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铮： 澳洲的马与中国的人

作者：曾铮

【大纪元6月23日讯】“澳洲的马”和“中国的人”，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然而，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却让笔者不由自主将二者联系起来。

说来话不算太长，从去年的8月8号开始吧——8月8号看来并不是什么吉利日子——去年8月8号，一架从日本飞往澳洲墨尔本的飞机上，有13匹当时看不出任何异样的马。这13匹马到达澳洲后，分别被送到两个隔离中心隔离起来。这属于例行公事。从海外进入澳洲的活物、新鲜的食品、水果之类，都要经过特别的检疫和隔离，才能正式入关。

后来才知道，这13匹马中有11匹已染上马流感，只是还没有发作，因为马流感病毒有10天的潜伏期。有一个隔离中心的工作人员在跟已感染病毒的马接触后，没有严格执行消毒规定就离开中心，结果就把病毒带出去了。到8月17号，就有马匹表现出流感症状了。但此时，病毒已经扩散。

也许有人想，马得个感冒有啥了不起？在澳洲，马得了流感就是乖乖了不得的大事。澳洲人对赛马可说已到如痴如醉的地步，赛马的历史比成立联邦的历史还要长。据说有80%的成年人都赌过马。各大城市经常举行赛马，其中最有名的墨尔本杯赛马奖金高达500万澳元，赛马那天全城放假，全城狂欢，几乎全澳洲的人都“屏住呼吸”等待结果。

墨尔本杯赛马节成了女士们展示帽子的场所。（Patrick Riviere/ Getty Images）

澳洲人的此种狂热使赛马业发展成很大产业，从业人员15万，每年能带来的税收收入高达11亿澳元（合72亿人民币，319亿新台币）。

马匹感染上流感后，重则会死，轻则几个月内不能参赛，去年流感爆发时正好赶上春季繁殖季节，所以还会影响种马的繁殖。

两个多月时间之内，共有4500多匹马被传染，新南威尔和昆士兰州的春季赛马会都被迫取消，还差点殃及墨尔本杯，整个赛马业的经济损失估计在10亿澳元。

马得了流感，照理是不折不扣的天灾；可澳洲人不这么看。马流感一传开，各种各样谴责政府的声音不绝于耳，很多人认为，流感虽是天灾，可这么大面积的爆发，就是当局管理不善。

到了9月2号，也即离8月8号携带流感病毒的马进入澳洲还不到一个月，当时的总理何华德就任命高等法院的法官卡林南(Ian Callinan)组成独立的司法调查小组，以弄清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与此同时，联邦政府还分两次，一共拨款2.27亿澳元，用以补助受到影响的人士，如驯马师、骑师、养马场主人等，同时大量进口疫苗，紧急给未感染的马匹注射。

经过9个多月的调查，独立调查小组于本月公布一份长达345页的调查报告，指出“澳洲隔离和检疫局（Australian Quarantine and Inspection Service）”的失职是造成马流感大面积爆发的主要原因。报告同时还提出多条建议，以防止今后发生类似的事。澳洲联邦政府已全盘接受所有建议。

报告公布后，仅阳光海岸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就已接到400多个电话，谘询可否起诉澳洲邦政府并索赔。目前这家律师事务所正准备一项集体起诉案，据他们估计，最终可能会有1000多人参加这项集体起诉，索赔额预计高达几亿澳元。起诉的最强有力的依据就是这份345页的司法调查报告。

如此说来，澳洲联邦政府够冤的，自己任命的调查小组出具的报告，却会被当作证据反过头来让自己吃官司；而且政府已经投入两亿多澳元帮助赛马业度过难关，澳洲人还这么不依不饶要揪着政府打官司。当然，如果政府真的赔钱，到头来还是纳税人买单，只是政府的脸面上会很不好看。

这么一想，就觉得还是咱中国人“知好歹”，大地震中就算被豆腐渣工程压死多少万，也有名流如王兆山者写出“纵做鬼/也幸福”的千古绝句。

如此一比，澳洲的马跟中国的人就联系起来了。只不知，是该让中国的“幸福鬼”们的不幸家人向澳洲人学学呢，还是让澳洲人学学咱中国知足的“幸福鬼”及还未做成幸福鬼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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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铮：澳洲的部长不如中国的城管

作者：曾铮

【大纪元6月17日讯】六月上旬以来，澳洲各大媒体的重要版面几乎每天都充斥着关于一对澳洲政治强人夫妇的报导，这对夫妇，女的是工党联邦国会参议员妮尔（Belinda Neal），男的是新南威尔士州教育部长博斯卡 (John Della Bosca)。追踪事件发展的经过，让人不由感慨：“澳洲的部长不如中国的城管！”

事情得从六月六号晚上讲起。那天是个周五，妮尔和她丈夫一道，在一家餐厅给一个下属开生日宴会。因为这家餐厅同时也是俱乐部，到了晚上一定时间，就开始有俱乐部成员来消闲，所以餐厅服务员就请妮尔他们挪一挪地方。

据说妮尔的脾气火爆，在工党高层已是尽人皆知，所以让她挪地方的服务员大概就这样撞到“枪口”上，被妮尔一阵发作。据说她不但骂了脏话——中国有“国骂”，澳洲也有——还撵到经理办公室，威胁要在三个月之内让餐厅关门，让冲撞她的服务员统统失业。

骂完、吵完之后，这位参议员跟她据说已喝得醉醺醺的部长丈夫就开车扬长而去了。

他们离开之后，餐厅的值班经理开始发愁。在他当班的时候发生了这样的事，得罪了这么重要的顾客，如果餐厅真的因此被关，他怎么跟老板交代？他自己的饭碗还能保住吗？

他思前想后，没办法，只好打电话跟一个朋友商量。这个朋友在当地一名自由党议员的办公室工作，同时也是一名太平绅士（Justice of the Peace）。澳洲的太平绅士是由品德良好的公民担任，由总督任命、义务为公民服务的。在签署很多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时，都要求有太平绅士在场，以保证签名是真实的。

这名太平绅士接到求助电话后，二话没说，立刻开车赶到餐厅。由于他是太平绅士，有权做签署法律文件的见证人，所以他建议让当时在场的餐厅服务员把事情经过写下来，做成法律宣誓书（Statutory Declaration）的格式。一共有六名服务员写下了宣誓书。

第二天一早，太平绅士就把六份法律宣誓书捅给《星期日电讯报》(Sunday Telegraph)，同时一名餐厅员工也给七号电视台（Channel 7）打电话揭露此事。到了下午，工党高层已经知道，因为媒体的介入，这件事已经不可避免要爆发了。

应该说，太平绅士和给电视台打电话的餐厅员工的做法是很明智的。在澳洲，如果有人不小心得罪了有权有势之人，唯一能救他的，大概只有媒体了，所以记者才被称作“无冕之王”嘛。

到了星期天，也就是六月八号，事情就在媒体上全面爆发了。报纸、电视、电台，网络，都连篇累牍的报导。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可能也还好说，议员喝多了脾气不好，骂骂人，可能还不会有后续的发展。

坏就坏在这对政治强人夫妇不甘心就此颜面尽失，所以想用一个更大的错去掩盖前面的错。妮尔的部长老公博斯卡亲自出面给餐厅老板打电话施压，要求老板给他们夫妇写道歉信，以表明那天晚上的事情，责任不在他们夫妇，而在餐厅员工。再后来，四个出事那天与妮尔夫妇一起吃饭的朋友，也签署了法律宣誓书，证明妮尔根本没有骂人。

可是事情一旦被记者盯上，就不那么容易了结。西方记者对于挖掘政客的丑闻，似乎有一种不屈不挠的“偏好”。凭着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很快就有记者查出，那封所谓的餐厅道歉信，其实是博斯卡自己起草的，他写好后传真给餐厅老板，让老板签上名，然后他再拿着这封自己拟好的道歉信去对付媒体和他的上司，也即新南威尔士的州长伊曼。

更要命的是那些法律宣誓书。既然叫“法律宣誓书”，就是有法律效力的，敢在法律宣誓书上撒谎，要负刑事责任，最高刑期五年。妮尔夫妇的四个朋友和六名餐厅服务员的法律证词互相矛盾，总有一方在撒谎。这可不是开玩笑之事。在反对党的动议下，警方很快介入，正式立案调查。

事情刚出来之时，尽管让博斯卡下台的呼声很高，但州长伊曼还是想把他保下来，毕竟他跟博斯卡已有二十多年的交情。

但到博斯卡自己起草道歉信，及他的朋友的法律证词涉嫌做假之事曝光后，伊曼知道，再保博斯卡的话，说不定自己也要遭殃了，所以只好在刚刚说过不会让博斯卡下台的几个小时之后，于六月十三日，也就是餐厅风波整一个星期之后，改口宣布让博斯卡停职，等待警察调查结果。

很多评论家都认为，这对政治强人的政治生涯，到此也就结束了。

反过来再看中共国，城管们就算打死了人，后果也没这么严重。从这个意义上讲，澳洲的部长真是不如中国的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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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铮：儿童色情泛滥带来的隐忧

作者：曾铮

【大纪元6月13日讯】进入六月份以来，澳洲警察展开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打击儿童色情犯罪的行动，短短几天之内，一共逮捕并起诉了将近一百人，其中还包括警官、教师、足球教练、社会工作者等在社会上很受尊重的人。这件事在澳洲引起很大的轰动和反响。

行动的起因要追溯到半年之前。当时一名黑客攻进了欧洲一个著名网站，放了99张儿童色情图片上去，结果在76小时之内，网站的点击量达到1200万之多，这1200万个点击来自144,285台不同的电脑，以及170个不同的国家。

如此大规模的犯罪事件引发了多国警察的联手行动。澳洲警方成立了代号叫“百夫长行动”的小组，专门负责此事。经过六个月的秘密调查和取证，现已经查明，澳洲共有2883个不同的IP地址访问过那个网站，其中又有1517个IP地址从网站上下载过图像。

所以，这次虽然已经逮捕和起诉了98人，但警方表示，先抓的都是那些警察认为危害性最大的，随着调查的进一步展开，相信还会有更多人被捕。

这么多人同时被抓，这本身就已经很轰动了；更轰动的是，一名阳光海岸59岁的公立学校老师伏得(Tony Forder)在被起诉之后自杀，还有另外一个小学老师自杀未遂，被送到医院抢救。

38岁的联邦警官汉奇（Michael Hatch）也被卷入事件，遭到起诉。汉奇已在法庭上当堂认罪。有四个儿童色情犯罪的受害人已从家中被带走，以便被保护起来。

事件曝光后，一个立刻受到关注的问题是：政府在防犯儿童性犯罪方面的漏洞。澳大利亚有一套所谓“蓝卡（ Blue Card）制度”，就是所有需要接触儿童的人员，比如学校老师，都必须先取得政府发放的“蓝卡”，证明未有儿童性犯罪历史，才有资格上岗工作。

在这次被逮捕或起诉的98人中，共有四名老师，六个持有“蓝卡”的社会工作者。所以立刻就有人在媒体上质问政府：怎么能叫这样的人去当老师？政府官员不得不出面解释说：我们发蓝卡的时候，只能检查他们有无过往犯罪史，怎能未卜先知，预见到他以后会犯罪呢？

也有犯罪学专家和心理专家开始研究探讨互联网在儿童色情蔓延中所起的作用。他们采访了一些有恋童癖之人，结果表明在儿童性犯罪方面，互联网起了非常不好的作用。一方面，它让人更容易得到儿童色情的材料，另一方面，它让恋童癖们能通过互联网互相联络，交流犯罪经验。

这些人本来在生活中是偷偷摸摸的，有一种深刻的罪恶感，平时需要拚命掩饰自己，但在网上聊天室中，他们能遇到“志趣相投”之人，你来我往之后，慢慢就会觉得跟自己一样的人很多，自己没什么不正常，这样就不再有犯罪感，从而越走越远。

这次澳洲警方的行动可用“雷霆万钧”来形容，一出手就抓了近百人。澳洲法律对于儿童色情犯罪的制裁也相当严厉，制造和传播这方面内容，将面临最高十年监禁。

问题是，法律只能惩罚已经被抓到的犯罪人，却未能有效的防止犯罪，因而让许多家长都惶惶不可终日，担心自己的孩子成为牺牲品。

看来，在这个问题上，人的道德观念、道德标准的下滑才更加关键。就像那些接受调查的有恋童癖之人，一旦觉得找到知音，不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头之时，他就算干了坏事也不知道，他也不认为自己在干坏事。这次被起诉的联邦警官汉奇在法庭上就是这么说的。

中国人常讲“饱暖思淫欲”。的确，像澳洲这样的西方发达国家，人们基本上衣食无忧，生活相对非常安定、舒适。

那么在此种情况下，人是不是就应该去琢磨那些乱七八糟的、很变态的、甚至是法律明文禁止的东西呢？上天给了人相对安定的生活，到底是叫人干什么的呢？也许，如此大面积的儿童色情犯罪的事件，足以让所有人对此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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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曾铮：色情还是艺术？

作者：曾铮

【大纪元6月11日讯】最近，一名澳大利亚著名摄影师的作品展在澳洲引起轩然大波，摄影展不仅未能按时开幕，其中一些作品还被警察抄走，同时关于摄影师将遭起诉，面临被判刑的种种说法也不绝于耳。

之所以会这样，关键在于摄影展中有一些未成年人的裸体照片。

引起争议的摄影师名叫横森（Bill Henson），在澳大利亚相当有名，从事摄影这一行已二十多年。他最近的一次摄影展本来预定在5月22号晚上开幕。

5月22号一早，《悉尼晨锋报》就刊登了一篇评论文章，强烈抨击他采用十二、三岁的儿童做摄影模特，而且是裸体模特。这时候他的一些作品已被放到将举办摄影展的艺术馆的网站上，有人把网站的链接发给澳洲一家大电台，2GB电台的主持人，主持人又把它转发给一个朋友——他本来想请这个朋友到电台做嘉宾，来评论一下这个摄影展。

结果这名朋友刚好在给警察局做媒体顾问，所以他就把收到的网站链接转发给警察局的打击性犯罪小组。两小时后，摄影展即将开幕之前，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警察冲到摄影展现场，没收了十二幅参展照片，以及二十幅已被艺术馆收藏老照片。摄影展不但没有开成，艺术馆还不得不立即把已经放到网上的照片拿下来。

这件事情经由媒体曝光后，一下子特别轰动，引来一篇又一篇的报导和议论。

同时，警方的行动还向全澳蔓延，堪培拉、墨尔本、悉尼，和一个名叫纽卡素（Newcastle）的小镇的其它几个收藏横森作品的艺术馆统统被警察光顾、搜查，有的没被搜到的艺术馆则悄悄的自动把横森拍的照片拿下来。

后来连总理陆克文和纽省省长伊曼都出来发表了意见，异口同声的说，横森的作品令人极度“恶心”。

在澳洲，关于儿童色情的问题有相当严格的法律。按纽省法律的相关条款，制造和传播儿童色情制品最高会面临十年监禁，保存儿童色情材料则最高面临五年监禁；另外还有条款规定，发表下流的（indecent）文章或物品，最高会面临十二个月的监禁。

问题是，横森的摄影作品究竟是艺术还是色情？是不是只要没穿衣服就算色情？关于这个问题上，媒体上的争论相当激烈。支持横森的人说，艺术家有创作的自由，裸体不等于色情；反对的人则说，色情就是色情，不见得打着艺术的幌子就可以变得高尚，利用儿童的身体来赚钱就更加卑劣。作为成人，我们有保护儿童不受侵犯的义务。总理陆克文也说，还是让孩子们保持孩子的本份吧。

坦率的讲，横森的摄影作品从技术上讲，确实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不过笔者不太喜欢他的格调和表现手法——黑暗、怪诞、沉闷、压抑、迷乱。当然，目前所涉及的问题，已不是技术或艺术品味，而是法律和社会的道德取向了——纽省警方很快将相关资料提交纽省公诉总长办公室（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以便后者考虑是否起诉横森，以及展出儿童裸体照片的艺术馆； 如果要起诉，又以什么名义起诉，等等。

在媒体上关于横森的口水仗打了两个多星期之后，警方最终决定放弃起诉，并把没收的照片归还给横森，原因是觉得起诉之后，没有必胜的把握。

虽然这样，原准备展出照片的艺术馆还是闹了个灰头土脸，也不敢再照原样大张旗鼓的开展了，摄影展不再对公众开放，想看的人得事先单独预约。

同时，儿童权益保护人士誓言这件事还没完，还要将与横森的“战斗”进行到底。总理陆克文也再次强调，他决不改变他对横森的看法和评论。

从这件事情看，西方社会的所谓性开放还是有限度的，个人自由亦不能超越一定的社会规范，否则就面临着坐牢的可能性——哪怕你是一个世界级的著名艺术家，因为，“有名的名不一定是明白的明。”（《转法轮》第二讲，李洪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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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铮：发展不是硬道理

作者：曾铮

【大纪元6月3日讯】5月26号， 澳大利亚政坛爆出一个轰动性消息：塔斯曼尼亚省省长雷侬（Paul Lennon）突然宣布辞职；同时他的继任巴特雷特（David Bartlett）于同一天走马上任，接替省长职位。

这件事来的非常突然，事先几乎没有任何征兆。雷侬今年才52岁，正当盛年，他的任期还有两年才满，在这之前，他还曾信誓旦旦，要带领工党参加2010年的选举。

这个爆炸性的消息传出后，媒体当然忙的不亦乐乎，不但要报导这件事，更要挖出他突然辞职的原因。

从大量的报导来看，导致雷侬下台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他的支持率的直线下降。在最近一次民意调查中，他的支持率惨到只有17%，而他的对手、反对党领袖的支持率却有39%，比他高出一倍多。

据说，民意调查结果公布后，雷侬在工党内部受到很大压力，工党高层有人逼他辞职。这样做当然是为了党的利益，以确保两年后工党不失去执政地位。

照理说，两年前，雷侬能战胜对手当上省长，当然也是选民一票一票选出来，为什么两年后他的支持率会跌的这么惨呢？

现在看来，他最大的失误就在于支持在塔省建一个巨大的纸浆厂。

此纸浆厂项目是澳洲一家很大的上市公司Gunns公司于2004年提出的，到现在也还处于纸上谈兵阶段，还没有开建。Gunns公司也是澳洲最大的伐木和木材制品企业。它提出的纸浆厂是个很大的项目，投资达20亿澳元（合134亿人民币，587亿新台币）。

在Gunns公司的网页上，可以看到这个项目的介绍：纸浆厂建成后，塔省每个家庭平均每年可增加财富870澳元；各级政府的税收收入在2008年到2030年这段时间，能增加8.94亿澳元（合59.5亿人民币，261.4亿新台币）之多；项目开工后，能极大的带动塔省建筑业的发展，能让当地房地产的价格上涨15%，还能增加3400多个就业机会，等等。

对于人们最关心的污染问题，Gunns公司说，它的设计非常完善，污水会排到26公里之外一个地方去，并通过一个埋在地下26米深的多出口排污系统，排到一个海峡之下3公里之深，不会对当地造成污染。

但是，不管Gunns公司说的怎么天花乱坠，塔斯曼尼亚的民众就是不买帐。他们觉得，建这么大的纸浆厂，第一，你得砍掉很多树，第二，你说如何如何没污染，他们根本就不信。

所以，这个项目计划一出来，民众的反对声、抗议声就没断过。塔省可说是特别主张保护环境的绿党的大本营，一直高调反对此项目的绿党在这个省的影响力比较大。

因此，备受争议的纸浆厂项目虽然硬着头皮顶着反对声，好容易得到省政府和联邦政府的批文，最近却也爆出两个大冷门，一个是有媒体报导说，原来答应贷款给它的银行，澳洲国民银行突然宣布不准备贷款给它了，第二当然就是支持此项目的省长雷侬的突然下台。新省长在上任头一天，也就是雷侬下台的当天，就已暗示，除了前任省长已经做过的之外，他不会再给予纸浆厂项目更多的支持。

除纸浆厂项目外，雷侬的两个副省长闹出的丑闻也有影响。其中一个副省长格林(Bryan Green)因腐败行为受到司法调查不得不下台，另一个副省长孔斯(Steve Kons)向议会撒谎，被人抓住真凭实据，也不得不下台。两年之中折损两名大将，对雷侬的打击也很大。

“发展就是硬道理”这句话在中国，似乎已被当作真理。从雷侬下台这件事看，澳洲人可不这么想。他们宁可不要纸浆厂带来的巨大经济收益，也要保护当地的森林资源，保护自己的生存和生活环境。

到目前为止，在建不建纸浆厂这件事上，公众、政府和大财团Gunns这三方仍在角力，很难看出到底谁会取得最终胜利。

可以看的出来的是，在澳洲，当一个省长的民意支持只有17%时，他就面临着下台的危险了。@

台湾《看》杂志首发。

曾铮：地震救了中共？
——在悉尼“时政焦点论坛──汶川大地震”上的发言

作者：曾铮

【大纪元5月28日讯】 （注：根据发言录音整理，小标题为作者自己所加，内容略有修改。）

“亲历”“5·12”地震

今天的论坛组织人知道我是四川绵阳人后，特意请我来讲几句。

其实我应该算作绵竹汉旺人。我在汉旺镇上学上到初中毕业，在绵阳只呆了高中三年，不过我的家人都还在绵阳。

地震发生后，我接到很多朋友的问候，多年不联系的朋友也来关心。大家都想知道我家人到底怎么样了，我就先讲讲这方面吧。

五月十二号那天下午，我先是在网上看到一个很短的消息，说汶川发生地震，当时没想到这会有多大的后果。快下班的时候，一个同事从外面冲过来说，她刚才与北京的一个朋友在QQ上聊天，朋友告诉她北京地震了，办公大楼里的人都跑到街上去了。

我这才突然意识到，啊哟，网上的消息是说地震有七点多级啊！而且绵阳离汶川很近啊！我小时候在汉旺时，总听大人说，翻过山去，那边就是汶川了。汉旺离绵阳也没多远，绵阳的家人可怎么样了？

我冲回家里第一件事就是给母亲打电话，居然一打就通了。母亲说，简直巧得不能再巧了。当时是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左右，地震发生后，母亲一直试图用手机联络我妹妹，打得手机没电了也没联络上，只好冒着余震的危险冲回家中给手机充电。我的电话早一分钟晚一分钟她都接不到了。正说着话，母亲惊呼道：“又地震了！”

母亲告诉我，地震发生时，所有人都往外跑，据说有个证券营业部还踩死一个人。她的第一反应就是马上去接我妹妹的孩子，孩子在上小学。到了学校，看到好多家长都冲去接孩子，孩子们被聚在操场上，看到家长便哇哇大哭起来，都吓坏了。我母亲却没有接到孩子，不知是不是被我妹妹先接走了。

我还有一个妹妹家住七楼，我母亲说她家损失惨重，因为家里所有东西都被震到地上摔碎了，家具、电器、瓷器等，连床上的被子都震掉到地上去了。

母亲一边急急的向我报告情况，一边语无伦次的说：“哎呀！人家都说五月份要地震，还真是地震了！”

因为余震还在发生，我也不敢让母亲多说，催促她赶快出去了。

到了夜间，再打电话，一打又通了。母亲说，手机还是不通，座机时通时不通，基本打不出去，但偶尔能接到电话。这次母亲告诉我，让我放心，两个妹妹都联系到了，她们都带着孩子聚到母亲那里了。发生这么可怕的情况，大家的第一想法，就是一家人无论如何要呆在一起。

两个重要信息

对不起，我啰嗦了这么多来自“一线”的消息，是因为这当中包含着很重要的两方面的信息。

一个重要信息就是，作为我母亲这样一个已经退休的普通绵阳居民，都已经听说“五月份要地震”，说明地震被预测出来、却被中共扣押的说法，绝非空穴来风。

大家现在也看到了，网上也登了，五月六号的《绵阳晚报》就登了关于离绵阳很近的江油有震感的问题。当然还有不止一个专家的预测。甚至连绵竹县的癞蛤蟆成千上万的出来在大马路上跑，也没有人理会。你政府不预报、不提醒民众，甚至还“辟谣”，那老百姓就算听到种种传言，也不会去当真，最后酿成惨剧。

从母亲的话中，我得到的另一个重要的信息是，如果房子结实，地震并不是那么可怕。绵阳离震中汶川只有一百多公里，但因为房子倒的少，人就没多少损失。你说震的不厉害吗？床上的被子都能颠到地上去，那怎么能不厉害？

所以说，地震是一种可怕的天灾，但真正的杀手还是那些豆腐渣工程。你看绵阳的小学生们虽然吓得哇哇直哭，房子没倒，就都跑出来站到操场上了，没有出事的。

这次地震中在网上看到的最震撼的照片就是那些被埋在豆腐渣工程之下的孩子们，和几十名家长手捧几十名孩子的遗像的合影。什么时候看见过那么多小小年纪的孩子的照片一个一个都被放到黑框里啊？

最震撼的一条标语也是家长们写的：“孩子不是直接死于天灾，而是死于危楼”。

前些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贴子，是个建筑工人发上去的。他说，盖房子时，照理说预制板头上露出来的钢丝应该被焊在一起，这样整个大楼在结构上能够成为一体，防震性能会大大提高。

但是，他说，他修了那么多年房子，工头从不要求他们焊这些钢丝，所以他们也就不焊。那这样的大楼，等于一块一块预制板直接“放”在墙上，中间还空着一大截，等于一边只搭上一点点。那这样的楼，当然一震就倒了，成了最大的杀手。

被导演的“真相”坏过掩盖

这段时间我不停的打电话回去，每次母亲都说，你放心吧，我们没事儿的，电视里24小时播报最新情况呢，我们开着门睡觉，有情况随时往外跑。母亲还多次提到“温总理”如何如何，语气中充满赞赏。她觉得她能看到电视里的灾情“现场直播”，因而有一种安全和踏实感。

我倒是觉得，这种局部的、经过策划、导演和严格控制的“真相”比完全的屏蔽更可怕，因为它会让你麻醉，从而不去寻找真正应该知道的真相。

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开这个研讨会，是不是也一样要去歌功颂德呢？生在海外自由社会里的人的责任是什么？

关注核泄漏

舆论应该是监视当权者的。我现在有一个很大的担心，那就是，在这次地震中，绵阳大山里那些核设施、核基地怎么样了？

绵阳人都知道绵阳有个“九院”，占了半座山，是搞核研究的，它的基地在安县，这是很多绵阳人都知道的事。

这次震灾的消息出来后，我一直很留意安县的消息，但消息非常少，特别是地震后的前几天，几乎看不到任何消息，也没有看到有外国记者去过那里。到底有没有核泄漏？我觉得这是一个应该大力关注的问题。

今天我看到一篇黄慈萍的文章，列出了绵阳附近的一系列核工厂。这些核设施到底有没有泄漏？如果有的话，它会造成长期的、致命的危险，我呼吁大家一定要关注有无核泄漏的事情。中共一向压制真实的声音，要不然，老百姓送了命或者在多少年以后送了命都不知道。

地震救了中共？

我有个朋友，最近天天看各方面关于地震的报导，有一天突然沉痛的说：“中国老百姓真惨！流了这么多的血！这一次老百姓的血又把共产党给救了！大地震救了共产党！”

我能感觉到他的痛，也理解他为什么这么说；同时觉得他这个看法很重要，给了我们很重要的提示。
的确，大地震发生之前，中共因为镇压西藏人以及奥运火炬四处受阻的局面，被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弄得左支右绌，异常狼狈。

四川地震之后呢，远有七六年唐山大地震后中共的表现、近有缅甸军政府拒不接受国际救助的恶迹，有这两个十分恶劣的事例放在那里做对比，所以大家都觉得共产党这次表现不错，包括很多西方媒体都说了它很多好话。

那共产党是不是进步了呢、有长进了呢？从此以后会改好呢？我觉得关于这一点，《九评共产党》这本书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

共产党的九大邪恶基因是它先天带来的，这一点是改不了的，它的本性就是反宇宙、反人类的、要毁灭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它每一次的所谓进步，都是在自身生存遭遇危机时才不能不暂时做出来，也就是被客观形势逼出来的。

比如《九评》里也讲了，它搞了那么多年的政治运动，到文革结束时，中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它为了自己政权的生存，就所谓的搞经济开放，允许农民去卖鸡蛋了。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勤劳的一个民族，人民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经济有了一些发展，最后又变成共产党的功劳了。这并不是共产党想给人民什么好处。第一所有的财富都是人民创造的，第二是因为共产党遇到了危机，不得不想办法来延长自己的寿命。

这次在地震中的表现也是这样，看上去是开放了，比唐山地震时候强多了，其实也是被逼出来。中国现在有两亿互联网用户，五亿个手机用户，手机上有照相功能，灾民都可以自己拍，然后发到网上，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它不可能再像七六年那样把灾情捂得严严实实的，让外界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看不见。

也就是说，虽然这次在新闻报导上看起来有了一些开放度，大家要清楚，这决不是共产党恩赐的，而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民众可以自己做媒体，开博客，可以自己做报导，是这种形势逼出来的。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当然知道，既然捂不住，还不如做一个漂亮的姿态，给予中外记者一定的采访的权利和自由。

但是，你以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宣部就不起作用了吗？绝对不是！内部绝对还是有主旋律的，对于抗震救灾，什么样的多报，什么样的少报，什么样的不报，镜头运用到哪一种程度，它其实有非常精心的安排和准备的。

它所谓的这种开放和透明，让大家觉得很高兴、很不错、有进步，其实是因为全世界人民太可悲了，中国人民太可怜了，这多么年共产党就是采取高压手段，“我是流氓我怕谁”，就像缅甸军政府一样，你来帮我救灾还得求着我，不然我不让你来救我们的人民，人们也被共产党的“我是流氓我怕谁”的一惯表现弄得对它的期望值已经很低了，当它有一点进步大家就高兴得不得了。

所以这个新闻的开放度决不是共产党想给予大家的，接受国外救援也是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又要开奥运会，才不得不作出一点让步，而且允许国际救援队进去的时候，七十二小时黄金救人时间已经过去了。

“谁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了共产党，就会在什么问题上送掉小命。”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共产党为了奥运前的“稳定”，压制了地震预测。看到那么多无辜死去的孩子，和那些失去孩子的家长们的悲痛欲绝，真想让人大喊一声：“中国人哪！我们还要多死多少人才能从对共产党的幻想中醒过来啊？”

每一次对共产党的感恩戴德，每一次期望共产党改良的良好愿望，都会给这个邪恶党更多的时间和能量，让它对中国人民做出毁灭性的更大的事情。

所以，虽然我不同意“地震救了共产党”的说法——没有任何事、任何力量能够改变“天灭中共”的步伐——我却觉得这个说法给了我们很重要的提示，让我们去重温《九评共产党》当中的一句至理名言，一句可以救千千万万人的性命的话，那就是：“共产党的任何承诺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证都不会兑现。谁在什么问题上相信了共产党，就会在什么问题上送掉小命。”

谢谢大家。 @

袁红冰：这两个问责是共产党的死穴

作者：袁红冰

【大纪元5月28日讯】(大纪元记者林纳悉尼报导) 5月25日下午，悉尼大纪元举办了以汶川5.12大地震为焦点话题的座谈会。约50位与会者进行了将近4个小时的讨论，场上气氛热烈，人们畅所欲言。

自由主义法学家，中国过渡政府议长袁红冰教授的发言，强调必须追究中共在这次地震中的两大罪责：为何地震前不预报？为何中小学生成为这次地震中死亡比例最高的群体？他认为这两点是中共的死穴。他还透露，中国过渡政府将成立相应的调查委员会，就这两个问题进行调查，并会在全球公布所调查的结果。

以下是根据录音整理的袁红冰教授的发言。

中共在为自己建立记功碑

大地震至今已经将近半个月了。这次地震后我曾写过两句话：“悲切漫天，哀恸彻地！”那么多的生命，那么多的儿童，瞬间之内就消失了——以这样一种令人难以接受的方式消失了。这次大地震是一次国难。国难当头，从中共当局的媒体中，我们又看到了温家宝的眼泪，我们又听到了胡锦涛的那些党八股的套话、大话、空话。中共的媒体想让人相信，平时贪污、受贿、鱼肉百姓的狗官们，现在突然都变得关心人民的疾苦了。

为了了解他们的宣传，从地震到现在，我们都看中共当局的新闻联播节目，到今天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共暴政又一次用受难者的尸体，用人民的血泪，为他们自己建立了一个记功碑。他们用这次大悲剧，用人民的痛苦作为舞台，来表现和证明他们的“伟大，光荣，正确”，一个多么丧尽天良的政权才会这样做的！中共暴政对自己五十年来的一切倒行逆施没有任何反省，反而要表现自己多么及时地救济这场灾难，多么关心人民的痛苦。事实果真如此吗？我想只要是在中国生活过的人，谁也不会相信中共的这种宣传。

是天灾也是人祸

这次地震，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在中共暴政出现之前，也有很多的自然灾害，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共暴政的统治正在彻底灭坏着我们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条件，那就是自然环境；中共暴政正在耗尽我们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最后的依托，那就是自然资源。从上个世纪一直到今天，中共暴政对自然环境的毁坏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58年所谓的大跃进、大炼钢铁，把中国90%以上的原始森林全部砍光；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到今天，从来没有停止过的对草原的破坏，已经把内蒙古大西北的难以计数的优良牧场变成了大沙漠。现在，黄河已经断流，长江也被腰斩。中国大地上，很难找到一个洁净的湖泊，一条干净的河流，一片没有毒气污染的蓝天。中华大地在中共暴政的统治之下，已经变成一个不适合于人类居住的地方。

这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那么多专家论证，长江三峡大坝可引起严重的地质灾害。今年四月，“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在台湾召开中国苦难文学研讨会，黄万里先生的女儿也与会。黄万里先生是一位很值得敬佩的地质水利方面的专家，他一生都在反对修建三峡大坝，他认为建三峡大坝一定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灾害。但是，最后长江三峡大坝还是建起来了。

为什么这么多专家学者的论证不能被采纳？很简单，就是因为中共狗官们要为李鹏及其它权贵家族提供一个建设项目，以使他们“合理”地掠夺国家和社会财富。中国的重大项目的决策就这样被决定。中共狗官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是保护我们国家的资源，不是保护自然环境，而是如何有利于贪官敛财，如何强化中共暴政的一党专制的政权。

上个世纪50年代，有一幕历史被中共说成“三年自然灾害”，到今天人们还在这么说。那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共产党当时的第二把手刘少奇有一句名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事实上天灾是假，人祸是真。在中共暴政的统治之下，刘少奇的这句话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规律，只要是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一定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也可以说“天灾如狼，人祸如虎”。

地震不预报是中共高层决策

这次四川大地震也是如此。两年前，中共的地震局常说，地震灾害是能预测。两年后的今天，中共的宣传机构不断论证，地震无法预测。而现在很多事实表明，地震之前，已经有很多专家向中共当局的有关方面发出了地震的警示，但中共暴政却没有发布地震预告。地震之前大批的癞蛤蟆涌过闹市，那就是向人们警示地震有爆发的可能性，所以有老百姓说，养几千万贪官污吏，不如养一群癞蛤蟆。癞蛤蟆会出来警报，而中共的狗官们要出来“辟谣”，说没有地震不可能发生地震。

而且我们已经从国内得到在中共高层工作的朋友冒着生命危险传出的信息，这次地震预先不公布就是中共高层的决策。不公布的原因是因为地震是不是一定发生没把握，如果公布可能引起社会恐慌，会影响奥运会之前“安定团结”的局面，因此内部有限制地传达一下就可以了，不对社会公开预警。我相信这些朋友冒着生命危险传出来的这些信息会逐渐得到历史的证明。

截至5月24日中午，地震灾区失踪人数统计出来是6万多人，实际人数估计要比这个数字大得多。如果事先发布地震预警，还会有那么多的生命损失吗？中共暴政就是一个政治动物，它的政治就是维护它的独裁统治，为了这个目的中共暴政可以隐瞒地震，置人民的生死于不顾。那么这次地震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

校舍毁灭性倒塌导致学生死亡率高

在这一次地震中，最大的死亡群体竟然是中小学生。在封从德先生所做的截至20号的统计中，封从德先生认为这次中小学生死亡的数量在1万3千到1万9千之间。这无论如何已经表明中小学生是这次灾难中死亡率最大的群体。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这次地震中，确实有很多建筑物倒塌，但它们不是彻底的毁灭性倒塌，而大多数的中小学校舍却是毁灭性倒塌。被毁灭性倒塌的建筑物埋在下面的学生，基本上没有生还的可能性。现在中共公布此次地震中死亡数字是6万多，而封从德先生统计中，学生遇难的最高人数是1万9千，将近1/3的死难者都是十几岁的孩子。

这样的悲剧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 为什么那些学校的建筑物如此不堪震动，我们设想建筑物如果不是毁灭性倒塌，只是坍塌，那将有多少学生不被压在废墟之下？

中国过渡政府设立两个调查委员会

基于这样的情况，中国过渡政府的议会已经决定，要设立两个专门的调查委员会。一个专门的调查委员会是关于中共暴政是否事前接到了专家们的地震预警，以及他们为什么不向社会公开发布地震预警？另一个专门的调查委员会是针对为什么中小学生成为这次地震中死亡比例最大的群体？那些毁灭性倒塌的校舍后面到底隐藏着多少贪官污吏的罪恶？这个问题一定要调查清楚。

孩子们死了，他们已经没有能力向世界申诉他们的冤屈，如果我们不为他们伸张正义，我们怎么能对得起这些冤魂？！中国过渡政府的议会，也就是“中国国策与权力监督会议”将设立这样的调查委员会。目前，调查委员会的筹备正在进行之中，届时会公布调查委员会的成员名单。

中共媒体公开了什么？

不止这次地震，从整个中国的现代史可以看出中国暴政就是人祸的根源。暴政不除，人祸不止，狗官不灭，人祸不息。中共暴政是中国人祸的根源，是中国苦难的根源。国难当头，这个天良丧尽的政权在那里利用他们的宣传机器，每天都在以人民苦难的名义宣传他们的伟大、光荣、正确的时候，我们怎么能不愤怒？有人说现在不能批评中共暴政，说他们现在也在救灾，救灾就不能批评。

他们是真的在救灾吗？看看他们每天连篇累牍的宣传，从报纸到电视台，他们是在救灾还是在表现自己？他们是在救灾还是在欺骗舆论，欺骗民众?说是中共进步了，说是媒体公开了，他们公开了什么？他们公开那些专家的预警吗？他们公开了四川当局在地震爆发之前的所谓“辟谣”吗？他们公开了，为什么不向社会发布预警吗？他们公开了是谁做了不发预警的决定吗？他们公开了什么？他们公开的都是为了掩盖他们的罪恶，这是事实。

大纪元组织这次研讨会，是很好的事。当中共暴政动员它的全部力量，它掌握的庞大的国家资源，制造欺骗世界的谎言的时候，大纪元给人民提供了一个讲清真相的平台，他们承担了一个公正的媒体应该承担的责任，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我愿意来参加研讨会的原因。

面对中共的欺骗宣传该怎么办？

我最后说几句。听了大家的发言，我很振奋。我们中国人正在觉醒，而且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觉醒。现在需要思考一个问题：面对这次大地震，面对中共利用大地震搞的这些政治阴谋，我们该怎么办？刚才有个朋友在发言中讲到，说这次地震又把共产党救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共发动它的所有宣传机器，发动它所能够控制的御用文人，通过制造假的新闻，以人民痛苦的名义，来书写共产党的功劳。他们正在做这件事。他们做的这些事情，不但欺骗了一部份中国人，也欺骗了国际社会，面对这样的状态应该怎么办？我相信地震是救不了共产党的，那么，我们应该具体怎么办？

我想至少要做两个追问，这两个追问在我看来是共产党的死穴。第一个，地震之前专家发出预警了没有？如果发出了，中共为什么隐瞒不报？是谁决定隐瞒不报的？这个罪魁祸首必须抓出来，它要对地震中死去的人们负责任。第二个追问就是灾区这几万少年儿童，他们为什么会死？为什么在这次地震中，少年儿童成为死亡比例最高的群体？为什么学校的倒塌全是毁灭性的倒塌？在这一切背后，中共的腐败官员要对劣质校舍大批出现负什么责任？我想这两个追问是共产党的死穴。这两个问题的揭示，会戳破中共暴政的所有谎言。中国过渡政府的议会——“中国国策与权力监督会议”，在近日就会成立关于这两个问题的调查委员会，而且会在一定的时期内，把调查结果向全球公布。

通过这两个调查，把中共暴政的罪行暴露出来，那么，它们所做的这些宣传也自然就瓦解了，人们会进一步的认清它的真面目。

谢谢大家！

2008年5月25日
发言者：袁红冰(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