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网上忽然间兴起了共济会阴谋论,中国的左翼名人何新在他的博克作了强烈推荐。一时之间,许多人震惊,又似乎恍然大悟。“善良的人们啊,你们要警惕”之类的忠告四起。 日前翻阅汉娜.阿伦特在《论极权主义的兴起》,发现不少人正热议的共济会阴谋论,却是纳粹玩过的老把戏。 该书对于极权主义宣传对于阴谋论的青睐及其被民众接受的心理基础,就做了不少阐述。 共济会阴谋论原来并不是什么新东东。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就一直流传着共济会阴谋论的神话。共济会阴谋论,往往是跟反犹主义宣传一起的。众所周知,纳粹主义思想的一部分,就是反犹太主义。共济会阴谋论,曾在纳粹德国兴起的过程中被大肆宣传利用。 (德国一战战败的原因,甚至被归咎为犹太人在德国人背后捅了刀子。) 希特勒借助反犹主义的阴谋论获取群众支持,由社会的边缘人物踏入权力的舞台。而共产主义者当年感兴趣的却是另一种形式的阴谋论,他们热衷的是托洛茨基的阴谋和帝国主义的阴谋。两者异曲同工。 极权主义者偏好阴谋论,这样可以把自己打扮成洞烛其奸的、眼光清晰的民族利益的保护者,攫取统治的正当性。 成功获取了政权的共产主义集权者,在“粉碎”一个又一个阴谋的过程中,披上了一层又一层的英明的外衣。 今日中国官方时不时影射的“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阴谋论的老传统。 阴谋论很可以吓唬人。它的潜台词就是:你看,我们国家现在还没亡,全赖着共产党的英明领导!美国要我们民主,这一定是个阴谋和圈套,所以我们偏就不能搞民主;美国不喜欢共产党,恰恰说明中国离不开共产党。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开始风行共济会和西方针对俄罗斯的各种阴谋论。而俄罗斯的政客,对于阴谋论情有独钟。犹如希特勒一样,煽动阴谋论是获取民意赢得选举的噱头。 一些学界的边缘人物,对于阴谋论有特殊的偏好。阴谋论提供了他们重新诠释历史的方便法门。何新对于共济会阴谋论冷饭热炒,自愚愚人。宋鸿兵这种伪经济学家,靠炒作金融阴谋论,在中国风行一时。 一般的社会大众,囿于智力的局限,阴谋论对这个充满偶然性的纷繁复杂的世界,提供了他们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获得了智力上的满足。 阴谋论也满足了大众的猎奇心理。人们往往不忌惮用最坏的阴谋去忖度他人的动机。在《三国演义》和《三十六计》成为流行普及文化的民族里,阴谋论更能满足人们的想象力和提供事物“合理”的解释。 阴谋论对于一个民族的失败,提供了替罪羊和心理平衡:我们的一切不幸,都是由于误中了别人的圈套;我们太单纯善良了。 阴谋论往往鼓动民族主义情绪和对外的仇恨,而暴民可以在“锄奸”、“爱国”等心理下,让自己违反人性的行为获得良心上的安宁。 阴谋论有太多的内在逻辑矛盾,经不起细节的推敲。世界上的阴谋,大多数都归于失败。因为这个世界每天都有太多的变数和偶然,让人的计划落空。更何况策划一个共济会这样一个几百年上千年的阴谋?阴谋论越盛行的民族,理性越滞后。 一个纳粹法西斯青睐的阴谋论,如今居然会被当作新事物在中国流传。令人心中无限悲凉。一个民族变革之际,如果阴谋论风行,难免又要与民主和理性背道而驰。 这个世界上,阴谋论永远不会销声匿迹。它的流行与否,考验着一个民族的理性和成熟。 ========================================================================== (以下为《论极权主义的兴起》中文译本里的节选) 暴民们被排除在社会之外,政治上没有自己的代表,就必然转向议会外的行动。再者,他们总是倾向于在那些运动及其影响中寻找政治生活的真正力量,它潜而不显,隐藏在场面的背后。母庸置疑,犹太人在十九世纪落入这个范畴,就像共济会(Freemasonry)(尤其在拉丁国家)和耶稣会一样。当然,这些群体中的任何一个都并不真正构成一个秘密社会,用异常巨大的阴谋来控制世界。但在事实上,它们的影响力无论如何公开化,都未能纳入正式的政治范围,其运作方式只能是游说、聚会,以及告白,自从法国革命以来,这三个群体俱有可疑的名声,在欧洲暴民眼中都是世界政治的轴心。在德雷富斯事件的危机期间,它们各自都能利用这一流行观念,回斥其它两方阴谋控制世界的指责。“秘密犹太”的说法无疑是某些耶稣会会士的发明,他们选定将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Zionist Congress)(1897召开)看作犹太人世界性阴谋的核心。同样地,“秘密罗马国”是针对反基督教会的共济会成员,或许也是对某些犹太人不加区别的诬蔑之辞。 …… 尽管精英和暴民之间有区别,但是无疑地,每当底层社会使体面社会因恐惧而接受其平等地位时,精英会因之感到高兴。精英成员们根本不反对以文明的毁灭为代价,满怀兴趣地看到那些过去被不公正地排除在社会之外的人挤进了这个社会。他们对于历史编纂中大量作伪并不特别愤怒,反正一切极权主义政府都有份,并且也清楚地宣布自己参与了极权主义宣传。他们相信,传统的编史都有作伪现象,因为其中排斥了人类对被剥夺权利者和受压迫者的记忆。被时代否定的人通常都被历史遗忘,创伤加侮辱使一切敏感的良心感到下安,因为“最后一个将会变成第一个”的信念早巳消失了。过去和现在的一切非正义都令人无法容忍,关于正义的天平最终能摆正的希望也不复存在。马克思想根据阶级斗争来重写世界历史,这一尝试甚至吸引了不相信他的论点正确性的人,因为他的最初意图是找到一种方法,使那此被官方历史书排除在外的人为后世所记得。 精英和暴民之间的暂时联盟大多依靠这种真正的愉悦,前者看着后者摧毁体面的社会。与德国钢铁巨子们被迫同希特勒这位房屋油漆工和只有自己承认的无固定职业者交易,并且接纳他进入社交界时,这个目的就达到了,这只有依靠在知识界生活的一切领域由极权主义运动粗暴而卑劣地作伪,它们纠集欧洲历史上一切地下的、卑贱的成分,使之进入历史画面。从这一观点来看,倒不如看到布尔什维克党和纳粹主义开始行动,清除它们自己在学术界和其它官方领域早已获得承认的意识形态根源。激起历史学家们重写历史的原因,不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而是三百个家族的阴谋:不是高比诺和张伯伦的长篇科学论证,而是“锡安长老们的草案”;不是天主教会的清晰影响和拉丁国家反教会派所产生的作用,而是关于耶稣会和共济会的秘密文献。最富于变化的历史学理论结构的目标一向是,揭露出官方历史是一场巨大的玩笑,而一些受到秘密影响的领域中的明显的、可追溯的、众所周知的历史。实在只不过是一些外表,用来愚弄人。 知识界精英憎恶官方历史,相信历史一向被伪造,成为骗子的游戏场所,还要加上反道德诉求,以防止巨大的谎言和巨大的作伪最终被确定为无疑的事实,防止人们任意改写他们自己的以往历史,应该分清真史和伪史的区别,防止作伪成为一种狡黠的力量、一种压力和无限重复。产生魅力的不是斯大林和希特勒的说谎技巧。而是一种事实,即他们能够将群众组织成一个集体单位,大力支持他们那些谎言,当极权主义运动的整体发展现实支持他们,假装从他们身上取得关于行动的必然灵感时,从学术观点简单的历史伪造似乎受到了历史的认可。 …… 在选择论题时,神秘性(mysteriousness)本身变成了第一条标准。秘密的起源无关宏旨;它可以是在合理的、政治上可以理解的渴求秘密(desire for secrecy)中,例如英国情报部或法国第二局(French Deuxieme Bureau);或者革命团体的密谋需要,例如无政府主义和其它恐怖主义组织;或者在社会的结构中,它们原先的秘密内容长期以后却变得十分出名,只有礼仪形式仍然保留着先前的神秘性,例如共济会;或者在古老的迷信中,围绕着某些群体编织传说,例如耶稣会士和犹太人。在选择群众宣传的这些题目时,纳粹无疑棋高一着;但是布尔什维克逐渐学会了这些把戏,虽然他们不依靠传统的被接受的神话,宁可选择自己创造——自从30年代中期以来,在布尔什维克的宣传中,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神秘的世界阴谋,从托洛茨基的阴谋开始,接着是300个家族的统治,再接着是英国和美国情报局凶恶的帝国主义(即全世界的)阴谋。这类宣传的效果显示了现代群众的主要特点之一。他们不相信自己的实在经验中一切明显可见的事物;他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只相信自己的想象.这种想象可能被同时是普遍的、又是首尾连贯的任何事物捕捉住。使群众信服的不是事实,甚至也不是编造的事实,而是一种他们在其中成为组成部分的系统一致性。重复手段的重要性常被高估,因为在—般情况下都相信群众把握事物和记忆事物的能力很差,其实重复手段之重要仅在于它能及时使人相信事物是首尾一致的。 群众拒绝承认于充满现实中的偶然性(fortuitousness)。他们生来倾向于各种意识形态,因为他们将事实解释为只是一般规律的一个具体例子,否定事物的巧合,发明了一种适应一切的万能解释,假设它是一切偶然事物的根本。极权主义宣传由于这样地从现实逃避进虚构,从偶合逃避进一致性,遂显得颇有生机。 …… 纳粹宣传中最有效的虚构是关于犹太人世界阴谋的故事、自从19世纪末以来,集中于反犹主义宣传一向是普遍的煽动手段,20年代在德国和奥地利尤为普遍。一切政党和舆论喉舌越是一致避免讨论犹太人问题,暴民就越是相信犹太人是所谓权力的真正代表,在整个制度中犹太人问题是虚伪和不诚实的象征。 战后反犹主义宣传的实际内容既非纳粹的独白,亦非特别新的创造。关于犹太人世界阴谋的谎言自从“德雷福斯事件”以后就一直在流传,其基础是迄今分散在全世界各地的一个犹太民族仍有相互之间的国际联系和互赖。关于犹太人的世界权力的夸张说法出现得更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当时犹太商业与民族国家的密切关系已变得很明显。将犹太人描绘成恶的化身,通常只认为这是中世纪迷信的残余记忆,但是实际上与其后来被解放以后,在欧洲社会中所扮演的暧昧角色密切相关。有一件事是无法否认的:在战后,犹太人比先前任何时候都更出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