一线劳动改造。”我就迫切祷告，紧紧靠主，求主加给我力量，应付突如其来的变化。过了不几日，政工组找我谈话了∶“办公室不需要这么多人，要你下去充实第一线，你愿意吗？”

我说∶“愿意。领导分派我干什么都乐意。”工地是流动的，一个地方干十天半月或两个月，就要转移到别处去干。我先是用小车推砖，自装自卸有定额。每趟推一百五十块，每块五斤重就是七百五十斤，十五分钟推一趟。这是我有生以来没有干过的。继而筛沙子，也有定额。遇上湿沙子就困难了，筛不下去，身上光出汗，手里不出活。又推石子，这种活更难，我的汗水淌下来就象洗淋浴一般，围脖子的毛巾用手一拧就出水。感谢加给我力量的主，使我不但能胜任，而且在各项工作上都超额完成任务。最艰难的一次是在严冬腊月，修建游泳池的围墙。我们需在冰上作业，勾抹墙缝，定额是十米。那些不信主的人冻得直哭，有的人脚冻得站立不住，坐在冰上流眼泪，无法完成任务。有的勾抹八米，有的七米，但是我有主，靠着祷告，虽然寒冷却能忍受得住，不但完成任务而且超额，竟勾抹十三米。我真正体会到∶“主是我的力量，也成了我的拯救。”

这种压力不只限于肉体，而是身、心、灵一起绞榨的痛苦。单位上的人既知道了我是反革命家属，就冷眼看我，甚至白眼向我。素常和我交好的人也都远离我，甚至走个面对面，竟以脊背朝着我，正如圣经所说∶“他们不拿我当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许多活动不准我参加，会议不许我发言，连我劳动得来的奖品也不发给我。有一次，全组被评为区先进单位并发了奖。领奖之日，全组十九人排着队上台领奖，及至发到我跟前却越而不发。人总是人，我顿时觉得脸上发热，心中便祷告∶“主啊！赐我力量，世上名利我都不要，只要我的名字记在你那里就够了。”

不但我的权利被剥夺，就连孩子们也受连累。小三毕业分配在城里，他的同学都从居委会得到通知，去各自的单位报到，惟独我家小三没有接到通知。我带孩子到学校查问，答案是∶“他父亲是反革命，不能留城。”结果被分配去西北。

除了我和孩子们受的一般压力之外，我个人又承受了更重的压力。我遭围攻半年多，叫我批判信仰。十九个人的小组，扬言不把我扳过来誓不罢休。每次围攻，他们都是气势汹汹地嗤笑我，向我撇嘴摇头说∶“你这老迷信，坐在反动板凳上跟无产阶级对抗。”又问我∶“你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天上能给你掉馅饼吗？”他们软硬兼施：“你若不信耶稣，我们吸收你入党。”我回答说∶“信耶稣是我心里的需要，并不与工作矛盾，反而使我工作做得更好。”他们一听，火气就冒上来了，一齐起来朝着我嚷，真如同许多公牛围绕我，好象吼叫的狮子向我张口。我就闭眼祷告，再也不开口讲话。

他们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强迫我与丈夫离婚，天天轮班来逼我，要我表明与反革命划清界线。我始终不说话，只以摇头作答。后来他们说∶“信仰是你心里的事，离婚不离婚是你自己决定，可是你亲手所做的事是无法推脱的。根据群众揭发检举，我们掌握了你贪污的确实材料，你要明白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要老老实实彻底交代，争取人民宽大处理。”这下子可把我蒙住了，我没有贪污过一分钱啊！当我的心一靠近主就清醒了，《圣经》说∶“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他所赐的不是胆怯的灵，乃是刚强的灵。”主给了我力量，我就理直气壮地说∶“我没有贪污过。”
他们就拍桌子、瞪眼睛、跺着脚气急败坏地说∶“你每个月挣这么点工资养活八口人，若不贪污，从哪里来的钱？”我仍旧低头闭眼不作答。他们又说∶“你是死鱼不张嘴，休想蒙混过关”，“你脸皮真厚，不交代问题却闭眼睡觉”。感谢主，他赐我意外的平安，任凭他们争闹吼叫，谋算虚妄的事，一齐起来攻击我，我的心却紧贴在主怀里，蒙主保守。他们如此折磨我半年多，并没有从我身上找着什么把柄，就以“问题没有完，先挂起来搞别人”作台阶下了台。

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我没有看见过一张笑脸，都是横眉竖眼地看我。忽然有一天，一个比我年轻的领导喜眉笑脸地叫我说∶“你没有问题了，还要继续革命，检举揭发别人啊！”我说∶“我自己没有贪污我知道，别人有没有贪污他自己知道，我不能胡猜乱说。”

运动过去之后，顶头上司要我复职，对我说∶“我们经过屡次多方的内查外调，正如你自己所说，你确实没有问题。组织上决定仍叫你管理原来的事务。”我说∶“还是请别人吧，我不管经济的事了。”他说∶“运动中的事件你不必记念，你看，某某某真的贪污了，某某某被下放了，我们请你复职是相信你的。”我满心赞美，满口欢呼称颂我们永活的主，公义的神，他为我伸冤辨屈。

丈夫被判无期徒刑时，我才三十多岁。单位上有人为我介绍对象，说∶“他既不能回来，你还背着个反革命家属的包袱干什么！”还有不少男人想方设法对我套近乎，表示好感，甚至来到我家。他们所用的方法无非是撒但引诱夏娃用过的伎俩，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名利地位。有的送给贵重的衣料、华丽的头巾，有的送钱，还有人替我写好离婚证，应许我用一间小破房换一单元楼，并说和他结婚，我挣的工资全归我养育孩子，等等。弟兄姊妹们！这种考验是严峻的，撒但的手段是恶毒的。一个带着六个孩子的反革命的妻子，孩子虽有父亲却如孤儿，妻子虽有丈夫却象寡妇，孤苦伶仃被人踏在脚下任意蹂躏，充满了苦难。只要在引诱下一点头，离婚书上一签字，马上就能改变地位，抬高身价，不但能摘去反革命家属的帽子，又能满足肉体的欲望。但是爱我的主却不允许我那么做，他的灵在我心中加给我力量，使我不背叛与亚当的约。因为我们结婚的时候，已经在主面前立了约，许了愿∶“无论是福是苦，我都跟从他到底。”对于这些试探诱惑，靠着主我都一一拒绝、一一得胜了。

有一天晚上，我给孩子缝补完衣服，已经是半夜十二点，刚躺下睡觉就有人来敲门，又喊我的名字，声音像是办公室里的一个姓王的男人。这么晚来叫门，绝没有正经事。我默默祷告主，不理睬他。他连敲带叫约三十分钟之久，终因我不应声而作罢。第二天在办公室里，他一直看着我却不说话，我也装着没那么回事。不久，他病了，打发一个工人来找我替他统计账目，我又拒绝。以后这人死了。

1979年我退休了，回顾过来的岁月，我深深经历了主与我同在。“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许多像我这样遭遇的人，由于心中没有主，连惊带怕，加上冤屈艰难，有的成了疯子，迄今仍住疯人院，有的病瘫在床，还有的自杀。至于我，“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神在他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神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

我丈夫被捕的时候，最小的孩子才6岁，到他1979年回来时，我们的六个孩子都已结婚了，并且各自有了孩子。现在老少三代二十四口，孩子们也因着主的恩典，工作学习都很好。曾有四家公司用高薪聘我，甚至找居委会主任动员我再出来工作，我都拒绝了。我要将余年完全献给主，为主而活。我既蒙主这么大的恩，受弟兄姊妹那么多的爱，怎能不趁有生之年事奉主，传扬主的大救恩呢！

补白：老师蒋某，为人坦荡，记忆超强，知天文，晓地理，热心公益。文革前，带领学生在校园劳动，把南瓜田里蓖麻拔去数株。当时谁也没在意，只有一刚参加工作的青年教师年某默记在心。文革中，蒋某曾去信南斯拉夫驻华大使馆索要邮票，被定为里通外国，打入牛鬼蛇神队伍。开批判会时，已是某公社文教助理的年某慷慨激昂，说蒋妄图毁我长城，破坏人民军队。罪名何来？众人不解。年某阐述得有理有据，演绎得天衣无缝。蓖麻可以榨油，蓖麻油是飞机上用的润滑油，拔去了蓖麻，就没有了蓖麻籽，没有了蓖麻子，就没有了蓖麻油，我们空军的飞机就飞不上天或在中途停机，这不是妄图毁我长城又是什么？众皆愕然。海安

50元，两桌酒席，江苏泰县饭店，1978年，这算得上是很大的排场了。这是当年在青海任副处级干部的胡锦涛，返回故乡安葬父亲时，特意摆下的宴席，希望该县领导高抬贵手，为亡父平反。胡锦涛的父亲胡静之，祖籍安徽绩溪。清朝末年，祖上迁到江苏泰县上坝，以卖茶叶为生。胡静之继承祖业。胡锦涛的母亲李文瑞，泰县白米镇胡家店村人。公私合营时，胡记茶叶店难逃厄运，胡静之本人成为泰县供销社的一名职工。文革中，胡得罪了当地的造反派，被扣上贪污盗窃、坏分子的罪名，惨遭迫害，先后被批斗关押，身体垮了下来。文革结束后，年仅50多岁的胡静之，含恨离世。听到父亲去世的噩耗，胡锦涛从几千里外的青海赶回故乡泰县奔丧。他们父子情深。锦涛7岁丧母，父亲一直没有再娶，而将3个孩子送到妻子的舅母处抚养成人。父亲下葬前，胡锦涛找到当时泰县县长陆某及供销社领导，请求为亡父平反。当时有人劝胡在当时泰县最高档的泰县饭店摆两桌酒，请请县里的领导。

然而，宴席从中午摆到下午3点，都没有一个领导露面。3点多之后，才有一名县委办公室的主任来，说县里和供销社的领导今天一直在开会，只能派他一人前来，算是跟胡锦涛涛打个招呼。胡和亲友坐在饭桌旁，面对两大桌酒席，无可奈何。最后，胡将该饭店所有人员，包括厨房师傅、跑堂的、洗碗的，叫到一起，请他们帮忙，把这两桌高档酒菜消费掉。父亲新丧，遭此冷遇，人非草木，情何以堪！故乡泰州从此成为胡锦涛的伤心地。至今三十多年，他再也没有踏过泰州的土地。胡锦涛本生于泰州，但他今天甚至不认泰州是自己的故乡。政治因素导致的世态炎凉，令人不堪回首。

编者曰：这是网上一篇佚名文章，姑且就此空议几句。如果怕回乡扰民，三十多年不回乡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出于对乡人的记恨，则大可不必。耶稣说，这个世界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如果你连自己的乡人都不饶恕，如何可望藏人饶恕当年头戴钢盔提兵上街（拉萨街头）的你？耶稣还说，要饶恕弟兄七十个七次。若无饶恕，谁能走出恩怨轮回？若不走出恩怨轮回，谁能获得真正的解放？故乡是一个客观现实，不是一个凭个人意志或负气可以改变的东西。中国官媒每年报道诺贝尔奖，介绍和平奖时总要漏掉达赖喇嘛，介绍文学奖时必定回避高行健，想来与胡不认泰州故乡属于同一性质。世态炎凉是极权的伴生物，只有埋葬这个制度，才可能结束世态炎凉。过去我每次回老家，乡亲就到我家闲聊。可自从因讨伐中宣部惹事之后，乡人知道我“倒霉”了，我再回家，几乎不再有乡亲登门。胡现在无论走到哪里都“炎”得烫手，可是只要不趁着一朝权在手去结束这个丑陋的制度，你或你的后人迟早必有再尝那份彻骨之“凉”之日。莫恨乡人，但恨制度。“君王的心在耶和华手里如垄沟里的水随意流转。”愿上帝怜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