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真相而和解  出黑暗入光明

卷首文——

贱民的种类    焦国标

五谷不止五种谷，黑五类当然也不只五种贱民，那么中国究竟有多少种政治贱民？迄今还没见能把这个问题说清楚的人。日前收到一封读者来信，就指出台属这种贱民还可细分为新台属和老台属。老台属是指随蒋介石国民政府赴台人员的家属。朝鲜战争结束后，有5-10万被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军人选择去台湾和美、加各国，他们留在大陆的家属被称为新台属。这些家庭“立即（被）摘掉了‘光荣军属’的红牌，打入另册”。

信中写道：“以我本人（右派）被管制期间目睹的，还有两类人你忽略了。一是五十年代的一贯道。……还有一类是天主教神职人员。我1958年入狱时，同牢就有个犹太人叫‘望光名’的神父，入了中国籍，就只好坐中国牢了。汉语说的不怎么流利，不久被送往大城市的监狱，说那里有‘战犯管理所’通用的翻译。剩下的几个农村教堂的神职人员就没有这个福分了。有的1980年才平反，出来也没有教堂可栖，只好分配成农户插队。时隔30年，现在又因家庭教会新抓了一些人。”

这封来信还指出：本刊发刊词中的“黑五类在1984年以后均享有国民待遇”之说，与实际不符，是过高地评价了中国的政治平等度。1984年黑五类摘帽，并不等于全体中国人就都是平等的中国公民。的确，又过了近30年，中国至今也没有实现国民待遇平等，一个月前我还看到一份2010年政法类大学的入学政治审查表。中国一直有生生不息地制造新贱民品种的传统雅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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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捐资百万设立新闻基金

铁流原名黄泽荣，是五十年代第一批工农出身的老记者、老作家。几十年来深受极左路线以言治罪之害，曾因一篇说实话的小说整整蒙冤23年。1980年末获改正，重回新闻单位和作家队伍。此后，响应改革开放号召，放弃公职，举家北上，成为最早的北漂族。经过20多年的艰苦奋斗勇敢拼搏矢志不渝追求改革，终于成为小康之家。铁流称，“本人年已七十有七，来日不多，去时将近，为了国家长治久安，自愿拿出多年积蓄的100万元人民币设立铁流新闻基金，用于推动新闻出版的立法事业，同时资助那些因揭露贪污腐败遭黑恶势迫害或生活遇到暂时困难的记者作家。”这100万元分10年支付，每年10万元。如若国家政策允许，将按有关政策法规，正式申报成立铁流新闻基金会。在未得政府正式批准之前，暂以个人名义进行一对一的捐助。第一笔5000元，已捐赠给《大迁徒》作者谢朝平先生。若《大迁徒》一书自费出版，将支持其不足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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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录

草葫芦血案……………………………………………沈不沉（04）

送父还乡………………………………………………潘  虹（06）

右派的苦难没完没了…………………………………俞梅荪（09）

野夫的文革……………………………………………梁文道（15）

黑五类的亚类…………………………………………陶渭熊（23）

母亲被枪杀……………………………………………甄秀梅（30）

我的童年………………………………………………张耀杰（35）

一个以山作墓的刑满右派……………………………陈  更（37）

国民党军官李植荣之死………………………………陈世忠（39）

同学闵志强……………………………………………晓  寒（42）

刘光应写反诗…………………………………………陈宗培（44）

针扎毛眼风波…………………………………………高洪明（46）

与黑五类相关的几个政治术语………………………李若建（50）

右派大校蔡铁根………………………………………方影竹（52）

一对老地主……………………………………………朱之泓（55）

叶企孙、熊大缜沉冤…………………………………淳于雁（59）

乡村告密风……………………………………………梅桑榆（62）

父女情…………………………………………………华  夏（67）

女儿悔…………………………………………………淡  然（70）

儿媳是这样娶来的……………………………………赵仲泉（74）

第一个被平反的右派…………………………………岳  盟（78）

白娘娘…………………………………………………徐卓人（81）

宁陕县的一打三反……………………………………佚  名（83）

作为地主崽的童年……………………………………邢诒心（86）

青涩惨痛的婚恋………………………………………王誉虎（92）

草葫芦血案    沈不沉

1970年春，下汪劳改一中队出了一桩奇案。乐清人周金弟，原在虹桥中学读书，与同班女同学小玉从小青梅竹马。小玉是他们学校的校花，是方圆百里出了名的美人。周金弟脑子灵，从毛主席石膏像中获得启发，准备别出心裁，利用草葫芦闯出一条自力更生的新路。反正学校也不上课，干脆回家种草葫芦。他的想法得到小玉的支持。

他从集市上买来一个毛泽东木雕头像，放在一个盒子里，浇上石膏，拆开后就成了一块阴模。等到草葫芦结果时，把石膏阴模套在葫芦的小头上。成熟后，草葫芦就成了一尊毛主席像。再灌进一些水泥，此像就成了不倒翁，憨态可掬，拿到市场上十分抢手。那年秋天，他光是卖草葫芦毛主席就赚了300多元。

二人正筹备结婚，不料大祸临头，周金弟被抓了，罪名是丑化伟大领袖，而且走资本主义道路。

丑化伟大领袖是大罪，少说也得判10年，小玉吓得惶惶不可终日。她找到公社治安员，请他设法搭救周金弟。这位钱姓治安员，年龄四十开外，疏眉谢顶，一副长者的模样。他告诉小玉，此事包在他身上。只要他一句话，周金弟就可以出来。小玉信以为真，千恩万谢。可是接着这位貌似长者的治安员就对小玉提出性要求。小玉大为意外，断然拒绝。事后想想，只要自己的心上人能平安无事，就吃点眼前亏吧。不料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甚至第三次。案件拖了半年，终于判决。并没有传闻中那么严重，周金弟只被判刑三年。最糟糕的是，小玉竟发现自己怀孕了。牺牲自己的贞操，不仅没有救出自己的心上人，反被人欺骗，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千思万虑，她觉得对不起周金弟，已无颜活在世上。在一个月黑风高夜，她留下遗书，带着一个近半年的小生命，跳进村边的大池塘。

一天，蒋堂农场的一位管教干事，特地来到下汪劳改队找周金弟谈话，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了他，还出示了小玉的遗书，并教育周金弟正确对待此事，不要意气用事。周金弟始终一言不发。第二天出工时，周金弟逃跑了。蒋堂农场预感此事严重，立即派员赶到乐清。但为时已晚，那位钱姓治安员已被捅了30多刀，心肝被挖空。次日一早，有人发现周金弟自杀在小玉的坟头，坟上摆放着一副血肉模糊的心肝。

补白：爷爷当过保长，三个老婆生了六子四女。共产党来了，爷爷逃跑了。也许是觉得逃无可逃，也许是想念家人了，几年后爷爷自己回来了。他夜里先摸到四儿子（我四叔）家，因为他家独门独户。四叔害怕受连累，开门给他一碗饭，就让他走了。爷爷很绝望，决定自杀。但是没死成，又逃到萧前湾村萧金的父亲家去敲门。萧金的父亲很高兴，说：“你不是老保长吗？”爷爷就这样被捕了。我父亲去看他的时候，他被绳子反绑着，坐在门槛上。十多年了，见到自己的小儿子，爷爷很激动：“是小八吗？”“是我，大。”爷爷被判刑4年，入狱的第二年（1960年）就死去了。监狱不通知家属，只给大队写了一封信。大队里没人愿意给地主捎话，所以我们家的人直到1961年别的狱友出来后告知才获得爷爷的死讯。当时死掉的犯人都被埋在一个地方，上面插上竹条，等人认领。爸爸他们去认领时，那块地早被别人平整了一遍，麦子都有膝盖高了。所以现在罗甸子水库边爷爷的坟，是空的，衣冠冢。爸爸经常说：“也许你爷爷的骨头渣子被水冲到一个风水宝地去了，要不然哪里会有你们的今天。”                       杜冷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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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父还乡    潘  虹

前天，是父亲的忌日。可真正让我感知到死亡的，是26年前的今天，在龙华火葬场门口。

雕龙的烟囱，高高的矗立在阴霾的天空下，时不时“轰”地一下，冒出一股浓浓的黑烟，在料峭的春寒里，逐渐飘散，变淡。我呆呆地看着它，感觉着死亡。这就是所有人的最后归途。

头一天晚上，当我听到爸爸死讯的时候，心里就好像有一个结被松开了。我没有哭。我平静得不像他的女儿，甚至不像一个孩子。作为一个二类右派的女儿，作为一个老是听大人们悄悄议论着哪一个相熟的叔叔伯伯阿姨又没了的十岁女孩，冥冥中早就在等待着一种模糊而又清晰的可怕的东西，早就知道自己的家总有破碎崩溃的那一天。

那个晚上，结果来了。这就是结果。一个预料中的结果。

那个夜晚，煤气炉的水壶上温着一碗蛋炒饭，那是留给迟迟未归的母亲的。早已过了晚饭的时间，妈妈却连人影也不见，也没有一个说明她要晚归的口信请人带回。我带着妹妹和外婆面面相觑。谁也不敢问会有什么事发生，可谁的心里都有预感，一定有什么事已经发生。

十一点多了，妈妈才回来。表情里没有什么异样，只是一件本是淡灰色的夹衣，肩头已被屋外霏霏的冷雨淋成了深灰色。我端蛋炒饭给她吃，她动了动筷，就打发我去睡。我刚一转身，她就对着外婆哭了。她说爸爸死了，是自杀。昨天，吃了过量的安眠药，死了。她说她今天去了龙华火葬场，想最后看他一眼。她在雨里站了很久，可他们不让她进。他们要她划清界线。她回过头来对我说：“明天我也不能去，你给你爸爸送点东西去好吗？”“好的，妈妈。我去。你别哭了。”我回答得那么冷静，今天回想起来都有些诧异。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妈妈就把我叫起了床。她打开爸爸的箱子，拿出一套柞蚕丝的本白西服，一件白衬衣，一双相拼皮鞋，一双袜子，打成包袱，让我带去。她往我兜里塞了30元钱，那是爸爸的一个同事打听了来告诉妈妈的，是用来收爸爸骨灰的钱。

她送我上了43路公交车，把我交给了售票员。

龙华火葬场的门口，全都是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全都和我一样，手里提着个包袱。没有一个大人，只有替他们的父亲或母亲来承担一个结果的孩子们。

看门的老头向我招招手，示意我过去。我走到他跟前，他问我，“来看谁？”我默默递上死亡通知单。他接过去。看一眼通知单，又看一眼我，说，“等一下”，转身进去了。

他进去了很久，寒气就一点一点侵袭了我的全身。他终于出来了，第一句就问我有没有给爸爸带袜子。他说他一个脚光着。我说带了。“胸前吐得一塌糊涂，吃药死的，是不是？”他又问。我点点头。他停了停，又对我说：“回去不要告诉你妈妈，你爸爸的一个耳朵被撕下来一大半，挂在脸上呢。”

这一瞬间，我忽然觉得，爸爸死了，这是解脱。虽然那时的我根本还不懂得苦难的准确含义，也不懂得忍受苦难是一件多么不易的事，但我的心里对生和死就有了一种极具体的感觉。与其那样活着，不如这样死了。这一刻，我懂事了。

我把钱递给他。他拍拍我的头，说，“回去听话一点。”我点点头。我觉得，那种感觉，不像是一个老人在关照一个孩子什么，倒像是两个大人在达成一种默契。

高高的烟囱雕着龙，矗立在阴霾的天空下，真丑陋。浓浓的黑烟时不时地“轰”一下冒出来，在料峭的春寒里，逐渐飘散，变淡。我一路走，一路扭着头看它，心里就想着回去要听妈妈的话，别做任何让她失望的事。

父亲的死给我的不是悲伤，而是悟性。他的死，使我一下子超越了时代，超越了年龄，甚至超越了痛苦。但也就在那一刻，我彻底失去了我的童年。这样一种生命层次的飞跃，使我比同龄的任何一个女孩子都更成熟，更知道怎样打理自己。因为我知道，只有照顾好自己，才能少给妈妈添麻烦。

于是，就有了一个十岁的小女孩，捧着她父亲的骨灰盒，一个人坐硬席火车，从上海到哈尔滨，整整三天二夜。为的，是要替她的母亲送她的父亲回他的老家。

四月的哈尔滨，松花江还没完全解冻。第一次出门，我什么都不懂，连害怕也不太懂得。只知道，这条路我一定要走到底，一定要把妈妈交给我的任务完成好，一定要把爸爸送回家。

补白：有一天我教的一个男学生问我：“老师！你当过兵，可曾打死过人？”“没有。我当兵之后没仗可打了，才转业教你们的。”“那可不如我。我昨天在教堂打死八个。”他刚十五岁，手里提着一条浑圆的皮鞭，已经被血渍浸成乌黑色，说话时悠闲自在，哪里像杀人不眨眼的魔鬼？他描述说，在王府井天主堂，红卫兵先将十几个修女驱逐出去（人民日报曾作为红卫兵的壮举报导），然后他们住进去。教堂里储有罐头，吃饭不成问题。他们每天到派出所问谁是资产阶级，然后根据提名，把这些资产阶级带进教堂，一带便是一家人。一家进去，立即被红卫兵分光。三个红卫兵揪一个，先将人推倒，有人喊一二三，同时动手，皮鞭齐下。另有专人拿着秒表计时，看各组打死人都用了多长时间，用时最少的是冠军。令我震惊的是，获冠军最多的竟是宋彬彬等几个女生。   艾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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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的苦难没完没了    俞梅荪

父亲俞彪文，上海沪江大学国际贸易系毕业，原在上海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央信托局从事保险业。1949年拒绝随国民政府去台湾，参加中共开国大典，参与创建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并任办公室副主任、中国民主促进会财政部支部副主任，参与制定国家保险政策和业务规章，组织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受到财政部长李先念等领导和同事们的好评。1949年以后，保险业被一些人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社会主义不需要保险，致使业务发展时起时落。1957年5月，父亲按照财政部副部长胡立教的要求，提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否还需要保险的问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不能因此影响当前的实际业务工作”，遂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7月22日，不忍受辱，含冤自杀，终年31岁。

父亲去世后，在北京市保险公司工作的母亲郑珍经批准，携4岁的我和1岁的弟弟，搬家回到上海投奔祖母钱梅先。祖母是上海人民银行黄浦区办事处业务骨干，老年丧独子又受株连，被迫退休，工资减半。随后全国保险业停业，公司全部撤销，母亲被责令回北京，到农村劳动改造，后在北京郊外清河毛纺织厂工作至退休。

我和弟弟由祖母抚养成人，从小被看成狗崽子，备受歧视，文革期间更甚，被抄家被辱骂。1974年弟弟中学毕业时因受歧视刺激，自杀未遂，患上抑郁症。1977年我到北京顶替退休的母亲当了钳工，弟弟则一直在上海与祖母相依为命，30多年来，每隔七八年就要住院治疗。我俩从小怨恨父亲带给我们的不尽劫难和屈辱，平日从不谈及父亲，连想都不愿去想他。

1979年4月，中国人民保险总公司复业，母亲携我上访，遇见久违20年的父亲的同事、诗人北岛的父亲赵济年（时任公司国内业务处处长）。他带我们求见父亲当年的顶头上司林振峰（时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兼副总经理），林在办公室传出话说没空。一周后，赵伯伯又带我们去见林，林仍说没空，不予见面。我们上访公司人事处，半月后人事处长张秀苒查到父亲的档案，做出结论：“俞彪文当时犯有错误，定为右派分子，非正常死亡，开除公职，现予改正。”我对此结论不服，她说“现在宽大就算不错了”。

为搞清父亲究竟犯了什么错误，我在北京图书馆查到1957年5月19日《人民日报》题为《像在家里谈心一样》的报道，其中有父亲的发言。父亲说：“保险公司现在处在危险状态。解放以来，保险公司的领导上只满足于一些方针政策性的问题和一些理论问题的探讨，对当前的实际业务工作不够重视。1953年以前，保险公司的业务工作方法都是旧社会的一套。三反以后，这一套全盘被否定了，对苏联的一些先进经验的学习又采取了教条主义的态度。农业合作化以后，公司里许多人对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否还需要保险的问题发生了动摇。在这个问题上也有着各种不同的看法，所以使公司的业务工作上在执行中也产生了各种意见和矛盾，对工作的影响很大。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否还需要保险的问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绝不能因此影响到当前的实际业务工作。在保险公司里，党群关系长期以来是不太协调的，党员对一些‘老保险’专业人员有讽刺和不尊重的现象。”

父亲的发言，切实而中肯，即使在当年也没有任何错误。我据理力争，几经争执与周折，人事处长张秀苒终于在结论中写入“含冤去世，平反昭雪”，成为突破中共中央对右派分子只“改正”而“不平反”的一个例外。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联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父亲举行追悼大会，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愈之、财政部副部长戎子和、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徐伯昕等数百人到会。海淀区民政局按照父亲的行政14级副处级待遇，按1957年的标准补发抚恤金360元。我提出应该按照1979年现行标准1500元发给，被拒绝。保险总公司发给500元补助款，母亲和我用此款把父亲的骨灰移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1994年，我又遭人栽赃，蒙冤入狱3年。

每年7月，母亲都痛苦不堪，甚至要大病一场。此时我和弟弟都格外小心，但从不关心父亲的忌日具体是本月的哪一天。2003年，母亲在最后一个7月（半年后去世）告诉我们，当初父亲去世时，母亲本想把我送给北京的大姨，把弟弟送给西安的二姨，然后自己投河自尽，但多次深夜徘徊在故宫护城河边，终因不忍抛下我俩而未果。她感慨道：“中年丧夫，老年时两个儿子一个进冤狱，一个进精神病院，这辈子活得太苦太累太难太没意思。”我每每打断她的话，安慰她，却从不询问父亲的去世经过。

2007年初我参与反右派运动50周年维权活动，开始思考父亲的事。为探求历史真相，我去拜访父亲的同办公室同事周庆瑞，可惜的是周已在上个月去世了。根据家中的老照片，我找到我们的旧居——北京市月坛北小街5号院（财政部宿舍）1门，鼓起勇气登上4层楼，查看父亲从5层阳台坠楼之处。在底层101室的窗前，我徘徊观望良久，却最终也没有勇气叩开“我家”的房门（父亲去世后，我家搬走，母亲再也没有来过此院）。

北岛在其《三不老胡同1号》一文中写道：“同公寓的俞彪文叔叔跳楼自杀了。那天中午听到这消息，我懵了，完全超出我的理解能力。他身后留下寡妇和两个男孩，老大俞梅荪比我小三四岁，整天跟着我屁股后面转，老二仍在襁褓中。寡妇半夜在隔壁独自啜泣。那留在历史深处的哭声，除了在黑暗中支起耳朵的我，还有谁能听见？”北岛的回忆撕开我封尘在儿时脑海深处的懵懂记忆：那天中午我从院子里的托儿所回家吃午饭，烈日下，见到父亲躺在地上挣扎，周围似乎没有人。后来的一个夜晚，母亲带我到白塔寺人民医院的昏暗病房看家父，全身绑着白色绷带格外醒目，似靠在床上。再后来，常在夜半听到母亲那撕心裂肺的哭声。这是我4岁开始记事的头三个瞬间影像。至于父亲的长相，在我的记忆中模糊不清。50年来我从不会想起，也不会说起，更不曾向母亲询问。1979年在为父亲平反时听说，那天下午原本要召开批判父亲的大会，不料他“经不起党的考验而走上绝路”。在医院抢救3天，终因内脏被震错位而去世。之后，父亲被以对抗反右派运动、畏罪自杀的罪名，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开除公职。

2008年4月，我到上海医院探望弟弟，兄弟俩平生第一次谈及自己的父亲。弟弟认真地看着北岛的文章和旧居照片，提出不少问题。我俩一起寻找那失去的记忆，探求家史真相。父亲在给家母的绝命书中写道，希望她努力把两个孩子养大。我俩头一次为惨死的父亲落泪。弟弟还提起，1997年，我获释出狱后，母亲带我俩去八宝山革命公墓西6室祭奠父亲。她要我俩向父亲灵位鞠躬，她自己则仔细擦拭父亲的骨灰盒，痛哭不止。由于从不理解父亲，过去母亲要我去为父亲扫墓，我一向拒绝。

1997年，我出狱回上海，把因我入狱受惊吓而发病住院、仍然滞留在精神病院的弟弟接出院。此时祖母已去世，弟弟到北京与母亲暂住养病，上海的祖居闲置起来。我的知青“朋友”惠进德，在弟弟住院期间曾去医院探视过弟弟，此时提出无偿借住我家祖居一年。住满一年后，他又与我家攀兄弟，要求把我家祖居的部分使用权私下廉价转让给他，并以保留我们兄弟俩的永久居住权并永不转让，负责代管我弟弟日后回上海住院的监护事宜和出院后安排我弟弟在他的私企工作从而回归社会为条件。2002年弟弟回上海住院后，惠进德回避其保留居住权的承诺，多次拒绝医院的出院通知，并对我家隐瞒此事。2007年底，滞留在市区总医院6年的弟弟，被遣送至郊外闵行区颛桥分院。他深感出院无望，在绝望中寻死自杀，幸被医生及时发现抢救，施以电休克治疗。这种疗法每每使弟弟昏死过去，丧失记忆。

为此，我向已担任长宁区政协委员的私企老板惠进德讨还我弟弟的住房，竟被拒绝，他还警告我“要识时务”。无奈之下，我只好求助律师调查，竟发现我家祖居（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480弄76号花园洋房第三层4室1厅廉租公房）早在1999年已被惠进德联手房管人员冒用我弟弟的名义并伪造其签名和私章退掉了。他们还伪造《住房调配单》，把我弟弟调配到郊外北新泾平塘路185弄112号302室，而实际上这是别人的住房，根本无法迁入。惠进德又伪造公文，把他全家4人从虚拟的185弄100号603室迁入我弟弟的住房，再利用离婚把我弟弟的住房有偿转让给其“前”妻。到派出所查询发现，惠进德的儿子已成我弟弟《户口本》的户主，惠进德自己则另买房子迁走，完全脱身了。就这样，我弟弟成了户口本和身份证上有法定住址，实际却无住房的黑户。我家三代居住64年的祖居，就这样通过各种盘根错节的非法手续，“几经易手”，被悄然“合法”夺走。

2008年初，为了调查祖居被非法侵吞过程和照顾弟弟，我在故乡上海流浪，时而住旅馆，时而借住郊外的外地打工仔家。为使弟弟恢复正常回归社会，我时常把弟弟接出小住几日。偌大的上海滩，已无我俩的栖身之地。年底回北京，我向我的原单位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反映祖居被占问题。2009年初，我接到上海市长宁区政府信访办公室的通知后，满怀希望回到上海，把病愈滞留在医院多年的弟弟接出，一同去上访。没想到，长宁区政府信访接待员一面怪我当初引狼入室，一面却又用惠进德提供的自相矛盾的所谓证据为其辩解，说惠有社会地位，可以搞定事情，还代惠转告，尽快把弟弟的户口迁走，另买房子给弟弟住。

在我们的祖居之地，惠进德极为嚣张，说他与信访办已经沟通，信访办相信他、会帮他的，并嘲笑我们上访无用。惠进德的妻子丁有娣甚至对我弟弟推推搡搡，要把我俩赶出大门，引起周围邻居公愤。弟弟拼死要住下，我则因寄希望于继续依法维权上访，把弟弟劝回了旅馆。

我和弟弟在上海流浪，继续上访市政府信访办，处处被非难，无家可归，贫病交加，生存无着。147天后，终于盼到市政府信访办的《复核意见书》，可是一切虚假手续仍然被认定为真实、有效、合法，予以维持。弟弟屡被刺激，大哭不止。他责怪我当初他回祖居要拼死住下，我不该把他劝回旅馆，说我相信依法维权反而被法害了，更把他害惨了。他不愿看到我，要以自杀而离开我。我羞愧难言，走投无路，积郁成疾，高烧40.2度。弟弟把我送进杨浦区控江医院。我出院后，弟弟厌食厌世，精神恍惚，卧床不起，极为虚弱。我送他回医院后，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成危重特护病人，体重下降15公斤，入院数月一直要自杀。我们兄弟俩依法维权上访，求告无门，惨遭加倍侵害，险些丧命。

2010年初，我到法院咨询。法官告诉我，惠进德伪造签字和公文，涉嫌欺诈犯罪，应该报案。我到派出所报案，并请求其纠正惠用非法手段把家人户口迁入我弟弟的户籍而成为户主。两周后，我收到不予立案的通知书。我按程序向区公安分局申请复议，两周后又收到不予立案的通知。我上门请求与警方面谈，也被拒绝。这就是中国的司法现实！不少法律法规看上去面面俱到，很完善，但一旦人们当真去依法维权时，方知那些执法者并不执法，甚至是反执法，你可能反而遭受更残酷的迫害，真正是旧债未了，又添新仇。法律不仅是形同虚设，而且有极大的欺骗性，危害公民，危害社会。

我曾遇到不少右派前辈及其子女，他们至今境况很糟，仍被歧视、被侵权，有的住房被侵占，多方上访无效，挣扎于贫困绝望之中。2008年在上海给我和弟弟以多方关照并支付两万元律师费的黄肇川女士，其父原为财政局干部，1957年被打成右派，在安徽劳改农场20余年。获释后，其祖居住房被亲友侵占，无处说理，只能借居他处，不几年在贫病中客死他乡。成都84岁的右派分子黄绍甫（1943年赴印缅英勇作战的抗日远征军老兵），劳改22年获释回原单位，不久又被陷害，判了无期徒刑。12年后改判获释（累计坐牢34年），1996年出狱。祖居住房已被亲友侵占，他孤身一人，长期借居，经常搬家，靠每月120元的低保维持生存。

野夫的文革    梁文道

野夫四岁时文革开始。当时孩子们没什么游戏可玩，便到田野抓癞蛤蟆。抓癞蛤蟆干什么？先用泥巴糊成一个小窑，里面铺一层生石灰，然后把癞蛤蟆关进去，用稀泥封住窑口。窑口上留有小洞，把冷水灌进去。生石灰遇水，产生高温。在蒸汽泥泞中，癞蛤蟆呱呱惨叫，由强变弱，气散声绝。扒开这个泥窑，但见癞蛤蟆的丑皮已完全蒸掉，露出新生婴儿般的晶莹酮体，显出一种纯净的美丽。 

野夫六岁时，是1968年。放学时，一个老师把大竹扫帚拆散，发给每个小孩子一根竹条。干吗用？用它打抓来的一个小偷。原来有个小偷，试图偷裁缝铺的三尺布。他家里有个小孩，五六岁大，无衣蔽体，冬天很冷，想偷块布回去给孩子做衣服。小偷被逮住了，绑了起来，然后让小学生惩罚这个小偷。他们用竹条拼命打他。小偷的小腿，皮肤粗糙还带着泥巴，慢慢由红变紫，渐渐肿大发白，如半透明的萝卜。他不停的哀嚎，绝望得手足乱舞，汗如雨下，双眼现出死亡的寒光。最后，他喉咙嘶哑，嘴如鱼唇般无声开合，身体摇晃如失去平衡的风筝，在极限的一击下怦然栽倒。

野夫的父亲是小地主的儿子，后来当了缴匪英雄。他的出身要求他必须更加残酷，常设计诱杀一些山野逃难的乡民。后来他被打到，人也斗他。有个斗野夫爸爸的人，老在家里架着机关枪，威胁要杀野夫爸爸一家。

野夫的父亲被打倒后做矿工。这帮人在矿井底下暗无天日，没有什么娱乐，便以抓老鼠取乐。抓来老鼠，用生黄豆塞进老鼠的肛门，再用线把肛门缝起来。黄豆在老鼠体内膨胀，痛不欲生的老鼠被放生之后疯狂乱蹿，闯进它们熟悉的家就撕咬同类。一场大规模的鼠类自相残杀壮观而刺激，比任何毒药更惨绝鼠寰。这就是当时一帮工人平常的休闲生活。

那时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是，对敌人温情就是对人民残忍，对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这样的教育发展了每个人心里潜藏的残忍天性。1982年，19岁的野夫当了个中学老师。有天半夜，他在深巷看到了他小时候那个对他家架机关枪的仇人。在路灯下，那人潦倒而苍老，整个身子佝偻着，但是野夫还是上去把他一顿暴打泄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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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白：我三哥王唯，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学生，解放前夕随部队起义，加入解放军进军西藏。几年后升为副营级干部，在后藏日喀则担任班禅活佛的机要秘书，实际是西南公安部门安插的眼线，负责监控任务。五七年反右，三哥怀着赤诚之心，给高层首长林铁提意见，批评他重用其曾是三青团骨干的小舅子。上级领导劝三哥认错收手，他不听规劝，固执已見，被打成极右，发配农场劳改。1959年，因私下说毛泽东先后有四个老婆，江青与毛先孕后婚，不是元配夫人，被揭发检举，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刑九年。后提出申诉，被最高人民法院改判为四年，刑满后留场劳动（俗称二劳改）。文革期间又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刑七年。七九年平反时，三哥己52岁，恢复18级干部待遇。其时军校编制已撤消，被就地安置工作。让人欲哭无泪的是，三哥七年冤狱的判决书竟然是伪造的。因没有存档底案，政法部门据此不予受理赔偿。四哥王古白，1949年初中毕业即参加解放军公安部队，任连级文化教员，复员后在北京一家中心小学任体育教师。五七年大鸣大放，四哥给劳改政策提意见，揭露了耳闻目睹的肃反扩大化和刑讯逼供、草菅人命的事例，被打成右派，下放农场劳动，尔后又在学校烧锅炉。1979年改正复职，未获任何赔偿。                    王誉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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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庄彦斌    庄晓斌

我的哥哥庄彦斌比我大9岁。哥哥很有体育天赋，各项运动都很擅长。他的速滑纪录，在我家乡据说至今也没人打破。15岁那年，哥哥被选进黑龙江省少年篮球队。后来又进了黑龙江省青年篮球队，成了省队的主力前锋。为了能和当时在佳木斯评剧团当演员的女友团聚，他放弃了黑龙江师范大学的学业，到佳木斯市队打球。

文化大革命开始，哥哥随潮流而起，在佳木斯撑起造反大旗，被该36万工人推举为红色工人造反团的司令。1967年4月，他作为佳木斯市的工人代表，去北京参加五一劳动节观礼。途经家乡时，我对哥哥说：“你别太得意了。你在佳木斯造反有理，可你看看咱们这个家都已经被造反派打倒在地了。”

我的父母都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但出身于剥削阶级，那可是与生俱来的罪过。我在学校虽然品学兼优，可是作为“可以教育的子女”被打入另册。学校里的各个造反团队都不接纳我。我天生要强，斗胆自己挑头成立了一个名叫“一身是胆”的造反团组织，可是不到一个月便被红五类子弟砸了。我的情绪极端低落，劝哥哥说：“我们是革命对象，不可能成为革命的动力，你还是适可而止，好自为之吧。”

哥哥真诚听取了我的规劝，答应从北京回来就及早抽身，不再瞎折腾了。可是从北京回来不久，哥哥被牵进“6•30反革命凶杀案”。该案是文革期间佳木斯市发生的一起两派武斗致死人命事件，死者叫宋胜范，是电机厂的工人，另外一名死者是军人。案件牵涉到我哥哥，他随即被军管会收押入狱。被关押的还有另外两名凶手，一个叫陈铁生，佳木斯市第15中学的学生，另一个叫魏征明，也是电机厂的工人。这两人都惨死在牢狱中了，我的哥哥却侥幸熬到出狱。他在看守所整整关押了3年，1970年6月获释。这3年里，他受到过多次酷刑拷打，有时把他的头用麻袋罩住，然后再打。

三个年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母亲的一头秀发一寸寸发白，最后生成满头霜雪。哥哥的变化更大，已由狂热的巅峰跌落，再也不相信曾经信誓旦旦的真理了。哥哥获释之后，被监督改造。单位里的当权者都是原来的对立面，哥哥当然不甘受这份委屈。此前在狱中，他与各类社会渣滓日夜厮守，良知日益麻木，残酷的现实迫使他堕落。如今为躲避监督劳改，他逃离单位，想偷渡去香港，然因被人告发而未遂。在押解回佳市的途中，在决意和他一起偷渡的女友的帮助下跳车逃跑，被一伙刑事犯罪分子搭救。从此哥哥与这伙搭救他的人为伍，在辽宁省从事投机倒把活动。两年之后，他的罪行暴露。为逃避追捕，哥哥秘密潜回到家乡藏匿。

哥哥从辽宁潜回家时，带回一部红旗803牌短波收音机。他躲藏在家的那一段日子，每天都用这部收音机收听广播。香港有一家电台播送一个“听众信箱”节目，他听得着了迷。那是台湾国民党在香港设置的，专门面向大陆作反共宣传，并鼓动大陆人给他们写信。受这家电台的蛊惑，哥哥按照播放的地址，写了一封匿名信。这封信的收信地址和收信人的名字，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香港九龙新浦港彩虹道2楼2号，石艳芬收。因为这封信就是我在黑龙江南叉邮局为哥哥投寄的。这封信闯了天大的祸，一场灭顶之灾正向我家袭来。

1973年6月9日，全国挂号的“73•2•11”

1974年10月31日是我哥哥被执行死刑的日子。那天全伊春地区召开广播公判大会，并组织伊春地区所有单位收听公判会的消息。我是在那次公判会上当场释放的。但我的哥哥却没有与我和父亲一样被押上审判台，因为他在临刑的前夜，用一个凉鞋卡子磨成的刀片割断了自己的静脉，企图自杀。详细情形是一个名叫黑小子的刑事犯后来向我讲述的，他是在死囚牢房里监护我哥哥的两名囚犯之一。“你哥哥在接到终审判决后，曾平静地对我俩说：‘你俩放心，我是不会走上共产党的刑场的。’我俩当时没理解他的意思。临刑前夜，他让我俩给他铺好行李，说要好好地睡一觉。我们当时绝对想不到他能自杀。他身上藏匿着一个用凉鞋卡子磨成的刀片。半夜时分，我们发现他的身体抽搐，赶紧掀开被子。他已经把脖子上的静脉割开了，血流不止。我们赶紧报告看守，经过紧急抢救，人虽然还没咽气，但已奄奄一息。”

开宣判大会时，我哥哥已不能站立了，所以没能站在台上。但当局有办法，他们把我哥哥绑在一扇门板上，立在刑车上。在宣判他时，刑车从会场的主席台前驶过，然后直接驶往刑场。后来我们家属去看守所索要哥哥的行李时，起初狱方不想给，怕家人发现行李上的血迹。我们觉得蹊跷，执意要领回行李。狱方没办法，向上级请示，才给了行李。两个褥子上均有脸盆大的血痕，可见当时流了很多血。

哥哥留下一封遗书，原文是：“父母恩重，节衣缩食，积铢累寸，育儿三十年，原期诗书成就后，精忠报国，阖家欢颜。何期年方弱冠，浩劫席卷，受人蛊惑，起来造反。虽披肝沥胆，全抛私念；虔诚笃信此心丹！谁岂料，只落得容颜憔悴，皮开肉绽，身陷囹圄有3年。更可恨，那奸佞鬼魅，逼我进退难，异念差，上梁山，铸成千古大错。恨海难填，酿成终生憾悔，可谓定数使然。虽死无遗憾！只堪惜，二老霜鬓，稚儿童年，居家牵累，父兄同入监。丝丝缕缕连心肉，撕裂肝肠全抛闪！苍天兮！怒问不闻语？心似碎，谁见怜？奈何桥头愤何悔？黄泉路上恨岂单！把笔一曲成绝唱，犹似膝下拜慈颜！儿去也，二老休牵念！”

这封遗书写在一个装药的纸袋上，是在我和妹妹去探视父亲时，父亲乘狱警不注意，悄悄地塞到妹妹手里的。遗书上的书写日期是74年7月17日，也就是我哥哥临刑的100多天前。这封遗书是怎么辗转到了我父亲手里的，至今不得而知。被释当天，我向伊春法院谭一琴审判员提出要为我哥哥收尸。可谭板着脸说：“家属就不要管了，尸体我们已经妥善处理了。”我当时是刚刚释放的小反革命，怎敢再争辩，只能忍气吞声，任其“妥善处理”。

我家有个远方亲戚叫赵忠祥，当时是伊春卫校（今伊春市医学院）的在读学生。赵后来透露，是他和他的老师亲手“妥善处理”了我哥哥的尸体——用大锅把尸体煮烂，他把骨上烂肉剥掉，他的老师把骨骼做成标本。赵忠祥还把这个标本的编号告诉了我们家属。起初他并不知道那具尸体是庄彦斌的，事后知道了，又懊悔又恶心，几乎把肠子都吐出来了。许多年后，我们家属曾去伊春卫校找寻那件标本。卫校的管理人员拒不配合，让家属去找伊春法院交涉。2000年，我和我的亲侄子曾到伊春法院交涉一次。接待人员态度暧昧而蛮横，说：“这件事（尸骨标本）查无实据。你哥哥有罪这是事实，早有结论，绝不能用今天的政策去翻过去的案！”苍天啊！这就是我那枉死的哥哥的反革命案在已经“海晏河清”了的时代得到的最后的答复啊！

我母亲叫丁敏，是抗日战争后期参加革命的“布尔什维克”。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给他们每人颁发了一枚解放勋章。我母亲很少佩戴这枚勋章，也不轻易示人。母亲的大衣柜里有个红绒小匣子，这枚勋章和其他几件母亲所钟爱的物件就珍藏在这个小匣子里。每逢建军节和国庆节，母亲都把这个小匣子捧出来，用红绸布一边精心地揩拭勋章，一边陷入深深的遐思。每当这时，哥哥和我都静静地坐在一旁，看母亲凝视那枚勋章。

1974年10月31日上午，母亲从广播里听到宣判哥哥死刑的噩耗时，竟没有掉一滴泪，只是痴痴地一声不响。听完广播，母亲把她的那枚勋章拿了出来，摆在饭桌上，眼睛死死地盯着那枚勋章，一句话也不说。

哥哥被执行死刑后大约一个星期，几名身着警装的公安人员来到我家。那时我家已被查抄多次，家徒四壁。卧病在床的母亲和年仅10岁的侄儿，靠每月每人8元人民币的社会救济度日。年过18岁的妹妹，每天到家属生产队干活，一天挣6角钱。

警员来到我家，先是把一份判决书郑重地向母亲出示，冰冷如铁地说道：“根据伊春市人民法院74刑字第4号判决书，你的儿子庄彦斌已于1974年10月31日被执行死刑，现郑重地将判决书送达给家属，家属应签字。”警员把判决书铺开，放在母亲病床旁的饭桌上。母亲用颤抖的手，接过警员递过来的笔，在签收回执单上签好了字。警员又高声说道：“按照规定，家属还要缴纳二角钱的执行费。”“什么？”母亲闻言厉问：“什么执行费？”“执行费就是……”警员不好解释，只好含糊其词地说：“这是上级规定的。”母亲的眼睛势若喷火，盯着警员问：“说清楚了，什么执行费？这是哪个上级规定的？”警员说：“我们只是例行公事。”“例行公事？”母亲冷笑了，颤微微地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走下地，走到大衣柜前用双手捧出那小红匣子。她把那枚金黄色的勋章捧出来，“啪”地摔在桌上，说道：“你看，这个值不值二角钱。如果值，你们拿去吧，顶你们要的执行费！”处决罪犯的区区二角钱的子弹费，还要向那个已经肝肠寸断的可怜母亲讨要，这是令希特勒也望尘莫及的“伟大壮举”啊！

前些年，中国废除了反革命罪，许多死去及侥幸存活的反革命罪犯得到了当局的平反，包括一些著名的反革命分子，诸如遇罗克、林昭、张志新等。然而，中国至今也还有一些反革命分子没有得到平反。对于他们的冤案，当局不但没认错，甚至连一句体恤家属的话语也未曾表示过。

哥哥短促的32年人生就这样匆匆地去了。他在九泉之下一定是闭不上眼睛的。草菅人命的政府至今没有为他平反，甚至没有表示一句歉意。当年那家蛊惑人心的台湾电台也早就销声匿迹了，主办者国民党现在也变得开明了，不仅和大陆通商通邮，而且似乎大有天下一统的诚意。他们都视民如草芥：杀人者，依然故我，拒不认错；蛊惑人心者，煽动小小百姓往共产党的枪口上撞，也心安理得。没有一个人为他们的行为忏悔，整个世界都沉默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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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白：过去家家户户主房当门都供奉天地君亲师牌位或祖先牌位。文革时，牌位都被当成四旧扫除，代之以供奉毛主席画像。1967年，毛主席像章开始风行全国。毛的石膏像和瓷像也逐渐出现于市场，很快全中国几乎每家每户都供奉有毛的石膏像。购买毛的石膏像，不叫买，而叫“请”，与请观音、请财神一样。石膏像是易碎品，有许多人因不慎打碎毛的石膏像而获刑。其中最令人捧腹的一例是，有人设下巧计，利用毛的石膏像被弄碎来惩治村中恶棍。陈正满原是村里游手好闲、贪吃懒做的小混混，凭着其父在县里当官的一个老战友的关系当上党支部书记，从此在村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村民看在眼里，却敢怒而不敢言。多行不义必自毙。村里有个退伍老兵，决定惩治一下这个恶棍。陈正满为人大大咧咧，不管到哪里都一屁股坐下去。那老兵先在自家堂屋里放一个箩筐，箩筐里摆放一尊毛泽东石膏像，箩筐上放块木板，将石膏像遮住。堂屋内所有的椅子与凳子都搬走，然后让人去请陈正满。陈正满一来，就到处找地方下屁股，可是屋内都没有可坐之处，就一屁股坐在箩框的木板上，毛像立即被压得粉碎。此案人证物证俱在，陈正满被判刑5年。                             沈不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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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五类的亚类    陶渭熊

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帽子下面各有小类。

地主下面分为恶霸地主、一般地主、不法地主、逃亡地主、摘帽地主、漏划地主、开明地主和候补地主等。凡戴上恶霸地主帽子的，都在清匪、反霸、土改、镇反等运动中遭到镇压，无一幸免。或者说，凡被镇压的地主，头上一定都戴着一顶恶霸地主的帽子。恶霸地主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词汇，各种刑律中都没有明确界定，在具体实施时则以所谓“民愤极大”为标准。但是什么程度的民愤才是“极大的民愤”，全由一些人的主观意志决定。 

一般地主又被称为普通地主。他们是土改、镇反等运动中侥幸存留而没有被杀的地主。其中一些人可能被判刑劳改，但总算活了下来。这些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大量存在，现在已经死得差不多了。即使个别还在世，也已八九十岁高龄。他们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受尽折磨和迫害，在日常生活中受尽欺凌。他们是毛泽东时代的头号政治贱民。

所有地主都必须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一旦违犯则被戴上不法地主的帽子，轻则批斗捆绑吊打，重则逮捕法办，判刑劳改。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时，笔者在大巴山下教书。生产队在学校附近插秧，一个年青地主正和许多社员一起赶趟趟（比赛谁插得快），被路过的公社书记看见了，认为秧苗栽得东倒西歪，是破坏集体生产的行为，马上追究责任。在公社书记的威逼下，大家把责任推给了那个年青的地主。公社书记当即召开现场批斗会，把那年青地主定为破坏生产的不法地主，后来竟被逮捕，判刑五年。

在清匪、反霸、土改、镇反等运动中，有的地主不甚忍受非人折磨，亡命他乡，躲藏起来，这就是逃亡地主。逃亡地主绝大多数被清理出来，押回原籍，受到更残酷的斗争和迫害，有的被判刑甚至杀头。笔者家乡有一个叫刘佳辉的地主，当过保长抓过壮丁，被定为恶霸地主，决定枪毙。就在枪毙前一天的晚上，他得以脱逃，隐姓埋名躲藏在贵州省的深山老林中，后来被清查出来。此时土改杀人高潮已过，经调查他并无大恶，抓壮丁不过是奉命行事，仅以逃亡地主罪名判刑五年。此人现在还在世，已95岁。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摘了帽子的地主能够享受普通人的权利，不再受到社会歧视，也没人称他们为摘帽地主。真正的摘帽地主是指1956年极少数摘掉了地主帽子的人。名义上他们享有公民权，但仍然是地主，他们的子女仍然是地主子女，仍然必须规规矩矩夹着尾巴做人，饱受社会歧视，在后来的四清运动和文化革命中仍然受到审查和批斗。他们比没摘帽的地主好不了多少。

漏划地主是四清运动和文化革命运动中被清理出来重新划定的地主。一般都是小土地出租或者比较富裕的农民，被拔高成分而划定的。

在抗日战争年代，地主阶级的一部分上层人士作为统战对象，被共产党定为开明地主。全国解放初期，在征粮运动中，一部分地主积极上交公粮，也常被征粮工作队称为开明地主。但是在土改运动到来时，所有地主都是斗争对象，原来定为开明地主的，都杀的杀，关的关，斗的斗，开明地主就不存在了。最典型的例子是牺盟领导人牛冠英的父亲，抗日战争时期积极支援抗日，定为开明地主。土改时被农民用铁丝穿着鼻子，强迫他的已是中共干部的儿子牛冠英牵着游街，后来被折磨致死。

几年前在网上读到一篇文章，说华北某个村庄（记不清具体地名）在土改时把所有地主及其家人都杀光了，最后留下一个三岁小女孩寄养在一户人家。村委会决定把该小女孩划为候补地主，等她长大到18岁时再戴上地主分子帽子。

与名目繁多的地主帽子相比，富农帽子种类稀少。富农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初期都曾经受到过有限度的保护。当然，许多地方还是把他们和地主一起加以打击。农业合作化以后，特别是1963年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说“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出来，那就要不了多少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之后，富农就上升为反动阶级。它的种类大概有旧富农、新富农和漏划富农几种。

旧富农指解放前，或共产党武装割据掌握政权之前就比较富裕，达到划分富农条件的人。新富农指土改以后分得了土地，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民。开始的时候认为他们是受到党的恩泽而勤劳致富的，因此受到过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是到了农业合作化时期，被毛泽东认为他们是在“两极分化”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是农业合作化的障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敌人，他们的日子也就一天不如一天了。漏划富农是四清和文革中被清理出来划为富农的人。

反革命分子的阵容极其庞大。从解放后各种运动中揪出来的反革命分子，直到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妻子江青变成的反革命分子，其总数恐怕不下数千万之众。其种类计有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和新生反革命。

历史反革命是历史上曾经反对过共产党的人，主要指国民党的军警宪特人员，以及党务骨干、政府官员、三青团骨干、汪伪汉奸、反动会道门骨干分子等等。现行反革命指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分子，如叛国、叛乱、投敌、越狱、间谍、资敌、煽动等等。现行破坏活动在文化革命中被无限扩大，凡议论、批评过毛泽东、林彪、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都是“恶毒攻击”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小学生在墙上胡乱涂鸦，也可以构成书写反标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一时口误说错某些敏感词语，也可以说成呼喊反动口号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新生反革命应该是“新产生的反革命分子”，它和现行反革命有什么区别，笔者不清楚。文化革命中，大巴山脚下的南江县新店公社，有一个17岁小孩叫梁大勇，对于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之类的现代宗教仪式极其厌恶。每次举行仪式大家山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的时候，他就大声呼喊“敬祝梁大勇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梁大勇身体健康，身体健康！”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来临时，这个17岁小孩就被逮捕法办，戴上新生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判处管制5年。

戴坏分子帽子的人大概有两类。一类是因政治原因定为坏分子的，如被认为破坏生产、散布谣言等，他们其实应归入反革命类。另一类就是流氓、盗窃、强奸、抢劫、纵火、诈骗、贪污、扒窃等等犯罪分子。不管是哪类坏分子，都没有划分为更小的种类。在民众心目中，坏分子一般指后者。与其他五类分子比较起来，坏分子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他们犯事以后，也不见党支部书记上门动员家属离婚、划清界限。即使到了劳改劳教农场，也会被管教干部利用来监督其他犯人。

官方公布的右派人数是55万多人，民间的说法是300多万人。右派的种类有极右派、反革命极右派、一般右派、无案右派、内控右派、中右、漏网右派、摘帽右派、改正右派、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右童分子。

什么是极右派？划分极右派的标准是什么？笔者现在也不清楚，只知道极右派对共产党的缺点错误看得最清楚，认识最深刻，批评最尖锐，在被批斗时拒不认罪，态度最顽固，共产党最痛恨，所以遭受的处罚最严厉——开除，劳教，成为没有期限的劳改犯人。反革命极右派是头上戴着极右派和反革命两顶帽子的人。凡是被定为反革命极右派的人，无一不被逮捕判刑，甚至被杀，如圣女林昭。

一般右派又称普通右派，是右派的大多数，其生存状况因具体环境而有很大差异。有的仍然留在单位继续工作或学习，有的被长期下放当工人农民，有的则被开除回家或遣送农村监督改造。但是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是人人可以践踏的贱民，政治上被迫害，经济上遭剥削，生活中受歧视，甚至连婚恋权也被剥夺。这样的日子整整过了二十余年。

凡是被正式处理的右派，都有清楚的档案文本，将其右派言论、组织定性、处分决定、审批机关等等事项记录在案。但是有一类右派，却无档案可查，既无右派言论记载，也无组织处分决定，往往是单位头头，甚至党员小组长之类的人物一句话，就当了右派。等到1979年给右派改正时，才发现他们的档案里无任何有关右派的记载，原来他们根本不是右派，却“享受”了右派分子的一切“待遇”！所以我称他们为“无案右派”。北大数学力学系学生闫桂勋，1957年为凑足右派指标，班上的小组长（党员）捏造事实将其划为右派。虽然未经党委批准，却将其按右派分子对待，劳动改造二十多年。这种右派各地都有，在落实政策时遇到很大困难，当局说：“你本来不是右派，我凭什么给你改正？”

有些著名人物或重要的科学家，已被划为右派，但不宜公开宣布的，此为内控右派。北大校长马寅初，沈阳金属研究所研究员葛庭燧，大连化工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萧光英等，皆为内控右派。著名演员新凤霞，因被文化部某领导看中，动员她与右派丈夫、著名戏剧家吴祖光离婚。新凤霞坚决不从，于是被定为内控右派。有些高中学生也被划为内控右派。四川省自贡三中高58级学生邓尔谦，出身贫苦，品学兼优，被誉为“党的好苗子”。后来被政治老师王永琼恶意动员写大字报鸣放，终将他定为内控右派。内控右派与其他右派没有本质区别，也逃不脱批斗、认罪、检讨之类侮辱与惩罚，在后来的四清、文革中更免不了遭受迫害。萧光英在文革中不甚忍受迫害而自杀，其妻得知丈夫自杀，毒死了女儿，然后也自杀。中学生被定为内控右派的，升学、就业门路全部被堵死。

反右运动给每个人进行政治定位，划分左中右。左派、右派营垒分明，中间派又细化为中左和中右。中右指那些有右派言论、思想右倾或同情右派的人，但肥猪还不够秤，定为人民内部矛盾，不戴右派分子帽子，但是批判、检讨、认罪是免不了的，是党团员的还要受留团（党）察看之类的处分。可以说他们吓出一身冷汗！他们的档案中的政治鉴定暗淡无光，走到哪里都不被重用，师范毕业的连当班主任的资格都没有。有的中右分子还被精减下放，清理回家，在后来的四清、文革等运动中继续遭受迫害。

有的人在反右运动中侥幸逃脱了右派罗网，但档案中留下思想右倾、右派言论之类的不良记录。如果他们再有言语或行为上的不慎，被人抓住把柄，在后来的四清、文革中被人揭发出来，戴上帽子，就成为漏网右派。

自1959年国庆节宣布给“确实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摘去帽子之后，陆续有一些右派分子被摘掉帽子，“回到了人民队伍中”，成为摘帽右派。摘帽右派其实比戴帽右派好不了多少，政治上仍属贱民，生活、工作上只有吃苦受累的分儿，婚恋上则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虽然平时都谨小慎微夹着尾巴做人，但每次运动还是理所当然的“运动员”。特别是文化革命、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运动中，他们没有人能逃脱被批判斗争和关牛棚的命运。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给全国99.999%以上的右派改正，不再叫他们右派或摘帽右派，基本上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有的还受到一定程度的重用。但是一旦提到他们的过去，仍然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三道四。一旦这些人为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与领导或周围人群发生利害冲突，则他们还是要被人骂为右派。说穿了，改正右派还是有别于普通人的一个特殊群体。

反社会主义分子指下面两部分人：工人、农民、城市贫民中的右派分子和未成年的中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因为右派分子的全称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要把工人、农民和十多岁的中学生划入资产阶级，恐怕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于是发明了“反社会主义分子”这个名称。工人农民中的反社会主义分子有多少？有文章说不下百万之众。中学生中的反社会主义分子，据《五八劫》一书记载，1958年1月，中共四川省委在全省58级高三学生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受批斗并变相劳改的反社会主义分子竟超过3200人！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已送劳教和押回农村监督劳动的人！当年四川全省高中毕业生也不过一万人。虽说这个运动在高三学生中进行，但其他年级也受到影响。被打成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学生，年龄最小的才13岁。全国其他地方是否也在中学生中揭批反社会主义分子？目前还不得而知。

享受右童分子“殊荣”的，目前知道的似乎只有张克锦一人。那时他才12岁，要和成年人一样戴右派分子帽子似乎不太适合，于是整人本事出类拔萃的我党干部发明了“右童分子”这顶帽子，戴在这个12岁少年的头上。反右运动中，四川达县帽鞋生产合作社职工冉某，给领导提意见，并请从小就有绘画天赋的小学生张克锦画了一幅题为《一手遮天的 xxx》的漫画。冉某因此事被打成右派，自杀身亡，漫画被查出是小学5年级学生张克锦所作。1958年4月的一天，正在上课的张克锦被叫到城关镇礼堂。那里人山人海，还没等回过神来，他就被人反剪双手推到台上。在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他吓得大哭。随后张克锦被戴上右童分子帽子投进监狱，一关就是7年。

名目繁多的黑五类帽子，体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特色。从专政者来讲，便于分类管理，区别对待，分而治之，分化瓦解；便于因材施斗，因材施整，因材施治，把无产阶级专政演绎到极致。从被专政的黑五类自身来讲，虽然都感受到政治迫害的残酷，却又有一种阿Q式的自我安慰——我虽挨整，但是比别人还好一些，于是就默默承受苦难而极少反抗。专政者与被专政者“配合默契”，共同维护着铁桶式的强权统治。黑五类帽子系列，是整人学上一大创造发明，值得认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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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白：外祖父原是安徽含山县教育科科长，正直而又认真。正当他满腔热忱地工作时，突然被宣布为右派，挨了批判，投河自尽。平反右派时，舅舅得知，外祖父竟不是右派，县里从未做过把他打成右派的任何决定。可当时是按右派批判的呀！他自己也是按右派自杀的呀！这样莫名其妙的右派全国到底有多少！     李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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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被枪杀    甄秀梅

1966年八月红色恐怖笼罩全国，受我母亲的出身和两个姨妈随国民党去台湾的牵连，我家是我们胡同里第一个被遣返农村的黑五类，并被抄家破四旧。当时我15岁，刚上初二。我爸妈同在一个单位工作。那天他们单位的文革小组，带着红卫兵来到我家。我们刚吃完早饭，碗筷不让收拾，命令我们全家站成一排。他们开始翻查，撕字画，砸古玩，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破玩艺儿”。我姥爷留下的一些包括明代刊本《古今小说》在内的一架子珍贵书籍全被搬到院子里点上火。我母亲几次上前劝说，我们愿把这些书捐献给国家，千万别烧。他们不听，还打了我妈，并将我和姐姐的长辫子一律强行剪掉。我们被撵走后，我姥爷在世时买下的那所房子也被没收了。

到了旅顺乡下，我们又从当地社员手中买下一座一进二的石头房子，西屋是我尚未出嫁的小姨住。我姥爷共四个女儿没儿子。解放前他在大连开了几家绸缎庄，家境殷实，为人正直厚道。1945年光复时，我姥娘去世。那时我大姨妈早已从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部毕业，与一位同学回国结婚，在国民政府卫生部工作。后来她又将我二姨介绍给一位军医。那年两个姨妈回大连奔丧，临走时非要带我们全家一起走，理由就是“我们这号人的命是中共必定要革的。”

但是姥爷死活不同意。那时日本投降，苏军进驻旅大。这一时期的旅大实际上是被苏军军管下的一个特殊的地区，国共两党都在发展着自己的势力。国民党大连支部几次派人找到我姥爷，劝他出来为国民党工作，但我姥爷以“双目只注堂中经，单口不论是非事 ”为由回绝了。他的政治立场实际是站在共产党一边的。他经常向孩子们说，“笑到最后的肯定是共产党”，并让大姨、二姨规劝自己的丈夫早日认清形势。为积极响应中共旅大地委提出的“发展生产，安定民生”的号召，姥爷将自己的店铺卖了，改做运输业，将苏联从符拉迪沃斯托克通过海路向旅大运送来的粮食、油脂、罐头、食糖等食品，分运到各地，后来又将全部车辆、骡马无偿交给中共旅大地委领导下的运输公司，从而获得地委嘉许。1948年冬，姥爷病逝，辞世前给我们留下了那套房子，和十个金元宝。

我们在旅顺的乡下住了不到一个月，一天我爸妈单位又来了一卡车的“赤卫队”二次抄家，并说母亲在做会计工作期间贪污公款，最后在一个木箱的底夹层中，搜出了姥爷留下的那十个金元宝。那时家有金货就等同于窝藏敌特，平日人们对金银首饰都避之不及，何况金元宝。我们孩子不知内情，顿时吓傻了。但那些人可乐坏了，根本不听父母任何解释，硬说这就是赃物的证据，把爸妈都抓走了。临走时母亲坚定地向我们说：“相信妈妈不会干那样的事，妈妈爸爸会很快回来的，你们要听小姨的话。”

爸妈走后，小姨才将金元宝的来路向我们说清，所以我们更加坚信妈妈无罪，大不了将元宝没收了，回家只是时间的问题。不久爸爸被放回，妈妈因“贪污”数额巨大被移交到市里。爸爸隔三差五跑市里多方打探妈妈的情况。起初说是贪污800元，后来不断成倍向上翻，达到上万元。这个数字在当年可是个天文数，其罪行可想而知。当时我们头上带着几顶帽子已不介意了，只看重那顶坏分子帽子。这顶帽子下面包括流氓、盗窃、贪污、杀人放火，凡干缺德事的都是坏分子，是黑五类中最让人厌恶的。

此前的1962年，我哥哥就因家庭出身不好，初中毕业不让升学，落下抑郁症，整日闷闷不乐，不愿与外人接触。现在又摊上这事，病情更重了。有时会突然大哭一场，哭后病情会好很长一段时间。有次干活后在地头休息，队里的文革主任传达文件，不知怎么的，哥哥突然咧开大嘴要哭。主任看到了，大喝一声，上前就是一脚，将哥哥踢翻，哥哥顿时口吐白沫不省人事。有位社员赶紧给他捏人中，对前胸后背又拍又打，才缓上一口气。从此他的病情更加重了，除家里人外，见到任何人都害怕。我们知道这是那次的哭给吓回去所致，所以就盼着他哪天能再大哭一场。但他从此不再哭，也不会哭了，成了个不能下地干活的废人。

那几年，穷，大家是一样的，而我们还要加上低贱。秋后社员到地里翻捡土里余下的小地瓜头、小萝卜头，我们得等人家都捡完了才可以进去。

1968年8月，我家附近的老营房，又被大批的大连公检法人员住满，据说是按照中央的“彻底砸烂公检法”指示在这里办学习班。市公检法被全面军管，法院检察院都被撤销，合并到市革委会的人保组。我爸说：“这回你妈的案子被解放军接去了，可要出头啦。”时不时他还去偷偷打听老营房里的人。一天，他高兴地告诉我们，一位老公安告诉他：“你老婆的案子争议很大。第一、单位财务账目确实显示有贪污，但没有证据证明就是你老婆干的。第二、不能以搜出的金元宝价值硬套贪污数额。第三、黄金是被国家禁止买卖的，即使贪污了足够的资金也无处购买十个金元宝。”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也好一阵高兴，认为见到妈妈的日子不远了。

1970年，全国又掀起一打三反运动。那年农历腊月初十，我们看到一张贴到我家院门上的公审大会布告，其中有妈妈的名字，打着红勾，被判死刑。当时我们都被震晕了，爸爸脸色煞白，倒在地上。那时死刑核准权下放到各省革委会，判死刑后不准上诉，立即执行，都是中央文件里明文规定的。不通知家属，不发给家属判决书，也不准家人参加那天的公判大会。

我们打听到，两天后由市公安局军管会主持，在市人民体育场召开公判大会。估计游街路线肯定经过中山路，爸爸决定除了哥哥外，带着我们一早就等候在长春路商店门口。此时霏霏细雨下个不停，进入会场的卡车开过来时，我们看到了妈妈。她高高的个子，昂着头，还是那身洗得发白的劳动服，双眼在人群中急速搜索着什么。我知道，她是在寻找丢不下的我们。我们不敢喊，只能让泉涌般的泪水混在雨水中流淌……

一个小时后，公判大会结束，我们又等在体育场外，再次见到妈妈。只见她一出体育场的大门进入街区就大喊：“苍天呀，冤枉，我冤枉！”那声音就像黑暗中的一弧响亮的闪电，直刺每个人的心。紧接着就看到押解人员用绳子马上套向她的脖子，很快被她咬住又喊出第二句、第三句，又一根绳子勒上去。汽车在我们模糊的泪水中疾驰而过。后来听参与处理妈妈后事的姐姐说，妈妈遍体鳞伤，新伤压旧痕。她的颈椎骨在刑车上就被勒断了，到刑场已是一具僵尸，硬被拖架到刑位补了一枪。她的狱友们也说这个女人真刚烈，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只是画了个大大的放光芒的太阳……

三个月后，有个穿便装的人到家里来，说是市革委会人保组派来的，拿了一张表格似的纸张，要父亲签字，没有留下副本。此前也没有开庭审判，更没有正式通知家人。不能去告别，不允许妈妈留下遗言。没有任何法律程序。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历朝历代的帝王都为被刑者保留有留下遗言的权利。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共和国却没有这一切，人命如草芥，妈妈就这样成了一缕西去的冤魂。

1973年有人给我们转来一封信，是爸妈单位的一个得了骨癌晚期的叫小陆的会计，在临终前写给我们的。信中说那笔去向不明的800元款项是她挪用了，由于出现了我妈的案子，她就沉寂下去了。至于以后那些天文数字的贪污款，全是上面让她编造的假账，并叮嘱我们以此信为据为我妈昭雪申冤。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呀！爸爸以此为据到市里申诉多次，但结果都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1977年5月22日，以黑田寿男为团长的“日中友协会员之船”访华团一行340人，来大连进行友好访问。其中一位日本友人受我大姨妈之托打听到我们，由此我们才知道大姨妈和姨夫现居日本仙台市，在她的母校日本东北大学任教，二姨妈全家在美国的圣迭戈开了一家很有名气的中医医院。

1978年6月25日，我们接到中共旅大市委为我母亲的冤假错案进行公开平反的通知，并由当年公开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复查纠正文革期间错判死刑案件的报告》中得知：“文革中的绝大多数死刑是1970年前后判的，一打三反中错判死刑最为突出。”光大连市截至1978年8月中旬，全市175件集团性冤假错案已平反159件，占90.9%；涉及7693人已平反7489人，占99.3%；3437件个人冤假错案已平反2043件占59.4%。

1980年我父亲与小姨结婚。同年，我们全家，除我和丈夫为了照顾我哥和年迈的婆婆外，全部去了美国。这是我坚持的——谁敢担保这个国家以后不再折腾？2002年我哥与婆婆先后去世，我和丈夫也先后退休，就经常去在加拿大工作的儿子那里生活，但仍保留中国国籍。

父亲经常慰藉我们说：“冤再大也没有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冤大，屈再深也是文革中死难者的800多万分之一。”是的，我们一个草民百姓只有逆来顺受的份，但我从另一个角度不能原谅我姥爷当年那“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是百年身”的错误。若当初全家跟我大姨二姨走了，不就逃过这一劫了吗？当年那十个金元宝全捐了，不也没这事了？当年我们那条长福街胡同，南北共47户居民，文革中有3户被赶回农村原籍，4户被抄家、批斗，其中4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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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白：河南人口头不干净，动辄爱说“球毛”。因是之故，河南多出一个右派。“毛”是当世最神圣的字眼，与“球”连在一起，那就是亵渎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个反右积极分子如是向单位领导举报。于是那个爱说球毛的人被打成右派，送入监狱。到了秋季，单位没完成打右派的指标，还缺一个。于是领导想，那个能揣度出球毛的亵渎含义的人，其内心也够亵渎的了。于是该反右积极分子也被送进监狱，与那个因爱说球毛而被他指控为右派的人共处一牢房。面对着床铺上的许多球毛，两人谁都不敢再说球毛一词。必须说及这个词的时候，两人都讳之为“金曲连儿”——金色的弯弯曲曲的小东西。                           陈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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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    张耀杰

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1949年之后的第一届师范毕业生。母亲是家乡禹州城里的大家闺秀。她的二哥曾任职于国民政府，当年是有资格坐飞机去台湾的，为了照顾数十口亲眷，选择留在大陆。三反五反中，在东北某大学副校长任上被镇压，与后来的储安平一样不知所终。

父亲师范毕业后任小学校长，一直是工作积极分子，反右时曾把一名据说是有作风问题的女同事打成右派。在1962年的下放运动中，他自己遭到报应，妻子儿女与他一起被赶到乡下务农。从此饥饿像没有尽头的噩梦，伴随我整个童年。有一年春天青黄不接时，放学回家找不到食物，我只好用赃手到咸菜缸里偷大头菜充饥，并因此挨了一顿毒打。我的瞎了双眼的奶奶，去世之前总在重复一句话：“等我死后，每个周年给我烧一块刀头肉，就一年不饥了。”

我小时候爱说一些不讨人喜欢的话，因此经常在家挨打，挨了打就死命哭喊。住在同一个院落里的三伯母说我是“买官儿”，是父亲“拉卖煤”时拣来的。“拉卖煤”是一种很缺德的营生，就是把当地煤窑挖出来的煤炭，掺合上发电厂洗出的细煤碴，用架子车拉到东部平原当煤炭卖，从不能够分辨煤炭质量的当地人手中骗取一些不义之财。每到冬天，村里的壮劳力就成群结队去“拉卖煤”，然后用骗来的钱买菜割肉过年。

1971年春天，刚刚6岁的我与哥哥一起进入村办小学春季班读书。第一堂课是“毛主席万岁，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放学回家，我兴高采烈地询问父亲什么叫接班人。父亲的回答是：“等我死了，你就是我的接班人。”我接上话茬说：“毛主席死了，林彪就接毛主席的班……”话音没落，一记耳光迅雷不及掩耳地打在我的脸上。晕头转向之中，我看到的是父亲和当红卫兵、红小兵的姐姐、哥哥同仇敌忾的眼光。改名为张革命的堂兄，更是露出一脸的杀伐之气。有了这一次的遭遇，我开始对《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之类歌曲深恶痛绝。

认识几个字之后，我便于饥寒交迫中自己动手找书读。其原动力只是父亲反复强调的一句老实话：“不好好读书，长大连媳妇也讨不上。”我们村是一个相对贫穷落后的光棍村。村里一位外号老虎仇的老光棍，因讨不上媳妇，在自己的寡母面前总是露出老虎般的一脸凶相，却偏偏喜欢逗我玩耍。我曾经梦想自己考上大学当上官，不单自己拥有漂亮女人，还能替老虎仇娶来一房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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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白：在土改中，女人也是财富。除了没收地主富农的一切财富之外，还没收他们的女人。我的一位本家，也是被斗户，有二个待字闺中的女儿，这可馋坏了一些工作组成员和翻身户中的老光棍。一位刘姓长工老光棍，提出应该把富户的闺女配给贫雇农，并声言，他是雇农，更应优先。他想把我本家的姑娘弄到手。为了达到目的，他在村里显得特别积极，各项活动都带头参加。但他无文化，无靠山，又无手段和能力，在村里翻不起大浪，成不了气候，人们对他都很反感。不久，村里的头头和外来工作组便以搬石头(为运动扫清障碍)为名，把他推上台批斗。挨了两顿打骂之后，刘长工老实了，不再打富户女儿的主意，并从此退出乡村政治舞台。刘光棍的被斗，其实另有原因——我本家的女儿早已被村基干民兵惦记上了，同时也被住村工作队的一个有权势的成员看中了。他们不敢说配给自己，但同样是趁火打劫。就在我的这位本家即将被斗时，村贫协主任去他家说媒了。与其是说媒，不如说是逼婚。本家的两个女儿日夜啼哭，哭了几日，最终还是没有逃出胜利者的手心，成了他们的战利品。                         网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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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以山作墓的刑满右派    陈  更

李黾儒，河南西峡人氏。热爱文学，胆怯而口吃，在西峡县某乡粮管所供职。五七年春天，因为说错一句话，被划成右派，判了三年徒刑。刑满释放后，带着被子回到粮所，同事们像赶牲口一样赶他出去。他只好携带被子回家，没想到父母亲也不让他进门，斥骂他说：“咱们祖祖辈辈可都是贫农，怎么出了你这个右派？”李黾儒面色煞白，想做解释，但啥也说不出来。李黾儒又耷拉着脑袋到邻居家询问妻子的情况，邻居告诉他：“你一入狱，你媳妇就回娘家了。”李黾儒抬头看天，无处可去，只好满怀惭愧到岳父家寻找妻子。已经正晌午了，岳丈家正在用餐，李黾儒饿得厉害，向妻子讨些饭，就着勺子喝起来。岳母夺过勺子，将饭倒在狗盆，骂道：“右派，休来找我女儿麻烦！”李黾儒遭到这样一连串打击，痛苦万分，眼睛直呆呆的，一摇一晃，返回东山的来路。　　

东山是孩子们放牛砍柴的地方。有一天，放牛儿童突然发现山边的洞窟被石头填了起来，而且有人用泥巴从里边抹起来，从外往里什么也看不到。孩子们感到好奇，决定扒开石块探个究竟。外边的阳光照进洞里，孩子们吓了一跳：洞中一具尸体，尸旁一堆灰烬，灰烬边扔着几片红薯皮，是那人死前吃剩下的。

孩子们赶紧把这情况告诉了村中的老人。一位老者临场察看后推断：“这人是经过一再思考才弃绝生路选择死路的。洞口垒上石头，从里边抹上泥巴，他是将这山当成自己的坟墓啊！”村里人向周边村落放出消息，求主收尸。半个月后，人们弄清楚了：那洞里的是李黾儒的尸体。一些善心的人重新拿石头将洞口垒砌起来，这座山就成了李黾儒的坟墓。　

李黾儒有一个儿子。二十年之后，他的这个儿子调到西峡做县长。听了别人讲了父亲生前的悲惨故事，心有所动，带着纸酒到东山祭奠父亲。县长内心悲恸，焚香酹酒，望山膜拜，安慰父亲说：“要感谢党的恩情啊，现在所有的右派都平反了！”

话还没说了，只听山顶上传来扑沓扑沓的声音，好像鬼吓得乱栽跟头。县长又将此话叙述一边，山头上传来更为瘆人的声音。这位县长似乎明白了，他的父亲生前受的精神刺激太大，以致于听到“右”字就害怕极了，根本分不出语意好坏。县长流着眼泪，把县政府地名办公室的负责人叫到面前，吩咐说：“把这座山的名字改为墓山，以警醒后人！”　

    补白：我曾经是被批斗的黑五类，但我知道自己今天沒有资格仅仅扮演一个控诉者。1994年，我第一次通读《圣经》之后，一个从未有过的自问在心中盘桓：“1966年8月4日我成为被打的学生，是因为别人让我打人我不打，结果成了被打的，还是也想加入打人的一伙去革命，人家说我不够资格，而后成为被打的？”凭良心说，是因为后者。在那个时代，十五岁的我，没有自主选择打人与不打人的权利。如果出生在红五类家庭，所做的与我的红五类同学不会有什么两样。谁把我们美丽的青春之花撕碎在红八月，浸泡在卞仲耘校长的血泊里？2001年夏天，在美国纽约文革三十五周年研讨会上，我以《文革与人生》为题做短讲：“从那时（红八月）直到后來的岁月，我們都想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经历了些什么？文革又在我和我同时代人的心灵与生命中产生了哪些作用和影响？我們有责任如实回忆，翔实记录，诚实忏悔。”  张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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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官李植荣之死    陈世忠

李植荣，河北顺义人，被国民党军队抓丁入伍。后当上排长，随傅作义起义，接受改编，不久复员回家。1957年，李植荣被打成右派，成了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刚刚结婚6天，即被逮捕，判刑10年。他认为自己响应党的号召提意见，不应该算犯罪，于是上诉。那时，上诉就要罪加一等。于是撤销原判，改判15年徒刑，发配黑龙江劳改。

李植荣幻想着通过刻苦劳动获得减刑，以便早日回家与苦等他的妻子胡凤兰和从未见面的儿子小早团聚。已经熬过13个年头，满刑在望，李植荣劳动的劲头更足了。1969年4月，我们中队130名犯人在两名劳改队长和3名解放军的押解下，来到劳动现场执行打草任务。每个犯人每天的打草定额是300斤。李植荣一上午就打了415斤草，名列全队第二，仅次于打了435斤的李树文。午饭后，李植荣一面磨镰刀，一面笑着对李树文说，要争取超过他。

打草是有固定范围的，以红旗标示边界（警戒线），不能出线。两杆红旗之间的距离是300-500米。下午，干了一小时左右，战士马洪才从哨位上走过来，指着一堆草，问是谁打的。正在弯腰打草的李植荣不敢回答。马洪才又问一遍，李植荣不得不回答说：“报告队长，是我打的。”马洪才说：“你出了警戒线，知道吗？”越出警戒线是严重的错误，要受批斗、受处罚。李植荣指了指两端的红旗，意思是说他并没有出警戒线。马洪才大为不满，命令李朝前走。李植荣只得说软话：“报告队长，我下次注意。”但是解放军的话他又不敢不服从，于是放下镰刀，乖乖朝前走了几步。这样一来，如果他本来没出警戒线，现在也站在警戒线外了；如果他原本出了警戒线，现在离警戒线就更远了。

通常情况下，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许多越出警戒线的犯人，也都只是被罚站原地半小时到一小时，然后命令他们回去继续干活。当天，在李植荣之前，已有三四名犯人打草越警戒线而被罚站在那里，然后回来继续打草，可是这次的李植荣却没有那么幸运。

解放军的代理班长王忠全巡逻到了李植荣罚站的地方。王说：“你出了警戒线知道吗？”李植荣说：“报告队长，我下次注意。”“你们队长没有说不准出警戒线吗？”“队长说了。”“都随便出警戒线，要红旗有什么用？”“我下次注意。”“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李植荣。”“你犯什么罪？”“历史反革命。”“你过去是干什么的？”“我是国民党军的排长。”“杀过人没有？”“杀过。”

对话惹怒了王忠全。他命令李植荣转身朝前走。李向前走了几步，王还嫌不够；又喊再朝前走，李又服从了。重复好几次，李离警戒线越来越远了。王忠全对旁边的马洪才说：“开枪打！”马奉命拉上枪栓，准备射击。李植荣是军人出身，听到枪栓声，觉得不对，急忙转过身来，可是子弹已经打中他的腹部，应声倒下。王忠全急切地对马洪才说：“再开一枪，再开一枪。”慌乱中，子弹掉落在草地里，马蹲在地上找到子弹，然后再上膛，朝天开了第二枪。

两声枪响惊动了正在草垛里休息的劳改队李队长。李赶到现场，看到被击中腹部躺在地上的李植荣，便问怎么回事。王和他嘀咕了几句，接着他就命令犯人大组长刘德元在离草垛不远的地方集合犯人队伍。这期间，李队长走到李植荣跟前，踢了他一脚，跟他说了几句话，然后按王的说法，向全体犯人宣布：“犯人李植荣，非法越过警戒线。经鸣枪警告不听，被我解放军当场击毙。现在收工回去！”这时李植荣又挣扎着跪起来一条腿，但马上又倒了下去。

王忠全、马洪才等带领犯人队伍回监舍，留下李队长和战士赵明贵看守现场。这期间，受伤的李植荣没有得到任何抢救。王、马步行好几里路，押送犯人队伍回到监舍，然后向上级汇报，再由上级派人赶到现场。李植荣仍然还没死，与赶到现场的排长刘继贤有对话。这时仍然没有任何人企图采取任何措施抢救李植荣。在一名犯人用牛车拉回的半路上，李植荣才断了气。该犯人将他草草埋葬。事后，按照“犯人企图越狱逃跑，经鸣枪警告不听，被解放军当场击毙”的结论，通知李植荣的家属。向各分场犯人传达时，也都说是嫩江农场七分场有个犯人企图越狱，跑出警戒线七十米以外。解放军鸣枪警告，他不听，继续逃跑，不得已开枪将他当场击毙。

（编者曰：不信神的族类当然可以由着性子撒着欢儿地侮辱、蹂躏、嫁祸于任何有嘴但无话语权的弱者、衰人！中国人的一切罪恶和苦难皆源于心中没有上帝。）

 补白：在市郊某村，当地革命群众为营造出“天是毛泽东思想的天，地是毛泽东思想的地”、“要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的大好形势，在水稻田里遍插画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或写有伟大领袖毛主席语录的大牌子。当时正是禾苗追肥的季节，化肥少，基本还是用人畜粪便作肥料。这一天，社员钱X富想进城办点事，天不亮就起了床，挑几担粪便，到生产队长指定的几块田里去泼肥。中午等他从城里回来，远远看见田头上站满了人，有人还对着他施过肥的田块拍照。他好奇地凑上去往田里一看，不禁倒抽了口冷气：那些立在田中的画像牌和语录牌上，粘满了一团团粪便和经纸。这是有人发现了他，立即叫了一声：“就是他干的！”专案组人员一拥而上，将一副冰冷的手铐带到他手上。钱X富虽然也犯了反革命大罪，但因出身三代贫农，被从轻判处三年徒刑。服刑期间，他因多次检举其他罪犯撕烂印有伟大领袖画像、语录的报纸当卷烟纸用，有立功表现，被减刑半年。              史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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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闵志强    晓  寒

闵志强和我是孩提时代的朋友。从小学到初中，我俩一直是同学、玩伴、近邻。当时我们两家都住在解放街，隔青年路相望，拿杭州话说是“一炮仗”的距离。每天早上，我背着书包到他家门口，叫上他一起去上学。到井亭桥右转弯，沿浣纱河一直朝北，走到学士路，就是我们的五爱小学了。那时，浣纱河绿柳拂岸，碧波荡漾。放学回家的路上，我们自由自在地沿河游玩。路边有很多玩杂耍、变魔术、唱小热昏的卖艺人。我们常常站着看，尽情尽兴，忘了回家，花一两个小时在放学路上是常有的事。那时志强是“小开”，我的家境也不错，口袋里总有几个零用钱。我们互相“请客”，今天买油兜儿，明天买卤豆腐干。那时一分钱都可以解解馋。

可是有一天早上，我到志强家门口叫他，好长时间他都没出来，我便跑进店里去。他家是前店后屋，住宿在楼上。只见他爷爷一言不发，在悲愤地整理不知被谁翻得乱七八糟的店面。他母亲，一个与我母亲一样常常穿旗袍的端庄女人，正坐在屋里一张小凳子上哭泣。志强茫然地站在母亲她身边。看到我进门，他母亲擦了擦眼睛，拉过志强的手说：“去吧，小朋友来叫你啦，读书不好迟到的！”我们并肩穿过店堂时，我看了看他爷爷怒气未消的脸色，第一次没喊“阿爹再会”就匆匆离去。

那天放学，我们各自早早回家。走过志强家门口，觉得比往日冷清了不少。他家门口的大人们戳戳点点，一片肃杀气氛。原来他父亲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被公安局抓走了，家也被抄了。再后来听说他父亲是什么托派，死在监狱里。随着家庭变故，志强的欢笑一天比一天少。没出三年，我的父亲也在下一个运动中被打成右派，一个从不问政治的医学专家也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还好，没送进监狱，而是交群众管制。我们都成了阶级斗争的牺牲品，被划入黑五类子女，两个同学的欢乐童年被红色恐怖摧毁了。

由于家道中落，志强没读到初中毕业就辍学了。他在青年路的一条巷口摆了个小书摊。有一次我路过，他还热情地招呼我过去看书。志强一个大小伙子，守着这么一个破烂小书摊。我虽然还算幸运，能继续升学，却无力帮助背负生活重担的同龄人，想来真是感到难过。我不忍心再看到志强，有意回避他的书摊。后来我下乡、支边，历尽艰辛，想见也见不着了。就这样足足20多年，再没与昔日的好朋友见过面。有时想起志强，不禁自问：“一分钱看一本”的生意是怎样支撑着志强的生活，伴他捱过那段苦难的岁月？80年代初我们重新见面时，想不到俩人只有这么简短的对白：“别提它了好不？一切都过去了。”“唉，一言难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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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白：刘文辉，江苏省无锡人，因父被诬为历史反革命而辍学，到上海浦东造船厂当学徒工。57年整风，因批评中共厂委书记腐败，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坏分子，开除团籍，留厂察看2年。58年旁听判决父亲为历史反革命时，想到父亲因爱共爱国而拒绝去台湾，气愤难平，与法官争辩，遂以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党的领导的罪名被补为右派分子。62年，主动下放浙江舟山嵊泗修船厂，找寻偷渡出境机会。64年因偷渡出境计划被告发，开除厂籍，定为反革命分子，押回上海市街道监督劳动改造。文革开始，因父子都是反革命，连续被抄家5次。对毛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写下万言书《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复写14份，由弟弟刘文忠带往杭州分别寄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大学。一个月后，兄弟同时被捕。1967年，配合上海市革委会成立，经张春桥、马天水等批准，刘文辉于3月 23日被公开枪杀，年仅30岁，其弟刘文忠被判13年徒刑。                 五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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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光应写反诗   陈宗培

1970年深秋的一个早晨，奉节县朱衣公社机关、中心小学和朱衣区供销社、区粮站的大门外，都贴有一张用歌谣形式写的传单。第一行是“最高指示   换新天，扭乾坤”。开头几句是：“毯字弯里去了炎，王字头上把点添，八人同坐围一席，说话一句顶万句。双木同长视谁高，老虎背上砍三刀，时时高举红宝书，真是无毒不丈夫。”这是两个字谜，即毛主席和林彪。中间几句记不全了，好像有这样几句：“大红太阳当空照，晒干水田晒枯苗。灭资兴无割尾巴，没粮下锅看吃啥。早请示来晚汇报，抱着‘忠’字把舞跳。万岁万岁万万岁，永远健康紧跟随。斗天斗地斗爹妈，夫妻怕说知心话。学校停课闹革命，小将开口就‘勒令’。”全文都是讥讽毛主席、林彪把国家搞乱了。末尾几句是：“要问此曲谁人写？朱衣农中鲁国彬。家住何地啥地名？举目望见单楼村。”

朱衣公社武装部长陈部长立即向县公检法军管小组报案。陈部长认为，作案人已暴露无余，现行反革命分子就是朱衣农中学生曾国林。第一，曾国林与鲁国彬字形相近。第二，他家住双楼四队，与单楼村相对应。第三，他是地主的儿子，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怀有阶级仇恨。陈部长拿着传单到双楼四队侦查核实，没想到几个党员和积极分子都否定了他的意见。大家认为：第一，曾国林没有这么傻；第二，字迹很像生产队会计刘光应的；第三，刘家与曾家有仇，刘光应想借刀杀人，陷害曾家。陈部长接受了他们的意见。

第二天，县公安局王局长带着刑侦组来了。王局长听了陈部长的汇报后，十分断然地说：“只有受过管、关、斗的阶级敌人才会这样反动。刘光应是贫农，不会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如此仇恨。再说，我刚才用舌头舔了一下传单，是用熟洋芋粘贴的，还带有盐味。现在食盐是凭票供应，哪家农民舍得在洋芋里放盐？侦破范围只能锁定在区、社所属单位的阶级敌人。”经询问，王局长决定把区供销社和公社中心小学的历史反革命和摘帽右派作为重点排查对象。但是，经过核对笔迹，诱供逼供，毫无所获。王局长只得根据陈部长的意见抓刘光应，刘光应当场就招供了，最后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九年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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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白：李X灿十八岁就读一所中专时，正逢三年大饥荒。一米八个头的他，每餐吃一个小炖罐，有如老虎吞苍蝇，饥饿难当。一段时间里，学校食堂不时发生病号剩饭半夜被盗，屡查无果。有天半夜，老师巡夜，抓到李X灿躲在蚊帐里，抱着饭罐狼吞虎咽。学校当即就把李X灿送到派出所，想让他领个教训。结果，第二天事情发生了质变化。原来那天食堂炊事员起来做饭时，发现饭厅里供奉的那尊伟大领袖座像摔破在地下。文革时，各单位规定，所有进食堂就餐人员用餐前，必须到伟大领袖像前高呼三声“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该校食堂原先在墙上贴了一张领袖画像，供师生们祝祷。后来有人别出心裁地在饭厅中间摆放一张桌子，供上一尊领袖的石膏像，让师生成群星拱月状，围绕座像祝祷。这既体现了革命师生紧密团结在伟大领袖的身旁，也增加了视觉的审美效果。领袖像被打破，校革委会立刻宣布，这是一起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报到市人保组。关在派出所的李X灿，顺理成章地成了一号嫌疑人。经过审案人员的一番审问，李X灿供认了自己摸黑进食堂时撞倒了桌子的事实。李X灿被判劳教两年。在劳教期间，又因经常偷窃农场瓜果等裹腹充饥，被延长劳教一年。改革开放后，他去了香港，后又定居美国。事业有成回大陆在老家盖了一座大房子，吩咐家人，遇有饥饿者，请进来免费吃个饱，以永记饥饿的痛苦和“饥寒起盗心”的古训。                  史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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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扎毛眼风波    高洪明

1970年初春，我从机务排贬到农工排当农工战士。这个班共有12个知青，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相处得很好很团结。连队有电灯，但经常晚间停电，所以我们差不多每人都有自己用墨水瓶做的小柴油灯。当年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关心国家大事，订有《人民日报》。我的铺靠墙，靠我的是小L，靠小L的是小P。墙面发潮，有时掉土，我用旧报纸糊了半截墙。那天晚上又停电了，我点上油灯，靠着被褥看书。靠我睡的小L凑过来对我说：“老哥，借你个光补补袜子。”“补吧，省得点俩灯呛人。”我头没抬。小L盘腿靠墙，坐我边上补起袜子。一屋子人，各干各的，说说笑笑，很快活。当时没手表，也不知几点了。这时班长从外边回来了，说明天还出工，赶紧睡觉吧。于是大家就寝。

早上7点敲钟，班长已打来热水，大家你洗脸，他刷牙，各自忙活。小P眼尖，一边用毛巾擦脸，一边指着我这边的墙壁说：“谁把针扎在这儿啦？”屋里无人搭腔。一会儿小L倒洗脸水回来了，小P又指着墙壁问：“小L，这针是不是你扎这儿的？”小L满布在乎地说：“我扎的，怎么啦？扎这儿碍你哪根筋疼啦？”小P一听勃然大怒，高声喝道：“好大胆子，你敢拿针扎毛主席的眼睛！”小L也不示弱，梗着脖子反问道：“哪个孙子拿针扎毛主席的眼睛，你别诬陷好人！”小P一个箭步迈到火炕上，指着墙壁上扎着的一根针大声喊着：“小L，你小子别不认账，你好好瞧瞧，你的针是不是扎毛主席的眼睛啦？”小L一看傻眼啦，马上泄气七分，小声说：“针是我扎的，但我不是故意的。”这时小P士气大增，招着手说：“你们几个过来，看看是不是小L拿针扎毛主席的眼睛啦？”

大家围过来一看，都明白了。原来，墙壁糊的报纸上有一张毛主席接见外宾的照片，小L的针正巧扎在毛主席的眼睛上。我问小L这是怎么回事，小L嗫嚅着说：“昨晚班长喊睡觉，我怕针扎着别人，就顺手把针插墙上了，谁知道稀里糊涂地把针插在毛主席的照片上了。”我赶紧打圆场说：“小L不是故意的，我糊报纸时注意点儿就好了。”这时班长一本正经地对小L说：“你平常吊二郎当，天天读毛选也不认真，别人都不像你那样，你好好想想吧！”

傍晚收工吃完晚饭，大家像往常一样在屋里各干各的事。我以为小L的事过去了，还是看我的书。只见小L坐在被褥上，一只手托着下巴，心事重重的在想着什么。一会儿班长进来，把小P叫出了去。过了一会儿小P回来了。一会儿班长又进来，把我叫出去。在宿舍过道上，班长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小L的事我已经向指导员汇报了。指导员很重视这件事，他要求班里对小L批判帮助一下。你是毛著学习积极分子，你带一下头怎么样？”我很难为情地对班长说：“小L这事的确不是故意的，说说他就算了，批判他怎么批？”班长启发式地说：“连部说批咱就批呗！不批怎么交差？你就上纲上线地批。”

一会儿来电了，屋里的灯大亮，班长宣布等会儿指导员就来给班里开会，要求大家踊跃发言。不大一会儿，指导员进屋了。他是个典型的东北汉子，六五年部队集体转业来到北大荒，个子不太高，但很健壮，说话嗓门大，土里土气的东北味儿。他一进屋就盘腿坐在我这面炕上的正当间，马上开讲：“昨天小L的事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上纲上线说就是不三忠于四无限的问题。每个人就这件事谈谈自己的认识，批判帮助一下小L。”班长不愧是班长，他首先带头发言：“小L的事是个很严重的问题。由于他平时不认真学习，特别不认真学习毛选，从而对毛主席缺乏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所以才发生了拿针扎毛主席眼睛的事情。我希望他能深挖思想根源，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彻底改正错误。”
      班长话音刚落，小P抢先发言：“小L的错误是我最先发现的。我当时就指出了小L的错误，但他那时不认账，还骂了我，这是他错上加错。我不要求小L向我赔礼道歉，但他必须向毛主席赔礼道歉！”冷场一会儿，指导员开始动员启发：“小L的错误错在哪儿，根源在哪里？说多说少是能力问题，说不说是立场问题，希望每个人都谈一谈。”副班长接着指导员的话茬儿发了言：“我看小L的事不是个小错误，而是个大错误，他敢用针扎毛主席的眼睛，他还能对毛主席有无产阶级感情吗？还能誓死保卫毛主席吗？我看他必须深刻检讨自己的严重错误才行。”小L听了副班长的发言，心里不服委屈，但不敢发言，只是嘟嘟哝哝小声说：“谁拿针扎毛主席的眼睛啦？我也不是故意拿针扎的报纸，当时屋里黑我没看见。”指导员厉声制止了小L的嘟囔：“小L注意你的态度，犯了错误还不让人说，你老实听别人的发言！”    

此时我也不得不发言了，尽管我和小L是北京老乡，他又是挨着我睡觉，但班长事先已经嘱咐了我要我发言，我只好硬着头皮说：“小L的确不认真学习毛选，他的错误不好说他是对毛主席没有阶级感情的问题，但他做事马马虎虎的确实是个大问题。他是城市贫民出身，对毛主席还是有深厚感情的。我看我们还是要批判帮助他，别一棒子把他打死。”我发言后有些后悔，我辜负了班长对我的嘱咐，发言有点轻描淡写。指导员语重心长地发话了：“今天批判帮助小L不要留情面，要上纲上线。”在指导员动员下，班里其他几个人也都先后发了言。我认真听了他们每个人的发言，心里想，大家都和我差不多，谁也没有能够上纲上线地批判帮助小L。如果真的那样，那么他岂不成了阶级敌人了。最后指导员说：“现在让小L检讨自己的错误，要求大家认真地批判地听。你们有什么看法，底下找我谈，今晚不做结论。”

 小L本来坐在炕沿边，他慢慢站起来，低着个头，哭丧着脸，哭腔检讨：“我的确不认真学习毛选，对毛主席的阶级感情没有同志们深，但我是热爱毛主席的，是坚决跟毛主席走的。我真的不是故意拿针扎在报纸上的，我真的不是故意拿针扎毛主席眼睛的，我真的是稀里糊涂、黑灯瞎火地把针扎在报纸上了。请指导员和全班同志原谅我的错误，我一定痛改前非，认真学习，认真改造思想，重新做人。我向毛主席请罪了！我求求指导员了，求求全班同志们了！”说着他呜咽地抽泣着。我很同情他，他才17岁呀！指导员见状可能也动了恻隐之心，遂用严肃但并不严厉的口气说：“小L今天的检讨有一定的深度，但还应当深挖犯错误的思想根源，还要进一步检讨错误，改正错误要做脱胎换骨的改造才行。今天会议就开到这儿吧，大家早点儿睡觉吧，明天还出工呢！”指导员走后，全班人没有一个像平日那样说说笑笑。大家心情都显得有点郁闷沉重，各自洗脸洗脚，不一会儿都铺被子躺下了，班长拉灯也睡了。我没有睡好，一直迷糊到天亮。

几天过去了，班里没有再开小L的批判帮助会，指导员也没有再来班里，班长也没有再提及此事，小P也没有对小L骂他的事不依不饶。这件可大可小的事情总算过去了，幸亏没有什么人非要搞什么上纲上线不可，到底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小L慢慢开始有笑容了。这件事过去40年了，写出来让人们听一听，也好让年轻人了解一点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是什么样的社会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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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白：在1968年送往下汪大队的劳改犯中，与毛主席有关的就有20来起。有人说领子与袖口最脏，叫老婆洗干净一些。领与袖合在一起就是领袖，中国人的领袖就是毛主席，说领袖最脏，实属恶毒污蔑，判刑3年。两个青年到公园里谈恋爱，公园的石凳很脏，就拿了一张报纸垫在屁股下面。不料报纸上印着毛泽东头像，男女各判徒刑3年。一位农村的马大哈，因为偷懒，把炒好的菜连锅端到桌上，临时找了张报纸垫在下面。不料报纸上印有毛的头像。这一放，毛像面目全非，判刑4年。还有两例，由于在火灾中抢救了毛的画像，证明对毛怀有无比崇敬的心情，于是一名提前释放，一名减刑两年。                    沈不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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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黑五类相关的几个政治术语    李若建

本人成分：指本人参加工作或土地改革前的社会地位。
　　家庭出身：指本人取得独立经济地位前或参加工作前的家庭阶级成份。家庭出身可以追溯到土改前的家庭成分，并且随血缘向下传递。《出身论》作者遇罗克如此界定成分和出身：“出身和成分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老子的成分是儿子的出身。”遇罗克定义的关键在于想切断出身与成分之间的纽带，借此打破当年制度设计中的潜在意图。 　　
　　管制：中国大陆创造的一种刑罚，对犯罪分子不予关押，在公安机关管束和民众监督下进行劳动，用于处理最轻度的犯罪或者被认定有罪者。当时的《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规定，对被管制分子应剥夺下列政治权利：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担任国家机关行政职务之权；参加人民武装与人民团体之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居住、迁移及示威游行之自由权；享受人民荣誉之权。 　　
　　何人被管制，管制时间多长，理论上（按有关法律）由人民法院判决，由公安机关执行。但是实际上有些基层干部滥用职权，私自管制他人。大跃进时期不少基层成立“学好队”，随意关押不服的民众，强迫劳动。被管制者的数量相当庞大，没有全国性资料，只能就局部资料来说明。四川省绵阳县1952年被管制人口占总人口2.9%，有的公社、大队和下乡干部就可决定将一部分人管制起来，有些地方将一些四类分子的子女亦管制起来。河北定县1972年4月统计，全县有五类分子7750人，到当年12月猛增到1．25万人。有一个农民，1961年被认为参与盗窃，判处管制5年，宣判时因病未到庭，既没有审理，也没有宣判，以后再未处理。1973年清理专政对象时，发现他曾经被判管制，于是在群众中宣布。宣布后，此农民不服，提出申诉。1975年，县公安局以闹翻案为由，下达戴帽通知书，并告知按原判管制执行。 　　
　　监督劳动：虽然没有被管制，或者已经解除管制，但是依然要在其他民众和基层干部的监督下从事劳动改造。谁有权对人处以监督劳动，没有明文规定。这是一个法律上的盲区，然而实际上这个权力操纵在基层干部手中。
　　帽子、戴帽和摘帽：口语化的政治名词，虽然经常出现在官方文献当中，但是笔者从未见过官方定义。根据一般理解，帽子是指政治上的异己者，比如四类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叛乱分子等；戴帽就是被贴上政治异己者的标签（然而谁有权给人戴帽子，没有明文规定，也是一个法律上的盲区）；摘帽就是被解除政治异己者的标签。谁有权给人戴帽，不清楚，但是摘帽的权力却是比较明确的，一般基层无权给人摘帽。尽管摘了帽，摘帽者本身也是一种标

是反革命的人，尽管没有管制，也不处于监督劳动状态，依然被视为四类分子。                 焦国标书

右派大校蔡铁根    方影竹

      蔡铁根，曾用名蔡委心、蔡泽生，1911年12月生于河北省蔚县塔头村，曾就学于厦门大学。1936年1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9年入党。曾任115师政治部宣传干事，冀热察挺进军第九团政治处副主任，解放军华北军区军政大学第一总队副总队长。1949年以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训部条令处处长，条令局副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军事科学和条令教范处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军事学术史教授会副主任，战史教授会主任。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59年被划为右派，1970年被处死，是反右、文革中被整肃军人中军阶最高的一个。有人是被迫害致死的，他却是被拉出去枪毙的。

我与蔡铁根有两面之缘。第一次是近距离的交谈。1949年3月我入华北军大学习。蔡铁根是该校青年总队（从刚解放的北平招收的青年学生）的首长。有一次，蔡铁根来我所在的中队讲话。休息时，他站在中队门廊和我们这些小青年闲谈。他穿灰色粗布军装，还不及我们的绿军装平展。他口才很好，平易近人。记得他当时说了这样一句话：“中国要是有一百个毛泽东思想，革命就要早成功好多年。”当时他38 岁，我17岁，我不觉得他是总队长，只觉得他是长辈和老师。他说这句话时，神情专注，目光炯炯，这句话便钉在了我的心上。

不久，再次见到他。那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场合——全总队集合在大操场上，听解放军总司令员朱德动员解放台湾的讲话。蔡铁根是主持人，在大会的开始和结束都讲了话。他接着朱德话茬，教育我们要坚定地跟共产党走。在谈到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时，他走到台前边沿说：“我们在国统区时候，给你戴上一顶红帽子，那还得了！”我断定，他一定自身经历过白色恐怖，才有那样的神态。但他没料到后半生历史对他的捉弄：他逃脱了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却不能逃脱10年后的反右恐怖，再过11年竟死于红色恐怖。

当时我感到他在朱德面前侃侃而谈，太放肆了。后来才知道，他和朱德是老熟人，还给解放军副总司令员彭德怀当过秘书，也是刘伯承的爱将。

第二年，蔡铁根陪同朱德、刘伯承在北京郊区大巡察，旨在找块合适的地方，办一所最高军事学院。这所学校最后选址在南京，刘伯承任院长兼政委，点名要去了蔡铁根。     

1958年毛泽东为整肃彭德怀，发动反教条主义运动，刘伯承作为军事学院首长，含泪登台检讨。刘帅挨批，作为南京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的蔡铁根也逃不掉。他当然可以好好检讨一番，蒙混过关，许多“老运动员”正是这样成为不倒翁的，但蔡铁根甘当异类。有人批判他参与编写的“共同条令”是教条主义产物，他说：“共同条令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一伙人拥上来，连轰带扭，高呼“大右派”，当场扒下他的帽徽领章，带出会场，关押起来。1959年4月，他被明令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军籍，下放江苏常州。  

刚到常州，适逢国民党叫喊反攻大陆。他说怕什么，大不了上山打游击。他还给一个叫巢尔谷的人写过19封信。文革一来，巢尔谷卖友求荣，把信交了出来。红卫兵抄了蔡的家，掠走了他40多本日记。信和日记的内容自然成了反革命罪证。他交友是搞反革命组织活动，谈打游击对付国民党成为要成立反革命游击队推翻共产党政权，与巢尔谷曾同游常州名胜善卷洞是为打游击先去察看地形。于是被捕入狱。

蔡铁根无处申冤，便决定越狱上访。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三次越狱行动。第一次是青年时代参加东北军，在部队开拔剿共时，他串联30多个弟兄，准备携枪投共，不料事机泄露，被捕入狱。他趁风雪夜只身脱逃，几经周折，找到红军。第二次是七七事变后，他赤手空拳，成功策反一支土匪武装，又因部队叛变，身陷日寇之手。他在狱中饱受酷刑，却以凛然气节折服难友，组织暴动，逃出魔窟归队。这第三次的越狱设想暴露了他的天真。捕回后，手铐之外，还砸上了脚镣！

1970年3月11日凌晨，常州西门外一处公墓空地上，响起沉闷的枪声，蔡铁根高大的身躯应声倒地。朱德、彭德怀、刘伯承三个元帅的爱将，越狱、越狱、再越狱的传奇英雄，丧命于他为之效命的政权之手。后来平反昭雪，开追悼会，骨灰入八宝山。蔡铁根的日记，听说现在保存在他孩子的手中。那里面定有珍贵史料和真知灼见。如果说在今天恐惧未除的环境中不便公开，我相信终会有与世人见面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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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白：林X嫒大姐是工厂一名技术人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单位每次大型活动，标语横幅都出自她手。这天一大早，她刚起床，就被紧急叫到单位布置会场，说上午要召开学毛选经验交流大会。她到单位三下五除二把一应标语横幅搞定，就回家吃饭去了。吃完饭她捧着红宝书正要跨出家门，迎面撞上在单位支左的解放军带领几个红卫兵向她扑来。他们揪着她的头发，别过她的双手，以当时最流行的喷气式形状把她押走。任凭她怎么喊叫、质问、争辩，都无用。到了单位，原定的学毛选交流会已改作批斗会，批斗的对象就是她。小礼堂里已站满人，见了她都高喊“打倒现行反革分子林X媛！”开始林大姐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原来是自己一早写的标语字闯下了大祸。“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后面的四个字，她写颠倒了两个，变成“万无寿疆”。“四个伟大”中的“伟大舵手”，她写成“伟大蛇手”。在审查期间，这个50年代大学生，一个充满才气的女技术员，一个善良纯朴的贤妻良母，寻机冲向行驶的汽车，就这样结束了自己三十五年的生命。                   史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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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老地主    朱之泓

我们生产队的贫下中农似乎并不仇恨地主分子保占英，对此我一直感到奇怪。一个偶然的机会，在生产队砖瓦窑上干活时，我单独保占英有了一次近距离的接触。

为了赶时间交货，常常不等砖瓦窑完全冷却就开始出窑。新烧制的砖瓦，粗糙坚硬，火辣烫人。有时热砖灰还会被吸进完全不设防的口鼻中，呛得人胸腔刺疼。出窑时我一趟抱七块砖，下边用双手使劲托着，上头顶着下巴，犹如紧靠我腹部和前胸的一堵小墙。我无法低头看脚下的路，仅能凭感觉从窑口走向摞砖场。砖灰把我的呼吸器官刺得疼痛咳嗽不止，震动得胸前那一堵砖墙摇摇欲坠。

正在摞砖的保占英看见了，紧走几步到我面前，把砖块分两次接过去。虽然他默默无语，但那眼睛里充满着对我的关切和怜悯。这种关切和怜悯让我惊讶，让我好奇，也让我警惕。休息时，保占英躲在砖垛后面避风，我也凑过去避风。这个高个儿清瘦老头脸上老带着笑容，绝不像小时从书本上熟知的那种面目狰狞的老地主。我很想揭开他的伪善面具，看看他的真实面貌是什么样子，也很想搞清楚他有着怎样的罪恶发家史。主意拿定后，我就主动与他拉起了家常。

我问他：“你上几辈儿也是务农的吗？”他回答说：“就是的么，种了几辈子地了。”我又问他：“你们上辈人手里土地多吗？”他说：“上辈人手里土地不多，穷着呢。”我笑着问他：“到你这辈子咋一下子挣了那么多土地呢？”保占英说：“攒下一点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赶紧去买一点地，这土地就越来越多了嘛。”他转而问我说：“你家里老人都好吗？老家在哪？”我便告诉他，我只有父亲，母亲早死了。我老家在河南，家里原先很富有，后来我爷爷死了，庄稼又连续遭灾，再加上瘟疫流行，在40天内陆续有6位家人去世，土地也差不多卖光了，到土改时定成中农。

我是想用这种抛砖引玉的伎俩套出他的罪恶发家史。像普通的老农一样，他对我似乎不加防范，说话时常常出神地看着自己的脚尖，语气淡淡的。他说自己一家平日里舍不得吃细米白面，只吃黑面和杂粮，省下来的钱都攒起来添置土地；舍不得吃清油，所榨的油都卖掉；舍不得买布做衣服，不论冬夏都光着身子穿毡袄。那毡袄冬天穿上硬梆梆的，不贴身子，里边也没有衬衣可穿，风一吹透心凉；夏天穿上又密不透风，还毛扎扎的，太阳一晒又热又痒。就这样，千方百计省下来的钱都买了土地……

据说解放前地主老财都穿老羊皮大衣，我就问保占英：“那时你能穿上老羊皮大衣吗？”保占英回答说：“攒上几张羊皮就赶紧卖了，谁舍得用它给自己缝衣裳呢？老羊皮大衣和二毛皮袄都是那些大户人家才能穿得起的。”

一个地主分子居然一年四季穿的毡袄？他的地主成分真的是靠自己勤奋和节俭挣来的吗？后来，我装作不经意地问队里的老年人，他们都说保占英是个实在人，说的都是真话。他们一家的确常年穿毡袄，吃黑面。他家的土地确实是自己辛苦挣来的。有些好吃懒做抽大烟的人，把祖上的土地都投打（折腾光）了，临解放时家里烂包了（破败了），就成了贫农。

保占英有一位亲戚是山西人，山西土改搞得早，那亲戚看到了有钱人的下场，就将自己在山西的生意变卖，拿出一小部分托保占英在杨郎买了15亩土地。这位亲戚的做法无非是一种观望，进可以照样做生意，后退一步可凭借这15亩地维持家人的生计，哪知道很快杨郎和山西一样也土改了。这15地无疑又给保占英增加了罪恶，因那地契上写着保占英的名字。他有嘴说不清，只能乖乖戴上地主分子帽子。“哎，都是人的命啊，怪他保占英命不好。其实他们家不光吃穿条件差，连住的房子都是烂棚棚。” 

杨郎公社梨家河有个叫方志强的人，家中原是大地主，梨家河一带的土地绝大部分都是他家的。可是方志强是个败家子，抽大烟，赌钱，将祖上留下的家业挥霍一空，最后穷得夫妻俩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土改时他家被划为贫农，占了一个大大的便宜。  

接触保占英的老婆是另一次偶然。那时我曾多次在别人家借宿，有一次我竟然鬼使神差在保占英家与他老伴儿同宿了一夜。那天晚上我只觉得有什么虫子在咬我，浑身奇痒难忍。我不断地用手挠着身上被咬过的地方，烦躁地不停翻身。与我睡在一起的地主婆惊醒了，说：“娃娃，你怕是被咬得睡不着吧？”听她这一问，我恼怒地说：“啥东西嘛？快把我咬死了！”

地主婆爬起来，她点着灯，从小针线筐里找出长长的一根针，是缝被子的那种长针。只见她先在墙壁上寻找那几乎看不见的小洞眼，然后将针尖放到灯上烤热了，朝墙壁上的小洞眼里一扎，再快速抽出来，就见一个肥肥的小虫子已经挑在针尖上了。地主婆说这是臭虫，它那细小的腿还在挣扎着。老婆子再将长针放到灯火上，只听吱的一声，针尖上的臭虫就成了干瘪的黑点了。如此这般，她竟然烧死了不少臭虫。尽管这样，我再次躺下依然睡不着。臭虫前仆后继来袭击，我像烙饼子一样，在她家土炕上翻来覆去折腾着。

地主婆没有睡，继续满墙壁寻找那可恶的臭虫，并把它们一个个烧成干瘪的黑点。她边消灭臭虫边念叨说：“看把我狗娃（农村长辈对小辈的爱称）咬得遭孽（可怜）的，看把我狗娃咬得遭孽的。”看我依然睡不着，她在捉臭虫和烧臭虫的同时和我拉起家常，打听着我的家庭情况。听说我没妈，她叹着气颤声说：“你的娘母子咋没得那么早？唉，遭孽的，遭孽的，娃娃没有娘母子最糟孽了。”

反正睡不着，她烧她的臭虫，我就借着那一盏昏暗的煤油灯光，四下里观察，想看看这地主的家里有什么阔气的摆设。我失望地发现，她家与队里的贫下中农们没有任何不同，同样是黑脏的土墙壁，同样是硬邦邦的又脏又破的被子。

看着那黑烟袅袅的煤油灯，注视着那带着满脸歉意专心致志捉着臭虫的老地主婆，我的心情好复杂。这次借宿经历之所以给我留下如此深刻的记忆，一是那大批量的臭虫咬得我奇痒难忍，过后永远不忘；二是她那逮臭虫灭臭虫的方法实在使我惊奇，我闻所未闻；三是这地主婆捉臭虫时的目光中分明充满着对我的疼爱，那是一种我已经久违了的母亲般的眼神。我接受的所有教育都告诉我：“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那么这个老地主婆为什么要对我表现出深深的疼惜呢？她是什么思想动机呢？我用我所看过的书面资料和我所听过口头资料分析着，思索着，却依然不明就里。

几十年后我才懂得，那不过是她身上表现出来的一种很普通的人性罢了。几十年前我总以为地主比狼更具有狼性，于是便在否认这老地主婆是一个“人”的前提下，用评判“狼”的准则来看待她的言行，怎能不产生困惑呢？

2006年7月，我再次见到她时，她已经八十四岁了，满头银丝，说话时头不住地颤动着，已经患某种程度的老年痴呆症，但那眼神却更慈祥了。我笑着看了她好几分钟，她也没有认出我来，但却热情地一叠声地问我：“你是哪里的亲戚啥？你是那里的亲戚啥？”她边问边把炕桌上的炒豌豆和其他的什么吃食一个劲儿往我手边推，再三对我说：“你吃啥，吃一点啥。”

他儿子大声对她报出我的名字，她没有反应。最后，她儿子再三提示说：“妈：你好好想想，她是当年在咱们这里插队的知识青年。”我也提示说：“我还在你们家睡过觉呢。”老太太猛然反应过来了，说：“噢，你那时候住在换儿家那个箍窑（窑洞）里。”

认出我之后，她对我说：“我已经100岁了，盼望着早点死呢，可我的命牢得很呀，就是死不了。”她儿子在一边小声对我纠正说：“我妈胡说呢，她才八十四岁，哪来一百岁！”叙谈了一会儿后，我把她扶到院子里给她照了一张像。告辞的时候，我又回头看了看她，阳光下，她头上那所剩无几的银丝轻轻地飘动着。哎，你这善良的地主婆，总算不用担心挨批斗了。

叶企孙、熊大缜沉冤    淳于雁

叶企孙教授是清华大学理学院创始人、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杨振宁、李政道的老师。熊大缜是叶企孙的高足，叶本劝熊留下协助教学工作，但熊激于救国热潮，应熟人推荐，毅然奔赴八路军吕正操部的冀中根据地，为部队制造炸药军火和无线电通讯等军用器材，备受吕赏识，被委任为军区的供给部部长。

后来，受熊影响以及叶教授的协助动员，平津等地又有许多知识分子前来冀中根据地投入抗日斗争，在熊的指导下建立兵工厂，开设医院、学校、银行等机构。

熊大缜千方百计扩大制造枪支、子弹、手榴弹、地雷等弹药的生产，源源不断供应前线作战和打游击的需要。对日本侵略军威胁最大的各种特强爆炸力地雷，就是地道战、地雷战中使用的那种炸药地雷，就是经由他领导建立的技术研究社研制出来的。他们作战使用的反坦克地雷，把日军机械化部队师团的坦克、装甲车，一辆接着一辆地炸掉，并曾炸毁运送日军及装备的军用列车机头，以至于日军司令部惊呼八路拥有了反坦克的新式武器。美国盟军派来冀中考察的观察组惊叹道：“你们真有本事呀，和美国的火箭一样啊！”

冀中根据地紧靠北平、天津、保定三个被日军占领的大城市，有三条重要的铁路线包围。从军事实力的对比来看，吕正操率领的一个团兵力是很难站住脚打游击的。他们正是依靠神出鬼没的地道战、地雷战，硬是把原来“雄赳赳，气昂昂”的日军打怕了，不敢轻易出动展开扫荡，成功地巩固了根据地，创造了军事上的一大奇迹。为此，晋察冀边区司令员聂荣臻曾在唐县北大悲村接见熊大缜，对他的成就和贡献予以鼓励表扬。

就在抗战的紧要关头，冀中军区的锄奸部门突然发动一场肃反运动，扬言根据地内有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而供给部是特务的大本营。锄奸队立即把熊大缜当作汉奸、特务抓起来，供给部和所属的炸药厂、印刷所、卫生部、医院、电台、银行、报社、商店、学校等机构，共有一百多位平津来的知识分子，一律被逮捕审查，制造了一起轰动的特务汉奸大案。据说这场锄奸运动直接听命于延安，所以连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更高一级的晋察冀边区司令员聂荣臻，都不必打招呼，也无权过问。

在根据地部队转移途中，负责押解熊大缜的一个名叫史建勋的干部，因出言不逊辱骂熊是汉奸、特务，引起抗辩，双方发生口角。史一气之下，威胁要枪毙熊大缜。熊大声说：“你要打死我，不必开枪，把子弹留下来打日本鬼子！你可以用石块打死我！”这个毫无人性的刽子手，竟真的拣起一块大石头，把熊大缜活活砸到头颅爆裂、脑浆迸流而亡。熊被定性为死有余辜的国民党特务。据说史建勋因此立了大功，成为锄奸英雄，解放后官运亨通，当上高级干部。熊大缜的特大沉冤则直到1986年才由河北省委羞羞答答、轻描淡写、不痛不痒地做出一纸《关于熊大缜问题的平反决定》，敷衍了事，不了了之。 

得意门生无辜冤死，叶企孙教授多次奔走呼吁，要求调查此案，为熊平反。1967年6月，叶也作为反革命分子被北京大学红卫兵揪斗、抄家、关押、停发工资，送进黑帮劳改队，受尽人格侮辱和皮肉之苦。次年4月，中央军委办公厅又正式逮捕叶企孙，关进监狱，逼他多次写笔供承认自己是国民党CC系（中统）在清华大学的核心人物，当年亲自介绍熊大缜加入CC系，派遣他打入冀中军区开展敌特活动。叶在威逼之下违心地在交代材料上写道：“熊大缜到了今天，我对他影响很大，我教了他科学，没有对他进行人格教育，我没有尽到教育责任。”“熊之被镇压，吾认为他是确有应得之罪。”

连续八次提审讯问，逼叶“屈打成招”，可是经专案人员多次反复内查外调，查不出任何真凭实据，连蛛丝马迹都找不到，当局只得给他扣上中统特务嫌疑的罪名，在折磨监禁一年多以后把他送回北大（1952年清华物理系归入北大物理系）。名曰释放，实际上继续关押在保密的简陋斗室内隔离审查，严密封锁，与外面完全隔绝，直到1975年才解除变相监禁的隔离审查。

1976年春节，叶教授老同事、老朋友和老学生陈岱孙、吴有训、王竹溪、钱伟长等人，被允许来北大探访。由于遭到长期摧残，叶企孙过早地衰老了，腰都直不起来。他们彼此见面，恍如隔世，悲感万千。此时，北大当局给他做出的结论仍然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1977年冬末，近代中国科学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一代宗师叶企孙教授，含冤离开人世，头上还戴着一顶“特嫌”的大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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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白：文革时期，各地机关、单位、学校推行早请示晚汇报制度。每天上午8点正，学校、机关、矿山、工厂甚至火车上，所有人员都必须集中起来，把红宝书举在胸前，由一位领头的高喊“向毛主席敬礼！”然后是高唱《东方红》，再后是背诵红六段（六段毛主席语录）。当时我所在的劳改队，读的红六段包括“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等。再接下去是“老三篇天天读”，人人手捧红宝书，逐字逐句念毛泽东的三篇文章，《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和《纪念白求恩》。之后集体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唱毕，全体肃立，齐诵“敬祝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中国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至此，早请示的仪式程序算是完毕了。晚汇报的程序和内容与此相同。                                  沈不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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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告密风    梅桑榆

那时我家住在一个乡镇上。镇虽小，却是区委所在地，区直、社直机关不少。运动伊始，许多人因说话挨整，其中以税务所的杨某最为知名。杨某曾是志愿军，据说还立过功。战斗中因遇严寒，一支脚的脚趾头被冻掉，走路有点跛，人称杨瘸子。喊他瘸子等于宣传他的功勋，因而对于这一不雅的绰号，他欣然接受。杨瘸子平时爱说俏皮话。广播里天天讲马克思，他便说：“马克思，牛克思，没有钱不来事。”单位天天学毛著，他又说：“学什么毛竹，还学松杈子呢，毛竹没松杈子值钱。”

这些话都是背后与人闲扯时说的，本为玩幽默，不料竟被人告了密。先是税务所组织人写他的大字报，并开会批判，说他反动透顶，后来区里又开大会批斗，明令他和牛鬼蛇神们一起游街。谁知不批则已，一批惊人，反动透顶的杨瘸子原来就是小镇名人，现在又有了以前鲜为人知的名言，更是名声大噪。特别是他的“马克思，牛克思，没有钱不来事”一句，竟广为流传，引起许多人的感慨、共鸣和引用。当然，引用时必须在前面加上“杨瘸子说”，否则也要挨批斗。杨瘸子是老党员、老战士，立过功，又是残废军人，资格老，本钱大，被批斗几场，未戴什么帽子，仍然当他的收税员。
    
    　我的同学陈某，不善言谈，父亲又被打成投机倒把分子，内心很是自卑。他是回乡知青，本人并无政治问题，因而生产队的读报会、学毛选、批判会，他都有资格参加。一天，生产队开会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社员们边批判边呼口号，其中“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喊得最多，且一喊就要重复两三遍。这句口号，喊上几遍就成了绕口令。人喊口号时情绪往往很激动，一激动就容易出错。陈某正是如此，一不留意把两个大人物喊错了位，把该打倒的喊成要保卫的，要保卫的喊成该打倒的。上百人一齐喊口号，即便其中一人喊错了，别人也不会听出来。不料，坐在他旁边的小张，会后向大队告密，说陈某胆大包天，居然在批判会上公开喊反动口号。小张是公社书记的儿子，在陈某所在的生产队就近插队落户。

大队上报到公社，公社下令生产队对陈某进行批判。会场是三间空房，内无隔墙。批判会开始，被批判者照例要向毛主席请罪。积极分子们为了丰富斗人的乐趣，把四面墙都贴上领袖像，令陈某跪在地上，像推磨似的，转着圈向四面墙上的领袖像磕头。那场批判会，我也被喊去参加。看着同学下跪请罪的情形，我心中愀然，未等会开完，便悄悄溜走。

陈某被批斗几次之后，公社革委会给他定了个罪名——现行反革命分子，但是帽子举而不戴，管制劳动，以观后效。陈某经此一劫，精神面貌为之一变，比以前更加少言寡语。那个告密的小张，却在生产队入了党，不久便招工进了城。

因喊口号倒霉的还有曾某的老婆。曾某是公社干事，他老婆是裁缝。一天，人们上街游行，欢呼最高指示发表，她也跟着游行。在反复喊打倒刘、保卫毛时，她也把人物喊错位了。她嗓子好，声音高，“反动口号”一出口，不少人都听见，个个吓得半死。事后曾某的老婆也挨了斗，但她的运气要好得多。他丈夫是公社干部，暗中为她活动一番，以后便不了了之。

徐某40多岁，体魄健壮，是个劳动能手，犁耙扬（场）撒（种），样样精通。一日，儿子杀鸡，用刀像拉锯似的在鸡脖子上拉了两下，一松手，那公鸡在地上扇扇翅膀，挣扎了几下，竟起身跑了。徐子好一番追赶，才将其捉回。徐某见状，斥责儿子：“一只鸡都杀不死。你把它的头剁了！”不料，隔墙有耳，徐某被告密为想谋害毛主席，对儿子说，你杀毛主席要是杀不死，就把他的头剁了。造反派得到举报，如临大敌，当晚把徐某捆起来，押上会场，进行批斗。

会场就在街边，发言人几次引用告密者的话，喝问徐某为什么要谋害毛主席？为什么这么恶毒？引起许多人围观。那时，咒骂领袖的话是禁止重复的。发言人没有意识到这个禁忌，竟一再重复，弄得主持批斗会的人大感难堪。发言的人是革命群众，不好出言制止，只好向他打手势、使眼色，但发言者未能明白他的意思。一时间，会场气氛极为紧张，“誓死保卫毛主席！”“打倒反革命杀手徐某某！”的呼喊声此起彼伏。

徐某当然是死不承认，因为一承认他就完啦，即使不被枪毙，也要坐多年大牢。何况是别人诬告，他根本就没说过这话。造反派批斗了几个晚上，找不到有力证据，加上徐某祖辈贫农，后来不了了之。但徐某从此落下一个绰号——反革命杀手。同辈的人开玩笑喊他，他咧嘴一笑。若是晚辈也开这个玩笑，他便要翻脸开骂：“小狗日的，再敢喊一声，我把你的嘴撕成裤腰！”

钱某老实巴交，不苟言笑，平时只知闷着头干活，挣工分。一天，他正在自家菜园里挖地，忽然来了两个肩扛红棍子的群专队员，把他押到公社群专指挥部，关了起来，罪名是污辱伟大领袖。原来有人告密，说他用领袖像当手纸，用过后扔进粪坑。

生产队没有公厕，社员们都在自留地里垒一个简易的小厕所，仅供自用。路人若遇内急，也可就近方便。那一天，钱某的确发现自家厕所粪坑里有报纸，而且上面有领袖像，吓得赶紧将报纸捞上来，埋在粪堆里。当时各级报纸都在右上角印领袖像和一段语录，天天如此。从生产队到公社都要抓政治学习，农民也要隔三岔五地聚在一起听人读报。过期的报纸则被买给商店或卖瓜子的，用来包东西，因此，印有领袖像的报纸随处可见。公社和街边的公厕粪坑里，经常漂着印有领袖头像的报纸片。因是公厕，谁污辱的伟大领袖，无处可查，也就无人过问。

钱某受审时，开始不承认，说是别人陷害他。群专头目竟让人出示证据——原来告密者已经带人将那张报纸片从粪堆里挖出，用一张干净纸包着，送交群专头目。于是钱某辩解说，他一家人几年都没买过手纸，大便时都是用草团、树叶解决。又说，报纸都被干部们收着，他上哪弄到那东西。即使弄到，也舍不得当手纸，还留着包东西哩。他家茅坑里的报纸，一定是别人进去拉屎时丢下的。但辩解无用。群专头目说：“你还想抵赖！哪个能证明那报纸不是你扔在粪坑里的？就算不是你扔的，你把它埋在粪堆里，可是事实？”证据确凿，钱某怎么为自己辩解都没用，后来被戴上坏分子帽子，由生产队管制劳动，并经常被公社大队强迫干义务工。

我本人也吃过被人告密的苦头。村村队队大跳忠字舞，生产队派人到公社学习，然后回来教社员跳。被派去学习的孙某是团员，又是队干部，上面一有号召，就积极表现。“学成归来”教大家时，有的妇女害羞，学跳舞扭扭怩怩；有的老人放不下脸面，不愿学舞，他便板着脸训人，说上面要求男女老少都要跳，大跳大忠，不跳不忠。这显然是一顶政治帽子，我受不了他那张狂劲，便私下对他说：“跳不跳忠字舞，与忠不忠没什么关系嘛。照你这么说，坏人只要跳忠字舞就是忠，好人不跳忠字舞就是不忠了？”

不料他竟向公社打了小报告。公社干部说我对跳忠字舞向伟大领袖表忠心有抵触情绪，诋毁全民跳忠字舞的伟大意义，思想有严重问题，令生产队对我进行批判，并且说如果我态度不好，就拉到公社或大队召开批判会批斗。我父亲得知此事，着了慌，去找大队书记董开华，请他从中说情。董到生产队找到队长，问他：“东子（他一直这么称呼我）到你们队来干什么的？”队长说：“来当社员的。他还能干什么？”董开华说：“他除了来当社员，还是来接受你们再教育的。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说明他们还不成熟，有什么差池，你们要教育嘛，没有必要大动干戈，开什么批判会。队里开会教育教育他，让他做个检讨算了。”队干部们一商量，又把批判会改成教育会，并对我说：“你在会上做个检讨，就算了，我们就不追究了。”

会议名称一改，会议的性质就大不相同了，队干部的态度也温和多了。董开华怕我不愿做检讨，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东子，我看你的性格像你爸，说话直。你爸不就是吃了说话直的亏吗？你在会上认个错，不要硬顶，公社那边，我去说说，这事就过去了。下次说话可一定要注意呀！” 我也担心事情闹大。批判大会我见得多了，站在小学操场的台子上挨斗，可不是闹着玩的。当天晚上，我在队里召开的社员会上“低头认罪”，几个干部和党团员相继发言，把我“教育”了一番，此事算了结了。

被人告密诋毁忠字舞只是小事，毕竟未受什么处罚。受告密之害最深的是我每遇招工、招生、参军的机会，便有人大写“人民来信”，使我一次次被淘汰。那些“人民来信”都以揭发我父亲的政治问题为杀手锏，达到毁灭我的前途的目的。由于自己深受告密之害，参加工作后，我给自己定下一个原则：无论何时，都不向领导打别人的小报告。今天，有人将那个逝去的时代描绘成天堂，说是“民风淳朴，社会和谐”，实在不知是何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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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白：毛泽东执政28年，没订过一部民法、刑法。土改时期，县一级土改工作团就可批准杀人。文革中，公安局的军管会就可批准杀人。草率杀人，几同儿戏。追随毛泽东执行其专政任务的人，往往最终也难逃被毛戏耍凌辱打击陷害的命运。其中不少良知未泯的人越回顾越痛苦。我的朋友胡遐之，原重庆大学的地下党员，49年随军接管湖南衡山县公安局，留下工作，负责修建监狱。他说“当时重在防止逃跑，狱中生活条件多未考虑”，不料文革中自己蹲进这座监狱，并写诗记其事：“孰料残冬入狱时，北风抖索冻难持。当年愧少言人道，苦果自吞能怨谁！”那些在政治运动中“少言人道”的人，多半也遭受别人不把他们当人的折磨。    邵燕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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