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有个中举的书生远道赴任县令，中途遇到强盗。强盗杀了书生，拿了他的文书冒充新任县令前去赴任。强盗每天审案断狱，年复一年，颇有滋味，感觉自己就是县令。偶尔想起当年的事，仿佛是自己手韧了强盗，油然而生英雄气概。这个故事中的强盗已经人格错置了。

2010年9月3日的《人民日报》又弹起了“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了伟大的抗日战争”的老调。我很怀疑共产党已经像这故事中的强盗发生了人格错置。共产党深知抗日是民族大义，不抗日就没有统治的合法性。可惜当年抗战时光顾着借机发展壮大，如今着实找不出多少可以吹嘘的战功(也怪日本突然就投降了，早知如此多打几战留着今日吹捧)，却不得不硬拗是自己“领导和推动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共产党领导抗日的谎言重复了快70年了，重复到自己的党员都信了，自己的干部都信了，可能连胡主席和温总理也都信了。毛泽东和邓小平当然知道自己的“强盗”来头，胡温是否知道还真是个疑问。难道胡温还会翻墙出来到我们万维网阅读史地论坛上的“左右”争论，或者专门收集海外“反动”书籍阅读？难道中共干部进政治局常委时就会给上个历史真相课程？我也很怀疑中共会将历史真相放入高干内参上而后这么写：“本资料虽为事实，但属反动；仅供参考，绝不认可”。胡温成长于红旗下，一向是听话的先进模仿学生和干部，又没有革命父辈偷偷地家传口授“强盗发家史”，难保不真以为是共产党领导了民族抗日。

可怜的共产党领导和推动的民族抗日，摆来摆去就只有“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等小战斗，和愚弄弱智的地道战和地雷战等。稍有头脑的就听得不对劲，自己可能吹得也心虚。即使如此，那摆出来的两个战役还注满了水分。

平型关战役是共产党“打小战，大宣传”的典型，谢幼田在《中共如何壮大》一书中描述了其记载历史。平型关战役后的第二天，八路军总部天向南京军委会发出捷报：“9月25日，我八路军在晋北平型关与敌万余人激战，反复冲锋我军英勇无比，将进攻之敌全部击溃......” 共产党八路军首战歼敌万余的消息顿时铺天盖地振奋了全国人民。而到了1983年，《朱德选集》的第一百条注释却悄悄改为：“平型关一战是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山西东北部平型关附近伏击日本侵略军的一次战斗。这次伏击战，歼灭日军精锐的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一千多人......” (此时歼敌只余千余了；而整个忻口保卫战，国军伤亡10万人，日方伤亡4万人)。 如果根据日军资料，被突袭的日军运输部队为283人，被阻拦的救援部队约1000人，实际被消灭日军仅为200多人。当然，中国人喜欢“将心比心”，假定日本人的资料也有水分，那我们把双方的数字折中一下又有多少？“百团大战”是共产党误判了日军的战略方向才奋起自卫的，彭德怀为此多次挨批；战果也是夸大其词。

除此之外，还有更大胆的捏造战役。据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孙平(苏联人)的《延安日记》记载，1944年外国记者团来延安之前，“延安报纸突然登满了大批来自前线的吹牛的报导，有虚构的关于中共军队反击日伪军的重大战役，有收复城镇和农村、捕获战犯和缴获战利品的消息”。而孙平实际上看到“八路军同敌人和平共处。日本人舒舒服服地准备在占领地区过冬了。而八路军部队却就在这附近晃晃悠悠。” 这大约可以解释不少无可查证的中共对日战斗。这就是《人民日报》所说的“最富于牺牲的爱国主义、不怕流血牺牲的模范行为，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

当然，中共并非无能，缺乏抗日战功是其在洛川会议上所确立的假抗日、真发展的政策的必然结果。可是，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出后，中共立即命令日本军队向共产党投降，“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抗日军队才有接受敌伪军投降的权利”，“重庆统帅部，不能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真正抗日的军队”，而蒋介石倒成了“峨嵋山下来摘桃子的”了。这真让人瞠目结舌：犹如一个3岁无赖小娃一把抢了姐姐的糖，而后高声哭喊：“这是我的糖，姐姐抢我的”。不打成一团才怪!

我倒琢磨出了一个可以自圆其说的妙计献给党：那些抗战中牺牲的100多名国民党将军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反正死无对证，可出示入党证书并提供入党介绍人信息)；那些内战中起义的国民党将官也都是中共地下党员(起义只是归队，降将更不会否认的)。如此算来，抗战就可算是共产党领导的了，反正我党是勇于“创造历史”的。

《人民日报》的社论又进一步反复强调要“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真让我读得为党捏一把冷汗。中共在抗日战争中那不光采的一页如同“反右”和“大饥荒”一样，应该巴不得国人早日翻过永不再提才对，怎么还要我们“牢记”呢？共产党的过人之处就是谎言讲得比真话更有自信，我实在无法想象人可以厚颜无耻若是而又顾盼自若的，只能推断共产党犹如故事中的强盗已经人格错置了。

面对中共的强盗说法，“书生”后代的马英九不得不出来反驳。不论中共搞统战撒了多少银子说了多少好话，有哪个“呆胞”敢幻想统一于“强盗”县令管辖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