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挨斗，隔离，被打得死去活来，断了三根肋骨，气血胸，好久好久才恢复。除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外，爸爸的另一罪名"内奸，工贼“，换句话说是特务。

我渐渐长大，曾经拐弯抹角地问过爸爸几次，为啥他们说您是特务呢？爸爸深邃的，炯炯有神的眼睛，看着很远的地方，好像是看到久远的过去，他说真的不是特务，不知道问什么被冤枉，不知道这个罪名是从何而来的。

在“四人帮”倒台后，有一天，爸爸接到一封信，说是那个曾经差点把我爸爸整死的单位，给爸爸平反，恢复名誉。请他回去。

爸爸，没有回去。听哥哥说过，那些大打出手的家伙，是以开会的名义把我爸带到一个屋子里，关了灯，乱打乱踩。爸爸是听声音，也知道是哪些人，可是，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翻过去的一页，叫历史。

爸爸没回去，也许还有别的原因，又过了几年，他才搞清楚了为啥他被定罪成特务。

那得追溯到解放前，爸爸是弟兄四人中学习最好的，连连跳级。初中考取上海一个著名的大资本家赞助的全额奖学金，一同考上的有十位学子，他们都是被当作未来的“ 接班人”来培养的。在上海读书期间，爸爸接触到了共产主义的思想，并加入了共产党。学，不上了，一腔热血，打回老家，成了一位地下工作者，抗日战争爆发，爸爸是有名的双枪游击队长，然后一步步升到区，县一级的地下党负责人。

1944年底，国民党二百大洋悬赏爸爸的脑袋，经不住金钱的考验，有人出卖了情报，抓不到我爸爸，把我正在姥姥家休“产假”的妈妈和刚出生几月的大哥给抓进了监狱。妈妈说被枪托打伤的后腰，天冷还时常发病。她不是共产党，却为共产党蹲了几个月的监狱。直到爸爸用俘虏换出了妈妈和大哥。

妈妈很“标致”，出自一家败落的富人家的“二奶”，或是叫妾，是全家一群男孩里唯一的千金。妈妈一米六，匀称的身材，五官端正秀丽，皮肤特别的白皙，黑葡萄一般的大眼睛，高鼻梁，整齐雪白的牙齿和会笑的嘴角而配在一起，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监狱的“长官”，幺喝住打妈妈的小兵，他开始不停地给妈妈献殷勤，好生招待，劝妈妈离婚，跟他。吃香的，喝辣的，有的是好日子。跟着“赤党”会掉脑袋，吃苦头。妈妈没什么文化，但是三从四德学的好，从一而终记得牢，虽然没有像共产党员在“渣滓洞”受酷刑，还挺坚强，一问三个不知道。她呀，那是真的什么也不知道。老爸严守秘密，从不跟她讲革命的事儿。

因为长得漂亮，妈妈遇到的奇怪故事就多，直接打主意的是勇敢的主儿，土改时，还有让老婆和妈妈交上姐妹，然后打主意的是有头脑的主儿。随着孩子扑溜，扑溜一个个出生，又跟着爸爸离开了家乡，成为全职主妇。监狱长的事儿，也就早早被忘在脑后。

妈妈跟随爸爸在解放后支援大三线，辗转了从老家到上海，江苏，辽宁，陕西，江西，又回到了江苏，一步之遥回到老家。爸爸是快四十岁去北航读书，担任班长。我看过家里老爸和同学们的合影，还有名册和成绩单。若干年后，许多同学都是成为省部级的一把手儿。

记得家里箱子底下，还压着一张林彪签发的总工程师委任状。小时候，大院里的孩子喜欢比谁爸爸官大，谁也比不过我。爸爸的级别高是因为他早年“把脑袋拎在裤腰带”上干出来的。可是从改技术这一行以后，就没有向上发展的余地。直到文革，被揪出来，特务，为什么被打成特务，一直是个不解的谜。

回头说，解放时候，那个死追过妈妈的监狱长逃到了台湾。荣升主管特务的头子。他时不时发假情报，假装要和埋在我国国防重要部门的人接头，寻找的人就是我爸爸。天哪，多冤！难怪爸爸总觉得有个阴影跟随着他，有无形的网在隔着他，有个透明度天花板在压着他。

一个偶然的破获的特务案件，才“顺便”迁出爸爸，两岸开始交流，那个特务头子良心大发现，解开了这个几十年闷在我爸爸心中的谜团。我亲爱的爸爸，为这莫须有的特务罪名，付出了整整三十年被怀疑，被屈辱的沉重的代价！

人生啊，有几个三十年啊？我可怜的“特务”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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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风吹-文革记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