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在歷史面前，最重要的不是知識，而是誠實。對歷史的態度，應該是只對歷史負責，一切意識形態的偏見都應該靠後。】

大饑荒發生在上世紀中葉。從它結束的時候算起，到今年已經50年了。50年足夠漫長，足夠我們把那段歷史看得更清楚——在中國，歷史從來都是越遠越清楚。

歷史有時分為兩部分：歷史本身，和“被承認的歷史”。大饑荒這樣一場人類歷史上罕見的災難沒有“正式記載”和合理解釋，沒有被教科書承認，基本上處於屏蔽中。對於新生代來說，大饑荒的歷史有如天方夜譚。

然而，更悲哀的現象發生了：在大饑荒剛剛結束的年代出生的受過良好教育的階層中，出現了否認大饑荒存在的風潮。大饑荒被他們定義為意識形態分歧，說成是對當年的政治領袖的污衊。

幸好許多見證人當事人尚存人世，歷史資料也不難獲得和甄別，現在我們還可以追究這場災難的本相。但50年也正是歷史事實流失的第一個拐點。如果現在不搶救，流失就是註定的。

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在歷史面前，最重要的不是知識，而是誠實。對歷史的態度，應該是只對歷史負責，一切意識形態的偏見都應該靠後。

實際上，50年前的血淚，已經被時間晾乾，“責任人”也已經被時間赦免。清理歷史只能收穫經驗和教訓，不能要求誰父債子還。如果說，今天要承認50年前的大饑荒是人類史上的一場罕見的災難還需要艱難的勇氣；那麼，只能說你沒有走出歷史，還在為歷史背書。

我們應該有這樣的眼界：首先，不把主張餓死人數的多少，當成分辨左派右派的界線；其次，不能認為大饑荒餓死的同胞“為數極少”，這樣講有違良知。

大饑荒持續不止一年。一般是從1958年到1960年、1961年或1962年。此外，僅四川省1960年底的人口，即比1957年減少約一千萬。而四川餓死人的情況，持續到1962年上半年。

相信只要有誠實的態度、開放的環境，從現在開始努力，應該可以做到。如果我們這一代人不努力，在以後的教科書上談到大饑荒死亡人數時，永遠給出一個模糊的數字，後人會鄙視我們。

其實，民間對大饑荒的紀念、追問和研究，一直沒有停止。這些研究已經為後世留下了信史。這是一個民族必須自發的意識，是良知和本能的趨使。

到底什麼叫“大饑荒”？它給了我們什麼教訓？只需查一查當年的氣象、土地、人口、政策等等資料（不難找到），就可以得出結論。大饑荒的面目之所以變得模糊和走形，只是因為沒有誠實地面對。

當時的國家領導人已經講過，大饑荒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而這也是一種折衷的說法。在我們遼闊的國土上，哪一年沒有天災？實際上那幾處的氣候並不特別壞，為什麼只有那時會餓死那麼多人？此後的公共傳播，卻一直說成“三年自然災害”。

當時，國家實行極端計劃經濟，配以現在很難理解的直接起了破壞作用的政策措施。那時農村和農民高度集體化，破壞了土地生產力，極為低下的產出再由國家統一調配。

商品市場已經取締，農民的勞動幾乎換不回商品。當他們沒有飯吃的時候，戶籍管制使他們離不開規定的土地，離開了找不到飯吃，所以，逃荒也沒有活路。這跟歷史上任何時期的饑荒都不同。歷史上的天災，不會在所有地方同時發生，農民和市民遭災後可能通過流亡逃荒存活下來，而宗族也是一道救濟屏障。

我們必須回到那個我們已經告別的年代，直面慘痛的警示：永遠不可回到那樣的體制。讓我們永遠記住那些無辜的犧牲者。

沒事的時候，68歲的吳永寬喜歡騎上三輪車，從村里跑到光山縣城的“革命烈士紀念碑”下，給人搖簽算命。

這天下午來算命的女孩，顯然不太相信這套把戲。她求了一簽姻緣，卻又說，“命運還是掌握在自己手裡。”

吳永寬不說話。他最信命。早年有人給他算過—卦：命里八字相衝，少年克父；老得貴子，卻離他很遠。幾十年中，皆已應驗。

對於那場饑荒，至今有着不同的表述：官方文獻稱它為“信陽事件”，教科書稱它為“自然災害”，農民則實實在在地叫它“糧食關”——人死得多了，就成了個難過的“關口”：過去的，算是倖存；過不去的，成了餓殍冤魂。

吳永寬清楚記得，那一年他家所在的高大店吳圍孜小隊，“過了關”55人，“沒過關”73人。2004年，作為村里最年長者，他決定為那些亡魂立一座紀念碑，既是慰藉，也是紀念。

一個月後，清明，“糧食關遇難者紀念碑”立起來了。幫忙操辦的人圖省事，把碑建成了兩座，一座吳姓，一座外姓。外形簡陋，跟普通的墓碑沒什麼兩樣，與佇立在縣城裡的那座刻着光山籍將軍尤太忠題字的“烈士紀念碑”，相差甚遠。

《光山縣誌》上說，從1958年開始，縣裡連旱4年，糧食產量連年減少。吳永寬的記憶卻並不相同：光山雖不是江南，卻也稱得上魚米之鄉。那些年更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的好年景。

也是在那一年，中央提出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從此“ 躍進”的號角不斷吹響。河南遂平縣衛星人民公社爆出小麥畝產2105斤，放了第一顆“高產衛星”，信陽楂岈山人民公社開始將一塊畝產小麥四五百斤“浮誇”成3200多斤。

在“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感召下，各地逐漸加碼，輪到信陽雞公山人民公社放衛星時，水稻畝產已達萬斤。此後，報上的數字一個比一個驚人，一萬、一萬五，乃至報出畝產四萬三千斤的“奇蹟”。

那一年，光山縣所在的信陽地區實際糧食產量為二十多億斤，而各縣市報的糧食產量竟高達72億斤，河南省委“信以為真”，給信陽地區派了上交16億斤的任務。河南全省上報糧食產量則超出實產一倍。徵收任務從省里一級一級壓下來，壓到生產大隊、生產小隊，最終壓到農民頭上，滿倉的糧食被一車一車拉了上去。

父親吳德金當時是吳圍孜小隊的會計，他偷偷跟家裡人說：倉庫里不到兩百斤稻，只夠村里下一個月的口糧。

村里人都知道，上面檢查時，村幹部就在糧食垛子下面充上稻草，但沒人敢說出去。1959年農曆八月，正如父親所說，村里食堂的“大鍋飯” 果真越來越稀，到了農曆九月，食堂乾脆斷了火。

此後的幾十天裡，吳永寬再沒聽到過食堂打飯的鐘聲。但信陽的糧食徵收任務量還是完成不了。地委認為有人將糧食藏了起來，決定在全區開展“反瞞產”。時任地委書記路憲文說：“不是沒有糧食，而是糧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因為思想問題。”

和信陽大多數村莊一樣，吳圍孜的老百姓被逼着交出“私藏”的糧食。吳永寬記得，村幹部帶人幾次挨家挨戶“查糧食”。母親從地里撿了十幾斤稻穗，藏在笸籮里，也在大搜查中被搜走。

吳永寬後來覺得，如果母親藏的那些糧食留下來，父親後來或許就不會死。但村里也有人因為抗交糧食，挨打、挨斗，“最後還是個死”。

食堂關門後，農民被禁止私自開火。誰家要被發現冒了炊煙，連鍋都給端走。直到再也搜不到糧食，村幹才不再管開火的事了。

那時所謂“開火”，不過是把糠皮用石磨磨碎，弄成餑餑，填填肚子，“兌個命”。“那東西吃下去，拉不出大便，只能用棍往外捅。”吳圍孜的一位老人說。

榆樹皮也成了好東西。村裡的老榆樹被一棵棵扒光了皮，樹皮曬幹了磨成面，“吃起來特別黏、扎嘴，有一股‘青’（澀）氣”。除此之外就是野草。

在吳永寬的記憶里，村里第一個餓死的人是吳德剛，按輩分算他的堂伯父。“他五十多歲，孤身一人，無兒無女，放現在算是‘五保戶’，即使死了也無人過問。”

堂伯父死後，是幾個小孩，接着是更多的男人、女人，有時候一天能死幾個。死的人多了，也就不算回事兒了，“沒準下一個死的就是你。”

對於死亡，吳永寬總是輕描淡寫。他親眼看到村裡的孩子，坐在屋裡，嘴裡流“水”，身子歪着，翻個白眼，“很簡單地”死了。

那時候，餓死的人已經“不像個人”，但吳永寬也不怕了。即便輪到他的親人，也是如此。

家中第一個餓死的，是三叔吳德才。因為饑荒，他從湖北逃回吳圍孜，卻發現村里同樣沒得吃。農曆九月底的一天早上，吳永寬從飢餓中醒來，發現睡在身邊的三叔“不動彈了”，一摸，人已經涼透了。

父親負責料理後事，但他同樣餓得沒勁，卸了塊門板，把三叔拖出去，挖個小坑、鋪上浮土，算是墳。

人人都知道村里餓死人，但沒人敢往外說。直到農曆十月下旬，村裡的副隊長吳永冠餓極了，和一個姓李的社員一起殺了生產隊的牛。牛肉沒吃多少，兩人就被生產隊抓住。吳永冠被扣上“破壞社會主義”、“反對大躍進”的大帽子，又被生產隊隊長吳永壽帶人在會議室一頓毆打。

吳永冠一怒之下說了實話：“老百姓餓死了，我對北京首都有意見。”他當過兵，“脾氣暴得很”。

村民們不知道剩下的牛肉被收到哪裡去了，反正誰也沒吃到。吳永寬只記得，他們看到吳永冠跌跌撞撞從生產隊出來，後來就聽說他從小橋上跌下去，摔得了。

在那場饑荒里，因為殺牛被打死的人不在少數。時任光山縣委書記處書記孫廣文在1960年撰寫的一份《我的錯誤交待》裡提及，“1959年冬，農村發生殺牛問題後，當時把這一問題錯誤的分析為兩條道路鬥爭、富裕農民破壞生產的花樣，像這樣情況經我批准法辦也冤枉不少的人。”

帶頭打人的隊長吳永壽是吳永冠的堂兄弟，但在那個“六親不認”的年代，暴力就像瘟疫一樣在村里蔓延。隊裡的吳德榮因為說了句“糧食這麼多，為什麼不給社員吃”，被斗、被打幾天幾夜，直到斗死。另一位村民吳德桐也因為罵了句髒話，被活活打死。

吳永寬的父親吳德金為人忠厚耿直，看到村里人餓得皮包不住骨頭，斗膽說了句“老百姓快餓死了”。因為這句實話，他也差點被打。村幹部礙於他在村里威望高，只批了他一頓，轟回家去。

吳德金又氣又餓，流着眼淚回到家裡，一屁股癱倒在地上。看到父親餓得不行，吳永寬只好和回娘家的姐姐一起，把家裡惟一值錢的木桌子抬到鎮上賣了3塊錢，換回了兩碗稀菜湯。

他們趕回家裡，父親已經在地上斷了氣。吳永寬捏着父親的嘴灌了一口菜湯，卻已無力回天。

三叔餓死一個月後，15歲的吳永寬像父親埋三叔那樣，卸下塊門板，把父親抬出家門。同樣，挖個小坑、鋪層浮土，便是墳。

吳永寬記得父親死的那天，自己並沒有哭。直到很久以後，心裡那股壓抑已久的難過，才不斷湧上來。他想起飢餓的父親留在這世界上的最後一句話：“什麼時候才能吃上碗乾飯？”

吳永寬說，那時候的城鎮戶口，就像一張免死牌。縣城裡的人雖然同樣吃不飽肚子，但在食堂憑票打飯也可以苟活。村裡的長輩吳德琴，本想到縣城投奔大兒子，但沒走到縣城，便餓死在了半路上——至今家人死不見屍。

吳永寬也差點成了同一條路上的冤魂。一天，他打算去縣裡的學校看看有沒有吃的，走了十多里路到學校，卻發現因為缺糧停課學校沒有開門。回來的路上，一陣風吹來，他一下子栽倒路邊。不知昏迷了多久，掙扎着爬起來，接着一個踉蹌又栽倒在路邊。

天擦黑的時候，一個路過的城裡人發現了他，偷偷幫他叫來了城裡的親戚。那親戚趕緊跑來給他灌了口稀飯。吳永寬這才算是撿回一條命，身體卻從此落下了毛病。

大家都知道他那天差點餓死，但誰也不敢明說。在那年月，這樣一句“錯話”便可能招來大禍。時任信陽行署專員張樹藩回憶，“光山縣某地有個農民找醫生看病，醫生說這個病好治，有兩碗粥就好了。因此將這個醫生逮捕法辦了。”

吳永寬記得，當時吳圍孜也有人想往外逃，但很快被大隊幹部抓回來批鬥，從此再也沒有人敢出去。關鍵是，“普天下都這樣，逃到哪去呢？”

到了農曆十月下旬，天寒地凍，野草、榆樹皮也被吃光的時候，人們也就不再出去找食物了。“何況誰還有力氣走出去？”

吳永寬並不知道，他們躺在炕上“等死”的時候，《河南日報》卻登出了頭版頭條——《今年我省糧食徵購任務超額完成》。他至今也說不清，這條喜訊背後，光山埋葬了多少餓殍。

《光山縣誌》記載，1959年、1960年全縣的死亡人數分別為40768人、99378人，而在平常的年份，這一數字大都保持在4000人左右。1960年光山縣的死亡率高達270.6‰，縣史志辦的一位工作人員表示，真實的情況比縣誌上的數字更嚴重。

吳永寬已經記不清是1959年底還是1960年初的一天，村裡的食堂終於又響起了鐘聲。

“聽說上面解決糧食了，老百姓喜歡得不得了”，幾個莊的活下來的人，撐着木棍從家裡慢慢走出來。吳永寬已經餓得走不動道，母親拿着瓦盆，去食堂打回了一盆帶着糠渣的米糊湯。雖然稀得只能“當開水喝”，但終歸可以救命。

喝了幾天“米糊水”，吳永寬的手腳開始浮腫，一摁一個坑。養了一個多月，身上的浮腫慢慢退去，這條命也就保住了。

吳永寬也記不清是哪一天，時任河南省省長吳芝圃來到光山，在縣一中的操場上開了一場萬人大會，旁邊還站着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那天，他作為學生代表出席，親耳聽到當時那位個頭很高的省長向全縣人民道歉：“我對不起光山60萬父老鄉親，我這個省長當得不好。”

在那場災難中，吳永寬家只剩下了他和母親兩個人。本有128人的吳圍孜，有73人遇難，其中四十多人絕後，17家絕戶。

由於村里死人太多，無人種地，第二年吳圍孜只打了幾萬斤糧食。直到1962年前後，從安徽阜陽來了不少逃荒的人，村里收留了這些外鄉人，讓他們下地掙工分。

1960年冬，中央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左”的錯誤，河南省委改組了光山縣委，派出工作組糾正“五風”（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風、幹部特殊化和強迫命令風）錯誤。但信陽地委在發給河南省委和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卻把饑荒的原因歸結為“地主、富農在土改時‘漏了網’，‘大批地主混進了革命陣營內部’，‘實行反革命階級復辟’，‘封建勢力大大作怪’”

這期間，信陽的8位縣委書記被捕，除了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由死刑改判為“死緩”外，其餘幾人被判2-3年徒刑。

這在當時被視為又一場“鬥爭”。馬龍山一下子成了光山的“過街老鼠”。縣裡從此流傳一首童謠：“光山縣，兩頭尖，中間住個馬龍山。馬龍山，大壞蛋，餓死人民千千萬。”吳永寬曾看到，馬龍山的兒子“馬大頭”被學校里的大孩子們追着打。

毛澤東最終對“信陽事件”作出批示，稱信陽事件是反革命復辟，是民主革命不徹底，須組織力量進行“民主革命補課”。

這場“民主補課”一級一級補下來，到了吳圍孜，便是把隊長吳永壽和村裡的幹部關起來，開會學習。“課”還沒補完，“四清”運動又開始了，緊接着，“文革”的火苗開始點燃。

1960年，被吳永寬稱為“休養生息”之年。第二年他結了婚，和父親一樣在村里當會計。1968年，有了大兒子吳曄——這孩子真的如同“八字”里那般出息：1995年，吳曄考到南開大學；4年後，跟妻子一起赴美；此後他常常寄回錢來，給村里挖渠、修路。

吳永寬和老伴也被接去天津住了一段時間。出國前，聽吳永寬講起當年村裡的慘狀，吳曄哭了。他以前並不明白，在父輩們所說的那場‘糧食關’中，為什麼有那麼多人被餓死。開始他和村里大多數人一樣，認為是“壞人”馬龍山造的孽，後來讀到當代史專家丁抒寫的《人禍》，才發現事實並非如此。

吳永寬時常會擔心，“再過20年，1959年的事情，可能村里就沒有人知道了。”他覺得，在子女中吳曄最像他，“良心的驅使”令父子二人一拍即合，要為那些死去的人立個碑。

2004年，吳永寬從天津回到吳圍孜養老，很快就把村里遇難者的名字一一寫下來，然後掏了3200塊錢，刻碑、做法事，請村里人幫忙操辦。

那年清明節，吳永寬自家的莊稼地里立起了兩塊“糧食關紀念碑”。刻碑之前，他記得當時村里死了71人，碑刻好之後又想起來兩個，但其中一個已經記不起名字。

他寫了篇祭文，寫上那72個名字，寄給美國的兒子。吳永寬覺得自己不會講漂亮話，他在祭文中寫道：“這些慘劇現在回想起來確實是當年批鬥右派太過頭了，從上而下，治理國家不是實實在在從源頭做起，而是利用‘反右派’、‘浮誇風’這樣一些方式，給人‘扣帽子’，壓得人們抬不起頭來，讓部分壞人占了上風，使很多人失去了生命。以上這些慘劇是我親眼所見，望天下人記住這段歷史，讓歷史不再重演。”

他也想過，讓為官者都來看看這兩塊碑，“不管大官、小官，都不應該忘記老百姓。 ”

碑立起來，麻煩也來了。當地有幹部對此有看法，說他這碑“不該搞”，“是跟國家作對。”後來，信陽安全局、縣安全大隊真就找到家裡。對方查了幾天，“沒說你不該建，也沒說你該建。”

這些事讓吳永寬有些後怕，他想着自己本來是出於一片好心，現在也開始懷疑“是不是辦了壞事”。但那些想法他還是堅持，“有丑就不要害羞，有髒東西就好好洗一洗，這樣才好”。

後來的幾年裡，吳永寬總覺得，這兩塊普普通通的紀念碑，立得其實有些“不盡人意”。他本打算立塊高兩米的大碑，底下堆個高高的土堆子，讓人們遠遠就能看到，再在台子上撒上白灰。

如今吳圍孜田裡的麥子已經微微泛黃，水稻正等着插秧。2012年5月7月，旱了兩年的光山總算下了一場痛快雨。

吳永寬在家裡喝了點酒，琢磨着如果在他有生之年，國家開始反思當年的大饑荒，他就真的掏錢把紀念碑再好好重建一下，“寫一副更有意義的對聯”。他覺得那時候國家應該不會反對。說着，他又開始顧慮，“你說這天能不能等到？”

他餓得沒有一點力氣，只走出去10米就倒在地上，心想“在這裡死吧”，卻又聽見他那個同樣餓得沒勁的娘親，蹲在門口喊：“官，你就不能死遠點嗎？”

大年三十那天，隊裡的食堂沒有開火，村里人直到初一才分上碗紅薯面稀飯，大人七分瓢、小孩三分瓢。稀稀拉拉，“看着跟驢尿差不多”。那時村里也有人去找老雁屎，把夾雜在中間沒消化掉的麥粒洗洗，煮來吃。

那一年，不少人真就成了“鬼”。離去的人，大多死於飢餓。牛寨大隊是當時阜陽縣行流公社（今阜陽市潁泉區行流鎮）下轄的10個大隊之一，1960年年初，大隊總人口4062，但到1960年年底，只剩下3132人。死了將近四分之一。

五十多年後，那些年村里挨餓的故事，本該隨着老人們的生命一一離去，但就在2011年1月，牛寨土生土長的一個年輕人在香港出版了本《大饑荒口述實錄》。他在書中對話了當年在牛寨大隊的38位老人，記錄下了這個村莊那些讓人毛骨悚然的片段。

作者是牛犇，他覺得自己寫這本《大饑荒口述實錄》的初衷“並非多麼高尚”。從上大學開始，他就喜歡文學，後來當了記者，仍想着寫散文、寫小說。他寫過短篇，寫過散文，寫過自傳體小說……十幾年的手稿裝訂在一起，足以弄成好幾本大部頭的書，但始終沒有人願意為他出版。“出書”，成了他的心結。侄子建議他，“不如寫點實的”，沒準能出版。他狠了狠心，乾脆就寫老一輩經歷的“大饑荒”。

他把這個重大的歷史事件在小範圍內聚焦，讓鏡頭投放到牛寨大隊——生他養他的地方。他搜了一下，一個生產大隊的口述史，果然沒人寫過。

那時候牛犇並不知道，他的“懷才不遇”卻讓他掘開一段段塵封在村里那些老人記憶中的驚心動魄的歷史。

牛犇說自己並不想渲染大饑荒的悲慘，更想展現那個時代下的人性，因為“這樣更靠近文學”。不過，朋友看了那本書卻問他：“你展現的為什麼都是人性的陰暗面呢？”

他開始覺得這源於自己一直以來的悲觀，後來想想又不對，仿佛是那段歲月本就壓抑了人性里善的一面。“越是在那種極端的環境下，人性的卑劣展現得越徹底。”牛犇說。

牛犇突然想起，在訪談時，68歲的牛付中突然哭得淚流滿面。那一年，他快要餓死。他娘走過來叫他的小名：“官，你要死就到外面去死，別死屋裡。”

他餓得沒有一點力氣，只走出去10米就倒在地上，心想在這裡死吧，卻又聽見他那個同樣餓得沒有一點力氣的娘親，蹲在門口喊：“官，你就不能死遠點嗎？”

那時候，人死了，家人還有力氣的，就地淺淺挖個坑，用箔簡單包一包，蓋點浮土，叫作“軟埋”。家人沒力氣的，就直接把屍體扔在村旁的“浪死崗”（專門扔兒童屍體的地方）。牛付中父親餓死的時候，在家裡放了一個星期，因為這樣還能去食堂多打份稀飯。那段時間他沒敢哭，“一哭人家就知道你家裡死人了”。

一個星期前，他弟弟也餓死了，“我娘她是不願再看到家裡人在她面前死了。那樣的話，她即使不死也會瘋掉。”牛付中說。

於是，他又開始爬，不知道爬了多久，遇上另一個餓極了的人。那人出主意去偷吃生產隊的豌豆苗。他們把剛發芽的豆苗“一個一個往嘴裡塞”，總算是活過來了。

公社裡種下的秧苗，往往一夜之間就被餓極的社員偷偷吃光。只好再種，再被偷。能吃的都偷，會偷就能活命，“會偷就是英雄”。

後半夜時候，牛付中決定還是回去。那段路上，他走着走着就碰到一個餓死的人。他也不怕了，乾脆直接從他們身上跨過去。

到家的時候，已是凌晨兩三點鐘，他敲敲門，卻把他娘嚇得不行。他娘喊着：“官，我求你了，你回去吧，死了別再來找我的麻煩了。”

他連說：“我不是鬼，我是人，我沒死。”他娘才敢開門。娘倆抱在一起一直哭到天明。

牛犇發現，在那個極端的年代，鄉裡間相守的規矩都不存在了，更無所謂什麼道德，“為了活命，什麼也都不講了。”

由於大煉鋼鐵，村裡的樹已經被砍光。食堂沒有柴火，生產隊便安排村民趁夜去扒棺材板來燒。照老理兒，沒人願意幹這偷墳掘墓的缺德事，但去扒的人便能領到一碗稀飯吃，缺德也就不算什麼了。

馬春清和馬昌貴當年都去扒過棺材板，每次至少得給“人家”留一個棺材底兒。他們覺得，其實村民們還堅守着一個最後的底線，“誰也不會去扒自家的墳”；但大家又都心知肚明，即使自己不去，自家的墳也難以倖免。只是沒人說，也沒人敢去制止。

58歲的鹿振斌至今不願提起父親鹿少致，他認為父親當年幹了“那種不積德的事”，是村裡的“罪人”。那一年鹿振斌8歲，餓得渾身腫脹淌黃水，連衣服都穿不上；早上被子就會粘在身上，揭不掉。

父親吃人肉的事讓鹿振斌在村里一直抬不起頭。他娘臨死說，不願意和他父親葬在一起；而他這麼多年，也從沒給父親上過墳。後來鹿振斌對牛犇說，“我理解他，但我不能原諒他。”

由於過度飢餓，村里不少人都患了浮腫病。但那一年，正好趕上時任國家副主席董必武來阜陽視察，當地領導為了隱瞞災情，通知各大隊禁止浮腫病人出門。時任牛寨大隊大郭生產隊隊長潘文體就聽說：有個地方把所有浮腫的人都關在一座破窯洞裡，窯洞突然塌了，死了一百多人。

潘文體對牛犇承認，上面來檢查的時候，他也曾把餓得浮腫的人關屋裡，不准出來。但有一次，他卻豁出去了。

當時，時任阜陽縣委書記處書記白永利下來檢查。潘文體雖弄清對方的職務，卻覺得與其餓死，不如豁出去闖一把。他把生產隊裡浮腫的人都喊了出來，“都給我攆！攆那些檢查的人！”

那天潘文體走在最前面，後面跟着一批浮腫的人，一個個瘦得沒人樣，走路一歪一歪。來檢查的白永利一回頭，看見他們，問他想幹啥？他說，“我是生產隊長，我們沒東西吃怎麼弄？”

作為生產隊長，潘文體也知道這樣干後果很嚴重，“但再嚴重也嚴重不到要人命吧？”後來白永利幫他寫了封信，讓他拿去大隊部。他挨了張效林的一頓罵，卻給生產隊要來不少糧食。

村里浮腫的人越來越多，到了1960年三四月份的時候，牛寨大隊建了一所浮腫醫院。孫朝山當年只有17歲，因為和生產隊長沾點親戚，被批准住進了浮腫醫院。

這裡可比在家強多了，“稀飯稠點，給的量也多點”。儘管如此，他還是看到一隻老鼠從病人腳下經過，當場被大家打死，放到鍋底下燒燒分着吃了。

當時孫朝山的二叔也在浮腫病院住着。他和另外一個人正聊着天，兩人頭一歪，都不行了。醫院的人趕快給他們灌麵糊，另一個人沒灌過來，死了。醫院的人就從他嘴邊接流出來的麵糊，拿過來再灌他二叔。他二叔這才撿回條命。

馬春秀當時是牛寨衛生所所長，他記得，當時大隊浮腫人太多，藥不夠，醫生只有一個辦法，給病人“放水”——在病人腿上扎針，讓腫腿里的壞水從針眼裡流出來。

馬春秀同時負責人口統計。那時牛寨大隊死了人，不能瞞報，卻必須“謊報”。他們必須給死者編謊，發燒、拉肚子……反正得寫出個病名。“你不能說是餓死的，那樣上邊的不願意。”

在寫書的過程中，牛犇發現：在那個年代，為了活下去，再小一點的權力不受制約，都會引起私慾。

對於當時食堂里的人來說，“偷吃是肯定的”。馬春采當時是牛寨大隊馬營小隊的食堂司務長，小名兒叫俠，人又長得黑，村里人私下給他起了個外號“黑俠”。因為常常中飽私囊，村里人給他編排了童謠：“豬殃殃，爬園子，正月十五炸丸子。大人仨，小孩倆，不如黑俠一大把。”有一次，幾個孩子唱着童謠正好讓他聽到，被他抓着打了一頓。

五十多年後，他依然不願承認童謠里講的醜事，但在記者追問下也說“私心誰都有”。他覺得自己當年也拿米糊救活過別人的命，但這麼多年過去了，村里人只記得他的壞，不記得他的好。

村裡的幹部常常給食堂的人開會，不准他們多吃，但幹部自己也會在食堂私自開灶。

一天夜裡，徐年莊小隊的炊事員王秀琴，不小心撞見幾個村幹部偷偷蹲在食堂啃紅薯，她被叫去與他們一起分享。從那以後，經常有人因偷吃被轟回家，她偷吃卻再也沒有被處分過。

採訪過程中，牛犇在當地檔案館發現了一份行流公社寫於1960年3月24日的《檢查牛寨大隊工作情況匯報》，上面寫道：“從這個隊裡拖（脫）產幹部來說，坐不‘下去’，同時還偷吃偷喝，如周大隊長（周培雲，時任牛寨大隊大隊長）在晚黑不斷回去做私飯吃……又如大隊張書記（張效林，時任牛寨大隊黨總支書記），其他的幹部都下去了，他和潘書記（潘桂師，時任腰莊支部書記）還有一會計吃白面莫（饃，饅頭）和牛肉，並且還弄的酒喝。”

大隊的糧食會計閆學儉則記得，大隊書記張效林用公家的東西養豬。其實，作為糧食會計的閆學儉，自己也掌握着批糧大權。他不願說當年是否動過私心。

牛犇從小受的教育，那三年餓死人是因為“自然災害”，但隨着與一個個老人對話，才發現根本不是那麼回事。

吳元仲是當時大隊的文統會計，他記得當年畝產不到100斤的麥田，最終被吹到了畝產2000斤。他常常為大隊書記張效林準備材料，“你要是寫少了，他當時就熊（罵）你！誰不怕？所以就閉着眼睛吹。”

為了完成交糧任務，地里的糧食被十萬火急地運走。一車一車的紅薯片由於沒晾乾就交了上去，最終發霉爛在了糧站，老百姓卻沒得吃。在那場饑荒中，吳元仲餓得右腿浮腫，但他覺得，這也不怪張效林，都是“環境逼的”。

一旦將人性中所有的“惡”都歸咎於一個時代，也就無所謂懺悔、無所謂救贖。當年的村幹部沒有一個人會承認慘劇與自己有關。牛犇問他們：“怎麼能說沒關係呢？”得到的回答往往是，“上面讓我這樣搞，我就這樣搞。”

牛犇覺得，這些老人身上“最可怕的便是麻木”，“那個時代的人似乎沒有誰去考慮是誰造成了這樣的問題”。

牛犇想起自己曾在那本自傳體小說里，引用過卡夫卡的那句“你是作業，舉目不見學生”，他在後面還接了一句：“但所幸，我看到了那些在我身上信手塗鴉的學生。”這句話放在這本《大饑荒口述實錄》上，同樣貼切。

不過，並非所有“作業”都“舉目不見學生”。鎮上的老人劉邵起回憶，大饑荒那年，他正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和“戰友”們被指派到火車站，給各地來的逃荒人送乾糧。那些人已經餓得沒有人樣，其中一個就來自阜陽。他說完這些，似乎有些內疚，非常認真地小聲叮囑，“哎，說這些對毛主席可不是很有利。”

另一些老人則對那個時代充滿了恐懼。牛犇記得，在他訪問的過程中，有個老太太說到反瞞產時自己藏豌豆，說到一半，突然一怔，不再講了，然後問旁邊的人，“我講這些沒事吧？會不會出問題？”

寫書的過程中，牛犇覺得最難的一次，是採訪當時的牛寨大隊書記張效林。不知是心有愧疚，還是心有餘悸，老人似乎已無法面對那段歲月。最後，牛犇找了一位與他親近的朋友幫忙，才最終說通。

雖然大隊很多百姓都把矛頭指向這位大隊書記，當時甚至有人專門寫舉報材料揭發他吃飯不給錢，牛犇卻不忍心再追問這些。張效林的一句話讓他印象深刻：“現在的幹部不也一樣？”

他覺得，張效林其實也是個受害者，“完不成任務上面也熊（罵）他”，“挨餓的時候，其實他的腿也腫。”

張效林曾提起和公社隊長周培雲一起下鄉，兩人被石頭絆倒後便爬不起來，趴在地上，一直睡到了天明。“那時候幹部實在是不好當，上邊經常來查，食堂沒搞好，是你的事；生產沒上去，也是你的事。”張效林說。

大饑荒發生後，張效林被拉到蕪湖集訓，下地拉犁、幹活，像個犯人。直到後來“甄別平反”，他才被叫到另外一個公社，當了監察主任。

他也曾反思。“當時省里不承擔責任，縣裡不承擔責任，但上邊搞的怎麼能怪下邊呢？”張效林對牛犇說，“誰敢提意見呢？下級絕對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況且一兩個人也堅持不了，結果我們成了替罪羊。到最後一起處理，說這是一批壞幹部。”

牛犇曾試圖尋找村里那些時代的烙印，比如當年的食堂、當年的浮腫醫院，卻一處都沒有找到。他小時候，“大躍進”時被砍光的樹已經重新種上，每到這個季節，鄉間便是一望無際的麥田。大饑荒仿佛只是無情地帶走了930條性命，未留下任何痕跡。

書寫完後，每次回到牛寨，牛犇都會聽說書裡的某個老人已經離開人世，當年差點死在外面的牛付中、食堂司務長“黑俠”馬春采……更多老人，只有在年輕人浪費糧食時，才會語重心長地講起那個挨餓的1960年。

當年的大隊書記張效林，如今已經站不起來，每天癱在椅子裡，守在電視前看戲。聽到“1960年”和“大饑荒”，老人像個孩子一樣，拼命把記者的名片往門外扔，不肯承認自己就是書中的張效林。

糧食所職工宿舍坐落於熙攘的肉菜市場邊上。樓房老舊得仿佛被遺忘，裡面卻是一片熱鬧的小天地——麻將桌充斥在院子裡、茶館裡、過道里，圍滿了專注的老人。他們沉浸在麻將的世界裡，偶爾抬起頭來，也是眼神空洞、不容打擾的模樣。

“李盛照？”胖老人聽到我的問詢，指指腦袋說，“我們都叫他瘋子！”

李盛照靜靜地坐在茶館裡。如今，這位82歲的老人，許多時間就是這麼度過的，呆在人群中間、呆在麻將世界的邊緣，一言不發。夜幕來臨的時候，他會蹣跚着穿過肉菜市場，來到隆昌縣城的大街上。那裡，夜燈閃爍，一身流行打扮的小青年們站在商店門口，和着歡快的音樂擊掌叫賣……

這天，李盛照顫巍巍朝我走來。我們穿過麻將的院子，穿過麻將的走廊，走進他昏暗的小房間裡。

另一重隱秘的世界旋即在眼前展開：厚厚一疊調查報告、幽閉中的詩歌以及一封封未能寄出的信件。這些早已發黃髮脆的紙上，密密麻麻布滿了他憂憤的文字。在1957年的言論“春天”中，他稱斯大林為封建暴君，於是被打成極右分子；被遣送回鄉後，他又成了一名“大饑荒”的上書者，隨之而來的，是漫長的監獄生活。此後，他不斷抗爭，儘管，在過去五十多年時光里，世界幾乎從未給過他積極的回應。

李盛照的故事從1949年開始。那一年，他考入了國民黨軍校，18天后，解放軍接管成都，他被收編。一年後，朝鮮戰爭爆發，他被派到了戰場，擔任偵查科見習員。這段經歷讓他養成了持續畢生的習慣——做調查，寫報告反映真實情況。

1955年，他復員回到家鄉，才知道農村的變化並不如宣傳的那麼美妙。在1950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中，作為小地主家庭，李家失去了房屋和土地，擠到遠處一個小房子裡。當他看到“統購統銷”造成了農民的糧食緊張，立即展開調查，寫出了糧食情況報告，被四川一份內部刊物採用。

這一年9月，他考上了四川大學經濟系。接下來的兩年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他享受調干助學金，過着無憂無慮的生活，大多數時候，他瘋狂讀書學習，和同學真誠坦率地交流，直到1957年那場“反右”運動。

“反右”之前，他在《文匯報》讀到了《斯大林的時代》，書裡所描寫的1936年至1938年斯大林對無辜者的大規模鎮壓讓李盛照深深震撼——他至今仍記得圖書館裡被翻爛的報紙的模樣。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則直接擊碎了他的迷信——“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天使就會用銀盤拖着奶和蜜奉獻給每一個人”。

自此，蘇聯經濟史成了李盛照的科研題目，厄運便在這裡埋下了種子。當自由鳴放的春風吹拂校園時，李盛照在自由論壇上斥斯大林為封建暴君，防止蘇聯慘劇在中國重演。政治方向突然轉變後，他開始歷經各種大小批判會，被劃為川大極右分子，受到“勞動考察”處分。

1958年，他去修河渠、煉鋼鐵。勞動改造沒有改變李盛照的思想，還讓他了解到更真實的中國。在四川德昌，他看到為煉鋼鐵抽空勞動力、燒光樹林的荒誕，也看到了路邊餓得哭泣的小姑娘，那是他第一次感受到饑荒的存在。

緊接着，自己的糧食供給也減少了，過度的勞動和飢餓讓他患上了水腫病，在那時的宣傳中，水腫病被描繪成由細菌所致。李盛照歷經了各種各樣的治療方法，流傳較廣的是，脫了衣服坐在機器邊上，接受蒸氣療法，“往往水腫好了，人也死了”。李盛照那時還不知道，飢餓造成的水腫病患者大量死亡，當時全國各地統一口徑稱之為“疫病流行”。

回到學校後，他又提出了對“割私有尾巴論”的異議，給中央和地方報刊寄去了題為《蘇聯集體農民的宅旁園地及個人副業》的文章。隨後又寄文章論述統購過頭的危害。

1961年4月，保衛科的人將他押送回家。火車上，餓死人的消息不絕於耳。當他下了火車，從廣場走向公路時，一具乾瘦的屍體闖入了眼帘。快到鄉政府的時候，又目擊另一具餓殍。

事實上，四川的飢餓從1958年底就開始了。這年3月份，中共中央在四川召開成都會議，第一次提出“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概念。隨着毛澤東到郫縣紅光高級合作社視察，“三面紅旗”狂飆四川，浮誇風開始吹刮，7月開始，畝產神話“衛星”陸續放出來。在毛澤東走過的郫縣，畝產神話從三千多斤狂飆到上萬斤。那時，四川的糧食徵收量和外調量均為全國最高，而農民的口糧標準卻低於全國平均水平。農民不僅失去自留地，也吃不到公共餘糧。許多地方依然加大力度徵購糧食入庫，遇到阻力，就大搞反瞞產私分。1960年春，四川各地農村已經傳出食堂斷炊、大量死人的可怕消息。

李盛照以為他看到的情況只是當地執行政策不力所致。一回到家，他就拖着浮腫的雙腿、挺着孕婦般的肚子到各個生產隊調查，收集關於饑荒的民謠，完成了詩稿《憂心集》，輯錄了民謠《飢餓集》。他還寫了3篇報告：《愚蠢的錯誤，悲慘的惡果——成渝線飢餓、死亡調查》、《悲劇及收場之法》、《普遍飢餓引起的盜竊風》。

最近兩年，四川很多地區的死亡數高得驚人。以下是一些例子……雷家公社六耕區成立時共有2200人，現有1600人……玉潭寺公社七大隊三小隊，從去年9月到現在由200人減至160人，有一個小隊只剩下一個能耕田的人……榮昌安富鎮五富鄉六大隊，由270人減至210人，王海泉一家三口死絕了……隆昌汽車站，4月13日，發現路屍。4月14日，在塔山坡瓦廠路邊，也發現路斃。死亡原因90%是水腫病。農民是這樣描繪死前情形的：病人喊心慌，氣喘不已，要東西吃，正行走間，就倒地死去。人們在睡覺時，似乎並無嚴重病態，而天明死在床上硬梆梆的。在死者當中，青壯年比重極大……

造成大量死亡的原因是從59年就開始的糧食緊張……關於糧食緊張的原因，人們往往用天災來解釋，這對不事莊稼的人倒完全能對付過去……形成糧食緊張的主要原因，首先在於徵購，徵購是從測產數來確定的，而測產數字由於浮誇欺騙，以至比實際數高一倍或者還要多。因而掃倉也完不成任務。縱然完成了任務，公共食堂也就斷炊了。

在割掉私有制尾巴的“理論”指導下，不僅取消了自留地，甚至不讓農民利用一鋤頭泥土來種一棵菜，這點做得最徹底的地區，也就是死人最多的地區。農民不能從事任何個人副業，公共經濟又不能滿足吃飽肚子的要求，因而盜竊成風……

縱使生產完全恢復了，這次劫難在人們心靈中造成的缺陷也是永遠彌補不起來了……因而假如對此應該負責的人不受到應有的懲罰，那就會是天理難容，是對理智、良知及一切公正原則的挑戰……

歷史永遠是由勝利者書寫的，但只有事實、真理、理智才會是最後、永恆的勝利者，一切虛偽、矯飾終究會破滅。

半個世紀後，李盛照讀着當年的書信，煙抽了一支又一支，記憶煙霧般在周圍繚繞。他自然知道一個右派分子反映意見的危險，但已經忘記當年的勇氣源自何處。他只是樸素地描述了對自我生命的麻木感，以及一種無法自主的力量。

當時，他把報告抄了一遍又一遍，從地方到中央領導人，他一封又一封往外寄。沒有人知道這些信件的最終命運，雖然，那裡面託付着一個人的信念甚至是生命。他給郭沫若的信寫道：

現在我把所發現的嚴重死亡情況向您報告。假如我的報告被認為是污衊抹黑現實，那我將忍受由此而帶來的惡果，而且絕不抱怨。我毫不羞恥地承認，我是吸吮時代的乳汁長大的，將永遠忠實於黨忠實於時代精神。郭老，您自稱為蔡文姬，而我卻願意效法安娜?路易絲?斯特朗所描述的那個米歇爾?海姆?鮑羅廷，縱然被消滅了，那也死而無怨了。當然我希望有比他更好的命運，因為有了二十大精神的存在……

回音寥寥，對他的調查卻在悄然進行，他並不知道牢獄之災即將來臨。

他收到國務院副總理鄧子恢和北大校長馬寅初的回信，那幾乎成了他生命中的精神支柱。馬寅初的回信寫道：

大函敬悉，甚佩先生說真話的勇氣並憐先生所遭遇的苦難，我以為這些事實報告理應送給黨內高級領袖決定。讀完[兩集]之後，把它送給最得人心的黨員，這是我對“實事求是”的態度。我的愛人和小兒亦犯同樣的毛病，幸已得救。附上票洋五元不能說幫助，略表敬佩之忱。不多寫了，祝早日康復。

鄧子恢則回信表揚他的勇敢。在第二封回信中，鄧告知他已將信件轉交給西南局書記李井泉。

1962年3月，李盛照手持鄧子恢的回信到四川省委反映饑荒情況。他至今記得，一個穿軍大衣的人，在大門外對他說：“情況全部了解，你儘快回去。”回去的路上，一輛銀灰色小轎車尾隨着他，將蹣跚中的他架上車，送到勞教場所——天回鎮新生電機廠。

他清晰地記得，到了勞教辦公室，當胸就挨了一拳，倒地後拳腳相加，那封視為珍寶的回信被搜走後，便開始了牢獄生涯。

在電機廠，他見到了各種各樣的被勞教及勞改者，其中有許多是流浪漢。通過他們的敘述，李盛照才意識到，飢餓並不是四川獨有，存在一個全國性的大饑荒。在他接觸的案情中，有“無數飢餓逼良為娼、逼良為盜案例”。

情緒長時間被憤怒支配。在一本《認真學習毛主席的著作》的空隙里，李盛照開啟了另一種獨立的敘事。

在這本學習材料里，他還寫下了許多詩歌，其中一首叫《致狂戀過的人》：

在痛苦的日子裡，想起了狂戀過的人，幾年的悲慘景象，磨滅了我誠摯的愛情。雪萊死得太早，拜倫死得正巧，我熱愛過的人啊，你活65歲正好。那就是我們的列寧，永受萬世的膜拜、尊敬。在多餘的歲月里，你失去了靈感，再沒有以往的謙遜，不聽清醒的警告，卻信谷產八萬斤……

身體好一些時，他開始強硬地反抗。有一次，他因勞動報酬有異議，用頭頂了管理者的胃，結果受到“背銬”的刑罰。為了拒絕“像狗一樣吃飯”，他絕食124小時，才得以從背銬中解脫。

此後，他又開始了新一輪的研究調查，寫成了上萬字的《監獄勞改隊狀況、司法改革及改善勞改隊經營管理及大赦建議》，其中包括建議人們應免於因思想問題而入獄。他將報告和信件交給素不相識的外出探親的刑滿者，心裡仍懷着一線希望——它們將遇到知音者。

許多年後，他在自己的檔案里再次看到這些未曾投遞出去的信件。它們為他招致了更大的災難。1964年9月30日，他涉嫌“反革命”，被正式逮捕了。

在看守所，李盛照不折不撓，以他的方式進行抗爭。他一遇見來自那些畝產8萬斤、4萬斤地區的人，就詢問調查。他想戳穿這樣的謊言，證明自己的正確。他寫各種控訴材料，偷偷塞在院子晾曬的衣服的口袋裡。他仍心存幻想——信件或能抵達那些理解自己的人，幫他找回清白，昭告赤子之心。

兩年後，法院開庭，當市檢察院讀完起訴書，他立即發言：我不是被告而是原告。我控告餓死四川1000萬人的罪惡。

直到被關進看守所，李盛照才意識到自己的“愚蠢”。都遭到四川“頂風”，一直頂到廬山會議之前。此後，中共中央的各項政策迅速左轉。1960年年底，中央下達《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全國各地的公共食堂土崩瓦解，四川仍“咬牙堅持”。

四川省的饑荒始於1958 年冬，結束於1962 年秋。四川農民整整餓了4 年，是全國飢餓時間最長的省份。

李盛照慢慢看清其中的癥結。當第一次審判以判處他15年有期徒刑而匆匆告終時，李盛照堅持上訴。

獄友劉光策記得，李盛照剛入獄沒幾天，就被安排去山上幹活，當時風雨交加，雨水打在犯人身上，李盛照堅持犯人也應得到人道主義的對待。這把監獄人員氣壞了。當晚，一場針對李盛照的批鬥會在監獄舉行，獄警把他從樓梯上倒拖下來。劉光策看到，有犯人為了表現，跳出來指責李煽動反動情緒，對他一陣拳打腳踢。

李盛照堅持不認罪。他被關押進一個1.8米× 1.2米×2.5米的黑暗小監。他這樣描述它惟一的小窗戶：“大概是30×40公分。首先有4根拇指粗的鋼筋，這是第1層。第2層是12片百葉板，百葉板往下斜。第3層就是玻璃窗。玻璃窗也是雙層玻璃，而且每層上都塗藍漆，所以裡面基本上伸手不見五指。”

在這間小監里，他戴着手銬和28斤的腳鐐，待了7年。沒有人知道他如何度過那漫長的歲月。他曾聽到隔壁的犯人不斷怒吼，後來就瘋了。而他依然憤怒，他把這種憤怒轉化為詩歌，在頭腦中翱翔。低聲吟哦是李盛照惟一的樂事。當他有了筆，就把爛熟於心的“苗溪奴隸歌七百字”寫在煙盒上，藏於磚縫。

為民請命痴愚笨，弔民伐罪抓禍首。我灑熱血荒山野，正氣天地就長留。

後來小黑監地基下沉，拆除重建時詩稿被發現。作為懲罰，在寒冬，李盛照裹鐐的破布、碎棉全被撕去，這使他身上留下畢生難以消除的疤痕。

回顧這一生，他說自己始終沒有消沉的情感，事實上這是一種自我精神保護。1973年，在周恩來提出“廢除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的第二年，李盛照終於從小監中解放出來。那時，劉光策看到李盛照被架到曬場上，他一陣暈眩，幾乎分辨不了方向。直到兩天半以後，他才重新學會了走路。

李盛照走在大街上。氣候變得不一樣了，神的時代宣告結束。書的種類也豐富起來，他挑了一本關於彭德懷的傳記，在賓館讀罷，泣不成聲。他說，儘管二十多年曆盡苦難，這卻是他第一次流下眼淚。這是1980年，他剛獲得平反。他已經50歲了。他將第一次參加工作，第一次戀愛。人生，似乎才剛剛開始。

在這個善於遺忘的國度，遺忘並不需要特別的論證。人們會用一套實利主義的價值觀作為搪塞。人們需要放下包袱，忘記傷痕，走向未來。可是倔強的李盛照要尋找歷史，要找回尊嚴。於是，在出獄後的30年裡，他顯得如此格格不入。他一次又一次向法院索要他那些被沒收的書信和手稿，卻舉步維艱。

他去尋找歷史中的當事人。比方說，當年的審判長。他對其夫人說：他戴着手套殺人，沾滿鮮血，就算把手套扔了，血也洗不掉……當年主持他的批判大會的川大同學，後來已是校黨委副書記。這位同學擺擺手，對往事已經不願再談。

川大舉行110年校慶時，昔日的同學魚貫上台發表演講，感謝母校培養之恩。他在台下散發和張貼傳單，並邀請當年的同學（如今的黨委副書記）重新主持他那關於斯大林歷史反作用的學術討論會。

他要求給當年被打成極右分子的川大女學生馮元春平反。“大鳴放”那些天裡，她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拒不認罪被判無期徒刑。後來李盛照打聽馮元春的下落，得知她飽受酷刑折磨，後被槍斃。

對於李盛照的傳單和要求，同學們沒有任何反應。還有一些人要求將他趕走，以便營造和諧氣氛。

“我們對他的話題一點都不感興趣。都給他平反了，他還想怎麼樣呢？大多數人不都這樣過來的嗎？為什麼別人可以做到正確對待歷史，而他不行呢？”李盛照的一位同班同學說。對他們而言，安度晚年是最好的選擇。

獄友劉光策似乎是最理解他的朋友，在他看來，李盛照所繼承的，是那種心懷天下而又迂腐的士大夫傳統。他回憶起牢獄的歲月，每當看到李反抗卻換來更深的傷害時，他會勸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李盛照總回答：“太霸道了！你們受得了，我受不了！”在他印象中，羸弱的李從未屈服過。

出獄這些年裡，劉光策也曾陪他去監獄拍照取證，印傳單，做調查。劉記得，李盛照還曾去看望在監獄的批鬥會上第一個衝上去打他的犯人。對方已經病重，流着眼淚請求李盛照原諒。李安慰他，過去的就不要提了，還給他了50塊錢。

李盛照的生活並不寬裕，平反之後，他被安排到四川隆昌糧食所工會工作，但他並不甘心“成為二等公民”。他研究糧食流通體制，撰寫文章，甚至還向報社舉報自己單位搞小金庫貪污腐敗。這讓一些領導耿耿於懷。許多年以後，他們還憤憤不平地向本刊記者提起這事。

“隆昌只要哪裡打個雷，他就會立刻趕到現場去調查！”這位前女領導表示不可思議。另外一些人，則流露出不屑：“很反感他總提過去的事，總對體制不滿，既然不滿，為什麼還拿共產黨給你發的工資？”這樣的邏輯似乎得到許多人的認同。

1990年，李盛照退休，他依然保持着做調查參與時代議題的熱情與習慣。他奔赴各種新聞現場——政府為了打擊二胎而拆掉超生者的房子、奄奄一息的老人被拋在街頭、實行門禁的中學裡學生們翻牆摔成重傷、農民對火葬制度的牴觸……通常是寫一篇現場調查再配上一篇對背後體制沉疴的思考，然後寄往各大報社。

極少有回應，還引起妻子的不滿，她不理解，費時費勁費錢去調查這些事是為了什麼。

“他愛擺龍門陣，誰都不愛聽，可我知道他的經歷，我原諒他。”妻子總和他吵嘴，即便是在紀錄片導演謝貽卉的鏡頭裡，她也不掩飾。可她依然帶着同情。

在謝貽卉心目中，李盛照是一個堂吉訶德式的英雄。拍攝《右派李盛照的飢餓報告》時，她感到李盛照被深深的孤獨所包圍，他幾乎沒有朋友，沒有理解和支持，卻也沒有孤獨感。她甚至覺得他過於平靜、過於強大了。

“我就是要做反抗者。”李盛照說，他絲毫不在意別人的看法。

“大饑荒”成了他的關鍵詞。過去幾十年，他重回畝產神話之地再調查。冬天，在那些曾經的神地里，他看到小黃花瑟瑟發抖，感到有點淒涼。他終於了解到神話是怎麼編造出來的。他還四處收集糧食志和縣誌，他想了解那3年間的非正常死亡率，想證明當年自己對1000萬餓死人數的估計是正確的。

四川大饑荒中確切死了多少人？如今很難考據，學界普遍的估算在1000萬人以上。李盛照的資料都還堆積着，他82歲了，似乎有些力不從心了。

大多數時間，他在書桌上靜靜寫着，整理着，還開通名為“倔老頭李盛照”的博客。他對妻子說，他死後，這些文字不要扔掉，要把它們裝在一個盒子裡。他想着，會有人來到這所小房子的。他們將找到這些文字，看到一段嵌入個人生命的民族歷史，看到他一生的反抗、尋找及焦灼的思慮。

2012年五一勞動節期間，網絡上那條“……有人為此走訪了當年饑荒最重的安徽河南許多村莊，情況根本不是有人誣衊的那樣。鄉親們只是聽說餓死了人。而自己並沒有親眼見到餓死人，能夠直接證實的餓死者為數極少”的微博剛剛幾百條評論的時候，88歲的廖伯康先生就知道了。

他注意到這個帖子的作者的高學歷和媒體工作背景，為“大饑荒”的事實成為歷史懸案而慨嘆。他對記者說：歷史你可以不知道，但你不可以胡亂說！現在不是網絡上在追查謠言嗎？謠言止於事實，謠言止於真相。為何不讓事實和真相傳播出來？

廖伯康先生是四川大饑荒親歷者和見證人，曾向中央報告大饑荒而付出了個人代價，此後遭受20年政治和人身迫害。離休後，作為重慶和四川的政治元老，從2000年開始，整理有關四川大饑荒的回憶錄。

兩年後回憶錄成稿，可是至今沒能出版。儘管黨內一位很嚴謹、也很熟悉南方史的專家，通過認真細緻地查證，證明廖著可靠，四川省黨史辦的意見，也認為可以出版，卻沒有一家出版社認為“可以出版”。

2010年出版的《當代四川要事實錄》輯錄了廖伯康的回憶錄。這個版本經過了某種“脫敏處理”，例如，原文中提到了當時四川的“主要領導人”——也被認為是四川大饑荒的直接責任人的名字，出版時被抹去了。

廖先生想把“要事實錄”中他個人的部分抽出來，自己出錢印，自然也是不行。據廖伯康的回憶錄，四川大饑荒危害最為劇烈，餓死人數一千多萬以上，約占全國三四分之一。廖先生的回憶錄是目前所見最權威的記錄，但也只是在小範圍傳播。

廖伯康1924年出生於重慶市的一個貧寒家庭，1943年考入當時已經遷至重慶的上海交通大學，很快轉入中央大學，攻讀經濟學。1947年加入中共地下黨。1962年，向黨中央報告四川大饑荒狀況時，任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兼共青團重慶市委書記。

當時的共青團中央書記胡耀邦，倡導各地共青團“議大事，管本行”，提出青年團要做黨的助手，就應做黨的耳目。著名的“七千人大會”後，重慶團市委的幾位副書記有一天討論到：中央可能並不知道四川大饑荒的嚴重情況！廖伯康提出，安徽的情況就是有人給毛主席寫了信，毛主席批示派人去查，“就把蓋子揭開了”。但另一位副書記，也是後來牽連到“蕭李廖反黨集團”中的李止舟認為：寫信沒用，毛主席收不到。

醞釀的結果，就有了由另一位副書記於克書給中央寫的一封后來在四川受到嚴厲追查的信。為了避免從筆跡上看出寫信人，信寫好後再打印，寄出打印件。打印員是一位啞巴，絕不可能說出去。為了防止寄信地址泄露機密，信是托人帶到武漢交郵局的，署名是“一個共產黨員”。

根據當時的情況，這種擔心和謹慎並不多餘。廖伯康提到，已經有拆看信件、監聽電話的現成例子。1959年瀘州地委書記鄧自力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之後，打電話有人監聽，寫信也有人拆看。鄧自力寫給他堂兄鄧墾（鄧小平胞弟）的信，鄧墾寫給鄧自力的回信，都被拆看過。

但事實證明，這些用心都是白費了。後來，這封信的情況，被四川省方面查了個水落石出，當事人也因此受到政治迫害。多年以後，獲得平反，他們也只承認自己是“半勇敢分子”。

1962年6月19日至7月9日，中共共青團在北京召開三屆七中全會。廖伯康打定主意，要向中央反應情況。會議期間，在前門飯店的住地，廖伯康向胡耀邦面對面匯報過3個小時。胡耀邦沒有帶秘書，他帶着鉛筆和稿子，自己記錄。胡耀邦沒有就事件表態，但他把記錄交給團中央另一位書記，整理成一份簡報，報送了中央書記處。同時，胡耀邦又向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做了口頭匯報，並建議楊尚昆直接找廖伯康談話。他告訴楊尚昆，感覺廖伯康跟他雖然談了許多情況，但言猶未盡。

1962年6月28日下午，團中央給了正在召開的會議一些掩人耳目的理由，把廖伯康和“一個共產黨員”於克書送到中南海中央辦公廳的一間小會議室，見楊尚昆去了。

楊尚昆說，他找四川的多位幹部談過。有的“不了解情況”，有的“有顧慮”，有的“顧左右而言他”。楊尚昆表示理解：不怕官，只怕管嘛。然後問廖伯康：你今天不是來跟我打太極拳的吧！？但楊尚昆也表示，知道四川的情況很嚴重，死人很多。提到國務院曾收到一位逃荒到陝西鳳州的四川人寫的一封信，題目叫《一字一淚訴川情》，把四川的悲慘狀況寫得很具體，國務院辦公廳轉給了中央辦公廳。楊尚昆說，他把信轉有關中央領導同志看了。

楊尚昆還提到辦公廳收到一封只有兩頁半紙的來信，簡明扼要，寫得好。應該是指於克書的信。這表明，當時下層民眾和普通幹部給中央寫信，還能寄到的。

接下來是一段關於四川大饑荒死亡數字的經典對話。公元兩千年後，這段話流傳出來，對不知情的新生代產生了震動。

楊尚昆說，四川死亡數字的詳情，無從證實。中央要求四川報，四川沒有報。找民政部問：你是管救濟的，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說四百萬。民政部是找四川省民政廳問的，中央不相信。然後找公安部問，公安部是管戶口的，那時的糧票、布票、油票、煤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戶口掛勾，死一個就抹一個，這個數字應該準確啊。公安部當然也是通過四川省公安廳查的，說是死了八百萬。中央依然不相信。

廖伯康伸出一根指頭：一千萬。如何得來的？省委正式文件上來的。“縣以上正式文件都要送中辦，我為什麼不知道？”“你看文件和我看不一樣——你看是備查性質，我看文件是要貫徹執行。”

於是，廖伯康引用了1962年5月省委批轉的一份省委行政編制小組的文件，後面附有各地區人口數字表明，1960年底，四川人口總數6236萬。另一《戶籍年報》的材料上，1957年，四川人口總數7215.6萬。比較表明，3年之內，四川人口減少一千萬。

但廖伯康補充說：實際死亡，應該不止一千萬。楊尚昆又問此話怎講？

廖伯康提出的理由是：一，1957年至1960年的自然增長人口；二、從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四川還在餓死人。廖伯康說，基於這兩點，還應該加上250萬。廖伯康回憶道：楊尚昆聽到這個數字，“一拍大腿”，表示贊成。並立即吩咐秘書打開小會議室的一個保密櫃，從裡面拿出一個舊式摺疊賬本式的本子，打開看了後說：“就是這個數字！”這個情節表明，當時的中央領導是在各種數字中做篩選，找實情。

這就是廣泛流傳的四川省前政協副主席（離休前的職務）廖伯康認為四川大饑荒期間餓死1200萬人的版本的由來。

廖伯康還以四川省滎經縣為例，向楊尚昆具體描繪了大饑荒的慘狀。滎經縣委書記說，他那個縣人口“死了一半”，“有的村死得一個不剩，連埋人的人都沒有了，只得派另一個村的人到這個村來埋人，這些埋人的人沒有吃的，又要挖坑，是重體力勞動，結果埋人的人也死了，只好再從其他的村調人來埋這些埋人的人。”

當時，楊尚昆問道：“在和平建設時期為什麼會死這麼多人？究竟在哪些政策、工作上出了問題？”廖伯康回答，歸納起來是，四川省“主要領導人上不聽中央，下不聽群眾”。不過，現在廖伯康說，那只是他們當時的思想水平。現在，他認為，“其實這位領導人比我們更了解中央，只不過他是揣摩一人之好惡，又從‘左’的方面加以發揮發展，‘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如何了解真實情況，他們給了中央一個建議，那就是派出一批四川籍的司局幹部，以探親的名義去調查。為什麼是司局級，因為部長級幹部到地方要報告省委，司局級不必上報，不引人注目。

7月2日，也就是廖伯康和於克書匯報後第四天，楊尚昆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向鄧小平匯報了四川的情況，鄧小平同意“按他們的意見派人去”。中央組織部長安子文在四川籍司局級幹部中提了16人名單。在中南海西樓召開了有關這些人員的部委的黨書記會議，把名單交給楊尚昆。會議的保密程度是：只讓參加會議的人知道，不得告訴其他沒有參與會議的部黨組成員。

後來實際到川的是17人。多出一位蕭風，剛從《人民日報》總編室副主任、報社機關黨委書記，調任中央辦公廳財貿組長。他到楊尚昆處匯報工作得知情況，要求前往。他不是四川人，年齡偏大，身體不好，但他熱心這件事。

這批人到四川後，完全依他們的意願調查，沒有當地官方的指令和安排。跟任何人聯繫，都不會說出真實目的。跟廖伯康等幾位知情人，是心照不宣，很有秘密工作的味道。

歷來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地區(當時包括重慶)，在大饑荒期間，可謂餓殍遍地，慘不忍睹。

據現在可以查證的資料，郫縣人口在1958到1961年4年間，由28萬降至23萬，淨減5萬。全縣勞動力比1958年減少近20％，有7個公社減少30％。友愛公社一管理區1958年上半年有855個勞動力，後剩500人；永定公社一管理區1958年每個標準勞動力負擔3.9畝土地，後需負擔13畝土地，即勞動力減少60％。

溫江全區人口1957年為494萬人，1961年為433萬人，4年淨減61萬人。全部非正常死亡約為90萬人。

這裡舉的郫縣、溫江，是成都平原最肥沃的地方，歷史上鮮有饑荒餓死的記載。

大饑荒餓死的都是農民。但當時四川的城市市民和公職人員，供給糧食定量，只有21斤（遠低於全國其他城市，例如，北京是31斤），還被要求“節約”兩斤，實際只有19斤。廖伯康回憶，當時的重慶市委機關食堂，一個窗口賣一兩飯一份，一個窗口賣二兩一份。可是，有人說，我一頓吃一兩，太餓，吃二兩，糧票不夠。於是，廖伯康作為辦公廳的副秘書長，決定為食堂增設了一兩五錢的窗口！

可以想見，當時的調查人員給中央的報告內容是何等悽慘。廖伯康說，田家英看過所有報告，並打算送請劉少奇看過轉毛主席，但接着八屆十中全會，政治風向變化，並未送到毛主席那裡。

這些報告至今塵封整整50年了。能夠查到的，只有蕭風的一份報告，流落到民間。2002年，廖伯康跟已經93歲的蕭風取得聯繫，獲得了蕭先生當年報告的自留底稿。

廖伯康向中央報告大饑荒的政治後果，影響了許多人的命運。蕭風在四川調查期間，曾應邀與《瀘州日報》編委座談，其間以個人的理解回應過“包產到戶”的話題。這是一個高度敏感的政治話題。消息很快傳到了四川省委，直接影響到蕭風的工作，“文革”期間還受到追查。

楊尚昆和廖伯康那次談話，在“文革”中給楊尚昆造成麻煩。1968年底，“中央文革小組”派出兩個工作組，一個在北京提審楊尚昆，一個在重慶提審廖伯康，追查1962年那次談話的問題。

付出最大代價的是廖伯康等人。四川追查“對不起省委的事情”（向中央報告大饑荒情況），從給毛寫信開始（於克書作了檢討勉強過關），直到查出“蕭李廖反黨集團”。其中，蕭指蕭澤寬，當時重慶市委組織部長；李指李止舟，市委副秘書長；廖即廖伯康。這個排序由當時3個人的職務大小得來。他們的“罪名”是：“1962年正當我國遭受三年嚴重自然災害……蕭李廖等人……惡毒攻擊黨，攻擊三面紅旗……”

其中，廖伯康受到的衝擊最大。他的檢討無論怎樣都過不了關。他因“反對黨的方針政策、反對黨的領導、破壞黨的組織紀律”被處以“留黨察看兩年，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下放”建築工地勞動。此後，進“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逃亡……20年間，備受苦難。其間，眼見不少人被折磨致死，或自殺身亡。在1949年之前的地下活動期間，廖伯康學習過如何坐監獄，這幫助了他。他在“學習班”打太極拳，不允許，就圍着桌子跑。終於迎來了平反的一天。1978年第一次平反，1982年，第二次，徹底平反。1983年任重慶市委副書記，1985年，任重慶市委書記，1988年任四川省第六屆政協主席。

現在，廖伯康先生在家安享晚年，做口述歷史。大饑荒是他人生最重要的階段、最難忘的歷史。“大躍進”時代有一句口號，“一年等於二十年”，“我的大躍進，三小時等於二十年”（報告四川大饑荒，跟楊尚昆談話時間3小時）。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慘絕人寰的大饑荒，四川為什麼比全國更悲慘，在廖伯康心裡，這些問題早已梳理得清清楚楚。自然原因？廖伯康查過氣象紀錄，不是問題。外調糧食？廖伯康把四川和外省做過對比，四川調糧算是比較少的。結論是，政策原因，而四川比全國更左。廖伯康說：58年謊報（產量），（其他省）59年補回來了；59年謊報，60年補回來了。就四川頂得住！所以，（四川）62年還在餓死人。”

在廖伯康的回憶錄里，有兩個“動人的故事”說明年輕人需要歷史真相。一個是，“文革”期間，北京地質學院的學生到重慶造反，當時廖伯康已經化名“廖純”被關押在重慶周邊。革命學生找到他，帶回重慶。當學生們知道他是因為捅開四川大饑荒而“犯錯誤”，當晚就把惟一的一張床讓給他睡，他們全睡地板。

第二個故事則有些浪漫：廖伯康和政治難友們避難北京期間，一直得到鬧革命的大學生們的幫助，學生們組成了“專案組”。一位西南師範學院的學生和北京地質學院的學生在“專案組”發生了戀情，後來結婚了。廖伯康稱，“蕭李廖案”是他們的紅娘。

30年後，廖伯康問這對夫妻，當時為什麼那麼熱心幫助他們。得到的回答是：那時，他們去中央檔案館查閱過蕭風、鄧照明（回川調查大饑荒的一位川籍幹部）寫給中央的報告。他們還從鄧照明的報告中，摘抄了八千字……所以，他們有自己的看法！

1962年7月受中央辦公廳派遣、到四川省進行調查的《人民日報》總編室副主任兼機關黨委書記蕭風寫的《四川情況》中，寫道：“人口，1957年7300萬人，一說是7175萬人；1960年省委組織部批轉各地編制時，6200萬人；再加上1961、1962年春、夏荒死人數，以及生死相抵，共減少1200多萬人，減少17％左右”。

1924年出生，重慶人。1943年至1947年中央大學經濟系畢業。194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在重慶、上海等地從事黨的秘密革命工作。

1962年，在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兼共青團重慶市委書記任上，向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報告四川大饑荒真相，回川後受到政治打擊。

1982年獲平反。1983年任重慶市委副書記，1985年，任重慶市委書記，1988年任四川省第六屆政協主席。目前離休在家。

楊繼繩：大饑荒年代的城鄉時滯

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國發生了一場大饑荒，非正常死亡人數達3600萬（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按各省官方提供的人口數據計算，1958年，全國就有172萬人非正常死亡，1959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為475萬，至1960年達到頂點，非正常死亡為1109萬人。隨着落實救荒措施，以後非正常死亡人數迅速減少，1961年為300萬人，至1962年，全國絕大多數省份已基本走出饑荒，但個別省份如四川還在餓死人，全國總計仍有42萬人非正常死亡（同上）。用官方的數據計算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比實際要少，但反映的各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的變化趨勢是可信的。

　　由於城鄉分割，大饑荒從農村到城市有一個時間滯後；農村形勢好轉到城市形勢好轉也有一個時間滯後。我將前者稱為“順向時滯”，後者稱為“逆向時滯”。

　　除個別地方外，農村的饑荒最早發生在1958年冬天。而城市的飢餓發生在1959年的下半年，時差大約10個月。農村情況好轉大約在1961年秋後，城市生活好轉在1962年下半年，時差大約1年。1960年9月我從縣城中學考進了清華大學。到北京前，我已經餓了22個月了。入校後，比我高一個年級的同學說，1959年剛入校時伙食還很好，飯能吃飽，菜的質量也很好，有魚有肉。而當我們進校時，就只能半飢半飽了。1962年初，我回湖北，在漢口火車站附近一條小街上，有賣小吃的自由市場，雖然食品質量不好卻不要糧票。這種情況在北京是沒有的，我們高興地飽餐了一頓。1962年春，農村自由市場可以不用糧票買到價格較高的食品，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就不行。一般人經歷的大饑荒是三年，而我們這些1960年從農村考入大學的人，卻經歷了四五年。

　　糧食在農村下場到國家徵購，再由國家糧庫進入城市居民的廚房，需要一段時間。更為重要的是，政策是由在城市的人制定的，農村出現了饑荒，城市制定政策的人，總是要千方百計地防止農村饑荒向城市蔓延。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條件下，城市和農村的經濟本來是一體的，想防止農村饑荒向城市蔓延是不可能的。但是，城市人的種種努力，可以延遲城市饑荒的到來。所以，相對農村而言，城市的饑荒有一個時間滯後。大多數城市的飢餓晚來10個月左右，而首都北京時滯更長一些，大約有一年。農村大饑荒來臨時，由於時滯效應，城市還保持原來的狀態。這時，大批農民流入城市尋找食品充飢。四川作家東夫先生在他的紀實著作《麥苗兒青菜花黃——川西大躍進紀實》中，記錄了當時成都市周圍的農民湧入成都的一幕：

　　1959年7月，成都市的大街小巷、旅館車站、餐館、糖果鋪擠滿了農民，每日少則數萬人，多則十數萬人……他們想來吃一頓飯或買點可吃的東西回去。入夜，大批人蜷縮街頭露宿。據溫江地委和成都市委“動員農民回鄉聯合辦公室”統計，7月20日在西城區飯館吃飯的農民達53428人次，擠購糖果的7850人次。7月20日，香雪海飯店進餐人數3528人次，竹林小餐2706人次，東華飯館進餐人數2100人次，7月21日，香雪海飯店3331人次，竟成園4658人次。華陽勝利、桂溪、石羊等鄉“擋獲”進城購食品農民，查出餅乾1400斤，糖果400斤，麵包800多個，蔬菜2000斤，煤油20斤……

　　北京也發生過類似的情況。首都是全國保證的重點，到不得已的時候才會出現飢餓的情況。所以，北京的“時滯”到1959年底，比它周圍的天津、保定、石家莊還要晚兩個月。據記載：“1959年底，北京周邊城市在大小飯館已經實行了就餐收糧票制度，許多外地居民集中涌到北京，專程覓食就餐。一時間京城大小餐館門前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排長龍景觀，人流雲集，徹夜不散。從晚上開始排次日的早餐隊，早餐後又排午餐隊，午餐後又排晚餐隊，晚餐後又排次日早餐隊……循環往復。”（高智勇：《北京困難時期商品供應追記》）

　　到1959年底，農村和城市的饑荒“時滯”消失，城市糧食和副食品供應緊張起來，再沒有農民大批進入城市了。從此以後，農村和城市的飢餓同步，但飢餓程度農村甚於城市。

　　由於1958年冬開始餓死人，1959年5月中共中央頒布了幾項對農村放鬆控制的政策，有些地方實行變相的包產到戶。1959年秋反右傾時，中共中央5月頒布的幾項政策受到批判，包產到戶受到打擊。1960年大量餓死人，各地又自發搞起變相包產到戶。為了緩解飢餓，1961年開始，各地又自發搞起包產到戶。1962年年中，全國包產到戶的生產隊已超過總數的20％，安徽達80％，甘肅、浙江、四川一帶地、縣超過70％。（黃崢主編：《共和國主席劉少奇》下，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版）

　　農民稱包產到戶是“救命田”。有了“救命田”，農民自己千方百計增產糧食，農村糧食多了起來。1961年秋冬，多數省份的農村情況開始好轉，1962年更加好轉，由於開放了自由市場，農村有糧食上市。

　　據1962年8月20日糧食部辦公廳編《糧食工作簡報》第28期報道，不少地方糧食市場上市量由少到多，成交量由多到少，出現“剩市”。河南省魯山縣每天平均上市2000多斤，長葛縣每天上市5000多斤，葉縣和商丘每天上市1萬多斤。四川溫江縣雙流鎮每場上市3千至5千斤，成交70%至80%。各地副食品、代食品上市量也大，而且花色全，品種多。河北省糧食工作座談會分析，賣糧的80%是社員，10%是生產隊，10%是商販；買糧的50%是缺糧戶和災民，15%是城鎮非農業人口，20%是買生賣熟的，10%是商販。四川金堂縣調查，賣糧的60%是生產隊，40%是社員；買糧的70%是農村人口，30%是城鎮人口。

　　為什麼要賣糧？這期《糧食工作簡報》上說，四川溫江調查，社員賣糧的原因是：購買豬仔，購買農具，家有病人或其他急用錢，有的戶分到超產油或獎勵工業券需要錢買。生產隊為什麼賣糧食？江蘇省興化縣的調查結果是：修理農船、買農具、化肥、農藥。不管是農戶還是生產隊，賣糧不是糧食富裕，而是擠出來的。但不管怎麼說，能擠出點糧食賣，說明情況比前兩年好。

　　農村糧食市場是1960年以後才開放的，當時是作為解決饑荒問題的一個暫時措施。這與開放自留地是配套的政策。那時自由市場上農產品的價格很高。城市裡流傳民謠：“城裡一個八級工，頂不上農村一捆蔥”。

　　1961年冬到1962年，情況發生了新的變化，出現了與1959年上半年方向相反的“時滯”。自1953年12月實行統購統銷以來，城鎮居民的口糧按人口定量供應。進入大饑荒年代，城市居民的糧食定量一壓再壓。1960年9月7日，中央向各省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壓低農村和城市口糧標準的指示》。9月10日晚，中共中央專門召開“關於壓低農村和城市口糧標準問題電話會議”，李先念在會議上說：“1.3億城市人口上一年度銷售了590億斤糧食。今年七月北戴河會議上經各省要求確定今年銷售620億斤，為此總理作了檢討。現在看來只能銷售540億斤。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要壓低口糧標準。在上年度全國平均每人29.5斤標準的基礎上，再壓2斤。毛主席講：為什麼不壓3斤？為什麼不壓4斤？如果按全國平均29.5斤，再壓3斤也對，再壓4斤也對。當然，主席講的是問題的精神。這一措施如果搞好了，按10個月算，就可以節約15.6億斤糧食。”〔李先念同志9月10日晚在中央召開的關於壓低農村和城市口糧標準問題電話會議上的講話（記錄）〕

　　1963年，農村糧食形勢開始好轉，但城市居民糧食定量水平還是很低，詳見下表。

　　在今天看來，每月26.55斤糧食，應當是夠吃的。但在當年每人每月2兩油，一年吃不到兩次肉，沒有蛋，沒有其他副食品的情況下，這點糧食是城市居民的全部熱量來源。下表是糧食部公布的數字：

　　實際上，各級政府為了“留有餘地”，都相應減少了一部分。如鞍山鋼鐵公司重體力勞動者的口糧定量只有27.5斤。（中共鞍山市委：《關於在職工家屬中進行以糧食為中心的教育運動和安排好群眾生活的情況報告》，1961年1月19日，吉林省檔案館，1961，全宗1，案卷233）

　　城市和農村的逆向時滯，引誘不少工人私自離廠，希望到農村去吃得更飽一些。1961年4月，時任國家經委副主任的谷牧和經委的幾個幹部到石鋼、京西煤礦、龍煙鋼鐵公司考察時發現了這一情況。龍煙鋼鐵公司在1960年一年共跑了2800多名工人，1961年1月到4月上旬跑了1700多人。石鋼1961年1到4月上旬跑了845個工人。工人們對自留地、自由市場興趣很大。在生產時間，只要組長不在，工人就聚在一起議論紛紛，說某某回家後既有了自留地，還可以搞自由市場活動。工人說，在廠里干一個月掙的錢，不如在自由市場上賣幾條魚、幾十斤蘿蔔、幾十個雞蛋。谷牧向中央寫了一個報告，並作為中央文件轉發。（《中央轉發谷牧同志“關於迅速克服工人私自離廠現象和鞏固工人隊伍的意見”和賈步彬同志的信》1961年４月30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61]338號）無獨有偶，196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東北局也向東三省發了《東北局關於穩定工人隊伍的通知》，通知說，“最近，據各地反映，廠礦企業特別是煤礦工人自動離廠離礦的情況十分嚴重，對生產影響很大”。

　　在逆向“時滯”面前，城裡的機關、學校、廠礦、部隊在農村大搞副食品基地，即在農村建立小型農場，在這些基地上獲得農副產品，以補食品的不足。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文革”之前。

　　以吉林省為例，1960年以來，有些廠不僅糧食短缺，還因原料和燃料不足處於半停產狀態；雖然精簡了一批工人到農村，還有一些閒置勞動力。根據中共中央有關指示，一些大企業開始建立農副業生產基地。據12個大企業的初步統計，到1961年底，已辦起了30個農副業生產基地，共有耕地21705畝，收穫飼料、糧食127.4萬斤，蔬菜253.4萬斤，養豬4632頭、牛659頭（其中奶牛492頭）、羊1066只、雞38600多隻。吉林化學工業公司過去職工保健牛奶全靠市里供應，經常得不到滿足，此時已能自給。公司還組織有職業病和體弱的職工到農副業基地邊勞動、邊休養，對於恢復健康效果很好。（中共吉林省委：《關於廠礦企業建立農副業生產基地情況的報告》，1962年1月20日）當然，在建基地時，無償地或以很少報酬調用公社的土地、車馬、勞動力，又颳起一股新的“共產風”：靠糧食定量吃飯的強勢群體，“共”弱勢群體農民的“產”。由於這些基地有侵占農民利益的傾向，有些地方政府不得不下令制止。

　　森林工業、礦山、鐵路等系統，有的組織職工家屬進行自給性農副業生產，以彌補國家供應的不足，改善職工生活。1962年6月，周恩來到吉林視察時，要求吉林省委對這件事進行一次調查。1962年11月9日，吉林省委向“中央、東北局、並總理”提供了調查報告。（中共吉林省委：《關於職工家屬參加自給性農副業生產的調查報告》，1962年11月9日）報告說，在職工家屬中，能夠參加農業勞動的只占家屬總人口的6%～10%。這兩年職工家庭小片荒地80%是職工本人耕種的。有的因耕地過多，已嚴重影響工業生產。據通化礦務局反映，在農忙時，井下工人工時利用率僅達四個半小時，春耕時期，因工人種地，出勤率一度由85%降到75%。工人說：“上班留點勁，下班好種地”，“星期五心長草，星期六往家跑，星期天大突擊，一乾乾到星期一”。

　　上述報告說，森林工業搞農副業生產最大的問題是與林爭地。開荒種糧也破壞水土保持，開荒的小片地不少是在河岸兩旁30～50米內的土地。職工開荒種糧與農民爭地的情況也比較普遍。

　　對城市居民來說，除了吃不飽，精簡下放是對不少家庭的另一種威脅。有些本來就來自農村，因吃不飽是自願回鄉的，但相當多的家庭還是不願離開祖祖輩輩居住的城市。1961年5月到1962年6月，城市下鄉人口共1800萬人，減少職工1700萬人。城鄉吃商品糧的人口減少了2000萬人。當然，精簡下放的對象主要是1958年招工的農民。但是，城鎮裡出身不好的，受到種種處分的，沒有固定工作的，也隨之下放到農村。1962年，流傳着一首民謠：“嫁軍官，怕打仗；嫁幹部，怕下放；嫁工人，怕定量；嫁個農民吃得胖。”當時中印邊界戰爭剛打不久，怕打仗是部分軍人家屬的一種思想狀況。

李昌玉：放論瘋狂的環江

大躍進時期人為的“衛星田”的稻穗竟能托住一位小姑娘

【本文是舊作。現在筆者肺癌再次復發，處在化療中，拿來校讀一過，覺得仍有介紹的價值。】

環江雖然山多，但地廣人稀，人口密度小，50年前每平方公里只有三十來個人。因為地廣人稀，最近若干年還遷入了大量移民，人口由17萬增長到40萬有餘，大家仍然豐衣足食。

這是因為環江還有很好的氣候條件。環江毛南族自治縣地處北緯24〞44＇—25〞33＇度，屬亞熱帶季風氣候區，氣候溫和，雨水充沛、日照充足、冬無嚴寒、夏無酷暑、雨熱同季、無霜期長。年均氣溫南丘陵一帶為19.9°C,北部山區為15.7°C；一月平均氣溫10.1°C，七月平均氣溫是28°C。歷年最低氣溫為—5.2°C，無霜期290天。年平均降雨量北部為1750毫米，南部為1389.1毫米，集中於4—9月份，占全年降雨量的70%，歷年最小降雨量922.8毫米。

從農業生產來看，和筆者所處的山東省相比，環江真是一個得天獨厚、令人羨慕的地域。倒退50年，回到那沒有塑料大棚的時期，環江的冬天地里總還可以種植一點東西，不像山東，地里足足有半年不能生長任何作物，看不到一絲絲綠芽。我在2009年11月上旬去環江，地里還有沒有成熟收割的晚稻，至於綠油油的蔬菜就隨處可見了。

植物生長的臨界溫度是12°C，環江幾乎終年具備植物生長的必要溫度。在這樣的有利的地理氣候條件下，土地又多，撒把種子就可以生長，怎麼會餓死四分之一的人口呢？我們去問現在的環江年青農民，他們會相信嗎？這就要問責毛澤東了。

在六十年之後，我們研究環江的歷史，可以採取必要的假設：

以上三大步，都是毛澤東強行推行的。回顧歷史，我可以斷定，每多進行一步，就多造成一場災難。

如果不土改，農民擁有的土地多寡不均，但可以採取立法規範等措施調節。最壞的方法、最壞的後果是暴力土改。暴力土改摧毀了中國農村賴以生存的道德、法制、文化、人倫底線，使以後對農民的任何剝奪壓迫蹂躪屠戮，都可以在“毛主席的指示”、“共產黨的政策”的大旗下，無所顧忌地進行。既然土地可以強行剝奪，地主可以批鬥槍殺管制，那麼以後所有的“社會主義改造”都可以為所欲為了。追本溯源，打土豪分田地的暴力土改，導致了十年後的大躍進大饑荒大死亡。

如果不搞合作化（互助組、農業生產合作社），也就不存在是否要包產到戶的問題，王定自然還繼續做他的縣委書記，農村維持着土改以後的局面，和現在實行的土地制度大體相當，農民自然還可以過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

如果不搞大躍進，即使換了洪華做書記，他也吹不出畝產13萬斤水稻的大衛星，使隨後的高徵購大饑荒大死亡不至於產生或不會嚴重產生。

回到合作化之前，甚至於回到土改之前，這樣的生活好不好？本文除了上面引述的譚紹儒的信，有片言隻語涉及，下面我要引述王定的部下，從1950年起就在環江農村工作，1954年擔任下南區區委書記的韋明同志的回憶錄。他1933年出生，比我年長1歲。後來調到《廣西日報》做編輯。現在偏癱，住報社職工宿舍。2009年11月，我登門拜訪了他。

他寫了一個環江工作的回憶錄。他說，下南區是一個有25000人的毛南族山鄉，土改結束之後的1954年，區委只搞了幾個合作社試點，“面上放手讓群眾生產，大家心情非常舒暢。這年又是風調雨順，水利條件很差的下南，糧食喜獲大豐收，村村寨寨一片歡騰。糧食大豐收，出現六畜興旺，豬滿欄、牛羊滿山崗、雞滿雞舍、鴨鵝滿池塘的繁榮景象。據一些年紀大的老人回憶，下南歷史上商業盛況是逢街日，外地商販從四面八方湧來、除街道圩場外，周圍田塊以致路旁、山腳擠滿了趕街的人群。每圩上市菜牛四五十頭，宰豬一百多頭。春節前夕的圩日宰豬多達二百頭均銷售一空。1954年與歷史上的豐年盛景有點類似，圩日的下南，人群熙攘，一派繁榮，更加上鄰縣南丹縣八圩瑤族同胞擔來許多他們自己釀造的米酒、蜜糖和各種獸皮等土特產品，更增添了市場繁榮亮麗的景色。這年毛南山鄉，村村寨寨男女老少，笑逐顏開，熱鬧非凡。除夕夜，各個村寨賀歲的鞭炮聲連續不斷，從除夕夜12時起，直響到晨曦微露。”

一位老年農民對韋明說：“韋書記，跟你說實話，我們最希望能像54年那樣豐收年就好了，那一年真像乾隆皇年間一樣，風調雨順，物阜民豐，市場繁榮興旺，人民太平安樂。”（《合作化時期我在環江的難忘經歷》）這位老農喜不自禁，只好根據一知半解的歷史知識，比之於‘像乾隆皇年間一樣’，來誇獎讚美1954年。

這樣幸福美好、和諧富裕的生活，在這個下南區在以後可能最少二三十年間再也沒有出現過，等到他們再次歡度豐年春節的時候，大概想到的就不是乾康盛世，而是大躍進大饑荒大死亡的苦澀了。

這裡也透露出一個信息，在農民的直觀看來，共產黨奪權之後，在農村強迫實行的一系列變革，都是擾民害民，大災大難，倒行逆施，都是多此一舉。

我記得在1951年前後，部隊針對幹部戰士革命意志衰退，嚮往“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生活，普遍想復員回家的問題，開展過一場聲勢浩大的堅定革命意志的政治思想教育。那時因為朝鮮戰爭還在打，台灣還要去解放，所以不能大量復員。從那個思潮可以看出，大批農民參軍的理想也就是“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他們理想中的桃花源就是小農經濟生活。他們沒有集體化的願景。強行集體化，首先是違背了經濟學的一個不可逾越的原則，生產關係必須適應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客觀條件。超越了這個條件必然受到懲罰。

吳思寫了一本《血酬定律》，有人讀了之後說：“我們學過政治的人都知道，生產力的發展推動生產關係的變化，並由此決定了歷史的演進規律。但吳思卻告訴我們，決定歷史進程的，並不是什麼生產力水平，而是‘破壞力水平’。而且，破壞永遠都比生產更為有效，也更為有力。”這話說得很有意思。毛澤東領導經濟，除了效果巨大的“破壞力水平”，達到空前絕後的地步，留下的是大災大難。

毛澤東有無與倫比的絕對權力，但同樣具有絕對權力的希特勒，甚至於斯大林都沒有像他那樣胡作非為，禍國殃民。毛澤東具有詩人激情澎湃的氣質，還有自命為馬列主義革命家改造中國的奇思妙想，然後加上他擁有絕對權力，就可以隨心所欲，改天換地了。他不懂經濟卻從周恩來手中奪過指揮大權，夢想以“一天等於二十年”的速度發展工農業，天馬行空，胡思亂想，胡作非為，禍國殃民。他在土改分地之後，一步一步地實行農業集體化，把土地收歸集體所有，想要消滅私有制，連“包產到戶”也要禁絕，再然後實行更大集體化的人民公社，把土地，把人口，把小到家庭的鐵鍋，都實行“共產”。唯一還沒有實行的是“共妻”。他賦予各級黨委書記直至村黨支部書記“大權獨攬”之權，可以對屬下生殺予奪。他對任何偏離“集體”、“共產”的建言做法不論是否符合實際，一律以資本主義、右派分子、右傾機會主義的罪名治罪。對待農民則更是連起碼的憐憫之情、同情之心也沒有，就像環江幹部譚紹儒所說的連豬雞狗也不如。把憲法賦予人民的自由、民主、人權剝奪殆盡。無論怎樣死人，死多少人，他都無所畏懼，誰也不會不敢追究他。所有的政治運動都是他一個人靈機一動，計上心來，由他一個人發動和領導，不需要提交政治局或人大常委會討論、通過。他從來不檢討認錯，更不會下罪己詔。因此，從1958年到1960年，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陷進了亙古未有的災難的深淵。這就是反右運動之後，緊接着馬上又開展了大躍進運動，隨之造成大饑荒、大死亡的根本原因。

毛澤東不是昏君庸君，而是能君暴君。假若他是昏君庸君，中國人民反倒幸運了。

那些至今還在懷念毛澤東、吹捧“毛澤東思想萬歲”的人，你們能回答毛澤東思想的內涵嗎？毛澤東是以“階級鬥爭為綱”治國，農村從土改到合作社，到大躍進，到人民公社，到文革，都是階級鬥爭為綱的有機組成部分。階級鬥爭為綱已經被中共正式否定。現在，你們再抬出“毛澤東思想萬歲”的匾牌，招搖經過天安門，向全世界宣示，請問打算做什麼呢？難道中國還要再來一次天下大亂的文化大革命？

但是，毛澤東的最高指示是要由各級幹部執行的，因此除了各個地區的社會經濟條件差異之外，幹部的素質作用很大。任何政策在執行的時候，總是有相當的彈性。

真正發生大饑荒大死亡的是少數最敢於吹牛撒謊、欺世盜名的酷吏惡吏，他們要討取毛澤東歡心，胡作非為，把毛澤東的壞政策向壞的方面推向極限。學界一般認可的死亡是3760萬人，主要集中在幾個省的若幹個縣。楊繼繩在《墓碑》中說，餓死人最多的是四川（7300萬人餓死1000-1200萬）、安徽（3400萬餓死500-600萬）、貴州（1700萬人餓死90萬）、河南（5000萬人餓死500萬）、山東（5700萬人餓死300萬）、甘肅（1300萬人餓死100萬）等省，餓死人最多的縣份有信陽，通渭，羅定，亳州，鳳陽，遵義，金沙，郫縣，榮縣，豐都，大邑，館陶，濟寧等等，等等，這些縣的死亡人數都占全縣人口四分之一以上。

象貴州省湄潭縣，餓死12萬5千人，占農業人口的22%，絕對數也夠大的。

象安徽省地處長江邊的無為縣，90幾萬人的縣，餓死了30多萬人。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張愷帆回到家鄉無為縣檢查工作，發現浮腫死人嚴重，當機立斷，採取了一些措施，如開倉放糧、解散食堂等等，結果遭到開除黨籍、撤銷副省長職務、批鬥、關押、送煤礦勞動的處理。這位張愷帆，就是1933年在國民黨龍華監獄裡的牆上，題詩“龍華千古仰高風，壯士身亡志未窮。牆外桃花牆裡血，一樣鮮艷一樣紅”言志，署名“捫虱居士”的“烈士”，解放後清理牆壁被發現，蕭三編進《革命烈士詩抄》。那時，這也是四五十年前，我慕書名買了一本，讀得心潮洶湧，對革命烈士產生無限敬仰。現在知道，這位“捫虱居士”後來查明僥倖未死，他就是張愷帆。那時，張愷帆為了“解放”人民沒有做成烈士，可是1959年，他面對農民的苦難，抒懷“建國十年長，黎元尚菜糠。五風吹不禁，慚愧吃公糧！”他利用自己的職權，真是為“解放”農民做了一點實事的時候，自己卻被“革命”陷害。

毛澤東龍顏大怒，怒斥張愷帆道：“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央委員會裡有，即軍事俱樂部的那些同志們；省級也有，例如安徽省委書記張愷帆。我懷疑這些人是混入黨內的投機分子。他們在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蓄謀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在黨內組織派別，散布他們的影響，渙散無產階級先鋒隊，另立他們的機會主義的黨……”張愷帆1908年出生，長我26歲，自然是我的革命前輩。請問：你們當初捨生忘死為之立志，想要擁立的就是這樣一個專制獨裁的政黨領袖嗎？想要建立的就是這樣一個可以肆意暴虐人民、可以肆意整治幹部的政黨嗎？

張愷帆沒有成為烈士，但白莽、柔石、何孟雄等許多共產黨員犧牲在龍華監獄，並且在很長的時間裡，成為我們崇敬的先賢。魯迅寫了文章《為了忘卻的紀念》紀念他們，最最欣賞白莽所譯裴多菲的詩：“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但是先烈們拋棄了生命，換來的卻是全國唯一的一個人可以享有至高無上無與倫比的絕對自由：他可以為所欲為地發動大躍進，下達高徵購的指令，餓死4000萬人可以不被問責；他可以為所欲為地給任何人戴上“右派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叛徒內奸工賊”的帽子……如今，“自由”成了執政黨談虎色變的敏感詞彙！

1990年中國農業部政策法規司司長郭書田說：“根據我們八十年代初考察過的安徽鳳陽等縣的情況，當時餓死的人大約占全縣總人數的四分之一左右”，即有近十萬人餓死在那場人為的饑饉中。安徽全省情況到處都差不多，宿松縣人口減少了9.5萬，差不多也是全縣人口的四分之一。霍邱縣死了近四萬人。靈璧縣八萬以上，渦陽縣死了約十萬人。

張愷帆的悲劇是共產黨員的悲劇，是中國共產黨的悲劇！以解放天下受苦人為己任而建立的共產黨，在奪得政權之後，卻異化為人民的專制獨裁者，把人民的民主、自由、人權剝奪殆盡，比國民黨的暴虐殘酷超過何止十百倍。國民黨時代有因為難以抗拒的自然災害而發生大死亡的事件，卻沒有因為大躍進、“高徵購”而造成全國人民大飢餓，其中餓死者達到4000萬的人禍！

中國人民憑什麼要這樣的“解放者”，這樣的“大救星”？！這樣罪大惡極的執政黨今天竟然毫無自責懺悔謝罪之意，反而肆意打壓揭示歷史真相的自由言說之士，動輒以“顛覆”罪判刑，實在是天理難容！

不過，回到50年前，較為多一些的省和縣，死人較少或不太多。經過反右運動，雖然打了一大批正直的正派的親民愛民的幹部右派，但是畢竟還有一批這樣的幹部占據各級領導崗位，用當時的語言來表述，就是那些上頭認為比較右傾，比較落後，不求上進的幹部，群眾反而認為比較務實、比較實事求是、比較心地善良的幹部，他們對自己所屬的人民總還有所愛護，不是一味地跟風逐浪，弄虛作假，把農民最後的口糧也徵購一空，騙取虛名，張愷帆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在某種程度上他們還玩弄一點“欺上”的伎倆，不怕犯“地方主義”、“本位主義”、“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給農民儘量多留一點“口糧”。所以並非各省各縣的饑荒一樣大，餓死一樣多。

這麼一批默默無聞的好官良吏，在他們主政的省區縣份，盡力抵制，餓死人較少，如“大躍進年代的吉林省委領導人不走極端，不趕浪頭，在毛澤東面前有時還敢講一點真話。但是，就是這樣一個號稱‘中國的糧倉’的省份，也沒有逃脫飢餓的折磨。不過，與內地其它省份相比，吉林的饑荒要輕得多。”再如“江蘇沒有興辦如甘肅引洮工程那樣耗資巨大、勞民傷財且毫無效益的超級水利工程，也沒有像河南、山東、安徽、廣東、甘肅、青海等省那樣，揪出省級主要領導幹部作為批判‘右傾機會主義’的靶子。江蘇省放的各種‘衛星’比較少、也比較小，因此在三年特大經濟困難期間，江蘇省的‘非正常死亡’的比率也比有些省份少。”（楊繼繩語）

筆者當時所在的山東省，魯西南、魯西北地區，本來就貧窮落後，在大躍進中卻大吹特吹，和廣西環江不相上下，省報《大眾日報》上幾乎天天總是壽張、館陶等的經驗、衛星上報紙的頭條，壽張、館陶、范縣提出了一個縣單獨進入共產主義的設想，引起毛澤東的關注，但是這些縣結果卻是得到大饑荒大死亡的報應，轉過來的1959年1月，館陶就發生了食堂停火，生產停頓，社員逃荒，路有餓殍的“館陶事件”。這種餓死人的“□□事件”在全國不斷發生。反之山東東部地區少吹不吹，幹部們還為高徵購打點埋伏，所以災情就較輕一些，死人遠不如魯西南、魯西北多，沒聽說餓殍載道的情景。因此，大饑荒大死亡最多的省區縣份其主政的幹部，大多是極左派，他們善於吹牛撒謊，欺上瞞下，沽名釣譽。為了追名逐利，不擇手段地徵購糧食，搜刮農民的口糧，失去起碼的愛民之心，毫不顧忌政治操守，拋棄了誠信做人的底線。

正是有了一批象洪華這樣的酷吏惡吏變本加厲地執行毛澤東的指示，才上演了一台繪聲繪色的大躍進鬧劇，造成了亙古未有的全國性的大饑荒大死亡。

我們還是以環江為例議論。王定1923年生，肄業於具有革命傳統的桂林兩江師範。1947年，那正是國統區學生開展爭自由爭民主運動之時，他和愛人蔣繼璘把剛8個月的女兒留在家，參加我黨領導的全（州）灌（陽）武裝起義，是游擊隊中惟一的夫妻戰士。這支隊伍成立不到10天，就遭到反動保安團的嚴重襲擊而被打散。王定等衝出重圍。蔣繼璘不幸被俘，同年9月15日在縣城英勇就義。她是解放戰爭時期全州第一位女烈士。王定突圍後，化裝到達武漢，輾轉至香港，入我黨領導的達德學院學習。1948年1月參加西江游擊隊，次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3月調回廣西，先後擔任過游擊大隊長、參謀主任兼聯隊長等職。

那時，中共承諾的是建立一個自由、民主、公正、公平的社會，這就是王定他們一批人的理想。為了這個高尚的理想，即使是在最艱難的歲月里，他對共產黨的信念也從沒動搖過。他認為毛澤東、共產黨全黨和他一樣都是為了實踐這樣一個理想而奮鬥。因此在廣西省黨代會上，他才慷慨陳詞，批評省委：“去年春荒時，永福縣一個鄉里，因區鄉幹部官僚主義，餓死了一家三口。有關的區鄉幹部都得到嚴肅的處理，其中錯誤嚴重的鄉支部書記被判刑勞改。然而同一個時期在平樂專區（橫縣也有）因官僚主義出了餓死幾百人、很多人家破人亡的案件。上次代表會中代表的意見很大，到今一年不見處理的下文。這不單是對不起群眾，違反社會主義法制，也不免使人要質問，為什麼下級幹部犯錯誤就處理及時嚴厲，對較高級黨委犯錯誤就這樣遲遲不決呢？省監委是怎樣執行黨紀的？難道二十世紀的共產黨廣西監委，還不如十一世紀封建主義開封的包丞相？我認為不公平！”他認為共產黨執政之下，餓死人是一件不可等閒視之的小事，應該公正嚴肅處理。如此仗義執言，全場為之動容，代表們為他響起了暴雨般的掌聲。

王定是廣西全州人，全州在環江之東，相距約1000華里。他解放後一直做環江縣的領導，從副縣長到縣委書記，從土改到合作化，抱着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環江的人民經過七八年的相處，同命運，共苦樂，所以他對環江人民的喜怒哀樂感同身受。

王定的右派錯案“改正”後，到省委統戰部工作，在他家的客廳里，懸着一幀行書條幅，寫的是鄭板橋的詩句：“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這是他請一位書法家為他寫的。做過山東濰縣知縣的鄭板橋，以體察民情、革除弊政、清廉自守、開倉賑濟著稱，晚年以書畫知名，被稱為“揚州八怪”之一。王定和鄭板橋相似，在共產黨內也是“一怪”，是另類，因此他視鄭板橋為知音。在共產黨內，象王定一樣把“為人民服務”確實當作了自己的座右銘，身體力行的人，並不很多。

王定致命的弱點是從學生到幹部，幾乎沒有經歷過脫胎換骨的知識分子“改造”歷程。他的所作所為，從那些官場歷練豐富的工農大老粗幹部看，都是一派不足為取的書生氣。廣西省縣裡的反右運動，這類幹部大多落水。此外，現在我們知道，解放初期，毛澤東對於地下黨員的處置有一個16字方針：“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這當然也是王定的催命符。

環江縣取王定而代之的新任縣委書記洪華是一個南下的農村幹部，他和王定具有完全不同的出身、文化、經歷，因而也就有完全不同的文化素質、道德素養。他們處身知識分子的場合，最得意的身份認定就是“咱大老粗”，以此為榮。對知識分子極盡譏諷揶揄之能事。因此在同樣的共產黨員、革命幹部的外衣包裝下，這兩大類幹部的為人處世，執行政策，就大相徑庭。

洪華1918年生，本名王榮耀，出身農民，高小肄業。河北玉田縣第二區東范家塢人。1935/1937年到遼寧省撫順煤礦當工人，後回家務農。1939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化名洪華。歷任村黨支部書記，分區區委委員，冀東第十八地委保衛幹事，組織幹事，武清工委書記，縣委書記。1947年後歷任冀東軍區十五分區警備四團政委，第四野戰軍補訓二師政委，十三兵團留守處政委等職，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參加較大的戰鬥數十次，屢立戰功。南下廣西後，歷任南寧市軍事管制委員會航運接收組組長，中共貴縣縣委書記，賓陽地委委員，國營柳州機械農場，西江機械農場場長兼黨委書記，中共廣西省委農村工作場站處副處長。

和王定相比，洪華倒是“八路”牌的老革命，早參加革命8年，具有工人農民的雙重出身，抗過日，打過蔣，這是他的大資本。他來到廣西則是居高臨下的解放者、勝利者，又是久經共產黨官場的歷練者。他還有必要的小學文化，再高了就成了討人厭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再低了卻讀不懂一般文件。在中共建政初期，這類幹部最行時走運。

在解放初期，洪華作為縣委書記，文化還不是最低的，有許多縣委書記是半文盲，連一般文件都讀不通。洪華有將近20年的革命經歷，他始終處在共產黨官場的中間遊走，比起王定幾乎沒有官場經驗來說，他懂得做官的訣竅就是用心吃透貫徹上級的意圖，摸准共產黨官場的“護官符”，諳熟官場潛規則。以1939年的老幹部來說，他顯得升官不快。洪華的官運並不好。在官場，他不得志。到環江任職，正好為他升官進爵創造了條件。

他沒有什麼政治理想，也沒有什麼道德倫理，甚至於連江湖義氣也不多，反倒具有流氓無產者天然的無道德的道德，反道德的道德。有的作家後來到環江採訪之後說：“三十多年過去，當年的同事回憶起他來，仍心有餘悸地評論說：‘洪華身上，有一股凶氣和狠勁，人見人怕。’”（余習廣李君《環江悲歌》）

他最懂得運用官場權術，搞好關係，阿諛奉承，爭權奪利，打擊陷害。他信奉的官場規則是唯上是從，唯官是從，熟讀革命詞句作為虎皮大旗披掛招搖，來震懾下屬與群眾。做下層幹部的訣竅，就是努力貫徹上級指示，“黨叫咋干就咋干”，做好了有功，做錯了可以上推下卸，不負責任，絕不要別出心裁，發揮什麼創造。他不但不會重蹈王定的覆轍，而且他要反王定之道而行之。他心裡才沒有什麼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關心農民的苦樂這些道理，“為人民服務”不過是他們的口頭禪，反正是上面要什麼就投其所好。

象洪華這類幹部，他們抓政治，有生殺予奪的大權，不外乎多製造一點冤假錯案。但大躍進是抓經濟，搞農業，搞鋼鐵。他們和毛澤東一樣，都是外行。反右之後，毛澤東最欣賞的哲理之一是“外行領導內行”。附帶說一下，國民政府的縣長一般都是大學畢業，並且要經過考試院考試通過，才能放任。而解放後前30年，中共政權的縣委書記，大多只有小學、初中文化，不少是半文盲。在“外行領導內行”的大旗之下，吹牛撒謊、欺上瞞下的任何事，他都敢想敢做。這也就是洪華吹牛吹出畝產13萬斤水稻的原因。

我們可以作一個假設，如果讓王定主持種試驗田，怎麼也放不出畝產13萬斤的“衛星”，反之，讓洪華領導農業生產合作社，他也不會下鄉調查，提出“包產到戶”的主張。

洪華這個吃人不吐骨頭的惡魔，在餓死4萬人民之後，1960年元月，被提升為中共柳州地委書記處書記。1961年春，才被當做替罪羊被揪迴環江批鬥；1961年3月2日在環江縣幹部群眾大會上，洪被宣布開除黨籍，並逮捕法辦；1963年10月31日洪被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5年,病死獄中。二十年後，柳州地委竟然本著“處理歷史遺留問題”應“宜粗不宜細”的原則，貫徹“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方針”，複查洪華案件，最後發文“撤銷原判；黨內給予撤銷職務，恢復其黨籍，按一般縣級幹部待遇。”

洪華不過是一個替罪羊。為了安撫民心，不得不治他的罪，但是那些指示他、支持他弄虛作假的地委、區委領導人，後來都升官進爵，論功行賞了，反而由他們給洪華定罪，在遵守叢林規則的官場，他們在道德上用不着愧疚，但他們會害怕日後受到追究，缺乏安全感。只有給洪華“平反”了，他們才會如釋重負，心安理得，後顧無憂。再說，論罪，真正要問責的是毛澤東！

我們觀察中共執政60年的歷史，有一個一貫的特點，就是正派正直、主持正義、主張民主、主張法治、親民愛民的好官，總是受壓受氣，受打擊，受排斥，受整肅。彭德懷、劉少奇在前，胡耀邦、趙紫陽在後。毛澤東整肅過的幹部，最後不是都因為被實踐證明整錯了而名正言順地平反了嗎？

使洪華能夠為為所欲為非作歹的原因，是因為黨國體制、書記掛帥、大權獨攬的極權制度。在這個制度下，縣是一級政權，是中央、省、地區領導下的一個相對獨立的政權機構，是一定意義上的獨立王國，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因此縣委書記那真是擁有絕對權威、可以稱王稱霸的小霸王，是歷朝歷代，包括國民黨的縣長也無法望其項背的“洪霸天”。

但是，洪華並非註定會變成壞官。首先是有大躍進、高徵購那樣的政治環境，他才能如魚得水，興風作浪。如果在一個相對比較正常的社會，人民有一點點民主，輿論有一點點自由，洪華就難以做壞事或大壞事。甚至於只要不搞大躍進，洪華也難以逞其伎倆，為非作歹，肆意妄為，最多不過像現在的一些幹部，貪污多一點，二奶有幾個。

我們再看今天，大概所有重要幹部的選拔提升，都經過了各級中組部的嚴格考察，但是仍然避免不了一個個、一窩窩的腐敗，原因也在於不是選票選出來的。他們不對選民負責。如果洪華是選舉出來的，他敢於那麼放肆嗎？而這個極權制度決定了好人進去以後，也難免變壞，走向腐敗。

環江縣如此驚心動魄的歷史悲劇，作為一個極為具體生動的案例，告訴我們：一黨專制制度在蹂躪人民、壓迫人民、屠戮人民方面是什麼樣的壞事都能做出。王定拒絕同流合污，他就被清洗出局。以環江為例，它比國民黨反動派還要反動，他比德國法西斯還要法西斯。什麼“人民政府愛人民，共產黨的恩情說也說不完”，那不過是一曲麻醉愚民的精神鴉片!

環江人民有理由懷念好官王定，但是這個極權制度決定了王定他難以施展他的抱負。他不是民選的縣長、黨員選的縣委書記。同樣，環江的人民和黨員也不能罷免罪大惡極的洪華。

大躍進最後造成全中國人民忍飢挨餓，其中4000萬人死於饑荒。罪魁禍首是毛澤東。

從中共的歷史來看，任何領導人，只要認錯檢討，就得下台。所以毛澤東拒絕認錯檢討，更不會下罪己詔。不但如此，毛澤東手裡有了兩把板斧，一把叫做右派分子，這是令人膽戰心驚的，直到58年的南寧會議，毛澤東一句“離右派50米”的旁敲側擊，就嚇得周恩來趕快檢討。59年他又鍛造了一把新板斧，叫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一斧砍到國防部長彭德懷的脖子上。毛澤東抓着這兩把板斧，所向披靡。這樣一來，誰還敢說三道四？

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婉轉地批評大躍進，天災人禍“三七開”。毛澤東暗暗記在了心裡，認定劉少奇是“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古人說，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毛澤東暫時做了一些妥協讓步，退居“二線”。他沒有睡覺。他在養精蓄銳，窺測方面。他必須一炮打響，置劉少奇於死地。僅僅準備了4年多，他發動文革，如願以償。

在確立毛澤東的絕對領袖地位上，劉少奇曾經居功厥偉。大概他心中從來沒有自由民主的影像，也不懂自由民主的程序，還害怕承擔野心家陰謀家分裂黨的罪名，甚至於連張學良“犯上”的勇氣也沒有，再說，劉少奇之外的那幾位左輔右弼“常委”，哪一個不是耿耿忠臣？所以在七千人大會上，他沒有敢於向毛澤東發難攤派，但毛澤東一絲一毫也不領情。共產黨的黨內鬥爭，毛澤東美其名曰路線鬥爭，遵循的是你死我活的叢林規則，不是你打倒我，就是我打倒你。沒有折中調和的餘地。俗話說：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劉少奇作為毛澤東的同志戰友幾十年，他沒有料到這位戰友的報復性竟然如此強烈，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當初，在黨內，在政治局常委會，並非沒有某種爭論。是誰成全了毛澤東的終身領袖地位？據解密的鄧穎超1975 年11月19日日記記載，周恩來臨終前痛悔不已地自責：“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擴大工作會議（編者按：即七千人會議）。會上總結人禍帶來災難的教訓，強調要恢復黨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健全黨內民主生活。會上有不少同志提出：主席退下。在二月十日的政治局常委會上，毛澤東表示：願服從會議決定，辭去主席退下，搞社會調查。朱老總、陳雲、小平表態：歡迎毛澤東辭去主席。是我堅持：主席暫退二線，主席還是主席。”（香港《爭鳴》2006年5月）在發動文革前夕，還是這個周恩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表態：要保住晚節，對毛效忠到底。在所有關鍵時刻，都是這位忠臣救了駕。

這個中國最後的現代農民革命領導集團成員，血液里滲透了“忠臣不事二主”的專制文化基因。周恩來還留下了自責。劉少奇則吃下苦果，誰也不知道他命終開封府的時候，想過一些什麼。在這個體制下，毛澤東無論有多大的罪惡，都可以不問責，安然無恙。最多從下面找幾個替罪羊，如環江的洪華。古代的那些皇帝們若地下有知，想起要承受大臣的責難，想起要不斷下罪己詔，他們該多麼羨慕毛主席啊！當主席比當皇帝好，黨天下比家天下好！

結論：反右運動是發動大躍進的先決條件，也是一把保護毛澤東不受追究的板斧。
第七，極權制度是個壞東西

極權制度為毛澤東和他的臣僕洪華們大展宏圖大顯身手提供了舞台。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的經濟走向市場化，成就卓著，舉世公認，但是政治體制的改革卻難有進展。從環江來看，今日的環江已經舊貌變新顏，農民的生活大有改善，但是離開民選縣長、黨員選書記的日子還渺渺茫茫。環江有過大饑荒死人四萬多的慘痛教訓，是不應該忘記的吧？用環江人民生命換來的教訓告訴後人是建立現代文明的必要條件。我以為，在現在縣委大院裡，或它的北側，就是那塊畝產13萬斤水稻“衛星”的試驗田，建一座紀念碑總是合情合理的善政吧！

造成中國幾千萬人餓死的根本原因是極權制度。當然，我不是說極權制度必然造成如此大規模的死亡，而是說極權制度最容易造成重大政策失誤，一旦出現重大政策失誤又很難糾正。更重要的是，在這種制度下，政府壟斷了一切生產和生活資源，出現災難以後，普通百姓沒有自救能力，只能坐以待斃。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政治上、思想上實行全面的無產階級專政，對不同政見的人殘酷鎮壓；經濟上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政府壟斷了一切經濟資源；思想上實行嚴厲的輿論壟斷和思想壟斷，不同意見不能發表。這個政治體制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

這裡的馬克思，是經過列寧和斯大林加工過的“馬克思”。把蘇聯高度集權的專制制度嫁接在秦始皇兩千多年前建立的、經過歷朝歷代逐漸嚴密化的專制制度上。這樣，行政權力的濫用，既超過了前蘇聯，又超過了中國的帝王時代。這就是極權制度。

說它是極權制度，是指行政權力的擴張，已經達到了極致，已經達到了盡頭，已經到了無可復加的地步。為了迎合和自保，他們都拼命比賽說謊，都裝作相信謊言。官員的講話，社會科學，文藝，新聞，教育，連滿布牆頭路邊的標語口號，都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製造謊言和傳播謊言。都在時時刻刻地欺騙民眾和奴化民眾。”

在這個權力金字塔里，每一級官員，在上級面前是奴隸，百般討好；在下級面前是主人，作威作福。他們既想當上更高一級的主人，更怕當不上現在位置上的奴隸。他們迷信領袖，崇尚權力，順應潮流，逆來順受。權力越集中，權力核心內部的鬥爭越激烈。鬥爭越激烈，毛澤東越感到周圍人對他地位的威脅，接連不斷地清洗。在殘酷而激烈的權力鬥爭中，官員們以欺騙自保，不惜出賣朋友換取攀上高位的‘通行證’。在施政過程中，高層的意志被層層放大，底層的聲音被層層壓制。上面的錯誤一級又一級的‘創造性的發揮’，使錯誤政策越走越遠；底層的實際情況一層一層地被封鎖，使高層決策者不識迷途。這樣，錯誤政策按“正反饋”的方式加劇，直到出現災難性後果才被發覺。補救災難性後果還不能傷及最高掌權者的威信，糾正錯誤不可能到位。災難性的後果主要是由農民承擔。農民就這樣在政治權力的高度禁錮中勞動和生活。他的生活資料由政府嚴密控制下的集體組織（人民公社）來保證。一旦政策失誤，集體組織（人民公社）失去了保證能力以後，由於農民被捆住了手腳，死到臨頭，也不能採取自救措施，只能等死。極權制度是當今人類社會最為落後、最為野蠻、最沒有人性的制度。在三年大饑荒期間，幾千萬人無辜地死去，就為這個制度敲響了喪鐘。

本文已經寫了1萬2千多字，很不短了。至於是否回答了江西李建軍的問題，就無法揣度了。其實，如果有更多的江西李建軍來追問歷史，無論從左，還是從右，追問歷史，我們應當舉雙手歡迎！歷史就是中國人的上帝！

（後記）本文寫作引用了大量有關環江的著作，未及一一註明，只籠統列名於後。這些著作所記載的事實都是非常嚴肅的真實的可信的。這是因為二十年前，中國還有一段比較開放的言論自由空間。那時，王定的冤案已“改正”，洪華的罪惡也無人敢於隱瞞，一些當事人還健在，因此各界作者紛紛到環江採訪調查，困難不大，從而獲得大量材料，為寫作提供了大量素材。筆者利用了這些朋友辛苦獲得的資料，做了一點新的反思，再次予以致謝。

5，環江毛南族自治縣1956年實行作物下放和三包到戶的前前後後（第二稿）

魏寒冰：爺爺的那三年

緣由：前段時間在微博上，三年困難時期又成了熱議話題，雖然這些天這一話題已被各種紛繁的信息所掩蓋，可卻重新勾起了我對這段歷史的興趣，雖然我從各個渠道已經對這段歷史有所了解，但這些東西對我來說並不鮮活，而且似乎確實跟我沒有什麼關係，從來沒有聽家人說過那個親戚或者長輩認識的人餓死的事情。

恰巧，這幾天我因為肺氣虛弱在家養病，而我爺爺因為坐骨神經痛在家靜養，所以一老一少在沒事兒時就閒聊，聊着聊着就聊起了這個話題，老爺子以前很少說這些事情，可這次卻滔滔不絕的講了兩三個小時，我中途接打了兩三個電話，也沒能打斷老爺子的談性，他總能接上原來的話茬，這可不多見。我們家是農民出身，爺爺58年考上了大學，所以對於那三年農村和城裡的情況都有所了解。以下內容為我整理的當時紀錄下來的爺爺口述的內容，為了方便記述，略去了我的提問，省去了重複的內容，並按照時間順序書寫。

背景：我爺爺1937年出生於鄭州中牟縣的一個小村莊，離鄭州不到20公里，1958年爺爺考上當時的河南醫學院（現鄭州大學醫學院），為河南醫學院第28期學生，也是河醫由開封遷往鄭州的最後一批本科生，三年困難時期他大部分時間在學校，口述內容多為他的大學經歷。

有人說那三年是三年自然災害，什麼自然災害，人禍遠遠大於天災，雖然那三年咱家沒餓死人，可都挨了餓。

58年9月份河醫大開學我到開封報道，7月份時咱們村的人民公社就成立了。當時天天說“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1960年5月前叫三個法寶），我不懂這，還覺得挺好，可後來發現這東西害了不少人。

我們那時候第一學期是在現在的河南大學上的學，當時學校里有河南醫學院大一新生，高年級的已經搬到鄭州去了，河大裡面擠了三個學校，河南醫學院、河南農學院（現河南農業大學）、河南師範學院，我到學校的時候大躍進已經開始了，到了學校就開始大煉鋼鐵，當時學校操場上到處都是小高爐，挖個坑起個爐子就開工了。老師帶着我們上完課就去煉鋼鐵，還有不少同學用架子車去拉焦炭和鐵礦石，那時候啥也不懂，干的挺起勁，練出來的鋼錠就全上交了，到底這些鋼錠交到哪兒了幹啥用我也不知道，也不操那心。那個學期天天吃的還不錯，每天中午幹完活兒8個學生一桌，一小盆煮黃豆還有白面饃，吃飯還不定量，飯管飽，大家都挺起勁兒。

59年年初春節的時候，我回咱村才發現家裡也在大煉鋼鐵，咱家凡是鐵傢伙都交了，連鐵門鼻、鐵箱子扣都給撬下來交了。當時都（成立）人民公社了，鐵鍋都沒了咋吃飯？都到村里大食堂吃，那一年春節咱村吃的還不錯，吃餃子。咱們家統共24口人，都吃上餃子了。可這個春節一過，日子可就不咋好了。

59年我們就到鄭州上學了，就在現在的一附院（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那時候就開始困難了。口糧開始定量，我記得當時鄭州的標準是市民（每月每人）26斤、幹部26斤（經查應為29斤）、大學生32斤，你說我們比幹部還多六斤是吧，可您想想32斤糧食算啥，實際上每個月每個人吃到肚子裡的還不夠30斤，一天一斤，那時候我們正是能吃的時候啊，大小伙子，一天一斤糧票，這一斤兩票能買五個白面饃，小的，那時候學校的伙食還好一點，黑面很少。

你覺得的一斤饃不少了，可當時有啥吃的呀，菜都很少，學校里炊事班天天都是菜葉子湯，說是菜葉子其實啥葉子都有，榆樹葉、槐樹葉、楊樹葉、柳樹葉。就這菜葉子湯還不管飽，不過你要是能弄個大腕就能多吃點兒。為了能多吃點，我就到東大街（現鄭州東大街）買那種大的黑陶碗，聽說我去買這，好幾個同學都讓我給他們捎，我走着去的買了一二十個，不好拿，就用麻繩捆着，當時吃不飽身上沒力，這一二十個上肩的時候，我一甩腿一晃碗打樹上了還碎了好幾個。

糧食不夠，樹葉子還都是我們自己去采的。上完課沒事兒的時候，學校組織我們到鄭州南郊去摘樹葉子，走之前帶上用一斤糧票買的饃，那好着類，高高興興就去了，邊走邊吃，等到了地兒這一斤饃就沒了，不光我，大部分人都是這，餓呀。我們就在公路邊摘樹葉子，那時候哪有多少柏油路啊，基本上都是土路，樹葉子都落了多厚的土，就那也要，摘回去交給食堂，很多時候就吃這。有時候能在地里揀點小南瓜鈕、小生番茄吃吃，高興的很。就這還是偷偷地揀人家扔到地里不要的那種，不是覺悟高，長好的那都是公家的，你偷摘就批鬥你。有一次我們去西郊幫人家公社收白薯，哎呀，大家高興壞了，人家公社讓我們隨便吃，都吃，誰不吃啊，都吃飽了，可這生白薯吃飽了回去可不好受，大部分人都鬧肚子了。

你說吃不飽啥感覺？這麼跟你說吧，當時我們宿舍在二樓，那樓你上大學我在河醫（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住院的時候還有，就那高度，餓的20多歲的人上不去樓梯，都得扶住把手，咋說，年青力不壯。不光我，好多同學都是這。

那時候因為吃類弄出來多少事兒。俺寢室的同學王喜昌（音）丟了20斤糧票，就照片上這個，偷他糧票的就（照片上）這個，這也是大家懷疑。你想想，20斤糧票丟了，一個月才32斤呀，他20斤的都沒了，餓的沒東西吃，咋弄類，當時鹽不限量，餓的實在不行了就喝鹽水，越喝越餓，越喝越多，最後浮腫了，全身都腫，是營養性浮腫（營養不良性水腫）。為啥叫營養性浮腫？沒飯吃，營養供不上，營養供不上蛋白質含量就少，人體裡蛋白質一少那水分運行就受阻了，那還不腫。那時候還不能就這麼叫，得叫303，啥是303，就是浮腫，為啥這麼叫？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是政治原因吧，你說浮腫那不影響社會主義名譽呀，那幾年誰也不敢說糧食不夠吃啊，那叫多快好省的建設社會主義。

為了能多吃一點東西，我有一個同學，女的，也姓魏，具體叫啥忘了，跟俺當時學校里炊事班班長好上了，就為了能吃飽，最後懷孕了，那時候這可不是個小事兒，最後這個女同學退學了，再後來就沒有消息了，也不知道是死了還是回家了。

當時大學生的待遇算是相當不錯了，我們一個月還有一斤點心票，有個女同學去食堂領點心，偷偷把那個月的紀錄給抹了，那時候就用鉛筆畫個勾，後來又拿那一斤點心票去領點心結果被發現了，好批鬥啊，開批鬥大會，這個同學後來也沒有消息了。當時我們那一屆，第28期本科生進來的時候62個，到63年畢業就少了仨，這仨人到底是死了還是出咋了誰也不知道。去年俺這一屆的同學，一年走了13個，現在還剩幾個人啊，活到現在就很好了。

你原來不是問我為啥這個（左手）中指少一截？還是那三年裡的事兒，有一年春節前學校炊事班要給學生改善生活，說是要殺豬燉肉，找人過去幫忙，咱不是想住幫忙能多吃點兒，高興壞了，幾個農村出來的同學就跟着去幫忙，這活兒又不是沒幹過，不過你想想人還吃不飽類，那豬能吃多飽，它吃不飽你還想吃它，它能不急，俺幾個過去逮，這豬驚了，往外跑，我跑類快上去摁住豬腦袋，它一急吭哧給我一口，這一截直接就給咬掉吃了，你想接都接不了，它吃我一截手指頭，最後我也把它給吃了。噁心不噁心？噁心，噁心能擋住餓？！

61年俺學校組織學生去各地救災，救啥災？不是自然災害，就是303（浮腫）、304，304是啥類？肝炎，很多都是營養（不良）性肝炎，當時俺那個小組去黃河北延津縣夾堤公社，浮腫可多。到那兒一看，可不是災，村裡的樹都白花花類，能吃的都吃了，榆樹、柳樹，榆樹皮在當時最搶手，吃着好吃啊，不苦。柳樹皮苦。榆樹都是白生生光蔫蔫類。這算啥，玉米芯都碾碾吃完了，麩子那都算好類。

我去了之後住在夾堤公社張金名、張發名這兄弟倆的家，他倆是赤腳醫生，也算是公社裡的醫生。當時我在他們家住，我管着公社裡的浮腫餅乾。啥是浮腫餅乾，當時浮腫算病啊，浮腫餅乾是發給得303浮腫的人吃的，縣裡給發，那都是定量的。那餅乾能有多好，能有啥特殊成分？還不如現在的普通餅乾，就那，那是好東西，我有時候就自己偷着吃，餓呀，也沒有那麼高的覺悟，你叫誰管着會不偷吃啊。

除了浮腫餅乾，那時候還有病號伙，不少地方都有，就是因為浮腫、肝炎多。病號伙類伙食好啊，有油條有饃，咋能吃病號伙？醫生說你能吃你就能吃唄。俺們還吃不上病號伙，俺是醫生。

當時夾堤公社的人餓到啥程度，就說挑水，當地的老百姓去抬水，就那種普通的水桶，咋抬，倆一米8幾的大小伙子用一個挑子，一回挑一桶，要叫你去挑，你自己一挑兩桶也能挑回來。那不是偷懶，倆人抬一桶人還打晃類，要是吃類飽，年輕人能挑水挑不動？

有人說當時沒有餓死人，是，咱家是沒有餓死人，我也不能說我親眼見誰餓死了，那得303、304死的人咋算？吃飽嘍能得那病？那還有撐死的人呢！咋會撐死？青麥子你見過吧，就是還沒有長熟的麥子，摘下來脫皮，擱到石磨上碾一碾，最後弄出來那粘糊糊的麵餅切成條或者蒸蒸吃，那東西叫粘（nian)轉。不少人吃這呀，吃了之後就漲肚，你想這東西能好消化了，再說那時候人脾胃都虛，吃多了就會腸梗阻，那你腸子梗阻了不就得做手術，我做過不少這手術，有些人腸梗阻時間長了，小腸都壞死了，小腸是啥地方？人體的消化場所，人都消化不了還不死。一直到我參加工作了，這三年過去了還有因為腸梗阻死的，那還是原來落下來的病根兒啊。那時候我在周口，有個人從南陽到平頂山拉煤，回來的時候走到西華縣突然肚子疼，西華離周口20多公里，等這個人拉到醫院，都快不中了，我做的手術，打開一看，小腸都黑了，壞死了，小腸多長？三五米啊，他的小腸沒壞死的就20多公分，當時人就不中了，一天兩天能成這？當時還有不少因為吃不上東西得胃潰瘍胃穿孔的，胃餓的剩一層皮，吃的那些樹皮啥東西類還都能引起胃酸過多，那不就胃潰瘍了，潰瘍了再抓住粘轉啥類不好消化的東西一吃，胃一脹，那一層皮就破了還不胃穿孔？

那幾年誰最受苦，中年人最受苦，中年人裡頭農村婦女最受苦。為啥？活多食兒少啊，還得緊着老人小孩兒先吃。60年學校放假，我回咱莊參加勞動，你姑奶奶，就我帶你去給她上墳那個，那時候俺一塊兒在地里幹活兒，中午食堂的人給送過來飯，啥飯，就是葉子湯，你姑奶奶捨不得吃，說吃的不多，把稠類撈給我吃，她自己喝湯，那能吃住啥？59年都有你爸了，你奶奶還得幹活還得餵奶，她能吃多少東西？那能不苦！那幾年吃大食堂，伙食差着類，春節的時候咱家去大食堂領飯，二十多口人，領回來一小竹籃子饃，一平碗肉，碗都不冒尖，一個人不合一個饃，那肉家裡女的小孩兒都吃不上，都得緊着你太爺爺吃，那就不錯啦。

那時候信陽餓死多少人，我是沒見，可當時就聽說了餓死不少人呀。報紙上是天天夸，誰也不公開說餓死人了，可吃不飽是真的呀。說是天災，啥天災，浮誇風大躍進，糧食為啥少？就說說咱們那兒，當時不是搞大躍進嗎，各個生產隊比誰收糧食收的快，恁隊一天收50畝，俺得收100畝，公社要是弄的慢，領導得受批評啊，咋快？就拿花生跟白薯說，各個隊比的時候不比你收了多少花生收了多少白薯，就比你割出來多少花生秧、白薯秧，光割秧那還不快，割完秧花生白薯就扔地里了，為啥不刨出來？你敢刨？那是公家類，批鬥你，就那白花花的花生跟白薯啊就爛地里了。咋說，豐產不豐收。

周有光：我（106歲老人）的生死觀

　　我活到這麼大，明白了一個簡單的道理:服從自然規律。沉浮起落是自然規律，生生死死也是自然規律，都要服從。哪怕逆來，也要順受。

　　——周有光

　　2002年8月14日，我的夫人張允和因心臟病突然去世了，享年93歲。半年後，2003年2月16日，三妹張兆和，沈從文先生的夫人，也突然去世了，享年也是93歲。姊妹兩人，先後去世，都是享年93歲。

　　93歲，是人生的一個難關嗎？

　　人生就是一朵浪花

　　張允和的去世，對我是晴天霹靂，我不知所措，終日苦思，什麼事情也懶得動。她的身體雖然一直不好，但生命力卻很旺盛，那麼富有活力，如今走得這麼突然，誰也沒想到。我們結婚70年，從沒想過會有一天二人之中少了一個。突如其來的打擊，使我一時透不過氣來。我在紙上寫:昔日戲言身後事，今朝都到眼前來。那是唐朝詩人元稹的詩，現在真的都來了。

　　後來，我走出了這次打擊和陰影，是因為想起有一位哲學家說過，個體的死亡是群體發展的必然條件。人如果都不死，人類就不能進化。多麼殘酷的進化論！但是，我只有服從自然規律！原來，人生就是一朵浪花。2003年4月2日的夜半，我寫了篇文章《殘酷的自然規律》，那時我年已98歲，明白了生死自有其規律。

　　所以，我接受了這一切，不管有多殘酷。很多事就是這樣，你往傷心處想，越想越傷心，我和允和結婚七十年，婚前做朋友八年，一共七十八年。老了在9平方米的小書房裡，一個桌子，兩把椅子，兩個人紅茶咖啡，舉杯齊眉，大家都說我們是“兩老無猜”，多好。現在剩下我一個人，怎麼受得了？但是換一個想法，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然。對人生，對世界，既要從光明處看到黑暗，也要從黑暗處看到光明。事物總有正反兩面，同時存在。盛極必衰，否極泰來。道路崎嶇，但前面一定有出路。我媽媽常說，船到橋頭自然直。孩子的天真，就是告訴我們，未來是光明的，我又何必整日淒悽苦苦呢？

　　“四朝元老”

　　允和火化那天，我聽從了晚輩們的話，乖乖地待在家裡，沒有去送葬，我只是吩咐孩子們，天氣太熱，不要驚動高齡親友，簡單處理了一切就好了。我想，形式不重要，對張允和最好的紀念，是出版她的遺作《浪花集》和《崑曲日記》。我編輯好了她的書，又用兩年的時間，終於感動了上帝，使兩本書得以出版，我很欣慰。

　　對親人的死如此，對自己的生命我也用這樣的態度:一切應順自然。85歲那年，我離開辦公室，不再參加社會活動，回到家裡，以看書、讀報、寫雜文為消遣。常聽老年人說:“我老了，活一天少一天了。”我的想法不同，應該反過來想，我說:“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每天都是賺的。我從81歲開始，作為1歲，從頭算起。我92歲時候，一個小朋友送我賀年片，寫道:“祝賀12歲的老爺爺新春快樂！”

　　我生於清朝光緒三十二年(1906)，經過了北洋政府時期、國民政府時期、1949年後的新中國時期，被有人戲稱為“四朝元老”。這一百多年，我遇到許多大風大浪，其中最長的風浪、也是最艱難的時候，是八年抗日戰爭和十年文化大革命，顛沛流離二十年。但不都過去了嗎？我年輕時候，身體不好，健康不佳，生過肺結核，也患過憂鬱症。結婚的時候，算命先生說，我們婚姻不到頭，我活不過35歲。我不信，結果早就活過兩個35了。可見生死不要太在意，每一天好好活着就好。

　　心寬室自大

　　1956年，我從上海調到北京，在“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工作，很幸運地逃過了反右鬥爭。我當時住在沙灘原來北大校內，一所民國初建的小洋樓里，小樓原來是給德國專家的，算是“名勝古蹟”，但年久失修，很不合適居住。我住其中的兩間半，兩間半房子住了五口人，我為此寫了篇《新陋室銘》:

　　房間陰暗，更顯得窗子明亮。

　　書桌不平，要怪我伏案太勤。

　　門檻破爛，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歡迎老友來臨。臥室就是廚房，飲食方便；書櫥兼作菜櫥，菜有書香喜聽鄰居的收音機送來的音樂愛看素不相識的朋友寄來的文章使盡吃奶氣力，擠上電車，藉此鍛煉筋骨。

　　為打公用電話，出門半里，順便散步觀光。

　　房子小是小，我照樣過得開開心心，改革開放後才搬進了分配的“新簡易房”，也不大。人家都說我的書房太小，我說，夠了，心寬室自大，室小心乃寬。我是有書無齋，卻不在意，我是寧可無齋而有自由，也不要有齋而無自由。老伴去世後，我晚上就在沙發上屈腿過夜，不再回臥室了。

　　不要急，慢慢來

　　別的困難也都是這樣過來的。1969年冬天，我隨單位下放到寧夏的五七幹校，在那裡勞動了兩年四個月，很苦啊，可是對我的健康很有好處，百治不愈的失眠症居然痊癒了。在農村褲子破了沒法補，我就用橡皮膠布貼上，引得全家人哈哈大笑。後來聶紺弩看到了，作詩曰:人譏後補無完褲，此示先生少俗情。

　　2003年底，我去醫院檢查身體，住進病房不到五分鐘，主治大夫就發了一份“病危通知單”。我有個習慣，到一個新地方先檢查一下防火通道之類的，以便有突發情況時能夠應對。結果我正在看消防通道，七八個護士醫生到處找我，把我抓到病床上，要我平躺，不能動。我笑眯眯地要他們:不要急，慢慢來。

　　我99歲生日就是在醫院裡過的，醫院送我一個大蛋糕，一大盆花，還有其他玩意兒。我成了醫院的觀賞動物，大家都跑來看我這個高齡的稀有品種，說我好嫩的面相，我就隨便他們看，我是大熊貓嘛。佛家說，和尚活到99歲死去，叫做“圓寂”，功德圓滿了。我可功德圓滿不了，病癒回家，還要在斗室里讀書生活，消磨未盡的塵世餘年。

　　人生就是一場馬拉松長跑，不要太在乎一時的長短，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來時迎，去時送，萬事順應自然，萬事莫要勉強，就是最好的了。

　　人物鏈接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起先“周有光”是他的筆名，“有光”後來成為他的號。1906年生於江蘇常州，中國語言學家、文字學家，通曉漢、英、法、日四種語言。周有光青年和中年時期主要從事經濟、金融工作，作過經濟學教授，1955年，他的學術方向改變，開始專職從事語言文字研究，曾參加並主持擬定《漢語拼音方案》(1958年公布)，被譽為漢語拼音創始人之一，幾十年來一直致力於語文改革。

　　周有光早年專攻經濟學，曾經留學日本並在美國工作，他是屈指可數的與愛因斯坦面談過的中國人。

　　周有光有“周百科”的外號，拜連襟沈從文所賜。後來果然做了《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文版三位編委之一，其他兩位編委是劉尊棋和錢偉長。

　　周有光祖上為常州望族，他的太太是“張家四姐妹”中的老二張允和。張家四姐妹，個個蘭心蕙質，大姐張元和的夫君是崑曲名家顧傳玠，老三張兆和是沈從文的夫人，老四張充和嫁給了德裔美籍漢學家傅漢思。

http://www.youth.cn 2011-04-25 13:30:11 中國青年網

余英時：重版汪精衛《雙照樓詩詞藁》序（附：葉嘉瑩：汪精衛詩詞中的「精衛情結」

2012-5-6

多年以來顏純鈎先生都抱着一個願望，想推出一部注釋本的汪精衛詩詞集，讓一般讀者也能充份欣賞他的古典創作。在我們信札往復中，顏先生曾一再表示，政治和藝術必須分別看待，我們不應因為不贊成汪精衛的政治，便將他的藝術也一筆抹殺了。這一觀點我是完全同意的。
  現在顏先生的夙願即將實現，但他雅意拳拳堅約我為箋釋本《雙照樓詩詞?》寫序，參與他的創舉。感於他的熱忱，我一諾無辭，然而也不免有幾分躊躇，不知道應該從何處落筆。
我既不懂中國傳統的文學批評，也沒有系統地研究過詩詞流變的歷史，因此對於汪精衛詩詞本身的分析和評價，我只能敬而遠之。一再考慮之後，我覺得也許可以從兩個互相關聯的角度來寫這篇序文：第一、我是一個舊詩詞的愛好者，並且很早便已為汪的作品所吸引；第二、我又是一個史學工作者，對於汪精衛在日本侵略者的羽翼之下建立政權這一舉動一向有極大的探索興趣，希望找到一個合情合理的歷史解釋。因此幾十年來，凡是有關汪晚年活動的記述，特別是新出現的史料，我大致都曾過目。下面便讓我從這兩條線索談一談我對於汪精衛其人及其詩詞的認識。
    如果記憶不誤，我想我最早接觸到汪精衛的詩是在抗戰時期的鄉間。大約在我十二、三歲的時候，有人把他早年〈被逮口占〉四首五絕寫給我讀。像許多讀者一樣，我當下便記住了其中第三首：「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當時我很崇拜「革命烈士」，因此作者在我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今天回想起來，有一件事不可理解，即寫汪詩給我的人（已不記得是誰），似乎並沒有告訴我，汪已投靠了日本。無論如何，在窮鄉僻壤的安徽潛山鄉間，汪政權的存在根本無人注意。我是在一九四六年重回大城市以後才弄清楚所謂「漢奸」問題的。
    第二次發現汪精衛的作品是在一九五○年的香港。我偶然在報刊上讀到汪的〈憶舊遊．落葉〉詞和吳稚暉反唇相譏的和什。汪詞如下：

    嘆護林心事，付與東流。一往淒清，無限留連意。奈驚飆不管，催化青萍，已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經。有出水根寒．拏空枝老，同訴飄零。天心正搖落，算菊芳蘭秀，不是春榮。慽慽蕭蕭里，要滄桑換了，秋始無聲。伴得落紅歸去，流水有餘馨。只極目煙蕪，寒螿夜月愁秣陵。（按：末句收入《掃葉集》改作「盡歲暮天寒，冰霜追逐千萬程。」見本書注釋）嘆護林心事，付與東流。一往淒清，無限留連意。奈驚飆不管，催化青萍，已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經。有出水根寒．拏空枝老，同訴飄零。天心正搖落，算菊芳蘭秀，不是春榮。慽慽蕭蕭里，要滄桑換了，秋始無聲。伴得落紅歸去，流水有餘馨。只極目煙蕪，寒螿夜月愁秣陵。（按：末句收入《掃葉集》改作「盡歲暮天寒，冰霜追逐千萬程。」見本書注釋）

這首詞是「艷電」發表以後汪在河內寫的，將當時中國的處境和他謀和的心境十分委婉地表達了出來，而復創造了一種極其「淒清」而又無奈的氣氛。我讀後不但立即體會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的實感，而且對作者的同情心也油然而生。我當然記得元好問《論詩絕句》中說過的話：「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但是汪精衛早年〈被逮口占〉和這首〈落葉〉詞本身所發出的感人力量使我不能相信這是「巨奸為憂國語，熱中人作冰雪文」。（錢鍾書語，見《談藝錄》補訂本，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頁一六三）
與汪詞相對照，吳稚暉「步韻」之什雖大義昭然，政治上絕對正確，但卻完全不能激動我。（按：吳詞也引在本書注釋中，讀者可以比觀。）姑且將「言為心聲」的問題撇開不談，僅就藝術造境而言，汪遠高於吳，到眼即辨。我當時曾本此認識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新亞書院同學們創辦的牆報上。但這是六十二年以前的事，我的原稿早已不知去向了。
後來讀到了汪氏晚年的其它詩詞，我更相信我最初對〈落葉〉詞的理解雖不中亦不甚遠。試讀〈舟夜．二十八年六月〉七律：

臥聽鐘聲報夜深，海天殘夢渺難尋。柁樓欹仄風仍惡，鐙塔微茫月半陰。良友漸隨千劫盡，神州重見百年沉。悽然不作零丁嘆，檢點平生未盡心。（見〈掃葉集〉）

這是他在一九三九年六月從日本回天津的船上寫的。他這次偕周佛海等人去日本，已取得日方支持，回國後將推行所謂「和平運動」，其實即是建立政權。但從這首詩看，他不但沒有半點興奮的情緒，而且「神州重見百年沉」之句明明透露出亡國之音。這和周佛海及其它同路人的反應完全不同。（見後）
總之，以我個人的眼光來看，汪的古典詩詞在他那一代人中無疑已達到了第一流的水平。近人稱許黃公度寫的詩能「我手寫我口」，我以為汪的詩詞則是「我手寫我心」，其委婉曲折處頗能引起讀者的共鳴。關於汪詩的評價，讓我舉陳寅恪和錢鍾書兩人議論，以見一斑。陳氏〈阜昌．甲申冬作時臥病成都存仁醫院〉七律起句說：阜昌天子頗能詩，集選中州未肯遺。
這是以劉豫比汪精衛，但重點放在詩上，稱許汪氏可躋於一代詩人之林。元好問選《中州集》收了劉豫的七絕七首（卷九），都楚楚有風致。錢鍾書一九四二年有〈題某氏集〉七律一首，專為評汪詩而作，值得全引於下：

掃葉吞花足勝情，巨公難得此才清。微嫌東野殊寒相，似覺南風有死聲。孟德月明憂不絕，元衡日出事還生。莫將愁苦求詩好，高位從來讖易成。

    一九四三年春季正值汪氏六十歲，陳羣（人鶴）為他刊印了《雙照樓詩詞藁》，負責編校的是龍榆生（沐勛），世稱「澤存書庫」本（見龍沐勛一九四七年跋陳璧君手抄本《雙照樓詩詞》，收在本書「附錄」三），錢與龍時相過從（見錢氏一九四二年〈得龍忍寒金陵書〉），所讀汪集必龍氏贈本無疑。關於全詩的旨趣已有人討論過了，限於篇幅，不能詳及。（參看劉衍文〈《石語》題外絮語．雙照樓主〉，《萬象》第六卷第一期，二○○四年一月，頁十─十五）下面我只想提出兩點看法：第一、「巨公難得此才清」其實和上引陳寅恪詩句所表達的是同樣的意思，即高度稱賞汪的詩才；不過因為錢當時是在淪陷的上海，只能用中立性的「巨公」而已。第二、錢詩頷頸兩聯特別點出汪詩的特色，如「寒相」、「死聲」、「憂不絕」云云，而歸結於「莫將愁苦求詩好」。「愁苦」自是汪晚年詩詞的一個顯著特色，但是簡單地把「愁苦」看作僅僅是為了「求詩好」而特別製造出來的，則對汪精衛有欠公允。從我所接觸到的一切內證、外證、旁證等來看，我始終認為汪詩的「愁苦」主要是他內心「愁苦」的折射。為了證成這一論點，我們必須從詩轉向內心活動，對他為甚麼不惜自毀生平與日本謀和，求得一個比較合乎情理的了解。
    首先必須指出，汪之一意求和是建立在一個絕對性預設之上，即當時中國科技遠落在日本之後，全面戰爭一定導致亡國的結局。因此他認為越早謀得和平越好，若到完全潰敗的境地，那便只有聽征服者的宰割了。但這一預設並非汪精衛一人所獨有，而代表了當時相當普遍的認識。讓我撇開複雜的政治界，從學術界中選一位比較客觀而冷靜的史學家──陳寅恪──作為代表，以說明問題。吳宓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四日的日記中說：
    晚飯後，七─八與陳寅恪散步。寅恪謂中國之人，下愚而上詐。此次事變，結果必為屈服。華北與中央皆無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國，屈服乃上策。保全華南，悉心備戰；將來或可逐漸恢復，至少中國尚可偏安苟存。一戰則全局覆沒，而中國永亡矣云云。（《吳宓日記》北京：三聯，一九九八年，第六冊，頁一六八）同年七月二十一日又記：惟寅恪仍持前論，一力主和。謂戰則亡國，和可偏安，徐圖恢復。（同上，頁一七四）

這是吳、陳兩人在「七七」事變發生後的私下議論，陳氏兩次都堅持同一觀點，可見他對此深信不疑。他之所以斷定「戰則亡國」顯然是因為中國當時還沒有足以抵抗日本的武力。正如一九四四年年底胡適在美國一次講演中所說的：
    中國在這次戰爭中的問題很簡單：一個在科學和技術上都沒有準備好的國家卻必須和一個第一流軍事和工業強國進行一場現代式的戰爭。（ The problem of China in the War is simply the problem of a scientifically and technologically unprepared country having to fight a modern war against a first class military and industrial power.見《胡適日記全集》第八冊，台北：聯經，二○○四年，頁二○三）
    這也是為甚麼胡適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力主與日本正式進行和談，直到一九三七年上海「八．一三」戰事爆發之後才開始修改他的觀點。（見《日記》第七冊，頁四七三，一九三七年九月八日條）
    陳寅恪的話是許多人心中所同有，但很少人敢公開說出來，因為當時民族激憤高昂，一聽見有人主「和」便羣起而攻，目之為「漢奸」了。事實上，和或戰不過是一個民族在危機關頭如何救亡圖存的兩種不同手段，都可以出於「愛國」的動機。陳寅恪後來在淪陷的香港所表現的民族氣節充份說明了他主和正是為了使中國免於「全局覆沒」，然後再「徐圖恢復」。同樣的，汪精衛在抗戰初期的主和也應作如是觀。
    關於汪精衛因求和而引發的內心痛苦，最近《陳克文日記》刊布，是前所未見的第一手史料，下面將擇引幾則，以見一斑。陳克文（一八九八──一九八六）曾參與所謂「改組派」，屬於汪系，至一九三八年底「艷電」發表後始與汪氏正式分手。「七七」事變時他在行政院參事任上，與汪氏過從甚密，且極得其信任。《日記》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條載：
    九時驅車往謁汪先生。……先生狀甚憂鬱嚴肅，知為時局吃緊所擾。（見陳方正編校《陳克文日記輯錄》（六），刊於《萬象》第十二卷第八期，二○一○年八月，頁四七）
    所謂「時局吃緊」指「八．一三」上海之戰已潰敗，南京也將棄守而言。汪此時通過周佛海、高宗武等與日本有所接觸，已露出別樹一幟以求和的意向。《日記》同月十八日條云：
    上午八時，到陵園見汪先生，先生及夫人女公子等均在坐。大家面上，都罩上一重憂慮之色。見面後，先生指示地圖，說明政府遷往重慶，及軍事機關遷往長沙、衡陽之意。問以外交形勢，先生搖頭嘆息，謂友邦雖有好意，但我方大門關得緊緊的，無從說起。又說，現時只望大家一心一意，支持長久，這些且勿向外宣露。停一會又說，從前城池失守，應以身殉，始合道德的最高觀念；今道德觀念不同，故仍願留此有用之身，為國盡力，言下態度至沉着堅決。見面約一小時，先生說話極少，俯頭踱步，往來不已，先生精神之痛苦大矣。（《日記輯錄》（七）《萬象》第十二卷第十期，二○一○年十月，頁四七）
    1931年版《汪精衛詩存》，被視為《雙照樓詩詞稿》前身，編者雪澄傳是其妻陳璧君。
    這是政府撤離南京前兩三天的情況，汪的「憂慮」更深，內心「痛苦」也更大了。日記所說「友邦好意」則指德國駐華大使托德曼居間斡旋和平事，汪即直接參與者之一。（見《萬象》第十二卷第八期，頁四五─四六，十月三十一日條）但由於蔣介石不肯鬆口，所以他抱怨「我方大門關得緊緊的」。最後他以「沉着堅決」的態度強調繼續「為國盡力」，其實即是決心求和的一種暗示。因此一個月後在漢口（十二月十九日）《陳克文日記》中有以下一段紀事：晚飯後到商業銀行附近汪先生寓所，以委員長紀念周中之演說詞大要相告。（按：蔣在演說中強調「抗戰到底，決無妥協之可能」云云）先生言，此蔣先生鼓勵群眾之言也。先生旋以午後與委員長討論時局之綱要見示，並雲，余非敢動搖蔣先生之決心，弟（即「但」）有決心而無辦法，徒供犧牲耳。綱要若干則，最重要者認為，敵人軍事勝利後將控制我之經濟與財政，以中國人之錢養中國之兵以殺中國之民。對今後的危機，可謂指陳痛切，惟積極之辦法若何，亦尚付之缺如。臨別先生誡雲，余與蔣先生所討論者，慎勿告人，余謹應曰唯。（《日記輯錄》（八）《萬象》第十二卷第十一期，二○一○年十一月，頁八四）
    汪氏的「綱要」主要是為他的和平主張提供一種立論的根據，其弦外之音是說：中國如改「戰」為「和」，雖暫時受到委屈，卻可以阻止日本取得全面「軍事勝利」；如此則隨之而來的一連串的可怕後果便可以避免了。很顯然的，汪是想以戰敗的嚴重後果來打動蔣介石，逼他改變政策，然而並未奏效。
    這裡我還要指出一項重要事實，即汪精衛的主和最早是以秘密方式向蔣和國民黨領導階層提出的，並非以他個人為和談主體。一九三九年一月四日汪覆孔祥熙（時為行政院長）信中說：弟此行目的，具詳艷電，及致中常、國防同人函中，無待贅陳。弟此意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者。弟覺得緘口不言，對黨對國，良心上，責任上，皆不能安，故決然言之。前此秘密提議，已不知若干次，今之改為公開提議，欲以公諸同志及國人，而喚起其注意也。（引自朱子家（即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香港：春秋雜誌社，一九五九年，第一冊，頁二○）
    這一段話完全是事實，而且除蔣之外，其它黨內領袖與汪立場相同者也大有其人。周佛海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八日的日記說：（高）宗武來，謂昨晚與孔祥熙、張岳軍（羣）談，時局仍有百分之一轉機；今日上午，再與孔及汪一談。為之稍慰。（《周佛海日記全編》，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二○○三年，上冊，頁九四）可知孔祥熙、張羣等都是傾向於和談的。胡適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八日有一條日記說：晚上詠霓（按：翁文灝）來一電，說國內有「一部（分）人鑑於實力難久持，願乘此媾和」。（《胡適日記》第七冊，頁六一八）同月十二日又記翁的電報云：是答我的佳電（按：指十一月八日電報），說汪、孔甚主和，蔣「尚未為所動」。（同上，頁六一九）

主和派在黨內忽然抬頭，是因為十月二十二日廣州陷落，再過五、六天武漢又陷落，軍事上已呈崩潰之勢。但是由於蔣「未為所動」，主和派最後還是沉寂了下去。
    在中央政府完全關閉了與日本直接談和的大門以後，汪才決定親自出面和日本進行另一輪的秘密交涉。《周佛海日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載：
    八時起。（梅）思平由港來，略談，即偕赴汪公館，報告與（高）宗武赴滬接洽經過，並攜來雙方簽字條件及近衛（按：即日本首相近衛文[!9A4A]）宣言草稿，商至十二時始散。飯後午睡。三時起。四時復至汪公館，汪忽對過去決定一概推翻，雲鬚商量。余等以冷淡出之，聽其自決，不出任何意見。（上冊，頁二○一）
    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七日）周又記：
    五時偕思平赴汪宅，與汪先生及夫人商談。汪先生忽變態度，提出難問題甚多。余立即提議前議作罷，一切談判告一結束。汪又轉圜，謂簽字部份可以同意，其餘留待將來再商，於是決定照此覆電。經數次會談，抑（益）發現汪先生無擔當，無果斷，作事反覆，且易衝動。惟茲事體大，亦難怪其左思右想，前顧後盼也。（同上，頁二○一─二○二）
    這兩條記事是關於汪氏心理狀態的直接史料，極為重要。但這裡必須先對記事的背景作一簡單交代。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和十三日，梅思平、高宗武分別來到上海，和日方負責人影佐楨昭與今井武夫舉行秘密談判。最後在二十日簽訂了《日華協議記錄》及《諒解事項》。雙方擬定了計劃，一方面，近衛文[!9A4A]發表關於「調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針」的宣言；另一方面，汪精衛則公開響應，然後再直接與日方進行談判。為了作到這一點，汪和他的追隨者便必須脫離重慶，逃至中國境外。（參看《周佛海日記》上冊，頁一九九，編注3）從上引周的兩條日記可知，梅思平從上海回到香港後，立即趕到了重慶，向汪報告與日方交涉的具體結果，並商討如何離開國境的問題。
    這裡最值得注意的是：汪在一連兩天的集會中都表現出徹底推翻前議的意向。他也許對兩個談判文件──《日華協議記錄》和《諒解事項》──不滿意，也許感到日本不可信。無論如何，這時（十一月二十六、七日）離他出走河內（十二月十九日）只有三星期，而仍猶豫不決如此，則內心之衝突與痛苦，已可想見。
    甚至在政權即將建立之際，汪仍然內心充滿着悲苦，而未露出半點興奮的情緒。茲再舉兩個例子以為證明。其一、馬敘倫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在上海拜訪陳陶遺，後者說出了下面的故事：
    二十九年（一九四○），精衛至上海，亟欲訪我。我因就之談，問精衛：「是否來唱雙簧？」精衛即泣下，我又問：「此來作為，有把握否？」精衛亦不能肯定。（見馬敘倫《石屋續瀋．記汪精衛與張靜江書》，引在劉衍文〈《石語》題外絮語．雙照樓主〉一文中，頁三一）
陳陶遺是政治和實業界的耆宿，又和汪私交很深，馬敘倫所記則是親見親聞的事，所以這條史料大致反映了汪初回上海時期的心情。
    其二：《周佛海日記》一九四○年三月十九日記：
    七時起，陪汪先生謁（中山）陵，淒雨苦風……汪先生讀遺囑，聲淚俱下，余亦泣不成聲。（上冊，頁二六五）
    這是在所謂「還都」（三月三十日）前十一天的事，汪卻仍然深陷在悲苦的情緒之中。
以上我從汪精衛自「八．一三」以來力主和議一直下溯到一九四○年他在南京建立政權的前夕；在這一過程中，我特別注重他的心理狀態，就我所能收集到的可靠證據作判斷，我只能得到下面這個看法：由於確實相信「戰必亡國」，因此他一意求和，不惜以一定程度的委屈與妥協為代價。他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口授的遺書中說：

    對日交涉，銘嘗稱之為與虎謀皮，然仍以為不能不忍痛交涉……。（〈最後之心情〉，收在朱子家《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香港：春秋雜誌社，第五冊，一九六四年，頁一五九。按：此文曾有過爭論，但我反覆推究，承認其真實性，至少它十分真實地反映了汪的晚年「心情」。）

他明知「與虎謀皮」，都仍堅持應「忍痛」為之，這正是他晚年心理長期陷於愁苦狀態的根源所在。這裡讓我重引〈舟夜〉七律的後半段：

良友漸隨千劫盡，神州重見百年沉。悽然不作零丁嘆，檢點平生未盡心。

讀了上引有關汪的種種心理描述之後，我們現在不能不承認，這幾句詩把他內心最真實的感受和盤托出，而且其委婉方式也達到了藝術的高度。我還要介紹他在《三十年以後作》中最後一首詞──〈朝中措〉──「重九日登北極閣，讀元遺山詞至『故國江山如畫，醉來忘卻興亡』，悲不絕於心，亦作一首」：城樓百尺倚空蒼，雁背正低翔。滿地蕭蕭落葉，黃花留住斜陽。闌干拍徧，心頭塊磊，眼底風光。為問青山綠水，能禁幾度興亡？（按汪氏詞稿原跡影印本收在《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第一冊第二頁。「眼底風光」之「風光」兩字，原擬作「滄桑」，但「桑」字尚未寫，即改成「風光」了。其實「滄桑」更為寫實，但出自汪的筆下，未免過於難堪耳。）

此詞作於一九四三年重陽，即公曆十月七日，再過兩個月他開刀取出背部子彈，發現已患脊骨瘤，次年十一月十日便病死於日本名古屋醫院。所以這首〈朝中措〉很可能是他詞中絕筆。這時他出任所謂「國民政府主席」已三、四年，而詞中流露出來的思想和情感竟和亡國詩人元遺山如出一轍。但是如果細讀他的遺書〈最後之心情〉我們便不能不承認，這首詞正是他當時「心情」的忠實寫照。一句話說到底，汪的詩詞基本上可以用「詩言志」或「言為心聲」來加以概括，其中所呈現的「愁苦」決不可能是為了「求詩好」而偽裝或誇張出來的。（陳克文也認為汪最後幾年詩詞表現了精神上的「創痛」。見《時代洪流一書生──陳克文日記》附錄十二〈憶陳璧君與陳春圃〉中「獨行踽踽最堪悲」一節。）
    以上關於汪精衛心路歷程的反覆論證並不是為他翻案，價值判斷根本不在我的考慮之內。我的唯一目的是通過心理事實的建立以理解他的詩詞。現在我要引一二反面的例證，與汪的心理狀態作對照。周佛海主和的正面理由，從他的日記來看，與汪精衛幾乎完全一致。他在日記中又記下了國民黨同仁的共識：「咸以如此打下去，非為中國打，實為俄打；非為國民黨打，實為共產黨打也。」（《周佛海日記》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條，上冊，頁七九）這也和汪精衛預言戰爭「必將使中共坐大」，如出一轍。（此一問題這裡不能展開討論，但讀者可參看胡文輝關於陳寅恪〈阜昌〉詩「一局收枰勝屬誰」句的長注，《陳寅恪詩箋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二○○八年，上冊，頁二○二─二○四）所以我們大致可以斷定，在早期避戰求和的階段，周的主要動機也出於對亡國的恐懼，與汪氏似無大異同。然而到了後期在日本羽翼下建立政權的階段，周的個人企圖心便在不知不覺中，流露出來了。《周佛海日記》一九四○年一月二十六日條：八時半起。與（梅）思平商擬各院部院長、部長人選，因擬行決定，因與思平戲言，中央政府即於十分鐘之內在余筆下產生矣。（上冊，頁二三七）
這是汪精衛、周佛海等等在青島與北平、南京兩個偽組織會商後得到日方認可，準備成立所謂「中央政府」，由周佛海負責擬定人選。周的「戲言」其實即是得意忘形的輕佻表現。同年三月三十一日，即偽「國民政府還都典禮」的第二天，周又寫道：
    四時返寓，犬養（健）、伊藤（芳男）來談。一年努力竟達目的，彼此甚為欣慰，大丈夫最得意者為理想之實行。國民政府還都，青天白日滿地紅重飄揚於石頭城畔，完全系餘一人所發起，以後運動亦以余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虛生一世也！今後困難問題固多，僅此亦足以自豪。（《日記》上冊，頁二七三）
    這一番自言自語不但把他得意忘形的輕狂心理髮揮到了極致，而且更暴露出他推動偽政權的建立主要是為了實現個人的權力野心。（「以後運動亦以余為中心。」）同年五月三日的日記恰好提供了一個最生動也最有趣的例證：
    劉復之算命，謂余於五年內握大權，四十九以後備位諮詢，為之心冷。迷信雖不足恃，然劉於六年前謂余必長財政，今果爾，亦奇矣。如余僅能當權五年，何必如此焦心勞力耶？（《日記》上冊，頁二八八─九）
    算命先生預言他僅能「當權五年」，他大失所望，頓時心灰意懶，其權力欲之大，可以想見。但是換一個角度看，這位算命先生的靈驗也實在令人驚異。我猜想劉復之也許已算出他四十九歲以後將有牢獄之災，不過不便明言，只好以「備位諮詢」四字搪塞過去罷了。無論如何，這不失為一個很有趣的插曲。
    周佛海「握大權」後的興高采烈和汪精衛居「高位」而依然滿懷「愁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但若以羅君強和周佛海加以比照，則後者又好像高不可攀了。羅是周一手扶植起來的人，後來汪政權中曾出任偽司法部長、安徽省長、上海市秘書長等要職。抗戰爆發時他是行政院秘書。陳克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記載了他在漢口的一次談話如下：
  軍委會秘書廳秘書羅君強亦即行政院秘書到四明銀行敘談。虧他發出如下的議論：他說「日本人在北平成立新組織，多般利害，影響必定不少。如今我們可以隨意選擇我們的去處，那一處待遇好，我們便到那一處，橫豎都是中國人的統治，又何必分彼此呢。」……這段話似乎是說笑，又似乎不是說笑，介松、彥遠聽了都很生氣。我最擔慮的倒不是君強個人是否有此思想，所怕的真有許多人會如此動搖起來。（《陳克文日記輯錄》﹝八），《萬象》第十二卷第十一期，頁八三）
    事後我們當然知道，這是羅君強的由衷之言，決非「說笑」。但具有這樣想法的人在汪政權參與者之間恐怕相當普遍，代表了當時典型的所謂「漢奸」言論。我們必須跳出羅君強以至周佛海的思想層次，然後才能開始探索汪精衛的「最後之心情」及其晚年的詩詞。這是我深信不疑的。
    我這樣說並不是特意抬高汪精衛，否認他的政治取向與活動後面也有個人的動機。傅斯年在一九四○年二月曾分析過汪的「犯罪心理」，認為由於汪是「庶出」，父兄之教又嚴，以致很早就形成了一種要做「人上人」的強烈心理。他又特別提到，陳璧君恰好也是一個「人上人」欲望最強的人，因此終於走上了「漢奸」、「賣國」的道路。（見〈汪賊與倭寇──一個心理的分解〉，收在《傅斯年全集》，台北：聯經，一九八○年，第五冊，頁二二九─二三六）傅斯年富有民族熱情，全文下語極重，見仁見智，可不深論。他關於「庶出」的心理分析是否可信，因資料太少，也只能懸而不決。但他所指出的「人上人」心理，卻指示了一個正確的探求方向。他論陳璧君時有下面一句微妙的話：
    漢光武的時代，彭寵造反，史家說是「其妻剛戾，不堪其夫之為人下」，陳璧君何其酷似！（同上頁二三二）
    這句話之所以微妙，是因為原文（《後漢書》卷十三〈彭寵傳〉）只說「而其妻素剛，不堪抑屈」，並無「其夫之為人下」語。我相信傅之增字解經是為了要點出汪不甘被蔣介石壓成黨內第二人這一事實。我們都知道，在抗戰前的南京，蔣主軍、汪主政，大致尚是分庭抗禮的形勢。然而抗戰發生以後，蔣不但獨攬軍與政，而且更進一步正式占據了黨的最高地位。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國民黨在武昌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建立了總裁制，以蔣為總裁，汪則副之。以汪在黨內的歷史而言，這是相當使他難堪的。所以嚴格地說，這不是汪氏夫婦要爭做「人上人」的問題，而是汪受不了「人下人」屈辱的問題。關於這一點，當時人無不瞭然。馬敘倫說：
    汪、蔣之隙末凶終，以致國被侵略後，精衛猶演江寧之一幕，為萬世所羞道，受歷史之譴責。在精衛能忍而不能忍，而介石不能不分其責。觀介石後來之於胡展堂（漢民）、李任潮（濟琛）者，皆令人寒心；則精衛之鋌而走險，甘心下流，亦自不可謂非有以驅之者也。（《石屋續瀋》引在劉衍文前引文，頁三○─三一）
    這就是說，蔣的唯我獨尊必須對汪之出走負起很大的責任。
    另一方面，陳璧君在汪建立政權方面所起的作用也遠比外間所傳為大。陳克文是很感念陳璧君的人（見陳方正編校《時代洪流一書生──陳克文日記，一九三七──一九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即將出版，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九日條），卻也在《日記》中一再記下了陳璧君的負面行為，而且其來源都出於與汪氏夫婦關係極深的人。（如一九四五年四月八日條記云：「汪精衛之事敵寃死與伊﹝按：陳璧君」之關係最大。））但最直接可信的證據則是由周佛海提供的。一九四四年八月十日周專程到日本名古屋醫院探望汪氏的病，記他與陳璧君的談話云：
    出與汪夫人談一小時。余表示行政院長及軍委會長，仍以代行為宜，不必代理，汪夫人似乎心安。蓋其意，恐余與公博盼正式代理，真不知吾兩人真意，而以權利之徒目吾兩耳。（《周佛海日記》下編，頁九○九）
    此時去汪死僅三個月，陳璧君仍唯恐大權旁落，在交談中逼得周佛海聲明只是「代行」而不是「代理」。這一定是陳璧君自己的主張，決不代表汪有此顧慮，因為汪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三日赴日治療登機前的親筆手令即明言「職權交由公博、佛海代理」，他並未用「代行」字樣。（見《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第二冊卷首影印本）
    汪精衛也有個人的動機，這是不成問題的。不過比較地看。他對亡國的憂慮的確占據着主導的成份。胡適在聽到汪的死訊時也提出了一個心理分析，但與傅斯年的觀點有所不同。他說：

精衛一生吃虧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終身不免有「烈士」的complex。他總覺得，「我性命尚不顧，你們還不能相信我嗎？」性命不顧是一件事；所主張的是與非，是另外一件事。此如酷吏自誇不要錢，就不會做錯事，不知不要錢與做錯事是兩件不相幹的事呵！（《胡適日記全集》卷八，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三日條，頁二○○）

「烈士」情結確實存在於汪的識田之中。不用說，這一情結遇到國家危亡關口必然首先被激發起來而變成行動的原始力量之一，汪的主和與出走即由此開始；然後配合着其它內外因素，終於演出一幕歷史悲劇。
在我的認識中，汪精衛在本質上應該是一位詩人，不幸這位詩人一開始便走上「烈士」的道路，因而終生陷進了權力的世界。這樣一來，他個人的悲劇便註定了。現在我決定要把他搬回詩的世界，所以下面引他一九二三年一封論詩的信，以為序文的終結：

適之先生：

接到了你的信，和幾首詩，讀了幾遍，覺得極有趣味。

到底是我沒有讀新體詩的習慣呢？還是新體詩，另是一種好玩的東西呢？抑或是兩樣都有呢，這些疑問，還是梗在我的心頭。
    只是我還有一個見解，我以為花樣是層出不窮的，新花樣出來，舊花樣仍然存在，誰也替不了誰，例如曲替不了詞，詞替不了詩，故此我和那絕對主張舊詩體仇視新體詩的人，固然不對，但是對於那些絕對主張新體詩抹殺舊體詩的人，也覺得太過。
    你那首看山霧詩，我覺得極妙，我從前有相類的詩，隨便寫在下面給你看看。
                                曉　煙
                  槲葉深黃楓葉紅，老松奇翠欲拏空；
                  朝來別有空濛意，都在蒼煙萬頃中。
                  初陽如月逗輕寒，咫尺林原成遠看；

                  記得江南煙雨里，小姑鬟影落春瀾。
    你如果來上海，要知會我一聲。
                                                        祝你的康健
                                                     兆銘　　十月四日

這封論新舊體詩的白話信收在《胡適日記》中（第四冊，頁一一五─一一六，一九二三年十月七日條），信中所引〈曉煙〉二首收在他的《小休集》卷上，第一首末句第一字「都」在集中改作「只」字，別無異文。這封信似乎還沒有受到注意，但它讓我們看到在純粹詩世界中的汪精衛，這是很可珍貴的。
二○一二年二月六日於普林斯頓
余英時

附錄：
汪精衛詩詞中的「精衛情結」
葉嘉瑩主講汪夢川整理

  汪精衛這個人在歷史上的評價有很大的問題，所以一般說起來，向來很少人講到汪精衛，即便是講到他也是從政治、從歷史的角度來講，很少人從詩詞這方而來着手。而我講他的詩詞中的「精衛情結」，這個題目的選擇呢，其實也是有相當的偶然性。
    我最初認識汪精衛這個名字，是在他建立南京政府以後。一九三七年發生了蘆溝橋事變，當時我是初中二年級。「七七事變」發生在暑假，等到九月開學，我們學校的所有舊的校長、舊的老師都不見了，換了新的校長、新的老師。我們事先得到通知，說開學第一天，每個人要帶墨盒、硯台、毛筆，上了課老師就說，翻開第幾頁，把第幾行第幾行塗去，或者翻開第幾頁，把這整頁都撕掉，當時我就想到法國作家都德寫的《最後一課》。之後到了一九四○年，怱然有一天，廣播上說是有汪精衛的講演，我記得那天我伯父啊、母親啊很多人就在收音機那裡聽講演，那就是汪精衛回到南京建立我們所謂的偽政府之後發表的第一次談話。我那時當然很年輕，聽到長輩們的說法，他們認為如果完全是在日本的控制之下，那就沒有人替自己的國家人民講幾句話，所以現在有一個人過去，總算是個代表中國的人，至少可以緩和一下局勢，那時他們是有這樣一種心態。
    可是那時候我對汪精衛並沒有興趣，我只知道這麼個人他組織了南京的偽政府，可是沒有特別注意；然而這個不注意，後來卻造成了我非常大的一個遺憾。那是在七十年代初，有一次我在美國哈佛大學講演，在座的有一位年老的婦女，差不多八十歲左右，聽完我的講演，她就約我到她家裡吃茶，吃點心。那個人是誰?是方君璧，也就是曾仲鳴的夫人。曾仲鳴跟汪精衛關係最密切，後來在河內被蔣介石的人暗殺了。他們本來是要暗殺汪精衛，但那天恰巧方君璧來看望曾仲鳴，汪精衛就把自己那個寬大的臥室讓給他們夫婦，結果曾仲鳴就替他死了。我現在真是覺得遺憾，因為我這個人對政治沒有興趣，所以儘管我知道她是曾仲鳴夫人，也知道他們跟汪精衛是很親密的朋友，可是我那天沒有興趣去追問那些事情。曾仲鳴跟方君璧也都寫詩詞，方君璧的畫也畫得很好，所以那天我只是欣賞他們的詩詞跟畫。直到事情過去了很久，我在UBC大學的亞洲圖書館偶然讀到汪精衛的《雙照樓詩詞稿》，才對汪精衛產生了很大的興趣，可是這時方君璧女士已經去世了，我再也沒有機會當面向她請教關於汪精衛的事情，這真是非常遺慽。
    方君璧家真是一個革命的家庭，方聲濤、方聲洞就是她哥哥。方君璧還有個姊姊叫方君瑛，他們兄妹都跟汪精衛非常熟悉，方君瑛跟汪精衛也是很早就認識，傳說兩人還有一段浪漫的感情。而方君瑛後來自殺了，有人就以為’說是汪精衛原來跟方君瑛的感情很好，可是後來汪精衛跟陳璧君結婚了，而陳璧君是脾氣很暴躁的一個人，可能對方君瑛做了一些沒有禮貌的行為跟講話，所以方君瑛自殺了，這個傳聞我以為是不可靠的。一般人們常說男女之間，如果年歲比較接近或怎麼樣，就很容易陷入愛情，而不能保持真正的那種純潔的友情。而我以為這種感情是可以有的，當然一定要兩個人都有很高的境界才可以，而就算兩個人都有這個境界，也往往不是世俗所能接受和相信的，因為一般人沒有這種境界，就以為別人也沒有這種境界。所以我認為汪精衛跟方君瑛兩個人，應該是彼此欣賞的，但是也絕沒有世俗所猜測的那種戚情。而且汪精衛有很多首寫給他妻子陳璧君的詩詞，寫得真是非常好，那真是同志的、很深密的感情。
    我現在要講汪精衛。汪精衛本來是廣東人，從小就很有才華，凡是看過他的文章、教過他書的人，都認為他是很不平凡的。而他父親對他督促很嚴格，讓他去讀的最重要的書，就是王陽明的《傳習錄》，這是講做人而且是關懷國家的；然後叫他讀兩家詩，一是陶淵明一是陸放翁；一個是隱退的，一個是奮發的。中國傳統儒家的修養，總是你達就要兼善天下，你窮還能夠獨善其身。你要有兼善天下的理想，而當你不能夠得到這個機會，當你窮困、不得意的時候，你還有一種獨善其身的修養。汪精衛小時候還在滿清時代，他也參加了那種鄉學、縣學的考試，成績都是非常優秀的。他曾經考中廣州府試第一名，還做過廣東水師提督李准家的教師。可是後來他聽到革命的言論，看到了滿清的腐敗，看到國家的危亡，就有了革命的傾向。當時滿清正在選送人才到外國去留學，他就參加了廣東舉行的官費留學的考試，以很高的成績得到了官費留日的資格。在日本留學的時候他就認識了孫中山先生，從此就一直追隨孫中山先生，參與成立同盟會並任評議部部長，是同盟會的最初骨幹成員之一。因為他的文筆很好，不但當時很多單命的檔案由他起草，而且孫中山先生最後那《總理遺囑》：「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定稿也是汪精衛寫的。
    當時汪精衛追隨孫中山，向各地華僑宣傳革命，他從東京來到南洋，就在南洋宣揚革命時遇到了陳璧君，那時她不過十七歲左右，是個很年輕的女孩子。而且我以為陳璧君讀書應該也讀得很好，因為陳璧君也寫詩詞，而且她的字應該也寫得不錯，因為汪精衛有一首詩，說冰如(陳璧君字冰如)抄寫了王陽明《傳習錄》的一段，遺有汪精衛<述懷>詩中的一段，合寫成一個長卷。所以這陳璧君也不是一個尋常的女子，她可以把王陽明的《傳習錄》跟汪精衛的<述懷>詩寫成一個長卷。陳璧君也是熱心於參加革命的，她聽了當時汪精衛在南洋的講演，看了他辦一些革命的刊物上的文章，而且汪精衛還是個翩翩美男子，所以陳璧君當時就對汪精衛非常傾慕。其實陳璧君生長於南洋的舊家庭，年輕時候也訂過親的．後來解除了婚約。然後就是在辛亥革命之前，革命形勢一度非常不利，很多次起義都失敗了，所以很多革命黨人就非常灰心。就是在這個時候，汪精衛說，在大家都消沉的時候，要做一兩件事情振奮民心。那做什麼事情?他就想去刺殺攝政王。做這種工作當然就要掩人耳目，所以陳璧君就和汪精衛兩個人假扮成夫妻，到北京執行暗殺的任務。汪精衛覺得，萬一我被捉住而犧牲了，而她是以這樣的身分過來的，一定會連累到她，我不能不給她一個名義啊!所以汪精衛就以私人感情跟陳璧君有了這種約言，說願意跟她結婚。
    後來汪精衛他們在後海的那個銀錠橋底下埋炸彈，結果被發現了，暗殺任務失敗，汪精衛就被捕了。那時陳璧君正在南方籌款，聽說汪精衛被捕，立刻就趕回來，在他被關押的監獄附近租了一個小房子，給他送一些東西，儘量的照顧他。汪精衛被捕以後，本來應該立即處死的，然而因為當時那個主審的人看了汪精衛寫的文章和供詞，非常欣賞，所以就沒有把他處死，而是把他關在監獄裡邊。這時當然還是滿清的統治，可是人心已經思漢了，革命的風潮已經起來了，所以很多人同情革命。有一天晚上，監管汪精衛的獄卒就帶進來一小團揉得很爛的紙給了他，他打開一看，是陳璧君給他的一封信，信中囑託他忍耐，說一定要設法救他。汪精衛看了非常感動，而且那個獄卒說，這個寫信的人希望他能夠回信寫幾個字。汪精衛就想回信寫什麼?如果實話實說，被人家搜到了，那不是連累陳璧君了嗎?所以汪精衛寫了什麼呢?他想到了清初著名詞人顧貞觀所寫的一首詞<金縷曲> ：「季子平安否?便歸來，平生萬事，哪堪回首。」於是汪精衛把這首詞改了幾句，交給了這個獄卒，讓他帶出去給陳璧君。那陳壁君給他寫的這封信怎麼辦呢?他說我既不忍心把它捨棄，又不能夠把它保存。他就把陳璧君寫的信放在嘴巴里嚼一嚼吞下去了。所以汪精衛實在是很重視感情的一個人。

被逮口占

             銜石成痴絕，滄波萬里愁。孤飛終不倦，羞逐海鷗浮。
             奼紫嫣紅色，從知渲染難。他時好花發，認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青磷光不滅，夜夜照燕台。

剛才講的是汪精衛早期的經歷，現在我們就來看他最有名的幾首詩， <被逮口占>四首。我的題目是汪精衛詩詞中的「精衛情結」，一個人有時候內心之中有一種complex。就是一種「情意結」，就是你執着要追求的東西。大凡真正偉大的作家，在內心之中都有一個真正追求和執着的理念。《論語》也說：「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很多人只嚮往文採風流，但那一定是第二等，就是文采再美妙。再風流，也是第二等。凡是第一等的作家，都有一個最高的理念的層次。我曾經寫過辛稼軒詞的評論，我說它「一本萬殊」，稼軒寫了好幾百首詞，每一首詞都有不同的感情、不同的風格，但是它有一個中心所執着的東西。杜甫也同樣是如此，他那麼多長短的、古近體的詩篇，也有一個他所執着的理念在那裡。汪精衛的詩，還有他的詞，合在一起你就可以看到，就是他有一個理念，有一個執着，而他理念所執着的，就是一個願意犧牲自己去完成一個什麼東西。要追求一個不可能的事件。李商隱說「何日桑田俱變了，不教伊水向東流」，什麼時候你能夠把天下的情勢改變，你能夠把東流的逝水都挽回來，你能夠做到嗎?而這個汪精衛就讀了陶淵明詩和陸游詩，那陶淵明雖然是消極，但是他有一個理念是不可挽回的，所以他說「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我有我所執着的、我所守住的一點；這個陸放翁臨死還說「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所以偉大的詩人，都有他一個理念、一個執着，不是隨波漂搖的，不是見風說風、見月說月的人。
    汪精衛的詩詞之所以讓我感動，就因為我居然發現，在他的詩詞裡邊，從他最早的詩到最後的詩，都一直貫串着他的一個理念。所以你看他<被逮口占>就說：「銜石成痢絕」，「銜石」指的就是填海的精衛鳥。就如李商隱說的，「何日桑田懼變了，不教伊水向東流」，你能夠讓滄海變成桑田嗎?所以汪精衛說「銜石成痴絕」，你能夠挽回這個東流的逝水嗎?你這個精衛的小鳥，想銜着一個一個小石頭去填那個滄海，你填得了嗎?然而填得了填不了是一回事情，我有這種理念又是一回事。所以「銜石成痴絕」，那真是「痴」啊!有這種理念的人當然是傻瓜了，你抱着一個你自己要追求的理念，而你能不能成功是渺不可知的。你要填的是滄波萬里的大海，所以「滄波萬里愁」。「銜石成痴絕，滄波萬里愁。孤飛終不倦’」你們大家都不肯做那個傻瓜的精衛，你們大家都不肯銜那個石頭去填海，所以我是孤獨的，可是我「終不倦」，我不懈怠、不停止，「羞逐海鷗浮」，海鷗怎麼樣?海鷗到處追逐食物，船上有食物，牠就站在船上的桅杆上；海邊上有食物，牠就落在海邊上。而我精衛是恥於這麼做的，所以「弧飛終不倦，羞逐海鷗浮。」第二首，「奼紫嫣紅色，從知渲染難。」奼紫嫣紅的這麼美麗的顏色，你是用什麼顏料把它染出來的?他說「他時好花發，認取血痕斑。」將來有一天那麼美麗的紅花開出來，那是多少仁人志士用他們的鮮血染成的。第三首是最有名的一一首了：「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夥，不負少年頭。」少年人都容易感激奮發、激昂慷慨，所以「慷慨歌燕幣，從容作楚囚」，我現在被捕了，但我不畏懼，我會從容赴死，為我的理想付出生命；「引刀成一快，」斬首對我來說是一種痛快，因為這是在成全我、完成我的理念，所以，「不負少年頭」，我為了理想、為了革命、為了國家而犧牲，我覺得這是值得的。第四首：「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青磷光不滅，夜夜照燕台。」我雖然死了，但是我的心魂還在，我的身體就變成劫後的寒灰，我的骨頭的那個磷火不會消滅，每夜都要照在當時的燕京。
    我還要補充一點材料。汪精衛要去行刺攝政工的時候，曾經給他的朋友胡漢民寫過五封信，他對這些革命的同志說，現在我們多次起義都失敗了，很多人對革命不再存有熱情和信仰了，我們要犧牲一兩個人，做出一些事情來，重新喚起大家的革命熱情，所以他準備去暗殺攝政王。胡漢民勸他不要做，說人才難得，不應該去犧牲，機會還不到。他就給胡漢民寫了一封血書，說人才是為了有用的，得到人才卻不用他，又何必求這些人才呢?如果說現在：不是可死的時候，而我汪精衛不是可以赴死的人，那麼我請問，誰應該去犧牲?他又打了比方說犧牲的道路有兩條：「一曰恆，二日烈」，譬如我們煮飯，是有一個鍋來盛這個米，然後底下要架上柴火來燒。這個鍋得要長久忍受烈火、滾水的燒灼煎熬，這是「恆」的美德。而那個被燒的柴，把它自己完全燒毀，飯就是因為有這個熱力才蒸熟的，這是「烈」的美德。他說在革命的事業上，要有人做那個百折不撓、耐得住苦難的鍋，也還要有人能夠有犧牲的勇氣、能夠做那個被燒的柴火。他於是對胡漢民說：「我今為薪，兄當為釜」——我現在就要做那個被燒的柴，我希望你能夠做那個煮飯的鍋。所以這個汪精衛是從很早就有這樣的理念。那汪精衛後來不是跟日本人合作成立了南京的偽政府嗎?當他死了以後，就有一些人寫了詩詞來悼念他，我現在念幾首別人悼念他的詩。我現在先引胡適之先生的一段話。當汪精衛的死訊傳來，胡適在日記里說：「精衛一生吃虧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終身不免行有『烈士』的complex」，他是抱定犧牲自己的志意的。這是胡適說汪精衛有「烈士」的情結。我今天講汪精衛的「精衛情結」，「精衛情結」也就是一個烈士的情結，所以我的題目其實跟胡適先生是相同的意思。人各有所求，《史記》裡說「貪夫殉財，烈士殉名」，文天祥殉節死難了，他說「留取丹心照汗青」，我雖然死了，但是我的姓名、忠義的名聲永遠留在歷史上了。所以烈士殉的是「名」，一般所說的「烈士」，是為了有一個好的名聲，就是所謂「千秋萬世名」，可是汪精衛不是一般的烈士，他所作的是更大的犧牲。他少年時候也說「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我犧牲了生命，但我可以永遠得到「丹心照汗青」的令名，可是最後汪精衛跟日本人合作，是連這個身後的名都犧牲了，他從此被人罵成「漢奸」。而我之所以讀了汪精衛的詩詞很受感動，就因為他不是一首詩，不是一首詞，他是從開始到結尾，終身所貫注的，還不止是一個烈士的情結，因為他不是「殉名「的烈士，他是連名都要犧牲的，所以我說他是一種精衛的情結。
    現在我們再來看他的另一首詩， <見人析車輪為薪為作此歌> 。說的是看到有人把車輪拆下來，劈成柴去燒火做飯了，而寫了這首詩。車輪是負重致遠啊!它曾經負載過多少重量、運輸過多少貨物?到它衰朽了不能用了，人們就把它拆下來燒火，所以它最後把自己也犧牲了。這種把車輪子卸下來劈成的薪柴在中國傳統上有一個名字，叫做「勞薪」，因為它做了一生勞苦的工作、最後連自己都賠上去了。人的性格是天生的，汪精衛有了這個complex，所以看到有人劈車輪為柴火，就引起了他的感慨，寫了這首歌：

見人析車輪為薪為作此歌

    年年顛蹶南山路，不向崎嶇嘆勞苦。只今困頓塵埃間，倔強依然耐刀斧。輪兮輪兮生非徂徠新甫之良材，莫辭一旦為寒灰。君看擲向紅爐中，火光如血搖熊熊。待得蒸騰薦新稻，要使蒼生同一飽。

    這就是他剛才的理論，我要把我燒了，蒸出一鍋飯來給大家吃。我們現在都講的是他的烈士的情結。

病中讀陶詩

       攤書枕畔送黃昏，淚濕行問舊墨痕。種豆豈宜雜荒穢，植桑曾未擇高原。
       孤雲靉靉誠何托，新月依依欲有言。山澤川塗同一例，人生何處不籠樊。
       病懷聽盡雨颼颼，斜日柴門得小休。抱節孤松如有傲，含熏幽蕙本無求。
       閒居始識禽魚樂，廣土終懸霜霰憂。暫屏酒尊親藥裹，感因苦口致深尤。

    我們再看他的<病中讀陶詩>兩首。陶淵明這個人很奇怪，很多忠義奮發的人都被他的詩所戚動，像稼軒說「老來曾識淵明，夢中一見參差是」，「須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凜然生氣」，陶淵明有他凜然生氣的那一面，而他不志的時候，也能夠躬耕歸隱。所以陶淵明的詩富於人生的經驗，可以讓出來不少的心得，共鳴。汪精衛的詩說：「攤書枕畔送黃昏，淚濕行間舊墨痕」，這是他生病的時候，整天躺在床上，就讀陶淵明的詩。他從小讀陶詩，旁邊或有他自己或者他父親的評點，所以是「行間舊墨痕」；「種豆豈宜雜荒穢，他桑曾未擇高原。」這是化用陶淵明的詩句。陶淵明有一首<歸園田居>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我種豆在南山之下，可是草太茂盛了，豆苗長不好，所以，一大早起來我就去鋤草，月亮都上來了，我才背着鋤頭回來。田間的小路很窄，旁邊的雜草很多，我衣服都打濕了，但是只要我種的豆子長好了，我付上這點代價算什麼!所以汪精衛說「種豆豈宜雜荒穢」，說種豆一定要除去那些雜草。你要追求你的品格、你的精神，你追求自己的那個不是外表能夠看見的東西，你就要把那些不好的東西除掉。「植桑曾未擇高原」，陶淵明<擬古>說的，「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采。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他說在水邊種上了桑樹，三年後想可以採桑了，忽然一陣大水來了，桑樹枝葉都隨波漂流了。可這是你最初選擇的不對啊，你為什麼不種在高地呢?所以今天被沖毀了，後悔也來不及了。所以「種豆豈宜雜荒穢，植桑曾未擇高原」，因而人生，你說一句話、你做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說話你不做事．你一動心動念之間，你都種了些什麼東西啊？「孤雲靉靉誠何托，新月依依欲有言」，陶淵明<飲酒>詩裡邊說了，「萬族各有托，孤雲獨無依。曖曖空中滅，何時見餘暉」，世界上一切萬物都有一個託身之所，惟獨天上那一片雲，四無依傍，這真是孤獨。所以陶淵明又說「曖曖空中滅，何時見餘暉」，你看那一朵雲，慢慢的縹緲之間就消逝了，你什麼時候再見到那朵雲的光影的閃動?明天也許有雲，但絕不是這一朵雲了。還不像今年花落明年又開在這裡，那雲永遠不見了。現在汪精衛用了陶淵明詩中的形象，「孤雲靉靉誠何托」，誠，果然，人生果然就是如此孤獨的，你汪精衛被人說成漢奸了，你當時的那一份用心，連你死後的聲名都犧牲掉的那一份用心，誰真的認識?誰真的理解?「孤雲靉靉誠何托，新月依依欲有言「，這是一鈎新月，你看它那麼多情的樣子，我覺得那月亮就要跟我說話。這麼光明、這麼新鮮的感覺，你真是覺得有生命在的，寫得真是好。「山澤川塗同一例，人生何處不籠樊」，你說人生哪裡不孤獨?人生到處都孤獨。你說人生哪裡不受拘限?人生到處都是拘限。所以不管是山、不管是水，「山澤川塗同一例，人生何處不籠樊」。
    第二首，「病懷聽盡雨颼颼，斜日柴門得小休。抱節孤松如有傲，含熏幽蕙本無求」這個汪精衛真是寫得好，儘管他外表上做了大家以為是漢奸做的事情，但從他的內心看他絕不是一個漢奸。「抱節孤松如有傲」，這也是陶淵明說的，「因值孤生松，斂翮遙來歸」，松是堅貞的、歲寒不凋零的，所以它「抱節」；「含熏幽蕙本無求」，這是出自唐代張九齡的<感遇>詩，「蘭葉春葳蕤，桂華秋皎潔。欣欣此生意，自爾為佳節。」我不是為你們才香的，我是本來就是如此的。「本能求」，這是張九齡說的，「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蘭蕙之芳香是它本質如此，它不是送出香氣叫你來采折。所以是「抱節孤松如有傲，含熏幽蔥本無求。閒居始識禽魚樂，廣土終懸霜霰憂」，陶淵明不是歸國田了嗎?他說「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你看空中的鳥、水中的魚是多麼自由，所以陶淵明就脫出了世俗官場的約束隱居了。這是「閒居始識禽魚樂」，可是呢，下一句就是汪精衛，不是陶淵明，汪精衛是「廣土終懸霜霰憂」，「廣土」，我們國家的這一片土地，就是在霜霰之中，在風雪侵凌、在列強的窺伺之下，汪精衛為此而深深擔憂。《論語》上記載，孔子帶着學生們周遊列國，有一次經過一個地方，看到長沮、桀溺兩個人在那裡種田，孔子就讓子路去問路。子路就過去了，長沮、桀溺就對子路說，你的老師帶着你們東跑西跑，今天到這個國家、明天到那個國家，跟個「喪家之犬」一樣，你「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仁哉?」子路回去對孔子說了，孔子就說「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鳥獸不是你的同類，你不能真的就在山林之中與鳥獸住在一起，我們是人類，我們不關懷人類、不為人類做事情，我們跟誰在一起呢?所以「廣土終懸霜霰憂」，這就是汪精衛跟陶淵明的不同了。你關心追求自己的自由，可是你怎麼忍心看到老百姓在水深火熱之中?你怎麼能夠忍心看到你的國家被滅亡呢?所以他「暫屏酒尊親藥裹，感因苦口致深尤」，我暫時拋開我喜歡的酒，我就來吃藥，「良藥苦口利於病「嘛，我怎麼能因為吃起來苦就抱怨呢!所以你要耐得住一切的苦惱。
    那汪精衛跟陶淵明果然是有不同的，你要知道，天下的事情，你沒有走出這一步以前，你是站在這裡的，但是你只要一步走出去，你不站在那裡了。所以陶淵明在改朝換代的時候，他是接受新朝還是不接受新朝?陶淵明就說，「稷下多談士，指彼決吾疑」，「行行停出門，還坐更自思……萬一不合意，永為世笑嗤」，他說有人勸我出去，我已經走到門口了，邁一步就出去了，可是我又轉回頭坐下了，我自己想一想，萬一我一步邁出門，如果遇到不能夠讓我滿意的事情，那就千年萬世永遠要被人譏笑了，這就是陶淵明。而汪精衛這個人就跟陶淵明不同，汪精衛是我寧可犧牲自己，我要為國家人民做一些事情，而陶淵明說我還是退回來吧!所以汪精衛當時在中國最危亡的時候，還希望能夠保有半壁江山，能夠由他把淪陷區的人民、土地保全一部分，他是有這樣的理想。可是你畢竟邁出去這樣一步了，當你沒有邁出去的時候。日本人跟你談的條件說的都很好，可是你一旦真的脫離了國民政府，真的坐着船到了上海、到了南京，日本人馬上條件都變了，你回不去了。就是「萬一不合意，永為恥笑嗤」，這真的是無可奈何的一件事情。
    我們再來看汪精衛的一首詞。他有一首詠落葉的詞，牌調名是<憶舊遊> ，寫得很不錯。我們知道，詞的內容跟牌調其實是不必然有關係的，但是很多作者，在他選擇詞的牌調的時候，他是有心的。汪精衛為什麼選擇了<憶舊遊>?因為裡邊有他對自己平生的回憶。還不只是汪精衛，晚清的文廷式也寫過一首<憶舊遊>，那時庚子八國聯軍入侵，慈禧太后帶着光緒皇帝從京城逃走，把珍妃投到井裡去了。而文廷式是珍妃的老師，跟珍妃的哥哥也是非常親密的好朋友，所以文廷式寫了 <憶舊遊> ，真是回想當年，戚慨萬千。現在汪精衛也寫<憶舊遊> ，本來牌調與內容不必然有關係，可是文廷式、汪精衛選擇了這個<憶舊遊>的牌調，還是有一份深意的。這是牌調，再說題目。有的詞有題目，有的詞沒有題目，而這首詞的題目叫做「落葉」，說明這是一首詠物的詞。詠物詞是怎麼樣?周濟說：「詠物最爭托意。「 (《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詠物的詞，最重要的就是裡邊一定要有寄託的意思。不然詠物只是詠物，那還有什麼意思?汪精衛的這首詠落葉的詞寫些什麼呢?我們來看看：

憶舊遊落葉

   嘆護林心事，付與東流，一往淒清。無限留連意，奈驚飆不管，催化青萍。己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經。有出水根寒．拏空枝老，同訴飄零。天心正搖落，算菊芳蘭秀，不是春榮。摵摵蕭蕭里，要滄桑換了，秋始無聲。伴得落紅歸去，流水有餘馨。盡歲暮天寒，冰霜追逐千萬程。

    這是一首詠物詞，題目是「落葉」，詠物詞一定要扣緊這個物來寫。「嘆護林心事，付與東流，一往淒清」，你要知道，樹的葉子不是有葉綠素嗎?它可以發生光合作用，可以給樹提供養料，科學上這麼講。所以葉子的心是要保護樹木的，可是現在這葉子落了，它要保護樹林的用心就完全都落空了，現在就落得個一片淒涼。「無限留連意，奈驚飆不管，催化青萍「，他說這個葉子難道就心甘情願落下來嗎?葉子還有多少留連的意思?它願意留在樹上，願意貢獻自己維護樹木的一份心意跟力量。可是秋天那種強大的風，它不管落葉的悲哀，不管這個落葉的用心，「驚飆不管，催化青萍」，就把一切植物都摧毀了。詞的妙處在於它有一種「語碼」 (code)的作用，有一種言外的可能性。「青萍」是植物，當然一切植物到了秋天都零落了：但「青萍」同時是一把寶劍的名字，所以表面上說的是植物，秋天把一切植物都摧毀了，同時也是把一個志士、一個烈士的一切當年的壯心給摧毀了。「己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經。」這裡「分」是名詞，就是本分，就是你所應得的。「己分」，我已經知道我的本分，我所能做的，「己分去潮俱渺，回汐又重經」，潮，向前的叫「瀾」，回來的叫「汐」；早晨的叫「潮」，晚上的叫「汐」，一個是去的，一個是回來。他說我已經知道我過去的那一切，沒想到我晚年還要經受又一次的考驗。我當年是曾經參加國民革命，曾經去暗殺攝政王，那現在在國家危難的時候我應該做什麼呢?我現在還要回來，還要犧牲我自己做一些事情嗎?「有出水根寒，拏空枝老，同訴飄零」，我現在再回來，作為一棵樹，而這棵樹是飄搖在風雨之中的樹，樹根都暴露在外面了。我是作為樹枝上的葉子，希望還為這棵樹盡一點力量，可是樹的那些曲折的、向空騰拏的樹枝已經都衰老了，不知哪天就會要倒。我這樹葉能為這樣的樹做什麼呢?我這葉子是飄零的，而這樹的根和枝又何嘗不是飄零的呢?所以是「出水根寒，拏空枝老，同訴飄零」。寒冷的根、老去的枝，跟我這葉子一同訴說飄零。
    下闋。「天心正搖落，算菊芳蘭秀，不是春榮」，他寫的是自己所處的真實環境。因為當時滿清的革命，國家總體還是沒有很大的危險；可是現在這個抗戰的政府在後方真是「出水根寒，拏空枝老」，整個國家的存在都是危險的、不可知的，所以他說現在是「天心正搖落」，「天心」，這是命運，天心註定現在就是搖落的日子，就是衰敗的日子，就是這株大樹枯乾要跌倒的日子。「算菊芳闌秀，不是春榮」，就像我現在要想做一些事情，我回到南京，那裡已經是淪陷了，雖然表面上看起來也是一個政府，表面上做的也像有那麼回事的樣子，好像「菊芳蘭秀」，可是畢竟是在日本的控制之下，所以「不是春榮」，那不是真的春天。「摵摵蕭蕭里，要滄桑換了，秋始無聲」，「摵揻」就是現在我們說的「瑟瑟」，風吹枯乾的樹葉的聲音。「揻摵蕭蕭里」，到處都是淒涼搖落一片蕭瑟的聲音。「要滄桑換了，秋始無聲」，什麼時候蕭瑟的聲音才能停止?要滄海變成桑田，桑田變成滄海，要整個的世界都換了，這種搖落的聲音才能停止。「伴得落紅歸去，流水有餘馨」，「落紅」是什麼?這首詞不是寫落葉嗎?大家要記得，我在前面講過汪精衛的一首詩，說「奼紫嫣紅色，從知渲染難。他時好花發，認取血痕斑。」落葉已經沒有希望了，我知道我要流走，但是我要用我的鮮血染紅花瓣，我最後願付上我的代價，用我的生命來證明我的持守、我的志意。所以我希望有一個飄落的紅色的花瓣陪伴我。一起流走，「伴得落紅歸去，流水有餘馨」，如果我能夠在最後離去的時候，不止是一個枯乾的葉子，還伴隨有一片飄零的落花，那個時候就算我凋零隨流水流走了，那流水還留下一點點香氣，「余馨」也就是他原來的志意和理念。「盡歲暮天寒，冰霜追逐千萬程」，落葉是現在，那未來呢?秋天以後就是寒冬，所以我的未來，落葉的未來，是「冰箱追逐千萬程」，我知道我將來要走的路，一路上都是冰霜的追逐，是更寒冷的冰雪的挫折。這就是當時汪精衛離開重慶、到南京組織了偽政權的時候寫的一首詞，裡面仍然體現着他的犧牲的志意。
    那這個汪精衛後來就當然是漢奸了，他死後本來是葬在中山陵附近的梅花山上，因為那個時候南京政府還存在，日本還沒有投降。可是轉眼之間日本投降了，蔣介石要從後方重慶回到南京的的時候，就指示要炸毀汪精衛的墳墓。他們兩個人鬥爭了一輩子，所以一定要炸毀汪精衛的墳墓。而汪精衛死的時候，已經是日本投降以前一年不到的時間了。當時有人勸陳璧君退出，說你就不要再在政府裡邊工作了。陳璧君就說，我跟汪精衛從開始革命跟隨他一生，我不能到最後放棄這件事情，我寧可為這件事情而犧牲。所以陳璧君在戰後就以漢奸罪被審判。有記載說當時很多人來旁聽，陳璧君就在法庭上說，你們說汪精衛賣國，說汪精衛是漢奸，中國哪一寸土地是汪精衛賣的?哪一寸土地是汪精衛丟掉的?他是在這些地方淪陷以後，才來挽救這裡的。據說當時很轟動。而由於戰後蔣介石的接收弄得民怨沸騰，當時報紙甚至還說「人心思漢」，「人心思漢」本來是說人想念自己的祖國，但是這裡的「人心思漢」，是暗指人心思漢奸。這個我是身經其事的，我們經過八年的艱苦抗戰，現在勝利了，當然很高興了，我當時正北京的中學教書，就帶苦我的學生在馬路上歡迎。結果國民黨的這些個來接收的人，最後我們管他們叫什麼?叫「劫收大員」，還有什麼「五子登科」，這都是當年編出來的成語，「五子」就是指他們所「劫收」的房子、條子、金子、．車子、還有女子，，所以這就是當時的情況。
   我現在來不及講很多，再看看汪精衛死後人家評論他的詩吧!當時上海有一位女詩人，這個人叫陳小翠，她有一首<題《雙照樓詩詞稿》> ，全詩是：「雙照樓頭老去身，一生分作兩回人。河山半壁猶存末，松檜千年恥姓秦。翰苑才華憐俊主，英雄肝膽惜崑崙。引刀未遂平生志，慚愧頭顱白髮新。」這首詩真是寫得很不錯，寫得很貼切。「雙照樓頭老去身，一生分作兩回人」，汪精衛跟陳璧君的住所叫雙照樓，如今他已經老去了：而他這一輩子等於做了兩種不同的人，前半輩子行刺攝政王，是革命志士，現在居然做了漢奸。但是剛才我就說了，很多人同情他，比如胡適之就沒有說他是漢奸，而說他是有烈士的情結，烈士的complex，這是胡適之的日記上說的，所以真正了解當時的那些個人，都知道汪精衛絕不是一個漢奸，他是不得已而這樣做的。只有蔣介石那一派的人才會真的把他打成漢奸了。所以陳小翠說「雙照樓頭老去身，一生分作兩回人。河山半壁猶存末，松檜千年恥姓秦」，這真說得好，他是要保存半壁江山，「跟南宋一樣，可是他畢竟是跟日本人妥協了，所以「松檜千年恥姓秦」，古人說「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那松檜是經霜而不凋零的，可是松檜的檜字冠上個姓秦的「秦」字，就因為秦檜而蒙上了恥辱。汪精衛也居然落到一個漢奸的名字，所以是「恥姓秦」。「翰苑才華憐後主」，這是用了一個典故，說李後主亡國以後被帶到北方，宋朝的皇帝就問他，說聽說你常常寫詩詞，有什麼好的句子念來我聽一聽。李後主就說「揖讓月在手，動搖風滿懷」，是他詠扇子的詩，宋朝皇帝就說「好一個翰林學士啊!」說你這個文才還不錯，就是你不配做一個國君。所以陳小翠說「翰苑才華憐後主」，當時中國政壇上的這些個高宮，詩詞寫得最好的是汪精衛。所以「翰苑才華憐後主，英雄肝膽惜崑崙」，所以她說汪精衛始終是英雄肝膽，像唐朝傳奇里說的崑崙奴這樣的俠士。「引刀未遂平生志，慚愧頭顱白髮新」，汪精衛當年說「引刀成一快」，可是到底沒有；而現在居然落到一個漢奸的下場。當時還不止是陳小翠說他好，錢鍾書也有一首詩，說「掃葉吞花足勝情，巨公難得此才清」，也是稱讚汪精衛的，「掃葉吞花」都是汪精衛的詩詞，「足勝情」，他有這麼多的詩人的感情，「巨公難得此才清」，在政壇上的這些個名公巨卿之中，難得有這麼有才華的人。
    其實我本來還有一些材料，在汪精衛組織南京政府的時候，南方有很多的詞學家，像錢仲聯，像龍榆生，都跟汪精衛有密切的交往，而且錢仲聯他們還在汪精衛的政府里做過事情，汪精衛死了以後，他們也都有詩，我現在來不及給大家念了，只好就結束在這裡。總而言之，我認為汪精衛詩詞裡有一個complex，就是胡適說的烈士情結，一個「精衛情結」。(此為台大文學院．簡靜惠人文講座邀請葉嘉瑩教授舉行專題演講之一，時間：二○○七年十月四日，地點：洪建全基金會，敏隆講堂)

茅于軾評汪精衛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說要重新評價汪精衛。文章我沒有看到，對汪精衛我也沒有任何研究，但是引起我的思考。從人民的角度看漢奸和從國家的角度看很可能是不同的，有時候可能是絕然相反的。賣國求榮的漢奸當然不恥於人類，但是也可能有一些漢奸並不是為了自己升官發財,而是為了減輕人民的痛苦，作為抵擋日本人對中國人的欺壓的緩衝器。這樣的漢奸非但沒有錯，而且是真正的英雄。他自己下地獄，為的是減輕老百姓的痛苦。反過來看，有些英雄拿幾十萬人民的性命做抵押，堅決不投降，只是為了報效皇帝老子。從人民利益的立場看這些人不值得效法。用這樣的眼光看問題，幾千年的歷史就要改寫，可見分清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區別有多麼重要。
           ——引自茅于軾《人民的利益，國家的利益，政治家的利益》完整版

讀余英時先生為汪精衛《雙照樓詩詞藁》箋釋本序

孔捷生

死士堪憐未死時，百年猶誦引刀詞。

原來題柱足青史，何必負囊棲別枝。

浪過崖山祠孰在，羊迷魏邑路多歧。

最哀雙照樓頭月，不向東南半壁移。

（寫於2012年初夏）

馬雲龍：血色記憶

發布時間:2012-04-28 09:29

重慶沙坪垻紅衛兵“文革墓園”，席慶生的母親黃培英的墓就在這裡面。（席慶生供圖）

　　2010年的清明，連月霧鎖的重慶難得透出了陽光。一大早，老席就跑來找我，說：“我領你去看看紅衛兵墓園吧。”

　　這是我早就期許的行程，只因為來重慶幾個月一直忙，沒有機會成行。重慶的一群畫家用五年多的時間畫了一幅長達八九百米的長卷《浩氣長流》，記錄和重現了偉大抗日戰爭的真實歷史，使我深為震驚和感動，我就作為一個志願者跑來參加這個傳奇性的團隊，為這幅巨畫在台灣的首展做些服務工作。老席就是這個團隊中的一個核心成員——他雖然不會畫畫和寫文字，卻是一個有思想、有悟性的策劃者和忠誠實幹的服務者。

　　他叫席慶生，是個生在重慶、長在重慶、已經在山城生活了近六十年的“老重慶”。這個身材不高卻敦實精幹的漢子，混入山城高低不平、人潮洶湧的街道，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就連他那標誌性的大嗓門，放在重慶也不算稀罕——吃多了麻辣火鍋的重慶人似乎大多都有一張這樣的大喇叭。但是，只有了解他底細的朋友才知道，這個平凡的重慶人有一個不平凡的人生。

　　我曾經斷斷續續地聽他講過自己在“文革”中親歷的驚險故事，也知道他和那個如今已經漸漸引起關注的“文革墓園”有着特殊的關係——他的母親就埋葬在那裡，雖然她並不是紅衛兵，只是個在武鬥中被打死的無辜平民。

　　我跟着老席來到了這個全國僅存的官方認可的“文革”文物單位——重慶沙坪垻紅衛兵墓園。

　　墓園藏在僻靜的沙坪垻公園深處，不知誰用油漆在大門邊的石砌圍牆上刷上“文革墓園”幾個猩紅大字。裡面青塚累累，老樹枝柯橫斜，枯藤委地，淒涼而又陰森。一座座殘破的“紅衛兵紀念碑”高低錯落地掩映在荒草中，上面刻着“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永垂不朽”之類的豪壯文字，但字跡斑駁陸離，有些已難以辨識。

　　在1967年到1968年的武鬥時期，沙坪垻一帶是重慶“八一五”派的勢力範圍，該派戰死人員就選定在這裡埋葬。這裡現存113座武鬥戰死者的墓碑，下面掩埋了大約404名武鬥死難者（其中少數是意外事故死亡的“八一五”派成員）。死亡者年齡最小的僅14歲，最大的60歲。席慶生的母親能埋葬在這裡，大概因為她是“八一五”的家屬。

　　老席母親的墳墓在墓群靠中央的地方，有一塊不大的墓碑，上面刻着“母親黃培英之墓”幾個字，下面署着席慶生兄弟和妹妹五人的名字。老席說，原來的墓碑已經破蝕了，這個墓碑是上世紀90年代他們重新立的。

　　老席在母親的墓碑前坐下，點燃一支煙，向我詳細講述他和母親的故事。

　　“文革”中千萬個家庭被政治撕裂的悲劇也在他家上演了：本來是汽車司機的父親在工作單位參加了“八一五”派，還成了這一派在新華書店發行所的一個小頭目，他肩負着保衛倉庫中存放的大量“紅寶書”和毛主席畫像的重任；而當時只有15歲的中學生席慶生，則在學校參加了“八一五”的對立面“反到底”派，成了父親的“敵人”。只有善良的母親居間中立，既要照顧丈夫，又要保護孩子。

　　1967年，“文革”第二年，重慶的兩派鬥爭進入武鬥階段。這個中國最大的軍工生產城市，有抗戰時期建成的兵工廠，有上世紀60年代新建的“三線”軍工企業，是各種常規武器的生產地。武鬥一開，兩派都迅速武裝起來，從步槍、機槍、衝鋒鎗，到大炮、坦克、裝甲車，除了飛機之外都拉上了戰場，甚至在長江上還有了武裝的艦艇互相交戰。

　　戰火一起，15歲的席慶生按捺不住內心的興奮，想要和同學們一樣武裝起來，到戰場上去過一把“英雄”癮。但是，父親雖然自己已經參加了一方的戰鬥隊，卻堅決反對兒子參加武鬥，而母親更是跑到學校把他拉回到父親堅守的倉庫，日夜看着他，不許他離開一步。一次，席慶生趁母親熬粥煮飯的時候，偷偷溜了出去，還沒跑出家門，就被母親發現，情急之下，母親打翻了菜粥，滾燙的水澆了一身，燙傷了腳。母親忍住揪心的疼痛，一瘸一拐地衝出去，死死地抓住他的皮帶不放。最後，母親流着淚癱倒在地，一雙手卻終於沒有鬆開……

　　四十多年來，每當回憶起這一幕，老席都痛哭不已。

　　1967年7月中下旬，“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在楊家坪地區爆發大規模激戰，老席家所在的灘子口成了雙方廝殺的前沿陣地。數百人的隊伍在這裡正面交鋒。兩邊的高音喇叭都放着毛澤東的語錄歌“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還有林彪的語錄歌“槍一響，上戰場，老子今天就死在戰場上，完蛋就完蛋，完蛋就完蛋”，人們喊着口號沖向對方的陣地。一剎那槍炮齊鳴，血肉橫飛……

　　8月23日，重慶大學“八一五”和空壓廠的“八一兵團”等“八一五”派武裝，開始進攻電校“東方紅”據守的王家大山。“反到底”派的望江廠（軍工）101艦隊趕來炮火增援，其他“反到底”派隊伍也向王家大山集結。一場慘烈的戰鬥打響了，“八一五”派雖然跟着坦克進攻，但是仍然被“反到底”擊敗。重大“八一五”的“301突擊隊”十幾個參戰大學生被打死，裝甲運輸車也被“反到底”繳獲，雙方各有幾十人戰死，殺紅了眼的兩派準備着一場更大的戰鬥。

　　這天晚上，老席的父親隨“八一五”派撤離了楊家坪地區，他托人帶信給母親，叫母親趕快離開單位，帶身邊的兩個小孩到大渡口親戚家去避難。

　　8月24日席慶生和弟弟跟着母親匆匆離家，匯入逃難的人群。

席慶生的母親黃培英在“文革”武鬥中死於他父親所屬的“ 八·一五”派的槍下。（席慶生供圖）

　　離家時，38歲的母親帶了家裡的戶口本和一些能帶走的東西，還有兩隻老母雞——這是他們家最貴重的財富。母親還特意給兩個孩子和自己換上白襯衣，她想以此來標識身份，說明他們是手無寸鐵的逃難百姓，希望交戰雙方不會把槍口指向他們。

　　三人倉皇上路了。兩個孩子各抱着一個包袱，母親一手抱着兩隻母雞，一手拉着年幼的弟弟。逃難的人扶老攜幼，在槍炮聲中艱難地穿行。

　　席慶生清楚地記得，走着走着，槍炮聲奇怪地沉寂了下來，他甚至能聽到小鳥清脆的叫聲。那已是午後時分，母子三人走到毛線溝屠宰場附近，來到一片開闊地。隔着一道山脊，逃難的目的地——“重鋼廠”就在眼前了。

　　就在這時，一記刺耳的槍響突然劃破午後寧靜的天空，一顆子彈嗖地一下掠過了席慶生的頭頂，15歲的少年敏銳地臥倒在地。就在他還沒有清醒過來時，第二記槍聲悽厲地響起，就在同一時間，母親“啊——”一聲慘叫，慶生扭頭一看，母親正左手捂住左胸，仰天倒下……

　　席慶生一下子從地上躍起來，撲到母親身上，他拉開母親的手，才看清楚子彈是從左邊乳房部位射入，橫穿整個胸腔，再從右胸穿出，鮮血噴泉般從彈孔處汩汩湧出來，不停地翻冒着血紅的泡沫。少年緊緊抱住母親，不停地叫“媽媽！媽媽”，搖動着她血肉模糊的身體，試圖喚醒已經無知覺的母親。

　　突然，奇蹟出現了。母親竟然甦醒過來，她奮力掙扎，終於仰起了頭，睜大眼睛尋找着，仿佛尋找她另一個孩子。這時的母親已無力說話，只是無聲地向眼前心愛的長子送來最後一瞥。席慶生從這一瞥中讀出了絕望、祈求、憤怒，甚至還有點歉疚——她就要離開了，可五個孩子還太小啊……然後，母親的眼睛一翻，就永遠地閉上了。母親的最後目光，定格成一張永不褪色的底片，從此經常浮現在他的眼前……

　　講到這裡，老席已經淚流滿面，半晌無語。等情緒穩定下來，又點燃一支煙，他才又接着講下去：

　　“這時候，重鋼廠山頭陣地上的12.7毫米高射機槍開始瘋狂地掃射。我突然跳起來，脫掉穿在身上的白汗衫，朝對面山頭揮舞，一邊大聲地喊：別打了！別打了！我們是老百姓，逃難的……”

　　回答他的是一陣更密集的槍聲。他又被迫仆倒地上。子彈密集地從耳邊突突噗噗地射過，飛濺起來的沙土紛紛落在他頭上身上。槍聲歇下來以後，他又跑過去，爬到母親身邊，用撕下來的衣服去堵傷口。他條件反射般地做着徒勞的救護，心中只有一個念頭：不能讓母親再流血了！

　　然而，血仍在不停地往外冒，將田坎四周的青草地染紅。少年絕望地抬起頭望着太陽，他記得，那時的太陽是黑色的，正午的天空和大地也都是黑色的……他撲在母親身上，跟母親一起躺在地上，腦海里一片空白。

　　也不知過了多久，也許只有一會兒，席慶生聽到遠處傳來人聲，仔細聽，是從田坎邊上的民房裡傳出來的：“娃兒，快過來，快過來，這邊來躲。”民房裡躲着的農民目睹了這悲慘的一幕。

　　這喊聲將他拉回到現實中，也讓他有了逃生的意識。他慢慢爬去，爬到一塊辣椒地里找到了躲着的弟弟。弟弟全身發抖，面色蒼白，一看就是恐懼到了極點。他拖着年幼的弟弟，一前一後慢慢爬了二十幾米，終於爬到農民的房門外。他們剛站起來，機槍噠噠噠地又打過來。兩兄弟撲進門，躲在門口石柱子後面。

　　一個多小時後，槍聲才停下來。席慶生拉着弟弟，匍匐穿過兩派交戰的中間地帶，徒步走到了重鋼廠，去尋找他們的父親。在一個三岔路口，他突然看見了父親——父親正帶着手下幾個轉業軍人在理髮店裡——即將參加武鬥的人們，全部要剃成光頭。

　　看到父親，席慶生才哭起來。他告訴了父親剛才所發生的一切。他咬牙切齒地說：“媽媽被你們‘八一五’打死了！”然而，那些和父親站在一起的光頭，眼睛裡沒有一絲一毫的詫異和震驚，只是木然地看着哭訴的少年。老席說，在一剎那間，他只覺得被鋼釺鑽心一般，原本完整的世界轟然坍塌，而仇恨也在這一刻萌生了。

　　在交戰雙方的火力控制下，白天無法搶運屍體，席慶生只能遠遠望着暴屍荒野的母親。在烈日曝曬下的山脊上，母親的白衣衫在綠野中是那麼醒目耀眼……他知道，從此他沒有媽媽了。那個死死攥住他的皮帶不讓他外出參加武鬥的媽媽，再也不會大聲嚷嚷：“慶生，你給我回來！”

　　他一直守到第二天凌晨，才和父親及其“戰友們”一起，趁着天光朦朧，偷偷將母親的屍體抬了下來。在炎炎夏日裡曝曬十幾個小時，已經使母親的屍體腫脹變形。這時父親的“戰友”押來四個“俘虜”，命他們將屍體用福爾馬林清洗，然後用白綢裹上，裝進棺材，用車運到位於沙坪垻公園內的一塊墓地，草草掩埋。

　　慈母雖然掩埋在黃土之下了，但她那血淋淋的影子卻日夜在席慶生眼前晃動。這個15歲的少年似乎在一天中長大了。不久，他又看到了更多的鮮血，更殘酷的死亡，其中最讓他震撼的是發生在他面前的一次對“俘虜”的大屠殺。

1967年重慶的紅衛兵戰報（席慶生供圖）

　　一對“反到底”父子，被“八一五”抓住，五花大綁，眼睛蒙着黑布，帶到一塊空地上。造反派扯下父子眼睛上的黑布，讓他們自己挖坑。挖着挖着，父親突然意識到這個坑就是埋他們爺倆的。他放下鏟子，求饒說：“你們殺我吧，我兒子還小，求求你們放過他！”他兒子和席慶生年齡相當，最多大一兩歲，還不知道自己和父親面臨死亡，只以為是被懲罰勞動，還使勁賣力地挖着。那位父親的話還沒說完，一聲槍響，他哼都沒哼一聲，就栽進尚未挖好的小坑裡，兩隻腳直直向上戳着。接着，又一顆子彈飛過來，兒子也應聲倒在自己挖的坑裡。殺人者拿起父子倆的鏟子，鏟了幾鏟土，遮掩了屍體，揚長而去……

　　席慶生就在離現場不遠的地方，目睹了這一幕。他說，當時他渾身顫抖，胃部痙攣起來。慈母的慘死和這次冷血的屠殺，擊碎了他對那場“大革命”的浪漫幻想和英雄主義迷夢。後來，他知道了殺害母親的是和父親同屬一派的一個“戰友”，剛剛發了槍，他想試試自己的準頭，就隨便找了個目標射擊起來，而這活靶子正好是穿白衣的母子三人。此人姓蘇，當時並沒有受到“八一五”派的懲處，因為他是“自己人”和“戰友”啊。

　　老席於1969年被派去“上山下鄉”接受“再教育”。經過幾年的磨難之後，他終於回到了重慶，在工廠當上了一名卡車司機，還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孩子。生活的磨難和變化似乎並沒有消減他內心的傷痛和仇恨，已經不再是莽撞少年的他，心裡仍抱有巨大的希望，那就是兇手會得到嚴懲，母親的死會有一個公正的結論。

　　“文革”結束後，老席獲知，殺母兇手被追究了，只判了三年徒刑，不久就刑滿釋放了。憤怒的席慶生決定，既然法律不能公正，他自己就要開始復仇了。

　　1978年5月，席慶生終於找到了兇手的線索，知道兇手正在一所醫院裡住院，他就毫不猶豫地着手復仇。他準備了兩套方案：一是到醫院去綁架蘇某，然後用汽車拉到武隆的大山里去，讓汽車和人都墜入懸崖；二是用汽車把他拖在車後，到市中心解放碑去拖死示眾，同時向人們宣布他的罪狀。為此，他先後三次化裝潛入醫院，認準了蘇某所住的病房，經過觀察確定了綁架的最佳時間是中午11點45分，那是醫生護士都去打飯的時間；他還準備了一輛212吉普，以及繩子和匕首，找來一套警服……特別重要的是，他還在行動前和恩愛甚篤的妻子辦了離婚手續。

來源: 南方周末 | 來源日期：2012-04-27 | 責任編輯：左小刀

新頭殼：法高中哲學考題．台網友：感動到想哭

〔《新頭殼》newtalk，2012-06-19，ＴＥＷＡ歐洲新聞，法國報

導〕法國高中會考（Bac, baccalauréat）本周開始，照慣例周一早

上先考共同科目哲學考題（Bac Philo），考生們有四小時作答。法

國全國約有70萬多人應考，今年最年輕考生年僅12歲，最年長者為87歲。法國高中會考1808年由拿破崙創設，當時應考科目中就已包含哲學。

法國高中會考哲學科目目的在於訓練學生思考與論述，並非照本宣科

回答哲學史知識，學生的語文表達能力與論述方式也相當重要。

以下是今年的考題：

◆文學組考題（三選一）

　◇工作能讓我們獲得什麼呢？

　◇所有的信仰是否都與理性處於對立面？（所有的信仰是否都不理

　　性？）

　◇試評論斯賓諾莎（Spinoza）作品《神學政治論》（Traité

　　théologico-politique）片段

◆理組考題（三選一）

　◇如果國家（l'Etat）不存在，我們是否會更自由？

　◇我們是否必須尋求真相（la vérité）？

　◇試評論盧梭作品《愛彌兒》片段

◆經濟組（三選一）

　◇工作的價值是否只在於“有用處”？

　◇自然而生的欲望是否可能存在？

　◇試評論貝克萊（George Berkeley）作品《被動服從》（De

　　l'obéissance passive）片段

許多網友看到法國的哲學考題，都表示很感動，甚至“感動到想

哭”。Maxens Huang表示，每年看法國的高中會考哲學考題，都會感受到法國社會對於某些價值的重視與維護，而那些東西讓我很感動。“我如果是考生，拿到這樣的考題，我會覺得我有被尊重到 :）”

林力上：“題目出得真好。”Yan Er：“很想下一代是法國公民”。

Xiang Sai：“看到法國的考題，就覺得我們的考題有多填鴨，這也

我支持12年國教的原因不改革，不改變，我們的未來毫無希望。”

Jung Wei Hung：“我不相信高中生看完，背背幾篇有公平性的基本

文化教材，裘冉客傳或者師說，我們的語言及漢文化教育會超越古西

哲亞里士多德的深度。我們甚至連自己的原著民文化都不理解了。”

當然，也有比較Kuso的說法，Chang Jene-Howard便說：“關鍵是老師和官員和學生都不想太累的結果……”

輔仁大學哲學系教授沈清楷曾在他的文章《少了一堂課？從法國哲學

課程看台灣人文教育》寫道：“這些考題依學科性質分為文學、科

學、經濟與社會、專業技術四組，每組有三題，其中兩題申論，一題

是文本解釋。法國各個報章雜誌、電視廣播往往大張旗鼓地請來學

者、教師，激情而理性地評論考題或提供解題服務，在社會上掀起一

連串討論。”

沈清楷說，這些題目沒有一定的標準答案，除了比寫作技巧和理性的

論證之外，再來就是競爭年輕心靈的深刻程度。在這段期間，哲學家

的幽靈不斷出沒在報章雜誌上，被引用也被批判。這個時刻，不僅是

對法國青年學子的思想考驗，也刺激着成年人的公民意識，去反思、

質疑當下的處境，企圖尋找存在的最佳出口與可能性。台灣熟悉的沙

特、西蒙波娃、傅柯、德勒茲、德希達、阿宏等法國哲人，在青少年

時期都必須參加這個哲學會考，在他們年輕的歲月中，同樣也不停地

穿梭在哲思的時光隧道中。”

〔原載《新頭殼》2012-06-18；http://newtalk.tw/。提供者：（高

雄市）Babuza〕

BLOOD IS ON THE SQUARE

菲利普—摩根：熱血在廣場上沸騰——a song for the people of china

廖亦武向各位友人推薦一首23年前的一首大屠殺歌曲，帶視頻，老廖認為比國人寫的那些破歌感人。
什麽《血染的風采》？太爛了。
以此獻給李旺陽的在天之靈，以此獻給我在《子彈鴉片》裡寫過的那些六四小人物。
螞蟻也有權利訴說自己的歷史。螞蟻們起來找回自己的尊嚴吧。

一首獻給中國人民的歌

Words and music by：Phillip Morgan

詞曲：菲利普—摩根

A song was heard in China in the city of Beijing

曾經有一首歌迴蕩在中國，在中國的北京

In the spring of 1989,you could hear the people sing

在1989年的春天，人們傳唱這首歌

And it was the song of freedom that was ringing in the square

這是一支自由之歌一支響徹廣場的自由之歌

The world could feel the passion of the people gathered there

整個世界都能感受到那聚集在廣場上的人們的激情

Oh children ,blood is on the square

啊，孩子，熱血在廣場上沸騰

For many nights and days,(people) waiting in the square

多少個日日夜夜，人們守候在廣場

“To build a better country”was the song echoed there

“建立一個更加美好的國家”的歌聲在那裡迴蕩

“For we are China’s children”,we love our nation land

“我們是祖國的孩子”，我們熱愛自己的祖國

“For brotherhood and freedom”,we are joining hand in hand

“為了自由和信念”，我們手拉手走到一起

Oh children ,blood is on the square

啊，孩子，熱血在廣場上沸騰

Then came the People’s army with trucks and tanks and guns

於是開來了人民的軍隊，配備着裝甲車和坦克，攜帶着機槍

The government was frightened of their daughters and their sons

政府膽怯了，在他的兒女面前

But in square was courage and a vision true and fair

但是勇氣和堅持真理與正義的信念占據着廣場

The army of the people would not harm the young ones there

人民的軍隊不應該傷害那些在廣場上的年輕人

Oh children ,blood is on the square

啊，孩子，熱血在廣場上沸騰

On june 3^rdin China in the spring of 1989,an order came from high bove and passed on down to line

六月三日的中國，八九年的春天，上面下達了命令，下達了（不惜一切的）死命令

The soldiers opened fire ,young people bled and died

士兵們開槍了，年輕人流血、死亡

The blood of the thousands on the square that lies can never hide

廣場上數千人的血無法用謊言來遮蓋

For four more days of fury ,the people faced the guns

持續數天的暴行，人民面對着槍口

How many thousands slaughtered when their grisly work was done

究竟多少人遭到屠殺，在他們的罪惡行徑中

They quickly burned the bodies to hide their coward’s shame

他們迅速的燒掉屍體來掩蓋懦夫的恥辱

But blood is thick upon their hands and darkness on their names

但他們抹不掉雙手濃濃的血跡和伴隨着他們名字的罪惡

Oh children ,blood is on the square

啊，孩子，熱血在廣場上沸騰

There are tears that flow in China for her children that are gone

淚水在中國流淌，為了她永別的兒女

There is fear and there is hiding for the killing still goes on

恐懼和遮掩在蔓延，因為屠殺仍在繼續

And the iron hand of terror can buy silence for today

恐怖的鐵腕可以換來一時的沉默

But the blood that lies upon the square can not be washed away

但廣場上留下的血跡卻永遠無法洗刷乾淨

Oh children ,blood is on the square

啊，孩子，熱血在廣場上沸騰

In memory of our beloved brothers and sisters killed at TIANANMEN—SQUARE。

悼念天安門死難的兄弟姐妹們

灰隕石：《這個男人來自地球》觀後

看完《這個男人來自地球》後很茫然，因為被一種前所未有的感覺所擊中，那是一種在所有價值支柱被顛覆之後的精神失落感。哈佛曆史教授約翰在客廳里以自身故事的對白向送別的同事們重新解釋了這個世界，信與不信都將接受將一個玩笑開成無法辯駁事實的殘酷考驗，並在人類的思想世界中烙下所有矛盾的可能。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OhhcRHGQS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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