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 一九四七年，我在旭川中學念高中。當時學生間組織有不少的學生社團。我們班組織了《綠州社》，我被選舉為社長。因為當時我已經成了“核心”，幾乎每個星期天都要帶一些同學到家裡去“打牙祭”。王貽明〔文化大革命以後擔任過四川省商業廳宣傳教育處處長，八十年代擔任過四川省烹飪高等專科學校校長〕，詹瑞林為學習委員，萬國良總務委員。【王貽明、詹瑞林、萬國良都是共產黨員，八十多歲了，現今都還活着】《綠州社》要不定期的出牆報，全班同學投稿，我擔任主編。王貽明，比我大一個月的表哥，排行老六。都叫他王六。我叫他父親為三姑爺。名叫王法矩，國民黨時候，任過大法官，參加了國民黨的《六法全書》編撰。王六字寫得非常好，清秀美麗，在全校十多個牆報中首屈一指。因此每一期牆報都是由我看稿、寫稿、編輯。由王貽明書寫、插畫、排板。每一期牆報都是一幅美觀、醒目的藝術品。在學校頗為名噪。更加上我們都有着追求光明、自由的理想和不滿現實，反對黑暗現實的期望。我們把這個小小的群體視之為茫茫大漠之中的一塊小小的綠色的草地。還記得我為牆報《綠州》寫的幾句刊頭語： “向着太陽 伸展我們的希望 呼喚雨露 休要漫漫黃沙 阻綠色的稚芽伸長。” 我們自認為是在追求真理。然而什麼是真理？是非常迷茫的！完全空幻的！只是一個抽象的時髦詞彙而已! 很多年以後我才懂得——常年飢餓的人吃飽了飯是最偉大的真理！！受奴役受屈辱的人能夠挺直了腰板作人是最偉大的真理！！我們這些沒有挨過飢餓，沒有受過屈辱的幼秩小子，怎麼能夠懂得那真理的意義啊！ 老舍先生在有篇小說里講：“吃飯是最大的真理！”因為他是滿清正紅旗出身。滿族曾經是統治中華民族的高人一等的貴族.辛亥革命以後，他的民族他的家庭淪落成為社會底層的賤民。老舍童年生活困苦,滿族少不了受到歧視受到敵視，少不了挨餓的痛苦。滿族的貴族後裔，為了生存，受盡苦難屈辱，《月牙兒》為了生存，淪為娼妓……眼見着他們民族遭受到的種種苦難使得他悟出來：“吃飯是最大的真理”！ 在幾十年之後，在那勿忘的蹉跎歲月里，中華民族在飢餓中掙扎，餓死了四千多萬人，當我也嘗過了餓飯的滋味，患了中華民族流行病——水腫病。險些成為餓殍！在那“階級鬥爭天天講”，當我被打倒在地，還要被踏上無數隻齷齪的腳，人格掃地，無奈領略過了人間底層的諸多屈辱，看過了我的中華民族的兒女所受過的種種苦難，我才懂得了老舍悟出的那條真理是一條永恆的真理！ 我們當時最崇拜的是魯迅，我們認為魯迅是捍衛真理的勇士、鬥士。我們學習和宣揚魯迅的戰鬥精神。當時學校指定給每個學生社團一個輔導教師。指定給我們《綠州社》的輔導教師名叫劉令蒙。當時不知道，“解放”以後才知道劉令蒙是中共地下黨員。一九五零年在西南團工委宣傳部作教育科長，還兼任《西南青年》雜誌的主編。李致作宣傳科長，[李致是巴金的侄兒．]。 一九五三年中共中央西南局撤銷，團西南工委同時撤銷。劉令蒙被調到團中央，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工作期間，被打成了“胡風反革命集團”的“胡風分子”[反革命分子]。到了八十年代，“胡風反革命集團”之說，吹了。據劉令蒙告訴我，是當時擔任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的李致要他回四川的.回到四川，劉令蒙擔任過四川人民出版社副主編。〔當時四川只有一個出版社，以後才分成了九個出版社〕。四川作家協會主席團主席之一。 當時學校買了一部《魯迅全集》，一律不借出，陳列在學校閱覽室里。一到下課，我們便飛跑到閱覽室去看上十分鐘。下午放學以後要堅持看到閱覽室關門為止。 魯迅的作品和思想對我震動很大,應該說更多的更主要的是從中得到了人格教育、人性教育、品格教育、叛逆教育……“橫眉冷對千夫指”的秉性終身烙刻在我的靈魂深處！震動之餘便想介紹給同學們,我把這個想法告訴劉令蒙,劉令蒙謹慎的表示同意……劉令蒙謹慎的建議介紹的時候最好兩個方面的內容都有 由我主持進行的“魯迅思想、作品討論會”。我首先介紹了“魯迅的思想”和“作品”，覃守衡收集了一些反對和攻擊魯迅的文章。因為魯迅一直都在“戰鬥”，當然應該了解對立面的情況。覃守衡綜合起來作“反面發言”，我和王貽明等予以批駁。最後由我作總結。 記得總結時候我還講了一個故事：“有一個私塾老師看見兩個學生，各拿着一本書，豎立在桌子上。像是在讀書的模樣。卻同時都以書遮擋着，偷偷的在打瞌睡。一窮一富。蒙師近前給窮學生一耳光把他打醒了。斥之曰：‘你一拿起書就睡着了！’指着還在打瞌睡的富學生說：‘你看看人家，睡着了都拿起書得’……”這個故事，一個鏡頭兩種表述，似乎想以之作某種隱喻，大家聽的都很開心的笑了。 討論會非常的熱烈，情緒非常的高。 後來還作了一次“革命家詩作討論會”我選了一些古今革命家的古詩、詞，記得有譚嗣同、秋瑾、魯迅……等人的二十多首詩。是從一本很厚的《革命家詩抄》書上選的。對於這些詩有些弄不懂的我去請教劉令蒙，劉介紹我去請教施幼貽…… 選出來的這些詩。由王貽明刻鋼版，再油印了發給人手一份。因為我先受教育所以由我主講，大家再討論…… 這些內容當然都反映在我們的牆報《綠州》上面。我們的學生時代享有這樣的自由――閱讀的自由、結社的自由、言說的自由、選擇的自由。“解放”以後，學生的這些自由全部被剝奪了。沒有選擇，只能夠無條件的羔羊般的接受“灌輸”！絕對的“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思想、一個嘴巴！” --------------------------------------------- 綠洲社 1947年，16歲，讀高一，同學組成綠洲社，我被推選為社長 碧玉莘莘顆顆苗 雨露霏霏步步高 黃沙漫漫駸駸逼 疾風咧咧勁勁草 山河蕩蕩茫茫路 壯志昂昂浩浩途 遙想月月年年後 同學軒軒碌碌族 十一 那年春季運動會第一天，一個叫卿德民的體育教師在運動場上毆打了《綠州社》的同學黃棟梁【“解放”後參加了“志願軍”，是共產黨員，還活着】。我當時正在作《運動會快報》〔油印刊物〕的主編。王貽明在刻鋼板。有人來告知，我們非常氣憤。我和王貽明等十多個同學立即趕到現場，把那性卿的體育教師團團圍住，斥問他為什麼打人？姓卿的無言以對，看見我們人多勢眾，也不敢再耍橫，抱頭鼠竄而去。 我們當然不能罷休。於是我們首先把全校運動會立即停止了；立即把同學們召集起來商量對策：我們決定發動全校罷課，緊急分工，一些人四處貼標語、散傳單。提出“反對法西斯教育”、“懲辦野蠻的打人兇手”、“必須賠禮道歉”等等要求。一些人分頭到全校各個班去動員罷課。推選出以我為首的三個代表[王貽明,萬國良]去向校長余文祥提出交涉。我們走到校長辦公室門外，分明聽見裡面有人在講話，但一敲門，裡面立即鴉雀無聲。我們使勁的敲，甚至用腳踢門，裡面毫無反映。 後來得知，余文祥正在裡面招開緊急會議，聽見我們敲門，當然不敢開門。余文祥焦急的商量對策，怕把事情鬧大，怕把標語貼到大街上去。因為當時在許多大城市裡，學生運動已經不斷的掀起。而自貢市這些中、小城市，暫時尚處於“風平浪靜”的狀態。這是一個有近千人的完全中學，一切僅次於蜀光中學。而校長余文祥是參加了國民黨的,又說是參加了中統特務組織的[?]。很知道如果因為此一事件一旦鬧大，掀起點什麼風波的話，他這個國民黨的校長，很有點難辭其咎。殊不知，分工之後，我們行動快速。把“反對法西斯教育”之類大標語，不僅已經貼滿了學校而且已經貼上了大街……用印發“運動會快報”的油印機和紙張快速的印發了“抗議書”、“快郵代電”去四處傳播…… 我們廢寢忘食把這事件很快鬧得滿城風雨。余文祥氣得滿臉漆青，亂了方寸。而事情一時已不可制止。學校又根本不想向學生讓步。 我們僵持了三天，全校的運動會也不得不停了三天，亦即全校罷課堅持了三天。風波已經掀起來了，而且我們還在積極的去聯絡、去發動、要把罷課延續下去。余文祥不停的開會，不停的給下面施加壓力。首先必須把課上起來。我們班當然是學校針對的重點。 三天以後叫教務主任林孝可出面來和我們一個一個的談判。林孝可教書教的非常好。什麼課都可以上，而且上得很好。以數學為最。根本不帶課本，哪頁哪行爛熟於胸……學生們都很尊重他，解放以後在著名的富順二中當過校長，被打成右派份子，被“坑”了二十年，活了一百另兩歲。林孝可出面，他一點也不用“壓服”的手段，而是“敦敦”勸說。這反而給了我們很大的壓力……又組織了幾個老師來分頭勸說，採用了《孫子兵法》的分化瓦解、個個擊破。極力動員一些同學走進課堂。命令教師有無學生都必須堅守在教室里，教室里只有一個學生也必須講課給他一個人聽。如此一來，另一些同學怕耽誤了課程，便也悄悄的去上“重要的課程”。走進課堂的人漸漸增加起來，剩下來堅持罷課的人越來越少。我們全班堅持了五天，而我們七個人[王貽明、萬國良、盧爾德強、王大岷、黃棟梁、李自然、曾國一]堅持了十天。 林孝可最後一個才來找我個別談話,我被視為最頑固份子……我感到了失敗的沮喪無可奈何最後一個走進了課堂。 對於這一事件，幾天之後，《川中晨報》報導稱之為“自貢市的首次學潮”，因為在此之前，自貢市的學校一直風平浪靜、規規矩矩的，敢於象我們這樣罷課、鬧事確實是“破題兒第一遭”！所以被稱之為“自貢市的首次學潮”，當然也只是“死水微瀾”，一個小小的前奏曲！因為不久之後受毛澤東“運動”學生的全國學生運動的影響，自貢市的學生運動也不斷的動了起來 ---------------------------------------------- 罷課 1947年，16歲，因抗議教師毆打同學，率眾罷課，被《川中晨報》報導為“自貢市的首次學潮！” 十六年少不識愁 率眾罷課爭自由 標語飛貼城南北 快郵代電氣如牛 --------------------------------------------- 對於這些“學生運動”迄今尚是個“盲點”。有的命名為“愛國學生運動”、“民主運動”、“革命運動”……應該如何認定1947年以後的學生運動？這是個很值得探討的“盲區”。應該說基本上是在毛澤東的策劃、鼓動之下被扭曲了的“運動”學生的“運動”！迄今為止，對於此“盲區”，尚未引起正視。趁這些親歷者還沒有死光。探討當年的歷史真實，應該是重要的課題。本書在下面的篇章將進行一些初探。引起親歷者的思考。最後那打人的體育教師並沒有受到任何處理，而我們卻被無理的給於不同的處分：開除了班長王大岷〔解放後在重慶特殊鋼鐵廠作過計劃處處長〕。因為余文祥不敢開除我們【因為家庭背景】，王大岷成了替罪羊，我們感到非常對不起王大岷……我們六人被處以留校察看。黃棟梁等停發了助學金。因了我和覃守衡、王貽明的資助，始得以免於輟學。我和盧爾德強則忿而離校，到重慶上學去了.此時才出市到重慶大碼頭已經十六歲多了。而鄧小平十六歲時候已經飄洋過海去了法國! 我先後在重慶南開中學、兼善中學上學。那時候的南開中學是全國名副其實的貴族學校，是國民黨高官和高級將領，巨商富賈的“子弟校”。這些人對於子女的教育是最為重視的也最為嚴格的。費用之高全國第一。一個學期各種費用得五十個銀元，蜀光中學也被稱之為自貢市的貴族學校。一個學期各種費用也只有幾個銀元，可見差距之大！南開中學學生食堂比較蜀光中學學生食堂天淵之隔。蜀光的學生食堂一個星期打一次牙祭。南開的學生食堂每一天午，晚的菜餚都遠遠的較之蜀光中學這牙祭豐盛得多。七八個菜，葷多素少。頓頓都吃不完……學生食堂的如此高消費是貴族學校的主要標幟之一吧，重慶物價就很高，而當時沙坪霸的物價是重慶全市最高的，所以要交那麼多的伙食費也不足為奇了。學校雖然統治很嚴，然而重慶大學卻是當時學生運動的風暴中心，近在咫尺，難免不受到各種衝擊和影響，這是國民黨高官對於自己的子女們最為擔心的事情，所以當時學校裡面設立了“國民黨特別區分部”，書記叫李觀方，在蜀光中學教過地理課的，地理課教的“爛熟”，超凡的本事是可以“隨意”的在黑板上，畫出“準確”的中國地圖和世界各國地圖。 六阿爸的一個好朋友在北陪，向六阿爸介紹北陪的兼善中學是個好地方，遠離是非之地，他的女兒準備去讀高一……於是我也去了北陪。那時的兼善中學因為躲避日寇飛機轟炸，從北陪城區遷到了嘉陵江畔，距離北陪市區五、六里地一個叫毛背沱的地方。上面是樹木蔥籠、險峻入雲的雞公山。在雞公山半山腰的茂密林木間，盧作孚令人開闢出來的很大的一個香蕉試驗種植園。在其間闢地修建了幾座房舍。記得還有茅草房，因陋就簡匆匆建起來的。叢林隱蔽下的校舍雖然極為簡陋，教室外面就是香蕉林……然而教師都非常出色。知名教育家張博和作校長〔解放以後任過重慶市北陪區區長〕。著名的民生公司董事長盧作孚是學校董事長。〔解放後“五反運動”中自殺了〕特意要他的翻譯來教我們的英語。數、理、化教師都是重慶當時第一流的。加上同學都很刻苦，學校又遠離鬧市。隱藏在那林莽叢林之中，所以學生全部住校，在那樣一個世外桃源般的基本封閉的安靜而又幽美的環境裡，男女同學幾乎一天到晚都附在書本上面。實在是兩耳難聞窗外事……因此畢業生都很優秀，都能考得上有名的大學。 星期天大多在教室里“啃”書本。很少有人去逛街玩耍之類,和幾個同學偶爾也騎馬去北溫泉游泳，然後再從嘉陵江泛舟而下，激盪奔騰的江流讓你去感受一番“千里江流一日還！”的豪情，那木船可以一直抵達毛背沱岸邊……據說李鵬曾在兼善中學讀過書，盧作孚的三公子和我們同年紀，被視之為紈絝子弟。 還記得同學們排演了郭沫若的《孔雀膽》。打死了好些條狗，用狗皮作帽子作演出的服裝……在北陪大戲院公演了十多場，公開售票，場場客滿。 學校建在丘陵間，因為沒有場地，所以從來沒有上過軍訓課和體育課。卻偏偏來過一次“實彈打靶”。〔據說是從上頭去弄到了一些子彈〕。記得是在學校的山後面，有一處山溝，山溝對面，用大籮筐裝滿了石灰放在那兒作為靶的。山溝這邊作了掩體，在那掩體裡射擊。如果擊中了靶的。山溝這邊能夠看得見那大籮筐里的石灰煙霧沖天而起。 對於這“打靶”男同學大多很興奮，但有的同學不敢打槍，許多都打不准。我很沉着的上場了。人們當然不以為然。文質彬彬的樣子，他還敢打？啪！啪！啪！連中三槍。大家都叫好，創記錄了！教官又獎勵了我三槍，這“三點一線”我記得是六阿爸教我的，至於手槍，六阿爸認為，全靠人的“靈氣”，手與心相通，神槍手全憑他的“靈氣”。 英文課教師是盧作孚的翻譯，西服筆挺，很講究。特意要他來教我們兩個班的英文課的。他講授之後總要叫一男一女站起來“范讀”一遍。女同學總是叫很文雅的蕭智起來范讀。她聲音很尖，“嬌滴滴”的。男同學則總是叫我，帶着低沉雄渾的男中音，抑揚頓挫，頗有點特色。所以一直叫我們“范讀”。 化學教師叫龔續之，非常嚴厲也教的非常的好。然而每次考試總是絕大多數的人不能及格，期中考試時候，第一名72分，我考了71分，還有一個60分，其餘的全部不及格，數學學的是當時的美國大學課本，霍爾。乃特的，教師姓李，我每次考試都在九十多分，同樣很多人不能及格……很快的在班上我便“嶄露頭角”了。 一九四八年秋六伯曾魯相識的一家子，也是個將軍，姐妹同嫁一夫。據說姐妹以前都是上海的電影演員，姐無出，妹有一女，天真美麗，和我交往漸濃。因為我的學習成績很好，甚得乃父青睞。一九四八年下半年，乃父受蔣委員長之命到台灣基隆興建軍港。舉家遷往基隆。乃父邀我同往去讀台北大學。娘得知後堅決不同意要我立即返鄉。於是又回到蜀光中學上學一直到高中畢業。以後和遠隔一方的伊一直書信往來，到了“解放”【1949年】以後無法通信也不敢通信了，曾經的那些書信也早已不知所蹤了…… 六十餘年後的今日唯有一張伊1948年在台灣台北飛機場照的一張黑白照片，歷經了六十餘年風霜刀劍，在諸多劫難之後劫後餘生奇蹟般的存留了下來在我的老照片相冊裡面。不知道怎麼竟逃脫了流放、蹲監獄、抄家、流落……的諸多災難而還竟能存留到現在，實在是奇蹟！ 我忘記了是何年何月,信手在照片旁邊描來一朵海棠花!紅色的海棠花!!海棠花,中國人叫她相思紅!中國人也叫她斷腸紅!!那無情的一灣灣海峽,那險惡的一段段歲月埋葬了那曾經的相思!埋葬了那曾經的斷腸!六十餘年了,唯有這褪色的黑白照片唯有這海棠依舊的殘紅,為我保留下了少年歲月一段無比美好而純潔的初戀情懷和那麼多的聖潔而遙遠的祝福！！如此美好的懷念於我這歷盡滄桑的人而言是多麼的珍貴啊！！刻骨銘心的愛在人世間驚天動地！我這坎坷苦難的八十年生涯！沒有過這種驚天動地的刻骨銘心的愛！這麼短暫的一段無比美好而純潔的初戀情懷！在一生苦難淒滄的漫長歲月間更顯得彌足珍貴了！ ---------------------------------------------- 伊 一九四八年，伊父奉命赴基隆建軍港，伊隨父南飛，從此天各一方…… 一汪碧波分南北 天各一方長相別 海棠花開相思紅 海棠花謝斷腸裂 春水東去杳無蹤 秋風枉催海棠紅 斷腸紅斷一泫然 夢斷香銷情更慟 春去秋來無消息 一懷愁緒無從寄 山盟空在何所依 歲歲年年長相憶 耳鬢廝磨尤在昔 長相思兮永相憶 但願天涯得歡愉 無憶人間生別離 十二 一九四八年。全國“學生運動”聲勢浩大，毛澤東稱之為反抗國民黨的“第二戰線”。中共地下組織發動的“爭溫飽、爭民主、爭自由”，“反飢餓、反迫害、反內戰”的學生運動，在蜀光中學也進行得很為熱鬧！ --------------------------------------------- 烙痕 1948年，17歲，參加了全國【運動學生】的學生運動，國民黨軍警用水龍、棍棒驅趕示威遊行的學生.【沒見現場殺學生】……以後寫成此詩 烙得這樣的狠 痕是這樣的深 斑斑烙痕刻進血肉 狠狠烙痕刺進心靈 記住這狠狠的烙 留住這深深的痕 ---------------------------------------------- 然而經過了六十多年以後，對於1947年以後的學生運動。應該如何認定？在人們的認識中存在許多“盲區”。“愛國學生運動”、“民主學生運動”、“革命學生運動”應該說都不符合歷史真實。因為最根本的是毛澤東為了“推翻國民黨”而一手“策劃”。“運動”學生而發動起來的被扭曲了的運動。亦如“紅衛兵運動”一樣。是毛澤東為了把“黨天下”走向“家天下”，而把“紅衛兵”作為“炮彈”進行“清君側”的工具。都同樣是把千萬“無知”幼稚的青年人玩弄於其股掌之中！要想認定，應該比較。比較一下1946年的學生運動和1947年的學生運動。歷史的真實也就豁然開朗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六日，在重慶的東北籍流亡人士2000余名，在青年館舉行大會，隨後又前往國民政府請願，散發傳單，要求蘇聯撤軍，不得搶奪中國財產。 2月19日，南京臨時大學補習班5000余名學生提出：“要求友邦軍隊依約撤退”、“請求政府查究張莘夫被害真相，緝兇嚴辦”、“邊疆不容割裂”。2月20日晚，南京又發生示威遊行，對蘇聯拒絕撤軍表示抗議。次日，昆明西南聯大朱自清等110名教授對東北問題發表宣言：“中國領土必須完整，主權必須獨立”要求蘇聯履行條約，儘速撤軍，歸還廠礦。緊接着全國許多城市相繼響應，紛紛舉行了“反蘇大遊行”其內容大概如下：一，根據《條約》蘇聯軍隊需於1946年2月1日從中國領土撤走軍隊。蘇聯卻以種種藉口，拒絕履行撤軍計劃。二，1945年12月，蘇聯竟然宣布東北一百五十四個工礦企業（幾乎占了東北重工業的80%）為蘇聯的戰利品，而且大肆掣卸一切工業設備運回蘇聯去。這種強盜行徑在東德也同樣進行。在我國東北盜走的設備價值在十億美元以上。如果重新恢復得三十億美元。而八年抗戰期間美國全部援華【物資、金錢】總結為二十多億美元。可見破壞之巨……掣卸後所有工礦一遍狼藉。更為早些的行徑是：三，1941年4月13日，在莫斯科簽訂的《蘇日中立條約》，其中除了雙方保持“中立”的承諾之外。還有“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其實質亦即“瓜分”中國領土――東北三省和內蒙古的廣袤地域。在重慶的“中華救國會”領導人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時、張申府等推舉王造時執筆，共同簽名發表了“致斯大林的公開信”。認為“今貴國於4月13日與我們的侵略者日本帝國主義訂立中立協議，並發表宣言相互尊重所謂滿洲國及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顯然妨害我中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我們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遺憾。故對於我國民政府宣布其無效的鄭重聲明絕對擁護，而深信這是我國四萬萬同胞的心意。”四，1945年11月7日，蘇聯紀念十月革命節，外長莫洛托夫在講話里忽然稱旅順港及大連港區域、滿洲鐵路都是“新的蘇維埃領土”。因此全國許多城市紛紛掀起了“反蘇大遊行”。 毛澤東立即組織中共地下黨對於興起的學生運動進行阻止、阻擾、破壞。宣稱是國民黨發動的“反蘇反共運動”。斯大林搶掠了日本人戰敗留下的設備，搶占了中國的領土，瓜分了中國的國土。學生民眾起來“反蘇”，應該認定是愛國行為。毛澤東要和斯大林綁在一起。與愛國學生運動相對立！以“反蘇反共”就能夠否定這是愛國學生運動嗎？如此“反蘇反共”應該認定是愛國行為。 1947年的學生運動。其起因是1946年12月24日聖誕夜八時左右，北京大學先修班女生沈崇由王府井走到東長安街時，突然被兩個美國兵架走。美國海軍陸戰隊伍長威廉斯．皮爾遜和下士普利查德把沈崇架到東單廣場。【據稱】被皮爾遜強姦了。事件發生後，毛澤東認為有機可乘，立即借題發揮。花大力氣，在全國發動了以“反美扶日”、美軍全部撤離中國、廢除中美商約，抵制美貨……為口號的聲勢很大的學生運動。緊接着毛澤東又更花大力氣發動了“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大規模學生運動。而且把國軍和共軍的戰爭稱之為“第一戰線”，把他發動的反對國民黨的學生運動稱之為“第二戰線”。很顯然這次“學生運動”是和“解放戰爭”綁在一起的。是毛澤東推翻國民黨的“兩個拳頭”。學生運動是綁在毛澤東戰車上的一件“兵器”。因此這次學生運動從一開頭就是毛澤東“運動”學生的“運動”。一切行動都玩弄於其股掌之中。當然也就不能夠與“五四學生運動”、“四六學生運動”、“八九學生運動”相提並論了。 然而在當時，我們這樣的青年學生卻完全無知。積極地瘋狂地“跟着毛澤東走！”，真的認為就是在追求民主、自由、革命……當然國民黨當時的腐敗也是激起學生不滿，起而抗爭的根本原因之一。毛澤東提出民主、自由、革命的口號之所以能夠得到青年學生的擁護。也緣於此！為之，一些同學離開了家鄉跑到解放區去。那時候。青年學生都把解放區視之為心中的“聖地”。半個世紀之後才知道跑過去到“聖地”延安的青年學生，許多都被打成為“奸細”。在“反奸”、“搶救”運動中遭到鬥爭、審查。 我和覃守衡“偷”了家裡的銀園，也計劃好了跑到解放區去。相信這就是追求真理的具體行動。我和覃守衡計劃好逃跑的那個夜晚，忽然風雨交加，電閃雷鳴，一夜無有休歇。我焦急的張望着窗戶外面呼嘯的狂風暴雨。張望着狂風暴雨籠罩着的虎頭橋上和覃守衡約好的暗號…… 在狂風暴雨的焦急等待中，疲憊使得我終於昏昏沉沉的扶在窗戶上睡着了…… 第二天清晨，忽然發現覃守衡的三哥覃守經站在我的面前問道：“覃守衡呢？”我說：“不知道！”三哥說：“跑了。”我說：“不會吧，這麼大的風雨……”三哥說：“跑到哪裡去了？”我說：“不知道。”三哥說：“哼！他的事情有你不知道的？” 就是在那個風雨交加，電閃雷鳴的夜晚，這小子獨自一人跑了，冒着狂風暴雨跑了…… “文化大革命”期間，這小子成了“押赴刑場”“陪宰”的對象。其它十幾個和他一起從海軍轉業在南京的，全都在南京被秘密抓撲，很快的未經審訊又秘密的被槍斃了，因為參加了反對海軍司令李作鵬的“造反組織”……這小子“陪宰”虛驚了一場！僥倖的活了下來……1998年春死於肺癌。活了66歲。是我最好的“偏繨朋友”之一。最早見閻王去了！ 一九四九年下學期。蜀光中學的校長陳著常，被當局解聘下台，新上台一個叫唐世方的校長，帶來了一幫子人，地下組織大肆散播說“來的這些都是“中統”的…”那時候蜀光中學有兩大“風景”：全國各地學生運動期間，千人萬人示威遊行，抗議集會的時候。國民黨的軍警往往奉命加以各種限制：比如不准呼喊口號，不准張貼標語，指定遊行路線之類。雖然有如此限制。但還是准許遊行！蔣委員長准許遊行！這就是給自由多與少的問題；毛澤東不准許遊行。那就是自由有與無的問題了！學生的“鬼點子”很多：不准呼喊口號學生就改為就唱歌，以唱歌來代替呼口號，那時候重慶、北平、南京……的學生自己連夜連晚創作了許多歌曲。最有名而又長久流傳的如： 《團結就是力量》 團結就是力量 團結就是力量 這力量是鐵 這力量是鋼 比鐵還硬 比鋼還強 向着法西斯蒂開火 一定要叫它滅亡！滅亡！ 《跌倒算什麼？》 跌倒算什麼 我們骨頭硬 爬起來 再前進 生，要站着生，站着生 死，要站着死，站着死 還有《山那邊有好地方》……等等 這些當時的流行歌曲就是這樣及時創作出來，連夜連晚的練唱，因為第二天大遊行時候必須要唱的。一經傳唱立即風行全國的。這些當時的流行歌曲我們都唱，唱得慷慨激昂…... 南京，北平，重慶……的學生集會時候，千百人同時以長長的用“噓！......”聲來表示抗議，而蜀光中學同學則是同時一齊發出長長的“嗡！…...”聲。“噓…...”是千百人一起用嘴唇發聲；“嗡”則是千百人一起用鼻腔發聲。千百人一起發出長長的“嗡！…”“嗡！…”聲震天，此起彼伏！ 開校典禮上，唐世方昂昂然領着他的那一幫子人，衣冠楚楚、昂首闊步登上主席台。大禮堂里一、二千人同時長長的“嗡！——”聲大作，其聲震耳欲聾，一浪高過一浪，竟持續了幾分鐘。因為這是地下組織發動組織的，這獨特而驚心的“迎賓曲”給姓唐的一幫子來了個大大的下馬威！嚇的臉青脈黑，不知所措。 比長長的“嗡！…”聲更強烈的是急促的“叩！”千百人同時發出“叩！”“叩！叩！叩！”的憤怒吼聲，更具有強大威力。軍事教官們夜間來宿舍查房，走到一樓，二樓“叩！”走到二樓，三樓“叩！”……一二三四樓一起“叩！”很有“驚營”之勢。“叩”過幾次，他們再也不敢來了，在吃飯時候那些人也要來食堂裡面巡視，學生們一邊吃飯一邊用鼻腔發出長長的“嗡！…”聲，那些人只得識時務的撤了。 對於這些抗爭行為，學校當局是沒有辦法來“懲罰”的。法不責眾，也難以抓着把柄。也無法追查，也沒有追查過！！參與這些抗爭行動，也在我們的性靈里烙下了叛逆、鬥爭這樣一些深深淺淺的刻痕！塑造了我們這一代人反抗、不屈的叛逆性靈！這些叛逆源於對於現實的不滿，對於自由、民主的嚮往、追求！這種追求是無比強烈無比堅韌，無法抗拒的！因之，在我們的靈魂里烙下了無法磨滅的刻痕！ “解放”以後的學生群體，再也無法享有這種體驗！！團組織少先隊組織把他們馴服成了“可愛”、“可哀”、“可憐”的小綿羊！！培養“馴服的工具”要“從兒童抓起”！他們不可能享有這種體驗！！ 還有另一“風景”，很美妙。那時候男女分班，女生的生活，上課……一切都在女生部。女生部在大運動場的東邊。對於男生來說，女生部是一處迷茫的神秘禁地！男、女雖然同在一校，其間界限森嚴，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那樣的社會環境，男、女同學之間不許任何交往，有如分隔在兩個世界。 每天晚飯以後晚自習之前四五十分鐘時間裡，那是個美好的時刻。當此時也，女生一群群，男生一群群，三個五個，十個八個圍着大運動場四百米跑道繞行。有的順時針方向漫步，有的逆時針方向漫步，幾千人熙熙攘攘，笑笑鬧鬧，男女漫步的行列錯雜，密密匝匝的人群有如織網般的不停的繞着圈子。情竇初開的少男們少女們相互欣賞眉目傳情，繞行間擦肩而遇的短暫一瞬間，真是“心有靈犀一點通”的美妙時刻，心跳的時刻！幾乎全校的男、女生都一齊集中到這運動場上來了，男、女生們稱之為每天一次的“打牙祭！”。這是一種畸形的集團“幽會”，十分誘人的“集團幽會”。在解放以前的“封建意識”統治下的校園裡持續了很多年。每天如是，無論盛暑嚴寒“風雨無阻”！ 十三 校長唐世方上台伊始，萬萬想不到竟受到如此“禮遇”！，憤怒之餘，第二天立即發布第一號命令：“取締一切學生社團，禁止一切牆報、集會、示威遊行……” 如此禁令，當然在學生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動。當時學校各種學生社團非常多，為地下黨、團在學生中進行活動，發展地下黨、團員提供了活動基地。下令取締，絕對限制了學生的一切活動自由。給地下黨、團組織的一切活動帶來了極大的困難。 為了取得合法名義。中共地下組織以新民主主義社社員｛地下組織｝馬興瑜以及曾思魯、王大松、馬宗賢、范國念……秘密發起成立“蜀光中學旭川同學校友會”，爭取成為“合法”允許存在的團體。經過多次研究之後，地下組織決定推選我為主席。利用我的家族社會聲望——六伯曾魯是中華民國知名將軍，二叔曾稚松也是中華民國將軍，當時是自貢市唯一的“國大代表”，自貢市市銀行的董事長。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在“國大代表”選舉之初，國民黨中央指定了李雲湘為國民黨的候選人，而把曾稚松指派到雲南某地去作國民黨的候選人。雲南的那樣一個縣。連去也沒有去過，這不是在捉弄人嘛！於是曾稚松忿而宣布退出國民黨，偏要在自貢市以個人身份參加競選。結果，打敗了李雲湘而當選為自貢市唯一的“國大代表”，所以在市民中更為名噪。 除此家族背景考慮之外，主席還得能夠“服眾”。他們認為我還行。另外推選曾思魯〔解放以後擔任過四川瀘州市市長，被打成了右派份子。〕為學習委員，王大松為總務委員。學校當局經過嚴格審查之後予以批准了。當然我這個“主席”的身份、背景當局也認真審查過才批準的。 在一九四九年的下學期里，這是蜀光中學全校唯一存在的一個學生團體。組織龐大，有近百人是“蜀光中學旭川同學校友會”的成員……以後以之為基地進行了許多活動：秘密傳播《新民主主義論》、《大眾哲學》、《論聯合政府》……等等書籍，抗交高額學費，組織兩校同學交流.聯歡。 1949年冬，在自貢市的國民黨“中統”、“軍統”的破壞計劃里，有砸毀鹽場，屠殺地下共產黨地下團等等人員……的詳細計劃。蜀光中學是破壞對象，不少教師和同學都上了“黑名單”，為此中共地下組織在蜀光中學學校成立了“護校大隊”。把校警隊的幾支步槍提了。中共地下黨員徐文玉拿出了一隻手槍，又找來了一些大棒。把“護校大隊”武裝了起來。“護校大隊”有二十多個同學，十來個教職工，一共四十來個人。新民主主義地下社員：劉稚明、陳永康、倪霖、朱立章……中共地下黨員徐文玉、何光耀、夏君厚、易明昆……其它還有上官舉元、胡思敏、李鑒三、羅孝雲、謝合符、陳富全〔這六個加上我和劉稚明是新民主主義社――地下組織的社員發起組織的“得失之鑑”社的成員。〕……都是隊員。推舉同班同學羅齊原任大隊長，我任副大隊長。 “護校大隊”的任務主要是站崗、放哨、巡邏。蜀光中學校園面積很大，有幾百畝之遙。地處釜溪河畔有名的伍家壩上。沿着河岸是好幾里路長的慈竹林：千千萬萬竿高大茂密的慈竹，高達一二十米，鬱郁參天，綿綿幾千米長，密密一二十米寬，沿着釜溪河岸，成為校園外的一道美麗的綿綿密密的“銅牆鐵壁”般的綠色天然屏障。綠色天然屏障裡面掩蔽着一條蜿蜒的公路。再裡面便是四百米跑道的大運動場。大運動場旁邊是近千平方米的室內運動場。再過去是很大的游泳池。在解放前的全國的中學裡能擁有游泳池的，蜀光中學在全國是唯一的。學校有可容一二千人的大禮堂、教學大樓、宿舍大樓、女生部大樓巍峨整齊的矗立在伍家壩上.校園裡樹木蔥籠、綠草茵茵、鮮花遍布，有如公園般的美麗……校園在廣闊的平壩上，依山傍水，大壩後面是綿延起伏的山林，山上是美麗的思蜀亭、惜陰樓、敬師碑……山腰樹叢里影影綽綽一幢幢庭院式的教師小樓，庭院裡樹木蔥籠鮮花常茂，葡萄架下一幢幢舒適的園林式的小別墅.如此美麗舒適的教師居住環境，在全國中學而言，堪稱罕見！……山下還築有可容一二千人的防空洞〔一九四一年校園曾被日本鬼子轟炸過，把教學大樓攔腰砸斷成了兩截〕。整個校園比重慶南開中學校園要大好多倍。因為當時曾經一度提取自貢市徵收的國家全部鹽稅的千分之三給予蜀光中學辦校，當時鹽稅收入一度曾經達到過國民政府全部稅收的百分之四十以上,提取這千分之三那可是很可觀的一筆經費，所以使得蜀光中學的學校建設能夠達到全國第一流的。 蜀光中學先後任過校長的張伯苓、喻傳鑒、陳着常都是中國知名教育家，現在校園裡都為他們塑立了銅像：張伯苓是中華民國教育部長，曾經兼任南開中學和蜀光中學校長，教師大多是畢業於北京大學、南開大學、武漢大學……等名校的。綜合上述種種，解放以前的蜀光中學，在全國中學之中堪稱第一流的中學是毫無疑問的！ 時至今日。具有八十餘年歷史的蜀光中學已經成為“國家級重點示範高級中學”全國首批一百所之一。學子遍及全世界。其中有中國科學院院士、工程院院士、美國紐約科學院院士、美國自由勳章獲得者、將軍、高級幹部、知名大學校長、知名學者、藝術家、專家、教授、作家…… 一切指揮安排都落在了我這個副大隊長的肩上。夜晚每三個鐘頭一班，我得一個一個的去把人叫醒過來。還得帶着兩個人山前山後去巡邏。巡邏一遍下來，得一兩個鐘頭。我們都認真負責以“校之干城”自居。似乎學校這兩千多師生員工的安危都系在了我們身上。其實對於任何敢於前來進行破壞之敵對力量，我們都是無能為力的。 但是憑着我們年輕的勇敢和忠誠，以及少年特有的狂妄！！我們十多個拿着步槍大棒的“護校大隊”隊員，竟乘着夜色潛行到學校後山下，主動出擊，去包圍搜查了一座民房。因為根據情報，當天夜間前來破壞學校的敵對分子，潛藏在那裡。所以我們冒着危險想去抓着這些敵人。當然搜查結果只是一場虛驚而已。雖然如此，但說明我們勇敢、無畏、忠誠、狂妄的在履行着我們視之為神聖的職責 ---------------------------------------------- 護校大隊 1949年“冬防”“軍統”破壞。在蜀光中學讀高三，18歲，擔任護校大隊副大隊長 學生哥哥十八春 幾杆破槍護校門 暗殺屠園無所懼 自詡干城慰同生【庚】 站崗放哨日夜巡 搜查捉姦進傍鄰 堂吉訶德群稚幼 回眸一笑傻書生 人格檔案： 民主、自由在學生運動中，在我們這一代人的心靈里打下了深深的烙痕！毛澤東鼓動我們去“爭溫飽、爭民主、爭自由”“反飢餓、反迫害、反美扶日”的全國學生運動對於撼動國民黨政權,為毛澤東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也為我們這一代人塑造了抗爭、正義、團結、無畏、奮鬥這樣一些寶貴的人格質量。雖然以後又被扭曲了。但烙痕依舊。當然想不到的是，在事過經年之後，毛澤東對於向他“爭溫飽、爭民主、爭自由、反飢餓、反迫害……”的無辜草民和年輕學生卻用殘酷迫害、鎮壓的手段來對待他們！他用以鼓動和號召的“民主、自由”的旗幟卻被他一手撕裂和玷污！民主、自由的意識在我們這一代人的性靈中烙下了難以磨滅的烙痕！即使在幾十年的風雨飄搖之後！民主、自由的呼喚依然激盪着我們的靈魂！耄耋之年提起民主、自由的珍貴依然會為之熱血沸騰！ 十四 我們真是歡欣鼓舞的迎來了“解放”，我由於“解放”以前就“跟着共產黨走！”而且有着那麼些出色表現，所以“解放”以後很快就參加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作為團員自然是更為積極的參加一切“社會活動”。如抽調一些人去參加“禁用銀元”宣傳、“征糧剿匪”運動…… 青年團組織要高三主辦全校的黑板報。叫我負責而且冠以“總編輯”的頭銜。我這人已經養成了認真負責的性格，而且這任務是在宣揚黨的思想，也當然被認為就是在宣揚真理，是神聖而又光榮的任務。其實已經開始“積極主動”的去自我“洗腦”——時髦用語是“換腦筋”。而且主動作為“洗腦”的工具去為他人“洗腦”！開始了吸食狼奶而且販賣狼奶！卻“自豪”的以追求真理、宣揚真理者自居！！有感於重擔在肩。黑板報被辦得轟轟烈烈……每次出版之後，圍觀者絡繹不絕。在學校影響很大. 一九五零年六月，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西南工作委員會舉辦第一期西南團校，培養縣一級的青年團專職幹部。所以對於入學的學員選撥很嚴格，要求條件也很高。要求“政治可靠、思想進步、工作能力強、積極進取、有培養前途……”等等。在西南各省、市去進行選拔。被能夠選拔去西南團校比考上一個好的大學還更“光榮”。因為去也就等於已經“參加革命”了！！ 中共自貢市市委組織部在自貢市選派、全市抽調了學生五人，工會幹部一人：蜀光中學二人，劉稚明〔地下社員〕和我一同去了西南團校。旭川中學一人劉玉容〔地下社員，後來擔任過中共宜賓地委組織部長到退休〕，市中一人〔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市工業高等專科學校一人，〔後來發現是特務，被逮撲判刑〕，市總工會一人。記得劉伯承、張繼春、于江震、康乃爾……和西南局、西南軍政委員會的一些首長都來作過“報告”， 在“解放”初期，黨校、團校、幹校、革命大學……之類，學習期間書本、文件是很少的，作“報告”就是上大課，很有點“言傳身授”的味道，叫作發揚革命傳統，這些大首長來作的報告。我們都視之為真理。實際上是“洗腦”。但我們都聚精會神的聽，很認真的記筆記。 在延安“抗日大學”時候毛澤東等人就去上大課…… 康乃爾上大課最多，因為他是西南團工委書記兼我們的校長。 第一期西南團校共有兩百多學員，學員全都是黨員或者團員，不少是地下黨或者地下團的。有四川大學、重慶大學、雲南大學的應屆畢業生中被視為“尖子”的優秀黨員、團員。還有四川省、雲南省、貴州省、西康省的著名中學的應屆畢業生中被視為“尖子”的優秀黨員、團員。還有數目不多的工人黨員、團員。中國人民解放軍單獨組成一個班，有四五十個人。是從駐守在西南地區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團以上單位選拔來的軍官，都是黨員。所以西南團校的學員，在政治上都是被視為可靠的。 “解放”初期，國民黨潛伏下來的特務活動在重慶很厲害，所以凡是有首長作報告的時候，我們西南團校都被安排坐在最前面，距離首長最近的地方。有點“隔離牆”的味道。一九五零年西南暑期學園在重慶大學團結廣場舉行開學典禮，劉伯承司令〔當時還沒有授軍銜，一九五五年全國首次授軍銜後才稱為元帥〕來開學典禮上作報告。我們就坐在最前面靠近主席台的地方。事後卻從主席台旁邊的陰溝裡面搜尋出了藏匿的一口袋手雷。當時還沒有更多的引爆手段，必須拉引線才能爆炸，因為警戒森嚴，所有的特務都無法靠近，也就沒有能夠引爆。 其實在西南團校的學員之中，也不是絕對的“純潔”、“可靠”的。從我們自貢市選派去西南團校的六個人之中，就有一個劉****，是從自貢市工業高等專科學校選派的一個“優秀團員”，該校只有一個選派名額，劉****是中共自貢市委宣傳部長馬慧民手下的大紅人，是馬慧民培養出來的自貢市學生聯合會第一任主席。西南團校畢業之後，我們三十來個人被分配到了川南團工委。川南團工委留下了兩個，劉是其中的一個，留在了書記辦公室。後來被察覺劉**無論什麼信件、檔他都悄悄的拆閱，連書記王宇輝親啟的“絕對機密”文件，他都要偷偷拆閱，因而引起了懷疑。經過公安局調查，原來是和台灣尚有着聯繫的潛伏下來的“軍統特務”。以後劉**被逮捕並被判了徒刑。一九五四年，我在中共涼山工委工作團去檢查“雷、馬、屏、峨【勞改】農場”的“民族政策”執行情況時候，遇到過劉***，劉***在那【勞改】農場裡勞動改造。還和他交談了一會。 十五 西南團校的學習內容是革命的“啟蒙教育”：人生觀、社會發展史、為人民服務……實際上全都是進行洗腦！ 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其中兩個學習單元：其一是“建立革命人生觀”，其二是“忠誠老實運動”。 其一，建立革命人生觀——首先要每個人自己交代自己的形形色色的“非無產階級人生觀”。自我向小組的十多個人交代。當然五花八門，都是出身於剝削家庭，都有“原罪”。出生在剝削家庭就是一種罪惡。更何況，許多人在“覆巢”之下，到“革命隊伍”里來是為了“尋求出路”、為了生存發展、為了“當官”……之類“個人主義”目的。個人交代之後，便進行小組分析批判。把你的“罪惡”【原罪】批判得“狗血淋頭”，“刺刀見紅”，每個人都要找出“主導思想”——罪惡根源。 “主導思想”歸總了你的“原罪”。伴隨你一輩子在“革命道路上”去“瀆罪”！“革命道路”成了你的“瀆罪”之路。你能夠不誠惶誠恐的夾起尾巴作人嗎？ 我們那個小組十多個人，大學生、中學生各占一半。一個劉增羽，他自我介紹總是：“我劉邦的劉，范增的增，項羽的羽！”又是四川大學英語系的畢業生。家庭出身地主兼資本家。交代時候說：“想到朝鮮去訓練美國俘虜兵。不想搞青年團的工作。”那時候抗美援朝已經開始，和帝國主義陣營已經兵戎相見。學了英語實在已經“前途渺茫”！以後全國禁了二十多年的英語！他“留戀”英語——帝國主義語言！你為什麼偏偏要去大學學英語？被批得花樣百出。這位老兄“不磕事”，一笑置之。後來分配到雲南，擔任《雲南青年》雜誌主編，被打成了右派份子。 還記得一個姓龍的，是雲南“邊縱”的――川、桂、黔、滇邊區游擊縱隊，朱家璧領導的中共地下武裝。龍正在爭取入黨，所以批判別人的時候很是積極……以後謝富治在雲南把“邊縱”的一網打盡，幾乎全部整成了右派份子，姓龍的當然沒跑脫。還有一個我也成了右派份子……但我肯定，絕對不會就此三個被打成了右派份子。 當時已經提出“一團和氣”、“展不開鬥爭”都是“落後”份子。所以二十歲上下的男男女女娃娃們“廝殺”得心驚膽戰！自認為是乾乾淨淨的純純潔潔的一塵不染的突然都成了骯骯髒髒！滿身血跡！罪惡滔天！“思想鬥爭”劇烈得使一些人痛哭流涕，茶飯不思……人人都有“原罪”，人人都自感罪孽深重！這正是“組織”要求的效果！！
第二排左四為作者 其二，忠誠老實運動——二十歲上下的年輕學生應該說歷史清白。不。不會清白的！首先要求你交代個人歷史。同時交代社會關係――祖宗三代，親戚家們，國內國外，特別是有和“國民黨反動派”軍警憲特的關係或者有牽連的都必須交代清楚……個人的即使清白，“四面八方”一清理，就很難以清白了，總會有點什麼什麼的被塞入檔案。那就又是一輩子的“把柄”捏在“組織”手頭了！！ 以上兩點內容，在當時的黨校、團校、革命大學、軍政大學、幹部學校……要進入革命隊伍，全都如此，無一列外。統統列入你的個人檔案。伴隨你一輩子。“疤疤”捏在“組織”手頭。“渾煮白切”只能夠“聽憑宰割”了！這些“原罪”列入了檔案。伴隨你的一生。以後不斷的種種“淨化”、“清洗”、“運動”……這就是原始依據，有了新的“材料”又不斷塞入檔案……共產黨“治理”自己人的手段之骯髒。全在於能夠以之來卡着你的“命門”。毛澤東對付周恩來、劉少奇……不都用的這種手段嗎？！ ---------------------------------------------- “忠誠老實”運動祭 1950年6月，19歲在蜀光中學畢業，奉調入“西南團校”學習，都是些二十歲上下的男女，開始了今生的“思想改造”進程，從此“換腦筋”，換來換去換到如今…… 衣冠楚楚男女生 面紅耳赤羞啟唇 三代祖宗從頭訴 骯髒齷濁盡抖清 頓唔渾身不乾淨 出身鐐銬套終身 這逃不脫的原罪 那洗不淨的靈魂 我抬不起的腦袋 你挺不伸的脊背 這剝削階級出身 壓你一輩子埋汰 毛澤東治下幾十年間，從不間斷的進行各式各樣的“淨化”、“清洗”、“下放”……“檔案”就是依據。文化大革命期間，特別駭人聽聞的“人口淨化”措施！有的地區把“地、富、反、壞、右”五類份子全家男女老少屠殺得一個不留！駭人聽聞的罪惡事實如北京大興縣，“紅衛兵”動用武裝民兵把五類分子連同他們在外地工作的子女都通知回村，集體關閉在房子裡用大刀梭標直接殘殺了數百人。八十五歲的老人、幾個月大的嬰兒都未能倖免！湖南道縣的殘殺行動是以村社為單位把農民集中在打穀場，由基層革委會主持，先把“地富反壞右”五類人員的全家成員捆綁，然後指定農民中的貧下中農動手執行殺人任務，用鋤頭、鐵鍬、大錘、斧頭、鐮刀等農具作兇器，集體殘殺——男子殺男子，婦女殺婦女，老年殺老年，少年兒童殺少年兒童，現場執行中多數是把受害者拖倒在地用鋤頭挖死，整個殺人場一片悽慘的哀叫聲，鬼哭神嚎，天昏地暗！被驚嚇的婦女兒童們被驚嚇得逃離現場……如此的“人口淨化”――把地、富、反、壞、右“斬草除根”！在全國多處曾經泛濫一時，“人口淨化”和希特勒的滅絕猶太人有什麼差異？遺臭全國！遺臭萬年！！ 西南團校畢業以後，我們小組的十多個人分配到了西南各地。以後杳無音信。多年以後，道聽途說得知。升官的官至地處級、省廳級的有好些個，打成右派份子的好些個——劉增羽、龍****、我……等。但我想遠遠不了這麼些個。 除此之外，還有團的基本知識。那時候叫作“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到了一九五三年把原來“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團中央書記馮文彬，因“鬧獨立”等等錯誤的罪名而下台，才更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所謂“鬧獨立”也就是“不馴服”，青年團是共產黨的“最親密的助手”，竟“不馴服”，當然下台！ 第一期西南團校，最先在磁器口原四川省教育學院的校址，〔後來成了建築工程學院的校址。〕借了幾列破舊的房屋來使用。共有四個班，一個班幾個小組，一個小組十多個人。吃、住、學習、討論都在一間小屋裡。不久搬進城，每個人從磁器口背上自己的被蓋卷，列隊步行。從沿着長江邊那條公路，經過小龍坎、化龍橋、李子壩、上清寺、進城，兩百多人稀稀拉拉的走了大半天，一個個走得精疲力竭。這些人大多數都是出身於“剝削者”的家庭，養尊處優。象我就從來沒有幹過這種“負重行軍”的幹活。大多數人也都是“破題兒第一遭”，暗暗的叫苦不迭。當然還必須“強露笑顏！”“讚美”勞動偉大！ 進城後住在兩路口，原來的求精商學院裡。在以前住過美國兵的大樓借用了一層來使用。當然，吃住一切都因陋就簡，吃的是“混合菜”，也就是把青菜、豆腐、蘿蔔……有時加上一點豬肉，切成塊，亂七八糟混在一起，用大鑼鍋一起煮熟。開飯時候，一人給你一大瓢，實際上完全是野戰軍行軍打仗時候的“菜譜”和作派。北方寒冷，亂七八糟煮在一口大鑼鍋里，既方便快速又不易冷卻。炊事員全都是從野戰軍下來的，其它的“菜譜”和作派都不會，也就只能“發揚革命傳統”了。一天三頓都是稀飯、饅頭、混合菜，四川人吃慣了乾飯當然不習慣頓頓啃饅頭,不習慣也不敢說，怕招來個“資產階級作風”的帽子。很餓，便悄悄的跑出去吃一碗麵條。素面八百塊錢一碗，紅燒牛肉麵一千二百塊錢一碗。每個月發給三萬塊錢〔一九五三年幣值改革，一萬元舊幣換一元新幣〕另花錢，用去買牙膏牙刷……之類。我當時抽煙，在蜀光中學讀書的時候就開始抽煙，抽的好煙，美國煙“駱駝”牌之類，現在當然就只能抽劣等煙了。 除了集中去聽“大報告”〔有時候去和西南黨校的一起聽，從兩路口步行十來里路到李子壩，當時西南黨校在那裡。〕之外，就圍坐在一起討論、發言。為了表明積極要求思想改造、追求真理。發言爭先恐後，爭論的面紅耳赤，這種爭論，所謂的“思想鬥爭”——“共產主義思想”和“非無產階級思想”的鬥爭，實際上也就是“人奶”和“狼奶”的鬥爭；人性和獸性的鬥爭；獨立人格和依附人格雙重人格的鬥爭。而這種鬥爭僅僅是序曲，從今以後。這種種鬥爭將無休止的鬥爭下去，貫穿於我們的“革命”生涯，這種自我洗腦，相互洗腦也將貫穿於我們的“革命”生涯。 一九五零年的重慶，在我記憶之中很冷，我們睡在樓板上，必須擠在一起，否則夜間難以抵擋住寒氣。已經很冷很冷了才發放了一人一套深蘭色的棉製服。那時候稱之為“幹部服”。從中央到地方，從毛澤東、劉少奇……到炊事員。都是一個式樣。進北京城以前全都是布料製作的。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在西柏坡時候全部都穿的布料棉製服。男的是“中山服”〔“毛服”〕式樣，女的是“列寧服”式樣。男女都有一頂棉帽子，風帽式樣，放下來可以遮住兩個耳朵，還有一條雪白的洗臉毛巾，不少人用來圍在脖子上，當作圍巾使用，但是太短，兩端必須塞入領口的上衣裡面去。這在當時似乎成了很時髦的裝束。其實依然是從北方沿襲過來的。全國所有的幹部都統一服裝，式樣基本相同，到了一九五一年時候，縣、團級以上的幹部才發放了一套蘭色粗毛呢的“毛服”。有如解放軍軍服統一着裝一樣，此時解放軍的團長以上發放了一套草綠色毛呢制服。以下的都是布料的。剛剛穿上這種“幹部服”覺得很神氣，同時也覺得這是“為人民服務”的具有“使命感”的標誌，革命生涯開始的象徵！ 人格檔案： “洗腦”――“換腦筋”――“思想改造”――“強力的意識形態灌輸”實際上亦即“狼奶”驅除“人奶”。對於傳統的優秀道德文化“以革命的名義”進行掃蕩、清除、滅絕。長驅直入的進行了幾十年。我們這些人首當其衝的成為了“思想改造”的對象。因為不僅要我們“換腦筋”，更要我們去驅使更多的更多更多的人群去“換腦筋”。我們的人性和人格首當其衝的受到了顛覆性的挑戰！堅守人性或湮滅人性；獨立人格或依附人格雙重人格，不容你選擇！無從選擇！我們開始進入了人性和人格的朦朧隧道。被驅趕着亦如“過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從此在我們的“靈魂深處”人性和獸性的殘酷搏鬥便沒有停息過；獨立人格與依附人格雙重人格的殘酷搏鬥便沒有停息過。一直延續了幾十年…… 作為馴服工具的幹部群體。人性必須屈從於獸性！殘酷的大屠殺中，能夠堅守人性嗎？殘酷的階級鬥爭中你能夠堅守獨立人格嗎？堅守或是屈從？徘徊還是折衝？積極還是退縮？便在各自的道路上留下深深淺淺淺的刻痕。
中共黨委機關幹部 中共黨委政策研究員 十六 公元1951年春，我們11個年齡二十歲上下的年輕人從西南團校第一期畢業之後，興致勃勃的踏上了“革命征程”，高高興興的被分配到了樂山地團工委。 當時全國已經先先後後展開了“三大運動”――即“鎮壓反革命運動”、“抗美援朝運動”、“土地改革運動” 當時中共樂山地委和我們樂山地團工委都在月兒塘公園附近，相距有一百米遠近，不久我們地團工委的那幢小樓被特務縱火全燒光了。我們便隨中共樂山地委一起搬遷到了學道街。相距一牆之隔。我們地團工委機關在中間，辦公和居住都在裡面，左邊是中共樂山地委機關，右邊是中共樂山地委書記魯大東〔以後擔任過四川省副省長、省長、省委書記、中共中央委員〕居住的一幢小樓。魯大東那時候還單身一人，有一個警衛員一個炊事員一起住在那幢兩層小樓裡面。小樓有書房、臥室、客廳、餐廳、廚房、衛生間、浴室、加起來大概有三百多平方米的建築面積，小樓外面還有個小花園。這在當時而言，算是“高級”的了。 我們這些幹部都住的集體宿舍。七、八個人一間，一個人的“領地”也就一張簡陋的單人床！當時，整個樂山地委、專署只有魯大東一個人才享受這種待遇。 我們地團委機關和魯大東住的小樓都是接收聚興成銀行的銀行營業廳、金庫、住所等等房屋。“解放”以後全國各地大小城市裡的一切樓堂館所高樓大廈全都以“沒收”、“徵收”之類名目首先予以“共產”，全都歸咱們共產黨機關占有使用了。魯大東住的小樓是原聚興成銀行的行長住的。深居院內，安全謹慎，進出都要經過我們地團工委，一牆之隔。一門出入。 我們吃飯和地委的幹部都在地委伙食團。領津貼、開會、學習、娛樂、節日……等等都“一視同仁”。所以地團委被視為地委的一個“附屬”,都同樣被視作共產黨的“要害部門”。當然也有着“度”的差異！而這種“度”是極其嚴格的！我被分到了地團委宣傳部。 當時全國幹部都是“供給制”――吃、穿、住都按級別發放“實物”和三萬塊零花錢。1952年全國改為了“包幹制”——按級別等級發放不同數目的錢，吃、穿則由自己去管，也就是從發給三萬塊錢增加到十多萬塊錢，但你得自己去機關食堂購買飯菜票，一個月以七萬、九萬、十一萬去買大、中、小灶等級差異的、不同類別的伙食來打發自己。 大灶一個月七萬塊錢也不低了，夠三幾口普通人家一家子人的生活費。大灶伙食也中午、晚上都有四葷、四素、一湯。較之大多數老百姓難見葷腥的貧賤生活也是頗高級的了。不過那時候的“四葷”,幾乎都是豬肉.中共樂山地委宣傳部長方馳辛作報告時候罵小幹部的話說:“肉絲,肉丁,肉片把你們餵肥了!!”雖然絲,丁,片花樣不同,卻依然全是豬肉.肥肉就作成“東坡肉”。那是北宋時候蘇東坡“犯了錯誤”坐牢以後被充軍到了湖北黃州〔黃石〕。山珍海味吃不上了，只能夠弄到點豬肉，豬肉難吃而又不得不吃，無可奈何之際，自己摸索“發明”出來的。有蘇東坡的詩為證：“黃州有豬肉，價賤如糞土，富者不喜食，貧者不解煮，微微火少少水，功夫到時味自美！”此時實際上依然是“富者不喜食”的。 咱們的首長們的“飲食文化”已經很有“檔次”了。小灶以上就不吃豬肉。樂山的名產:江豚,蟹黃,雞腳皮,棒棒雞之類大灶絕對沒有份去品嘗,只有專灶和特灶才有資格去品嘗.魚也如此,岷江里的魚都很有名氣,所有的魚都比豬肉貴得多……“灶”之大小不同其間的等級差別卻很大。這種“大、中、小灶”的差別延續了很多年。王實味在延安寫文章譏為“衣為三色，食分五等”就已如此了。這種生活享受上的巨大差異由來已久……王實味還因為寫了那篇《野百合花》而遭到了毛澤東的秘密處決。用大馬刀砍了腦袋瓜！ 我們地團委是由中共樂山地委宣傳部長張力行兼任地團委的書記，張力行以後升任專員，再升任四川省副省長。另外有一個從中央團校畢業分來的，叫孫滔的作秘書，其它的十多個人則都是“兵”，還沒有誰是“官” 十七 一九四九年，國民黨軍陳超部隊在這裡被擊潰，有的逃向雲南，有的逃進涼山，很少數潰散潛伏下來。樂山越過峨嵋山便是大、小涼山高原的邊緣，崇山峻岭，雷〔波〕、馬〔邊〕、屏〔山〕、峨〔邊〕，是有名的窮縣，全是些大山老林，“土匪窩子”。那裡的老百性太窮了，千百年來過的是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野人般的苦難生涯，苦難的歷史形成了他們販賣人口、販賣鴉片、槍彈、黃金、白銀的通道。為了一口袋玉米棒子就可以殺人越貨。國民黨時候就已有屯兵、屯墾的墾場，那是用來和彝族相對持的武裝力量。但那已經成了地方土豪劣紳割據，國民黨鞭長莫及反而與之分庭抗禮的勢力範圍。 當時解放軍接收了這些墾場，改建為“國營雷、馬、屏、峨〔勞改〕農場”，這片地域，一面是大渡河，一面是金沙江，一面是大涼山，在這惡山惡水的包圍之中，建起了西南最大的監獄――勞改農場。跨越五個縣。以後陸陸續續把西南地區的“重罪犯人”都集中到這些不毛之地墾荒來了。全國如此，許多監獄都在惡山惡水的不毛之地。要千百萬勞改犯人――國民黨時代的富豪官吏沒有被殺害的——去征服不毛之地，以後許多從“肅反”、“反右”……等等運動中整出來的“懷疑犯”、“思想犯”等等囚徒都被弄到這些不毛之地來了……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饑荒歲月里，在這些勞改農場裡餓死、凍死、累死的勞改、勞教份子不可勝數……遍布全國各地的“古格拉群島”，數目驚人！白骨驚人！毛澤東屠殺的八千多萬冤魂當中，此中有的是“入賬”了的，肯定尚有不少是未予“入賬”的！殺死人、整死人、餓死人、冤死人……一直都是“保密”數字。不得為外人“道來”的“隱私”！ 在一九四八年、一九四九年蔣委員長就在重慶、成都舉辦了好多期“反共游擊幹部訓練班”，把各地的中統特務頭子、軍統特務頭子、土豪劣紳、黑邦頭子、慣匪頭目……他認為各種以後能夠用來反對共產黨的勢力，都一起招集到重慶、成都來，進行了各種反共游擊的相關訓練，而且一個個委任為“司令”、“副司令”等頭銜。樂山地區被蔣委員長招募去“反共游擊幹部訓練班”受過訓並被委任過“司令”之類的“反共救國軍”頭頭非常多，因之反共武裝力量也非常強大而且頑固。 我代幾個幹部要到峨邊縣去建立縣團工委。從樂山去峨邊縣城，交通險阻，來往全靠步行。過了峨嵋縣全是險峻山路——大峨山、二峨山、三峨山……翻山越嶺，路上還有“反共救國軍”伏擊、劫道者不斷。從樂山去峨邊得步行兩、三天，現在通了汽車只需幾個小時。 走山路成了最大的考驗。走得來雙腳起血泡、雙腿發顫、腰酸背痛、精疲力竭。當時有句順口溜說：“上山腳杆軟，下山腳杆酸，平路腳打顫，站着打竄竄。”來訴說那種“行路難”的勞累艱辛。但是沒有任何交通工具，行軍、工作都只有靠這兩條腿，別無他法。 當時峨邊縣城在大渡河的對面，鐵索橋被反共救國軍破壞了，只有用船渡河。波高浪險，我們用的是木船渡河，再往上游，大渡河水流更為湍急，則只能用牛皮船了。那峨邊縣城易守難攻，解放軍攻占了縣城，城裡還隱藏着很多反共救國軍的武裝力量，和四外占山為王的反共救國軍裡應外合，軍隊便守不住城，又被“反共救國軍”打出來。攻進去，打出來，拉鋸戰相持近一年，第四次打進去才站住了腳跟。 我們到樂山地團委時候，樂山城裡還不時出現投毒、暗殺、放火的情況。當時中共樂山地委還在月兒塘公園旁邊坎上，我們地團委是一處獨立的小樓。一天夜裡，我們全都下去“搞運動”去了，只留下一個女同志何以能看家。何以能是和我從西南團校一起分到樂山地團委來的。夜間小樓幾處燃起來，立即火勢熊熊。何以能是大家閨秀出身，伯父是黃埔軍官學校第一期畢業生，曾擔任過國民黨重慶市的城防司令、將軍。何以能在重慶加入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社〔地下組織〕，當年像這種出身富家的子女，“着了魔”參加地下組織的不少，相信這就是追求真理、追求民主、追求自由。以後大多數都倒霉的被毛澤東打入了“另類”……如此突然大禍臨頭，她在驚恐之餘，強力鎮定自己。她分在組織部。她想最重要的應該是檔案。大火熊熊，她拖着一張裝滿了檔案的沉重的字台便往樓下拖，真不知道那來的那麼大的力氣，把那張存放檔案的沉重的字台竟獨自的拖下了樓，再拖出了大門。當她再一次衝進去還想搶救點什麼的時候，火勢熊熊，她毫無經驗，被濃濃的煙霧熏倒在大火下面。地委的人趕來才把她救了出來。 十八 不久全國掀起了“大張旗鼓 雷厲風行 轟轟烈烈的鎮壓反革命運動”。 我們便和地委的幹部一起投入到了“中心工作”之中。當時我們地團委除了書記張力行之外，只有一個黨員，是地下黨的名叫王錄修，讀過一年高中，輟學，但以後擔任過樂山師範高等專科學校黨委書記。 我和王錄修作為工作組去了樂山中等師範學校。因為那裡的校長是已經內定了的逮撲對象。公安部門在學校裡面，已經在教職員和學生當中布置好了一批積極分子，由這些積極分子輪換着，24小時秘密監視着這逮撲對象。一切行蹤，點點滴滴都得向我們回報，如果有異常狀況，我們則立即向上面報告...... 不久以後，進行了一次大逮撲行動，這些內定的逮撲對象由於被嚴密監視，故爾全都被“一網打盡”。 與此同時各個地方都展開了大逮撲行動！“3·25”大逮撲逮撲了數以十萬計的人。操作方式大同小異。不多時候，快速的進行了一次大鎮壓‘ 當時槍斃人，基本上無需什麼認真審問之類過程。運動的時間緊迫，以其“反革命”的身份，首長認定應該槍斃的大筆一揮也就批准槍斃了。“從重、從快、從嚴”的“大屠殺”方針也就是從茲起始。“從重、從快、從嚴”濫殺無辜不斷繼續、發展、無度、泛濫也就是從茲起始…… 樂山高等技術專科學校〔大專〕校長李乃堯曾同周恩來一起在法國勤工儉學，參加了共產主義小組……回國後，又加入了國民黨……李乃堯曾經擔任過自貢市高等技術專科學校的校長，自貢市人。“雙牌坊”李家名門的公子。“上牌坊”、“下牌坊”那是自貢市的“榮、寧二府”――李家的兩座“大夫弟”一牆相隔。因而被稱之為“雙牌坊”。其間牌坊、樓台、亭閣、花園、殿堂、各種建築，雄偉壯觀。可惜在解放之初即被視之為自貢市的封建堡壘予以狠狠剷除，轉眼之間立即被掃蕩得蕩然無存，連片瓦寸磚也無以尋覓！全國如此，大多數文物建築被“革命”、“共產”掃蕩破壞延續了幾十年！而今尚存者不足其十一！毛澤東是中國歷史文物破壞的最大禍首。幾千年才出這麼一個！ 和李乃堯同時“背叛”封建貴族家庭，逃亡出去追求真理的〔從後花園鑽狗洞逃跑出去的〕還有另一李公子，此李公子沒有去法國，去了北方。以後去了延安參加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以後在國務院的某部擔任副部長。此副部長的兒子李銳〔1950年出生〕着有一部長篇小說――《舊址》。演義了“雙牌坊”的興亡歷史。李銳還寫了一本以自貢市歷史為題材的小說《銀城故事》等等〔均被譯為多種文字〕。因而曾經獲得過“法蘭西藝術與文學騎士勳章”，接受了法國總統希拉克的親自頒獎…… 我的祖母是“下牌坊”李家的四千金，比“下牌坊”李家的公子李乃堯和那位副部長高一輩，我叫李乃堯以及那位國務院的副部長為“表叔”。 李乃堯是樂山“大張旗鼓”中的首批鎮壓對象。據稱李曾經得到過周恩來的兩封信，要他去北京工作，李遲疑未定，遭到了逮撲。同時鎮壓的都是樂山的軍、警、憲、特的頭頭。 在樂山，這是第一次開萬人“公審大會”，那時候，殺場設在青弋江江邊沙灘上，暮春枯水時節，江水下降，露出來很闊的一片片沙灘，沙灘左前面是岷江和青弋江、大渡河三江交匯處，江面很寬，波濤洶湧。那有名的樂山大佛就矗立在眼前。樂山大佛在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匯流處，與樂山城隔江相望。樂山大佛雕鑿在岷江、青衣江、大渡河匯流處岩壁上，依岷江南岸凌雲山棲霞峰臨江峭壁鑿造而成，又名凌雲大佛，為彌勒佛坐像，是唐代摩岩造像的藝術精品之一，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彌勒佛坐像。高達七十一米！與棲霞峰等高！巍巍壯觀！！大佛後面鬱鬱蔥蔥的山上是著名的規模很大的凌雲寺——和尚已經被驅走了。改為“榮譽軍人療養院”，住了許許多多從朝鮮戰場上被打得斷胳膊少腿的“最可愛的人”…… 大佛的兩隻腳在岸邊，身軀從江邊直抵山頂，大佛的頭與山頂相平。整個大佛乃戳山而成，高達七十一米，突兀在那筆立陡峭的土黃色崖壁間，真乃雄偉壯觀，大佛的一隻手掌上面就能夠擺下幾張桌子，可見其龐然之軀偉岸形象也。 樂山大佛昂昂然的俯瞰着整個樂山城，而今也昂昂然的俯瞰着這新開闢的殺場。大佛如果還有靈氣，定然想不到，他俯瞰了千百年的平靜的沙灘上竟突然如此喧囂！人們竟選擇在他的眼皮子底下來大開殺戒！真是阿彌陀佛啊！ 槍斃人那天，萬人空巷，圍觀者人山人海。我也親臨現場。李乃堯高大魁梧，穿的一身深灰色長皮袍，神色自若.也頗有點“視死如歸”的坦然！ 那年月槍斃人，都用威力很大的步槍，用槍口緊緊抵着後腦勺。一槍下去，腦殼粉碎，紅色的血漿向天空亂噴，灰白色的腦漿濺灑得遍地。槍斃之後，已經沒有腦袋了，只剩下軀體！老百性沒有眼見過這樣槍斃人，有的說人道，有的說非人道，人道亦或非人道？眾說紛紜，我活了這二十歲的人也是第一次看到殺人。面對此情此景――塗地的血漿！腦漿！心情免不了緊張，但是必須強自鎮定，顯得泰然……靈魂深處，人性與獸性的搏鬥便悄然而生！ 至於“人道”、“非人道”之說。當時億萬草民和我們這些年輕幹部都太孤陋寡聞。“老革命”們的“保密工作”又作得百分到家。延安時期殺人基本上不“浪費”子彈。都是“斬首”、“活埋”手段。活埋的較多，叫你自己挖坑自己跳下去，劊子手只負責填土。以後在東北，基本上都是“蘸糖葫蘆”――把被處死的人吊起來。拔光一切——赤身裸體用鞭子、藤條之類抽打。打得皮開肉綻，血肉模糊，抽打數百鞭。打得鮮血布滿全身，成了鮮紅的“血人”。叫做“蘸糖葫蘆”，真比“凌遲處死”那般殘酷！還同樣必需男女老少去“殺場”目睹殘暴，聽那痛苦的嚎叫，看那悲慘的走向死亡！當人變成了野獸時比野獸更加殘暴！毛澤東的超級法西斯主義從湖南走向文化大革命，就是如此這般走過來的！就是要人變成為野獸，讓更多的人變成為野獸！和德國法西斯日本武士道一個樣，只是日甚一日的向着“超級”發展。殘酷的殺人，而且要男女老少都去面對其殺人的慘烈。被稱之為“階級教育”、“革命教育”。實質上是毀滅全民族的人性！以獸性驅除人性！這是毛澤東給予全國人民的首次血的洗禮！ 我們這些幹部，親臨殺場的時候，報社要我們收集“反映”。……“觀眾”們大多看得膽戰心驚，剛剛解放，老百姓長袍馬褂什麼服裝都有，還來不及“換裝束”。像我們穿幹部服的很少也很打眼。所以看見我們避之唯恐不及，把我們也視作儈子手一般…… 第二天，《新樂山報》登了許多“擁護”之類的群眾反映，當然都是記者的創作了。 作家李銳在他的長篇小說《舊址》中又是如此描述那場大張旗鼓鎮壓反革命的：《舊址》書中寫道：‘王三牛師長命令行刑隊“把反革命分子”們押赴刑場!立即槍決!’‘不知是被這個命令震驚了，還是對這個過分拗口．過分突兀的膠東口音感到陌生，長江上游銀城市的十萬市民二十萬隻眼睛，一動不動地停在王三牛師長激動而喜悅的臉上。緊接着，行刑隊長劉光弟更加激動的悽厲的口令聲，劃破了這冰冷而陰濕的驚呆。上報鎮壓的名單遠遠多於一百零八，也許因為是山東人對於梁山好漢一百單八將的偏愛，王三牛師長親自為這次最盛大的“鎮反”大會選定了這個數字…… 這一百零八個死囚插上白色的亡命牌，被胸前掛滿彈匣的威武的解放軍戰士推操着拖拽着，擁向警戒線包圍着的老軍營校場對面的一截依山而砌的石牆。石牆上濕漉漉地長滿着青苔。剎那間，這一百零八面白晃晃的亡命牌，在那些柔綠的青苔上聚起一股陰森肅殺的鬼氣。 一百零八這個數是王三牛師長親自選定的，劉光弟暗自核對過，在這一百零八人當中有三十二個人姓李，幾乎囊括了九思堂李氏家族三支子嗣當中所有的成年男子。臨行刑的前一天，劉光弟曾向軍管會遞交“請戰書”，要求由他來打響第一槍，親手處決自己的舅公李氏家族的掌門人李乃敬。 隨着劉光弟清脆嘹亮的第一槍，大義滅親的子彈從美式卡賓槍的槍口中無情地呼嘯而出，李氏家族掌門人李乃敬的天靈蓋像一塊破碎的瓦片，飛進到青苔遍布的石牆上，“瓦片”上飛旋的亂發沾滿了鮮紅的血和粉白的腦漿。緊隨其後，是一模一樣的一百零七次的塗染，那長長的一段石牆變得仿佛霜染秋林似的斑斕…… 那令人膽戰心驚的一百零八顆子彈的呼嘯聲。李氏家族在銀城數百年的統治和繁衍終於結束。遍布銀城街頭巷尾的幾十座李氏家族的大大小小的功德坊、進士坊、節孝坊，從此失去了往日的榮耀和威嚴，面對着行人大張着驚恐而醜陋的嘴……’ 這是小說，文字有些渲染。但所描述的那個殺人場面卻確確是當時的一個縮影。那時候，凡殺人都要組織成千上萬的草民到殺場上來目睹這種恐怖場景。全國大、小城市無一例外，從而在億萬草民之中造成恐怖氣氛。顯示暴力社會主義政權的無比威力。要你規規矩矩不得亂說亂動！ “大張旗鼓的鎮壓反革命”，聲勢浩大。全國莫不如此，象重慶菜園壩一天同時槍斃三百多人。〔上海一次槍斃一千多人〕屍體擺了幾里路的長隊。前所未有。殺的方法如出一轍。老百姓稱之為“敲沙罐”。“敲沙罐”不僅全國震驚，在世界上也引起很大的震動……蔣、美方面大嚷大叫說共產黨殘暴，大陸恐怖，說這是古今中外罕見的大屠殺！不停的在世界上大造輿論。不久“美國之音”說大陸“敲”了三千萬人！大陸說只“敲”了五百萬。 當時每個星期二都有由地委一級的首長向地委、專署的機關幹部作報告的制度。由於傳媒、書籍的貧乏，最先進的傳媒是收音機，那時候也很稀罕，很少人擁有。這種時事報告，也是政治學習的一種“思想教育”方式。像如此類似的“敏感”內容，都是中共樂山地委書記魯大東報告中說的【聽報告時候，我們都要記筆記的】，因為當時只有地師級幹部才可以收聽“敵台”，其它的人如果發現你收聽“敵台”，你就屬於“現行反革命行為”，招逮撲的都有……不過當年魯大東報告中的這個數字不夠準確。幾十年以後任過國家主席的李先念說了“三個三千多萬”――五十年代初期幾次“社會運動”共殺掉的是“三千多萬”；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人禍”餓死的人是三千多萬；文化大革命中死掉的是三千多萬！但李先念這個數字依然不準確。二十世紀末。中共中央黨校曾經舉辦過一次中央部級高級幹部研討班，有兩百多人參加。其中研討的一個題目是“人禍”中餓死了多少人？他們的結論是——四千二百萬到六千萬！原四川省政協主席廖伯康的計算：四川省餓死的達一千二百五十萬，而不是幾百萬……唉！這一類的數字，從來都是密而不宣，於老百姓而言，迄今一直是個謎！ 大屠殺應該是斯大林和毛澤東的一種“共識”。 1950年毛澤東在莫斯科和斯大林曾經簽訂了一項秘密《特別協定》。此《特別協定》中第七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人口，因目前資源缺乏，非減少一億，決不能支持，其詳細辦法，由中華人民共和國自行定之。”當時中國人口只有五億多。要求“滅”掉五分之一的中國人！！ --------------------------------------------- 《特別協定》62周年祭 1950年2月12日中共同蘇共簽定《中華人民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友好同盟特別協議》，毛澤東把他與斯大林簽定的這個《特別協議》，稱之為“名符其實的喪權辱國的賣國條約”。1950年7月16日，被美國對外政策協會在紐約公布了此《特別協定》的全部條款。共計19條。是中國淪為蘇俄奴隸國的絕對喪權辱國的賣國條約。此19條較之段政府與日本人簽訂的21條。其喪權辱國的賣國程度，遠遠的過之而無不及！！《特別協定》第七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人口，因目前資源缺乏，非減少一億，決不能支持，其詳細辦法，由中華人民共和國自行定之。”【作者按：當時中國人口只有五億多。要求“滅”掉五分之一的中國人！！】後來毛澤東又多次叫打大仗，打核大戰，可以犧牲中國一半以上人口來戰勝帝國主義，都表現了毛澤東秉承斯大林的旨意想用戰爭來減少中國人口的思路 惡魔屠戮有傳承 減少條款鐫明文 奧斯維辛連卡廷 鎮反土改步後塵 協定規定減一億 五人之中滅一人 如此滅絕上協定 古今中外駭聽聞 父皇御旨至神聖 秉承旨意必遵循 終身不渝忒毒狠 神州遍地血淋淋 毛皇統治幾十年 億萬生靈遭塗炭 飢餓鎮壓長監獄 冤殺濫殺無忌憚 歷朝歷代無此毒 任國任邦無此暴 歷史應記二魔頭 民如草芥任屠戮 協議減少人一億 用盡手段達目的 機關算盡太聰明 反誤了卿卿性命 一億冤魂齊舉幡 聲討魔頭訴沉冤 萬般冤由萬聲喧 不鞭魔屍魂不散 ---------------------------------------------- “大張旗鼓鎮壓反革命運動”分為“殺、關、管”三種。“關”和“管”的比“殺”的還多。據檔案數據介紹：四川省被判處七年以上並送至新疆一地勞改的反革命犯就有七十萬人，其它還有許多勞改農場，都送去了數以十萬計的反革命犯人去勞動改造……迄一九七九年八月上旬止，僅湖南全省已摘掉四類份子，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和壞份子帽子的，就有三十多萬人。若再加上株連的。此次“大張旗鼓鎮壓反革命運動”之後，城市人口之中被打入“另冊”之眾，亦乃前所未有。定然不會少於數千萬的數目。從上述片斷中提及的樂山、自貢市、重慶市的敘述，可窺見一斑！當時全國為五億人口。在三億多人口的大半個中國以速雷不及掩耳之勢大開殺戒！！在很短的時間裡殺掉了數百萬之眾。毛澤東提的要求是殺掉千分之一，殺的結果遠遠超過了“指標”！！以後的一系列運動，都同樣由毛澤東提出了“指標”，每次運動“整”百分之五，連續不斷的“整”百分之五“整”下去。沒有挨過“整”的家庭也就所剩無幾了！！ 十九 這些被快速殺掉的數百萬之眾。被稱之為“五種類型的反革命份子”――“特務、惡霸、反動黨團骨幹、反動會道門頭子、國民黨軍官、憲兵”都歸入鎮壓之列。在1950年時候這麼幾百萬人，擁有武裝還有着盤根錯節的社會勢力，確實是一股非同小可的勢力，故爾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也掀起過不小的波瀾：中共中央西南局在1950年3月向中共中央的一份報告中，對於“敵情”有如下敘述： “近一個時期以來，西南川、康、雲、貴各省，連續有土匪〔那時候，對於上述五種勢力統稱之為土匪――作者〕在各地發動大規模武裝暴亂。”“繼二月五日在成都西南龍潭寺地區近萬土匪暴亂，殺害我一七九師政治部主任朱向璃及聞訊前往增援部隊五十多名幹部戰士，隨後被我派部隊前往殲滅後，二月份以來，各地土匪又圍攻並占領了包括溫江、祟慶、郫縣、金堂、新繁及川東之秀山等多座縣城。邛崍城遭匪萬人之圍攻。壁山軍分區一夜之間八個區政權遭匪襲擊而全部丟失。平塘全縣我地方工作人員被匪殺害達八十餘人。該縣忠孝鄉一保一次被匪劫去婦女十六歲至二十歲婦女四十名。次日，河揚鄉往平塘趕場之婦女二十一人被匪剝光衣服，七人被強姦，兩名軍屬被強姦後又擄走。清鎮縣屬雞場，三天之內遭匪兩次洗劫，第一次被搶居民十三戶，第二次全村九十餘戶全部被搶，並被土匪殺死七十餘人，八名商人被扔到火中活活燒死。另匪首曾紹華近數萬人接連三次襲擊貴州大學和花溪市，打死學生、員工多人，先後擄走男女學生九十餘名：長順縣匪首支超初用刀活活砍死我副縣長、縣政府部長、科長等四人。 成渝、成灌、渝黔幾條重要公路，渝瀘等水路全部被土匪掐斷：蓉雅、川湘兩路之橋梁全被破壞。土匪甚至組織兒童攔截我軍用汽車，搶走物資，殺害我押車幹部戰士。此類慘案，近日來連連發生，無法一一列舉。這同時，個別國民黨起義部隊在一些匪特的策劃下，也連連發生叛變。如原國民黨李振兵團及二十七軍之六十一師、二十軍之一二三師等。目前，據初步估計，僅川西地區，各種公開活動之土匪就達一〇四股之多，小股數十、數百餘人，大股萬餘人一起活動，總計不下六萬餘匪。並且，還有繼續以極其迅猛的速度蔓延發展之勢。”〔當時對於上述的五種勢力統稱之為土匪。一如內戰期間共產黨稱國民黨為蔣匪，國民黨稱共產黨為共匪一樣――作者〕 中共中央西南局在以上報告中所描述的僅僅是遍及大半個中國，三億多人口的“新解放地區”的千百宗類似事件的較為“典型”的少數事列而已。之類“反共救國軍”估計有兩百多萬遍布於“新解放區”的山山水水。加上城市裡的國民黨黨團骨幹估計六十多萬，封建會道門骨幹估計六十多萬。如此三百多萬的武裝力量與共產黨勢不兩立的相抗衡，使得新建立的共產黨政權深深感到一時難以“站穩腳跟”！！ 一九五0年10月8日中國軍隊到了朝鮮正式參加了朝鮮戰爭。兩天之後――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鎮壓反革命的指示》。 1950年時候，共產黨把這世界分成為“兩個陣營”――“帝國主義陣營”，美國是其老大；“社會主義陣營”，蘇聯是老大，斯大林是老大。斯大林很喜歡別人稱呼他為“大老闆”。當時全國的流行歌曲中有一首叫《一邊倒》。開頭一句是“一邊倒，一邊倒，我們就是一邊倒”。這首《一邊倒》我們都唱，全國男女老少都唱。要大家都倒向“大老闆”的麾下！ 對於美國則宣揚要“反美、仇美、蔑美”。宣揚美國是“紙老虎”、原子彈是紙老虎，要大家不要怕。如此內容見諸於每天的報端，諸如此類的大標語貼滿了所有的大、中、小城市的大街小巷，男女老少耳熟能詳。 1950年時候還宣揚要“把革命進行到底”！那個“底”就是台灣和西藏。而且把“解放”台灣作為1950年的最重要的軍事任務。軍隊及沿海政府不僅在作打過海去的種種準備，而且對於沿海的一些島嶼還進行了試探性的進攻，共產黨因為缺乏海軍，大老闆斯大林一直又不答應幫忙，所以遲遲不敢動手。 那時候毛澤東一切以斯大林的馬首是瞻！殊不知1950年6月27日美國第七艦隊駛入台灣海峽！，一時間形式變得頗為緊張。台灣方面大喊要“反攻大陸”，國內的這“三百多萬”“土匪”則大叫“第三次世界大戰”就要打起來了。許多地方弄得人心惶惶！ 斯大林說：“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戰不可避免。那就讓它來吧，遲幾年打，不如現在打！” 當然毛澤東也不怕打大戰。在赫魯曉夫所著的《回憶毛澤東》一書中---- 赫魯曉夫說：“他試圖要我相信原子彈本身也是紙老虎。他說：“聽我說，赫魯曉夫同志。你們只要挑動美國人動武就行了，你們需要用多少個師來打垮他們，我們就會給你們多少個師──100個，200個，1000個，都行。”我竭力向他說明，只要一兩枚導彈就能把中國全部的師都炸成粉末的。但是對我的爭辯他連聽都不聽，而且顯然認為我是個膽小鬼。” 金日成早在1949年3月就去莫斯科要求“大老闆”“幫助”“解放南朝鮮”。 1950年1月“大老闆”發話“可以幫助他”。 1950年3月金日成被大老闆招到莫斯科。 1950年5月“大老闆”發電點頭同意，一個多月之後―― 1950年6月25日金日成大動干戈，派出用蘇聯武器武裝的大批軍隊越過了“三。八線”攻入了南朝鮮。僅僅一個月零幾天的時間。金日成的軍隊“解放”了南朝鮮90%以上的土地。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根據“波士坦秘密協議”，美國軍隊占領了南朝鮮，蘇聯軍隊占領了北朝鮮，以“三。八線”為界，儼然被分割成為兩個國家。在德國則以“柏林牆”為界，美國軍隊占領的西柏林那邊稱之為“西德”。蘇聯軍隊占領的東柏林這邊稱之為”東德“。也儼然被分割成為兩個國家。都被視之為“帝國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各自的戰略要地！ 如今南朝鮮這麼一塊戰略要地一下子被金日成吞併了。杜魯門當然奈不住了。認為破壞了“波士坦秘密協議”，於是在聯合國發起了“抗議”，通過了決議，組成了“聯合國”軍隊。實際上是以美軍為主的軍隊。在一個多月之後，1950年9月15日美軍在仁川登陸。一下子把金日成的軍隊攔腰截斷，首尾不能夠相顧。金日成慌了，趕急要求“大老闆”派中國軍隊幫忙。“大老闆”給毛澤東發去了電報...... 於是在1950年10月8日中國軍隊到了朝鮮正式參加了朝鮮戰爭。兩天之後――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鎮壓反革命的指示》 因為要全力以赴的去打朝鮮戰爭。國內這三百多萬“土匪”武裝力量，確實是心腹之患。毛澤東認為在這個時候去鎮壓這些敵對勢力是最好的時機。於是才有了“大張旗鼓、轟轟烈烈、雷厲風行的鎮壓反革命”的大運動！實在是迫不及待。“從重、從快、從嚴”恨不得三五兩下把這三百多萬“土匪”斬盡殺絕！ 打朝鮮戰爭促使了迫不及待的“鎮壓反革命運動”的快速進行。 “鎮壓反革命運動”是為了解決打朝鮮戰爭的後顧之憂。 “大張旗鼓鎮壓反革命”延續毛澤東“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暴力社會主義的理念。發展成為“槍桿子保政權、槍桿子管政權”的暴力社會主義理念。毛澤東把它說得“詩意”一點，叫做“馬上奪天下”――“馬上治天下”――“馬上保天下”。“詩意”之中依然閃着刀光血影！漢高祖劉邦說過：“天下可以馬上奪之，然不可以馬上治之。”毛澤東不愧讀了十七遍《資治通鑑》，殺人的膽氣大大超過了劉邦 二十 毛澤東在進城之前就已經再三強調階級鬥爭問題，一直是暴力革命和階級專政的最堅決的主張者，毛澤東一再強調“對一切反革命分子是獨裁、專政、專制”，必須“肅清全國的反革命分子”。進城後，毛澤東一再的公開聲明:“對反動派只有暴力和專制，絕不施仁政，”“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毛澤東的如此種種“革命理論”為“殺人合理化”建立了依據。“必需”要以“大屠殺”來“肅清全國的反革命份子”成為“理所當然！”。以後還不斷的宣揚這種理念，也就是堅持了幾十年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理論，於是“殺人合理化”儼然成為了“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理論組成部分！以上理論都散見於《毛澤東選集》之中。 為了徹底消滅這些心腹之患，頗有點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漏網一個的氣魄。又因為“鎮反”迫不及待，以致錯殺、冤殺、誤殺者不少。一九五三年，總結全國鎮反運動時候，公安部長羅瑞卿曾在總結報告中說：“鎮反的缺點和錯誤，最突出地是存在着亂捕、亂殺、刑訊逼供、誇大和造假案”。以後有個數據記載，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稱“逮撲的262萬餘，槍斃的71.2萬餘，判勞改的129萬餘，管制的120余萬。”由於各地漏報、瞞報。實際上殺、關、管的都超過了這一數字。 八十年代，中共中央終於局部地承認了“當時被鎮壓的還有部份起義投誠人員”這樣的事實。一大批在偉大的抗日戰爭中曾英勇殺敵的國民黨官兵，被當成歷史反革命份子而慘遭殺害；國民黨的一些著名將領，如傅作義等人的絕大多數部下〔投降以後〕均被鎮壓；全國各地因投降而被改編而吸收為解放軍者，其中被開除軍籍和判刑、勞改、管制的不計其數。 1949年4月25日，即占領南京後第三天，毛澤東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名義，與總司令朱德聯名發布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向全國宣布的“約法八章”中要求： “一律安居樂業，切勿輕信謠言，自相驚擾”。 其中第五章稱：“除怙惡不悛的戰爭罪犯和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屬國民黨中央、省、市、縣各級政府的大小官員，立法、監察委員，參議員，警察人員，區鄉鎮保甲人員，凡不持槍抵抗、不陰謀破壞者，人民解放軍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俘虜、不加逮捕、不加侮辱。” “凡有一技之長而無嚴重的反動行為或嚴重的劣跡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別錄用。” 那些自認為是“怙惡不悛的戰爭罪犯和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看到這個報告後，都感到自己留下來不能夠逃脫被殺的災難，能夠逃跑離開大陸的大都跑了。一些“輕信了謠言妄自驚擾”的人，也提前跑了。只有那些相信了這個“約法八章”的人才留了下來。然而，就是這些相信而留下來的人，大多數都先先後後被“鎮壓”了，遭到了“不加俘虜、不加逮撲、不加侮辱”的完全相反的對待。被殺的較多，逃脫了的極少，也難逃“關”和“管”的命運。這麼一大批人，毛澤東、朱德已經公開的承諾“不加俘虜、不加逮撲、不加侮辱。”而且還承諾“准予分別錄用。”結果卻遭到了殘酷鎮壓。食言而肥！怎能夠取信於人呢？一次一次的欺騙草民。結果當然是“人必自毀而後毀之”。其實欺騙和鎮壓本來就是法西斯暴力社會主義的兩把屠刀。缺一不可。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份子條例”，該條例將死刑擴大到了十數行，量刑的標準無譜，連“傳播謠言”都能“斬立決”，遂在全國掀起了鎮壓反革命的狂潮。然而，正是這麼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列》卻使得“殺人合法化”了。雖然那些殺人者依然是專斷獨行，眼睛裡並不看重此一《條列》，當然許多人也並不依據這一《條列》行事。但“殺人合法”已經“順理成章”。 再以後把一個個殺人者奉為“立場堅定”的“積極分子”，階級鬥爭的“英雄”，“誓死保衛革命成果”！“誓死保衛紅太陽”的“馬列主義者”，更使得“殺人神聖化”了。 如此的“殺人合理化”、“殺人合法化”、“殺人神聖化”便構成為“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理論組成部分。也是其“專政”、“階級鬥爭”的明確註解。如此的“毛澤東思想”被推崇為經典，我們這些“革命幹部”必須絕對信奉絕對遵守。而且通過我們強力灌輸給於億萬草民。使之成為以後幾十年對於億萬草民進行精神閹割、思想奴役、“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的絕對“信條”。成為了我們這些“馴服工具”信奉的絕對準則。成為暴力社會主義的基石。這種把殺人“合理化”、“合法化”、“神聖化”的“革命理論”延續了幾十年，還有什麼“人道主義”可言！迄今依然束縛着上上下下的統治者，無能擺脫它的束縛！大開殺戒自然成為了暴力社會主義政權的最重要的統治手段。從此一直延續下去。1951年的大張旗鼓鎮壓反革命只不過是一場“開場鑼鼓”。以之顯示暴力社會主義政權將在中華大地上怎樣一幕幕的扮演出那些血腥的歷史！ 二十一 二〇〇七年90歲高齡的胡績偉老人的一篇文章《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是超級法西斯主義》――關於「社會主義比法西斯主義還壞！ 胡績偉老人在文章中寫到――“一位朋友在給我的信中說：列寧的老友伊斯門曾經說過：「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是超級法西斯主義。」我早有這個看法，但沒有說，原因是我沒作過認真研究。我請這位朋友幫我查查，這句話的原文和出處。 他給我送來了一個複印件，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一書的第三十二頁。這一頁中引用了伊斯門先生的話：「斯大林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相比，不是更好，而是更壞，更殘酷無情、野蠻、不公正、不道德、反民主、無可救藥。」…經過這一核查，我才敢說：「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比法西斯主義更壞，比斯大林主義更殘酷無情、野蠻、不公正、不道德、反民主、無可救藥。」 從一九四九年建國以來，毛澤東所發動的一連串的政治思想鬥爭，特別是反右派鬥爭和十年「文革」，充分發揮了毛澤東社會主義制度的法西斯的殘酷野蠻傳統。在「文革」結束以後，上下一致的結論是：毛澤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期所搞的社會主義是封建法西斯主義，以後李慎之同志改為「皇權法西斯主義」。我也把毛澤東說自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改為「斯大林加秦始皇」，這才合乎實際。 毛澤東的「以階級鬥爭為綱」和無法無天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那一套，恰恰是從斯大林統治的蘇聯學來的。” 胡績偉老人在提及“一連串的政治思想鬥爭”中沒有特別提到“鎮反”、“土改”，許多學者也還沒有觸及到“鎮反”、“土改”領域。因為迄今為止，“鎮反”“土改”依然是一個可怕的“禁區”。沒有人敢於觸及。而且親歷者都已經耄耋之年，能夠如我者應該很稀少了。我認為應該觸及這一“禁區”，因為這是毛澤東法西斯屠刀留下罪惡最為深重的領域。認真研究歷史。求取歷史的真實。應該得到的結論是，胡績偉老人的認定：“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比法西斯主義更壞，比斯大林主義更殘酷無情、野蠻、不公正、不道德、反民主、無可救藥。”從其錯殺、誤殺、濫殺、冤殺、殺人的殘酷手段等等來予以反思。毛澤東的超級法西斯主義所採取的大屠殺手段，應該認定是從“鎮反”、“土改”就已經開始。而且是其大屠殺的最重要篇章，開始了、奠定了以“殺人合理化”、“殺人合法化”、“殺人神聖化”作為其“超級法西斯主義”的理論和行為準則。從此而肆無忌憚，愈演愈烈。在鎮反、土地改革這一波峰之後，文化大革命只是它的又一個波峰而已。有人把二十世紀的大屠殺歸結為四十三次，最少的一次只屠殺了兩萬人……美國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扔下的兩顆原子彈炸死了五十萬人……四十三次大屠殺總計為一億另二十萬人。其中毛澤東殺了49%.將近一半，因而排名第一。如果再加上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被餓死的四千多萬！就是九千多萬人，這個數目恐怕空前絕後無疑的了 二十二 當時“領導”向我們這些年輕幹部宣揚一個新概念叫“階級感情”――“人性”和“獸性”的“角力”。看你站在那個階級的立場來看問題就會有不同的解答，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各種輿論，各種街談巷議,形形色色、五花八門、各種說道都有..... 記得當年土地廟裡出現過一副對聯〔1949年以前春節時候，都要為各處的土地廟貼新對聯，還得獻上三牲――雄雞公、大鯉魚、刀頭。刀頭是方方正正的一塊豬肉，以求保佑一方平安】。上聯是“蔣匪共匪誰是匪”，下聯是“美親蘇親那個親”，橫批是“天才曉得”。毛澤東和蔣介石在重慶談判的時候，毛澤東對着蔣介石說：“你叫了我二十多年的共匪，我叫了你二十多年的蔣匪，現在不是都不叫了嗎？坐在一起來了嗎！”當時因為要談判，雙方暫時都停止了叫“匪”，可是重慶談判破裂之後，共匪、蔣匪在報紙上，電台上又天天叫了。 天天叫，叫了二十幾年.這幅對聯表達了廣大草民對於“蔣匪”、“共匪”的焦慮、擔憂、懷疑的惶恐心理。無可奈何，只得訴之於天！其實一直到了這21世紀。在大陸生存的許多草民還依然被視之為“匪”。冉雲飛先生建了個“博客”就公然自命名為“匪話連篇”，堂而皇之！而且自命名為“反動居”，也敢堂皇的了！如此“氣魄”者，亦乃首列！有點扯杏黃旗的味道！至於“山寨刊物”、“山寨文化”……等等也尚無考證是自我堂皇出來的還是民眾予以堂皇的！“山寨”何許人也？草寇大王也！匪也！聚眾鬧事、砸衙門、砸車、砸砸砸……匪話連篇匪類遍地！匪與非匪、誰是匪誰非匪？遍地烽煙！！億萬草民早已經在叩問蒼天了！ 一九五一年，我作為一個二十歲的年輕幹部，在如此從未應對過的，從未體驗過的新的情勢面前，現實迫使你必須做出你自己的是非判斷。誰是匪？誰是非匪？億萬草民在思考！誰是真理？什麼才是真理？開始複雜化了，必須去分辨、去審視、去認定。而且不容遲疑。老百性把這稱之為“換腦筋”，億萬草民都在“換腦筋”，沒有人敢於不“換腦筋”。 我當然也得“換腦筋”，還得不停的“換腦筋”，不“換腦筋”就趕不上趟。共產黨的說法是“思想改造”，也就是要不停息的進行“洗腦”，主動地去接受洗腦――接受“強大的意識形態灌輸”。用毛澤東的超級法西斯主義去破除傳統的優秀道德理念。用狼奶驅除人奶，用獸性驅除人性。 面對淋漓的鮮血，面對大屠殺。只能夠也必須見慣不驚！讓人性自我埋葬於靈魂的深處！讓自己獸性膨脹，禽獸化，才叫做“立場堅定”，才能夠安身立命於革命陣營。否則就會被作為“喪失革命立場”的“變節份子”而慘遭“滅頂之災！”——開除、勞改、殺頭…… 因此我們這些革命幹部“禽獸化”是無可選擇的了，當然也有着“禽獸化”程度深淺的差異。這種“差異”非常重要。也因之造成了以後幾十年間不斷的分流！有的飛黃騰達，有的被打入十八層地獄！當時思想改造的手段應該是很少也很貧乏。要求用馬列主義的書來作為思想改造的藍本。但那時候這些書很少，去看也只能觸及皮毛。而且有點“遠水不救近火”，所以主要手段是首長報告和政治學習。當然那“藍本”也就參差不齊了。首長說的就是真理！就是藍本！就是標準！首長意志就是全體意志。 經過“大屠殺”之後，一度甚囂塵上的暗殺、投毒、放火、造謠在城市裡銷聲匿跡，因為“殺”掉了幾百萬“關”掉了幾百萬“管”掉的就更多了。毛澤東首次在新解放地區實行的法西斯恐怖已經瀰漫大、中、小城市.億萬草民對於法西斯暴行誠惶誠恐，敢怒而不敢言。這是毛澤東解放以後第一次以“異乎尋常的手段”來扭轉了全國局勢，教育我們，不能夠像蘇聯那樣，在“炮打冬宮”推翻沙皇之後，紅軍、白軍還廝殺了那麼多年。要求我們這些人當時的職責就是要保衛新生的政權，甚至要為此而奉獻一切乃至生命。 我們當然必需表現出百分之百的擁護，無有置疑。要求所有的幹部都相信“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槍桿子”掌政權就是社會主義。靠“槍桿子”專政就是真理。除了“大屠殺”之外，沒有其它的手段能夠達到此目的。“大屠殺”是革命的需要！這是象我們這樣的一些年輕的知識分子第一次接受的一堂“活生生的革命教育”。充滿了鮮血和暴力的革命教育。 一次席捲全國的血的洗禮！來的突然來的惶惑而又不無震驚的默默的接受了這新的啟蒙！實際上我們這些人也就充當了那次“大屠殺”中“全國一盤棋”機器中的各種小小“螺絲釘”的角色！在大屠殺過程中被迫的“禽獸化”，把“人性”隱蔽、退縮到靈魂的最深處躲藏起來，不敢在獸性泛濫的“光天化日之下”有所表現！ 《鎮反運動》60周年祭 1951年,20歲，在樂山地團委宣傳部工作。參加了中共樂山地委領導的“鎮壓反革命運動” 弱冠之年見識淺 首見殺人心膽寒 人頭炸裂血柱噴 白色腦漿濺如團 群氓掩面色若雪 肅殺滿城盡膽裂 山河未寧復囂囂 萬民惶然皆噎噎 從重從快更從嚴 殺關管逾千百萬 大城小鎮齊涫涫 千家萬戶眾濂濂 殺關管後孽未完 反屬輩輩任塗炭 狗崽沉淪最底層 賤民輩輩如毒蔓 黑五類為最賤民 人格剝盡類畜牲 雞立鶴群白眼瞪 身如賤氓命猙獰 階級分明如冰炭 鬥爭殘酷勝刀剜 運動翻覆年復年 專制覆巢無完卵 天之驕子紅五類 子承父業輩延輩 誰人不知太子黨 竊國諸侯山河碎 紅色江山盼萬年 馬上得來馬上攣 當年殺人千百萬 富貴方能世代禪 惡夢迄今尤未滅 蒼天見我手染血 幾欲昂首問蒼天 善惡是非誰與別 殺人如麻是英雄 血染山河為豪傑 歷史重疏待時日 我當叩首謝罪孽 人格檔案： 血腥的大屠殺來得如此“大張旗鼓、轟轟烈烈、雷厲風行”。獸性如此強大、膨脹、張揚。使得我們這些年輕革命幹部的人性便顯得如此的脆弱！沒有也不敢於有“抵擋”的抗力！一個個的人性似乎都“弱不禁風”的退縮、隱藏。此後，有的獸性繼續膨脹、人性湮滅者便有了飛黃騰達的本錢而步步高升。因為以後的運動更需要“喪盡天良”的禽獸去充當打手和骨幹，培養成為法西斯統治者的鷹犬和專政的主力軍。而一些人總會人性復甦，以人性自我驅除獸性，這種人便沒有好果子吃，人性的顯現在獸性泛濫間被視之為“弱者”、“立場不堅定者”、“非革命者”。於是在以後的在不斷的運動中總難免落馬而被打入另冊了。我屬於這一類人。人性的涵養於我太深刻了太豐富了，這是家庭傳承的使然。然而人性驅除獸性，獸性驅除人性的這種“思想鬥爭”太痛苦了！痛苦得可以使人瘋狂！沒有經歷過這種痛苦的思想鬥爭的人是根本無法體念這段歷史的
、階級出身在毛澤東統治期間。成為一種原罪。地主、富農、資本家、官僚、官吏……幾十種人的子女，都被歸入“非無產階級出身”。一生都必須為此原罪去贖罪。“非無產階級出身”壓得你一輩子灰溜溜的“夾起尾巴做人”！ 、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份子被稱之為黑五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