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在历史面前，最重要的不是知识，而是诚实。对历史的态度，应该是只对历史负责，一切意识形态的偏见都应该靠后。】

大饥荒发生在上世纪中叶。从它结束的时候算起，到今年已经50年了。50年足够漫长，足够我们把那段历史看得更清楚——在中国，历史从来都是越远越清楚。

历史有时分为两部分：历史本身，和“被承认的历史”。大饥荒这样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灾难没有“正式记载”和合理解释，没有被教科书承认，基本上处于屏蔽中。对于新生代来说，大饥荒的历史有如天方夜谭。

然而，更悲哀的现象发生了：在大饥荒刚刚结束的年代出生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中，出现了否认大饥荒存在的风潮。大饥荒被他们定义为意识形态分歧，说成是对当年的政治领袖的污蔑。

幸好许多见证人当事人尚存人世，历史资料也不难获得和甄别，现在我们还可以追究这场灾难的本相。但50年也正是历史事实流失的第一个拐点。如果现在不抢救，流失就是注定的。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历史面前，最重要的不是知识，而是诚实。对历史的态度，应该是只对历史负责，一切意识形态的偏见都应该靠后。

实际上，50年前的血泪，已经被时间晾干，“责任人”也已经被时间赦免。清理历史只能收获经验和教训，不能要求谁父债子还。如果说，今天要承认50年前的大饥荒是人类史上的一场罕见的灾难还需要艰难的勇气；那么，只能说你没有走出历史，还在为历史背书。

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眼界：首先，不把主张饿死人数的多少，当成分辨左派右派的界线；其次，不能认为大饥荒饿死的同胞“为数极少”，这样讲有违良知。

大饥荒持续不止一年。一般是从1958年到1960年、1961年或1962年。此外，仅四川省1960年底的人口，即比1957年减少约一千万。而四川饿死人的情况，持续到1962年上半年。

相信只要有诚实的态度、开放的环境，从现在开始努力，应该可以做到。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努力，在以后的教科书上谈到大饥荒死亡人数时，永远给出一个模糊的数字，后人会鄙视我们。

其实，民间对大饥荒的纪念、追问和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这些研究已经为后世留下了信史。这是一个民族必须自发的意识，是良知和本能的趋使。

到底什么叫“大饥荒”？它给了我们什么教训？只需查一查当年的气象、土地、人口、政策等等资料（不难找到），就可以得出结论。大饥荒的面目之所以变得模糊和走形，只是因为没有诚实地面对。

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讲过，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而这也是一种折衷的说法。在我们辽阔的国土上，哪一年没有天灾？实际上那几处的气候并不特别坏，为什么只有那时会饿死那么多人？此后的公共传播，却一直说成“三年自然灾害”。

当时，国家实行极端计划经济，配以现在很难理解的直接起了破坏作用的政策措施。那时农村和农民高度集体化，破坏了土地生产力，极为低下的产出再由国家统一调配。

商品市场已经取缔，农民的劳动几乎换不回商品。当他们没有饭吃的时候，户籍管制使他们离不开规定的土地，离开了找不到饭吃，所以，逃荒也没有活路。这跟历史上任何时期的饥荒都不同。历史上的天灾，不会在所有地方同时发生，农民和市民遭灾后可能通过流亡逃荒存活下来，而宗族也是一道救济屏障。

我们必须回到那个我们已经告别的年代，直面惨痛的警示：永远不可回到那样的体制。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些无辜的牺牲者。

没事的时候，68岁的吴永宽喜欢骑上三轮车，从村里跑到光山县城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下，给人摇签算命。

这天下午来算命的女孩，显然不太相信这套把戏。她求了一签姻缘，却又说，“命运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

吴永宽不说话。他最信命。早年有人给他算过—卦：命里八字相冲，少年克父；老得贵子，却离他很远。几十年中，皆已应验。

对于那场饥荒，至今有着不同的表述：官方文献称它为“信阳事件”，教科书称它为“自然灾害”，农民则实实在在地叫它“粮食关”——人死得多了，就成了个难过的“关口”：过去的，算是幸存；过不去的，成了饿殍冤魂。

吴永宽清楚记得，那一年他家所在的高大店吴围孜小队，“过了关”55人，“没过关”73人。2004年，作为村里最年长者，他决定为那些亡魂立一座纪念碑，既是慰藉，也是纪念。

一个月后，清明，“粮食关遇难者纪念碑”立起来了。帮忙操办的人图省事，把碑建成了两座，一座吴姓，一座外姓。外形简陋，跟普通的墓碑没什么两样，与伫立在县城里的那座刻着光山籍将军尤太忠题字的“烈士纪念碑”，相差甚远。

《光山县志》上说，从1958年开始，县里连旱4年，粮食产量连年减少。吴永宽的记忆却并不相同：光山虽不是江南，却也称得上鱼米之乡。那些年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好年景。

也是在那一年，中央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从此“ 跃进”的号角不断吹响。河南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爆出小麦亩产2105斤，放了第一颗“高产卫星”，信阳楂岈山人民公社开始将一块亩产小麦四五百斤“浮夸”成3200多斤。

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感召下，各地逐渐加码，轮到信阳鸡公山人民公社放卫星时，水稻亩产已达万斤。此后，报上的数字一个比一个惊人，一万、一万五，乃至报出亩产四万三千斤的“奇迹”。

那一年，光山县所在的信阳地区实际粮食产量为二十多亿斤，而各县市报的粮食产量竟高达72亿斤，河南省委“信以为真”，给信阳地区派了上交16亿斤的任务。河南全省上报粮食产量则超出实产一倍。征收任务从省里一级一级压下来，压到生产大队、生产小队，最终压到农民头上，满仓的粮食被一车一车拉了上去。

父亲吴德金当时是吴围孜小队的会计，他偷偷跟家里人说：仓库里不到两百斤稻，只够村里下一个月的口粮。

村里人都知道，上面检查时，村干部就在粮食垛子下面充上稻草，但没人敢说出去。1959年农历八月，正如父亲所说，村里食堂的“大锅饭” 果真越来越稀，到了农历九月，食堂干脆断了火。

此后的几十天里，吴永宽再没听到过食堂打饭的钟声。但信阳的粮食征收任务量还是完成不了。地委认为有人将粮食藏了起来，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时任地委书记路宪文说：“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因为思想问题。”

和信阳大多数村庄一样，吴围孜的老百姓被逼着交出“私藏”的粮食。吴永宽记得，村干部带人几次挨家挨户“查粮食”。母亲从地里捡了十几斤稻穗，藏在笸箩里，也在大搜查中被搜走。

吴永宽后来觉得，如果母亲藏的那些粮食留下来，父亲后来或许就不会死。但村里也有人因为抗交粮食，挨打、挨斗，“最后还是个死”。

食堂关门后，农民被禁止私自开火。谁家要被发现冒了炊烟，连锅都给端走。直到再也搜不到粮食，村干才不再管开火的事了。

那时所谓“开火”，不过是把糠皮用石磨磨碎，弄成饽饽，填填肚子，“兑个命”。“那东西吃下去，拉不出大便，只能用棍往外捅。”吴围孜的一位老人说。

榆树皮也成了好东西。村里的老榆树被一棵棵扒光了皮，树皮晒干了磨成面，“吃起来特别黏、扎嘴，有一股‘青’（涩）气”。除此之外就是野草。

在吴永宽的记忆里，村里第一个饿死的人是吴德刚，按辈分算他的堂伯父。“他五十多岁，孤身一人，无儿无女，放现在算是‘五保户’，即使死了也无人过问。”

堂伯父死后，是几个小孩，接着是更多的男人、女人，有时候一天能死几个。死的人多了，也就不算回事儿了，“没准下一个死的就是你。”

对于死亡，吴永宽总是轻描淡写。他亲眼看到村里的孩子，坐在屋里，嘴里流“水”，身子歪着，翻个白眼，“很简单地”死了。

那时候，饿死的人已经“不像个人”，但吴永宽也不怕了。即便轮到他的亲人，也是如此。

家中第一个饿死的，是三叔吴德才。因为饥荒，他从湖北逃回吴围孜，却发现村里同样没得吃。农历九月底的一天早上，吴永宽从饥饿中醒来，发现睡在身边的三叔“不动弹了”，一摸，人已经凉透了。

父亲负责料理后事，但他同样饿得没劲，卸了块门板，把三叔拖出去，挖个小坑、铺上浮土，算是坟。

人人都知道村里饿死人，但没人敢往外说。直到农历十月下旬，村里的副队长吴永冠饿极了，和一个姓李的社员一起杀了生产队的牛。牛肉没吃多少，两人就被生产队抓住。吴永冠被扣上“破坏社会主义”、“反对大跃进”的大帽子，又被生产队队长吴永寿带人在会议室一顿殴打。

吴永冠一怒之下说了实话：“老百姓饿死了，我对北京首都有意见。”他当过兵，“脾气暴得很”。

村民们不知道剩下的牛肉被收到哪里去了，反正谁也没吃到。吴永宽只记得，他们看到吴永冠跌跌撞撞从生产队出来，后来就听说他从小桥上跌下去，摔得了。

在那场饥荒里，因为杀牛被打死的人不在少数。时任光山县委书记处书记孙广文在1960年撰写的一份《我的错误交待》里提及，“1959年冬，农村发生杀牛问题后，当时把这一问题错误的分析为两条道路斗争、富裕农民破坏生产的花样，像这样情况经我批准法办也冤枉不少的人。”

带头打人的队长吴永寿是吴永冠的堂兄弟，但在那个“六亲不认”的年代，暴力就像瘟疫一样在村里蔓延。队里的吴德荣因为说了句“粮食这么多，为什么不给社员吃”，被斗、被打几天几夜，直到斗死。另一位村民吴德桐也因为骂了句脏话，被活活打死。

吴永宽的父亲吴德金为人忠厚耿直，看到村里人饿得皮包不住骨头，斗胆说了句“老百姓快饿死了”。因为这句实话，他也差点被打。村干部碍于他在村里威望高，只批了他一顿，轰回家去。

吴德金又气又饿，流着眼泪回到家里，一屁股瘫倒在地上。看到父亲饿得不行，吴永宽只好和回娘家的姐姐一起，把家里惟一值钱的木桌子抬到镇上卖了3块钱，换回了两碗稀菜汤。

他们赶回家里，父亲已经在地上断了气。吴永宽捏着父亲的嘴灌了一口菜汤，却已无力回天。

三叔饿死一个月后，15岁的吴永宽像父亲埋三叔那样，卸下块门板，把父亲抬出家门。同样，挖个小坑、铺层浮土，便是坟。

吴永宽记得父亲死的那天，自己并没有哭。直到很久以后，心里那股压抑已久的难过，才不断涌上来。他想起饥饿的父亲留在这世界上的最后一句话：“什么时候才能吃上碗干饭？”

吴永宽说，那时候的城镇户口，就像一张免死牌。县城里的人虽然同样吃不饱肚子，但在食堂凭票打饭也可以苟活。村里的长辈吴德琴，本想到县城投奔大儿子，但没走到县城，便饿死在了半路上——至今家人死不见尸。

吴永宽也差点成了同一条路上的冤魂。一天，他打算去县里的学校看看有没有吃的，走了十多里路到学校，却发现因为缺粮停课学校没有开门。回来的路上，一阵风吹来，他一下子栽倒路边。不知昏迷了多久，挣扎着爬起来，接着一个踉跄又栽倒在路边。

天擦黑的时候，一个路过的城里人发现了他，偷偷帮他叫来了城里的亲戚。那亲戚赶紧跑来给他灌了口稀饭。吴永宽这才算是捡回一条命，身体却从此落下了毛病。

大家都知道他那天差点饿死，但谁也不敢明说。在那年月，这样一句“错话”便可能招来大祸。时任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回忆，“光山县某地有个农民找医生看病，医生说这个病好治，有两碗粥就好了。因此将这个医生逮捕法办了。”

吴永宽记得，当时吴围孜也有人想往外逃，但很快被大队干部抓回来批斗，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出去。关键是，“普天下都这样，逃到哪去呢？”

到了农历十月下旬，天寒地冻，野草、榆树皮也被吃光的时候，人们也就不再出去找食物了。“何况谁还有力气走出去？”

吴永宽并不知道，他们躺在炕上“等死”的时候，《河南日报》却登出了头版头条——《今年我省粮食征购任务超额完成》。他至今也说不清，这条喜讯背后，光山埋葬了多少饿殍。

《光山县志》记载，1959年、1960年全县的死亡人数分别为40768人、99378人，而在平常的年份，这一数字大都保持在4000人左右。1960年光山县的死亡率高达270.6‰，县史志办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真实的情况比县志上的数字更严重。

吴永宽已经记不清是1959年底还是1960年初的一天，村里的食堂终于又响起了钟声。

“听说上面解决粮食了，老百姓喜欢得不得了”，几个庄的活下来的人，撑着木棍从家里慢慢走出来。吴永宽已经饿得走不动道，母亲拿着瓦盆，去食堂打回了一盆带着糠渣的米糊汤。虽然稀得只能“当开水喝”，但终归可以救命。

喝了几天“米糊水”，吴永宽的手脚开始浮肿，一摁一个坑。养了一个多月，身上的浮肿慢慢退去，这条命也就保住了。

吴永宽也记不清是哪一天，时任河南省省长吴芝圃来到光山，在县一中的操场上开了一场万人大会，旁边还站着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那天，他作为学生代表出席，亲耳听到当时那位个头很高的省长向全县人民道歉：“我对不起光山60万父老乡亲，我这个省长当得不好。”

在那场灾难中，吴永宽家只剩下了他和母亲两个人。本有128人的吴围孜，有73人遇难，其中四十多人绝后，17家绝户。

由于村里死人太多，无人种地，第二年吴围孜只打了几万斤粮食。直到1962年前后，从安徽阜阳来了不少逃荒的人，村里收留了这些外乡人，让他们下地挣工分。

1960年冬，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左”的错误，河南省委改组了光山县委，派出工作组纠正“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和强迫命令风）错误。但信阳地委在发给河南省委和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却把饥荒的原因归结为“地主、富农在土改时‘漏了网’，‘大批地主混进了革命阵营内部’，‘实行反革命阶级复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

这期间，信阳的8位县委书记被捕，除了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由死刑改判为“死缓”外，其余几人被判2-3年徒刑。

这在当时被视为又一场“斗争”。马龙山一下子成了光山的“过街老鼠”。县里从此流传一首童谣：“光山县，两头尖，中间住个马龙山。马龙山，大坏蛋，饿死人民千千万。”吴永宽曾看到，马龙山的儿子“马大头”被学校里的大孩子们追着打。

毛泽东最终对“信阳事件”作出批示，称信阳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须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

这场“民主补课”一级一级补下来，到了吴围孜，便是把队长吴永寿和村里的干部关起来，开会学习。“课”还没补完，“四清”运动又开始了，紧接着，“文革”的火苗开始点燃。

1960年，被吴永宽称为“休养生息”之年。第二年他结了婚，和父亲一样在村里当会计。1968年，有了大儿子吴晔——这孩子真的如同“八字”里那般出息：1995年，吴晔考到南开大学；4年后，跟妻子一起赴美；此后他常常寄回钱来，给村里挖渠、修路。

吴永宽和老伴也被接去天津住了一段时间。出国前，听吴永宽讲起当年村里的惨状，吴晔哭了。他以前并不明白，在父辈们所说的那场‘粮食关’中，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被饿死。开始他和村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是“坏人”马龙山造的孽，后来读到当代史专家丁抒写的《人祸》，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吴永宽时常会担心，“再过20年，1959年的事情，可能村里就没有人知道了。”他觉得，在子女中吴晔最像他，“良心的驱使”令父子二人一拍即合，要为那些死去的人立个碑。

2004年，吴永宽从天津回到吴围孜养老，很快就把村里遇难者的名字一一写下来，然后掏了3200块钱，刻碑、做法事，请村里人帮忙操办。

那年清明节，吴永宽自家的庄稼地里立起了两块“粮食关纪念碑”。刻碑之前，他记得当时村里死了71人，碑刻好之后又想起来两个，但其中一个已经记不起名字。

他写了篇祭文，写上那72个名字，寄给美国的儿子。吴永宽觉得自己不会讲漂亮话，他在祭文中写道：“这些惨剧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是当年批斗右派太过头了，从上而下，治理国家不是实实在在从源头做起，而是利用‘反右派’、‘浮夸风’这样一些方式，给人‘扣帽子’，压得人们抬不起头来，让部分坏人占了上风，使很多人失去了生命。以上这些惨剧是我亲眼所见，望天下人记住这段历史，让历史不再重演。”

他也想过，让为官者都来看看这两块碑，“不管大官、小官，都不应该忘记老百姓。 ”

碑立起来，麻烦也来了。当地有干部对此有看法，说他这碑“不该搞”，“是跟国家作对。”后来，信阳安全局、县安全大队真就找到家里。对方查了几天，“没说你不该建，也没说你该建。”

这些事让吴永宽有些后怕，他想着自己本来是出于一片好心，现在也开始怀疑“是不是办了坏事”。但那些想法他还是坚持，“有丑就不要害羞，有脏东西就好好洗一洗，这样才好”。

后来的几年里，吴永宽总觉得，这两块普普通通的纪念碑，立得其实有些“不尽人意”。他本打算立块高两米的大碑，底下堆个高高的土堆子，让人们远远就能看到，再在台子上撒上白灰。

如今吴围孜田里的麦子已经微微泛黄，水稻正等着插秧。2012年5月7月，旱了两年的光山总算下了一场痛快雨。

吴永宽在家里喝了点酒，琢磨着如果在他有生之年，国家开始反思当年的大饥荒，他就真的掏钱把纪念碑再好好重建一下，“写一副更有意义的对联”。他觉得那时候国家应该不会反对。说着，他又开始顾虑，“你说这天能不能等到？”

他饿得没有一点力气，只走出去10米就倒在地上，心想“在这里死吧”，却又听见他那个同样饿得没劲的娘亲，蹲在门口喊：“官，你就不能死远点吗？”

大年三十那天，队里的食堂没有开火，村里人直到初一才分上碗红薯面稀饭，大人七分瓢、小孩三分瓢。稀稀拉拉，“看着跟驴尿差不多”。那时村里也有人去找老雁屎，把夹杂在中间没消化掉的麦粒洗洗，煮来吃。

那一年，不少人真就成了“鬼”。离去的人，大多死于饥饿。牛寨大队是当时阜阳县行流公社（今阜阳市颍泉区行流镇）下辖的10个大队之一，1960年年初，大队总人口4062，但到1960年年底，只剩下3132人。死了将近四分之一。

五十多年后，那些年村里挨饿的故事，本该随着老人们的生命一一离去，但就在2011年1月，牛寨土生土长的一个年轻人在香港出版了本《大饥荒口述实录》。他在书中对话了当年在牛寨大队的38位老人，记录下了这个村庄那些让人毛骨悚然的片段。

作者是牛犇，他觉得自己写这本《大饥荒口述实录》的初衷“并非多么高尚”。从上大学开始，他就喜欢文学，后来当了记者，仍想着写散文、写小说。他写过短篇，写过散文，写过自传体小说……十几年的手稿装订在一起，足以弄成好几本大部头的书，但始终没有人愿意为他出版。“出书”，成了他的心结。侄子建议他，“不如写点实的”，没准能出版。他狠了狠心，干脆就写老一辈经历的“大饥荒”。

他把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在小范围内聚焦，让镜头投放到牛寨大队——生他养他的地方。他搜了一下，一个生产大队的口述史，果然没人写过。

那时候牛犇并不知道，他的“怀才不遇”却让他掘开一段段尘封在村里那些老人记忆中的惊心动魄的历史。

牛犇说自己并不想渲染大饥荒的悲惨，更想展现那个时代下的人性，因为“这样更靠近文学”。不过，朋友看了那本书却问他：“你展现的为什么都是人性的阴暗面呢？”

他开始觉得这源于自己一直以来的悲观，后来想想又不对，仿佛是那段岁月本就压抑了人性里善的一面。“越是在那种极端的环境下，人性的卑劣展现得越彻底。”牛犇说。

牛犇突然想起，在访谈时，68岁的牛付中突然哭得泪流满面。那一年，他快要饿死。他娘走过来叫他的小名：“官，你要死就到外面去死，别死屋里。”

他饿得没有一点力气，只走出去10米就倒在地上，心想在这里死吧，却又听见他那个同样饿得没有一点力气的娘亲，蹲在门口喊：“官，你就不能死远点吗？”

那时候，人死了，家人还有力气的，就地浅浅挖个坑，用箔简单包一包，盖点浮土，叫作“软埋”。家人没力气的，就直接把尸体扔在村旁的“浪死岗”（专门扔儿童尸体的地方）。牛付中父亲饿死的时候，在家里放了一个星期，因为这样还能去食堂多打份稀饭。那段时间他没敢哭，“一哭人家就知道你家里死人了”。

一个星期前，他弟弟也饿死了，“我娘她是不愿再看到家里人在她面前死了。那样的话，她即使不死也会疯掉。”牛付中说。

于是，他又开始爬，不知道爬了多久，遇上另一个饿极了的人。那人出主意去偷吃生产队的豌豆苗。他们把刚发芽的豆苗“一个一个往嘴里塞”，总算是活过来了。

公社里种下的秧苗，往往一夜之间就被饿极的社员偷偷吃光。只好再种，再被偷。能吃的都偷，会偷就能活命，“会偷就是英雄”。

后半夜时候，牛付中决定还是回去。那段路上，他走着走着就碰到一个饿死的人。他也不怕了，干脆直接从他们身上跨过去。

到家的时候，已是凌晨两三点钟，他敲敲门，却把他娘吓得不行。他娘喊着：“官，我求你了，你回去吧，死了别再来找我的麻烦了。”

他连说：“我不是鬼，我是人，我没死。”他娘才敢开门。娘俩抱在一起一直哭到天明。

牛犇发现，在那个极端的年代，乡里间相守的规矩都不存在了，更无所谓什么道德，“为了活命，什么也都不讲了。”

由于大炼钢铁，村里的树已经被砍光。食堂没有柴火，生产队便安排村民趁夜去扒棺材板来烧。照老理儿，没人愿意干这偷坟掘墓的缺德事，但去扒的人便能领到一碗稀饭吃，缺德也就不算什么了。

马春清和马昌贵当年都去扒过棺材板，每次至少得给“人家”留一个棺材底儿。他们觉得，其实村民们还坚守着一个最后的底线，“谁也不会去扒自家的坟”；但大家又都心知肚明，即使自己不去，自家的坟也难以幸免。只是没人说，也没人敢去制止。

58岁的鹿振斌至今不愿提起父亲鹿少致，他认为父亲当年干了“那种不积德的事”，是村里的“罪人”。那一年鹿振斌8岁，饿得浑身肿胀淌黄水，连衣服都穿不上；早上被子就会粘在身上，揭不掉。

父亲吃人肉的事让鹿振斌在村里一直抬不起头。他娘临死说，不愿意和他父亲葬在一起；而他这么多年，也从没给父亲上过坟。后来鹿振斌对牛犇说，“我理解他，但我不能原谅他。”

由于过度饥饿，村里不少人都患了浮肿病。但那一年，正好赶上时任国家副主席董必武来阜阳视察，当地领导为了隐瞒灾情，通知各大队禁止浮肿病人出门。时任牛寨大队大郭生产队队长潘文体就听说：有个地方把所有浮肿的人都关在一座破窑洞里，窑洞突然塌了，死了一百多人。

潘文体对牛犇承认，上面来检查的时候，他也曾把饿得浮肿的人关屋里，不准出来。但有一次，他却豁出去了。

当时，时任阜阳县委书记处书记白永利下来检查。潘文体虽弄清对方的职务，却觉得与其饿死，不如豁出去闯一把。他把生产队里浮肿的人都喊了出来，“都给我撵！撵那些检查的人！”

那天潘文体走在最前面，后面跟着一批浮肿的人，一个个瘦得没人样，走路一歪一歪。来检查的白永利一回头，看见他们，问他想干啥？他说，“我是生产队长，我们没东西吃怎么弄？”

作为生产队长，潘文体也知道这样干后果很严重，“但再严重也严重不到要人命吧？”后来白永利帮他写了封信，让他拿去大队部。他挨了张效林的一顿骂，却给生产队要来不少粮食。

村里浮肿的人越来越多，到了1960年三四月份的时候，牛寨大队建了一所浮肿医院。孙朝山当年只有17岁，因为和生产队长沾点亲戚，被批准住进了浮肿医院。

这里可比在家强多了，“稀饭稠点，给的量也多点”。尽管如此，他还是看到一只老鼠从病人脚下经过，当场被大家打死，放到锅底下烧烧分着吃了。

当时孙朝山的二叔也在浮肿病院住着。他和另外一个人正聊着天，两人头一歪，都不行了。医院的人赶快给他们灌面糊，另一个人没灌过来，死了。医院的人就从他嘴边接流出来的面糊，拿过来再灌他二叔。他二叔这才捡回条命。

马春秀当时是牛寨卫生所所长，他记得，当时大队浮肿人太多，药不够，医生只有一个办法，给病人“放水”——在病人腿上扎针，让肿腿里的坏水从针眼里流出来。

马春秀同时负责人口统计。那时牛寨大队死了人，不能瞒报，却必须“谎报”。他们必须给死者编谎，发烧、拉肚子……反正得写出个病名。“你不能说是饿死的，那样上边的不愿意。”

在写书的过程中，牛犇发现：在那个年代，为了活下去，再小一点的权力不受制约，都会引起私欲。

对于当时食堂里的人来说，“偷吃是肯定的”。马春采当时是牛寨大队马营小队的食堂司务长，小名儿叫侠，人又长得黑，村里人私下给他起了个外号“黑侠”。因为常常中饱私囊，村里人给他编排了童谣：“猪殃殃，爬园子，正月十五炸丸子。大人仨，小孩俩，不如黑侠一大把。”有一次，几个孩子唱着童谣正好让他听到，被他抓着打了一顿。

五十多年后，他依然不愿承认童谣里讲的丑事，但在记者追问下也说“私心谁都有”。他觉得自己当年也拿米糊救活过别人的命，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村里人只记得他的坏，不记得他的好。

村里的干部常常给食堂的人开会，不准他们多吃，但干部自己也会在食堂私自开灶。

一天夜里，徐年庄小队的炊事员王秀琴，不小心撞见几个村干部偷偷蹲在食堂啃红薯，她被叫去与他们一起分享。从那以后，经常有人因偷吃被轰回家，她偷吃却再也没有被处分过。

采访过程中，牛犇在当地档案馆发现了一份行流公社写于1960年3月24日的《检查牛寨大队工作情况汇报》，上面写道：“从这个队里拖（脱）产干部来说，坐不‘下去’，同时还偷吃偷喝，如周大队长（周培云，时任牛寨大队大队长）在晚黑不断回去做私饭吃……又如大队张书记（张效林，时任牛寨大队党总支书记），其他的干部都下去了，他和潘书记（潘桂师，时任腰庄支部书记）还有一会计吃白面莫（馍，馒头）和牛肉，并且还弄的酒喝。”

大队的粮食会计闫学俭则记得，大队书记张效林用公家的东西养猪。其实，作为粮食会计的闫学俭，自己也掌握着批粮大权。他不愿说当年是否动过私心。

牛犇从小受的教育，那三年饿死人是因为“自然灾害”，但随着与一个个老人对话，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吴元仲是当时大队的文统会计，他记得当年亩产不到100斤的麦田，最终被吹到了亩产2000斤。他常常为大队书记张效林准备材料，“你要是写少了，他当时就熊（骂）你！谁不怕？所以就闭着眼睛吹。”

为了完成交粮任务，地里的粮食被十万火急地运走。一车一车的红薯片由于没晾干就交了上去，最终发霉烂在了粮站，老百姓却没得吃。在那场饥荒中，吴元仲饿得右腿浮肿，但他觉得，这也不怪张效林，都是“环境逼的”。

一旦将人性中所有的“恶”都归咎于一个时代，也就无所谓忏悔、无所谓救赎。当年的村干部没有一个人会承认惨剧与自己有关。牛犇问他们：“怎么能说没关系呢？”得到的回答往往是，“上面让我这样搞，我就这样搞。”

牛犇觉得，这些老人身上“最可怕的便是麻木”，“那个时代的人似乎没有谁去考虑是谁造成了这样的问题”。

牛犇想起自己曾在那本自传体小说里，引用过卡夫卡的那句“你是作业，举目不见学生”，他在后面还接了一句：“但所幸，我看到了那些在我身上信手涂鸦的学生。”这句话放在这本《大饥荒口述实录》上，同样贴切。

不过，并非所有“作业”都“举目不见学生”。镇上的老人刘邵起回忆，大饥荒那年，他正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战友”们被指派到火车站，给各地来的逃荒人送干粮。那些人已经饿得没有人样，其中一个就来自阜阳。他说完这些，似乎有些内疚，非常认真地小声叮嘱，“哎，说这些对毛主席可不是很有利。”

另一些老人则对那个时代充满了恐惧。牛犇记得，在他访问的过程中，有个老太太说到反瞒产时自己藏豌豆，说到一半，突然一怔，不再讲了，然后问旁边的人，“我讲这些没事吧？会不会出问题？”

写书的过程中，牛犇觉得最难的一次，是采访当时的牛寨大队书记张效林。不知是心有愧疚，还是心有余悸，老人似乎已无法面对那段岁月。最后，牛犇找了一位与他亲近的朋友帮忙，才最终说通。

虽然大队很多百姓都把矛头指向这位大队书记，当时甚至有人专门写举报材料揭发他吃饭不给钱，牛犇却不忍心再追问这些。张效林的一句话让他印象深刻：“现在的干部不也一样？”

他觉得，张效林其实也是个受害者，“完不成任务上面也熊（骂）他”，“挨饿的时候，其实他的腿也肿。”

张效林曾提起和公社队长周培云一起下乡，两人被石头绊倒后便爬不起来，趴在地上，一直睡到了天明。“那时候干部实在是不好当，上边经常来查，食堂没搞好，是你的事；生产没上去，也是你的事。”张效林说。

大饥荒发生后，张效林被拉到芜湖集训，下地拉犁、干活，像个犯人。直到后来“甄别平反”，他才被叫到另外一个公社，当了监察主任。

他也曾反思。“当时省里不承担责任，县里不承担责任，但上边搞的怎么能怪下边呢？”张效林对牛犇说，“谁敢提意见呢？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况且一两个人也坚持不了，结果我们成了替罪羊。到最后一起处理，说这是一批坏干部。”

牛犇曾试图寻找村里那些时代的烙印，比如当年的食堂、当年的浮肿医院，却一处都没有找到。他小时候，“大跃进”时被砍光的树已经重新种上，每到这个季节，乡间便是一望无际的麦田。大饥荒仿佛只是无情地带走了930条性命，未留下任何痕迹。

书写完后，每次回到牛寨，牛犇都会听说书里的某个老人已经离开人世，当年差点死在外面的牛付中、食堂司务长“黑侠”马春采……更多老人，只有在年轻人浪费粮食时，才会语重心长地讲起那个挨饿的1960年。

当年的大队书记张效林，如今已经站不起来，每天瘫在椅子里，守在电视前看戏。听到“1960年”和“大饥荒”，老人像个孩子一样，拼命把记者的名片往门外扔，不肯承认自己就是书中的张效林。

粮食所职工宿舍坐落于熙攘的肉菜市场边上。楼房老旧得仿佛被遗忘，里面却是一片热闹的小天地——麻将桌充斥在院子里、茶馆里、过道里，围满了专注的老人。他们沉浸在麻将的世界里，偶尔抬起头来，也是眼神空洞、不容打扰的模样。

“李盛照？”胖老人听到我的问询，指指脑袋说，“我们都叫他疯子！”

李盛照静静地坐在茶馆里。如今，这位82岁的老人，许多时间就是这么度过的，呆在人群中间、呆在麻将世界的边缘，一言不发。夜幕来临的时候，他会蹒跚着穿过肉菜市场，来到隆昌县城的大街上。那里，夜灯闪烁，一身流行打扮的小青年们站在商店门口，和着欢快的音乐击掌叫卖……

这天，李盛照颤巍巍朝我走来。我们穿过麻将的院子，穿过麻将的走廊，走进他昏暗的小房间里。

另一重隐秘的世界旋即在眼前展开：厚厚一叠调查报告、幽闭中的诗歌以及一封封未能寄出的信件。这些早已发黄发脆的纸上，密密麻麻布满了他忧愤的文字。在1957年的言论“春天”中，他称斯大林为封建暴君，于是被打成极右分子；被遣送回乡后，他又成了一名“大饥荒”的上书者，随之而来的，是漫长的监狱生活。此后，他不断抗争，尽管，在过去五十多年时光里，世界几乎从未给过他积极的回应。

李盛照的故事从1949年开始。那一年，他考入了国民党军校，18天后，解放军接管成都，他被收编。一年后，朝鲜战争爆发，他被派到了战场，担任侦查科见习员。这段经历让他养成了持续毕生的习惯——做调查，写报告反映真实情况。

1955年，他复员回到家乡，才知道农村的变化并不如宣传的那么美妙。在1950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中，作为小地主家庭，李家失去了房屋和土地，挤到远处一个小房子里。当他看到“统购统销”造成了农民的粮食紧张，立即展开调查，写出了粮食情况报告，被四川一份内部刊物采用。

这一年9月，他考上了四川大学经济系。接下来的两年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他享受调干助学金，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大多数时候，他疯狂读书学习，和同学真诚坦率地交流，直到1957年那场“反右”运动。

“反右”之前，他在《文汇报》读到了《斯大林的时代》，书里所描写的1936年至1938年斯大林对无辜者的大规模镇压让李盛照深深震撼——他至今仍记得图书馆里被翻烂的报纸的模样。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则直接击碎了他的迷信——“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天使就会用银盘拖着奶和蜜奉献给每一个人”。

自此，苏联经济史成了李盛照的科研题目，厄运便在这里埋下了种子。当自由鸣放的春风吹拂校园时，李盛照在自由论坛上斥斯大林为封建暴君，防止苏联惨剧在中国重演。政治方向突然转变后，他开始历经各种大小批判会，被划为川大极右分子，受到“劳动考察”处分。

1958年，他去修河渠、炼钢铁。劳动改造没有改变李盛照的思想，还让他了解到更真实的中国。在四川德昌，他看到为炼钢铁抽空劳动力、烧光树林的荒诞，也看到了路边饿得哭泣的小姑娘，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饥荒的存在。

紧接着，自己的粮食供给也减少了，过度的劳动和饥饿让他患上了水肿病，在那时的宣传中，水肿病被描绘成由细菌所致。李盛照历经了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流传较广的是，脱了衣服坐在机器边上，接受蒸气疗法，“往往水肿好了，人也死了”。李盛照那时还不知道，饥饿造成的水肿病患者大量死亡，当时全国各地统一口径称之为“疫病流行”。

回到学校后，他又提出了对“割私有尾巴论”的异议，给中央和地方报刊寄去了题为《苏联集体农民的宅旁园地及个人副业》的文章。随后又寄文章论述统购过头的危害。

1961年4月，保卫科的人将他押送回家。火车上，饿死人的消息不绝于耳。当他下了火车，从广场走向公路时，一具干瘦的尸体闯入了眼帘。快到乡政府的时候，又目击另一具饿殍。

事实上，四川的饥饿从1958年底就开始了。这年3月份，中共中央在四川召开成都会议，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概念。随着毛泽东到郫县红光高级合作社视察，“三面红旗”狂飙四川，浮夸风开始吹刮，7月开始，亩产神话“卫星”陆续放出来。在毛泽东走过的郫县，亩产神话从三千多斤狂飙到上万斤。那时，四川的粮食征收量和外调量均为全国最高，而农民的口粮标准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民不仅失去自留地，也吃不到公共余粮。许多地方依然加大力度征购粮食入库，遇到阻力，就大搞反瞒产私分。1960年春，四川各地农村已经传出食堂断炊、大量死人的可怕消息。

李盛照以为他看到的情况只是当地执行政策不力所致。一回到家，他就拖着浮肿的双腿、挺着孕妇般的肚子到各个生产队调查，收集关于饥荒的民谣，完成了诗稿《忧心集》，辑录了民谣《饥饿集》。他还写了3篇报告：《愚蠢的错误，悲惨的恶果——成渝线饥饿、死亡调查》、《悲剧及收场之法》、《普遍饥饿引起的盗窃风》。

最近两年，四川很多地区的死亡数高得惊人。以下是一些例子……雷家公社六耕区成立时共有2200人，现有1600人……玉潭寺公社七大队三小队，从去年9月到现在由200人减至160人，有一个小队只剩下一个能耕田的人……荣昌安富镇五富乡六大队，由270人减至210人，王海泉一家三口死绝了……隆昌汽车站，4月13日，发现路尸。4月14日，在塔山坡瓦厂路边，也发现路毙。死亡原因90%是水肿病。农民是这样描绘死前情形的：病人喊心慌，气喘不已，要东西吃，正行走间，就倒地死去。人们在睡觉时，似乎并无严重病态，而天明死在床上硬梆梆的。在死者当中，青壮年比重极大……

造成大量死亡的原因是从59年就开始的粮食紧张……关于粮食紧张的原因，人们往往用天灾来解释，这对不事庄稼的人倒完全能对付过去……形成粮食紧张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征购，征购是从测产数来确定的，而测产数字由于浮夸欺骗，以至比实际数高一倍或者还要多。因而扫仓也完不成任务。纵然完成了任务，公共食堂也就断炊了。

在割掉私有制尾巴的“理论”指导下，不仅取消了自留地，甚至不让农民利用一锄头泥土来种一棵菜，这点做得最彻底的地区，也就是死人最多的地区。农民不能从事任何个人副业，公共经济又不能满足吃饱肚子的要求，因而盗窃成风……

纵使生产完全恢复了，这次劫难在人们心灵中造成的缺陷也是永远弥补不起来了……因而假如对此应该负责的人不受到应有的惩罚，那就会是天理难容，是对理智、良知及一切公正原则的挑战……

历史永远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只有事实、真理、理智才会是最后、永恒的胜利者，一切虚伪、矫饰终究会破灭。

半个世纪后，李盛照读着当年的书信，烟抽了一支又一支，记忆烟雾般在周围缭绕。他自然知道一个右派分子反映意见的危险，但已经忘记当年的勇气源自何处。他只是朴素地描述了对自我生命的麻木感，以及一种无法自主的力量。

当时，他把报告抄了一遍又一遍，从地方到中央领导人，他一封又一封往外寄。没有人知道这些信件的最终命运，虽然，那里面托付着一个人的信念甚至是生命。他给郭沫若的信写道：

现在我把所发现的严重死亡情况向您报告。假如我的报告被认为是污蔑抹黑现实，那我将忍受由此而带来的恶果，而且绝不抱怨。我毫不羞耻地承认，我是吸吮时代的乳汁长大的，将永远忠实于党忠实于时代精神。郭老，您自称为蔡文姬，而我却愿意效法安娜?路易丝?斯特朗所描述的那个米歇尔?海姆?鲍罗廷，纵然被消灭了，那也死而无怨了。当然我希望有比他更好的命运，因为有了二十大精神的存在……

回音寥寥，对他的调查却在悄然进行，他并不知道牢狱之灾即将来临。

他收到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和北大校长马寅初的回信，那几乎成了他生命中的精神支柱。马寅初的回信写道：

大函敬悉，甚佩先生说真话的勇气并怜先生所遭遇的苦难，我以为这些事实报告理应送给党内高级领袖决定。读完[两集]之后，把它送给最得人心的党员，这是我对“实事求是”的态度。我的爱人和小儿亦犯同样的毛病，幸已得救。附上票洋五元不能说帮助，略表敬佩之忱。不多写了，祝早日康复。

邓子恢则回信表扬他的勇敢。在第二封回信中，邓告知他已将信件转交给西南局书记李井泉。

1962年3月，李盛照手持邓子恢的回信到四川省委反映饥荒情况。他至今记得，一个穿军大衣的人，在大门外对他说：“情况全部了解，你尽快回去。”回去的路上，一辆银灰色小轿车尾随着他，将蹒跚中的他架上车，送到劳教场所——天回镇新生电机厂。

他清晰地记得，到了劳教办公室，当胸就挨了一拳，倒地后拳脚相加，那封视为珍宝的回信被搜走后，便开始了牢狱生涯。

在电机厂，他见到了各种各样的被劳教及劳改者，其中有许多是流浪汉。通过他们的叙述，李盛照才意识到，饥饿并不是四川独有，存在一个全国性的大饥荒。在他接触的案情中，有“无数饥饿逼良为娼、逼良为盗案例”。

情绪长时间被愤怒支配。在一本《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的空隙里，李盛照开启了另一种独立的叙事。

在这本学习材料里，他还写下了许多诗歌，其中一首叫《致狂恋过的人》：

在痛苦的日子里，想起了狂恋过的人，几年的悲惨景象，磨灭了我诚挚的爱情。雪莱死得太早，拜伦死得正巧，我热爱过的人啊，你活65岁正好。那就是我们的列宁，永受万世的膜拜、尊敬。在多余的岁月里，你失去了灵感，再没有以往的谦逊，不听清醒的警告，却信谷产八万斤……

身体好一些时，他开始强硬地反抗。有一次，他因劳动报酬有异议，用头顶了管理者的胃，结果受到“背铐”的刑罚。为了拒绝“像狗一样吃饭”，他绝食124小时，才得以从背铐中解脱。

此后，他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研究调查，写成了上万字的《监狱劳改队状况、司法改革及改善劳改队经营管理及大赦建议》，其中包括建议人们应免于因思想问题而入狱。他将报告和信件交给素不相识的外出探亲的刑满者，心里仍怀着一线希望——它们将遇到知音者。

许多年后，他在自己的档案里再次看到这些未曾投递出去的信件。它们为他招致了更大的灾难。1964年9月30日，他涉嫌“反革命”，被正式逮捕了。

在看守所，李盛照不折不挠，以他的方式进行抗争。他一遇见来自那些亩产8万斤、4万斤地区的人，就询问调查。他想戳穿这样的谎言，证明自己的正确。他写各种控诉材料，偷偷塞在院子晾晒的衣服的口袋里。他仍心存幻想——信件或能抵达那些理解自己的人，帮他找回清白，昭告赤子之心。

两年后，法院开庭，当市检察院读完起诉书，他立即发言：我不是被告而是原告。我控告饿死四川1000万人的罪恶。

直到被关进看守所，李盛照才意识到自己的“愚蠢”。都遭到四川“顶风”，一直顶到庐山会议之前。此后，中共中央的各项政策迅速左转。1960年年底，中央下达《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全国各地的公共食堂土崩瓦解，四川仍“咬牙坚持”。

四川省的饥荒始于1958 年冬，结束于1962 年秋。四川农民整整饿了4 年，是全国饥饿时间最长的省份。

李盛照慢慢看清其中的症结。当第一次审判以判处他15年有期徒刑而匆匆告终时，李盛照坚持上诉。

狱友刘光策记得，李盛照刚入狱没几天，就被安排去山上干活，当时风雨交加，雨水打在犯人身上，李盛照坚持犯人也应得到人道主义的对待。这把监狱人员气坏了。当晚，一场针对李盛照的批斗会在监狱举行，狱警把他从楼梯上倒拖下来。刘光策看到，有犯人为了表现，跳出来指责李煽动反动情绪，对他一阵拳打脚踢。

李盛照坚持不认罪。他被关押进一个1.8米× 1.2米×2.5米的黑暗小监。他这样描述它惟一的小窗户：“大概是30×40公分。首先有4根拇指粗的钢筋，这是第1层。第2层是12片百叶板，百叶板往下斜。第3层就是玻璃窗。玻璃窗也是双层玻璃，而且每层上都涂蓝漆，所以里面基本上伸手不见五指。”

在这间小监里，他戴着手铐和28斤的脚镣，待了7年。没有人知道他如何度过那漫长的岁月。他曾听到隔壁的犯人不断怒吼，后来就疯了。而他依然愤怒，他把这种愤怒转化为诗歌，在头脑中翱翔。低声吟哦是李盛照惟一的乐事。当他有了笔，就把烂熟于心的“苗溪奴隶歌七百字”写在烟盒上，藏于砖缝。

为民请命痴愚笨，吊民伐罪抓祸首。我洒热血荒山野，正气天地就长留。

后来小黑监地基下沉，拆除重建时诗稿被发现。作为惩罚，在寒冬，李盛照裹镣的破布、碎棉全被撕去，这使他身上留下毕生难以消除的疤痕。

回顾这一生，他说自己始终没有消沉的情感，事实上这是一种自我精神保护。1973年，在周恩来提出“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的第二年，李盛照终于从小监中解放出来。那时，刘光策看到李盛照被架到晒场上，他一阵晕眩，几乎分辨不了方向。直到两天半以后，他才重新学会了走路。

李盛照走在大街上。气候变得不一样了，神的时代宣告结束。书的种类也丰富起来，他挑了一本关于彭德怀的传记，在宾馆读罢，泣不成声。他说，尽管二十多年历尽苦难，这却是他第一次流下眼泪。这是1980年，他刚获得平反。他已经50岁了。他将第一次参加工作，第一次恋爱。人生，似乎才刚刚开始。

在这个善于遗忘的国度，遗忘并不需要特别的论证。人们会用一套实利主义的价值观作为搪塞。人们需要放下包袱，忘记伤痕，走向未来。可是倔强的李盛照要寻找历史，要找回尊严。于是，在出狱后的30年里，他显得如此格格不入。他一次又一次向法院索要他那些被没收的书信和手稿，却举步维艰。

他去寻找历史中的当事人。比方说，当年的审判长。他对其夫人说：他戴着手套杀人，沾满鲜血，就算把手套扔了，血也洗不掉……当年主持他的批判大会的川大同学，后来已是校党委副书记。这位同学摆摆手，对往事已经不愿再谈。

川大举行110年校庆时，昔日的同学鱼贯上台发表演讲，感谢母校培养之恩。他在台下散发和张贴传单，并邀请当年的同学（如今的党委副书记）重新主持他那关于斯大林历史反作用的学术讨论会。

他要求给当年被打成极右分子的川大女学生冯元春平反。“大鸣放”那些天里，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拒不认罪被判无期徒刑。后来李盛照打听冯元春的下落，得知她饱受酷刑折磨，后被枪毙。

对于李盛照的传单和要求，同学们没有任何反应。还有一些人要求将他赶走，以便营造和谐气氛。

“我们对他的话题一点都不感兴趣。都给他平反了，他还想怎么样呢？大多数人不都这样过来的吗？为什么别人可以做到正确对待历史，而他不行呢？”李盛照的一位同班同学说。对他们而言，安度晚年是最好的选择。

狱友刘光策似乎是最理解他的朋友，在他看来，李盛照所继承的，是那种心怀天下而又迂腐的士大夫传统。他回忆起牢狱的岁月，每当看到李反抗却换来更深的伤害时，他会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李盛照总回答：“太霸道了！你们受得了，我受不了！”在他印象中，羸弱的李从未屈服过。

出狱这些年里，刘光策也曾陪他去监狱拍照取证，印传单，做调查。刘记得，李盛照还曾去看望在监狱的批斗会上第一个冲上去打他的犯人。对方已经病重，流着眼泪请求李盛照原谅。李安慰他，过去的就不要提了，还给他了50块钱。

李盛照的生活并不宽裕，平反之后，他被安排到四川隆昌粮食所工会工作，但他并不甘心“成为二等公民”。他研究粮食流通体制，撰写文章，甚至还向报社举报自己单位搞小金库贪污腐败。这让一些领导耿耿于怀。许多年以后，他们还愤愤不平地向本刊记者提起这事。

“隆昌只要哪里打个雷，他就会立刻赶到现场去调查！”这位前女领导表示不可思议。另外一些人，则流露出不屑：“很反感他总提过去的事，总对体制不满，既然不满，为什么还拿共产党给你发的工资？”这样的逻辑似乎得到许多人的认同。

1990年，李盛照退休，他依然保持着做调查参与时代议题的热情与习惯。他奔赴各种新闻现场——政府为了打击二胎而拆掉超生者的房子、奄奄一息的老人被抛在街头、实行门禁的中学里学生们翻墙摔成重伤、农民对火葬制度的抵触……通常是写一篇现场调查再配上一篇对背后体制沉疴的思考，然后寄往各大报社。

极少有回应，还引起妻子的不满，她不理解，费时费劲费钱去调查这些事是为了什么。

“他爱摆龙门阵，谁都不爱听，可我知道他的经历，我原谅他。”妻子总和他吵嘴，即便是在纪录片导演谢贻卉的镜头里，她也不掩饰。可她依然带着同情。

在谢贻卉心目中，李盛照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英雄。拍摄《右派李盛照的饥饿报告》时，她感到李盛照被深深的孤独所包围，他几乎没有朋友，没有理解和支持，却也没有孤独感。她甚至觉得他过于平静、过于强大了。

“我就是要做反抗者。”李盛照说，他丝毫不在意别人的看法。

“大饥荒”成了他的关键词。过去几十年，他重回亩产神话之地再调查。冬天，在那些曾经的神地里，他看到小黄花瑟瑟发抖，感到有点凄凉。他终于了解到神话是怎么编造出来的。他还四处收集粮食志和县志，他想了解那3年间的非正常死亡率，想证明当年自己对1000万饿死人数的估计是正确的。

四川大饥荒中确切死了多少人？如今很难考据，学界普遍的估算在1000万人以上。李盛照的资料都还堆积着，他82岁了，似乎有些力不从心了。

大多数时间，他在书桌上静静写着，整理着，还开通名为“倔老头李盛照”的博客。他对妻子说，他死后，这些文字不要扔掉，要把它们装在一个盒子里。他想着，会有人来到这所小房子的。他们将找到这些文字，看到一段嵌入个人生命的民族历史，看到他一生的反抗、寻找及焦灼的思虑。

2012年五一劳动节期间，网络上那条“……有人为此走访了当年饥荒最重的安徽河南许多村庄，情况根本不是有人诬蔑的那样。乡亲们只是听说饿死了人。而自己并没有亲眼见到饿死人，能够直接证实的饿死者为数极少”的微博刚刚几百条评论的时候，88岁的廖伯康先生就知道了。

他注意到这个帖子的作者的高学历和媒体工作背景，为“大饥荒”的事实成为历史悬案而慨叹。他对记者说：历史你可以不知道，但你不可以胡乱说！现在不是网络上在追查谣言吗？谣言止于事实，谣言止于真相。为何不让事实和真相传播出来？

廖伯康先生是四川大饥荒亲历者和见证人，曾向中央报告大饥荒而付出了个人代价，此后遭受20年政治和人身迫害。离休后，作为重庆和四川的政治元老，从2000年开始，整理有关四川大饥荒的回忆录。

两年后回忆录成稿，可是至今没能出版。尽管党内一位很严谨、也很熟悉南方史的专家，通过认真细致地查证，证明廖著可靠，四川省党史办的意见，也认为可以出版，却没有一家出版社认为“可以出版”。

2010年出版的《当代四川要事实录》辑录了廖伯康的回忆录。这个版本经过了某种“脱敏处理”，例如，原文中提到了当时四川的“主要领导人”——也被认为是四川大饥荒的直接责任人的名字，出版时被抹去了。

廖先生想把“要事实录”中他个人的部分抽出来，自己出钱印，自然也是不行。据廖伯康的回忆录，四川大饥荒危害最为剧烈，饿死人数一千多万以上，约占全国三四分之一。廖先生的回忆录是目前所见最权威的记录，但也只是在小范围传播。

廖伯康1924年出生于重庆市的一个贫寒家庭，1943年考入当时已经迁至重庆的上海交通大学，很快转入中央大学，攻读经济学。1947年加入中共地下党。1962年，向党中央报告四川大饥荒状况时，任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

当时的共青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倡导各地共青团“议大事，管本行”，提出青年团要做党的助手，就应做党的耳目。著名的“七千人大会”后，重庆团市委的几位副书记有一天讨论到：中央可能并不知道四川大饥荒的严重情况！廖伯康提出，安徽的情况就是有人给毛主席写了信，毛主席批示派人去查，“就把盖子揭开了”。但另一位副书记，也是后来牵连到“萧李廖反党集团”中的李止舟认为：写信没用，毛主席收不到。

酝酿的结果，就有了由另一位副书记于克书给中央写的一封后来在四川受到严厉追查的信。为了避免从笔迹上看出写信人，信写好后再打印，寄出打印件。打印员是一位哑巴，绝不可能说出去。为了防止寄信地址泄露机密，信是托人带到武汉交邮局的，署名是“一个共产党员”。

根据当时的情况，这种担心和谨慎并不多余。廖伯康提到，已经有拆看信件、监听电话的现成例子。1959年泸州地委书记邓自力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之后，打电话有人监听，写信也有人拆看。邓自力写给他堂兄邓垦（邓小平胞弟）的信，邓垦写给邓自力的回信，都被拆看过。

但事实证明，这些用心都是白费了。后来，这封信的情况，被四川省方面查了个水落石出，当事人也因此受到政治迫害。多年以后，获得平反，他们也只承认自己是“半勇敢分子”。

1962年6月19日至7月9日，中共共青团在北京召开三届七中全会。廖伯康打定主意，要向中央反应情况。会议期间，在前门饭店的住地，廖伯康向胡耀邦面对面汇报过3个小时。胡耀邦没有带秘书，他带着铅笔和稿子，自己记录。胡耀邦没有就事件表态，但他把记录交给团中央另一位书记，整理成一份简报，报送了中央书记处。同时，胡耀邦又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做了口头汇报，并建议杨尚昆直接找廖伯康谈话。他告诉杨尚昆，感觉廖伯康跟他虽然谈了许多情况，但言犹未尽。

1962年6月28日下午，团中央给了正在召开的会议一些掩人耳目的理由，把廖伯康和“一个共产党员”于克书送到中南海中央办公厅的一间小会议室，见杨尚昆去了。

杨尚昆说，他找四川的多位干部谈过。有的“不了解情况”，有的“有顾虑”，有的“顾左右而言他”。杨尚昆表示理解：不怕官，只怕管嘛。然后问廖伯康：你今天不是来跟我打太极拳的吧！？但杨尚昆也表示，知道四川的情况很严重，死人很多。提到国务院曾收到一位逃荒到陕西凤州的四川人写的一封信，题目叫《一字一泪诉川情》，把四川的悲惨状况写得很具体，国务院办公厅转给了中央办公厅。杨尚昆说，他把信转有关中央领导同志看了。

杨尚昆还提到办公厅收到一封只有两页半纸的来信，简明扼要，写得好。应该是指于克书的信。这表明，当时下层民众和普通干部给中央写信，还能寄到的。

接下来是一段关于四川大饥荒死亡数字的经典对话。公元两千年后，这段话流传出来，对不知情的新生代产生了震动。

杨尚昆说，四川死亡数字的详情，无从证实。中央要求四川报，四川没有报。找民政部问：你是管救济的，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四百万。民政部是找四川省民政厅问的，中央不相信。然后找公安部问，公安部是管户口的，那时的粮票、布票、油票、煤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勾，死一个就抹一个，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查的，说是死了八百万。中央依然不相信。

廖伯康伸出一根指头：一千万。如何得来的？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县以上正式文件都要送中办，我为什么不知道？”“你看文件和我看不一样——你看是备查性质，我看文件是要贯彻执行。”

于是，廖伯康引用了1962年5月省委批转的一份省委行政编制小组的文件，后面附有各地区人口数字表明，1960年底，四川人口总数6236万。另一《户籍年报》的材料上，1957年，四川人口总数7215.6万。比较表明，3年之内，四川人口减少一千万。

但廖伯康补充说：实际死亡，应该不止一千万。杨尚昆又问此话怎讲？

廖伯康提出的理由是：一，1957年至1960年的自然增长人口；二、从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四川还在饿死人。廖伯康说，基于这两点，还应该加上250万。廖伯康回忆道：杨尚昆听到这个数字，“一拍大腿”，表示赞成。并立即吩咐秘书打开小会议室的一个保密柜，从里面拿出一个旧式折叠账本式的本子，打开看了后说：“就是这个数字！”这个情节表明，当时的中央领导是在各种数字中做筛选，找实情。

这就是广泛流传的四川省前政协副主席（离休前的职务）廖伯康认为四川大饥荒期间饿死1200万人的版本的由来。

廖伯康还以四川省荥经县为例，向杨尚昆具体描绘了大饥荒的惨状。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有的村死得一个不剩，连埋人的人都没有了，只得派另一个村的人到这个村来埋人，这些埋人的人没有吃的，又要挖坑，是重体力劳动，结果埋人的人也死了，只好再从其他的村调人来埋这些埋人的人。”

当时，杨尚昆问道：“在和平建设时期为什么会死这么多人？究竟在哪些政策、工作上出了问题？”廖伯康回答，归纳起来是，四川省“主要领导人上不听中央，下不听群众”。不过，现在廖伯康说，那只是他们当时的思想水平。现在，他认为，“其实这位领导人比我们更了解中央，只不过他是揣摩一人之好恶，又从‘左’的方面加以发挥发展，‘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如何了解真实情况，他们给了中央一个建议，那就是派出一批四川籍的司局干部，以探亲的名义去调查。为什么是司局级，因为部长级干部到地方要报告省委，司局级不必上报，不引人注目。

7月2日，也就是廖伯康和于克书汇报后第四天，杨尚昆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向邓小平汇报了四川的情况，邓小平同意“按他们的意见派人去”。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在四川籍司局级干部中提了16人名单。在中南海西楼召开了有关这些人员的部委的党书记会议，把名单交给杨尚昆。会议的保密程度是：只让参加会议的人知道，不得告诉其他没有参与会议的部党组成员。

后来实际到川的是17人。多出一位萧风，刚从《人民日报》总编室副主任、报社机关党委书记，调任中央办公厅财贸组长。他到杨尚昆处汇报工作得知情况，要求前往。他不是四川人，年龄偏大，身体不好，但他热心这件事。

这批人到四川后，完全依他们的意愿调查，没有当地官方的指令和安排。跟任何人联系，都不会说出真实目的。跟廖伯康等几位知情人，是心照不宣，很有秘密工作的味道。

历来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地区(当时包括重庆)，在大饥荒期间，可谓饿殍遍地，惨不忍睹。

据现在可以查证的资料，郫县人口在1958到1961年4年间，由28万降至23万，净减5万。全县劳动力比1958年减少近20％，有7个公社减少30％。友爱公社一管理区1958年上半年有855个劳动力，后剩500人；永定公社一管理区1958年每个标准劳动力负担3.9亩土地，后需负担13亩土地，即劳动力减少60％。

温江全区人口1957年为494万人，1961年为433万人，4年净减61万人。全部非正常死亡约为90万人。

这里举的郫县、温江，是成都平原最肥沃的地方，历史上鲜有饥荒饿死的记载。

大饥荒饿死的都是农民。但当时四川的城市市民和公职人员，供给粮食定量，只有21斤（远低于全国其他城市，例如，北京是31斤），还被要求“节约”两斤，实际只有19斤。廖伯康回忆，当时的重庆市委机关食堂，一个窗口卖一两饭一份，一个窗口卖二两一份。可是，有人说，我一顿吃一两，太饿，吃二两，粮票不够。于是，廖伯康作为办公厅的副秘书长，决定为食堂增设了一两五钱的窗口！

可以想见，当时的调查人员给中央的报告内容是何等凄惨。廖伯康说，田家英看过所有报告，并打算送请刘少奇看过转毛主席，但接着八届十中全会，政治风向变化，并未送到毛主席那里。

这些报告至今尘封整整50年了。能够查到的，只有萧风的一份报告，流落到民间。2002年，廖伯康跟已经93岁的萧风取得联系，获得了萧先生当年报告的自留底稿。

廖伯康向中央报告大饥荒的政治后果，影响了许多人的命运。萧风在四川调查期间，曾应邀与《泸州日报》编委座谈，其间以个人的理解回应过“包产到户”的话题。这是一个高度敏感的政治话题。消息很快传到了四川省委，直接影响到萧风的工作，“文革”期间还受到追查。

杨尚昆和廖伯康那次谈话，在“文革”中给杨尚昆造成麻烦。1968年底，“中央文革小组”派出两个工作组，一个在北京提审杨尚昆，一个在重庆提审廖伯康，追查1962年那次谈话的问题。

付出最大代价的是廖伯康等人。四川追查“对不起省委的事情”（向中央报告大饥荒情况），从给毛写信开始（于克书作了检讨勉强过关），直到查出“萧李廖反党集团”。其中，萧指萧泽宽，当时重庆市委组织部长；李指李止舟，市委副秘书长；廖即廖伯康。这个排序由当时3个人的职务大小得来。他们的“罪名”是：“1962年正当我国遭受三年严重自然灾害……萧李廖等人……恶毒攻击党，攻击三面红旗……”

其中，廖伯康受到的冲击最大。他的检讨无论怎样都过不了关。他因“反对党的方针政策、反对党的领导、破坏党的组织纪律”被处以“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建筑工地劳动。此后，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逃亡……20年间，备受苦难。其间，眼见不少人被折磨致死，或自杀身亡。在1949年之前的地下活动期间，廖伯康学习过如何坐监狱，这帮助了他。他在“学习班”打太极拳，不允许，就围着桌子跑。终于迎来了平反的一天。1978年第一次平反，1982年，第二次，彻底平反。1983年任重庆市委副书记，1985年，任重庆市委书记，1988年任四川省第六届政协主席。

现在，廖伯康先生在家安享晚年，做口述历史。大饥荒是他人生最重要的阶段、最难忘的历史。“大跃进”时代有一句口号，“一年等于二十年”，“我的大跃进，三小时等于二十年”（报告四川大饥荒，跟杨尚昆谈话时间3小时）。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四川为什么比全国更悲惨，在廖伯康心里，这些问题早已梳理得清清楚楚。自然原因？廖伯康查过气象纪录，不是问题。外调粮食？廖伯康把四川和外省做过对比，四川调粮算是比较少的。结论是，政策原因，而四川比全国更左。廖伯康说：58年谎报（产量），（其他省）59年补回来了；59年谎报，60年补回来了。就四川顶得住！所以，（四川）62年还在饿死人。”

在廖伯康的回忆录里，有两个“动人的故事”说明年轻人需要历史真相。一个是，“文革”期间，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到重庆造反，当时廖伯康已经化名“廖纯”被关押在重庆周边。革命学生找到他，带回重庆。当学生们知道他是因为捅开四川大饥荒而“犯错误”，当晚就把惟一的一张床让给他睡，他们全睡地板。

第二个故事则有些浪漫：廖伯康和政治难友们避难北京期间，一直得到闹革命的大学生们的帮助，学生们组成了“专案组”。一位西南师范学院的学生和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在“专案组”发生了恋情，后来结婚了。廖伯康称，“萧李廖案”是他们的红娘。

30年后，廖伯康问这对夫妻，当时为什么那么热心帮助他们。得到的回答是：那时，他们去中央档案馆查阅过萧风、邓照明（回川调查大饥荒的一位川籍干部）写给中央的报告。他们还从邓照明的报告中，摘抄了八千字……所以，他们有自己的看法！

1962年7月受中央办公厅派遣、到四川省进行调查的《人民日报》总编室副主任兼机关党委书记萧风写的《四川情况》中，写道：“人口，1957年7300万人，一说是7175万人；1960年省委组织部批转各地编制时，6200万人；再加上1961、1962年春、夏荒死人数，以及生死相抵，共减少1200多万人，减少17％左右”。

1924年出生，重庆人。1943年至1947年中央大学经济系毕业。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重庆、上海等地从事党的秘密革命工作。

1962年，在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任上，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报告四川大饥荒真相，回川后受到政治打击。

1982年获平反。1983年任重庆市委副书记，1985年，任重庆市委书记，1988年任四川省第六届政协主席。目前离休在家。

杨继绳：大饥荒年代的城乡时滞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发生了一场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达3600万（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按各省官方提供的人口数据计算，1958年，全国就有172万人非正常死亡，1959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475万，至1960年达到顶点，非正常死亡为1109万人。随着落实救荒措施，以后非正常死亡人数迅速减少，1961年为300万人，至1962年，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已基本走出饥荒，但个别省份如四川还在饿死人，全国总计仍有42万人非正常死亡（同上）。用官方的数据计算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比实际要少，但反映的各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变化趋势是可信的。

　　由于城乡分割，大饥荒从农村到城市有一个时间滞后；农村形势好转到城市形势好转也有一个时间滞后。我将前者称为“顺向时滞”，后者称为“逆向时滞”。

　　除个别地方外，农村的饥荒最早发生在1958年冬天。而城市的饥饿发生在1959年的下半年，时差大约10个月。农村情况好转大约在1961年秋后，城市生活好转在1962年下半年，时差大约1年。1960年9月我从县城中学考进了清华大学。到北京前，我已经饿了22个月了。入校后，比我高一个年级的同学说，1959年刚入校时伙食还很好，饭能吃饱，菜的质量也很好，有鱼有肉。而当我们进校时，就只能半饥半饱了。1962年初，我回湖北，在汉口火车站附近一条小街上，有卖小吃的自由市场，虽然食品质量不好却不要粮票。这种情况在北京是没有的，我们高兴地饱餐了一顿。1962年春，农村自由市场可以不用粮票买到价格较高的食品，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就不行。一般人经历的大饥荒是三年，而我们这些1960年从农村考入大学的人，却经历了四五年。

　　粮食在农村下场到国家征购，再由国家粮库进入城市居民的厨房，需要一段时间。更为重要的是，政策是由在城市的人制定的，农村出现了饥荒，城市制定政策的人，总是要千方百计地防止农村饥荒向城市蔓延。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城市和农村的经济本来是一体的，想防止农村饥荒向城市蔓延是不可能的。但是，城市人的种种努力，可以延迟城市饥荒的到来。所以，相对农村而言，城市的饥荒有一个时间滞后。大多数城市的饥饿晚来10个月左右，而首都北京时滞更长一些，大约有一年。农村大饥荒来临时，由于时滞效应，城市还保持原来的状态。这时，大批农民流入城市寻找食品充饥。四川作家东夫先生在他的纪实著作《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中，记录了当时成都市周围的农民涌入成都的一幕：

　　1959年7月，成都市的大街小巷、旅馆车站、餐馆、糖果铺挤满了农民，每日少则数万人，多则十数万人……他们想来吃一顿饭或买点可吃的东西回去。入夜，大批人蜷缩街头露宿。据温江地委和成都市委“动员农民回乡联合办公室”统计，7月20日在西城区饭馆吃饭的农民达53428人次，挤购糖果的7850人次。7月20日，香雪海饭店进餐人数3528人次，竹林小餐2706人次，东华饭馆进餐人数2100人次，7月21日，香雪海饭店3331人次，竟成园4658人次。华阳胜利、桂溪、石羊等乡“挡获”进城购食品农民，查出饼干1400斤，糖果400斤，面包800多个，蔬菜2000斤，煤油20斤……

　　北京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首都是全国保证的重点，到不得已的时候才会出现饥饿的情况。所以，北京的“时滞”到1959年底，比它周围的天津、保定、石家庄还要晚两个月。据记载：“1959年底，北京周边城市在大小饭馆已经实行了就餐收粮票制度，许多外地居民集中涌到北京，专程觅食就餐。一时间京城大小餐馆门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排长龙景观，人流云集，彻夜不散。从晚上开始排次日的早餐队，早餐后又排午餐队，午餐后又排晚餐队，晚餐后又排次日早餐队……循环往复。”（高智勇：《北京困难时期商品供应追记》）

　　到1959年底，农村和城市的饥荒“时滞”消失，城市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紧张起来，再没有农民大批进入城市了。从此以后，农村和城市的饥饿同步，但饥饿程度农村甚于城市。

　　由于1958年冬开始饿死人，1959年5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几项对农村放松控制的政策，有些地方实行变相的包产到户。1959年秋反右倾时，中共中央5月颁布的几项政策受到批判，包产到户受到打击。1960年大量饿死人，各地又自发搞起变相包产到户。为了缓解饥饿，1961年开始，各地又自发搞起包产到户。1962年年中，全国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已超过总数的20％，安徽达80％，甘肃、浙江、四川一带地、县超过70％。（黄峥主编：《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

　　农民称包产到户是“救命田”。有了“救命田”，农民自己千方百计增产粮食，农村粮食多了起来。1961年秋冬，多数省份的农村情况开始好转，1962年更加好转，由于开放了自由市场，农村有粮食上市。

　　据1962年8月20日粮食部办公厅编《粮食工作简报》第28期报道，不少地方粮食市场上市量由少到多，成交量由多到少，出现“剩市”。河南省鲁山县每天平均上市2000多斤，长葛县每天上市5000多斤，叶县和商丘每天上市1万多斤。四川温江县双流镇每场上市3千至5千斤，成交70%至80%。各地副食品、代食品上市量也大，而且花色全，品种多。河北省粮食工作座谈会分析，卖粮的80%是社员，10%是生产队，10%是商贩；买粮的50%是缺粮户和灾民，15%是城镇非农业人口，20%是买生卖熟的，10%是商贩。四川金堂县调查，卖粮的60%是生产队，40%是社员；买粮的70%是农村人口，30%是城镇人口。

　　为什么要卖粮？这期《粮食工作简报》上说，四川温江调查，社员卖粮的原因是：购买猪仔，购买农具，家有病人或其他急用钱，有的户分到超产油或奖励工业券需要钱买。生产队为什么卖粮食？江苏省兴化县的调查结果是：修理农船、买农具、化肥、农药。不管是农户还是生产队，卖粮不是粮食富裕，而是挤出来的。但不管怎么说，能挤出点粮食卖，说明情况比前两年好。

　　农村粮食市场是1960年以后才开放的，当时是作为解决饥荒问题的一个暂时措施。这与开放自留地是配套的政策。那时自由市场上农产品的价格很高。城市里流传民谣：“城里一个八级工，顶不上农村一捆葱”。

　　1961年冬到1962年，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与1959年上半年方向相反的“时滞”。自1953年12月实行统购统销以来，城镇居民的口粮按人口定量供应。进入大饥荒年代，城市居民的粮食定量一压再压。1960年9月7日，中央向各省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的指示》。9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专门召开“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问题电话会议”，李先念在会议上说：“1.3亿城市人口上一年度销售了590亿斤粮食。今年七月北戴河会议上经各省要求确定今年销售620亿斤，为此总理作了检讨。现在看来只能销售540亿斤。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要压低口粮标准。在上年度全国平均每人29.5斤标准的基础上，再压2斤。毛主席讲：为什么不压3斤？为什么不压4斤？如果按全国平均29.5斤，再压3斤也对，再压4斤也对。当然，主席讲的是问题的精神。这一措施如果搞好了，按10个月算，就可以节约15.6亿斤粮食。”〔李先念同志9月10日晚在中央召开的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问题电话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963年，农村粮食形势开始好转，但城市居民粮食定量水平还是很低，详见下表。

　　在今天看来，每月26.55斤粮食，应当是够吃的。但在当年每人每月2两油，一年吃不到两次肉，没有蛋，没有其他副食品的情况下，这点粮食是城市居民的全部热量来源。下表是粮食部公布的数字：

　　实际上，各级政府为了“留有余地”，都相应减少了一部分。如鞍山钢铁公司重体力劳动者的口粮定量只有27.5斤。（中共鞍山市委：《关于在职工家属中进行以粮食为中心的教育运动和安排好群众生活的情况报告》，1961年1月19日，吉林省档案馆，1961，全宗1，案卷233）

　　城市和农村的逆向时滞，引诱不少工人私自离厂，希望到农村去吃得更饱一些。1961年4月，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谷牧和经委的几个干部到石钢、京西煤矿、龙烟钢铁公司考察时发现了这一情况。龙烟钢铁公司在1960年一年共跑了2800多名工人，1961年1月到4月上旬跑了1700多人。石钢1961年1到4月上旬跑了845个工人。工人们对自留地、自由市场兴趣很大。在生产时间，只要组长不在，工人就聚在一起议论纷纷，说某某回家后既有了自留地，还可以搞自由市场活动。工人说，在厂里干一个月挣的钱，不如在自由市场上卖几条鱼、几十斤萝卜、几十个鸡蛋。谷牧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并作为中央文件转发。（《中央转发谷牧同志“关于迅速克服工人私自离厂现象和巩固工人队伍的意见”和贾步彬同志的信》1961年４月30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1]338号）无独有偶，196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也向东三省发了《东北局关于稳定工人队伍的通知》，通知说，“最近，据各地反映，厂矿企业特别是煤矿工人自动离厂离矿的情况十分严重，对生产影响很大”。

　　在逆向“时滞”面前，城里的机关、学校、厂矿、部队在农村大搞副食品基地，即在农村建立小型农场，在这些基地上获得农副产品，以补食品的不足。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文革”之前。

　　以吉林省为例，1960年以来，有些厂不仅粮食短缺，还因原料和燃料不足处于半停产状态；虽然精简了一批工人到农村，还有一些闲置劳动力。根据中共中央有关指示，一些大企业开始建立农副业生产基地。据12个大企业的初步统计，到1961年底，已办起了30个农副业生产基地，共有耕地21705亩，收获饲料、粮食127.4万斤，蔬菜253.4万斤，养猪4632头、牛659头（其中奶牛492头）、羊1066只、鸡38600多只。吉林化学工业公司过去职工保健牛奶全靠市里供应，经常得不到满足，此时已能自给。公司还组织有职业病和体弱的职工到农副业基地边劳动、边休养，对于恢复健康效果很好。（中共吉林省委：《关于厂矿企业建立农副业生产基地情况的报告》，1962年1月20日）当然，在建基地时，无偿地或以很少报酬调用公社的土地、车马、劳动力，又刮起一股新的“共产风”：靠粮食定量吃饭的强势群体，“共”弱势群体农民的“产”。由于这些基地有侵占农民利益的倾向，有些地方政府不得不下令制止。

　　森林工业、矿山、铁路等系统，有的组织职工家属进行自给性农副业生产，以弥补国家供应的不足，改善职工生活。1962年6月，周恩来到吉林视察时，要求吉林省委对这件事进行一次调查。1962年11月9日，吉林省委向“中央、东北局、并总理”提供了调查报告。（中共吉林省委：《关于职工家属参加自给性农副业生产的调查报告》，1962年11月9日）报告说，在职工家属中，能够参加农业劳动的只占家属总人口的6%～10%。这两年职工家庭小片荒地80%是职工本人耕种的。有的因耕地过多，已严重影响工业生产。据通化矿务局反映，在农忙时，井下工人工时利用率仅达四个半小时，春耕时期，因工人种地，出勤率一度由85%降到75%。工人说：“上班留点劲，下班好种地”，“星期五心长草，星期六往家跑，星期天大突击，一干干到星期一”。

　　上述报告说，森林工业搞农副业生产最大的问题是与林争地。开荒种粮也破坏水土保持，开荒的小片地不少是在河岸两旁30～50米内的土地。职工开荒种粮与农民争地的情况也比较普遍。

　　对城市居民来说，除了吃不饱，精简下放是对不少家庭的另一种威胁。有些本来就来自农村，因吃不饱是自愿回乡的，但相当多的家庭还是不愿离开祖祖辈辈居住的城市。1961年5月到1962年6月，城市下乡人口共1800万人，减少职工1700万人。城乡吃商品粮的人口减少了2000万人。当然，精简下放的对象主要是1958年招工的农民。但是，城镇里出身不好的，受到种种处分的，没有固定工作的，也随之下放到农村。1962年，流传着一首民谣：“嫁军官，怕打仗；嫁干部，怕下放；嫁工人，怕定量；嫁个农民吃得胖。”当时中印边界战争刚打不久，怕打仗是部分军人家属的一种思想状况。

李昌玉：放论疯狂的环江

大跃进时期人为的“卫星田”的稻穗竟能托住一位小姑娘

【本文是旧作。现在笔者肺癌再次复发，处在化疗中，拿来校读一过，觉得仍有介绍的价值。】

环江虽然山多，但地广人稀，人口密度小，50年前每平方公里只有三十来个人。因为地广人稀，最近若干年还迁入了大量移民，人口由17万增长到40万有余，大家仍然丰衣足食。

这是因为环江还有很好的气候条件。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地处北纬24〞44＇—25〞33＇度，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雨水充沛、日照充足、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热同季、无霜期长。年均气温南丘陵一带为19.9°C,北部山区为15.7°C；一月平均气温10.1°C，七月平均气温是28°C。历年最低气温为—5.2°C，无霜期290天。年平均降雨量北部为1750毫米，南部为1389.1毫米，集中于4—9月份，占全年降雨量的70%，历年最小降雨量922.8毫米。

从农业生产来看，和笔者所处的山东省相比，环江真是一个得天独厚、令人羡慕的地域。倒退50年，回到那没有塑料大棚的时期，环江的冬天地里总还可以种植一点东西，不像山东，地里足足有半年不能生长任何作物，看不到一丝丝绿芽。我在2009年11月上旬去环江，地里还有没有成熟收割的晚稻，至于绿油油的蔬菜就随处可见了。

植物生长的临界温度是12°C，环江几乎终年具备植物生长的必要温度。在这样的有利的地理气候条件下，土地又多，撒把种子就可以生长，怎么会饿死四分之一的人口呢？我们去问现在的环江年青农民，他们会相信吗？这就要问责毛泽东了。

在六十年之后，我们研究环江的历史，可以采取必要的假设：

以上三大步，都是毛泽东强行推行的。回顾历史，我可以断定，每多进行一步，就多造成一场灾难。

如果不土改，农民拥有的土地多寡不均，但可以采取立法规范等措施调节。最坏的方法、最坏的后果是暴力土改。暴力土改摧毁了中国农村赖以生存的道德、法制、文化、人伦底线，使以后对农民的任何剥夺压迫蹂躏屠戮，都可以在“毛主席的指示”、“共产党的政策”的大旗下，无所顾忌地进行。既然土地可以强行剥夺，地主可以批斗枪杀管制，那么以后所有的“社会主义改造”都可以为所欲为了。追本溯源，打土豪分田地的暴力土改，导致了十年后的大跃进大饥荒大死亡。

如果不搞合作化（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就不存在是否要包产到户的问题，王定自然还继续做他的县委书记，农村维持着土改以后的局面，和现在实行的土地制度大体相当，农民自然还可以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

如果不搞大跃进，即使换了洪华做书记，他也吹不出亩产13万斤水稻的大卫星，使随后的高征购大饥荒大死亡不至于产生或不会严重产生。

回到合作化之前，甚至于回到土改之前，这样的生活好不好？本文除了上面引述的谭绍儒的信，有片言只语涉及，下面我要引述王定的部下，从1950年起就在环江农村工作，1954年担任下南区区委书记的韦明同志的回忆录。他1933年出生，比我年长1岁。后来调到《广西日报》做编辑。现在偏瘫，住报社职工宿舍。2009年11月，我登门拜访了他。

他写了一个环江工作的回忆录。他说，下南区是一个有25000人的毛南族山乡，土改结束之后的1954年，区委只搞了几个合作社试点，“面上放手让群众生产，大家心情非常舒畅。这年又是风调雨顺，水利条件很差的下南，粮食喜获大丰收，村村寨寨一片欢腾。粮食大丰收，出现六畜兴旺，猪满栏、牛羊满山岗、鸡满鸡舍、鸭鹅满池塘的繁荣景象。据一些年纪大的老人回忆，下南历史上商业盛况是逢街日，外地商贩从四面八方涌来、除街道圩场外，周围田块以致路旁、山脚挤满了赶街的人群。每圩上市菜牛四五十头，宰猪一百多头。春节前夕的圩日宰猪多达二百头均销售一空。1954年与历史上的丰年盛景有点类似，圩日的下南，人群熙攘，一派繁荣，更加上邻县南丹县八圩瑶族同胞担来许多他们自己酿造的米酒、蜜糖和各种兽皮等土特产品，更增添了市场繁荣亮丽的景色。这年毛南山乡，村村寨寨男女老少，笑逐颜开，热闹非凡。除夕夜，各个村寨贺岁的鞭炮声连续不断，从除夕夜12时起，直响到晨曦微露。”

一位老年农民对韦明说：“韦书记，跟你说实话，我们最希望能像54年那样丰收年就好了，那一年真像乾隆皇年间一样，风调雨顺，物阜民丰，市场繁荣兴旺，人民太平安乐。”（《合作化时期我在环江的难忘经历》）这位老农喜不自禁，只好根据一知半解的历史知识，比之于‘像乾隆皇年间一样’，来夸奖赞美1954年。

这样幸福美好、和谐富裕的生活，在这个下南区在以后可能最少二三十年间再也没有出现过，等到他们再次欢度丰年春节的时候，大概想到的就不是乾康盛世，而是大跃进大饥荒大死亡的苦涩了。

这里也透露出一个信息，在农民的直观看来，共产党夺权之后，在农村强迫实行的一系列变革，都是扰民害民，大灾大难，倒行逆施，都是多此一举。

我记得在1951年前后，部队针对干部战士革命意志衰退，向往“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普遍想复员回家的问题，开展过一场声势浩大的坚定革命意志的政治思想教育。那时因为朝鲜战争还在打，台湾还要去解放，所以不能大量复员。从那个思潮可以看出，大批农民参军的理想也就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他们理想中的桃花源就是小农经济生活。他们没有集体化的愿景。强行集体化，首先是违背了经济学的一个不可逾越的原则，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条件。超越了这个条件必然受到惩罚。

吴思写了一本《血酬定律》，有人读了之后说：“我们学过政治的人都知道，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生产关系的变化，并由此决定了历史的演进规律。但吴思却告诉我们，决定历史进程的，并不是什么生产力水平，而是‘破坏力水平’。而且，破坏永远都比生产更为有效，也更为有力。”这话说得很有意思。毛泽东领导经济，除了效果巨大的“破坏力水平”，达到空前绝后的地步，留下的是大灾大难。

毛泽东有无与伦比的绝对权力，但同样具有绝对权力的希特勒，甚至于斯大林都没有像他那样胡作非为，祸国殃民。毛泽东具有诗人激情澎湃的气质，还有自命为马列主义革命家改造中国的奇思妙想，然后加上他拥有绝对权力，就可以随心所欲，改天换地了。他不懂经济却从周恩来手中夺过指挥大权，梦想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发展工农业，天马行空，胡思乱想，胡作非为，祸国殃民。他在土改分地之后，一步一步地实行农业集体化，把土地收归集体所有，想要消灭私有制，连“包产到户”也要禁绝，再然后实行更大集体化的人民公社，把土地，把人口，把小到家庭的铁锅，都实行“共产”。唯一还没有实行的是“共妻”。他赋予各级党委书记直至村党支部书记“大权独揽”之权，可以对属下生杀予夺。他对任何偏离“集体”、“共产”的建言做法不论是否符合实际，一律以资本主义、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治罪。对待农民则更是连起码的怜悯之情、同情之心也没有，就像环江干部谭绍儒所说的连猪鸡狗也不如。把宪法赋予人民的自由、民主、人权剥夺殆尽。无论怎样死人，死多少人，他都无所畏惧，谁也不会不敢追究他。所有的政治运动都是他一个人灵机一动，计上心来，由他一个人发动和领导，不需要提交政治局或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他从来不检讨认错，更不会下罪己诏。因此，从1958年到1960年，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陷进了亘古未有的灾难的深渊。这就是反右运动之后，紧接着马上又开展了大跃进运动，随之造成大饥荒、大死亡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不是昏君庸君，而是能君暴君。假若他是昏君庸君，中国人民反倒幸运了。

那些至今还在怀念毛泽东、吹捧“毛泽东思想万岁”的人，你们能回答毛泽东思想的内涵吗？毛泽东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治国，农村从土改到合作社，到大跃进，到人民公社，到文革，都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有机组成部分。阶级斗争为纲已经被中共正式否定。现在，你们再抬出“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匾牌，招摇经过天安门，向全世界宣示，请问打算做什么呢？难道中国还要再来一次天下大乱的文化大革命？

但是，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是要由各级干部执行的，因此除了各个地区的社会经济条件差异之外，干部的素质作用很大。任何政策在执行的时候，总是有相当的弹性。

真正发生大饥荒大死亡的是少数最敢于吹牛撒谎、欺世盗名的酷吏恶吏，他们要讨取毛泽东欢心，胡作非为，把毛泽东的坏政策向坏的方面推向极限。学界一般认可的死亡是3760万人，主要集中在几个省的若干个县。杨继绳在《墓碑》中说，饿死人最多的是四川（7300万人饿死1000-1200万）、安徽（3400万饿死500-600万）、贵州（1700万人饿死90万）、河南（5000万人饿死500万）、山东（5700万人饿死300万）、甘肃（1300万人饿死100万）等省，饿死人最多的县份有信阳，通渭，罗定，亳州，凤阳，遵义，金沙，郫县，荣县，丰都，大邑，馆陶，济宁等等，等等，这些县的死亡人数都占全县人口四分之一以上。

象贵州省湄潭县，饿死12万5千人，占农业人口的22%，绝对数也够大的。

象安徽省地处长江边的无为县，90几万人的县，饿死了30多万人。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愷帆回到家乡无为县检查工作，发现浮肿死人严重，当机立断，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开仓放粮、解散食堂等等，结果遭到开除党籍、撤销副省长职务、批斗、关押、送煤矿劳动的处理。这位张愷帆，就是1933年在国民党龙华监狱里的墙上，题诗“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穷。墙外桃花墙里血，一样鲜艳一样红”言志，署名“扪虱居士”的“烈士”，解放后清理墙壁被发现，萧三编进《革命烈士诗抄》。那时，这也是四五十年前，我慕书名买了一本，读得心潮汹涌，对革命烈士产生无限敬仰。现在知道，这位“扪虱居士”后来查明侥幸未死，他就是张愷帆。那时，张愷帆为了“解放”人民没有做成烈士，可是1959年，他面对农民的苦难，抒怀“建国十年长，黎元尚菜糠。五风吹不禁，惭愧吃公粮！”他利用自己的职权，真是为“解放”农民做了一点实事的时候，自己却被“革命”陷害。

毛泽东龙颜大怒，怒斥张愷帆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张愷帆1908年出生，长我26岁，自然是我的革命前辈。请问：你们当初舍生忘死为之立志，想要拥立的就是这样一个专制独裁的政党领袖吗？想要建立的就是这样一个可以肆意暴虐人民、可以肆意整治干部的政党吗？

张愷帆没有成为烈士，但白莽、柔石、何孟雄等许多共产党员牺牲在龙华监狱，并且在很长的时间里，成为我们崇敬的先贤。鲁迅写了文章《为了忘却的纪念》纪念他们，最最欣赏白莽所译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但是先烈们抛弃了生命，换来的却是全国唯一的一个人可以享有至高无上无与伦比的绝对自由：他可以为所欲为地发动大跃进，下达高征购的指令，饿死4000万人可以不被问责；他可以为所欲为地给任何人戴上“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如今，“自由”成了执政党谈虎色变的敏感词汇！

1990年中国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说：“根据我们八十年代初考察过的安徽凤阳等县的情况，当时饿死的人大约占全县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左右”，即有近十万人饿死在那场人为的饥馑中。安徽全省情况到处都差不多，宿松县人口减少了9.5万，差不多也是全县人口的四分之一。霍邱县死了近四万人。灵璧县八万以上，涡阳县死了约十万人。

张愷帆的悲剧是共产党员的悲剧，是中国共产党的悲剧！以解放天下受苦人为己任而建立的共产党，在夺得政权之后，却异化为人民的专制独裁者，把人民的民主、自由、人权剥夺殆尽，比国民党的暴虐残酷超过何止十百倍。国民党时代有因为难以抗拒的自然灾害而发生大死亡的事件，却没有因为大跃进、“高征购”而造成全国人民大饥饿，其中饿死者达到4000万的人祸！

中国人民凭什么要这样的“解放者”，这样的“大救星”？！这样罪大恶极的执政党今天竟然毫无自责忏悔谢罪之意，反而肆意打压揭示历史真相的自由言说之士，动辄以“颠覆”罪判刑，实在是天理难容！

不过，回到50年前，较为多一些的省和县，死人较少或不太多。经过反右运动，虽然打了一大批正直的正派的亲民爱民的干部右派，但是毕竟还有一批这样的干部占据各级领导岗位，用当时的语言来表述，就是那些上头认为比较右倾，比较落后，不求上进的干部，群众反而认为比较务实、比较实事求是、比较心地善良的干部，他们对自己所属的人民总还有所爱护，不是一味地跟风逐浪，弄虚作假，把农民最后的口粮也征购一空，骗取虚名，张愷帆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还玩弄一点“欺上”的伎俩，不怕犯“地方主义”、“本位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给农民尽量多留一点“口粮”。所以并非各省各县的饥荒一样大，饿死一样多。

这么一批默默无闻的好官良吏，在他们主政的省区县份，尽力抵制，饿死人较少，如“大跃进年代的吉林省委领导人不走极端，不赶浪头，在毛泽东面前有时还敢讲一点真话。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号称‘中国的粮仓’的省份，也没有逃脱饥饿的折磨。不过，与内地其它省份相比，吉林的饥荒要轻得多。”再如“江苏没有兴办如甘肃引洮工程那样耗资巨大、劳民伤财且毫无效益的超级水利工程，也没有像河南、山东、安徽、广东、甘肃、青海等省那样，揪出省级主要领导干部作为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靶子。江苏省放的各种‘卫星’比较少、也比较小，因此在三年特大经济困难期间，江苏省的‘非正常死亡’的比率也比有些省份少。”（杨继绳语）

笔者当时所在的山东省，鲁西南、鲁西北地区，本来就贫穷落后，在大跃进中却大吹特吹，和广西环江不相上下，省报《大众日报》上几乎天天总是寿张、馆陶等的经验、卫星上报纸的头条，寿张、馆陶、范县提出了一个县单独进入共产主义的设想，引起毛泽东的关注，但是这些县结果却是得到大饥荒大死亡的报应，转过来的1959年1月，馆陶就发生了食堂停火，生产停顿，社员逃荒，路有饿殍的“馆陶事件”。这种饿死人的“□□事件”在全国不断发生。反之山东东部地区少吹不吹，干部们还为高征购打点埋伏，所以灾情就较轻一些，死人远不如鲁西南、鲁西北多，没听说饿殍载道的情景。因此，大饥荒大死亡最多的省区县份其主政的干部，大多是极左派，他们善于吹牛撒谎，欺上瞒下，沽名钓誉。为了追名逐利，不择手段地征购粮食，搜刮农民的口粮，失去起码的爱民之心，毫不顾忌政治操守，抛弃了诚信做人的底线。

正是有了一批象洪华这样的酷吏恶吏变本加厉地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才上演了一台绘声绘色的大跃进闹剧，造成了亘古未有的全国性的大饥荒大死亡。

我们还是以环江为例议论。王定1923年生，肄业于具有革命传统的桂林两江师范。1947年，那正是国统区学生开展争自由争民主运动之时，他和爱人蒋继璘把刚8个月的女儿留在家，参加我党领导的全（州）灌（阳）武装起义，是游击队中惟一的夫妻战士。这支队伍成立不到10天，就遭到反动保安团的严重袭击而被打散。王定等冲出重围。蒋继璘不幸被俘，同年9月15日在县城英勇就义。她是解放战争时期全州第一位女烈士。王定突围后，化装到达武汉，辗转至香港，入我党领导的达德学院学习。1948年1月参加西江游击队，次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3月调回广西，先后担任过游击大队长、参谋主任兼联队长等职。

那时，中共承诺的是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公正、公平的社会，这就是王定他们一批人的理想。为了这个高尚的理想，即使是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他对共产党的信念也从没动摇过。他认为毛泽东、共产党全党和他一样都是为了实践这样一个理想而奋斗。因此在广西省党代会上，他才慷慨陈词，批评省委：“去年春荒时，永福县一个乡里，因区乡干部官僚主义，饿死了一家三口。有关的区乡干部都得到严肃的处理，其中错误严重的乡支部书记被判刑劳改。然而同一个时期在平乐专区（横县也有）因官僚主义出了饿死几百人、很多人家破人亡的案件。上次代表会中代表的意见很大，到今一年不见处理的下文。这不单是对不起群众，违反社会主义法制，也不免使人要质问，为什么下级干部犯错误就处理及时严厉，对较高级党委犯错误就这样迟迟不决呢？省监委是怎样执行党纪的？难道二十世纪的共产党广西监委，还不如十一世纪封建主义开封的包丞相？我认为不公平！”他认为共产党执政之下，饿死人是一件不可等闲视之的小事，应该公正严肃处理。如此仗义执言，全场为之动容，代表们为他响起了暴雨般的掌声。

王定是广西全州人，全州在环江之东，相距约1000华里。他解放后一直做环江县的领导，从副县长到县委书记，从土改到合作化，抱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环江的人民经过七八年的相处，同命运，共苦乐，所以他对环江人民的喜怒哀乐感同身受。

王定的右派错案“改正”后，到省委统战部工作，在他家的客厅里，悬着一帧行书条幅，写的是郑板桥的诗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是他请一位书法家为他写的。做过山东潍县知县的郑板桥，以体察民情、革除弊政、清廉自守、开仓赈济著称，晚年以书画知名，被称为“扬州八怪”之一。王定和郑板桥相似，在共产党内也是“一怪”，是另类，因此他视郑板桥为知音。在共产党内，象王定一样把“为人民服务”确实当作了自己的座右铭，身体力行的人，并不很多。

王定致命的弱点是从学生到干部，几乎没有经历过脱胎换骨的知识分子“改造”历程。他的所作所为，从那些官场历练丰富的工农大老粗干部看，都是一派不足为取的书生气。广西省县里的反右运动，这类干部大多落水。此外，现在我们知道，解放初期，毛泽东对于地下党员的处置有一个16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这当然也是王定的催命符。

环江县取王定而代之的新任县委书记洪华是一个南下的农村干部，他和王定具有完全不同的出身、文化、经历，因而也就有完全不同的文化素质、道德素养。他们处身知识分子的场合，最得意的身份认定就是“咱大老粗”，以此为荣。对知识分子极尽讥讽揶揄之能事。因此在同样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的外衣包装下，这两大类干部的为人处世，执行政策，就大相径庭。

洪华1918年生，本名王荣耀，出身农民，高小肄业。河北玉田县第二区东范家坞人。1935/1937年到辽宁省抚顺煤矿当工人，后回家务农。193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化名洪华。历任村党支部书记，分区区委委员，冀东第十八地委保卫干事，组织干事，武清工委书记，县委书记。1947年后历任冀东军区十五分区警备四团政委，第四野战军补训二师政委，十三兵团留守处政委等职，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参加较大的战斗数十次，屡立战功。南下广西后，历任南宁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航运接收组组长，中共贵县县委书记，宾阳地委委员，国营柳州机械农场，西江机械农场场长兼党委书记，中共广西省委农村工作场站处副处长。

和王定相比，洪华倒是“八路”牌的老革命，早参加革命8年，具有工人农民的双重出身，抗过日，打过蒋，这是他的大资本。他来到广西则是居高临下的解放者、胜利者，又是久经共产党官场的历练者。他还有必要的小学文化，再高了就成了讨人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再低了却读不懂一般文件。在中共建政初期，这类干部最行时走运。

在解放初期，洪华作为县委书记，文化还不是最低的，有许多县委书记是半文盲，连一般文件都读不通。洪华有将近20年的革命经历，他始终处在共产党官场的中间游走，比起王定几乎没有官场经验来说，他懂得做官的诀窍就是用心吃透贯彻上级的意图，摸准共产党官场的“护官符”，谙熟官场潜规则。以1939年的老干部来说，他显得升官不快。洪华的官运并不好。在官场，他不得志。到环江任职，正好为他升官进爵创造了条件。

他没有什么政治理想，也没有什么道德伦理，甚至于连江湖义气也不多，反倒具有流氓无产者天然的无道德的道德，反道德的道德。有的作家后来到环江采访之后说：“三十多年过去，当年的同事回忆起他来，仍心有余悸地评论说：‘洪华身上，有一股凶气和狠劲，人见人怕。’”（余习广李君《环江悲歌》）

他最懂得运用官场权术，搞好关系，阿谀奉承，争权夺利，打击陷害。他信奉的官场规则是唯上是从，唯官是从，熟读革命词句作为虎皮大旗披挂招摇，来震慑下属与群众。做下层干部的诀窍，就是努力贯彻上级指示，“党叫咋干就咋干”，做好了有功，做错了可以上推下卸，不负责任，绝不要别出心裁，发挥什么创造。他不但不会重蹈王定的覆辙，而且他要反王定之道而行之。他心里才没有什么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关心农民的苦乐这些道理，“为人民服务”不过是他们的口头禅，反正是上面要什么就投其所好。

象洪华这类干部，他们抓政治，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不外乎多制造一点冤假错案。但大跃进是抓经济，搞农业，搞钢铁。他们和毛泽东一样，都是外行。反右之后，毛泽东最欣赏的哲理之一是“外行领导内行”。附带说一下，国民政府的县长一般都是大学毕业，并且要经过考试院考试通过，才能放任。而解放后前30年，中共政权的县委书记，大多只有小学、初中文化，不少是半文盲。在“外行领导内行”的大旗之下，吹牛撒谎、欺上瞒下的任何事，他都敢想敢做。这也就是洪华吹牛吹出亩产13万斤水稻的原因。

我们可以作一个假设，如果让王定主持种试验田，怎么也放不出亩产13万斤的“卫星”，反之，让洪华领导农业生产合作社，他也不会下乡调查，提出“包产到户”的主张。

洪华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魔，在饿死4万人民之后，1960年元月，被提升为中共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1961年春，才被当做替罪羊被揪回环江批斗；1961年3月2日在环江县干部群众大会上，洪被宣布开除党籍，并逮捕法办；1963年10月31日洪被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病死狱中。二十年后，柳州地委竟然本著“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应“宜粗不宜细”的原则，贯彻“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复查洪华案件，最后发文“撤销原判；党内给予撤销职务，恢复其党籍，按一般县级干部待遇。”

洪华不过是一个替罪羊。为了安抚民心，不得不治他的罪，但是那些指示他、支持他弄虚作假的地委、区委领导人，后来都升官进爵，论功行赏了，反而由他们给洪华定罪，在遵守丛林规则的官场，他们在道德上用不着愧疚，但他们会害怕日后受到追究，缺乏安全感。只有给洪华“平反”了，他们才会如释重负，心安理得，后顾无忧。再说，论罪，真正要问责的是毛泽东！

我们观察中共执政60年的历史，有一个一贯的特点，就是正派正直、主持正义、主张民主、主张法治、亲民爱民的好官，总是受压受气，受打击，受排斥，受整肃。彭德怀、刘少奇在前，胡耀邦、赵紫阳在后。毛泽东整肃过的干部，最后不是都因为被实践证明整错了而名正言顺地平反了吗？

使洪华能够为为所欲为非作歹的原因，是因为党国体制、书记挂帅、大权独揽的极权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县是一级政权，是中央、省、地区领导下的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权机构，是一定意义上的独立王国，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因此县委书记那真是拥有绝对权威、可以称王称霸的小霸王，是历朝历代，包括国民党的县长也无法望其项背的“洪霸天”。

但是，洪华并非注定会变成坏官。首先是有大跃进、高征购那样的政治环境，他才能如鱼得水，兴风作浪。如果在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社会，人民有一点点民主，舆论有一点点自由，洪华就难以做坏事或大坏事。甚至于只要不搞大跃进，洪华也难以逞其伎俩，为非作歹，肆意妄为，最多不过像现在的一些干部，贪污多一点，二奶有几个。

我们再看今天，大概所有重要干部的选拔提升，都经过了各级中组部的严格考察，但是仍然避免不了一个个、一窝窝的腐败，原因也在于不是选票选出来的。他们不对选民负责。如果洪华是选举出来的，他敢于那么放肆吗？而这个极权制度决定了好人进去以后，也难免变坏，走向腐败。

环江县如此惊心动魄的历史悲剧，作为一个极为具体生动的案例，告诉我们：一党专制制度在蹂躏人民、压迫人民、屠戮人民方面是什么样的坏事都能做出。王定拒绝同流合污，他就被清洗出局。以环江为例，它比国民党反动派还要反动，他比德国法西斯还要法西斯。什么“人民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恩情说也说不完”，那不过是一曲麻醉愚民的精神鸦片!

环江人民有理由怀念好官王定，但是这个极权制度决定了王定他难以施展他的抱负。他不是民选的县长、党员选的县委书记。同样，环江的人民和党员也不能罢免罪大恶极的洪华。

大跃进最后造成全中国人民忍饥挨饿，其中4000万人死于饥荒。罪魁祸首是毛泽东。

从中共的历史来看，任何领导人，只要认错检讨，就得下台。所以毛泽东拒绝认错检讨，更不会下罪己诏。不但如此，毛泽东手里有了两把板斧，一把叫做右派分子，这是令人胆战心惊的，直到58年的南宁会议，毛泽东一句“离右派50米”的旁敲侧击，就吓得周恩来赶快检讨。59年他又锻造了一把新板斧，叫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斧砍到国防部长彭德怀的脖子上。毛泽东抓着这两把板斧，所向披靡。这样一来，谁还敢说三道四？

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婉转地批评大跃进，天灾人祸“三七开”。毛泽东暗暗记在了心里，认定刘少奇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古人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毛泽东暂时做了一些妥协让步，退居“二线”。他没有睡觉。他在养精蓄锐，窥测方面。他必须一炮打响，置刘少奇于死地。仅仅准备了4年多，他发动文革，如愿以偿。

在确立毛泽东的绝对领袖地位上，刘少奇曾经居功厥伟。大概他心中从来没有自由民主的影像，也不懂自由民主的程序，还害怕承担野心家阴谋家分裂党的罪名，甚至于连张学良“犯上”的勇气也没有，再说，刘少奇之外的那几位左辅右弼“常委”，哪一个不是耿耿忠臣？所以在七千人大会上，他没有敢于向毛泽东发难摊派，但毛泽东一丝一毫也不领情。共产党的党内斗争，毛泽东美其名曰路线斗争，遵循的是你死我活的丛林规则，不是你打倒我，就是我打倒你。没有折中调和的余地。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刘少奇作为毛泽东的同志战友几十年，他没有料到这位战友的报复性竟然如此强烈，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当初，在党内，在政治局常委会，并非没有某种争论。是谁成全了毛泽东的终身领袖地位？据解密的邓颖超1975 年11月19日日记记载，周恩来临终前痛悔不已地自责：“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工作会议（编者按：即七千人会议）。会上总结人祸带来灾难的教训，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会上有不少同志提出：主席退下。在二月十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表示：愿服从会议决定，辞去主席退下，搞社会调查。朱老总、陈云、小平表态：欢迎毛泽东辞去主席。是我坚持：主席暂退二线，主席还是主席。”（香港《争鸣》2006年5月）在发动文革前夕，还是这个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表态：要保住晚节，对毛效忠到底。在所有关键时刻，都是这位忠臣救了驾。

这个中国最后的现代农民革命领导集团成员，血液里渗透了“忠臣不事二主”的专制文化基因。周恩来还留下了自责。刘少奇则吃下苦果，谁也不知道他命终开封府的时候，想过一些什么。在这个体制下，毛泽东无论有多大的罪恶，都可以不问责，安然无恙。最多从下面找几个替罪羊，如环江的洪华。古代的那些皇帝们若地下有知，想起要承受大臣的责难，想起要不断下罪己诏，他们该多么羡慕毛主席啊！当主席比当皇帝好，党天下比家天下好！

结论：反右运动是发动大跃进的先决条件，也是一把保护毛泽东不受追究的板斧。
第七，极权制度是个坏东西

极权制度为毛泽东和他的臣仆洪华们大展宏图大显身手提供了舞台。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走向市场化，成就卓著，举世公认，但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却难有进展。从环江来看，今日的环江已经旧貌变新颜，农民的生活大有改善，但是离开民选县长、党员选书记的日子还渺渺茫茫。环江有过大饥荒死人四万多的惨痛教训，是不应该忘记的吧？用环江人民生命换来的教训告诉后人是建立现代文明的必要条件。我以为，在现在县委大院里，或它的北侧，就是那块亩产13万斤水稻“卫星”的试验田，建一座纪念碑总是合情合理的善政吧！

造成中国几千万人饿死的根本原因是极权制度。当然，我不是说极权制度必然造成如此大规模的死亡，而是说极权制度最容易造成重大政策失误，一旦出现重大政策失误又很难纠正。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制度下，政府垄断了一切生产和生活资源，出现灾难以后，普通百姓没有自救能力，只能坐以待毙。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上、思想上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对不同政见的人残酷镇压；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政府垄断了一切经济资源；思想上实行严厉的舆论垄断和思想垄断，不同意见不能发表。这个政治体制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这里的马克思，是经过列宁和斯大林加工过的“马克思”。把苏联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嫁接在秦始皇两千多年前建立的、经过历朝历代逐渐严密化的专制制度上。这样，行政权力的滥用，既超过了前苏联，又超过了中国的帝王时代。这就是极权制度。

说它是极权制度，是指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极致，已经达到了尽头，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为了迎合和自保，他们都拼命比赛说谎，都装作相信谎言。官员的讲话，社会科学，文艺，新闻，教育，连满布墙头路边的标语口号，都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制造谎言和传播谎言。都在时时刻刻地欺骗民众和奴化民众。”

在这个权力金字塔里，每一级官员，在上级面前是奴隶，百般讨好；在下级面前是主人，作威作福。他们既想当上更高一级的主人，更怕当不上现在位置上的奴隶。他们迷信领袖，崇尚权力，顺应潮流，逆来顺受。权力越集中，权力核心内部的斗争越激烈。斗争越激烈，毛泽东越感到周围人对他地位的威胁，接连不断地清洗。在残酷而激烈的权力斗争中，官员们以欺骗自保，不惜出卖朋友换取攀上高位的‘通行证’。在施政过程中，高层的意志被层层放大，底层的声音被层层压制。上面的错误一级又一级的‘创造性的发挥’，使错误政策越走越远；底层的实际情况一层一层地被封锁，使高层决策者不识迷途。这样，错误政策按“正反馈”的方式加剧，直到出现灾难性后果才被发觉。补救灾难性后果还不能伤及最高掌权者的威信，纠正错误不可能到位。灾难性的后果主要是由农民承担。农民就这样在政治权力的高度禁锢中劳动和生活。他的生活资料由政府严密控制下的集体组织（人民公社）来保证。一旦政策失误，集体组织（人民公社）失去了保证能力以后，由于农民被捆住了手脚，死到临头，也不能采取自救措施，只能等死。极权制度是当今人类社会最为落后、最为野蛮、最没有人性的制度。在三年大饥荒期间，几千万人无辜地死去，就为这个制度敲响了丧钟。

本文已经写了1万2千多字，很不短了。至于是否回答了江西李建军的问题，就无法揣度了。其实，如果有更多的江西李建军来追问历史，无论从左，还是从右，追问历史，我们应当举双手欢迎！历史就是中国人的上帝！

（后记）本文写作引用了大量有关环江的著作，未及一一注明，只笼统列名于后。这些著作所记载的事实都是非常严肃的真实的可信的。这是因为二十年前，中国还有一段比较开放的言论自由空间。那时，王定的冤案已“改正”，洪华的罪恶也无人敢于隐瞒，一些当事人还健在，因此各界作者纷纷到环江采访调查，困难不大，从而获得大量材料，为写作提供了大量素材。笔者利用了这些朋友辛苦获得的资料，做了一点新的反思，再次予以致谢。

5，环江毛南族自治县1956年实行作物下放和三包到户的前前后后（第二稿）

魏寒冰：爷爷的那三年

缘由：前段时间在微博上，三年困难时期又成了热议话题，虽然这些天这一话题已被各种纷繁的信息所掩盖，可却重新勾起了我对这段历史的兴趣，虽然我从各个渠道已经对这段历史有所了解，但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并不鲜活，而且似乎确实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从来没有听家人说过那个亲戚或者长辈认识的人饿死的事情。

恰巧，这几天我因为肺气虚弱在家养病，而我爷爷因为坐骨神经痛在家静养，所以一老一少在没事儿时就闲聊，聊着聊着就聊起了这个话题，老爷子以前很少说这些事情，可这次却滔滔不绝的讲了两三个小时，我中途接打了两三个电话，也没能打断老爷子的谈性，他总能接上原来的话茬，这可不多见。我们家是农民出身，爷爷58年考上了大学，所以对于那三年农村和城里的情况都有所了解。以下内容为我整理的当时纪录下来的爷爷口述的内容，为了方便记述，略去了我的提问，省去了重复的内容，并按照时间顺序书写。

背景：我爷爷1937年出生于郑州中牟县的一个小村庄，离郑州不到20公里，1958年爷爷考上当时的河南医学院（现郑州大学医学院），为河南医学院第28期学生，也是河医由开封迁往郑州的最后一批本科生，三年困难时期他大部分时间在学校，口述内容多为他的大学经历。

有人说那三年是三年自然灾害，什么自然灾害，人祸远远大于天灾，虽然那三年咱家没饿死人，可都挨了饿。

58年9月份河医大开学我到开封报道，7月份时咱们村的人民公社就成立了。当时天天说“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1960年5月前叫三个法宝），我不懂这，还觉得挺好，可后来发现这东西害了不少人。

我们那时候第一学期是在现在的河南大学上的学，当时学校里有河南医学院大一新生，高年级的已经搬到郑州去了，河大里面挤了三个学校，河南医学院、河南农学院（现河南农业大学）、河南师范学院，我到学校的时候大跃进已经开始了，到了学校就开始大炼钢铁，当时学校操场上到处都是小高炉，挖个坑起个炉子就开工了。老师带着我们上完课就去炼钢铁，还有不少同学用架子车去拉焦炭和铁矿石，那时候啥也不懂，干的挺起劲，练出来的钢锭就全上交了，到底这些钢锭交到哪儿了干啥用我也不知道，也不操那心。那个学期天天吃的还不错，每天中午干完活儿8个学生一桌，一小盆煮黄豆还有白面馍，吃饭还不定量，饭管饱，大家都挺起劲儿。

59年年初春节的时候，我回咱村才发现家里也在大炼钢铁，咱家凡是铁家伙都交了，连铁门鼻、铁箱子扣都给撬下来交了。当时都（成立）人民公社了，铁锅都没了咋吃饭？都到村里大食堂吃，那一年春节咱村吃的还不错，吃饺子。咱们家统共24口人，都吃上饺子了。可这个春节一过，日子可就不咋好了。

59年我们就到郑州上学了，就在现在的一附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那时候就开始困难了。口粮开始定量，我记得当时郑州的标准是市民（每月每人）26斤、干部26斤（经查应为29斤）、大学生32斤，你说我们比干部还多六斤是吧，可您想想32斤粮食算啥，实际上每个月每个人吃到肚子里的还不够30斤，一天一斤，那时候我们正是能吃的时候啊，大小伙子，一天一斤粮票，这一斤两票能买五个白面馍，小的，那时候学校的伙食还好一点，黑面很少。

你觉得的一斤馍不少了，可当时有啥吃的呀，菜都很少，学校里炊事班天天都是菜叶子汤，说是菜叶子其实啥叶子都有，榆树叶、槐树叶、杨树叶、柳树叶。就这菜叶子汤还不管饱，不过你要是能弄个大腕就能多吃点儿。为了能多吃点，我就到东大街（现郑州东大街）买那种大的黑陶碗，听说我去买这，好几个同学都让我给他们捎，我走着去的买了一二十个，不好拿，就用麻绳捆着，当时吃不饱身上没力，这一二十个上肩的时候，我一甩腿一晃碗打树上了还碎了好几个。

粮食不够，树叶子还都是我们自己去采的。上完课没事儿的时候，学校组织我们到郑州南郊去摘树叶子，走之前带上用一斤粮票买的馍，那好着类，高高兴兴就去了，边走边吃，等到了地儿这一斤馍就没了，不光我，大部分人都是这，饿呀。我们就在公路边摘树叶子，那时候哪有多少柏油路啊，基本上都是土路，树叶子都落了多厚的土，就那也要，摘回去交给食堂，很多时候就吃这。有时候能在地里拣点小南瓜钮、小生番茄吃吃，高兴的很。就这还是偷偷地拣人家扔到地里不要的那种，不是觉悟高，长好的那都是公家的，你偷摘就批斗你。有一次我们去西郊帮人家公社收白薯，哎呀，大家高兴坏了，人家公社让我们随便吃，都吃，谁不吃啊，都吃饱了，可这生白薯吃饱了回去可不好受，大部分人都闹肚子了。

你说吃不饱啥感觉？这么跟你说吧，当时我们宿舍在二楼，那楼你上大学我在河医（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的时候还有，就那高度，饿的20多岁的人上不去楼梯，都得扶住把手，咋说，年青力不壮。不光我，好多同学都是这。

那时候因为吃类弄出来多少事儿。俺寝室的同学王喜昌（音）丢了20斤粮票，就照片上这个，偷他粮票的就（照片上）这个，这也是大家怀疑。你想想，20斤粮票丢了，一个月才32斤呀，他20斤的都没了，饿的没东西吃，咋弄类，当时盐不限量，饿的实在不行了就喝盐水，越喝越饿，越喝越多，最后浮肿了，全身都肿，是营养性浮肿（营养不良性水肿）。为啥叫营养性浮肿？没饭吃，营养供不上，营养供不上蛋白质含量就少，人体里蛋白质一少那水分运行就受阻了，那还不肿。那时候还不能就这么叫，得叫303，啥是303，就是浮肿，为啥这么叫？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是政治原因吧，你说浮肿那不影响社会主义名誉呀，那几年谁也不敢说粮食不够吃啊，那叫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

为了能多吃一点东西，我有一个同学，女的，也姓魏，具体叫啥忘了，跟俺当时学校里炊事班班长好上了，就为了能吃饱，最后怀孕了，那时候这可不是个小事儿，最后这个女同学退学了，再后来就没有消息了，也不知道是死了还是回家了。

当时大学生的待遇算是相当不错了，我们一个月还有一斤点心票，有个女同学去食堂领点心，偷偷把那个月的纪录给抹了，那时候就用铅笔画个勾，后来又拿那一斤点心票去领点心结果被发现了，好批斗啊，开批斗大会，这个同学后来也没有消息了。当时我们那一届，第28期本科生进来的时候62个，到63年毕业就少了仨，这仨人到底是死了还是出咋了谁也不知道。去年俺这一届的同学，一年走了13个，现在还剩几个人啊，活到现在就很好了。

你原来不是问我为啥这个（左手）中指少一截？还是那三年里的事儿，有一年春节前学校炊事班要给学生改善生活，说是要杀猪炖肉，找人过去帮忙，咱不是想住帮忙能多吃点儿，高兴坏了，几个农村出来的同学就跟着去帮忙，这活儿又不是没干过，不过你想想人还吃不饱类，那猪能吃多饱，它吃不饱你还想吃它，它能不急，俺几个过去逮，这猪惊了，往外跑，我跑类快上去摁住猪脑袋，它一急吭哧给我一口，这一截直接就给咬掉吃了，你想接都接不了，它吃我一截手指头，最后我也把它给吃了。恶心不恶心？恶心，恶心能挡住饿？！

61年俺学校组织学生去各地救灾，救啥灾？不是自然灾害，就是303（浮肿）、304，304是啥类？肝炎，很多都是营养（不良）性肝炎，当时俺那个小组去黄河北延津县夹堤公社，浮肿可多。到那儿一看，可不是灾，村里的树都白花花类，能吃的都吃了，榆树、柳树，榆树皮在当时最抢手，吃着好吃啊，不苦。柳树皮苦。榆树都是白生生光蔫蔫类。这算啥，玉米芯都碾碾吃完了，麸子那都算好类。

我去了之后住在夹堤公社张金名、张发名这兄弟俩的家，他俩是赤脚医生，也算是公社里的医生。当时我在他们家住，我管着公社里的浮肿饼干。啥是浮肿饼干，当时浮肿算病啊，浮肿饼干是发给得303浮肿的人吃的，县里给发，那都是定量的。那饼干能有多好，能有啥特殊成分？还不如现在的普通饼干，就那，那是好东西，我有时候就自己偷着吃，饿呀，也没有那么高的觉悟，你叫谁管着会不偷吃啊。

除了浮肿饼干，那时候还有病号伙，不少地方都有，就是因为浮肿、肝炎多。病号伙类伙食好啊，有油条有馍，咋能吃病号伙？医生说你能吃你就能吃呗。俺们还吃不上病号伙，俺是医生。

当时夹堤公社的人饿到啥程度，就说挑水，当地的老百姓去抬水，就那种普通的水桶，咋抬，俩一米8几的大小伙子用一个挑子，一回挑一桶，要叫你去挑，你自己一挑两桶也能挑回来。那不是偷懒，俩人抬一桶人还打晃类，要是吃类饱，年轻人能挑水挑不动？

有人说当时没有饿死人，是，咱家是没有饿死人，我也不能说我亲眼见谁饿死了，那得303、304死的人咋算？吃饱喽能得那病？那还有撑死的人呢！咋会撑死？青麦子你见过吧，就是还没有长熟的麦子，摘下来脱皮，搁到石磨上碾一碾，最后弄出来那粘糊糊的面饼切成条或者蒸蒸吃，那东西叫粘（nian)转。不少人吃这呀，吃了之后就涨肚，你想这东西能好消化了，再说那时候人脾胃都虚，吃多了就会肠梗阻，那你肠子梗阻了不就得做手术，我做过不少这手术，有些人肠梗阻时间长了，小肠都坏死了，小肠是啥地方？人体的消化场所，人都消化不了还不死。一直到我参加工作了，这三年过去了还有因为肠梗阻死的，那还是原来落下来的病根儿啊。那时候我在周口，有个人从南阳到平顶山拉煤，回来的时候走到西华县突然肚子疼，西华离周口20多公里，等这个人拉到医院，都快不中了，我做的手术，打开一看，小肠都黑了，坏死了，小肠多长？三五米啊，他的小肠没坏死的就20多公分，当时人就不中了，一天两天能成这？当时还有不少因为吃不上东西得胃溃疡胃穿孔的，胃饿的剩一层皮，吃的那些树皮啥东西类还都能引起胃酸过多，那不就胃溃疡了，溃疡了再抓住粘转啥类不好消化的东西一吃，胃一胀，那一层皮就破了还不胃穿孔？

那几年谁最受苦，中年人最受苦，中年人里头农村妇女最受苦。为啥？活多食儿少啊，还得紧着老人小孩儿先吃。60年学校放假，我回咱庄参加劳动，你姑奶奶，就我带你去给她上坟那个，那时候俺一块儿在地里干活儿，中午食堂的人给送过来饭，啥饭，就是叶子汤，你姑奶奶舍不得吃，说吃的不多，把稠类捞给我吃，她自己喝汤，那能吃住啥？59年都有你爸了，你奶奶还得干活还得喂奶，她能吃多少东西？那能不苦！那几年吃大食堂，伙食差着类，春节的时候咱家去大食堂领饭，二十多口人，领回来一小竹篮子馍，一平碗肉，碗都不冒尖，一个人不合一个馍，那肉家里女的小孩儿都吃不上，都得紧着你太爷爷吃，那就不错啦。

那时候信阳饿死多少人，我是没见，可当时就听说了饿死不少人呀。报纸上是天天夸，谁也不公开说饿死人了，可吃不饱是真的呀。说是天灾，啥天灾，浮夸风大跃进，粮食为啥少？就说说咱们那儿，当时不是搞大跃进吗，各个生产队比谁收粮食收的快，恁队一天收50亩，俺得收100亩，公社要是弄的慢，领导得受批评啊，咋快？就拿花生跟白薯说，各个队比的时候不比你收了多少花生收了多少白薯，就比你割出来多少花生秧、白薯秧，光割秧那还不快，割完秧花生白薯就扔地里了，为啥不刨出来？你敢刨？那是公家类，批斗你，就那白花花的花生跟白薯啊就烂地里了。咋说，丰产不丰收。

周有光：我（106岁老人）的生死观

　　我活到这么大，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服从自然规律。沉浮起落是自然规律，生生死死也是自然规律，都要服从。哪怕逆来，也要顺受。

　　——周有光

　　2002年8月14日，我的夫人张允和因心脏病突然去世了，享年93岁。半年后，2003年2月16日，三妹张兆和，沈从文先生的夫人，也突然去世了，享年也是93岁。姊妹两人，先后去世，都是享年93岁。

　　93岁，是人生的一个难关吗？

　　人生就是一朵浪花

　　张允和的去世，对我是晴天霹雳，我不知所措，终日苦思，什么事情也懒得动。她的身体虽然一直不好，但生命力却很旺盛，那么富有活力，如今走得这么突然，谁也没想到。我们结婚70年，从没想过会有一天二人之中少了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一时透不过气来。我在纸上写: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那是唐朝诗人元稹的诗，现在真的都来了。

　　后来，我走出了这次打击和阴影，是因为想起有一位哲学家说过，个体的死亡是群体发展的必然条件。人如果都不死，人类就不能进化。多么残酷的进化论！但是，我只有服从自然规律！原来，人生就是一朵浪花。2003年4月2日的夜半，我写了篇文章《残酷的自然规律》，那时我年已98岁，明白了生死自有其规律。

　　所以，我接受了这一切，不管有多残酷。很多事就是这样，你往伤心处想，越想越伤心，我和允和结婚七十年，婚前做朋友八年，一共七十八年。老了在9平方米的小书房里，一个桌子，两把椅子，两个人红茶咖啡，举杯齐眉，大家都说我们是“两老无猜”，多好。现在剩下我一个人，怎么受得了？但是换一个想法，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然。对人生，对世界，既要从光明处看到黑暗，也要从黑暗处看到光明。事物总有正反两面，同时存在。盛极必衰，否极泰来。道路崎岖，但前面一定有出路。我妈妈常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孩子的天真，就是告诉我们，未来是光明的，我又何必整日凄凄苦苦呢？

　　“四朝元老”

　　允和火化那天，我听从了晚辈们的话，乖乖地待在家里，没有去送葬，我只是吩咐孩子们，天气太热，不要惊动高龄亲友，简单处理了一切就好了。我想，形式不重要，对张允和最好的纪念，是出版她的遗作《浪花集》和《昆曲日记》。我编辑好了她的书，又用两年的时间，终于感动了上帝，使两本书得以出版，我很欣慰。

　　对亲人的死如此，对自己的生命我也用这样的态度:一切应顺自然。85岁那年，我离开办公室，不再参加社会活动，回到家里，以看书、读报、写杂文为消遣。常听老年人说:“我老了，活一天少一天了。”我的想法不同，应该反过来想，我说:“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每天都是赚的。我从81岁开始，作为1岁，从头算起。我92岁时候，一个小朋友送我贺年片，写道:“祝贺12岁的老爷爷新春快乐！”

　　我生于清朝光绪三十二年(1906)，经过了北洋政府时期、国民政府时期、1949年后的新中国时期，被有人戏称为“四朝元老”。这一百多年，我遇到许多大风大浪，其中最长的风浪、也是最艰难的时候，是八年抗日战争和十年文化大革命，颠沛流离二十年。但不都过去了吗？我年轻时候，身体不好，健康不佳，生过肺结核，也患过忧郁症。结婚的时候，算命先生说，我们婚姻不到头，我活不过35岁。我不信，结果早就活过两个35了。可见生死不要太在意，每一天好好活着就好。

　　心宽室自大

　　1956年，我从上海调到北京，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很幸运地逃过了反右斗争。我当时住在沙滩原来北大校内，一所民国初建的小洋楼里，小楼原来是给德国专家的，算是“名胜古迹”，但年久失修，很不合适居住。我住其中的两间半，两间半房子住了五口人，我为此写了篇《新陋室铭》:

　　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

　　书桌不平，要怪我伏案太勤。

　　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卧室就是厨房，饮食方便；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喜听邻居的收音机送来的音乐爱看素不相识的朋友寄来的文章使尽吃奶气力，挤上电车，借此锻炼筋骨。

　　为打公用电话，出门半里，顺便散步观光。

　　房子小是小，我照样过得开开心心，改革开放后才搬进了分配的“新简易房”，也不大。人家都说我的书房太小，我说，够了，心宽室自大，室小心乃宽。我是有书无斋，却不在意，我是宁可无斋而有自由，也不要有斋而无自由。老伴去世后，我晚上就在沙发上屈腿过夜，不再回卧室了。

　　不要急，慢慢来

　　别的困难也都是这样过来的。1969年冬天，我随单位下放到宁夏的五七干校，在那里劳动了两年四个月，很苦啊，可是对我的健康很有好处，百治不愈的失眠症居然痊愈了。在农村裤子破了没法补，我就用橡皮胶布贴上，引得全家人哈哈大笑。后来聂绀弩看到了，作诗曰:人讥后补无完裤，此示先生少俗情。

　　2003年底，我去医院检查身体，住进病房不到五分钟，主治大夫就发了一份“病危通知单”。我有个习惯，到一个新地方先检查一下防火通道之类的，以便有突发情况时能够应对。结果我正在看消防通道，七八个护士医生到处找我，把我抓到病床上，要我平躺，不能动。我笑眯眯地要他们:不要急，慢慢来。

　　我99岁生日就是在医院里过的，医院送我一个大蛋糕，一大盆花，还有其他玩意儿。我成了医院的观赏动物，大家都跑来看我这个高龄的稀有品种，说我好嫩的面相，我就随便他们看，我是大熊猫嘛。佛家说，和尚活到99岁死去，叫做“圆寂”，功德圆满了。我可功德圆满不了，病愈回家，还要在斗室里读书生活，消磨未尽的尘世余年。

　　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长跑，不要太在乎一时的长短，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来时迎，去时送，万事顺应自然，万事莫要勉强，就是最好的了。

　　人物链接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起先“周有光”是他的笔名，“有光”后来成为他的号。1906年生于江苏常州，中国语言学家、文字学家，通晓汉、英、法、日四种语言。周有光青年和中年时期主要从事经济、金融工作，作过经济学教授，1955年，他的学术方向改变，开始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曾参加并主持拟定《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公布)，被誉为汉语拼音创始人之一，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语文改革。

　　周有光早年专攻经济学，曾经留学日本并在美国工作，他是屈指可数的与爱因斯坦面谈过的中国人。

　　周有光有“周百科”的外号，拜连襟沈从文所赐。后来果然做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三位编委之一，其他两位编委是刘尊棋和钱伟长。

　　周有光祖上为常州望族，他的太太是“张家四姐妹”中的老二张允和。张家四姐妹，个个兰心蕙质，大姐张元和的夫君是昆曲名家顾传玠，老三张兆和是沈从文的夫人，老四张充和嫁给了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

http://www.youth.cn 2011-04-25 13:30:11 中国青年网

余英时：重版汪精卫《双照楼诗词藁》序（附：叶嘉莹：汪精卫诗词中的「精卫情结」

2012-5-6

多年以来颜纯钩先生都抱着一个愿望，想推出一部注释本的汪精卫诗词集，让一般读者也能充份欣赏他的古典创作。在我们信札往复中，颜先生曾一再表示，政治和艺术必须分别看待，我们不应因为不赞成汪精卫的政治，便将他的艺术也一笔抹杀了。这一观点我是完全同意的。
  现在颜先生的夙愿即将实现，但他雅意拳拳坚约我为笺释本《双照楼诗词?》写序，参与他的创举。感于他的热忱，我一诺无辞，然而也不免有几分踌躇，不知道应该从何处落笔。
我既不懂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也没有系统地研究过诗词流变的历史，因此对于汪精卫诗词本身的分析和评价，我只能敬而远之。一再考虑之后，我觉得也许可以从两个互相关联的角度来写这篇序文：第一、我是一个旧诗词的爱好者，并且很早便已为汪的作品所吸引；第二、我又是一个史学工作者，对于汪精卫在日本侵略者的羽翼之下建立政权这一举动一向有极大的探索兴趣，希望找到一个合情合理的历史解释。因此几十年来，凡是有关汪晚年活动的记述，特别是新出现的史料，我大致都曾过目。下面便让我从这两条线索谈一谈我对于汪精卫其人及其诗词的认识。
    如果记忆不误，我想我最早接触到汪精卫的诗是在抗战时期的乡间。大约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有人把他早年〈被逮口占〉四首五绝写给我读。像许多读者一样，我当下便记住了其中第三首：「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当时我很崇拜「革命烈士」，因此作者在我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今天回想起来，有一件事不可理解，即写汪诗给我的人（已不记得是谁），似乎并没有告诉我，汪已投靠了日本。无论如何，在穷乡僻壤的安徽潜山乡间，汪政权的存在根本无人注意。我是在一九四六年重回大城市以后才弄清楚所谓「汉奸」问题的。
    第二次发现汪精卫的作品是在一九五○年的香港。我偶然在报刊上读到汪的〈忆旧游．落叶〉词和吴稚晖反唇相讥的和什。汪词如下：

    叹护林心事，付与东流。一往凄清，无限留连意。奈惊飙不管，催化青萍，已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经。有出水根寒．拏空枝老，同诉飘零。天心正摇落，算菊芳兰秀，不是春荣。慽慽萧萧里，要沧桑换了，秋始无声。伴得落红归去，流水有余馨。只极目烟芜，寒螀夜月愁秣陵。（按：末句收入《扫叶集》改作「尽岁暮天寒，冰霜追逐千万程。」见本书注释）叹护林心事，付与东流。一往凄清，无限留连意。奈惊飙不管，催化青萍，已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经。有出水根寒．拏空枝老，同诉飘零。天心正摇落，算菊芳兰秀，不是春荣。慽慽萧萧里，要沧桑换了，秋始无声。伴得落红归去，流水有余馨。只极目烟芜，寒螀夜月愁秣陵。（按：末句收入《扫叶集》改作「尽岁暮天寒，冰霜追逐千万程。」见本书注释）

这首词是「艳电」发表以后汪在河内写的，将当时中国的处境和他谋和的心境十分委婉地表达了出来，而复创造了一种极其「凄清」而又无奈的气氛。我读后不但立即体会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的实感，而且对作者的同情心也油然而生。我当然记得元好问《论诗绝句》中说过的话：「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但是汪精卫早年〈被逮口占〉和这首〈落叶〉词本身所发出的感人力量使我不能相信这是「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钱锺书语，见《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一九八六年，页一六三）
与汪词相对照，吴稚晖「步韵」之什虽大义昭然，政治上绝对正确，但却完全不能激动我。（按：吴词也引在本书注释中，读者可以比观。）姑且将「言为心声」的问题撇开不谈，仅就艺术造境而言，汪远高于吴，到眼即辨。我当时曾本此认识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新亚书院同学们创办的墙报上。但这是六十二年以前的事，我的原稿早已不知去向了。
后来读到了汪氏晚年的其它诗词，我更相信我最初对〈落叶〉词的理解虽不中亦不甚远。试读〈舟夜．二十八年六月〉七律：

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柁楼欹仄风仍恶，镫塔微茫月半阴。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平生未尽心。（见〈扫叶集〉）

这是他在一九三九年六月从日本回天津的船上写的。他这次偕周佛海等人去日本，已取得日方支持，回国后将推行所谓「和平运动」，其实即是建立政权。但从这首诗看，他不但没有半点兴奋的情绪，而且「神州重见百年沉」之句明明透露出亡国之音。这和周佛海及其它同路人的反应完全不同。（见后）
总之，以我个人的眼光来看，汪的古典诗词在他那一代人中无疑已达到了第一流的水平。近人称许黄公度写的诗能「我手写我口」，我以为汪的诗词则是「我手写我心」，其委婉曲折处颇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关于汪诗的评价，让我举陈寅恪和钱锺书两人议论，以见一斑。陈氏〈阜昌．甲申冬作时卧病成都存仁医院〉七律起句说：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
这是以刘豫比汪精卫，但重点放在诗上，称许汪氏可跻于一代诗人之林。元好问选《中州集》收了刘豫的七绝七首（卷九），都楚楚有风致。钱锺书一九四二年有〈题某氏集〉七律一首，专为评汪诗而作，值得全引于下：

扫叶吞花足胜情，巨公难得此才清。微嫌东野殊寒相，似觉南风有死声。孟德月明忧不绝，元衡日出事还生。莫将愁苦求诗好，高位从来谶易成。

    一九四三年春季正值汪氏六十岁，陈羣（人鹤）为他刊印了《双照楼诗词藁》，负责编校的是龙榆生（沐勋），世称「泽存书库」本（见龙沐勋一九四七年跋陈璧君手抄本《双照楼诗词》，收在本书「附录」三），钱与龙时相过从（见钱氏一九四二年〈得龙忍寒金陵书〉），所读汪集必龙氏赠本无疑。关于全诗的旨趣已有人讨论过了，限于篇幅，不能详及。（参看刘衍文〈《石语》题外絮语．双照楼主〉，《万象》第六卷第一期，二○○四年一月，页十─十五）下面我只想提出两点看法：第一、「巨公难得此才清」其实和上引陈寅恪诗句所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即高度称赏汪的诗才；不过因为钱当时是在沦陷的上海，只能用中立性的「巨公」而已。第二、钱诗颔颈两联特别点出汪诗的特色，如「寒相」、「死声」、「忧不绝」云云，而归结于「莫将愁苦求诗好」。「愁苦」自是汪晚年诗词的一个显著特色，但是简单地把「愁苦」看作仅仅是为了「求诗好」而特别制造出来的，则对汪精卫有欠公允。从我所接触到的一切内证、外证、旁证等来看，我始终认为汪诗的「愁苦」主要是他内心「愁苦」的折射。为了证成这一论点，我们必须从诗转向内心活动，对他为甚么不惜自毁生平与日本谋和，求得一个比较合乎情理的了解。
    首先必须指出，汪之一意求和是建立在一个绝对性预设之上，即当时中国科技远落在日本之后，全面战争一定导致亡国的结局。因此他认为越早谋得和平越好，若到完全溃败的境地，那便只有听征服者的宰割了。但这一预设并非汪精卫一人所独有，而代表了当时相当普遍的认识。让我撇开复杂的政治界，从学术界中选一位比较客观而冷静的史学家──陈寅恪──作为代表，以说明问题。吴宓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四日的日记中说：
    晚饭后，七─八与陈寅恪散步。寅恪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云云。（《吴宓日记》北京：三联，一九九八年，第六册，页一六八）同年七月二十一日又记：惟寅恪仍持前论，一力主和。谓战则亡国，和可偏安，徐图恢复。（同上，页一七四）

这是吴、陈两人在「七七」事变发生后的私下议论，陈氏两次都坚持同一观点，可见他对此深信不疑。他之所以断定「战则亡国」显然是因为中国当时还没有足以抵抗日本的武力。正如一九四四年年底胡适在美国一次讲演中所说的：
    中国在这次战争中的问题很简单：一个在科学和技术上都没有准备好的国家却必须和一个第一流军事和工业强国进行一场现代式的战争。（ The problem of China in the War is simply the problem of a scientifically and technologically unprepared country having to fight a modern war against a first class military and industrial power.见《胡适日记全集》第八册，台北：联经，二○○四年，页二○三）
    这也是为甚么胡适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力主与日本正式进行和谈，直到一九三七年上海「八．一三」战事爆发之后才开始修改他的观点。（见《日记》第七册，页四七三，一九三七年九月八日条）
    陈寅恪的话是许多人心中所同有，但很少人敢公开说出来，因为当时民族激愤高昂，一听见有人主「和」便羣起而攻，目之为「汉奸」了。事实上，和或战不过是一个民族在危机关头如何救亡图存的两种不同手段，都可以出于「爱国」的动机。陈寅恪后来在沦陷的香港所表现的民族气节充份说明了他主和正是为了使中国免于「全局覆没」，然后再「徐图恢复」。同样的，汪精卫在抗战初期的主和也应作如是观。
    关于汪精卫因求和而引发的内心痛苦，最近《陈克文日记》刊布，是前所未见的第一手史料，下面将择引几则，以见一斑。陈克文（一八九八──一九八六）曾参与所谓「改组派」，属于汪系，至一九三八年底「艳电」发表后始与汪氏正式分手。「七七」事变时他在行政院参事任上，与汪氏过从甚密，且极得其信任。《日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条载：
    九时驱车往谒汪先生。……先生状甚忧郁严肃，知为时局吃紧所扰。（见陈方正编校《陈克文日记辑录》（六），刊于《万象》第十二卷第八期，二○一○年八月，页四七）
    所谓「时局吃紧」指「八．一三」上海之战已溃败，南京也将弃守而言。汪此时通过周佛海、高宗武等与日本有所接触，已露出别树一帜以求和的意向。《日记》同月十八日条云：
    上午八时，到陵园见汪先生，先生及夫人女公子等均在坐。大家面上，都罩上一重忧虑之色。见面后，先生指示地图，说明政府迁往重庆，及军事机关迁往长沙、衡阳之意。问以外交形势，先生摇头叹息，谓友邦虽有好意，但我方大门关得紧紧的，无从说起。又说，现时只望大家一心一意，支持长久，这些且勿向外宣露。停一会又说，从前城池失守，应以身殉，始合道德的最高观念；今道德观念不同，故仍愿留此有用之身，为国尽力，言下态度至沉着坚决。见面约一小时，先生说话极少，俯头踱步，往来不已，先生精神之痛苦大矣。（《日记辑录》（七）《万象》第十二卷第十期，二○一○年十月，页四七）
    1931年版《汪精卫诗存》，被视为《双照楼诗词稿》前身，编者雪澄传是其妻陈璧君。
    这是政府撤离南京前两三天的情况，汪的「忧虑」更深，内心「痛苦」也更大了。日记所说「友邦好意」则指德国驻华大使托德曼居间斡旋和平事，汪即直接参与者之一。（见《万象》第十二卷第八期，页四五─四六，十月三十一日条）但由于蒋介石不肯松口，所以他抱怨「我方大门关得紧紧的」。最后他以「沉着坚决」的态度强调继续「为国尽力」，其实即是决心求和的一种暗示。因此一个月后在汉口（十二月十九日）《陈克文日记》中有以下一段纪事：晚饭后到商业银行附近汪先生寓所，以委员长纪念周中之演说词大要相告。（按：蒋在演说中强调「抗战到底，决无妥协之可能」云云）先生言，此蒋先生鼓励群众之言也。先生旋以午后与委员长讨论时局之纲要见示，并云，余非敢动摇蒋先生之决心，弟（即「但」）有决心而无办法，徒供牺牲耳。纲要若干则，最重要者认为，敌人军事胜利后将控制我之经济与财政，以中国人之钱养中国之兵以杀中国之民。对今后的危机，可谓指陈痛切，惟积极之办法若何，亦尚付之缺如。临别先生诫云，余与蒋先生所讨论者，慎勿告人，余谨应曰唯。（《日记辑录》（八）《万象》第十二卷第十一期，二○一○年十一月，页八四）
    汪氏的「纲要」主要是为他的和平主张提供一种立论的根据，其弦外之音是说：中国如改「战」为「和」，虽暂时受到委屈，却可以阻止日本取得全面「军事胜利」；如此则随之而来的一连串的可怕后果便可以避免了。很显然的，汪是想以战败的严重后果来打动蒋介石，逼他改变政策，然而并未奏效。
    这里我还要指出一项重要事实，即汪精卫的主和最早是以秘密方式向蒋和国民党领导阶层提出的，并非以他个人为和谈主体。一九三九年一月四日汪覆孔祥熙（时为行政院长）信中说：弟此行目的，具详艳电，及致中常、国防同人函中，无待赘陈。弟此意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者。弟觉得缄口不言，对党对国，良心上，责任上，皆不能安，故决然言之。前此秘密提议，已不知若干次，今之改为公开提议，欲以公诸同志及国人，而唤起其注意也。（引自朱子家（即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香港：春秋杂志社，一九五九年，第一册，页二○）
    这一段话完全是事实，而且除蒋之外，其它党内领袖与汪立场相同者也大有其人。周佛海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的日记说：（高）宗武来，谓昨晚与孔祥熙、张岳军（羣）谈，时局仍有百分之一转机；今日上午，再与孔及汪一谈。为之稍慰。（《周佛海日记全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二○○三年，上册，页九四）可知孔祥熙、张羣等都是倾向于和谈的。胡适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八日有一条日记说：晚上咏霓（按：翁文灏）来一电，说国内有「一部（分）人鉴于实力难久持，愿乘此媾和」。（《胡适日记》第七册，页六一八）同月十二日又记翁的电报云：是答我的佳电（按：指十一月八日电报），说汪、孔甚主和，蒋「尚未为所动」。（同上，页六一九）

主和派在党内忽然抬头，是因为十月二十二日广州陷落，再过五、六天武汉又陷落，军事上已呈崩溃之势。但是由于蒋「未为所动」，主和派最后还是沉寂了下去。
    在中央政府完全关闭了与日本直接谈和的大门以后，汪才决定亲自出面和日本进行另一轮的秘密交涉。《周佛海日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载：
    八时起。（梅）思平由港来，略谈，即偕赴汪公馆，报告与（高）宗武赴沪接洽经过，并携来双方签字条件及近卫（按：即日本首相近卫文[!9A4A]）宣言草稿，商至十二时始散。饭后午睡。三时起。四时复至汪公馆，汪忽对过去决定一概推翻，云须商量。余等以冷淡出之，听其自决，不出任何意见。（上册，页二○一）
    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七日）周又记：
    五时偕思平赴汪宅，与汪先生及夫人商谈。汪先生忽变态度，提出难问题甚多。余立即提议前议作罢，一切谈判告一结束。汪又转圜，谓签字部份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于是决定照此覆电。经数次会谈，抑（益）发现汪先生无担当，无果断，作事反复，且易冲动。惟兹事体大，亦难怪其左思右想，前顾后盼也。（同上，页二○一─二○二）
    这两条记事是关于汪氏心理状态的直接史料，极为重要。但这里必须先对记事的背景作一简单交代。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和十三日，梅思平、高宗武分别来到上海，和日方负责人影佐桢昭与今井武夫举行秘密谈判。最后在二十日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事项》。双方拟定了计划，一方面，近卫文[!9A4A]发表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宣言；另一方面，汪精卫则公开响应，然后再直接与日方进行谈判。为了作到这一点，汪和他的追随者便必须脱离重庆，逃至中国境外。（参看《周佛海日记》上册，页一九九，编注3）从上引周的两条日记可知，梅思平从上海回到香港后，立即赶到了重庆，向汪报告与日方交涉的具体结果，并商讨如何离开国境的问题。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汪在一连两天的集会中都表现出彻底推翻前议的意向。他也许对两个谈判文件──《日华协议记录》和《谅解事项》──不满意，也许感到日本不可信。无论如何，这时（十一月二十六、七日）离他出走河内（十二月十九日）只有三星期，而仍犹豫不决如此，则内心之冲突与痛苦，已可想见。
    甚至在政权即将建立之际，汪仍然内心充满着悲苦，而未露出半点兴奋的情绪。兹再举两个例子以为证明。其一、马叙伦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在上海拜访陈陶遗，后者说出了下面的故事：
    二十九年（一九四○），精卫至上海，亟欲访我。我因就之谈，问精卫：「是否来唱双簧？」精卫即泣下，我又问：「此来作为，有把握否？」精卫亦不能肯定。（见马叙伦《石屋续渖．记汪精卫与张静江书》，引在刘衍文〈《石语》题外絮语．双照楼主〉一文中，页三一）
陈陶遗是政治和实业界的耆宿，又和汪私交很深，马叙伦所记则是亲见亲闻的事，所以这条史料大致反映了汪初回上海时期的心情。
    其二：《周佛海日记》一九四○年三月十九日记：
    七时起，陪汪先生谒（中山）陵，凄雨苦风……汪先生读遗嘱，声泪俱下，余亦泣不成声。（上册，页二六五）
    这是在所谓「还都」（三月三十日）前十一天的事，汪却仍然深陷在悲苦的情绪之中。
以上我从汪精卫自「八．一三」以来力主和议一直下溯到一九四○年他在南京建立政权的前夕；在这一过程中，我特别注重他的心理状态，就我所能收集到的可靠证据作判断，我只能得到下面这个看法：由于确实相信「战必亡国」，因此他一意求和，不惜以一定程度的委屈与妥协为代价。他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口授的遗书中说：

    对日交涉，铭尝称之为与虎谋皮，然仍以为不能不忍痛交涉……。（〈最后之心情〉，收在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香港：春秋杂志社，第五册，一九六四年，页一五九。按：此文曾有过争论，但我反复推究，承认其真实性，至少它十分真实地反映了汪的晚年「心情」。）

他明知「与虎谋皮」，都仍坚持应「忍痛」为之，这正是他晚年心理长期陷于愁苦状态的根源所在。这里让我重引〈舟夜〉七律的后半段：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平生未尽心。

读了上引有关汪的种种心理描述之后，我们现在不能不承认，这几句诗把他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和盘托出，而且其委婉方式也达到了艺术的高度。我还要介绍他在《三十年以后作》中最后一首词──〈朝中措〉──「重九日登北极阁，读元遗山词至『故国江山如画，醉来忘却兴亡』，悲不绝于心，亦作一首」：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阑干拍徧，心头块磊，眼底风光。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按汪氏词稿原迹影印本收在《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一册第二页。「眼底风光」之「风光」两字，原拟作「沧桑」，但「桑」字尚未写，即改成「风光」了。其实「沧桑」更为写实，但出自汪的笔下，未免过于难堪耳。）

此词作于一九四三年重阳，即公历十月七日，再过两个月他开刀取出背部子弹，发现已患脊骨瘤，次年十一月十日便病死于日本名古屋医院。所以这首〈朝中措〉很可能是他词中绝笔。这时他出任所谓「国民政府主席」已三、四年，而词中流露出来的思想和情感竟和亡国诗人元遗山如出一辙。但是如果细读他的遗书〈最后之心情〉我们便不能不承认，这首词正是他当时「心情」的忠实写照。一句话说到底，汪的诗词基本上可以用「诗言志」或「言为心声」来加以概括，其中所呈现的「愁苦」决不可能是为了「求诗好」而伪装或夸张出来的。（陈克文也认为汪最后几年诗词表现了精神上的「创痛」。见《时代洪流一书生──陈克文日记》附录十二〈忆陈璧君与陈春圃〉中「独行踽踽最堪悲」一节。）
    以上关于汪精卫心路历程的反复论证并不是为他翻案，价值判断根本不在我的考虑之内。我的唯一目的是通过心理事实的建立以理解他的诗词。现在我要引一二反面的例证，与汪的心理状态作对照。周佛海主和的正面理由，从他的日记来看，与汪精卫几乎完全一致。他在日记中又记下了国民党同仁的共识：「咸以如此打下去，非为中国打，实为俄打；非为国民党打，实为共产党打也。」（《周佛海日记》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条，上册，页七九）这也和汪精卫预言战争「必将使中共坐大」，如出一辙。（此一问题这里不能展开讨论，但读者可参看胡文辉关于陈寅恪〈阜昌〉诗「一局收枰胜属谁」句的长注，《陈寅恪诗笺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二○○八年，上册，页二○二─二○四）所以我们大致可以断定，在早期避战求和的阶段，周的主要动机也出于对亡国的恐惧，与汪氏似无大异同。然而到了后期在日本羽翼下建立政权的阶段，周的个人企图心便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来了。《周佛海日记》一九四○年一月二十六日条：八时半起。与（梅）思平商拟各院部院长、部长人选，因拟行决定，因与思平戏言，中央政府即于十分钟之内在余笔下产生矣。（上册，页二三七）
这是汪精卫、周佛海等等在青岛与北平、南京两个伪组织会商后得到日方认可，准备成立所谓「中央政府」，由周佛海负责拟定人选。周的「戏言」其实即是得意忘形的轻佻表现。同年三月三十一日，即伪「国民政府还都典礼」的第二天，周又写道：
    四时返寓，犬养（健）、伊藤（芳男）来谈。一年努力竟达目的，彼此甚为欣慰，大丈夫最得意者为理想之实行。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红重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虚生一世也！今后困难问题固多，仅此亦足以自豪。（《日记》上册，页二七三）
    这一番自言自语不但把他得意忘形的轻狂心理发挥到了极致，而且更暴露出他推动伪政权的建立主要是为了实现个人的权力野心。（「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同年五月三日的日记恰好提供了一个最生动也最有趣的例证：
    刘复之算命，谓余于五年内握大权，四十九以后备位咨询，为之心冷。迷信虽不足恃，然刘于六年前谓余必长财政，今果尔，亦奇矣。如余仅能当权五年，何必如此焦心劳力耶？（《日记》上册，页二八八─九）
    算命先生预言他仅能「当权五年」，他大失所望，顿时心灰意懒，其权力欲之大，可以想见。但是换一个角度看，这位算命先生的灵验也实在令人惊异。我猜想刘复之也许已算出他四十九岁以后将有牢狱之灾，不过不便明言，只好以「备位咨询」四字搪塞过去罢了。无论如何，这不失为一个很有趣的插曲。
    周佛海「握大权」后的兴高采烈和汪精卫居「高位」而依然满怀「愁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若以罗君强和周佛海加以比照，则后者又好像高不可攀了。罗是周一手扶植起来的人，后来汪政权中曾出任伪司法部长、安徽省长、上海市秘书长等要职。抗战爆发时他是行政院秘书。陈克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记载了他在汉口的一次谈话如下：
  军委会秘书厅秘书罗君强亦即行政院秘书到四明银行叙谈。亏他发出如下的议论：他说「日本人在北平成立新组织，多般利害，影响必定不少。如今我们可以随意选择我们的去处，那一处待遇好，我们便到那一处，横竖都是中国人的统治，又何必分彼此呢。」……这段话似乎是说笑，又似乎不是说笑，介松、彦远听了都很生气。我最担虑的倒不是君强个人是否有此思想，所怕的真有许多人会如此动摇起来。（《陈克文日记辑录》﹝八），《万象》第十二卷第十一期，页八三）
    事后我们当然知道，这是罗君强的由衷之言，决非「说笑」。但具有这样想法的人在汪政权参与者之间恐怕相当普遍，代表了当时典型的所谓「汉奸」言论。我们必须跳出罗君强以至周佛海的思想层次，然后才能开始探索汪精卫的「最后之心情」及其晚年的诗词。这是我深信不疑的。
    我这样说并不是特意抬高汪精卫，否认他的政治取向与活动后面也有个人的动机。傅斯年在一九四○年二月曾分析过汪的「犯罪心理」，认为由于汪是「庶出」，父兄之教又严，以致很早就形成了一种要做「人上人」的强烈心理。他又特别提到，陈璧君恰好也是一个「人上人」欲望最强的人，因此终于走上了「汉奸」、「卖国」的道路。（见〈汪贼与倭寇──一个心理的分解〉，收在《傅斯年全集》，台北：联经，一九八○年，第五册，页二二九─二三六）傅斯年富有民族热情，全文下语极重，见仁见智，可不深论。他关于「庶出」的心理分析是否可信，因资料太少，也只能悬而不决。但他所指出的「人上人」心理，却指示了一个正确的探求方向。他论陈璧君时有下面一句微妙的话：
    汉光武的时代，彭宠造反，史家说是「其妻刚戾，不堪其夫之为人下」，陈璧君何其酷似！（同上页二三二）
    这句话之所以微妙，是因为原文（《后汉书》卷十三〈彭宠传〉）只说「而其妻素刚，不堪抑屈」，并无「其夫之为人下」语。我相信傅之增字解经是为了要点出汪不甘被蒋介石压成党内第二人这一事实。我们都知道，在抗战前的南京，蒋主军、汪主政，大致尚是分庭抗礼的形势。然而抗战发生以后，蒋不但独揽军与政，而且更进一步正式占据了党的最高地位。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建立了总裁制，以蒋为总裁，汪则副之。以汪在党内的历史而言，这是相当使他难堪的。所以严格地说，这不是汪氏夫妇要争做「人上人」的问题，而是汪受不了「人下人」屈辱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当时人无不了然。马叙伦说：
    汪、蒋之隙末凶终，以致国被侵略后，精卫犹演江宁之一幕，为万世所羞道，受历史之谴责。在精卫能忍而不能忍，而介石不能不分其责。观介石后来之于胡展堂（汉民）、李任潮（济琛）者，皆令人寒心；则精卫之铤而走险，甘心下流，亦自不可谓非有以驱之者也。（《石屋续渖》引在刘衍文前引文，页三○─三一）
    这就是说，蒋的唯我独尊必须对汪之出走负起很大的责任。
    另一方面，陈璧君在汪建立政权方面所起的作用也远比外间所传为大。陈克文是很感念陈璧君的人（见陈方正编校《时代洪流一书生──陈克文日记，一九三七──一九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即将出版，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九日条），却也在《日记》中一再记下了陈璧君的负面行为，而且其来源都出于与汪氏夫妇关系极深的人。（如一九四五年四月八日条记云：「汪精卫之事敌寃死与伊﹝按：陈璧君」之关系最大。））但最直接可信的证据则是由周佛海提供的。一九四四年八月十日周专程到日本名古屋医院探望汪氏的病，记他与陈璧君的谈话云：
    出与汪夫人谈一小时。余表示行政院长及军委会长，仍以代行为宜，不必代理，汪夫人似乎心安。盖其意，恐余与公博盼正式代理，真不知吾两人真意，而以权利之徒目吾两耳。（《周佛海日记》下编，页九○九）
    此时去汪死仅三个月，陈璧君仍唯恐大权旁落，在交谈中逼得周佛海声明只是「代行」而不是「代理」。这一定是陈璧君自己的主张，决不代表汪有此顾虑，因为汪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赴日治疗登机前的亲笔手令即明言「职权交由公博、佛海代理」，他并未用「代行」字样。（见《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二册卷首影印本）
    汪精卫也有个人的动机，这是不成问题的。不过比较地看。他对亡国的忧虑的确占据着主导的成份。胡适在听到汪的死讯时也提出了一个心理分析，但与傅斯年的观点有所不同。他说：

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终身不免有「烈士」的complex。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性命不顾是一件事；所主张的是与非，是另外一件事。此如酷吏自夸不要钱，就不会做错事，不知不要钱与做错事是两件不相干的事呵！（《胡适日记全集》卷八，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三日条，页二○○）

「烈士」情结确实存在于汪的识田之中。不用说，这一情结遇到国家危亡关口必然首先被激发起来而变成行动的原始力量之一，汪的主和与出走即由此开始；然后配合着其它内外因素，终于演出一幕历史悲剧。
在我的认识中，汪精卫在本质上应该是一位诗人，不幸这位诗人一开始便走上「烈士」的道路，因而终生陷进了权力的世界。这样一来，他个人的悲剧便注定了。现在我决定要把他搬回诗的世界，所以下面引他一九二三年一封论诗的信，以为序文的终结：

适之先生：

接到了你的信，和几首诗，读了几遍，觉得极有趣味。

到底是我没有读新体诗的习惯呢？还是新体诗，另是一种好玩的东西呢？抑或是两样都有呢，这些疑问，还是梗在我的心头。
    只是我还有一个见解，我以为花样是层出不穷的，新花样出来，旧花样仍然存在，谁也替不了谁，例如曲替不了词，词替不了诗，故此我和那绝对主张旧诗体仇视新体诗的人，固然不对，但是对于那些绝对主张新体诗抹杀旧体诗的人，也觉得太过。
    你那首看山雾诗，我觉得极妙，我从前有相类的诗，随便写在下面给你看看。
                                晓　烟
                  槲叶深黄枫叶红，老松奇翠欲拏空；
                  朝来别有空蒙意，都在苍烟万顷中。
                  初阳如月逗轻寒，咫尺林原成远看；

                  记得江南烟雨里，小姑鬟影落春澜。
    你如果来上海，要知会我一声。
                                                        祝你的康健
                                                     兆铭　　十月四日

这封论新旧体诗的白话信收在《胡适日记》中（第四册，页一一五─一一六，一九二三年十月七日条），信中所引〈晓烟〉二首收在他的《小休集》卷上，第一首末句第一字「都」在集中改作「只」字，别无异文。这封信似乎还没有受到注意，但它让我们看到在纯粹诗世界中的汪精卫，这是很可珍贵的。
二○一二年二月六日于普林斯顿
余英时

附录：
汪精卫诗词中的「精卫情结」
叶嘉莹主讲汪梦川整理

  汪精卫这个人在历史上的评价有很大的问题，所以一般说起来，向来很少人讲到汪精卫，即便是讲到他也是从政治、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很少人从诗词这方而来着手。而我讲他的诗词中的「精卫情结」，这个题目的选择呢，其实也是有相当的偶然性。
    我最初认识汪精卫这个名字，是在他建立南京政府以后。一九三七年发生了芦沟桥事变，当时我是初中二年级。「七七事变」发生在暑假，等到九月开学，我们学校的所有旧的校长、旧的老师都不见了，换了新的校长、新的老师。我们事先得到通知，说开学第一天，每个人要带墨盒、砚台、毛笔，上了课老师就说，翻开第几页，把第几行第几行涂去，或者翻开第几页，把这整页都撕掉，当时我就想到法国作家都德写的《最后一课》。之后到了一九四○年，怱然有一天，广播上说是有汪精卫的讲演，我记得那天我伯父啊、母亲啊很多人就在收音机那里听讲演，那就是汪精卫回到南京建立我们所谓的伪政府之后发表的第一次谈话。我那时当然很年轻，听到长辈们的说法，他们认为如果完全是在日本的控制之下，那就没有人替自己的国家人民讲几句话，所以现在有一个人过去，总算是个代表中国的人，至少可以缓和一下局势，那时他们是有这样一种心态。
    可是那时候我对汪精卫并没有兴趣，我只知道这么个人他组织了南京的伪政府，可是没有特别注意；然而这个不注意，后来却造成了我非常大的一个遗憾。那是在七十年代初，有一次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讲演，在座的有一位年老的妇女，差不多八十岁左右，听完我的讲演，她就约我到她家里吃茶，吃点心。那个人是谁?是方君璧，也就是曾仲鸣的夫人。曾仲鸣跟汪精卫关系最密切，后来在河内被蒋介石的人暗杀了。他们本来是要暗杀汪精卫，但那天恰巧方君璧来看望曾仲鸣，汪精卫就把自己那个宽大的卧室让给他们夫妇，结果曾仲鸣就替他死了。我现在真是觉得遗憾，因为我这个人对政治没有兴趣，所以尽管我知道她是曾仲鸣夫人，也知道他们跟汪精卫是很亲密的朋友，可是我那天没有兴趣去追问那些事情。曾仲鸣跟方君璧也都写诗词，方君璧的画也画得很好，所以那天我只是欣赏他们的诗词跟画。直到事情过去了很久，我在UBC大学的亚洲图书馆偶然读到汪精卫的《双照楼诗词稿》，才对汪精卫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可是这时方君璧女士已经去世了，我再也没有机会当面向她请教关于汪精卫的事情，这真是非常遗慽。
    方君璧家真是一个革命的家庭，方声涛、方声洞就是她哥哥。方君璧还有个姊姊叫方君瑛，他们兄妹都跟汪精卫非常熟悉，方君瑛跟汪精卫也是很早就认识，传说两人还有一段浪漫的感情。而方君瑛后来自杀了，有人就以为’说是汪精卫原来跟方君瑛的感情很好，可是后来汪精卫跟陈璧君结婚了，而陈璧君是脾气很暴躁的一个人，可能对方君瑛做了一些没有礼貌的行为跟讲话，所以方君瑛自杀了，这个传闻我以为是不可靠的。一般人们常说男女之间，如果年岁比较接近或怎么样，就很容易陷入爱情，而不能保持真正的那种纯洁的友情。而我以为这种感情是可以有的，当然一定要两个人都有很高的境界才可以，而就算两个人都有这个境界，也往往不是世俗所能接受和相信的，因为一般人没有这种境界，就以为别人也没有这种境界。所以我认为汪精卫跟方君瑛两个人，应该是彼此欣赏的，但是也绝没有世俗所猜测的那种戚情。而且汪精卫有很多首写给他妻子陈璧君的诗词，写得真是非常好，那真是同志的、很深密的感情。
    我现在要讲汪精卫。汪精卫本来是广东人，从小就很有才华，凡是看过他的文章、教过他书的人，都认为他是很不平凡的。而他父亲对他督促很严格，让他去读的最重要的书，就是王阳明的《传习录》，这是讲做人而且是关怀国家的；然后叫他读两家诗，一是陶渊明一是陆放翁；一个是隐退的，一个是奋发的。中国传统儒家的修养，总是你达就要兼善天下，你穷还能够独善其身。你要有兼善天下的理想，而当你不能够得到这个机会，当你穷困、不得意的时候，你还有一种独善其身的修养。汪精卫小时候还在满清时代，他也参加了那种乡学、县学的考试，成绩都是非常优秀的。他曾经考中广州府试第一名，还做过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家的教师。可是后来他听到革命的言论，看到了满清的腐败，看到国家的危亡，就有了革命的倾向。当时满清正在选送人才到外国去留学，他就参加了广东举行的官费留学的考试，以很高的成绩得到了官费留日的资格。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他就认识了孙中山先生，从此就一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与成立同盟会并任评议部部长，是同盟会的最初骨干成员之一。因为他的文笔很好，不但当时很多单命的档案由他起草，而且孙中山先生最后那《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定稿也是汪精卫写的。
    当时汪精卫追随孙中山，向各地华侨宣传革命，他从东京来到南洋，就在南洋宣扬革命时遇到了陈璧君，那时她不过十七岁左右，是个很年轻的女孩子。而且我以为陈璧君读书应该也读得很好，因为陈璧君也写诗词，而且她的字应该也写得不错，因为汪精卫有一首诗，说冰如(陈璧君字冰如)抄写了王阳明《传习录》的一段，遗有汪精卫<述怀>诗中的一段，合写成一个长卷。所以这陈璧君也不是一个寻常的女子，她可以把王阳明的《传习录》跟汪精卫的<述怀>诗写成一个长卷。陈璧君也是热心于参加革命的，她听了当时汪精卫在南洋的讲演，看了他办一些革命的刊物上的文章，而且汪精卫还是个翩翩美男子，所以陈璧君当时就对汪精卫非常倾慕。其实陈璧君生长于南洋的旧家庭，年轻时候也订过亲的．后来解除了婚约。然后就是在辛亥革命之前，革命形势一度非常不利，很多次起义都失败了，所以很多革命党人就非常灰心。就是在这个时候，汪精卫说，在大家都消沉的时候，要做一两件事情振奋民心。那做什么事情?他就想去刺杀摄政王。做这种工作当然就要掩人耳目，所以陈璧君就和汪精卫两个人假扮成夫妻，到北京执行暗杀的任务。汪精卫觉得，万一我被捉住而牺牲了，而她是以这样的身分过来的，一定会连累到她，我不能不给她一个名义啊!所以汪精卫就以私人感情跟陈璧君有了这种约言，说愿意跟她结婚。
    后来汪精卫他们在后海的那个银锭桥底下埋炸弹，结果被发现了，暗杀任务失败，汪精卫就被捕了。那时陈璧君正在南方筹款，听说汪精卫被捕，立刻就赶回来，在他被关押的监狱附近租了一个小房子，给他送一些东西，尽量的照顾他。汪精卫被捕以后，本来应该立即处死的，然而因为当时那个主审的人看了汪精卫写的文章和供词，非常欣赏，所以就没有把他处死，而是把他关在监狱里边。这时当然还是满清的统治，可是人心已经思汉了，革命的风潮已经起来了，所以很多人同情革命。有一天晚上，监管汪精卫的狱卒就带进来一小团揉得很烂的纸给了他，他打开一看，是陈璧君给他的一封信，信中嘱托他忍耐，说一定要设法救他。汪精卫看了非常感动，而且那个狱卒说，这个写信的人希望他能够回信写几个字。汪精卫就想回信写什么?如果实话实说，被人家搜到了，那不是连累陈璧君了吗?所以汪精卫写了什么呢?他想到了清初著名词人顾贞观所写的一首词<金缕曲> ：「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哪堪回首。」于是汪精卫把这首词改了几句，交给了这个狱卒，让他带出去给陈璧君。那陈壁君给他写的这封信怎么办呢?他说我既不忍心把它舍弃，又不能够把它保存。他就把陈璧君写的信放在嘴巴里嚼一嚼吞下去了。所以汪精卫实在是很重视感情的一个人。

被逮口占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鸥浮。
             奼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刚才讲的是汪精卫早期的经历，现在我们就来看他最有名的几首诗， <被逮口占>四首。我的题目是汪精卫诗词中的「精卫情结」，一个人有时候内心之中有一种complex。就是一种「情意结」，就是你执着要追求的东西。大凡真正伟大的作家，在内心之中都有一个真正追求和执着的理念。《论语》也说：「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很多人只向往文采风流，但那一定是第二等，就是文采再美妙。再风流，也是第二等。凡是第一等的作家，都有一个最高的理念的层次。我曾经写过辛稼轩词的评论，我说它「一本万殊」，稼轩写了好几百首词，每一首词都有不同的感情、不同的风格，但是它有一个中心所执着的东西。杜甫也同样是如此，他那么多长短的、古近体的诗篇，也有一个他所执着的理念在那里。汪精卫的诗，还有他的词，合在一起你就可以看到，就是他有一个理念，有一个执着，而他理念所执着的，就是一个愿意牺牲自己去完成一个什么东西。要追求一个不可能的事件。李商隐说「何日桑田俱变了，不教伊水向东流」，什么时候你能够把天下的情势改变，你能够把东流的逝水都挽回来，你能够做到吗?而这个汪精卫就读了陶渊明诗和陆游诗，那陶渊明虽然是消极，但是他有一个理念是不可挽回的，所以他说「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我有我所执着的、我所守住的一点；这个陆放翁临死还说「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所以伟大的诗人，都有他一个理念、一个执着，不是随波漂摇的，不是见风说风、见月说月的人。
    汪精卫的诗词之所以让我感动，就因为我居然发现，在他的诗词里边，从他最早的诗到最后的诗，都一直贯串着他的一个理念。所以你看他<被逮口占>就说：「衔石成痢绝」，「衔石」指的就是填海的精卫鸟。就如李商隐说的，「何日桑田惧变了，不教伊水向东流」，你能够让沧海变成桑田吗?所以汪精卫说「衔石成痴绝」，你能够挽回这个东流的逝水吗?你这个精卫的小鸟，想衔着一个一个小石头去填那个沧海，你填得了吗?然而填得了填不了是一回事情，我有这种理念又是一回事。所以「衔石成痴绝」，那真是「痴」啊!有这种理念的人当然是傻瓜了，你抱着一个你自己要追求的理念，而你能不能成功是渺不可知的。你要填的是沧波万里的大海，所以「沧波万里愁」。「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你们大家都不肯做那个傻瓜的精卫，你们大家都不肯衔那个石头去填海，所以我是孤独的，可是我「终不倦」，我不懈怠、不停止，「羞逐海鸥浮」，海鸥怎么样?海鸥到处追逐食物，船上有食物，牠就站在船上的桅杆上；海边上有食物，牠就落在海边上。而我精卫是耻于这么做的，所以「弧飞终不倦，羞逐海鸥浮。」第二首，「奼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奼紫嫣红的这么美丽的颜色，你是用什么颜料把它染出来的?他说「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将来有一天那么美丽的红花开出来，那是多少仁人志士用他们的鲜血染成的。第三首是最有名的一一首了：「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伙，不负少年头。」少年人都容易感激奋发、激昂慷慨，所以「慷慨歌燕币，从容作楚囚」，我现在被捕了，但我不畏惧，我会从容赴死，为我的理想付出生命；「引刀成一快，」斩首对我来说是一种痛快，因为这是在成全我、完成我的理念，所以，「不负少年头」，我为了理想、为了革命、为了国家而牺牲，我觉得这是值得的。第四首：「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我虽然死了，但是我的心魂还在，我的身体就变成劫后的寒灰，我的骨头的那个磷火不会消灭，每夜都要照在当时的燕京。
    我还要补充一点材料。汪精卫要去行刺摄政工的时候，曾经给他的朋友胡汉民写过五封信，他对这些革命的同志说，现在我们多次起义都失败了，很多人对革命不再存有热情和信仰了，我们要牺牲一两个人，做出一些事情来，重新唤起大家的革命热情，所以他准备去暗杀摄政王。胡汉民劝他不要做，说人才难得，不应该去牺牲，机会还不到。他就给胡汉民写了一封血书，说人才是为了有用的，得到人才却不用他，又何必求这些人才呢?如果说现在：不是可死的时候，而我汪精卫不是可以赴死的人，那么我请问，谁应该去牺牲?他又打了比方说牺牲的道路有两条：「一曰恒，二日烈」，譬如我们煮饭，是有一个锅来盛这个米，然后底下要架上柴火来烧。这个锅得要长久忍受烈火、滚水的烧灼煎熬，这是「恒」的美德。而那个被烧的柴，把它自己完全烧毁，饭就是因为有这个热力才蒸熟的，这是「烈」的美德。他说在革命的事业上，要有人做那个百折不挠、耐得住苦难的锅，也还要有人能够有牺牲的勇气、能够做那个被烧的柴火。他于是对胡汉民说：「我今为薪，兄当为釜」——我现在就要做那个被烧的柴，我希望你能够做那个煮饭的锅。所以这个汪精卫是从很早就有这样的理念。那汪精卫后来不是跟日本人合作成立了南京的伪政府吗?当他死了以后，就有一些人写了诗词来悼念他，我现在念几首别人悼念他的诗。我现在先引胡适之先生的一段话。当汪精卫的死讯传来，胡适在日记里说：「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终身不免行有『烈士』的complex」，他是抱定牺牲自己的志意的。这是胡适说汪精卫有「烈士」的情结。我今天讲汪精卫的「精卫情结」，「精卫情结」也就是一个烈士的情结，所以我的题目其实跟胡适先生是相同的意思。人各有所求，《史记》里说「贪夫殉财，烈士殉名」，文天祥殉节死难了，他说「留取丹心照汗青」，我虽然死了，但是我的姓名、忠义的名声永远留在历史上了。所以烈士殉的是「名」，一般所说的「烈士」，是为了有一个好的名声，就是所谓「千秋万世名」，可是汪精卫不是一般的烈士，他所作的是更大的牺牲。他少年时候也说「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我牺牲了生命，但我可以永远得到「丹心照汗青」的令名，可是最后汪精卫跟日本人合作，是连这个身后的名都牺牲了，他从此被人骂成「汉奸」。而我之所以读了汪精卫的诗词很受感动，就因为他不是一首诗，不是一首词，他是从开始到结尾，终身所贯注的，还不止是一个烈士的情结，因为他不是「殉名「的烈士，他是连名都要牺牲的，所以我说他是一种精卫的情结。
    现在我们再来看他的另一首诗， <见人析车轮为薪为作此歌> 。说的是看到有人把车轮拆下来，劈成柴去烧火做饭了，而写了这首诗。车轮是负重致远啊!它曾经负载过多少重量、运输过多少货物?到它衰朽了不能用了，人们就把它拆下来烧火，所以它最后把自己也牺牲了。这种把车轮子卸下来劈成的薪柴在中国传统上有一个名字，叫做「劳薪」，因为它做了一生劳苦的工作、最后连自己都赔上去了。人的性格是天生的，汪精卫有了这个complex，所以看到有人劈车轮为柴火，就引起了他的感慨，写了这首歌：

见人析车轮为薪为作此歌

    年年颠蹶南山路，不向崎岖叹劳苦。只今困顿尘埃间，倔强依然耐刀斧。轮兮轮兮生非徂徕新甫之良材，莫辞一旦为寒灰。君看掷向红炉中，火光如血摇熊熊。待得蒸腾荐新稻，要使苍生同一饱。

    这就是他刚才的理论，我要把我烧了，蒸出一锅饭来给大家吃。我们现在都讲的是他的烈士的情结。

病中读陶诗

       摊书枕畔送黄昏，泪湿行问旧墨痕。种豆岂宜杂荒秽，植桑曾未择高原。
       孤云叆叆诚何托，新月依依欲有言。山泽川涂同一例，人生何处不笼樊。
       病怀听尽雨飕飕，斜日柴门得小休。抱节孤松如有傲，含熏幽蕙本无求。
       闲居始识禽鱼乐，广土终悬霜霰忧。暂屏酒尊亲药裹，感因苦口致深尤。

    我们再看他的<病中读陶诗>两首。陶渊明这个人很奇怪，很多忠义奋发的人都被他的诗所戚动，像稼轩说「老来曾识渊明，梦中一见参差是」，「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陶渊明有他凛然生气的那一面，而他不志的时候，也能够躬耕归隐。所以陶渊明的诗富于人生的经验，可以让出来不少的心得，共鸣。汪精卫的诗说：「摊书枕畔送黄昏，泪湿行间旧墨痕」，这是他生病的时候，整天躺在床上，就读陶渊明的诗。他从小读陶诗，旁边或有他自己或者他父亲的评点，所以是「行间旧墨痕」；「种豆岂宜杂荒秽，他桑曾未择高原。」这是化用陶渊明的诗句。陶渊明有一首<归园田居>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我种豆在南山之下，可是草太茂盛了，豆苗长不好，所以，一大早起来我就去锄草，月亮都上来了，我才背着锄头回来。田间的小路很窄，旁边的杂草很多，我衣服都打湿了，但是只要我种的豆子长好了，我付上这点代价算什么!所以汪精卫说「种豆岂宜杂荒秽」，说种豆一定要除去那些杂草。你要追求你的品格、你的精神，你追求自己的那个不是外表能够看见的东西，你就要把那些不好的东西除掉。「植桑曾未择高原」，陶渊明<拟古>说的，「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他说在水边种上了桑树，三年后想可以采桑了，忽然一阵大水来了，桑树枝叶都随波漂流了。可这是你最初选择的不对啊，你为什么不种在高地呢?所以今天被冲毁了，后悔也来不及了。所以「种豆岂宜杂荒秽，植桑曾未择高原」，因而人生，你说一句话、你做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说话你不做事．你一动心动念之间，你都种了些什么东西啊？「孤云叆叆诚何托，新月依依欲有言」，陶渊明<饮酒>诗里边说了，「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暧暧空中灭，何时见余晖」，世界上一切万物都有一个托身之所，惟独天上那一片云，四无依傍，这真是孤独。所以陶渊明又说「暧暧空中灭，何时见余晖」，你看那一朵云，慢慢的缥缈之间就消逝了，你什么时候再见到那朵云的光影的闪动?明天也许有云，但绝不是这一朵云了。还不像今年花落明年又开在这里，那云永远不见了。现在汪精卫用了陶渊明诗中的形象，「孤云叆叆诚何托」，诚，果然，人生果然就是如此孤独的，你汪精卫被人说成汉奸了，你当时的那一份用心，连你死后的声名都牺牲掉的那一份用心，谁真的认识?谁真的理解?「孤云叆叆诚何托，新月依依欲有言「，这是一钩新月，你看它那么多情的样子，我觉得那月亮就要跟我说话。这么光明、这么新鲜的感觉，你真是觉得有生命在的，写得真是好。「山泽川涂同一例，人生何处不笼樊」，你说人生哪里不孤独?人生到处都孤独。你说人生哪里不受拘限?人生到处都是拘限。所以不管是山、不管是水，「山泽川涂同一例，人生何处不笼樊」。
    第二首，「病怀听尽雨飕飕，斜日柴门得小休。抱节孤松如有傲，含熏幽蕙本无求」这个汪精卫真是写得好，尽管他外表上做了大家以为是汉奸做的事情，但从他的内心看他绝不是一个汉奸。「抱节孤松如有傲」，这也是陶渊明说的，「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松是坚贞的、岁寒不凋零的，所以它「抱节」；「含熏幽蕙本无求」，这是出自唐代张九龄的<感遇>诗，「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我不是为你们才香的，我是本来就是如此的。「本能求」，这是张九龄说的，「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兰蕙之芳香是它本质如此，它不是送出香气叫你来采折。所以是「抱节孤松如有傲，含熏幽葱本无求。闲居始识禽鱼乐，广土终悬霜霰忧」，陶渊明不是归国田了吗?他说「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你看空中的鸟、水中的鱼是多么自由，所以陶渊明就脱出了世俗官场的约束隐居了。这是「闲居始识禽鱼乐」，可是呢，下一句就是汪精卫，不是陶渊明，汪精卫是「广土终悬霜霰忧」，「广土」，我们国家的这一片土地，就是在霜霰之中，在风雪侵凌、在列强的窥伺之下，汪精卫为此而深深担忧。《论语》上记载，孔子带着学生们周游列国，有一次经过一个地方，看到长沮、桀溺两个人在那里种田，孔子就让子路去问路。子路就过去了，长沮、桀溺就对子路说，你的老师带着你们东跑西跑，今天到这个国家、明天到那个国家，跟个「丧家之犬」一样，你「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仁哉?」子路回去对孔子说了，孔子就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鸟兽不是你的同类，你不能真的就在山林之中与鸟兽住在一起，我们是人类，我们不关怀人类、不为人类做事情，我们跟谁在一起呢?所以「广土终悬霜霰忧」，这就是汪精卫跟陶渊明的不同了。你关心追求自己的自由，可是你怎么忍心看到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你怎么能够忍心看到你的国家被灭亡呢?所以他「暂屏酒尊亲药裹，感因苦口致深尤」，我暂时抛开我喜欢的酒，我就来吃药，「良药苦口利于病「嘛，我怎么能因为吃起来苦就抱怨呢!所以你要耐得住一切的苦恼。
    那汪精卫跟陶渊明果然是有不同的，你要知道，天下的事情，你没有走出这一步以前，你是站在这里的，但是你只要一步走出去，你不站在那里了。所以陶渊明在改朝换代的时候，他是接受新朝还是不接受新朝?陶渊明就说，「稷下多谈士，指彼决吾疑」，「行行停出门，还坐更自思……万一不合意，永为世笑嗤」，他说有人劝我出去，我已经走到门口了，迈一步就出去了，可是我又转回头坐下了，我自己想一想，万一我一步迈出门，如果遇到不能够让我满意的事情，那就千年万世永远要被人讥笑了，这就是陶渊明。而汪精卫这个人就跟陶渊明不同，汪精卫是我宁可牺牲自己，我要为国家人民做一些事情，而陶渊明说我还是退回来吧!所以汪精卫当时在中国最危亡的时候，还希望能够保有半壁江山，能够由他把沦陷区的人民、土地保全一部分，他是有这样的理想。可是你毕竟迈出去这样一步了，当你没有迈出去的时候。日本人跟你谈的条件说的都很好，可是你一旦真的脱离了国民政府，真的坐着船到了上海、到了南京，日本人马上条件都变了，你回不去了。就是「万一不合意，永为耻笑嗤」，这真的是无可奈何的一件事情。
    我们再来看汪精卫的一首词。他有一首咏落叶的词，牌调名是<忆旧游> ，写得很不错。我们知道，词的内容跟牌调其实是不必然有关系的，但是很多作者，在他选择词的牌调的时候，他是有心的。汪精卫为什么选择了<忆旧游>?因为里边有他对自己平生的回忆。还不只是汪精卫，晚清的文廷式也写过一首<忆旧游>，那时庚子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从京城逃走，把珍妃投到井里去了。而文廷式是珍妃的老师，跟珍妃的哥哥也是非常亲密的好朋友，所以文廷式写了 <忆旧游> ，真是回想当年，戚慨万千。现在汪精卫也写<忆旧游> ，本来牌调与内容不必然有关系，可是文廷式、汪精卫选择了这个<忆旧游>的牌调，还是有一份深意的。这是牌调，再说题目。有的词有题目，有的词没有题目，而这首词的题目叫做「落叶」，说明这是一首咏物的词。咏物词是怎么样?周济说：「咏物最争托意。「 (《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咏物的词，最重要的就是里边一定要有寄托的意思。不然咏物只是咏物，那还有什么意思?汪精卫的这首咏落叶的词写些什么呢?我们来看看：

忆旧游落叶

   叹护林心事，付与东流，一往凄清。无限留连意，奈惊飙不管，催化青萍。己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经。有出水根寒．拏空枝老，同诉飘零。天心正摇落，算菊芳兰秀，不是春荣。摵摵萧萧里，要沧桑换了，秋始无声。伴得落红归去，流水有余馨。尽岁暮天寒，冰霜追逐千万程。

    这是一首咏物词，题目是「落叶」，咏物词一定要扣紧这个物来写。「叹护林心事，付与东流，一往凄清」，你要知道，树的叶子不是有叶绿素吗?它可以发生光合作用，可以给树提供养料，科学上这么讲。所以叶子的心是要保护树木的，可是现在这叶子落了，它要保护树林的用心就完全都落空了，现在就落得个一片凄凉。「无限留连意，奈惊飙不管，催化青萍「，他说这个叶子难道就心甘情愿落下来吗?叶子还有多少留连的意思?它愿意留在树上，愿意贡献自己维护树木的一份心意跟力量。可是秋天那种强大的风，它不管落叶的悲哀，不管这个落叶的用心，「惊飙不管，催化青萍」，就把一切植物都摧毁了。词的妙处在于它有一种「语码」 (code)的作用，有一种言外的可能性。「青萍」是植物，当然一切植物到了秋天都零落了：但「青萍」同时是一把宝剑的名字，所以表面上说的是植物，秋天把一切植物都摧毁了，同时也是把一个志士、一个烈士的一切当年的壮心给摧毁了。「己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经。」这里「分」是名词，就是本分，就是你所应得的。「己分」，我已经知道我的本分，我所能做的，「己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经」，潮，向前的叫「澜」，回来的叫「汐」；早晨的叫「潮」，晚上的叫「汐」，一个是去的，一个是回来。他说我已经知道我过去的那一切，没想到我晚年还要经受又一次的考验。我当年是曾经参加国民革命，曾经去暗杀摄政王，那现在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我应该做什么呢?我现在还要回来，还要牺牲我自己做一些事情吗?「有出水根寒，拏空枝老，同诉飘零」，我现在再回来，作为一棵树，而这棵树是飘摇在风雨之中的树，树根都暴露在外面了。我是作为树枝上的叶子，希望还为这棵树尽一点力量，可是树的那些曲折的、向空腾拏的树枝已经都衰老了，不知哪天就会要倒。我这树叶能为这样的树做什么呢?我这叶子是飘零的，而这树的根和枝又何尝不是飘零的呢?所以是「出水根寒，拏空枝老，同诉飘零」。寒冷的根、老去的枝，跟我这叶子一同诉说飘零。
    下阕。「天心正摇落，算菊芳兰秀，不是春荣」，他写的是自己所处的真实环境。因为当时满清的革命，国家总体还是没有很大的危险；可是现在这个抗战的政府在后方真是「出水根寒，拏空枝老」，整个国家的存在都是危险的、不可知的，所以他说现在是「天心正摇落」，「天心」，这是命运，天心注定现在就是摇落的日子，就是衰败的日子，就是这株大树枯干要跌倒的日子。「算菊芳阑秀，不是春荣」，就像我现在要想做一些事情，我回到南京，那里已经是沦陷了，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也是一个政府，表面上做的也像有那么回事的样子，好像「菊芳兰秀」，可是毕竟是在日本的控制之下，所以「不是春荣」，那不是真的春天。「摵摵萧萧里，要沧桑换了，秋始无声」，「摵揻」就是现在我们说的「瑟瑟」，风吹枯干的树叶的声音。「揻摵萧萧里」，到处都是凄凉摇落一片萧瑟的声音。「要沧桑换了，秋始无声」，什么时候萧瑟的声音才能停止?要沧海变成桑田，桑田变成沧海，要整个的世界都换了，这种摇落的声音才能停止。「伴得落红归去，流水有余馨」，「落红」是什么?这首词不是写落叶吗?大家要记得，我在前面讲过汪精卫的一首诗，说「奼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落叶已经没有希望了，我知道我要流走，但是我要用我的鲜血染红花瓣，我最后愿付上我的代价，用我的生命来证明我的持守、我的志意。所以我希望有一个飘落的红色的花瓣陪伴我。一起流走，「伴得落红归去，流水有余馨」，如果我能够在最后离去的时候，不止是一个枯干的叶子，还伴随有一片飘零的落花，那个时候就算我凋零随流水流走了，那流水还留下一点点香气，「余馨」也就是他原来的志意和理念。「尽岁暮天寒，冰霜追逐千万程」，落叶是现在，那未来呢?秋天以后就是寒冬，所以我的未来，落叶的未来，是「冰箱追逐千万程」，我知道我将来要走的路，一路上都是冰霜的追逐，是更寒冷的冰雪的挫折。这就是当时汪精卫离开重庆、到南京组织了伪政权的时候写的一首词，里面仍然体现着他的牺牲的志意。
    那这个汪精卫后来就当然是汉奸了，他死后本来是葬在中山陵附近的梅花山上，因为那个时候南京政府还存在，日本还没有投降。可是转眼之间日本投降了，蒋介石要从后方重庆回到南京的的时候，就指示要炸毁汪精卫的坟墓。他们两个人斗争了一辈子，所以一定要炸毁汪精卫的坟墓。而汪精卫死的时候，已经是日本投降以前一年不到的时间了。当时有人劝陈璧君退出，说你就不要再在政府里边工作了。陈璧君就说，我跟汪精卫从开始革命跟随他一生，我不能到最后放弃这件事情，我宁可为这件事情而牺牲。所以陈璧君在战后就以汉奸罪被审判。有记载说当时很多人来旁听，陈璧君就在法庭上说，你们说汪精卫卖国，说汪精卫是汉奸，中国哪一寸土地是汪精卫卖的?哪一寸土地是汪精卫丢掉的?他是在这些地方沦陷以后，才来挽救这里的。据说当时很轰动。而由于战后蒋介石的接收弄得民怨沸腾，当时报纸甚至还说「人心思汉」，「人心思汉」本来是说人想念自己的祖国，但是这里的「人心思汉」，是暗指人心思汉奸。这个我是身经其事的，我们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现在胜利了，当然很高兴了，我当时正北京的中学教书，就带苦我的学生在马路上欢迎。结果国民党的这些个来接收的人，最后我们管他们叫什么?叫「劫收大员」，还有什么「五子登科」，这都是当年编出来的成语，「五子」就是指他们所「劫收」的房子、条子、金子、．车子、还有女子，，所以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我现在来不及讲很多，再看看汪精卫死后人家评论他的诗吧!当时上海有一位女诗人，这个人叫陈小翠，她有一首<题《双照楼诗词稿》> ，全诗是：「双照楼头老去身，一生分作两回人。河山半壁犹存末，松桧千年耻姓秦。翰苑才华怜俊主，英雄肝胆惜昆仑。引刀未遂平生志，惭愧头颅白发新。」这首诗真是写得很不错，写得很贴切。「双照楼头老去身，一生分作两回人」，汪精卫跟陈璧君的住所叫双照楼，如今他已经老去了：而他这一辈子等于做了两种不同的人，前半辈子行刺摄政王，是革命志士，现在居然做了汉奸。但是刚才我就说了，很多人同情他，比如胡适之就没有说他是汉奸，而说他是有烈士的情结，烈士的complex，这是胡适之的日记上说的，所以真正了解当时的那些个人，都知道汪精卫绝不是一个汉奸，他是不得已而这样做的。只有蒋介石那一派的人才会真的把他打成汉奸了。所以陈小翠说「双照楼头老去身，一生分作两回人。河山半壁犹存末，松桧千年耻姓秦」，这真说得好，他是要保存半壁江山，「跟南宋一样，可是他毕竟是跟日本人妥协了，所以「松桧千年耻姓秦」，古人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那松桧是经霜而不凋零的，可是松桧的桧字冠上个姓秦的「秦」字，就因为秦桧而蒙上了耻辱。汪精卫也居然落到一个汉奸的名字，所以是「耻姓秦」。「翰苑才华怜后主」，这是用了一个典故，说李后主亡国以后被带到北方，宋朝的皇帝就问他，说听说你常常写诗词，有什么好的句子念来我听一听。李后主就说「揖让月在手，动摇风满怀」，是他咏扇子的诗，宋朝皇帝就说「好一个翰林学士啊!」说你这个文才还不错，就是你不配做一个国君。所以陈小翠说「翰苑才华怜后主」，当时中国政坛上的这些个高宫，诗词写得最好的是汪精卫。所以「翰苑才华怜后主，英雄肝胆惜昆仑」，所以她说汪精卫始终是英雄肝胆，像唐朝传奇里说的昆仑奴这样的侠士。「引刀未遂平生志，惭愧头颅白发新」，汪精卫当年说「引刀成一快」，可是到底没有；而现在居然落到一个汉奸的下场。当时还不止是陈小翠说他好，钱锺书也有一首诗，说「扫叶吞花足胜情，巨公难得此才清」，也是称赞汪精卫的，「扫叶吞花」都是汪精卫的诗词，「足胜情」，他有这么多的诗人的感情，「巨公难得此才清」，在政坛上的这些个名公巨卿之中，难得有这么有才华的人。
    其实我本来还有一些材料，在汪精卫组织南京政府的时候，南方有很多的词学家，像钱仲联，像龙榆生，都跟汪精卫有密切的交往，而且钱仲联他们还在汪精卫的政府里做过事情，汪精卫死了以后，他们也都有诗，我现在来不及给大家念了，只好就结束在这里。总而言之，我认为汪精卫诗词里有一个complex，就是胡适说的烈士情结，一个「精卫情结」。(此为台大文学院．简静惠人文讲座邀请叶嘉莹教授举行专题演讲之一，时间：二○○七年十月四日，地点：洪建全基金会，敏隆讲堂)

茅于轼评汪精卫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说要重新评价汪精卫。文章我没有看到，对汪精卫我也没有任何研究，但是引起我的思考。从人民的角度看汉奸和从国家的角度看很可能是不同的，有时候可能是绝然相反的。卖国求荣的汉奸当然不耻于人类，但是也可能有一些汉奸并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减轻人民的痛苦，作为抵挡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欺压的缓冲器。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他自己下地狱，为的是减轻老百姓的痛苦。反过来看，有些英雄拿几十万人民的性命做抵押，坚决不投降，只是为了报效皇帝老子。从人民利益的立场看这些人不值得效法。用这样的眼光看问题，几千年的历史就要改写，可见分清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区别有多么重要。
           ——引自茅于轼《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政治家的利益》完整版

读余英时先生为汪精卫《双照楼诗词藁》笺释本序

孔捷生

死士堪怜未死时，百年犹诵引刀词。

原来题柱足青史，何必负囊栖别枝。

浪过崖山祠孰在，羊迷魏邑路多歧。

最哀双照楼头月，不向东南半壁移。

（写于2012年初夏）

马云龙：血色记忆

发布时间:2012-04-28 09:29

重庆沙坪坝红卫兵“文革墓园”，席庆生的母亲黄培英的墓就在这里面。（席庆生供图）

　　2010年的清明，连月雾锁的重庆难得透出了阳光。一大早，老席就跑来找我，说：“我领你去看看红卫兵墓园吧。”

　　这是我早就期许的行程，只因为来重庆几个月一直忙，没有机会成行。重庆的一群画家用五年多的时间画了一幅长达八九百米的长卷《浩气长流》，记录和重现了伟大抗日战争的真实历史，使我深为震惊和感动，我就作为一个志愿者跑来参加这个传奇性的团队，为这幅巨画在台湾的首展做些服务工作。老席就是这个团队中的一个核心成员——他虽然不会画画和写文字，却是一个有思想、有悟性的策划者和忠诚实干的服务者。

　　他叫席庆生，是个生在重庆、长在重庆、已经在山城生活了近六十年的“老重庆”。这个身材不高却敦实精干的汉子，混入山城高低不平、人潮汹涌的街道，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就连他那标志性的大嗓门，放在重庆也不算稀罕——吃多了麻辣火锅的重庆人似乎大多都有一张这样的大喇叭。但是，只有了解他底细的朋友才知道，这个平凡的重庆人有一个不平凡的人生。

　　我曾经断断续续地听他讲过自己在“文革”中亲历的惊险故事，也知道他和那个如今已经渐渐引起关注的“文革墓园”有着特殊的关系——他的母亲就埋葬在那里，虽然她并不是红卫兵，只是个在武斗中被打死的无辜平民。

　　我跟着老席来到了这个全国仅存的官方认可的“文革”文物单位——重庆沙坪坝红卫兵墓园。

　　墓园藏在僻静的沙坪坝公园深处，不知谁用油漆在大门边的石砌围墙上刷上“文革墓园”几个猩红大字。里面青塚累累，老树枝柯横斜，枯藤委地，凄凉而又阴森。一座座残破的“红卫兵纪念碑”高低错落地掩映在荒草中，上面刻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永垂不朽”之类的豪壮文字，但字迹斑驳陆离，有些已难以辨识。

　　在1967年到1968年的武斗时期，沙坪坝一带是重庆“八一五”派的势力范围，该派战死人员就选定在这里埋葬。这里现存113座武斗战死者的墓碑，下面掩埋了大约404名武斗死难者（其中少数是意外事故死亡的“八一五”派成员）。死亡者年龄最小的仅14岁，最大的60岁。席庆生的母亲能埋葬在这里，大概因为她是“八一五”的家属。

　　老席母亲的坟墓在墓群靠中央的地方，有一块不大的墓碑，上面刻着“母亲黄培英之墓”几个字，下面署着席庆生兄弟和妹妹五人的名字。老席说，原来的墓碑已经破蚀了，这个墓碑是上世纪90年代他们重新立的。

　　老席在母亲的墓碑前坐下，点燃一支烟，向我详细讲述他和母亲的故事。

　　“文革”中千万个家庭被政治撕裂的悲剧也在他家上演了：本来是汽车司机的父亲在工作单位参加了“八一五”派，还成了这一派在新华书店发行所的一个小头目，他肩负着保卫仓库中存放的大量“红宝书”和毛主席画像的重任；而当时只有15岁的中学生席庆生，则在学校参加了“八一五”的对立面“反到底”派，成了父亲的“敌人”。只有善良的母亲居间中立，既要照顾丈夫，又要保护孩子。

　　1967年，“文革”第二年，重庆的两派斗争进入武斗阶段。这个中国最大的军工生产城市，有抗战时期建成的兵工厂，有上世纪60年代新建的“三线”军工企业，是各种常规武器的生产地。武斗一开，两派都迅速武装起来，从步枪、机枪、冲锋枪，到大炮、坦克、装甲车，除了飞机之外都拉上了战场，甚至在长江上还有了武装的舰艇互相交战。

　　战火一起，15岁的席庆生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想要和同学们一样武装起来，到战场上去过一把“英雄”瘾。但是，父亲虽然自己已经参加了一方的战斗队，却坚决反对儿子参加武斗，而母亲更是跑到学校把他拉回到父亲坚守的仓库，日夜看着他，不许他离开一步。一次，席庆生趁母亲熬粥煮饭的时候，偷偷溜了出去，还没跑出家门，就被母亲发现，情急之下，母亲打翻了菜粥，滚烫的水浇了一身，烫伤了脚。母亲忍住揪心的疼痛，一瘸一拐地冲出去，死死地抓住他的皮带不放。最后，母亲流着泪瘫倒在地，一双手却终于没有松开……

　　四十多年来，每当回忆起这一幕，老席都痛哭不已。

　　1967年7月中下旬，“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在杨家坪地区爆发大规模激战，老席家所在的滩子口成了双方厮杀的前沿阵地。数百人的队伍在这里正面交锋。两边的高音喇叭都放着毛泽东的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还有林彪的语录歌“枪一响，上战场，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完蛋就完蛋，完蛋就完蛋”，人们喊着口号冲向对方的阵地。一刹那枪炮齐鸣，血肉横飞……

　　8月23日，重庆大学“八一五”和空压厂的“八一兵团”等“八一五”派武装，开始进攻电校“东方红”据守的王家大山。“反到底”派的望江厂（军工）101舰队赶来炮火增援，其他“反到底”派队伍也向王家大山集结。一场惨烈的战斗打响了，“八一五”派虽然跟着坦克进攻，但是仍然被“反到底”击败。重大“八一五”的“301突击队”十几个参战大学生被打死，装甲运输车也被“反到底”缴获，双方各有几十人战死，杀红了眼的两派准备着一场更大的战斗。

　　这天晚上，老席的父亲随“八一五”派撤离了杨家坪地区，他托人带信给母亲，叫母亲赶快离开单位，带身边的两个小孩到大渡口亲戚家去避难。

　　8月24日席庆生和弟弟跟着母亲匆匆离家，汇入逃难的人群。

席庆生的母亲黄培英在“文革”武斗中死于他父亲所属的“ 八·一五”派的枪下。（席庆生供图）

　　离家时，38岁的母亲带了家里的户口本和一些能带走的东西，还有两只老母鸡——这是他们家最贵重的财富。母亲还特意给两个孩子和自己换上白衬衣，她想以此来标识身份，说明他们是手无寸铁的逃难百姓，希望交战双方不会把枪口指向他们。

　　三人仓皇上路了。两个孩子各抱着一个包袱，母亲一手抱着两只母鸡，一手拉着年幼的弟弟。逃难的人扶老携幼，在枪炮声中艰难地穿行。

　　席庆生清楚地记得，走着走着，枪炮声奇怪地沉寂了下来，他甚至能听到小鸟清脆的叫声。那已是午后时分，母子三人走到毛线沟屠宰场附近，来到一片开阔地。隔着一道山脊，逃难的目的地——“重钢厂”就在眼前了。

　　就在这时，一记刺耳的枪响突然划破午后宁静的天空，一颗子弹嗖地一下掠过了席庆生的头顶，15岁的少年敏锐地卧倒在地。就在他还没有清醒过来时，第二记枪声凄厉地响起，就在同一时间，母亲“啊——”一声惨叫，庆生扭头一看，母亲正左手捂住左胸，仰天倒下……

　　席庆生一下子从地上跃起来，扑到母亲身上，他拉开母亲的手，才看清楚子弹是从左边乳房部位射入，横穿整个胸腔，再从右胸穿出，鲜血喷泉般从弹孔处汩汩涌出来，不停地翻冒着血红的泡沫。少年紧紧抱住母亲，不停地叫“妈妈！妈妈”，摇动着她血肉模糊的身体，试图唤醒已经无知觉的母亲。

　　突然，奇迹出现了。母亲竟然苏醒过来，她奋力挣扎，终于仰起了头，睁大眼睛寻找着，仿佛寻找她另一个孩子。这时的母亲已无力说话，只是无声地向眼前心爱的长子送来最后一瞥。席庆生从这一瞥中读出了绝望、祈求、愤怒，甚至还有点歉疚——她就要离开了，可五个孩子还太小啊……然后，母亲的眼睛一翻，就永远地闭上了。母亲的最后目光，定格成一张永不褪色的底片，从此经常浮现在他的眼前……

　　讲到这里，老席已经泪流满面，半晌无语。等情绪稳定下来，又点燃一支烟，他才又接着讲下去：

　　“这时候，重钢厂山头阵地上的12.7毫米高射机枪开始疯狂地扫射。我突然跳起来，脱掉穿在身上的白汗衫，朝对面山头挥舞，一边大声地喊：别打了！别打了！我们是老百姓，逃难的……”

　　回答他的是一阵更密集的枪声。他又被迫仆倒地上。子弹密集地从耳边突突噗噗地射过，飞溅起来的沙土纷纷落在他头上身上。枪声歇下来以后，他又跑过去，爬到母亲身边，用撕下来的衣服去堵伤口。他条件反射般地做着徒劳的救护，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母亲再流血了！

　　然而，血仍在不停地往外冒，将田坎四周的青草地染红。少年绝望地抬起头望着太阳，他记得，那时的太阳是黑色的，正午的天空和大地也都是黑色的……他扑在母亲身上，跟母亲一起躺在地上，脑海里一片空白。

　　也不知过了多久，也许只有一会儿，席庆生听到远处传来人声，仔细听，是从田坎边上的民房里传出来的：“娃儿，快过来，快过来，这边来躲。”民房里躲着的农民目睹了这悲惨的一幕。

　　这喊声将他拉回到现实中，也让他有了逃生的意识。他慢慢爬去，爬到一块辣椒地里找到了躲着的弟弟。弟弟全身发抖，面色苍白，一看就是恐惧到了极点。他拖着年幼的弟弟，一前一后慢慢爬了二十几米，终于爬到农民的房门外。他们刚站起来，机枪哒哒哒地又打过来。两兄弟扑进门，躲在门口石柱子后面。

　　一个多小时后，枪声才停下来。席庆生拉着弟弟，匍匐穿过两派交战的中间地带，徒步走到了重钢厂，去寻找他们的父亲。在一个三岔路口，他突然看见了父亲——父亲正带着手下几个转业军人在理发店里——即将参加武斗的人们，全部要剃成光头。

　　看到父亲，席庆生才哭起来。他告诉了父亲刚才所发生的一切。他咬牙切齿地说：“妈妈被你们‘八一五’打死了！”然而，那些和父亲站在一起的光头，眼睛里没有一丝一毫的诧异和震惊，只是木然地看着哭诉的少年。老席说，在一刹那间，他只觉得被钢钎钻心一般，原本完整的世界轰然坍塌，而仇恨也在这一刻萌生了。

　　在交战双方的火力控制下，白天无法抢运尸体，席庆生只能远远望着暴尸荒野的母亲。在烈日曝晒下的山脊上，母亲的白衣衫在绿野中是那么醒目耀眼……他知道，从此他没有妈妈了。那个死死攥住他的皮带不让他外出参加武斗的妈妈，再也不会大声嚷嚷：“庆生，你给我回来！”

　　他一直守到第二天凌晨，才和父亲及其“战友们”一起，趁着天光朦胧，偷偷将母亲的尸体抬了下来。在炎炎夏日里曝晒十几个小时，已经使母亲的尸体肿胀变形。这时父亲的“战友”押来四个“俘虏”，命他们将尸体用福尔马林清洗，然后用白绸裹上，装进棺材，用车运到位于沙坪坝公园内的一块墓地，草草掩埋。

　　慈母虽然掩埋在黄土之下了，但她那血淋淋的影子却日夜在席庆生眼前晃动。这个15岁的少年似乎在一天中长大了。不久，他又看到了更多的鲜血，更残酷的死亡，其中最让他震撼的是发生在他面前的一次对“俘虏”的大屠杀。

1967年重庆的红卫兵战报（席庆生供图）

　　一对“反到底”父子，被“八一五”抓住，五花大绑，眼睛蒙着黑布，带到一块空地上。造反派扯下父子眼睛上的黑布，让他们自己挖坑。挖着挖着，父亲突然意识到这个坑就是埋他们爷俩的。他放下铲子，求饶说：“你们杀我吧，我儿子还小，求求你们放过他！”他儿子和席庆生年龄相当，最多大一两岁，还不知道自己和父亲面临死亡，只以为是被惩罚劳动，还使劲卖力地挖着。那位父亲的话还没说完，一声枪响，他哼都没哼一声，就栽进尚未挖好的小坑里，两只脚直直向上戳着。接着，又一颗子弹飞过来，儿子也应声倒在自己挖的坑里。杀人者拿起父子俩的铲子，铲了几铲土，遮掩了尸体，扬长而去……

　　席庆生就在离现场不远的地方，目睹了这一幕。他说，当时他浑身颤抖，胃部痉挛起来。慈母的惨死和这次冷血的屠杀，击碎了他对那场“大革命”的浪漫幻想和英雄主义迷梦。后来，他知道了杀害母亲的是和父亲同属一派的一个“战友”，刚刚发了枪，他想试试自己的准头，就随便找了个目标射击起来，而这活靶子正好是穿白衣的母子三人。此人姓苏，当时并没有受到“八一五”派的惩处，因为他是“自己人”和“战友”啊。

　　老席于1969年被派去“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经过几年的磨难之后，他终于回到了重庆，在工厂当上了一名卡车司机，还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孩子。生活的磨难和变化似乎并没有消减他内心的伤痛和仇恨，已经不再是莽撞少年的他，心里仍抱有巨大的希望，那就是凶手会得到严惩，母亲的死会有一个公正的结论。

　　“文革”结束后，老席获知，杀母凶手被追究了，只判了三年徒刑，不久就刑满释放了。愤怒的席庆生决定，既然法律不能公正，他自己就要开始复仇了。

　　1978年5月，席庆生终于找到了凶手的线索，知道凶手正在一所医院里住院，他就毫不犹豫地着手复仇。他准备了两套方案：一是到医院去绑架苏某，然后用汽车拉到武隆的大山里去，让汽车和人都坠入悬崖；二是用汽车把他拖在车后，到市中心解放碑去拖死示众，同时向人们宣布他的罪状。为此，他先后三次化装潜入医院，认准了苏某所住的病房，经过观察确定了绑架的最佳时间是中午11点45分，那是医生护士都去打饭的时间；他还准备了一辆212吉普，以及绳子和匕首，找来一套警服……特别重要的是，他还在行动前和恩爱甚笃的妻子办了离婚手续。

来源: 南方周末 | 来源日期：2012-04-27 | 责任编辑：左小刀

新头壳：法高中哲学考题．台网友：感动到想哭

〔《新头壳》newtalk，2012-06-19，ＴＥＷＡ欧洲新闻，法国报

导〕法国高中会考（Bac, baccalauréat）本周开始，照惯例周一早

上先考共同科目哲学考题（Bac Philo），考生们有四小时作答。法

国全国约有70万多人应考，今年最年轻考生年仅12岁，最年长者为87岁。法国高中会考1808年由拿破仑创设，当时应考科目中就已包含哲学。

法国高中会考哲学科目目的在于训练学生思考与论述，并非照本宣科

回答哲学史知识，学生的语文表达能力与论述方式也相当重要。

以下是今年的考题：

◆文学组考题（三选一）

　◇工作能让我们获得什么呢？

　◇所有的信仰是否都与理性处于对立面？（所有的信仰是否都不理

　　性？）

　◇试评论斯宾诺莎（Spinoza）作品《神学政治论》（Traité

　　théologico-politique）片段

◆理组考题（三选一）

　◇如果国家（l'Etat）不存在，我们是否会更自由？

　◇我们是否必须寻求真相（la vérité）？

　◇试评论卢梭作品《爱弥儿》片段

◆经济组（三选一）

　◇工作的价值是否只在于“有用处”？

　◇自然而生的欲望是否可能存在？

　◇试评论贝克莱（George Berkeley）作品《被动服从》（De

　　l'obéissance passive）片段

许多网友看到法国的哲学考题，都表示很感动，甚至“感动到想

哭”。Maxens Huang表示，每年看法国的高中会考哲学考题，都会感受到法国社会对于某些价值的重视与维护，而那些东西让我很感动。“我如果是考生，拿到这样的考题，我会觉得我有被尊重到 :）”

林力上：“题目出得真好。”Yan Er：“很想下一代是法国公民”。

Xiang Sai：“看到法国的考题，就觉得我们的考题有多填鸭，这也

我支持12年国教的原因不改革，不改变，我们的未来毫无希望。”

Jung Wei Hung：“我不相信高中生看完，背背几篇有公平性的基本

文化教材，裘冉客传或者师说，我们的语言及汉文化教育会超越古西

哲亚里士多德的深度。我们甚至连自己的原著民文化都不理解了。”

当然，也有比较Kuso的说法，Chang Jene-Howard便说：“关键是老师和官员和学生都不想太累的结果……”

辅仁大学哲学系教授沈清楷曾在他的文章《少了一堂课？从法国哲学

课程看台湾人文教育》写道：“这些考题依学科性质分为文学、科

学、经济与社会、专业技术四组，每组有三题，其中两题申论，一题

是文本解释。法国各个报章杂志、电视广播往往大张旗鼓地请来学

者、教师，激情而理性地评论考题或提供解题服务，在社会上掀起一

连串讨论。”

沈清楷说，这些题目没有一定的标准答案，除了比写作技巧和理性的

论证之外，再来就是竞争年轻心灵的深刻程度。在这段期间，哲学家

的幽灵不断出没在报章杂志上，被引用也被批判。这个时刻，不仅是

对法国青年学子的思想考验，也刺激着成年人的公民意识，去反思、

质疑当下的处境，企图寻找存在的最佳出口与可能性。台湾熟悉的沙

特、西蒙波娃、傅柯、德勒兹、德希达、阿宏等法国哲人，在青少年

时期都必须参加这个哲学会考，在他们年轻的岁月中，同样也不停地

穿梭在哲思的时光隧道中。”

〔原载《新头壳》2012-06-18；http://newtalk.tw/。提供者：（高

雄市）Babuza〕

BLOOD IS ON THE SQUARE

菲利普—摩根：热血在广场上沸腾——a song for the people of china

廖亦武向各位友人推薦一首23年前的一首大屠殺歌曲，帶視頻，老廖認為比國人寫的那些破歌感人。
什麽《血染的風采》？太爛了。
以此獻給李旺陽的在天之靈，以此獻給我在《子彈鴉片》裡寫過的那些六四小人物。
螞蟻也有權利訴說自己的歷史。螞蟻們起來找回自己的尊嚴吧。

一首献给中国人民的歌

Words and music by：Phillip Morgan

词曲：菲利普—摩根

A song was heard in China in the city of Beijing

曾经有一首歌回荡在中国，在中国的北京

In the spring of 1989,you could hear the people sing

在1989年的春天，人们传唱这首歌

And it was the song of freedom that was ringing in the square

这是一支自由之歌一支响彻广场的自由之歌

The world could feel the passion of the people gathered there

整个世界都能感受到那聚集在广场上的人们的激情

Oh children ,blood is on the square

啊，孩子，热血在广场上沸腾

For many nights and days,(people) waiting in the square

多少个日日夜夜，人们守候在广场

“To build a better country”was the song echoed there

“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国家”的歌声在那里回荡

“For we are China’s children”,we love our nation land

“我们是祖国的孩子”，我们热爱自己的祖国

“For brotherhood and freedom”,we are joining hand in hand

“为了自由和信念”，我们手拉手走到一起

Oh children ,blood is on the square

啊，孩子，热血在广场上沸腾

Then came the People’s army with trucks and tanks and guns

于是开来了人民的军队，配备着装甲车和坦克，携带着机枪

The government was frightened of their daughters and their sons

政府胆怯了，在他的儿女面前

But in square was courage and a vision true and fair

但是勇气和坚持真理与正义的信念占据着广场

The army of the people would not harm the young ones there

人民的军队不应该伤害那些在广场上的年轻人

Oh children ,blood is on the square

啊，孩子，热血在广场上沸腾

On june 3^rdin China in the spring of 1989,an order came from high bove and passed on down to line

六月三日的中国，八九年的春天，上面下达了命令，下达了（不惜一切的）死命令

The soldiers opened fire ,young people bled and died

士兵们开枪了，年轻人流血、死亡

The blood of the thousands on the square that lies can never hide

广场上数千人的血无法用谎言来遮盖

For four more days of fury ,the people faced the guns

持续数天的暴行，人民面对着枪口

How many thousands slaughtered when their grisly work was done

究竟多少人遭到屠杀，在他们的罪恶行径中

They quickly burned the bodies to hide their coward’s shame

他们迅速的烧掉尸体来掩盖懦夫的耻辱

But blood is thick upon their hands and darkness on their names

但他们抹不掉双手浓浓的血迹和伴随着他们名字的罪恶

Oh children ,blood is on the square

啊，孩子，热血在广场上沸腾

There are tears that flow in China for her children that are gone

泪水在中国流淌，为了她永别的儿女

There is fear and there is hiding for the killing still goes on

恐惧和遮掩在蔓延，因为屠杀仍在继续

And the iron hand of terror can buy silence for today

恐怖的铁腕可以换来一时的沉默

But the blood that lies upon the square can not be washed away

但广场上留下的血迹却永远无法洗刷干净

Oh children ,blood is on the square

啊，孩子，热血在广场上沸腾

In memory of our beloved brothers and sisters killed at TIANANMEN—SQUARE。

悼念天安门死难的兄弟姐妹们

灰陨石：《这个男人来自地球》观后

看完《这个男人来自地球》后很茫然，因为被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所击中，那是一种在所有价值支柱被颠覆之后的精神失落感。哈佛历史教授约翰在客厅里以自身故事的对白向送别的同事们重新解释了这个世界，信与不信都将接受将一个玩笑开成无法辩驳事实的残酷考验，并在人类的思想世界中烙下所有矛盾的可能。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OhhcRHGQS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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