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不倒，文化不会更新

一直以来，有一种说法：社会的问题都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都是人心的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问题，就要从改变人心做起。对于中国社会的政治变革，一直以来都有文化更新为优先的说法。主张文化更新优先，就有了教育救国论；如果是基督徒，就有了流行的福音救国论。

文化更新和制度变革的先后之争

关于制度变革优先还是文化优先的争论，由来已久。1905年，严复与孙中山在伦敦会面。严复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教育，革命非当务之急，他说：“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败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中山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 严复是有远见的，他的思想似乎预言到中国社会变革之途的坎坷。

不久前，万维网几个朋友的争论就有类似的性质。德孤博主和星辰博主说中国今日的腐败不能光怪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文化因素起到了关键作用”。 德孤博主甚至说“反专制，但不反党”，引起不少朋友的哗然，其实德孤博主是想强调说文化更新才是社会变革的本质。这种意见有代表性，不是没有道理。

社会变革最怕换人不换心，新瓶装旧酒。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走了无数弯路，付出极其惨重的社会成本，结果还一头撞进了今日的死胡同，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皇帝是没有了，帝王意思普遍存在，中央领导人争做无冕皇帝、地方官吏俨然是大大小小的土皇帝；以前官吏分九品，如今干部划15级；“打江山、坐江山”的歌曲居然唱入春晚……  许多人的思维观念与皇权时代并没有太大的本质区别。我们也看到，今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尝试各种民主体制，但民主国家的体制和清廉度也良莠不齐。这说明文化或民族性确实影响民主的品质。民主制度不是万能，文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深远悠久。

文化更新与制度改革可以并行不悖

如果我们过份强调文化更新的优先地位，以为实现中国的民主化，必须要先改变中国文化，就不免失之偏颇。这种思维在逻辑上再跨越一步，就很容易变成“中国人素质差，不适合搞民主”。问题是：如果认为中国人素质有问题，那就抓紧改善中国人素质呀。可惜，贬低中国人民主素质的，从来就不期望提升中国人素质，他们只想着继续专政下去。

如果严复说的是中国人素质差，搞不来宪政；为什么百年后的今天，中国人的素质还是不能搞民主？中国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尽速提高国民的民主素质？教育投入在中国政府的财政支出中的低比例一直在全世界倒数有名；中国教育不鼓励独立思考；中国缺乏公民教育；中国社会没有言论自由；基层选举的独立参选人遭受残酷迫害…… 在专制体制下，如果中国人的民主素质会获得显著提升，倒真是咄咄怪事！ 其实不必绕圈子了，中国政府心仪的就是愚民教育，它根本就不希望国民有啥民主意识、民主素质的，否则专政如何进行下去？

文化更新是很重要，但文化更新与政治改革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制度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政治体制的变革，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是影响改变人的思想文化的最快捷方式。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官员由随从打伞的照片任由新闻媒体批评、骂个臭头，有几个官员还敢摆这种臭架子？体制变化本身就是文化更新的重要内容。相反，如果中国把目前的专制体制继续下去，中国文化只会继续陈腐糜烂。

制度改革才会带来文化更新

民主政治需要民主文化的土壤。这是不错。这种文化土壤大约有三层含义：第一，社会大众对于民主价值的普遍认同；第二，社会的总体道德水准；第三，国民的民主素质。

今天社会对于民主价值的普遍认同，这根本不是问题。中共不是宣传自己是“社会主义民主”？ 如果中共要民主，中国人可不会拦着它，对吧？ 难道60年来受尽歧视、压榨和村干部暴虐的中国农民还不憧憬民主？当然，中国的官僚可不会有几个华盛顿那样的人物，当权了就开始讨厌民主，这种现象中外皆然。正因为如此，特彰显了民主的必要。民主就是让当官的做不了老爷，只能做仆人。中国的民主化，怎么能期待中共官僚的普遍认同？

如果一个民族普遍堕落、道德败坏，烂泥扶不上墙，给它民主也无济于事。比如，我们不能指望一个普遍好吃懒做的社会投票通过一项削减福利的法案。如果一个民族普遍贪婪奸诈，拉下一个贪官换上了又一个贪官，那也是问题。可是，民主体制本身不会败坏道德，而专制才是吞噬道德的恶魔。

专制首先是诚信的敌人，专制的基本特点就是用制度鼓励和压迫人说瞎话：从在红旗下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红领巾、到台面上道貌岸然讲廉政的领导，都是自欺欺人。 中国有八千万共产党员，我们可以说这八千万人都有最基本的道德诚信问题（当然，不是说非共产党员就没有道德问题）。其次，专制仇视良知，人性服从“党性”，所有本着良心说诚实话的、帮冤民上访的、和为公义呐喊的，都是党国的敌人。苟且于专制下的民族，一定是一个麻木不仁的民族，一个犬儒泛滥、虚伪奸巧、不追求公义的民族。一个长期顺服于专制奴役的民族，道德绝不会好到哪里去。

宗教固然有益于信徒道德的提升。但是，宗教对于道德的建设力量要弱于专制对于道德的破坏力。原因是宗教没有强制力，而专制有强制力；人性总是软弱的，大多人难免屈从于眼前的权势。有人说中国有近亿的基督徒，我不知道有多少基督徒抵制强制性堕胎、教导他们的孩子拒绝带红领巾、入团或入党、告诉他们的孩子考试按照自己的观点回答政治考题、拒绝给公务员送礼？基督教的守望教会被政府关了，上千教友已没几人坚持对抗专制的强权。有人说神借此让基督徒将福音传播开去，不知道神是否也借着中国的长期专制好让华人基督徒散落全球去传福音？基督福音救中国的说法，恐怕是镜花水月。

长期浸淫于专制体制下的人民，怎么会有良好的民主素质？一向用左手打球的，如何一下子习惯用右手？关于这个问题，我曾经专门写过【民主素质从哪里来？】，这里不再赘述。民主素质只能从民主实践中来，决不会在专制体制下培养成熟。不要先后颠倒了。

不反中共，文化不会更新

民主文化品质的提升，固然有益于民主进程的顺畅。但是，在中共这样的专制政权下，是不允许所谓的文化更新。如果中共会先致力于民主文化土壤的培养，我们还需要反共吗？当年的严复时代，满清好歹还允诺了预备立宪等等，革命如果缓一缓，等一等民主文化的启蒙，或许还有意义。今天的中共，连政改的允诺都没有，它整天干的就是扼杀民主、摧残社会良心的事，我们如何期待着中华大地在中共治下有文化的更新？

如果讲不要急于制度改革，而要先提升民族文化，那就会陷入一种循环逻辑：因为共产党专制，所以无法文化更新；因为无法文化更新，所以不要民主化。之所以会陷入这一逻辑困局，就是因为没有看到共产党是不允许文化更新的。共产党的专制与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政治路线图的理性设计有本质区别，甚至与满清的预备立宪都有根本不同。

德孤博主讲“反中共易，反专制难”，是说社会变革要看其本质。 但是，如果我们看清中共的本质是与专制独裁共生的，中共是一个以其政权为最高原则的团体，我们不得不说：“中共不倒，专制不去”。如果中共会演变成拥护宪法的美国共产党、法国共产党那样，不图谋以武力霸占政权，我们何必反它？当年如果苏共不策划政变阻止改革，戈尔巴乔夫也不会宣布苏共为非法组织禁止活动的。

一些朋友为中共提议了很多过渡性设计：或说把它拆成两个党、或说弄个中国特色的三权分立、或说把国民党迎回大陆…… 这些都是一厢情愿的自作多情。与虎谋皮固然不可能，与虎谋脚、与虎谋眼就可能吗？只要中共愿意变一下，哪怕先换汤不换药，人们都会感到一丝希望。但是，中共根本就没想变、不愿变、也不敢变。

因为反专制，所以反中共；中共不去，谈文化更新难！

（本文立意为万维朋友关于体制变革与文化更新的讨论提供一些补充；文中批评的一些观点，并不是德孤博主的完整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