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十 一九六三年八月,那日子實在是活不下去了,一天遇到一個姓李的。有點親戚關係吧。夫妻兩同時下放到了西昌農村,當時的所謂下放幹部,大多數都是有點“夾灰鐫口”的——出身成分不好;歷史上多少有點問題;運動中處於“臨界”狀態;不會“吹、拍、捧”得罪了領導的等等諸多原因而被“淨化”“清洗”掉的。到了饑荒年代,實在堅持不了,眼見許多人在那裡被餓死了,不想一家人活活的餓死在那裡,趕快挈婦將雛從西昌農村逃跑了回來。【滎經縣餓死了一半的人】皮裂嘴歪的還帶着四個小孩。小的剛剛出生呢! 以前本來都是國家幹部,“下放鍛煉”〔實際是“淨化”——強制移民〕就都變成了農民,回來全家六口人都成了“黑人黑戶”,全靠吃高價的黑市糧食度日。沒有工資沒有任何收入,當盡賣光,走投無路吧。要活下去,迫不得已鋌而走險作起了走私香煙的勾當。那時候煙、酒專銷。有“茶、糖、煙、酒公司”專營。管制很嚴,私人絕對不準許干經營香煙的買賣,抓着了肯定坐牢。他跑了幾趟昆明去走私香煙。一次一大皮箱,當然都是高檔香煙。據他說跑一趟下來可以“揀”一千多塊錢。〔至少頂現在好幾萬吧〕為了逃避檢查。據他擺談起來,那等驚險的故事其驚心動魄不亞於而今那些販毒的行徑吧。冒着性命,跑過無數趟,整了大筆錢。而今每天出入那高級餐廳。每天都全家酒足飯飽,吃魚吃肉,口角流油。 當時高級餐廳在自貢市只有一家,因為高價所以不收糧票。在工人文化宮斜對面。每天都有雞、魚、肉之類菜餚賣,當然價格非常貴。比以往價格高出十倍十多倍吧。比如一份肉絲平常價格是五毛,他這裡就得賣上六七塊一份。每天還是賓客盈門,當然都是些干之類走私勾當,用各種手段各種伎倆鑽計劃經濟的空檔,內外勾結狼狽為奸之徒發了國難財的以及那些“財產來源不明”之流者才有那麼多的票子能夠去光顧。以那高級價格而論,一個“雞幹部”每個月工資只有三、四十塊錢,而這三四十塊錢是只能在那高級餐廳吃得上一兩頓的。 我自然是從來一次也不敢問津的。這種高級餐廳全國各地都有。是國家經營的牟取暴利的買賣,據說通過如此經營方式使得通貨膨脹中許多票子得以回籠。 我那時還穿了那套美國麥爾登呢作的中山服。已經只有五、六成新了。“衣錦還鄉”之後沒什麼衣服穿,糊口也難當然更無能去添製衣服,只有拿出來穿,那時已經是唯一的一套“外出服”了。手上還有一塊金殼的瑞士手錶。那是一九五四年在雅安買的。當時尼泊爾商人之類從西藏運進來大量大量的高檔瑞士手錶,三幾百塊錢能買到最好的名牌,瑞士的羅來克斯牌手錶四百多塊就能夠買到。在拉薩那時候的尼泊爾商人用大麻布口袋裝着手錶,一口袋裡裝着幾百隻各種各樣的瑞士手錶,只要交兩三百塊錢之後,讓你伸手進麻布口袋裡面去瞎摸,憑你的運氣摸着什麼手錶就給你什麼手錶。我在雅安買這塊手錶已經是轉手的買賣了,我這塊金殼表一直帶着,下農村、進“集中營”、栽監獄、“衣錦還鄉”一至都在這手上。因為它是負傷住醫院時候餘下的幾百塊錢買的。覺得是一種紀念。不忍心輕易的捨棄了。【最後還是被共產了。】 姓李的說:“你這不是端着金飯碗討口嗎!。少說你這塊金表也可以賣個一兩千塊錢〔那時通貨膨脹,物價昂貴〕你這身穿着,儀表堂堂、風度翩翩、一看就是個科長什麼的幹部。提上一口大皮箱,遇到什麼檢查站之類,只要一說是圖紙、檔案什麼的,檢查站是不能夠檢查的,再一亮介紹信〔那時還沒有使用身份證,身份證明全憑一張介紹信〕誰還不開路開路的。再說這介紹信,什麼介紹信我都還有……中央的都有……老兄,干,把金表賣了作本錢,兄弟捨命陪君子,陪老兄跑兩趟,弄幾個錢起來,才能躲得過這場劫難……”我說:“讓我考慮一下吧……” 回來認真想了想,我還是不想幹這種作奸犯科發國難財之類的勾當。心底還有着“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為人處世之道。但是生計實在太艱難了。我最不安最痛心的是拖累了老娘。整日無計可施,整日如坐針氈,生計太逼人。 又有個親戚來說,有個姓余的小學教師正在給文教局找人。現在正值公辦小學全面壓縮,公辦教師被壓縮了不少,招生人數也隨之壓縮了,因而好多地方八、九歲的娃兒都上不了學。所以特別開禁,准許私人辦學。〔在此之前是從未有過的。〕只要去文教局辦個手續,就可以自己找地方自己辦學。我覺得可以去問一問再說。 我衣冠楚楚的來到了文教局,一個女幹部接待了我,她見我文質彬彬談吐儒雅,也沒多盤問。拿出一張表來叫我填了。也沒多細看。就拿出介紹信來一邊寫一邊說:你是第一個來應聘的。火車站那邊靠近農村,因為距離市區較遠一點,四面沒有一所小學,那都是屬於城市的戶口,有很多兒童迫切要求入學。你拿這介紹信先到東街街道辦事處去,他們會協同辦理的。寫好了介紹信,還蓋了一個大紅公章,紅的很是醒目。當然是取得了“最正當”的合格手續了。 不多周折,比較順利的來到了火車站外面四川省建築工程公司的宿舍。那居委會主任看了介紹信。非常熱情的說:“太好了,哎呀,這裡失學的娃兒太多了,滿十歲的都有,大人都焦死了。太好了!”一聽說是來招生辦學的,一個一個的都來打聽……娃兒們在那大院裡一群一浪的,看來野慣了,野得很,有人悄悄的說這些娃兒不好管囉!沒有“王法”是降不住啊!伙起去偷東西的都有。 我現在只想着眼前的,只擔心着能不能招上幾十個人,好歹把這個班辦起來。能夠先把幾百塊錢“學費”弄到手。以後的事還沒能去想。娃兒失學對大人太揪心了吧。這是主要的。加上我拿着蓋了大紅公章的介紹信,不僅衣冠楚楚也還儀表堂堂,一派“公事人”煞有介事的莊重,還有居委會主任在旁邊打邊鼓。所以極為順利,一天多時間,就在那個大院了招了五十多個學生。如此順利,連我也沒有想到。我收費十分合理:學費、書本費一共五塊,報名費五角。一人一學期總共五塊五。和公辦小學的收費差不多。我一共收了將近三百塊錢。我想除去為學生購買書本、作業本、粉筆……之類一切開銷,剩下來的,平均下來我一個月的“工資”也有個四十多塊吧!也就相當於一個“雞幹部”的月工資了,有了這些,也可勉強維持一段時日吧。“衣錦還鄉”半年多以來,逼於生計,焦急無安,正如陸游的那兩句詩,真乃“山窮水盡疑無路”突然降臨這“柳暗花明又一村”。暫時可以憑這合法勞動來獲取生存。失業的挨餓的焦急無安的半年多來緊崩的神經自然得到了暫時的放鬆。 為了“慶祝”,破題兒第一遭去買了四個一元錢一個的“高級粑粑”回家想和娘共享。我排隊剛剛買好了那高級粑粑。我身後一個老頭遞過去兩塊錢買了兩個高級粑粑。迫不及待的張口咬了一大口,突然從我身旁訇然倒地。那粑粑還咬在嘴裡。兩腿一登。已經死了。立時圍觀者里三層外三層,原來是餓死了的,不知道好久沒有吃東西了。咬着那塊粑粑,心情激動,一下子猝死。圍觀者感概唏噓…… 實在不是好兆頭。我快步離開了那家商店。剛剛到家,還沒落座。那狗又找上門來了。在小門外高聲大氣直呼大名,提高嗓門說道:“派出所陳所長說的,你們倆個都是下鄉對象,一個星期之內,自己去找個農村落腳地方,一個星期阿!派出所是要下戶口的阿!要下戶口的啊!這是正式通知啊!一個星期啊!” 暫時放鬆了的神經立即緊崩了起來。我們一夜無安,憑什麼?想趕就可以隨便把我們趕到農村去?一旦真被趕去農村,如此老、弱之軀,我們是根本無能去謀求生存的。去農村遭罪、等死、對於那種種恐怖的現實實在不敢去想象。突然降臨的這五雷轟頂的災難折磨得我們一夜無眠,我們不能不“挖空心思”去盤算着各種能逃脫這一災難的對策,被打入“另冊”的份子,你敢予不規規矩矩聽專政機關的話麼?這確實是面臨一道險惡的難關,要怎樣才能夠渡過這道險惡的難關呢? 過了很久才知道,是這條狗在派出所開會時候,研究哪些是可以動員上山下鄉的對象,這條狗“積極”的把我們作為“可以動員對象”上報給派出所的,所以下來“假傳聖旨”,說這是什麼所長大人的決定要趕我們下農村,而且以一個星期為限。否則就要下戶口!強迫你去到農村。 這是這條狗向我們第一次發起的“致命性”的攻擊,那年月,即使是如此一條狗,也有能耐隨意的擺弄人的命運甚而草菅人命!!象我們這樣的人我們的命竟是如此的脆弱。如此的一條狗都能夠把你置之於死地。如此的一條狗就擁有草菅人命的能耐。那法西斯的恐怖“軟”暴力威力竟大到了如此程度!!冤魂之多,也就不足為奇了。 第二天。我懷着忐忑的心情,拿着我家的戶口簿來到了郭家坳派出所。我先拿出文教局蓋着大紅公章的介紹信給那個戶籍員講,我已經應聘在火車站那邊辦學,這是文教局的介紹信,為了教學方便,他們要我把戶口轉過去。本區轉本區,又有文教局蓋着大紅公章的那張介紹信,那戶籍員瞟了一眼,沒什麼周折,把戶口關係轉過去了。然而因為是個“空”戶口,所以特意去給那邊的居委會主任打了個招呼,首次採用了“游擊戰術”來對付那狗,也算是取得了勝利而得以逃脫那狗的致命性的打擊,也真是鬼使神差手頭有這麼一隻文教局的介紹信,被我運用了一下,否則真不知道將會怎麼來對付那條狗的攻擊了。 不到一個星期。那狗又神氣活現的來到了我家小門前。依然高聲的直呼大名小姓,依然高着嗓門說:“陳所長問你們有沒有落腳地點。要是沒有落腳點的話。派出所已經給你們找好了落腳點,陳所長叫你們明天就去下戶口,後天居委會就開歡送會。歡送你們下鄉去安家落戶!” 那狗兇狠的刻不容緩的要逼我們就範。而我的快速應變勝狗一籌。 我昂昂然的站在小門前,冷眼直盯着這條狗得意洋洋的在那裡吠、吠、吠,待它吠罷,我昂昂然也提高了點聲音說;“去告訴那個陳所長。叫他少費點心思吧。我的戶口已經轉走了。不在他管轄的地盤裡了,我到那邊教書去了。”那狗聽了這樣的話,自然大為驚愕。萬萬沒有想到我會來個“短、平、快!”,也還玩了點“游擊戰術”。但它又不能不相信我竟這麼幹了。無可奈何之際,那狗又問及我娘,我說:“你也叫他少費點心思吧,六、七十歲的人了,那裡也不去!”不軟不硬的釘子碰得那狗冉冉而去。 在重慶師專還有很多書想把它運回來。於是去了重慶。重慶師專在把我們打成“反黨小集團”之後,一年左右,就得到了國家教育部的批准,正式更名為重慶師範學院了。那時候我們這些為此“學制改革”而獲罪還在農村勞動改造的右派分子們真是哭笑不得。幾十年的滄桑變化,現在而今當年的重慶師專已是具有相當規模的重慶師範大學了。 回到於我是傷痕累累的母校。真有點“不堪回首”。我去看望了一下趙德華老師,他的右派帽子依然帶着,他請我在家裡吃了一頓玉米丸子,臨行時候我悄悄的放了兩斤“全國糧票”在他的寫字檯上面。算是點“不成敬意”的小小“禮物”。黑市價相當於一個普通幹部四分之一的月工資呢! 大多右派學生都還依然帶着帽子,還是在學校的磚廠里干作磚、燒磚的苦力的幹活。對於摘帽亦或未摘帽都顯得麻木,興趣索然,因之對於我之“出來”以及摘帽之類非常淡漠。閒談之間,心情頗多抑鬱。右派份子亦或摘帽右派。這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大地於他們而言,都是不許亂說亂動,充滿了無限辛酸,沒有自由,沒有人權,人格掃地的大監獄而已。 從重慶回來。娘很不安的說。文教局通知叫你回來立即到文教局去。我去到文教局。兩個公安警察正和那個經辦此事的女幹部正在緊張的談及此事。原來前來應聘敢於私人辦學的“鋌而走險”的“勇敢者”,別無他人就我一個。再一打聽原來是個右派分子〔對於右派分子亦或摘帽右派分子他們都“一視同仁”的〕,這可把他們嚇着了。趕快以詐騙案報給了自流井區公安分局。於是自流井區公安分局立即派了兩個警察來調查此案。 我自然理直氣壯的說道;“你們邀請我來辦學,你們出具了蓋着大紅公章的介紹信。我通過街道辦事處,通過居委會,光明正大的去招生,還有居委會主任一直在旁邊參加招生工作。何詐騙之有??” 我不想和他們多作糾纏,跟他們肯定說不清,便說。“我已經把這事告訴市委統戰部了,你們是不是去和他們聯繫一下。”那文教局的女幹部說:“你把收的錢先交給我們,餘下的事再說吧。”我說:“收了三百來塊錢,還了些債。所剩無幾,沒法交給你們了”。 其實那時候我也還沒有告訴市委統戰部的。這不過只是個緩兵之計而已。連市委統戰部都知道了,那兩個公安便不好插手,那文教局的也無法,我便告辭而去。我出了文教局轉身立即去到了市委統戰部,找到一個叫鄒永楊的科長。談及此事的前前後後。鄒永楊聽了以後說:“這怎麼能說是詐騙呢?不是詐騙,也不涉及公安局的關係。不過,這事我們得研究研究,還得和區里聯繫……看怎麼合理的去解決” 我對這個鄒永楊科長的比較懂道理也比較講道理的態度,第一印象不壞。後來漸漸得知道這鄒永楊。店員出身,解放不久即參加工作。自貢市的土著右派分子〔我是外來右派分子〕對他印象都不錯.只是“進步”不快,到了九十年代,快退休了,還是個副部級。兢兢業業幹了四十多年,只“進步了”一個台階。為此自己去找市委頭頭談話,想找市委頭頭去討點,當然只能是在心裡想,而又不能明說,想去討點“公道”的意思。剛一開口,還沒有來得及“討”“公道”,心情激動,心肌梗塞。當場死去。知道他的人,免不了一番感慨! 鄒永楊為我這事還費了好些周折。找了中共自流井區委的一個性陳的區委書記,這位區委書記還通知我去他那辦公室面談過一次。最後市委統戰部,區委統戰部向區文教局“打招呼”。區文教局無可奈何才不得不給我這個“摘帽右派分子”開禁,破列的給了一個小學代課教師的飯碗。給了個最高額的工資每月二十五元,〔當時小學代課教師月工資是:大學生是二十五元,高中生是二十一元,高中以下是一十九元〕但每月還要從那二十五元中扣去十元“抵債”。每月干下來只有十五塊錢收入,五毛錢一天,當然只能一人“吊命”而已。 即使如此“吊命”之下——五毛錢一天。我依然全力以赴、任勞任怨、聲嘶力竭、辛辛苦苦的非常出色的幹了一年多小學帶課教師。小學教師那行當實在是太辛苦,從七點多早讀到放學加上晚間兩個鐘頭的政治學習“提高覺悟改造思想”,一天十三四個鐘頭,體力勞動為主腦力勞動次之,全力以赴的幹活,天天弄的筋疲力盡……當然還是在“糟踐”自己。 在那個可怕的年代,這樣的“糟踐”當然比衲鞋底一天勞累下來收入幾分錢要好了許多。 那個可怕的年代,要去尋求這種“糟踐”都還得使盡那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到手。那真是個知識分子斯文掃地的年代,還不止此,因為即使是如此最起碼的“生存權”,隨時都會被剝奪的。 一九六四年“四清運動”前,什麼也沒說就把我炒了魷魚了。我最後在石板田小學帶課。距離我家有二十多里地,只能住在那學校裡面。憑我這點能耐,憑我的熱忱,加上全力以赴,再加上為人公正〔小孩是最講公正的〕“一視同仁”決不厚此薄彼,自然深受學生喜愛和敬重。一下子突然莫名其妙的被炒了魷魚,老師[因為我的水平比他們為高,難免向我請教些問題,而我又和氣待人,誨人不倦,所以都能和睦相處.]和學生在驚訝之餘對於我都戀戀不捨。臨行時全班學生送了我十多里地。“介之個”一程又一程,不少學生噙着眼淚掉着眼淚和我“介之個”依依惜別。學生說,沒有遇到過象我這樣的高水平的好老師,我相信學生們的這種真實感受相信這種由衷之言。 不久每個學生都給我來了一封封充滿熱情的“歌功頌德”的信。我心裡自然憤憤不平。便把這幾十封信一起交給了文教局。 不幾天區委統戰部一個叫劉克昌的幹事把我叫了去。聲色俱厲的訓斥道:“你這是去向政府示威!”他說對了,當然有這麼一點意思,但我說:“示什麼威!那些信上不是都寫了。他們要到我家裡來看望我。這當然不行,所以請文教局的去阻止。就這意思。”最後區委統戰部那個叫劉克昌的幹部說:“你這種情況不能作這種工作,只能作勞動工作。” 當時所謂的勞動工作就是挑、抬、打、挖、拗苦力的幹活才算是勞動,其它都不算。腦力勞動是不算勞動的。自貢市市文聯主席張羽高——解放前作過大學教授。被打成右派分子以後,被“抹光”了一切。生活無着。便特意在市政府對面,[似乎也有點示威的味道.]一家大茶館門前擺了一張桌子,寫了塊大招牌:“下里巴人代書處”。儘管生意清淡無能糊口,不久,也被取締了。因為當局認為張羽高那干的不是勞動,得不到改造。不過給他安排了個到“清潔管理所”打掃公共廁所的幹活。當時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間,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被弄去“掃廁所”的,從中央到地方真是習以為常。許許多多的在世界上在全國著名的高級專家教授都去“享受”過這種“光榮勞動”。給張羽高每月工資二十三塊錢。〔比我那小學代課教師每月二十五塊還要少兩塊錢。〕張羽高年過花甲,在那廁所里沒折騰幾年也就死在了那裡。 還有個副市長聶無仿早期留學日本,系“民革”頭頭。打成右派分子以後下放勞動,每月給三十塊錢生活費〔比我多五塊錢〕,不時酩酊大醉,倒臥在市政府門前的大街上。很有點“醉臥街旁君莫笑,管他春夏與秋冬!”的無奈。自然“影響”很不好。然而其賴我何?當然最後還是被“勸阻”了。 市檢察長趙清潔,抗日戰爭時期的小八路。只有十四歲,一九五二年和我在五通橋市一起工作過。被打成右派分子以後弄去作護林員,山上去看守森林,巡山、防火、防盜之類……趙清潔不幸早死了,21世紀,聶無仿還活着,九十多歲了,總而言之。所有的右派分子都必須去苦力的幹活才叫勞動改造 人格檔案: 盡力的想過普通人的憑勞動吃飯的日子。作小學代課老師。全力以赴。受到學生的尊敬,受到老師的尊重,當然也有一兩條狗。但我能夠極力的維護我的人格。展示我的人性。當時班上有兩個地主子女。一直抬不起頭。學習無精打采。我一視同仁。平等對待。兩個小孩也很聰明。很快“精神煥發”學習大大提高。臨別時候兩個小孩涕泣縱橫,從來沒有過老師像我這樣對他們!為什麼要虐殺兒童?在農村小學,階級鬥爭的餘孽依然泛濫,扼殺人性。不久到來的文化大革命。一些地區連這樣的兒童也被“淨化”【殺】掉了!人性、人格在那樣的體制之下。依然是無法抬頭的! 六十一 或許正因為有了帶課的這段機緣,解決了另一件生存着的大事,也就是孔聖人的名言:“食、色性也”。於“食”也,暫時每個月有了那十五塊錢吊命。在代課教師的勞動之中苦幹了一年多,於“色”也,那是“水中月、霧中花”,可望而不可及。 三十多歲正是性慾最最強烈最最旺盛的年齡。雖然常年處於半飢半餓,那欲還是沒法絕的。這人世間幾十憶人口,男女參半。大概也就是便於調整這“食、色性也”的平衡,使得人類生存中之另一件大事“色“。能夠較為“平均主義”的大多能夠得到滿足,不至於落下那麼多的“曠男怨女”。然而這人世間儘管造化生就了幾十億的女人,依然“分配不公”。有的男人怎麼也撈不着一個女人。當然,“色”從人類起始便是強者、統治者有如占有奴隸、土地和財富一樣的可以隨意占有。這有如動物世界裡的許多動物一樣,一條強壯的雄動物可以憑藉其強壯驅逐其它的雄動物,而占有一大群雌動物,而流落許多的“曠雄”。許多動物都是一雄多雌,此乃人類這一萬物之靈的動物一夫多妻的由來,其實也是獸性。 此種獸性在人類的進化過程當中,比動物類更為“文明”一點的是沒有動物類那麼“絕對化”,普遍現象在進化過程中被淘汰了,只是遺留給了部分權勢者流可以憑藉權、錢、勢去享有這種“色權”!想不到的是到了現在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對於“色”的享有權卻變得來如此的殘酷如此的罪惡滔天!!中國現在擁有的妓女至少是一千萬至兩千萬人。因為幾年前十七個國家部長級離退休幹部在給胡錦濤、溫家寶的一封公開信中就特別提及妓女達一千萬人!時至今日妓女人數應該早已經達到中國總人口的1%以上。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十分驚人的數字!一百個人中有一個以上的妓女!而更為怵目驚心的是這一千多萬花樣年華的少女所受到的凌辱、欺壓、剝削是如此的殘酷!黑幫、流氓、鴇兒、官吏、警察都在同時吸她們的血!管仲在兩千多年之前已經為之立下了幾條基本規則:公開、合法、國營。當今如果遵照宰相管仲這三條基本規則進行,問題定然迎刃而解!現在土地已經賣得所剩無幾了。然而“性資源”卻是如此豐富呀!總人口1%算什麼?再來個1%,但必須“收歸國有”,不能夠還叫黑、惡、鴇兒去霸占了這一寶貴資源!下大力氣發展成為第三產業的“龍頭行業”。成立“性行業工會”,建立黨委、團委。黨支部、團支部、有了黨的堅強領導。黑、惡、鴇兒可能不敢來“爭權奪利”,除此之外,誰收拾得了他們?公開、合法、國營,按質論價!多勞多得!立功受獎!達到了李師師層次的可以授予將軍銜,獎勵別墅!隨行論價,標準可以定為數百、數千,數萬,數十萬……為了普及,亦可以如中國中央電視台在2004年7月一次《焦點訪談》的節目中展示的——在四川渡口市某綜合市場二樓緊緊相連着幾十家“妓院”,妓女站在、坐在門口公開拉客,公開喊價是:‘只要十塊錢快來“耍一嚇”’。那些鏡頭就是如此展示的……而武漢的“開處”在三萬元以上。可見這些規則早已經有了“先行者”。但由黑、惡、鴇兒所把持,則受凌辱、欺壓、殘酷剝削的處境定然無法改變! 其實早在2005年8月,中國中央電視台已經出現了一個新鮮名詞:“性從業者”。大陸沒有妓女,只有“性從業者”。既然被認為是“從業”,便有了“職業准入”的默許。既有了默許,距離公開、合法、國營,也乃五十步較一百步之異而已矣! 公開、合法、國營此三原則,最能夠“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發揮這總人口1%以上人群的最大效益。元朝時候,蒙古人把人分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盜、五醫、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而現實中的娼總體地位應該是“提升”了的。高級的娼已經混入了二、三等人的隊列。早兩年,國家評什麼什麼“十大”之際。老百姓也學着“評選”“十大老虎”,“評選”“七匹狼”,已經把娼評入於“七匹狼”“狼”的行列,與官、警、黑、匪……並駕齊驅!娼之總體狀況比較大多數之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可能“好”一點。在“笑貧不笑娼”的“現代化”觀念俯視之下!知識分子雖然自愧弗如!然而對於這一、二千萬中華民族的“花朵”被官、警、黑、匪……殘酷吸血、殘酷凌辱、殘酷壓榨的殘酷現實!卻不能不哀嘆莫名!! ---------------------------------------------- 蓓蕾祭 人肉市場滿乾坤 千萬蓓蕾墜風塵 女兒父母心頭肉 萬戶千家痛難呻 花季少女成玩物 愛滋梅毒堪恐怖 緑島魔窟毀身心 黑首鴇兒勝毒蠹 吃喝玩樂皆權貴 開處比賽盡衙內 黎民不被視為人 玩弄女人如踐卉 千多萬人淪娼妓 總人口竟十之一 良知未滅心滴血 民族興亡徒自斃 皮肉生涯為生存 求生盪盡民族魂 人間笑貧不笑娼 廉恥喪盡世渾渾 貪官污吏為禍首 黑幫匪盜狼與狗 權貴同流盡污垢 蓓蕾凋敗任狎狃 山河無處不癰疽 沉屙無力惡疾除 安得除魔倚天劍 盡斬鬼魅護蕊蕾 ---------------------------------------------- 記得有個叫李正聯的,也是自貢市名門李家之後,富家子弟,追求真理去投身革命,在新四軍作隨軍記者時候寫了些作品,匯集成冊。還請聶榮臻作了序。出版前給胡風看了,有過信件往還。因而被打成“胡風份子”〔反革命份子〕判了徒刑,送到青海去勞改。 刑滿以後,要他留在青海,因為在自貢市有個年邁的無依無靠的老母,毅然偷偷的回來了。當然沒有戶口和糧食關係,成了“黑人黑戶”。那時候在修龍王爺廟一段濱江路。全是石灰岩,堅硬異常,打石頭、抬石頭全是最苦力的幹活。這李份子在青海勞改時候“鍛煉”有加。煉就了一身“莽力”。所以在那裡干計件工幹得很得心應手,每月能拿到一百多塊錢,相當於兩三個“雞幹部”的月工資了。 下班之後一個人呆在工棚里。無所事事,便拿着一本英文板《資本論》來讀。讀《資本論》當然無人可以去禁止。然而當時讀“洋文”雖無明禁但極稀罕。於是自然招惹來了有關當局的關注。一查原來是個“黑人黑戶”,於是便要把他趕走。李份子無奈,便寫了個“萬言書”直上國家主席劉少奇。既逾萬言,其中自然高論不少。據說此中引經據典,國際法某條某款,中國憲法那章那節……最後請問“到底允不允許居住自由?有沒有居住自由?” 不久派出所主動上門給李份子把戶口糧食關係都上了。李份子合法鬥爭取得了如此勝利,在當時苦力群底層之間傳聞很廣。因為苦力之中“黑人黑戶”不少,要想上個戶口糧食關係真是比登天還要難。便有人效仿,全都無果而終。當時“挑、抬、打、挖、拗”最最苦力、繁重、勞累、危險而又廉價的是“臨工”族,其間確也“藏龍臥虎”。 李份子得到了戶口糧食關係,又能夠去承受那繁重的苦力的幹活。在底層者中收入可算不少了,飽暖之餘,便托人找老婆。李份子的生存兩需求論也在苦力底層之中流傳……李份子也算“命大”,熬過了“劫難”。八十年代,“胡風反革命集團”被作為“冤案”推倒之際,還沒死,以後到一個大學教書去了。 我自然也有生存兩需求,儘管常年處於失業處於飢餓狀態,三十多歲的“處男”,同樣也有着“兩”需求。無奈那帶課的幹活也被炒了,連“食”的需求也求天天不應告地地無門。 那是落花有意,流水生情。一回懈逅,結成了一段姻緣。 我在紅旗小學帶課時候,認識的那裡一個教師叫伍叔華。比我年長一歲,在那裡帶課時候只是一般的交往。有天。我出外謀生無果,鬱郁而歸。剛剛走到家門口,偶然相遇,免不了打個招呼,閒聊幾句,人之常情是也。她聽說那小門裡便是我的家,然而那哪是個什麼“家”啊!我自然不好意思隨便請人進去坐坐之類。她往那屋裡張望了一眼,說道:“時間不早了,娃兒要回來吃飯了,我得走了。”走了兩步又轉過身來叫住了我,把手中提着的幾個饅頭遞過來,說道:“給你。”我說:“這不行,你肯定是給娃兒當午飯的,”她說:“不是,我在光大街小學開會,他們分饅頭,我分了幾個。” 那時候饅頭也很稀罕。她見我執意不要,把口袋放在那台階上,轉身匆匆走了。我提起饅頭要追上去還她,她已匆匆而去。大街之上,衣冠楚楚,提一口袋幾個饅頭追人,似有些不雅,只得作罷。 過了兩天。她來敲門,只得邀請進屋。這“家”里只有一張矮凳子,放在那巷裡。請她坐了。看她手裡又提了一個口袋。她說:“那天給你幾個饅頭,有些失禮,是不是生氣了?”我說:“不,不。按常理而言,送幾個饅頭,似乎,然而而今米珠薪桂,這幾個饅頭也是難得之物。”她打開口袋說:“我們一個人分了五斤紅橘,給伯母送一點來。”那時侯別說紅橘,一切,任何水果世面上都沒有賣的,內部分配,當然是低價的。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特權的延續是從來沒有中斷過,任何年代都如此…… 如果這樣一個小學教師都可以分到五斤的話,一個幹部,一個當官的便可以得到十斤二十斤……八十斤……其它稀罕的緊缺物資自然也如法炮製。故爾“灰色收入”特權享受那是由來已久。 從此開始更多來往。後來知道她父親叫伍成章,是上“牌坊”的大管事。娶了三個妻子,故爾兄弟姊妹有十來個,她十七歲時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給了一個叫陳子俊的。陳在自貢市市政府任職。解放以後被弄到屠宰場作為留用人員使用。幾年前患肝癌逝世。有四個兒子,老大在蜀光中學讀高中,小的還在紅旗小學讀書,她有四十多塊錢工資,養活全家五口人,平均一人一個月的生活費只有八、九塊錢,其拮拘艱難可想而知。這些年的艱辛勞累自然給三十歲剛過的女人平添了滿目風霜,然而依然眉清目秀,確也“風韻猶存”。 她家裡的姐、弟等人知道我們交往而且有了結婚的打算,全都反對。一個連“臨工”也撈不上作的人,生存都成問題,而且是個右派分子,不是自找麻煩嗎? 幾番爭吵,少不了逼出些難聽的話來。在這樣的強烈反對和激烈爭吵聲中,我們去扯了結婚證。 後來有人給右派份子的婚姻狀況做了個“概括”。那年月能夠嫁給右派份子的是——瘸子、瞎子、傻子、瘋子、寡母子! 右派份子“熬”到了頭以後。到了所謂的“錯劃改正”之後的八十年代。右派份子才有黃花閨女找上門來。像右派份子王澤隆從自貢市回到北京,被安置在教育部作了司長,和一個黃花閨女結婚了。然已經“知天命”之年矣!! 六十二 真乃“旁觀者清,當局者迷!”。那時候我依然失業在家,分文收入也沒有。於是只能吃飯各吃各,晚上同上床。那畸形年代裡這樣的畸形夫妻不了我們,多乎哉也!!生計太艱難,犬彘之食都只能各顧各。同上床,那是生存的另一需求。當然除了需求之外,於我們這樣的人而言,也得要有愛情因素才能結合,這人世間,唯有愛情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我們就在那嚴酷的現實里結成了患難夫妻。 當然,就伍叔華而言,如此決斷,一個手裡捏者“鐵飯碗”的人要下嫁給我這樣一個最最最下層的第十一等人〔工農兵學商地富反壞右〕,她至少也可算是個四、五、六等人吧!元朝時候被分成了十等人.一官、二吏……官和當今的幹部同樣都被尊為一等人……八娼、九儒、十丐.儒即知識分子只排在乞丐的前面而在娼妓的後頭.所以被稱之為“臭老九”,豈不是大大提升了嗎!她當年確實也是需要相當大相當大的勇敢才能如此敢作敢為的! “新房”只能選在我那一巷一角的那個“窩”,她在她姐家裡借住了一間房,房裡擠下了兩張床,容納五口人已達到了極限。而我那個“窩”的頭上鋪有一些木板,絕對不能稱之為“樓”的。以前在那些木板上面只放了一些雜物,故爾用兩根園木釘上幾條橫拴算作“梯子”以供上下。而今便在那頭上的木板上面打掃打掃鋪點墊的,拿上一床被蓋,就成了“新房”!! 人是文明動物,當然不能象阿貓阿狗性之所至,可以不選擇時間不選擇地點,大街上、山坡上,隨處都行,白天、夜晚,隨時都可,人卻不行,人一般而言要有個遮擋,一般不在露天下去“野合”。 中華民族有這麼幾千年的悠久文明史,故而有幸賞賜了如此屋檐遮蔽下的一個“窩”!使能成其好事。無奈那些木板太簡陋了,平添這兩百多斤的重壓已經到達了承受極限,何況這兩百多斤又是生物而不是死物,還得動作,連續動作……不知道孔聖人動作起來是不是也“溫、良、恭、儉、讓”,這比貧民窟還貧民窟的“窩”!動作起來,這“窩。”便有了搖搖欲墜甚至地動山搖的險情,同時那“餘震”波及四鄰! 那狗的可惡竟可惡到如此地步,它把“群眾反映”警告我娘。娘無奈,便堅持要上“樓”去住。娘是纏過腳的“小腳婦女”,擔心她上、下那“梯”,摔一下可怎麼辦?娘的堅持,只得提心弔膽看着她上去。 這時,階級鬥爭的弦又開始拉緊了!餓死四千二百萬人之後,嘴裡託辭天災,心裡在相照不宣之餘,不能不有所反省,“七千人大會”上,劉、鄧把毛澤東被迫“退居二線”!劉、鄧開始走“資本主義道路”搞“三自一包”,讓幾憶農民暫時得以喘口氣,那時候的鄧小平還來不及發明“中國特色”、“初級階段”,這樣一些發展了的“新鮮理論”……所以在毛澤東的“維權”餘威之下,“三自一包”沒有“理直氣壯”幾天! 不久,毛澤東殺回馬槍,斥責劉、鄧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背叛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捲土重來!發動了“四清運動”以求重新握權。只有重新握權,才能夠去實現他的皇帝夢!毛澤東必須重新舉起“階級鬥爭”的超級法西斯的屠刀指向全國!實際上是準備最後一搏。去實現他的“始皇夢!”於是便拉緊階級鬥爭這根弦。 展現“軟”暴力的強大威力。具體落實到了我們這樣的社會底層便是:把所有地、富、反、壞份子的帽子全部一個不拉的給以重新帶上去。不知道為什麼把右派份子“從寬”而未予以“重新”。何所考慮,尚不得而知。 毛澤東為了突顯他的“階級鬥爭”,必須突顯階級敵人。沒有階級敵人,他的階級鬥爭也即“無的放矢”!雖然階級敵人已經整死得所剩無幾了。餘下的也已經被認為改造好了。現在為了階級鬥爭的需要。全部,一個也無列外的重新戴上“帽子”。重新打入另冊!實質上這是一種對於全體草民的警示!告訴你:暴力法西斯專制獨裁的屠刀就懸在你的頭上!只准許規規矩矩,人人自危! 如此大氣候之下,娘自然沒有例外。一個年近七十的老婦,循規蹈矩兢兢業業的掙扎在社會底層,其“破壞性”、“反抗性”幾乎趨近於零。也毫不含糊的被捲入了這根緊繃的階級鬥爭的弦上去了。重新代上了帽子,亦即納入了“殺、關、管”的“管”,屬於“管制份子”,通稱“現管份子”,現成的“專政對象”。必須定期回報,平添一些勞役,屬於這社會底層的最底層。 當娘告知我她毅然作出的決定:她已經把城市戶口“下了”,而且把戶口遷到了農村,去安家落戶。已經在農村生產隊裡去租好了一間住房,準備近日遷居了。我真被驚愕得目瞪口呆!“這麼重大的決定,怎麼不和我們先商量商量呢?”“正因為你們必然會反對,所以不和你們商量。”“那裡可不是狗而是狼啊!會把你撕咬的遍體鱗傷,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要了你的命!”“信教的人不是有句話: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我現在是管制份子,對你們,對你們以後的小孩……住在一個家裡影響太大了,分開總要好一點的。”“你快七十歲的人了,一個人去那樣的環境有多少難處,想沒想過哦!”“當然想過,我會儘量挺住的。”“你能挺得住嗎?” 我知道,最根本的目的,娘是要為我挪出這樣一個可憐見的“窩”來。所以毅然的勇敢的做出如此決定,選擇了這樣重大的犧牲。 然而娘付出的代價有多麼巨大,我們一時還沒能預計到。不久之後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期間,那些狼真把她撕咬得遍體鱗傷最後要了她的命。 多少日子裡我都無法放下心來,如此年高體弱還為我作出這樣沉痛的犧牲,我能夠心安嗎?覆水難收,那戶口遷出是絕對遷不回來的。那是一條走入地獄的不歸路啊!還能夠怎麼辦呢? 在娘偉大的母愛、偉大的人性、偉大的自我犧牲精神面前!我萬分愧疚!我無法心安!我的人性我的人格相形見拙萎縮得亦如侏儒!這是我造成的罪孽。我不應該結婚,結婚是我有生以來第一個真正的錯誤。在那不正常的年代,我本來就應該過不正常的生活。不是好多右派分子都在“打單身”受煎熬嗎。和尚、尼姑不也是人嗎!娘為我挪出了這樣一個可憐見的窩。負罪的心情折磨了我很長很長的一個個日日夜夜。 不久之後。“四清運動”開始了。全民都在學習文件,討論文件,伍叔華那小學裡,一學習討論,那些人發言便是“有人和老虎一起睡覺!”。伍叔華實在是受不了了,回來說:“怎麼辦呢?”能怎麼辦呢?說來說去,離婚吧!其它還能有什麼辦法呢? 於是向法院正式提出了離婚申請。法院開庭問“感情怎麼樣?”兩個人同時都說:“還不錯。”“那為什麼要離婚呢?”我只得說:“那些人天天說她和老虎一起睡覺,她實在受不了了,所以我這個老虎請求離婚。讓她得到解脫。”顯然這理由,無法判決,於是那些人又說我們是搞的假離婚。 此時伍叔華已經懷孕了,是第五胎。1964年,那年月還不講什麼計劃生育。“大鳴大放”時候,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宣揚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被毛澤東斥之為反動的“新人口論”,而且把馬寅初打成了右派份子。殊不知馬右派又不幸而言中。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認為:人類人口增長成幾何級數的增長,而人類生產物資的增長,只能成數學級數的增長,因此二者間增長的速度,其差距隨時間的推移而日益加大,物資增長速度緩慢,人口增長速度快速,物資生產便滿足不了人口增長的需求。到了一定的期間,就會出現戰爭、瘟疫、饑荒、災害……等等造成大量的人口死亡,大量的人口死亡之後,可以使得二者間的矛盾一度得到緩和,暫時得到平衡……然後又一度新的矛盾又開始發生、發展…… 二十世紀初中國人口是四億五千萬,五十年代增加到了六億,幾何級數增長,後三四十年間翻了一翻,現在是十三億多,二十世紀這近一百年間,中國經受了多次的長年的特大的戰爭,特大的饑荒。這些災難造成中國人口非自然死亡至少在一、二億人以上吧。儘管如此,依然無法緩解二者間的矛盾差距。 馬寅初的“反動理論”被批駁。馬寅初被打倒之後,僅僅十多年間,中國人口那幾何級數的可怕增長嚇倒了中國嚇倒了世界。於是亡羊補牢,迫不及待的“狠抓計劃生育”,訂之為“國策”。所以有人“算倒賬”,“科學計算”認為:當年如果毛澤東不打倒馬寅初,而是聽了他的忠言。早十多年就抓計劃生育,這後半個世紀裡中國人口有可能少生四個憶!四個億!! 伍淑華要生小孩了,我還沒有謀得一個不管什麼樣的飯碗。一切求生之道都在當局的嚴格控制嚴格管制之下,很難得找到一點點的謀生縫隙。“找”一碗飯吃竟比登天還難!有一天也是一個象我這等生計維艱的人,他不知道怎麼獲息得到了這麼一個謀生的縫隙。他說蔬菜公司找人要打一百床“篙帘子”〔草墊子〕。找那些“叫化兒”〔乞丐〕都不干。 至少也有幾百年的悠久歷史。打“篙帘子”和扎“雞毛掃”〔撣子〕都是丐邦的“傳統工藝”。雞毛不花錢,稻草很廉價。也不需要“設備”,所以久而久之已經成為了丐邦的“專利”。 第一天我沒有在意,過了幾天,那人又提及此事說,以前是丐邦堅持要五角錢一床的工錢,交易沒幹成,現在是蔬菜公司出到了五角錢一床,丐邦怎麼也不幹了。 我說:“為什麼呢?”那人說:“太麻煩……” 這使得我有點動心。打一百多床“篙帘子”工錢能夠掙到五、六十塊錢,於我而言實在是個誘惑。對於我那將要來到這個美好世界的虎子,我這條老虎真想也能夠作出點微薄的奉獻。能夠掙到五六十塊錢!夠誘人的,還能夠怕什麼麻煩呢。 我決心進行一番調查研究。第一原則,我絕對不能夠去和丐幫口中爭食,而且對於這打“篙帘子”的操作工藝等等毫無所知。所以我把調查研究的第一站選擇首先去丐邦進行私察暗訪。我得知打“篙帘子”的丐幫就菌集在釜溪河岸邊的一條陋爛的窄巷子裡。私察暗訪當然得穿着樸素一些。我找到了一家丐邦的住屋,籬穿壁漏,暗黑黑的窄小的窩棚,和我那窩棚的層次可以比美吧!! 我當然不能泄漏我“私察暗訪”的真正意圖。只得謊稱想買一些“篙帘子”【草墊子】。來看看質量,講講價錢,那丐邦當然想不到我會是前來打聽他們的商業秘密收集他們的技術秘密的“競爭對手”。我先問了問價格,再查看他的質量。實際目的是看看它的“設備”和“工藝流程”。原來如此簡單:一邊一個木頭樁子,其間橫放着一根小的木棍,木棍是用來卷篙帘子的,先選好了一小把稻草,得剔去了草衣子餘下那草莖,那小木棍上面已經拴好了四五根細細的草繩,草繩是用來捆那一束草的,放進草打上一個死結,一束一束的紮起來。但其一束一束之間得捆緊了不能留有間歇。也就如此簡單。我認真的看了看,還動了動手。很自信把一切機密都已經弄到手了。 第一個目的已經達到。於是轉換話題,已經得知原來對方正是這碼頭的丐幫首領。我說:“聽說你們很忙嗎。”他說:“不忙不忙”。我說:“唉,不是要去蔬菜公司加工幾百床篙帘子嗎?”他說:“只有百多床,不去了”。我說:“為什麼”。他說:“太麻煩,要我們去他那個地下室里幹活,又黑又潮濕,霉臭,那些草都發霉了……”“百多床是個大生意哦。”“命總還是要啥!”我說:“真不想干?”他說:“我都說了不想干,那個還敢去干”。 看來丐幫首領還很自信自己擁有的權威。私察暗訪的目的已經達到了,便告辭而歸。 聽說一個姓李的女的手工業者曾經想去承攬這宗活路。但不想去和丐幫爭活路,可能怕丐幫惹不起。我把私察暗訪得到的最新信息告訴她,慫恿她去把活路承攬下來。因為象我這麼一付尊容出面去承攬丐幫的專利業務,實在覺得有諸多不便之處。那女性果然帶着她的設備去那地下室幹了一天,來找到了我,說:“太可怕了,那個地下室又潮又臭,冷得叫人發抖,幹上幾天怕把人都會整死。我不幹了,你要干你去幹嗎。” 我去參觀了一下那地下室,實在不是人能夠呆的地方。所以連丐邦都不想幹這樣的苦活,我已經心灰意冷。打算放棄了。 過了幾天,我偶爾路過張家沱。看見河岸邊有一遍簡陋的牛棚,那時候土產公司在作販牛的生意,私人是不准作的。這是販牛流轉途中臨時餵養牛的牛棚。還看見飼養員在抱一捆捆的稻草去餵牛。靈感一動,計上心來。我找到了這牛棚的負責人。先遞給他一隻煙。說道:“蔬菜公司買了一些稻草,買多了,便宜些處理給你們餵牛。”我並沒有亂打招牌,但那人則以為我是和蔬菜公司總有點什麼什麼的人。滿口答應的說道:“沒問題,兄弟單位嗎。價錢無所謂,只是要給我們運過來。”我說:“那當然,明天運來,行嗎。”那人說:“行行行。” 既然已經成功達成口頭協議,我於是來到了蔬菜公司,那時候蔬菜公司在張飛廟。我找到了那位負責人提及篙帘子的加工項目。他正愁急着需用篙帘子,因找不到人加工而着急呢。交易一拍即合。堆積的草全部賣給土產公司餵牛了。然後由蔬菜公司每天給現錢由我自己去市場買草,加工好了再把“篙帘子”給他運過去。 於是我那曾經作過“新房”的嘎啦立即作為了“篙帘子”生產車間。那丐邦的營生真是要多苦有多苦,和稻草打交道只能赤膊上陣,一身都被稻草霍得又紅有腫……幹了兩個月,弄了五六十塊錢,為我那即將降臨這美好世界的虎子買了點黑市糖黑市油之類,聊以自慰而已。 一天居委會來通知,派我出去作“臨工”。這對於之類失業者而言實在是特大的喜訊。後來得知是娘給自貢市市政府的“來信來訪處”去了一封“哀的美敦書”,陳述種種。於是這市里才給居委會打招呼,才有了這樣的派遣。 這回是被派到木材公司去修一個很大的儲木場。要推平一座山築成一個平壩用來作儲木場。招來的“臨工”上百人,全是些土方、石方苦力的幹活。因為要“搶”時間,必須趕在“雨季”之前建成,為了提高功效,拿錢買進度,故爾是搞“計件工資”,非常廉價,為了多掙幾個錢,能夠被派出來撈得上“臨工”活干的。大多是吃了上頓沒下頓的最窮光蛋。所以對這“計件工資”的活計,儘管廉價,也是難得的求之不得的大好事。 小組計件,為了一家子的生計。誰都捨命的拼着命的干,人人捨命,小組計件,我還能夠不去捨命的拼命幹嗎??當然不能夠一個人拖十多個人的“後腿”.拼命的干還不到一個月...... 糟了!在涼山“剿匪”期間負傷的傷口暴了。五十年代在野戰醫院茅草棚里作的手術。太粗糙。縫合的肌肉全破了,腸子鼓出來拳頭大一坨,一層皮把那暴出來的腸子包住……生命之憂,於是趕快送醫院作手術..... 手術之前,很難以忘懷的一件事情:我們那個小組有男女臨工二十來個人。我被大家選舉為“學習組長。”而且負責每天的評工記分。這是大家非常看重的差事。因為關繫到月底的工資分配。許多人為了多評半分常常勾心鬥角。我則大公無私。常常是大家要為我評高分。我一直拒絕,只為自己記中等分。因此很受到尊重。特別是每個月分發工資。我們那個小組總是在下班之前,我就已經分別計算清楚,而且一份一份的包好了,一下班,個個都歡歡喜喜的從我手中拿過包好了的錢,數也不數,拿着就跑回家。窮光蛋們那一家不是急等着錢買米呢?而好些小組下班之後等到天黑還沒有計算清楚…… 如此等等。在我進醫院之前。全組二十多個人一致決定,要在當月工資中給我提取一份,記得大概有三十塊錢給我送到醫院裡來。我非常感動。儘管是些最窮光蛋。也能夠如此雪中送炭。也可見他們的善良心地和對於我的無比尊重。手術以後,木材公司給了我三個月的“臨工”工資,按月工資二十九塊五計算總計不到一百塊錢。那年月的“臨工族”沒有任何勞保福利之類保障。給了你百十塊錢,算是把我打發了。經過了這麼一次的折騰,自然心有餘悸,從此以後,當然再也不敢去承攬苦力的幹活了。求生之路也就更為狹窄,生計自然也就更加艱難! 生存權!你在那裡??我要怎樣才能求得一條得以活命的生存之路呢? 六十三 要活下去!怎麼辦呢?當年那種現實。凡是與寫寫、算算,與紙、筆、墨、硯有點牽連的幹活,即使算不上腦力勞動的活計吧,也是不准許右派份子干的。而我現在身體狀況當然是絕對不能再干苦力活計了。不能去偷,不能去搶,不能去乞討,不能去投機倒把作奸犯科。還有那一條是容人得以求生之路? 經過多番探求,各種斟酌,我想去干縫紉工。但這是完全陌生的幹活。只是在想象中認為這是用不着花多大力氣的手工類的活計。聽說我六伯父曾魯將軍被槍斃後,六伯娘、八嬸生計無門,都只得去了一家街道工業的縫紉店裡幹活,以之謀生。但我沒有臉面去見她們。 然而即使想干縫紉工,沒有門路,也沒法幹得上。那年月限制重重。任何活計都不准許隨意去干,即使是去幹個體縫紉工,那也被叫作“走資本主義道路”,也是犯法的、不允許的。求生之路予我竟是如此的艱難。 我只得又去找市委統戰部,鄒永揚科長得知我這等具體情況之後,答應去和下面研究研究。待市委統戰部層層往下打過招呼之後,叫我去郭家坳街道辦事處找到了街長趙自金。趙把我安排到了“街道工業縫紉店”。 那是十多個老嫗湊在一起的一家縫紉店。不入流的最低等店鋪。我什麼也不會。連縫紉機都沒碰過。那些人一看就知道我是個一竅不通的門外漢。第一關是要把縫紉機踩得轉。應該踩得來順時針轉動,外行總是踩得來逆時針轉動。咬牙切齒,出了一身毛毛汗,不到一個小時。它聽話了。於是開始幹活。打蚊帳,走直線。打一籠蚊帳營業額是一塊錢。自己可以得到四毛三分的工資。〔縫紉工計件工資是百分之四十三〕第一天幹了一半,第二天把它幹完了。兩天找了四毛三,也算開了一個“好頭”!第一個月下來收入了十來塊錢,根本還沒入門。勉力幹了幾個月,依然是只能幹些簡單的活,什麼三角褲、長褲、短褲之類。還不會作衣服,那得上一個等級的幹活。因此每個月工資總超不過二十元,還天天幹得精疲力竭。生計依然十分艱難,但總算暫時有了個得以吊命的飯碗。 殊不知這幾個月裡卻已經暗暗的惹腦了、激怒了一個老嫗。此嫗很笨,手藝一直處於末尾,我來此之前,之類簡易活一直由她獨覽……而今把這些低級的幹活給了我,她認為是我奪了她的飯碗,使得她不僅遭受折磨而且收入也減少了,她不能容忍我的存在。 如此一個小店也有一個“統治者”。這人世間生存規律也就如此,動物世界裡生存規律也是如此。任何高低層次的動物群體裡都有大小不等的各式“統治者”:猴有猴王、蜂有蜂王、國有國王、山裡有山大王、小旮旯里還有土霸王……各有其統治着的勢力範圍。 連這樣一個可憐旮旯里也有它的“統治者”。這裡的“統治者”是小店裡的“裁工”,也是一老嫗。“活路”的分配權屬於“裁工”。她想給你便宜又來錢的活就給你,想給他吃力又不來錢的活就給他。分配權絕對由她說了算。因此每個人的飯碗似乎都是她賞賜的。於是幾乎每個人都得仰承鼻息。老嫗們中午帶來的飯菜裡頭少不得夾一筷子請她嘗嘗……特別是那個笨老嫗,為了能夠獨覽那些簡單便宜的活干,一直給那“裁工”貼得很緊。現在,她已經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了,一個拙劣的陰謀悄悄醞釀出台 六十四 那時候“文化大革命”運動已經在全國各地開始了,北京的“紅衛兵”已經開始鬧的很熱騰了。這市里也開始了熱騰的群眾“大辯論”了。階級鬥爭的腥風血雨已經越來越濃。共產黨多年的階級鬥爭教育,啟發了那幾個老嫗竟也要乘機來一個“抓階級鬥爭”。想用這些年並不鮮見的栽贓、造謠的手段來懲罰我這個敵人,至少是把我趕出那個小店。 那樣一個罪惡的年代,其可悲、可憐竟到了這樣的地步。本應該是善良、寬容的老嫗竟是如此的兇狠、惡毒!把我這樣一個“階級敵人”當成了她們階級鬥爭的活靶子。而竟又採取密謀的伎倆,鬼鬼祟祟的來施展她們的陰謀。而且還狠心往死里整!! 中華民族啊!五千年的道德文化,人心啊!為什麼竟墮落到了如此地步?連這樣的老嫗都學得使用起這等卑劣的陰謀栽贓害人的伎倆來整人。我真為那個可悲的年代心疼!連如此卑微的草民都有草菅人命的罪噁心理都有草菅人命的罪惡手段和能耐。這個社會主義社會已經墮落到了何等地步? 一天下班以後,那“裁工”叫大家留下。說街裡頭要下來開會。不一會,趙自金帶着兩個街里的幹部來了,二門市部、三門市部的人都來了,密密麻麻的擠滿了一屋子。據說,把三個門市部的人集中一起來開會這是第一次,趙街長親自下到這麼一個可憐見的縫紉店來開會這也是第一次。 我對當前現實沒有任何感覺,還不知道有什麼大事將臨。 趙自金很嚴肅說了幾句開場白。似乎是會上將給某某人提意見,似乎是“鬥爭會”,而又不是“鬥爭會”。趙自金帶點強調的語氣說:“提的意見要有根據,有根據的意見才站得住腳。”那年代的流行詞彙裡頭已經沒有“實事求是”這個詞彙了。“實事求是”已經被充滿各種各樣的鬥爭現實埋葬了。 那“裁工”老嫗。第一個發言。一開頭便駭人聽聞。把會議推上了高潮。那“裁工”老嫗很“蹩腳”的上綱上線,有點牛頭不對馬嘴,然而聲嘶力竭火力十足,矛頭直指向我。在那年代那是死罪的罪名。這時候我才意識到這是專門鬥爭我的鬥爭會。要抓我這樣一個現行反革命的。難怪趙自金不得不親自下來。 在“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年代裡,誰敢對偉大領袖毛主席有一絲、一毫、半分、半點的不敬,就是死罪。像我這樣的人更是罪不容誅。那年代有人不小心砸破了毛澤東石膏像,不小心弄髒了毛澤東畫像而被斗、被打、被抓、被打死、被處死的並不鮮見。 給我的罪名便是:“惡毒的撕毀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光輝形象,而且把他焚毀了。”我這樣的“敵人”膽大妄為的犯下了如此現行反革命罪孽,趙自金敢不親自過問嗎?不過問他也會挨“包庇”的罪名。 三個主攻手,三個老嫗,相際發言之後,冷場了。因為所有的與會者都被這罪可致死的現行反革命大罪名嚇壞了。二、三門市部的沒有一個人發言,會場靜的可怕..... 趙自金叫我也說一說。當然得說,這個罪名太大了嗎!罪可至死! 那是在一個月以前。他們要我在這小店外面的高牆上面去寫大標語。那時候,全國人民都在寫,普天之下,旮旮角角無處不在寫這樣的大標語。我寫的就是外面牆上巨大的“毛主席萬歲!”這五個大字。一個字有一個人高。那年月如此的大標語無處不在,其數量比中國人口數量不知要多出多少?!那牆那麼高,梯子夠不上。就弄了一張小桌子,把梯子放在小桌子上面。太不穩了,搖搖晃晃,有四、五米高,稍有不慎,摔下來肯定嗚呼哀哉!那真是太危險的幹活,至今想起來還有後怕,麻起膽子提心弔膽的在那搖搖晃晃的梯子上去寫,劉長春在下面幫忙。寫着寫着實在不想冒個無味犧牲,我便站在梯子上叫劉長春找點什麼來墊穩梯子的腳腳。劉長春去拿了點報紙來……我站在梯子上給他說:“哎!你還是檢查檢查那些報紙啊!”提醒他不要犯禁。他胡亂的看了看就墊上了。依然不穩。我就從梯子上下來,站在小桌子上面,叫他把梯子墊好了。劉長春拿出報紙一牽。我站在小桌子上晃見那張報紙已經撕破了,撕破處有一幅毛主席頭像。我說不行不行。劉長春便索性把那報紙撕碎了,然後隨手一扔。我又說不行不行。提醒他犯忌。劉長春只得把那張撕破了的毛主席頭像扔進爐子裡燒了..... 那報紙是你劉長春去拿的,墊是你墊的,撕是你撕的,燒是你燒的,我一直都站在那梯子上,一直都站在那小桌子上,跟那張報紙遠遠的沾也沒沾着一絲一線,我還一次再次的提醒你劉長春,全都是你一人幹的,一手干的,那報紙我連手都沒有沾一沾,這與我何干??你這不是血口噴人嗎!?你這不是栽髒誣陷嗎??我心平氣和然而理直氣壯。真相大白,所有的人都輕鬆了,趙自金沉默着。 那“裁工”老嫗真的腦羞成怒耍起無賴來了,連哭帶罵的說:“這個右派份子,有他無我,有我無他,我不幹了,我走我走!”她似乎很知道她在這個旮旯里的斤兩,那十多個人的飯碗都系在她身上,這該有多麼的了不得! 這等無賴技倆和剛才的無端誣陷,激起了不少人的不滿。人們沉默着,趙自金也沉默着,在這長久的沉默中,我不由得想起了那句古老的戲文“龍游溝壑遭蝦戲,虎落平陽被犬欺!”看來我而今如此處境是“古已有之”,在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長河中,遭受過種種誣陷、屈辱、磨難的,定然不在少數。 沉默中,突然,三門市部的一個人,大家叫她曾三姨的,解放以前曾經風塵中人。走州闖縣,見識過這等人間險惡,染了些江湖氣魄,有點路見不平,撥刀相助的義氣。這個和我素不相識的曾三姨站了起來帶點激動的語氣說:“趙街長,我可不可以說幾句”? 趙自金說;“可以可以”。 曾三姨很激動的說道:“殺人不過頭點地嗎,作事何必作的那麼絕呢?她不要,我們要,我們三門市部歡迎曾師傅到我們這裡來,你們說,歡不歡迎?”三門市部的人說:“歡迎歡迎”,這一問一答,顯然是剛才已經商量過的。這三門市部的不少曾經風塵中人。都少不了點“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江湖俠義。 落難這麼些年了,第一回有人稱呼我為曾師傅。第一回有人對我說聲歡迎歡迎!我不由得想起了“自古俠女出風塵”的詩句!誰能夠想到竟有如此曾經風塵中人,竟會在如此境況下不期而至呢?! 戲劇性的巨大變化,在我所面臨的“生死存亡”之秋的險惡關頭,向我伸出一支“救援的手”!剛才憤怒鬱悶的心情一下子被這種“俠義”的豪情感動了,也同樣的是老嫗,竟能挺身而出,在這危難之間,竟能“拔刀相助”!我真有點熱淚盈眶,但我強忍住了,平靜的說一聲:“謝謝你們!” 趙自金問我說:“你的意見呢?” 我說:“只希望用勞動去換取一碗飯吃,別無它求。”趙自金說:“散會”。三門市部的人笑笑罵罵的走了…… 三門市部的縫紉機是每個人自己帶來的。屬私人財產。我沒有縫紉機,這成了我進入三門市部的第一大難題。曾三姨很熱心,她去找人為我租賃了一台很舊的縫紉機,每月租金三塊錢。第一個大難題算是解決了。然而那三門市部店鋪太窄,實在無法再擠得下去一台縫紉機的落腳之地盤。這一難題比第一難題要大得多了!無計可施之際,曾三姨竟想出了個辦法。原來那三門市部里有個雷三姨。是個殘疾人,只有一條腿。在三門市部“鎖扣眼”。是最最費時費力而又不來錢的幹活,熬更守夜一個月能找到十來塊錢。她有一間住房,雖然陋爛但是臨街,距離三門市部有二十多米遠近。與一門市部隔着一條街遙遙相對。那房是個“吊腳樓”,有二十多平方米大小。前半間“腳踏實地”臨着大街。所以放置了一張床和一張飯桌。而後半間卻懸空吊着,用幾根木頭支撐在懸崖之上。懸崖間有一個下水道的出水口。那又臭、又黑、又髒的污水無分晝夜的從那出水口傾泄噴灑有如一瀑布。風一吹,那噩心的臭氣吹來,能叫人暈倒。 曾三姨千方百計去說服了雷三姨,叫她把床和飯桌挪進了後面那半間吊腳樓上,用一張篾折把臨街那前半間弄成了一間鋪面。交換條件是每個月給她十塊錢房租,同時幫她去租一台縫紉機,負責教她學會作縫紉。這樣的交換條件,給予她的好處是很大的,雷三姨當然求之不得。 於是一條腿的殘疾人雷三姨,曾經風塵的曾三姨和我這個“摘帽右派分子”,用了三台破舊縫紉機在那風雨飄搖、籬穿壁漏、搖搖欲墜、常常臭氣逼人的旮旯里干起了艱難的營生。 文化大革命越來越鬧得天翻地覆,紅衛兵運動越來越風起雲湧,中華民族“史無前例”的大災難一步一步的降臨了。殊不知,就是這樣一個風雨飄搖、籬穿壁漏、搖搖欲墜的小小旮旯,文化大革命的時勢造就了她一回“燦爛輝煌”!!聲名大震!!用我們的勞動、知識和智慧發了一回不大不小的財!!我也從那要餓死人的艱難困窘之中,闖出了一個“聲名遠播”的“大學生裁縫” 人格檔案: 在這最底層。人性的展現是最為直接的。狗們由於“狼奶”的餵養。總會咬人。而在苦難中——如曾經風塵中人卻依然還能夠保持人性!這既是中華民族的道德底蘊深厚之所在,也是不斷的喚醒我重整人性,抗爭狼性的激勵!儘管“狼奶”泛濫。而在其泛濫之下,人性依然不能湮滅。總會“春風吹又生”!草民的人性的強韌,我的人性的強韌皆源於中華民族的道德文化的涵養是無法斷裂的。在沉默中在忍耐中堅持着強韌!人類不滅,人性不滅! 六十五 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自貢市也和全國一樣,沒有任何不同之處。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古今八怪、謊誕不稽、憑空捏造、誇大誣陷真是史無前例集胡說八道之大成…… 當然,這些“大字報”於草民而言也是一種發泄。對於法西斯專制的諸多罪惡的發泄,也揭露了法西斯專制的諸多骯髒、醜惡的人和事。使得這麼多年的所謂“光明、偉大、正確”的遮羞布被撕裂,顯現出被經意遮蓋着的歷史中種種面目猙獰、鮮血淋漓、臭氣熏天的諸多骯髒、醜惡的歷史!如此骯髒、醜惡的歷史也是首次公開揭露。使得億萬草民大開眼界!! 大字報災難的時候,自貢市出了個“小字報名家”。此人名叫諸葛有進。蜀光中學畢業。比我低兩個年級。在北京大學中文系讀書,到了快畢業之際。卻犯了精神病,只得休學回家,其病時好時壞,也就一直未能復學。大字報災難鋪天蓋地泛濫在這大街小巷的時候。中國的一切忙人和閒人都捲入了這場混亂的所謂“大辯論”的漩渦,“槍桿子語言”在那些大字報海洋里已經發展得隨時隨地都在迸濺出“革命的火花”!各種暴力政治暴力意識形態交互用“槍桿子語言”的大混戰!什麼“砸爛你的狗頭”之類“槍桿子語言”,對壓抑了多年的普通民眾是一種難得的發泄!變態的發泄! 因而連諸葛有進這樣的精神病人也被卷了進來,而且成了無分晝夜時刻關注的積極份子。被那種瘋狂的躁動也惹躁了,按捺不住也想參與這場論戰的躁動中去,所有的人寫大字報的紙筆墨硯都是“單位”免費供應的。而他卻只能夠從那隻足以維持生活的不多生活費當中挖出一點錢去買紙、筆。於是只能用屁股大點的紙片,以蠅頭小楷去發表他的高論。在大街小巷密密麻麻的汪洋般的大字報群間,他為了不至被淹沒,總選擇最醒目的地方比如刊頭之類,去貼上他那屁股大點的,有遏觀瞻的小字報。 自然激怒了原大字報的主人。有的給他撕去。撕了又貼,很有點韌性戰術,而且幾乎無處不在。幾乎有大字報的地方就有他的小字報。而且堅持不懈,一時間當然立即名聲大噪!!諸葛有進先生必須瀏覽過目一切大字報,得用他那時瘋顛時明白的腦袋去思考。有感而發,去抨擊、去表示支持、去表示反對、去發表他瘋狂的、正常的、半瘋半傻的各種高論。他得看、得想、得寫、得拿出去貼。他忙得來廢寢忘食晝夜不停,他象一個總裁判,幾乎每一處大字報他都得去亮一亮相,或褒或貶,用他的小字報去亮出他的高論。 諸葛有進先生高度近視、光頭,雖然尚屬老青年,距離不惑之年還早,但已明顯駝背,走起來“腦殼朝前竄”,一顛一顛的。這般具有特色的形象。令廣大觀眾很有點過目不忘的深刻印象。加之諸葛有進先生起早貪黑,朝朝日日都匆匆忙忙的出沒於群眾熙熙攘攘的大庭廣眾之間,毫無拋頭露面的顧忌。於是不多時日,便“天下何人不識君!”了,於是每當諸葛有進先生出現在大庭廣眾之間,熱心觀眾立即圍堵上去,有如當今的歌迷、影迷、球迷之類追星族去追趕他們心中的偶像那樣的狂熱,生怕漏掉了每一次難得的遭遇的好機會。而那些紅衛兵小子們又總不忘趁機尋點開心,找點樂子,隨意點惡作劇什麼的…… 這些紅衛兵小子們把文化大革命作為遊戲人生的第一場遊戲!!而一時間這些紅衛兵小子們竟成為了這場遊戲的主角,任憑他們去“全武行”開打。如此這般的人生第一課會給予這億萬之眾的品質,道德,心靈烙印下些什麼。毛澤東去想過沒有? 毛澤東為中華民族歷史、道德、倫理在這一代人身上犯下了多少罪孽?清算還並沒有真正開始! 諸葛有進先生自然成了紅衛兵小子們作遊戲,尋開心、找樂子,惡作劇的最佳人選。邀請諸葛有進先生來個什麼表演之類,比如唱個“毛澤東語錄歌”,跳個獻給“紅太陽”的“忠字舞”——有如原始的“跳神”之類裝神弄鬼的動作,很能夠和非州的土著舞蹈相比美……來個對於“紅太陽”的“早請示、晚匯報”——比基督教徒作禱告更頻繁更煩瑣……的示範動作等等……當然立即引來成堆成堆的熱情觀眾集體欣賞諸葛有進先生種種神乎其神的精彩表演,一群群笑得來前仰後合直叫肚子痛!諸葛有進先生認真而嚴肅的“為革命做貢獻!”不在乎紅衛兵小將們把他作為小丑來逗弄戲耍!! 而最使得遠近傳播的是蜀光中學的“紅衛兵”小子們的傑作:蜀光中學的一群“革命小將”“紅衛兵”以歡迎老校友返校指導指導文化大革命的名義,連簇擁帶綁架的把老校友從城裡“拖”到了伍家壩蜀光中學大運動場裡。當然一群群的熱心觀眾長串長串的蜂擁尾隨其後。人群來到了大運動場,消息傳開,立即更招來千百觀眾。閒着也是閒着,早已經停課鬧革命。也難免有點悶得慌的難受,如此誘人的場合當然蜂擁而來。 “主持人”盛情邀請老校友教他們跳“忠字舞”,跳了一遍又一遍,教他們唱“毛主席語錄歌”,唱了一首又一首……老校友雖然不善歌也不善舞,就憑老校友那光頭,那高度近視,駝背佝僂,腦殼朝前竄,一雙八字腳……種種上天賦予的光輝形象,抬手舉足出來的,那等舞姿的“優美”不亞於卓別麟,那歌喉的“美妙”不亞於黑老鴰。自然給廣大熱心觀眾帶來了一場免費的,比欣賞一場馬戲還更愜意的,笑得來肚子痛的笑聲。從中午折騰到了傍晚,老校友挨飢受餓的“幹革命”,弄得精疲力竭的一屁股坐在那草坪上面。 那些“忠心耿耿”“鬧革命”的紅衛兵小將們一鬨而散,老校友有點胡塗似乎又有了點明白才無可奈何花落去一顛一顛的模黑離開了母校的校園。 大字報是毛澤東給全國人民掀起的第一次瘋狂。從筆戰、舌戰到血戰,槍桿子語言衍化成為了槍桿子。進而機關槍、大炮、高射炮、“百萬雄師”血流成河……全國被捲入一次一次的瘋狂!!中華民族一次史無前例的巨大災難在毛澤東運籌帷幄之下,一幕一幕慘烈的在祖國的大地上扮演!! 胡喬木說:‘“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的宗教和陷阱!’這是胡喬木對於“文化大革命”的解讀。其它還有各種解讀。 我的解讀:我發表的一篇文章《毛澤東的始皇夢》中,是如此解讀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實現他的“始皇夢”的最後搏鬥。在此之前又出現了毛澤東追求“始皇夢”的嚴重危機:毛澤東一手搗騰的“大躍進”。使得“大躍進”三年期間,中國國民經濟損失達1200億元。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基本建設投資才550億元。“大躍進”的損失超過了兩個五年計劃的資金——十年的資金!多麼慘痛的損失!隨之而來的是工農業大幅度減產,國民經濟出現嚴重危機!以後用了五年時間調整國民經濟,才恢復到“大躍進”前1957年的水平。使得中國經濟發展,浪費了八年寶貴的時間。 1959年—1961年三年間,全國餓死人達四千二百萬。全國各地出現“人吃人”的恐怖事實!……毛澤東深知自己一意孤行的所謂“三面紅旗”造成了歷史上罕有的巨大災難!深知自己犯下了最大的罪過。毛澤東絕對不能夠承認罪過更不願意承擔罪責。毛澤東採取了最為惡毒的手段。他要把罪過推諉於劉少奇等等人,要劉少奇等等人為之承擔罪責。而且必須把劉少奇等等人置之於死地,死無對證,毫無還手之力,更無招架之功。這樣毛澤東既可以披着“永遠”正確的外衣,又可以順理成章的實現他的“始皇夢”!’ 因此,我對於毛澤東之所以要發動“文化大革命”的解讀是: “第一,把他歷史上所犯的一切罪過推諉於劉少奇等人。而他是永遠正確的、英明的、偉大的“聖人”。第二,用法西斯專政,消滅一切反對力量。震懾全國民眾,在全國全民規規矩矩,服服帖帖的奴隸般的馴服中,去實現他的始皇夢。此時的毛澤東是絕對的擁有一切威權,因此他以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種種“異乎尋常”的手段。滿懷信心的“勝利在握”。毛澤東認為只需要三個月最多一年把時間就能夠徹底摧毀異己——“資產階級司令部”。就能夠結束“文化大革命”。毛澤東胸有成竹的認為,這場運動和他多次運動過的一個樣,只不過在他“運籌帷幄”之下,在他熟練的中國這塊政治舞台上,按照他的導演,把這場在暴力控制下的政治鬥爭搬演一回而已,這是一場以強大的暴力優勢控制下的“恃強凌弱”的殲滅戰而已。” 殊不知越陷越深,竟至混亂了十年。陷得來不能自拔的尷尬,那是他根本未能想到的。“天下大亂”是毛澤東的戰略中的戰術。在林彪、江青等人毫無顧及的、瘋狂的、迫不及待的,大肆掀起“造神運動”的同時,立即全面的掀起“天下大亂”的狂潮!毛澤東首先選中了閱世不深的正處於青春躁動期的單純、幼秩、衝動、盲從的青年學生去作他衝鋒陷陣的急先鋒。他深知這些一旦躁動起來的幼稚群體是勢不可擋的…… 全國大、中、小學立即全部停課。“紅衛兵運動”立即風起雲湧震盪全國!毛澤東一次又一次的在天安門廣場接見了一批又一批的,一百萬又一百萬的全國來的紅衛兵。被接見過的紅衛兵有一千多萬人。 “紅衛兵運動”一開始,便泛濫種種無政府主義的“造反”行為,很快已經天下大亂,已經亂得來無人能予駕御。毛澤東也無能控制! 當此時也,已經被“發動”起來了的全國億萬之眾,無論誰都想“揭竿而起”,無論誰都可以“揭竿而起”;而且誰都明白,只有造反“入伙”,始能分得一塊蛋糕。當此時也,無論十個八個人、百個千個人,都可以自由組成一個“革命造反兵團”,武漢的“百萬雄師”竟擁有百萬之眾……毛澤東一再號召“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不參加造反派就是不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參加了還能分得一塊蛋糕。誰都能權衡利弊之所在。一時間“革命造反兵團”如雨後春筍,普天之下“革命造反兵團”多如牛毛,也就可想而知了。 “革命造反兵團”實際上全都是些烏合之眾。亂七八糟的一些人亂七八糟的胡亂糾集而成的。“揭竿而起”之後,絕對不可少的是得高舉一竿“革命造反兵團”的紅旗。沒有一竿紅旗。就沒有他們的存在。紅旗成了他們存在的重要標誌。自從北京的紅衛兵打出“革命造反”的大紅旗之際,全國各地早已效仿。 自貢市亦然。開始限制很嚴,需要持介紹信,市里專門指定了一家名叫“先鋒”的甲級服裝門市部製造,而且還特意從工藝美術公司調了兩個書法家去為之寫字。 全市只此一家,絕無分店。不准許到指定之外的其它任何地方去製作這種革命造反大旗! 六十六 一天,三門市部的保管徐正容突然領着一個造反派頭頭,來到了我們那個籬穿壁漏的旮旯,保管徐正蓉介紹說;‘這是兵團的一號“勤務員”’。 “勤務員”是文化大革命期間“新生”出來的官名。其名雖小小的而其官、其權卻是大大的。一號“勤務員”也就是“一把手”,一切說了算!戰時命令衝鋒陷陣,掌握進退應對的指揮權;平時當家理財,拿國家的錢揮霍犒賞。造反派已經控制了一切,把“黨、政、工、群”的權柄獨攬於一身。因之,這嘎啦的“天下”全都得聽這一號“勤務員”的。所以很是威風!不過以後許多的之類“勤務員”都被另一派的投入了監獄。 一號“勤務員”顯得頗有點派頭。那時的造反派,頭上大多戴一頂草綠色軍帽,左臂上一個紅色臂章。那是那時候的“時裝”,如果還有一套草綠色的軍裝,那就是頂級的“時裝”了! 一號“勤務員”穿了一套很合體的深灰色毛服,頭上是象毛澤東那樣往後疏的大披頭。看了我一眼,拿出了一包好香煙,大前門之類,市面上是買不到的。遞給了我一支。這時我看見他身後還有兩個人,他的“服務員”也就是保鏢之類。 一號“勤務員”對我說:“來找你幫個忙!”原來這些造反派們合併成立了一個“總團”。“總團”沒有旗子。過幾天全市要鬥爭市委書記李唐基,十萬人的大會。這麼一個近萬人的大“兵團”,豈能沒有一面紅旗。沒有這麼一面紅旗還能顯得出這麼一個大兵團的存在嗎!所以一號“勤務員”為了完成這樣的重要任務,才親自出馬,來“找我幫個忙”。因為他找了好幾家縫紉店,一是不准許製作,二是太深奧,沒有裁縫製作過這紅旗,不知道怎麼製作。更怕弄壞了生出些是非,所以找了好多個裁縫鋪,沒有一家敢承攬下來。正在無計可施之時,聽說有個“大學生裁縫”。便急急忙忙四處尋覓,終於找到了這籬穿壁漏,風雨飄搖的小旮旯來。先去了解了一下情況,才邀着保管徐正蓉一齊來求我。 說明來意之後,我考慮了一下,怕惹麻煩,想推脫,便說:‘我們作這種紅旗不合適,上頭也不許可。聽說只准許“先鋒”獨家製造,是不是請你們拿到“先鋒”去作’。一號“勤務員”說:‘這些我們都知道,在“先鋒”去作一面旗子,要兩個月才能取貨。那裡要作的旗子堆了幾間屋子,我們因為急着需用,才從那裡去退出來的。所以才請你幫忙。’我說:“這怕……”一號“勤務員”說:“明白了,你有顧慮,怕,怕什麼,現在形勢不同了,李唐基我們都要鬥爭,踢開黨委鬧革命……”他後面的人說:“現在打倒一切走資派,砸爛“公、檢、法”,一切都是咱們造反派說了算,有問題咱們造反派負責”。一號“勤務員”說:“你這是為革命造反作貢獻,也算立功嗎。誰敢來難為你,我們完全負責”。後面那人說:“一號‘勤務員’都這麼說了,你還能說不”。 徐正蓉說:“這樣好了,這個活算是我接的,我分配給你作的,一切責任由我來負”。那些人說,“太好了。你什麼責任也不用承擔”。一號“勤務員”說:“但是,〔又遞給了我一支大前門〕一定要作好啊,這是革命任務,要出色完成”。我說:“既然答應了,就絕對會作好的”。後面那人說:“大學生嗎,相信你所以才來找你”。徐正蓉說:“曾師傅收多少工錢呢?”我說,“這可不知道”。後面那人說:“要多少給多少。只是要張發票才行”。徐正蓉說:“發票有,只是收多少錢合適?”我說:‘哎,“先鋒”他們收多少錢一面?’一號“勤務員”說:“十來塊吧”。徐正蓉說:“他們是甲級門市部,我們,最多收七、八塊”。我說:“就收七塊吧”臨走,一號“勤務員”把那剩下的大前門遞給我,算是一點小“獎勵”,又叮呤說:“幫忙了,三天、三天一定來取貨”。 等這些人走了以後,我牽開旗子一看,那是用最好的紅綢作的一面大紅旗。有四米長、三米寬〔黃金比例〕。上面用金黃色的絨剪成的字,已經布局美觀的勻稱的粘貼在了大紅旗上面。字是三排。上面一排是“毛澤東主義”五個字,每個字三十公分大小,下面一排是“革命造反兵團總團”八個字,每個字有二十五公分大小,這兩排字用的是藝術體。字形美觀,排列勻稱。中間是“風雷激”三個大字,用的是毛體,龍飛鳳舞,每個字有八十五公分大小。好大好大的氣派非凡的一面大紅旗。這旗面一展開,簡直就是一幅藝術品:無論字體組合、字形大小、排列間距、綜合評價都顯得謹嚴、美觀、大方、氣派。不失為一幅頗具匠心的佳作。 我對這面紅旗要作的事只不過把那些已經粘貼上的絨字,用縫紉機把它紮好。大多“工程”別人已經作了,留給我的只不過是“掃尾工程”而已。這應該說是件輕而易舉的容易事情。然而裁縫們都是些沒有文化的。對之望而生畏。所以一號“勤務員”才特意來找我這個“大學生裁縫”,而且還費了那麼多的唇舌。 我既然很欣賞這面紅旗,於是便連夜連晚的花了大半夜功夫把它紮好了。既然幾個鐘頭就完成了七塊錢的營業額,回過神來,不由得又驚又喜得傻了!當時作一件中山服營業額是八角到一元。這七塊錢營業額,相當於去製作七,八件中山服的營業額,要完成七,八件中山服至少得七,八天的時間,而今只花幾個鐘頭就找了七,八天才能找得到的錢,這不是在“揀”票子嗎! 這種“刺激”不能不使得我突發奇想,既然已經作了第一面紅旗,那何妨再作它個十面、百面,有如殺一個人也是殺,殺它個十個、百個也是殺。既然已經開了禁。還怕什麼?只能一不作二不休了。加之我既然欣賞這面紅旗,就讓它“路人共欣賞”。 於是第二天清晨,我特意把這面鮮艷而又美麗的大紅旗,高高的張開懸掛在那旮旯小店的大門前面,實際上這是最好的宣傳廣告。果然不出所料,引得來往行人駐足。消息也就不脛而走,“大學生裁縫”在作造反派的大紅旗。於是從全市只此一家變成了只此二家。“先鋒”要兩個月才能取貨,我這裡只要幾天..... 一霎間“勤務員”們蜂擁而至。許多人從“先鋒”去退了活拿到我這旮旯來。蕭條的旮旯突然熱鬧起來,一時真是門庭若市,來往的人們陡然增多,真怕把那吊腳樓壓塌了,只好借了幾張高凳把門板鋪在上面,放在大街旁邊的屋檐檐坎上來接待眾多的造反派“勤務員”。為了能夠最快的得到那面“夢寐以求”的紅旗,“勤務員”對曾師傅當然客氣異常。那時候的交往常禮,首先客氣的先遞給曾師傅一支煙,然後才進入下文。因為那面紅旗對於一個“革命造反兵團”而言,簡直就是她存在的一種體現, 偉大領袖毛主席製造"天下大亂"這偉大時刻,一時間"天下英雄起四方,有槍便是草頭王!"遺憾的是此時還弄不到槍,偉大領袖毛主席下令"給全國的左派發槍"那是一年以後的事情了.當此時也,"有旗便是草頭王!"。這些"草頭王"的心目中一杆紅旗的"斤兩"也就可想而知了! 然而不兩天紅綢、紅布、黃綢、黃布在我這旮旯也很快堆起一榻一榻的,也得等“輪子”,你要想往前靠,儘快把旗子弄到手,你能對曾師傅不客氣嗎? 曾三姨很精,她提醒我:“曾師傅,來作旗子的要他們一起作袖章,你作旗子,我們作袖章”。我說:“好啊!就這樣,有飯大家吃”。我心裡想這不僅是飯,這簡直就是肉就是糖!當然得大家吃,我豈能獨吞?作那袖章真的就是肉就是糖。作一個袖章一毛錢,作一千個就一百元營業額,可得工資四十三元。以往他們拼命的去干,一個月也只能掙到個二十多塊錢。一千個袖章也就兩三天的活。也就是說:干袖章一天相當於平時干十多天的收益。這難道還不是肉不是糖?既作紅旗又作袖章。這小旮旯立即紅火起來了。連夜連晚,每個夜晚都掛起了三百瓦大燈泡,挑燈夜戰!把小旮旯照耀得如同白晝。那曾三姨、雷三姨實在疲倦了,便伏在那縫紉機上打個盹,她們自然知道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錯過此渡無好舟,拼着命的干一回實在是值得的。 我自然也得一個通宵、一個通宵的熬下去。不僅是我,伍淑華也“入伙”了。當此時也,小學也已“停課鬧革命”。課停了、學校可以不去了,然而她沒有去“鬧”,迫不得已之時,偶爾才去“鬧”一回“革命”。那時候我們已經生了一個兒子,名之曾焰,已經兩歲多了。此前找人帶白天,給人一個月八塊錢工資。而今停課了,為了省下那八塊錢,伍叔華便挪用了這“鬧革命”的時間偷偷的把小孩留在家裡自己帶。干起了作旗子這營生,她一看許多活她都可以干,而且幹起來比我快比我好:比如用剪刀剪旗子上那些字,她是得心應手。“批量生產”那“毛澤東主義”、“毛澤東思想”、“革命造反兵團”之類字綢。因為每一面旗子上面都少不了的“毛澤東”、“主義”、“思想”、“革命造反兵團”這些字的。她把那些黃綢迭起來三、五層。一次剪下來就是三、五個,工效一下子提高了幾倍。 當然中間那幾個大字,那是不同的兵團的各自不同的命名,比如什麼“風雷激”、“向東”、“衛東”、“千鈞棒”、“永紅”當然只能一個一個的去剪。而且那些團名,字體巨大,大多要求使用龍飛鳳舞的毛體。必須由我去臨摩、放大、逼真而不得走樣,幹這活還頗有點費時間、費功夫…… 旗子已經接了許多活。堆集有如小山,然而我已經養成認真負責的性格,再忙我也絕對不粗製濫造,每一面旗子我都精心設計。無論從字體配置、字形大小比例、架構布局,都不斷推敲更新,希望能一面比一面好,力求每一面都是一幅藝術品。每完成了一幅紅旗,就把它掛在那小旮旯外面,臨着大街,公之於眾。十面、八面迎風招展的紅旗,一面面字型優美,製作精良,真是一幅幅藝術品。我製作的所有紅旗絕對的毫不遜色於市里指定的“先鋒”甲級服裝門市部製作出來的。沒有一幅次品,在這大街旁邊一遍美觀的紅旗,迎風招展。當然迎得不少行人駐足,自然的成了宣傳廣告,越傳越遠,接活也越來越多。我們只有天天熬夜,有時只能睡兩、三個小時。 忙的來飯沒法自己作了,全家人都去吃館子。距離那小旮旯十多米遠近,有一家名叫“合力”的小店,三頓都在那裡吃。早上浠飯、饅頭、鹹菜。中午有白蘿蔔燒牛雜、紅蘿蔔燒豬大腸、那是《儒林外史》裡胡屠戶賞賜給窮女婿范進的貨色,賤民才吃的。還有豆花、小菜……晚上有點鹵豬頭、豆腐乾之類。這實際上是家最低級的飯館,裹腹而己。可是此前,我們卻是從不敢問津的。目前主要是要忙於趕活,沒有時間做飯,同時“量入為出”,預計幹完這些活計能撈到不少錢。 我這小旮旯掛滿了的鮮艷紅旗,十分惹人矚目,天天賓客盈門,夜夜燈燭輝煌,通宵達旦。不僅使得對面一門市部的大大驚訝而且急紅了眼,這樣的活計他們連一樣也撈不上作,根本沒有誰去找他,真乃氣煞人也! 更叫他氣煞的是關工資時候,第一個月我進了一百多元,第二個月我進了兩百多元,曾三姨、雷三姨都進了一百元左右,破天荒的收入!太驚人了。 那年月市委書記李唐基月工資有一百來塊錢{灰色收入除外},溥奕皇上特赦以後當了公民,被安排在國家文史館作文史研究員,月工資才一百元。而我的工資比溥奕皇上還多了一倍多。如此的高收入,使得這些人不僅眼紅甚至氣忿。上下都知道了,那些人又去“反映”,四處“喊黃”。於是驚動了街道辦事處,來人一查,確實有那麼多任務單,確實幹了四五百塊錢的營業額,就是應該得那麼多的工資,其奈我何? 六十七 小旮旯“燦爛輝煌”了好幾個月。造反派“雄”了幾個月,我看見他們高舉着我製造的那些美麗的紅旗,招搖過市。衝過來、闖過去,雄赳赳,氣昂昂,威風凜凜!不可一世!千萬之眾喊着革命口號,高唱革命歌曲,似乎這世界真成了他們的了。而他們又成了什麼?不知道有沒有誰去想過?定然有人會去想的。 那年月,高唱的“革命”歌曲不少。特別是各種“毛澤東語錄歌”,也就是用毛澤東的幾句話,譜上曲,就成了一首“語錄歌”。要全國人民天天唱。比如什麼:“階級鬥爭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之類,就這麼幾句被譜上曲就是一首“語錄歌”,那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流行歌曲”。人人唱、家家唱、男女老少唱、小學生唱,居民唱,農民唱、軍人唱……不僅要天天唱而且要天天反反覆覆的唱。 但每天全國人民都不可少唱的有兩首歌:《東方紅》和《國際歌》。 《東方紅》唱“他是人民大救星”!! 而《國際歌》卻唱“世界上沒有任何救世主”!! “大救星”和“救世主”顯然是一回事,然而“有”或者“沒有”卻是截然相反的兩個概念。 中國的小老百姓就是這麼的可愛當然也實在是可憐!!這邊高唱有“大救星”那邊高唱沒有“救世主”,唱罷有“大救星”接着高唱沒有“救世主”。他們的那些腦袋瓜真的就連這麼一點點判斷能力都胡塗到家了嗎?他們憶萬之眾都變成了馴服的羊群?任其“若驅群羊,驅而來,驅而往,莫知所之。”【《孫子兵法》】了嗎?“眾人皆醉,唯我獨醒”。我想當年沒醉的,清醒的或者半清醒的定然還有,然而卻不得不一同去“裝瘋賣傻”,幾億芸芸眾生天天去唱“有”“大救星”“沒有”“救世主”!! “紅衛兵”運動,“打、砸、搶”導致全國混亂而不可收拾,這是毛澤東踏入“文化大革命”陷阱的開始,從腳髁陷進了大腿了!。然而自己尚毫無自省,毫無醒悟,他要為了實現他的始皇夢向着陷阱踏下去——利令智昏! 到了一九六七年七、八、九這三個月。全國的武鬥發展到了如火如荼、激烈空前的地步。中央文革已經沒有任何的能力能夠去稍微加以制止。毛澤東幾乎喪失了駕御局勢的一切能力,使得全國陷入了一種完全失控的狀態。 一九六七年是中華民族充滿災難的一年。這一年。從春到冬,全國性的,兩大派別多次反反覆覆的生死爭鬥,殘酷火併之中全國老百姓在災難中痛苦的掙扎。然而從血的教訓之中。小老百姓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醒悟。人們從各自不同的角度去審視、去思索、去判斷那些被宣揚的“真理”。 現實迫使“愚兵、愚民”的“造神運動”的破產,毛澤東的威望低落到了從未曾有過的地步。一次一次的無能控制局勢,已經使得毛澤東深深的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陷阱而無力自拔。一次一次“與民為敵”,不顧後果,輕舉妄動的諸多自我戕害舉措,驗證了兩千多年以前姜子牙說過的一句話:“人必自毀方能毀之!” 軍隊已經完全不聽從毛澤東指揮,這是中國軍隊從來未曾有過的可怕狀況。 中央文革已經聲名狼藉,文化大革命已經越來越不得人心。毛澤東自己已經越益明白“擁護文化大革命的人越來越少,反對文化大革命的人越來越多”。北京人已經把“四人幫”叫做“五人幫”。毛澤東等人沆瀣一氣把中華民族拖向更加苦難的泥潭。 六十八 無忘的一九六七年啊,予中華民族,予我而言都是頗多思索的一年!對於毛澤東,從多年的“強大意識形態灌輸”中告訴我和國人的是——毛澤東趕走了日本鬼子【謊話】,打倒了國民黨,使中國人民過自由、民主、富強的幸福生活【謊話】。都是構成了我的敬重。即使在我被打成“反黨集團頭子”、“極端右派份子”、苦役、蹲監、陷入社會最底層、餓飯、無助的這種時候。對於毛澤東的這些敬重之情,真正的依然沒有淡漠沒有動搖。因為還依然相信着以上的謊話!可見我和億萬黎民所受毒害之深!! 這種敬重之情是我讀初中三年級時候開始的。1946年,毛澤東和蔣介石在重慶和平談判期間,毛澤東在重慶《新華日報》上公開發表了“他”的詞《沁園春.雪》。國文教員張**拿到課堂上來講了兩節課。本來就喜愛古詩詞的我,立即喜愛上了這首詞。因此毛澤東進入我少年的心靈而得到我的敬重的,首先因為他是個偉大詩人。敬重之情從茲伊始。後來魯迅對人說毛澤東的那些詩“有山大王氣息!”。也沒有消失我少年時代的心靈感覺。 最近讀到了《毛澤東選集真相》一書,其中有:“胡喬木提出:毛澤東著作中三篇名作(俗稱《老三篇》)——《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和《為人民服務》,甚至毛澤東詩詞中最有代表性的《沁園春·雪》,即那首“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都是出自他的手筆,並要求恢復用他胡喬木的名字。” 唉!我還能夠說些什麼呢!!兩個騙子無恥的騙了我六十多年,騙了中國數以億計的草民六十多年。在騙子們眼中我們都是傻子!他們幹的就是愚兵愚民的伎倆!瞞和騙就是他們的革命史!就是他們的“偉大”人格!中華民族的人格在瞞和騙的伎倆戲弄之下,還有可能不支離破碎嗎?還有可能存在嗎?近年來這些對於瞞和騙的不斷的揭露過程,也即是對於我們者流億萬“傻子”的啟蒙過程,煌煌廟堂的顛覆過程! 雖然我們被瞞和騙戲弄了六十多年。現在能夠“醒”來。應該說是幸運的,較之還在瞞和騙中迷迷糊糊的“瞌睡”蟲們,確實是莫大的幸運!我們能不抖擻精神重塑人格嗎!能不良知萌發復甦人性嗎!重塑人格,復甦人性成為了我們這些耄耋之年的倖存者的神聖而嚴肅的課題!也是奉獻給我的中華民族的使之能夠得以延續人性、人格的神聖使命! 一九六七年在審視中國的同時,也審視我自己。並非“百無一用是書生”。造反派雄起的時候,造反派求我為之製造造反派大紅旗;造反派被戰鬥軍打倒了,戰鬥軍把造反派的旗子全部都焚毀了。戰鬥軍雄起來,求我為之製造戰鬥軍大紅旗;在造反派和戰鬥軍爭奪撕殺、起起落落、反反覆覆、間間隔隔的這幾個月裡,真是“你方唱罷我登場”,億萬芸芸眾生在毛澤東“製造天下大亂”的指揮棒的攪搗之下,神州大地真是罡風呼嘯,天昏地暗……億萬芸芸眾生都只能身不由己.“亂紛紛蟻排兵,鬧嚷嚷蜂爭蜜!!”那就是當年的真實寫照。 我先先後後製造了幾百面大紅旗。趕趕、歇歇、忙忙、閒閒的找了好幾百塊錢。忙碌、間隔、閒散的幾個月裡,找了相當於一個“雞幹部”一兩年才能掙得到的工資。從而能得以暫時擺脫那餓死人的困窘。 “知識就是力量!”這是十六世紀時候培根的名言。一條赤裸裸的真理。我堅信這條真理!未來的路,依然是漫漫茫茫,依然只能也必須依靠知識和智慧去拼搏、去掙扎,始能求得生存。 紅旗漸漸的沒有製作的了。加之到了冬天,負傷傷口疼痛,只得告假,回家裡休息。再以後,街道工業不讓我再回去了。 被生計逼迫無法。只得租了一台舊縫紉機,違禁的去擺上小攤,接些另活謀生。然而對於裁剪卻是一竅不通,只能接些最最低級的活計,吃力不來錢,生計實在難以維持。把縫紉機搬到我那個小窩屋檐下面。距離街面有一二十米之遙,還得下一條彎彎曲曲的梯坎。大街上過路的行人根本就看不見那裡還有一台縫紉機,還有人在接活路求取生存。 生計日益難以維持。娘一天天的老了,兒子一天天的長大,我無法養活他們。作紅旗集攢下的錢也很快就用完了,我又陷入了山窮水盡無路可走的困境!! 六十九 有一天下午,我無事可干,住家在我那旁邊小院裡的幾個年輕人,站在我那小窩旁屋檐下吹牛。平時他們吹他們的,我遠遠的坐在我那小窩的屋檐下。有點“井水不犯河水”,互不相擾。 那天真有點“鬼使神差”,不知道受了何方“神靈”的“驅使”,我手中沒有活干便無意識的站過去聽他們吹些什麼。其中有一個姓李的,幾年前被招工去了雲南。那時候失業的年輕人非常多。雲南森林工業局、東川銅礦、東北森林工業局、煤礦……之類很艱苦、危險的行當來招工,“慌不擇業”的去了不少的人。這回是回來休假的…… 聽他們胡亂的吹牛,我只是聽着,也不插話。姓李的年輕人忽然對我說:“我從昆明帶回來兩段灰色咔嘰布。想作兩件衣服,不知道哪裡作得好些?”我說:“正街幾家甲級門市部啊。”另一個年輕人說:“現在咔嘰布太難買到了。自貢市根本買不到。”確實如此。因為全國的工廠都在停工鬧革命,一切物資都停止生產了,哪來賣的?閒談間,我發現那姓李的年輕人身上,穿着一件很是新穎而別致的上衣,我審視有間之後說道:“你身上這件衣服還不錯嗎!在哪裡作的?”姓李的年輕人說:“不是作的,是買的。昆明買的。哎喲!太不好買囉。那天聽說昆明大百貨公司只到了一百件,很多年輕娃兒都去買,擁擠、搶購、把櫃檯都擠翻了,好不容易才買到了這件。”這種卡克衫只有上海一個地方會作,全國沒有任何地方會作。是一件“雙面穿拉鏈卡克衫”。 這在當年確實是件非常非常稀罕的,新潁而又別致的服裝。當年所有男性穿的,全部是清一色的中山服亦稱毛服。一統天下至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始得以改變。所以姓李的年輕人穿上這麼一件卡克衫,十分引人注目。我說:“就照你身上這種樣式作兩件嗎”。他說:“誰會作?開玩笑,全國都只有上海一地會作”。我說:“正街上……”他說:“我去問過啊!沒人敢作。他們都說根本作不出來。太複雜了……我到是真想照着這種式樣作兩件,沒有地方能夠作阿!” 我突發奇想,我說:“我照着這式樣給你作兩件”。他有些驚愕而又驚喜的瞪着我說:“好啊好啊!太好了!我馬上去給你拿布來!”說着一溜煙跑回家去,拿來了兩段質量色彩具佳的灰色咔嘰布。那在當年確實是很難以買得到的。大家在鑑賞之餘。又打量那件卡克衫。還叫他脫了下來仔細審視。 這確確實實是一件別具一格的卡克衫。其製作之煩難精細,設計之巧妙精心,款式之新穎別致,無論從設計構思、工藝製作,即使在二十一世紀的現在而今各式服裝萬紫千紅、鮮艷奪目、奇裝異服遍布天下的情況之下,也絕對是堪稱第一流的。 我把那衣服認真審視,其難度之大,真令我有點望而生畏。我連一件上衣都沒裁剪過,稍稍憑一點點理智,都應該知難而退。 我說:“你把衣服先放我這兒,我看一看,我一定給你作好,作壞了我賠你”。姓李的年輕人卻說:“賠啥子啊!你大膽的作,作壞了就算了”。把這件卡克衫拿回家裡,我仔細“研究”了一番。認真解剖了一番,總結出其能以單層布而卻能雙面穿,翻過來、翻過去都同樣顯現出是“正面”。其奧妙之處有如下幾點:一,【從略】 當時的上海服裝研究所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是中國全國唯一的服裝研究所。這件雙面穿卡克衫,不知道花費了師傅們多少心思,多少實踐才得以成熟定型的。這是絕對可以稱之為服裝史上一次創造性的成果。我只不過以“反向”探求的手段,逆向思維的方法,從成品去追朔出它的初始狀態。先認真“解剖”它的工藝製作,再仔細的一一比量了它衣片各個部位,有如把一架鐘先拆卸成零件,再把它組裝起來。心中有數之後,便麻起膽子下刀動手…… 整整兩天。哎!當然,少不了許許多多的周折,哎!第一件作出來了!我成功了!!我所說的“成功”,並不是指模仿那件卡克衫,能夠依樣畫葫蘆……這只能說是“雕蟲小技”而已。我所說的成功,是在尋求犬彘之食以求吊命、尋求最廉價出賣自己的勞動都不可得,在生計無門,萬般艱難的情況下,去“殺”開了一條血路!!並因此而改變了我“明天”的生存條件。較為安定的生存了下來。 我所說的成功,是為生存權去“殺”開了一條血路! 有了這第一件的成功製作,從此揭開了我“摘帽右派生涯”一段嶄新的歷史。為我這小旮旯的窩,譜寫了一頁“燦爛輝煌、驚天動地”的篇章!製作那紅旗,是從全自貢市只此一家,變成只此兩家。而今製作“雙面穿拉鏈卡克衫”。是從全國只此一家,變成了全國只此兩家。我使用了上海服裝研究所的師傅們的研究成果。而得以生存了下來。 年輕人追求美、追求新鮮、新穎是永恆的,因為他們年輕。即使在那壓抑沉沉、束縛重重的歲月里,他們的追求也是勇敢的、無畏的、瘋狂的。正因為他們的勇敢、無畏、瘋狂造就了我的“輝煌”,造就了我的聲名遠播。然而那個愚昧、野蠻、可怕的社會主義社會卻因此而給了我又一次沉重的打擊。 我被列為“現行反革命”大案而大動刀兵!!這是後話,暫且不提。 我製作的這第一件與上海那件比較而言,實在是太差勁了,自愧弗如。然而就其工藝而言,卻與上海的那件完全的一致,就這一點,我取勝了。因為那工藝,尚無他人問津,因此從全國只此一家變成了只此兩家。沒有幾天。第二個顧主來了。來人名叫史五。在自貢市是當時很有名氣的地頭蛇,貌不驚人。一付笑臉。絲毫看不出什麼地頭蛇的形狀。客客氣氣的稱我師傅,遞上好煙。客氣的說:“麻煩師傅,給我作一件李五穿的那種雙面穿卡克衫。聽說只有你會作,太好了……” 我很快就給他作了一件,比較給李五作的那兩件又長進了不少。這史五本來就是有名人物,穿在身上,就是宣傳廣告。於是漸漸的問着找着上門來的日益增多,當然都是些年輕人。先是市中區的年輕人,然後貢井區、大安區……先是市內,然後市外。當時各地的學生還沒有複課,學生們還在遊蕩,遊蕩在重慶、成都、南充、宜賓等四川各地……他們來來往往的所到之處。穿在身上就是宣傳廣告。這種咔嘰布,因其耐磨,故而耐穿,以前只能單面穿。面子的顏色已經洗舊了、洗白了、洗得掉盡色了,而不能翻過來穿的裡面的顏色還是新的。而今可以翻過去穿,翻過來穿,兩面都同時“兼顧”了,而且兩面的式樣又“各有千秋”,似乎一件當了兩件。優點確實不少,而且實實在在。 我收的工錢非常合理。一件兩元錢。再繁榮、再忙碌、都只收兩元一件,從未多收。在製作上,卻力求精益求精,一件比一件更好。如此一來,自然生意日益興隆。我租用的那台舊縫紉機用來製作這種服裝,實在是太不相稱了。機械太破舊,轉動速度太慢,針腳效果太差。漸漸的生意日益興隆,集存了幾個錢,一次有個百貨公司的年輕人來作衣服,看見我使用的縫紉機如此低劣便說:“怎麼不換一台?”我說:“買不到啊!有錢也買不到啊!”他說:‘是啊,好幾年都沒有賣過縫紉機了。不過,我們公司最近要到三十台、說是上海的縫紉機廠開始“抓生產鬧革命”才恢復生產的、聽說還是新產品。不過,可能我們公司里的頭頭,“後門”開得都差不多了。’ 那年代,一切物資緊缺。許多東西公開拿出來賣的沒有,暗地裡賣,賣給有關係的人、有權勢的人、親戚家門人等,叫作“開後門”。那年輕人說:“你想要的話,我去想想辦法,無論如何也給你搞到一台。”我說:“得多少錢?”他說:“聽說一百六十多塊,但是還要三十張“工業票”’。我說:“錢到可以借……”因為那時候的一百六十塊錢是個大數目,相當於一個雞幹部四個月的月工資。一般人家要想拿出這麼多錢來是根本辦不到的。月工資那幾個錢只能勉強維持生計……不過當時我因為幹這“雙面穿拉鏈卡克衫”的營生。經濟實力之“雄厚”,我已經有票子可以購買這麼一台“大件”。 其實這已是我幹這營生以來夢寐以求的“理想”。年輕人的如此允諾真乃喜出望外。因為怕“露富”,只能說錢可以借,只是這三十張“工業票”難!太難!你想想,一家人一年只發兩張工業票,三十張得十五家人的,那裡去弄?他說:“買得到。一塊多錢一張,不就是多個三四十塊錢嗎!加起來也就兩百多塊錢!你還可以叫那些娃兒去給你想想辦法嗎。” 那時候,來作卡克衫的娃兒們〔年輕人〕,已經與我朋友相待。四面八方聞風而來,我那旮旯本不好找,真乃“酒好不怕巷子深”,每天都有人找上門來。象成都、重慶、南充、宜賓……這些地方的年輕娃兒湊集三、五件,七、八件專人“不遠千里”而來。然後預定好時間,再專人來取。我自然不能失信於人。正因為我的誠信、我的認真、得到了這些娃兒們的友善和尊重。 新縫紉機買回來了,真是如虎添翼。大喜大快之事。有了這台新縫紉機,工藝品質大大提高了。製作速度大大加快了,我堅持一絲不苟,舊縫紉機一天作兩件,新縫紉機一天可以作三四件……我製作也日益熟練,成品越來越精美。兩年的含辛茹苦,我的產品與上海買回來的產品已經達到了可以亂真的地步。難分高下。我家裡堆積的貨越來越多,至少得等待一個多月以後才能取得到衣服。平均而言,我一個月最多能製作一百件,我那窩太小,到處都堆壘着等待製作的咔嘰布。重慶、成都、南充、內江、宜賓……的人來作。約定了的取貨日期我必須無條件的遵守。不能讓那些崽兒們白跑這千里之遙。 我那窩實在太小了,我便在那小窩的屋檐下放置縫紉機。門前有一塊一、二十平方米大的小小地壩,那是幾家人共有的。在那小小地壩的露天下面,借幾張高板凳,借一張門板鋪上去權當案板。都是向隔壁一家叫繆松銀的工人師傅借,每隔四、五天,必須裁上一天。每當我在那小院壩里裁剪的時候,常常都有一群群娃兒〔年輕人〕來圍觀,說說笑笑,小院立即熱鬧了起來。當然其中不少都是等着輪子取衣服的。為了能夠提前得到衣服,便有來套近乎的。曾焰轉眼好幾歲了,送他玩具槍、玩具車、零食之類的不少。 距離我家那小門兩三米的地方,這一兩年間真是“一晃”長出了一棵“參天”大樹。這本來是個光壩壩,什麼也沒有。旁邊一家人砍了一根黃角樹棒棒,象打樁一樣的使勁的往下打呀打。那棒棒本是想用來曬衣服用的。棒棒上端留了一個叉叉,曬衣服竿竿一頭放在置在那叉叉上,另一頭放在屋檐上……不知道曾幾何時,棒棒“一晃”長成了一棵“參天”大樹。樹冠越來越擴展,有如一柄大大的綠傘,綠蔭蔭的把那院壩掩蓋了一大半。那綠傘真是特意為我而長的,我在那綠傘下製作、裁剪,免去了烈日侵擾,綠意盎然。 最令人叫絕的是在那棵黃角樹茂盛的枝葉間,迎來了“百鳥朝鳳”。每當黃昏時分。一群群麻雀嘰嘰喳喳、熱熱鬧鬧的投向那黃角樹上。密密麻麻不下千百支。院子裡的人家都說這是吉祥的徵兆,大家都保護它們,不許誰來侵擾。在這城市裡稠密的鱗次櫛比的房屋叢中,如此一個不起眼的小壩,如此一棵不起眼的黃角樹,竟引來了千百隻麻雀,如此熱鬧,如此興旺的聚集在這裡,人們都認為是非常稀罕的吉祥事情。這是天公作美,天意使然! 曾幾何時。麻雀曾經面臨過一次滅族之災。現代的人聽起來,實乃罕見罕聞的無比荒誕的蠢人蠢事。那時“麻雀、老鼠、蒼蠅、蚊子”被列為“四害”。列為全民總動員,要徹底、乾淨、全部消滅的對象。而這麻雀又長了翅膀,滿天飛,實在不好對付。於是上頭便想了個絕頂聰明的辦法。全民作戰!指揮棒一動。沒有誰敢不跟着轉的……對付這麻雀若用什麼彈弓、氣槍之類去消滅實在無濟於事。於是命令男、女、老、少拿着鑼、喇叭筒、嘴巴、埋伏在城市的四周、四外。一看見麻雀就敲鑼吼叫,瘋狂的、邪撕忒哩的、大吼、大叫,目的是把麻雀嚇得來不敢停歇的一直飛,看見麻雀一往下落,便敲鑼、大吼大叫,嚇的麻雀不敢下落,一直到在“飛”的狀態中累死為止。果然累死了不少麻雀……然而芸芸眾生吼了半天下來,聲嘶力竭,也累得個半死!什麼人都得去吼麻雀,小學生都得去,而今四五十歲的人定然還記憶猶新。 四害能滅絕嗎?日本那長崎、廣島在遭到美國的原子彈轟炸之後,一切生物遭到滅絕。事過經年之後,最先在那被原子彈毀滅過的廢墟上活躍起來的是老鼠…… 後來有個蠢人給聰明人說,麻雀也撲食蟲子,對莊稼也有好處,從而乃停止了吼叫!!其實吼叫也無濟於事,麻雀也會游擊戰術。 幾年間不再吼叫了,麻雀恢復過來了,才有這千百支麻雀投入到這黃角樹上來栖息。這種情況有兩年,也就是我最“輝煌燦爛”的那兩年。 “輝煌燦爛”的最大體現當然是錢。製作一件卡克衫收取工錢兩元,一個月熬更守夜精疲力竭能夠製作百來件就可以換來兩百來塊錢。在那年月實在是非常“嚇人”,因為這兩百來塊錢相當於四,五個“雞幹部”的月工資;相當於兩個市委書記的月工資;相當於溥奕皇上被特赦當了公民之後,被安排作國家文史館館員兩個月的工資,溥奕皇上一個月才一百塊錢呢!在那個“越窮越光榮”的年代,不是反常的“駭人聽聞”嗎!你一個社會最底層的,被打入了“另冊”的,只應該苟且偷生去“享受”犬彘之食的“人”。竟也有了去“分享”這社會財物的手段{錢}。竟也可以擁有去買那高級的“黑市肉”,“黑市糧”的能耐!當然使得不少人眼紅,被視之為非法,視之為犯罪.又將大禍臨頭了!!好景不長啊! 我這樣含辛茹苦、熬更守夜、憑籍我的知識和勞動,為謀求生存而掙這麼幾個錢,卻犯下了彌天大罪!?在“一打三反”運動來臨之際。作為市裡的“現行反革命的大案”,轟轟烈烈的來抄我的家,把我抓起來,大張旗鼓的遊街示眾,許多人說:這回死定了! 也真是咄咄怪事,當我被“轟轟烈烈”的抄家,被那千百之眾鼓嘈喧天來圍觀抄家之際,那種“煞氣”定然沖犯了那顆黃角樹上的“靈氣”,當我被抓走被關起來之後。那千百支可愛的麻雀,那千百個神奇的小精靈竟全部飛走了!一去而不復還!!我可愛的神奇的小精靈啊!你們去向何方啊? ---------------------------------------------- 剪刀尺子祭 ——47年前 1963年出監獄,生計難求,至1977年流落江湖,嘗盡了人生苦難。14年間淪落作裁縫,艱難謀生,閱盡了各種嘴臉,體驗了人間底層的苦辣酸咸! 剪刀尺子為謀生 剪碎青春剪斷魂 量殘歲月量乾坤 酸咸苦辣皺一盆 一剪換來一粒米 一剪換來一葉薺 千剪萬剪盡辛酸 米薺艱難貧如洗 幼子老母一病妻 熬更守夜苦相攜 為擋饑寒求果腹 忍將血肉化粉齏 凌雲壯志如敝屣 滿腹經綸若棄履 教授專家掃廁所 仁人志士盡奸宄 保全性命於亂世 苟延殘喘如屼屺 青山不在更無柴 患難餘生殘骸髀 遙想冤魂萬萬千 北大荒原魂未散 無定河邊骨未寒 大難未死敢休鞍 人格檔案: 在人間底層,為生存而艱難掙扎。不求毛澤東“管飯”。憑藉自己的知識和勞力求生。為的是不看別人的臉色。企求能夠維護一點人格。過一回普通人的,人的平靜日子。雖然艱辛勞累。但一是得以活下去,二是人格得以維護。可是那樣的體制。也不容許你這樣的生存。我們這些被打入另冊的右派份子族亦如希特勒對付猶太人一樣。不把你“淨化”掉,他就不會死心的!在那樣的大背景之下。人格是沒有可能維護的。人權是沒有可能保障的。自我的鬥爭,正如“雞蛋碰石頭”——法西斯威力太強大了,個人力量太微弱了! 七十 剪小褲腳!!!你聽說過剪小褲腳這等天下奇談嗎? 你見過圍堵、追擊、雞飛狗跳、如臨大敵的去剪小褲腳的今古奇觀嗎? 現在而今還健在的五十歲上下的男女,應該記憶猶新。其中定然少不了曾經去剪過別人小褲腳的男女,也少不了曾經被剪過小褲腳的男女。可惜你沒有把那被剪得遍體鱗傷的小褲腳保留至今。那是你太沒有遠見了,如果今日尚存,定然能成為可被收藏的“文物”,而作為那個野蠻、愚昧、專制年代的歷史見證。 那真是世界上無有歷史上無有令人哭笑不得的混蛋作為。那是上頭統一布置,然後以黨委決定,政府執行,以公安牽頭,組織大隊人馬,個個手持大剪刀,耀武揚威的在繁華大街上四方設卡。凡看見穿小褲腳的,衝上前去抓起來,無分男女一律從褲腳一直剪到屁股,雙腿都剪得四分五裂之後,再把你放了。任你露着大腿、露着屁股、哭哭啼啼、嗚嗚咽咽的招搖過市。 穿小褲腳算不上犯罪吧?不能抓人、關人,故爾以剪小褲腳來懲罰。所謂的小褲腳也就是而今的牛仔褲之類的式樣,或者類似牛仔褲之類的褲腳褲腿較小的褲子。小要小到什麼樣才稱之為小?沒有什麼“標準”,他們想剪就剪。你定然驚奇,為什麼牛仔褲都不能穿?沒有為什麼,就是不能穿,不准穿,穿的就剪。你能說那不是愚昧、野蠻、專制的年代嗎? 不久,出了個新的罪名,叫作“奇裝異服”,小褲腳被列入“奇裝異服”之罪。但什麼是“奇裝異服”?怎樣才構成“奇裝異服”?同樣的沒有定義、沒有說明、更沒有標準,當然誰也說不明。於是就有了隨意性。說你是就是。於是我製作的那種美觀、大方、新穎、別致的雙面穿拉鏈卡克衫被定為了“奇裝異服”。被自貢市的某些文革頭頭定為了“奇裝異服”。製作“奇裝異服”的我,屬於予以嚴厲打擊的“現行反革命”對象。 我照作不誤。沒有辦法,滿屋都堆滿了等待製作的咔嘰布,每天都有人來取衣服。我很講信用,再熬到夜深也給人按時取貨。當然製作一件就能收入兩塊錢,有了這錢才能活命。這是最主要之點。我必須照樣的加班加點,不能停歇下來。 有一天一個親戚特意來告訴我。她的兒子在市公安局,昨天,全市公安部門幹部開會,通報了“階級鬥爭的新動向”。我被在全市公安系統大會上公開點名,其罪名是:“右派份子進行階級報復專門製作奇裝異服毒害青少年”。這是彌天大罪,罪可至死的現行反革命罪。我感謝她的通報。但我能怎麼辦呢?我上有老娘、下有妻兒。都得靠這點營生來活命,我能扔下他們不管嗎?我能逃跑嗎? 再一次面臨了我第一次入獄前的抉擇。一九六一年,學校當局要“寬嚴結合”,準備摘去兩個右派分子的帽子,送兩個右派分子去勞動教養。我這個“反黨集團頭子”,又拒不認罪、頑固不化、毫不低頭,理所當然的被當局歸入了殺雞給猴子看的應殺之列。趙德華〔右派老師,民主同盟的盟員〕不知怎麼獲悉了此“情報”,一天下午,很神秘的來到了我們那間右派分子的大寢室。這是他第一次“冒險”光顧此處。趙德華跟大家隨便聊了幾句,悄悄的來把我叫了出去。 我們小心翼翼的走到了僻靜的一處樹林間,如此謹慎小心,我想恐怕有什麼重要的話要通報於我。趙德華怕把我嚇着了,轉彎抹角的最後終於給我以通報他獲悉的“恐怖”消息!我非常的坦然,絲毫沒有什麼詫意的表現。我的坦然反而使得趙德華詫意了,他怕我沒有完全明白他的通報,沒有完全明白我面臨的可怕處境。只得更直接了當的說:“這是絕對可靠的消息,學校當局要送兩個,兩個去勞動教養三年,材料已經上報了,很快就會批下來”我說:“這能怎麼辦呢?逃跑吧!跑到那裡去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當時知道有許多“西北盲流”,因為各種原因而不得不冒着艱難險阻逃亡到大西北、新疆、青海……生存條件極端惡劣艱辛的不毛之地去掙扎求生。但那是一條不歸路啊!我還牽掛着我那老娘呢! 當時我那個反黨集團的一個女右派——王舜中,本來是在一個縣團委工作的幹部,調幹上大學的。在“學制改革”的“幫助整風”的“反黨活動”中很能幹, 右派分子而又身為女性,稀有動物,鶴立雞群,雞立鶴群!那日子實在過得艱難。低頭抬頭都難以躲避群眾那些雪亮的眼睛。無可奈何,終於跑了,跑得機智而勇敢,跑了兩天才被監視她的“革命群眾”發現。也不知道跑去了何方,幾十年迄今杳無音信……祝願她還活着啊!!她還活着嗎?? 人為刀俎,我為魚肉。能怎麼辦呢?我說:“趙老師,太謝謝你了,你是耽着風險來告訴我的,但是你說我能有什麼辦法呢?除了逃跑,我能怎麼辦?可是我不能逃跑啊!我還有一個老娘呢,我逃跑了,失蹤了,我那老娘無依無靠怎麼辦呢?”儘管老娘被判了八年監獄。我當“革命幹部”年間,不得不和她“劃清界限”,但我人性未能泯滅。不能夠喪盡天良,靈魂深處,依然牽掛着老娘!堅持着一個信念:一定要贍養她,一盡孝道。 我當時雖然單身一人,但我不能夠選擇逃跑,唯一的牽掛就是老娘。我雖然可憐得不如一個囚犯!但我依然立下“宏願”——一定要一盡人子之道!這是最起碼的人性!結果只得以蔣委員長的“以不變應萬變”的對策,等待着挨宰。然而即使在等待着挨宰的日子裡,我晚上照樣睡得很香,白天依然若無其事,不摑事!!晚飯以後照樣在那窗台前面等待“阿克西伲婭”優雅的走過來,優雅的走過去…… 近而立之年了。但已是曾經滄海之人。險死而未死好幾回了:在我的記憶中,“死神”造訪予我已經很多次了……我遭遇過許許多多驚險的死裡逃生!時至今日,因為險惡的遭遇,我作過七次大小手術,免不了多次的死裡逃生!我曾經在此書中記錄下那些可怕的死裡逃生,現在又把他刪去了…… 我渴望頑強的活,活着是美好的!但對於死,象我這樣那麼多次險死而未死的人,對於死亡,我還有什麼可懼怕的呢?我覺得許多人都是不怕死的。殺人越貨的強盜把腦袋系在褲腰帶上,叫作亡命之徒;從容就義是生死置之度外;衝鋒陷陣是視死如歸。豪壯、悲壯的死是可嘆的;然而還有那麼多餓死的、冤死的、大難大劫中不明不白的死卻是可悲的!我見過的死亡太多了!象我這樣的右派分子,以及之類各種分子在這些年裡冤死的、餓死的、也實在是太多太多、太多了!象我這樣大難不死之人,死里得生,生、死予我而言已經太淡漠了!一個連死亡都不怕的人也就沒有什麼可以懼怕的了。 只不過死神雖然已經這麼多次的和我打過如此之多的照面,似乎都還能絕處逢生.都還未曾陷入絕境.所以都還未能“慷慨歌燕市……飲刀成一快……”,未能象西楚霸王那樣可以昂然的"寶馬贈亭長,頭顱送故人!!" 在許多年以後一個叫張淑芬的女同學很認真而又很好奇的問我:“在那種種險惡的處境下,想沒想到過自殺?”我回答:“沒有,絕對沒有!!哪怕只有一線生機,也要堅持到底!絕對的堅持到底!”即使某些時候我免不了也有點玩世不恭的味道吧。但對於這樣嚴肅的問題:我認為生命是神聖的!死亡也是神聖的!一個人不應該懼怕死亡,但絕對不能輕生。絕對不能!!我雖然知道已經有許許多多人因為種種原因以死來抗爭。我不能、不願、不想、不敢評價這種死亡。我無權更不忍心去評論這樣勇敢而且神聖的死亡!!因為我知道這些死者生前有過光輝有過堅強有過勇敢!!而他們只剩下了以死抗爭這唯一選擇,可想而知,生的選擇予他們而言艱難到了何等程度? 然而這一回,我將會面臨怎樣的險惡呢?我還能夠絕處逢生嗎?去他娘的,要怎麼樣就怎麼樣吧。活計照樣干,錢照樣收,生活照樣改善。 這兩年,我是真正的孝敬了一下老娘,聊以一盡人子之道!其實也只不過不時買幾斤高價的黑市豬肉,給她個一、二十塊錢,買十來斤黑市高價糧票去看望她一下。能力也就僅此而已。在那人性泯滅的時代悄悄的表現一點人性尚存!因為依然有人罵我是“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因為那時候一般的農民常年豬肉也見不着的!大多饑寒交迫,乾飯也難以吃到的!因此這對於她那處於農村裡的最窮困的生活是非常難得的補償,生存狀況大大的超過了大多數的農民 這個可怕的情報沒有向伍淑華通報,怕她承受不了。只是又買了一台新縫紉機放在她娃兒們住的那個家裡。給了幾個錢叫她存放起來。以防不測,能夠採取的“應變措施”,僅此而已。照樣不磕事,還是蔣委員長的“以不變應萬變”的無奈對策 七十一 瘋狂而殘酷的暴風雨終於來臨了。那是公安局、市管會、稅務局組成的一個專門小組。經過精心策划過的:先來了個“調虎離山”之計,一清早有人來通知我去市管會開會。把十幾家的縫紉單幹戶都一起通知去了,還指定我作組長。布置了一個學習文件,叫我讀了,叫我領導大家討論。當時不知道這是故意安排的“迷魂陣”。 吃過午飯,正在討論。市管會一個人到學習會上來告訴我說:“你家裡說有你的電話,趕快回去接。”這個謊撒得太有點蠢了。那年月的電話非常的稀罕,一般幹部家沒有電話,老百姓更沒有。市里連公用電話也沒有,打電話必須去郵電局裡才有。市級頭頭家裡才有。幾萬十萬分之一的家庭才擁有。誰會給我電話呢?沒有,沒有誰。要抓為什麼不在這裡把我抓起來呢?叫我回去幹什麼?家裡肯定是出了什麼事?對,抄家。一定是抄家。 我一邊走一邊想,肯定無疑是在抄我的家。抄家我到不怕,我那樣的家,還怕你抄?我只擔心那些野蠻的抄家,會嚇倒老婆和孩子。他們什麼世面也沒有見過。孩子才幾歲,漢子作事漢子當,我只想趕快回去承擔那一切野蠻的壓力。 從市管會到家有二十多分鐘的路。我判斷一定有人尾隨,便加快了步伐,頭也不回一直往前走。當我走到原來“下牌坊”的舊址旁邊,光大街那大街上的時候。距離我家還有三四百米遠近,只聽見大喇叭不停的呼叫,成千上萬的人把大街壓斷了。 我那小窩在光大街大街的坎上。坎高有十多米,有條之字形的石梯坎往上走,那梯坎有二十多梯,石梯坎上布滿了警察,不讓人群再往上面擠。那小壩周圍也已經站滿了幾百人,引頸踮起腳尖在向着小壩中間觀看,像一群伸長着頸項的鐵甲鵝盯着小壩子中心。一些警察站在小壩子四周不讓圍觀的人再往前面擠…… 我走進那壓斷街的密密匝匝的人群中,我一邊往前擠,一邊擠一邊喊:“請讓,請讓……”遠遠的就聽見人群中在大聲嚷嚷:“抓美國特務囉!!”因為當年“製造”在老百姓的概念中,美國特務是窮極惡青面獠牙的吃人生番,如此大的陣仗必然是抓美國特務! 有認得我的人在人群里說:“就是他,就是他……”有人說:“抄了十幾支槍!還有金條……曾魯的兒……抄曾魯家的時候還抄出了電台……美國特務……還有秘密文件……” 這些說法,其原因有二、一是看見抄家聲勢如此之大,如臨大敵的陣勢,萬人空巷,肯定非同小可,美國特務之類乃據此現象臆造、想象而來。二是這些壓斷街的人,上不了坎,想知道坎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從坎上傳下來的一言半語之中,驚訝嘆息之中,去猜測加上想象,不由得說說道道而來。 我終於擠上了坎,小壩子上邊已經堆滿了亂七八糟的各種物件,那準備製作卡克衫的一百多段咔嘰布堆了幾大堆。縫紉機放在那黃角樹下面,一個市管會的頭頭叫宋什麼的人,借了一張凳坐在那縫紉機前在作登記。果然有十多支槍放在那小壩子中央,不過那都是些年輕娃兒們送給曾焰的玩具槍而已。還有一架軍用小吉普車,當然也是兒童玩具車,那年月,兒童玩具十分稀罕,能夠有一支玩具槍已經很不易了,而今竟堆積了這麼十幾支一大堆,自然十分使人驚訝,比資本主義還要嚇人,其實這些玩具槍一支也不是我賣的.全是來作衣服的年輕人從重慶、成都……來找我作衣服時候,送給曾焰的,因為知道我很金貴這個兒子,乃聯絡感情之物也。 對於那一百多段布,那頭頭登記不下去,所以叫我趕快回來。本來他滿以為每一段布料中定然夾有一張紙條寫着姓名、尺碼等等“私製發票”之類。〔抓着私自製的發票之類,那是重罰的罪名。〕然而打開一看,什麼也沒有,他大惑不解,不知道該怎麼登記。那頭頭問我:“這些布幹什麼用啊?”“作衣服啊”。“這些布誰是誰的阿?作什麼阿?什麼時候取活?你憑什麼?”我說:“憑記憶”。他說:“記憶,你記得那麼多嗎?你少說也作了幾千件嗎……你沒有搞錯過?”我說:“從來沒有,一次也沒錯過” 這幾年確實是如此,從來沒有使用過什麼條子之類。幾千件往來全憑記憶。當然在那每段布上面還是用“畫粉”畫上尺碼、符號之類他人不知所云的“天書”。來作衣服的娃兒們從來不向我索取什麼憑證,我也從來不給。可從來沒有任何人來冒領過。確實從未出過任何一次差錯。一是我的記憶力實在不錯。二是年輕娃兒們絕大多數人性為本,狗性的極少。曾經發生過,但逃不出我的精明。往來已成“君子之交”。他們對我客客氣氣我對他們和和氣氣,相互尊重,要想得到一件高質量的稱心衣服,能對曾師傅不尊重嗎? 那頭頭無奈但又必須登記。他說:“這麼多布怎麼登記呢?”我說:“那是你的事”他無奈,便叫人數多少段……數了好一陣子,又叫我數。我說:“我不用數,數了也沒有用,有用嗎?” 他又登記那些玩具汽車、玩具槍、小人書……之類。我說,“這些你也要嗎?”那頭頭怒視了我一眼,狠狠的說:“你放老實點,誰要?這些都是贓物。”我心平氣和的說:“娃兒的東西怎麼也是贓物?”他有點老羞成怒,吼一聲:“你還這麼囂張。” 這時候他看見我手上帶着那塊金表,那頭頭對我吼一聲。“把表取下來。”我說:“這塊表是我在涼山剿匪負傷住院買的,算是革命流血的紀念,一直就沒有取下來過,你也要?”他又吼道:“取下來。”旁邊一個警察兇狠狠的站過來吼道:“快取,取不取?” 我心裡想,他媽的,真是土匪!當然只敢於“腹誹”了。誰還敢於還嘴,橫眉冷對說不定也會賞賜你一拳頭。那警察又吼叫,我慢條斯理的取下了那塊在任何艱難困苦之下都沒有喪失過的紀念之物。就這樣,這紀念之物被無理的吃了!! 折騰了幾個鐘頭,圍觀的人還是那麼多那麼耐心的堅持着在欣賞這場抄家的鬧劇。最後,一群警察把全部抄家之物抬下坎,抬上了早已停在下面的一輛大卡車上。一個警察叫我“你也上去”。我說:“去那裡?”警察說:“去就知道了”。 隨意抄家、誰意抓人、無法無天、文化大革命年代就是如此專制、野蠻。難道還不是嗎?我被弄上那汽車掛牌遊街,弄到十字口〔那時候叫英雄口,專門鬥爭、示眾的地方〕去示眾,示眾之後又弄上汽車在全市大街繞行,大喇叭開道抓着了一個“現行反革命”……然後被莫名其妙的關進了涼水井 ---------------------------------------------- 遊街示眾祭 ——六十年來 毛澤東統治時期,“運動”頻仍。每次“運動”中都要抓出5%的“異類”、“階級敵人”打入“另冊”。首先被鬥爭。其中不少逃不脫遊街示眾的懲罰。1970年“一打三反”,我被遊街示眾 打馬遊街是狀元 高帽遊街新了鮮 國家主席可示眾 元帥將軍高帽軒 多少英雄被遊街 多少人傑遭示眾 繩捆索綁如畜牲 蓬頭垢面血朦朦 汽車隆隆廣播喧 招搖過市一生番 人格掃地已非人 尊嚴踐踏賤泥丸 今日遊街吐人沫 明日遊街任人唾 階級鬥爭已非人 人人相鬥盡渾濁 人獸混雜幾十年 道德倫理顛復顛 人性人權無從覓 莽莽神州聲咽咽 關在這裡面的,有百多人,絕大多數都是偷、模、扒、竊之徒,而其中又不少是上山下鄉的“知青”。 到了一九七零年,毛澤東利用青年學生去為他製造“天下大亂”,打頭陣的差事已經完成任務了。這些處於青春躁動期的,易於衝動,而一衝動就瘋狂就難以控制的群體。已經成了“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一堆堆的“火藥筒”。 大學全部掃地出門。全國的大學裡面沒有留下一個學生。這些中學、大學的“紅衛兵”在陣陣血與火的“打、砸、搶”的瘋狂之後。大多數落得個相同的命運――上山下鄉,灰頭土臉。 若干年之後當他們回首往事,感嘆嗤嗟:“我們的罪惡是無知!”的真理醒悟的時候。才開始明白那場惡夢給他們留下來多少的悔恨和傷痛! 城市裡擁塞了千百萬計的高、初中畢業或沒畢業的學生。無所事事。二十歲上下,又經過了“打、砸、槍”、“大串聯”、“奪權鬥爭”、“經風雨、見世面”等等真刀、真槍、見紅、見血的百般操煉。既失學又無業,“飄”在這世上,生計難求,還得靠父母養活。父母自然就得給以一些管束、約束之類。然而革命造反、胡作非為慣了的“當代英雄”們,他們的思維、理念已經被“革命造反”“薰陶”得畸形了的、為所欲為的這些“刺兒頭”,還會受這些管束、約束嗎?當然不能。面對如此形勢能順心嗎?當然不能。煩躁、鬱悶、不滿、壓抑的結果。使得這些年輕族完全就是一些火藥筒,隨時都會爆炸! 加上全國全面工業凋敝,大小城市失業人口眾多,實在無法把這些火藥筒留在城市裡面。為了消除這些潛在的巨大危險因素。只得採用了強制移民的辦法。“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全部趕去“修地球”! 古往今來一切移民都是強制性的。一切天花亂墜的胡說八道的謊言都是短暫的!毛澤東來了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千家萬戶凡是有知識青年呆在家裡的,一般的老百姓家庭沒有誰得以躲得過。當年,全國有多達三千萬名的城市知識青年以強制移民的辦法往農村壓。目的是為了減輕城市負擔。然而把這些人攆到農村去又會怎麼樣呢?當然管不了那麼多了。顧此失彼也好,“挖卻心頭肉,補得眼前瘡”也好,都是無可奈何的無法之法,三千萬知識青年只能說是小老百姓們自己的心頭肉。應該說是挖卻別人的心頭肉,來補得毛澤東自己的眼前瘡了。這是毛澤東慣用的手段。 要問有多少知識青年是“自願”丟掉城市裡的糧食、戶口“上山下鄉”去的?百分之九十還是百分之一?胡塗帳!其實也一目了然!!當時報紙上說:響應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偉大號召,知識青年都是“自願”“上山下鄉”去的。不過那些“悲壯”的歡送場面,送行的父母被送的兒女一起嚎啕痛哭,呼天嗆地天昏地暗,生離死別難捨難分,曾經此情此景,當年上山下鄉去過的人,而今五十多歲吧,定然記憶猶新的吧!種種花樣翻新的“動員”手段,逼得你沒法不就範,不得不“主動”的去“自願”下掉那寶貴的城市裡的糧食、戶口。 被迫的強制移民,折散了幾千萬個悲慘的家庭,留下了無盡悲愴的記憶!!那時候還流傳了一些“揪心”的知青自創的歌曲,象重慶知青創作的:“我站在枇杷山上,兩眼淚汪汪,長江嘉陵江,什麼時候才能回到你身旁?什麼時候才能重見我的爹娘?……”因其哀婉纏綿,四處傳唱,自貢市的知青中很多人唱,有的人改詞:“我站在天池山上……”“我站在富台山上……”以之“長歌以代泣”…… 其實有點歷史知識的人都知道,從古至今所有的“移民”都是強制性的。窮家難捨,故土難離!落葉歸根,這是中國人的民族情懷! 伍淑華的三子、四子只初中畢業,也“上山下鄉”了。沒法不去。小老百姓誰也無法躲得過去。“上山下鄉”的是非功過已經不少人評述過了。以下只就被弄進到涼水井這旮旯里來的這些“當代英雄”“落草”而成為了“好漢”的與我的糾葛有些回憶而已 七十二 我被塞進去已經天黑了,押解我的警察把我交給裡面的一個警察。裡面那警察便搜身,身上有好幾十塊錢,搜去了,一切搜光,還有一包沒有抽完的好煙。那兩年因為作這種雙面穿拉鏈卡克衫,能找錢,便買些黑市上的好煙來抽。我又渴又餓。跟那警察討吃的,沒有,要點水喝,沒有,渴着、餓着被關進了牢房。 近百人關在一間三、四十平方米的大屋裡,左、右兩排大鋪,上、下兩層密密匝匝的擠塞着這近百人。那警察胡亂指了個旮旯叫我擠進去。又渴又餓,加上滿屋裡污濁惡臭的令人發嘔的尿臭、汗臭、潮濕、缺氧令人窒息的難賴!今夜無眠! 此情此景,回顧總是較易招來的。二十歲那年當市團委宣傳部長,三十歲那年以“拒不認罪,拒不接受改造”,實乃“莫須有”的罪名,被重慶師範學院判了勞動教養解送到了成都監獄。今年四十歲卻以謀求生存,為了不至於被餓死,為了生存權而掙扎,辛辛苦苦、規規矩矩的自食其力的干勞動,而竟莫名其妙的連個“莫須有”的罪名也沒有,被塞進了這不明不白的地方。 然而,人還活着,亦算是幸運啦!我知道好些個右派分子都已經因各種各樣的不堪而斃命。比如重慶市民主同盟的頭頭蘇軍、李康,自以為經過殘酷勞動改造,已經脫胎換骨,可以重新走向“光明大道”。殊不知竟鬱悶而逝。比如重慶師院的周邦式,文化大革命一來,首當其衝,被抓作“死老虎”鬥爭,其實當時周邦式已經古稀之年,規規矩矩、文質彬彬,只因為當過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宣傳部長,被鬥爭的時候也很“老實”,低頭認罪、毫無抗拒之類行為。造反派不管那麼多,橫不說順不說,一棒打來,腦漿迸地,當場喪命!象我這樣的“反黨集團頭子”,被視為“倨傲不馴”、“民忿極大”的“死老虎”,若還在重慶師院那學校里接受“監督勞動改造”的話。文化大革命一來,首先要打“死老虎”,我肯定是挨打的第一批甚至是第一個“死老虎”。而今,“野蠻”的文化大革命期間,我這樣本性難移的人,同樣是絕對不會“低頭”的。“竟敢如此囂張”,定然少不了的是大棒伺候。打斷腿、打斷手、打得腦漿遍地,有如周邦式的下場,完全都是可能的,絕對是可能的。 那時候在區醫院的女右派分子陳培珠從北京上訪回來講的那些情況,也多有些“赫人聽聞”。陳的父親是國民黨的將軍,在雲南參加起義後,被作為起義將領對待。後來不知道什麼原因又被槍斃了。當時陳尚在貴陽醫學院讀大學,被視為反革命子女,受此株連被打成了右派分子。真是“在劫者難逃”。陳培珠只為自已的冤屈去上訪。 文化大革命時候,到中央文革去上訪的人成千上萬。對於來上訪的這些數以萬計之眾,設立了三個接待站。到每個接待站上訪的人那隊伍都有三、五里長。那接待站里擺放了不同的信封。有“江青收”的、“康生收”的、“王力收”的……等等。送交材料的人太多,白天交不上,晚上就和衣倒臥在大街上,餐風宿露,像乞丐討吃的一樣排隊一步一步的往前挪動……如此三、五天輪子也難排到頭, 那等困窘艱難忍飢挨餓與而今的“上訪村”相較,也還算“平安無事”。還沒有人來把你押回原籍或被誣為“精神病”而關進大牢。 當時上訪的大多是右派分子和右傾機會主義份子。某些省搞“淨化”人口,竟把全部右派分子連同右派分子的家屬子女一竿子掃,全部一起下掉了城市的糧食、戶口,攆下農村去監督勞動改造。真是株連九族!當然比較大興、道縣那種“淨化人口”——男女老少全部殺光,也算還留着一條性命。 全家被攆到農村的當然難以掙扎,於是那些冤死的、餓死的、被打死的、還有象夾邊溝右派分子集中營集體的被活活餓死的這些人的家屬……這些數以十萬計的家屬們都去找中央文革求得申冤。當然是找錯了門。幾十萬封“申訴材料”完全石沉大海。“中央文革”會給你右派份子伸冤?儘管“中央文革”不予理睬,然而這是一種抗爭!一種抗爭的手段!表達了對於千百萬冤魂的冤屈的呼喚和吶喊! 當時陳培珠叫我去我就不去,我說我是已經摘了右派分子帽子的。她說你摘跟沒摘有多少區別?我說去也沒用,他們是不會管的,不幸而言中。 各個“單位”的造反派在文革開始的時候,無一例外,都以打“死老虎”開場。地、富、反、壞、右都是“死老虎”。距離我那裡不遠的紅旗鹽廠,也就是我給他們製作紅旗的那個“毛澤東主義 風雷激 革命造反兵團”的造反派們。就給紅旗鹽廠所轄的全部“死老虎”們專門製作了吊牌,每人一塊。那吊牌有一米長、半米寬。吊牌上面寫着大大的字:什麼份子某某某。用鐵絲把那十多斤重的木牌,吊在頸子上懸掛在胸前。那鐵絲勒進了肉里,鮮血直流。早上全部跪在紅旗鹽廠廠門前,向來造反的”造反英雄們”“請罪”。晚上五點又一溜煙的跪在紅旗鹽廠廠門前,向造反凱旋而去的”造反英雄們”“請罪”。”造反英雄”就是如此威風,有的還會順帶給“死老虎”一點顏色看看。凡有大會、鬥爭會之類。“死老虎”們都得掛上吊牌跪在台前去請罪、去陪宰。“死老虎”們凡是走出廠門,走上大街都必須掛着大吊牌招搖過市。 他娘的。我有幸沒有在“單位”,故爾有幸沒有玩過這些“胖格”。也有不少象我這樣流落江湖的,掙扎在這社會最底層的。因為無能掙扎而饑寒交迫含恨死去的也不少:認識一個姓朱的工程師,生計無門,去了街道運輸隊。這街道運輸隊裡大多數都是“死老虎”:“五類份子”、勞改勞教放出來的、被管制的……被稱為“牛、鬼、蛇、神收容所”。全都是些廉價的苦力的幹活。朱右派乃讀書人本是羸弱之軀難勝挑抬的幹活,沒掙扎幾年,也就嗚呼哀哉了!被弄到農村去的右派分子們,年老的、體衰的、無能掙扎,填不飽肚皮,因飢餓而嗚呼哀哉的太多太多。在餓死四千萬人的災難面前,右派份子是最沒有抵禦能力的群體。 小至這等億萬之眾的芸芸眾生可以被視之有如草芥,而大至有如賀龍、陳毅、彭德懷……這等曾經叱咤風雲的十大元帥可以被鬥爭、被屈辱、被囚禁、被逼死……國家主席劉少奇可以被冤死……大文豪老舍等等可以被匍匐在地上任打屁股!逼得跳太平湖自殺,傅雷夫婦可以被逼得雙雙自盡含恨而逝…… 難怪諸葛亮要躲在隆中去“苟全性命於亂世”了!那麼多的高官虎將草民是企求“苟全性命於亂世”而不可得! 而我有幸沒有在“單位”,有幸沒有留在監獄,有幸沒有陷在集中營,雖然流落江湖,然而沒死,雖然受盡了饑寒交迫的折磨,總得以“苟全性命於亂世”還頑強的活着,實在僥倖!我想起了俄國列夫。托爾斯基的名言:“生命的全部意義在於活着!!”能夠奮力掙扎、不懈鬥爭、頑強的在險惡的處境之中去尋求生存,去解讀生命的意義。這樣的活着,就賦予生命以偉大的價值!死了,全部意義,全部價值也都化為烏有! “咬定青山不放鬆,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鄭燮要把他的竹,立根於那岩壁的破縫之中,既無泥土的滋養又乏水分的沁潤,還有電閃雷鳴的攻擊,東西南北風的掃蕩。鄭燮還狠心的叫她要“咬定青山不放鬆!!”這是他理想的生命的偉大意義!!生存的美的崇高境界! 俄國車爾尼雪夫斯基給“美”的界定是“生活就是美!!”,象我這樣淪落於人間底層,如此潦倒困窘的生活也是美嗎?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掙扎鬥爭不屈不撓是人性堅勁的美!勞動奮鬥安貧自立是人格高尚的美!自尊自重不卑不亢是人性人格光輝的美!。 我必須頑強的活下去,不能夠不明不白的被這些文革頭頭冤死,我既無法象諸葛亮那樣的”躲進隆中”,我就只能也必須不屈不撓韌性戰鬥下去。不能坐以待斃。我必須像貝多芬那樣去“遏住命運的咽喉!!” 每天早晨七點,被關押的這一百多號囚徒,全部被趕到坎下一個小壩子去排隊跑步。要跑上半個鐘頭,然後才給早飯吃。很清的一碗稀飯和一盤老葉子“菜”,八個人蹲一圈,自己分着吃。三頓都是如此,犬彘之食啊!都叫餓,飢餓難忍,被囚禁在那“大牆”之內,難忍也只能忍,給你吊着命呢。 大半都是知青,上山下鄉去了,活不下去,跑回了城裡來。生活無着,便干起了偷、模、扒、竊的勾當。於是有了邦、便有了頭、便有了掌紅吃黑的地頭蛇……一個叫汪癩殼的知青,在當時的扒手群中頗“知名”。文化大革命那年月,大街上天天發生的新鮮事頗多,經常都有群伙擁擁擠擠看熱鬧的時候。遇到這種場景,汪癩殼一擠進熱鬧擁擠的人群,一霎間就能掏走一、二十個包,一邊扒一邊摳出心〔錢〕,扔掉皮〔錢包〕,熱鬧還沒有完,汪癩殼已經滿載而溜也!還有好幾十個扒道中仔,他們全認識我。因為不少在我那裡作過卡克衫。以前只知道他們是知青,還不知道乃此道中人。還不知道他們殺人越貨的兇狠歹毒。因為此前這些人來和我打交道的時候,都從來是客客氣氣彬彬有禮的。 那時候的常規,凡國慶節、元旦、春節之前,都得大抓一批偷、模、扒、竊,殺人放火之徒。在節日前夕來個殺、關、管,威懾一下以儆效尤。所以汪癩殼之流被抓了一大堆進來。 我被塞進去了一個多月,根本就沒有人來過問,真乃度日如年。有天,我問汪癩殼:“要關好久?怎麼問也沒人問?”汪癩殼說:‘你才來好久啊,在這裡“泡”一年半載的都有!’把人關在這裡,不聞不問叫作“泡”,其實質就是“非法拘禁”,而時間無限,想“泡”你多久就多久,我說:‘我怎麼招得住“泡”啊?難道就只能任他“泡”下去?’汪癩殼說:‘聽那些仔兒說,你是大案囉,是“一打三反”運動抓的“現行反革命”典型,不好生這個國慶節怕跑不脫〔意思是要挨槍斃〕。’過了一會,汪癩殼又好心的悄悄的給我說.你該考慮嚇"後事",娃兒[年輕人]們都在說,你這回怕是死定了!!因為那年代以莫須有罪名殺人,根本不算一回事.更何況我這個右派分子.即使草菅人命也無人會為之叫一聲冤枉的。我說:“難道他們問都不問一下。”汪癩殼說:“問還是要問的,你到底是啥子問題……哎,不問不問,說是抄家還抄了槍?”我說:“娃兒耍的玩具槍……”汪癩殼說:‘你會寫,你不如“主動交待”,你自己先寫上去,如果有人看……你看現在抓了好多嗎,他們連問都搞不贏,誰知道什麼時候才輪得到來審問你呢。你寫個材料還有可能把輪子排上去……’ 我想,汪癩殼說的不失為唯一的辦法。但是該怎麼寫呢?考慮再三,我決定以攻為守。以政策為“武器”,作過幾年黨委政策研究員的我,相信只有利用政策作為向他們進行鬥爭的有力武器,以政策的力量去向他們據理力爭。必須要駁倒那個莫須有的“右派份子製作奇裝異服腐蝕青少年”的“現行反革命”的莫須有的大罪名。當然關鍵之點又是必須駁倒所謂的“奇裝異服”。我必須拉虎皮作大旗。 我的“交待”,大致如下: 一,毛主席最高指示,共產黨實行給出路的政策,我老老實實勞動,尋求生活出路,正是聽毛主席的話,去尋求生活出路,正是按照最高指示辦事。 二、我作的雙面穿拉鏈卡克衫,是按照上海服裝研究設計所研究設計的,由上海國營百貨公司製作的,而且在全國大城市,包括首都北京的國營百貨公司售出的。因此絕對不是什麼奇裝異服。如果是奇裝異服,國家能容許製作?容許出售嗎?自貢市百貨公司最近也出售過,如果是奇裝異服他們能出售嗎? 三、自貢市的國營服裝店,最近派了一些很有手藝的師傅去上海,專門去學作這種雙面穿拉鏈卡克衫。如果是奇裝異服,他們還會專門派人去學習製作嗎?因此,把這種雙面穿拉鏈卡克衫說是什麼奇裝異服是絕對沒有根據的。 四、我到底犯了什麼法?犯了什麼罪?從一九六三年摘掉右派份子帽子回鄉近十年以來,我一直奉公守法,絕無任何作奸犯科之舉,一直在努力的自食其力,爭取作個好公民,對待我這樣規規矩矩老實勞動自食其力的人。毛主席最高指示: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所以請求調查清楚,按照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辦事。 我這四條理由,既是絕對真實的客觀事實。而且又有相當的政策高度。稍微有點理性的人不能不去認真對待的。當然還得看在那樣一個角落裡是不是還存在有理性的人。 這材料交上去又一個多月了,依然毫無響動。冬天寒冷,我傷口發痛。有天早晨叫起來跑步,我實在起不來。汪癩殼叫我快起來,我說:“傷口痛,起不來”。汪癩殼說:“那你就不要起來,我去給你請假”。早跑以後,汪癩殼又來說:“你睡在這裡,不要起來,我去給你端飯”。他端來了一碗稀飯,又說:“我去給你請了假,叫他們派人送你去醫院看病,不要說你那是傷,一般的病都要送醫院去看……”汪癩殼這樣的人,不少都學會了利用政策進行合法鬥爭的手段。果然午飯以後,汪癩殼幾個人被叫去了。不多一會,把我扶了出去。下面有一架“架架車”,叫我躺到那“架架車”上面去,汪癩殼幾個仔兒拉着“架架車”,由一個警察押着,把我拉去到了馬衝口的二醫院。看了病,又用“架架車”把我拉回來,已經天黑了。 到了夜間,所有的囚徒都睡了,汪癩殼悄悄的過來,塞給我一個糖餅。在那種地方,整日整夜飢餓難忍,這麼一個珍貴的糖餅真是賽過了山珍海味!過了兩天,汪癩殼又去請假,又由一個警察押着,幾個仔兒拉着我躺在“架架車”上面,又去二醫院看病,晚上汪癩殼又悄悄的塞給我一個糖餅。 我有了點感覺,汪癩殼他們為什麼這麼積極的要拉我出去看病,一出去就是他們的天下,他們總有辦法躲過那警察的眼睛,去施展他們高超的伎倆。 我不知道該如何是好,我裝作什麼也不知道,我不想道破,我知道我無法阻止他們,但我這病還繼續看下去嗎? 春節快到了,警察人手不夠,一去看病就得半天,他們也厭煩了。有一天,一個警察來叫我說:“所長叫你去”。我去到了辦公室,一個穿着藍色毛服的中年人,看上去五十來歲,不象一般的警察。問了我幾句話,語言比較和氣。我想,可能就是汪癩殼說的楊青山了。 楊青山本來是自貢市檢察院的市檢察長,現在砸爛公、檢、法,造反派把他貶到這個什麼所里來當所長的。我把負傷情況,目前狀況簡單說了一下。楊青山沉默着。我說:“我把傷口給,請你檢查一下?”楊青山微微點了點頭。我便脫下褲子,長長的幾條傷口明顯的裸露在肚皮上面。楊青山審視了片刻,示意叫我穿上去。我慢慢的穿著褲子,彎着腰。 楊青山說:“你先回去治病,啊!”我用疑問的目光望着楊青山,有點不明白他的意思。我問:“你是楊檢察長?”楊青山說:“你回家裡去治治病,啊!”我說:“什麼時候呢?”楊青山說:“現在就可以走。”我說:“我還有床被子”。楊青山說:“去拿吧”就這樣又把我放了。那些仔兒不無驚訝,不是說是“現行反革命”大案嗎?要挨槍斃的麼!么子這麼便宜的就放了呢?驚訝之餘,都露着笑臉輕輕搖搖手向我致意。 當時,被抓進那個地方去的,有這麼一句話:“風都吹得進來,雷都打不出去!”這麼便宜的把我放了。他們當然驚訝。我自然心中也不無詫異,我想我那篇“交待”材料,可能起了作用。循規蹈矩的憑着製作衣服的勞動來謀求生存,到底何罪之有?連謀求生存的生存權也被踐踏得無有苟延之餘地嗎?楊青山到底是市檢察長,屬於還有點理性的人。雖然被造反派擠兌下來了,理性還沒有被完全埋葬…… “軟”鬥爭的結果,我又一次爭得了苟延殘喘去謀求生存的權力! 回到家裡小門還鎖着,後來才聽說,即使這麼一間房不象房屋不象屋的,比貧民窟更貧民窟的八平方米小旮旯,當我被抓進去這三個多月的時間裡,“革命群眾”都認為我是“死定了!”不槍斃至少也是“勞改”,肯定再也不能回來的了。所以已經有不少的人覬覦於它。而且還向那狗送去煙票、酒票之類,去討好請求那狗幫忙把那小旮旯弄到手。那狗竟然去房管局幫之類覬覦者作工作。房管局的不同意,始未能易主。艱艱難難寒寒涔涔的又過了一個春節,從涼水井被放回來一晃兩個月了,沒有人來過問,沒有人來管...... 被抄家拿走的全部物件。當然主要的是那一百多段咔嘰布。據說我被關的時候,那些娃兒們天天去找市管會、找公安局的那些人鬧。娃兒們鬧得無法,怕“影響不好”,幾經研究才決定退還給那些來作衣服的年輕人。但每段布料上沒法分辯誰是誰的,所以只得叫我自己去發。一百多仔兒等在那裡。市管會那性宋的頭頭先講話,然後叫娃兒們對我的“罪惡”進行批判鬥爭。竟沒有一個人發言。那頭頭說:“不批判鬥爭今天就不發了!”依然沒有一個人發言。那頭頭老羞成怒走了,娃兒們哄嚷起來,另一個下屬的,說聲不許鬧,等一下,跑出去又跑回來。叫我,發!我拿一段布,問一聲,誰的?下面的娃兒都在審視,有人說,我的,我一打量,認識的,眼熟的,立即給了,眼生的,便問一兩句,我憑記憶、回憶、判斷便給了。不多時候,那一百多段布,一百多個人,打發得清清楚楚的,散了,頗有點龐士元的遺風! 最重要的是我的縫紉機,我還得依靠它去謀求生存。我那塊金表革命生涯的念記。還有那十幾支槍。憑什麼抓我?你們不找我,我得找你們。我找得他們厭煩了,我要吃飯。韌性戰鬥,天天找……找得他不得不把縫紉機發還給了我。那塊金表呢?說是偷稅漏稅得罰。用那塊金表抵稅,就這樣,那塊金表不明不白的被吃了。我還有那些書呢?那十幾支槍呢?你有完沒完?等待處理!你的問題還沒完!其實,也就這麼完了,不明不白把我抓了進去,又不明不白的把我放了出來,還不明不白的把我那塊金表“吃”了。就是這樣的黑暗,就是這樣的混蛋,還有什麼人權可言呢? 不久,把郭家坳街五、七個縫紉單幹戶集合起來新成立了個郭家坳街縫紉第四門市部。沒幹幾個月,解散了。但依然不容許你去單幹,便分別分到了一、二、三門市部。我被分到第三門市部作裁工。開始了又一段摘帽右派的傳奇生涯! 人格檔案: 文化大革命期間以所謂“革命的名義”,肆意的踐踏人權。是那個歲月習以為常的事情。隨意抓人。隨意關人。你還能夠享有人權,維護人格嗎?我躲在那樣一個旮旯里企求“與世無爭”。不參與世間的紛爭,企求“苟全性命於亂世”。然而“紛爭”卻要來找你。最終也躲不過那法西斯的魔爪,並險些遭到“現行反革命”的冤殺。那樣險惡的現實。維護人格、維護人權只能夠是一廂情願的事情!隨時都會被撲滅的! 七十三 先前是有年輕娃兒送了我一本上海的油印的有關服裝裁剪的“資料”。後來買到了一本《服裝裁剪法》之類的書。當年之類書籍很少也很稀罕。是第一次開始出版的。 學手藝,老百性叫一通百通,也就是觸類旁通。無師自通是沒有的。 因為有了這麼一本書算是有了“入門”的一塊磚了!全憑了這塊“入門磚”,才能夠去捏穩這隻飯碗!當年要想去拜師是絕對無門的!沒有誰敢於收我這樣的徒弟! 作裁工必須負責門市部的全部裁剪。必須什麼服裝都得會裁——男、女、老、少、春、夏、秋、冬的必須一切都會。幸好得到了這麼一本服裝裁剪法。刻苦的把各種式樣的裁剪公式都熟背如流。沒有幾個月我已經駕輕就熟,而且不斷的有所更新。 比如毛服,一般的傳統的以窄腰、撒擺為基調,年輕人大多不喜歡這種式樣,“老譜譜”的看厭了。多次的不斷的探索中我改之為寬肩、窄擺、腰折稍放而不統。整體造型成一倒三角形,再加上一個薄墊肩,整體造型已近於西服。然而,解放以後幾十年間,大陸一直沒有人敢於穿西服。在“毛澤東時代”被認為只有洋鬼子和賣國賊才穿西服。所以在那幾十年間,西服在中國大陸完全絕跡.文化大革命完蛋以後。胡耀邦上台當上了中共中央總書記,第一次穿着西服在電視上亮相之際,不少人都瞪大眼睛,大為驚訝。以後趙紫陽等等中央的大人物一個個都穿上西服出來亮相了,才有人敢於步其後塵。漸漸的從大官到小吏都穿了,才流行到了小老百姓身上。 中國的小老百性就是這麼乖!這麼規矩!因為不乖,不規矩就會給自己帶來災禍。 毛澤東時代幾十年間的中國老百性無論衣、食、住、行一切思想、行為都是遵循着給予你的模式去亦步亦趨。工、農、兵、學、商,一律穿毛服,老少咸宜。自覺自愿的守着規矩,沒有誰想要去犯規,也沒有誰敢去犯規。 那時候如果有如今日之裸背、坦胸、露着大腿、肚臍眼,怕是被作為妖孽抓來砍了腦袋瓜兒了。女人必須包裹成“口袋”、“鋪蓋卷”,那是三十年河東的自由。女人可以“裸背、坦胸、露大腿、肚臍眼”這是三十年河西的自由。 有了胡耀邦的“敢為人先”穿西服,自此以後,才漸漸的多起來,以至於泛濫成災,賣不出去,大量積壓,廉價處理,這就是“中國式”的災難模式! 我小動手腳的當時,還根本無人敢穿西服,我也絕非經意去仿效西服,當然更不敢“敢為人先”,只不過是“信手拈來”,有點“不謀而合”吧了。其實毛服也是仿效西服變化而來的。那是孫中山鬧革命的時候,為了取代長袍馬褂,把西服簡化了,變化了一下,基本架構還是一格的。到了七十年代初期,一些有關國計民生的工業得以恢復,於是開始生產出了些藍色滌咔、灰色滌咔之類,雖然產量不多,但自貢市間或也有點賣的。一賣就搶購,搶購到了手,當然很珍視,便想作一件較為理想如意的服裝。有的年輕娃兒以這種滌咔在我那小店作成我這種造型的毛服。穿在身上顯得更加魁梧、雄偉、挺拔,倒三角型突出了男性美,與傳統毛服式樣相較,頗有判若兩人之感。穿在身上就是廣告,當時禁錮依然很嚴,然而如此小動手腳,略為變動,局內人局外人都難以朴捉此中奧妙。只道是大學生裁縫手藝不同凡響。近道遠道慕名而來。以前那些年輕娃兒、機關幹部、醫生……都來了。大學生裁縫臭名昭著也聲名遠播。 同時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我“三令五申”:給全體人員來了個“約法三章”:一定要把“活路”作好。一定不容許粗製濫造。一般老百姓人家來作一件衣服比修一座房子還艱難啊!〔當年老百姓的口頭禪〕。那年月一人一年只發給你兩、三尺布票,幾個人一年的布票才能夠作一件上衣,作一件衣服得“口中省腹中挪”,何況而今買一段好布料多麼的不容易,所以絕對不能糟蹋了顧主的東西啊!我精益求精,也要求群體精益求精,確確實實就堅持這麼幹。結果,這家本來不入流的街道工業,而今三門市部雄起來了:以前全店一個月營業額只有四五百塊錢,而今翻了一翻。月月上千。春節前那兩個月,再翻一翻,上了兩千。以前遠遠落後於一、二門市部,現在把它們甩在了老後面去了。以前沒有“活路”,大家只能坐倒耍。而今“活路”塞滿了每個縫紉工的箱子!春節前。三門市部的人們全部都得加班加點的幹活到深夜,竟有的通宵達旦的幹過不停……三門市部夜夜燈燭輝煌,從未有過的繁榮。當時是計件工資,多勞多得,與之同步而來的,當然是每個人的工資收入大大的增加了。我基本上掌握了此一謀生之道,以後幾年也就在此以之謀生。 “殺”出來的生存權!!憑着這點“手藝”去換一碗飯來吃啊!不時總有些“推陳出新”,當時禁錮依然很嚴,然而年輕人愛美之心,追求美,追求新穎的勇敢是禁錮不了的。在這裡幹了幾年,一直干到“落實”政策,才“放下屠刀”,“洗手不干”了。之所以決心“洗手不干”,是因為那樣的歲月給自己留下了太多的辛酸,那是落魄無奈謀求生存的不得已而為之的“窮途末路”之舉。不干就會餓死人呢! 七十四 這幾年交了幾個知心朋友,不多,但很難得。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這些知心朋友中,李石鋒是一個。李石鋒是個傳奇人物,比我年長十五歲,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便和我八叔曾也魯開始交往。和我算是忘年交吧。 我出生的前一年,一九三零年,十四歲的李石鋒支身一人自貢市來到了北平就讀於文治中學。一九三二年李石鋒和劉盛亞,張天授三人在北平一起合辦了文藝旬刊《菡萏》和《蓓蕾出版社》,先後在北平出版了黃現璠的《宋代太學生運動》、英國。大仲馬的《金錢問題》、衝突的《徊》等,此時李石鋒尚不足十六歲。 一九三四年。快十八歲的李石鋒考入北平國民學院文學系。次年“一二。九”運動爆發,他積極的投入了運動的同時,開始以投槍、匕首般的雜文來投入戰鬥。在北平著名的《益世報》〔聶紺弩作主筆〕、《北平新報》上面發表了《罪惡》、《大學教授和文化走私》……等有影響的雜文。 不久被《益世報》主編看中了,聘請李石鋒擔任《益世報》副刊編輯。從此近十九歲的李石鋒踏上了戰鬥、掙扎、多災多難的雜文學家生涯。 李石鋒出生於書香門第,富貴人家,是富商兼律師李敬修的獨子,李敬修有一族兄名李宗吾。飽學之士,擔任過辛亥革命以前就已創建的富順中學堂的校長。 李宗吾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曾着有《厚黑學》問世,自封“厚黑教主”。其教義曰:古往今來,勝者為王,敗者為寇。而勝者從秦始皇、劉邦、劉備……無不精於臉厚、心黑的“厚黑”之術。劉邦與項羽戰於垓下。項羽捉着了劉邦的生父,以之作為人質相要挾,並聲言要把乃父清燉了來吃。劉邦接到書信,大不以為然,復書項羽曰:“吾翁即爾翁,爾若烹爾翁,幸分我一杯羹。”意即:我的老子就是你的老子,你要清燉你的老子,希望提一罐給我嘗嘗。可見劉邦其臉之厚,其心之黑,可謂已達“登峰造極”的最高層次,故爾能成其帝王之業。 而項羽在戰敗之後,卻認為“無臉見江東父老”,哀呼“虞兮虞兮奈若何!”。可見項羽臉皮太薄,心腸太軟,太乏“厚黑”之術,其結果當然是只能在那烏江之畔自刎而死。 《厚黑學》解放以後,一度銷聲匿跡。沒有人敢於提及,在實際上已被打入禁書的行列。殊不知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的大陸“中國”,卻重又一度“枯樹開花”,什麼《商戰厚黑學》、《人際厚黑學》、《成功厚黑學》……之類在中國大陸突然風靡,泛濫一時。 近年來被認定為是近代中國十大奇學之一。還成立了“李宗吾學術思想研討會”。當然也有人認為並不入學術之行列。 李石鋒一九三八年十月〔三十二歲〕經王志先——解放後擔任過四川科學技術大學黨委書記,今年九十四歲了,還活着。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地下〕。 抗日戰爭期間,李石鋒在中共南方局主辦的重慶《新華日報》,矛盾、巴金主編的《烽火》,矛盾主編的《文藝陣地》,夏衍、聶紺弩、秦似主編的《野草》,老舍主編的《蜀道》、《抗戰文藝》,夏衍主編的《救亡日報》,聶紺弩主編的《力報》、《筆陣》,陳白塵主編的《華西晚報》,毛一波主編的《川中晨報》……等著名報刊上發表了雜文三百多篇,逾百萬字,其中不少精品,影響很大。 在北平、在桂林、在重慶都因雜文的鋒利的戰鬥性觸怒了當局而遭到警告、追究、追殺、逃亡、被抓入獄…… 在重慶時候,蔣介石對《中央日報》,《掃蕩報》這些只看大標題,而對於《新華日報》卻看得仔細,李石鋒是《新華日報》的雜文欄的主要撰稿人,因之這個李石鋒的名字,蔣委員長也看熟了。一天,陳布雷拿了五個“經濟專員”的任命名單呈蔣委員長親批。蔣委員長一看。此中有個李石鋒,蔣委員長把陳布雷叫來斥問:這個李石鋒,經常在報上寫文章罵我們,這怎麼回事啊?經陳布雷一查,原來呈報作經濟專員之李石鋒乃湖南人,寫雜文這李石鋒乃四川人…… 於是李石鋒遭特務追殺,連夜連晚逃離重慶…… 李石鋒一九三七年在長沙經魏猛克介紹成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會員。與矛盾、巴金、夏衍、曹禺、臧克家……多有交往,特別與老舍、聶紺弩情誼深厚。 一九四一年,李石鋒和老舍住在重慶白象街。馮玉祥將軍花甲之壽。《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戰協會》特意在枇杷山我堂伯曾子唯的公館“異撰山莊”——當時是蘇聯駐中國大使館裡面,為馮玉祥舉辦了祝壽會。馮玉祥不喝酒,祝壽會經費也不寬裕,便不設酒宴,以茶代酒。然而此祝壽會卻又別出心裁。會上發給了與會者每人一張斗方雪白宣紙。與會者都是愛國抗戰的文藝界人士,對於這位愛國抗戰將軍多有敬仰。因此請每位無論以詩、以畫來為馮玉祥花甲之壽表示祝賀。李石鋒和老舍同坐一桌。各人都寫了一首七律,李石鋒的詩是: 賀馮玉祥將軍花甲之壽 甲子重開不老翁 將軍塞上掃胡風 悲戈起自親人怨 嘆劍無由貫日窮 千章草木青猶在 萬里山河不盡同 鐵板銅琶歌易也 大家同唱滿江紅 兩人都把自己的詩相互交換。老舍看過了李石鋒的詩輕聲說道:“有一字可以推敲。”李石鋒知道老舍古詩詞功底深厚,且為人直率。便輕聲誠懇的說道:“舒兄賜教。〔老舍名叫舒舍予〕”老舍用手指頭蘸了一點水,在桌子上寫了一個“水”字。李石鋒說:“太好了,老兄這一改,生色不少,”於是把詩中“鐵板銅琶歌易也”一句中的也字圈掉了,改為了水字,成了“鐵板銅琶歌易水”。這一字之差,把荊柯、岳飛忠貞、豪邁、悲壯之情躍然詩間。 馮玉祥以後把這次會上為他祝壽的詩和畫,裱糊裝訂成冊,視為珍品珍藏起來。 李石鋒和郭沫若交往始於一九四零年,一九四零年中國第一個“詩人節”,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主編的《新華日報》上特為這中國第一個“詩人節”出一期紀念專刊。專刊首篇是郭沫若寫的“蒲劍.龍船.鯉幟”。次篇是李石鋒寫的雜文“從咚咚……說到屈原”。另外還有柳倩寫的“紀念與任務”,和山寫的“關於離騷”,還有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戰協會”的名義寫的“詩人節緣起”等等。 郭沫若當時正在主持中國文化工作委員會的工作。正在籌辦綜合性月刊《中原》。郭沫若任主編,聘請李石鋒,柳倩為副主編.以後因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干預,郭沫若強硬抵制而夭折。 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之際,李石鋒在自貢市蜀光中學作語文教師。提出了一些幫助黨“整風”的意見。最後被歸結為“反黨八論”。什麼“棒糖論”、“橋板論”……從而被打成“極右份子”。並被“抹光一切”。於是下放農村、充軍寧南……最後弄到這紅旗鹽廠,監督勞動改造。每個月由市委統戰部發給一十五元生活費,吊命。 文化大革命期間,在紅旗鹽廠被造反派掛鐵絲吊牌、罰跪、鬥爭,把他的雜文、長篇……全部手稿當着他的面一一焚毀,而且被打斷了右腿。從此人稱“李擘子”。腿被打斷了以後,不能幹苦力活了,但也不能讓你閒着。新的差事是管理澡堂。每天上午沒事,於是便託故看病、抓藥,柱着拐杖一瘸一拐的來到了光大街我那個小店,數年如一日,風雨無阻,我在那裁案旁邊特意擺放了一根長板凳,那是專門為李擘子安排的座次,每天上午十至十一點半,基本上按時入座。 李擘子一來便坐在那長板凳上面,看風景、叭嗒葉子煙、和我天南地北吹牛。這些年“李擘子”已經習慣於“寅吃卯糧”,無可奈何之舉,否則就無法吊命。每個月十五號,領到了統戰部發的那十五塊掉命錢,領着了馬上還債。很講信用。還債之後也就只剩得下幾塊錢了。所以過不了幾天又必須借債,如此“惡性循環”。實在無可奈何也!!借又不能借多,一次三、五幾塊,我那裡已經熟悉了,向人們拉扯一下沒有問題,所以這也是李擘子必須常來常往的另一原因。 當然最主要的是能夠來此排遣孤獨。和我推心置腹的隨心所欲的神聊!!那年月右派分子都已經學會了三緘其口。已經飽嘗了禍從口出帶來的無限痛苦。所以都能夠裝啞巴。整天整天的沉默無言。最多“心誹”而已,誰還敢於“巷議”?本來也就是“不如意事常八九,能與人言無二三”的愁悶。而這種愁悶無言的痛苦非經身受是難以體察的。而今有了如此一個“自由天地”,可以天南地北的神聊,借古諷今也好,抨擊時弊也罷,罵江青、罵林彪,隨你罵,絕對不耽心如此“巷議”會被出賣告密而遭“棄市”〔殺頭〕之災!!。在重重禁錮的牢籠般的現實中,獲得了如此舒心的一塊“自由天地”,當然就得去盡情的“享受”。 所以每天那一兩個小時的神聊已經成為我們生存中不可或缺的一環。那種種神聊的舒暢是我們彼此已經習慣而已無法擱置的了,在這個只能給人以假面孔看只能給人以假話聽的畸形歲月里.要去憑弔那“唯英雄能本色,真名士自風流!”的“本色英雄”之罕見“風流名士”之難覓.悄悄的去聊攬幾許“本色”隨揀幾多“風流”而已已。 七十五 一九七二年秋。右派同學胡俊文從重慶來了一封信,來信中講:在重慶傳聞很廣,有關《七二•七》號文件的內容: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聯合下發的“紅頭字檔”。大概主要內容是: 一,右派份子、右傾機會主義份子、反社會主義份子三種人一律摘去帽子。 二、全部恢復工作、恢復黨籍、恢復原工資。 當時,右派份子大多是關在監獄或流落在社會最底層,許多人對於未來不知所云,認為是“無期徒刑”,沒有出頭之日,很有"心死"的悲哀。收到信的時候,李擘子正坐在那長板凳上叭嗒葉子煙。我看過信後,把信給了李擘子,他看過信後比我更為興奮。孟子曰:"哀莫大於心死!"我這些年來雖"哀"然還不至於"大",蓋由於尚未至於"心死"之故.法國人莫里哀說:"人是活在希望之中!"有如一粒被巨石壓迫下的種子.雖被沉埋,然而那希望的稚嫩的芽總無比頑強的在尋找着太陽光。 和李擘子一起“囚”在那紅旗鹽廠的還有些右派分子。這樣一個令人興奮的《七二•七》號檔,很快的一傳十、十傳百,幾乎在自貢市的右派份子當中傳遍了。有的右派分子欲知其祥,大概也因這個傳聞燃起了些許希望,即使還很渺茫然而總是某種希望,希望是能夠使人活下去的誘惑!一個個便尋尋覓覓的找到了我那個小店來自報家門,進而再打聽那《七二•七》的詳情。同是天涯淪落人嗎。我都如是告之。 我返鄉以來,為活命而疲於奔命,沒有心情,沒有時間,沒有臉面去和人打交道.故爾和一切人們都極少交往,與右派分子亦然。因為根本就不認識本地的“土右派”,幾乎沒與任何“土右派”有過往還。而今由於這《七二•七》號文件的傳聞。右派分子們來找我問詢,我只能放下活計,“熱情相待。”於是結識的“土右派”就多了。 《七二•七》號到底是真是假?是有是無?這是右派份子們最關心的問題。於是便各自發揮主觀能動性。各自向全國各地,以書信之類各種方式去證實、去打聽、往往又把結果回饋到這信息的發源地來,於是便又散開了一張無形的網,網的焦點就在這光大街的小縫紉店。 大多數右派分子由於幾十年間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威力的教訓.對於軟暴力“警惕性”都很高,到我那裡來即使只不過是說說這個“七。二七”傳聞的事情,都怕惹來禍患,都謹慎小心。有如搞"地下活動"一般.不過好在我那裡是店門大打開,誰都能進來。而店裡那十多個女性都得憑我手中這把剪刀來吃飯。當然不願意曾師傅出點什麼意外之類,基本上沒人去告密什麼的。因此,這信息傳播、回饋的幾個月間都處於“秘密狀態”。 有天深夜,已經十二點過了。我收好了攤子,正準備回家,剛垮出小店門不遠,昏黃的街燈,嗖嗖寒風,有點令人瑟縮。大街上已斷行人,忽然三個高大的黑影,從電竿下向我包圍了過來,越逼越近,檔住了我的去路。有如"竊道"的好漢一般.我不免毛骨悚然。麻起膽子、提起精神、捏緊拳頭、逼視着來者。 “嘿嘿!嘿嘿!”……哎呀!他娘的,胡思敏。我蜀光中學的同班同學。還是我發展他入團的,胡思敏一九五零年高中畢業後被招到了自貢市人民法院作律師。 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時候,全國的律師幾乎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被打成了右派份子。罪名是為無產階級的敵人辯護。律師這個行當本來就是為犯人辯護的,為犯人辯護既然被認為有罪,便索性取消了這個行當。所以反右派鬥爭之後,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很長時期里中國大陸就沒有了律師這個行當。絕大多數的律師不分青紅皂白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被打入了社會的最底層,誰還敢再去幹這個行當? 一個國家裡竟沒有律師這樣個行當,而且居然空缺了二十年之久!這在全世界定然是罕有的歷史。 文化大革命完蛋才又決定要恢復律師行當。中央搞了個“全國律師研討班”。全國集中了兩百來人,大多數是五十年代幹這活的老律師,當然大多數都是右派分子。 四川省總共去了七個,自貢市被派去的只有一個就是胡思敏。 胡思敏說:“知道你要熬夜,我們都轉了兩圈了。”我說:“怎麼不進來呢?”胡思敏說:“看見裡面還有人在幹活。不方便。”又介紹他旁邊一個高大魁梧的“眼鏡”說:“這是王澤隆。”握了握手。我說:“久聞大名囉!”王說:“久仰!久仰!不容易啊!自學成才!”我說:“生計所迫,出於無奈!不干會餓死人的。” 王澤隆原來是中央打出來的右派分子,給教育部張子意副部長作機要秘書。反右鬥爭時候,他有個弟弟在北京航空學院讀書。給學校提了點意見,被打成了右派分子。王澤隆當時在教育部反右辦公室工作。他認為他弟弟不應該被打成右派分子,因為他認為不夠右派分子的條件,其實當時也根本就沒有什麼“條件”、“標準”之類,想怎麼“打”就怎麼“打”。因此之故,以包庇右派分子弟弟罪而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中央機關的右派分子弄到北大荒去監督勞動改造,王澤隆和丁玲……等等有名的大右派分子在北大荒“蹣”了幾年。在北大荒餓死的、累死的、凍死的右派分子太多太多,死了的十個八個幾十個一坑一坑的填了就是……以後象夾邊溝那樣。殘酷的集中營無法維持下去了,只得把那些還沒有餓死的、沒有累死的、沒有凍死的氣息奄奄的剩餘右派分子撤離了那恐怖的角落,又把這些右派分子分別遣散到全國各地。 王澤隆等三個右派分子被遣散來到了自貢市。以後一死、一入獄。剩下一個王澤隆弄到一個中學裡面去保管籃球、排球之類體育用具。還有一個是陳洪虎,新華書店的右派分子。胡思敏說:‘對於從你這裡傳出來的這個“七二•七”號文的傳聞,我們交談過很多次了。也從各個方面作了各種分析。去年初發的文現在都快一年多了,還一點響動都沒得。’王澤隆說:“最重要的是必須核實它是真是假?”胡思敏說:‘最近還是你那裡傳出來的,說“七二•七”發到省、軍級。這就有點難辦囉,象自貢市這樣的級別連文件都看不到。要想找到跟省、軍級這樣的高層有接觸的去核實,有點難度,’ 我說:‘我想呢無風不起浪。什麼人會異想天開,憑空臆造出這麼一個“七二•七”號來呢?從它出台的可能性來看,我覺得是存在的。現在國民經濟越是搞不起來,這個文件出台的可能性就更大,右傾機會主義份子甄別了,而實際上全部在坐“冷板凳”,要想使用這些人,順便考慮到右派份子,把這些“有用之材”,一起使用使用,這種可能性完全是有的。再說右派份子到底有什麼罪?什麼錯?他娘的這麼多年囉,真的無期徒刑啦!’胡思敏說;“可能性我們也分析過,沒有意義,證實這個文件的真實性,才有意義。哎,重慶最近有沒有什麼新消息嗎?”我說:“沒有”。我們又閒聊了一陣,似乎有點憂心忡忡。我說:‘我到不那麼悲觀,即使沒有“七二·七”,一定會有個“七五·七”、“八二·七”之類來的。我不相信這輩子就會這麼了結!真的不相信。’王澤隆說:‘你到是很樂觀。北京方面都來了信,那邊完全沒有這方面的訊息。”已經深夜兩點多了,他們才告辭,相約有新情況再相互溝通。 這個“七二·七”是有是無?直到而今我們這些人依然是一無所知!! 人格檔案: “七二·七”號文件的傳聞曾經在這裡“吹”起過“希望”!在“無期徒刑”的無望之中。對於僵硬的心靈,似乎是一點點慰藉。右派份子的生殺予奪被體制主宰之下,連生存都是如此艱難。人權、人格、人性在生死存亡鐵拳鉗制之下。變得如此的脆弱!亦如奴隸盼望自由,在鎖鏈、棍棒、屠刀威懾之下!發出的微弱呻吟!淹沒在鏗鏘恐怖的鐐銬聲響震懾轟鳴中的微弱呻吟而已矣 七十六 又是一年,春去秋來,我照樣的剪布、熬夜,李擘子照樣每天風雨無阻前來小店,坐在那長板凳上面叭嗒葉子煙、看風景、和我天南地北的吹牛,一天,李擘子告訴我:“聽說王之南也從北京遣散回自貢市來了,謝韜也遣散回來了。”我說:“謝韜回來我到聽說了……”謝韜五十年代,只有三十多歲就擔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哲學系系主任,家就住在齊坳井,和我哥曾揆一在培德中學同學,曾德林〔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在高山井住家,也就是我現在住家的這嘎啦! 李石鋒說:“我知道,抗戰以前出去的,謝韜現在被弄在自貢市鹽業歷史博物館,先分配他掃廁所,後來調整當保管,管點紙、筆、掃帚……等等。發給他三十塊錢一個月的生活費……” 王之南一直擔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陳銘樞將軍的機要秘書,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大鳴大放時候陳銘樞“鳴放”的發言稿就是王之南的手筆。於是被打成了民革的右派集團中的主要成員——極右份子。 王之南被遣散回自貢市以後,在大安街上一條小巷租了一個八平方米的旮旯棲身。每個月發給十八塊錢生活費。年老體衰,生活艱難,好得有個妹妹從武漢每個月寄給他三十塊錢,聊且渡日。 李石鋒說:‘王之南是我的表哥,還是親“血表”,我想去大安見他一面。’當時自貢市公共汽車也很少。李擘子自然沒法走着去,而必須乘坐公共汽車,除此之外,當時沒有任何其它的交通工具。 李擘子說:‘我真想見他一面,也就是見一面。當然只能悄悄的見一面。我去呢,這腿腳不靈動,怕來回時間耽擱久了,引人生疑。另一個辦法是把王之南約到你那裡,但可能他不會下來,這個事……這幾天想來想去,還真有點難辦,我還想把“七二•七”號文件的事情給他講講。他以前和中央那些“頭面人物”多有交往,看他能不能寫信問一問……’ 我說:“要不這樣,我先跑一趟,約好了時間、地點,你們再見一面……” 李擘子說:“太好了,你天天這麼忙得個不亦樂乎,我真難以啟齒。” 我說:“反正已經意思到了,聽琴聽音嗎!” 李擘子說;‘哎,你真是心有靈犀之人啦……我和王之南好幾十年沒見過面了,少年時候也是常常“抵足而眠”、“長談達旦”的“同志加兄弟”呀!’李石鋒又說:“聽說他不跟任何人來往,其實你們也是親戚,”我說:“這到是,二姑父就是大安寨王家的。”李擘子說:“你六伯曾魯將軍他就熟悉得很嗎,聽說他一天三頓飯都在大安那家飯店端飯回去吃,肯定跟我一樣,自己不會作飯,無可奈何啊!” 受人之託,忠人之事。第二天我中午之前就趕到了大安街上那家飯店,那是一家很低級的飯店,只賣一些豆花,豬大腸燒白蘿蔔之類大眾菜。當時的豬大腸依然如胡屠戶賞給范進那樣。有錢人是不吃的。此時顧客尚稀少。之類店,一般“打踴堂”都在十二點以後。那是苦力們下班之後一群群的蜂擁而至,急急忙忙的狼吞虎咽之後又趕快去苦力的幹活。那小店裡有十來張桌子。在這十二點之前,還稀稀落落沒幾個人。我瞥見一旮旯里有一個老者正在那裡獨自用餐。從老人那舉止、神態、形象、風度……我判定是王之南。他很可能是專挑這顧客稀少的時間來用餐的。我似隨意的繞場一周,從他那桌前慢步而過。他正在旁若無人慢慢享用桌前的一碗豆花和一碗米飯,一派莊嚴持重的神態。我更判定他是王之南。 我便趕快去買了一碗豆花、三兩米飯、四兩鹵豬肉。端了過去坐在他的對面。他目不斜視莊嚴持重,慢慢的吃着。我說:“王老,你好!”他抬眼打量了我一下,沒有答話。我說:“李石鋒叫我來問候你!”他抬眼又望了我一下,依然沒答話。我說:“曾魯是我六伯,我也是右派分子。”他抬眼認真的打量着我,淡淡地露了點苦澀的笑容。輕聲的說:“謝謝,謝謝你來。”我把滷肉盤子輕輕推過去,禮貌的說:“王老,請用。”他把盤子輕輕地推過來,說:“謝謝。”我說:“李石鋒要來見你一面。”王之南說:“不要來,不能來!”我說:“數十年生死兩茫茫,見一面,難得,無妨。” 王之南認真的說:“牆有縫,壁有耳,我每個星期還要去給居委會的治保主任回報,周圍都盯得很緊!謝謝他。”王之南邊說邊站起身來,說:“我得走了。謝謝你來。”我說:“李石鋒一定要來的。”走了兩步,王之南回過頭來說:“我住的那裡不能去,就這裡。小心為好。” 當年那種軟暴力竟使得象王之南這樣的浪跡天涯的英雄好漢也提心弔膽到了如此地步!可見真如那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克拉克所說的,那居委會的治保委員的震懾力竟賽過了蘇聯的克閣朴。 過了兩天,李石鋒去見了王之南一面。第二天來到我那小店,感概復噓唏!‘哎!也曾鐵馬金戈,叱咤風雲之人,真有點噤若寒蟬!幾分鐘。真是相見時難別亦難!就見了幾分鐘……哎!我們這些人東蹣西蹣,蹣得來麻木了,真還有點“死豬不怕開水燙”!雖然也是小心謹慎,但還不至於如此“噤若寒蟬”嗎!年輕時候那種氣吞山河的豪情,我看已經被磨練得蕩然無存了!’ 我說:“他有他的想法。你想,從中央,那是最高層,一下子蹣到了這人間最底層,革命群眾的覺悟又是如此的高。難免風聲鶴唳,能不謹慎小心嗎……” 又過了一些時日,鄧小平又被攆下了台之後。一天夜晚,胡思敏悄悄地跑來把我約了出去,通報我說:“出事了,來給你通報一下。鄧小平下台以後,我們有六個人,六個右派,偶爾碰到了一起,對於鄧小平之被趕下台,很多感概,於是就去到了胡思敏家裡吹牛,大家都很沉悶,吹的無非說,鄧小平不下台,我們這些人可能還有點希望,鄧小平如今一下台,我們這些人就慘了,希望渺茫了。即使有個“七二•七”號文,定然也完蛋了……”因為都是右派,對誰也無有戒心,於是從鄧小平、劉少奇說到劉、鄧路線,說到林彪墜機,林立果全國選美,江青的《紅都女皇》,毛澤東的……當時四處傳聞的那些新鮮的小道消息,你吹點我湊點,什麼都說得有…… 殊不知,當天晚上幾個人吹牛的內容,第二天市公安局三處的全部都知道了。鄧小平下台以後,“四五”事件正在全國性的追查。全國都迫不及待的當成首要任務去窮追猛打…… 自貢市抓了兩個那天從天安門廣場上跑脫了的。除了抓和“四五事件”有關的人以外,凡是跟鄧小平有關的一切,都要上綱上線的抓“現行反革命”。 ‘對於那天晚上一齊吹牛的人,市公安局要搞出個“現行反革命集團”出來。昨天已經開始行動了。陳洪虎……家裡,市公安局三處的都去了人。限制了他的行動自由。逼他交待。不准上班、不准出門。只是還沒有開始抓人。情況緊急。所以來給你通報一聲,好有個思想準備……象《七二•七》號文的事情,如果追問,咋個說?’ 我說:‘你們那麼幾個,都是知根知底的“自己人”,市公安局咋個會知道吹牛的內容呢?’ 胡思敏說:“肯定在這六個人中有一個去告密的。” 我說:“哪個?” 胡思敏說:‘我們基本上肯定了一個。怪我們太麻痹了。其實,市公安局三處在各個角落,在右派分子裡頭收買得有“線人”,我是老早就知道的。特別對於右派分子當中的有些人,他們定的重點監視對象。老早就安排得有“線人”。目前全國都在抓跟鄧小平有關的人和事,不得漏網一個,這種情況,當然更要進行重點監視。我們估計王澤隆就是公安局定的監視重點,你很可能也是。’ 胡思敏這些話對於我觸動頗大,真的太麻痹了,居安尚且思危,而我們這些人是居危當然更應該思危!這使我想起了王之南老人的謹慎小心。百鍊鋼成繞指柔!真是從深心裡佩服老人家那種“噤若寒蟬”、大智若愚、大隱隱於世的難能可貴! 至於對於“線人”我應該早就持有戒心,但我一直甚不經心。當林彪墜機溫都爾罕尚未公開的時候,就有人給我吹了。當時“小道消息”非常非常的多,什麼江青養有“面首”啦……那時,我還在四門市部,對於那“永遠健康”,中國共產黨在黨章上面破天荒的鐵定的唯一“儲君”,竟要暗殺毛澤東……而又墜機全家死於非命等等,實在是感概良多。真是千古奇聞。於是我就在四門市部吹了……吹的內容當然只能夠是當時小道消息傳聞的說法,與幾十年後揭露出來的大不相同! 我吹了不到兩個小時。街裡頭下來了兩個人,找我個別談話。問我剛才是不是在店子裡頭講了什麼。顯然,有人告密。 我說:“是啊,講了。林彪要暗殺偉大領袖毛主席,架機逃亡,在溫都爾罕墜機死啦死啦的呀!怎麼啦,你們還沒有聽說啊?”我跟他來個大家裝胡塗。 來人又追問我:“聽誰說的”我說:“聽大街上的人說的。”又追問我:“能否找出說的人來。”我說:“這個好找啊,你到大街上去,到處都在吹,你一找就找到了。” 來人無法再盤問下去。不想也不能說我點什麼,走了。 我想,肯定是那個姓蔣的女人去告的密,姓蔣的女人解放以前就是個妓女,解放以後在監獄裡勞動教養多年,監獄裡頭就有告密者,以告密來作為“爭取立功”的表現。 當然不只在監獄裡頭,在監獄外面,這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告密者無處不在。遍及每一個角落。 中國人使用間諜最少有兩千多年的悠久歷史。《孫子兵法》裡頭專門就有《用間篇》。把使用間諜的諸多勝算之處,可以使用的間諜的種類和使用方法,五種間諜的綜合使用,“三軍之事,莫親予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闡述的淋漓盡致。孫子實際上是人類玩間諜魔法的祖師爺。什麼蘇聯克格勃、美國中央情報局、以色列特務……等等都是些徒子徒孫。當然不能不說有點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中國人既然有玩間諜魔法的悠久歷史,自然就玩出了許多高招,我為之總結出來的高招之一:不花錢而能獲取情報。不象洋鬼子,養“線人”要花錢,買一條情報要花錢,打聽個什麼人什麼事都得花錢。咱們分文不花,自有千百萬人把千百萬條情報積極主動的從全國每一個角落送上門來,這些積極分子們不圖要幾個錢,眼光遠大、靠近組織、自有飛黃騰達之日。於是就有了一張遍及每一個旮旮角角的網,而這是一張自然形成的無形的網,可以撲捉到各種信息。而又分文不花。可見咱們是得了祖師爺的真傳,把間諜魔法玩得來出神入化。不過這種手法發展到了今天。已經不靈了。現在養線人,也必須花錢了!而且花的錢太多太多!!多的來令人咋舌!!! 胡思敏說:“王澤隆如果是他們的重點監視對象,這回就是他們的重點打擊對象。現在把陳洪虎軟禁起來,主要是要逼他們拱出王澤隆……也提到了你。” 我說:“王澤隆到底說了些什麼話嗎?” 胡思敏說:‘公安局的就是要追死這句話,說把鄧小平逼下台,這是“宮廷鬥爭”,毛澤東把鄧小平弄下台是“失策”,這樣一來,失去了緩衝、保護屏障,毛澤東更容易被架空!’ 我說:”這幾句話分量也太重了點,一般的人是說不出來的。” 胡思敏說:‘問題就在這裡,如果這幾句話被肯定了,王澤隆肯定被抓,肯定要打出個“現行反革命集團”,我、還有其它幾個都跑不脫。’ 我說:“那怎麼辦呢?” 胡思敏說:“我和王澤隆商量了幾條辦法,其中有一條,可能是唯一能奏效的一條。” 我說:“說說看。” 胡思敏說:“王麻子你認識嗎?”我說:“聽說過這個人,沒有見過面。”胡思敏說:‘我回憶了很多情況,把以前的很多疑點聯繫起來,我敢判定王麻子是公安局收買的“線人”,領津貼的,所以肯定是王麻子告的密。現在的辦法是,要王麻子去公安局推翻他說的話,只要推翻了就什麼事也沒有了。陳洪虎肯定什麼都不會說的,’ 我說:“要是王麻子不去呢?” 胡思敏說:‘我們就攤牌。警告王麻子,我們就要到公安局去說,大家都知道他是領津貼的“線人”,他的這種身份一暴露,他還有什麼利用價值?還有什麼存在價值?說不定公安局會讓他消失。’ 這到是真的,孫子曰:“間事未發,而先聞者,聞與所告者皆死。”老祖宗古已有之的這種嚴厲的懲罰原則,當今肯定是依然遵循的。 我說:“這絕是絕點,毒是毒點,對於這種人恐怕也是唯一的辦法了。” 胡思敏說:“王澤隆說還再考慮考慮。看還能不能找到一條稍微緩和而又能解決問題的其它辦法。” 我說:“事不宜遲。遲則生變,下定決心就這麼幹。” 胡思敏說:“他們很可能要來找你,你應該考慮好怎樣應對他們。”互相叮嚀幾句又相約有新情況及時通報 七十七 第二天,李石鋒照常來到小店,坐在那長板凳上叭嗒葉子煙,我把胡思敏講的險惡情況前前後後給他通報了一番。我必須給他通報,他很可能也是“重點監視對象”,相互關照要謹慎小心為好。我說真佩服王之南老人家,他肯定是“重點監視對象”。李擘子說:“我這幾天就不出來了,”我說:“又何必那麼草木皆兵呢,也不會只是幾天的問題,以不變應萬變,照樣來,無妨。” 李擘子有兩天沒有出來,第三天來了,坐了一會,從口袋裡拿出一張小紙片來,遞給我說:“忍了又忍,實在忍不住,還是出來了,今天是我的花甲之日,所以不能不來一趟。這寫了首自嘲之詩。賜教賜教。”我說:“豈敢,拜讀。” 我看過李擘子的自嘲詩,覺得太悲觀了。便拿出一張紙寫下了: “祝李老石鋒花甲―― 石怪磷峋自棱鋒 匕首投槍曾逞雄 沉埋不奪補天志 耀目凌空待有時 李石鋒看了笑笑,把兩首詩仔細的折迭好了放進了上衣口袋裡面。誰知這一放竟惹下了大禍,簡直就是殺身之禍! 十一點已過。李擘子站起身來說:“回去了”我說:“不行。花甲之壽。豈能如此怠慢。”李擘子說:“和了詩,吹了牛。意思到了,足矣。”我說:“我作東,得慶祝一下。” 邊說邊收拾行頭,放入大立櫃中,鎖好了。李擘子說:“盛情難卻啊!”我們便漫步沿着光大街過了新橋,我說:“找一家象樣點的飯館。你選一家吧。”李石鋒說:“也好。去窵凰樓。”李石鋒又說:“這窵凰樓予我而言,還頗有些回憶:三十歲那年,本來家裡要辦三十桌請客,我不想搞這些無謂的應酬,家裡人只得作罷。正好你八叔要去就任某軍軍參謀長之職,毛一波要去美國定居,毛一波是《川中晨報》主筆〔主編〕,你八叔是《川中晨報》社長,我在《川中晨報》編副刊《烽火》。我便邀約二位上窵凰樓為之餞行。毛一波無意中提起是我的生日,你八叔便堅決要作東。真乃光陰似箭!三十歲生日你八叔作東,一轉眼六十歲,你來作東,巧!巧啊!” 上得窵凰樓選一臨江的窗戶下面坐下了,遙望窗戶下面可以俯瞰湛藍藍的釜溪河,河對岸是富台山,山上鬱鬱蔥蔥,青山綠水還有點“賞心悅目”的情調。既然是祝壽,就把心放寬吧!李石鋒說:“一人一碗紅燒牛肉麵足矣!”我說:“客聽主安排,你先坐着。”那時候上飯館得先去買好了菜牌、飯牌,把那飯牌、菜牌交給服務員,等待着服務員再依順序一一給你端上桌來。我說:“我去買牌子,”李石鋒說:“千萬不能太哪樣啊!”我買好了牌子回來,把一大把八個牌子放在桌子上,李石鋒說:“哎呀!太多了嗎!”我說:“不多,一盤韭黃肉絲、二兩芭牛肉、一盤豆腐乾、一盤花生米、兩碗紅燒牛肉麵、四兩燒酒,如此而已!”李石鋒說:“太豐盛了嗎!多少錢?本不該問,你知道我有多少年沒上過館子了嗎?更不用說這窵凰樓!”我說:“彼此彼此,但願你老古稀之壽能夠真正的給你慶賀一番。這一起,總共三塊錢。”李擘子說:“我俸祿的五分之一囉!〔他此時一個月只有十五塊錢〕” 李擘子被張羽高封贈為“吹牛大王”,而張羽高〔自貢市文聯主任,解放前作過教授。〕自貶為:“吹牛二王”。那服務員把豆腐乾、花生米、四兩燒酒先端來了。我說:“酒、一人二兩。”李擘子說:“我還敢喝酒?這左肺穿孔。怕不要命囉!”我說:“跟你祝壽,我喝酒,豈有此理嗎!少喝一點。”李擘子說:“我看着你喝比我自己喝更有滋味!嗨!真的。我來杯白開水。對飲。”我便慢慢的喝酒,四兩燒酒予我而言,不在話下 “吹牛大王”便又吹起牛來:“在這窵凰樓還跟你六伯曾魯喝過一回酒……一九四零年春,我在廣西桂林。那時候桂林是全國抗日文化人最集中的地方,也是抗戰文藝最繁榮的地方。夏衍、聶紺弩、秦似主編的《野草》,聶紺弩主編的《力報》副刊,夏衍主編的《救亡日報》,陳殘雲主編的《廣西日報》副刊《灕水》,田漢、歐陽予倩主編的《戲劇春秋》,宋雲彬主編的《新道理》,巨贊法師主編的《獅子吼》……都集中在桂林,真有點百花爭艷...... 那時候我主要跟《野草》、《力報》、《救亡日報》……寫雜文,於是跟聶紺弩的交往越來越多,感情也就越來越深…… 哎!還出了件當時驚動文壇的大事情。我們這些人在不遺餘力的鼓吹抗戰,有些人竟然與我們唱對台戲。當時桂林最大的國民大戲院上演了一部宣楊荒誕色情的名叫《姚鳳仙》的平劇,這是當時國民黨教育部已經命令禁演的色情戲。是臭名昭著的色情戲《乾隆游江南》的改頭換面。地方惡勢力勾結起來干的。 演出很賣座。第一本下來淨賺了一萬塊大洋。便加緊排第二本,更為荒誕色情,預計可以賺到三萬大洋。 正將上演之前。李石鋒寫了一篇雜文《耗費》,刊登在聶紺弩主編的《力報》副刊上面。 《耗費》譴責《姚鳳仙》是一部“以其腐朽的封建的荒誕色情來腐蝕抗日愛國的民眾意識。實屬對國民意志的耗費……是教育部命令禁演的壞戲的改頭換面……任有害而無益於抗戰的壞戲的上演是對於國家民族抗日愛國熱情的褻瀆……” 雜文一刊登。立即引起輿論界的關注,更引起了戲院老闆和其後台的驚恐。眼見將要賺到手的三萬大洋受到威脅,便先下手為強,顧了一夥打手來到了《力報》編輯部,叫交出作者李石鋒……又叫交出副刊主編聶紺弩,在編輯部哄鬧了一個上午,威脅若不交人決不罷休。 下午,李石鋒在旅館接到聶紺弩打來電話,告知嚴重情況:流氓打手一夥已經追到他住的旅館來了,叫他立即到夏衍的《救亡日報》社去避一避。李石鋒順手把房門一關,什麼也沒拿,匆匆離去……剛剛出得旅館大門,便見幾個人橫眉勒眼的人直向旅館衝來,幸好這夥人不認識李石鋒。李石鋒心裡明白,故作坦然神色自若泰然漫步與之擦肩而過。一見這夥人衝進了旅館。李石鋒急忙拐進一條小巷,快步向着《救亡日報》社匆匆趕去…… 夏衍正在報社門口焦急的等待,看見李石鋒平安抵達,熱情的把李石鋒引進了他的辦公室說:“平安就太好了,聶大哥剛才還來了電話。”聶紺弩是黃浦軍校第二期的畢業生,身材高大魁梧,年歲稍長,所以在黃埔軍校時候,大家都叫他聶大哥。後來又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學,回國後,棄武從文,熟悉的人依然叫他聶大哥。正說着話,聶紺弩又來了電話。夏衍跟聶說:“當然當然,這決不是小事,用武力來威脅輿論,真是豈有此理,當然要抗議!” 夏衍又給李石鋒說:“先在這裡安頓下來,平安第一,我們大家來抗議,一定要進行鬥爭,正義一定要戰勝邪惡!”第二天,杜宣來把李石鋒接到《戲劇春秋》社去,因為田漢、歐陽予倩他們那裡住地比較這裡寬一點。 惡勢力並不只此罷休,派來了更多的人,站據了《力報》編輯部,大吵大鬧、威脅謾罵、聲言再不交出李石鋒,或者聶紺弩就要砸爛報館、抓走編輯、搗毀排字房…… 情勢十分緊迫。聶紺弩、夏衍……等立即四處奔波,首先聘請了有名的大律師,在《力報》報社大門外貼出大幅公告:“本報聘請大律師某某為報社法律顧問”以張聲勢。同時出錢請來警察日夜守衛着排字房。第二天桂林各大報刊:《力報》、《救亡日報》、《廣西日報》、《戲劇春秋》……都一致對敵,紛紛刊登譴責、批評、質問的文章。向廣西政府當局呼籲應該主持正義、制止妖風邪氣。律師也公開向廣西省文教廳進行交涉提出申訴……愛國輿論總動員,加上各種合法鬥爭的配合,正義的力量形成了相當的威力,在當時的桂林引起了不小的震動。 迫於強大的輿論壓力,廣西省文教廳命令“禁止演出平劇《姚鳳仙》”。 為此,夏衍在一九四零年六月九日《救亡日報》副刊《文化崗位》上寫了《崗語》:《批評與打手》。以之來慶祝和紀念這一鬥爭的勝利。李石鋒在當時亦因此而名噪一時…… 然而,惡勢力卻難消怨恨,花了幾千塊大洋排好的戲被一篇文章絞殺了,怒氣難平,便僱傭了殺手要“黑辦”【暗殺】李石鋒。以絕後患。聶紺弩只得籌集點路費叫李石鋒趕快離開桂林去重慶,又說:恐怕我也得離開這裡,到重慶來…… 李石鋒說,我到了重慶不久,聶紺弩也來重慶了,我們在重慶呆了幾年……後來我在重慶被追殺又逃回了自貢市……後來,聶紺弩在重慶也呆不下去了,想去香港,沒有路費,便來到自貢市找我籌集路費……我為聶紺弩籌集了一百塊大洋,聶紺弩正準備啟程去香港,我們就到這窵凰樓上來為之餞行。 我們走到正街,迎面來了一人。高大魁梧、昂首闊步。聶紺弩一見,急忙上前,兩人熱情的含喧、熱情的握手,一個直叫聶大哥、一個直叫老弟,把我冷在了一旁。我打量這人濃眉大眼,一臉英武之氣,面生而又似曾相識……聶紺弩介紹說:“這是曾魯,曾將軍。”曾魯說:“哎,聶大哥!不必這麼叫嗎。”聶紺弩又介紹說:“這是李石鋒。”曾魯說:“知道,李敬修老伯的獨生公子。”李石鋒說:“也魯兄和我很熟,曾將軍未曾見過面。”曾魯說:“不必這麼叫嗎,世兄嗎,叫我六哥好了。一起到寒舍小聚嗎。”聶紺弩說:“我們約好了去窵凰樓,老弟也賞光吧。”曾魯說:“好啊。”他身後還有兩個副官,曾魯打發他們回去了,我們就一起上了這窵凰樓。 聶紺弩和曾魯是黃埔軍校第二期的同學。兩人頗多懷念,又把我冷在了一邊……酒喝得不少。三瓶茅台三瓶花雕,當然都是些高檔菜餚。花了好幾塊大洋。聶紺弩解放以後作北京市市文聯主任,也發表了各種題材的不少作品,“鳴放期間”也被打成了右派,而今自然是生死兩茫茫!很多年以後得知,聶紺弩也是被弄到了北大荒去勞動改造,文化大革命時候甚至被判了死緩。年已花甲將近,依然去干推磨,挑水之類苦力的幹活.有聶紺弩自嘲的詩為證.隨錄兩首如下: 推磨 聶紺弩 百事輸人我老牛 唯余轉磨稍風流 春雷隱隱全中國 玉雪霏霏一小樓 把壞心思磨粉碎 到新天地作環遊 連朝齊步三千里 不在雷池更外頭 挑水 聶紺弩 這頭高便那頭低 片木能平水面漪 一擔乾坤肩上下 雙懸日月臂東西 汲前古鏡留人影 去後征鴻爪雪泥 任重途修坡又陡 鷓鴣偏向井邊啼 真是千般滋味,萬種辛酸,遺憾的是未見有掃廁之類自嘲詩,若有定然風趣萬千,同為不朽傳世之作也!! 七十八 第二天.十點過,我正在小店裡干起了營生。忽然看見大街上幾個人拉着一輛架架車飛跑着呼喝着向前奔跑..... 那年月沒有“急救車”之類,一看見這種陣勢,就知道是有危重病人,大家都讓路。我聽見有人向小店這邊喊:“老曾、老曾……李石鋒……不行了……” 接連來了幾個顧客,我一時沒法脫身。忙碌過了,剛好想坐着歇歇,卻看見戴培樹呆在一旁。他是和李石鋒一起“囚”在紅旗鹽廠,被監督勞動改造的右派分子。以前是公安部門的,被“囚”在一起的還有好幾個。我說:“老戴,李石鋒怎麼哪?”戴培樹說:“大吐血,正在搶救。今天醫院裡來了四個大吐血的,李石鋒年紀最大,只有他年過花甲。吐的最厲害,真嚇人,他一吐,要噴幾丈遠,牆上、屋頂上、窗戶外面都噴上去了。醫生、護士……都說,沒看見過吐的這麼厲害的病人……”我說:“止沒止住?”戴培樹說:“沒有啊!一陣一陣的吐……”我說:“有多少來噴呢?怎麼辦呢?”戴培樹說:“醫生說李石鋒是最腦火的一個,凶多吉少,四個裡頭第一個完蛋的必定是他。李石鋒叫我來找你借五塊錢,去買一支紅參,他說只有嚼紅參才穩得住。”我說:“我和你一起去吧。”正說着又來了幾個顧主……戴培樹說:“他正在搶救,你忙過了再去吧。”我便拿出了十塊錢,交給戴培樹,說:“先拿去給他用吧,用完了再來,我這裡找人拉扯一下沒問題。” 戴培樹說:“跟你借的錢我會記數,萬一死了,我會作證。”我說:“哎呀!幾個錢囉!不必,不必,但願能躲得過這一劫啊!”戴培樹說:“吐血住院這是第六回了,這回最厲害,看他的命囉!命中注定三更死,不會留你到五更……” 我說:“勞煩你了,但望能夠躲得過這一劫。” 晚上下班以後,匆匆的胡亂吃了點東西,我便趕到了醫院住院部。李石鋒已經昏迷不醒,還剩下他一人住在那間搶救室里。室里燈光昏暗,醫院裡特有的藥味、不通風、空氣稀薄、死氣沉沉、壓抑得使人窒息。我在搶救室里呆了好一會,看見李石鋒真已氣息奄奄,處於昏迷狀態,將死而尚未死,人事不醒,根本不知道我來了。 戴培樹把我叫了出去,我說索性到外面樹蔭下面去說話,這病房裡空氣太糟糕了。戴培樹說:“今天一起搶救的四個,黃醫生說第一個死的該是李石鋒,因為李石鋒年級最大、體質最弱。其它的那三個都更年輕、體質也更好、而且給那三個都輸了血。其中有一個是造反派的頭頭,給他輸了好幾千毫升血,還是死了,其它那三個都死了,你來以前死了一個,剛剛才收拾停當……偏偏還剩下個李石鋒沒有死。黃醫生說,肯定是死定了。所以對李石鋒已經停了藥了。黃醫生已經交待了,等會死了就把屍體抬到停屍房去。” 我說:“人還活着,怎麼就停藥呢?為什麼不給李石鋒輸血呢?” 戴培樹說:“這個醫生是造反派的、現在入了革委會的,他知道李石鋒是個右派份子,本來李石鋒最應該輸血,黃醫生說的,不能給右派份子輸血。以前每次住院,從來沒有給他輸過一次血。” 我說:“他媽的,什麼救死扶傷?什麼革命人道主義?真他媽的草菅人命!!這,這,這怎麼辦呢?” 戴培樹說:“恐怕沒有任何辦法囉!藥已經停了,等於已經判了死刑了!!一切都完全放棄了,只等着他死!!” 老天囉!真他媽的草菅人命囉!!人、無所謂貴賤,命、無所謂貴賤,為什麼造反派頭頭可以輸幾千毫升血?而右派份子卻一滴血也不准許輸?你他媽的是什麼規矩?什麼道德?什麼救死扶傷?什麼革命人道主義??真是氣得我捶胸頓足!無可奈何!實在是無可奈何!! 醫乃仁術也!中華民族幾千年的高尚的道德理念就這樣被“革命造反”毀予一旦嗎?李石鋒啊你也曾馳騁文壇,也曾一時叱咤風雲,竟落得如此一個草菅人命的劊子手醫生手裡!人還活着,竟敢停藥!有什麼權力判人死刑?這不是劊子手是什麼? 李石鋒啊,你多次遭追殺未死!被抓進監獄未死!而今卻不可逃脫這樣一種不明不白的死,你的冤魂能瞑目於九泉嗎?人說:地獄裡有座“枉死城”,如果真有的話,古往今來,這座“枉死城”里的冤魂也不知道該有多少多少,再多你一個李石鋒亦如大海增一滴水,大漠添一粒沙而已已!你就去那“枉死城”報到去吧。無可奈何啊! 我和戴培樹走進搶救室,待一會又走出來,進進出出、焦頭爛額、無計可施,沒有醫生,護士不能作主,我們完全束手無策,無可奈何的等待着,等待李石鋒落掉那一口氣,好把他抬進停屍房裡去…… 而李石鋒又遲遲落不下那一口氣,我們又絲毫無能為力去為他落掉那一口氣或者不落掉那一口氣而有所作為,那種焦急難安、那種束手無策、那種無望的等待。真有點“伍子胥過昭關”,叫人心急如焚!! 已經深夜十二點過了。我和戴培樹站在病房外面,陰風習習、寒氣襲人……見一個人向着病房走了來……那人認出了我,招呼我說:“哎,曾師傅,有病人啦?”我一時沒認出他來,心急如焚,便隨便應答了一聲。見那人向病房走進去了。戴培樹說:“你認識他?”我說:“一時想不起來,有點面熟,可能是來找我作過衣服的。” 戴培樹說:“趙醫生啦。來值夜班的醫生。”我說:“真的,對、對、姓趙,是來找我作過衣服的,那我得去找找他,”戴培樹說:“恐怕找也沒有用。” 我說;“不行,一定得找。”我心裡想,不管怎麼樣,一定得要這個趙醫生把李石鋒從死神手中搶奪回來! 我敲了敲門,趙醫生正穿上了白大褂,說聲:“進來。”我說:“趙醫生,你好,要麻煩你。”趙醫生說:“你講,什麼事。”我說:“二十六床李石鋒,人還活着,怎麼就停藥了呢?”趙醫生站起身來,拿出了二十六床的病歷。翻了翻。拿起聽診器就向外走,我說:“人還在搶救室”趙醫生來到了搶救室,開了燈,聽了聽心臟,模了模脈搏……便急步向值班室走回去。 我說:“你可得救救他啊!”趙醫生點了點頭說:“你們在外面等”趙醫生叫來了值班的護士,關上門,裡面聲音時大時小,似乎有分歧、有爭執…… 我和戴培樹提心弔膽的等候在那外面。搶救很快開始了。強心針、輸血、輸藥……夜間人手少,趙醫生邦着護士忙碌了好一大陣子……忙完了,趙醫生說:“你們要拿一個人盯住,有情況,馬上來叫我。” 我說:“實在太感謝二位了。”趙醫生說:“毛主席說,救死扶傷,革命人道主義嗎!”我說:“是啊!醫乃仁術也!”這些話似乎是說給那個護士聽的。這個趙醫生,從大學出來不久,年輕、血氣方剛、還有點正義感、可能還對那個革委會的頭頭不賣賬,哎!也真是幸運、真是偶然、在這真是千鈞一髮之際,差那麼一點點時辰,可能李石鋒就去那“枉死城”報到去了,偏偏就在差那麼一點點時辰之既,這位趙醫生不期而至。 張忠誠說:“我在這屋裡守着,你們去外面歇歇。”張忠誠以前是新四軍的,是個什麼科長。也是右派份子,和戴培樹一起在這裡照管李石鋒。我和戴培樹又走到病房外面樹下。戴培樹說:“如果李石鋒救活了,等於救了兩條命。”我說:“怎麼這樣講呢?”戴培樹說:“有個重要情況應該跟你講。昨天李擘子回來把衣服換給人家拿去洗〔衣服給人洗,每個月一塊五角錢〕洗衣服的人在把衣服丟下水之前照例翻了翻他的口袋,把從他口袋裡翻出來的兩張紙條給他送回來。那洗衣服的人又不識字。李擘子不在,那人就把紙條隨便給了一個人,叫他轉交給李擘子。殊不知這傢伙是造反派的,是上面安排來專門監視右派份子的。是不是該李石鋒倒霉,那人一看紙條〔李石鋒寫的花甲自嘲詩和我寫的祝李老石鋒花甲詩〕就拿上去回報。上頭革委會的看了說這是反動詩,所以今天上午弄了十多個人開李擘子的鬥爭會。叫他交待。有人說李擘子天天到你那裡去,是不是搞什麼陰謀活動,追問這首詩是不是你寫的,李擘子不回答,張忠誠上去就給李擘子一拳頭,正正打在李擘子左肺肺穿孔那裡,當時就噴了一大口血……” 我說:“這傢伙怎麼這樣?難怪他一直嫣兮兮的悶在那裡,對這傢伙應該教訓教訓他才是”。戴培樹說:“你寫那個詩,還得……”我說:“沒事的,不可能……” 夜間兩點過,經過搶救和輸血,李石鋒奇蹟般的甦生過來了。看見我在旁邊,有氣無力的淡淡的笑了笑。戴培樹近前低聲在他耳旁慢慢的說,大概說我去找了趙醫生,所以進行了搶救、輸血之類…… 李石鋒示意要跟我說點什麼,我走近前去,李石鋒聲音很微弱:“住了……六回……醫院,這是……第一回……輸血……閻王不要囉!” 七十九 一天,我剛剛上班,貢井下來一個人,報信說:“你老母親差點死啦,正在三醫院搶救,要你趕快拿錢上去……” 真是禍不單行。給了李石鋒十塊錢,我身上已經沒有幾文錢了,貢井距離我那小店有二十來里地。李石鋒住院有“聯單”【用以看病、住院可以記賬,以後由所在單位結算付款的憑據】這算他的運氣。我這流落江湖的“賤民”,就沒有“聯單”享受,去看病一切費用都得自己掏。如果我病了,而又沒錢去醫病,那就只有去閻王老爺那兒報到去了。 當時只有“吃皇糧”的,國營廠礦企業的,所謂全民所有制單位的人,才能常年享受“公費醫療”的待遇。所以就全國而言,絕對大多數的人,看病吃藥都得自己掏錢。特別是農民,吃飯都艱難,生了病能夠去吃藥、去看病,去住院當然就更困難了。患病沒有錢醫病,就只有“拖”也就是只有等死,當然死的就多. 其實人類從有史以來,醫藥都只是為少數統治者服務的。封建時代,最好的是御醫、御藥,那是為皇室服務的。“懸壺濟世”也是要錢的。國民黨時代,醫藥也只是有錢人才能享有的。毛澤東時代,經濟太不發達了,想用醫藥來“為人民服務”。辦不到。依然只能為少數人服務。吃皇糧的幹部優先。最優先的當然是領導幹部。“高幹病房”、貴重藥材、專家保健……等等措施,依然是為統治階層服務的。全國最大多數的農民和平民是根本享受不到人類醫學成果的。少數人侵占了大多數人應該享有的國家資源和科學成果,當然是大大的不公。 當今而言,醫藥和醫學成果依然是只能為少數有權、有錢人服務的。大多數的人依然不能享受得到現代醫藥和醫學成果的服務……能夠“享受”的數額依然是微不足道的,據世界衛生組織2007年統計調查了全世界191個國家的醫療保障程度,中國處於188位。全世界的倒數第四位。老天啊。好意思嗎??不是說外匯儲備已經是超過了小日本居於世界第一位了嗎,為什麼不拿點出來用之於民呢?現在而今,中國除了少數擁有特權者之外,絕對大多數的老百姓甚至連象我們這樣的一般幹部、一般的知識分子對於患病真有談虎色變的恐懼! 我娘,農民及時把他抬進醫院去住院搶救,大概認為有我這樣一個城市人口的兒子吧。殊不知在當時,要負擔我娘住院治病這樣一筆昂貴的費用,予我而言也是莫大的難事。 我趕快向店裡人借了二十塊錢,急匆匆的趕到了三醫院。進得病房,一個護士呵斥我說:“你還曉得來啊?別個不幫你送進來,早都“搞蹺”〔死了〕囉!快去交費,停了藥的。不交費是不得用藥的啊……”我自然無言以對,說了聲,麻煩你們了,我去交…… 娘說:“醫生說是急性肺炎。現在好得多了,要不就出院回去嗎。”我說“不行,得住下去。”娘說:“那來那麼多錢嗎。進來都借了二十塊錢繳的〔她一個月生活費才十五塊錢〕。才兩天錢就用完了,這病是醫不起的,那有那麼多錢來醫病?”我說:“我代得有錢,我會想辦法的……”其實。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辦囉?把在店裡借來的這二十塊錢給娘交她還債吧,就沒有交醫院繼續治病的錢,交了醫院繼續治病吧,就沒有還給農民的錢。農民的錢太難了,能夠借給你,就是從頭上看到腳下,天大的不容易了,因此是絕對拖欠不得的。我決不能讓老娘眼睜睜被折騰死去!像大多數農民、平民那樣被“拖死”。這病得醫,醫病必須要錢,錢從哪裡去弄呢??我熬更守夜掙那麼幾個錢,只能夠糊口……我該怎麼辦囉? 我昏昏沉沉在醫院裡頭徘徊了幾圈,不知道該把這二十塊錢怎麼辦?這貢井距離我們下面二十來里,交往較少,即使有點交往的,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裡要借個一二十塊錢,也是很艱難的。我想或許有來我那裡作過衣服的年輕人,找他們幫幫忙,這些年輕娃兒們大多很講義氣,我有難處,是會想想辦法的。我抱着這種渺茫的希望,從三醫院走出來,盲目的在貢井街上轉過來轉過去。昏昏沉沉的轉到中午過了,沒有碰見一個熟人...... 我又回到三醫院,那護士厲聲的問我:“你還沒去繳啊?拖不得啊!越拖越腦火啊!”我說:“這就去繳。”我走到娘病床前悄聲的問她,“還債的錢,可不可以拖幾天?”娘說:“拖不得,別個買小豬兒的錢,今天要還的。”我看見娘正在喝半碗稀飯。娘說:“張三姨給我喝的。”我說:“太謝謝了。”娘說:“你還沒吃吧?”我說:“出去吃”,心裡想,就這二十塊錢,那敢吃什麼?我又在貢井街上轉過來轉過去,渾渾沉沉,焦頭爛額,企盼着能有奇蹟出現。下午三點了,我非常餓,雖然早幾年挨餓的滋味已經嘗得夠了,但是近幾年來幹這裁縫的活路,也算是飽不着餓不死。早上要忙於去上班,基本上都不吃早飯,但中午和晚上得把那“小菜飯”吃飽,不吃飽是無力去幹活的。已經下午了,還水、米未進,餓的人頭暈眼花,但我不敢動用那二十塊錢。只能挨着餓。我決心先去把藥費繳了。才能夠把病繼續治下去。再回去借錢來還債。便向着三醫院走去..... 突然有人招呼我:“曾師傅,怎麼上貢井來了?”我一看是來找我作過衣服的,好像還有點親戚關係。我便把老娘在三醫院住院,沒有繳費,現在停了藥了,正不知道該怎麼辦?年輕人很熱情,他說:“我到認識一個三醫院的護士,去找找看能不能有什麼辦法可想。”我說:“那太好了。”於是我們快速的來到了三醫院。他很快找來了那個護士,說明了目前情況。那護士說:“你們去找一張我們三醫院的“聯單”來嗎……”年輕人說:‘我只有“河底下”〔指自流井區〕的“聯單”’。我說:‘下面的“聯單”好找,只是拿到這上面來不管用嗎。’ 那護士說:“要不這樣,你們在下面去開好藥,把藥拿上來用。”我說:“那太好了,太好了!只是今天這麼晚了,也搞不贏呢〔來不及〕”。護士說:“我去找她們〔護士〕先把藥給用上,明天你再去下面開好了藥,把藥拿上來還給她們。” 我說:“太好了,太好了,有救了,救命了!!太謝謝了。”真是死裡求生!想不到還有這麼一條救命之路!!當然必須要有“關係”的熟人。其實這也是草民迫不得已的“對付”那“社會主義社會”的一種“聰明”。以後不斷知道,草民的這種種“聰明”層出不窮,有的是諸如此類的手段。 我們三人一起來到了病房。兩個護士相互說了一下。那個護士也不再呵斥我了。護士給年輕人說:“行了,我走了,我正在上班呢”。我說:“用的是些什麼藥,請她開張單子”。她說:“會的。”年輕人說:“我也走了,還有點事要去辦呢。”我又小聲的道了謝。不一會,護士來跟娘輸上了液,又拿了些丸藥給娘。其實這些藥都是他們把病人沒有用完的都存儲了起來。沒有關係的病人當然就不會白白的給你使用……又給了我一張用藥的單子。我又道了謝,又向同病房的人們道了謝。 人不求人一般高.我當然只得自己矮下一截,矮下一截.平生難有之事啊!然而為了救娘一命,人命關天啊!你能不自己矮下一截嗎?!讓我也嘗嘗“忍辱負重”是個什麼滋味啊! 我把那還債的二十塊錢給了娘。五點過了,才離開了三醫院。挨着餓,腳葩手軟的去走那二十里路,餓了一天,主要是焦愁了一天,焦愁折磨得人真是筋疲力竭,一直到天黑了才回到了我那個小窩。 過了兩天,那個年輕人又特意找了一張三醫院的“聯單”,給我送到小店裡來。我把那張“聯單”拿到三醫院給了那個護士。由她去幫我辦理那些憑“聯單”算賬而自己不用掏錢的手續。當然也免去了我送藥上去的奔波...... 也不知道是那個單位的“聯單”,給我娘當了一回“孝子”!娘在醫院裡住了十來天,出院了,到底用了多少住院費,不得而知,因為結賬“揀腳子”的是那張“聯單”!“聯單”救了老娘一條命! 當年小老百姓們實在窮困得只能夠糊口保命。象遇到了患病住院這樣的災難。相互之間實在是愛莫能助。又不想死。迫不得已草民才“聰明”出了“慷國家之慨”的無奈之舉。無法之法只得弄章“聯單”來“挖”“社會主義牆角”了!“挖”了就能夠逃脫死亡,誰不想方設法的去“挖”呢!! 八十 一天,我上班不久,見一個人來到了小店。空着手,顯然不是來作衣服的。 見那人三十多歲,穿一件灰色毛服,走到我那裁案前。用不是很大的聲音問道;“你是曾國一嗎?”我說:“是啊”。那人說;“我是派出所的。” 我打量了來人一下,從那氣質、語言、作派。絕對不是什麼派出所的,派出所的一眼能看的出來。但肯定是吃那碗飯的。也能夠看得出來。 來人說:“找你談談”。我說:“好吧”。便收拾好了行頭,向來人說聲:“到家裡去吧”。既然已經看出來了是吃那碗飯的,在這裁縫鋪大庭廣眾之間“談談”定然是諸多不便的。 這時候。我已經搬離了那個貧民窟的陋爛的那個八平方米的小窩。搬來了新家。這個新家之來實屬非易,也是經過不小的鬥爭方始得到的。在自貢市這個地方已經有二十多年,從“解放”1949年迄今吧,沒有新建過一幢給老百性分配的樓房。不象而今有如雨後春筍,似乎天天都有幾幢大樓從四面八方冒將出來。儘管賣不出去,然“輝煌”着五顏六色的“泡沫”!二十多年囉!才建了這麼一幢新的樓房。那幢樓房共有四十套,打報告申請要房的危房戶、困難戶四百多家。10%與90%的爭奪戰!!樓房面積分三種規格:32平方米一套的有十六套,22平方米一套的有二十套,12平方米一套的有四套。依然是“貧民窟”,新“貧民窟”而已。完全是“干、大、壘”型建築,廚房只有兩平方米大,只能站得下一個人,這樓房裡面沒有廁所,拉屎倒尿依然得跑幾百米遠,去上公共廁所,然而就是如此規格,如此可憐見的新房,其爭奪之激烈,四百多家爭奪四十套,其激烈程度可想而知。 樓房修建好了半年,還分配不下來。其原因當然是爭奪太激烈。四百多戶人家,大多數的都託了人送了禮物,希望能夠通過“開後門”弄到一套。收取別人禮物的人,自然都是握有權柄的人。分配方案討論了一次又一次,都定不下來,實際上是在那裡分“蛋糕”。手裡頭捏着叉子的各式官員,都想叉上一塊、幾塊。分配方案討論會就是分髒會,吵吵鬧鬧、臉紅脖子粗、明爭加上暗鬥,每一次研究分配方案都爭奪得你死我活,比那“巴黎和會”上瓜分中國的爭奪還要激烈得至少一百倍吧。 快到年底了,等了幾十年,多少人家如久旱之望雲霓啊!都想搬進新樓里去過新年。不知道是那一位勇敢者,管他娘的,等不及了,先下手為強,率先搶占了一套。消息迅速傳開,光大街“搶房子”啦!消息傳來,個個迫不及待,只見汽車、架架車、挑的、抬的、箱箱櫃櫃、鍋盆碗盞……人噓馬盎!光大街又砸斷街囉!連夜連晚。四十套不待分配。全部被搶占了。當時象這種搶占新房的事情全國各地都有,不是什麼新奇事。 我自然也搶占了一套。因為那幢新樓就修建在我那八平方米小窩旁邊。那棵“無心插柳柳成蔭”的,高過了房頂的黃角樹也被連根拔起。我家被干、大、壘的磚樓占了一個角落,當然正式列入“拆遷戶”,屬於“當然搬入新樓”的一家。 新樓被搶占之後,不僅區里大小官員被驚動了,市里也被驚動了。當然絕對不可能,搶了就完事。於是成立了一個“動員退房小組”。找搶占房的人家的單位,施加壓力,勸說搶占者,一家一家的作工作。必須搬出去。又幾個月才搬出去了,我是最後搬出的一家,房管局的來找我,和他們大吵了一架。因為在流落江湖這近二十年間已經被“改造”得來很會吵架,還學會性罵,因為在我們那樣的大家庭里,是絕對的不敢說粗話的,欠文明的話都不能講的。連四川人的口頭禪“老子”都不能講的。 然而流落江湖!別人罵你娘忍無可忍你只得罵他媽,這是屬於骨頭貴賤的問題,必須睚眥必究,必須昂首挺胸作人,這是不能改造的也改造不了的。不能夠作到“入”“污泥而不染”。沒法!之所以獲得過“惡裁縫”的美名。正緣予必須維護這根硬骨頭的珍貴! 又過了兩個月,分配方案下來了,但是沒有我的。我當然理直氣壯的去找那個房管局長。我說:‘我給你提出兩條,第一、我是“拆遷戶”,你不敢否認吧。“拆遷戶”當然搬入新樓。這是政策規定,你竟敢把我刨掉了,當然不合乎政策。有點豈有此理吧!你今天不把房子分給我,我明天就遍街跟你貼大字報。你欺騙“拆遷戶”。其影響你應該考慮。結果當然應該由你負責。 第二,市委副書記******是我在樂山時候的老首長。你欺騙“拆遷戶”,我明天就去找他告狀。五十年代初,*******在樂山當專員時候。我曾調到專員公署辦公室幹了半年。這到是歷史事實。不過而今似乎有點虛張聲勢,有點搬出了個“死諸葛”來嚇唬“生仲達”的招數!這位******調到自貢市來當這個中共自貢市委副書記,頗有點落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他擔任樂山專員公署的專員時候,魯大東任中共樂山地委書記,級別基本上差不了多少,可是魯大東早已是四川省副省長、省長、省委書記了,而他卻還在這樣個自貢市的中共市委副書記的位置,現在其差距就頗大了。原因是這位曾經“跌過跟斗”。那是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那時候一些“老革命”,從荒涼的山溝裡面一下子闖進了城,被花花世界弄的神魂顛倒。毛澤東一再打招呼,要保持革命本色,警惕“糖衣炮彈”,許多大城市都在上演郭沫若寫的話劇《北京四十天》……新革命和老革命都得去看。那年月看之類叫作去受教育不當成娛樂。所以中國文學領域文藝領域思想性為首要標準的理念統治了中國好幾十年。郭沫若警告大家不要學李自成進北京只當了四十天的皇帝,由於上下腐化墮落、搶掠姦淫、自己把自己打倒了,“人必自毀方能毀之”的傳統教育。 當年種種腐化墮落便已經全國蔓延,象中共天津地委書記劉青山、專員張子善由於腐化墮落、貪贓枉法,相當驚人。最後被毛澤東批准槍斃了。“解放”以後【1952年】第一次以如此罪名槍斃的高官。 當時不少“老革命”進城以後,“換老婆”之風一度頗盛。延安時候只能夠中央大官“換老婆”,而現在地方官也可以“換老婆”了...... 1949年冬各種“謠言”鋪天蓋地。其中最流傳持久而又深入於大城小鎮、窮鄉僻壤的一個“謠言”――是“共產共妻”。對於“共產”之說。城市裡的人相信。共產黨不共產還叫什麼共產黨?至於共妻之說。城裡人大多不怎麼相信。在鄉下農民盼着共產。但農民最怕共妻。特別是家裡正有着黃花閨女兒的,特別害怕被共了!所以那年月趕急嫁女兒真是一股風,四方無處不在,雖然還沒有到“拉郎配"那樣瘋狂的地步,但“亂點鴛鴦譜"卻是處處都在扮演.。其實對於這“共妻”之說,確也並非空穴來風。根據俄國《祖國》雜誌近年披露的史料:俄共早期曾經制訂過“共妻”政策,而且以蘇維埃名義在《消息報》上面公布,同時還以布告形式公開貼在莫斯科等等城市大街上。此政策大體如下:“凡15歲至25歲的女性必須接受‘性公有化’。革命者要行使此權利,可以向革命機關申請許可證。布爾什維克可以憑證去‘公有化’十個姑娘。....."蘇共頭頭們的“革命理論”認為:“不僅財產必須公有化,性資源也必須公有化。家庭、一夫一妻制都是私有制的產物。必須性全面解放。" 根據如此理論如此政策,俄共的頭頭們帶頭干。據資料稱托洛茨基、布哈林、安東洛夫……等等搞女人象發情期的狗那樣的隨便!!等而下之,那些布爾什維克到處去強姦和輪姦女人,因為他們手中持有“許可證”!而且特別喜歡去“公有化”〔強姦〕資產階級的年輕女人們……北高加索蘇維埃共和國革命軍總司令部按照黨組織的決定由總司令伊華謝夫簽署許可證:“紅軍士兵”也可以去“公有化”15歲至25歲的女人。於是四處都出現“圍獵行動”。幾十個幾十個的少女被抓到軍營里去輪姦。女中學生是紅軍戰士的最佳圍獵對象,小學生也有,資產階級年輕女人更是難逃圍獵…… 俄共的“革命傳統”到處“輸出”。1945年俄國兵占領我國東北大小城市之際,除了擄奪十億美金的重工業設備的同時。四處去“圍獵”姦淫中國婦女。所以東北人對於“大鼻子”恨之入骨…… 對於女人視之為“性資源”也就是源於此。沒有“入城”之前,到了“25--8--團”的“標準”就有資格要求“組織”“給”老婆。但那時候“性資源”缺乏。而今“入城”以後,“性資源”太豐富了,看得人眼花繚亂!心裡怪痒痒的!於是紛紛發起衝鋒。有權有勢的“首長”在此紛紛衝鋒之際,也就趁勢來個“換老婆”——也就是把以前的農村的結髪的糟糠之妻不要了,自己已經四、五十歲了偏要另外找上一個城裡的二十歲左右的年輕貌美的“花姑娘”。有權有勢、休掉以前的糟糠之妻、另娶“花姑娘”、輕而易取之事。那糟糠之妻和“花姑娘”一般都是弱勢群體,可以任憑宰割。所以一般經過“正當”手續“換”了的,一般都沒有什麼事,即使被人指“背脊骨”也損傷不了他的毫毛!他是當官的、有權有勢、老夫少妻、老牛吃嫩草、一個個年輕幹部甘瞪眼,敢怒而不敢言。當年還遵守“一夫一妻”制。遠遠不如現在的方便。“老”的不用了甩她在一邊冷着,另外包二奶、包三奶就是了。這位******專員還沒有辦理那“正當”的“換”的手續,就迫不及待的和二小姐上了床。〔似乎也有點包二奶的行徑!〕組織上勸說、警告都沒有用。二小姐太漂亮了、太迷人了。高挑身材、顧盼而生輝、實在難以舍卻。而最要害之點,二小姐的父親是國民黨的師長,鎮壓了的。按照當時規定,是不能和高級幹部結婚的。又整死都扯不脫,當然栽了,這一栽栽得一敗塗地,弄去一所中學當了個書記。二小姐當然也丟了。這在當時樂山地區的所有幹部當中,可以說是“家喻戶曉”。 這一栽栽下去十多年,現在才又起來當上了這個市委副書記。中共自貢市市委宣傳部長******也是因為這樣的事情栽下去的,象這種情況的還不少:市委秘書長石******,因為和小保姆的桃色事件,而走到了自殺的結局……當年對於這種事管得較為嚴,敗露之後,都會受到處分的。不象現在,去悄悄“搞”了多少個女人只要沒有對立面作為“鬥爭手段”去利用,一般都沒事。 當場還有幾戶人家,在依次等候着要這房管局長解決問題的。那房管局長只得給我說:“我們研究一下,明天上午答覆你”。 第二天上午我又去了。那房管局長說:‘“拆遷戶”我們是要安置的,現在呢,你原來住的只有幾平方米,那間屋子只傷了一點屋檐,我們現在把它修一修,外面那間一起給你,有二十來平方米了。都給你。’ 我說:‘不行。拆的時候,有言在先嗎。“拆遷戶”全部搬入新樓。不能說話不算話嗎!’其實那個年代根本沒有什麼書面協議什麼書面合同之類。他們要撒賴、口說無憑,你拿他也無可奈何的。不過那時候當官的對於說出的話,也還是看重自己的信用的。那個時侯幹部的“公信力”較之現在要高出若干若干倍的。那個房管局長看我堅持不干,又說:“再不然,我們可以給你另外找一處更寬一點的平房嗎。這樣安置就更合理了。” 我說:“絕對不行。你們真要說話不算話,我也迫不得已,只有去找******書記評理去了……”我站起身來,要走。不知道是“死諸葛”起了點作用呢還是我的強硬態度使他棘手,或者兼而有之,那房管局長說:“還有最後一個方案,我們把已經分出去了的一套,動員他讓出來,把那個二十多平方米的平房給他。”我說:“這不就對了嗎。”那房管局長說:“不過,反正是新樓房嗎,窄是窄點。”我說:“不會是那種只有十二平方米,一室一廚的吧?”那房管局長說:“能夠想辦法的就只有這麼一套了”。 我說:“絕對不行,至少得兩室一廚的才行。”那房管局長說:“那是絕對沒有任何辦法”。我說:“那我就不要了。”房管局長最後攤牌說:“我已經焦頭爛額了,我給你兩套好了,樓上一套樓下一套。如果還不行的話,你要去找誰我也沒有辦法囉!” 話已經說到頭了,我去找誰又能怎麼樣呢?就這樣,我搬進了這樓上一間樓下一間的新樓房。只有一室十平方米,一廚兩平方米。如此兩套,多了間兩平方米的廚,便拿來放雜物。即使如此可憐見的房屋,如果不是經過“鬥爭”。要想他們主動“按照政策”分配給我這樣的“摘帽右派分子”。想都不用想。 八十一 我把那人領到了二樓那一間屋來。上樓一條通道,那時候也把它叫作“通涼台”,通道裡邊是五家人,一家有一門連着一窗。通道外邊是欄杆,欄杆外邊間隔着懸着有個小小的兩平方米的,只能站一個人的廚房。我開了門開了窗,其它三壁連個孔穴也沒有,空氣極度的不流通。到了暑天,熱不可檔,完全就是一個“溫室”,比我那個八平方米的旮旯好一點,好不了多少。我在這裡又住了四年,文化大革命完蛋以後,每隔幾年搬一次家。從這個十二平方米的搬到了一百多平方米的住房。 我那十平方米的一室裡面。只能容納一床、一字台、兩張椅子。已經無多空隙,那人在椅子上坐了,我只有坐在床邊上。我說:“請問,貴姓”。他說:“我姓張。”我便沉默着等他問話。姓張的說:“你認識哪些人呢?”我想一定是和胡思敏說的要想打出個“現行反革命集團”有關的事情吧。終於找到頭上來了。我說:“是認識哪些右派份子吧?”姓張的點了點頭。我說:“認識胡思敏,他是我蜀光中學的同學,我一九六三年從外地回自貢市,後來聽說他也是右派……還認識陳望德,這光大街的裁縫……還認識牟永初,我在果園作過臨工,看守柑子林的時候,和他輪換着守一個棚子,一個人看守一天一夜,〔那種“棚子”用幾章薄薄的蔑折圍成一個四五平方米的嘎啦,頂上蓋的稻草。桔子紅時節,天寒地凍,寒風呼嘯。在那山野之間獨自一人,黑燈瞎火,根本沒有照明,也要具有點不怕鬼不怕狼的膽量才敢去吃那點“膽大錢”的〕。”我沉默着。姓張的又問:“陳洪虎呢?” 我說:“有這個人,來作過衣服。”姓張的問:“他們跟你講過些什麼?”我說:“我忙予生計,每天加班到十二點。我這間住房嗎,一眼洞見,平時也根本沒有人來的,接待你,這是第一次接待外人。除了作衣服,和這些人沒有什麼可說的。”姓張的說:“和他們有過來往,這點是肯定的,把你和他們來往中,不符合的,回憶一下,寫一寫,凡是不符合的,都寫一寫,幫助政府了解情況嗎。明天上午把寫的交到市公安局來” 第二天上午我把寫的拿着,去了市公安局。姓張的把我領到了一間大大的會客室。我把寫的給了他。他叫我等等。姓張的領來了一個人。姓張的說:“這是處長”。這位處長拿着我寫的那兩張紙,怒視着我,兇狠狠的說:“你寫的什麼?太不老實。簡直不老實。”我也橫眉冷對愣了那處長一眼。我說:“這樣講話,我不想聽。我一九六三年就摘了帽子。摘了十多年囉。我和這些戴帽右派分子從來就是劃清界限的。我是重慶回來的已經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的公民,和這些本地右派分子本來就不認識,有什麼老實不老實的。”那位處長又問:“你向這些人散……說過些什麼?”我說:“這得去問那些人囉。”這位處長看出我非“良善之輩”,大概不想浪費時間,狠狠的盯了我一眼,把那兩張紙扔在了那裡。怒沖沖的走了。姓張的有點打圓場,緩緩的說:“你再回憶一下,寫得太簡單了,把不符合的,補充一下。”我說:“那把這個退給我吧。”姓張的想了想說:“先放在這裡吧,” 其實他和我都心裡明白,我寫的那些毫無用處。可能他心裡還明白,我是不會再寫什麼“補充”的了。 胡思敏來說;他們依計而行,使得王麻子只得去公安局否定了他告密的那些內容,陳洪虎什麼也沒講。找不到突破口,所以來找你,也沒有找到什麼……抓不着什麼把柄,只得暫時放下了。又問我問沒問《七二•七》的事情。 我說:沒問。追問也不怕。 最後,還是抓了兩個右派份子,陳望德、張彬,罪名是“為劉少奇、鄧小平評功擺好”,並因此罪名還判了幾年徒刑。“四人邦”打倒之後,鄧小平又重新上台,不久,平反,又把兩人放出來了。 八十二 如果說結婚是我此生所犯的第一個真正的錯誤,那麼生兒子則是我此生所犯下的第二個真正的錯誤。在那個可怕的畸形年代,我,絕對的不應該結婚生子。 曾焰讀幼兒園的時候,同在幼兒園的其它的孩子們都還小,似乎還沒有發現什麼“異常”現象出現,那些幼兒園的老師是否能夠一視同仁是很難說的了。一上小學不久,曾焰被歧視、被侮辱的事件便與日俱增。毛澤東統治的時代把小孩子們分成了“紅五類”:工人、農民、幹部、軍人、平民五類人的子女屬之。還有“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壞份子、右派份子五類人的子女屬之。在那個“階級鬥爭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的畸形的、罪惡的、可怕的文化大革命歲月里。所謂“紅五類”子女生下來就高人一等。而“黑五類”子女生下來就應該被侮辱、被歧視、被壓迫。這種封建主義的糟粕觀點被毛澤東的“革命無產階級”全盤繼承還變本加厲。幾歲的小孩也已經被薰陶得根深蒂固了。 那些紅五類的仔兒們開始給曾焰侮辱性的叫號。我們居住的這光大街本來就是貧民區,清苦工人窮困平民占大多數。疲於生計。大多缺乏家庭教養,缺乏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道德的薰陶。當然主要的是階級鬥爭把這些人斗昏了頭。使得階級鬥爭的觀念從小也就“泛濫成災”。小學課文里有一課是《高玉寶》這本書裡的一個節選叫《半夜雞叫》——純全是“狼奶”灌輸,也是假貨,半夜雞是不會叫的——其中寫有個地主名叫周扒皮。凡是黑五類的子女,其家裡和地主沾了邊的,那些紅五類的子女就不叫他們的姓名,統統叫他們為“周扒皮”。曾焰的祖母是“惡霸地主”,於是那些紅五類的子女就叫曾焰為“周扒皮”。除此之外。還叫曾焰為“曾國一”,因為曾焰的老子曾國一是右派份子。對於這些叫號,老師聽見也不管,管也管不了。如此狀況,給小孩幼小的心靈帶來多大的傷害,多大的壓抑,那是可想而知,階級鬥爭的教育——狼奶灌輸就是如此從小抓起! 更有甚者。一天下午。我正在那小店裡低頭忙碌。外邊大街上。十多個小孩反翦着一個小孩,大聲呼吼着有聲有色的、轟轟烈烈的、遊街示眾。那時候這種遊街示眾的鬧劇經常在街頭出現……十多個小孩反翦着一個小孩,當然引得滿街不少人看熱鬧。我一看。中間被反翦的小孩正是曾焰。 真是忿從心頭起,怒向膽邊生。正是是可忍孰不可忍。那是特意從我這小店前面經過,以之來羞辱曾焰也羞辱我的。我順手抓起一根扁擔,大吼一聲向那十多個兔崽子沖了去。小兔崽子們被我的瘋狂的突如其來的攻擊,嚇的魂飛魄散,沒命的拔腿四外逃竄,我瘋狂的窮追猛趕。把一個小兔崽子從光大街追過了新橋,有幾里路之遙,他跑不動了,我也跑不動了,他在釜溪河邊濱江路的欄杆下蹲下來。 “跑啊!跑啊!你跑得過今天跑不脫明天。”我拿扁擔指着他:“叫什麼名字?說!”他說了。“欺侮曾焰,誰的主意?”“不是我不是我。”“現在交給你一個任務,聽清楚了。告訴那十幾個龜兒子,那個敢再欺侮曾焰,老子要他的腦殼。聽清楚沒有?”“聽清楚了。”“說不說得到?”“說得到”。“今天放了你。作沒作到。明天店子上來回話。” 我從小就懂的寬厚待人,投之以桃,報之以李,然而到了狼窩你得學狼嗥,不得不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我必須保護曾焰。我不保護他誰來保護他?沒有其它的辦法。找老師,找家長,沒有用,能有用嗎?反而會惹來更多的麻煩。殊不知,從此之後,那些小兔崽子們再也不敢聚眾起來欺侮曾焰了。曾焰也學着反抗,當然是受了我的行動影響,跟敢於欺侮他的鬥爭,沒有辦法呀。你軟弱可欺。他就要在你頭上拉屎撒尿啊,你能怎麼辦呢?那是那個社會逼出來的啊!為什麼要逆來順受??在任何淫威之下我都極力力爭要堂堂正正的作人。曾焰也必須學會堂堂正正的作人。這是絕對不能動搖的。最焦心的是沒有辦法輔導曾焰的學習。為生計所迫,每天必須在小店裡勞動十四、五個小時,每晚都得半夜三更的才能收攤。天天如斯,實在拿不出半點時間來管曾焰的學習。 有個上海崽兒李****。拿了個乒乓球世界單打冠軍。聽說他老子也是個右派份子。曾焰個子長得很高,比同年齡的娃兒要高一個腦袋。身手靈活,又是左撇子,還喜歡打乒乓球。李石鋒有五子、三女。李石鋒被打成右派份子之後,和他愛人萬詠非雙方“自願”離婚。兒女全都跟了媽。也就不認李石鋒這個老子了。當時是不敢認。叫作“劃清界限”。我那小店聲名遠播之後。萬詠非以及三、四、五、六都成了小店的老顧主,常常前來光顧。不免和李石鋒懈逅相遇。特別是老四,從此每個月都要買點糖果之類去李石鋒住的那個窩探望一番。在那種歲月里,堪稱尚能一盡人子之道的孝道之子了。 哎!李石鋒住的那個窩,真比乞丐住的還不如。他出院之後,我去看望過他。他本來和十多個工人住在一間大寢室里。出院之後,對於這肺結核大家都心存恐懼。李石鋒也說:‘我這肺病,肺穿孔,正是“開放期”,有傳染性。但又無處可搬’。這個難題這些工人當然無能解決。李石鋒其實早已經有所盤算。便試探着說:“廁所旁邊那間豬圈,現在也不餵豬了,打掃打掃,我搬到那裡去住,免得把這肺結核傳染給大家,行不行呢?”。 十多個工人認為李石鋒如此的高姿態自我犧牲。當然求之不得,但那是豬圈啊!而且多年不用不管。頂也漏了,牆是老古式的泥築的,塌了一角,頗有點“青山正補牆頭缺”的韻味吧。覺得把李石鋒攆到那麼一個角落似乎也有點於心不忍。李石鋒堅持不變。那些工人也就求之不得吧。幾個工人在那以前豬睡覺的石板上麵攤了幾張木板,再加上稻草鋪了算作是床。用幾塊石頭胡亂砌了個堆聊作“字台”。因為李石鋒“惡習難改”,要“偷偷的”去寫點東西。其它還有一個爐子,他自己不會煮飯只偶爾燒燒。此外便無有他物了。我去的時候,滿屋潮濕霉臭味。旁邊廁所的臭味還不時襲來。我說:“怎麼搬到這麼個地方來了?”李石鋒說:“圖個清靜。沒有監視的耳目。清閒!躲進小‘陋’成一統,管它春夏與秋冬”!我說:“這陋室也太陋了嗎?”李石鋒說,‘“斯時陋室,唯吾德馨【劉禹錫的《陋室銘》……沒有任何人“敢”來打擾,那個監視的人這道門他都不“敢”進來,牛棚、豬圈同樣的可以樂在其中也……’ 我打量着這個比我那個窩還要低幾個層次的角落,真是比叫化兒〔乞丐〕住的地方還低幾個層次。李石鋒的老子,富商兼律師李敬修在市中區修建了一座城堡式的豪宅。其規模之大,解放以後曾經作為自貢日報和新華印刷廠共有的所在地。他們全家三個主人和一些僕人享有如此一個上千平方米的豪宅。和眼前這麼個豬圈相較。真有點令人慘不忍睹。 在這間豬圈裡,李石鋒住了許多年一直住到“落實政策”才搬離它去。李石鋒的老六喜歡打乒乓球。打得還不錯,是市體校和區體校的乒乓隊的業餘陪練。他知道我想讓曾焰去體校打乒乓球。便帶曾焰去體校打了幾回。還主動的去向那乒乓教練推薦。那教練不敢收人。沒有那麼大的權力,必須要體委主任點頭才行。得知那體委主任以前在統戰部工作過。於是我想起了鄒永揚。這些年來,鄒永揚也成了我這小店的老主顧,他帶着全家兒女們來作衣服。還要求他的兒女們都叫我曾伯伯,很平等相待。我去找鄒永揚,這時他依然是市委統戰部的科長,沒有“進步”,我向鄒永揚說明緣由,鄒永揚答應去作工作。 因了鄒永揚親自出面斡旋,不久。曾焰去了區業餘體校乒乓球隊。當時自貢市乒乓球隊打出了個童玲,後來自貢市的跳水隊又跳出了個高敏。拿回來許多個世界冠軍的金牌,被譽為世界跳水皇后,世界上稱之女子跳水的“高敏時代”。自貢市體校之類當然很以之為光榮。體操也出了全國冠軍。 加之那些年“讀書無用論”泛濫全國。那些年音樂也不吃香。流行音樂在中國大陸還沒有“出世”。不象而今唱歌成了可以發大財的行當……所以“打體育”成了許多家長為孩子選擇的最熱門途徑。殊不知“金字塔”規律在“打體育”這門行當里,體現的最為殘酷。全國有多少個業餘體校?又有多少萬個乒乓球“培養尖子”?殘酷的大運動量訓練,要流多少汗?吃多少苦頭?還有着多少多少意想不到的磨難和各種人為的艱難險阻?最後攀登上到那金字塔尖上,才能打出一個全國冠軍來。絕大多數的“培養尖子”,被打下去了,被淘汰了,很有點“一將功成萬骨枯”的壯烈!!即使如此,業餘體校的門坎依然是非常的高。全國大學停止招生。“讀書無用論”風靡滿社會。業餘體校的門坎也就日益增高。不少當官的都把娃兒送了去。名額只有那麼多,經費很有限,絕對不能超額。 如果不是鄒永揚科長出面斡旋。曾焰肯定是無法擠得進去的。在區體校打了兩年多乒乓球,又去了市業餘體校乒乓球隊。當時乒乓球已經被稱之為國球。拿過多次世界冠軍。大球上不去,所以把這小球的驕傲讓國人共享。那時的乒乓球已經有兩種打法,或者說兩大門派:橫握拍和直握拍。橫握拍是從歐洲來的,以削球以守為基調。直握拍是中國人的打法,以快速攻擊為基調。一個球隊必須兩種打法的隊員都兼而有之。訓練時候有攻的、有守的才行。 省里來了個姓高的教練。他是直拍快攻型的打法,特別到下面來物色隊員去省體校。他當然是來找直拍快攻型打法的。不幾天,高教練便看中了曾焰。左撇、直握、快攻、中國式的標準打法。中國好幾個打出世界冠軍的都是左撇、直握、快攻。加之曾焰個子高,當時十二三歲已經一米七了,加之身手敏捷、靈活。正是他最理想的人選。高教練便向自貢市市體校提出來。要帶曾焰到省體校去。市體校一查,說曾焰的父親是個右派份子,不行,實際上是他們想送一個橫拍的親戚上去。高教練當然不要這橫拍的。雙方堅持,都不讓步。高教練只得向省里請示。向省里請求要一橫、一直,增加一個去的名額,其目的是無論如何也要把曾焰弄上去。高教練認為象曾焰這樣的條件太難得找到了。 最後。這位高教練忿而離去。他們終究還是把那橫拍的弄上去了。打了六年多的乒乓球。落得個連市也出不了。這乒乓球還有什麼打的呢?當然對曾焰帶來莫大的打擊。曾焰說。不想再打下去了。不打就不打吧。於是自己終止了去體校的訓練 八十三 這時候,伍叔華已經患上了肝炎進而轉為肝硬化。那年月,釜溪河河水污染非常的嚴重。自貢市已經成了全國著名的“肝炎城市”。自貢鹽廠、特別是幾大化工廠都是最可怕的污染原。 當時全市老百性中傳聞有一個“笑話”:說是把釜溪河裡的水拿到聯合國去化驗,當時中國與外面世界膈絕,外面稱之為“鐵幕里的中國”。所以老百性們對聯合國還是知道的,至於還有什麼世界衛生組織之類,就不甚了了。對於中國鐵幕外的事情,小老百性實在是陌生,知之甚少。《新華通訊社》有個《參考消息》報。最先是只發到地、師級幹部,漸漸的擴大範圍,七十年代仍在限製發行。小老百性是不能訂閱的,其實《參考消息》報依然是《新華通訊社》經過選擇而發的一些外國報刊上的訊息而已。 “笑話”說:把釜溪河水化驗之後,聯合國的人問:住在那裡的人死沒死絕啊?這笑話似乎有點殘酷的自嘲吧!當然也可見人們對於釜溪河水之恐怖心情。 當時由於醫生、醫藥服務對象主要是為統治階層服務。藥廠停產,所以許多藥物都缺。對於治療肝炎,基本上沒有什麼有效的藥物。肝硬化在當時於一般老百性而言也就成了不治之症了。然而,伍叔華有“聯單”。小學教師屬於全民所有制,看病除了自己出八分錢掛號費之外。一切可以由公家出錢。這在當時社會上稱之為“有享受”的人。在全國人民中只能占百分之幾的少數吧。而對於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絕大多數“沒有享受”的人而言。吃藥不要錢那是很值得羨慕的。男女搞對象時候,都得相互暗中打聽一下對方是否“有享受”,成了婚嫁去考慮的條件之一。可見社會觀念對之的重視程度了。 伍叔華既然有“享受”。那當然就得去享受。如此吃公家,叫作“不吃白不吃”。所以每隔兩、三天就得上醫院去看病。那時候醫生、護士服務態度都不好,都“看人打麻糖”!病人又多,所以一進醫院便是連串的“排輪子”:桂號、看醫生、算賬、取藥都要排很長輪子……看一次病至少得半天。輪子一個挨着一個慢慢的往前移動。真是度“步”如年……經常都要我陪同她一起去醫院。我耐着性子去承受排輪子的折磨和考驗……這一去半天。我怎麼“消耗”得起。沒有辦法,只得主動去結交。 那時候老百性去結交人除了送禮便只能講“交換”。與人方便,自己方便。我能給人的方便無非是在來找我作衣服的時候,把取貨時間極力縮短,儘量裁剪精細、製作精細。如此而已。然而就憑籍了這點。結交了不少人:醫生、護士、藥房……結果是可以不去排輪子,把需得半天才能了結的事,半個鐘頭就能了結。其實這也是草民們對付那“社會主義社會”的一種“手段”而已矣! 伍叔華天天吃藥,兩三天要去看一次病。病沒有好轉,反而漸漸加重…… 上山下鄉搞了好多年,不僅沒有給城裡人減輕負擔,反而增加了更多的負擔外加無限的焦慮。不僅僅是增加了更多的經濟負擔,大多得給農村的知青一些錢、糧的補助;還得加上精神負擔。民怨七、八十度吧接近沸騰的高度。為了緩和一下不斷沸騰的民怨。不得不出台了個“頂替”政策。也就是城裡的無論工人、職員、幹部……無論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乃至街道工業。只要你退休,你那個“缺”就可以換一個子女回來去“填補”。無論是在農村的、城市的都可以去“填補”。去“頂替”那個“飯碗”。 政策一出台,所有的大、小城市都“沸騰”起來了。三千多萬名知青“陷”在農村!牽涉着三千多萬個家庭!可見全國“響動”有多大!說是一時間“驚天動地”也不為過!!三千多萬個家庭凡有子女在農村的都想方設法怎樣去搞個頂替名額,把在農村的兒女弄回城。於是“頂替”、變相“頂替”、比如有一等無兒無女的卻又有那麼一個“飯碗”指標的,當然就成了當權者可以用來為誰“頂替”的用場。不到退休年齡,提前退休,沒有病,去想方設法辦個病休…… 全國轟轟烈烈處處沸騰:家家都在謀劃頂替,戶戶都在忙碌頂替……老百性儘量發揮聰明才智。用盡各種手段,爭分奪秒的去為子女乘“頂替”之風,去為子女抓到一隻“飯碗”。那年代,政策多變,土政策,朝令夕改,加上當權者胡作非為、偷梁換柱、李代桃僵。所以那“頂替”之年。真是一場“人民戰爭”,緊張而又激烈……加上有些家庭,還出現“窩裡鬥”,一個退休名額,兩個子女的;兩個退休名額,三個子女的。於父母而言,手心手背都是肉,於子女而言,有互相謙讓的、有互相爭奪的、“二桃殺三士”的今古奇觀都有的! 伍叔華雖然惡病纏身。也奔波於“頂替”這一她視之為天大的事。退休年齡雖然尚沒到,但還是較為順利的辦了個“因病退休”,首先有了一個退休的可供頂替的名額。老三、老四都在農村。而頂替的名額卻只有她的一個。老三要年長兩歲,照理應該先回來。而老四所在的范店公社,在大渡河畔,小涼山邊緣地帶,崇山峻岭,生存條件極其惡劣,長年都只能吃苞谷羹羹。如果回不來,就讓老四吃一輩子苞谷羹羹嗎? 把老三、老四都叫回來了。要他們自己商量,他們不象有的人家那樣互相去爭奪頂替名額。兩個都互相讓,老三堅決要老四頂替,老四堅決要老三頂替。決斷不下,而事情又不容拖延。老四毅然回范店公社去了。剩下老三,只得趕快為老三辦理了頂替手續,弄去準備當小學教師。 老四仍然留在農村,這成了伍叔華日夜焦慮的大事,經常徹夜無眠,這種狀況當然對於她的肝病非常有害。這時候想到了她三姐還有一個“飯碗”可以頂替。經過了多翻商量。她三姐答應了提前去辦個病退。讓老四來頂替。於是趕快寫“抱約”,當然時間得寫成十多年以前“抱養”的,實際上是搞的個假“抱約”。因為必須是子女才能頂替,之類方法是當年各種手段之一種而已。老四終於也頂替回來了 ---------------------------------------------- 好了歌 ——六十年來 毛澤東統治的幾十年,每一天的電台、報紙、報告絕對少不了的是:“目前形勢大好,越來越好!”不相信,隨便去翻一翻當年舊報紙。如此謊言,大報、小報無處不在。天天如此 鎮壓土改形勢好 人性人權殺絕了 互助合作形勢好 土地還家完蛋了 三反五反形勢好 資本發展砍斷了 大鳴大放形勢好 自由民主鎖住了 全民煉鋼形勢好 萬頃山林筏光了 畝產萬斤形勢好 四千萬人餓死了 打砸搶偷形勢好 古蹟寶藏全毀了 革命造反形勢好 國民經濟崩潰了 萬歲萬歲形勢好 信仰光輝漆黑了 去你娘的形勢好 欺騙謊言誰信了 ---------------------------------------------- 八十四 老娘的身體狀況也已每況愈下,不斷的患病。我已經自己學會了皮下注射。只要有點膽量,左臀扎右上角右臀扎左上角。穩准狠用力扎去,也是“見眼功勞”的小小手段而已。醫院已經搞得很熟了,找人給我弄了一套皮下注射用的器材。那時候值很多錢,自己是買不起的。藥物是從那些年輕娃兒們給我的“聯單”,用“聯單”從醫院領來的,當然不花錢,而我實在也花不起那些錢。人命關天!只能夠“挖”“社會主義牆角”。不使用那些“聯單”就救不了命,當然救命要緊。 老娘一患病,我必須一青早起來跑二十里路跑到那農村去,去為之注射,然後再匆匆忙忙的跑回來去小店裡上班,晚上當然還得熬夜。一天只能去一趟,來回得跑上四十里的山路,哎!太勞累了,我一心一意的希望老娘能夠多活幾天!儘管活得如此艱難,還是活下去吧! 我已經四十好幾歲了,掙扎在人間底層,勉力掙一碗飯苟延殘喘,無能孝敬老娘。如此作為只算聊以盡力報答養育之恩。每次基本上都是注射的抗生素之類藥物,也沒有醫生診斷,處方之類,自作主張,頗有點粗放帶野蠻式的操作。我興趣廣泛,曾經興之所至看過一些醫學書籍,有一些粗淺常識。不亞於那等“赤腳醫生”吧。所以每次“治療”都還有效,而且僥倖沒有出過一次“醫療事故”,靠了這些手段使得老娘多吊了幾年命吧!否則早已經見閻王去了。老娘每次患病,都向我隱瞞了至病的原因。一直到有一次病得太重了。手臂也折斷了,一切生活起居無法自理,兩個農民才用“滑竿”把老娘抬了下來【要付“運費”的】,送到城裡來醫…… 我問抬滑竿來的農民:“怎麼弄成這樣嚴重??”農民先是不說,我給了一個人兩塊錢,又說;“到館子頭去吃兩碗麺條再走。”我拿了兩瓶藥酒。那是用“聯單”在醫院裡開的,那時候只要聽說醫院裡到了藥酒,人們立即蜂擁而至。那時候一切要票證,一人一個月一張酒票,可以買到二兩白酒。這藥酒既不要酒票也不花錢,只憑“聯單”自己出八分錢掛號費,就能夠弄到一瓶甚或幾瓶藥酒。管它多少錢一瓶,自有那聯單的“單位”去揀腳子。“社會主義牆角”里的東西,當然蜂擁而來。所以一看到醫院裡人頭竄動、慌慌張張、人們便會打聽:“是不是到了藥酒?”藥酒當然價格不菲,比白酒價格高出數倍十數倍,憑“聯單”自有“單位”付賬。 我買了幾碗麺條、幾個饅頭、兩盤滷豆、用兩個碗倒了藥酒。坐在旁邊看着他們吃。這等食物予兩個農民而言,也算難得之物,特別是那酒。那藥酒照常規是只能喝一小杯的,可是他們喝了一瓶,又打開了第二瓶。酒喝得有點意思了,那個上點年歲的農民開口了。對於我的這種盛情招待,好像不說點什麼予心有愧似的。“哎,城裡好好的,啷個把你娘弄到農村來受罪啊?我們都看不過眼。林癩殼那個狗日的,他還纏了個野婆娘〔姘頭〕。又要吃你娘,還要“蹣”你娘,好多人都看不過眼……”一邊說一邊叮囑另一個農民,“我說這些,回去不要說啊”。 這個林癩殼,本來是個“痞子”——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那種“農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地痞流氓。”經過了土改等等一系列的殺人放火奪地劫財的勾當,早已經變成了地地道道的地頭蛇。和全國每一個生產隊的地頭蛇一樣,不僅是要上“象牙床去滾一滾”,是把象牙床也一起搬走的“痞子”類,文化大革命期間,這時候的生產隊長是霸據一方,夥同一個會計、一個保管、便可以胡作非為,把生產隊的一切都可以視為自己的。於是纏上了一個姘頭。每個月至少一次,由那個姘頭出面。叫我娘買豬肉、或者豬頭,幾斤苞谷酒,煮上乾飯。然後伺候林癩殼和他那個野婆娘來享用一頓。吃得酒醉飯飽而去。有時候還叫那個野婆娘來要兩斤糧票之類。稍不如意,林癩殼就要“做過場”——叫上十個、八個造反派就要開你娘的鬥爭會。開鬥爭會就動手動腳:寒冬臘月用冷水從頭上潑到全身,凍的直打哆嗦,光着膝蓋跪炭“娃兒”〔燒過的煤渣〕跪得鮮血直流,還叫人抬大石頭來砸在身上,砸得斷了手臂。 我聽的心裡直淌血!我聽的毛髮觫然! 這匹惡狼。如此慘無人道的折磨一個年逾古稀的老人,是為了要吸她的血,那幾次肺炎都是被潑冷水而引起的。真是比法西斯匪徒還要野蠻殘忍。這樣罪惡的行徑,在那黑暗的農村、罪惡的年代、是沒有人敢予表現半點同情的,人性在那個時代早已經被踐踏的支離破碎了!!經過一系列大屠殺還殘存的極少數的“地主份子”,即使沒有像北京大興縣,湖南道縣那樣被梭鏢銼死被鋤頭挖死沒有被“淨化人口”斬盡殺絕,還苟延殘踹“活”在這社會主義社會裡的,是幸運還是災難?這些流氓這些惡狼隨時隨地沒有任何理由,都可以隨意去撕咬這些無辜,那怕是白髮蒼蒼的老人!沒有被折磨死的地主,隨時都在承受着這些地痞流氓惡狼的折磨和慢性虐殺!法西斯的體制容忍、放縱着這種種虐殺!整個社會對於這種種法西斯虐殺熟視無睹!法西斯屠殺的社會化、群眾化使得全社會人性麻木的冷酷的在道德理念中墮落沉淪。 毛澤東之所以要把這種虐殺“社會化”,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目的是為他的“階級鬥爭”樹立活的“樣板”。沒有了“階級敵人”,“階級鬥爭”豈不是瞎子見鬼!這種虐殺“社會化”,目的是把法西斯恐怖面對全社會!使之人人自危!規規矩矩,豈敢亂說亂動!要維持法西斯統治,必須有他的鷹犬爪牙。這种放縱也是對於這些鷹犬爪牙的演練、滿足、和賞賜!讓這些鷹犬爪牙沉湎於獸性的猖狂之中。 這個農民大概有點酒後吐真言才敢予說了出來。還帶着幾分的不平幾分的譴責,也只有這樣的年歲大些的老農民人性尚未泯滅。還殘存有傳統的道德觀念,和起碼的憐憫心腸。人,總是應該有人性的吧!聽了這些敘述,我只能夠在心裡流血!我還有什麼能力去應對如此一個殘暴的法西斯制度縱容下的虎狼之群呢!!?? 我請醫生來家裡為娘上了“夾板”,診了病,然後去醫院拿了藥,當然還是只能用“聯單”。負擔那醫藥費我實在無能為力。調養了幾個月,娘的身體大有好轉,吃的比在農村自然要好一些,主要是心情較為寧靜,沒有虎狼的攪擾折磨,所以氣色也好了。大概在城裡住了將近半年,林癩殼叫人下來多次催逼叫回生產隊去。無奈,被催逼的沒法,林癩殼叫兩個人來用“滑竿”把娘抬回生產隊去了【要我們出“運”費的】,因為林癩殼捨不得於他而言是一個可以魚肉的對象。我們沒有辦法,我無能為力去對付林癩殼這匹惡狼這個社會主義流氓!我噙着眼淚無可奈何的眼睜睜的望着娘再次去向地獄!!我的心在淌着血!!現在反思這種“怯弱”,這種“逆來順受”,對於老娘之最後被折磨致死!!迄今我的心還在淌着血!! 八十五 即使在這樣勞累、熬夜的生涯里,我還是不忘看書。特別是那些不易得到的書。 那些紅衛兵仔兒在抄家,打、砸、搶的時候,從機關、從各種圖書館、從私人藏書中、偷了不少的書,據為己有。所以“焚書”,並沒有真正的“焚”去多少,不少都被這些“紅衛兵”仔兒們偷來據為己有了,書還是換個“形式”而得以流傳了下來。 什麼《克格勃內幕》、《美國中央情報局內幕》、《長征密聞》、《金陵春夢》,《第三次浪潮》……都是那個時候從這些仔兒手中拿來看的。 還有就是當時流行的“手抄本”,當時流行最廣的有《紅都女皇》、《一雙繡花鞋》、《第二次握手》……因為造反派在焚毀封、資、修的書,全國的印刷廠主要是出《毛澤東選集》之類的書,除此以外,其它的書是很難得到出版的,即使要出,也必須是被審查認為是有高度思想性——“狼奶”類的書。所以竟有外國人說:“中國近代文學全是垃圾!!”…… 手抄本得以流行也是那個年代的特殊產物。一天下午,一個叫馬科富的年輕工人拿着一卷“紙”到店裡來耍。我一看就猜到他手裡那一卷是“手抄本”。我問他,“拿的啥子?”他說:“《第二次握手》”。我說:“看完沒?”他說:“剛剛拿到,還沒看”。我說:“今晚七點到明天早上八點歸我,明天早晨上班,你來拿。”他說:“這麼多,你看得完啦?”我說:“絕對看完。你明早上來拿嗎。” 那年月看了不少的書,都是以這種熬夜讀完的。在那樣天天加班剪布而謀求生存的夜晚,偶爾得以如此熬一個通宵看一夜的書,實在是一種太難得的“享受”啊!!一等太難有的樂趣啊!!古人有云:“至樂莫過於讀書”!然而要活命的艱辛把這種“至樂”的“享受”也給剝奪了.偶爾才能夠從那謀求生存的血淚生涯里擠出一點寶貴的時間去“享受”一回.這不是更加使人快樂更加令人去珍惜嗎? 第二天早晨,馬科富來了,我把手抄本還給了他。他說:“一晚上怕沒睡覺啊?”我說:“還是睡了兩三個鐘頭。”店子上那些人說:“曾師傅,啥子書那樣好看嗎?擺〔講〕給我們聽聽嗎。”那些跌宕的故事情節,那些悲歡離合的種種人間深情,似乎還在我胸中激盪不已。興之所至,我說:“想聽啦。好嗎。” 我於是便娓娓道來:從那驚濤駭浪中,英雄救美講起……繪聲繪色……那等傳奇的愛情故事,重重懸念,很快把她們吸引住了,全都放下了活計。聚精會神的聽起來……有人輕腳輕手的給我遞過一張凳子,有人給我送來一杯開水……有人在擦眼淚,有人在輕輕綴泣……有顧主上門來了,有人急忙過去小聲說道:“請等等”。他們生怕我把這精彩的故事中斷了…… 她們一個個聚精會神如痴如呆的聽着故事,生怕我終斷了這精彩而迷人的故事的那種情景迄今如在眼前。這是我唯一的一次給他們講故事。這些人都沒有文化,她們聽得那樣專注那樣聚精會神。我實在不忍心“半途而廢”。來的顧主也站在那裡“旁聽”而且也聽得來津津有味,這裁縫鋪似乎一下子成了“說評書”的場合…… 從九點擺〔講〕到了十一點過。兩個多鐘頭,當然有祥有略,但主要情節定然不會遺漏。從第一次握手,擺〔講〕到了第二次握手。擺〔講〕得她們唉聲嘆氣!感概噓唏! 故事剛剛一講完,所有的聽眾全都跑了,跑的一個也不剩!蹩了幾個鐘頭,全都蹩不住了!我想起來曾經讀過的一首元代的“散曲”:描寫一場元代“雜劇”的上演情況,那是一齣喜劇,劇情很是滑稽、緊湊、看的人不忍中斷,不敢離開,最後借一個看演出的人的嘴說:“一泡尿暴的我莫耐何,枉被這臚頭笑煞了我!”李石鋒也不知道什麼時候來的,坐在那長板凳上,李石鋒說:“聽完了,我也該走了,口若懸河!!你看看這些人,全都是被一泡尿暴的來莫耐何!我這個吹牛大王的雅號看來該轉送給你了!” 受過如此之多的磨難,看來我這“過目不忘”的能耐還沒有被磨難掃蕩掉。昨夜只匆匆看過一遍,那些生動的細節、曲折的故事脈絡、我都還能夠清晰的記得,我為我沒有被磨難整傻而暗自慶幸。當然還有一個原因。書中故事在我胸中激起的波濤一時還沒能平息下來,講一講,復訴一遍,也是一種傾瀉吧。我年輕時候也曾經有過那麼多美好的理想啊!!,可是她的翅膀一一都被無情的歲月折斷了!我也曾經有過震顫心靈的那第一次握手啊!殘酷的歲月把一切都毀滅了!沒有了!永遠沒有了那第二次握手啊!這是我的,我們那一代人的悲哀!!時代的悲哀!!愛和被愛的權力,把握和追求理想的權力。都是最可貴的人權。我們那一代人沒有。我們生活的那個時代。個性被束縛、理想被扼殺、才能被毀滅!這樣的悲哀難道還不能夠追思!追討!還不應該去追思!追討! 八十六 老娘又被林癩殼無緣無故的開“鬥爭會”,又毫無人性的叫人用大石頭砸斷了娘的手臂,渾身潑了冷水,引發了肺炎,被兩個農民抬回我家裡的時候,幾天沒有吃喝,已經氣息奄奄了。我一邊請醫生來家裡為之治療,一邊請曾三姨放下活路來專門照顧老娘。伍叔華也病情加重,住進了自貢市第一人民醫院。下鄉反城的老三、老四輪流去醫院照顧。醫藥費反正公家報銷,可以不愁,但是營養費用也是不少的。患病多年,一切積蓄均無,只得借債渡過難關。 老娘先逝世,死時八十歲。在那樣殘酷的境況下,在林癩殼這匹惡狼兇狠的撕咬之下,在那樣慘無人道的可怕的折磨之中,在那令人髮指的法西斯虐殺之下,我已經盡了最大的力所能及的努力了!實在無能保住娘的生命!她終於含憾倒下了!在頻繁的一次一次的法西斯虐殺之下憾恨而逝!娘竟堅強的掙扎到了八十歲,充滿辛酸、苦難的八十歲。真難以想象她是怎麼熬過來的,怎麼能夠熬得過來的!!她堅強的承受了那麼多的苦難,而且極力的把苦難隱瞞着!怕我因之而難以心安!可是當我知道了這些苦難之後,我更加的心如刀絞!更加的自責!對於那些兇狠的法西斯惡狼!我為什麼毫無抗拒呢?我為什麼絲毫沒有採取一些能夠減輕苦難的作為呢?我又能夠怎麼作為呢?在那法西斯體制和法西斯惡狼面前,誰能夠怎麼辦呢? 老娘逝世後半個月。伍叔華也逝世了。半個月裡接連死去了兩個親人!尤其是老娘死去的時候。我真是連安葬的能力也沒有。組長周淑華到街道辦事處去為我“討”了二十塊錢“救濟金”。錢太少了。沒有辦法叫“火葬場”派他們的車來接。負擔不起那筆派車的費用。正在為難之際。一個叫喬四的青年工人來店裡作衣服。得知我的為難之處。便主動幫忙。先到他們工廠去借了一輛架架車,又到醫院去借了擔架。然後和曾三姨一起把娘的屍體從樓上抬下來。我們用架架車把娘拉了二十里地,風瀟瀟!路漫漫!一步一滴淚!一步一聲哀嘆!一步一把血淚酸辛!!送到火葬場火化了。買了一個最低價的罐罐把骨灰裝了。喬四的家在農村。喬四知道我的難處,又主動的說:先把骨灰罐安葬在我們家的自留地里吧。我們去了喬四家,挖坑、造墳,一切都是喬四幫忙。還招待我和曾三姨吃了一頓家常飯。萍水相逢,如此盛情相助。我記下了這份情意,總想能夠有機會回報一下,但由於各種因素至今未能,此生定當相報啊! 娘定然想不到三十年代她曾經為我父親操辦過那麼盛大那麼隆重的喪事.而今她的喪葬竟落得如此的淒涼!!我當然於心有愧,然而非不為也實實無能也!!這種愧疚只能訴之於天訴之於地訴之於茫茫造化!我連吃飯都如此艱難,那還有能力張羅喪葬!接連死了兩個親人,那種傷心程度。真是“三分春色描容易,一片傷心畫太難!!” 憂鬱傷肝致病的伍淑華死時只有四十多歲。真想哭!但欲哭無淚! 只是在整整二十年之後當兒子曾焰〔三十二歲〕被癌症奪走生命之既才嚎啕痛哭了一回。真是罕有的嚎啕痛哭!!這是一生的記憶之中極為罕有的一回痛心的哭泣。 我這一輩子青年被“坑”,中年喪偶,老年失子。人生的一切大不幸都降臨到我的頭上!!命運,你不公啊!太不公啊!其實這“命運”也是人為的! 更為不公的是還給我留下來一個患腦癱的孫子。得由我照料,一切生活起居,吃、喝、拉、灑、睡,一切得照料.祖孫相依為命……而今我這八十歲已過之人,還必須每日堅持不懈作為日常的主要“業務”而“持之以恆”!!我還能夠“堅持”多久呢???那昂貴的醫療費用,我的微薄的退休金一半多得用於孫子的維持藥費……殘疾人是社會的弱勢群體,而腦癱殘疾人則是這弱勢群體中的最弱勢群體.既無生活能力更無生存能力.生活費用,醫藥費用,連吃、喝、拉、撒、睡……一切都得旁人照料.對於腦癱殘疾人,在美國等等許多國家全部醫藥費、醫療費、生活費都由國家承擔.許多國家都是同樣對待這等最弱勢群體.在我們這個國家,卻任何“表現”都沒有!這二十多年來,我獨自勉力扛着,沒有得到過一切的任何的關照……已經扛了二十多年了,已經耄耋之年了,風前燭、瓦上霜之人了,真有點扛不住了,但還得盡力的扛下去,如果我一旦“駕鶴西去”!這個腦癱伴癲癇的孫子---曾一彪怎麼辦呢!社會主義社會對之怎麼辦呢?去年八十歲,檢查出癌症。於己而言,無所可懼,然想到我這腦癱的孫子孤兒,既無生活來源又無生存能力,沒有我了曾一彪怎樣生存呢???不能不憂從中來矣!! 【中國工商銀行 2303012501000240569 曾一彪】 辦完了喪事,也就是在伍叔華死後的第三天。我在新橋頭,遇到了蜀光中學的同班同學楊傑勛。楊傑勛是中共地下黨員,本來是中共自貢市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因為對“三面紅旗”提出了“實事求是”的意見,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份子”,弄到農村去勞動改造了一段時間。後來“右傾機會主義份子”都被“甄別”,給了他個職務,在供銷社作辦公室主任。當然已經跌落千丈了。但他還是黨員,還是“縣、團級幹部”。楊傑勛給我說:有個文件,你晚上到家裡來看一下。當天晚上我去了楊傑勛家裡,他給我看了中共中央發的《十一號文件》,也就是關於摘去全部右派份子帽子的決定。 “帽子”是那個特殊時代的專用名稱。與“頭銜”意思相類而意義相反的。“頭銜”是褒意,“帽子”是貶意。專用於敵人和壞人的。地、富、反、壞、右。戴着“帽子”表示你還是那種“份子”。沒有“公民權”的,摘去“帽子”表示你過去是那種份子,現在不是了,有了公民權了。然而在那個特殊時代,不管是戴着或者摘去“帽子”的份子,似乎在社會上都沒有多大的實際意義。有如那臉上刻下了的“金印”,一輩子都揭不脫,都同樣的被打入了社會的最底層,革命群眾總是“一視同仁”被視之為隨時都可以在其頭上任意拉屎灑尿的賤類。 老娘和伍叔華死時當然都還不知道這一個《十一號檔》,含恨而逝吧。我看過《十一號檔》之後好幾天。報紙上、廣播裡才全文公布了,公布之後,在社會上影響還是很大的。 第三部 (87~96節) 八十七 頭晚上抓了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第二天早晨,紅旗鹽廠一個姓羅的就給我“吹”了。他的姐夫是市委宣傳部長,市委當天夜間就得到了北京的電話通報〔當時最先進的通訊工具是電話、電報〕。而粉碎“四人邦”的消息,在過了兩天才見報。現在還記得郭沫若那天發表在人民日報上面的那首詩: “大快人心事 粉碎四人邦 更有精生白骨 狗頭軍師張……” 從而又想起了郭沫若在“大躍進”那年月,毛澤東號召全民“大干快干”之既,郭沫若用大躍進的“幹勁”,在十多天裡“大干快干”出來的那一百首“百花詩”。以一百種花為題,一花一首詩。喻“百花齊放”之意。有時候一天可以“干”出十多首。當時毛澤東提倡“多、快、好、省”。這當然堪稱“多、快”的模範。至於“好、省”否,那又當別論。那是一百種,花,數數看,你數得出幾種花?幾十種花名來?即使你是學植物學的,這道考題定然也有相當難度。既然博學多才的郭沫若才子已經“干”出來了,什麼碗豆花、胡豆花……連狗尾巴花、打破碗花花……都入了詩。可是都湊不夠數,只得把那些常人聽也沒聽說過的,從《辭海》、《植物學典》裡面去把那些古今八怪的冷僻的花挑出來都湊合進去。 唉!實在是對於詩的糟蹋!對於花的糟蹋! 於是又出來了個畫家,定然也不怎麼明白。好在可以學着郭沫若才子的榜樣去對照着《辭海》、《植物學典》之類依樣畫葫蘆。畫家給郭沫若的每一首詩韻及的花都配上一幅畫。這樣的畫當然也有註解、說明的用意。讓你通過此畫能夠去直觀、形象的明白此詩所韻及的古今八怪的花就是這模樣。看過畫你都還不明白那花、那詩。可真是孺子不可教也。趕急出版、趕急全國發行。此乃“大躍進”模式之一種……較之《女神》、《火把》、《向太陽》……真不知道該把它叫作什麼? 而這“百花詩”放過之後,只能使人想起“井繩”。“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取其末字“放”、“鳴”。顛倒之。“鳴、放”之由來。一九五七年春提出“大鳴大放”,結果是一個個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叫你永世不得翻身。”一個個都已經噤若寒蟬了,你還要擺弄那個“百花齊放”怎能不叫人想起“井繩”呢? 唉,你能不嘆服郭沫若才子“跟”得“勇敢”“跟”得也太無賴!! 還有趙撲初的“哭江青”的一首詞:“哭西尼,哭東尼,而今哭自己……”西尼是尼基大。赫魯曉夫垮台之後,趙撲初填的一首詞。一時膾炙人口,東尼則是尼赫魯垮台之後,趙撲初填的另一首詞,加上哭江青這首。三首詞都曾經膾炙人口,傳誦一時。“四人邦”垮台之後,文人雅士都為詩為文大肆討伐。一泄十年來的怨恨 ---------------------------------------------- 討江青檄 榮華富貴若浮雲 幾條手絹了殘生 助紂為虐罪非輕 代夫受過亦鼲鼢 飛揚跋扈一時颺 墜落囹圄自神傷 上海灘頭銜泥燕 飛入窯洞變鳳凰 鳳凰落毛不如雞 怨天尤人空悲戚 唱作功夫難入流 幾度崢嶸幾度呲 血濺山河太猖狂 罪留千古斥妖猖 禍害黎民能一時 遺臭萬年乃自戕 --------------------------------------------- “四人邦”被粉碎之後,在我們這樣的社會底層沒有什麼實質性的變化,生活依然窮困,物質依然緊缺,購物依然要票證,排隊等輪子的行列依然長長的,人們的心情依然暗淡,希望依然渺茫。 在小老百性眼中可見的變化,便是大街上增加兩條新出的大標語。一條是“你辦事我放心”據說這是毛澤東給華國鋒的遺言。每天的一切報紙上面都在最醒目的地方用大號字形寫着這“你辦事我放心”,大街小巷無處不有。 不久,自貢市第十七中學的校長林叔明。專程來光大街那小縫紉店裡找我。她開門見山的給我說:他們學校里差語文教師。她去找了中共自流井區區委組織部長。陳部長第一個向她推薦的就是我。而且把檔案給她看了。所以她來找我。來徵求一下我的意見。〔當然還有面試的意思〕。 對於教師這個行當,我實在是最不願意,挑到最末我也不想挑的一個行當。潛意識裡還有着厭惡!因為我對於現代學校毫無好感!我五十年代初期幹過市團委宣傳部長。中小學是團的“重點工作陣地”之一。 2009年1月。我在美國發表的一篇文章《人奶與狼奶》中有如下記敘:“更有甚者。我們開始被迫的【也有主動的】跟隨着用狼奶去餵養更年輕的一代,更下一代……用狼奶養育出一代代的狼崽!人性被視之為罪惡!狼性被視之為神聖和崇高,獸性被視之為不可侵犯的最高準則。強大的意識形態灌輸——全民“換腦筋”。湮滅人性,張揚獸性。狼奶驅除人奶的目的和結果。我們的教育必須“從童年抓起”……必須從狼奶里去灌輸了如下內涵:其一是殘暴的獸性啟蒙:從1950年開始的鎮反運動、土改運動、三五反運動……等等一系列的階級鬥爭運動。提供了鮮活的豐富的場合和教材。那些殘暴的殺人手段和場景。在“舊社會”是很難以看得到的。而這“新社會”卻男女老少人人都必須去殺人現場,去“提高覺悟”“接受階級教育”。那些殘暴的殺人場景,連成年人都看得毛骨悚然!未成年人受到的驚恐可想而知。更有甚者。兒女必須去現場觀看父親如何被“敲沙罐”,親眼看到那鮮紅的血柱噴灑!灰白色的腦漿遍地!還得逼着他們隨人群聲嘶力竭的呼喊口號!“積極”的討論發言譴責罪惡的反革命份子父親!對於那些弱小的心靈的蹂躪和摧殘真是史無前例!這是一場血的洗禮。全民的,男女老少都無法逃脫的必須接受的殘暴的獸性啟蒙教育…… 其二是嚴酷的奴化教育: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在歷次階級鬥爭的運動中的積極分子。獸性十足,狼性十足者便得到賞賜,步步高升。狼奶把這些獸化了的新生物種餵養“壯大”了。他們感恩狼奶。感悟了狼奶的威力和奇效。當然繼續吸食狼奶,而且以狼奶去餵養培育他們的群伙。使得狼奶壯大他們的狼群!狼奶便更加的神聖化。更加的被頌為“光榮的、偉大的、正確的”真理。有兩句廣為傳唱的歌詞——“毛主席的戰士,最聽黨的話!”要全民都成為“戰士”——全民皆兵!而且要“最”聽,不是一般的“聽”,“黨”的也就是“毛主席”的話。要“指到哪裡,打到哪裡”。無限忠誠,絕對服從。愚兵愚民。全民成為“毛主席的”“黨的”最馴服的工具!要最馴服的工具“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要人人都心甘情願的作為忠誠的炮灰! 其三是間諜教育。人人都必須絕對忠誠。然而是否忠誠,是否能夠絕對忠誠。則必須“互相監督”,“相互監視”以求得到保證。因此在全國,全民,每個角落都形成了蛛網般的間諜網。“積極分子”無處不在。告密,相互告密。無處不在。男女老少要求得“進步”,必須“靠近組織”。“靠近組織”的最好表現便是“回報”——“回報自己”“回報旁人”——也就是告密。主動成為免費“線人”。告密者之眾多。絕後空前!空前絕後!!凡是有活着的中國人的角落——大、中、小學校,工廠、農村、兵營、監獄、機關……一切一切處所都提倡告密,以各種方式獎勵告密者。要想入隊、入團、入黨,升官、提級、獲獎、當先進……首先必須“靠近組織”,告密是“靠近組織”的最好表現。如此嚴密而龐大的間諜網絡史所未有,世所未有……”學校是對於學生進行“灌輸”和“控制”最有效的機制。上述三條即是“灌輸”和“控制”的體現。而共青團組織則在此“灌輸”和“控制”之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當然教師更是起到主要的作用!因為你只能夠遵照“教材”、“文件”、“課本”去進行講授【灌輸】,必須維護正常的次序【控制】。不能夠違犯現行的體制。否則,你就會倒霉!倒大楣! 當時“文化大革命”剛剛完蛋,體制沒有多少不同,所以我也就開門見山的告訴林淑明。我不想教書。第一次談話沒有結果,她希望我考慮一下,很誠懇的表示歡迎我去。沒有幾天,林淑明和語文教研組長周代才一同來了,有進一步面試的意思。周代才提出了一些專業問題,似隨意而實含“考試”的用意……這一次似乎更堅定了他們邀請我去的誠意。 而更為主要的,《十一號文件》公布之後。所有的右派份子們依然各自還在原地踏步。還沒有一個人變動原有處境。當時對於摘帽右派份子,何去何從,傳聞頗多,哪些人可以“改正錯劃”?那些人又不能“改正錯劃”?哪些人可以恢復公職?哪些人又不可以;哪種情況才可以恢復黨籍恢復原級別?哪些情況又不可以……等等。右派分子對於如此命運攸關的問題,都還懸着一顆心。據傳規定的條件很複雜,似乎操作起來也困難甚多,所以帽兒雖然沒了,每個人的前景到底如何,命運如何?還是甚感渺茫,甚多憂慮。命運都掌握在那些“操作人”的手中,“操作人”的水平肯定參差不齊,依然“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在中國這麼個特殊的政治環境裡干之類事情暗藏各種玄機。任憑那些手藝不同的匠人來宰割。如果“尺碼”定得不“死”,操作起來隨意性就大。“宰”下來肯定“肥廋不勻”。你能不耽憂嗎? 所以右派份子們得知此一情況,都聳踴我先去看一看,李石鋒也聳踴我先去看一看…… 一則盛情難卻。二則流落江湖二十年!饑寒交迫的窘迫,也迫切希望改變處境。於是我成了自貢市第一個改變現狀的摘帽右派份子。我和大家都希望先去看一看,在改變現狀之後,會遇到些什麼現實問題?依然是犬彘之食呢還是可以吃點糖吃點肉!?對於現在而今這種社會最低層的生活狀況能得到多少改變?經過了二十年的苦難生涯,誰不急切的盼望着命運能有所改變呢!如果“出去”之後還是被視為“劣等公民”,什麼“落實”、“改正”之類還有什麼意義呢? 只是在好些年之後,當右派分子朱鎔基當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總理。右派分子族似乎才感到獲得了一定程度心靈的解脫! 我抱着去看一看的打算,而學校方面當然更得“看一看”我。一個把書本、紙、筆、墨、硯束之高閣整整二十年的人,被二十年的風、霜、刀、劍折磨死的、折磨傻的、折磨癲的、比比皆是。十七中在文化大革命時候就整癲了一個姓陳的語文教師。一直因瘋癲而至死。在全國三百一十七萬右派分子中已經因為各種原因而死去的到底有多少。沒有人會公之於眾的。估計其數目不會少的。應該是絕對的大多數吧!我雖然看起來還沒傻、沒癲,經過幾番“面試”,外表還算“合格”。但能否登上講台,而且這是高中畢業班的講台,兩個班,即將高中畢業的一百多個學生,當然得十分慎重。 林叔明要我先在語文組十多個教師前先“試講”一下。當然也就是“進門考試”的意思。但是,我想,我不應該作為去迎接“考試”的“學生”。反過來,我應該把這些人視為“學生”和聽眾。我應該作為課堂上的“主宰”。“居高臨下”的去施展我的“全能”,展現我的才華,發揮我的口才,顯現我的風采。我既來之就必須去“征服”他們。 2004年。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回到中國大陸。在清華大學講課。為大學一年級的“毛頭”班講基礎課。中國中央電視台在《大家》欄目採訪時候。八十多歲的楊振寧說:“上課就是一種表演,應該進行設計。”說的太精彩了!從此之後,我先後上過好多次的“公開課”,還頗有點“檔次”的“公開課”。去上這些“公開課”,我都以“展現”的姿態,之前一定得認真準備謀劃。因此也都能夠成功。而且為這個自貢市第十七中學很“賺”得了些天大的大“好處”,這是後話,暫此打住。 我的“展現”也就是楊振寧說的“表演”,我的“認真準備謀劃”也就是楊振寧說的“設計”。所以只能說真乃“不謀而合”。 我選了高中畢業班課文中一篇李白的《夢遊天姥吟留別》,這是李白的浪漫主義的一首代表作。我想要講好這首詩,進入詩中的意境。關鍵在於把握好這個“夢”字。游天姥山並非真游而是“夢遊”,夢中可以亦真亦幻,盡情展開他天馬行空的想象,盡情抒發他浪漫主義的豪情……月亮可以伴他飛翔,月亮可以陪他飲酒……月亮是真的,而伴他飛翔、陪他飲酒是幻的。由此切入去營造詩的意境。才能去探求李白那種超脫現實,追求一種比現實更美妙、更虛幻、更奇異的境界的瑰麗情懷。而現實卻處處都“使我不得開心顏”,因為必須“低眉折腰侍權貴”。不願“低眉折腰”,努力追求自由,是激發李白超脫現實,狂放豪情的兩個基本點。從這兩個基本點才能去探求詩中天馬行空的想象和浪漫主義的豪情,以超脫現實來體現他鄙夷現實反抗現實的內心世界,以及內心世界的煩惱、苦悶、抗拒、逃避的種種複雜情懷…… 因為是給學生講課,所以還必須落實到字、詞、句上。得講清楚字意、詞意、段落、結構……等等。比如在講字、詞上。詩中有關於幾種動物叫聲的描寫。我予以生發開去。我講:外國文字對於各種動物的叫,雞叫、貓叫、狗叫……都是一個“叫”,我們的漢字則不同:雞鳴、狗吠、馬嘶、牛牟、羊咩、貓咪、虎嘯、龍呤、獅吼、狼嚎、鶯歌、燕語、猿啼、熊咆……一字之別,真是繪其聲、狀其形、傳其神。世界上還有哪一種文字能有我們的漢字如此的豐富、如此的精妙、如此的深邃、如此的博大精深!! 我是第一次講中學的語文課,“沒吃過豬肉,看見過豬跑”。我聽過老師講課,聽過名家講演,康乃爾就是一個講演名家,聽過這樣的名家還不少。 這次“初出茅廬”遇到的“進門考試”是在這十七中的書記、校長、教務主任、十多個語文教師面前進行的。講了兩節課。按照他們“領導班子”的事先計劃。是在我講課之後,要這十多個聽眾來個“評頭品足”、挑挑毛病、鑑定鑑定、看看能否湊合、是否合格,才能最後考慮能否“進門”。 等我剛剛一講完課,還沒有按照慣例,等領導班子碰頭去研究研究,教務主任何伯成便立即“自作主張”說話了。這位何伯成數學教得很好。以後被評為中學數學特級教師。〔中學的高級教師很多,而特級教師很少很少。〕所以對於教書這一行,還是“識貨”的。何伯成說:“今天這堂課。講得很成功、很成功。大家散了吧。就這樣定了吧。”我聽到何主任口中說出“很成功”三個字,而且還重複了一遍,我的心放下來了。因為“沒吃過豬肉”啥!“進門考試”“過關”了。大家散了。留下了何伯成、胡績策、沈盛倫和我。研究分工。胡績策是個老教師。出身豪富之家,系貢井有名的豪門“胡元和”家的少爺。“解放”之前,大學畢業之後,到國民黨的“少年航空學校”作過“英文教官”。“少年航空學校”實際上是國民黨空軍預科學校。要求很高的。胡績策在那裡參加了國民黨。 胡績策乃飽學之士。興趣廣泛。“英文”自不必說。在校的英語教師經常都要來“麻煩”他,請教些問題。第一次國際奧林匹克中學數學競賽,一共七道題。有個數學教師在課間休息那十分鐘裡,把題目拿來語文組教研室,因為他自己只解了兩道題。知道胡績策的水平,胡績策一上手隨意就解了四道半。而我只解了三道半。其它的語文教師不敢問津。中文方面的博學多才更不必說,本來在《自貢日報》作編輯,就因為有參加過國民黨這個“歷史問題”。故爾弄來教書。胡績策一開頭說了句:“很多地方,我都要向曾老師學習……”這簡單的一句話,很使我感動。因為這是一個老教師對於我今天的“進門考試”的評價吧。象這樣的一句話,此情此景會使人記憶一輩子懷念一輩子!!而有些語言,那怕也只是一句,卻會使人懷恨一輩子也記得一輩子。“利刃傷人創易合,惡語傷人痛難消!”。雖然只是一句話,那與人為善,與人為惡的不同也裸現了這麼一個是什麼樣的人, 可惜的是胡績策老人、好人、退休以後不久患肺癌逝世了,時年六十歲多一點。大半生被壓抑得“夾起尾巴做人”能活多久呢? 從此開始了我“吃白墨灰”的生涯。這時已經四十六歲,近“知天命”之年囉!學校給了我每個月六十六元的工資。那時候一個二十級幹部,一個六級教師的月工資是六十四元。所以給我的價錢不算低,在當時的十七中學校裡面,算是高的了。當時十七中拿這種級別的連我在內只有五個人,胡績策是其中之一。這些情況傳到右派份子們耳中,使得他們甚感欣慰,因為我是第一個去“吃豬肉”的啥。沒有為右派份子族丟臉。都說:“老曾第一炮就打響了!”當然其含意,不僅只是為我自己打響了,也為右派分子族打響了。 八十八 我在十七中過了一個學期,第二個學期開頭,也就是《十一號文件》之後將近半年吧,中共中央發了個《五十五號文件》也就是“關於改正錯劃右派份子的通知”。對於整錯了的反革命份子叫做“平反”,對於整拐了的右傾機會主義份子叫做“甄別”,對於既整錯又整拐了的右派份子叫做“改正錯劃”。取這些名目的人可也真煞費苦心。通似乎還是通的,可是其“內在意義”卻差異甚大。而且老百姓聽起來太深奧了點。整不懂,老百性說:“右派份子挨整了二十年,改造好了,認了錯了才摘了帽子,放出來了……”因為在文件上是依然宣稱毛澤東反右派鬥爭運動是“正確”的。既然毛澤東是正確的,當然右派份子們就是錯誤的囉;那為什麼把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都整錯了、整拐了,你那個運動還能說是正確的嗎?你還有運動的必要嗎?推敲起來這種文字遊戲雖然糊弄人一時。但也必然會和那個強詞奪理的無法自圓其說的“正確”論成為歷史的笑談!歷史一定會把這些無恥文人玩弄的文字遊戲和歷史同時予以澄清的! 《五十五號文件》說右派份子們大多是“有用之材”,要給他們工作。對於黨籍、職務、工資待遇……等等作了些原則性的公示,當然還有不公示的操作細則。這也是共產黨的規矩。公開講給公眾聽的和暗箱裡操作的都是“兩本賬”。暗箱操作,年年如此,歷來如此,永遠如此! 以中共自流井區委的名義通知轄區內所有的右派份子大概有五十多個,大多是流落江湖、生計維艱的。到中共自流井區委開會。用的最低一級的開會形式:右派份子們排排坐在下面、但沒有果果可吃,開水也沒有,煙、水自備,有點象宣布釋放戰俘那種冷漠僵硬的狀態。上面一張桌子,放了幾個茶盅,有幾個領導出面,由區委書記很慎重的宣讀了中共中央《五十五號文件》。然後有兩個事先布置好了的右派份子代頭髮言,說些“擁護”、“頌揚”、“感激”之類的“感恩載德”表白。這都是幾十年傳繼下來的規矩和程序,依然得如此這般的照着辦.然後自由發言。說話的不多,心情各異,我即席來了三首詞《喜春來》,還記得其中幾句: “襁褓扶將賽我長 磨礪未折骨異強 四化喚我從頭越 望前方!” 其中多少辛酸、感概、忿概、奮鬥、希望,當然還是一首應酬詩 《五十五號文件》規定,工作安排由所在地解決,一律不得反還異地,更不得回到原單位。據說原因之一是以前打右派分子的那些打手大多因為能打等等功勞而已經居於要津。怕有諸多不便之處。人雖然不讓回去,但那“錯劃改正”。則由原來整你的單位來弄。錯劃改正的工作早在五十五號文下來之前就已經開始好久了。 我因為是“反黨集團頭子”、“極右份子”有感予對“反黨集團”的“嘍囉”們似乎還對他們有着點“牽掛”、“義務”之類歉疚的感情。當然更擔心我這個“頭子”是否由於“罪孽深重”,而被歸入於不同於一般右派分子之列,不屬於“錯劃”,而不在“改正”之列。於是連夜連晚的把二十多年以前。學校當局整我們的那份“關於學制改革領導小組活動情況”。發給全校師生員工討論了幾個星期的材料。以後又全部收回去燒毀了。我“偷”了兩份起來,這是這人世間僅存的“歷史文件”藏在我那小窩的夾壁里,所以抄家時候未被發現。這回有用了。因為這是實錄,而且是“官方”專門組織好幾十個人整出來的。我把那幾萬字的“材料”連夜連晚抄了一份。辛苦勞累很多天,我把材料“手抄本”很慎重的用掛號信寄給重慶師範學院黨委。請他們作為參考,而且慎重聲明:“若要原件,將拍成照片給寄去。”原件必須自己保存。 第一次收到重慶師範學院寄來的“關於曾國一同志改正錯劃右派份子的通知”,改正到是改正了,但留了一條長長的“尾巴”。我回信據理反駁,堅決不同意。不久,重慶師範學院專門派了”落實政策辦公室”的兩個女同志來我家裡。天氣很熱,我請他們喝了兩杯涼開水,彼此都很客氣,交談了一個鐘頭。她們回去後不久,又寄來了第二份“通知”。“尾巴”宰去了,但覺得總還是有那麼一點令人生厭的“哚哚”。我又回信反駁,依然不同意第二次“通知”裡面留下來的“哚哚”。最後,來了第三次通知。這一次很乾脆:“決定對曾國一同志被錯劃為右派份子予以改正,恢復公職,恢復原有工資待遇,恢復共產主義青年團團籍。”不久還寄來了補發的“畢業證”、“團證”、“團徽”。面對之物,年近“知天命”之人囉。當然哭笑不得。所謂的“錯劃改正”全部過程亦即如此而已。沒有向右派份子認錯,沒有道歉,二十年的苦難,大難而不死!連“對不起”也沒有誰向右派份子說一句!!整你是毛澤東的“恩賜”,“改正錯劃”也是毛澤東的“恩賜”! 大概右派份子們的如此“改正錯劃”的操作過程都經過了如此這般的“留尾巴”,之後“宰尾巴”留“哚哚”,最後“乾脆”的三部曲。當然這隻說明“刀把手”們,受“左”的薰陶、束縛太久,不敢“妄為”的狀況。最後敢予“乾脆”、“不留痕跡”,據傳還是胡耀邦“發話”的結果。 其實在毛澤東時代,每次運動整人的時候,誣陷、捏造、誇大其詞、無中生有、無限上綱……是屢見不鮮、司空見慣的事情。所以運動之後,給挨整的人作的“結論”,不乏不實之詞。要拖一條尾巴,胡耀邦得知此情況之後,發話來個“痛快的”、“一個字不留”。我這個“頭子”都“乾脆”了,當然幾十個“嘍囉”也通通的“乾脆”了。 最倒霉的是兩類人:一類是張伯鈞這幾位“真”右派。據說中央有五個。全國三百一十七萬右派分子之中最後還是留下了九十六個。若果一個“真”的也無。而又要說反右派運動是正確的,豈不是“瞎子見鬼”,這怎麼自圓其說呢?為了說明反右派鬥爭是正確的,當然必須有“向黨猖狂進攻”的“真”右派的存在。那怕留下五個也好!!留下九十六個也好。這麼可憐的珍貴的稀世之寶,是為了使得“正確”的“反右派鬥爭”名垂千古,當然反證之必須得有你這幾個“真”右派來遺臭萬年了!!真能流傳千古的到是這些個稀世之寶!! 象右派分子陳子展膽敢於宣稱:“要我承認什麼錯誤,先砍下我這顆頭!”在那種恐怖的殘酷的暴力政治的威逼之下。中國的知識分子已經整體的墮落,多數知識分子被逼得麻木而恥辱的繳械自己的人格和尊嚴,麻木而恥辱的埋葬自己的人格和尊嚴!無可奈何!!而竟有陳子展這樣的“花崗崖腦袋”!!當然象陳子展這樣的花崗岩腦袋還不僅只此一顆,還有若干若干顆。當中國知識分子猶如片片黃葉紛紛飄零之際,也還真有一些傳繼着中國傳統的雖經風霜刀劍依然傲霜鬥雪的“寧可抱香枝頭老,不隨黃葉午秋風”!的堅硬的花崗岩腦袋!!這樣堅硬的花崗崖定然會流傳千古!! 另一類人是當了二十年右派,按照“右派”“規格”對待你整你整整二十年,而今說你不是右派了,因為你那個原單位找不到你的右派檔案。二十年白挨整了,未來還不知所蹤。 右派份子們先先後後一個個都由“落實政策辦公室”“落實”安置了。給了一個飯碗。多年以來沉積的惡果,當年依然是機構臃腫,人浮於事。機關超編,但是右派分子必須予以安置。沒有誰敢予不安置。所以安置起來,困難也很多。安置的情況也大有差異。因之右派分子們得到的飯碗也大有差異:有機關的、工廠的、全民、集體、都有。金飯碗、鐵飯碗的較多,也有弄到集體所有制工廠去的,後來之類工廠倒閉了,飯碗也被打破了的也有好些個。 李石鋒被安置到自貢市第十中學去教語文。但他一天課也沒去上。年過花甲,中氣不足,辦了退休。〔叫他的五女兒去辦了個“頂替”〕他去的時候給他二十三級,[比我還低了三級!!]月工資只有四十多元,辦了退休以後更少了,還不到四十塊錢。難以維持,於是重操舊業,拿起筆竿,想以賣文來添補。文章不值錢啊!三十塊錢一千字,一篇雜文也不過千把字。幾年間先後在《人民日報》副刊《大地》……等等刊物上面發表了幾十篇……退休之後身體很不好,收入太少,但勉力支撐。整理了以前寫的雜文,輯成了兩個集子,當時出之類歸入“嚴肅文學”類的書籍得自己掏錢,或者包銷之類。自己吃飯都艱難,那來這筆巨資。集子放在出版社,等待着“緣分吧”…… 退休之後沒有幾年“遭”了個喉癌。沒有拖多久,死了,死時六十六歲。寫了一百多萬字的雜文,其中不少精品,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出過一個集子,已經無存,死前整理的兩個集子,沒錢去出版,來在世上走了一遭,赤裸裸的來,赤裸裸的去,不留一字,實也乾淨。 只是故交們有些過意不去。僑居美國的毛一波寄來了一些錢,故交們集了些。勉力為李石鋒出了一本很薄很薄的紀念文集。其中選了李石鋒的一些雜文,聊作“雪泥鴻爪”一現予人世間!! 全自貢市的右派份子,只有王澤隆一個離開了自貢市。中共中央組織部一個副部長打電話來自貢市專令調回北京的,回北京,安置到教育部作了個司長。 右派份子們最關心的還有一個票子問題。白挨了二十年“坑”,難道就一點表示也沒有嗎?其它從監獄裡放出來的以“冤、假、錯”案平反了的,都算清了賬,文化大革命挨整的,也全部補發了工資。右派份子這二十年的賬怎麼算?算還是不算?對那血汗淋漓的二十年,能不關心嗎? 對於這筆賬怎麼算?傳聞很多,多種版本,右派份子們等着發財吧!一說中央在某市搞了“試點”,對於這二十年的工資,分別情況予以補發。對於在當年被“一切抹光”的,從“抹光”之日算起,工資全補。對於被降級降薪的,從降之日起計算,補足降前的數額。那筆賬算下來據說有補發一萬塊的、近兩萬的、少則幾千的……這在當年是個非常非常驚人的數目。當年還沒有“萬元戶”之說呢。右派份子對於此一算法覺得也可接受。差強人意吧.雖然挨了冤枉,吃了那麼多的苦頭,人還沒被整死,總比死了的幸運.也不想多要你的,這應該給我的就算給我吧。又說,這個數額太大了,要一百個億,沒有錢。一個什麼外國的什麼什麼機構,願意出這一百個億來給右派份子,但中央不接受……又說宋慶齡向上頭表態自己願意去酬劃這一百個億,中央不同意。 最後說是只能有個“小表示”。重慶的右派分子來信說,在重慶的右派份子按照一份三百塊,五百塊到七百塊。人人有份。幾百塊錢在那個年月也是一般幹部好幾個月或是一年多的工資,也不算小數目。當然比起二十年“明算賬”動撤上萬塊錢相較,是太少了,幾十倍的差距,雖然不“明算賬”但也聊勝於無啊! 到了這個自貢市。聊勝於無也盼了個空。大多數右派份子一文錢的“小表示”也沒有盼到。再後來知道中央這筆“小表示”的錢是撥到了自貢市的,可是市里卻只拿出了很少一部分,悄悄的發給了少數的右派份子。而對於大多的右派份子採取了“保密措施”。把大多數的錢挪作它用了。這消息傳開之後。當然激起了大忿怒。少不了罵這些狼心狗肺的混蛋們。對於那血汗淋漓的二十年!這麼一丁點的“小表示”,也忍心挪用了,真是狼心狗肺之徒! 那一屆市政協里。我們學校的右派份子王明慧,我有個弟弟曾純一也是右派份子,是律師,是那一屆的市政協委員,聯絡了幾個右派份子市政協委員,弄了個提案。要求追查此一挪用事件,結果不了了之。在這麼個倒霉的地方,你只得自認倒霉。 後來,重慶師範學院第三次的“改正錯劃”通知書來了之後才恢復到了二十級。那是一九五二年全國首次評定國家幹部級別時候被評定的。那時候國家幹部從一級到二十八級: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是一級幹部,一個月工資五百來塊錢,中央正部長是四級,工資三百多了……十七級是縣級,十九級是科級,二十級是副科級,月工資是六十四塊錢。二十二級月工資五十來塊錢,正好是最高的一級月工資的十分之一。當然,除了工資之外,還有諸多等級不同的“富利待遇”、特殊享受之類,這種“隱形”、“灰色”的“實惠”以官階的大小,其差距則非十倍之差,百倍、千倍也難以計算的了。 我這個二十級從一九五二年全國首次評定拿到一九八五年,歷經三十三年,〔其中二十年當右派分子期間還一文不鳴!〕官運亨通的自然已經爬了多少個台階了,上升四、五級的都有。到了一九八五年,中央下令象我這樣五十年代初期參加工作的要一次調升兩級,才調為十八級,一輩子也就調升了這麼一次工資!二十級相當於教師六級。月工資都是六十四元。以後變成了十八級有八十元,在自貢市當時的中學裡面算是工資高的了,就這樣在十七中留了下來,繼續教高中畢業班的語文課,幹這“吃白墨灰”的營生。 ---------------------------------------------- “共產主義實驗宣告失敗”祭 ——聖·安德烈勳章 2011年3月2日,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在克林姆林宮授予戈爾巴喬夫俄羅斯最高榮譽聖·安德烈勳章。 同時,俄羅斯民間出現了自發的“感謝戈爾巴喬夫”運動。俄羅斯人用各種形式對戈爾巴喬夫結束了蘇聯共產黨的一黨獨裁統治表示感謝。稱之為“自由俄羅斯之父” 黑風消散二十年 試驗失敗已昭然 七十四年空悲戚 困擾人類幾遷延 國際共運告終結 社會主義同訣別 對立陣營一時崩 和平理性坦途揭 消減核彈訂協議 柏林牆塌德統一 歐洲同屋新思維 東歐十國豬欄棄 譴責詛咒狠批判 詆毀謾罵如霰彈 修正主義大叛徒 悲憫信條堅若盤 辭去總統退掉黨 一介平民坦蕩蕩 權勢暴力如糞土 自由人道永張揚 此前獲勛冷楸楸 而今授勳熱遒遒 人心向背昭然現 遲來榮譽天道酬 修正主義這頭銜 摘掉帽子似靦腆 老庚再熬二十年 送你一盞老白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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