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按：本文從梁啓超到方勵之的境遇，探討中國已有一百多年的民主進程，何以如此坎坷艱難？原因之一是，缺乏有如昂山素姬、哈維爾、金大中式的民主殉道者為國運作出道德承擔。 方勵之是1989年在學生中最有影響力的人物。很遺憾沒有成為天安門民運領袖。方夫婦近影。 梁啓超晚年對政治已頗為厭倦，把重心轉到了文化上來。與他關係密切的張東蓀回憶，在北伐前二三年他住在協和醫院，準備動手術時，張曾向他進言，文化運動未有不含政治改革的，故僅文化運動是不夠的。他說了這樣一句話，「之所以不願再談政治，就是對於民主完全提不起信仰來了。」相隔二十年後，張東蓀在寫《理性與民主》一書時，回想起這句話，無比的感慨，認為： 「中國之始終未能走上民主軌道可以說就是為沒有人肯作民主主義之殉道者。必須有人和迷信財神與送子觀音那樣，不惜徒步登山，數夜不睡，以迷信於民主主義，則民主方會發生力量。環顧海內，這個天賦的天命應該降在梁先生身上，他竟未曾擔起，豈不可惜。為什麼他最相宜呢？就是我以為民主運動根本是一個道德的掙扎，即對於不自由不平等不向上的一種抗爭，可以說是純粹出於道德的動機。」 梁啓超晚年對民主失去信心 自戊戌變法以來影響中國至大、至深，為中國的民主事業追求了大半生的梁啓超先生，到他生命的黃昏竟然說自己「對於民主完全提不起信仰來了」，這確實令人遺憾。張東蓀的惋惜不是一聲輕輕的喟歎所能了的，而是像一塊沉重的大石頭立在我們的面前。從他寫下這番話，又是六十多年過去了，我們這個古老民族依然躑躅在民主的大門外，更不要說上軌道了。通往民主的路為何如此艱難？固然首先是因為環境的阻力，比如掌握權柄的人不願意自己的權力受到約束，既得利益不肯放棄眼前的利益，多數人屈從於環境的壓力，苟且偷生，追求民主的動力不夠…… 在這些因素之外，我們不能不說，還有一個同樣重要的因素，就是民主的追求者、宣導者，特別是那些曾經被世人視為民主旗幟的人物，本身也沒有負起足夠的道德上的責任，在根本上，缺乏一種殉道者的精神。 ● 1988年方勵之在中國大學中演講，鼓勵學生參與改造中國爭取民主的進程。 追求民主不能不訴諸道德要求 中國人追求民主之路，如果從梁啓超那一代起已有一百多年了，最近這三十多年來，自「四五運動」、西單民主牆運動到波瀾壯闊的一九八九年，也曾高潮迭起，國人並不缺乏民主的訴求，而且曾經產生出了具有影響力和象徵性的代表，比如方勵之先生、魏京生先生。但是，他們先後都選擇了流亡，作為個體生命他們因此可以減少許多切身的痛苦，我無意評價他們個人的選擇，也決不是在指責他們，何況魏京生先生已在牢獄中熬過了漫長的十八年。我所關心的只是他們這個選擇給我們民族帶來的負面效應，作為極權社會裡好不容易浮現出來的民主象徵，他們曾是千萬追求民主的國人心目中的希望與信心，如果他們堅持留在自己的國土上，與這個飽受折磨的民族共命運，與被蹂躪、被損害的同胞一同承受現實的苦難，整個民族在精神道德上就有一個可靠的向心力，在無所不在的強權對面，就有一座撼不動的精神座標。 任何一個時代，要產生出這樣的座標需要有很多的契機，不是說有就有了，只有各種因素集於一身才會成就這樣一個人，而這個人一旦產生，上天就賦予他一重使命，這個使命是超越於個人生命之上的。這個時候，這個處在歷史當中的個人，有沒有足夠的勇氣擔負這樣的使命，能不能以殉道者的姿態，堅守民主的理想，就變得比什麼都重要。確實，這不是現實的理性計算，不是具體的力量權衡，而是清清楚楚的個人利害抉擇，不僅可能帶來個人處境上更大的逼迫、更大的難處，甚至是嚴重的傷害，由此產生的道德力量卻是難以估量的。 道德從來都不是一種外在的要求，不是用來責人，乃是用來律己的。在極權向民主轉型的過渡時代，新生的民主力量要想與強大的反民主力量抗衡，不能不訴諸這樣的道德力量，我們當然明白民主最後的生根要靠制度，沒有制度安排上的保證，就不會有健康的民主社會，但是這個制度的建立卻有賴於道德的動力。沒有這種道德的榜樣，沒有先行者以自我犧牲所作出的示範，一個長期被專制奴役的民族是很難邁出這一步的。《聖經》中說：「一粒麥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中國的民諺也說「一籽下地，萬籽歸倉。」說的就是一個道理，這就是今天林昭受到那麼多人敬仰的原因所在。 倘若方勵之六四後不出走 歷史的創造有一定的偶然性，其中，有幸被歷史選中的代表性人物，在關鍵時候的選擇往往產生意想不到的後果。方勵之先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到處演講，提倡民主，在年輕學子中如雷貫耳。一九八九年的民主浪潮誠然不是他鼓動起來的，而是歷史的大趨勢，但是不能否認他多年來的思想言論就是構成這個大趨勢的一部分。他的影響力當年無人出其右，擁有「中國的薩哈羅夫」乃至「中國的布魯諾」等稱譽。 然而，他最終既不是薩哈羅夫，也不是布魯諾。如果說，「六四」槍響之時，情況危急，大軍壓境，局勢不明，出於生命安全的考慮，他走進美國大使館還可以理解的話，那麼一年多之後，北京已結束戒嚴，局勢平定，作為被通緝的「黑手」，他坦然走出美國大使館，充其量也就是接受幾年監獄的命運。按照當時全國的民氣、民心、民意，更不用說國際社會的輿論，他入獄只會使他贏得巨大的聲譽，只是暫時失去人身自由。以他的聲望，即使在獄中，他在肉身上也不至於受到多大的傷害。 據說，他事後的解釋是，他只是一個科學家，不是一個政治人物。 一個被時代推到浪尖上的知識份子，關鍵時刻是不是能承擔起民族的苦難，有勇氣接受包括牢獄在內的命運安排，坦然地面對一切向他襲來的橫逆。這不僅是個人的勇氣問題，更是民族的精神道德水準問題。我們今天仍然感到遺憾的是，這個問題上，我們得到的是一個令人沮喪的答案。戊戌變法雖然被絞殺了，但是有一個甘願以身殉道的譚嗣同在，我們就能感受到一線的溫暖。十多年後，那個殺了譚嗣同的王朝就崩潰了。 二十年後，重讀方勵之先生八十年代的那些言論，我對他依然懷抱足夠的敬意，他畢竟是一個開風氣者，一個推動過歷史進步的人，斑斑史冊永遠也無法抹掉那一頁。但是，他在關鍵時刻的選擇，沒有經受住歷史的考驗，也是毋庸諱言的。他的選擇對中國民主化進程的挫傷到底有多深，或許今天還測不出來。這是歷史深深的無奈。在太平洋彼岸，午夜夢回之際，也不知道方先生對此是否有過反省？ 專制和被專制相互成全 六十年來，在這個暴力締造的大一統政權下，這塊土地上追求民主的聲音並沒有完全消失。三十多年來，我們一次次聽到了民主的吶喊聲。為什麼中國沒有產生出自己的昂山素姬、哈維爾、金大中？為什麼三十多年的時光得來的仍然是零？其中原因不能只到反民主的力量那裡去尋找，更要在求民主的力量身上去探索，從不同的角度進行反省，我們就會發現自身的缺陷，正是這些缺陷使反民主的力量變得貌似強大，甚至逐漸找回了他們曾經喪失的一點自信。 專制其實不是靠自己單獨就能完成的，專制和被專制是相互成全的，一個民族一旦準備好了告別專制，專制的末日也就即將來臨了。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今天之所以只能處於民主的門檻外，首先是追求民主的人還沒有作好道德上的準備，特別是個別曾享有宣導民主的大名、掌握了相當道義資源的人，沒有能立定心志，做一個民主的殉道者，甚至放棄了歷史曾給予他的重大機會。這是中國民主難產的重要原由之一。 中國的今天，依靠體制自身力量往民主方向演變的可能性，幾乎越來越看不到了，強勢集團對自身利益的貪婪和獨佔的欲望日益膨脹，像胡、趙那樣具有道德感的體制內領袖已沒有產生的土壤。但是，歷史又已經走到了一個大轉型的時代，變也得變，不變也得變，這不是人力所能阻擋的。這個時候，民間社會能不能產生出具有道德力量的代表人物來，他們在多大程度上願意為一個民主中國、自由中國殉道？就是這一輪轉型能否順利開始的條件之一。我們討論的這個話題因此獲得了實質性的意義。 新世紀新聞網（www.newcenturynews.co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