罄竹難書的中共政治運動

為紀念中共奪權60年，特此整理小結中共歷次政治運動。因為中共的“光榮，偉大，正確”罄竹難書，此文必定掛一漏萬，歡迎朋友補充整理。

·               1930  江西蘇區反AB團和肅反 ----- 毛澤東一手導演“消滅AB團”和“富田事變”,這場運動共處決了7萬多被定為“AB團”的紅軍、2萬多所謂“改組派”、6200多所謂“社會民主黨”。打“AB團”肅反成批成批地殺自己人，殺知識分子, 殺有文化的,殺帶眼鏡的,殺別鋼筆的。一個紅四軍總共只有7千人，排以上軍官被殺就有2500人。地方幹部特委，省委，縣委，都是幾百幾百的殺，對婦女幹部酷刑更是無所不用其極，割乳房，燒陰道，簡直令人髮指！當時的恐怖環境使高級將領都人人自危，連陳毅這樣的大人物，都感到朝不保夕。有一次上面召陳毅去開會，陳毅覺得凶多吉少，告訴妻子：晚上6點鐘之前我不回來，你馬上自己逃命去吧！結果，陳毅歸來路上遇敵，耽擱了時間，等他回到家中，妻子已經投井自殺。

·               1935  陝北蘇區肅反 ---   1935年9月徐海東率2千人的紅25軍千里來投，10月，毛澤東率7千人的隊伍在這裡。中央派來的代表來到陝北之後，卻指責劉志丹“右傾”，“內奸”，開始無情的肅反。在一個多月里把劉志丹老部隊紅26軍營以上軍官，8個蘇區縣以上幹部300多人全部殺害，把劉志丹，高崗，習仲勛，馬文瑞等高層領導秘密逮捕，準備活埋。據一中共幹部回憶：1935年發生在陝北的這起“左”傾肅反，從7月15日永坪擴大會議作出的《反右傾取消主義決定》開始，至1935年10月24日，黨中央、毛主席率領中央紅軍到甘泉縣下寺灣制止肅反止，歷時三個多月。“左”傾錯誤執行者把原西北工委和西北軍委的主要領導：劉志丹、高崗、楊森、習仲勛、楊琪、惠子俊和我等同志逮捕下獄，險遭殺害；西北軍委委員、紅27軍84師師政委張達志被撤職，也被打入肅反的黑名單；陝甘邊、陝北兩個根據地和紅軍的一些重要領導幹部張策、馬文瑞、王世泰、劉景范、黃羅斌、郭寶珊、任浪花、朱子休、張文舟、李啟明……和紅26軍連以上的幹部，地方區以上的幹部，先後都被扣上“右派反革命”的帽子，關押獄中，遭到酷刑拷打。準備活埋我們的大坑都挖好了。紅軍營長于震西被抓後，被肅反的人用匕首一刀一刀地扎，逼他承認自己是反革命。肅反中，他們“殺害了二百以上的西北黨政軍幹部”。

毛澤東雖然喝令“刀下留人”，救了劉志丹一命，但還是肯定了“肅反成績是主要的”，對殺害300多名陝北幹部的主要責任者，只是象徵性地給予處分，職務並不受影響。而對劉志丹，還繼續批評他是“右傾”。1962年，劉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寫了小說《劉志丹》，被毛澤東在政治局欽定為“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是一大發明”，由此闖下彌天大禍。為小說作序的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勛，一夜之間喪失了一切，被下放到工廠勞動，後被轉為逮捕。其他作者，知情者，被採訪者，出版者，捕的捕，殺的殺，自殺的自殺，一案株連萬人之多。

·               1943  延安整風 -----這是由毛澤東親自領導的中共黨內第一次大規模政治運動，也是建國後歷次政治運動的濫觴。毛澤東在延安整風中運用他所創造的思想改造和審幹、肅反兩種手段，全面清除了中共黨內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徹底轉換了中共的“俄化”氣質，重建了以毛澤東為絕對主宰的上層結構，奠定了黨的全盤毛澤東化的基礎。延安整風是毛澤東利用劉少奇，彭真，康生在中共黨內清肅異己，在思想和政治上樹立毛澤東的無上帝王的絕對權威.  “延安整風”的鬥爭不僅僅局限於上層，同樣也波及中下層。在基層更為殘酷，由於整的人太多根本無法一一列舉。“延安整風”在基層重點整“來自白區的”、“青年學生出身”。著名的有“張克勤冤案”，因為是康生一手製造，所以不僅得到平反，而且成為康生的罪行之一。而另一個更為嚴重的“王實味冤案”，則因為製造者是王震，遲遲得不到平反。王實味因為《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藝術家》兩篇雜文揭露延安生活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級制度，1943年被打成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 1947年7月1日被用斧頭砍殺，其死亡一直掩藏到1978年。1986年被平反以後，也是一再掩蓋，不能正確報道真相。王實味案是中共文字獄的預演。。

·               1950-1952  土改運動 ----- 根據中共中央「將土改中的打擊面規定在新解區農民總戶數的百分之八、農民總人口百分之十」的指示精神，中國大陸農村至少有三千萬農民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打擊，即遭遇了形形色色的批判、鬥爭和非刑折磨，至少有二百萬以上的地主遭遇了鎮壓並被剝奪了所有的財產。一場本來可以和平進行的土改成了一場流血的土改。中國共產黨先為農民設定了階級敵人的數量。在1948年，中共規定“將土改中的打擊面規定在新解放區農民總戶數的8%、農民總人口10%”。按這個比例算，土改中就要打出3000多萬個階級敵人。後來中共確定把打擊面縮小到3%，不包括富農。以當年3億農民參加土改計算，至少也要鬥爭出900萬個階級敵人。大陸有兩千多縣，照陶鑄在廣東訂下的原則「村村流血，戶戶鬥爭」，每縣平均死五千人不是誇大。依各種不同的估算，死人應在幾百萬至一千萬之間。當時為了殺人，每一地區凡是有田地的農民在地方稍有聲望的土紳，皆被定為「霸」，在必殺之列，「霸」又分三類：一種橫行鄉里欺壓良善的是「惡霸」；一種專作好事如香港一些善長仁翁經常捐款行善的如賑濟大陸水災，捐款辦學校，這種人是善人，應該沒有問題，中共都定名為「善霸」；一種是安份守己作人，獨善其身，好事壞事皆不作，中共稱之為「不霸」。但「三霸」都是同一罪行，皆當場處死。

·               1950-1953  鎮反運動 -----對於鎮反，中共的正式說法是從一九五○年「雙十指示」開始，到一九五三年十一月結束，長達三年。其間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大張旗鼓而迅速捕殺，第二階段是五一年五月收縮範圍，第三階段則是五二年的深入調查。鎮壓的對象是所謂五個方面：土匪、惡霸、特務、反動黨團骨幹和反動會道門頭子。俗稱「社會上的反革命」。鎮壓的手段是「殺關管」三個字，即處決一批、判刑一批、管制一批。中共鎮壓的反革命是國民政府縣長以下到甲長為止的公教人員。反之，大官可以作為「統戰標本」，省主席、廳長落在中共手上不但不殺，反而給予一個「政協委員」或麼代表的名義，以誘惑在海外的國民黨大官來歸。中共這筆賬算得很精，所有省主席、廳長、主任委員之類高高在上，在甚層沒有半點實力，留著他們無害。反之，甚層力量控制在縣長以下的區、鄉、保、甲長手上，所以對這一階層非殺不可。有些軍公教人員已經被中共判過刑，三年、五年勞改，也都安份接受改造，此時不說任何理由，一律重審，即時槍殺。1951年2月間，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中共中央專門召開會議討論了處決人犯的比例問題，“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毛澤東後來有過一個說法，叫殺了70萬，關了120萬，管了120萬。數據來自於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1954年1月的一份報告。徐當時報告稱：鎮反運動以來，全國共捕了2,620,000余名，其中共殺“反革命”分子712,000余名，關了1,290,000余名，先後管制了1,200,000。捕後因罪惡不大，教育釋放了380,000余名。毛澤東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透露「過去殺關管二、三百萬是非常必要的」，當時任公安部長的羅瑞卿透露過一九四八至一九五五年有四百萬人被處死（這當然不只是鎮反的殺人數）。

·               1951  三反五反運動 -----“三反”是指在國家機關和企業中進行“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毛澤東認為幹部腐敗是被資本家拉下水的,於是又搞五反運動.   “五反”是指在私營企業中進行“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偷工減料”“反盜騙國家財產”“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但認為根源在於資產階級思想，故也在學校開展政治運動。毛澤東旋即指示「應把三反運動看得如同鎮壓反革命一樣的重要」，甚至表示，「全國可以須要槍斃一萬至幾萬貪污犯才能解決問題。」. 在「五反運動」中，中共實行和強化了一種揭發和告密的人人自危的方法。即：先是動員大家主動交代自己的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並宣布實行「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檢舉有獎，立功贖罪」的大棒加胡蘿蔔政策。充分利用人們的恐懼和過關心理，利用人性中惡的陰暗的一面，使人們或出於自保、或出於投機、或出於邀功請賞，而揭發陷害他人，作出一些卑鄙下作之事。這種官方慫恿的告密和揭發的普遍化，極大地降低了整個社會的道德水準。按照毛澤東的分類，嚴重違法戶和完全違法戶合計占5％，這正符合以後他每次運動都要重點打擊5％的比例。他把這5％的資本家稱做“反動資本家”，並且要“懲治這些反動資本家”。五反運動雖然殺人較少,但沒收大量資產和罰款,緩解韓戰的經濟困難. 中共的三反五反運動，製造了空前的恐怖氣氛，使人人喪失了「免於恐懼的自由」，進一步剝奪了中國人的基本人權。

*               1955  胡風反革命集團 --- 1954年7月，胡風保留自己與主流思想不同的觀點，受到了當時文藝界的批判。胡風等給中共中央上“萬言書”，詳細陳述了他的文藝理論主張和對中共文藝政策的一些看法。1955年4月，胡風等人被定性為“胡風反黨集團”，胡風隨之被捕。根據《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複查報告》（1980年7月21日）中有關內容：“在全國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共觸及了2100人，逮捕92人，隔離62人，停職反省73人。到1956年底正式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的78人，其中劃為骨幹分子的23人。”後來，經過複查，這23個骨幹分子中，只有1人當過漢奸，其他人都不能定為特務、反動黨團骨乾等。 胡風於1955年被捕，1965年判14年徒刑，1979年釋放，神智已失常， 1980年平反。

·          1955-1956    肅反運動 ----- 據張戎所著，為了使城市裏的人規規矩矩，毛搞了個運動叫“肅反”。一千四百三十萬國家工作人員受到“審查”，方式是“坦白檢舉”，既有精神恐嚇的公審大會，也有肉體折磨的所謂逼、供、信。辦公室、住宅樓、禮堂、書齋都成了關人的地方。毛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占受審查人的大約百分之五左右，下指示說超過比例須得到批准。也就是說在這場運動中，至少有七十一萬五千人被打成反革命。據胡喬木在人民日報1957年7月18日社論中總結肅反運動成績說，肅反運動共查出現行反革命三千八百餘名,察出歷史反革命八萬人。這八萬人很可能絕大多數是歷史上有“問題的人”，而不是所謂的暗藏反革命。可是，肅反運動中被批鬥的人總計約有幾百萬，許多人在批鬥中自殺了。

·               1957  反右運動 ----- 據1978年平反右派過程中的統計，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和1958年的“反右補課”中，全中國抓出五十五萬名“右派”。1958年，中共中央對劃定的右派分子按照罪行的輕重作出六種處理，由重到輕依次為勞動教養、監督勞動、留用察看、撤職、降職降級、免於行政處分。被處以前兩類處罰的右派分子被迫離開原來的工作，到邊疆、農村、監獄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由於超負荷的勞動和不久之後到來的全國性的饑荒，這些被發配的右派分子大量死亡。留在城市的右派分子則被處罰從事沒人願意做的體力勞動，如清掃廁所等，或者在被歧視的情況下繼續原來的工作。從此，中國的民主黨派失去任何獨立性，成為政壇擺設的八個花瓶。多黨民主政治已成遙不可及的夢想了。

·               1959-1962  三年大饑荒 （由於大饑荒是大躍進的直接後果，故可入列政治運動版） ----- 全國至少3千萬人餓死，原因有：人民公社大鍋飯的鋪張浪費，大練鋼鐵荒廢農業生產，放衛星浮誇風虛報產量而導致幹部搜刮農民口糧（稅賦額高於總產量），中共為支援“世界革命“提供巨額外援，＂勒緊褲腰帶＂償還蘇聯債務，花巨資研製原子彈，中共嚴密的人口流動控制使農民無法逃荒乞討。

·               1959  廬山會議----- 本是中共高幹休假的“神仙會“，彭德懷提出揪左的“萬言書“。　彭德懷與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人被打成“彭黃張周反黨集團“。廬山會議原本是為了“糾左”，但會後卻在全國展開了“反右傾運動”（反對以彭德懷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上萬名黨員受到錯誤批判與非人道待遇，其中大部分被冤屈的黨員在1962年被平反，但毛澤東設下底線，“誰都能平反，唯獨彭德懷不能平反”。彭於1962年曾上書八萬言要求平反，賀龍受命成立彭德懷專案組，彭德懷註定無法翻身。1974年彭德懷含冤而逝。

·               1962-1966  四清運動 -----　四清運動的全稱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通常簡稱為“社教”或“四清”運動。是1962年底在中國農村逐步推開得一場政治運動。四清運動最初是“清工分，清賬目，清財物，清倉庫”，後來擴大為“大四清”，即“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  四清運動的矛頭主要是對準農村幹部，其目的是加強中央對農村的控制，其潛在的作用是平息農民對大躍進和困難時期的不滿(將大饑荒的責任推卸給基層幹部,給農民泄憤)，因為文化大革命之前種種不得人心政策的執行者是農村幹部。四清運動開始時主要在農村進行，到運動後期擴展到城市，不過很快就被文化大革命運動所打斷。全國到底有多少人捲入四清運動，沒有見到相關數字，但是一些局部數字可以見到當年四清運動的聲勢浩大。甘肅省張掖地區一共65萬人口，四清工作隊有1.7萬人，另外有1.1萬人的農村積極分子與大學生，合計2.8萬人，（註：《甘肅省農業合作制重要文獻匯編（二）》，甘肅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55頁。）大約相當於每23個人有一個工作隊員或者積極分子。廣西的武鳴縣平均每個大隊的四清工作隊員為40.6人，規模比土改還多2—3倍。（註：黃如海：“廣西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初探”，《邕寧文史資料（6）》，超星數字圖書館，第55頁。）貴州省的晴隆縣的試點地區，平均每4戶人有1個工作隊員，個別地區達到每2戶有1個工作隊員。（註：《晴隆縣誌》，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3頁。）“四清”運動僅僅覆蓋了中國三分之一的城鄉地區。然而在短短的兩、三年裡就有500多萬人挨整，7萬7千多人被迫害致死。

·               1966-1976  文革 -- 文革的荒謬和愚蠢不復贅言，此僅列舉其間的大型屠殺事件：

1966北京大興縣慘案 -- 1966年8 月下旬謝富治“好人打壞人活該”的指示傳達

到北京大興縣，該縣公安系統向紅衛兵提供了管片內“四類分子”的情況。8月

27 日至9月1 日，大興縣13個公社，18個大隊，先後殘殺“四類分子”及其家屬

325人，被殺者年齡最大的80多歲，最小的僅38天，有20戶人家被殺絕。（《青

春的浩劫》中國社會出版社1996年版 P.298。）“帝國水晶之夜”的殘酷與此

相比也相形見絀。這種慘案遠遠不是特例，有人統計∶“成批殺人之事，各縣

市皆有。”（《黃河》1999年第2期 P.150。）

1967 武漢百萬雄師事件  陳再道在湖北“解放”了一大批幹部，解散了下手最狠的造反派組織，抓了它們的骨幹。一九六七年五月，溫和派們聯合起來成立了一個號稱擁有一百二十萬之眾的“百萬雄師”，陳支持這個組織加入新當權者的行列。陳再道被撤職後，由忠於林彪的武漢空軍將領劉豐代替。捲入抗議事件的部隊被改編，有的官兵押送農場勞改。“百萬雄師”被解散，不肯屈服的被武力打垮。據後來官方統計，打傷打殘打死的軍人、幹部、老百姓多達十八萬四千人。陳再道和幾名同事被召到北京，“坐噴氣式”，拳打腳踢，陳低頭彎腰六、七個鐘頭，被踢倒在地。這一切都不是發生在街頭的批鬥會上，也不是發生在不見天日的地牢中，而是在周恩來主持的政治局會議里，打手們是空軍司令吳法憲率領的高級軍官。即使在流氓當道的文革中，政治局會議成了打人場所也還是獨一無二。在世界政治史上恐怕也屬首創。(張戎)

1967湖南道縣大屠殺-- 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湖南道縣人民武裝部的現役軍人組織基層民兵屠殺當地屬於“湘江風雷”組織的“造反派”成員和“黑五類”：“歷時66天，涉及10個區、36個公社、468個大隊、1,590個生產隊、2,778戶，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殺4,193人，逼迫自殺326……受道縣殺人事件影響，全地區其餘10個縣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殺了人。全地區（含道縣）文革期間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殺7,696人，逼迫自殺1,397人；另外，致傷致殘2,146人。死亡人員按當時的階級成份劃分：四類分子3,576人，四類分子子女4,057人，貧下中農1,049人（大多數有不同程度的歷史問題），其他成份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被殺人中，年紀最大的78歲，最小的才10天。”

1967青海二二三事件-- 1967年2月23日，青海省軍區副司令趙永夫在當時的軍委副主席葉劍英的批准下，調動13個連的軍隊向占領西寧《青海日報》社的學生“造反派”開槍開炮，當場打死174人，打傷204人。

1967寧夏鎮壓反革命 -- 1967年8月28日，經康生批准，駐寧夏野戰部隊某師以“鎮壓反革命叛亂”為名，開槍開炮，屠殺了青銅峽縣的一派群眾組織“大聯合籌備處”成員101人，打傷132人。

1968內蒙古的內人黨大血案 -- 1968年2月4日內蒙古開展挖“內人黨”運動。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康生說，歷史上的“內人黨”至今還有地下活動，軍隊內部也有“內人黨”。在他和謝富治的唆使下，內蒙古自治區開展了大規模的“內人黨”運動。先是電台廣播，接着張貼布告， 勒令“內人黨”黨員3日之內（後延為10日）到各革命委員會登記，否則一概按敵我矛盾處理。同時，又利用漢族幹部對“內人黨”進行清理，並按照清理階級隊伍的作法深挖狠斗.  這場政治事件中，有大批人因此而死亡或致殘，具體的受影響人數爭議很大. 官方統計數據為346，000人受清查，87，180人終身殘疾，16，622人被虐殺。（數據來自圖們、祝東力所著的《康生與內人黨冤案》）後來毛澤東說“挖內人黨是正確的，只是擴大化了”，這說法跟當年鄧小平對「五七反右」的說法不侄�合�?/SPAN>毛很早就懷疑有人要把內蒙分裂出去，跟外蒙古合併。那裡的負責人滕海清將軍為此搞了場大清查。根據毛死後的官方調查，被清查的人，有被頭頂上釘釘子的，有被割舌頭挖眼睛的，有被鼻孔里塞上火藥點着火的，有婦女被用棍子強姦的。一個叫金雪雲的回族女幹部，被兇手們用鐵鉗將牙齒一顆顆拔掉，又把鼻子耳朵擰掉，然後打死。在這次清查中，根據官方的數字，三十四萬六千多人遭到殘酷迫害，一萬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致死。受牽連的高達一百萬人，百分之七十五是蒙古族人。 (張戎)

1968廣西賓陽四二二剿殺 -- 1968年7月至10月，廣西軍區司令員韋國清等人經中共中央同意，調動數萬軍隊，連同武裝民兵，對廣西的反對派“四·二二”組織發動了大規模的武裝圍剿；同時在農村大殺“黑五類”及其子女，甚至發生“人吃人”的慘劇。從七月二十六日到八月六日的十一天內，全縣被殘忍殺害的“階級敵人”達三千六百八十一人。 (張戎) 僅據今天在官方內部材料上可查的數字，被殺者達11萬之眾。研究文革的作家王毅先生還談到了“革命群眾”和“革命小將”吃人的野蠻∶“廣西許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臠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後煮食分食的最野蠻暴行。僅在廣西武宣縣，被吃者就達到百幾十人。其中被吃肉後砍頭的1 人，挖心肝的56人，割生殖器的13人，全部吃光（連腳底板都被吃光）的18人，活割生剖的7 人。

1968清查「國民黨雲南特務組」，文革前的省委書記趙建民曾積極反對毛餓死人的政策，支持劉少奇，於是有了子虛烏有的“趙建民特務案”。雲南省一百三十八萬人被「審查」，其中一萬七千餘人被打死、逼死，六萬一千多人被打殘。

1975雲南沙甸事件--- 1975年春經中央軍委批准，昆明軍區出動5個師級單位共上萬人的野戰部隊，以鎮壓“民族叛亂”的名義對雲南省蒙自縣沙甸村的回民實行慘絕人寰的屠殺，殺死村民不下千人，還把整個村莊夷為平地。[16]

雲南還有「劃線站隊」一說。在兩派鬥爭中站錯了線的皆入另冊。據一九七五年的統計數字，因「劃線站隊」受到各種刑訊逼供、審查監禁的達三十萬人，其中三萬七千人死於非命。

全國上下建立新政權的一九六八年，是文革大屠殺登峰造極的一年。那年毛搞了個“ 清理階級隊伍”運動，要把全國所有的成年人全部審查一遍，造一個大“另冊”，把新、老“階級敵人”全部放進去，對他們加以不同懲處。“階級敵人”類別多達二十三種，挨整的達數千萬，比以往任何運動迫害的人都多。 大清洗就此結尾, 但殺人仍以各種名目繼續進行。從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毛去世，起碼有三百萬人死於非命。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共領導葉劍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文革“包括受牽連的在內，受害的有上億人，占全國人口的九分之一”。

·               1971  林彪叛逃事件　―― 在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傍晚，林的家庭慶祝了女兒的訂婚，還招待他們看電影。當晚９點之後情況突變, 林彪一家倉惶出逃蘇聯,飛機墜毀於蒙古.　毛清洗了１０００多軍隊中的高中級幹部，更多的下級幹部則廣受牽連。

·               1980  清除精神污染 ----- 是中國共產黨在1980年代初發起的抵制西方思想和生活方式的運動。1983年，中共第十二屆二中全會做出決議，要求“同資產階級腐朽思想和製造精神污染的行為作鬥爭”，會後，鄧小平、陳雲也發表了“不搞精神污染”的講話。1983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清除精神污染中正確對待宗教問題的指示》。清除精神污染主要在理論界和文藝界中進行，在該運動中，很多文藝作品遭到批判。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是白樺的苦戀。

·               1989  天安門鎮壓事件 --- 是1989年4月15日至6月4日間及其後一場發生在中國大陸的政治事件。事件的背景是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世界範圍內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崩潰，中國大陸公開產生呼喚自由民主，呼喚西方文明的思潮。事件最初由北京高校學生的抗議活動逐漸演變為全國性的遊行和抗議示威，在中國共產黨下令北京戒嚴後全面升級，中國人民解放軍出動正規軍隊鎮壓手無寸鐵的北京高校學生和市民參加的示威遊行以及其它抗議活動。這次事件最後得以被軍隊成功鎮壓而結束，數千名學生和市民在事件中非正常死亡。六四事件並沒有使中國共産黨的統治地位得到動搖，中國共產黨得以繼續一黨獨裁統治中國，並在往後相當長的時期內打壓和清算持不同政見人士。

·               1999  反法輪功事件 –- 1999年7月22日，中共各地政府公安部門突然開始大規模逮捕法輪功各地練功點的輔導員等，緊接着在全國宣布禁止國人練習法輪功。從此開始了對法輪功學員的全面迫害，從剛開始的大規模逮捕和登記上訪的法輪功學員，到大量焚毀法輪功的書籍，進而發展到對拒絕寫悔過書的法輪功學員強迫勞教、判刑，並在派出所、公安局、看守所、勞教所、監獄和精神病院用酷刑折磨並精神摧殘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 截止2007年7月20日，法輪功明慧網公布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輪功學員已經達到3064人。

而據中共官方媒體報道，截止2000年6月底，全國各級法院一、二審已審結“法輪功”案件162起，判決發生法律效力的共141人，其中給予刑事處罰的121人，免於刑事處罰的15人，無罪釋放3人，受到刑事處罰者是因為他們觸犯了刑法，如泄露國家機密、利用“法輪功”致他人死亡或重傷而不是單單因為練習“法輪功”。據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葉小文披露，經過1年多的教育轉化工作，中國已有98％以上的“法輪功”練習者脫離了這個邪教組織，過上了正常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