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奖，让我想起他的老乡，真的和他老“像”的任叔叔来。

85年，上海85医院。爸爸生病住院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位文学叔叔。他和莫言是老乡，也是同行，一个师级文职专业作家。       我自从和文学青年，那个电视主持有一面之交后，对文人就戴上了“有色眼镜”。任叔叔请我爸爸讲地下游击队的故事，讲土改，讲文革。可能是爸爸比较寡言，他又转移目的地，找到我的姐姐，让姐姐给他“讲故事”。还真的用个小本本记下来呢。他让姐姐讲串联的故事，讲工农兵学员怎么竞争上大学的事儿，讲大学男生怎么追她的事儿。反正，觉得他特好玩，真像毛主席说的“小学生”。恭恭敬敬地记笔记。管那个叫“积累素材”。

任叔叔在医院，是陪儿子换肾来着。他的儿子换肾后要终生接受药物治疗，因为排他性。据他说，五年成活率是蛮低的，十年更低。药费是个天文数字。好可惜啊。27岁，年轻的生命要走远，而且亲人们是眼睁睁看着，尽力着，痛苦着，挣扎着。从任叔叔口中，没有听到他说儿子，甚至不知长相，身高，干什么的，倒是常常夸他的儿媳，非常漂亮，非常懂事，也将非常可怜的一朵军花。除了他，我还从没听过谁家的公公夸儿媳，夸的那么的明目张胆，夸得那么的一往情深，夸得人们都惊诧得像毕加索的画里的那张着“O”型大口的人物了。几十年过去了，我才有点儿理解，他那时的心情，纠结了很多种复杂的情感，是膜拜，感恩，怜悯还是愧对？那细腻的情感，柔进了文人特有的文字天分，却又以口语形式表达出来。现在我从新审视，他是一个真诚的，有血有肉，敢言的人。

就像莫言，敢言，以他的独特的方式，自由地传播他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