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运精英”如今对许多中国人已经成为了贬义词,是个讽刺的称谓。我不知道这个称呼如何来的,可能由于改革以后最初鼓吹民主的都是一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份子,被封为中国的精英,他们1989年后大批逃出从事民运,于是有了“民运精英”这个说法。这些年来,民运人物的窝里斗,贪污和绯闻不时传出,其中有些是事实,也不乏共产党的故意造谣夸大,造成民运人士的形象大损。海外华人对民运避而远之,对民运人士冷嘲热讽。 人在一起,自然会产生矛盾。搞民运的人也非圣贤,难免有各种各样的毛病。中国人的文化劣根性又是不擅团结,好窝里斗的。于是民运圈子里是非多--尤其是身在海外够不着中共这个敌人的时候,精力更多地转向了相互之间的矛盾。 所谓民运份子就是从事民运活动的人,他们只是社会的一个群体,犹如一群体育爱好者或者一群旅游爱好者,他们的道德水平未必就高出别人一等。从来没有说必需品德优秀的人才够资格追求民主,从事民运。 但民运份子的人品也未必就特别地坏。中国人的文化习惯喜欢把人用道德放大镜来看,然后就否定他,包括他的一切言行。如果那样,当年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道德也大有问题的。比如,陈独秀是因为嫖娼而被北大辞退的;毛泽东的个人私生活更是淫乱不负责之极;向忠发舍不得那交际花的情妇而耽误逃亡被捕;毛泽东,周恩来,王明,张国焘等等相互争权斗争何曾消停过?若用道德主义的标准,他们都是社会的渣滓。但是,他们中的胜利者一个个被捧为人民心目中的伟人甚至圣人。今天的民运人士的道德水平至少并不比当年那些共产党人差,也不会比普通的华人差。 在共产党腐败专制下,即使所谓的好人也要跟着腐败,精英也会堕落成渣滓。当部长收了贿赂,副部长敢不收?不收是啥意思?难道等着机会举报揭发?副部长贪了部长才放心,部长贪了副部长才胆大地贪。所以今日中国的公务员,上至胡温,下至村官,全体腐败,他们都属于同一个贪腐集团的犯罪份子。也正因为如此,共产党不怕这些腐败的既得利益者反对共产党,它的政权更牢靠。有人担心:要是中国民主后,都是这些渣滓当权,要民主何用?民主制度下,人民会选贤与能,明显的渣滓就不能上台,即使骗子上了台也要有所收敛,不敢嚣张行恶;不合格的可以替换 -- 陈水扁就是民主制度好处的鲜明例证。所以我们首先要争的是民主,而不是担心民运渣滓。 我们赞成民主是因为民主是一种人类社会至今最不怀的社会制度,是一种科学的、相对最公平的社会制度。我们不因人废言,也不因人废物。我们不能因为看不惯某些从事民运的人而否定民主,也不能因为有道德败坏的人在从事民运而否定民主。即使民运份子不是什么真正的精英,而只是庸人甚至品德败坏的渣滓,他们追求民主也是正当的,他们从事民运是代表历史的进步一方;而共产党则是人类历史的反动派。 为了柴玲21年前录音讲话的原意争吵不休或把焦点放在魏京生和王丹的私生活都是正中了共产党的诡计。共产党的逻辑是:因为你们道德有问题,所以你们都不是好人;因为你们不是好人,所以你们的主张都是错的,别有用心的;因为你们不是好人,所以我是好人,我的专制是对的。大家不要失焦:中国首要的问题是那坚持专制独裁的共产党顽固地摈斥民主、阻碍社会的进步,而不是民运份子的道德问题。任何人促进中国民主的努力都是我们要支持的。 海外的中国人之所以留在海外,主要是喜欢海外的民主,自由和法制。如果我们一面享受着民主一面说中国人只合适共产党的专制,那就是王八蛋了。海外华人对促进中国的民主所做的很有限。人都喜欢论断人,利用他人的只言片语否定他,贬他为“民运渣滓”,而对自己的不作为获得心理正当感,且显得道德清高。不论是“民运精英”还是“民运渣滓”,只要他们为民运付出牺牲和代价就值得肯定,从事民主本身没有错。而在腐败专制下,永远不会有“精英”,只有“渣滓”的。即使王丹,柴玲,魏京生等都是人类社会的“渣滓”,我也支持这些“民运渣滓”。我们要先有民主,“渣滓”还是“精英”等到我们有民主选举权时再来区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