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岸》的六-七月号刊载有对余秋雨的访谈，八月号有辛姓读者来信为余秋雨的“不幸”叫屈。余秋雨本人至其支持者总把对余的批评归纳为几种动机：其一，如余秋雨在访谈中所言，“主要是为了赚钱”，多数批评者都是敌对盗版商所雇用的工具；其二，是为出名，初出武林者总爱找名武师挑战，以期一战成名；其三，是出于妒嫉的心理，如辛文所言的文人的“红眼病”。

          如果把一切批评者都照如此动机推断，未免以小人之心度天下众人之腹。余秋雨文学上的成就，自有其地位。任何人的作品，自然褒贬俱有。余秋雨的争议主要不在于他的文学，而在于他面对批评的态度。余秋雨的所谓大历史散文充斥着道德的话语，良知的诉求，无怪乎他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 也要从道德的高度来挑剔他。试问谁在乎卫慧或王朔忏悔不忏悔？余秋雨极少正面答复他人的批评，总以无可验证的动机论阴毒地从道德上攻击他人，又以小媳妇般的姿态叫屈乃至撒娇博人同情。宏论涛涛地与五千年文明对话的他一直聪明地回避1949年以后的历史，商场文坛两得意。跑到海外却指控因文章无忌而见罪于政府的余杰利用官方传媒“仗势欺人”，仿佛自己才是个受打压的异见人士，真是乖巧之极。

          余秋雨不是圣贤，他的批评者也没要求他做圣贤。出生于1946年的他，在文革时已绝非“全家都吃不到饭的一个男孩子”。他甚至又忘了自己已勉强承认捉刀的文革批判文章。我们批评余秋雨不是自以为比余秋雨高尚一截。余秋雨自己把自己摆在神坛上不愿下来，而最终也下不了台了。这是余秋雨的不幸。余秋雨的访谈更让人看到一个不惮攻击他人，对自己历史又遮遮掩掩扭捏作态的伪君子。

          辛文说得不错，文革中有几个人没做过一些荒唐的亏欠良心的事？正因如此，中国人需要普遍的忏悔。辛姓读者应该也承认余秋雨对文革历史的交代难以服人，只可惜余秋雨连这点也不承认，他只一再声称自己文革中没揭发过人，斗过人，所以就是清白的。一个讲“我为什么要忏悔呢？我没做坏事”的余秋雨，他对自己的道德标准是多么的低？宗教所指陈的意念和言语上的恶他都没有吗？难道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是多余的或奥古斯丁真比常人来得更邪恶？经历了人类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的中国人至今没几个人为当年所为忏悔。每个人确实都是文革受害者，那谁要忏悔呢？难怪蒯大富仍豪迈地说他不后悔当年，各残渣余孽也纷纷为自己鸣冤叫屈，文革纪念馆真是多此一举。“大家眼光要往前看嘛！” 辛文就隐寓了这种可怕的集体“隐恶扬善”的不忏悔立场。

余秋雨, 你为什么不忏悔呢？难道你当年的《胡适传》及其他文革中文章不是曲学阿世之作？难道你过去的文章言论没有伤害过无辜的人？你面对批评时的狂傲态度及对批评者的无根据的动机推断不凸现你的狭隘心胸？你的忏悔既不损及你的文学成就，也不会伤及你的形象。自欺欺人的内怯的辩护才让你受人鄙夷。既然没有批判自己的勇气，就没有批判历史的资格。一个俗人高举着道德的大旗写大历史散文是否难免矫情、造作，甚至令人有点厌恶？这才是余秋雨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