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遗忘 正视历史 支持改革 促进民主 往事微痕丛书 主编·黄河清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北京 往事微痕丛书·纪实卷·之六 北大魂 甘粹 著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北京 主编的话 2007年7月，北京谢韬动议，卢玉支持，铁流诸右派老人创办了《往事微痕》期刊，每月两期，每期十余万字，迄今已出版了近40期，为1957年遭整肃的右派份子提供了一个内部交流的园地。全国幸存的右派份子十分欢迎和爱护这份刊物，纷纷来稿。这些稿子，有许多是右派老人五十余年间遭际、生活、思想的记录，是自传性的纪实文字，是对1957年“整风运动”与“反右斗争”教训的总结、评述；篇篇真切，字字血泪，使尘封的历史最现。在大量来稿中有不少数十万言的长篇，《往事微痕》期刊难以全部容纳。 2009年11月，铁流决定创办《往事微痕丛书》，将这些数十万言的纪实巨著，整理编辑成丛书形式留之后世，委托我主编。此乃善举，非独于为国家民族历尽艰难困苦、九死一生的右派老人是好事，更是为历史存真备忘。区区学识浅薄，难当大任，然义不容辞，勉为其难，承此重责。拟分为：纪实卷、研讨卷、诗歌卷、小说卷、剧本卷、散文卷、参阅卷七大部分，以纪实卷、研讨卷为主。编辑原则唯以“存真”二字为圭臬，疏漏不当不妥处，谨请指谬，以为匡正。 本期《往事微痕丛书·纪实卷·之七》是甘粹专辑：《北大魂》，14万字。 甘粹，中国人民大学调干生，1957年划为右派，与从北大过来的右派林昭一起在资料室劳动，日久生情，相亲相爱。林昭不顾流言蜚语，偏偏与他携手在校园中行走。党组织棒打鸳鸯，将甘粹流放新疆，以为惩罚。甘粹在新疆度过了二十年的艰难岁月，无日不念林昭。当他重返北京时，是寻找到的已是林昭遇难的噩耗。甘粹，是唯一一位林昭自己认可的未婚夫，有林昭挚友苏南新专同学倪竞雄和林昭胞妹彭令范回忆文章为媒证。 《北大魂》凝聚着甘粹的心魄、甘粹的泪血、甘粹对林昭的挚爱、甘粹对林昭的崇仰；更难能可贵的是甘粹将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动乱”、“暴乱”、“风波”的亲眼目睹与1957年亲身经历结合起来写，来作史实的记录和对照。《北大魂》和“六四血”揉在了一起。 林昭狱中血墨间书《致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14万字最初的整理、辨识、校对、誊录是甘粹做的，他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现在民间流传的完善版本是温州蒋文钦在甘粹的初校本基础上重校重录的。蒋文钦也是林昭北大校友、右友。历史已经铭刻了甘粹、蒋文钦对林昭最为宝贵最有价值的纪念。 《北大魂》全文转录了林昭的起诉书和林昭在起诉书上的批注。这一史料刀削斧凿了专制的狰狞、虚弱和林昭的大义凛然。 目录 主编的话………………………………………………………………………………………………3 前言……………………………………………………………………………………………………6 1、 从胡耀邦想到林昭的判决书…………………………………………………………………… 8 2、 不准记录的“录音报告”………………………………………………………………………10 3、 北京大学近年的两次民主潮……………………………………………………………………13 4、 火种来自五四，激情缘于民主…………………………………………………………………15 5、 北大鸣放参观记…………………………………………………………………………………18 6、 林希翎……………………………………………………………………………………………21 7、 人民大学鸣放会…………………………………………………………………………………25 8、 林昭追悼会………………………………………………………………………………………26 9、 北大教授的鸣放…………………………………………………………………………………30 10、 谭天荣…………………………………………………………………………………… 32 11、 胡风不是反革命………………………………………………………………………… 34 12、 “这是为什么？”……………………………………………………………………… 38 13、 思想有如春水…………………………………………………………………………… 40 14、 历史不会忘记…………………………………………………………………………… 42 15、 对话，好的开端………………………………………………………………………… 43 16、 年轻人天真无邪………………………………………………………………………… 45 17、 瞪着眼睛说瞎话………………………………………………………………………… 47 18、 请愿书和给党中央的信………………………………………………………………… 49 19、 喋血的记忆……………………………………………………………………………… 52 20、 “七十年了……”……………………………………………………………………… 55 21、 阵痛后的昏迷…………………………………………………………………………… 53 22、 民主、科学之艰难……………………………………………………………………… 59 23、 从悲愤走向绝望………………………………………………………………………… 61 24、 遐想引向那久远的昨天………………………………………………………………… 63 25、 初生牛犊不怕虎………………………………………………………………………… 65 26、 冷静地审视着一切……………………………………………………………………… 67 27、 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69 28、 我们要摸老虎的屁股…………………………………………………………………… 71 29、 一个怪影在北大游荡…………………………………………………………………… 73 30、 十二位学者的紧急呼吁………………………………………………………………… 76 31、 空留遗恨泣同窗………………………………………………………………………… 79 32、 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 82 33、 热血唤不醒冷漠………………………………………………………………………… 85 34、 学生危急！形势危急！国家危急！……………………………………………………111 35、 “怕死不反共产党！”…………………………………………………………………113 36、 平凡而伟大的灵魂………………………………………………………………………115 37、 “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117 38、 手起刀落，殷红的血……………………………………………………………………119 39、 “小平引退，李鹏下台”………………………………………………………………122 40、 平静的一天………………………………………………………………………………124 41、 静坐、游行仍在继续……………………………………………………………………125 42、 “这个方针我执行不了”………………………………………………………………126 43、 时势逆转，制止动乱……………………………………………………………………130 44、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131 45、 摩托车队被摧垮…………………………………………………………………………132 46、 这是无声的反抗…………………………………………………………………………133 47、 《新观察》的查封………………………………………………………………………135 48、 马寅初的悲剧……………………………………………………………………………137 49、 我控诉，我抗议…………………………………………………………………………139 50、 枪声震慑了人们的心……………………………………………………………………142 51、 《起诉书》的批判………………………………………………………………………143 后 记………………………………………………………………………………………………149
北大魂 前言 林昭去世已有二十一个年头了。我一直怀念她，永不忘怀。 林昭原是中国大陆北京大学的学生，一九三二年生于苏州。一九四九年苏州解放后，当时只有十七岁的林昭就参加了革命，到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学习，被分配到《苏州民报》做记者、编辑工作。一九五四年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就读。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遭到无情打击，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但她仍坚持自己的观点，继续发表意见，一九六0年又以“反革命分子”罪逮捕，被判刑二十年。在监狱中，林昭拒不低头认罪，用写诗、日记、血书等方式进行斗争。在文化大革命中，当局将她捍卫真理的言行作为反革命罪，于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将她枪杀了。一九七九年林昭的冤案得到了平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撤销了原判，宣布她无罪。 历史证实了林昭临刑前留下的遗言：“历史将宣告我无罪。”记得一九七九年我的“右派分子”改正回到北京，得知林昭平反昭雪的消息，曾与她生前的好友、同学发起筹办了一个追悼会，各地报刊也曾零星地发表了一些有关林昭的报导和追悼文章。当时，林昭的妹妹彭令范曾对我说：“你最了解我姐姐，你应该好好写一写我姐姐。”是的，我曾几次拿起笔来想写一点悼念文字，却由于悲愤在心头凝聚得太多，反而喷射不出，我写不出一个字。从一九五九年与她别离，我被流放到新疆劳动改造至一九七九年回到北京，在这长达二十年里，朝朝暮暮怀念她，年年岁岁等待着她。心想总有一天会与她重逢相聚。谁知梦断黄昏，她早已碧落黄泉。而我是孤雁南归寻故里，夕阳姑苏啼香丘。追忆林昭，我总觉得她有着一种令人吃惊的魅力和气质。这种魅力和气质是什么？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心坎里。 事隔十年后的今天，北京爆发了空前盛大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首都高等学校的数十万学生进行了示威、罢课、绝食，要求与政府对话，提出了民主、自由的口号。上街游行的人越来越多，从几万、十几万发展到近百万。参加游行的不仅是大学生，还有工人、农民、机关干部、民主党派工作人员，以至中小学生和幼儿园的娃娃。一些司法专政机关的干部、个别军事院校的干部和战士都参加了。全国各地也有两万多人专程赶来北京声援大学生的绝食，推动了全国民主浪潮的掀起，震动了全世界。 这次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可以说是中国“五四”运动以来最为空前、壮观的。我看到游行队伍中北京大学的巨幅标语，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听到学生们喊出“打倒官倒”、“惩治腐败”的口号，我激动得眼泪盈眶。这些使我想到了一九五七年的情景，想到了林昭。我脑中突然受到了神的启示，一下全明白了。林昭的神奇魅力和气质，不正是这种充满摒旧图新的“五四”精神吗？林昭坚持真理、顽强斗争、至死不悔，不正是表现了北大一种独俱魅力的精神，这就是科学、民主、自由；这就是求索、为新、向上；这就是勇敢、顽强、不屈地向旧势力抗争。这种精神是一代又一代北大人共同的结晶，是北大的光荣与骄傲。正是这种精神，决定了北大在中国历史上不同凡响的地位和作用。林昭曾在《沿着五四的道路》一首诗中写道：“北大的老钟，它曾在我们的时代的交响乐章里，奏了一支烈焰狂飚般的激情奏鸣曲……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为何如此？大约是母校有一种精神，或如说有一股“魂”，在强烈地牵系着学子的缕缕情思吧！近百年来，这里成长着中国数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精神魅力——北大魂。 三十年了，一张笑脸化成一个带血痕的影子，总在我脑屏中闪现、旋转，萦系着。它没有因岁月的流逝而稍有减色，反而被时代的激流刷得更加鲜明！北大魂——林昭，一直蕴藏在我的灵魂里，唤起我很多回忆，震憾着我的心。我记下这些，不仅是为了死者，也是为了生者。善良的人们，我们应当进一步去思考、认识社会的现实和人生的意义。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终究会以原来的面貌出现，显露出原形。历史不是依据人们的愿望，而是依据事物的真相作出裁决。人们可以从这一束手稿中，去追寻、认识这个和那个叫人难以置信的灾难深重的年代。让我们愉快地和过去诀别，不让历史重演，在人类不可抗拒的自然发展进程中努力前进，去拼搏，去创造，求得人类社会真、善、美的到来。 公义必胜，自由万岁！ 1、从胡耀邦想到林昭的判决书 1989年4月15日（星期六） 今天清晨七时五十六分，受人敬重的胡耀邦这个曾任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总书记永远闭上了双眼，过早地去世了。 胡耀邦虽然离我们远去，但他嫉恶如仇、勇敢无畏的赤子之心，却永远为人们所敬仰。使我最为钦佩和感动的是：胡耀邦以他的远见卓识、惊人的气魄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投入了拨乱反正的工作。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的各种各样“牛鬼蛇神”和一切冤假错案平反；为一九五七年五十万名被错误地划成右派分子平反；为一九五九年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志平反为地主富农分子摘帽和地主富农子女的成份问题作了正确的决定。在从一九七八年以后的短短数年中，全国平反了三百多万件冤假错案，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解救了我们民族中的精英，使亿万人们解脱了精神的枷锁，轻装投入四个现代化的建设。是他开创了一个拨乱反正的年代，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往事不堪回首。胡耀邦的逝世使我又一次想起林昭的事…… 那是在一九七九年我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回到北京，我曾跑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有关部门打听林昭的消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位负责此事的人士说，林昭的右派是属于错划，改正是没有问题的，但后来她又被上海市人民法院因反革命罪判了刑，这得由上海市人民法院甄别处理。这事拖了将近一年，最后我找到了林昭的妹妹彭令范，才得知林昭永远离开了我们，她是被枪毙的！真使我吃惊，悲痛万分。整整一个晚上，彭令范给我讲述了她姐姐的情况，并拿出一分法院的判决书，上面打印着：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80）沪高刑复字第435号 林昭，又名彭令昭、许萍，女、一九三二年生，江苏苏州市人，原北京大学学生。 林昭于一九六五年五月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现经本院覆查查明：林昭在一九五八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因精神上受到刺激，一九五九年八月开始患精神病。嗣后，曾以写长诗、文章等表示不满，并非犯罪行为。一九六五年对林昭以反革命罪判处徒刑显属不当，应予纠正。林昭被错判服刑后，精神病复发，又曾用写血书、诗歌、日记以及呼喊口号等表示不服，一九六八年将林昭在病发期间的行为又以反革命处以极刑，显属错误，应予纠正，据此本院特重新判决如下： 一、 撤销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一九六二年度静刑字第一七一号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一九六七年度沪中刑（一）字第一六号两次判决。 二、 对林昭宣告无罪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一九八О年八月二十二日 象林昭这样惨遭冤狱杀害的事，能够得到改正、平反昭雪，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这与胡耀邦领导的拨乱反正的魄力和胆略分不开的。他冲破重重阻力，为平反冤假错案，为解救那些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付出毕生心血，而被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监狱、关入牛棚、惨遭迫害的成千上万的老干部、科学家、知识分子而呕心沥血为之昭雪，永远为人们所敬仰。胡耀邦的逝世，惊天动地，人们为之哭泣。北京大学的校园里，贴出大字报《赞耀邦——并致另一些人》，表达了学生们的哀思，颂扬了他那亲切的话语、高尚的品德和对真理的执意追求精神永存大地，“耀邦精神不死！” 暮春的雨淅淅沥沥地下着，好似人们为耀邦的去世洒下的泪水。 在夜雨茫茫中，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同志，自称政法干部，捧着一只直径约十公分左右的小花圈，来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他把花圈系在北侧的保护链上，深深地鞠了三个躬就走了。这是悼念胡耀邦同志的第一个花圈。 晚上，二十时四十分，又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同志送来了一个直径约一公尺的花圈。花圈上挽联写着：“真正的共产党领袖”。落款为忠诚于您的战士顾宝忠、康华公司北京分公司职员。 二十一时三十分，电影出版社的三个人，每人拿着一朵小白花来到纪念碑前，将白花系在保护的铁链上。 二十二时十分，又有七们自称是共青团中央的人，把七朵小白花和一条黑纱系在保护链上就走了。 二十三时五十五分，四个男青年拿着一张约一公尺见方的大白纸，上写“耀邦永在，耀邦活着”，挂在纪念碑北侧的铁链上。站岗的哨兵问其姓名，四个人摇了摇头就走了。 雨，仍旧淅淅沥沥地下着、下着……
2、不准記录的“录音报告” 1989年4月16日（星期日） 今天上午八时左右，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后，悼念胡耀邦的人一个接一个来到纪念碑前。 十时三十分，两位男女青年拿着一张大白纸来到纪念碑的北侧台阶上，展开后写道：“痛悼青年知己耀邦”，落款：交通大学学生。 十时三十五分，在纪念碑的北侧铁护链的铁墩上挂了一朵小白花，花上用钢笔写着一幅挽联。上联为：献给耀邦同志。左联为：新时代的开拓者；右联为：中国改革的旗帜！ 十时四十分，在纪念碑南侧的台阶上，有人在上面放了一张白纸。上书：献给胡公仙逝和未他的未竞之业，千年封建根，万载中华祸！ 十三时十分，在纪念碑北侧的台阶上，有一家四口人献的花圈，直径约一公尺。上写：向敬爱的胡耀邦同志致敬。 十三时三十五分，两名男青年抬着一个花圈来到纪念碑前，上写：“英名永存”，深切怀念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胡耀邦。他们将花圈放好就走了。 十五时左右，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四位学生送来了一个花圈，放下就走了…… 十五时四十分左右，一位三十多岁自称政法干部的男同志，送来了一个直径约三十公分的花圈，花圈中央贴着从报纸上剪下的胡耀邦像，挽联为：为了改革奋不顾身。 今天，群众到纪念碑送花圈八个，挽联十一幅，条幅三条，白花一朵。充分表达了人民群众对胡耀邦的去世感到惋惜和悲痛。 昨天夜里我睡得很晚，做了一个梦。梦见了林昭，她笑着向我走来。我对她说：“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呢？”记得一九五七年我们离别的时候，我曾对她说过不要硬碰，鸡蛋是碰不过石头的。她却回答道：“我就是要去碰，我相信成千上亿个鸡蛋去撞击，这顽石最终也会被击碎的。”是的，林昭就是这样的一种人。强烈，是她突出性格表现，巨大的耐力使她敢于迎接艰难险阻。林昭性格刚烈，从不接受任何失败，遭到了挫折，她将会产生强烈的心理变态反应，而后她会从零开始，凭着顽强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重新奔向前方。她选定了自己要走的道路，那么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她的前进，去开创自己的信念之路。 在现在的大学生中一定有不少象林昭这样的人。绝对意识和强烈的欲望在他们的心中翻腾，并经常把他们带到一个激情茫然的忧郁世界。恰恰在这里，他们会感到人生的真正价值和乐趣。他们的内心深处经历着神秘主义骚动，一旦有了时机从自我折磨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就焕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变成令人难以想象的创造力。今天，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园出现了《哭耀邦》的大字报，中央民族学院有人贴出标语，上面写着：“不该去的去了，该死却没有死。” 晚上，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一些高等学校的学生，大约有二、三千人自发地到天安门广场集合，悼念胡耀邦同志。在集会上，学生们散发了向政府提出七条要求的传单。其具体内容是： 一、 正确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 二、 要求新闻立法，开放报界。 三、 公开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的家产及收入。 四、 否定“反对精神污染”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两次运动，为在这两次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 五、 增加教育经费，改善知识分子待遇。 六、 修改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十项规定，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 七、 正确评价学生和市民的这次自发的悼念请愿活动，并要求新闻媒介予以公正报导。 看了大学生们提出的要求，思绪把我带回到一九五七年，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反右运动无情地打击了从一九五六年五月宣布的著名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及活动中产生出来的“毒草”，其实质是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阶层中的持不同意见者展开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残酷进攻和残暴的迫害，导致了中国政策自由化时期的结束。反右运动的背景是百花齐放与整风运动。百花齐放的方针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五月二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正式宣布的。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三月十二日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毛泽东在这两个讲话中，再次确认党要忠实地执行百花齐放的方针，而且批评了有些人认为这一方针会导致全国性的骚乱的看法。他甚至为过去的花卉稀少感到遗憾，并请人们畅所欲言。他还告诫说，切不可用粗暴的、强迫的方法来解决思想问题以及宣布党中央决定该年就要在党内进行一场整风运动。整风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批评人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中的三种错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接着，各省市的党委宣传部分头作了两个讲话的传达，动员各界人士参加帮助党整风。 一九五七年春，人民大学大礼堂挤得满满的，门口还有人把守，一一清查进去的人，并一反常例地宣布了严格纪律：“只许恭听，不准记录。”原来是播放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概念，对大学生来说还十分新鲜，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讲话。毛泽东的讲话真是奥妙，耐人寻味，十分鼓动人心。大礼堂静悄悄，没有人闲聊、咳嗽，大家都专心致志的在听着。广播器里播出毛泽东的原音： ……汉阳中学学生上街，上街有什么不好；这也许是对付官僚主义的一种办法，让他们清醒一下也是好的。不这样，怎能把官僚主义烧掉！…… ……有人反对提王蒙到团中央，据说就因为他写过那么一篇小说。说这种人怎能进团中央。我就不服，写得很好嘛，谁说在中央的所在地不会有官僚主义…… 我心里明白，毛泽东说的那一篇小说是指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流沙河是有才华的，他的《草木篇》写得不错呀，有人说是毒草，我看不是；是不是毒草不能你说了算，可以讨论嘛…… ……斯大林相当缺乏辩证法，在许多问题上他是主观主义的，他就否认社会主义有人民内部矛盾…… 从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是神圣不可冒犯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批评斯大林。诸如此类的内容实在很多很多，多么富于煽动的魅力，当场就有人被撩得热泪盈眶。 到了后来，反右运动开始以后，报纸上才正式发表了这个讲话的书面文件。一看，丈二各尚摸不着头脑。公开的书面“讲话”文字和原来的“讲话”录音原话对照起来，简直面目全非；讲话中的那许许多多富于煽动性的生动内容都不见了，却另外加上六条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根据这六条标准，被删掉了的那些生动内容，都该列入毒草的范畴；而这六条标准，同时也是划分“右派”的主要依据。到这时候，才恍然大悟，“不准记录”的意图原来在此，奥妙非常，耐人寻味啊！ 在“讲话”录音传达以后，约莫一个月左右手，各地党委号召用革命精神来“帮助党整风”，全面铺开“鸣放”，一连一、两个月，纷纷召开了各种座谈会。座谈会中心只有一个：向党和领导提意见。事先，领导动员说：“要求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要担心讲错了会当右派。如果你不是右派，怎么说也不会是右派；如果你是右派，不开口也始终是右派！”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只要领导要把你打成“右派”，你不开口或是只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都逃脱不了你的“右派”命运。“右派”的罪状，固然不少是在“鸣放”中针对党或领导提出的意见、批评被说成是攻击；但更多的是被刻意引申，甚至蓄意歪曲了的平日言行，无限上纲乱扣帽子，一棍子把你打成右派。 ………… 想到过去，再看看现在的情况，大学生游行、示威、请愿，心中暗暗感觉到：难道历史又会重演吗？不！不会。现在已是八十年代了，过去悲痛的历史人们不会忘却，中国已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想念共产党绝不会再重蹈覆辙吧！
3、北京大学近年的两次民主潮 1989年4月17日（星期一） 今天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幅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送花圈的照片。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些高等院校的学生，纷纷自发地举行了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活动。中央民族学院的校园内贴出了题为《快讯》的大字报，声称“北大、清华等二十多所在京院校均掀起了反对邓小平、赵紫阳、李鹏的浪潮，以悼念胡耀邦。”中国人民大学也贴出了“几条建议”的大字报，用醒目的大字写着：“挽联、花圈都送向天安门广场集中；联合成立首都各高校治丧委员会；重新评价胡耀邦的工作；废除专制政治，建立民主政治的新秩序。”各个学校写的挽联和大字报的内容已经渐渐从个人哀悼转为政治化，要求民主、批评当权者的政治改革。口号越来越多，哀悼之思一夜之间转化为气愤之情。 同昨天相比，今天到广场送花圈的人骤然增多…… 八时三十分，纪念碑前就添了一个没有落款的花圈，直径约一公尺多。在挽联的右联上写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左联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十一时十分，在纪念碑北侧的台阶上，新华社对外采访室一名记者和清华大学的十几名大学生和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位女大学生，在谈论对胡耀邦的看法，看起来谈得很投机。 中午刮起了大风，不少花圈被刮倒。执勤的哨兵及时将花圈扶正，端放在碑基上。不少游人拥在碑前观看挽联。 十四时三十分，中国社会科学院四十多名研究生结队来到纪念碑献花圈。同时，北京师范大学的二十多名学生也送来了一个花圈，上写：师大痛悼耀邦千古。 十六时左右，第一支有五百人左右的悼念队伍出现在天安门广场西北角，领头的打着“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的旗子。“耀邦长存”的挽匾和一个两公尺高的大花圈很醒目，花圈中央一个“奠”字。这支游行队伍沿着人民大会堂、正阳门和革命博物馆绕场一周，尾随围观者达两千多人。将近十七时，这支游行队伍排列到纪念碑前。他们高声唱起了《国际歌》，激昂地呼喊着：“民主万岁，以法治国！”这是自胡耀邦去世以来的第一支游行队伍。 入夜后，纪念碑已封闭。突然有八十名大学生骑自行车来到广场，要上纪念碑最高台阶上，经过执勤哨兵的解释、劝阻，他们也不再坚持了。 深夜，北京大学一千多名学生，抬着一个大花圈，来到纪念碑前，一边呼喊“打倒寄生虫”等口号，一边游行。他们献上花圈后，成群结队的开始演讲。 大字报的风涌出现，成群结队的学生汇集在天安门，在广场上发表演说，呼喊着口号。 一九五七年春，未名湖滨的政治气候，还是春寒乍敛、轻雷隐隐的惊蛰时分。可是，不到几天功夫，百花一夜齐放，而动力的源泉却是生气勃勃的年轻学生。 自从党号召整风以来，北京大学的同学时时刻刻都在关心这个运动的开展。在那个年代他们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希望帮助党来洗涤尘垢。他们都迫切希望北大党委会能大胆放手，让大家来参加整风运动。起初，党委对同学们的要求似乎估计不足，一直慢条斯理地按着既定的步骤进行，即首先只在党内的负责干部中进行整风，学生和一般教员中的党员的整风则拟推迟到暑假中再进行，以免耽误了同学们的学业。但是，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却自动地积极行动起来参加北大的整风运动了。第一张批评性质的大字报于五月十九日清晨出现在大膳厅的大字报，建议在墙上开辟一个民主园地来展开争鸣，协助整风。这建议在同学中引起了热烈反响。大字报一张接一张地贴了出来。许多人都认为言路大开，主民气氛突增，为几年来所未见的好现象，是对北大领导的一副治病救人的清凉剂。 可是，就在当晚举行的团员大会上，某党委当众说：贴大字报不禁止，不过这并不是好形式。这番话激起了许多人的不满。第二天清晨，同学们在大膳厅及附近宿舍的墙壁上，就象“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般贴满了形形色色红的、绿的或是用旧报纸写的大字报。 这里有尖锐的杂文、短评，有马雅可夫斯基式的短诗，也有开门见山的口号和极尽讽刺之能事的对联与漫画。 大字报揭露了某些党员的特权思想和宗派主义倾向，和一般同学之间隔着一道藩蓠。也批评了一些具体措施。大家都认为在政治课教学中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不过有人认为应干脆取消，或改为选修，有人却主张仍应必修，但要好好改造教学。校务委员会的作用应当加强是大家几乎都一致强调的，但有些人主张取消党委负责制，而另些人则认为绝对不能取消。不少专业的同学要求学校给予应有的重视，明确培养的目标是什么；有的则对在入学时硬行分配专业表示反对；同学们还普遍要求，扩大选修和旁听范围……等等。 从早到晚川流不息的人群围着大膳厅及附近楼房的墙壁在看大字报，就在墙根前或是宿舍里，教室的过道或是湖边的草地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争辩。自由鸣放的风气顿时弥漫全校。二十日晚，党委会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指出目前北大的民主气氛空前高涨，思想异常活跃，而大字报则是提意见的有效方式，党委完全加以支持，希望大家能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来协助党向三害作斗争。 大字报在北大更加活跃起来了。大膳厅周围所有可利用的墙壁和立面都贴满了大字报。这儿出现了“民主墙”，那边增壁了“自由园地”，“民主论坛”，有个人属名的，有几人合出的，也有班、系学生会主办的。据一位同学的统计，截止二十二日晚，已贴出了五百多份大字报。 它们所争论的范围极其广泛。绝大多数大字报是真情流露肺腑之言，对整风很有帮助，但也有人认为有些是趁机发泄私愤的。有的大字报说，这里置杂有毒草，要求把毒草拔掉；但也有人认为毒草何足为俱，倘要把毒草拔除则连香花也会遭秧。争论的用语极其尖锐，提名道姓，毫不容情。有些人担心学生可能闹得过火了。绝大多数认为这是杞人之忧，正象翦伯赞教授所说的：同学们从前有意见没讲出来，直到今天才讲，所以情绪上有些激昂是可以理解的。大字报就象是一家里面的人说话，没有什么可怕的，应该大放大鸣。马寅初老校长也认为大家在大字报上畅所欲言是好现象。 就在这时候，不等规模的、自发或是有组织的辩论会纷纷展开了。在大膳厅前的广场上，就象是英国的海德公园一样，成千的同学在倾听一场接一场的激烈辩论。学生从下午五时到十时是辩论时间，专门辟了两个教室和在广场上搭起讲台，装上播音器供辩论之用。校刊、播音台、黑板报也都刊载同学们争鸣的论点和情况。 在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北京大学，八千多颗年轻的心炽烈地燃烧起来了。他们本着爱护党和崇高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意愿，毫不妥协地向“三害”作斗争。他们的畅所欲言，鼓励了不少参加整风的教员们也勇气百倍地站起来揭发学校领导方面的错误和缺点，大大地推动了北大的整风运动。
4、火种来自五四，激情缘于民主 1989年4月18日 （星期二） 大字报、小字报、标语、口号、传单和挽联象狂风骤雨，搅得满天星斗都涌动了。大学生们行动起来了，在大学的校园里，到处是贴大字报和看大字报的人，大家都无心上课。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院校的一些大小字报，有的说共产党是“一代奸党”，“是个即将溃灭之组织”，有的说老一辈革命家是“朽翁听政”，“独裁集权”，有的指名道姓地逐个详说中央领导同志，说什么“不该去的去了，该死的却没死”，有的要求“撤换无能政府，推翻专制君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贴出了《告全体同胞书》，要求“取消共产党一党专政，实行多党制”，“取消各团体、军队、学校、单位的党支部和政工干部”，有的发表《私有制宣传》，号召“早日敲响公有制的丧钟，去迎接共和国新的明天”，有的还提出要“邀请国民党回大陆，建立两党政治”等等。许多大小字报还提出“打倒邓小平，结束老人政治”。仅仅两三天的时间，学潮迅猛发展。游行、集会从校内扩展到校外。声势越来越大，有成千上万的学生走出校园，走上了街头，到天安门广场示威，政治口号越来越明确。 今天凌晨，北京大学学生王丹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发表演讲，提出学生游行请愿的要求：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反自由化中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清晨，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示威的同学都拥到人民大会堂前，呼喊着口号，提出要向人大常委会递交请愿书。学生们扯起一条长七公尺，宽约二公尺的白布横幅在纪念碑上，上面写着“中国魂”三个字。 上午十时许，清华大学的数百名学生来到天安门广场，给纪念碑送来了一个花圈。接着送花圈的人越来越多。过了中午，到广场的学生不断增多。下午十四时四十分，一群机关干部送来了一个花圈，上面写着：国家物价局全体团员敬献。这是政府部门送来的第一个花圈。十六时十分，北京经济学院经济系的大学生，整着队伍打着旗帜进入了广场。过了十五分钟，中央民族学院的学生，抬着大花圈来到广场。还有其他高等学校的上千名学生也陆陆续续来到天安门广场。他们在人民大会堂门前高呼：“李鹏总理，你在哪里？要求对话，为何不理！”“李鹏，出来！出来，李鹏！” 晚上十九点五十分，人大常委会才委派了全国人大代表陈希平、刘延东、宋世雄等人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从学生代表郭海峰、李京津二人手里接过了《十点示威要求》和《七点要求》的请愿书。学生代表提出要委员长出面对话的要求，而这三位人大代表却推托说，请委员长出面要有一定的程序，并劝告学生退离天安门广场。学生们不肯退出，并高呼：“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夜里，天安门广场聚集的人群越来越多，除了呼喊口号外，学生们举行了集会。有的演讲，有的发传单，还有的朗颂即兴创作的诗歌。 一九五七年五月，当“民主墙”刚出现于北大时，就贴出了一首《是时候了！》的短诗。它立刻在同学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很多人认为这首诗反映了校园内大部分年轻人共有的心情，鼓舞了大家向学校里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作斗争。但也有一些人认为这首诗过于偏激，基调不健康，把整风的目的和“五四”运动时所反对的对象混淆，因而是不利于整风的开展的。于是有人写了“朋友，把时候搞错了”的大字报来反驳，有人贴出“拔掉这根毒草”的标语。但不管怎样，从早到晚都有人在围着这首诗，用小本子把它抄下来。 是 时 候 了！ 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 沈泽宜 张元勋 （一） 是时候了， 年轻人， 放开嗓子唱！ 把我们的痛苦 和爱情 一齐都泻到纸上！ 不要背地里不平， 背地里愤慨， 背地里忧伤。 心中有甜、酸、苦、辣， 都抖出来 见见天光。 让批评和指责 急雨般落到头上， 新生的草木 从不怕太阳的照耀！ 我们的诗是一支火炬 烧毁一切 人世的藩蓠。 它的光芒无法遮拦， 因为，它的火种 来自——“五四”！！！ （二） 是时候了，向着我的今天 我发言！ 昨天，我还不敢 弹响沉重的琴弦 我只可用柔和的调子 歌唱和风和花辫！ 今天，我要歌唱起心里的歌 作为一根巨鞭 鞭笞死阳光中的一切黑暗！ 为什么，有人说：团体里没有温暖？ 为什么，有无数墙壁隔在我们中间？ 为什么，你和我不敢坦率交谈？ 为什么，…………？ 我含着愤怒的泪， 向我辈呼唤： 歌唱真理和弟兄们 快将火炬举起 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激烈的争论开始了。作者沈泽宜、张元勋（北大诗社负责人）亲自端了板凳，在北大新兴的“海德公园”捍卫自己诗的论点。他们说，“沉重的琴弦”是符合实际的，因为生活在“三害”泛滥的环境中，青年的心境是会有沉重之感的。“人世的藩蓠”“阳光下的阴暗”也是事实上存在的。“火种来自五四”这名话完全正确，因为我们所继承的是“五四”革命和民主的传统，我们不单要用这火炬向封建主义作斗争，也要用来摧毁“三害” “是时候了！”的作者在辩论中得到许多人的支持，许多原来反对它和怀疑它的人，也认为这首诗对北大整风的开展起了肯定的作用。有人贴出大字报说：“北大诗人的桂冠，应授予“是时候了！”的作者。
5、北大鳴放参观记 1989年4月19日 （星期三） 新华门是北京市中南海的正门，又称国府门。它坐落在西长安街上，东接天安门，西邻六部口，庄严肃穆，崇高神圣。门前有国旗迎风飘展，门西边有雄狮巍然耸立。新华门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是全世界瞩目的地方。昨天晚上十一时左右，就在这个地方静坐的大学生约有二千多人冲击了新华门。他们围聚在新华门前，堵塞了长安街的交通，呼喊着“李鹏出来！“的口号，每隔半小时向新华门冲击一次，一直到今天凌晨四时二十分。北京市政府在现场广播了通告，指出冲击党政机关违法的，是法制不能允许的，这已不是正常的悼念活动。要求在场的人群离开现场。清晨五时许，在工作人员和值勤武装警察的干预和疏导下，围聚在新华门前的人才逐渐散去。这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 一大早，在天安门广场的纪念碑西侧浮雕上出现了标语：“求救，今早在新华门有学生被抓！”在纪念碑东侧，贴有一首诗：“英灵不散，六神不安，回首顾盼，再搬三山”。北京中医学院一百余名学生送来了一个特大的花圈；同时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近二百人抬着一幅约两公尺高的胡光邦巨幅画像来到广场，学生们抬着画像在广场游行一周后，放在纪念碑最高的台阶上。紧接着，北京理工大学二百余人也来了，他们把一幅五公尺 长的大横幅系在纪念碑上。学生越来越多，围观的市民也很多，天安门广场的人群沸腾起来了。 今天，北京大学的学生公开宣布废除“官方”的学生会和研究生会，成立了学生自己的组织，推选出王丹、封从德、熊炎等七人组成的“北大团结学生会筹备委员会”。中午，首都高等学校的学生及市民约二十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悼念胡耀邦同志。花圈、挽联、哀乐和人潮将这座巨碑包围。下午二点左右，悼念活动达到了高潮，一幅宽二公尺，高三公尺 的胡耀邦遗像被送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北面第一平台，巨幅画像两边书写着“何处招魂，中央美院敬挽。”巨幅画像安放在纪念碑镌刻的“永垂不朽”大字的下方。天安门广场上，数不清的人头，数不清的黄色皮肤，数不清的黑眼睛，都朝向一个方向——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胡耀帮的遗像，高唱着国际歌。这雄厚、庄严的歌声震荡着广场，广场激荡中华民族的良知。 我看到如此雄伟、壮观的场面，一方面欣喜若狂，另一方面也感到有点“吃惊”。记得在一九五七年我曾有过一次这样的“吃惊”。那就是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会，曾组织同学们去北京大学“参观”和取经。那一天，我抱着好奇地心情去了，下面一段文字是当时写下的，题目是“北大参观记” 触目惊心——控诉！ 在风平浪静的人民大学生活惯了的我，刚跨进北京大学，迎面一阵疾风吹得我摇摆了一下。走进北京大学大门还不到二十步，迎面贴着一张快报，上面写着：“昨晚在X室举行控诉会，控诉人当场痛哭失声！今晚X时在X室继续控诉会！”这几句话引起了我的“条件反射”，我不安地问二位陪我们参观的北京大学的同学（都是党支部书记）“什么？控诉？控诉谁？控诉党吗？”谁知他俩根本不当一回事似的回答：“不，控诉‘三害’。走吧！这没有什么，精彩的还在里面呢” 879张大字报 二位同志对于“控诉会”用“精彩”这样褒扬的词不达意来描写，我是有点愤然的。可是，那时候已经不容我想得太多，在面前展开的情景，已经是叫我目瞪口呆了。北京大学是一所中国较大的学校，教职员工和学生是上万人的。在大饭厅和众多的教室前后那一大片墙壁上和墙报栏上，已经都密密麻麻地贴满了大字报、漫画、诗歌……四天内已经贴出了八百七十九张大字报。令人吃惊的是大字报的内容。在大字报上，有这样的口号：“胡风不是反革命，重新审讯胡风。”还有许多共产党员是爬在人民头上的特权阶级等话的文章。 这是对党员的考验 北京大学的二位同学大概看出我的思想有点混乱了，说道：“等一下再仔细看吧，现在先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我们给你介绍一下情况。”我们坐下后，他们就谈开了。他们说：“外面都在说北大的整风搞乱了。前几天，我们也觉得搞乱了。实际上，是有点乱。可是，我们觉得这次运动，对我们党的整风起的是积极作用，却不是‘乱’所能否定的。”谈起乱，我当然很关心，就问他们到底乱到什么程度。他们笑着说：“提起出‘乱子’还和你们人民大学有些关系。你们学校法律系不是有一个林希翎吗？她过去被中国青年报粗暴地批评过，说她的灵魂已经腐烂等等。虽然后来她作了检讨，她心里难免仍然存在怨气。前几天，她到我们这里来，有人请她讲话，她就很激动地在群众大会上批评了共产党。其中，还说了一些没有根据的话。什么党内大部分高级干部对百家争鸣思想想不通，毛主席作报告时百分之八十的高级干部退出会场等等。那天，听林希翎讲话的人中有不少党团员，听到这些毫无根据的话，以及胡风不是反革命等言论，沉不住气了，不许林希翎再讲下去，把她轰下了台，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但仍有不少同学却支持林希翎，坚持要求林希翎讲下去。这时，秩序乱了。乱中有人打了三位同学（未查出谁打的）。这样，在整风中就造成了党和群众的新的隔膜。不过，党看到了这个问题，加强了教育。教育党员不要用轰和压的办法去阻碍群众发表意见的积极性，坚持说服的办法。我错了，我承认错误；你错了，我批评。这样，整风便进行得比较好了。”谈到这里，二位北大的同学很感慨地接着说道：“整风对每一个共产党员是严重的考验，稍不警惕就会用宗派主义的情绪去压制群众的意见。也有可能在风浪中站不稳立场的。有一位党员过去当过政治教员，最近却对胡风是否反革命分子都怀疑起来了。” 真理愈辩愈明 听了这一番话，我心中仍旧存在着一个大疑团。我问道：“你说情况比较正常了，那么为什么大字报上的反动言论那么多呢？”他们答道：“我们边看边谈吧！”在壁报栏上，我看到一篇用毕业论文体裁和口气写的文章，内容是“介绍升官发财的途径”，什么“先要坚持做几年积极分子，吃点苦，党的话句句奉为金科玉律，向党报告群众的落后思想……这样就可以入党。入党以后，就可以步步高升、平步青云，享有一切特权……。”这当然是歪曲了党。我正想说话，二位北大的同学说道：“你再看看旁边的文章吧！”我仔细一看，旁边有好几篇批判这篇文章的大字报，用许多事实粉碎了这篇文章的言论根据。我又看了不少大字报，发现大部分显然是错误的言论都遭到批判；有些理论性的问题，大小字报在墙壁上互相热烈地争论着。这些都给了我一个印象：只要贯彻百家争鸣的精神，互相说服的办法，真理是经受得起考验的，真理是愈辩愈明的。 一个临时露天辩论会 墙报、大字报尽管五光十色，丰富多彩，但当我看到一群同学在墙报边忽然举行辩论会来，我就立刻被辩论会吸引过去了。在那堵墙前，据说已经辩论过几次了，那是几个自称“黑格尔.恩格斯学派”同学的讲台。那天，“黑恩学派”的一位代表，表示中国的民主不符合人民的要求，中国的民主不好。有人也站上几条凳子搭成的台子上去，反驳“黑恩学派”的代表，要他回答：“中国的民主与美国的民主，与一切资产阶级的民主比较，谁更民主。”“黑恩学派”代表回答道：“现在官方的宣传，说美国是‘假民主’，而我们中国就连这虚假的民主都没有，这是不能比较的。”有人抓这一点质问道：“不能比较，那来好，那来坏？”并举出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一些事实来驳斥“黑恩学派”“黑恩学派”的人也不示弱，也列举了美国的两党制进行了反驳。 搞得好还是搞糟了 虽然我们在北京大学只转了一圈，三个多小时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我看到通知栏上，晚上还有演讲会、控诉会、辩论会的通知。活动形式多种多样，内容又是那么丰富多彩，我们又怎么看得过来呢！我们只能再请二位陪同我们参观的北大同学讲一讲。 我问道：“你们觉得整风中出现的哪些形式最好？”他们答道：“很难说，同样一个形式用得好就好，用得不好就会产生副作用。”比方说吧！你们看到的有些漫画，对官僚主义揭露得那么深刻，可是有画了一幅这样的漫画，把林希翎画成一贯道的点传师。手里摇着迷魂钟。用这种人身攻击的办法，就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造成思想上的对抗，造成新的不团结。再说控诉会吧！这个名称不恰当，也有人在会上把许多捕风捉影、道听途说的事情来瞎控诉。可是，用严肃态度对待整风的同学，却在控诉会上揭发了许多三害的事实，对帮助整风有很大帮助。总而言之，只要党是积极去领导整风，不压制民主，也不听任错误思想泛滥，而是正确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各种形式都有助于整风。 我们又足足谈了二个多小时，到晚上七点钟时，因为他们要去开会，我们只得告别回中国人民大学了。在回校的路上，我想北京大学是搞好了还是搞糟了呢？我觉得很难说绝对的好或者绝对的糟。他们是乱过一阵的，可是当党正确地把整风领导起来时，民主空气真正发展起来了，思想真正解放了，马克思主义也正在百家争鸣中发展。我想总的说起来，北京大学没有搞糟，北京大学不愧有着“五四”的民主传统，他们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我想中国人民大学以稳步前进自傲，我们也的确没有“乱”的现象。可是，我们的脚步，却已经确实落在别人的后面，我们必须赶上去。
6、林希翎 1989年4月20日 （星期四） 今天，天安门广场上细雨霏霏，有两所高等学校的学生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手持血衣，声泪俱下地向人们诉说着当日凌晨，警察在新华门前毒打学生的悲惨事件。全北京高等学校的学生纷纷举行集会，声讨政府镇压学生的暴行。 消息传来：昨夜在新华门前静坐的学生和群众达二千多人，要求国家领导人出来对话。今天零点左右，新华门前出现大批军警，他们强力驱散群众。大部分学生、群众被驱赶至新华门两侧的长安街上，新华门前仅留下二百名学生围坐在门前，坚持不走。三点多钟，当局对新华门前静坐的学生播放了最后通牒：“少数知识分子在闹事，围观群众、记者在二十分钟内离开，否则后果自负。”并劝其静坐的学生离开。同时强力驱赶外国记者。到四点二十分左右，首都部分高等学校的教师和领导被派来认领本校学生。限定十分钟后一切“余人”全部离开新华门。这时，在新华门前仅剩下二百余名静坐的学生和近千名防暴警察。忽然一声令下，军警们疯了一般，冲向手无寸铁、毫无准备的学生。高喊着“打死他们！”“往死里打！”铜头皮带抽向文弱的学生。训练有素的武功，强加于年轻人的躯体上。原来秩序井然的学生队伍，一下没有了宁静。哭喊声、骂声、被打得惨叫和打人的狂啸混杂在一起。三、四个警察围住一个学生一顿毒打，鞋子打飞了、头发被揪下、衣服被撕破。两三个警察架着一个被打伤的学生扔上一辆已塞满人的公共汽车。被扔进车中的人有的抗议；有的发怒了，“文明”的警察又冲上去把骂娘的人揪了下来，又是一顿打。被毒打的学生狂喊乱叫，长安街宁静的黎明被打破了，到处回荡着同学们的叫骂：“机器！”“走狗！”“打倒法西斯！”并有人打碎了公共汽车的后窗玻璃。这时，一位靠近中门的女学生高喊道：“打倒共产党！”四名警察迅速跑过来，要将她拉下车抓走，车上的学生一轰而上，将她拉到车厢里保护起来。另一些学生则挤到车门口，又推又打，阻击警察上车。车门很小，加上众多的学生堵住车门，警察根本无法上车，只好放弃。最后，公共汽车载着哭声、载着失落的心，载着无限悲哀和愁怅往远去了，留下的是一片令人哀伤的阴影笼罩着这寂寞无声的冷清的新华门。 上午，在纪念碑和天安门广场的灯杆上，在全市的立交桥的墙壁上，在全市所有主要的交通大道上，到处都贴着“四.二Ο血案”的传单。传单上写道：警察在新华门前打人，不光打了学生，还打了妇女和小孩。有的传单甚至还说：“一千名科技工作者倒在血泊中”。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北京，北京市人民议论纷纷，沸沸扬扬。下午，一群大学生来到天安门广场，当他们看到执勤的武警战士时，都怒目相视，有的向武警吐唾味，骂警察是政府的走狗。有的还高高举起拳头，喊叫道：要向武警讨还血债。 真不敢相信这件事是真的。这传来的消息可靠吗？正当人们犹豫、怀疑、思考的时候，得到了官方的报导，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是这样宣布的：“四月二十日，发生冲击新华门事件，围聚在新华门前的一些人在拂晓前由值勤警察送上大型交通汽车回学校在这个过程中，双方曾发生互相推拉和撕打的现象。有人就造谣，‘警察在新华门打人，不光打学生，还打了工人、女人和小孩’，‘一千多名科技工作者倒在血泊中’，编造了所谓‘四 .二Ο惨案’。与此同时，又制造什么警车轧死师范大学学生的谣言，引起了许多不明真相学生们的同情和愤怒。”这份官方的公告中，也承认了有“互相推拉和撕打的现象”。 是的，谣言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刀子，它的祸害是一些卑鄙、无耻的手段都不能比拟的。特别是“官方”睁着眼睛说瞎话、制造出来的“谎言”，就显得更为狠毒、无情叫人心寒了。 一九五七年春的鸣放活动中，林希翎在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的自由论坛上，发表过六次演讲。演讲的内容涉及面较广，从中共当时的政策，到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弊病，几乎都发表了不同的政见。当时，不少人说她有一个“思想体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地全面向党进攻”。因为她的这些演讲我都没有去听，人云亦云，也曾感到疑惑。有一次就问林昭：“你认不认识林希翎？她到你们北京大学演讲说了些什么？”林昭笑了笑，说道：“我认识她，可她却不认识我，因为我仅仅是一个听众。”随着拿出日记本，说道：“我的日记上记得有，你自己看吧！” 林昭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三日的日记，是这样写林希翎的： 林希翎，这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的姑娘，今天来到我们学校参加三千人的辩论会，发表了许多令人吃惊、羡佩、高妙的言论。她穿着一身褪了色的军装，她讲了一会儿，脱掉外衣，露出白色的水手上装，头上翘着两只白蝴蝶结，一口气讲了十三个问题。她说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有百分之八十的人不同意，有的高级干部还中途退席。因此，中央最近就要“收”了……一切统治者都有共性和局限性，一旦执政就要镇压人民……我们现在过的不是真正人的生活。她认为整风是改良，我们不要改良！要作根本的改革。林希翎的讲话把未名湖的风浪推向了高潮。有人反对她，说她是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煽动性言论。但也有人称赞她，甚至高喊“林希翎万岁！”说什么“我愿和美丽的林希翎携手前进”。总之，她一夜之间成了新闻人物，成为大家谈话、辩论的中心。 林希翎的确是一个相当“泼”的姑娘，尽管她的讲话、措词比较尖刻，情绪偏激，有些地方说得太过份，不够严肃。但我认为她的心是善良的，是有着一股对于黑暗和丑恶的憎恨，以及对于美好社会生活追求的热情，这就是我们年轻一代的特性。人类的心灵应当一代比一代美好，正是依靠这种美好的心灵，我们才能够把人类引向共产主义。当然，我们年轻人是狂热的，不成熟。但是，在生活的浪涛中，我们会成熟起来。现在主要任务应当是广泛开展自由争论，全面揭露矛盾，使人民从盲从的睡梦中苏醒过来，根除三害，拥护一个最完善的社会制度及一个最正确的领导。在我们的国土上建设成为方志敏烈士所说的“到处都是活泼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代替了悲叹，笑脸代替了苦脸，富裕代替了贫穷，健康代替了疾苦，智慧代替了愚昧，友爱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代替了死亡之悲哀，明媚的花园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林昭在这天日记的后面，还录了林希翎在辩论会上的发言摘要。 林希翎在北京大学五月二十三日辩论会上的发言（摘要） 我今天很激动，到北大吸到了新鲜空气，而人大是教条主义的大蜂窝，官僚气太重。北大到底是北大，继承了五四的传统。 胡风是不是反革命：这个问题还不能肯定，现在下此结论，未免过早。证明胡风集团是反革命的材料都是非常苍白无力的，荒谬的。 我过去也写过文章批判胡风，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很可耻。 胡风如果是反革命，那为什么他把自己的纲领提给党中央呢？这不是自找苦吃吗？不管他的纲领正确与否，是不能采取镇压的手段的。为什么向党中央提意见就是反革命呢？这就是斯大林主义的方法，这就是宗派主义！胡风当时批评的宗派主义，实际上还没有现在揭露的现实生活的百分之一！ 胡风的意见书基本上是正确的，胡风提出要办同仁杂志，现在看来很正确，他批评庸俗社会学，要动摇机械论的统治是对的，因为现在的文艺创作中公式化要领很严重。文艺是反映生活的，现在的生活就是公式化概念化的，机械的单调的。党现在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胡风所提的基本一致。胡风反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说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这个讲话是抗日时期发表的，不适用了。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为什么不能反对呢？胡风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不同的意见，现在百家争鸣，很多人不是也有不同的意见吗？刘绍棠就发表了一篇文章，不赞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胡风反对宗派主义，党内是有宗派主义的，胡风触犯了文文艺界的首长周扬、何其芳，所以才整他。 胡风分子中有个别人如绿原、阿垅有历史问题，但并不都是反革命分子，例如谢韬就是个很好的教员，很早就搞革命运动。总之从三批材料来看，不能说胡风是反革命。胡风的问题假使发生在斯大林问题揭发后，或波匈事件后，提出整风的今天，就不会那样处理。当时太粗暴了。胡风的纲领若在今天提出来，也不会说他是反革命。若是鲁迅提出来，就更不是反革命了。 说他们通信秘密，哪个人通信不是秘密的呢？说他们私人间的友谊是小集团。这就使得人相互不敢说真话，难怪有人说共产党六亲不认了！按照法律只有企图推翻政权的才叫反革命分子，而胡风显然不是这样的。 今年四月，最高检察院谭副检察长到人民大学作报告时，有人问他胡风问题怎样了，他说：“现在侦查工作已经结束，但胡风很不虚心！不接受意见！”同志们，这说明什么呢？根据谭副检察长的话，胡风能算反革命吗？两年还不公布胡风案件的下文，我看共产党很为难，没法下台，知道错了又不肯认错，估计毛主席可能有两种心情：一、明知错了，不承认；二、毛主席自己明白了，但高级干部中很多人还不通。现在若对胡风平反，是有困难的。听说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有百分之八十的高级干部不同意，当时有一些高级干部还退席了。 胡风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然矛盾是会转化的，如果逼上梁山的话。从赫鲁晓夫在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可以看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也是被逼上梁山的。我们知道列宁在的时候，季诺维也夫曾出卖过情报，而列宁仍让他当中央委员，在革命胜利后斯大林消灭了他们的肉体，这是斯大林的专横。 赫鲁晓夫否认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说是美国间谍机关捏造的，这多么笨，真是撒下了弥天大谎，如果说是间谍搞的，那个间谍就是赫鲁晓夫自己！ “斯大林时代”一书出版了，这本书很好，斯特朗是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对苏联的情况很了解，但这本书只卖给十一级以上的干部看。苏联说这本书是反动的，文汇报登出了几章，苏联看到以后还质问我们，这不是苏联干涉我国内政吗？ 我国也是肃反扩大化，我们的法制是不健全的。我曾经在区法院实习过，知道最近人民代表要去检查肃反工作，我看到从法院、检察院到公安局，都忙着修改案卷，起诉书错了的修改，没有理由的补上理由，这一定是中央布置的，但是这还叫人民代表检查什么呢？ 我很同意南斯拉夫关于个人崇拜是社会制度的产物的意见。人们骂铁托、卡德尔是修正主义，可是论点苍白无力！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所有社会现象都有社会历史根源，斯大林问题绝不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斯大林问题只会发生在苏联这种国家，因苏联过去是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也是一样，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法国则不会。我觉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果是的话，也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管这个社会叫做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 我知道有很多人愿听我的话，但也有些人害怕我的讲话，我要讲下去。现在共产党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很严重，我们不要以为共产党用整风的办法，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向人民让点步就够了。我经过研究认为历史上所有的统治阶级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民主都有局限性。共产党的民主也有局限性，在革命大风暴中和人民在一起，当革命胜利了他们爬上了统治地位，就会产生思想上的局限性，就要镇压人民，采取愚民的政策，其实这是最笨的办法。 北大是放了，但我对整风还是不大乐观，因为还有很多卫道者，他们把先烈用鲜血换来的社会主义成果，作为他们向上爬的台阶。听说现在有风声要收了，想封住人民的嘴巴，这是最愚蠢的！北大是放了，高级知识分子是放了，但广大基层还没有放，现在揭发的远不及现实生活中的百分之一，别看报纸上天天登了很多问题可是都是上层民主人士揭发的，这些人年纪大，很世故，他们讲的材料很少，不够我们研究的。我们青年长个脑袋是干什么的呢？难道是让人家牵着鼻子走的吗？我们要说话。 北大这样做，是个良好的开端。现在，西北、武汉、南京等地到处学生都动起来了，可就是互不通气，报上不报导，这是封锁新闻；而我们说错了一句话，他们就可能钻空子、抓小辫子，我们应该警惕啊！我们是正直的人，正直的人到处都有，大家要联合起来！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白流！我们今天争到这一点小小的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人民群众不是阿斗，真正要解决问题只须靠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行动起来！我这样讲，并不害怕，我的朋友经常对我说：小鬼，我们都要给你送牢饭了，虽是笑话，也有可能，你们不欢迎我，我就滚蛋，我既然到这里来，就是冒着危险，坐牢也没关系！ 我们今天的斗争不是发发个人牢骚，对一切缺点不能用改良主义的办法！我们的目的很明确，为了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为了过真正人的生活。
7、人民大学鸣放会 1989年4月21日 （星期五） 血是热的，青年人的血更是火热的。“四.二Ο”新华门事件的种种传言，极大地震怒了大学生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十九所高等院校的成千上万的学生，汇集成一支浩浩荡荡的游行大军，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走向天安门广场为民请愿。响亮的口号声震荡着整个北京城。“悼念胡耀邦，加速中国的民主进程！”“抗议新华门‘四.二Ο’血案，清算法西斯罪行！”“警察殴打学生，严惩元凶！”北京的街道上，一队队示威游行的队伍打着校旗，举着花圈，高喊着口号走过。有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的，有北京钢铁学院的，有北京工业学院的。还有一支与众不同的队伍是从天津赶来的南开大学赴京请愿团。沿途群众夹道鼓掌表示敬意，有的送水，有的递黄瓜、葡萄。还有的市民举着“平平安安回家来！”的横幅，表示对学生的同情和声援。学生们高呼“理解万岁！”“人民万岁！”相互鼓掌致意。数万名学生在天安门汇集成了一片愤怒的海洋。 今天送花圈游行的人更多了。上午，有一千多人在毛主席纪念堂东侧游行。十一时，中国新闻学院上百人抬着花圈和横幅来到广场，他们爬到纪念碑最高的基座上，把花圈和横幅挂在上边，不断地呼喊着口号。紧接着，中国财贸学院百余人也来了，在纪念碑前高唱《国际歌》。下午三时三十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学校有三千多人，冲到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声称要瞻仰胡耀邦遗容。 天安门广场的人越来越多了，有些学生、工人、机关干部和市民。从傍晚到午夜，成千上万的大学生，一队队一群群，唱着《国际歌》，喊着“自由万岁”等口号，浩浩荡荡涌向广场。有的还叫喊道：“我们一直坐到明天，看他们怎么来请走我们！” 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出通知：“为了保证明天上午追悼大会的安全，晚上八时要对天安门广场进行清场”。实际上，已不可能了，确实无法清了，被激愤的人民是谁也赶不走了的。学生们怒吼了！面对着这惊心动魄的壮观场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办公大楼外面的墙壁上，贴出了四十七位著名学者、作家和社会名流的签名的《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 公开信中写道：“近日来，北京高校学生通过多种方式悼念胡耀邦，在于耀邦先生的民主形象深入人心。学生们在悼念活动中提出了许多加快民主进程的要求，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认为学生们的上述要求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对于解决中国目前的困境，收拾民心，共渡难关，提供了一些根本性的良策。我们建议党和国家领导人听取学生们的愿望和要求，直接与学生对话，不能置之不理。”参加签名的有：严家其、吴祖湘、李泽厚、包道远、北岛、宗璞、戴晴、谢冕、苏晓康、郑义等四十七人。 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就是这样的一代人：忧国忧民。表现在他们为中国人民的精神觉醒和思想解放所作出来的特殊贡献。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的时候，不正是有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为了国家，为了社会主义，抱着善良的愿望给党提出了一些批语和建议吗！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在某大学鸣放会上气氛活跃，大家坦率地发言十分扣人心弦。 葛佩琦 老师首先发言论，他说：“我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时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学校是这样，老百姓也是这样。目前物资供应紧张，是统购统销搞糟了，老百姓吃不上。有人说这是生活水平提高了；生活水平提高的是哪些人呢？是过去穿草鞋，现在坐小卧车、穿呢子衣服的党员和干部。说句良心话，物资供应之所以紧张，这是执行党的政策的人犯了错误。例如猪肉哪里去了呢？不是被老百姓吃光了，而是因为执行粮食统筹统销政策发生了偏差，老百姓不肯喂猪所造成的。” 新闻系一位老教授邵祖平听了感慨万分，接着发言，他说：“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老百姓几时也是这样，中国历史上好多这样的例子，当统治者没有得到统治地位的时候，老百姓总是欢迎他们的。但他们一旦得到了统治地位，而不顾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要反对他们。例如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时，受了日本人压迫了八年的老百姓也欢迎过国民党，后来国民党的大员搞‘五子登科’，人民就反对他们。现在情况不同了，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意见很多了，共产党若不自觉也是很危险的。”邵祖平这位老先生，稍微停下喝了一口水，又接着滔滔不绝的讲道：“现在群众在鸣放中还有顾虑。这反映了两个问题：一，反映了八年‘民主’制度的结果，群众对‘祸从口出’有深刻体会。串个门，说句话，就要被写进‘材料’中，群众对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已经颇感生疏了。二，群众对共产党说的话不敢相信怕打击报复。如果群众对党不信任，总有一天党会灭亡的。群众为什么不敢相信共产党呢？这是共产党八年教育的结果，使人不敢说话了。八年来和党来往中，群众深深感到共产党‘善变’，遇事能灵活运用，讲利害多，讲信义少。这从党的政策和党员的言行都能看出。‘民无信不立’，空喊万岁也是没有用处的。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是会垮台的，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 财贸系的讲师王德周也谈道：“党已经到了面临危机的时候了。”他说：“人民大学是党员第一、团员第二、民主党派第三，群众最差，把群众划在圈外。现在党员有两多两少，多了特权思想和优越感，少了法律感和道德感。以上这两多两少结合在一起，老百姓受得了吗？老百姓与党的距离是远的。三害不铲除，狂澜既倒。挽狂澜既倒的可能是除三害。另一个可能，被狂澜冲走，葬身鱼腹。” 鸣放会上的这些发言，后来都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罪行”。一大批教师和学生都被打成“右派”，受到了人世间从未有过的精神上的、政治上的、生活上的、肉体上的大磨难，有不少人被折磨含恨死去。谁之罪？谁又说得清楚呢！
8、林昭追悼会 1989年4月22日 （星期六） 今天，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 凌晨零时五十分，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通过新华门前。学生们高呼：“新华门前，警察打人！”“报界宣传，全是骗人！”“通报全国，严惩凶手！”“打倒官倒，清除腐败！”“自由、民主万岁！” 凌晨二时，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学生队伍陆陆续续到达了天安门广场。此时，天凉风寒，学生和人民群众汇集静坐在天安门广场上，同时推举出数名学生代表向人大常委会提出两条要求：保证学生安全，有秩序地参加悼念胡耀邦同志，并要求报纸就其不公正的报道，公开赔礼道歉；又重申学生们游行请愿的“七条”要求。可是，当局不予理睬。同学们群情激愤，高唱国际歌和国歌，口号声响成一片。各个高等学校的横幅、标语、旗帜排列成一排，挥动着示威。其中“耀邦同志永垂不朽！”“新闻要说真话！”“民主万岁！”最为醒目，激动人心。 黎明，度过不眠之夜的天安门广场迎来了第一缕晨曦。 六时三十分，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升旗仪式，鲜红的国旗迎照着满天霞光冉冉升起。三名武警战士把巨大的五星红旗升到杆顶后，又缓缓地降到旗杆中。全体学生面对着五星红旗肃立，高唱国歌，呼喊：“祖国万岁！”“人民共和国万岁！”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平台上，摆放着连日来人们送的画像，以及花圈和挽联。有好几万名大学生在此已经等待了十来个小时了，他们有还坐在地上，有的站起来伸腰舞胳膊。队伍中还有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从外地赶来的部分学生。 七时三十分，忍受了一夜干渴和饥饿的数万名学生面对着人民大会堂，秩序井然的静坐着，根本无人理会，政府当局无动于衷。庄严、高大的人民大会堂好像是一蹲沉睡了多年未醒巨兽，对在它身旁成千上万的学生视而不见，静静地躺卧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大地上。 八时十分，学生们高举着“镇压学生运动绝没有好下场——毛泽东”的条幅打头，从人民大会堂前走过。接着是中国政法大学画的三公尺见方的胡耀邦同志遗像，上缘搭着黑纱。其后是书写着宪法的大牌子，上面写着：“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剥夺人们的人身自由和权利”。后面条幅，上面写着：“新闻要讲真话！！！”“不畏强暴！反官僚反暴力！”“为死者哀，再送耀邦一程，让我们再看耀邦一眼。”游行示威肃穆、悲壮。 八时五十分，按照追悼大会的警卫措施，要对广场清场，因为人太多，已不可能了。政府当局命令武警部队从广场西端南北位一道警戒线，防止人群靠近人民大会堂。执勤武警战士列队从北向南跑去，前头刚到人民大会堂前，全被人群冲散了。拉线不成，武警战士们又赶快收拢，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设人墙，战士们一排排手挽手，足有十来层，紧贴着学生队伍前沿，背对着学生而坐。而三公尺之外，又有二、三千人全副武装的警察面对着学生队伍而坐，虎视眈眈地注视着静坐在天安门广场上成千上万的学生。 十时许，闲置了多年的广场上的扩音器响了，追悼会开始了。国歌声震荡着整个广场，肃立在广场上的数万人跟着放音器同声唱了起来，场面十分悲壮。在这种气氛中，广场上的秩序井然。追悼胡耀邦同志的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内顺利进行，中央电视台的实况转播，竞没有广场上成千上万学生痛悼胡耀邦同志的一个镜头，报纸对学生的沉痛悼念、请愿活动只字未提。 在广场上的大学生提出追悼会后，灵车要绕场一周，让大家看看耀邦同志的遗容。这是十时四十五分时，学生们再次要求对话提出的。 十一时三十五分，学生代表向追悼大会的组委会又一次提出要求瞻仰遗容，并全面报导这次学生悼念活动。官方答复是：要求学生不要妨碍交通，并允诺可以送花圈。同时，传出李鹏总理同意在十一时四十五分出来接见学生代表，进行对话的消息。 十二时二十分，两位学生抬着花圈走上人民大会堂，结果被轰了出来。 十二时五十分，大学生们左等右等，不见李鹏出来，于是有三名学生代表含着泪水，走到庄严的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将请愿书高举过头，屈下膝跪了下去。而站在台阶上的达官贵人们，对跪着的学生视而不见，不理不睬。这时，只见一位参加追悼会的老同志，抱住学生恸哭失声，好言劝退了下跪的学生。 追悼大会结束后，参加追悼会的大人先生们纷纷走出了人民大会堂。他们对示威的学生依然视而不见。不久，大批军警护送灵车从人民大会堂西侧驶去，不顾绕行天安门广场一周的常规，抛弃了参加追悼会的众多学生，直接驶向西长安街。 学生们一听说胡耀邦的灵车已经走了，再也抑制不住内心巨大的悲痛，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呼唤耀邦的声音阵阵哽咽。轻轻地呼唤道：“耀邦同志，您为中华民族竭尽心力，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您！”“您的胆识、您的英魂，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李鹏终于没有出来接见学生代表。十万学生、百万市民的期望付之东流。群众被欺骗了，激愤的学生高呼：“李鹏总理，你在哪里？不见人民，别当总理！”“改革万岁！”“法制万岁！”“人民万岁！”口号声像海潮般的澎湃在天安门广场人的海洋上空，震动了这古老的北京城，唤醒了千万市民的觉醒。 下午二时，在天安门广场静坐长达十八小时的学生，抱着疲乏不堪的身子，有秩序地缓缓移动离开了天安门广场。学生们痛哭，市民们流泪，悲愤之极。一致提出：首都高校全体学生罢课抗议。 晚上，电视的屏幕上实况重播十里长街泣送耀邦灵车的情景：西长安街汇集成送行人的海洋，灵车在人海里缓缓移动。早已等候在道路两旁的成千上万首都居民，再也抑制不住内心巨大的悲痛，潮水般地扑向灵车，路越变越窄，人民的心与耀邦同志越贴越近。七天来，积郁在人们心头的话，轻轻地送进灵车……“灵车，请你开得慢一些，让耀邦同志再看一眼我们，看一眼首都人民。”“灵车，请你开得再慢一些，我们还有许许多多心里话要告诉耀邦。”耀邦同志的家属深深理解人们悲痛的心情，从车窗内伸出一朵朵小白花，向人们挥动。 看到这一情景，我泪水在眼眶打转，悲痛不已。 一九八Ο年十二月十一日，林昭生前的老师和同学在北京市北新桥东三条胡同的中国新闻社北京分社的小会议室里举行了一次悼念会。这是一个不寻常的追悼会，一个与众不同的悼念会。既不是冤杀无辜的原错判法院来主持，对林昭宣告无罪，也不是原来的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来召集，宣布“右派”属于错划，应予改正，平反昭雪，而是死者生前的教师和同学们自己发起筹办的。有不少名人高官出席参加，有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现全国政协秘书长聂真、人民大学新闻系主任罗列、北京市政协副主任罗青，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许觉民。有林昭的教师杨晦（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杨佰俊、乐黛云、于效谦、张隆栋、伍栖强。有林昭的同学林斤澜、倪竟雄、金易东、张玲、邓荫柯、王瑾希、张元勋、陆佛为、刘绍棠等八十多人参加了悼念活动。悼念筹备组收到上海、苏州、常州、无锡、南京、杭州、广州、梅县、长沙、兰州、哈尔滨、长春、成都、乌鲁木齐、太原、银川、盐池等地发来的唁电唁函三十余份。挽联和挽诗三十余副（首）。北京大学教授张谷若、上海解放日报胡子衡、江苏作家协会高晓声、陈椿年等都写出了挽联。 为什么默默无闻的林昭，会吸引那么多名人前来悼念呢？ 一九五九年前后，上海市出现了一本名为《星火》的地下刊物，上面刊登了很多针贬时弊的文章，对“大跃进”、“共产风”表示不满，对批判彭德怀更是深表反感。林昭的长诗《海鸥之歌》和《普鲁米修士受难之日》也刊登在上面。这本地下刊物，就是林昭和她的朋友们编印的。这些愿作普鲁米修士的年轻人，当他们看到祖国和人民经受的灾难时，决心为人间偷盗天火、秘密结社、出版刊物。他们还讨论了“南共纲领”，认为南斯拉夫的经验值得中国参考借鉴，并且写了书面意见，准备寄给各省市的领导参阅。可惜，他们尚未行动，就被捕了。 林昭出身在苏州，一九五四年，她以江苏省考分最高的成绩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在此之前，她在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学习过，还在常州民报作过记者。她曾经怀着最虔诚的理想投身革命，可是在社会生活中，她却看到了另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现实：信任换来了欺骗，真正的友谊变成了相互的猜疑；真心者不受欢迎，巧言令色，到处逢迎者反而青云直上。这一切都引起了她深深的思索。 进入北京大学的第三年，“大鸣大放”开始了。林昭竭力为费孝通的“早春天气”叫好；她支持流沙河的探索；她在“自由论坛”上大声朗诵：“我是剑，我是火焰！”……她还公然说出对“绝对权威”的怀疑，并且预言：“绝对权威只有利于教条、宗派……” 林昭在北大这个民主摇篮中觉醒但也从这里跌入了深渊——她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右派”的荆冠并没有使她屈服。她给妹妹彭令范写信：“当我加冕成为“右派”后，你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体会我的心情的，我认为我热爱党的程度是压倒一切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与之相比拟。我不能忍受它对我的误解，而且误解得那样深。维系我的一切全跨了，比牛虻不信蒙泰里尼还惨……“。 在悲愤之中，林昭向一切启蒙过她的人发出了责问。她写信给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的老师：“你们为什么当时教育我要诚实、坦率，而没有教我如何做人？”终于，她从悲愤中走向绝望，她在绝命书中写道：“我的悲剧是过渡时期的悲剧，人们只看到我流泪，却看不到我心头在无声的流血……。”她对那些在历次运动中用别人的血来“染红面貌的人”深恶痛绝。她说：“我不爱也不能爱所有的人，那些折磨过、践踏过我的人，愿我的影子永远跟着他们，让他们永远记得曾出力把我拉开生活、杀死我，让他们身上永远染着我的血。” 林昭自杀被抢救后，她大声的说：“我决不低头认罪！”她又质问北京大学的领导：“蔡元培先生当年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你呢？” “反右”运动结束后，林昭被送去“劳教”，后来又因病遣送回上海家中。她和朋友们编印《星火》，就是在回沪养病这段时期。 一九六Ο年十月，林昭被捕入狱，一九六一年初，她因病“保外候审”。虽然母亲苦苦劝她安分养恙，但她为了优国优民的理想，又执意去搞结社活动。同年十二月，她再度被捕。在监狱里，林昭坚决不认罪，她一次又一次地割开血管，蘸着自己的鲜血写下了很多血诗。现仅抄录两段： “将这一滴注入祖国的血液里，将这一滴向挚爱的自由献祭。揩吧！擦吧！洗吧！这是血呢！殉难者的血迹，谁能抹得去！” “啊，大地，祖国的大地，你的苦难，可有尽期？在无声的夜里，我听见你沉郁的叹息。你为什么这样衰弱，为什么这样缺乏生机？为什么你血泪成河？为什么你常遭乱离？难道说一个真实、美好的黎明，竟永远不能在你上面升起？”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在“文化大革命”的红色恐怖之中，林昭终被枪决。当她接到判决书的时候，她留下了最后一份血写的遗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十二年过去了，这个含冤而死的普鲁米修士灵魂终于得到了昭雪。 中国的普鲁米修士，安息吧！
9、北大教授的鸣放 1989年4月23日 （星期日） 到昨天为止，首都高校的大字报已有一千多份。清华大学贴出了“李鹏辞职”的标语。北京大学的大字报是“我们要求撤换无能政府，推翻专制君主，建立民主政治”。中国人民大学的标语提出：“悼念胡公骂李公不如倒了邓公；说千条万条不如砍掉四条。”中国政法大学的大字报更加明确地说：“现在的任务是要保护活着的改革派。”有的大字报还写道：“中国只有一党专制，就是官僚。打倒共产党一党专制！”特别是发生了“四.二Ο血案”，一股狂燥的情绪就这样在大学中点然起来。 今天，到天安门广场上游行的大学生更多了，有许多学校自动罢课了。在大街上，有一些人到处散发和张贴署名“北京市工人联合会”的传单，声言工人群众坚决支持同学们的爱国民主运动。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围了很多人，有人在宣传讲演，有人在抄写挂在碑墙上的各种诗文。 北京市的二十一所高等院校的一些学生代表相互串联，在圆明园开会成立了“首都高校临时委员会”，后来改名为“北京市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高自联”。它成为整个学潮的指挥中心，使得学潮向着统一纲领、统一口号、统一组织、统一行动的方向发展。并提出“南下北上”的口号，发动全国大串联。南京、武汉、西安、长沙、哈尔滨、上海等地的高等院样都有从北京去的大学生；天津、河北、安徽、上海等地的大学生也有的来到北京参加游行。北京各高等院校内，大字报象雨后春笋一般地到处张贴着。有的大字报提出“我们不只是要罢课，我们要高唱凯歌，以实际行动联合工农，打倒暴政”。接着，一些人到中学、工厂、商店、农村串联，散发、张贴传单，扩大了事态的发展，波及到了中、小学校。有的中学出现了“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标语，有的还贴出了“罢课、罢考万岁！”的大字报。 今天的情况和三十二年前的事有惊人相似之处。所不同的：那时的大学生要温和得多，活动一般都在学校内部进行。 那是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多天以来，北京大学的党委会为了整风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参加的有党内外负责干部和具有“代表性”的教授一百余人。长久以来，闷声不响的老教授们，巍颤颤地走上台去，倾泄了几年来一直深藏在心底的话，数说委曲，提出看法。不少发言激烈火爆，指名道姓地不容情面，但更多的却是委委婉婉，转弯抹角地揭露和批评。惊蛰时分，未名湖的政治气候，已是春寒初敛、轻雷隐隐。人们的顾虑是少了，可是却不能说没有。“学校衙门化”这是王伯崖教授所说的话。大大小小数不清的办公室，重重叠叠层次分明而权限交错不清的党委和行政的机构，一道一道繁复的公事手续，贴满在墙上的各种通告批示，“左一个什么长，右一个什么主任，闹哄哄地尽在公事圈里打转转”。官风压倒学风，一天到晚，数不清的行政或是党内的会议，尽是各种领导在发号施令，汇报请示或是传达报告，而听不到有经验的老教授和权威学者的声音。甚至“连百家争鸣的方针看来也是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贯彻的”。领导上感到兴趣的是计划大纲、指标、工作量，而不是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内容。汤佩松 教授问得好：“究竟是在办大学，还是在办机关、办工厂、办农场呢？” “党群之间有座山”，许多党员不但不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反持功骄傲，以特权阶级自居。”不仅是校外调来的老干部，常使人有“天下是老子拼命打出来”的感觉，就是新在学校里吸收的党员也是一入党门便身价百倍，自命不凡起来。党员遇事都占便宜；党员学生选课有优先权利；派留学生和留助教时，首先是问支部书记而不是请教他们受业的老师，主要考虑的是“政治条件”而不是业务水平；党员教职员业务很差，凭着“政治”照样连升三级。 教授们谈，党内党外界线分明，什么事都是关起门来干。用朱光潜教授的话：“神秘得很，好象还是在做地下工作一样”。党员与群众，相互敬鬼神而远之，就是接触也不能倾心置腹。好象只要一入党，便立刻变成为抽象的“党的化身”，失去了一般人的七情六欲，共有的兴趣，甚至共同的语言。有人指出，有的被停止了党籍的人，群众关系却往往突然好转起来，实在是值得党员们深思的事。党员们跋扈越权，随之而来的自然就是非党员的有职无权。系主任常形同虚设，系里大权独揽的是系秘书，全都是从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党员。党委第一书记江隆基副校长就告诉大家，有个兼任党总支书记的系秘书，居然老气横秋地在系里一个会上引咎自责地说：“我没有把系里的工作给领导好，责任应由我负。”有位历史系的讲师甚至对做他学生的系秘书说：“你就是我的主人！”不讲别的，就连江副校长自己也承认，对马寅初校长的意见不够尊重。不只一个人指出，“每次会议上马老一讲完话，江副校长总是接着大事补充——其实应当就是修正，使得老校长的威信难以建立”。不少人说，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和学校里党政不分的领导分不开的。既然是党委领导行政，布置起工作来自然就使得党员系秘书撇开非党员的系主任、教研室主任，自顾自行其事，更别提那些没有行政职务的教授了。学校里有个地位摆得很高的校务委员会，可是毫不发生作用。冯权兰 教授说：“许多问题是已经决定了的拿到校务委员会上通过，大家也就不好发表什么意见。同时，校务委员会的人太多，不好讨论问题。校委会讨论从来不是应不应该做，而是应该如何做的问题。” 但尽管大家对此意见纷纷，有人提出：党委多半是不怎样熟谙教学业务的年轻人和校外来的老干部，对具体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隔靴搔痒，不能切中要害。因而只好搬苏联教条作救兵，靠行政命令来硬行贯彻。有人提出，为什么不当真考虑一下“教授治校”呢？？难道受了八年社会主义教育的高级知识分子是不能放手信任吗？ 不少老教授对于历次运动，特别是思想改造的偏差，提起来就有谈虎色变之感。有些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在运动中被自己孙儿一辈的学生批评得体无完肤，把他几十年研究的心血说得一文不值，至今回想起仍不免老泪纵横。其结果不但没有改好思想，反倒引起了对立面的情绪。象传鹰教授就说，他一听到“思想改造”便有反感，总是要把这和劳动改造联系起来。他认为资产阶级思想也是在好有坏，不能一概抹煞。他自己的思想主要是爱国，爱国从不后人，根本不必改造。 幕布挑开了，错综复杂的矛盾使人为之眼花缭乱。党委一再宣布要继续揭露矛盾，鼓励大家畅所欲言。但教授们指出，出台唱花脸、黑头的只是些党外的人士，党员们基本上还是在按兵不动。凭心而论，北大由于传统的民主自由作风，教授们还是比较能说话的。台上看起来很火爆热闹，实际上人们仍多多少少有几分顾虑。惊蛰时分，冬眠冻僵了的肢体，在春天的太阳中还没有完全恢复原状。总的说来，人们开始动了起来，校园里一片生机。
10、谭天荣 1989年4月24日 （星期一） 今天，天安门广场上的人仍然很多，围着一堆堆的人群，听大学生的演讲。有的说“四.二Ο惨案”政府要负责，声言要抓凶首，以谢国人；有的提出要到中小学和工厂、农村去，发动群众举行全市大罢工；有的说要慰问被打伤的病员，要印宣传品反对腐败政府，举行募捐活动等等。时局的发展令人忧虑。 人民日报今天发表评论员文章《化悲痛为力量》，提出要以大局为重，把我们的爱国热情、民主热情、改革热情、建设热情，倾注到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实际工作中去。 这篇评论员文章似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由于二十二日以来，成千上万的大学生上街游行，到天安门广场集会，去新华门静坐，在人民大会堂门前请愿，等待着政府的回答。但等来的却是漠然不理。人民政府既然听不见人民的呼声，国家未来栋梁的大学生真诚的请愿似乎是一场儿戏、毫无影响。忍饥受饿得不到理解，疲劳不堪，似乎无人知晓。大学生们终于醒悟到：政府不是希腊神话中的“爱神”，政府似乎缺乏长者的爱戴之情，要想得到他们的关怀太难了。受苦的躯体、受损的自尊心慢慢地化为力量。大家意识到一点，只有团结起来，为真理而斗争。首都的高等学校联合决定：北京市所有的高等学校联合举行总罢课！抗议暴行，为真理请愿。并通电全国，不达目的，绝不复课。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的日记，林昭写道： 昨天晚上，谭天荣（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在学校的广场上发表了令人神往的演说，并和一些同学展开辩论。今天这种方式便推广了。学生会设立了有扩音器的辩论台。到处是一团团的人群，有的边拿着饭碗边听演说。演说者针锋相对、慷慨激昂、畅所欲言。听众多至千人，少则数十人。群众高昂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在这里真正贯彻了。人们提出了多少值得党深思的问题啊！ 在辩论会上，谭天荣发表了他的一些别开生面的见解。他说：……我曾痛苦的思考过，看过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思想家的一切我能找到的经典著作。我发现一八九五年以后，马克思按照铁的必然性转化为自身的反面（第一次否定），与此相适应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相互渗透的修正主义与教条主义六十二年的绝对统治，而毛泽东的“再论”都把它归结为“人们的思想情况”，这不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又是什么。我是从物理学本身发现辩证法的，不久我就看到，现在哲学已经江河日下，一切科学在形而上学的统治下已经面临毁灭。一些著名的学者，例如周培源、钱学森、华罗庚、郭沫若等，在哲学科学和常识方面存在多么可怕的空虚和混乱啊。紧接着，我意识到，全世界面临一次空前的变革，反对殖民主义和反对教条主义的两支大军在不同领域内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北大的学生运动不过是一次世界规模的民主运动的序曲而已。全世界注视着中国，中国注视着青年学生，青年学生注视着我们北京大学。所以，我们没有权利放松自己的战斗。 接着，谭天荣又说道：我们现在正处在各种发展的质变阶段，私有制向公有制复归，教条主义向马克思主义复归，“三害”向民主复归。诸如此类，在世界范围内表现为反殖民主义与反教条主义二条战线的斗争。在中国表现为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和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之相互渗透。在这伟大的转变时期，在我看来，现在有三种力量已经形成了一支可怕的百万大军： 1、 那些认识了历史必然性，为真理而战的战士。 2、 那些象树叶一样被蹂躏的人们（无辜的被损害者）。 3、 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反人民的魔鬼们。 这支百万大军在一切领域内为自己开辟道路，谁要是阻挠，就是毁灭，一丝一毫也不差的毁灭。我们——青年同学应该属于第一种人。我们有责任在大力支援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看来我们亲爱的毛泽东同志处于十分困难的地位，我们有责任把这次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领导起来，把它引向破坏性最小的道路。让我们行动起来吧！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既然我们的愿望是合乎理性的，那么它早晚会实现的。我们没有权利有一分钟放松战斗，不要动摇，不要胆怯，不要怀疑，咬紧牙关，在我们选择的道路上勇往直前。自由、理性、人权万岁！…… 偏激到狂热程度的谭天荣使我发生了兴趣。我不能不震惊，面前也许是个不平凡的人。他能独立思想，不墨守陈规，敢于提出自己新颖的见解，敢于触动权威；这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人。如果说世界上有天才的话，这或许就是天才的起点。是的，中国需要这样的人，这样的学者和科学家。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把科学向前推进一步以至一百步。教条主义者除了象学舌的鹦鹉那样，不问什么时候都重复着“八点钟、八点钟”以外，还能给人们什么呢？我满怀喜悦地注视着这位同学，他微黑的脸孔架着黑框眼镜，眼里射出桀傲不驯的光芒。
11、胡风不是反革命 1989年4月25日 （星期二） 今天，北京的繁华地区和主要街道上，出现了许多大学生。他们打着校旗、举着横幅，汇集着一堆堆的人群，进行演讲、散发传单征集募捐。 在东单路口，北京师范大学的五百余名学生在起劲地演讲，揭露武警打大学生的暴行，痛斥共产党腐败烂透了。便道上围观听讲的人越聚越多，把自行车道堵塞了。 在地坛公园西门外，五六十名清华大学附中的学生，一边演讲，一边挥舞着手中的白旗，呼喊着：“打倒官倒！”“打倒独裁！”的口号。 在北京火车站出口处，有十多名北方交通大学的学生，手里高悬着纸牌，上面写着：“为民请愿，请捐款！”进行募捐活动。 在和平街中心花园，邮电学院有五六十名学生，打着校旗，播放音乐和散发传单，向人群演讲、募捐。 在各条街口路旁的灯杆上贴着各种大、小字报和顺口溜。好奇的北京人围着看得津津有味。在地坛公署西门一Ο四路电车停车站牌上，贴着题目为《且看今日中国官老爷们》的小字报。吸引了一大群行路人。 据有关部门统计，今天参加这些活动的有二十八所高等学校的学生，在全市一百五十多个地方进行了这类活动。 大学生们的这些活动，引起了政府部门的不安和重视，不得不同意了学生与政府对话的要求，派出了国务院副秘书长刘忠德、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汪家 、全国学联和北京市学联负责人来与学生对话。因为通知得太急促，清华大学要求对话的学生没有准备，由于对谁当代表意见不一，争持不下，一时产生不出代表，故没有进行。 官方的“北京市学生联合会”今天发表公告，说它是依照《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经过各校学生代表大会按合法程序民主产生的，都经过正式注册，获得全国学联和本会的承认，是各校合法的学生组织。并指出近期在各校相继成立的“高等学校学生联合会”、“学生自治会”等组织，违反全国学联章程，不经合法秩序，未得到政府批准，是非法组织。 称学生们自己发起、组织、成立起来的学生会为“非法”，不得不使人感到惊讶和无限悲哀，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国大陆上，法是有的，但是对付老百姓的，是形式上的存在，在许多重大问题和重大事件上，往往是“权”大于“法”，实行的不是“法制”，而是“人治”。也就是当权者说了算。这方面的事例太多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就是一个有力的说明。毛泽东一人独断专行造成的千古冤案。 一九五七年鸣放期间，林昭在五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就这样写的： ……昨晚十一点开全校党员大会，十二点才散会。据回到宿舍的某同学（党员）谈：会上，党委书记江隆基对当前整风情况作了分析，认为：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要求全体党员虚心耐心地吸取群众的意见，不要沉不住气，要继续支持大鸣大放。 这两天来，的确大鸣大放了。同学们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大字报的墙上贴出了胡奇弟同学为胡风鸣不平的大字报： 《胡风绝不是反革命分子》 风啊！风啊！， 为何今才整？！ 人啊，人啊！ 为何还不醒？！ 铁窗禁贤良， 天昏地也暗。 忠臣血洒地， 鬼神俱哭泣！ 胡奇弟同学这张大字报一贴出，就遭到一些正统先生们的谩骂和攻击，可又不敢公然亮出自己，署名“佚名”的人写了一张《为胡风鸣不平的不平》的大字报，偷偷地贴在胡奇弟大字报的旁边，其内容是： 听啊，听啊！ 满耳“呼冤”声。 人啊，人啊！ 为何不醒？！ “铁窗禁贤良” ——关得好！该关就关； “天昏地也暗” ——说得对，不敢见天； “忠臣血洒地” ——杀得好！以血还血； “鬼神俱哭泣” ——痛哭吧！同“命”相怜！ 事实上，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颂《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即第一批材料）和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开始的。五月十八日 ，经人大常委会批准将胡风逮捕。五月二十四日、六月十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第三批材料和“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的社论。从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就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 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触及了两千一百余人，逮捕九十二人，隔离审查六十二人，停职反省七十三人。到一九五六年年底，绝大部分人都作为受胡风思想影响予以解脱，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七十八人（党员占三十二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二十三人。这七十八人中，到一九五八年五月给予撤销职务、劳动教养、下放劳动等处理的有六十一人。 一九六五年，经中央批准，判处胡风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六年。一九六六年判处阿垅、贾植芳有期徒刑十二年。庄涌另案处理。其余十三人，均免于起诉，给予撤职、降级，另行安置工作的处理。是党员的开除党籍。 文化大革命中，一九六九年加判胡风无期徒刑，收监关押。粉碎“四人帮”后，一九七八年底撤销胡风无期徒刑判决，宣布释放。胡风对一九六五年的判决不服，于一九七九年四月向中央提出申诉，最后轻描淡写地宣布为冤假错案，平反昭雪了事了。把人命关天的大事，如此儿戏，也只有在共产党的中国大地上，才能找得到。而且这个冤案又是最最伟大的人物一手造成的。不信，请看看林默涵所写的《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刊登在“新文学史料”上）。作为这一事件的参与者之一，他回顾了当时的一些情况，使我们对这一错案的来龙去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现将原文摘录如下： 大约在一九五五年四月的某一天，舒芜来到中南海中宣部办公室找我，他交给我一本装订好的胡风给他信件，说其中有许多情况，可以看看。当时我认为私人信件没有什么好看的，就一直放在书架上，没有重视。隔了一段时间，我偶然拿起来翻了翻，发现其中有许多暗语，例如“两位马挂”（指何其芳、刘白羽）、“豪绅们”（指当时重庆进步作家们）、“官们”、“权贵”、“老爷们”（指一些共产党员和党的负责干部），“抬头的市价”（指茅盾）、“跳加官”（指当时进步文艺界的活动）等等；还有一些充满讥讽、憎恶的语言，例如：“因两位马挂在此，豪伸们如迎钦差，我也只好奉陪鞠躬”，“要做商人，只得和对手一道嫖赌，要在这圈子里站着不倒下，也就不得不奉陪一道跳加官，即如这几年的跳加官罢，实际上应该失陪，或者简直跳它一个魔鬼之舞的，但却一直混在蛆虫（按：指进步文艺界人士）里面”，“对于大师们（按：指批评了舒芜“论主观”的人们）的回敬，太斗鸡式了。气派不大，有一种用橡皮包着钢丝打囚徒的鞭子，打伤了而又表面上看不出伤痕，我以为是好方法”，“我积力太多的愤恨，而又觉得对象们组成了庞然的存在，所以想用集束榴弹的战法”，等等。我明白胡风信中这些话是指的什么和谁。老实说，当时看到胡风在给舒芜的信中对这么多党和非党作家们抱着这样仇视的态度。带着这样憎恶的感情，我不能不感到十分惊讶、意外，也极为气愤。我们虽然不同意他的文艺观点，但党组织是一直把他看作进步的文艺工作者，看作一家人的，怎么也想不到他在背后会采取这样的态度。有人说：舒芜这批信，是我要他交出来的。这就怪了，我又没有特异功能，怎么知道舒芜会藏有这些“宝贝信”呢？ 由于我与胡风有所接触，信中的有些暗语能够看懂，但还有很多看不懂，于是我把舒芜找来，请他把信中人们不易看懂的地方作些注释，把信按内容分分类，整理得较为醒目一些。舒芜同意并且很快整理出来了，一两天后就交给了我，他整理得很清楚。我看后把它交给了周扬。周扬看后，同我商量是否可以公开发表一下，我表示赞成。于是就将这些材料交给了《文艺报》，请主编康濯加一个编者按语发表。《文艺报》排出样子后，送给周扬和我看。我们都觉得按语还可以，准备退给康濯发表。周扬同志忽然想到，这个材料比较重要，发表前似应送毛主席看才好。我认为对。周扬就于五月九日把胡风写的一篇“自我批判”和舒芜提供的材料清样一同送给毛主席，并给主席写了一封信： “主席： 胡风的自我检讨和舒芜的揭露材料拟在下期《文艺报》（即本月十五日出版的）一同登载，胡风文前加了一个编者按语，兹送上清样，请您审阅。同期《文艺报》还有一篇许广平驳斥胡风的文章，附告。” 五月十一日 ，毛主席在周扬的信上批示： “周扬同志：按语不好，改写一个，请你和陆定一同志看看可用否？如以为可用，请另抄付印，原稿退还给我为盼！ 可登《人民日报》，然后在《文艺报》转载。按语要用较大型的字。 如不同意，可偕陆定一于今晚十一时以后，或明日下午，来我处一商。” 毛主席改写的按语，即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舒芜揭露材料的题目由《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改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按语说： “胡风的一篇在今年一月写好，二月作了修改三月又写了‘附记’的‘我的自我批判’，我们到现在才把它和舒芜的那篇‘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一同发表，是有这样一个理由，就是不让胡风利用我们的报纸继续欺骗读者。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的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读者从胡风写给舒芜的那些信上，难道可以嗅得出一丝一毫的革命气味来吗？从这些信上发散出来的气味，难道不是同我们曾经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社会新闻’、‘新闻天地’一类刊物上嗅到过的一模一样吗？什么‘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什么‘在民主要求的观点上，和封建传统反抗的各种倾向的现实主义文艺’，什么‘和人民共命运的立场’，什么‘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解放的革命思想’，什么‘符合党的政治纲领’，什么‘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这种种话，能够使人相信吗？如果不是打着假招牌，是一个真正有‘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在中国成千成万，他们是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并愿意接受党领导的），会对党和进步作家采取那样敌对、仇视和痛恨的态度吗？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胡风反革命集团中象舒芜那样被欺骗而不愿永远跟着胡风跑的人，可能还有，他们应当向党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风的材料。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从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也是骗不过人的。检讨要象舒芜那样的检讨，假检讨是不行的。路翎应当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胡风应当做剥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党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 《文艺报》原来的按语，现在已找不到了，但我记得它的内容和语气都要温和得多。毛主席写的按语，将胡风小集团定性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的小集团，这是出于我和其他一些同志的意料的。但当时，我只是感到自己的思想水平低和政治敏感性差，我对按语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其他同志也没有提出。这样，一个来本属于人民内部文艺思想上的分歧和小集团问题，就上升为敌我性质的政治问题了。 需要说明的是，除了按语经毛主席改写了之外，舒芜提供的材料并未因主席的按语而作任何改动。《人民日报》发表的舒芜提供的材料完全是根据送给毛主席的《文艺报》的清样排的。有人说舒芜在主席为胡风问题定性后，根据要求将材料重新分类并写上小标题等，是不符合事实的。 五月十六日 ，公安部拘捕了胡风。拘捕前，人国人大常委会举行会议，通过了取消胡风人大代表资格的决议。 在拘捕胡风时，又从胡风家里搜出了一些同胡风接近的人们给胡风的许多信件，这些信中也有许多暗语，公安部门看不懂，他们要求中宣部派几个比较了解胡风情况的人来整理这些信件。参加整理信件的有我、何其芳、刘白羽、张光年、郭小川、袁水柏和中宣部文艺处的一些同志。我们又整理出了第二批、第三批材料，在摘录、整理这些材料时，我们反复核对原信，以免弄错了信的原意。 五月二十四日 ，《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这批材料主要是从胡风写给他朋友的信中摘录下来的。这批材料开头、中间和结尾的按语都是毛主席修改的，有的是毛主席亲自加的。 第三批材料的编者按全是毛主席写的。但在张中晓给胡风的一封攻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信后却没有按语，这是不合适的。我和周扬认为，这可能是主席不愿意提到涉及他本人的事，便由我们两人共同起草了一段按语加上。 第三批材料公布时，“胡风反党集团”一律改为“胡风反革命集团”。
12、“这是为什么？” 1989年4月26日 （星期三） 有消息传来，对大学生的游行、请愿活动，中央已经开了会。邓小平讲了话，将大学生“闹事”定性为政治动乱，要镇压！ 果不出所料，今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社论说：“……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继续利用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制造种种谣言，蛊惑人心，利用大小字报污蔑、谩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公然违反宪法、鼓励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一部分高等学校中成立非法组织，向学生会‘夺权’，有的甚至抢学校广播室；在有的高等学校中鼓动学生罢课、罢教，甚至强行阻止同学上课，盗用工人组织名义，散发反动传单；并且四处串联，企图制造更大的事端……这些事实表明，极少数人不是在进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不是为了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政治的进程，也不是有些不满发发牢骚。他们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下午，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万人大会，号召党员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在大会上说：“不制止这场动乱将国无宁日。”他要求全市党员和人民认真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在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迅速制止这场动乱。他又说：“据了解，明天非法的学生组织将组织学生举行大规模游行活动，这是不允许的。我们要坚决按不经过批准不准上街游行的规定办。”北京市公安局今天也发出两项通告：凡举行游行示威的，必须依照《北京市关于游行示威的若干暂行规定》提出申请。未经许可的游行示威，都是非法的，一律禁止。严禁聚集街头讲演、募捐、散发传单。 天安门广场的人群依旧不少，有的看传单、小字报；有的抄记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上贴的诗句。突然，北京市公安局的防暴队来到天安门城楼，引起了人们的注视。不久，供游人观光开放的天安门城楼关闭了。一些来京旅游的打听其原因，根本不作理会。还是一位好心的人悄悄告诉要参观旅游人说，市公安局收到美联社的一条消息，称天安门城楼上有炸弹，还说天安门地区放有定时炸弹，要对城楼进行安全检查。结果，查来查去，根本没有那回事，尽管是一场虚惊，弄得广场上的人们人心惶惶。 面对着这严峻的形势，使人联想到三十二年前，也就是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社论中愤怒声讨一小批右派分子，说他们打着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幌子，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进行挑战，还公然叫嚷要共产党“下台”。所以，向右派分子发动反击是理所当然。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标志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那一短暂时期的终结，揭开了反右运动的序幕。这篇社论是毛泽东亲自撰写修改的，由他吹起了反右运动的号角。接着，人民日报在六月九日 、十日、十一日、十二日、十四日、二十二日、二十九日、七月一日……连篇累牍地发表社论，以动员群众起来参加反右，推动了反右运动的开展，进一步在全国掀起了反右高潮，遭到打击和损害的达二百万人，其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有五十多万人。 林昭在六月十日的日记记道： …… 彷徨、苦闷。 前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其用意不难理解，它说随着整风运动的进展，出现了一些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是右派分子乘机向党进攻。提出要帮助党整风，必须先击退怪影。把一些敢说敢为的人说成是神经错乱，大喊大叫的“狂人”，是“疯子”和“魔鬼”。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不！不是。我们这一群年轻人，叫喊根除三害，叫喊改革，是为着更美好更理想的明天。是的，我们国家确实比过去好多了，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我们的街头上再没有挂着星条旗的吉普车横冲直撞；在矿工的头上再没有把头的皮鞭施展淫威；在广阔的大地上再没有杨白劳的苦难，农民们在合作社的田野上自由地呼吸……。这都是铁有事实。但是，我们今天的制度不是最理想的。它年轻，它有伟大的生命力不正是它本身决定了它能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它的前途不就是千百万人所向往的共产主义。是的，我们对现状是不满足的，不正是为迎接更大的胜利，党才发起了这场伟大的整风运动。我们向“三害”进攻，不正是为了加强社会主义事业，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加强党和人民的团结。党啊！您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当最知道孩子们的心情，对母亲不必要歌功颂德，母亲最爱听的是她的毛病。因为爱的深沉，才恨得更狠，对爬在母亲身上的病菌更不能容忍。为了母亲能更好地领我们前进，母亲的病就是我们自己的病，让我们帮助母亲清除毒菌，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甚至一脚把孩子抛入“反革命”的泥坑。我要吼叫，决不允许！可悲的事终于发生，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两天来的局势，是在全国范围内有意识地收缩这次民主运动了，组织和号召开展所谓的反右派斗争。看来，热爱真理、民主、自由的人们将大难临头、在劫难逃了。悲剧，历史的悲剧。 …… 回想过去，看看现在，不禁深深哀叹：大学生们将大难监头，真是在劫难逃了。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将学生的正义要求，“清除腐败，打倒官倒”的游行示威活动定性为“动乱”。北京市召开万人大会，动员党团员干部“迅速制止”。公安局发通告：“严禁！非法！”而高等学校的大学生们根本不予理会，毫无畏惧，逆流而上，继续罢课。据统计，在北京四十多所高校的十六万名学生中，今天有六万余名大学生没有去上课。北京大学的“三角地”今天又贴出了早已被政府有关部门宣布为反动组织的《中国民联》负责人胡平等“致中国大学生们的公开信”。事态的发展，令人担忧。“善良的同学们，我衷心地钦佩你们。但，你们要警惕呵！” 执政四十年了的共产党，如果老是以为是盛气凌人，漠视群众的呼声，盲目地想相信自己的权力和武力，脱离了人民，就会走向人民的对立面，重演闯王进京的悲剧。从当前大家所揭露出来的问题来看，如果不惩治腐败，打倒官倒，难道我们不正是沿着历史上无数可悲的轨辙前进吗？我睡不着，睁着眼。窗外风声飒飒，我仿佛又听到了大学生们游行呼喊的口号声。我思索着：为什么会这样？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怎样重新呼吸着人民的一切，她将沿着怎样的道路前进？改革、开放是非常必要的。但腐败、官倒不治理也是不行的。应当让大家把意见说出来，就是有些尖锐、愤懑和偏激，也是好事，何必要把别人硬说是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呢？把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说成是“动乱”呢？ 看来，历史的悲剧将要重演。我心中一片悲凉……。
13、思想有如春水 1989年4月27日 （星期四） 今天，，北京市七十八所高等院校，有三十八所高校的三万多名学生打着校旗、高举横幅、喊着口号走出校门，上街示威游行。北京市千万人民将会永远记住这个日子，这是北京市有史以来规模最宏大、最壮观、最守秩序、最激动人心的学生大游行。 昨天，市政府发言人就发表谈话，说最近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打着推进民主“和平请愿”的旗帜，制造谣言、蛊惑人心；在一部分学校中成立非法组织，向学生会“夺权”；四处串联，企图制造更加严惩的事端，他们鼓动学生罢课，并扬言要在二十七日再次搞示威游行，都是非法的、不允许的。号召全市人民行动起来，坚决制止。 民心不可欺，大学生们根本不予理睬。今天早晨八点钟，一些高校的学生们开始在校园里聚集准备上街。学校的一些领导和教师受命前来对学生进行了劝阻，但均未能奏效。学生们在“民主、自由”的口号下联合起来，呼喊着口号：“拥护共产党！”“拥护宪法！”“拥护四项基本原则！”“消除腐败，打倒官倒！”从他们各自的校园，排着整齐的队伍走上街头，涌向首都的心赃——天安门。同一时间，首都的军警也紧急行动起来，在通往天安门的各交通大道和场所，都被重兵封锁起来了，似乎这里将会有一场血战。 大学生的游行队伍在前进！军警的队伍也在行动。八点三十分，天安门广场已经军警林立，成了一片绿色的世界。十点钟，在新街口、豁口至德胜门的立交桥，北京化工学院、北京中医学院的数百名学生，避开军警的封锁，沿着二环路孤军游行前进。十点三十分，新街口至西直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邮电学院等高校有五、六千名学生冲破军警对他们的封锁走出蒋门，上了街头，在新街口受阻转向西，沿二环路向西直门进发。十二点左右，游行队伍到达西直门，又遭到了军警对恃、静坐，近万名群众围观。人民同情、支持学生，自动让出人行便道，并将快行道上的警察团团围住，协助学生的游行队伍通过。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和要求民主之心，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终于使军警苦心经营的西直门防线被突破。学生的游行队伍冲过了西直门封锁线，继续向东挺进。在北京市西部的院校上万名学生在官园汇合，从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二点三十分，他们连续突破警察的多道封锁线，冲过复兴门，沿西长安街向东挺进。 下午三点，近千名警察在通往天安门的六部口设下了最后一道防线，竭尽全力，拼命阻挡西部来的学生游行大军。在这紧要关头，事先零散进入天安门广场的近千名学生，立即自觉地组成一支队伍，从天安门向西直插警察人墙的背后，同时，沿途的人民群众用身躯和自行车阻挡事先隐蔽在各条胡同内的大批军警冲出，掩护了游行的学生。在东西两路大军的前后夹击下，冲跨了军警的封锁人墙，打通了通向天安门广场的道路。从下午三点到七点三十分，将近四十所院校的数万名学生，在近百万市民的拥戴下，有秩序地通过天安门、东西长安街，举行了长达十多个小时的游行，受到了沿途人民群众的鼓励和支持。傍晚，示威游行的学生才逐渐散去。 据悉，北京市政府发言人再次发表声明，指出这次游行未经批准，是非法的。 面对学生们不顾政府的三令五申、冲破军警的封锁和阻挠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使人不得不佩服当代大学生们争取民主、自由的高贵热情，做出了当年我们想干而没有干的英勇行动。但是，统治者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全国性的整风运动实际上是从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开始的。《人民日报》正是在这一天发表了党中央关于进行整风的指示。整个整风活动基本上是以鸣放和讨论的形式进行的。中共中央统战部还特地组织了一些讨论会，其中最重要的一次邀请了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一些无党无派的著名人士参加。紧接着，全国各地都组织了不同层次的讨论会，与会人员也发表了各式各样的意见和见解。 就在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名人对共产党进行小心翼翼、字斟句酌的批评的时候，年轻一代却欣起了帮助党整风、消除“三害”的浪潮。具有“五四”运动革命传统、并在现代中国历史上领导过几次学生运动的北京大学，这一次又一马当先，充分地“鸣放”起来了。正如林昭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所记的： ……辩论会、讲演会继续在开。刊物如雨后春笋，有大字墙报《广场》、《自由论坛》；油印小报有《五月》、《观察家》、《红楼报》、《除三害》、《春雷》、《助整风》、《争鸣》、《百花坛》。这些都是同学们自己凑资出版的同仁刊物。突破教条主义框子，思想有如春水，饱含生气。喧嚷着、汹涌着，在一切领域内漫延起来，而且在一点上汇流——探索党内三个主义的根源，要求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有人高呼：“不要党天下，不要专政，要民主、自由、思想解放，要真正的美好的社会主义。”所有这些，不仅表达了同学们自己的生活抱负和沮丧心情，还道出了整个中国大学生们的生活目标和痛苦心情。成百上千张大字报和讽刺党员干部的漫画贴满了饭堂、宿舍、食堂和教室的墙壁。还举行了好几百次公开集会来批评党的工作中的某些失误。使同学们感到不安的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共产党领导，而是党对教育机构的管理，党的干部的傲慢态度和特权享受，重视“红”而忽视“才”，盲目吹捧苏联和反对学习西方，事无巨细都照搬苏联那一套，以及在胡风事件问题上做得过火。 同学们的强烈不满情绪，踊跃“鸣放”、大胆开展批语使整风运动到了五月最后几天和六月的第一周即达到了高潮。可是，好景不长。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毛泽东吹起了反击右派分子的号角。党的报刊连篇累牍刊载文章，劝说人民全力以赴参加反右运动。有消息传来：六月十二日 、十三日，湖北省汉阳县的上千名学生走上了街头游行示威，他们举行了罢课，张贴了许许多多大标语。上面写着：“共产党走下坡路了”、“毛泽东要下台了”、“打倒县委会”、“欢迎国民党赶快回来”等等。全国其他地方也发表过类似的事件，但这些消息一直被控制、封锁，没有报导。直到八月五日，新华社才公布了这个消息，声称是“骚乱”、“暴动”，指责游行示威的学生捣毁了县党委的办公大楼和县政府所在地，毒打共产党的干部，是反革命行动。
１４、历史不会忘记 1989年4月28日 （星期五） 从上海市传来《世界经济导报》被查封没收的消息，今天得到了证实。据新华社的报导：中共上海市委决定整顿《世界经济导报》，停止钦本立的总编辑、党组成员的职务，派驻整顿领导小组。其原因是：该报的第四三九期报纸上全面报导了《世界经济导报》与《新观察》杂志于四月十九日在北京联合召开“追悼胡耀邦同志座谈会”的内容，有严家其、戴晴等人的发言。严家其说邓小平同志已经忘了人民，脱离了人民。指出共产党要无私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不承认错误，重蹈覆辙就在眼前。戴晴谈的是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的历史，分析了历届党的总书记的命运。说党的总书记都没有好下场，都是非程序更迭。座谈会上，许多知名人士都相继发言，说明胡耀邦同志受到不公正待遇，他的辞职是党的历史上一大悲剧。要求重新对耀邦同志作出公正评价。对“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出异议，说“反自由化运动”是不得人心的。要为在反自由化中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平反昭雪，等等。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得知这一情况，亲自找钦本立谈话，要求删掉这些内容，重排改版。而钦本立拒绝了，在与市委领导的周旋时间内，十六万多份报纸已经全部印好，并有几百份提前抢送发出去，有的已送往北京了。 钦本立的一意孤行，得到的是“停职”、“整顿”。中共上海市委指责《世界经济导报》是打着所谓“新闻自由”、“敢说真话”的幌子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利用报纸的舆论导向作用，积极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公开向党中央发难。顽固坚持要发行第四三九期报纸，是一个有计划、有预谋的行动，是上海动乱的一个重要策源地，是在中国煽动和支持动乱的大合唱中一个刺耳的喇叭。 《世界经济导报》事件使人想起了三十二年前的这一段——对上海文汇报的批判。它们竟是那么微妙地相似和契合，令人感叹。 历史不会忘记：那是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吹起反右的号角后不久，在六月十四日 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说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其方针是整跨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真是“帮助整风”吗？假的。人民日报社论指出文汇报的罪状是：大量地报导了违反事实的反动新闻；大量地刊发了反动的言论；大量采用当作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工具的反动编排；成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报纸，替反动派做了几个月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喉舌。 人民日报社论的发表，动员全国人民掀起了反右运动的高潮，特别是在新闻界。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在反右运动的压力下，不得不缴械投降，俯首认罪，纷纷自我检讨，承认自己的“反党”罪行。还有一大批民主党派负责人、知名人士、作家、学者都摆脱不了“右派”的厄运。最后运动深入开展到基层，一些小县的中学老师和无关人员也都遭批斗戴上了“右派”桂冠。善良无辜的大学生，更是在劫难逃。毛泽东搞运动的一贯手法——打击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又一次运用到反右运动上来。层层分配打击任务数字。中国人民大学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在教职员和学生中划了二百多名右派分子，因上级分配的任务数字是四百名，故在一九五八年初，又补充划了一百多右，共计三百七十六名。 历史的发展，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愿一九五七年那种令人悲叹、可笑的事不再发生。尽管现在是八十年代了，但也难说。林昭式的悲剧能重演吗？
１５、对话，好的开端 1989年4月29日 （星期六） 今天下午，中央电视台现场转播了部分大学生与政府官员的座谈、对话的实况。 这次对话是全国学联、北京市学联组织的，邀请了北京市十六所高等院校四十五名学生。政府方面有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和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对话一开始，这位过去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参加过学生运动、解放后当过二十多年记者的袁木，首先就学生游行一事发表谈话。他说：“我来之前，李鹏同志还特别让我转告同学们，人民日报社论中讲到的关于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斗争问题，是针对极少数人的非法行为说的，并不是针对广大同学的。广大同学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希望推动民主进程，振兴中华，深入改革，惩治贪污、克服腐败，这些希望同政府的愿望是完全一致的。” 在对话中，大家就惩治“官倒”、清理公司、廉政建设、发展教育、新闻报导和学生罢课、游行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关于“官倒”的问题，学生们一直称“腐败是动乱的根源”。学生说，游行时，学生队伍中有一条标语叫“官倒、官倒，不打不倒”。而且，官倒问题许多涉及干部子女问题；中央是风声大、雨点小。希望落实到实处。 关于“学潮”的看法，有学生问中央对待此次学潮的态度？如何评价北京十几万学生参加的这场学生运动？北京林业大学的一位学生指出，“四．二一”和“四．二七”两次学生游行，受到数以万计的北京市民的欢迎，有的把钱、食物扔给大学生，有的喊“大学生万岁！”，说明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是民心所向。 关于“关系图”，学生说党风不正有目共睹。腐败现象严重。根据有人画的“关系图”，一些干部子弟借裙带关系获得高级职务。请问怎样从制度上解决这些问题。 关于“新闻要讲真话，学生说：报纸、电台不仅是党的喉舌，还要是人民的喉舌。这次事件一直没有全面报导。报纸、电台封锁新闻消息，也是引起这次学潮进一步高涨的原因之一。我们要求对整个事件的全过程予以报导，公之天下，公正评价。要纠正失实的报导，全面、真实、及时性地新闻报导，是民主建设的基本条件。 关于“事实真相”，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提出，在四月二十日学生游行和静坐过程中，有警察殴打学生，同学们要求政府拿出录像带，在各个学校播放当天晚上的全部录像，向大家澄清“四．二Ο”事件的真相。 关于对耀邦同志的评价，中央民族学院的一位学生说：既然胡耀邦同志对国家的改革和民主进程作出了那么重大的贡献，中央在评价中又没有说明任何问题，那么党的总书记说下就下，我要问：党内的民主生活正常吗？ 关于这次对话的本身，学生们是有不同看法的。一位学生首先声明，他是以个人身份来的，今天来的学生不能代表全体学生。学生代表应该以普选的方法产生，建议首都高校以普选的方法，选出代表来跟政府对话。有一位北京航空航天学院的学生站起来声明说，学生们要求党和政府领导人对话，而今天来对话的并不是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因此表示抗议，并立即退出了会场。当一位政法大学的学生提出，政府应同“北京大学生自治联合会”对话时，袁木、何东昌强硬表示：我们是来同全国学联、北京市学联邀请的学生进行座谈、对话的。对未经认可的非法学生组织，我们不予承认。 对话进行了三个小时。对于进行这样一场对话，人们各有评价。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好的开端，是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进步，可喜的一步。这样的对话在十年前是根本不可能想象的。对话的本身就反映了我们国家政治民主化的进步。林昭如果能活到今天，看到她的母校——北京大学的同学们和全北京市的高校同学，为争取民主、自由取得对话的胜利，她会是何等的高兴啊！ 青少年，是一个人生活起步的年代。而林昭的青少年生活，象梦、象云、象诗，只有从她的青少年同学那里去追寻那已消逝的岁月。她的一个同学回忆说： ……一九四六年，林昭在萃英中学（现在的苏州市第五中学）高中一年级读书。她的身体是瘦弱的，面色微带些苍白，给人的印象是善良而温和的。然而，她的眼睛中总是有一股执着地追求真理的神情。她从不肯随波逐流，喜欢追根究底。她的舅舅是革命烈士，被国民党杀害在南京雨花台。林昭这种追求真理的顽强和执着的精神，正是受了她舅舅的很深的影响。 林昭对社会活动，是极为热心的。不论是班级里或是全校有什么活动，她都积极参加。从不拒绝那怕是具体而锁碎的事务工作，总是热情而且勤奋。我在文心图书馆地下党同志的支持和帮助下，和杨教授、张文英等同志一起在闾门外组织了“大地图书馆”，作为团结这一带青年、传播进步文化的场所，林昭就是一个热心的参加者。在这种场合，她的性格就只有热情、积极这一面，往往不能从她的眼睛中再看见她的执着、顽强的神情。 解放以后，她到无锡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去学习，以后又分配到常州民报去工作。庄子说过：于其象鱼那样在干涸的水沟里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大海”！五十年代初期的祖国，真是朝气蓬勃，每个青年在各个不同的岗位上，如同鱼游大海，忘情地工作着。林昭更是如此。
16、年轻人天真无邪 1989年4月30日 （星期日） 昨天晚上和今天上午，在北京千万个家庭和学校学生的宿舍里，人们打开电视或收音机，收看、收听袁木、何东昌等政府官方同北京部分高校学生座谈、对话的实况。 一时间，这次对话成为人们的中心话题。由于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纸对这次对话给予了比较全面的、客观的报导，有助于广大群众了解事情的过程与真相，了解党和政府的基本态度，了解学生们的真实想法。总之，这是一次成功的对话，是推进社会民主政治的具体体现。当然，在有些问题上也还存在某些不同看法，这是正常的。有部分同学对这次对话不太满意，觉得“不过瘾”。他们认为，对话会上应该让学生多说点话，多提些问题，多讲述自己的观点。 今天下午，北京市的党政官员李锡铭、陈希同等又一次同北京市所属的十六所大专院校的二十九名大学生，面对面地进行了坦诚的对话。北京市电视台转播了对话实况。 对话会上，北京大学分校生物系学生刘立军发言，他认为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歪曲了这次学生游行的本意。他说：“如果市领导刚才表达的动乱不是指学生的意思，如果昨天袁木所传达李鹏的话在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中表达清楚的话，那么二十七日的游行规模会那么大吗？会引起那么多不必要的麻烦吗？”市长陈希同说：“说得对，我觉得这位同学说得对！我们确实一是辟谣晚了，二是对话搞晚了一些。向你们作检讨。”刘立军又说道：“市委是否考虑过使用‘动乱’这个词的副作用？这次学生运动与‘文革’动乱相比，从发生到组织形式、内容都截然不同。这次学生提出要新闻自由。如果平常同学们的正常意见能有渠道传上去的话，是否还会有今天的对话？现在是有意见平时没处表达，到时候就会出大事。各级领导是否了解同学们的情绪？我们说几个人腐败，不能说整个党不好，几个警察违纪打了人，不能说整个公安队伍不好，所以，也不能因个别大学生存在的消极方面，就认为这次学生运动是一场动乱。我认为这次学生运动是一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一个国家不能没有这种优秀的爱国青年，放弃了这些爱国青年，就等于放弃了这个国家的宝贵财富。” 对话会上，市长陈希同否定了“学生制造动乱”的说法。自称二十日凌晨在新华门前执行公务的北京市委秘书长袁立本也说道：“应该把同学同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区别开来。”他同时也主张：“把同学们与动乱区别开来。”总的说来，这是一次坦诚的交谈。 年轻人是天真无邪、热情奔放的。看了电视的实况转播，这群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他们与林昭的纯真、坚强何其相似。 一九四九年在无锡惠泉山麓的苏南新闻专科学校里，我们相识了林昭。那时她的名字叫彭令昭。虽说她是同学中年龄较小的一个，但她文思敏捷，才华出众，篇幅短小的新专纪念册上，就选录了她三篇文章，赢得了新专女才子之称。她天真善良，热情奔放、心地纯洁，对待同学以诚相见，不少同学亲呢地唤她为小妹妹。 一九五二年桂花飘香的季节，林昭被分配到常州工作三年多，其中将近两年时间是在《常州民报》度过的。她爱读书，勤工作，喜写诗歌和通讯。她担任副刊编辑，精心编辑来稿，积极撰写诗文。她在报上发表的诗、通讯有四五十篇之多。林昭身材很瘦弱，形态象个小女孩，可她待人处事又是那么能干老练。她嘴角常常带着咪笑，短小的发辫上结扎着两朵白花，身穿花格布上衣，又常常肩披外衣，轻声细步地踱来走去，那形象宛似惹人喜爱的“小花猫”，因而报社的人都亲热地叫她“小猫咪”。尽管她嘴巴不饶人，好与人争论，不轻易放过别人的缺点和错误，但她尖锐的批评中总是伴随着咪笑进行的，给人以坦率、纯真之感。她的同事同她开玩笑：“小猫咪，今天吃到鱼没有？”“小猫咪，逮到老鼠了吧！“说完，彼此哈哈一笑。笑声里洋溢着信任，寄托着希望。 谁能想到，当初很有希望的“女才子”，讨人喜欢的“小花猫”，会在十几年后受到“史无前例”令人心寒的悲惨遭遇！
17、瞪着眼睛说瞎话 1989年5月1日 （星期一） 今天是五月国际劳动节。 大概经过前两日的对话、座谈，大学生们今天似乎平静下来了，没有什么动静。 天安门广场阳光高照，春意融融。天安门城楼上宫灯高悬，彩旗飘扬，游人如织，一派节日景象。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免费开放，游人很多，男的女的，红的绿的，欢声笑语、喜气洋洋。这是半个多月来第一次再现的太平景象。人们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欢度国际劳动节。十多公尺高的孙中山先生巨幅画象，又矗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与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遥遥相对。举目望望毛泽东，转过头看看孙中山，令人颇为不解：为什么今天没有见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呢？按照过去的惯例，每逢“五一”和“十一”（国庆节），马、恩、列、斯的画像照例要摆在广场的两侧。今年没有了，令人迷惑不解。 孙中山 先生巨幅画像似乎成了一个难得的景点，吸引许多游人照相留影。新大北照相馆特地开设了以孙中山画像作背景的照相业务，不到半天，就照了十多个柯达胶卷了。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也扛着摄像机匆匆赶来，把镜头对着孙中山先生和画像下的人们。早些时候有的报纸披露：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在节日摆斯大林画像。今年的五一节，全世界摆出斯大林画像的国家，也许只剩下一个了。当年斯大林在没有头脑的人的“乌啦”声中，岂不是神气十足，奉承为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领袖。在苏联有多少由于反对斯大林的某些错误见解而被当做反革命砍去头，（“胜利者代表大会”参加者在会后两年之间被砍去了一半，选出的中央委员百分之七十被杀了头）。“反对斯大林就是反革命”，今天看来已是可笑的，但在当年却奉为天书，谁敢说个不了。只有高喊“万岁”的人才能得以生存和实惠。郭沫若是靠喊万岁起家的，人们的顺口溜：郭老不老，劲头不小，一鼓气放出“万岁之连珠炮”。他还喊过斯大林大元帅万岁，万万岁……。斯大林没有万岁，最后还是死了，但郭老却得到了一个可耻的奖金了。 法西斯的无产阶级专政可以封住人们的嘴，停住人们的笔，但永远不能停住人们的记忆。 ……在一九五七年的鸣放辩论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曾谈到苏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当时中国共产党否认有这个报告，说是美国国务院的造谣。林昭有独特的见解，她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真有其事，美国的情报人员用重金购得，在美国的报纸上全文公布了。她们大学（反映北京大学）西语系的同学全文翻译，用大字誊写出来贴在学校的校园里。中国共产党是瞪着眼睛说瞎话，说是美国间谍机关捏造的，这多么笨，真是撒下弥天大谎。” 林昭又说：我过去对斯大林的印象很好，苏共中央对斯大林的批判，我还很生气。但到我看到这个秘密报告以后，才看穿了斯大林，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法西斯暴君。“基洛夫被刺死和斯大林有关，他又利用这事件进行红色恐怖，制造列宁格勒事件杀党政军领导人”。斯大林在自己的后半生中大搞个人崇拜，一个人说了算，独断独行，将肃反问题无限扩大化。我们国家也是肃反扩大化，杀了七十七万人，其中至少有七十二万人是冤枉的。我很同意南斯拉夫关于个人崇拜是社会制度的产物的意见。人们骂铁托 .卡德尔是修正主义，可是论点苍白无力！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所有社会现象都有社会历史根源，斯大林问题绝不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斯大林问题只会发生在苏联这种国家，因为苏联过去是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也一样，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中国也在搞个人崇拜，臧克家说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还是伟大的诗人。奉承为伟大的诗人，多肉麻！又有人说毛泽东是书法家，说他的字最好，我看不见得。总之，我觉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管这个社会主义叫做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封建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 林昭的这些看法，过了三十二年的今天看来，不由言中了。中国不仅仅是个封建的社会主义，而且可以进一步说，是一个法西斯封建社会主义。尽管近十年来改革、开放，但仍然缺乏法制，而是人治。在单位是首长一个人说了算。在全国，是邓大人说了算。社会生活的现实，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18、请愿书和给党中央的信 1989年5月2日 （星期二） 今天下午，首都高等学校数十名学生向政府有关部门递交了他们给全国人大常委、国务院和中共中央的《请愿书》。 《请愿书》共有十二条，全文如下： 在“四.二七”游行之后，政府通过新闻媒介表达了愿与学生进行对话的愿望，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欢迎，为促成尽快达成实质性的对话，我们作为大家推选的代表，代表北京市高校广大同学，向政府和党中央提出我们关于对话的要求如下： 1、对话方应建立在完全平等、真诚地解决问题的基础上。在对话中，发言、质疑的机会应均等。 2、参加对话的学生代表应该由大多数高校学生（特别是参加此次四月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校学生）公认推出。同时我们认为，鉴于各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在这次运动中没有起到任何正确的引导和有益的组织作用，因此我们绝不同意由各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指派学生代表，也绝不承认由政府单方面未经广大同学的同意而私下邀请的学生充当学生代表。 3、我们提出学生代表组成方式如下：鉴于同学自发组织产生的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在这次运动中一直起领导组织作用，并且在广大同学中获得了认可，可以由市高联出面联络组织，由首都各高校学生根据人数多少的比例各推出若干名代表组成学生代表团。在代表团内部经充分讨论磋商后，从中推举出若干名学生代表作为学生一方总发言人，其他代表具有列席旁听，并对学生方面的发言作协商补充，及向政府方面发言人提出质疑的权利。 4、政府方面出席对话的人员，应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县长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级别以上，具有了解国家各种事务及决策权利的人员。 5、对话必须允许双方邀请的民间人士或团体的代表参加旁听，任何一方不能拒绝或阻拦。被邀请代表在对话过程中不具有发言权，但具有事后就对话内容发表看法的权利。 6、双方发言人必须有发言机会均等的权利。双方发言人每次发言必须限定时间，质疑应限定在三分钟以内，答问应限定在十至十五分钟之内，允许发言人在问答中多次质疑。 7、对话过程中必须允许中外记者现场采访报导，同时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应现场直播全部对话过程。对话双方均具有现场摄像录音和记录的权利，任何团体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干涉和阻挠。 8、对话应在政府和学生代表分别指定的地点轮流举行，时间可由双方协商确定。 9、政府参加对话人员在对话过程中应尽量回答并在会后尽量解决可以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如果某些问题确实不能迅即答复，可商定在限定的时间内举行下一轮对话，任何一方不得无理拒绝。 10、为保证对话结果的法律效力，对话双方必须对对话结果出具联合公告，并经双方共同签字证明。 11、必须保证对话双方代表的人身和政治安全。 12、每一轮对话之后，必须在国家各大报纸及电台上如实报告结果，出具公告，并宣布下一轮对话的时间、地点等事宜。 关于以上要求，我们声明如下： 1、为确保对话尽快达成，对以上要求，我们希望在五月三日中午十二时以前予以答复，并在对具体要求作具体答复的基础上，附注各条答复的理由，形成书面文件。 2、如果五月三日中午十二时以前我们得不到答复，我们将保留在五月四日 继续游行请愿的权利。 3、关于第一轮对话，我们建议在五月四日上午八点三十分，地点可设在北京大学。 4、此请愿书将抄一副本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 看到大学生们的《请愿书》，使我想起了自己在读大学的时候，也是象他们于样，有着不可抑制的青春热情。在一九五七年整风开始的时候，看到一些卫道者打击、压制群众的大鸣大放，就愤愤不平，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信，结果成了罪状。现原文抄录下来，也是一段历史记录： 给党中央的信 党中央办公厅 转 毛泽东同志：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这两天我的心情很沉重。因为今天在我们中国人民大学，党不是发动群众帮助党整风，党是在整学生的思想。 校内群众性的整风运动，是五月二十七日开始的，到今天才是第四天。从整风开始的第一天起，同学们就表现了极高的热情，每天深夜十二点钟，还可以看到许多同学在写大字报，揭发党的缺点。可是，也就在这几天里，我们学校的整风运动，遭受到了来自党内的巨大压力。 在学生参加整风运动以前，学生党员并没有很好的、有组织地学习党的整风指示。党委也没有教育党员怎样参加整风。（当然，一般性的号召鸣放的会议是参加过的）。不仅这样，在整风开始的前一天，当校内接到“北京大学同学可能来人民大学活动”的消息时，校党委竟错误地布置：“如果北大同学要不讲理，散布反动思想，可以把他们轰回去。”在这以前聂真副校长也在大会上宣称：“北京大学整风搞乱了，出了偏差，各种反动口号都出来了。”等等，对北京大学整风方式，完全否定。所有这些造成的后果，是很多党员在整风到来时，缺乏思想准备，不仅不倾听群众意见，鼓励群众消除顾虑，大胆鸣放。一般地却是考虑备战状态，严阵以待，一心一意去除“毒草”。 校内到处就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 有人贴了一张广告预告某日某时将在某室举行演讲，题目是：“党的危机”。还刊出了简要提示。可是讲演没有作，不少党员（也有非党员）已经在那广告普遍边贴满了驳斥的文章，大喊“党没有危机”。不少党员看到不合心意的大字报，脸立刻青了起来，在群众中指手划脚，评头品足、冷潮热讽、呕呕不绝。 在这样的空气中，同学们的顾虑不是日益消除，而是日益增加了。人们只能对校里鸡毛蒜皮的事情发表意见。至于严惩的有关国家政治生活的问题，就很少有人敢说了。 不过，校中也有思想比较活跃、比较勇敢的人。法律系的林希翎就是这样一个人。她根据自己接触到的一些事实，揭露了党和政府工作中不少比较严重的缺点，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她的意见中，有不少正确的东西，也有极多看来是不正确的论点。但不管怎样，她那种大胆揭发、独立思考的精神，正是整风中特别要提倡的。坚决支持林希翎，就能启发同学们进一步打消顾虑，打破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然而，我们的校党委却不这样做，而是接受了一部分同学的意见，让学生举行了一二千人参加的辩论会，辩论林希翎的思想。 实际上，这怎么能算辩论会？！林希翎还只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女孩子，她又是一个普通的学生，看问题有着极大的局限性，而她在发表自己的意见时，接触的问题、涉及国家生活的一切方面。如果要驳斥她，当然有很多可以驳斥的地方。我们就这样在一、二千人的大会上，一字一句地去驳斥这一非党非团的姑娘。并且很大一部分驳斥者还常常歪曲林希翎的原来精神、断章取义的批驳。于是，辩论会基本上成了斗争林希翎思想的斗争大会。这个会开了两天，其后果是给许多想鸣放的同学的心头笼上了暗影。这就是我们学校的整个情况。 敬爱的毛泽东同志，我建议中央立刻派出检查组，检查高等学校中的整风情况。在我们人民大学，在很多党员中，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思想情绪，仍占着统治地位。这种情况不改变，整风运动无法开展。
19、喋血的记忆 1989年5月3日 （星期三） 今天首都三千多名各族各界青年和中央领导多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大会。会上，赵紫阳总书记作了长篇讲话。他说：“建设和改革、民主和科学的要求是：稳定、渐进、理智、秩序、法制。当代青年最可贵、最需要的品质是：清醒、理智、坚毅、沉着、实事求是、艰苦奋斗。” 与此同时，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全国记协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就昨天北京学生提交的请愿书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 记者问，昨天，一些高校学生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厅信访部门递交了“请愿书”，提出有关与政府对话的问题，并要求今天中午以前作出答复，请问政府将如何答复。 袁木说，昨天下午三时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的负责人在国务院信访接待站接受了这份“请愿书”，“请愿书”表示欢迎与政府对话，这一立场与政府立场是一致的。我上次与学生对话时，就说过政府愿意在不同层次不同范围内通过不同渠道与各种不同观点的同学对话。这种对话是为了沟通思想、增进理解、有利于促进问题的解决，而不是政府与学生之间不同对手的谈判。昨天部分学生的“请愿书”中对对话提出了一系列的先决条件，而我早就说过，对话应建立在互相信任和诚恳的基础上，不应有先决条件。 袁木说，部分学生在“请愿书”中共提出十二条，核心的问题是三条，第一，他们要求对话排除经过民主程序选出的全国学生联合会、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和各高校的学生会和研究生会，提出决不同意由他们组织的对话，而是要由在这次游行中非法组织起来的所谓“北京市记校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对话。把由学生经过民主、合法程序选举出来的组织排除在外，而由非法成立的学生组织来参加对话，这是不合情理的，也不利于学生之间加强团结，容易引起学生之间的纷争，政府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 他说，“请愿书”中核心的第二点是要同政府平起平坐，成为谈判的对手，甚至要超越政府之上，这不仅不合情理，而且表现了青年学生相当程度上的一种幼稚的冲动。“请愿书”不仅提出了对话前政府必须事先答应的条件，而且提出政府什么人参加对话必须经过他们同意。他们规定政府出席对话的应为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以上，我想，对这些要求公众舆论也不会同意的。请大家想一想，这样的说法是否合情合理。他说，第三，“请愿书”不仅提出如此苛刻的条件，并限期答复，否则就要继续游行示威。这是最后通牒式的请愿，是带有威协性的。 袁木指出，从请愿书中可以看出，确实有人在背后给学生出主意，挑起社会动乱。政府已多次说过，挑起动乱的是极少数人。 袁木在回答美联社记者提问时说：学生后面有极少数人在出主意，这些少数人主要不是学生，但也不排除极个别的学生。他说，我们已经宣布，如果不触犯刑律，学生的过激的言论和行动都不予追究；如果触犯刑律，将按刑律追究。他再次代表政府重申，对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将加以保护、爱护，并表示充分理解。 “美国之音”的记者问：你们指的背后的少数人，是否可以点出名字来。 袁木回答说，有大量事实表明，最近在北京高等院校发生的事情，包括罢课、游行，有极少数人在那里出谋划策。举例说，被中国政府宣布为反动组织、现在美国的“中国民联”的一些成员，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问：亚洲《华尔街日报》报导说，方励之主张外国应以人权问题向中国施加压力，中国如不改变，应抽走资金，对此如何评价。 袁木回答说：“我已经看到了这方面的报导，方先生的这种主张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我想任何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公民，任何一个真心诚意地主张中国改革开放的公民，任何一位真正希望中国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富强起来的人，都会作出自己的判断的。” 袁木还说，“方励之一向打着主张中国全面改革开放的旗号，如果这一报道属实的话，这是否使人感到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呢？在中国正在一定范围内发生某种程度的动乱以及国家经济出现某些暂时的困难时，方励之提出这种主张，用心是什么？他在动乱中要扮演一个什么角色？他自己的言论和将来的事实是会作出结论的。” 香港《东方日报》记者问：为什么极少数人可以挑动上万学生游行，背后是否有什么社会原因？ 袁木说，少数人之所以能够挑起动乱，的确存在着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思想的原因，背景是复杂的。 袁木说，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也有缺点和失误。如现在还存在这样那样的贪污腐败现象，少数人利用群众对这种现象的不满，挑动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是复杂的。社会上还有极少数一直坚持反党反社会主义立场的人。有的人就是要反对国家宪法，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反对中国的各种规章程序；有的人就是唯恐天下不乱。有的人想在一场动乱中达到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不可能达到目的。据我所知，有些人已在高等院校进行了几年的思想灌输，进行了种种非法的组织串联活动，希望这些人不要以为政府很天真，不了解情况。 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说，大学生中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以上是好的，是善良的。但是他们背后确实有人在挑动他们。这些挑动的人现在有一个公开的纲领性口号，就是要求彻底否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说，“自由化是一个政治概念，就是主张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现在提出的七条要求、九条要求，包括外地的、共同点都在这里。” 香港英文《虎报》记者问：政府是否会根据法律对学生幕后的人采取行动？ 袁木回答说，对于最近动乱中直接进行打、砸、抢、烧的违法分子，政府已经采取了随时发现随时拘捕的措施，在西安、长沙已先后拘捕了一些人。但对于极少数和没有露面藏得很深出主意的人，在目前鱼龙混杂、难于把他们与广大学生分开的形势下，政府还不准备采取措施，现在采取拘捕等行动显然是愚蠢的。 袁木、何东昌等在高考招待会上的答问，批驳了学生的请愿书，称此次学潮背后有极少数人出谋划策、煽惑鼓动。袁木、何东昌的出言不逊，更加激起了大学生们的愤慨，一致决定：明天将继续举行更盛大的游行，表示抗义！ 中国就是这样：四十年了，但“左”的幽灵总是时隐时现，徘徊在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游行示威自由本来早已写入宪法的公民不可剥夺的民主权利，然而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闹事和动乱。这样一来，就把民主自由同安定团结对立起来。一九五七年那场货真价实的“反右运动”，恰恰不是实行民主自由，而是封建主义复辟，实行法西期独裁专制的结果。用高压的手段镇压了一大批争取民主而心底善良的知识分子。现在，学生一上街就被说成动乱，就要追后台、抓黑手，说什么要警惕你们背后长胡子的人。现在“指名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语句又出现了。难道一旦当了领导人就有免遭人们批评的特权了吗？学生们呼喊了一点点尖锐的口号，也成了违法行为。这一切令人感到十分不安和莫大的悲哀！ 在那十年浩劫中，现代造神运动，象一场拔地而起的龙卷风，不知破坏了多少温暖的家庭，不知窒息了多少无辜的生命。仅仅由于对毛泽东、林彪、江青有一字一句损害被定为“恶毒攻击”加以逮捕、判刑的，全国就有十万多人。在“四人帮”惨淡经营的上海，在“炮打中央文革”等罪名下制造的冤案、错案就有二十四万九千多起，受到株连的无辜群众在一百万人以上！在这种政治条件下，那些敢于向林彪、“四人帮”以及他们制造的一代迷信挑战的人们，都毫无例外地成了“恶毒攻击”的“阶级敌人”。张志新被割断喉管送上刑场已为人们所知。林昭也和张志新一样，由于她不愿意向风靡一时的现代迷信活动屈服，被关进了上海监牢。但是，她坚持用记日记、写血书等种种形式，表达自己对真理的坚强信念。她在牢狱中唱歌、喊口号，便不能不受到“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的话），以至“千刀割、万刀割”（江青的话）的惩罚。林昭终于从有期徒刑加判“死刑”，立即执行，过早地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林昭就义的详细经过至今无从查考，只知道这样一个消息：一九六八年五月一日清晨，几个“有关方面”的代表找到了她年迈的母亲，宣告林昭已于四月二十九日 被枪决。由于“反革命分子”耗费了一发子弹，她的家属必须交纳五分钱的子弹费。这真是使人毛骨悚然的天下奇闻！在中世纪被判“火刑”烧死的犯人无须交付柴火费，在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用“电椅”处死的犯人也从未交过电费，唯有在中国、在林彪、江青天的法西斯的统治下，人们竟要为自己的死刑付子弹费，这不能说是又一个“史无前例”的创造发明！
20、“七十年了……” 1989年5月4日 （星期四） 今天的北京城，气温高达摄氏三十度，持续了二十天的社会震荡也到了高潮。亚洲最大的广场——天安门广场变成了一个多元的色彩纷呈的世界。 上午，军警在天安门广场周围实行戒严和交通管制。广场正中，万名新团员在没有闲杂人等的空旷的纪念碑前宣誓入团；北面，劳动人民文化宫彩旗招展，数万青年人涌进去联欢；西面，来自四十七个成员国和地区的高级官员、金融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亚洲第二十二届年会，台湾的要员郭婉容女士第一次踏上人民大会堂台阶。就在亚行代表刚离开杨尚昆的宴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首都四十多所高校数万名学生潮水般涌进了天安门广场。学生游行队伍打出了这样的横幅——“七十年了……” 尽管在前一天，政府发言人已向中外记者表示“不希望再看到影响社会稳定的游行示威”。北京公安局昨天发出通告：五月四日早七时至晚六时，天安门广场实行戒严，禁止行人和车辆通行。但是，学生们还是来了，显然未予理会政府发言人的规劝和北京市公安局的公告。尽管政府当局从清晨就出动了大批军警，试图阻拦这次游行示威，没有奏效。 早上八时许，四十多所高校数万名学生走出校门，分东西两路向天安门广场进发。这是学生们继四月二十二日、二十七日以来的第三次较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游行的学生也不同于前两次，少了许多悲壮的色彩，显得更加从容和自信。游行队伍组织严密、秩序井然。每个学校都有佩戴袖章的学生纠察队，手拉手地护卫着游行的方阵队伍。学生们呼喊着“拥护共产党，振兴我中华”、“政治体制非改不可”、“打倒官倒、清除腐败”、“深化改革”和“对话要有诚意”等口号，徐徐前进。 下午二时左右，参加游行队伍的高校增加到七十多所，汗流浃背的游行队伍分三路到达天安门广场。学生们涌进广场，情绪激昂，唱着国歌，高举着“弘扬五四精神”、“顺应时代潮流”、“科学、民主、法制”、“今天又五四”的大幅标语。在游行队伍中，还有复旦大学、深圳大学、吉林大学、山西财经学院、香港中文大学等远道而来的学生。 数百名受职业良心驱遣的新闻记者队伍走来，使天安门广场出现了一次高潮。据悉：他们最初是在民族饭店前“集体围观”学生游行，站了两个多小时，年轻的记者终于忍不住，打起“首都新闻工作者”的横幅，跟着学生开步走来。他们喊的口号是：“新闻要说真话。”“我们想说真话。”“不要逼我们造谣。”“我们愧对人民。”“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新闻要客观公正。”“加强新闻监督，推进政治改革。”等等。 下午三时十分，“首都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学生领袖在广场宣读了他们的《五四宣言》。宣言中说：“我们促请政府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我们的思想与政府并不矛盾，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宣言最后宣布：“自五月五日全体学校复课，并将继续要求真正的对话。”这是首都高校学生在连续罢课九天之后的表示：他们将于明天复课。 下午四时左右，集会结束。游行队伍有秩序地缓缓离开了天安门广场。游行的学生拖着疲惫的步子踏上了归途。参加这次游行集会除本市的学生外，还有来自天津、上海、长沙、南京、西安等地的一些高校的学生。游行队伍从始至终都是在众多的市民群众拥戴下行进。北京市的人民都积极支持学生们的示威游行，说这是“五四”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学生运动，今天的壮举是纪念“五四”最有意义的举动。人们认为：清除腐败，打倒官倒是符合民意的。 另外，有消息传来：今天发生游行的城市有上海、武汉、长沙、杭州、南京、西安、太原、成都、重庆、兰州、西宁等。其中上海、西安、武汉参加游行的学生达万人以上，其他城市游行的规模在千余人至数千人之间。一些城市的学生游行，向当地政府机关提出了具体的请愿要求。 一九五八年五月四日 的晚上，林昭与一个朋友来到了天安门广场，踏上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台阶上，在微弱的路灯映照下，在基座浮雕的八块巨大汉白玉浮雕中，他们找到了“五四”运动的地位：“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在前，“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争”和“胜利渡长江”紧接在后。林昭感到每一幅浮雕都凝聚着先烈们的鲜血。他们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但，可悲的是，共产党和毛泽东，不敢正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将一场全民帮助整风运动变成了一切镇压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好心帮助党整风提出的意见，统统都说成是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罪行。 林昭感叹地说：“我们是好心提意见，想帮助党改掉缺点，促进更快的进步。其实，按社会分工，那主要不是我们学生的事，我们没有直接的、功利的目的。我们追求更高的价值标准，那就是民主与科学。”林昭指着“五四运动”的浮雕说道：“我绝不悔恨把我打成右派，这不过是时代的悲剧。只能证明：今天的事业将比过去更加伟大；今天的任务比昨天更加艰巨。我们要把千百年来人类的理想，百十年来先烈们的梦，实现在中国的泥土上。让我们学习前人英雄的榜样，进！进！进！”。 三十个“五四”过去了，在集权政治下的青年学生们觉醒了，今天大学生们爆发的巨大的爱国热情充分证明了：希望在于青年。人们也切实的感觉到：社会在向新的秩序跃进。不管有多少曲折、险阻，从集权政治走向民主政治的一天，终究是会到来的。历史在考验人们……林昭终生所追求的——民主、自由、科学的曙光已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了。
21、阵痛后的昏迷 1989年5月5日 （星期五） 昨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放了赵紫阳在亚行年会上的讲话。赵紫阳向亚行的代表们充满自信地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中国的政局的稳定和改革前途持乐观态度。” 赵紫阳的讲话在大学校园又激起新的兴奋点。昨天晚上十时左右，北京大学三角地前，里三层外三层的学生在注意聆听这“使人耳目一新”（北大一学生语）的声音。赵紫阳在分析国内形势时再三指出：“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现在最需要是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需要广泛进行协商对话，增进理解。”赵紫阳的这个讲话获得了高校学生和市民们的欢迎。 首都高校师生们认为，这个讲话真实、客观、公正；让人容易接受，说赵紫阳的讲话找到了党和政府与学生的共同点。一是真实，讲话中指出学生对共产党和政府又满意又不满意，讲出了大家的真实心态；二是客观，讲话中指出少数人会利用学生，而不是说已操纵了学生，比较符合实际；三是公正，对学生的爱国热情作了肯定，解除了大家的疑虑，表明了党和政府的诚意。 是的，赵紫阳的讲话是比较客观、温和，很有说服力，让人们看到了希望。赵紫阳说，游行队伍中的绝大多数同学对共产党和政府的基本态度“又满意、又不满意”，反映了同学们的真实思想。同学们对改革是满意的；对贪污、腐败现象是不满意的，而且很不满意。赵紫阳在讲话中说：“他们绝对不是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这句话说得非常客观。学生们游行的基本口号就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改革”、“推进民主”。绝不是反对共产党，而是反对的是共产党中的腐败、官僚、专制。赵紫阳说道：“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理智、克制、秩序。”这八个字讲得比较客观。我认为这句话既是对学生说的，又是对政府说的。我们绝对不要把矛盾激化，学生和政府的目标是一致的。 北京大学的一些同学，对赵紫阳提出运用民主法制来解决问题的思路，对没有片面强调安定团结，对不是指责学生，而是坦率地承认政府的失误表示赞同和敬佩。对所谓学生会被人利用的问题表现出冷静和泰然给予极高的评价。一部分学生表示要观望，看政府下一步的实际行动。 今天是学生们宣布复课的第一天。从电台广播中听到，已有大多数学生到教室上课了。可是，仍有不少学生没有去上课。他们成群结队的来到天安门广场散发传单和串联。他们的话题围绕着一个主题：拥护和赞成赵紫阳总书记会见亚行年会客人时的讲话。有的学生说：“赵紫阳到底是总书记！水平高，对学潮评价十分准确。”他说游行队伍中的绝大多数学生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有的同学说：“赵紫阳还指出，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这是明智的做法，比那些高举反动乱的旗帜，似乎要大开杀戒的做法要高明得多。”有的同学甚至还说：“还有那些一口一个旗帜鲜明，反动乱的人，也该做检讨了吧！”另一个说道：“赵紫阳提出的办法是值得欢迎的，但关键看下一步如何对话，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如果开了空头支票哄骗我们，还得游行。”下午，据北京晚报的消息报导，北京市高校罢课的学生从今日起陆续复课，有关部门初步统计，北京已有百分之八十的罢课学生复课了。同时，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二十七所高等院校的学生自治会的同学，通过协商，民主推举出了一个“学生对话代表团”，由这个代表团来担负起对话的任务，继续向政府有关方面表达同学们的愿望和要求。 平静的五月五日终于过去了，给人的感觉如同阵痛的昏迷。昨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它将给中国的未来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个问题，无论是仍处于亢奋状态的学生，还是面临罢课、复课两难选择的“学联”领袖，无论是对刚松了一口气的政府，还是对眼花缭乱没缓过劲的市民，一时都很难确说。从四月十五日 到昨天（五月四日），随着一位伟人的逝去，历史突然加速运行，当这一切突然又静止下来的时候，人们记忆中的信息该如何处理？ “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这是一种说法。 “广大同学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希望推动民主化进程，深化改革，惩治贪污，克服腐败……”（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四月二十九日同首都高校学生对话）这又是一种说法。 “游行队伍中的绝大多数学生对共产党和政府的基本态度，又满意，又不满意。他们绝对不是要反对我们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们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赵紫阳五月四日讲话）这是公开见到的最有权威的说法。 这以上三种从政府方面传来的信息也似乎颇为矛盾，这些判断之间的逻辑是怎样的呢？令人迷惑不解。 这段历史的发生，人们丝毫没有思想准备。它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政府的人一再警告有长胡子的人在幕后操纵。而一位理论工作者却说，这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潜在危机的显露。他批评政府一开始没有采取积极的、建设性的措施，新闻界没有做出公开、客观的报道。另一位学者呼吁，我们现在需要尽快从双轨制转向单一的商品经济体制，从集权政治跃向民主政治。近二十天来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把政治体制改革的时间表提前了，人们深切地期望社会向新的秩序跃进。
22、民主、科学之艰难 1989年5月6日 （星期六） 昨天，有来自台湾、港澳以及苏联、美国、瑞典、日本的学者和中国的学者共一百三十余人，带着对跨度为七十年的两个“五四”的思索与观感，走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术报告厅，参加了该院主持的主题为《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学术讨论会。 会上，尽管对于五四运动中启蒙与救亡的历史意义孰轻孰重有很大的争议，但许多学者都对重新认识思想启蒙这一问题表现了特别的关注。美国学者林毓生在发言中说：“思想的启蒙是‘五四’的最大象征之一”，他认为五四以来中国最大的历史难题在于，人们在危机中寻求出路的心情使他们轻易地接受强势意识形态的指引，以致“一切思想与行动都变成了它的工具”，带来重大灾难和危机，于是人们又去寻找另一强势意识形态，想走出这种恶性循环，唯有重建“多元而开放的理性启蒙精神”，“建设真正开放性的现代化政治、经济与教育制度”。 中国学者李泽厚则重申他的五四运动“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他引申道，这使得“五四激情有余理性不足，在更大规模更大范围内取得了成果，也种下了祸根”，他将今天的非理性主义和新权威主义的出现归结为这一偏颇的余脉。李泽厚的观点引起学者们的争鸣。 许多学者都提出启蒙应从知识界走向大众，在文化重建中知识界应重视操作意识和操作实践，认为这也是五四运动的现实意义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强调中国文化思想也要现代化。 今天，有四名学生代表北京二十四所高等院校的同学，向政府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请愿书》要求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和国务院“就当前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等问题进行真诚的、建设性的公开对话”。政府有关部门官员答复说，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国务院和北京市的有关领导同志已和部分学生对话。有些部长也去学校，到学生宿舍或办公室、或邀请同学们到部办公地点和同学对话。对话的效果是比较好的。今后将继续多层次、多渠道与高校的同学进行对话。 科学殿堂召开学术讨论，学生递交请愿书，这一切使我不禁感慨万千……。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下午 ，当北京的三千多名学生走上街头，高喊“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之时，恐怕没有人意识到：这会成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 七十年前，哗然于世界舆论的“五四运动”掀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二千余年的封建思想在“打倒孔家店”怒吼声中开始动摇，陈旧的文化传统开始受到民主与科学思想的全面挑战。然后，“五四”的先躯们也许未曾料到，七十年后的今天，旧儒学的封建意识依然在中华大地上占据市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再一次为争取民主、自由的后人重新采用。“五四运动”中提出反封建的任务，直到今天仍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民主与科学在中国有这般困难的遭遇？
七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首往事，展望未来时，共产党走过的道路，包括建国以后的历程，凡是正确的时候，胜利的时候，都是民主和科学精神得到尊重和实行的时候；凡是犯错误的时候，受挫折的时候，都是丢掉了民主和科学精神的时候。深刻的教训是：为什么民主与科学会被时而拿起时而丢掉？它缺少一种民主的法制，而往往落入人治的随意性之中。 今日的中国，最需要国家民主政治的建设和全民族科学精神的发扬。我们要提倡艰苦的思考，理智的分析、冷静的判断、科学的决策。我们要从“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学会科学的思维方式。今天，北京的大学生们又一次高高举起“五四”的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就是要把一百五十年的民族复兴之梦变为现实，就是要让七十年前现代化启蒙者的呼喊全面落实在这片国土上！ 林昭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曾写过一篇悼念革命先烈李大钊殉难三十周年祭的文章。其中摘引的两段文字，真象一柄柄匕首和投枪，尽管是在今天，在明朗的阳光下，在宁静的屋子里读它们，还使人心激动地撞击胸膛。 “禁止思想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监狱、刑罚、苦痛、穷困乃至死杀，这些东西都不能钳制思想、束缚思想、禁止思想……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样禁止他、制抑他、绝灭他、摧残他，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荣……” “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给我们把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它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片光明来！”
23、从悲愤走向绝望 1989年5月7日 （星期日） 今天是参加罢课游行的首都大学生进入复课的第三天了。不过，青年人的激情还没有马上降下来。复课后的首都大学生边学习边冷静的对这次为时半个月的游行请愿活动进行思考和分析。学生的游行请愿活动已告结束，但他们希望深化改革、克服腐败、整顿党风的热情并没有消减，他们希望通过平等对话的方式，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学生希望能有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出来对话，因为负责同志对有些敏感问题可以直接回答，甚至可以当面拍板，当场宣布解决问题的措施。这符合广大群众的迫切愿望，也会提高中央的威信。同学们希望尽快看到政府拿出措施和行动来。 北京市知识界知名人士，今天也纷纷在报上发表意见，赞扬学生的爱国精神，赞扬赵紫阳的讲话。提出：只有推心置腹，才能团结一心。希望党和国家领导人尽快和人民群众通过平等对话，相互表达意见，共同探讨问题。 昨天的中国青年报上，以“党心.民心.青年之心”为题，刊载了四位知名人士的谈话，现抄录下来。 胡绩伟（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原《人民日报》总编辑）：紫阳同志的讲话对学生游行作了正确评价，反映了党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正确态度，是令人高兴的。 耀邦同志逝世后，那么多青年学生游行和集会，悼念耀邦，呼唤民主，是为了推进改革，特别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作为党和政府，无视它不行，而应该正视它，并采纳学生们的合理要求和建议，积极推进政治改革。 听说青年学生在游行中提出的比较集中的口号之一是“新闻自由”，这很值得我们新闻工作者深思。新闻自由只会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而新闻封锁和不真实的新闻报道则会把新闻界的声誉败坏到可悲的程度，激起广大人民的反感。恰恰不利于社会稳定。这已被历史事实所证明。 严家其（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我赞扬赵紫阳的讲话。作为一个领导人，能认识到青年学生的要求是与党的根本利益相一致，并能从学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中吸取力量，推进改革，这是我们党及其领导人理智、成熟、有信心的表现。当然，下一步的选择仍很严峻，即党和政府如何拿出具体措施来推进民主、清除腐败。赵紫阳提出要完善法制、加强民主监督和提高政治透明度，我认为这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只要我们党和人民站在一起，积极推进政治、经济改革，我们的国家就大有希望。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也都相信：民主是逐步成长的。 尽管学生复课了，但是中国改革中的一些深层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特别是经济改革的方向还不明确，如果政治改革不跟上去，今年学生提出的问题今后还会重新提出来。 钟沛璋（原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局长）：听了紫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很高兴。这说明党中央是能够理解青年的心的。党心和民心以及青年人的心是能够象过去一样联系在一起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七十年前，我国青年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以大无畏的精神掀起了开创历史的五四运动；七十年后，在振兴中华的关键时刻，我国青年又表现出高涨的爱国热情，再一次表明中国青年是大有希望的。而我们党对青年的理解，对青年爱国热情的肯定，也再一次表明我们党是大有希望的。五四运动的结果是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我国青年跟着党的正确领导走，创立了我们人民革命的历史。今天也是这样，只有党和青年的心连心，倾听青年的要求，理解青年的愿望，我们国家才能大有希望，一切困难才能够克服，改革才能够取得成功。 曹思源（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听了紫阳同志的讲话，我有三点想法：一、我认为我们党在正确处理学生游行问题上有了很大的进步。按我的理解，紫阳同志讲的冷静、理智、克制、秩序不仅是对青年学生的要求，也是对党和政府在处理学生运动问题时的态度和措施的要求。二、我们应该经常调查民情和民心。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时，有一种说法：“翻案不得人心”。但并没有调查过“人心”，实际上在当时，“翻案”是很得人心的。三、紫阳同志提出，应该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学生提出的合理要求，这十分正确。而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安全通道就是人代会民主。这次学潮骤起的原因很复杂，如官倒问题、腐败问题等，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紫阳同志所说的缺乏民主监督、法制不健全和公开化不够。人民群众对种种不良的社会现象不满，总要有一个渲泻渠道。如果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比较主动，充分发挥人代会的作用，人民群众的不满和要求就会通过政党的民主制度得到渲泻和满足，而不再采取街头渲泻的方式。
24、遐想引向那久远的昨天 1989年5月8日 （星期一） “最近青年学生提出的要求中，许多是党和政府要努力解决的问题，我们将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这次问题，同时通过解决这些问题把我国的民主和法制建设推进一步。”这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会见由主席埃.伊诺努率领的土耳其社会民主人民党代表团时说的话。他在向客人们介绍当前国内形势又说道：“最近在北京城市发生一些学生上街游行和罢课的情况，由于党和政府一直采取非常克制和容忍的态度，也由于大多数学生日益表现出理智，注意秩序和纪律，因而避免了事态的激化。现在大部分学生已经复课。” 今天下午，中央有关部门官员答复四名递交关于对话的《请愿书》的学生时说：“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将广泛地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学生、教师、党外人士接触并进行对话。”又说道：“为了更好地与同学们对话，将继续请各学校、北京市学联收集同学们要求对话的问题和如何搞好对话的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信访局的官员也表示：“人大常委会领导同志欢迎同学生以及有关人士广泛对话。” 这两天来，天安门广场很平静，没有发生什么事。看来，学潮趋于平息了。是啊，天安门广场是真的平静了呢，还是象冬天冰封的河流，表面平静，而底下暗流滔滔呢？ 北京大学内，由雕梁画栋的古典式建筑和未名湖畔婀娜多姿的杨柳相依衬，显得那么清新、淡雅、恬静；亭台楼阁杂以奇石名碑。在化学南楼的东南方向，布满松枝绿叶的小丘下，有两座纪念碑肃然矗立，傲视苍穹，有一种反抗强暴的威严和正气。 一座是一九二九年五月，原北京大学师生在沙滩红楼旧址的三一八烈士纪念碑。碑文是： 其一 张烈士仲超，陕西三原人。无兄弟，母早逝，毕业日本士官学校归国后，从事革命。烈士习于庭训，年十五入省立第三中学。十三年夏毕高中业，入北京大学。翌年春，费绌休学，任澄城中学教员，组织青年社，以灌输青年革命思想为己任，是年秋复学。十五年三月十八日烈士亦往执政政府请愿，同遇害。时年二十三岁。 其二 李烈士家珍，湖南醴陵人。世业农，尚朴实。兄弟三人，烈士其季也。民国九年夏，入省立中学试，轧冠曹，尤队球，当代表参与全国运动会。十三年夏，入北京大学潜修，不少外骛，惟颇关怀国事。十五年三月十八日；烈士亦往执政政府请愿，右眼中弹，当晚五时，逝于内城官医院。时年二十一岁。 其三 黄烈士克仁，湖南长沙人。民国十三年夏，毕长沙中学业，入北京大学。家贫甚，学费仰给亲友，以是攻研颇力。十五年三月十八日，八国通牒事起，民众集议于天安门，烈士欲约同学某偕往，见某尚高卧，愤然独行，随众至执政府请愿。执政府段祺瑞国务总理贾德耀令卫士枪击，烈士遂遇害。时年十九岁。 另一座是北大师生在一九二九年五月在北大三院修建的，碑文是： 魏士毅 女士，直隶天津县人。燕京大学本科二年级学生，叩学励志，性不容恶，当愤然以改革习俗为己任。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各学校学生为八国通牒事，参加国民大会，至国务院请愿。女士兴焉，遂罹于难。时年二十有三岁。 现在这两座纪念碑，并排伫立在一起。面对着这两座纪念碑，又把我的遐想引向那久远的昨天……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 ，北大、清华、燕大和北京总工会二百多个社团，五千多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在“大沽口事件”中，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强盗行径。会后，游行请愿，要求拒绝八国通牒。当游行队伍到达执政府门前时，段祺瑞竟下令卫队开枪，并用马刀、刺刀向游行群众进行砍杀。据事后统计，在这一惨案中，牺牲的有四十七人，受伤达二百余人。清华大学韦杰三、女师大的刘和珍、杨德群，燕京大学的魏士毅等都是在这一次斗争中牺牲的。为民纪念在“三一八‘惨案中牺牲的烈士，北京学生联合会决定：北京各校学生缠黑纱一周志哀，并在三月二十三日在北大集会举行隆重的追悼会。鲁迅先生写了著名文章：《纪念刘和珍君》。
25、“初生牛犊不怕虎” 1989年5月9日 （星期二） 今天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刚刚平静了几天的天安门广场，又开始躁动了。 下午一时三十五分，有大约二百名学生打着“北京师范大学”的校旗，从西长安街沿广场西侧路到了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进行了游行示威。过了十五分钟，又有三百多名大学生骑着自行车来到广场西侧路停下。他们举着“新闻要自由”“声援记者”等标语，广场上约有二千多人都围聚在广场西侧路上，支持声援同学的游行示威，致使交通中断。 下午二时，二百多名首都新闻工作者向全国记者协会书记处递交了一份要求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与新闻界对话的联合信件。 全国记者协会新闻发布厅里，十几架相机伴随着照相机闪光灯不停地发出“咔咔”的响声。记者代表首先宣布，截止上午两点，已有三十多家新闻单位的一千零一十三名记者在这个联名信上签了名，随后他宣读了这份联名信。 联名信要求根据赵紫阳同志五月四日“现在需要广泛地进行协商对话”，“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在理智和秩序的气氛中，交换意见，增进理解、共同探讨解决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的精神，有必要通过政党途径，就中国新闻界近日内发生的事情，与党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负责同志进行对话。记者们提出对话的主要问题有：关于上海《世界经济导报》被整顿，该报总编辑钦本立同志被停职问题；关于如何改善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问题，关于如何对当前中国新闻体制改革的问题。 记协书记处书记接过联名信后表示，一定按照新闻界朋友的要求，将联名信转交中央有关负责同志，一有结果，马上转告。记协书记处书记唐非说，全国记协作为记者之家，有责任维护广大新闻工作者的合法权益，为中国新闻的民主化和新闻改革尽我们的努力，为新闻界朋友服务。记协将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要求，沟通新闻界与党、政府和社会各界的联系，为推动新闻改革作出努力，推动整个新闻事业的发展。这两位记协领导同志表示全力以赴协助这次对话获得成功。 记者代表当场展示了签名的名单。签名者来自人民日报、世界经济导报、光明日报、经济学周报、经济日报、亚太经济时报、科技日报、新观察杂志社、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杂志社、中国妇女杂志社、文艺报、农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出版报、法制日报、新华通讯社、北京日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北京晚报、中国人才报、中国仪器报、中国电子报、中国地质报、经济参考、中国机电报、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民族画报。他们表示只代表个人，不代表所在单位。 在记者递交请愿联名信时，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近千名学生，打着“要新闻自由，解除报禁”的横幅，喊着“新闻要讲真话”、“要求对话”等口号，从西长安街沿人民大会堂西侧路去西交民巷“中华全国新闻记者协会”门口静坐，声援递交请愿书的新闻记者。学生们高呼：“为民说话、事关重大”。“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等口号。 下午二时五十分，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共计一千多名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旗杆北侧四十公尺处，集会演讲，他们说：要新闻自由，新闻要真实。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无错，为其鸣冤……。过后，学生们举行了游行，到北京日报、人民日报门口示威，高呼口号，表示对新闻工作者请愿的声援。 看到这一群朝气蓬勃、“初生牛犊不怕虎”游行请愿的青年新闻工作者时，使人感到无比的兴奋和喜悦。他们比上一辈成长得快，接受和反映新思想、新事物的能力强，在政治上、业务上都勇于突破。这是中国新闻事业的希望所在。我们这些过来人，都有一段今天想起来连自己都感到吃惊的青年经历——青春烈火般的无所谓惧的革命热情，可是，却遭到来自“党啊！我的母亲。”的冷酷、无情地打击和迫害。这不得不叫人心寒意冷，重新对社会的事物、对人的生活价值和对国家、人民、世界命运的理解和思索。林昭曾说过：“对人民和事业的感情和信念，往往是从接受真理和在基层从事活动时开始产生的，真理使人懂得和掌握社会和人生发展的法则。真理一旦同实践结合，便给人以原则的坚定性，观念的不断更新和观察事物的敏感。记者工作，使一个人对于人民的命运、喜怒哀乐的感情、紧迫的社会需要和舆论、呼声有了观察、接触和联结的机会。一个有根基的记者，应当掌握到基层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机会。从这里出发，找到思想源泉，语言和知识宝库，找到表现形式艺术和美学的鉴赏标准，以及对是非爱憎分明的立场。”
26、冷静地审视着一切…… 1989年5月10日 （星期三） 今天气温升高，火灼灼的太阳晒得人发烧，人们的心情也极为烦躁和不安。在天安门广场上，游行示威的浪潮更高了。 下午一时许，上万名大学生上街游行，许多人骑自行车，众多的是步行。他们来到天安门广场聚会，高呼“新闻要说真话”，“声援记者”，“要求对话”等口号。在这支游行队伍里还有一些作家，苏晓康等及北京大学的作家班三十多人。从打的旗子看出，还有作家出版社和《文艺报社》的一些记者、编辑。他们要求中共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负责人，就中国新闻界近日内发生的事情进行对话。内容涉及到如何真正建立起报社总编负责制；这次学潮中的新闻报导以及对《世界经济导报》的处理问题。 面对着当前的形势，使人感到莫大的感伤和迷惘。敢于表达意见、敢于行动的大学生们，你们这样的连续不停地游行、示威和请愿，有谁来理睬你们呢？因为统治阶级总是统治者，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他们根本不希望你们有道德勇气和争取民主、自由的正义感。无数的事例都说明了，就是共产党也不能例外，林昭的悲惨遭遇难道还不够深刻吗？ 一九五八年的春天，北京天气晦暗，寒风逼人。风风雨雨中的未名湖溅起点点水花，宝塔模糊的影子在湖中不停地摇晃、颤动。燕园行人不多，间有过者，个个脸色严峻，行色匆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被雨水冲刷得七零八落。附近教室不时传来斗争“右派”的怒吼声。北京大学，作为“右派”猖狂进攻的“最大据点”，“右派”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在全国高等学校中首屈一指，因而率先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一九五七年七、八两个月就揪出第一批学生“右派分子”二百多名；十月、十一月又扫荡出一大批。一九五八年的春天，又进行声势浩大的第三次歼灭战——要把一切暗藏的“右派”统统挖出来。因为这批人数最多，“隐藏最深”，也“最狡猾”，所以斗争更为残酷。有的“右派”被逼得跳了楼，有的服毒自杀。 林昭的同学刘发清，在第二批揪“右派”时，团支部书记正式宣布他为“中右”，在第三次横扫“右派”战斗中被“深挖”出来了。因为他对胡风是不是反革命有怀疑的言论、有行动，在一张题为《胡风不是反革命》的大字报上签了名。所以被“提升”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右派分子”。 刘发清当了“右派”以后，仿佛掉入地狱的无底深渊里，沉浸在忧愁与忏悔之中，受到最大限度的孤立。当时，他正在谈恋爱，女朋友虽然表示愿意等待他“摘帽”以后，但他预感到自己永远难忘的初恋恐怕不会有好结果……因此，他伤心、惆怅、悔恨甚至嚎啕大哭，咬过自己的手指，揪过自己的头发，陷入无穷痛苦而不能自拔。 林昭知道了这件事。一天下午五时左右，林昭在校门口碰到了刘发清，笑吟吟地低声问道：“右派分子刘发清到哪里去呀？” “别开玩笑了，我当然是回校去。”刘发清愁眉苦脸地回答。 “嘿”林昭突然提高声调：“回去做什么？走，去吃晚饭！” “不，……我近来几乎吃不下饭。何况现在时间还早，饭厅没有开门呢。”刘发清望见她明亮的眼睛含着几分讥讽的表情，茫然和尴尬地回答。 “走，我们到外面吃顿饭去，我请客。”林昭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楚。 “我不饿，不想吃。” “哼！饭要吃，而且要吃饱。你不饿？也罢，那你也得陪我去。”林昭好象有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刘发清环顾四周，没有发现“狼一样的眼睛”，便转身跟着她走去。 饭馆顾客不多。林昭找了个角落坐下，刘发清没精打睬坐在她对面，当他再次表示没有胃口时，她向服务员要了一碗肉丝面，举起筷子咯咯地笑道：“你不吃，我可要吃。”林昭一边吃，一边告诉他：她当“右派”之初，不吃、也不睡；人们说她在流泪，其实她心里在流血；她甚至曾经自杀过，可是现在她想通了：“这不单是她个人的命运问题，北京大学划了几百个右派，全国就更不要说了。”她停下筷子，清瘦苍白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反右斗争在全国进行，它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教训？我现在还搞不清楚，但我要认真思考，找寻答案……” 刘发清是不容易服输的人。从前他虽然钦佩林昭的才气，可是他在内心里没有怎么服她，况且她的年纪跟他差不多。可现在她却象一面镜子照亮了他。他觉得林昭好象变得高大起来，象个哲学家一样冷静地睁着眼睛审视着一切……。
27、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89年5月11日 （星期四） 从报纸和电台的广播得知，多层次的对话正在进行，有的已做了具体安排。也可能是这个原因，大学生们大都在校园内活动。上街游行的人比较少，天安门广场今天比较平静。 据报纸报导，昨天下午，万里委员长主持召集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讨论关于召开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的问题。会议决定：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于六月二十日左右在北京举行，将听取关于学生游行示威和罢课问题的汇报；审议集会游行示威法草案的议案；听取关于新闻法起草情况汇报等。这都是当前广大群众最关心的热点问题。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建议把这些热点问题通过法律程序，直接列为国家权力机构的议程。太好了，反映了人心民意。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及时讨论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如此迅速和及时地做出反应，说明党心、民心是和广大青年学生之心紧紧联在一起的。这将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创举，一件大事。在北京大学校园里，同学们一致反映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议程深得人心。同学们说：委员长会议把学生的要求正式确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常设机构的议程，符合我们的愿望，我们非常拥护。它反映了党和国家高层领导解决我们普遍关心的问题的诚意。过去同学们对人大常委会的活动不太注意，这次听到广播后十分惊喜。大家都说，这下子人大常委会真象个权力机关了，它在我们心目中的威信一下子提高了。 北京大学同学们对时局的关心，使人想起了北大的历史和过去年代学生所走过的艰苦历程…… 北京大学是这样一所大学：它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它最初的办学方针是：“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校虽然创建于清朝，但由于是戊戌维物的产物，多少反映了当时的资产阶级要求民主、进步的思潮。就是这样一所大学，在辛亥革命之后，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摇篮。一九一九年的光辉的“五四”运动，就是从这所学校首先点燃爱国反帝斗争的火炬的。当时的青年学生为了反对卖国政府在巴黎和会签字，提出了“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还我青岛”等战斗口号。由于这次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直接产物，“民主、科学”成了当时国民的普遍要求。特别是这次运动是爆发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加入并指导了这场运动，就使“五四”运动具有区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切斗争的性质，并由此促成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五四”运动是一场由学生发起的，由工人、市民参加的、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它在北京大学的历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 记得林昭曾对我说过，她说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四九年三十年间，北京大学生学生运动都是爆发在涉及祖国前途、民族命运的关键时刻。五四运动是爱国学生为抵制帝国主义列强的分赃会议而发起的；“三.一八”惨案是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主权和反动军阀的卖国勾当发生的；“一二.九”运动是爆发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大片领土，进逼平津、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的时候，学生们首先喊出了代表全民族的呼声和愿望的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二.一”运动是爆发在蒋介石发动内战大搞白色恐怖的时刻，反内战、争民主成为爱国学生的行动口号。可以看出，解放前的北京大学学生运动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爱国力量。他们为争取祖国的独立、民主和自强，争取新中国的诞生，走上街头，和黑暗势力进行搏斗，流血牺牲，在所不惜大批青年学生走向社会，艰苦斗争环境中锻炼成为党的杰出领导者、优秀的部队指挥员、以及出色的艺术家、音乐家、作家，还有许多著名的理论家、学者、教授，都是来自当年学生运动的参加者。 昨天的艰苦斗争，换来了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这是先辈用鲜血换来的果实。可是，好景不长，毛泽东的极权统治逐渐露出他原来的狰狞面目，他要做中国当代的秦始皇，“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把中国变成封建主义加社会主义。他曾骂苏联是修正主义，取其名曰：帝国社会主义。那我们中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封建社会主义”了。毛泽东死后，经过一场权利争夺的混战，“四人帮”倒了，华国锋逼退了，邓小平上台了,在他所谓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口号下，进行改革、开放、经济改革等一系列变革，中国经济得到了复生，人民生活相对地得到了改善，社会安定了。但也引进了资本主义，在整个社会经济领域中,资本主义经济无处不在。目前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封建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大杂烩。特别是在政权统治内部，根本没有什么民主可言，是封建的极权统治。谁的官位大，谁就正确，一个人说了算。所有这些怎么不令人担忧和气愤呢！历史是有继承性的，今天的青年学生走上街头，喊出“打倒官倒！”“惩治腐败！”正是发扬了北京大学学生运动的光荣传统。要求民主，要求科学，要求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新的业绩，这正是北大的精魂所在。
28、我们要摸老虎的屁股 1989年5月12日 （星期五） 上海最近出版的《性风俗》一书，引起了少数民族学生和人员的强烈不满。据说，该书对伊斯兰教有严重的污辱。在京的驻华信奉伊斯兰教的外交人员、中国佛学院、语言学院及中央民族学院的部分学生，提出要上街游行，抗议《性风俗》一书的出版发行。这个要求，破天荒地得到了北京市人民政府的批准，是学潮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合法游行”。 下午二时四十分，有一批大学生约七八百人，沿地铁路线向天安门广场东侧路游行，尔后，又有七八百名大学生，打着“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的校旗，打着“尊重民族风俗”、“反对封建、严惩《性风俗》编辑”等横幅。 到了下午三时三十分，又有大批高校学生沿广场西侧路到达大会堂南门宣读请愿书，并将请愿书一份递交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他们打着“决不允许践踏古兰经”、“誓死捍卫民族尊严”、“尊重民权，还我尊严”等横幅，并高呼各种口号。 今天上午，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在回答记者关于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下周来访期间，北京高校学生是否举行游行示威以及政府的具体反应时说：“希望不再发生学生游行示威。即使出现这类事件，政府也将继续采取与前一时期相一致的正确态度与措施，予以妥善解决。”有记者问：“您上次同学生对话时曾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彻底’，这是否意味着谁对这种不彻底承担责任？是否意味着准备再开展一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袁木回答说：“中国不会再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他又说：“我在上次的对话中并没有说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彻底’的意思，只是说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度出现过‘不坚决’的现象，‘不彻底’和‘不坚决’是两个概念。在我的谈话中，没有任何一点要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意思。” 近几天来，北京仍有一些高等院校的学生没有复课，并继续罢课和游行。昨天，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会见伊朗总统哈梅内伊时说：“中国要力争有个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把自己发展起来。”是的，中国需要稳定，这是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所系，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包括广大青年学生利益之所在。怎样才能稳定呢？冷静、理智、克制、秩序，确是当前最需要的，也是唯一正确的态度。尽管现在政府与学生之间的对话已经开始，并口口声声说还将在多层次、多渠道上广泛继续进行。可是，就是不和学生们自己选出来的组织代表对话，这样发展下去，可能会引起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和激化。 以北京大学学生王丹、封从德、杨涛、熊焱、郭海峰等人参加组织的“民主沙龙”今天举行了第十七次活动。在“民主沙龙”的座谈会上，有人提出：“要实现民主，关键问题在于改变中国的环境。”“中国的领导人不讲人权。”“今天报纸的审查制度超过了国民党统治的时候。”“要办自己的报纸、杂志，传播民主思想。”“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现代化的理论。”等等。被特约邀请来参加“民主沙龙”的学者包遵信，慷慨陈词地说道：“四月二十七日这个日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将大书特书，它的规模和深远影响都超过了五四。”“我一听到学生上天安门游行，当时就特别兴奋起来，为大学生们无畏精神所感动。”包遵信明确提出：“四月二十六日 人民日报社论应该推翻。‘四.二七’行动的意义在于标志长期以来封建家长制的专制统治在中国应该结束了。”王丹也说：“我们要摸摸老虎屁股了。”下午，王丹等三人在北京大学贴出“绝食声明”，要求国家领导人平等对话，争取民主。表示：“甘愿作一粒沙子，为后人铺就一条自由之路。” 晚上，十九时许，上海至北京一Ο二次列车到站后，有三十多名上海来的大学生，打着“来京请愿”的横幅，雄纠纠气昂昂地走出了车站。
29、一个怪影在北大游荡 1989年5月13日 （星期六） 时局骤然逆转，已经回落的学潮又转向激昂。北京市许多高等院校的校园里，新的大小字报不断增加，铺天盖地的贴满了墙头，提出的要求，总的说来，可归纳为四点： 一是彻底否定《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否定极少数人在学潮的掩盖下制造动乱的实质‘承认这次学潮是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 二是承认在学潮中学生们自发成立的学生自治组织，政府应该同学生自己选出来的代表对话。 三是给《世界经济导报》的总编辑钦本立同志平反。 四是取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规定。 下午二时，首都二十多所高等院校的二百多名学生，在数千名的同学护卫下，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举行静坐绝食请愿。 到了三时许，又有大批学生进入天安门广场。广场是人群和旗帜的海洋。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旗杆上，升起了“绝食”横幅和几所大学的校旗。这样大规模的绝食活动引起了全社会人们的关注，北京市的人民群众都表示极大的同情和支持。 四时十分，绝食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宣读了《绝食宣言》，抗议政府对学生罢课采取的冷淡态度。宣言中写道： “各位同胞，在继前几天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之后，今天，我们又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斗争。绝食的原因是： 第一， 抗议政府对北京罢课采取的麻木冷淡态度。 第二， 抗议政府拖延与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的对话。 第三， 抗议政府一直对这次学生民主爱国运动冠以“动乱“的帽子及一系列歪曲报导。 绝食要求： 一、 要求政府迅速与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进行实质性的、具体的、平等的对话。 二、 要求政府为这次学生运动正名，并给予公正评价，肯定这是一场爱国、民主的学生运动。 绝食时间： 五月十三日下午二时 开始，不达目的誓不收兵。 绝食地点： 天安门广场。 不是动乱，立即平反！立即对话，不许拖延！为民绝食，实属无奈！各界民主力量，请支持我们！世界舆论，请声援我们！ 署名为：首都高校学生自愿绝食者 傍晚，大批的市民象潮水一样，向天安门广场涌来，他们同情、支持绝食的学生。母亲领着孩子，老头搀着老太婆，连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和不能走路的残废姑娘也让人用车推着，挤到绝食学生跟前，问寒问暖。 听到当今同学们的《绝食宣言》，让人很快联想到《自由主义者的宣言》的往事…… 那是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的时候，北京大学有位五三Ο二Ο四一学号的同学写了一份《自由主义者的宣言》贴在校园里，引起了轩然大波。当然，写这份宣言的北大学生严仲强遭到了无情、残酷的批斗，最后受到了不公正的制裁，堕入人生的厄运。 自由主义者的宣言 一个怪影在北大游荡着。不少人讲必须清除三害，又说什么帮助党整风，似乎在共产党中国三害还是非常普遍的。总的看中共的教条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很多，但从国家的一些重大事件看，则是先教条主义抄袭苏联经验，犯了重大错误，然后再动思想，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以达到“创造性的马列主义”。这就是说共产党中国产生三害的外部因素也很重要。将外部因素突出起来，考虑一下苏联的三害根源，还是比较本质的。为了正确地从理论上分析问题，“存在决定意识”这个论点的正确性就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意识本身也是存在。将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和思想意识作为二元的互相作用的体系来观察问题，更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所以不能简单的由苏联生产资料公有制得出人民生活中所应当有的一系列的美丽的结论。斯大林专政时代实际上是奴隶社会和中世纪教会统治在否定之否定的意义上的复归（人权的丧失，对思想异端的镇压……），所以一些严重的错误，有它的必然性。但要实现这种必然性，应当有一定的条件，我想举出下面的几点。 理论上的错误： （1） 过低的估计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将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过多的归功于党的领导，归功于个别领导人物。在决定政策路线时，实际上是少数人专断。因为人民根本不了解自己国家的真情（斯大林的错误长期被掩饰，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因而实际上无法参与国家的领导，这样就使名义上是全民的工厂、土地，实际上只操纵在少数人的铁腕之中，人民被看成群氓。 （2） 阶级论上的错误。理论上最突出的是“阶级斗争逐渐尖锐化”的这种社会主义论调，实际工作上，则是将阶级论的统计规律，盲目的用于个别人，以致产生“唯成份论”的工作方法，助长了新的等级的形成。 （3） 法权论上的错误。过分强调法权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故意使民法等不健全。中国的胡风就是一个例子。如果法权标准明确的话，胡风是否是反革命分子，早就应当审判清楚了。在我看，胡风是否是反革命，最重要的还是决定于各种力量的对比。 （4） 对目的和手段的错误理解。将民主纯粹作为一种手段，其他如良心、人道、友谊，……大概也不免归于手段。 实际工作上的错误，最突出的是培养长期的个人崇拜，愚蠢的斯大林实际上是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一块绊脚石，但在过去确有那样高的威信。难道苏共没有看出斯大林的倒行逆施吗？上帝对宗教徒是有最大的号召能力的，在新的宗教下，以“X”代替上帝吧，即使“X”是个木偶也好。但历史会使这种作法遗臭万年的。 苏联的很多错误都可以在中国找到它的缩影，我不对中国情况作更多分析。因为现在被揭发出来的只是一些皮毛，那些大叫矛盾尖锐化、人民内部矛盾要转化为敌我矛盾的先生们，只不过过去闭着眼睛没有看到矛盾早就存在着罢了。将中国现在的情况和十月起义前的匈牙利情况相比较，除去为了讽刺一下中共的领导外，我看不能说明更多的问题了吧！“鸣”“放”现在正被某些人引向一个庸俗的方向，即不谈本质问题，将制度的缺陷和路线的错误归于个别人的认识和工作方法，以在不降低党的威信的条件下，缓和过去所积累的矛盾。（苏联由于过去错误严重现在不敢“鸣”“放”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主要任务应当是广泛开展自由争论，全面的揭发矛盾，使人们从盲从的睡境中苏醒过来，拥护一个最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是另一个问题。共产党只应当有争取领导的权利，一切权利应当归于人民。 现在全国范围内保守势力正在组织反攻，有人已在有意识的收缩这次民主运动了，热爱真理、民主、自由的人们，团结起来！最后倒下的将是保守党势力，而不是人民！ 注：1、我所以自认为自由主义者，因为这个东西贴出前未经党的批准，这种脱离党的领导的行为，难道不是自由主义吗？ 2、我所提的中国，全部指共产党中国。（用这个名词，是为了突出党的领导。） 学号XXXXX 六月九日
30、十二位学者的紧急呼吁 1989年5月14日 （星期日） 昨天晚上，严家其、苏绍智、包遵信等著名学者在北京大学校园里贴出了《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的大字报，呼吁一切赋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参加由他们发起的声援学生绝食的大游行。 今天是学生绝食的第二天，又有许多学校的学生参加了绝食活动，人数由原来的二百多人急剧增涨到一千多人。声援、支持绝食的学生达数万人。北京市的人民也行动起来了，参加声援的人群中有教师、作家、机关干部、工人和市民。 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推进民主进程的合理要求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同时，也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重视。 凌晨二点三十分，李锡铭、李铁映、陈希同和团中央、北京市的其他领导来到天安门广场劝说。人群一拥而上，有的鼓掌表示欢迎，有的叫喊“不许鼓掌！”“不许握手！”政府官员讲话，常被打断，不得悻悻地离开了广场。随后，广场上的高音喇叭响了，又多次劝说学生停止绝食，立即返校。但学生们在“绝食罢课、请求对话话”的横幅下依然静坐着。 上午，围绕如何进行对话问题，政府和学生代表在反复的有效的磋商着。时近中午，总算有个结果，在统战部礼堂，李铁映、阎明复等立即连续两次与首都三十多所高校我学生推举出的代表进行对话，在天安广场绝食的同学也派了代表参加。对话主要是围绕如何评价学运问题，双方阐述了各自的观点，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党政官员对待学生的要求，希望中央对这次学潮作出正确评价这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是避而不答，含糊其辞地说：“广大同学的爱国热情和善良愿望是好的，但事情的发展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下午，我随着声援的人流来到天安门广场。一位参加绝食的同学递给我一份他们写的“绝食书”，上面写道： “在这个阳光灿烂的五月里，我们绝食了。在这最美好的青春时刻，我们却不得不把一切生之美好绝然地留在身后了，但我们是多么的不情愿，多么的不心甘啊！ 然而，国家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物价飞涨、官倒横流、强权高悬、官僚腐败；大批仁人志士流落海外，社会治安日趋混乱。在这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同胞们，一切有良心的国胞们，请听一听我们的呼声吧！ 我们的爱国热情，我们的赤子之心，却被说成是“动乱”，说成是“别有用心”，说成是“受一小撮人的利用”。我们想请求所有正直的中国公民，请求工人、农民、士兵、市民、知识分子、社会名流、政府官员、警察和那些给我们炮制罪名的人，把你们的手抚在你们的心上，问一问你们的良心。我们有什么罪？我们是动乱吗？我们是为什么？可是，我们的感情却一再被玩弄；我们忍着饥饿追求真理却遭到军警毒打；学生代表跪求民主却被视而不见；平等对话的要求一再拖延…… 民主是人生最崇高的生存情感，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但这却需要我们用年轻的生命去换取。绝食乃不得已而为之，也不得而为之，死亡决不是我们的追求，如果一个人的死或一些人的死，能够使更多的人活得更好，能够使祖国民主自由、繁荣昌盛，我就没有权力去偷生。我们要用生命写成的誓言，必将晴朗人民共和国的天空！ 北京大学绝食团全体同学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三日” 傍晚，二十点四十分，广场的学生广播播出一则消息：“十二名学者、作家将到广场来声援我们！”顿时，一片欢呼、雀跃。过了一会儿，播出了戴晴、于浩成、李洪林、严家其、苏晓康、包遵信、温元凯、刘再复、苏炜、李泽厚、麦天枢、李陀等十二位学者、作家发出的《我们对今天形势的紧急呼吁》书。 《紧急呼吁》希望绝食请愿学生暂时撤离天安门广场，呼吁书中说道：“自昨晚得知大家来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的消息，我们都非常理解，非常难过，非常担忧。民主是逐步成长的，不能期望在一天实现。为了中国改革的长远利益，为了避免发生亲痛仇快的事情，为了使中苏最高会晤能够顺利进行，我们恳请同学们发扬这次学潮中最可贵的理性精神，暂时撤离天安门。 《紧急呼吁》中，同时向政府提出三项要求：第一、中央负责人发表公开讲话，肯定这次学潮是爱国的、民主的行动，绝不以任何形式对学生“秋后算帐“；第二，承认由大多数学生经过民主程序选举产生的学生组织是合法的；第三，不能以任何借口、任何名义、任何方法对静坐绝食的学生采取暴力。 《紧急呼吁》中声明：如果政府不满足上述要求，他们将和学生一道绝食，坚定不移地奋斗下去。 随后，这十二名学者、作家来到天安门广场，亲自向静坐绝食的学生宣读了《紧急呼吁》书，有的还发表了演说。戴晴代表大家向同学们表示：“自四月十五日到今天，同学们冒着生命危险所取得的成果非常大，我觉得非常大，如果没有你们从四月十日 到今天的活动，我们决不会有今天的这种局面。对这次学生运动如何评价，要等中央全会和人大作结论，不能少数人来定性。一定要让政府向同学们让一步，承认这次学潮是爱国民主运动，要承认同学们自己的组织是合法的。如果政府不承认这两条，我们将同绝食同学一起紧定不移的奋斗下去。”《河殇》的作者苏晓康也发表了演说，他先是高呼“理性精神万岁！”接着他说道：“我们的政府，执政党不习惯民主政治，正因为如此，大家要有耐心，要教育他们。” 十二名学者、作家的声援使绝食的学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使广场的温度进一步升高了。 晚上十一点，“高自联”的广播不时播出使人们惊慌的消息。一会儿说“据可靠消息，明晨三时警察要清场，请同学们务必保持镇静别乱，原地不动，听从指挥”。过了一会儿又说“军队的坦克已过丰台了，同学们做好准备，迎接战斗”。广场上的围观者吓得纷纷离去，只剩下几万名学生。“高自联”常委和绝食代表团做出决定，要求学生们立刻返校，准备以校自为战，团结全校同学一起流血。他们将这个决定广播了许多遍，但走的学生不多。 夜越来越深了，寒气袭击着学生们紧揪的心。 林昭被捕入狱后，在监狱中也曾进行绝食斗争的事情…… 林昭是在一九六0年十月入狱的。一九六二年初她被“保外候审”。可是，“保外”却给她更实践自己意愿的机会。尽管母亲对她谆谆劝导，要她安心养病，她仍是满不在乎。她甚至要家人观赏她在狱中学到的“绝技”——戴着手铐梳头、穿衣……这时，她继续为她的意愿行动，准备真正搞起社活动。同年十二月，她终于再度被捕。 面对着庞大、森严的牢狱，林昭没有后退一步，她是坚持用记日记、写血书等种种形式，表达自己对真理的坚强信念，心甘情愿地戴着“顽固不化”的枷锁……。 林昭在狱中，与其说她的思想因此更顽固，不如说她对祖国的热爱更深挚了。她对祖国的深情，可以在她在狱中所定的《啊，大地》这首诗中看到她对祖国深挚的热爱和希望： 啊，大地，祖国的大地 你的苦难，可有尽期？ 在无声的夜里， 我听见你沉郁的叹息。 你为什么这样衰弱， 为什么这样缺乏生机？ 为什么你血流成河？ 为什么你常遭乱离？ 难道说一个真实、美好的黎明 竟永远不能在你上面升起？ “一个真实、美好的黎明”，不仅是林昭对祖国热爱的表示，也是维护她绝望又充满希望的精神支柱。这种矛盾，使她在一种奇特的超自由中生活着，她不断地唱歌，不断地写诗，也不断地绝食，甚至经常割开血管写血书。她的斑斑血滴凝成了诗，诗又化为更多的血。她曾说：“血流到体外，比向内心深处流容易忍受。”她的一首血诗明白地昭示： 将这一滴血注入祖国的血液里， 将这一滴血向挚爱的自由献祭。 揩吧！擦吧！洗吧！ 这是血呢！ 殉难者的血迹，谁能抹得去？ 又如另一首《献给检察官的玫瑰花》的诗，更就难分清是诗是血了： 向你们，我的检察官阁下， 恭敬地献上一朵玫瑰花。 这是最有礼貌的抗议， 无声无息，温和而又文雅。 人血不是水， 滔滔流成河。 为什么？林昭要写那么多血书。她曾对妹妹说：“血流到体外，比向内心深处流容易忍受。”这大概就是她不断割开血管写诗的原因。也正因为如此，她的忍受力几乎是人们难以想象和理解的，她能在一百八十天的反铐中自理生活，她能在不断的生命威胁下，一如既往，从不低头“认罪”。
31、空留遗恨泣同窗 1989年5月15日 （星期一） 今天是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的第三天了。 尽管昨天北京市公安局发出通告说为了保障苏联戈尔巴乔夫主席一行来华访问顺利进行，规定五月十五日、十六日两天在天安六广场、人民大会堂周围实行交通管制，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但是，今天的天安门广场仍旧是人山人海，人潮若流，人们根本没有理睬公安局的通告。 今天的《光明日报》刊登了昨天晚上十二位学者、作家在天安门广场宣读的《紧急呼吁书》。 今天，首都知识界人士上万人走上街头游行，声援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呼吁推动政治改革，促进民主化进程。 下午二时许，数万人聚集在复兴门立交桥上，在《首都知识界》牌子引导下，队伍沿着西长安街向天安门广场行进。“自由万岁”、：“人民万岁”、“新闻自由”等口号此起彼伏，围观群众的人数大大超过了游行队伍。 严家其、包遵信、柯云路、王鲁湘等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携有“中国知识界”大字的横语。队伍中有中国科学院一些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六十多个单位的教授、讲师研究人员，也有博士、硕士和职工，总共约有数万人。他们举起横幅上书写着：“声援学生，促进改革”以及“公正评价”等等，他们行进中不断高喊“学生爱国，我爱学生”等口号。 高校教师队伍人数众多。有些年过半百的教授走在队伍的最前列，他们胸前胯着“声援学生”、“民主自由”的标语。博士生打着“博士该搏了”的标语牌。中央美术学院、鲁迅文学院、中国戏曲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北京舞蹈学院等院校的部分教师也参加了游行，中央音乐学院的队伍高唱“打倒官倒、打倒官倒，反腐败！反腐败！”等歌曲。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日本研究所、亚非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部分研究人员也参加了游行。 参加游行的还有科技日报社、国际商报社、文艺报社、中国文化报社以及作家出版社、报告文学编辑部的部分编辑和记者。署名“人民日报部分记者”的牌子上写着：“我们有良心”。 在天安门广场，一些知名学者、作家、诗人发表了演说和朗诵了诗歌。 四时左右，游行队伍进入天安门广场，到晚上七时左右，声援队伍陆陆续续散去。 一千多名在广场上参加绝食的学生，由于饥饿和疲劳，已有四十多名学生昏倒。 由协和医院一些医护人员志愿组成的“救护队”也赶到了广场，他们及时进行了抢救。将昏倒的学生分别送到北京医院、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等处。有的学生拒绝治疗，有的输液之后又回到广场继续静坐绝食。 “救死扶伤”是医务人员的天职，是人性、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救人之心，人皆有之。但在充满罪恶的人世间，锦上添花的多，而雪中送碳的少，特别是患难之交，就难能可贵了。 记得在一九八六年的春天，我曾遇到林昭过去在北大的一位同学，他给我谈起一件关于林昭的往事…… 一九六0年春天，我在黄土高原一个小县的一所中学农场劳动。这个所谓“农场”，就是全校师生用镢头铁铣在贫脊荒原上开出的几亩荒地。路边盖了一间不到三平方的低矮小土屋，房门用几块木板拼成。除了我和一个“作伴”的学生住在小屋内以外，“农场”一无所有。这是一个漫长而可怕的春天，河边草丛刚刚露出淡淡的绿色，天空常常弥漫着灰暗的云雾，寒风袭人，冷侵骨髓。附近农村里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我虽属于“干部”，但根据规定，该县干部每人每月口粮从二十七斤“节约”到二十五斤，接着“节约”到二十二斤、二十斤，每人每天平均食粮六点六六六……两，好在这里时兴一天吃两顿饭，每顿饭供应三点三三三……两玉米面。除盐巴外，没有菜，没有油，没有任何肉、副食品。县城里唯一一间熟食店早已歇业。街上冷冷清清，看不见任何食品出售。只有一所县医院门庭若市。我所在学校除了少数几个脖颈壮如公牛的食堂管理员和领导人以外，老师和学生有的得了肝炎，有的水肿病，有的肚子痛……我在“农场”虽然无事可做，但头晕眼花，每日翘首两次开饭时间，而每一次可以领到一块手巴掌大小，约二寸厚的玉米面“花糕”——这是当地手艺高超的大师傅发明的“增量法”所制造出来的杰作——和一碗也是玉米面烧成的汤。几乎用不着牙齿帮忙，两种美味食品刚到手自动滚进我的肠胃里去了。然而我总觉得“花糕”太少了，倘有一箩，我也可以一次把它吃个精光……一天，我突然觉得两条腿沉重得灌了铅似的，脚和小腿肿起来。我一步一步慢慢地挨到校医室，刚从卫生学校毕业的年轻校医，只把我从头到脚扫了一眼，什么话也不问，就在药柜里找来找去，最后找到一盒中成药——“银翘丸”，把它塞到我手里。“这是治感冒的呀？”我不胜惊讶地问。他摇摇头，说：“‘瓜菜代’嘛！但不许多吃，一天只准吃两颗……” 我的水肿病越来越严重，整日昏昏沉沉，但校医室连“银翘丸“也没有了。我知道自己病情严重甚至作好了思想准备：我不能偷，不能抢，也不能逃跑。因为我是……可怜我才二十七岁！最可怜的还是我千里迢迢之外的老母亲，因为她在我八岁时失去了我父亲，只有我一个独生子…… 正当陷于绝望之时，我突然接到一封来信。那柔中带刚的娟秀字体，一看便知是林昭的手迹（我到西北后一直和她保持通信）。我撕开信函，掏出、摊开信笺准备读下去时，突然一个小纸包跌落地上。我俯身拾起，打开一看：——啊，全国通用粮票：五斤、十斤、十五斤……一共三十斤！我急着看信，信中说：“知我处境十分困难，她的日子虽然也不好过，可是她饭量不大，吃得少，因而有点节余，凑了这么一些，略表寸心，幸匆见外……我把信反复读了三四遍，用手帕擦了几回湿润的眼眶，心潮起伏久久难平：世界上最崇高的美德，莫过于“舍己为人”；世界上最完美的情操，莫过于“雪中送炭”。在这个困难时刻，有的亲人为争夺一点食物而反目为仇，有的夫妻为几斤粮食而分手离异。而我和她只是一般同学而已，她送我的岂止是几十斤粮票，而是世间爱人与人爱的无私的情操和伟大的美德。她不仅向我伸出救命之手，而且展示了她那水晶般透明高洁的灵魂。这区区三十斤粮票，在当时仿佛胜过三百斤、三千斤……难于计量的友情，使我感到渺小的身躯给以承受它的重量。我赶快回信，表示万分感谢，信中还真诚敦促她“认真改造”，祝愿她“早日回到人民怀抱……”不久，我接到她复信，大意说此乃小事一桩，不足挂齿；至于足下所说“认真改造”云云，则“你我都是共坐在一条船上的‘旅人’，船若靠岸，我亦可登……” 我对这三十余斤粮票，倍加珍惜，每天限定加卖半斤粮票的“花糕”或“黄团长”（黄玉米面馍馍），决不多加一两。直到这年夏收以后，我的每月口粮供应恢复到二十七斤，还有了一点萝卜之类的蔬菜。奇怪，我没有吃药，水肿病却不知不觉痊愈了。 可是同年十月以后，我与林昭的联系突然中断了。我给她写了一封又一封信，都仿佛石投大海。我多方猜测，四处打听，但都一直未曾听到有关林昭的半点消息。 一九七九年，我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即将调回家乡之前，去看望一个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我问她：林昭今在何方？她出人意外地满怀悲愤告诉我：林昭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枪杀了！ 天哪！这简直是晴天霹雳，我仿佛触电一般，说不出半句话来，眼睛顿时掉下簌簌泪水。半天，我才吃力地想起鲁迅先生的“忍看朋辈成新鬼”诗句……我要了纸和笔，透过蒙胧有泪花，急急草就《哭林昭》诗一首： 此世难忘弥难粮，高情原藉翰华长。 减君瘦体盘中粒，饱我孤寒病饿肠。 飘零沦落更惨死，噩迅迟闻泪沾裳。 黄土冢中眠傲骨，惊水长啕怨浦江？ 芳魂杳杳难入梦，春华幽幽一缕香。 船靠岸边君不见，空留遗恨泣同窗……
32、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 1989年5月16日 （星期二） 今天是首都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的第四天了，参加绝食的人数已达到三千一百二十二人。 昨天中午十二时，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和夫人赖莎乘专机抵达北京。杨尚昆在首都机场主持仪式欢迎戈尔巴乔夫。欢迎仪式按原定计划，应该是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的天安门广场举行。由于广场上有大批学生绝食请愿，万不得已、匆匆忙忙、临时才改在首都机场举行的。从中央电视台实况转播的镜头上，可以看到有些地方连地毯也没有铺够，场面十分尴尬。 今天有少数教师也加入了绝食行列，一辆辆救护车呼啸的警笛声牵动着成千上万的各界群众的心。数十万各界人士今天走上街头，声援学生，呼吁政府火速解决问题。 目前，已有六百多名学生晕倒，在现场或被送到医院救护。在绝食区一个临时拴起的救护棚，近十名学生躺在那里接受输液治疗。在人民大会堂北侧，十余名学生躺在地上，身上覆盖着白布。他们除绝食外，还拒绝喝水，情势危急。一些高校的领导干部和教师来到广场，对学生的爱国热情予以充分肯定，同时又反复劝说学生返回学校保重身体。在广场上可以看到师生抱头痛哭的感人场景。 继昨日首都知识界数万人游行后，今天。教育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科技界、医务界、企业界等各界数十万人继续游行，声援学生。民革、民盟等民主党派机关的部分干部也加入这一行列。 晚上六时许，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王元在一片掌声中走向了人民英雄纪念碑。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法制日报、中国新闻社、中国妇女报、华声报、全国记协等单位的部分编辑、记者和工作人员也来到广场，声援并慰问绝食请愿的大学生。有些新闻工作者还自动捐款，为学生送去草帽和饮料。 各界游行者紧急呼吁政府，立即采取措施，与学生代表开展对话，妥善解决这一迫在眉睫的问题，尽早结束绝食，全力避免更加不幸的局面。人民日报的游行队伍打着“旗帜鲜明地反对四.二六社论”和“新华社北京五月十六日电：今日无新闻”的横幅，获得了群众雷鸣般地掌声。还有一位青年记者，嘴封着纸条，头顶着没有打开镜头的照相机，游行队伍还打着“声援学生、救救学生”、“接受条件、平等对话”的横幅，呼喊着：“不能坐视学生饿死”等口号。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今天下午到天安门广场耐心、诚恳地劝说绝食的学生返回学校。阎明复对绝食的学生说，同学们是国家的未来，你们没有权利伤害自己的身体。他希望大家停止绝食，尽快返回学校。 为了更好地声援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今天首都知识界联合成立了“首都知识界联合会》，一些知识分子联名签署了一项表明他们对当前学生运动态度的《五.一六声明》。 《声明》说：六十年代的《五.一六通知》是一个专制与黑暗的象征。二十二年后的今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民主与光明的召唤。当前，一场以青年学生为先导的爱国民主运动正在全国崛起。数十万青年学生走上街头，抗议腐败，呼唤民主与法制，表达了工人、农民、军人、干部、知识分子及一切劳动阶层的共同意志。这是一次继承和超越“五四”精神的民族大觉醒。 《声明》说，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走上了一条民族复兴的现代化道路，遗憾的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不力，初见成效的经济改革也严重受挫，腐败现象日趋严重，社会矛盾急剧激化，全国人民寄予厚望的改革事业面临着重大危机。中国正处于一个严重的关头。在这个决定人民、国家和执政党命运的时刻，参加本声明签名的海内外中国知识分子，特此于今天——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郑重签署如下声明，公开表示自己的原则立场。 他们认为，面对当前的学生运动，党和政府是不够明智的。特别是在不久前，还存在着试图以高压和暴力来处理这场学生运动的迹象。最近以来，党和政府开始表现出值得欢迎的理智，局势因而有所缓和。如果运用现代民主政治的规则，尊从民意，顺乎潮流，将出现一个民主的稳定的中国。 他们认为，以民主政治的形式处理目前的政治危机，其不可回避的前提，就是必须承认在民主程序下产生的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 《声明》说，导致这场政治危机的直接原因，恰恰是青年学生在这场爱国民主运动中强烈反对的腐败现象。十年改革的最大失误，在于忽视了政治体制改革。党和政府应该汲取深刻教训，切实按照人民的要求，果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废止特权，查禁“官倒”，消除腐败。 《声明》强调指出，新闻自由是清除腐败、所作所为国家安定，促进社会发展的有效手段。不受监督制约的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 《声明》认为，把这次学生运动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动乱是错误的。承认并保护公民发表不同政治见解的权利，是言论自由的基本函义。只有一种声音的社会不是稳定的社会。党和政府有必要重温“反胡风”、“反右”、“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广开言路，与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全体人民共商国事，才有可能形成一个真正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声明》说，所谓抓“一小撮”、“长胡子”的幕后指使者的提法是错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公民，不论年龄大小，都应有同等的政治权利。自由、民主、法制从来不是被赐予的。一切追求真理、热爱自由的人们，都应当为实现宪法所赋予我们每一个公民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游行示威自由而不懈努力。《声明》最后呼吁：我们已经来到一个历史关头。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已经再无机会可以丧失，再无后路可退却。富于爱国传统和忧患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应当意识到自己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挺身而出，推进民主进程，为建设一个政治民主、经济发达的现代国家而奋斗！ 看了《五.一六声明》，首都和知识界对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声援和支持，使人想起北京大学的元老蔡元培校长的事迹…… 一九一七年一月，蔡元培回国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使北京大学的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北京大学原来是一所“老爷”大学。清末开办时的学生都是京官，人称老爷。他们入学的目的是为了镀金，以便加官晋爵。辛亥革命后，学生虽然不是京官了，但入学做官的遗风不替。所以学校腐败，学风不振。有人劝蔡元培不要就职，否则有损清名。然而，他还是满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之情，下定对北京大学作一番整顿的决心，跨入了北大的校门。 蔡元培在北大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和整顿，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仓”的主张。不论何种学派，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他都允许在北大讲坛上有一席之地，让它们自由发展。所以当封建思想仍然笼罩着中国，当孔孟之道不主宰着思想界的时候，他敢于把号称新文化运动健将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请进北大。蔡元培的大胆革新，不仅对北京大学，而且对中国近代教育，中国近代历史都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没有蔡元培主持下的北大，就很难出现汹涌澎湃的新文化运动！ 在蔡元培的提倡和支持下，北京大学的各种学术社团、社会团体和杂志社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如新闻研究会、画法研究会、哲学研究会、音乐研究会、书法研究社、数理学会、技击会、体育会、新潮杂志社、国民杂志社、平民教育讲演团、消费公社、学生银行、平民学校不胜枚举。蔡元培或出席讲演、或拨给经费、或为文作序。这些新生事物的兴起，使沉闷、颓废的局面为之一扫，一个生机勃勃的新北大出现了。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战胜德国而告终的消息传来，北京全城鼎沸，万人空巷。蔡元培偕北京大学师生在天安门前举行庆祝胜利的讲演活动，他兴致勃勃地先后两次登台，作了题为《黑暗与光明的消长》和《劳工神圣》的讲演。蔡元培宣告：“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这些话语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巴黎和会期间，中国人民再度掀起爱国热潮，强烈要求收回山东主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蔡元培等人组织国际联盟同志会和国民外交协会，开展爱国宣传，为维护祖国独立、领土完整而斗争。国际联盟同志会在北大成立时，有一千多名师生踊跃参加。但是，帝国主义却蛮横地拒绝我国人民的正当要求，军阀政府又站在卖国的立场上，密电中国代表在丧权辱国的《凡尔赛条约》上签字。一九一九年五月二日，蔡元培把这个消息告诉北大学生代表，于是北大学生联合其他学校爱国学生，决定于五月四日 在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五四”运动爆发了！五四运动中，蔡元培拒不执行召回游行学生的命令，积极组织营救被捕的爱国学生。被捕学生返校时，他带领全校师生举行热烈的欢迎仪式，并眼含热泪，脸带微笑，发表了充满感情的讲话。 在军阀政府的统治下，社会黑暗、国事日非，蔡元培多次保护受迫害的学生，他“目击时难，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在一九二三年一月愤然去职，再次赴欧研究学术。 今天，在北京大学秀美的未名湖畔，矗立着他的一尊半身铜像。多少朝霞辉映的清晨，多少星光璀璨的夜晚，青年学生们徘徊铜像之旁，缅怀过去，瞻望未来。
33、热血唤不醒冷漠 1989年5月17日 （星期三） 今天是学生绝食请愿的第五天了。 学生的安危，国家的前途，牵动着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心。今天是个惊心动魄的日子，尽管北京的最高气温达到摄氏三十度，但是首都各界声援学生的活动却达到高潮。东西长安街、南二环路上，前往天安门广场声援学生的队伍首尾相连，总人数已超过一百多万。强烈要求政府立刻对话，救人救国。提出：“学生爱国我爱学生，民主潮流势不可挡”。呼唤党和政府迅速采取行动，与学生开展真诚对话。 在天安门广场，救护车进进出出，尖厉的呼叫不绝于耳，声声揪心。广场白天热，气温高，夜里冷，学生们虽然意志坚定，但处境艰难，生命危急。据北京市急救中心今天下午的统计，参加绝食的三千多名大学生已持续近百个小时，有一千七百多人次被送往医院救护。但其中不少人一抢救过来，又随车回到天安门广场的绝食行列中。一位在现场的医务人员说：“绝食学生的生命与健康已处于极其危险的地步。”现在不少同学已出现并发症，如脑出血、肺炎、胃和消化道出血。急性黄疸型肝炎、胃穿孔也出现了。癫闲、血尿、四十度（摄氏）以上高烧、肠炎、腹泻和痢疾在不断发生。每一分钟。都有急救车鸣着长笛，把病危的学生送往医院。天安门广场隐伏着爆发严重流行病的危险，形势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从上午十时开始到下午二时，天安门广场上游行的人群不断。他们打着各种各样的旗帜和横幅，高呼各种各样的口号：“我们和同学们在一起”、“学生挨饿，大哥心痛”、“向绝食学生致敬”、“学生挨饿，教师担忧”、“孩子无罪、母亲流泪”、“声援爱国学生”……等等。 声援学生的队伍打着“立即对话”、“民心不可违”的横幅，喊着口号，陆陆续续走进长安街。在不尽的人流中，除了首都高等院校的学生、教职员工，北京市中小学教师的队伍之外，工人的队伍惹人注目。北京核仪器厂、北京汽车制造厂、北京起重机器厂、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北京重型机械厂、北京第一机床厂、北京丝绸总厂、北京变压器厂、北京三露厂及首都钢铁公司等大中型企业的部分工人，举着“救救孩子”、“铲除腐败，打倒官倒”等横幅和标语，前来声援。 穿着白大褂的首都医务工作者的队伍走来了，他们中有协和医院、北京医院、朝阳红十字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北京肿瘤医院……。他们手挽着手，走在最前面的，有全国政协委员、一级教授侯建群和赵敏顺。他们的横幅是：“强烈要求政府立即答应学生三点要求”、“救人更救国”。 举着“立即对话、刻不容缓”、“求民主无损国家形象”等醒目横幅的民主党派人士，高喊口号走过广场。当打着“慈悲为怀、爱人如己”的首都佛教徒慰问队走过来的时候，四周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游行队伍经过人民大会堂东门时，不断呼喊：“不给官倒贷款！”、“冻结官倒帐号！”。海关总署的声援队伍喊道：“官倒走私、铁证如山！”受到周围学生、群众的热烈鼓掌欢迎。 在声援的行列中，有国务院机关、外交部、文化部、卫生部、广播电视部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队伍，有中共中央统战部、中直机关等党务工作者的队伍。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楼顶悬出一幅标语，上写“同心”两个字。在“中国民主党派”的旗帜下，行进着八个民主党派的队伍。以《中国记协》的横幅为先导，首都几乎所有新闻单位的工作人员又一次参加了声援活动。声援活动中引人注目的还有，来自检察机关的队伍，来自铁路、交通、银行、邮电等部门的队伍。 《人民日报》一千多名职工今天也参加了游行，走在前面的是，在新闻界有相当声望的一些年已花甲的高级编辑、记者。在游行队伍中，还有来自天津、河北、黑龙江、吉林、辽宁、长沙、西安、四川一些院校和单位的横幅。 与昨天（十六日）相比，游行的队伍中工人和中学生明显增多。北京一些工厂的工人也打出了自己的旗帜，在这些旗帜中，有一面横幅上写着：“要民主、要法制”。一些中学的学生也打着自己学校的校旗来到广场。有的中学生举着这样的标牌：“哥哥、姐姐，请喝一碗水”、“爷爷们，请来看看我们正在挨饿的姐姐和哥哥”。 游行队伍打出的标语和呼喊的口号多种多样。主要口号有：“学生爱国、我爱学生”、“铲除官倒、清除腐败”、“救救学生、救救中国”，“民主潮流、势不可挡”等等。首都教宗教界的标语是“慈悲为怀，爱人如己”。中国银行的标语是“不做‘官倒’的帐房”。 今天，首都一些街道的交通已出现阻塞，但是广大学生和各界群众保持着高度的理智的良好的秩序。由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院校的学生组成的纠察队，坚守在广场两侧和新华门前，一条条宽敞的通道保证了救护车的频繁进出。各路游行队伍也自始至终保持着秩序，没有意外情况发生。 今天，首都市民也纷纷涌上街头，看望自己的亲人，慰问绝食的学生。不少市民以居委、居民院、宿舍楼为单位，带来了母亲们的心，“我的孩子，你在哪里？”的呼声四处起伏。找到了的，母子抱头痛哭，观者无不动容；找不到的，流着泪呼喊亲人，呼唤良知。 今天的北京街头，救护车揪心的警笛声已经响成一片。全市人民都是一个想法：“学生的生命危在旦夕，事情已经发展到了最危急的时刻，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浩浩荡荡的声援大军呼喊出一个最强音：党和政府应该拿出最大的真诚，拿出最切实的行动来。 据了解，学生绝食团提出的要求只有两条：一条是明确肯定这次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二是与中央最高领导同志迅即进行平等的公开的对话。有位机关干部说：“这两条要求不算高，为什么就迟迟不见行动？”有位工人说：“‘公仆’和‘主人’对话，天经地义，哪有领导人怕见群众的道理？”一位大学教授说：“一百个小时的绝食请愿，实际上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为，人民已经站起在了学生一边，而人民的看法是永远不会错的。” 今天，全国各界人士、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纷纷致函，致电党中央、国务院，紧急呼吁中央党政主要领导人尽快同学生对话。 人民团体有：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中国文联、全国妇联。 民主党派有：中国民主同盟主席费孝通，中国民主建国会主席孙起孟、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雷洁琼、九三学社主席周培源等四个民主党派的负责人致函赵紫阳。 高等学校有四年高等院校的校长发出紧急呼吁书。他们是：北京医科大学样长曲锦域教授、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长顾方舟 教授、北京中医学院院长高鹤亭副教授，首都医学院院长徐群渊教授。 知名人士有夏衍等联名呼请中央领导同志，下决心和学生直接对话，并向全国进行现场直播。发出紧急呼吁的知名人士是：夏衍、陈荒煤、冰心、钱钟书、冯牧、吴雪、艾青、沙汀、汪洋、丁峤、陈民、周海婴、常书鸿、杨宪益、张光年、王昆、周巍峙、高彝、邹霆、李子云、王培恭、张停、杨绛等。 在上海市，有五位大学校长发表公开信，衷心希望同学们停止绝食，盼望中央领导尽早与学生对话。这五位校长是：上海工业大学校长钱伟长、复旦大学校长华中一、同济大学校长高 耀、华东化工学院院长陈敏恒、上海科技大学校长郭本瑜。 中国科技大学部分教授发出了呼吁书，在呼吁书上签名的有：项志遴、温元凯、马兴孝、张家铅、俞燕青、程福臻、张永德、王水、郭光灿、黄子营、周光泉、王其武、龙峻汉、刘清亮、黄婉治、许天铭、刘钊新、周又元。 全国著名作家二十人联合签名发出呼吁。他们是：丛维熙、邓友梅、叶楠、刘心武、冯骥才、朱春雨、李准、李国文、何士光、张弦、张抗抗、张贤亮、汪曾祺、宗璞、陆文夫、林斤澜、梁晓声、谌容、鲁彦周。他们在呼吁书中说：“目前，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的爱国学生已经绝食一百多个小时了！他们希望直接与党和政府最高级领导人公开对话，面陈他们的一片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在党风不正、贪污受贿、腐败现象比比皆是的今天，爱国学生们的希望和要求，最大程度地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希望和要求！代表了人民的心声！ 爱国学生忧国忧民，其情其举，可钦可敬，可歌可泣！正是国魂激荡的充分体现，正是我中华民族精神不死的象征！天地昭昭，丹心可见。 当数千名爱国学生生命垂危，奄奄一息，默默待毙的现在，我们以作家的良知，紧急呼吁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以民族利益、人民利益为重，在人民面前，采取最明智的抉择，切不可再延宕时日。 人命关天，刻不容缓！如果在我中华大地上酿出前所未有的悲剧，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是人民作家，我们一贯以与人民具有共同的忧患意识为天职，在我们的心目中，人民是至高无上的，我们的心，愿与人民一起燃烧，我们的泪愿与人民一起挥酒！我们的血肪愿与人民相通相连！ 人民万岁！” 北京有十家企业负责人也向《人民日报》递交了一份紧急呼吁书。这十家企业负责人是：北京革制品厂厂长李久源、党委书记钱铮、北京光华木材厂厂长赵凤群、北京制药厂厂长乔俊峰、北京电视机厂厂长陈杰、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厂长赵小平、北京同仁堂制药厂厂长孙潘、北京冷冻机厂厂长王本公、北京第三棉纺厂副厂长苏正林、北京第二机床厂副厂长杨德禄。 另外，还有秦牧、黄秋耘、岭桑、李士非、老烈、祖慰、林经嘉、舒大沅、伊始、丁小莉、赵丽宏、胡发云、杨干华、熊诚、吕雷、郁茹、郭光豹等十七名当代作家，在广州联名了表致中共中央公开电报，全文如下：“中共中央：我们以作家的良知声援北京绝食学生的正义要求，吁请哄中央最高层领导人立即与学生直接对话，以免激化矛盾。” 著名老作家冰心，在《人民日报》的“人民论坛”撰文呼吁：《此谓民之父母，以能保我子孙》。她说： “这是两名我小时候在烟台农村里很小的一座土地庙里柱上看到的对联。 现在天安门广场上有几十万受苦受难的我的子孙，这苦难何时才能了结？ 我极其赞成北京十位大学校长发表的公开信内说的：“我们希望党和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注重点是我加的——冰心注）尽快与同学们直接见面和对话。 我认为现在只要有一两位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在天安门上露面，向几十万群众哪怕说一两句同情理解的知心话，就会引导事态向着理智、秩序的方向发展，那么，我们的子孙们就不必付出不必要的惨重的代价。 在这里我请求今天的民之父母们，尽快地来保“我的子孙”们吧！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急就）” 今天的《人民日报》上，同时刊载了作家徐刚的诗《五月救护队》，诗中写道： 今天的广场 父亲们母亲们 你们的儿女说 妈妈我饿可是我不吃 三千多人三千多年轻美丽的灵魂 充实而坚强 微笑着请求饥饿的折磨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 白天的太阳 没有给青砖留下温暖 月亮也是冰冷的 十分钟有十五辆救护车驶过 撕裂人心的警钟之声 sos！sos！sos！ 中国！中国！中国！ 热血唤不醒冷漠 五月救护队 从大街小巷向着广场集合 救护那些年轻的绝食者 他们闭上了眼睛却让心灵洞开 为了自由的绿风 在五月的草坪上穿过 为了青春大地 为了少年中国 他们已经真正一无所有 那些大学食堂的饭票和菜票 连同宴会厅的华灯、美酒 全都失去了光泽 他们只有风、空气和水 还有热爱他们的无数的良心 一起 把中国的自由女神雕塑！ 今天的广场 父亲们母亲们 你们的儿女说 妈妈我饿可是我不吃 三千多人三千多年轻美丽的灵魂 充实而坚强 微笑着请求饥饿的折磨 并非所有的呼唤都没有回声 震撼三千年的这三十天 是中华民族一个辉煌的记录 该发生的总要发生 该结束的总要结束 车与灯，人和旗 生命滴血的历史 就这样一钞钟一分钟地闪过 五月救护队 你们是在救护一个中国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凌晨 于天安门广场 看了徐刚的这首诗后，使我又想起了林昭1958年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资料室监督劳动改造时所写的一首长诗，诗的题目为“普洛米修士受难的一日”，现整理抄录如下： 普洛米修士受难的一日 阿波罗的金年渐渐驶近， 天边升起了嫣红的黎明， 高加索的峰岭迎着朝曦， 悬崖上，普洛米修士已经苏醒。 随着太阳的第一道光线， 地平线上疾射出两点流星： ——来了，那宙斯的征罚使者， 她们哪天都不误时辰。 ……娇丽的早晨，你几时才能 对我成为自由光明的象征…… 钉住的镣链像冰冷的巨蛇， 捆得他浑身麻木而疼痛。 呼一声拍起翅膀，他身旁 落正职两团狰狞的乌云， 铜爪猛扎进他的肋骨， 他沉默着，把牙齿咬紧。 她们急一咀慢一咀啄着， 凝结的创口又鲜血淋淋，胸膛上裂成锯形的长孔 袒露出一颗焰腾腾的心。 兀鹰们停了停，像是在休息， 尽管这种虐杀并不很疲困， ——有的是时间，做什么着急 他没有任何抵抗的可能。 啊，这难忍的绝望的等待， 他真想喊：“快些，不要磨人” 但他终于只谋守着静默， 谁还能指望鹰犬有人性？ 戏弄牺牲者对牺牲者是残酷， 对戏弄者却是游戏刺激而高兴？ 一下，啄着了他活生生的心， 他痉挛起来，觉得胸膛里 敲进了一根烧红的长钉； 一下，一下，又一下，再一下， 兀鹰们贪婪地啄咬又吞吃， 新鲜的热血使它们酩酊。 赤血塗红了鹰隼的利喙， 它们争夺着，撕咬那颗心， 它已经成为一团变形的血肉， 只还微微跃动着，颤抖着生命。 痛楚灼烧着他每一根神经， 他喘息着，冷汗如水般漓淋， 那儿有空气啊，他吸入的每一口， 都只是千万只纤细的银针。 佝曲的鹰爪插透了手臂， 紧叩的牙齿咬穿了嘴唇， 但受难者像岩般静默， 听不到一声叹息或呻吟。 镣铐的边缘割碎了皮肉， 岩石的锋棱磨烂了骨筋， 大地上形成了锈色的？底， 勾下了受难者巍然的身影。 对这苍穹他抬起双眼， 天，你要作这些暴行的见证， 可是他看到了什么，……在那里 云空中显现着宙斯的笑影。 让他笑吧，如果他再找不到 更好的办法来对我泄恨， 如果他除此以外就再不能够 表现他君临万方的赫赫威灵； 如果他必需以鹰隼的牙爪， 向囚徒证明胜利者的光荣； 那么笑吧，握着雷霆的大神， 宙斯，我对你有些怜悯； 啄吧，受命来惩治我的兀鹰， 任你们蹂躏这片洁白的心胸， 牺牲者的血肉每天都现成， 吃饱了，把毛羽滋养得更光润。 普洛米修士微微地一笑， 宙斯居然也显示了困窘。 “问话且慢说，普洛米修士， 接受不接受，你赶快决定。” “我不能。”普洛米修士答道， 平静地直视着宙斯的眼睛。 “火本来只应该属于人类， 怎么能够把它永藏在天庭？ 哪怕是没有我偷下火种， 人们自己也找得到光明。” “人有了屋子怎会再钻洞？ 鸟进了森林怎会再投笼？ 有了火就会有火种留下， 飓风刮不灭，洪水淹不尽。 “火将要把人类引向解放， 我劝你再不必白白劳神， 无论怎么样，无论那一个 想消灭人间的火已经不成。 “神族这样的统治那能持久， 你难道听不见这遍野怨声？ 贱民的血泪会把众神淹死， 奥林匹斯宫殿将化作灰尘！ “何必问未来暴动谁是首领 要伸张正义的都是你敌人 你自己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说不定杀你的就是你至亲。” “住口！停止你恶毒的诅咒，” 宙斯两眼冒火脸色变清， 他扬起雷电槌劈空一击， 平地上霹雳起山摇地震。 “警告你，我不会轻易饶恕， 切莫要太信任我的宽仁！” “谁会把你和宽仁联到一起， 那简直辱没了宙斯的英名。” “用不着再跟我说长道短， 一句话：你到底答不答应？” “重要的并不是我的意愿， 我无法改变事情的进程。” “你就这么肯定我们要失败， 哼，瞧着吧，神族将万世永存。” “何必还重复陈旧的神话， 问问你自己可把它当真。” “谁道我胜不过贱民叛徒？ 谁敢造反我就把它荡平！” “我知道在这方面你最英武， 但走多了夜路准碰上冤魂。” “你只能用诅咒来安慰自己，” “这不是诅咒，而是未来的显影。” “未来怎样已经与你无涉， 你还是光想法救救自身。” “你可以把我磨碎，只要你高兴， 但丝毫救不了你们的危运。” “你的头脑是不是花岗岩石？” “不，是真理保守了它的坚贞。” “这么说你要与我为敌到底。” “被你认作敌人我感到光荣。” “我叫你到地狱里去见鬼！” 宙斯恕火万丈吼了一声， 雷电槌对准普洛米修士打击， 只听得轰隆隆像地裂天崩。 半边山峰向深谷里倒下， 满空中飞沙走石伴着雷鸣， 电光像妖蛇在黑云中乱闪， 真好比世界末日地狱现形。 宙斯挥动着手中的梭子， 狞笑着腾身飞上了层云， “谁说我惩治不了你？等着！ 不叫你死，剥皮抽你的筋！” 对于被锁链捆绑的勇士， 对于失去抵抗能力的囚人， 对于一切不幸被俘的仇敌， 你们的英武确实无可比伦。 是听清了受难者无言的心声， 还是辛辣的味觉使它们眩晕 它们激怒了，猛一下四爪齐伸， 那颗伤残的心便被扯作两份。 普洛米修士昏晕了，他好像 忽然向暗黑的深渊下沉， 胸膛里有一团地狱的烙铁， 烧烤着，使他的呼吸因而停顿。 （二） 高加索山岭清凉的微风， 亲吻着囚徒焦裂的嘴唇， 花岗岩也在颤动而叹息， 它想把普洛米修士摇醒。 山林女神们悄然地飞落， 像朵朵轻盈美丽的彩云， 用她们柔软湿润的长发， 揩拭受难者胸前的血腥。 她们的眼眶里满含泪水， 她们的声音像山泉低呤—— 醒来，醒来啊，可敬的囚人， 生命在呼唤着，你要回应。 鹰隼啄食了你的心肺， 铁链捆束着你的肉身， 但你的灵魂比风更自由， 你的意志比岩石更坚韧。 忽然间正北方响起雷声， 太阳隐、乌云翻、惨雾雰雰， 女神们惊叫了一声“宙斯！” 仓惶地四散隐没了身形。 来了，轻车简从的宙斯， 两肩上栖息着那对兀鹰， 他在普洛米修士头边降落， 俯下身察看囚徒的创痕。 （第6—10页） 看着那纹丝无损的锁链， 看着那血锈班班的岩层， 唇边泛起一个满意的微笑， 他嘲弄地问道：“怎么样，嗯？” ……囚徒从容地看了他一眼 目光是那么锋利和坚定， 宙斯不由得后退了一步， 觉得在他面前无处存身。 尽管他全身被钉在岩上， 能动弹的只有嘴巴眼睛； 尽管他躺在这穷山僻野， 远离开人群，无助而孤零。 但这些都安慰不了宙斯， 对着他只觉得刺促不宁， ——他到底保有着什么力量， 竟足以威胁神族的生存！ “怎么样？”他又重复了一句， 口气已变得亲切而和温， 山顶上是不是嫌冷了一些？ 不过这空气倒真叫清新。 “可恨是这两头？”毛孽畜， 闻到点血就啥都不听， 我早已叫它们适当照顾， 不知道它们有没有遵行。 “有什么要求你不妨提出， 能够办到的我总可答应……” 普洛米修士静静地回答： “多谢你无微不至的关心。” “有什么要求：囚犯——就是囚犯” 锁链和兀鹰都无非本份。 只望你收起些伪善，行么？ 那对我真胜似任何酷刑。” 宙斯装作像不曾听清， “阿？——我看你有些情绪低沉， 那又何必呢？回头处是岸， 不怕有多大罪悔过就成。 “你不想再回到奥林比斯， 在天上享受那安富尊荣？ 你不想重新进入神族家， 和我们同优游欢乐升平？” “可以答复你，宙斯，我不想， 我厌恶你们的歌舞升平， 今天我遭受着囚禁迫害， 但我不认为自己是罪人。” “好吧。那你总还希望自由， 总也想解除惩罚和监禁， 难道你不响往像常时日， 随心意飞天过海追风驾云。 “长话短说罢，你到底要怎么？ 是的！我酷爱自由胜似生命。 可假如它索取某种代价， 我宁肯接受永远的监禁。” “不过是这样，普洛米修士， 我们不愿人间留半点火星， 火只该供天神焚香燔食， 那能够给贱民取暖照明！ “当初是你从天上偷下火种， 现在也由你去消灭干净， 为了奥林比斯神族的利益， 你应当负起这严重的责任。 “还有由于你那前知的能力， （宙斯矜持地咳嗽了一声）， 据说你预知神族的毁灭， 知道谁将是暴乱的首领。” “我们不相信会有这种事， 要推翻神族——梦也作不成， 我们将统治宇宙万年， 永保着至高无上的权能。 “但也许真有那样的狂徒， 竟想叫太阳从西边上升—— 如果你确有所知就该实说， 让我们早下手惩治叛臣。 “普洛米修士，你怎不想想， 你属于神族，并不是凡人。 大河干池塘里也要见底， 树倒了枝和叶怎能生存！” “那么你已经感到了不稳， 是吗？宙斯，这个真是新闻。 然而他还总还是不大痛快， 甚至不感到复仇的欢欣—— ……一种阴冷的绝望、恐惧， 深深地盘踞在他的心胸…… （三） 紫色的黄昏向山后沉落， 灰暗的暮霭一点点加深， 残损的山峰却依然屹立， 夜空衬出它深黑的剪影。 普洛米修士悠悠地醒转， 头颅里一阵阵嗡嗡乱鸣， 砂石埋没了他半个身子， 血污糊住了他一双眼睛。 头上有温热的液体流下， 鼻孔里扑入浓厚的血腥， 他伸出浮肿而木浊的舌头， 舔着自己的血来润湿嘴唇。 他用力撑开粘连的眼皮， 看见了几点稀少的星星， 下弦月淡淡地挂在天际， 夜风送来了菓树的清芬。 啊，夜，你是多么宁静， 大地啊，你睡得多么深沉。 越过广袤的空间，我看见， 五谷的田野，繁花和森林， 江湖水滟滟似银，大地母亲， 你好像披着幅奇丽的绣锦。 从远古到如今，你每时每日 滋养哺育着亿万的生灵。 多少人辛勤地开阔与垦植， 大地，你一天天焕发着青春。 可是为什么，你年年血泪， 可是给众神贡献出祭品！ 我喝过流在偿身上的水， 清澈的水是那么苦涩而酸辛， 你胸中迸发出沉重的叹息， 你憔悴，还有你的子孙。 什么时候，大地，你才能新生， 能够理解被榨取的命运， 啊！万能的人类永恒的母亲 我胸中澎湃着？你的爱情， 我知道，一旦你开始觉醒和翻腾， 巍峨的奥林比斯将冰消雪崩—— 远远地，在沉睡在大地上， 暗黑中出现了一线光明， “火”，普洛米修士微笑地想着， 痛楚、饥渴霎时都忘个干净。 那一点化成三点、七点、无数， 像大群飞萤在原野上落定， 但它们是那么皎红而灼热， 使星月都黯然失去了晶莹。 这么多了……好快，连我都难相信， 它们就来自我那粒小小的火星， 半粒火点燃了千百万亿处， 光明，佻的生命力有多么旺盛， 燃烧吧“火”，？在囚禁中。 我祝愿你—— 燃烧在正直的出生的火温里， 让他们凭你育读真理的教训， 把血写的诗篇一代代留下， 为历史悲剧作无情的见证。 燃烧在正义的战士的火炬上， 指引他们英勇地战斗行军， 把火种遍撒到万方万处， 直到最后一仗都凯旋得胜， 燃烧，火啊，燃烧在这 漫漫的长夜， 冲破这黑暗的如死的宁静， 向人们预告那灿烂的黎明， 而当真正的黎明终于来到， 人类在自由的晨光中欢腾， 火啊，你要燃烧在每一具 炉灶里， 叫寒冷、饥饿永离开人们， 让孩子拍起手在炉前跳舞， 老年人围着火笑语殷殷。 凝望那大野上满地灯火， 臆想着未来光辉的前景， 就像正遨游在浩渺的太空， 他觉得精神昂扬而振奋。 今晚有多少人在灯下奋笔， 记载人民的苦难和觉醒， 多少人正对灯拔剑起舞， 火光映红了多少颗急跳的心！ 人啊！我喜欢呼唤你响亮的 高贵的名字，大地的子民， 作为一个弟兄，我深情地 呼唤：人啊，我多么爱你们！ 你们是渺小的，但是又伟大； 你们是朴拙的，但是又聪明； 你们是善良的，但是当生活 已经不能忍受，你们将奋起 斗争！ 起来啊！抛弃那些圣书神语， 砸烂所有的偶像和香灯， 把它们踩在脚下，奥林比斯 索还作一个自由人的命运！ 还能忍受吗？这些黑暗的 可耻的年代，结束它们， 不惧怕雅典娜的战甲 不迷信阿波罗的威灵， 更不听宙斯的教训或恫吓， 他们一个都不会留存。 人啊，众神将要毁灭而你们 大地的主人，却将骄傲地永生， 那一天，当奥林比斯在你们 的千丈怒火中崩倒，我身上的 锁链敢将同时消失，像日光 下的寒冰。 那时候，人啊，我将欢欣地起立， 我将以自己受难的创痕， 向你们证明我兄弟的感情； 我和你们一起，为着那， 奥林比斯的覆灭而凯歌欢庆…… 在澎湃如潮的灼热的激情里， 普洛米修士翘着黎明， 他彻夜在粗砺的岩石上辗转。 微笑着请求饥饿的折磨。 并非所的呼唤都没有回声。 震憾三千年的这三十天， 是中华民族一个辉煌的记录。 该发生的总要发生， 该结束的总要结束。 车与灯，人与旗， 生命滴雪的历史， 就这样一秒钟一分钟地闪过。 五月救护队， 你们是在救护一个中国。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凌晨于天安门广场 看了徐刚的这首诗后，使我只想起了林昭1958年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资料宝监督劳动改造时所写的一首长诗，诗名为“普洛米修士受难的一日”，现整理抄录如下： 阿波罗的金车渐渐驶近， 天边升起了嫣红的黎明， 高加索的峰岭迎着朝曦， 悬崖上，普洛米修士已经苏醒。 随着太阳的第一道光线， 地平线上疾射出两点流星： ——来了，那宙斯的惩罚使者， 她们哪天都不误时辰。 ……娇丽的早晨，你几时才能 对我成为自由光明的象征…… 钉住的镣链像冰冷的巨蛇， 捆得他浑身麻木而疼痛。 呼一声拍起翅膀，他身旁 落下了两团狰狞的乌云， 铜爪猛扎进他的肋骨， 他沉默着，把牙齿咬紧。 她们急一咀慢一咀啄着， 凝结的创口又鲜血淋淋， 胸膛上裂成了锯形的长孔 袒露出一颗焰腾腾的心。 兀鹰们停了停，像是在休息， 尽管这种虐杀并不很疲困， ——有的是时间，做什么着急 他没有任何抵抗的可能。 啊，这难忍的绝望的等待， 他真想喊：“快些，不要磨人” 但他终于只谋守着静默， 谁还能指望鹰犬有人性？ 戏弄牺牲者对牺牲者是残酷， 对戏弄者却是游戏高兴而刺激？ 一下，啄着了他活生生的心， 他痉挛起来，觉得胸膛里 敲进了一根烧红的长钉： 一下，一下，又一下，再一下， 兀鹰们贪婪地啄咬又吞吃， 新鲜的热血使它们酩酊。 赤血涂红了鹰隼的利喙， 它们争夺着，撕咬那颗心， 它已经成为一团变形的血肉， 只还微微跃动着，颤抖着生命。 痛楚灼烧着他每一根神经， 他喘息着，冷汗如水般漓淋， 那儿有空气啊，他吸入的每一口， 都只是千万只纤细的银针。 佝曲的鹰爪插透了手臂， 紧叩的牙齿咬穿了嘴唇， 但受难者像岩石般静默， 听不到一声叹息或呻吟。 镣铐的边缘割碎了皮肉， 岩石的锋棱磨烂了骨筋， 大地上形成了锈色的？底， 勾下了受难者巍然的身影。 对这苍穹他抬起双眼， 天，你要作这些暴行的见证， 可是他看到了什么，……在那里 云空中显现着宙斯的笑影。 让他笑吧，如果他再找不到 更好的办法来对我泄恨， 如果他除此以外就再不能够 表现他君临万方的赫赫威灵； 如果他必需以鹰隼的牙爪， 向囚徒证明胜利者的光荣； 那么笑吧，握着雷霆的大神， 宙斯，我对你有些怜悯； 啄吧，受命来惩治我的兀鹰， 任你们蹂躏这片洁白的心胸， 牺牲者的血肉每天都现成， 吃饱了，把毛羽滋养得更光润。 普洛米修士微微地一笑， 宙斯居然也显示了困窘。 “问话且慢说，普洛米修士， 接受不接受，你赶快决定。” “我不能。”普洛米修士答道， 平静地直视宙斯的眼睛。 “火本本只应该属于人类， 怎能够把它永藏在天庭？ 哪怕是没有我偷下火种， 人们自己也找得到光明。 “人有了屋子怎会再钻洞？ 鸟进了森林怎会再投笼？ 有了火就会有火种留下， 飓风刮不灭，洪水淹不尽。 “火将要把人类引向解放， 我劝你再不必白白捞取神， 无论怎么样，无论那一个 想消灭人间的火已经不成。” “神族这样的统治那能持久， 你难道听不见这遍野怨声？ 贱民的血泪会把众神淹死， 奥林匹斯宫殿将化作灰尘！ “何必问未来暴动谁是首领 要伸张正义的都是你敌人 你自己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说不定杀你的就是你至亲。” “住口！停止你恶毒的诅咒，” 宙斯两眼冒火脸色变青， 他扬起雷电槌劈空一击， 平地上霹雳起山摇地震。 “警告你，我不会轻易饶恕， 切莫太信任我的宽仁！” “谁会把你和宽仁联到一起， 那简直辱没了宙斯的英名。” “用不着再跟我说长道短， 一句话：你到底答不答应？” “重要的并不是我的意愿， 我无法改变事情的进程。” “你就这么肯定我们要失败， 哼，瞧着吧，神族将万世永存。” “何必还重复陈旧的神话， 问问你自己可把它当真。” “谁道我胜不过贱民叛徒？ 谁敢造反我就把它荡平！” “我知道在这方面你最英武， 但走多了夜路准碰上冤魂。” “你只能用诅咒来安慰自己， “这不是诅咒，而是未来的显影。” “未来怎样已经与你无涉， 你还是光想法救救自身。” “你可以把我磨碎，只要你高兴， 但丝毫救不了你们的危运。” “你的头脑是不是花岗岩石？” “不，是真理保守了它的坚贞。” “这么说你要与我为敌到底。” “被你认作敌人我感到光荣。” “我叫你到地狱里去见鬼！” 宙斯怒火万丈吼了一声， 雷电槌对准普洛米修士打击， 只听得轰隆隆像地裂天崩。 半边山峰向深谷里倒下， 满空中飞沙走石伴着雷鸣， 电光像妖蛇在黑云中乱闪， 真好比世界末日地狱现形。 宙斯挥动着手中的梭子， 狞笑着腾身飞上了层云， “谁说我惩治不了你？等着！ “不叫你死，剥皮抽你的筋！” 对于被锁链捆绑的勇士， 对于失失抵抗能力的囚人， 对于一切不幸被俘的仇敌， 你们的英武确实无可比伦。 是听清了受难者无言的心声， 还是辛辣的味觉使它们眩晕 它们激怒了，猛一下四爪齐伸， 那颗伤残的心便被扯作两份。 普洛米修士昏晕了，他好像 忽然向暗黑的深渊下沉， 胸膛里有一团地狱的烙铁， 烧烤着，使他的呼吸因而停顿。 （二） 高加索山岭清凉的微风， 亲吻着囚徒焦裂的嘴唇， 花岗岩也在颤动而叹息， 它想把普洛米修士摇醒。 山林女神们悄然地飞落， 像朵朵轻盈美丽的彩云， 用她们柔软湿润的长发， 揩拭受难者胸前的血腥。 她们的眼眶里满含泪水， 她们的声音像山泉低吟—— 醒来，醒来啊，可敬的囚人， 生命在呼唤着，你要回应。 鹰隼啄食了你的心肺， 铁链捆束着你的肉身， 但你的灵魂比风更自由， 你的意志比岩石更坚韧。 忽然间正北方响起雷声， 太阳隐、乌云翻、惨雾雾雾， 女神们惊叫了一声“宙斯！” 仓惶地四散隐没了身形。 来了，轻车简从的宙斯， 两肩上栖息着那对兀鹰， 他在普洛米修士头边降落， 俯下身察看囚徒的创痕。 看着那纹丝无损的锁链， 看着那血锈班班的岩层， 唇边泛起一个满意的微笑， 他嘲弄地问道：“怎么样，嗯？”
……囚徒从容地看了他一眼 目光是那么锋利和坚定， 宙斯不由得后退了一步， 觉得在他面前无处存身。 尽管他全身被钉在岩上， 能动弹的只有嘴巴眼睛； 尽管他躺在这穷山僻野， 远离开人群，无助而孤零。 但这些都安慰不了宙斯， 对着他只觉得刺促不宁， ——他到底保有着什么力量， 竟足以威胁神族的生存！ “怎么样？”他又重复了一句， 口气已变得亲切而和温， 山上是不是嫌冷了一些？ 不过这空气倒真叫清新。 “可恨是这两头？毛孽畜， 闻到点血就说啥都不听， 我早已尽忠尽职它们适当照顾， 不知道它们有没有遵行。 “有什么要求你不妨提出， 能够办到的我总可答应……” 普洛米修士静静地回答： “多谢你无微不至的关心。” “有什么要求：囚犯——就是囚犯 锁链和兀鹰都无非本份。 只望你收起些伪善。行么？ 那对我真胜似任何酷刑。” 宙斯装作像不曾听清， “啊？——我看你有些情绪低沉， 那又何必呢？回头处是岸， 不怕有多大罪悔过就成。 “你不想再回到奥林比斯， 在天上享受那它富尊荣？ 你不想重新进入神族家， 和我们同优游欢乐升平？” “可以答复你，宙斯，我不想， 我厌恶你们的歌舞升平， 今天我遭受着囚禁迫害， 但我不认为自己是罪人。” “好吧。那你总还希望自由， 总也想解除惩罚和监禁， 难道你不响往像常时日， 随心意飞天过海追风驾云。” “长话短说罢，你到底要怎么？ 是的！我酷爱自由胜似生命。 可假如它索取某种代价， 我宁肯接受永远的监禁。” “不过是这样，普洛米修士， 我们不愿人间留半点火星， 火只该供天神焚香燔食， 那能够给贱民取暖照明！” “当初是你从天上偷下火种， 现在也由你云消灭干净， 为了奥林比斯神族的利益， 你应当负起这严重的责任。” “还有由于你那前知的能力， （宙斯矜持地咳嗽了一声）， 据说你预知神族的毁灭， 知道谁将是暴乱的首领。” “我们不相信会有这种事， 要推翻神族——梦也作不成， 我们将统治宇宙万年， 永保着至高无上的权能。” “但也许真有那样的狂徒， 竟想叫太阳从西边上长虹—— 如果你确有所知就该实说， 让我们早下手惩治叛臣。” “普洛米修士，你怎不想想， 你属于神族，并不是凡人。 大河干池塘里也要见底， 树倒了枝和叶怎能生存！” “那么你已尼感到了不稳， 是吗？宙斯，这个真是新闻。” 然而他还总还是不大痛快， 甚至不感到复仇的欢欣—— ……一种阴冷的绝望、恐惧， 深深地盘踞在他的心胸…… （三） 紫色的黄昏向山后沉落， 灰暗的暮霭一点点加深， 残损的山峰却依然屹立， 夜空衬出它深黑的剪影。 普洛米修士悠悠地醒转， 头颅里一阵阵嗡嗡乱鸣， 砂石埋没了他半个身子， 血污糊住了他一双眼睛。 头上有温热的液体流下， 鼻孔里扑入浓厚的血腥， 他伸出浮肿而木浊的舌头， 舔着自己的血来润湿嘴唇。 他用力撑开粘连的眼皮， 看见了几点稀少的星星， 下弦月淡淡地挂在天际， 夜风送来了果树的清芬。 啊，夜，你是多么宁静， 大地啊，你睡得多么深沉。 越过广袤的空间，我看见， 五谷的田野，繁花和森林， 江湖水滟滟似银，大地母亲， 你好像披着幅奇丽的绣锦。 从远古到如今，你每时每日 滋养哺育着亿万的生灵。 多少人辛勤地开阔与垦植， 大地，你一天天焕发着青春。 可是为什么，你年年血泪， 只是给众神贡献出祭品！ 我喝过流在你身上的水， 清澈的水是那么苦涩而酸辛， 你胸中迸发出沉重的叹息， 你憔悴，还有你的子孙。 什么时候，大地，你才能新生， 能够理解被榨取的命运， 啊！万能的人类永恒的母亲， 我胸中澎湃着？你的爱情。 我知道，一旦你开始觉醒和翻腾， 巍峨的奥林比斯将冰消雪崩—— 远远地，在沉睡的大地上， 暗黑中出现了一线光明， “火”，普洛米修士微笑地想着， 痛楚、饥渴霎时都忘个干净。 那一点化成三点、七点、无数， 像大群飞萤在原野上落定， 但它们是那么皎红而灼热， 使星月都黯然失云了晶莹。 这么多了……好快，连我都难相信， 它们就来自我那粒小小的火星， 半粒火点燃了千百万亿处， 光明，你的生命力有多么旺盛， 燃烧吧“火，？在囚禁中。” 我祝愿你—— 燃烧在正直的出生的火温里， 让他们凭你诵读真理的教训， 把血写的诗篇一代代留下， 为历史悲剧作无情的见证。 燃烧在正义的战士的火炬上， 指引他们英勇地战斗行军， 把火种遍撒到万方万处， 直到最后一仗都凯旋得胜， 燃烧，火啊，燃烧在这 漫慢的长夜， 冲破这黑暗的如死的宁静， 向人们预告那灿烂的黎明， 而当真正的黎明终于来到， 人类在自由的晨光中欢腾， 火啊，你要燃烧在每一具 炉灶里， 叫寒冷、铠饿永离开人们， 让孩子拍起手在炉前跳舞， 老年人围着火笑语殷殷。 凝望那大野上满地灯火， 臆想着未来光辉的前景， 就像正遨游在浩渺的太空， 他觉得精神昂扬而振奋。 今晚有多少人在灯下奋笔， 记载人民的苦难和觉醒， 多少人正对灯拔剑起舞， 火光映红了多少颗急跳的心！ 人啊！我喜欢呼唤你响亮的 高贵的名字，大地的子民， 作为一个弟兄，我深情地 呼唤：人啊，我多么爱你们！ 你们是渺小的，但是又伟大； 你们是朴拙的，但是又聪明； 你们是善良的，但是当生活 已尼不能忍受，你们将奋起斗争！ 起来啊！抛弃那些圣书神语， 砸烂所有的偶像和香灯， 把它们踩在脚下，向奥林比斯 索还作一个自由人的命运！ 还能忍受吗？这些黑暗的 可耻的年代，结束它们， 不惧怕雅典娜的战甲 不迷信阿波罗的威灵， 更不听宙斯的教训或恫吓， 他们一个都不会留存。 人啊，众神将要毁灭而你们 大地的主人，却将骄傲地永生， 那一天，当奥林比斯在你们 的千丈怒火中崩倒，我身上的 锁链也将同时消失，像日光下的寒冰。 那时候，人啊，我将欢欣地起立， 我将以自己受难的创痕， 向你们证明我兄弟的感情： 我和你们一起，为着那， 奥林比斯的覆灭而凯歌欢庆…… 在澎湃如潮的灼热的激情里， 普洛米修士翘望着黎明， 他彻夜在粗砺的岩石上辗转。
34、学生危急！形势危急！国家危急！ 1989年5月18日 （星期四） 参加绝食的学生，今天已坚持到第六天了。 整整六天六夜，饥饿寒热。阴云密布，电闪雷鸣，天象是要压将过来。下午，阴沉的天空落下了滴滴雨水。细雨掠过，转瞬间变成铜钱大的雨点直扫下来。烟雨迷蒙中，天安门广场的大学生绝食营地内，同学们奄奄一息。而四周声援的人民大众如潮如海，在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游行的人潮上空仍响彻口号声。继昨日百万群众上街游行之后，今日首都又有百万人冒着倾盆大雨上街游行，声援高校学生的绝食请愿活动，敦促党和政府最高领导人尽快和请愿学生真诚对话。 进入第四天的首都各界声援绝食学生的游行，已明确地把民主作为自己的旗帜。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的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房顶上，挂出了几面巨大的白色旗帜，上面分别写着“民主”、“人权”、“醒狮”、“中国魂”等大字。在长安街两旁一些大的办公楼的窗外，也贴出“声援学生”的标语。 今天的游行队伍中产业工人较多。北京吉普有限公司三千人的队列，一色蓝工装，黄头盔，他们不断呼喊着口号前进。乘坐机动车辆游行的工人比昨天多了。北京化工厂出动十六辆卡车，清一色，引人注目。他们打出“工人学生，一母所生”、“学生挨饿，工人心疼”、“大哥来晚了”等标语。首都钢铁公司、燕山石化公司、北京重型电机厂、北京化工二厂、京棉一厂、北京铁路局、北京建筑工程总公司等著名企业都有许多人参加了游行。几乎每一支游行队伍里都有要求民主的标语。天安门广场上的一条标语上写着：“一九八九年——民主元年”。中国人民大学干部进修班打出的一条标语是：“饭碗可以不要，民主不可不争”。还有的高举着“打倒一人，唤醒一批！”“最重大的事情人民不知，最高领导今方知”等标语。 清除贪官，铲除腐败是游行队伍标语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例如“官倒不打倒，工人受不了”、“卖掉‘奔驰’，偿还国债”。几名青年建筑工人高举“青年突击队”的大旗，驾驶着一辆大铲车行进在没有尽头的车流中，铲斗上“铲除官倒”四个大字，分外醒目。 格外引人注目的是游行队伍中还有数百名警察和军人。一位坐在摩托车上的军官庄严地向学生行举手礼。全国人大和监察部的部分工作人员也参加了游行，还有许多民主党派和宗教界人士。傍晚，当三辆载满着武警的汽车参加游行的行列时，围观的群众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和群众站在一起。 已经进入第六天的绝食学生处于更加危急的状态，三千多人中已有二千多人被送往抢救，许多企业、事业单位的医务工作部门自愿派出救护车和医护人员参加抢救。据医护人员说，部分同学已无法避免终生残疾的危险。 今天，又有十七名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师，参加了绝食活动，他们躺在国务院所在地新华门前绝食。 中午，天空乌云密布，予示着一场大雨就要来临。为了让绝食的学生避雨，北京市公交公司调集了八十部大客车开到天安门广场，在国旗杆南侧自西向东一字排开。下午三点二十分，雷声隆隆，下起瓢泼大雨。绝大多数绝食的学生上了客车，但仍有二百多名绝食同学尚未转移到车厢里。他们一言不发，肃立在大雨中。外地在京声援的大学生们，有的披着雨衣或打着雨伞站在广场上，有的钻进了临时急救站的帐篷里。 雨，下得很大，广场上的地面很快汪起一片片水。一堆堆垃圾浸泡在水里，废纸、塑料空瓶，随着风雨在广场上的水面上四处飘荡。 晚上，广场上冷气袭人。一些善良的北京市民，给学生们送来了大衣、棉袄、毛衣、呢子衣服，有的还七、八成新。 今天，还有不少单位前来捐款。全国总工会捐款十万元；四通公司捐款五万元；中国农工民主党捐赠一万余元。 许多单位和企业自愿捐助物资和药品。东风电视机厂的几百名职工，送来了四台彩电和两万元现金；北京标准件二厂的职工开着两辆汽车，送来了一百箱可口可乐；北京电子管厂三分厂工会主席受全厂一千余名职工的委托，把募捐来的二千四百多元钱送到了绝食学生的手中；北京市建工总公司工会也向北京红十字会捐募一万元用于抢救绝食患病的学生；远在石家庄的华北制药厂，派专车给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送来四吨葡萄糖；北京塑料厂送来了不少塑料薄膜；民青商店送来了上万件塑料雨衣；北京氧气瓶厂工人扛来了氧气瓶；还有的送来了妇女用品…… 据悉：上海、南京、武汉、重庆、济南、广州、昆明、贵阳、南宁、郑州、成都、太原、合肥、兰州、临汾等城市都举行了声援绝食的示威游行。 住在医院的老作家巴金发表谈话，他说：“七十年前的五四运动，就是一批爱国学生为我们祖国争取科学与民主。七十年过去了，我们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我认为，今天学生们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他们所做的，正是我们没有完成的事情，中国的希望，在他们身上。我已经是病残的老人了，但我从这些年轻人的身上受到很大教育，我相信一切爱国的、正直的、有良心的人们，都会爱护他们，保护他们。” 今天，各界人士、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发出紧急呼吁书的有：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 民革中央主席朱学范 中国致公党中央董寅初主席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 北京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全国人大常委会叶笃正、江平、杨纪珂、陶大镛等十二名委员 张友渔、王仲方等九名法学家 巴金、冰心、夏衍、钱钟书、张光年、艾青等四十一位文艺界著名人士 胡强、丁伟志、刘国光、任继愈、吕叔湘等一百九十四名社会科学界知名人士 中国红十字会 美国印地安纳大学一百八十多名中国留学生 美国犹他大学中国留学生邓郎、杨黎明 今晨，首都十五家新闻单位的部分新闻工作者发出《首都新闻界致党中央、国务院的公开信》。公开信中说，学生危急！形势危急！国家危急！我们恳切地希望党中央和国务院主要负责同志以大局为重，以国家为重，顺应民心，为防止事态扩大做出切实的努力。 一、 请赵紫阳总书记、李鹏总理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学生，并当面答应学生的合理要求。 二、 请中央正式宣布：这次学潮是一次爱国、民主、和平的请愿，而不是动乱。 三、 请中央举行有党中央和国务院负责同志参加的真诚对话，对话的另一方应是绝食学生认可的代表，对话应现场直播。 这十五家新闻单位是：人民日报、工人日报、新华社、中国青年报、农民日报、科技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中国妇女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
35、“怕死不反共产党！” 1989年5月19日 （星期五） 今天是学生绝食请愿的第七天了。 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李鹏等国家领导人终于会见绝食请愿的学生代表。学生代表陈述了他们的要求。李鹏提出先解除绝食人员目前的困境。他说：“现在救人是第一位的，希望同学们尽快结束绝食，尽快到医院接受治疗。”绝食请愿的学生代表仍坚持两点要求：一是肯定这次学生运动是民主爱国运动，而不是所说的动乱；二是尽快对话，并现场直播。李鹏未置可否，顾左右而言他，说道：“无论是政府，还是党中央，从来没有说过广大同学是在搞动乱，一直肯定大家的爱国热情，爱国愿望是好的。” 今天凌晨，赵紫阳、李鹏等领导人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请愿的部分高校学生。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实况录像。李鹏板着严肃的面孔，不冷不热地劝导学生。而赵紫阳则表现不同，他接过学生递给他的扩音喇叭，十分感伤的说道：“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他恳切希望同学们健康地活着看到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赵紫阳用嘶哑的声调说道：“我是老了，无所谓了，你们还年轻，今后的日子还长着呢！”赵紫阳的一席话，很富有人情味，受到当场同学们的热烈鼓掌欢迎。 晚上九时，时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七天的北京高校学生，通过设在广场上的高音喇叭，宣布停止绝食，把绝食改变为静坐。这一消息，使广大为绝食学生的健康和生命担心的人们，大大地宽松了心头上的焦急和忧虑。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干部万人大会，李鹏发布了戒严令。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的身体猛的一哆嗦，想起了那可怕往事。尽管已过去三十多年了，我仍然不能摆脱那可怕的过去。我闭上眼睛，任思绪飘回到往日的时光与情感中去。林昭的形象如电影一样又重新浮现在我的眼前：她从一名天真无邪的女大学生成长为一名成熟年轻人的情感历程。请听听她对反右的议论和评价吧，在监狱中写的一封信中是这样写的…… 反右——那腥风血雨惨厉倍常的一九五七年在许多人，也在这个青年人的生命史上深深地刻下了一道烙印，划出了一道鸿沟！而这回事当然是共产党错的！不仅错，而且大错特错！鉴于匈牙利事变的惨痛教训想缓和一下国内舆论情而使可能产生问题消弭于无形，原意或亦可算为力争主动未足原非；但为什么对客观事态的严重程度估计十分不足呢？又为什么不先从主观上准备着比较良好的政治风度呢？当然这两者也互相关联着，而其根本原因便是：只有方式而毫无诚意，故闹到临了便也成了那么一回叶公好龙的可悲笑话，弄得无以自圆其说了，更只好恬不知耻地强颜解潮曰：完全正确，这正是一个圈套，目的为诱敌深入、等等。顺便说一句：我于此等地方也每每屈服得牙痛不已！做错事情任何人都在所难免，最最不可原谅的倒是这种曲为诡词以文过而饰非的做法！这比之单纯的做错事情或害怕认错要恶劣到不知多少倍哩！几时共产党能把这一点改掉，则也许可以比较出息了！ 一九五七年是一个染满着中国知识界与青年群之血泪的惨淡悲凉的年份！假如说在这以前处于暴政之下的中国知识界还或多或少有一些正气流露，那么在这以后则确实是几乎已经摧残殆尽了！而《人民日报》又是何其杀气腾腾地每天每日焕发着血腥味儿啊！人们努力想从新闻中、标题上或那怕是字里行间找出一点点明智的——理性的气息，可是多少次所得到的只是失望！没有、没有！完全没有！根本没有！莫说一点点，连半点点都没有！面对着那样沉痛的政治现实，面对着那样惨痛的家国之苦难，面对着那样汪洋巨涯的师长辈和同时代人的血泪，作为一个被未死灭的良知与如焚的激情折磨得悲恸欲狂的年轻人，除了义无反顾地立下一息尚存除死方休的反抗的誓言，并竭力尽一己之可能将这誓言化为行动而外，还有什么是他更该做的事情呢？！这其间应该受到严厉责备的究竟是年轻人，还是执政者呢？！这又到底是林昭负了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国共产党负了林昭呢？！
36、平凡而伟大的灵魂 1989年5月20日 （星期六） 昨天，正当人们为天安门广场的绝食学生宣布停止绝食感到欣慰的时候，晚上九时四十五分，中央电视台播送了“重要新闻”，现场直播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李鹏在大会上号召大家紧急行动起来，坚决制止在首都已经发生的动乱。国家主席杨尚昆在会上也讲了话，他说：“为了维护首都社会治安，恢复正常秩序，我们不得已，从外地调来了一部分人民解放军。” 令人奇怪的是：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大会，党的总书记赵紫阳没有出席，真令人不解。李鹏总理签署国务院令，断然决定从今天上午十时起，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以防止事态更加恶化，掌握制止动乱的主动权。紧接着，陈希同市长今天也发布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实行戒严的一、二、三号令：严禁游行、请愿、罢课；严禁散布谣言、散布传单；严禁冲击党政军领导机关……等等。声称：发生上述禁止的活动，公安干警、武装部队和人民解放军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理。 今天是北京市戒严的第一天。首都社会秩序一如往日，市民生活大体如常。天安门广场上，数十万大学生仍在和平静坐。白天，大街上游行的队伍不断；夜晚，广场附近，东西长安街及一些主要街道口满是市民。 上午，当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一遍又一遍地播放从十时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通告整个城市的百姓都流露出疑惑和焦虑，心中暗暗问道：“这是为什么？”“学生并没有造反呐！难道还要解放军吗？”“共产党难道还害怕人民，调解放军进城干什么？” 十时后，北京市街头并未出现实施戒严令的景况。 游行示威的队伍仍然不断向天安门广场进发，在学生和市民纠察队的指挥疏导下，广场附近、东西长安街及主要街道秩序良好。据市公安局的统计，近几日来，北京市的交通事故比同期明显下降。 晚上，在城外的一些道路上，出现了行进的解放军军车，车上满载着解放军人。但都被市民团团围住不得行进。大学生、市民都涌向军车，与车上的军人恳切交谈；不少人还给解放军送来茶水、面包、汽水等，表示慰问。 入夜，十里长安满是人民群众，人山人海，各种车辆穿梭在市区的主要街道上，维持秩序的市民和学生，认真负责。有心的人们还用各种物件设置了八卦阵似的路障，预防解放军报的军车行进城区。 天安门广场上，静坐的大学生都准备了口罩和浸湿了水的毛巾。据估计，今天游行上街的学生和市民的总人数最多时达百万之众。 深夜，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死寂，没有人声，没有尖锐刺耳的汽车鸣笛声，一切好象是静止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息。 “自由，这个人类语言中最神圣、最美丽、最高贵的名词永远燃起人们，特别是青春心灵之最强烈的爱恋与追求的感情……。”林昭的话语，又一次在我耳边鸣响。 我记得您说过：“一切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人都是我们兄弟！”你又说过：“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一个人还受着奴役，就不能说人类是自由的！”啊，林昭，您的言辞焕射出无比强烈、无比纯挚的人道感情，因为您有一个深遂的头脑和一颗高贵的心灵！ 远处，伴随着轻风传来了北京站的钟声，我仰望这黑色的夜空，默默献上心的祈祷：安息吧！平凡而伟大的灵魂，在祖国的怀抱与爱抚之中长眠而安息。我走回了房内，打开了台灯，谨以心香一瓣，米浆一盏，痛泪一掬，悲剧一曲，致诚遥祭于林昭的灵曰： 呜呼林昭，晨曦乍布，已扬噩讣，惊耗入耳，痛摧肝腑，当心中刀，小决如潮。长号群涌，哀愤冲霄，暮哭招魂，天惨无色。哭昭情操，矜世足式。器昭令名，众口如倾。哭昭卓识，举直错枉。哭昭长才，竟赴夜台。哭昭端品，忽视蒿莱。哭昭惨殁，痛泪和血。英华不永，横遭摧折。呜呼呜呼，徒唤奈何。仇重山岭，恨若长河。松柏巍巍，是昭仪态。丽日皓晔，是昭艺颜。广陆千里，是昭遗体。江山青峰，是昭含宝。云雾焕炽，是昭素质。潮海苍茫，是昭心肠。清风霁雨，是昭隽语。掣电鸣雷，是昭雄威。霜寒月白，是昭敖魂。长天时星，是昭英灵。水止珠没，歌残月阚，人间何世，有斯惨劫。天怜冤抑，六月雪下。汀竹蔓林，贞娥恨深。大义在抱，碧落黄泉。尽命完节，来告昊天！呜呼，哀哉！忧惟尚飨！
37、“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1989年5月21日 （星期日） 今天是北京戒严的第二天，首都社会秩序和市民生活和过去一样，没有什么变化。 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午十二时的报导：根据李鹏总理签署的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市部分地区戒严令，从我地调来一部分人民解放军部队已经到达北京市城区周围，其中一部分部队已经到达一些重要机关单位。更多的解放军部队正在北京城区周围待命。 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今天发布《告北京市民书》，指出：派部队到北京部分地区协助北京市公安局干警和武警部队执行戒严任务，完全是为了维护首都治安，恢复政党秩序。决不是对付爱国学生的。希望广大爱国学生和社会各界是人士能够充分理解，并给予大力支持和协助。 北京市人民政府发言人就调入部分解放军参加执行首都戒严任务答记者问，再三强调指出：调进北京市的部队是为维护首都秩序，保障全市人民能够正常地进行生产、工作、学习和生活。决不是对付学生的，更谈不上“镇压学生”。对高等学校根本没有军管任务。 戒严部队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受到了学生和市民的阻拦，终于没有开进市区。 天安门广场上，数十万和平请愿的首都和外地赶来的大学生比肩静坐。东西长安街上，上街游行声援的队伍不断，人流夜以继日。在广场上空，数架军用直升飞机在低不到百米的低空往复掠过，不时撒下用大号字印的李鹏总理传单。学生们将传单拣起来，有的撕碎，有的揉成团丢在地上用脚踩。学生的广播不断播出解放军在城郊被堵的胜利消息。有时也广播某某地方告急，要求同学们去增援，堵住进城的解放军。广播中还不断播出“五二0惨案目击记，说武警在丰台打死打伤学生和群众，要求讨还血债。 广场上空飘荡着各式各样的风筝，据说是阻挡直升飞机的降落。广大市民担心执行戒严令的解放军进城后发生的流血事件，终于没有发生。 晚上，人们又又结队地涌向天安门广场。通向郊区的一些主要交通路口，学生和市民都设置了路障，聚集起黑压压的人群，保护首都，不让解放军进城镇压学生。城市公共汽车、电车已中断了两天，地铁停运了，不能拿到报纸，取到牛奶，可人民都能理解，没抱怨，只有叹息，自问道：“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呢？”“学生要求不高嘛！为什么作为人民的公仆的政府领导人不敢见学生呢？” 夜间，天安门广场人海如潮。晓有风趣的是：二十一时许，一对年轻的恋人在壮丽的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婚礼。清华大学的学生代表给他们献上了一只美丽的花篮，和平静坐的大学生纷纷向他俩祝贺。 婚礼，是纯洁爱情发展的必然结果。爱情一旦占据了人的整颗心，就来不及想别的，容不下那么多道理了。爱，是感情！只能用感情去爱，而不能用道理去爱。但爱情不只是两个人的感情扭结，或单纯是一种生理现象，而是感情、理智、生理要求和社会责任感的综合体。不管多么浓烈的感情，都不可能没有思维和理智的成份，这对年轻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婚礼，又一次牵动了我的无限思绪，沿着记忆的旧路去寻找当时的自己…… 那是一九五九年的九月二十六日，我被迫分发去遥远的西北——新疆，在北京火车站与林昭别离的情景。 我们心中积满了阴霾，长久地凝立在月台上，离别的苦痛灼烫着我们的胸怀，灼烫着我们的脸颊。我仿佛又听到她那悲凉而哀怨的声音。 “阿山，我爱你，是害了你。我早就说过，他们会这样来整我们的，把你分配到最远的边区去的。” “不，别要这样说了，我不怕他们！我们总有一天会相聚在一起的！” “不，我怕，我怕你回不来了！” 我没有，从来没有见到过她一对这样颤抖和痉挛的眼睛，看着她那寒粟悚惧的神情，我突然觉得整座月台里其他一切全都死灭僵凝了。尽管四周营营扰扰，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挤满了上车和送客的人群——所有这些动荡嗡冲神经的纷乱景气对我全不存在，我紧紧握着她那喘息急不可待的手，激动地说道：“会的，会有一天会回来的！” “太残酷了，太残酷了呀！”林昭极度悲伤，两眼含着泪水，瞧着我嘶哑地说道：“一切就都完了……。” “什么一切都完了呢？我们只不过是暂时的分离，怎么能说一切都完了呢？无论怎样，我们的心不是已经紧紧地连结在一起了么！”我激动地现出要把内心所积压的一切全部吐露出来。 “你有回来的可能吗？” “会有的，我一定会回来，一定要回来的……你一定要等着那个时候。”说着，我流下了眼泪。 林昭也流着泪，我们将面颊贴近，相互紧紧地拥抱着，两人的泪水融合在一起，沾湿了两人的衣襟。 车站上的铃声响了，这铃声好象箭一样刺穿着我俩的心房，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生怕要被人拆散似的。 她不停地说道：“我们不能分离，阿山，你不能走啊！”性格一贯倔强的她，从不落泪的她，这时也流出了两行炽热的泪水。 这是我这一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她的泪水。我更加紧紧地抱住她，缀泣地说道：“你别哭！你别哭！”其实，我的泪水也盈眶夺目而涕下了，我也在哭啊！ 火车鸣叫了一声，我们才从悲痛中清醒过来，我不得不离开她的怀抱，踏上了车厢门的踏板。她追随着缓缓启动的列车，摇曳着手中已被泪水湿透的手绢，发狂地喊道：“我等着你，我等着你，你一定要回来呀！” 这时，我真想不顾一切的跳下车去，可是，已经不可能了，列车越来越快了，奔驰飞出了车站。她那纤弱细小 的身影。在我充满泪珠的眼眶中，渐渐地模糊到完全消失了…… 真没有想到，这次竟成了我们的永别。二十年后，在林昭的追悼会上，我遇见了她的同学、挚友——上海市沪剧团的编剧倪竟雄，她告诉我： “……你爱林昭我知道，一九五九年我去北京与林昭见面时，她突然告诉我，要介绍一个妹夫与我见面，我以为她是戏言。后来，她真的把你介绍给我，我们三人在王府井相聚了一次。之后，我还是不甚相信，她却认真地说：‘我要与他结婚。’因为我毫无思想准备，对你又不了解，对这次突然消息表示惊诧。你当时给我的印象：你比她似乎小得多（感觉上好象小了几岁），我有点不信，我与林昭是知己，她过去几次罗曼克的遭遇我有所知。我的印象中，她好象喜欢恋爱而并不想匆匆结婚，她常常在幻想中遨游，而不现实。同时，她也不是恋爱专一主义者（我并不是说她恋爱态度不严肃，我也不赞成那种从一而终的古板观念），她可以在某一段时期挚爱一个人，但若在另一种特定环境中相遇了另一种触动她感情的人，她也会幻想连篇而投入情网。她是一个诗人的气质，因此她与你曾经相爱，并想结婚。至于后来的变迁实在太悲惨了，你还能要求她什么呢！她把全身心扑在‘政治’上了，感情、爱情也都集中到她的政治主张上去了，真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呀！……要谈林昭这个人，特别是她的爱情方面，不是几句话就能谈得清的。”
38、手起刀落，殷红的血 1989年5月22日 （星期一） 今天是北京实行戒严的第三天。 昨天晚上，北京街头流传着部队要镇压学生的说法。几十万学生、市民都涌向街头、涌向天安门广场。在度过紧张不安的一夜后，首都又迎来了国务院下达戒严令的第三天，北京市内秩序基本恢复到三天前的状态。执行戒严任务的一些受阻解放军部队仍在原地待命，也有一些部队向后移动了。 市区气氛趋于缓和。东西长安街、天安门广场的周围以及城区的一些主要街道、商店照常营业，道路交通顺畅，但大部分公共电汽车和地铁依然没有恢复运营。市民生活秩序大体正常，各大剧院的文娱活动照常进行。 今天，整个天安门广场比较平静。广场上的人数有所减少，学生仍在静坐。广场的卫生状况不佳，一些大学生协助环卫工人清除垃圾、喷洒消毒药水，防止传染病流行。天安门前仍有断断续续的游行队伍。 下午，东西长安街上出现了上万人的游行队伍。这是首都知识界、文化界和新闻界自宣布戒严后又一次大规模的游行。下午二时许，举着“中国知识界”旗帜的两支游行队伍，分别由建国门和复兴门出发，一边高呼口号，一边向天安门广场汇集。他们喊道：“保护学生！捍卫宪法！民主万岁！自由万岁！人民万岁！”到达天安门广场时，游行队伍人数达两万多人。从他们的旗帜上辩认，游行队伍中有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中国电影家协会等单位。还有两面旗帜上分别写着：香港师生记者声援团、香港大学。队伍中更多的新闻界人士，几乎包括了首都主要的新闻单位。知名学者、作家刘再复、王若水、包遵信、李陀、徐刚、戴晴、郑义、赵瑜、肖复兴、陈丹晨、钟艺兵和刘湛秋等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游行队伍行至天安门广场时，适逢直升飞机在上空盘旋并散发传单，更激起人们的激愤。这两支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广场后，又到新华门和台基厂（中共北京市委和市政府所在地）等地，所到之处市民反应热烈，与游行队伍同声高呼：“大军压境，首都危急！”“祖国危急，人民危急！”“反对刺刀下的秩序！”“中国人不再做奴隶！”等口号。 下午七时，中国科技大学朱忠之、罗志强等十一名学生来到聂荣臻老帅住地，请求聂帅会见，并递交了一封信。 信中说，敬爱的聂帅，今天下午李鹏主持会议，作出四点决定：一、这次学生的爱国运动定性为叛乱。二、不惜用二十天时间镇压掉天安门广场上的二十万大学生。三、腾出首都各大监狱。四、明晨五点所有环卫工人上班清扫天安门广场。消息千真万确，部队已调署完毕，情况万分危急。请求聂帅从天安门广场上二百万市民、二十万学生的性命着想，出来说句公道话，表态，并恳求聂帅立即回音。我们在门外等着您！有可能的话，请聂帅务必于今晚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群众和学生。 聂帅派工作人员出来说：“希望大学生不要听信谣言，部队的同志决不愿意发生流血事件。” 晚上九时左右，中国科技大学七名学生来到徐向前老帅住地，徐帅住地工作人员接待了他们。学生的代表说：“军队要镇压学生，很可能在今晚发生流血事件，请求徐帅说句话。”徐帅住地工作人员经过请示徐帅同意回答说：“部队执行戒严任务是为了恢复首都的正常秩序，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绝不是针对学生来的。部队的同志决不愿意发生流血事件，并会采取一切措施来避免，请你们不要听信谣言。” 一些准备进入首都维持秩序的部队仍滞留在原地点待命，许多军车的周围一直有学生、市民在和士兵交谈。一些大学生和市民向解放军官兵送食品和饮料，相互热情恳谈，气氛融洽。一些解放军官兵向学生和市民表示：人民军队爱人民，绝不会对人民动手。 入夜，各主要路口的路障虽然明显减少，但市民们仍不放心，一群群的市民仍轮流着在守候…… 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消息，从昨天到今天下午，有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河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七千八百多名外地大学生离京返回本地。 今天首都知识界、文化界和新闻界的又一次大游行，使人想起了林昭，想起了中国知识界的许多往事，想起了也曾在北京大学读过书的王实味，他与林昭有着惊人相似的悲惨命运，都惨死在共产党的屠刀下。光明日报记者戴晴写的《王实味和‘野百合花’》，在一九八八年第五期的《文汇月刊》发表后，震动了中国知识界的心灵…… 一九四七年春，山西。 连绵的土山，风刮着，把绵密的灰吹进每一道密密衍着的衣缝。清明已过，仍不见一点绿意。 兴县，破败的小镇。作为晋绥根据地的首府，唯一的标识是间或从这个或那个窑洞式平房的窗口探出的小镇。 战斗正在几百里以外的河西进行，这里的黄昏是宁静的。 蔡家窑，晋绥行政公署公安总局驻地。 一个手提砍刀的干部模样的青年人走进一孔小窑，拖出一个为干部模样的中年人，拉到偏僻的山屿。 手起刀落…… 殷红的血沉甸甸地洒落在干硬的黄土地上。 死者。王实味。罪名：托派分子、国民党特务，反党集团成员。没有终审判决和裁定，没有上诉与驳回，执行的依据是一份批准了的报告。 终其四十一岁的一生，王实味所做的顶出名的，也是最早为他带来厄运的一件事，即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最高层的会议上还提到的，是他那篇共有四节，分两次发表在当年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的杂文。 …… 王实味是河南潢川人，一九二三年中学毕业，考上河南留美预备学校一年后，该校停办，他为了升学，曾经到邮局工作一年。一九二五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预科，编在同一个小班的还有张光人（即胡风），不久就参加共产党地下组织，因恋爱问题，被党支部书记段纯（此人一年后脱党，加入国民党，当上了县长）称之为入党不是来参加革命的，是抱着“卑鄙的动机”，威胁要开除他的党籍。王实味反唇相讥：“你是支部书记，你有这个权！但是，你不要以为你利用职权把我开除组织，就能开除掉我头脑中的共产主义理想。”王实味就这样愤愤不平的离开了共产党组织。那年他二十一岁。 西安事变后，国内形势又一次促使王实味北上的决心，他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带了六名女学生投奔到延安参加革命。先在洛甫（张闻天）的马列学院编译部工作，后又分配到欧阳山的文化研究室，重新恢复了党籍，定为特别研究员。在中央研究院四年之间，王实味编译了一、二百万字的马克思和列宁的译著不仅在延安，在敌后抗日根据地，还曾在重庆和沦陷区“孤岛”上海出版。他的勤奋，他的贡献是尽人皆知之。 一九四二年的延安，在党的整风运动中，就这样一个投奔延安、勤勤恳恳为党为革命的知识分子，因为写了一篇杂文《野百合花》，在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壁报《矢与的》上，贴了几份墙报稿，发了几句“牢骚”话，震怒了当权派，被王震骂为“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毛泽东深夜提着马灯来研究院看了《矢与的》，随即指出：“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在三月三十一日《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毛泽东的口气已相当严厉，指出：“……但也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这就是绝对平均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这里说的“有些人”，并且定了“立场”的杠杠。作为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在这期间曾经找王实味谈过两次话，写过两次信。信里有这样一段话：“《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其次才是具体意见，再次才是写作技术。毛主席所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这种错误的立场。那篇文章里充满了对于领导者的敌意，并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这无论是政治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是绝对不容许的，这样的批评愈能团结一部分同志，则对党愈是危险的，愈有加以抵制的必要。 王实味是吃软不吃硬的汉子，没有象当时的丁玲那样马上认错，表示改悔，而是“死不认错”。在整风运动中，对王实味的批判逐步升级，斗争加码、无限上纲。到了秋天，规格升了上去，由“反党思想”“反党活动”变成了“五人反党集团头目”、托派分子、国民党特务。于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被逮捕，经过了漫长的四年关押、看管，到了一九四七年的暮春，在国共战争时，被送到远离战区的晋绥公安局无辜的杀害了。这和林昭的冤杀是何等惊人的相似啊！ 这两个相距二十余年，又分别发生在建国前和建国后的事件，是那么样的相同。首先，都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亲自领导下进行的。此后，基层许多干部如法炮制，冤案所以如此之多，与此有关。其次，都是由文化人的文章引发，按照思想问题——政治问题——刑事案件三级升格。第三，大批知识分子卷进去，参与整知识分子。第四，被整的大多是个性很强又喜欢独立思考的文人。应当说，四十年代初发生的王实味事件成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开端。它很典型的体现了中国民主革命历史时期现代民主意识被扼制的历史事实。它打击的不是一般的受批评什么的个别知识分子，而是对有独立见解的知识分子整体的一种整肃。胡风虽然没有象王实味、林昭等人那样被杀掉，但是搞成了全国性的批判运动，不仅影响了文艺、影响了政治生活，还影响了以后的法制，开了随便抄家、抓人，用日记、书信中的片言只语定罪的先例。影响所及，后来人们连日记都写假话，信件可以随便被没收、私拆。公民的最基本权利遭到践踏。在这些病态的历史悲剧中，搞得最热闹的正是知识分子自己！ 不可否认，王实味事件作为文艺整风的第一幕，为以后文艺界的整人提供了一种模式。这个事件的后果，是把文艺和政治紧紧捆在一起，再也脱不了钩，成为一个“范例”。解放后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等都是从思想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最后以“反革命”定罪的。既是“反革命”案件，就没有讨论余地了。掩卷深思，在中国，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统治和禁锢，给人印象最深的自然是反右斗争。但中国政治生活的独特性，即用运动的方式来解决思想认识总是其实是从一九四二年的王实味事件开始的。如果写一部《中国运动史》，将是一部使人触目惊心的书。软刀子杀人，还要逼着被杀的承认自己“该杀”。思想动员，制造气氛；人海战术，轮番战斗；孤立围攻，逼供诱供；“大手所指，无疾而死”。无穷无尽的检查交待，自我批判，使一个人的精神完全瘫软，再也站不起来。这种“群众运动”，是可怕的。还有一大发明，便是所谓“阳谋”。其实“阳谋”就是阴谋，将《孙子兵法》的一套用于思想领域和政治生活中。一帮书生文人，傻二哥似的，非常天真地听从。从延安开始的那套整人战术和圈套，历次运动都用，并不新鲜。文人还是一次又一次扑腾扑腾往里钻、朝里跳。
39、“小平引退、李鹏下台” 1989年5月23日 （星期二） 今天是北京戒严第四天。 城市交通基本恢复。上午，街头隆隆奔驰的公共汽车，给首都市民带来了欣慰的笑容。北京的社会秩序继续向稳定方向发展，绝大多数市民沉着冷静，生活日趋正常。 首都已有一百多路公共汽车恢复运营，停驶三天多的地铁也于上午十时三十八分开出了第一趟列车。在学生和市民们的疏导下，全市街道基本畅通，职工上下班大多转入正常。运送煤气、液化气及肉蛋菜奶的车辆受到格外关照。 天安门广场上，沉睡了一夜的请愿学生黎明即起，洒扫周围场地。在高声播放的国歌声中，一些同学向冉冉升起的国旗行注目礼。请愿学生广播，同意撤出停在广场上的公共汽车（原来供绝食学生用的），由公交公司投入正常营运。 下午，首都约有一百万各界人士走上街头游行。这是自五月二十日发布戒严令以来最大的一次。今天参加游行的是以知识界、文化界、学生界、新闻界人士为主，也有少部分工人参加。民盟、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外交部、航天部等国务院一些部委的部分工作人员也参加了今天的游行。参加游行除了高等院校的师生，还有来自外地的一些大学生。今天游行队伍的口号是：“小平引退，李鹏下台！”“撤出军队，取消戒严令！”“维护宪法，保障人权！”“反对军管，打倒李鹏！”“李鹏不下台，我们天天来！”等下午四时，黑云压城，雷电交加，天公也被愤怒的人们感动地流下了泪水，倾盆大雨铺天盖地的洒了下来。在大雨中，成千上万的群众仍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高呼口号。市民们纷纷游行的队伍送来各式各样的雨具。 雨后的天安门广场，气温骤降。大批寒衣和姜糖水送到学生手中。某中央机关的干部捐赠四千件衣服，很快就分发到学生手中。请愿静坐的学生被雨水淋透，但仍未离开广场，其中有很多外地学生。 下午五时三十分，有三个人将画图的颜料装进空鸡蛋壳内，往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砸去，把毛泽东头像弄得乌七八糟，十分难看。这种污毁毛泽东头像的行为，当时就被几名维持秩序的大学生抓住，送交了公安局的派出所。经过派出所的同志初步审查，他们三人是从湖南赶来的，一位是报社的编辑，一位是工人，一位是无职业的人。他们都不是大学生，而是所谓“对毛泽东有刻骨仇恨”的人。 入夜，街头仍有许多关切事态发展的市民难以入眠……时时担心看天安门广场上和平请愿的大学生会遭到“镇压”的厄运。 是的，越来越多的信息正在向人们发出严惩的警告：在北京城，市民、学生和来京执行戒严令的武装士兵，都有可能逐渐失去耐性。昨天晚间，北京西郊大井村就发生了市民与军队对扔砖瓦块，造成人员爱伤的事件。在北京六里桥发生了警察与市民的冲突，双方均有人受伤。今天被阻拦在石景山的戒严部队某部，发生了一名军官从卡车上突然被甩下致死的意外事故。这些事件，在大学生纠察队等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均被迅速平息了。但是，上述消息却令人不容乐观，人们极为忧虑的是，在目前僵局一直未打破的情势下，已经出现了因偶然事件致局势突然恶化的温床和契机。 五个星期以来（包括实行戒严以来），北京成千上万的民众一直处于空前的政治兴奋状态。戒严令发布后，他们的精神更是持续高度的紧张：白天，或上班或游行，晚间又纷纷聚集在路口、桥头，集会演讲、设置路障，几乎彻夜不眠。时至今日，他们已是身心俱倦。他们目前的期望已由三天前阻止军车进城，变为希望同戒严部队官兵不停地交谈，能使军队离京远去。市民们这种新的期望，每一天甚至每一小时都变得更为急切。 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和最近三天来分赴城外军队集结处的大学生们，也已经精疲力竭了。众所周知，迄今他们的理智和秩序，受到了全市人民和军队的一致称赞。尽管如此，一个多月来，特别是五月十三日绝食请愿后，这些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数以万计的大学生，显然正在经受着最严峻的考验。 与此同时，政府戒严部队也面临着有目共睹的压力，虽然他们均表现出“极大的克制”。据中央电视台的报导，透露了戒严部队官兵的心态。一位中校抱怨“人民群众不了解我们”，“很多人说了一些不友好的话”。他还说：“战士整天都呆在车上，太阳晒、吃不上饭，没有带被子、雨布，晚上都躺在地下。”另一位中校称：现在“我们吃不上饭，喝不上水，睡不了觉都没事，只是受不了这个气。”士兵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在他们“受不了这个气”的时候，谁能保证不会发生不虞之事呢！ 可想而知，有关方面为保持“理智”和“克制”，必将比前一阶段更为艰难。此外，还有一些迹象为事态勾划出不乐观的前景：这两天，不断有消息说，在与戒严部队接近的市民中混进不明身份的人，企图制造事端了；据《北京日报》报导，京城已发现“一些外地流窜人员”冒充大学生，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今天发生的三名外地人，在群众游行时向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画像泼污物，也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信号。另外，天安门广场上大学生的组织者多次宣称，他们“已无法控制局势”。因为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权力领导和组织上百万北京市民，保持有序状态。 种种情况表明：宣布戒严以后的北京城，其理智色彩不再象前些日子那般浓重了。社会情绪烦躁度升温，将为那种可能诱发巨大灾难的偶然事件提供机会，这是爱国公民无论如何也不愿看到的。
40、平静的一天 1989年5月24日 （星期三） 今天是北京戒严的第五天。 继昨日凄风苦雨之后，今天烈日当空。天安门广场上那么多栉风沐雨的大学生的健康状态受到北京市民的关怀。昨天傍晚开始出现的为请愿学生送衣服、食品、药物的人流，一直持续到今天清晨。前些天为救护绝食同学忙得一刻不停的医务人员，现在正忙着喷洒流水线药水。天安门广场一些静坐的学生把淋湿的棉被、大衣摊在帐篷顶上晾晒。 城市交通情况明显好转，一百七十多条线路的公共电、汽车通车了，环城地铁运营了，交通警察上岗了，全市交通网络基本畅通。尽管生活秩序趋于正常，人们对时局的关注有增无减。很多北京人都在追逐着各种各样的信息。虽然没有证实戒严指挥部发布过命令，但执行戒严任务受阻的部队确实有后撤。各繁华地段的商店都在营业一些商店前几天挂出的声援、支持学生的标语、横幅已收起。在街头报栏前，有众多的人在看报；在一些电线杆、墙壁旁，聚集着许多人围看各种各样的传单。 下午，天安门广场仍有少量的游行队伍在示威，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有中央电视台的队伍，天坛医院的游行队伍有数百人之多。昨天被污损的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已经被更换了另外准备的一面。据公安机关对三名肇事者的审讯，他们三人承认责任全在他们自己，与大学生静坐请愿无关。 “北京工人自治会”的组织，在天安门西侧观礼台设立了一个较大功率的广播站，宏亮有力地广播声吸引了大批行人。中央电视台工作人员将刚刚从会城门邮局取出的全国各地各界人士的捐款二万五千八百多元，转交给在天安门广场上和平静坐的首都高校学生代表。北京市居民给广场的学生捐送了大量食品和衣物。 晚上七点多，约有一千多名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下了火车，背着包、举着写有“声援团”的旗帜，排着队向天安门广场走来，受到了和平静坐的学生的热烈欢迎，使较为平静的天安门广场又掀起了高潮，激励同学们坚持到底！ 今天北京的气氛，看上去是宣布戒严以来最为平静的一天，也是最富有和平情调的一天。然而，这种与近四十天来激荡不已的情势明显不同的安宁，是否预示着什么呢？人们的心头惴惴不安：北京今天的“安宁”会持续下去吗？
41、静坐、游行仍在继续 1989年5月25日 （星期四） 今天是北京戒严的第六天了。 昨天晚上是北京戒严的第五夜，广场上只见人山旗海中飘浮着一顶顶用塑料布或帆布搭起来的简陋窝棚。棚内挤满了疲惫不堪的男学生和体弱的女学生，更多的同学则在棚外的夜幕下露宿。热情的首都市民捐助了大批棉被和棉衣，但杯水车薪，众多的大学生仍是缺铺少盖。 在毛主席纪念堂，几千名刚从山东、湖南来的大学生声援团坐在一起。夜风掠过，寒气袭人。纪念碑西侧的四川大学的营地旁边，几名学生围着两名吉它手，轻轻弹唱着惆怅忧郁的歌曲，每唱罢一曲，便齐声呼喊几句热烈的口号。北京舞蹈学院的帐篷里，有二十多名学生，她们每天分成几班轮流来静坐，其余的同学都留在舞院休息。 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的最高层，是中外记者的活动中心。外国和港台记者每夜都架起摄像机或拿来着无线话机，目不转睛地巡视着广场，时刻期待着世界头号新闻的出现；大陆记者则聚集在一起，交流着关于学生领袖的信息。绝食团的广播停播了，目前学生们还没有主动撤离的迹象。 天安门广场四周，围观的群众大为减少，义卖汽水和食品的摊点增多，卖鸡蛋、摊煎饼的个人商户生意兴隆，会聚成了一个小吃群。 进入戒严第六天的北京城，局势正在逐渐明朗化。全市生产、交通、生活秩序进一步恢复；静坐、游行仍在继续。停住在城外的戒严部队无明显的进城意向。 下午一时半，烈日当空，仍有一批批队伍顶着酷热，到天安门广场示威游行，东西长安街和广场南的游行队伍，一时不见头尾。从他们打着的旗帜和横幅来看，有来自科研、教育、卫生、文化、新闻单位和部分工厂，也有不少是外地学生。长安街交通曾一度中断。 在天安门广场，政府的广播播送了北京市政府发言人支持中国红十字会呼吁的消息等；学生的广播除要求一些人不要再爬上纪念堂门外的群雕外，还吁请外地来京的大学生返回，因为今天是学生免票返回的最后一天。但据北京火车站的人说：学生来京的仍比返回的多。
42、“这个方针我执行不了” 1989年5月26日 （星期五） 今天是北京戒严的第七天。 连日来，科技日报陆续收到来自山西长治、上海、四川都江堰等地各界人士给首都大学生的捐款共五千八百九十元。今天，科技日报把刚刚从邮局取出的各地捐款转交给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大学生代表。 今天，北京城里秩序基本稳定，市民生活进一步趋于平静。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和围观群众已渐减少。 街上没有出现游行队伍。在最高达摄氏三十六度的酷热气温下，天安门广场上的许多学生纷纷转移到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前的树荫里。前些时候提供给绝食学生避雨的一百多辆大客车，到下午只剩一辆停在广场，其余全部开走，投入营运。 市民们感到，今天是近一个月来交通秩序最好的一天，各种车辆运行正常除了还有刚下火车的外地学生的零星游行队伍外，已没有什么带着横幅的队伍走在街上。 由于烈日炎炎，白天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的学生减少了许多，围观和送饮食的也已大大减少。天安门广场上依然旗帜林立，不少连日请愿疲惫不堪的北京学生已返回学校其中也有人清晨回校，傍晚重返广场。 这两天，广场上绝大多数都是外地学生。他们旅途劳累，在广场上吃不好、睡不好，抵抗力低，感冒发烧的、拉肚子的、中暑的人不少。北京火车站前，大量外地进京学生排队等待返回，新来的学生已经不多了。 尚在城外整休待命的戒严部队，开始接待各级政府组织的慰问队伍，有些官兵还与当地居民联欢。据新华社记者在一篇报道中反映，驻在大兴县的戒严部队正逐步为群众理解，一位军官说，他们想以严整的军容军姿出现在首都人民面前。 今天，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陈云主持召开了中顾委常委会议，传达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反对动乱的重要指示，号召大家坚决拥护党中央和国务院为制止动乱、稳定局势作出的正确决策和采取的果断措施。 这重要批示是什么呢？据可靠人士透露，就是李鹏、杨尚昆、乔石、姚依林四人在五月二十二日会议上的讲话，其内容是： 李鹏说：“最近，中央虽未开过政治局会议，但常委多次研究过，几乎所有的老同志都参加了研究。总的认为，四月二十六日社论是正确的，当前发生的事件是一场动乱，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动乱，其目的是要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党的领导。现在越来越看清楚了。所以党内几位最有威望的老同志，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杨尚昆、王震同志和中央常委领导班子的大多数同志都认为，绝不能从四月二十六日 社论的立场后退。当然，那篇社论还可以写得更好一些，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写得更清楚一些。这是总结经验的问题，完全可以解释清楚。但是社论本身没错。如果否定了它，就等于失去了整个精神支柱。” “从深层的原因看，这次事件是长期自由化泛滥的结果，就是要搞西方的一套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现在，后退是没有出路的。你退一步，他进一步；你退两步，他进两步。已经到了无路可退的程度，再退就要把中国送给他们了。党内几位老同志一致意见不能退，但同意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所以，我在五月十九日的讲话中特别重复了两次‘极少数、极少数’。这样的人确实存在，有在一线指挥的，二线、三线的也有，相当高明。他们绝不是只搞一个月、两个月，而是作了长期打算的。” “我们不希望党内分裂，非常愿意能够团结一致。如果是一般性问题，即使在政策上有些不同意见，大家还可以讨论达成一致。但是这件事不同。紫阳同志从朝鲜回来后，发表了五月四日在‘亚行’的讲话。这篇讲话未经过常委任何一个人，是他自己准备的，调子与四月二十六日 社论完全不同，而且广为传播，宣传声势不小。从这以后，大家至少看出一个总是党内有两种不同意见。任何一个有政治经验的人都能看出来，搞动乱的人当然也看出来了。紫阳同志五月三日在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事先送给我们看过，我们几个人提出必须加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未采纳。五月四日那篇讲话后学潮便不断升温，达到一百万人上街游行的高潮。外地也有很多人来京参加，中央最后才下决心实行戒严。” “还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我党究竟以谁为核心领导，谁代表改革、开放。是紫阳同志，还是小平同志？这一点大家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十年改革以来的主要方针、政策，都是小平同志提出来的。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政策的总设计师。对世界来讲，小平同志的形象是代表中国改革、开放的。当然紫阳同志也做了不少工作，但也是执行小平同志的。他在工作中有不少失误。他在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谈中，首先讲小平同志是我党最高决策人，说这是十三届一中全会决定的，我们所有重大问题都是通过他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小平同志抛出来了。结果第二天游行的口号就是‘打倒邓小平’。如果要维护党的团结，党的核心团结，我认为就应当旗帜鲜明地维护小平同志。” “再介绍一点情况。我在五月十九日召开的在京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机关负责同志大会上的讲话，是经过中央批准的。开那个会是常委的决定，实行戒严也是常委的决议。如果想到了要维护党的团结，紫阳同志应该出席那次会议，但是他请病假了。作为总书记，身体不行、不讲话，主持一下会议总是可以吧，但他拒绝了；不主持也可以，由别人主持，你参加一下总可以吧，但连这一件事他都不干。是谁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包括五月十九日凌晨 到天安门看望学生时他讲的话，就是把党内分歧意见暴露给全国人民。” “这场斗争确实很复杂，问题就出在党内。如果不是这样，不至于闹到现在这种程度。这次事件有很深的原因，不从党内解决，不从根子上解决问题是不行的。” 杨尚昆说：“从悼念胡耀邦同志开始，慢慢转成政治口号，公开反对政府，打倒政府。当时紫阳同志在国内。他到朝鲜后事态发展得更厉害，发展到打倒腐败政府、官僚政府，少数人喊出‘打倒邓小平’的口号。这时，党内的老同志，小平、陈云、先念、彭真同志都觉得性质变了。因此，就决定写了四月二十六日社论。小平同志的讲话和社论的精神，用电报发给紫阳同志，他回了电报，完全同意。但是，他回到北京第二天就提出社论定性不对，定得高了，认为社论是错误的，要改这个社论。那时大家还是说服他，为了团结，大家都要在这个社论的基础上讲话。接着他就有了几篇东西，一个是五月三日 代表中央在‘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李鹏、乔石、依林、锡铭同志和我，都要他无论如何在这个讲话里加一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没有接受。李鹏同志改的文字给了我，我找他说，好几个同志都提了意见，这句话你是不是加上，他不同意。特别是紫阳同志在‘亚行’的讲话以后，小平同志知道情况不好，与陈云、先念、彭真同志商量。后来在小平同志那里开了个会，紫阳同志到了，我也算列席的一个。小平同志就提出一个问题：退，你们说退到哪里去？我当时讲，这是水坝最后一个大堤，一退就垮了。小平同志说：我知道你们中间有争论，但现在不是来判断急诊的问题，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只讨论究竟退不退。小平同志认为不能退。问题出在党内。要实行戒严。常委好几位同志讲了话，我也讲了，认为不能退。紫阳同志态度那时讲得很清楚，他说：这个方针我执行不了，我有困难。小平同志说：少数服从多数嘛。紫阳同志也讲了，党内有一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他表示服从多数。接着，晚上八点钟就开常委会，我也参加了，布置怎么办。在这个会上紫阳同志讲，我的任务到今天为止结束了，我不能干下去了，因为我同你们大多数人的意见不一样，我思想不通，作为总书记，怎能执行呢？我不能执行就给你们常委造成困难，因此我辞职。大家都说，你不要谈这个问题，在小平同志那里你不是同意少数服从多数嘛，还说了有决断比没决断好嘛。我说，紫阳同志，你这个态度不对，现在是维护团结嘛，你却在这时甩手。他说他身体不好。当时他对这个部署没有什么兴趣。以后，他给政治局、常委并小平同志写信，说你们决定的那个方针我没有办法执行。我还是保留原来的意见。他的意见就是让小平同志承认四月二十六日社论错了。小平同志讲过一句很重要的话：紫阳同志，你五月四日在‘亚行’的那篇谈话是一个转折，从那以后学生闹得更凶了，紫阳同志在他的信中还说要辞去总书记，军委副主席的职务。我批评了他，我讲了五个不好：你总书记辞职，一是怎样向全国人民交待；二是怎样向全党交待；三是怎样向政治局交待；四是怎样向常委交待；第五，最重要的，你不是口口声声讲要维护小平同志的威望吗，小平同志都讲了话，你又同意了，你究竟是维护小平同志，还是反对小平同志？我这话讲得比较坦率啊！最后他又写一封信给我，信中说，尚昆同志，我尊重你的意见，我这封信不发了。但是，我还保留我的意见。因此，我觉得我工作很困难，贯彻不了这个方针。后来，他打电话给我，希望我再给小平同志说一句话，希望小平同志承认四月二十六日社论是错误的。我说，这句话我不能讲了。以后，他就说病了，写信讲头昏，请假。他现在家里，确实有病。据医生讲，是心脏供血不足，头昏。后来，陈云、先念、彭真、王震同志都知道了这个消息。他们说，这个问题要到小平同志面前解决。那天，小平同志找到陈云、先念、彭真、王震和我，还有几位常委、军队几个人去谈。陈云、先念、彭真同志都说太不象话了。对小平同志提出的戒严都表示赞成。不戒严，北京就处于无政府状态了。这次会紫阳同志没到，请了病假。” “那天小平同志邀集陈云、先念、彭真等同志去谈，都讲了，问题出在党内。如果党内没有分歧，是团结一致的，就不会有现在混乱的局面。北京已经不能维持了，必须戒严，首先要解决北京的安全问题，不然全国其他省、区、市的问题解决不了。卧轨、打砸抢，不是动乱是什么？我们都被管制了。” “最近，有四个单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市青年经济学会，冒充人民日报印发号外，把紫阳同志讲的一些话基本透露出去了，里边有很多谣言。说什么紫阳同志提出的五条都被否决了，根本没那回事。他提出用民主法制解决问题，大家赞成；提出清理公司，大家也赞成。” “先念同志讲，有两个司令部。究竟有个什么司令部在指挥？所以，现在不快点把底揭了很难办。在大家看来，紫阳同志是个改革派。实际上，他改革的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小平同志的方案。那些乱子，是出在他当总理的时候。小平同志有句话：这些乱子是三年以前就很明白的，五年以前就出现了的。” 姚依林说：“李鹏同志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检讨那一份紫阳同志通不过，最后把失误都算在李鹏同志头上。” 李鹏说：“他不承认问题是多年造成的，只承认这一年有失误。” 乔石说：“这次学潮自胡耀邦同志去世开始，一个多月了，事态不断扩大。这中间我们一直采取忍让、克制的态度，学生头头中提出希望‘下一台阶’的，只要不丧失原则的都尽可能地做了。所以，维持了一个多月，没有抓一个人，没有流血。四月十八日学生在大会堂请愿，北京市派了三位人大代表把信接下来，他们认为胜利了，说要走了。但又连续两天冲击新华门，有些人冲进去了，喊的口号也是很反动的。总之，一步一步，有好多台阶可以下，但是始终没有下。我早就认为不能再退让了，但如何了结这件事情，一直没有找出好的办法。如果能再退一步解决问题，早就退了。确实没有别的办法，不能再退了。现在戒严令发布了，我们不想发生冲突，发生流血事件，但军队完全不进城也不行，实际上已经有一部分进城了。军队进城是要帮助维持秩序，保卫重点部门、要害部门，根本没说要镇压群众。公安厅、武警的力量是有的，但非常紧张，一个多月没好好休息。这种局面如旷日持久，他们会认为你没办法了。目前，一方面把军队作为威慑力量，一方面找个适当时机清场，用一部分警察、动员学校里的党政领导，加上部分家长协助。如果这样能解决问题，最好这样。拖下来的原因就是不想动武，避免流血。但拖长了不好，我们力求把问题解决了，又不流血。现在军队不撤，问题不大。如果后退，他们就认为胜利了。但军队总待在路上不行，要进营房。希望人大、政协帮助尽量做点工作。”
43、时势逆转，制止“动乱” 1989年5月27日 （星期六） 今天是北京戒严的第八天。 时势逆转。全国政协第七届委员会举行第十八次会议，坚决拥护党中央国务院制止动乱稳定局势的正确决策。李先念在会上说：“长期以来，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正确方针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许多人不了解事实真相，造成目前这种复杂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我们共产党内部领导层的个别人。”会议认为，人民政协在当前这场大是大非的政治斗争中，要支持党和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做好制止动乱工作。在上海市治病的万里委员长也发表了书面讲话，说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难能可贵；确有极少数极少数人利用学潮，制造动乱；完全支持国务院坚决制止动乱所采取的措施。 北京的气氛和平宁静，今天气温高达报氏三十一度，比昨天的三十六度略有下降，仍然热浪蒸人。尽管如此，王府井大街上人群熙来攘往，摩肩接踵。百货大楼、东安市场顾客如云，争购自己喜爱的商品。据商业部门的同志说：“王府井大街的营业额在回升。” 伫立街头，只见行人神色安祥，市区秩序井然。戒严，似乎不再是市民们最激烈的话题了。 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的学生依然故我，为了避免骄阳的炙烤，他们之中不少人移到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荫凉处避暑。为了保护同学们的身体健康，卫生部向他们发放了防暑降温药品。静坐请愿的学生在烈日下支撑，是继续静坐还是撤离回校，学生们意见不一。学生的指挥中心已就此问题反复征求广场上各高校代表的意见，据说将付诸投票表决。 据北京日报的报导，在一批外地学生离京的同时，一队队外地学生还在不断涌入北京，他们的生活目前遇到了很大困难。为学生义务送饮食的人少于前些天。 入夜，城区一些主要街口，仍有一些分散的人群，议论时局是他们的主要话题。一些青年人又返回到舞厅、电影院寻求青春的欢乐。在首都体育馆举办了中、日、美、古巴女排四强海燕杯冠军争夺赛，很多市民前往观看，体育健儿每一个精彩的还应，都在观众席上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44、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1989年5月28日 （星期日） 今天是北京戒严的第九天 今天是星期天，市民们似乎已经失去刚公布戒严令时那种疑虑感，大小商店又是一派熙熙攘攘的景象。这是一个多月来，首都市民心情较为平和的一个星期天。虽然又有一些人上街游行，但市民们已经逐渐失去了激情，很少围观。 上午，东西长安街上出现了游行队伍，旗帜很多，但不少单位的旗帜下人数并不多。游行者以外地学生为主。机关以及企业单位不多，大约有十多万人先后来到广场，声援静坐学生，并呼吁迅速召开人大会议。 下午二时，以高校学生为主体的游行队伍口号声声，通过长安街绕行天安门广场。这一带交通短时间内受阻。据游行队伍的广播车宣称，这次游行是对海外华人发起的一次声援活动的响应，再一次重申他们的口号：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在天安门广场上，在众多林立的校旗下，又支起了一顶顶五光十色的帐篷。在帐篷里，有的正疲惫地休息，有的在与市民聊天。由于天气越来越热，生活条件又较差，许多外地来京的学生已很难坚持，返校的增多。据北京铁路局的统计，从昨天到今天，外地大学生离京有一万四千八百八十二人，而进京的只有五百人。 今天的中央各地大报纸上，纷纷刊登了各地群众给党中央国务院来电来信，希望天安门广场静坐学生快返校复课。有些函电建议党和政府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合理要求。 入夜，暑气不退。各路口成了市民们纳凉、聚谈的场所。对北京人来说，歌星演唱会和高水平球赛吸引力似乎已不象以往那样大了。 驻扎在城外的戒严部队没有什么动静，他们忙着接待政府派去的慰问团，观看慰问演出。一些部队文艺工作者的演出，在官兵中博得阵阵喝彩声。
45、摩托车队被摧垮 1989年5月29日 （星期一） 今天是北京戒严的第十天。 首都市民生活仍然比较平静，长安街上没有出现游行队伍。但另一方面，天安门广场上静坐请愿却未见撤走的迹象，还新搭了一批旅游帐篷，五颜六色好象是海滩上的旅游胜地。在广场国旗杆西南侧约五十米左右处，学生们搭了一个大铁架，宽三十米 、高四点五米，并正在安装一座自由女神石膏塑像。 在一些街道上，部分清洁工人洗掉了贴在电灯泡杆、墙角的传单，围观、议论者仍时有所见。社会秩序日益正常。 截至今日，外地学生进出京城已达三十七万人次。现在，来京大量减少，离京返校学生日逾两万。据北京火车站有关人士提供的情况，北京戒严后离京返校学生呈上升趋势。最多的一天走三万人次。这三天离京学生就达九万人。近日进京学生锐减，昨天只有二百人，今天估计不到一百人。 在进站的地方，仍然有北京市的学生在演讲，大约有三百人左右在听演讲。一位第三次来北京的安徽学生说，他们希望即将召开人大常委会能解决一些实质性问题。与前几天不同的是，外地来京的学生没有旗帜，没有组织队伍的领队。 另外，据北京日报报导，近些天来，北京街头冒出一个“摩托车队”，他们打着“飞虎队”、“铁骑卫队”的旗子，从五月十五日开始成群结队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和城区主要街道上，少时二三十辆，最多时达三四百辆，呼喊口号，声援请愿静坐的学生。五月二十四日 ，他们围攻了大兴县公安局，砸碎了县公安局交通大队办公楼的玻璃，打伤交通队长。经过公安机关连续几天几夜的突击，现在这个“摩托车队”组织已初步被摧垮云云。
46、这是无声的反抗 1989年5月30日 （星期二） 今天是北京戒严的第十一天。 昨天曾传出在天安门门的学生有撤回学校的消息。今天，又传出请愿静坐的学生将坚持到底，静坐到六月二十日的消息。学生的意图是：在对已宣布的六月二十日 左右开会的人大常委会施加“影响”和“压力”，希望人大常委会能罢免总理李鹏，宣布取消戒严令，促使政府领导人与学生平等对话，发展民主，健全法制。 今天中午十二时，天安门广场上又掀起了一个设法请愿静坐的学生举行了《民主之神》塑像的揭幕仪式。客座高达八米的《民主之神》雕像是北京市高等院校学生联合自治会发起，由八大艺术院校联合行动，请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二十多名师生集体创作的。他们以泡沫塑料为基本原料，参考美国“自由女神”塑像，省去了打草稿、对模特、发大样等一系列工序，用了两天三夜连续赶制出的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之神的塑像。于昨天晚上，由中央美术学院三百多人护送，运到天安门广场的。 《民主之神》雕像，安放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吸引着数以万计的围观者。这个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北京城，人们都争先恐后的跑去观看。傍晚，天安门广场又被人群挤得水泄不通，人山人海，欢呼声、口号声震彻云霄。不少人都在《民主之神》雕像前摄影留念。 政府有关部门，天安门管理处发表声明，反对在广场搭起《民主之神》塑像。但学生们根本没有理睬它，而是组织了纠察队来护卫着《民主之神》像。 尽管北京市政府第二、第三号戒严令中，对中外记者采访有严格限制，在纪念碑第三层台基上，外国和港澳台的记者的数架摄像机仍然支架在那里。因为他们有着学生的保护和支持，政府把他们没有办法，只好望洋兴叹，无可奈何。 晚上，我赶到天安门广场，挤进了人群，随着人潮来到了《民主之神》的塑像旁边，举目仰望这东方自由女神的塑像。她那昂首、挺拔、无所畏惧的神情，和林昭是多么的相似啊！ 林昭的妹妹彭令范曾对我谈到她最后一次探监时见到林昭的情景： “一天，我接到了探望姐姐的通知。因为在抄家后分文不名，我只得向单位借了钱，买了些东西送去。到了监狱，当所有接见的人都走了，姐姐才被带出来，一见她，我大吃一惊，她的打扮正与外面一片红色海洋截然相反。她穿了一件淡色的上衣，用白被单当裙子，长长地几乎拖曳在地上。手臂上套着一块黑布，上面用血线绣了一个‘冤’字。她的头发留得极长，齐根扎了一条白手帕，宛如过去戏台上的窦娥……我隔着铁丝网看得发呆了。当然，我想我是理解她这样打扮的含意的，这是无声的反抗……她走了，这个长裙曳地的背景，铭刻在我心灵深处，永志不忘。 当时，我已预感到死亡的巨大阴影已笼罩在她身上。” 这时，正当舞台上李慧娘的影子也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骇怕之际，这位牢狱中出现的现代窦娥，他们当然更不能容忍，何况林昭这时又变本加厉地在牢狱中唱歌、喊口号、写血诗，支支利箭直射现代迷信活动的要害。林昭终于从有期徒刑二十年加判“死刑”，立即枪决了。 据了解，在接到判决书时，林昭留下了最后一份血写的遗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林昭终于被杀害，过早地结束了她年轻的生命。林昭的悲惨命运，令人想起了张志新，想起了我们这一代不幸的知识分子。林昭的悲剧，难道不是时代的悲剧么？决定暂时胜负的也许是力量，决定历史胜负的却只有真理。林昭虽然倒下了，但历史已经证明：她是真理的殉道者。她只活了三十五岁，正当开花结果的美好年华，没有结婚，无儿无女，“质本洁来还洁去，一杯净土掩风流”。她宛如夜晚一颗一闪即逝的流星，生命虽短，但那划过天际的璀璨光芒，会点燃人世间许多追求真理的心！
47、《新观察》被查封了 1989年5月31日 （星期三） 今天是北京戒严的第十二天了。 首都市民生活平静、交通畅行，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平衡，社会秩序正常。 首都重点警卫目标区，戒严部队已开始着装上哨。肩负首都机场、北京火车站、电报大楼发等十个重点目标警卫任务的官兵是从五月二十一日陆续进驻的。 少数学生仍在新华门前静坐，他们是从五月十七日开始的。连日来，经国家有关部门、学校教师再三劝说、疏导，有些学生离开了新华门，到今天仍有三十多名学生不走，坚持静坐。 天安门广场出现了《民主之神》像，引起了全市人们的注目，议论纷纷。有的支持、叫好；也有的批评、反对。前去观看《民主之神》塑像的人群络绝不断，引来了数汇成人的海潮。 有消息传来：五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综合性半月刊《新观察》一九八九年第十期被收缴、禁止发行，《新观察》杂志社被查封了。这个一九五 0年七月创刊，一九六年七月停刊，又于一九八0年七月复刊，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刊物《新观察》，在群众中有较广泛的影响。因为它具有“图文并茂、活泼清新、上下古今、无所不谈”的风格，对社会上出现的新面貌、新成就、新事物、亲新问题都能及时得到反映。文章写得新颖、泼辣、尖刻，颇得群众的欢迎。 《新观察》的被查封，人们议论纷纷，几天来，人们争先恐后地去求购第十期《新观察》，街道上的书摊也奇货可居，高价出售，每册由原价九角五分一本涨到三至五元一本。原来这一期的《新观察》有几篇对时局的文章和报导，触怒了政府当局。“理所当然”的被收缴，禁止发行了。 第十期《新观察》，有长篇报道“北京，四.二七学生游行目击记”。有新观察札记“建立民主政府新秩序”和“致两个袁木”、“平静下来的思索”、“五W不全的新闻”等三篇杂文。这些报导和文章，被指责是：爱憎十分鲜明，一方面鼓吹和支持动乱，为动乱制造舆论，火上浇油；另方面把矛盾对准党和政府，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北京市的学潮是怎么发生和发展的呢？《平静下来的思索》一文说：“与其说学生背后有什么人插手，出谋划策，煽惑鼓动，不如说这次大示威乃是这几位发言人出言不逊，激发出来的更为可信。”这里所说的“几位发言人出言不逊”，是指袁木、何东昌等同学生的对话。《致两个袁木》一文更是一针见血的指出：“你明知你的对话中有非法组织的代表，作为国务院发言人竟然与他们侃侃而谈，要么你承认他们是合法的，要么就是你犯了一个错误——不该参加这场既无代表性又无合法性的对话。”《五W不全的新闻》谈的是新华社关于四月二十二日西安事件的报导，说“消息对‘不法之徒’以何种理由或借口‘呼喊反动口号，一再冲击省府大院’，就一点也没有交待，因为不会有无缘无故的反动口号和冲击。” 《建立民主政治新秩序》一文又谈了些什么呢？文章不长，抄录如下： “改革到了一个严重关头。历史要求我们，不仅需要建立商品经济的新秩序，而且也需要建立民主政治的新秩序。这是深化改革的应有之意，也是治理整顿理所当然的基本目的。 民主政治的建设，必须植根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土壤之中，离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民主只能成为游荡于社会海洋中的痛苦幽灵，可望而不可及。同样，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有赖于民主政治的确立，否则就形不成商品经济的社会秩序。因此，民主主要不是一种精神、一种观念、一种作风，而主要是一种切切实实的社会制度、社会机制、社会秩序。 如果说，“五四“以来争取政治民主的一个重大教训，是把它和发展商品经济割裂和对立起来，因而进程十分缓慢的话，那末，近几年来，又有一些人却把现代化建设、发展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割裂和对立起来。他们认为，在改革和建设过程中，民主似乎是可有可无的，主张重经济轻民主，先经济后民主，甚至把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和实践视为”动乱“的因素，从而阻滞和延缓了改革和建设的进程。这事实上反映了对”五四“以来历史教训的不认识，也说明了我国封建专制传统包袱的沉重。 如果说，七十年前的“五四”时代，民主的呼号在世界范围内，都还带有程度不同的理想和浪漫的色彩的话，那末，时至今日，民主政治显然在许多现代国家中已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已成为一种社会秩序。这是一个世纪以来，人类在自我解放过程中一项最伟大的创造。什么是民主政治的原则呢？再也不必从学理上去推论，而可以从现实存在中触摸到了。这就是：一、多数人决定（即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二、保护少数的原则；三、权力制约关系（特别是权力制衡）的原则；四、政治公开化的原则。尽管民主建设是一个历史过程，但不坚持这些原则，并使之一体化，就不可能是真正的民主政治建设。把这些原则用法律确定下来，使之成为社会规范，成为可操作的程序，就可以逐步建立起民主政治的秩序。 民主政治的秩序不意味着人民对违犯民主原则、玩世不恭滥用权力的服从，而是民心、民情、民意和协一致，民主政治原则的真正实施，从悼念胡耀邦到纪念“五四”七十周年的过程中，大学生提出的口号和开展的活动，从总体上表达了我国亿万人民的意愿和心声。一切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会从中看到什么“动乱”，而恰恰看到了一种冷静、理智、克制、秩序的表现。它对中国民主政治新秩序的建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赵紫阳总书记在最近激动人心的讲话中，不仅提出了建立民主政治新秩序的宏旨，而且更提出了完善法制、民主监督、扩大透明度等改革措施——体现了民主政治原则，是深得人心的。人民领袖只有真正尊重人民、依靠人民，真正把推动历史发展的民心、民情、民意抓住，才能形成铲除腐败、推进改革、振兴中华的伟大凝聚力，才能建立起名副其实的民主政治的新秩序。 《建立民主政治新秩序》这篇文章，被某些高层领导人指责是为赵紫阳辩护，替赵紫阳开罪，是千方百计维护和抬高赵紫阳。赵紫阳是党的总书记，何罪之有？他和李鹏、杨尚昆等人比较起来，所不同的是，他是属于“温和”性的，不是“强硬”派，不想用强硬、流血的手段，只不过是适度的退让的方式，求得问题的解决罢了。这种决策应该说是明智的、可行的。也是能为人民群众接受的。近几日来的形势不正说明了这一点吗！示威游行的稀落了，静坐的学生也日益减少了、劲头不大了。人民群众对待学生的态度也逐步由狂热的同情、支持、声援，慢慢地变为旁观和漠不关心了。 现在正是一个缓和矛盾、解决总是的好时机。遗憾的是，根据目前局势的发展，共产党和政府不会退让了，因为中国有个传统（封建主义的孽根性）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现在邓大人已开了口，说是“动乱”，那是再也不会改变的。看来。一场暴雨骤风似的强硬“镇压”将会落在不幸的学生和人民的头上。《新观察》杂志的被查封，向人们提供了一个危险的信号：统治当权者要下手开刀了！善良的人们，你们要小心啊！
48、马寅初的悲剧 1989年6月1日 （星期四） 今天是北京戒严的第十三天。 北京市总工会发表声明，强烈要求政府赶快取谛非法组织《工人自治联合会》。北京市郊区五个区、县的农民，在当地政府的组织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游行，表示坚决拥护李鹏、杨尚昆的讲话，坚决反对“动乱”，维护安定团结。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天安门广场的一些帐篷上挂起“祝小朋友节日快乐”、“大哥哥大姐姐与你共欢乐”等标语。帐篷之间，三五成群的少先队员、跟着家长来的小朋友随处可见。 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帐篷前，大学生们在一些小朋友的衣服上留下一幅幅速写作品。一个小女孩高高兴兴接过天津大学一位学生赠送的气球和别的礼品，孩子的父亲请这位学生和他的孩子一起合影。 下午二时左右，广场上的一些大学生纷纷与孩子们联欢并合影留念。旗杆南侧，艺术院校的大学生以横幅为道具，为孩子们表演了文艺节目。 一些儿童的家长，本想带领孩子去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去玩，不知是什么原因，今天这两处都关着大门，没有开放，令人十分遗憾。 今天的报纸上，刊载了北京大学八位教授、副教授联名写的信《呼吁同学们快复课吧！》看了这封信，使人想起了北京大学老校长马宣传初先生。我永远不能忘记，林昭曾给我谈起他们马校长的情况…… ……一九五七年春天，正当燕园柳丝吐绿、桃花照人的时刻，四月二十七日，几千名师生挤在大饭厅里，怀着极其浓厚的兴趣，聆听了马校长关于“新人口论”的讲演。七十六岁高龄的马老神采奕奕，时而毕竟骈起两道浓眉，用宏亮的嗓音侃侃而谈：“要使我们国家繁荣富强起来，必须解决落后生产力与先进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解决之关键必须从发展科学和节制生育两方面入手。” 一九五三年全国人口普查以后，年逾七十的马寅初不辞劳苦，三下浙江作人口调查，他说：“旧时代浙江分成十一个府，我跑了十个。”一九五四年，他一次就跑了十个县级的二十个农业合作社，详细调查每个村一年生若干、死若干、生死相抵，增长若干。经过连续三年反复缜密的实际调查研究，马老发现我国当时人口增长率，每年高达千分之二十到千分之三十，每年净增人口一千三百万人以上。相当于当时七个阿尔巴尼亚或捷克斯洛伐克全国人口的总和。啊！增长率实在太高了，倘不加以控制，必将产生“人口危机”，后果不堪设想。 马老引用大量具体、确凿的数字和事实，有力地说明了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照此下去，根据他的计算，再过五十年，中国就将有二十六亿人。因此必须坚持实行“节制生育”（他从不使用“计划生育”这个两可的概念）。他主张每对夫妇最多只能生两胎，对超生者必须严格实行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有效措施……他把自己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即《新人口论》交一九五七年七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他高瞻远瞩，忧心忡忡地向人们敲响警钟：“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益形棘手，愈难解决……。” 在“反右派”开始后，报刊上已经屡次对他不点名地进行批判。一九五八年下半年掀起第一次批马寅初的“反动的”《新人口论》设法全国各大报刊连篇累牍发表文章。《光明日报》开辟了批判专栏。这些文章层层加码，调门愈唱愈高，帽子愈扣愈大，形成全国性的讨伐马寅初运动。党的一位高级领导人说：“有人认为人多不好，是坏事。英国反动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就这样讲的。而马克思主义的‘人口论’则完全相反……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先生也有‘团团转’的‘人口论’。马克思是马家，马尔萨斯也是马家，马寅初 先生也姓马，但马寅初是姓马克思的‘马家’，还是姓马尔萨斯的‘马家’呢？……” 到了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北大掀起了第二次围攻浪潮，雪片似的大字报贴满了校园，一直贴到马寅初的住宅——燕南园六十三号。认定他“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要象批判帝国主义分子那样来批判马寅初”。年近耄耋的老人还被强迫拉来作“面对面”的批判斗争，并剥夺他的申辩权利……。而马老为人刚直不阿，不畏权贵，抱定愿为真理而牺牲自己生命的精神，反而在《新建设》一九六0年第一期发表《重申我的要求》，庄严宣布：“我虽然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投降。”马老在文章中郑重声明：“在研究工作中，没有把握，不要乱写文章。既写之后，就承担责任，错了勇于改正，是真理要坚持，即于个人有所不利，应当担当一切后果！”马寅初敢作敢为，象一把火炬，又象一泓清泉，既照出自己光明磊落的坦荡胸怀，也照出那些巨心叵测的打手们的丑恶灵魂。为了捍卫真理不可污，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捍卫自身人格尊严和出于相信未来属于自己的坚强信念，他斩钉截铁地发誓：不怕孤单、不怕坐牢、不怕下油锅，即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因此，一九六0年他被撤销北大校长职务，被迫从燕园搬出。他的名字从此从中国政治和学术舞台上消失了…… 历史终归不是任人随意捏弄的面团。二十年后，一九七九年七月十六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贵到东总部胡同拜访了马寅初，传达党中央的意见：“一九五八年以前和一九五九年底以后这两次对您的批判是错误的。实践证明，您的节制生育的‘新人口论’是正确的，组织上要为您彻底平反，恢复名誉。”马寅初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名誉校长。一九七九年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出版。马寅初的冤案由一个时代的结束而得到平反昭雪。但此时他已经九十八岁了，下肢瘫痪，说话语言发生障碍……。 马寅初的悲剧、林昭的惨遭杀害，这些都有是新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年轻一辈的知识分子的悲剧。而这些悲剧的制造者又是谁呢？我想人人心中都是很清楚的。
49、我控诉 我抗议 1989年6月2日 （星期五） 今天是北京戒严的第十四天了。 昨天北京日报刊登了一篇外地来京大学生写的《天安门广场啊，我为你哭泣》的文章，叙说了他来京后的愤懑和无限懊伤。 今天上午，天安门广场和一些大学内有人盛传，说北京日报刊登的《天安门啊，我为你哭泣》不是一名外地学生所写，而是北京市的写作班子炮制的。现在，这个班子里的三个人已经倒戈了等等。 下午三时四十分，有数百名大学生来到北京日报门前，举行了抗议示威，呼喊口号，并当场烧毁了一些北京日报报纸。指责北京日报盗世欺名，刊登了污蔑大学生的文章。 在同一时间（下午三时许），有侯德建等四人来到了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的东北角坐下，进行有限期静坐、绝食，表示支持静坐的爱国行动。这四人是：著名词曲作家侯德建，他宣布绝食四十八小时，一名是正在美国进修中刚刚返回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刘晓波；另两名是四通公司的工作人员，他们宣布绝食七十二小时。中外记者把他们围得水泄不通，录像机、照相机头一个挨着一个。纪念碑基座下，围了很多人，声援他们的绝食静坐行动。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日 ，清华大学贴出一份大字报，题目是：《匿名：我控诉、我抗议！》。当时，学生们都被它所写的内容惊呆了，议论纷纷。可是，后来生活的现实证明，这份大字报的内容一点也没有过分，甚至比它所叙说的还要残酷、无情、凄惨的多。现将这份大字报全文抄录如下： 匿名：我控诉、我抗议！ 我是一个弱者，一个没有勇气和斗争性的人，我只会在领导者的鼻息下生活，我一天饱食终日，还得领受一个月的高薪，我愿意这样吗？我不愿这样，我还年轻，我怎能生活的脱离人民太远呢？但是，是党委会叫我这样的，是不公平的社会制度教导我这样，不是吗？有多少的负责干部在宴会上，在别墅中，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我为什么要那样的克己呢？多少人学会了阳奉阴违，面向领导，背向群众，而达到高官显要呢？我为什么不要三个钱的小官僚，而爬上大官的宝座上去呢？ 我是解放区土生土养的，二十年的时间使我看清了帝国主义者，在敌人面前我也是眼睛红红的，我敢于抛头颅、洒热血。但是，在共产党的独裁面前，我却懦弱无力了。个人是多么渺小和可怜哪！用我们的血、用我们的汗、用我们的双手，用我们宝贵的生命保卫了不是人民而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僚机构和官僚主义者，是一群不择手段的、颠倒黑白的、狼狈为奸的、不顾国内国外人民和平愿望的法西斯分子。教授们、同学们，你们反对一个蒋校长（指蒋南翔）有什么用呢？他在党中央面前不敢道半个不字的，他太可怜了，他只是官僚主义的替死鬼，他只是法西斯政治把戏中的牺牲品。共产党人在改造我们的思想中，喜欢挖根子、查历史、查出身、查成份，为什么我们不能查根源呢？我们自己想想蒋校长能给我们民主吗？他也是笼子中的鸟，我们不过是禁囚对泣而已！ 我抗议毛主席最近在团中央所说的“党是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离开社会主义的话是错误的”，这句话的翻版，应当是这样，要承认共产党的独裁作用，任何反对太上皇的话是错误的，是格杀勿论的，他们“强奸”了“人民”“社会主义”的字眼，这使人惊心动魄的想起了三反初期的官僚主义，当人民真正把毛泽东的徒子徒孙扣起来时，他说这么一句话：“过去是扫地出门，现在要请他们进来”，就这样来了一个反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向年轻人的大反扑，把反对者打入十八层地狱了，皇上哟！你的一句话牺牲了多少人的理想和愿望哟！皇上哟！秦始皇与你相比，也只能是个无名小卒了，无怪乎说：“惜秦汉武，略输文采”，你在镇压人民的这方面，是胜过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多少倍了。青年人的反蒋反美的行动，你说这是理智和正义，而反你呢？你就说是被反革命分子利用了，是偏激和盲目了。老祖宗啊！世界上有多少皇上能象你这样，从一九四九年以后杀了七十多万人民！（还不算一些自杀的呢）杀吧！把中国人杀绝吧！ 胡风哪一条构成了反革命分子罪状呢？这不是由你将“莫须有”有罪名加在善良人们的身上！高、饶的异己言论为什么要格杀呢？为什么不让人民知道事情的真象和他们目前的下落呢？独裁者，正义永远不会在强权者的手上的，不管你一手遮天，一手遮日也好，你死了，人民表面上低头默哀，而心里在说恭喜恭喜。 几年来用建设成绩来迷惑人民，什么一种建设呢？豪华的脱离人民的上层建筑的建设，漫无止境地备战国防建设，在和平的名字下，掩盖着各种残杀人类的罪恶活动，还要美其名曰：共产主义活动。党，目前你出卖了我们民族，我们青年人的自尊心，你破坏了和平，这就是我从心头对你的认识。 什么是共产党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呢？什么是吃苦在前，享福在后呢？假的就是假的，我们问：今天洪福登天的，在秦皇岛避暑的、在玉泉山度假的毛主席是在吃苦吗？而饿着肚子的仅吃一杯泉水的农民难道是享福吗？在延安吃两菜一汤的毛主席又是多苦了吗？而吃苦菜有农民倒是享乐了，并以此来对人民说，艰苦摸索，真去他妈的，百万个无耻！学者们：你们在字典中来把“享乐”“吃苦”的名词来解释一下吧！不过你们是没有勇气的，和我一样，我们的笔是敌不过毛泽东的党卫军和与御林军的，他要杀你时，还不用自己动手，还可以动员你的妻子、你的骨肉孩子翻脸不认你，亲手杀死你，这是理性的社会乎？这就是毛泽东式的阶级斗争啊！这就是我们时代的精神面貌啊！ 独裁者，你们已经是残暴成性了，在延安十二点钟一声炮响，你杀了多少所谓可疑分子呢？这就是你们的所谓纯洁内部、杀气腾腾的三查和整风呀！多么可耻呀！所谓什么圣地延安，王实味不过是在“野百合花”中说了一声大灶、中灶、小灶，而挨整了，下落呢？不知道。抗大的学生他们在前线拼命，而你们在延安呢？“花天酒地”，什么窑洞生活，什么枣园清苦，抗大学生在看到这些令人不能容忍的事实后，在一个晚上打死了二十多条猪吃掉了，而你们利用了纯洁内部，活埋了多少人，这不是事实吗？你们自己也发现这样做会有根本的动荡时，你们的没有人性的理论出来了，委屈是应该的，为了党的利益受委屈以至牺牲是光荣的。 同学们，教授啊！在苏联还有多少不知道父亲的人成了孤儿，他们的父亲固然有些在战场上拼死了，但是也有多少是死在自己人手里呢！他们遭活埋了，他们遭自己所依靠的和所相信的人活埋了，这就是同志的涵义呀！ 中国人民受骗了，当他们勇敢的赶走了帝国主义和蒋 介石集团时，他们错信了人，我们从强盗手中借来了刀子，赶走了强盗，当前一个强盗打死了时，关键问题是我们把刀子交给了后一个强盗，在强盗的刀子下说话吧！自由吧！争鸣吧！齐放吧！这就是毛泽东式的所谓领导的民主，集中下的民主。我们人民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听强盗的话，做他们的徒子徒孙，也可以弄到一官半职；要么抢下强盗的刀子过人民的生活。中国有两句古话，“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只要毛泽东有他的党卫军和御林军时，他就不会成佛的，他就不会被人改造，只是要改造人的。教授们！同学们！在这样的集权统治下，让我们相信毛泽东今后自动走下宝座吧。这些习惯于别国纳贡礼的太上皇，我们能想象到他们在共产主义社会做庶民吗？他们今后自动死亡吗？ 我们有自由吗？我们有喊万岁的自由！我们不再要做木头人的自由，郭沫若是喊万岁起家的，“郭老不老，劲头不小，一鼓气放出万字之连珠炮”，他还喊过斯大林元帅万岁、万万岁……斯大林是死了。由于郭老他喊也很假，郭老自己知道他也是哑子吃黄莲，斯大林没有万岁，但郭老却得到一个可耻的奖金了。 让党派出特务来抓我吧！把我开除党籍吧！不过杀了我一个，另还有千千万万个我，他们不会让强盗安宁的，可不是吗？毛泽东就不敢到没有警卫的地方走一步，他是多么样的威风呀！但又是多么心惊肉跳啊！因为到处有他的定时炸弹。识时务者为俊杰，皇上哟！虽然你可恨可恶，但是你的遮民还愿意向你提几句话，你年快老了，你能够停住一个人的笔，但是你不能停信一个人的记忆，真正的历史学者总有一天会无情地揭发你的，也许就是你的至亲。因之我奉劝你答应人民的几个妥协的方案： （一） 给人民有喊“万岁”的自由，给人民真正集会、结社的自由，你自己难道不感到安排“五一”游行可笑吗？不去者就因为思想落后，甚至提出是一个政治任务。 （二） 取消党卫军和御林军，军队归各个党派所共有，裁减军备，真正维护世界和平，而不是兴风作浪。 （三） 政府主席和部长，由各党派轮流担任，缩减行政机构。 （四） 废除共产党一党专政，废除共产党一切特权，实行教授治校。 （五） 允许自由脱离自己所不喜爱的国家和周围的人民。 我是一个弱者，毛主席我怕你，难道你就为能让我离开这个地方吗？不要做的太过火了，物极必反，当我一再不感到生活有意义时，当我感到我已经白白损耗了自己的青春时，我会与你同归于尽的。遗憾的是，与一个强盗死在一块，光荣的是为后代子孙做了一点事，痛苦啊！ 党正在利用人民的对美帝国之台湾事件来冲淡内部矛盾，我们不能忘记刘自然的血债，但是我们又不能忘记毛泽东欠下中国人民更多的千千万万的刘自然的血债呢！ 人们全理解，我不会签名 六月二日
50、枪声震摄了人们的心灵 1989年6月3日 （星期六） 今天是北京戒严的第十五天。 首都各大报纸都同时刊载了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的文章（认清动乱的实质和戒严的必要性）。文章包括三个部分：一、为什么说北京发生了严重的动乱；二、对实行戒严的一些认识问题。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揭露煽动和制造动乱的少数人。 下午，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中断了其他正常播发的节目，连续不断的反复播送了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部队指挥部的通告、紧急通告声称：“首都今晚发生严重的反革命暴乱。对于所有暴徒，一定要坚决打击，严加惩处”。“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凡不听劝告的，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完全由自己负责”。“全体市民尽可能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到街上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这些通告、紧急通告字里行间很明白告诉大家、规劝大家不要去天安门广场。令人奇怪的是，大白天的下午，就未卜先知，说今天晚上要在天安门广场发生反革命暴乱，是不合逻辑的强词夺理的强盗逻辑。 晚上，十点钟左右，军事博物馆一带响起了阵阵枪声，戒严部队进城了。 北京这一夜的枪声！如此强烈地摇撼着每个人的心。 悲剧！林昭惨死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枪弹下的悲剧又要重现。枪声，震慑了人们的心灵，启发人们去思考：历史为什么总要去选择悲剧？ 林昭入狱后，一次又一次的审讯，无穷无尽的折磨，都没有使她屈服。当时，有人对她说：“你只要承认一句自己错了，就可以放你出去。”她回答道：“不，我没有错，决不向邪恶低头。”她年迈的母亲知道女儿凶多吉少，噙着泪水劝她：“孩子，你就认个错吧，不然，他们会杀死你的。”林昭回答道：“我怎么能认错！认错就是投降，认错就是叛变，我没有错！”她临行前不久，一位与林昭亲近的同学冒着风险去探监，林昭属托他，说道：“他们要杀死我。我死之后，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请将我的诗文、书信搜集起来出三个集子：诗集名《自由颂》；散文集名《过去的生活》；情书集名《情书一束》。”她明知死亡就在眼前，但为了坚持真理，宁可带着“玩固不化”的枷锁走向死亡。 林昭的诗歌、日记、信件、血书……都还深藏在死囚的档案之中，是否就将长此湮没，谁能作答？ 十年浩劫过去了，但是浩劫的惨景仍历历在目。在林彪、江表所制造的现代化造神运动中，林昭只是这场浩劫中一个不知名的牺牲者。但是，她的宁死不屈，为真理而献身的事迹，却宛如一颗殒落的孤星，在人们的心里留下一道燃烧的鲜血的曳光。这道光芒随着人民的觉醒，民主号角的吹响而愈益灿烂、明亮。她所想往的“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林昭在狱中的血书）已为人民所公认。
51、《起诉书》的批判 1989年6月4日 （星期日） 从昨天深夜到今天凌晨，传来的枪声时急时疏。一种深沉的肃静和一种令人恐怖的暗影在北京市区上空盘旋。 “啪、啪、啪”时而又传来了绸密的枪击声。生活象是停顿了，大街小巷没有一个人影，只有一阵阵令人揪心的救护车的鸣叫声，打破了这死一般的宁静。 清晨，随着东方太阳的升起，人们才从惊愕的梦幻中醒来。人们真不敢相信人民共和国成立快四十年的首都城里，竟会响起如此激烈的枪声。一位早晨散步的老翁自言自语地说道：“嘿，真是奇怪，我活了八十岁了，从民国、蒋介石到毛主席，在北京城里还没有听过这样猛烈的枪声。” 上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新华社的消息，说戒严部队平息了反革命暴乱，进驻了天安门广场。昨天（六月三日）电台广播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发出的紧急通告，说是“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而今天的解放军报的社论则说：“自六月三日凌晨 开始，首都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到底是“凌晨”，还是“今晚”？谁也说不清楚。“动乱”一瞬间就变成了“反革命暴乱”，这算怎么一回事呢？进驻天安门广场？！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好象天安门广场不是共产党的，现在进驻了，占领了。真是可笑！ 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人民闹革命，打跑了日本鬼子，推翻了蒋介石王朝，可从来也没有过，把枪口对着人民群众，对着手无寸铁的学生。作为人民的子弟兵——解放军，能下得了手吗？不，你说的不对。那是一群反革命暴徒。是吗？这，我们许多人都领教过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连小平本人，不也是几上几下，一会下台被开除，一会又上台独揽全权。真是一幕人世间的闹剧、悲喜剧。 北京市的一些大街小巷，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说“解放军血洗了天安门广场”，又有人说“天安门广场用坦克军轧平的”，什么“三千多人，一人一枪”、“用机枪扫射”等等。这些传言，弄得全市老百姓人心惶惶，这些不可不信，因为都听到了枪声。也不可全信，因为大家都没有去天安门广场，没有亲眼看到。人们都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谁也没有去天安门广场，怎么能知道是真是假呢？但急促不断的枪声响彻了一夜，确确实实被大家听见了。你能说是解放军开的枪呢？还是反革命暴徒开的枪呢？不管怎样，一件不该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天安门广场上的静坐示威的学生没有了，进驻了解放军，这是事实，也是悲剧。 天安门啊，天安门广场，我要为您哭泣。 那是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日，林昭收到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她一怒之下淡笑而受。问尚有何话要说，答以慢慢再说。随后，林昭好象评点红楼梦那样，在起诉书上批注，进行了批驳。现原文抄录如下：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64）沪静检诉字第一线23号 “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反革命集团主犯林昭，业经公安机关依法逮捕并侦察终结，移送本院审查起诉，经审查证实：被告林昭，原名彭令昭，又名许苹，化名吕明，女，三十二岁（注曰：应为三十岁）。江苏苏州市人，、官僚资产阶级出身（注曰：不知所云），学生成人大学文化（注曰：就是一九五七年给你们那臭名远扬的所谓反右运动也者迫害中断了学业的！）住苏州乔司空巷十五号，上海住址茂名南路一五九弄十一号。一九五0年起参加土改、五反工作队（注曰：确证这名“被告”一未经约受训、二非台北派遣，而是当初被你们所煽惑利用的天真纯洁的追随者、盲从者之一！）一九五四年考取北京大学新闻系（注曰：应为中国文学新闻专业）。一九五七年因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沦为右派（注曰：极权统治者所惯用的伪善语言，其颠倒黑白而混淆视听可谓至矣！这句话正确地说，应该是：一九五七年在青春热血与未死来之良知的激励与驱使之下，成为北大“五.一九”民主抗暴运动的积极分子！）给予保留学籍、劳动察看处分（注曰：多谢留情从宽！但也是你们未曾真正掌握得林昭当时的全部活动之故！）一九五九年因病来休养，一九六0年十月二十四日被捕。 “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反革命集团（注曰：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捉影捕风，白日见鬼！估价恁高了！其实不过是我辈一些黄毛丫头、黄口小子凑起来的无聊儿戏而已！）主犯林昭犯有组织反革命集体、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勾结帝国主义为敌人供给情报、策划偷越国境和煽动在押犯人暴动等，破坏社会主义事业，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严重罪行。（注曰：官僚昏逆，语无伦次，都是抬高了黄毛丫头的声价，三生有幸，不胜荣幸！） 早在一九五七年，我党整风期间，被告林昭在北京大学就参加了以张元勋为首的反动集团（注曰：岂仅参加而已哉！据说还是“广场”集体的“幕后军师”呢！）以自由出版为名，搞起了反动刊物“广场”，借此向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注曰：借用我们少年英雄中共一位闯将的话来说：假如那所谓的“社会主义”只意味着对于人的凌虐、迫害与污辱，那么，“反社会主义”或进攻“社会主义”就决不是一种耻辱！）被告以“宁进监狱”的反动立场在幕后为反动集团出谋划策，积极活动（注曰：果然“幕后”来了！没有关系，既有监狱，则总得有人进去坐坐。否则你们这些特务伪职人员岂不要面临失业恐慌？）而沦为右派，继续坚持反革命立场，与“广场”反动集团中的右派分子预谋（注曰：见笑大方得聚聚连文法都不曾通！好象在“广场”编辑部用其一切外围组织里居然还剩着个把没被你们冠以所谓“右派分子”的称事号者似地！）由右派分子陈奉孝偷越国境勾结帝国主义。（注曰：一切国家的革命都少不了争取外援，因为人类是一个整体，而且不仅是作为概念上的整体！更因为人类解放的正义事业，从来不分彼我！联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从国父孙中山先生起就是这样做的！我们不过遵着前人的榜样而已！）陈奉孝正在实施偷渡时，被公安机关逮捕。以后，张元勋等反革命分子也相继被公安厅机关逮捕后（注曰：当时我们缺乏一些斗争经验。在与此阴险刁徒老奸巨滑、诡谋多端、手段恶毒的极权统治者作交手战之过程中，这一个弱点就益发突出，并在一窍不通程度上造成了我们的失败。但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之处。更其不是我们的耻辱！初生之犊，虽败犹荣！）被告竟隐蔽地继续活动（注曰：我尽自己之一分力量，做成应该做的事情！）她通过右派分子孙和的关系，于一九五八年认识了兰州大学右派分子张春元（注曰：是我们同时代人中的将才！），林昭代表“广场”反革命集团（注曰：“五一九”的旗帜决不容其颠倒！“五一九”的传统决不容其中伤！“五一九”的火种决不容其熄灭！只要有一个人，战斗就将继续下去，而且将继续到他的最后一息！），同张春元和继而认识的右派分子顾雁、谭蝉壁、功庆文等人联系，采取通讯、串连的方法，组成反革命集团（注曰：造反没有公式的！伪善的语言才公式化得可憎！）张春元同被告商议确定了组织名称为“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自赞曰：是名清新可喜不落陈套！）要以反革命武装推翻人民政府为目的（嘲曰：你们除了武装就是武装，只晓得武装，别的你们还晓得什么？枪杆子里出一切东西！将来倘或无子无孙，大约也只消到枪杆子里去“出”！）他们在上海、苏州等地，多次聚会商讨出版以《星火》命名的反革命刊物，以进行造谣污蔑和颠覆人民政权的宣传鼓动（注曰：其实那才不过是一本极其泛泛的油印小册子，抗战胜利以后，在国民党统治区不知多少象这样的小册子！——由学生和一般社会青年出版的，而其内容对于当时现实的针对性及批判不知要比《星火》强烈而尖锐到几多！可能是因为蒋介石并不实行粮食统制政策，所以他们的警察特务总算也还不饿得发烧而不曾去找那些出版者的晦气！），被告写的反革命文章“海鸥”，为张春元印成宣传品，“普洛米修士受难的一日”则登左边于《星火》第一期上（注曰：竟然连普洛米修士与海鸥都要“反革命”，可见这一“革命”之该反而且非反不可已到了什么程度！）；被告又接受了能使在全国各地散发《星火》而收集我各地党政领导干部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名单的任务，妄图以此策动我公职人员反对党的领导（注曰：管是什么“人员”也罢，好象人们对于尔等之“领导”的反对竟然还需要“策动”似地！未免太嫌自作多情了罢！）该反革命集团为了继续要同国外帝国主义勾结，派遣谭蝉雪偷渡去香港，当谭蝉雪实施偷渡被我公安机关逮捕后，被告同顾雁共商对策，销毁罪证。（天哪！居然也知道标点中除了逗号之外还有句号的！那么早该用上了！这么一大段儿撇撇撇一直撇下来，看看那累哪！“被告”未敢设想拟稿者是如此一通到底的通才，我还道那架打字机上凑巧缺了个“。”——句号铅字呢！） 被告林昭，由于其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出身（注曰：狗屁不通之外，更兼无理可恼！）和父亲彭国彦因反革命案被打击后，于一九六0年畏罪自杀身死（注曰：一派胡言，文过饰非，可恨可恼！即是也听见得耳熟能详了：凡所有自杀者大略都是“畏罪”所致！若果如此，则至少也说明了一点：我们这个美好制度之下的活“罪” 比之死“罪”还要可怕而可“畏”得多！）因此对我党和人民政府抱有刻骨的阶级仇恨（注曰：“楼梯上打架”的仇恨罢了，何“阶级”之有？）在逮捕以后，就一直不思坦白认罪（注曰：你们如此罪恶滔天还不肯认，林昭反抗无罪，当然不认！）后因患肺病，于一九六二年三月五日，政府准于保外就医。（注曰：是你们叫人“保外就医”去的！没有谁个求“谁”！）但被告仍坚持反动立场（注曰：从：反右“以来迄于今目以至将来，林昭永远只此一个立场！）在保外就医期间，继续进行以下反革命破坏活动： 一、写了一封恐吓信给北大校长陆平（嘲曰：语妙天下！岂但前无古人，敢谓后无来者！恐吓信！其神经衰弱精神错乱之程度确是应该去精神病院作特别治疗了！不仅需作住院鉴定而已！）信中自称是右派“群体中的一分子”（注曰：事实如此！），恶毒地咒骂我党和人民政府是“伪政”（注曰：事实如此！）污蔑我反右斗争，狂妄地宣称“我们是不会后退的，要以最后的一息献给战斗”等。（注曰：皇天后土，实闻此言！）还用书面答辩的形式，将反革命文章寄给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注曰：否，是通过你们的户籍警先生传递而去的！）文中造谣攻击政府镇压反革命是惩办了“善良”的人（注曰：文中所“造”之“谣”颇多，似是而非地摘此区区一语全未概括得了！那份书面答辩提纲我契领者三，记忆犹新，不妨在此回顾一下：第一，极权统治下的“反革命”这个名词，缺乏最最起码的原则性与严肃性！第二，极权政治本身的残暴、肮脏和不义，使一切反抗它的人成为正义而光荣的战士！第三，特别对于我们这代青年来说，问题完全不是我们对统治者犯下了应该受到严肃谴责的罪行！）并扬言要“誓死反对”社会主义。（注曰：象这样的“社会主义”若还不该誓死反对，则诚恐普天下更无他得人们誓死反对之物！）被告还在医院（敬问曰：什么医院？何不明写？）的墙上也涂“自由吟”等反革命诗词。（注曰：“吟”及“自由”即是“反”了“革命”，真是大堪发蒙！那首诗并不长，完全可以背诵而添录于此以当“反革命”的注解之一。诗共五章，首章引着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名作“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以当主题，以下各章反复和咏叹，依次是： 生命我所重，爱情弥足珍； 但为自由故，敢惜而牺牲。 生命似嘉树，爱情若丽花； 自由昭临处，欣欣迎日华。 生命巍然在，爱情永无休； 愿殉自由死，终不甘如囚。 生命蕴华彩，爱情熠奇光； 献作自由祭，地久并天长。 他日倒也请天下人评评看，这算那一道的“反革命诗词！？作者自己看到至少是并不见得比“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尽折腰”更陈旧、更落后和更反动的！） 二、为了扩充反革命组织，又在苏州发展了右派分子黄政、朱泓参加，同黄政一起制定了“中 国自由青年战斗联明”的“政治纲领”和“盟章”（注曰：管它何“纲”何“章”，总是本人手笔，未便由他人掠美。）确定了以右派分子为主要发展对象，凡是右派分子均可担任“盟的各级组织核心”的组织路线（注曰：不象你们所说的这么简单，“右派分子”们也是千差万别的；但这一组织基础系先生们的贵党之所制造而提供，后来人谨表谢意！），和实行私人设厂的经济路线，妄图收罗各地右派分子，在我国实施资本主义复活。（注曰：正确地说是：计划集合昔年中国大陆民主抗暴运动的积极分子，在这古老而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上掀起强有力的，划时代的文艺复兴——人性解放运动！） 三、为要同帝国主义勾结，于一九六二年九月，在本市淮海中路主动勾搭（注曰：恶俗已极，其心可诛——言为心声，说明不知人间更有羞耻事！）无国籍侨民阿诺，要他帮助其偷渡出境（注曰：无是事，且无是想！林昭的戏不是如此唱法的！要如此唱法倒也简单了！）被告将《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四篇反革命文章（注曰：答辩姑置勿论，连给你们的委派之校长的呼吁都是“反革命文章”，说明先生们真正已经苦苫魂昏迷得丧失起码的理性！）交给阿诺，要他设法带往国外发表，妄图在国际上扩大反对我党我国的影响。（注曰：岂敢，也不过是尽力而为地做一些自己所应该做的事情而已！）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被告被收监羁押。（注曰：收押日期是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八日，由你们当庭宣告，事实俱在，怎么可以移到十二月二十三日去呢？这一个多月里已被“收监羁押”的“被告”又到何处去了呢？）竟仍坚持反动立场（注曰：早已说过了。我只有一个立场！）坚决与人民为敌（注曰：自作多情得令人恶心！“人民”在公厕里！此外更无“人民”的气味可言！）在监所中继续进行破坏活动（注曰：林昭曾说之至再，监狱不是争取入党的地方！）向在押的诈骗犯张如一（注曰：又是故意给人脸上抹黑！她是政治犯呢！）灌输了反动思想（注曰：胡言乱语！除了你们靠此混饭吃的那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也者，更无其他任何思想是需要“灌输”或可以“灌输”的！）并发展她参加“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注曰：还公然举行了加盟仪式呢！），告诉她联络暗号，布置她在刑满出狱后，到苏州找黄政联系，以共谋反革命活动（注曰：绝妙的小说情节！），还教唆张如一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能动摇信念”。（注曰：其实，说过的话也不少，随便找两句出来便得，何必臆造呢？）同时，在监狱中又用高声呼喊的方法，煽动在押人犯暴动。（嘲曰：夫自有政治起诉以来，未有如此之妙文也！岂惟捧腹，直堪喷饭！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五日所谓的法庭受审时首先便指出：“起诉书”上漏列了我曾在监狱中建立一个军械局与三座兵工厂，两个军火仓库的重要事实！几曾听到过光凭口舌可以进行暴乱呢？敢则那所谓的八一起义、秋收起义等等全凭口舌来进行的吗？怪不得人家说共产党的天下是靠嘴巴得来的！）还先后出了恶毒污蔑我党和人民民主专政的、题为《牢狱之花》（注曰：“牢狱之花”有一百多篇！还是一九六一年写起的，你们可见了了几篇？怕也不过晚饭片段引文之中见了一个题目知道有那么一回事吧？是不在吠影的一犬之列而只当为吠声的百犬之属！）《提篮桥的黎明》、《血花》等等的反革命诗词、歌曲、标语、口号。（注曰：还有小说、戏剧、论文、散文纲要、传单、信札、照会、宣言、讲稿、呼吁、抗议……种种繁多产及备载。总之，当世奇才，一代完人！）被告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六日（注曰：应为十九日）写的《绝食书》中，狂妄地说：“一息尚存，此生宁坐穿牢底，决不稍负初愿稍改初志。”（注曰：是有这话不假，皇天后土共阐！）一系例（注曰：应为一系列。）事实，完全证明被告林昭是一个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注曰：除了“人民”两字尚待登报招寻而外，这一论断本身却也大大值得年轻的反抗者引为无上荣誉！） 上述事实，有各地群众的检举揭发（注曰：算了吧！哪有这么回事，影儿都没有！），经上海、苏州、天水等地公安机关的严密侦讯，搜集到林昭所收集起来而要的我党政领导干部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名单，及反革命集团成员间来往信件，还有反革命刊物《星火》等宣传品，有被告同黄政写的“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政治纲领（注曰：说了是我写的不赖！），有监所和医院（敬问曰：到底什么医院？真正现丑丢人！）转来的被告写的反革命文章、诗词、信件等，有反革命集团成员张元勋、顾雁、梁炎武、谭蝉雪、苗庆之、孙和、黄政、朱明、张如一等人和帝国主义间谍阿诺的供词，及同监在押犯人（注曰：要么是你们的狗！）的揭发、等等。大量人证、物证。（注曰：按所谓马列主义原则来说，“法律”者，“统治者的意旨”而已！反抗即是大罪，争自由即是大罪，要人权更是大罪，何需什么“人证、物证！？”要说“证”哩，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初次被传出庭时，当场交上的一本“各国民权运动史”，不知是否亦在“罪证”之列？而应明白列入，不在则当于掷远，为感！） 如上所述，本院确认：被告林昭长期来坚持与我党和人民为敌的立场，积极组织反革命集团，共谋出版《星火》刊物，进行造谣煽动，阴谋偷越边境投敌（注曰：是可忍孰不可忍：祖国不是你们缔造的！她倒只是被你们所败坏！）在保外就医期间和在监所中进行了一系例（注曰：又是“一系例”，看来打字机上刚缺“列”字！）反革命活动妄图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破坏社会主义事业，勾结帝国主义作反革命的垂死挣扎（注曰：比如写出此等语妙天下的所谓“起诉书”来，便即垂死挣扎的好例！）实属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罪行极为严重为此，本院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一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条第三款，比照第七条第二款、第一款和第十二条之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严惩。（注曰：官话连篇，不知所云！赏闻有酷喜放屁者作打油诗曰：屁乃肚中之气，哪有不放之理？谁要干涉放屁，真正岂有此理！这份所谓的“起诉书”大致亦可作如是观。） 此致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 检察员：吴泽春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四日 附：被告林昭押于上海第一看守所移送被告的侦讯案卷八册；随案附送大批罪证。（注曰：不知前述那册“世界民权运动史”可在其内，那是我的书，我还要呢！慎毋遗失为便！）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日上午七时五十分收到。 林昭 自志 林昭被提出公诉后，于一九六五年五月三十一日，被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当时，林昭万分悲愤，刺穿了自己的手指，血书了《判决后的声明》，血迹斑斑的字迹，明细可见，抄录如下： 《判决后的声明》 昨天你们——那所谓的伪法院假借而盗用着法律名义非法判我徒刑二十年！这是一个极其肮脏、极其可耻的判决！但它确实也够使我引为叛逆者无上光荣！ 自来善恶不圣峙即如汉贼不两立，你们这一非法的可耻判决，从另一方面看恰正是林昭个人战斗生涯的上好见证！它证明着作为一名自由战士之林昭的吾志清操大节正气！更证明你们的欺骗、引诱、迷惑、试探、逼迫、折磨、侮辱、凌虐、摧残、残害等种种一切鬼域会俩，终于不得不在反抗者坚毅不屈贞烈无二的意志之前宣告彻底失败而完全破产！ 这是一个可耻的判决，但我骄傲地听取了它！这是敌人对于我个人战斗行为的一种估价，我为之由衷地感到战斗者的自豪！我还作得太少，更作得非常不够。是的，我应该努力作得更多，以符合你们的估价！除此以外，这所谓的判决于我可谓毫无意义！我藐视它！ 看着吧！历史法庭的正式判决很快即将昭告于天下后世！你们这些极权统治者和诈伪的奸亢——歹徒、恶赖、窃国盗和殃民贼子将不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诉的罪人！ 公义必胜！自由万岁！ 林昭 主历 一九六五年六月一日
后记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在这天安门广场上，在这人民英雄纪念碑下，一九八九年春天，曾经掀起过一场悲壮的为民请愿的伟大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这次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时间之长，声势之大，牵动社会面之广，影响之烈，超过了此往任何一次。两次冲击新华门，长期占据天安门广场，这种情况就是十年内乱时期也没有过。上千人连续七天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这也是建国以来历次学生运动没有出现过的现象。由绝食引起的连续数天的数十万、上百万人游行示威，高呼：“打倒腐败！”“争取民主、争取自由”的口号，震荡了整个神州大地，惊动了全世界，表现了中国青年一代政治生命的觉醒。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尽管这次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大学生和人民的鲜血不会白流，它将唤起更多具有良知的人们觉醒。“血洗天安门广场”，政府一再宣称“纯属谣言”，说什么在天安门广场清场过程中一个人也没有死。这才是天下最大的谎言。是的，在众多的学生和群众撤离前，还没有动手打死一个人。可是，在撤离之后就不同了，仍有许多坚持斗争死守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台阶上的学生和群众，他们遭到了灭绝人性的毒打和枪击。侩子手吼叫着：“往死里打！”。请问：纪念碑台阶上的枪弹痕和斑斑血迹是从哪里来的？难道是从月亮上掉下来的吗？据一位目击者说：打死的尸体是用直升飞机运走的。那些奄奄一息的伤残者，全部被抓，通过天安门旁边的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前后门，送走关押起来了。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人民的子弟兵——解放军的枪口会对准人民，竟向群众开枪。据官方宣布的数字，在镇压这次“暴乱”中，战士伤六千多人，死亡数十；非军人伤三千多，死亡二百多，包括三十六名大学生。事实上，解放军被打死的是二十七人，而学生和群众被打死的不是二百多，而是二百多的十倍。据北京市的某报社的三位年轻记者亲自走访调查统计，死亡人数达二千六百多人。当然，被打伤的人数就无法统计了。这种残酷无情的血腥镇压，能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共产党某些高层领导人完全堕落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封建法西斯独裁专制的暴君了。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当手无寸铁、善良的人们遭到军队野蛮镇压、血腥屠杀时，人们震怒了，赤手空拳愤起反抗。据官方宣布，在几天的“暴乱”中，被“暴徒”砸毁、烧毁、损坏的军车、警车和公共汽车一千二百八十多辆，其中军用汽车一千多辆，装甲车六十多辆，警车三十多辆，公共汽车一百二十多辆，其他机动车七十多辆，一批武器、弹药被抢。从这组数字，就可以看出当时的形势是何等的激烈。焚烧、砸毁、掀翻军车、警车和公共汽车这么多辆，难道是“少数和暴徒”干的吗？不，不是，是被激怒的人民群众反抗的结果。 林昭在上海的狱中写的诗句：《家祭》——哭舅父许金元烈士。（三十年代被国民党杀害于南京雨花台）云： 四月十二日——沉埋灰尘中的日期， 三十七年前的血谁复记忆？ 死者已矣，后人作家祭，但此一腔血泪。 舅舅啊——甥女在红色的牢狱中哭您！ 我知道您——在国际歌的旋律里， 教我的是妈，而教妈的是您！ 假如你知道，你为之牺牲的亿万同胞， 而今都只是不自由的罪人和饥饿的奴隶！ 真不敢相信，林昭后来竟然被共产党的子弹夺去了生命。一腔沸腾的青春之血，殷殷斑斑，把唏嘘悲泣的大地染红。 血！血红血红的鲜血！洒遍鲜血的天安门广场。大学生们的鲜血，人民的鲜血。他们已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和牺牲生命，自豪地表明：五四先躯们的爱国主义火炬正在代代相传，是永远不会熄灭的。数参照万计的人民声援浪潮，并以自己的身躯与大学生们赴汤蹈火，同生死、共患难，已经为同学们的伟大壮举作出了公正评价。一九八九年的春天将永载史册，不可磨灭。今天摇曳的火焰，明天将发出冲天的火光。“盖青年者，国家之魂……国家丧其青年，则勘测无生机”李大钊七十年前的这段话启示我们：当代青年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关心和参与以及他们自身的成长过程，都象征着中国正在迎来一片“新世纪曙光”。 人有魂，国有魂，民族有魂……为民主、自由而英勇献身的林昭和大学生们，历史将宣判你没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